作者：何予明著 译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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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何予明著；何予明译—北京：中华书局，2019.9
ISBN 978-7-101-13997-6
Ⅰ.家… Ⅱ.何… Ⅲ.①古籍-图书史-中国-明代②文化史-中国-明代 Ⅳ.①G256.1②K248.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49564号
Home and the World： Editing the“Glorious Ming” in Wood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by Yuming He，was first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Cambridge，Massachusetts，USA，in 2013.
Copyright © 2013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Translated and distribu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本书由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于2013 年首次出版。
© 2013版权由哈佛大学校董委员会所有。经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许可翻译和发行。
书 名 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
著 者 何予明
翻 译 者 何予明
责任编辑 侯笑如 吴稼南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9月北京第1版
201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1000毫米 1/16
印张21 1/2 插页2 字数 230千字
印 数 1-3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997-6
定 价 78.00元序
读书、识书，通过书的内容来还原一个已经远逝的世界，这是何予明力作的主题。当我撰写这篇序言时，我不禁想到了书对每一位学者而言所具有的特别地位和价值。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书籍的民族，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书本文化。中国学人对书籍和书文化的传承有着深深的情怀。历史上，不论是君主还是庶民，人们都把书籍放在至高无上的神圣位置。唐宋以降，从朝廷到民间，帝王将相和文人雅士都有识书、考书、鉴书的风气，所以中华文明就有了“有册有典”的美名。然而，传统书学注重的是版本优劣、名家题跋、传藏历史和源流考据。在研究书籍发展史时，也都是围绕这一脉络来进行的。此外，人们还始终如一地对书籍加以甄选，评出优劣，凸显权威和学术正统观。这种做法在清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达到了巅峰。所谓“平庸低劣”的作品被纳入“禁毁”或“存目”之中，打入“冷宫”，不得选用。
然而，从社会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样“精英学术”的做法是有许多瑕疵的。首先，书籍的最大功能是记载和传递信息。在没有媒介和无法用发达工具来记录社会和文化风貌的古代，用文字和图画来记录世界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今天，我们要了解久远的过去只能通过存世文献或古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书籍所包含内容和信息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它们的版本价值。更何况，人们了解历史的角度和欣赏艺术的品味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所谓“优秀”典籍的定义也是相对的，就像欧洲早期的古典绘画艺术充满了宗教和神圣意义的圣经故事题材一样，人们一开始会把单一主题视为圣明，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曾经被人们忽略的主题，如现实生活、自然风景以及人们生活中的点滴事物皆被引入艺术家的视线，出现了现实主义和后现代派画家作品，而后者则更能反映社会和世界的本质。
在书籍史研究中，之前我们较少见到将书的内容与版刻印刷、社会及文化生活研究结合在一起的著作。本书是这方面的一部新作。它从明版图书中不同形态的文本和话语结构来构建一个独特的历史时空，作者不受经典意识的束缚，把一些坊本纳入版本研究和印刷史研究的框架，以求构建出一幅真实的明代社会百态图。简而言之，从明版书中的一些非经典作品来体会、观察明代文人的情怀和他们的心灵世界是本书的独到之处。
中国雕版印刷始于唐宋，到了明代就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昌盛。明朝的商业印刷业非常发达，印刷业普及全国，尤其是新的印刷技术，如套版彩印，这些技术给书籍的制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明版书的质量远远达不到宋本的高度，因为宋元时期出版的书较少，并且宋代刻书人的校勘功夫做得很深；宋代纸张和印刷都很精美，堪称艺术精品，这都是一般的明版书无法与之媲美的。但明代出版的书在数量上和版式多元化方面则大大超过了宋、元两代。更为重要的是明版书内容丰富，它们所能反映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态的广度和深度则是宋、元两代的书籍所远远达不到的。何著主要对非经典类的明书，如坊本、俗本和所谓“庞杂不伦”的书作进行深刻的研究，此类书籍也是最接近生活，最能反映民俗民风，最贴近社会万象的作品，它们同时反映出明人交流和社会变迁的步伐和足迹。何著的研究构建出明代书籍文化的框架。
尽管本书作者提出了一个构建明人社会和书籍文化循环的大题材，但仍然遵循了书史研究的基本途径，即对刻书、版式和校勘方面皆作出了颇为深刻且独到的论述。与传统的书史研究著作相比，《家园与天下》更显得有血有肉、生动活泼、新颖并独具视角。它读起来更像一本文化史，而非传统的文本分析和考据之作。这应当是该书的一大特点和建树。《家园与天下》是一本不依据经典来撰写明代书籍史和描绘书籍文化的独辟蹊径的大作。书中提到的人物既不是赫赫有名的一代鸿儒，也不是留名青史的文化大师，他们只是一些小人物和都市中人。他们的语言和思想代表了芸芸众生。这种不追随精英意识的书籍史研究方法可谓开创了书史研究的先河。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到二十一世纪美国汉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些发展情况。史学家研究小人物，从小人物来看历史、文学批评家研究坊间俗文学、文化研究学者研究社会生活资料、书史学家则研究非经典的版本，这些都反映了二十一世纪美国汉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些深刻变化。《家园与天下》是在这个大学术潮流之中的一颗闪亮的明珠。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独特的境界和学术研究方法。在今天美国的汉学研究界，具有深厚汉学功底的学者并不多，何予明是其中之一。她的这本著作既无装腔作势的空洞理论，也无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时常用的那些故弄玄虚的思维游戏。她对明书的内容、版刻特征、话语体系和那个时代的历史框架做出了缜密分析，下笔之处言之有物，眼光独到。要想做到这一点，没有对中国古籍长期研究和对东西方两大学术话语体系的精确把握是绝对做不到的。
最后谈一点与这本书的内容无关的事。两年前，我向中华书局的总编辑顾青先生推荐了何予明这本书的英文版，我对顾兄说这是美国近年来出版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类书籍中少见的一本好书。顾兄随后就组织中华书局的编辑对这本书进行评审，并很快做出了出版该书中文译本的决定。作为一个在国内极具学术声望的顶级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翻译图书实不多见，于此可见《家园与天下》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地位。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图书馆馆长 周欣平2018年10月30日于加州湾区梅岭山舍绪言
其书摭拾诸史及诸小说而成，颇多疏舛。如占城役属于安南，乃云安南为占城役属，殊不足据，其他叙述，亦太寥寥。[1][清]《四库全书总目》
以上是清代大型解题书目《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对一本内容不可靠、种类不纯粹的名为《异域图志》的明代书籍的题评。显然《总目》认为《异域图志》乏善可陈，而《异域图志》也只在《总目》中存目，未被收入《四库全书》丛书中。《四库全书》的整理是中国历史上一系列对历代典籍进行清点、考评、复制保存的王朝工程中的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四库馆臣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也受到赞誉：“总汇三千年间典籍，[2]持论简而明，修辞淡而雅，人争服之。”对《异域图志》的评价，显示了四库馆臣从其考据、考证出发的版本价值判断，以及馆臣们对一些价值可疑的明书及其体现的明代书文化的态度。对明书编写疏舛、征引不详以及媚俗射利的针砭，在《总目》中不乏其例。流风所及，清代目录学家形成了对明书的普遍不屑，诸如“明人刻书而书亡”“明人不知刻书”等清人感慨，流传至今，仍然是治书史者今天耳熟[3]能详的书史行话。
四库馆臣对明书的不屑，与清人的文化自视和清人学术品格的建立有关，其中所揭示的清代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与其中所揭[4]示的明书特质，实在难说哪个更多一些。郭伯恭即曰：“故四库书[5]乃后人求清代公案之资，非可恃为学术之益也。”比如，在四库全书这个整理古今图书、彰显清代文明的工程中，明代的许多类书成为明显的箭垛，被四库馆臣斥为剽窃腐烂之书。从考证立场出发的馆臣，将这些书斥为“荒谬”“赝讬”“舛谬百出”“庞杂不伦”“猥杂”“攘[6]古自益”等。简言之，这些明代类书编纂者，在十八世纪的四库角度看来，毋宁说是一群文化盗贼（“攘古自益”）。明遗民视满清为以夷变夏的天崩地解，四库馆臣的书史观则反过来视相当一部分的明书为异类或不类，需要甄别排除才能维护图书的良好秩序。但这些类书从明人自身的角度来看，却是最能体现其文化活力的刻本书籍类型之一。或者说，“撮辑”是明书中的一大文化技术。
近年来明代书史研究力图探讨明书自身（特别是商业印本）的价值，不以清代四库官学为唯一价值衡量标准，改变着传统上轻坊本、[7]俗本、庞杂不伦之书的倾向。事实上，如果暂时搁置四库官学对明书不屑之词背后的价值判断，这些不屑之词本身恰恰为我们了解明代书文化提供了有力的线索。比如《总目》中常用来指责一些明书的“稗贩”一词，即为“简而明”之洞见。从词源上来说，“稗”，“谓禾类而别于禾也”（《说文解字》段玉裁注），指的是跟禾类长在一起、形状像禾但损害禾苗生长的草；与之相关的则有“稗官”“稗史”等词语。其中“稗官”指的是采集街谈巷语、搜罗小说的小官；“稗史”则指与正史相对的野史、杂史等。简言之，“稗”指的是似是而非之物、轻杂之文，被用来提醒人们提防那些看似无足轻重，但若以假乱真则会有损视听的东西。“贩”，贩卖、买贱卖贵之意，这里被用来点出明人造书时的商业动机和对各种材料的投机挪用。其实，当《总目》指责某部书体现了“稗贩之学”时，也无意中勾画出了文化贩卒（如书坊主们）在学识构建中的重要作用，提醒我们官学、正统儒学之外[8]的另类学识空间（“稗贩之学”）的存在。
故而尽管本书的目的与清代官学目录学家们不同，旨在尽量还原明书自己的文化世界，但清人的针砭之词却为我们认知明书——文本、图像、书页、卷册——及明代阅读文化提供了方向。遵循“稗贩”一词中的两条线索，我们可以对文化商贩的一些“庞杂不伦”的产品进行重新审视。一条线索是“稗”：给人随意撮辑、自我夸饰、衍生杂糅的印象的明代书文化；另一条线索是“贩”：市场推进下各类版刻图籍的生产、宣传和消费策略。换言之，我们可以将“稗贩”作为检视中国书文化的明代时期的起点，来探讨这一现象背后明书世界的文化潜质。
十六、十七世纪，特别是晚明（约1570年代到1640年代），人口的快速增长、城市化的加速、商业网络的扩展、内外贸易的活跃使得明朝成为全球现代经济萌芽期的一个重要力量。随之而来的人们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变化也使得明人感受到自己身处时代的不同，形成了对自我、王朝及世界的新的认知，商业活动也尤为明显地开始在社会结构和人们的世界观中起主导作用。与此同时，明人跨洲际交流和贸易活动的日渐深广也使得晚明自然地成为学者们探讨中国早期现代性的[9]着眼点。
商业刻书在这一历史时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重塑着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本书在力图将明代雕版印刷推动的书文化放置在大的历史框架中的同时，所讨论的图籍以及刊行者、编纂者、绘图者和刻工集中于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1573—1620）。从明史来看，万历皇帝为明代在位最久的皇帝，主政四十八年，为明代全部统治时期的六分之一，是了解明代的重要时期。对书史来说，万历年间也尤为重要，提供了前瞻后顾的枢纽。
将明代的制书者（或称造书者，包括著、编、述、写、绘、刻者等，其中编又包括集、选、订、纂、校、注、版面设计等）与货郎相比，当然不是清人的发明。王祎（1321—1374）即云：“书之有类，[10]其犹物之有市乎。”
明代郑若庸（1490—1577）花费了二十年，仿《初学记》《艺文类聚》等类书，采集众书而成《类隽》。当时的藏书家、文坛领袖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州，又号弇州山人，“后七子”之[11]一）在为《类隽》所写的序中，也将类书制作与货物贩卖相比：[12]
故夫善类者，犹之乎善货殖者也：当其寡以多之用也。这里王世贞以赞赏的语气，将善编类书与善货殖做了拟比。书史研究对副文本（paratext）极为关注，王世贞的《序》，作为副文本，也的确为我们了解《类隽》的成书过程，乃至当时的士庶文化景观，提供[13]了很多宝贵的细节。这里不耽烦琐，将这篇序言全篇录出：《类隽》序[14]
自汉时学士大夫以经术行能相高，不断断为琐屑之学，即啬夫以利口斥焉。然贰负见表于中山，三觞流迹于洛水，则不克以臆对，而述家所由兴矣。齐梁之君臣，既务为组织雕繢，不能运独至之意，而一时风靡者，大致有二：应制则巧迟败于拙速；征事则伸多胜于屈寡。至博学宏词之科设于唐，而其用益迫矣，故白氏贱之，而其书曰白仆。仆者，役使之也。一曰白襆，若取以襆衣也。然学士大夫往往起田舍，远于金匮石室之藏，壮者役于生，而晚者窘于余，其力不能得之；即得之矣，而东西南北，唯朝夕之是逐。夫惠子之五车纷如，而安能以充后乘也？故夫善类者，犹之乎善货殖者也：当其寡以多之用也。吾友郑山人，年三十余即厌经生业，弃之而杜门为古文辞。吴中号“闤闤诗书”，山人多所假贷，分晷而受之辄成诵。中年而其所为古文辞称于中原，赵康王闻而聘山人，立谈而贤之，曰：“生非所谓‘行秘书’也耶？”趣授传舍，美酒粱肉大飱已，又曰：“生为我成一书，其概若徐坚之《初学记》、欧阳询之《艺文类聚》。”已给笔札，颇出其所藏书，每奏一篇辄称善。会山人北游京师，即少师华亭徐公而语之故，徐公复大贤之，曰：“此吾窃有志焉，而未之逮也。”因谓山人：採而唐以前毋略，略惜其遗也；宋而后毋广，广恶其杂也。宁稗而奇，毋史而庸；宁巷而雅，毋儒而俚。山人拜受教。又二十年而书成，名之曰《类隽》，以所类靡匪隽者。则康王久捐国矣，徐公亦谢首揆归其乡，而山人老开九袠，然尚能不废其业。一旦以属余曰：“吾业谋于赵嗣王，已告成矣。吾子好为一家言，以吾之不得当也。虽然，其谓我何？”余谢不敏，则曰：“子书成而懈，夫豪杰之士以无事殚力于学则不可，然使途之人亦或尽染指焉，以立取而立应，而无腐相如之毫也，则亦唯子之功。”谓康王诚贤王矣。刘孝标作《类苑》，而梁武以人主之重，不能见推诩，顾集诸学士为《华林要略》以高之。康王不爱赵赀与书，以共山人笔札而成山人名。康王诚贤王也。然闻国学汪生，不靳浩费，鸠工登梓，以竟山人之志。则山人之传，籍是大且久矣，讵曰小补之哉！
万历甲戌（1574年）仲冬赐进士出身嘉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提督军务兼抚治郧襄三省地方琅琊王世贞撰王世贞在《序》中依次讲了几个事项：类书的历史及其功用，郑山人（郑若庸）早年生涯，山人际遇赵康王，山人与少师徐阶（1503—1583，官至内阁首辅）的会面，山人书成、延请王世贞写序等，最后以盛赞康王之贤、汪生绣梓之助收束全文。《序》中提到他与郑若庸就写序一事的对话时，这样看待《类隽》的作用：
夫豪杰之士以无事殚力于学则不可。然使途之人亦或尽染指焉，以立取而立应，而无腐相如之毫也，则亦唯子之功。“腐相如之毫”是一个典故。汉朝司马相如赋云：“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见《西京杂记》卷二[15]）后代遂以“腐毫”指行文迟巧，这里简单地指行文迟缓。王世贞话中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他对学与用的区别，以及他对类书之“用”的强调。（其实在序言的开头，王世贞就已经提到类书之“用”：“至博学宏词之科设于唐，而其用益迫矣。”）对王世贞来说，《类隽》不能代替“学”本身（“夫豪杰之士以无事殚力于学则不可”），但却因便于随时翻检，而有应用之奇效：即使是“途之人”（路上的人，[16]众人），拿来便可以用（“立取”），且可以立竿见影（“立应”），现学现卖，让自己的写作变得流畅起来。“立应”一词，见于传统药名，比如“立应散”“立应丸”等，用这个词来描写《类隽》之用，一是指出人们日常写作之苦，如病痛一般；二是突出了《类隽》具有解决人们写作困苦的应急之效。
巧的是，序文中不但提到了“货殖”，而且提到了“稗”。王世贞提到朝中重臣徐阶闻听郑若庸编纂类书之事时，对郑叮嘱道：“宁稗而奇，毋史而庸；宁巷而雅，毋儒而俚。”这样看来，“稗“与“货殖”（即“贩”）在王世贞笔下，皆为褒奖之词，与四库馆臣的语言修辞形成了对照。而《类隽》之所以受到王世贞推介，关键在于其“用”，特别是对大众（“途之人”）有用，也就是普及学识之用。这也是我们在后面几章将要讨论的一些书籍的社会意义所在。同时，王世贞的话也提醒我们，读者需求和消费活动是书史研究中的重要方面。
王序中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个是他对都城作为文化集散地的讲述，另一个是他对市井中的文化权威阶层的称许。关于前者，王曰：“然学士大夫往往起田舍，远于金匮石室之藏，壮者役于生，而晚者窘于余，其力不能得之。”不仅点出“学士大夫往往起田舍”而较难接近文档珍藏的困境，而且同情地说明，学士大夫无论少壮或年高，都因忙于生计，很少有余力去搜求书文。关于后者，王序中树立了郑山人这样一个非正统文人的形象。郑山人是没有通过科举、没有登上仕途之人：“年三十余即厌经生业，弃之而杜门为古文辞。”对这样的人物的文化环境，王序给出了一个精当的名号：“（吴中号）[17]闤闠诗书。”（“闤闠”指街市、市井、民间）。“闤闠诗书”与清人所说“稗贩之学”异曲同工，捕捉的是同一文化现象，只不过一为称许，一为针砭。
其实郑若庸的经历比王序所述更为传奇。沈德符（1578—1642）《万历野获编》载：“吴郡郑山人虚舟名若庸，有隽才。少粗侠，多作犯科事，因斥士籍。避仇中州，赵康王礼之，令荟萃诸书，各分事类，事稍秘者录之。凡二十年而成。名曰《类隽》。王弇州为之序。”[18]这样看来，“闤闠诗书”的世界与明代社会暗潮（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人群、市井恩仇）亦不乏关联。从某种角度说，晚明的逆文化（counter-culture，详见第二章）是“闤闠诗书”隐含的一面。《万历野获编》接着讲述了二十年后又一位吴中布衣学者的传奇故事：
又二十余年，吴中俞山人羡长名安期者，复集唐人类书刻之，名《类函》，李云杜为之序。郑书稍及唐以后，俞书则止于隋末。郑惟缀本事，而俞则旁收诗文。二书俱有功艺苑，亦布衣之豪也。《类隽》全资朱邸，以故易成。《类函》则遍干朋友，以及妓女、方外，靡不捐赀助之，大为时流所厌。若俞雅慕郑书，每谓予以未及见为恨。予时购得，则《类函》已大行矣。郑工填词，所著《绣襦》《玉玦》诸记，及小令大套，俱行于世。俞诗自雄浑，近日词人以幽秀胜之，遂稍稍见诎，名誉以之顿减。[19]沈德符这里没有提到，俞安期其实也得到了王世贞的提携。但沈德符讲述了两位山人书籍事业之间的承续：《类隽》为二十年后的“闤闠诗书”俞安期雅慕；而当沈德符购得郑氏《类隽》之时，也是俞氏《类函》在万历年间“大行”之日，二书在市场上形成应和之势。郑若庸与俞安期同为“布衣之豪”，且俞安期编书时“遍干朋友”，吴中“闤闠诗书”之风似乎更烈。虽然俞安期随着诗文潮流的变迁，声誉忽沉忽浮，但显然也在当时文化环境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卷入俞安期刻书事业的朋友，更非限于一二人，而是一大片（“靡不捐赀助之”），且有“妓女、方外”诸界人士，已经不是王世贞笔下郑若庸所仰赖的王朝精英如赵康王、国学生等，这也让我们看到文化下移过程中热闹多彩的一幕。《类隽》和《类函》的故事，以及王世贞和沈德符的娓娓道来，叙说了晚明文化圈各色人物之间的交织往来、“闤闠诗书”阶层的活跃以及人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新的文化现象的自觉以及讲述的欲望。这也是本书所讨论的明代书籍（这些书籍多多少少都有类编的元素）及其阅读文化的大背景。而这一背景，也与明代思想史的大潮——阳明学（如其圣凡平等观）及其影响（如[20]泰州学派的儒学世俗化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回到王世贞赞赏的《类隽》，《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为“征引太[21]简，叙事多不得首尾，未足以为善本”。“善本”一词，虽各代各家定义不一，但总不外乎“好的本子”的意思，根据的是预设的善劣等级。但彼之砒霜，吾之蜜糖。一些在后世（以及同世）受到诟病、或为官学禁弃的明书，如果用新的镜头来看的话，则为我们提供了明代雕版印刷文化的自身纹理。从考订、精善、学统角度来看草率、拼凑，乃至对文本传续形成了破坏的书籍，在历史上却使一些读者从中享受了不易见的信息、时下的文化风潮和多样的阅读生活；而被认为体现了庸俗的商业主义的图书，有的读者反而很欣赏这些书籍对他们社会需求的及时满足，以及对他们所处文化时刻的及时捕捉。一些明书标题张扬“时尚”“新兴”，正是对读者唯恐在识见、品味上落伍的心理的回应。
传播稗贩之学的许多明代书籍，其实在当时多不乏权威性，且极大地塑造了明人看待自己和他们所处世界的方法。这些书对我们的各种文化二分法[比如“高雅”（highbrow）／“低俗”（lowbrow）]提出了挑战。在明代戏迷和促狭者尤为喜爱的《西厢记》“张生跳墙”一出中，版画家图绘出的张生趴在通往崔莺莺居处花园的墙上，一边是他的功名世界，一边是他热望的莺莺。就像趴在墙上的张生一样，明代两头忙的书籍大行其道：一头是严肃的知识生产和亘古的文明价值，一头是充满游戏精神和机会稍纵即逝的市场魅力。这些图书作为中国文明正大传统的文献价值或许不高，但它们却为我们检视晚明这个历史转型时刻提供了窗口，让我们看到现实中的人们是如何对待那个文明传统以及人们是如何在那个传统中生活的。
本书提到的很多明代图籍所津津乐道的，多不是苦行僧式的学者，而是见过世面的、掌握社会新风尚的都市中人。这些书为读者推出的学识形态，也多将经典与流行元素多样灵活地混搭在一起。将这种两面性用文学形象来比拟的话，就是说《牡丹亭》中的腐儒、塾师陈最良的世界，与《金瓶梅》中的商人、放荡的地方一霸西门庆的世界，在这些书中构成了别样的交织。史传王世贞为《金瓶梅》作者，[22]这个说法（无论是否可信）寓言着儒学与俗学的并行，以及大文士对俗学的倾心。或者说，这个说法点出了明代的一种名士风范，正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说，《金瓶梅》是“嘉靖间大名士手[23]笔”。明代俗书（通俗或日常读物）流行，不仅与市民阶层的兴起有关，也与名士人格的形成和表达有关。
对明代书文化的批评，自明人便有，或者说，明人自己对雕版印刷普及所产生的社会冲击力也是褒贬不一的。我们这里以四库官学为参照点，是因其在中国书史中的巨大影响，不是说明人对明书并不批评；恰恰相反，四库官学中不乏明人观点（特别是精英意识）的回声。[24]四库的古籍题评一直为学界所关注，也激起了争议，四库存目和[25]禁毁书目更是学术思想史的重要课题。在二十世纪末，就是否应[26]该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辩。这场争辩说明，不管我们如何看待、继承或反思清人的明书判断，十八世纪的四库工程对明书、对中国图书的清算，其影响不能说不深远。清人评论的过滤作用，使得一些明人钟爱的书籍，在后世书目记忆中渐渐模糊，甚至没有了踪影。而与这些书籍的流行相对应的读者与书籍之间的相互作用、读者对书籍的使用模式等，也随之在我们的文化视线中变得模糊了。本书的基本方法，就是从这些书籍本身出发，来重新捕捉它们所激发和成全的多样化的阅读、消费生活。书中各章节分别关注一部或一类书籍，并紧随书籍本身提供的线索，追踪书籍使用和其意义产生的过程与机制。也恰好因为这些书籍之间有机的内在关联和互借互用（也就是“辗转稗贩”），使得我们从个案入手，能够营造出一个较具整体性的阅读图景。
换句话说，本书的目的，就是先搁置对明书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价值判断，转而关注这些书籍本身提供给我们的线索，来试图还原它们生产和使用活动的历史语境。配合这一目的，笔者也会特别注意习成文化区隔（比如诗与曲、文本与图画）之间的渗透和关联。其实许多明代的造书者，包括著名的陈洪绶（1599—1651）、余象斗[27][28]（生卒年不详），或声誉稍逊的刘次泉（生卒年不详）、朱鼎[29]臣（生卒年不详），本身就在与书业有关的多个艺术、工匠领域多有建树，包括绘画、刻图、小说编写、音乐、戏曲等。同时，在分析读者行为时，笔者也不以识字率为阅读行为的黄金数据，不仰仗识字与不识字、阅读与非阅读这样的对书籍使用行为的严格区分，而代之以一个宽泛的“识书”（认识、懂得书这个事物）的概念：这个概念一方面涵盖了儒士对古今文本的精审掌握这样的学识，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各种“知道拿到一本书后该怎么办”的见识，而有这种见识的读者未必就有对阅读技能的完全掌握，甚至可能是不识字的（比如绘图本的一些读者）。
这样的考量也是为了将书籍的物质性更好地带入讨论中，来查看一本书的物质特点及其内容是如何互相配合，从而创造出市场和文化号召力的。毕竟，书籍在明代和其他时代，都既是传播“内容”的媒介，也是让人向往拥有的、可以带来社会资本的实物。在对书籍流传史的考量中，与其想象每部书都有其严格设定的读者，或者稳固确定的使用价值，不如检视与其相关的各种可能的使用模式，这其中就包[30]括书籍生产者始料未及的用法，以及人们对书籍的误用和滥用。如果说几近无限的复制的可能性，及伴随这种复制性落入错误之手的风险，是雕版印刷技术的社会冲击力的核心的话，那么明代的雕版印刷文化，其高度驳杂的重印、重编、图文重复使用，也正是中国书史中这些特点被推至极致的时刻，也因而往往导致官学权威及其合法性捍卫者的不舒服。
以“识书”（book conversancy）而非“识字”（literacy）来讨论书史问题，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书籍本身常常邀请读者以超出单纯文本阅读的方式与之互动。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文本与插图的关系中，不识字的读者亦可读图。再比如，一些明书喜用上下分栏的页面来将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内容置于同一页中，而读者与这类书籍的互动，就不仅包括了阅读，还包括了对不同内容及其阅读顺序的选择，以及对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想象等。有些文本类型，如谜语、酒令等，本身就倾向于读者的主动使用而非被动阅读。而说到用书作为识书的一部分，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例子，那就是现在收藏于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一册《三才图会》（1609年刻清黄晟重修本），其书口有一幅精美的西洋画风的彩绘图画（图绪-01），正是前人用书过程留下的痕迹。这些方面都促使我们的思考围绕着读者介入书籍、将书籍挪为己用的多种方式来展开，而不是简单地围绕着对文本内容的阅读是否正确来进行。
对明代“识书”行为的探讨，也勾连着近年欧美印刷史和书史研究中的一些议题。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交流循环”（communications circuit）的概念，以及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对“读者社区”（community of readers）的阐发，都有助于[31]我们想象“识书”行为的方方面面。“交流循环”的概念旨在囊括各种社会经济、法律政治以及思想潮流等影响书籍制作与消费之间的循回往复的因素，其所涉及的物质、非物质活动包括纸张供应、出版商的销售策略等；“读者社区”则特别注意区分各种读者群以及不同的阅读传统机制，关注读者共同体是如何通过共享的、超越社会阶层的阅读经验来构成的。“交流循环”和“读者社区”这些概念都强调意义形成的动态过程。作为分析工具，它们突出了大范围的经济、政治和象征因素对构建、重塑书籍形式和内容以及书籍的解释群体的不断作用；同时，这些概念也表明，正是解释群体（书籍制造者和使用者）对书籍不断进行的编码、解码，赋予了他们的书籍以（新的）意义。西谚说：“魔鬼在细节中。”从细节上研究这些编码、解码的个案，也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文本、一幅图画或一本书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境遇中，在一组或多组读者群中产生作用的。对于辗转稗贩的明书来说，借用、再用、挪为他用是其图文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一个尤为突出的机制，所以造书者和用书者的身份又是叠加的、可以随时转换的。图绪-01 《三才图会》书口彩绘。（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
关于辗转稗贩的明书世界与我们现在的文本或书籍理念的差异，[32]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个稗贩之学的例子——《山海经》。今天提起《山海经》，我们一般想到的会是一本书，而且因为是“经”，所以有一个经过严密校订的本子至关重要。这个“定本”或“精订本”也进而成为记录古代中国信仰和传统地理、物种信息的标准本，具有了权[33]威性的文献价值。但在明代，尽管《山海经》是一部重要的、有权威性的典籍，它却是在各种版本并行、标题各异的情况下流传的。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版本系统，也是极符合“稗贩”特点的版本系统，是当时流行的插图本《山海经》：其中的具体文字与今天的《山海经》定本有出入，其流传更是极大地仰赖于其中的插图，文本反而成为次要的成分。这个系统极为开放，流动性强，在传播中吸纳着新的图画或文字，也会流窜进其他书籍。所以对明代读者来说，《山海经》关涉的是一个更为开放的图画、文本网络，在特定的使用、挪用[34]语境中发生着变化。
近世欧洲人对中国宇宙观和地理观的认识，也需要放在当时《山海经》文本流传的这种物质语境中考察。耶稣会士安文思（1609—1677）曾如此记载中国书籍中的“小人国”：
Siao gin que（小人国音译——笔者注），即居民为矮小之人的王国。其居民是如此之小，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绑在一起，以防被鹰鸢叼
[35]走。小人国居民要把自己绑在一起来防备鹰鸢的细节，在我们今天熟悉的《山海经》中是找不到的。如果我们忘掉明代《山海经》的流播实况，以及它与其他书籍、记录之间的互相渗透，或许会疑惑这是否是安文思的臆造。但实际上明代围绕着《山海经》制作的图籍中对小人国的描画与安文思的描述毫无二致（图绪-02）。《山海经》在明代对大明读者和域外读者来说，都是重要的文化标杆性文献，但它的文化标杆地位，并不意味着一定有一个审慎校订后固定的、卓然独立的本子作[36]为它的权威性的保证。图绪-02 晚明类书《万用正宗不求人》（建阳余文台梓）中的“小人国”（右下角）。
下面再看一个熟悉的例子：诗歌读本《千家诗》。在明代读者手中，《千家诗》是被怎样理解、使用的？明人的《千家诗》世界（图绪-03）与我们对这个读本的文化记忆和定位有什么差别？
图绪-03所示为明代《千家诗》的一个坊刻本。它的一个醒目特点，就是页面的分栏及其透露出的读者与这个读本之间的互动模式。整个页面分为上下两栏，下栏收录主要内容，即《千家诗》的各首诗歌，每首诗歌还附有题解、旁训和总释。上栏被插图以及和诗占据，和诗（和的正是下栏的诗）叫作“新增和韵”，由制书者用“新增”二字点出这是书中新加的部件。图中可见此书全称为《新锲注释旁训和韵千家诗选》，为宋名贤谢叠山（1226—1289，名枋得，字君直，号叠山）所辑，刻印者是福建书市的郑云林（1548—1642，名世容，刻有《三国志演义》等）。唱和是传统诗歌生活的重要方面，明代和唐诗之风盛行，和《千家诗》或亦为和名诗风气的一种延伸。[37]这些和诗为读者提供了次韵唱和的模本，透露出这个本子重在好用，而不只是阅读。不过更引人注意的，可能还是这个本子中的旁训和注释。这些释文无关诗艺技巧，而是集中围绕着道学教谕，对诗歌进行义理阐发，与八股举业形成有机联系。也就是说，《千家诗》是帝国文章大业和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总的来看，这本明代《千家诗》反映出对读者诗歌再创作的指引，以及契合科举需要的关于诗歌性质、功用的理念。
面对这样一本明书，一种处理方法是将它作为概念中的《千家诗》的一个实例，用它来与其他实例中的诗歌文本进行参详校订。这样的方法可以揭示出明代这些诗歌文本及其读法的不同。另一个方法是集中关注它作为书的特点，比如新增的上栏和其他附加内容，为重构明代读者对这本书及其文本的用法打开门径，回答诸如下面的问题：这本《千家诗》对文本的页面安排，对懂得用书之道的读者来说，传达了怎样的一种诗歌观念？比较而言，本书更侧重第二种处理方法，即努力根据明书自身的形制来理解明书中那些突出的或看似附加多余的特点。图绪-03 明代刻本《千家诗》，闽书市郑云林梓行。首页以书题《新锲注释旁训和韵千家诗选》进行自我广告，宣传此书顾及学诗的各个方面，可取代塾师：总释诗歌义理、词句训解以及唱和模式等。此书与图绪-02中的《万用正宗不求人》一样，贩售给读者一种由读书获得的“不求人”的独立性。另，坊本书名多叠床架屋，此为一例。（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
从书籍本身出发，顺藤摸瓜，铺排出书本得以生产、流通、使用的历史实践的网络，一定程度来说，就像是逆向重构一套交织在一起的游戏规则。所以本书第一章干脆就从一本游戏集成《博笑珠玑》来开始我们的明书历程。这本书中搜罗了各式谜语和酒令，在谜令游戏中突出了文本的各种用法及其组合规则，而不孜孜于文本的原意、本义。第一章即力图勾勒出《博笑珠玑》所投射的文本和书籍的标榜和使用空间。我们将会看到，这本看起来粗制滥造的《博笑珠玑》，却在实实在在地传播着一整套经典著作。这套著作不仅与后世的权威著作群不同，具有鲜明的时代（明代）特点，而且推举着一种特定的文化做派，拿各种不同的经典材料来“作法”，从混搭中生出新意，来展现个人对文化的掌握以及语言编码技巧。从《博笑珠玑》中，我们会看到明代读者是如何被激发、如何从古老的文本传统中创造出新的意义的；我们也会看到明代读者对语言艺术和传统知识进行归类和排序的一些特别之处。
谜令文字也出现在明代其他书籍类型中，第二章即讨论其中的一类——戏曲杂书。戏曲杂书喜用三节版，以上栏和下栏收录戏曲选出，以中间极窄的一栏来展示一些奇巧、狎邪或日用文字，比如酒令、谜语、嫖院指南等，比较驳杂。这样的形式与内容的组合方式提出了一些基本的书史问题：这些书籍预设了怎样的读者？这些书为什么、又是如何搜罗这样的内容的？是什么使得这些书成为可能的、可盈利的？
一方面，戏曲杂书的版面设计推动着散漫的、板块式（segmental）的阅读，以之代替单一持续的、线性的阅读，并邀请读者通过自己即兴的阅读顺序和自己的偏好，来获取他们个人化的读书体验。这种板块式阅读给予读者一种实在的“物主身份”（经由个人化的阅读选择使文本成为读者个人的书籍），推助读者养成前后翻看的习惯，使阅读成为把玩，从而将读者置身于一种鉴赏家的玩味情怀和物质体验中。另一方面，戏曲杂书作为雕版印刷种类的社会辨识度，也经由它与人们的表演生活（包括演剧、社交、社会角色的展示等）的各种联系来得到加强。就此而言，三节版在形式上为社会行为（中栏）和剧场文化（上、下栏）的交融打下了印记，应和着当时社会风尚和剧场文化在“自我塑造”中的交叉融合，并帮助构建了个体居家与处世（家园与天下）的虚拟世界。戏曲杂书封面扉页图的视觉修辞，亦强调演剧聚乐的私人性，同时也邀请读者通过阅读代入其中，在这个魅力世界中安适自如。
第三章延续第一章、第二章中出现的共同话题，集中讨论明代雕版印刷品的流通与复制运作：从个案分析（比如对雕版的重复使用、对《西厢记》中“张生跳墙”的不断重现）中，检讨雕版印刷这个手工复制业中的“歧异的诗学”（指广义的诗学，即对创造性、对意义产生过程的理解和发明），来说明对共享母题、对可模仿、可再用材料的传播、变通和挪用，不仅是书业中的经济方便之举，更是一种突出的创造新意义的社会技术。
随着文本和图画被不断地重复采用、重新编绘，如何保持读者的新鲜感成为市场成功的关键。这种辗转稗贩的生产模式使得每一个“在地”（local）文本都关联着一系列相关的文本书籍群，且这种关联不断延伸，持续编织着由多种文类和语体（register）参与的网络。同时，特定母题和场景在一系列文本和视觉资料中的反复出现，也使得它们成为晚明阅读世界的共享“流通物”，并营造出新的符号和象征系统。比如，屏风与厅堂作为宅居体面的表征，也成为对王朝仪式进行图绘的视觉词汇，从而“驯化”了（domesticate，或曰“家常”化了）原本对普通读者遥不可及的空间、人物与景观。
雕版印刷的发展，普及了书籍这个联系个体与天下的纽带，使全国性（且日渐全球化）的文化产品日渐成为个人物品和居家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社会技术（而不只是一种手工业技术），明书的辗转稗贩左右着读者对自我及其世界的想象，帮助读者构建了对自我与天下的新的识见，见证了知识“驯化”（包含通俗化、普及化、个人化、熟悉化等方面）的过程，而其中的流行坊本，更是这种新型知识形态的有力推助者。
雕版印刷的复制模式创造了一系列当时的畅销书和新型权威书籍。第四章即检视这样一部叫作《臝虫录》的刻本书籍。《臝虫录》图录是明代总括海内外“夷人”及“夷国”知识的绘图本，在明代读者中传播了一种视野开放的人类观和世界图景。这部书流播过程中的很多方面都有着典型的明书特点：比如其版面设计，撮辑中对修辞的运用，以及它所传递出的既植根于深厚的传统之中，又反映了知识结构新风尚的知识世界等。这部书在明代还有一个书名，叫作《异域图志》。本篇《绪言》开头引用的《四库全书总目》题评，针对的就是它。明清易代之后，这部书渐被遗忘。但在明代，这部书不仅流行，而且对明代读者对异域的精英和世俗想象都有切实的冲击。
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臝虫录》不断以各种刻本形式重印，在中国和东亚的汉字文化圈中流行，并进入了更广的欧亚文化交流圈。卷入这部绘图本的制作、生产、评论中的人物，来自帝王、藩王、外交使臣、地方官员、儒臣文士、书坊主以及绘工、刻工等不同阶层。在第四章中，我们将追寻这些刊本的生产和流播路线，讨论随之出现的、推动了这部书的传播和影响的不同阅读行为，重现它在晚明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现实意义。而这部书在明王朝以外的流传，也预示着新的全球流通时代的开始，而这个全球流通，当然不仅包括物质交流，也包括文化形态的流通。
如《臝虫录》所示，晚明书文化为汇存、散播新异知识和图画提供了灵便持久的空间。相应地，这些图像和描绘也在重新奇、想象和眼界的时代氛围中成为人们的“收集物”（collectibles），折射着明人的认知模式（解释个人与国家在寰宇中的地位）的波动和力量。这些图册的雕印史表明，当时的图书市场如纸上博物馆一般，将读者自己日常经验中很难接触到的人、物与知识搜罗展示出来，供人们在捧读中一览无余。十六、十七世纪启蒙时代的欧洲贵族、商人和早期自然科学家，热衷于搜集生物标本、历史文物、珍奇古玩等物品，并将其陈列于特定的房间或特制的橱柜中，史称“珍奇之橱”（cabinet of curiosities），成为人们世界意识和文化记忆的缩影。对明代阅读大众来说，《臝虫录》可以说是他们的书本形式的一个“珍奇之橱”。
明书为读者“驯化”外在世界时，也裹挟着读者进入了一种帝国空间，其中既可看到城市大舞台中“苏样”的、见多识广的子弟形象，也有对隆重的外蕃进贡的国家仪式的构想。同时，明代刻印文本也常常以其鲜明的地方性和个性，与帝国秩序之间形成回应或张力。这个时代的流行印本赋予了读者广览世界的感受，为读者提供在文本、图画和书籍的阅读中栖居的物质条件，使读者在日益广博的视界中反观自我，赋予自己的经验以新的意义。
十六、十七世纪大规模雕版印本的生产，使得书籍成为较为普及的士庶居家用品，也驱动、构建了读者相应的阅读习惯、技巧和眼界。我们这里检视的书籍之间，以及相关文本和视像群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间的重叠或借用，坐实了后来清代官学对明书的批评。这些书籍的新颖之处——对没有经验的读者来说，也可能是莫名之处——给当时的读者呈现了一套社会文化意义的编码，而只有通过相应的解读技巧，这些编码的现实意义才可能实现。这些书籍由此激发了读者想象的新模式，为读者提供了展示社会、文化优势的新的方式。书籍既为物质对象，亦为语言、视觉结构的场域。将这些书籍放置于它们在明朝、东亚区域乃至欧亚之间的传播与传承语境中，将有助于解释它们在十六、十七世纪特定时空下是如何成为有意义的文化物品的。简单地说，我们将检视一种新的“识书”文化的兴起，一种读书、用书的技巧。正是这种识书技巧，使得读者能够将盛大的、包揽天下的各种视界据为己有。而本书所讨论的“寻常阅读”之“寻常”，既是指一种日常性和行为常规，更是指雕版印本普及背景下人们社会期待的改变，特别是对日常须知（包括对书籍世界的了解）的不断构建。
故而本书的“家园与天下”，讨论的是明人借助书籍（特别是版刻书籍）所创造的行于天下的知识和文化形态，以及这些文化形态成为家常须知的生产消费过程。换言之，“家园与天下”是明人通过创造自己的阅读生活而将个人、居家生活与天下相连接的技巧。[1] 《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八，史部，地理类。见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版，第678页。本书页底注释均从简标注引文出处，详见第308页“参考文献”。[2] [清]昭梿，何英芳点校《啸亭杂录》，第353页。[3] “明人刻书而书亡”，见陆心源（1834—1894）《仪顾堂题跋》，1.19B（本书对刻本书籍采取“卷数·页数+页面”的标注方式，如“1”指卷一，“19”指第19页，“B”指刷印时页面的左面。下同）。“明人不知刻书”，见叶德辉（1864—1927）《书林清话》，第150页。现当代学者对这些论述的引用，见周采泉为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所作序言等。当代研究者对这些书史行话的重述，未必表示对其全盘接受，但对这些传统说法的有意无意的回顾，却也反映出它们在书目学中根深蒂固的影响。[4] 从晚明到康、雍、乾各方面的文化转变，学者论述颇多，不一一列举。英文著述方面，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的《从理学到朴学》（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从知识建构的话语和机构革新入手，讨论知识常态的根本性变化。盖博坚（Kent Guy）的《四库全书》（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剖析了“四库”工程的复杂过程，特别是帝王、官僚机构和文士势力之间的角力、妥协与平衡。盖氏指出，乾隆皇帝极为着意对前朝帝王的超越，四库编纂也相应地对明书持有偏见。另外，在《帝制中国晚期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f Confucian Ritu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中，周启荣（Kai-wing Chou）也讨论了清代经学研究的新发展和对礼教的推崇，以及其中对新的社会秩序的理解。[5] 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第234页。[6] 见酒井忠夫《明代の日用类书と庶民教育》一文第29—38页对《四库全书总目》中明代类书批评的详尽讨论。[7] 晚清以来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辨误及批评使得“总目学”成为显学，学者们对《总目》的考据之误、官学地位、政治背景以及馆臣之间的思想博弈等均有深入探讨。今有《中国四库学》辑刊，近有何宗美、张晓芝的《〈四库全书总目〉的官学约束与学术缺失》等。同时，近年印刷史、书史领域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其中对明清刻书的商业意义以及对雕版印书的社会影响的分析，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全面、更植根于历史经验的对明清书史的历史描述。中文著作如张秀民著，韩琦增订的《中国印刷史》，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全清分省分县刻书考》，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肖东发、谢水顺、李珽、陈铎、方彦寿等对福建刻书的研究，周心慧对中国版画史的资料搜集、出版与研究，张伯伟、程章灿等域外汉籍、新文献学方面的工作等。近期又有《中国藏书通史》《中国出版通史》《中国阅读通史》相继问世。英文近期明清印刷史、书史著述包括何谷理（Robert Hegel）《阅读帝制中国晚期插图本小说》（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贾晋珠（Lucile Chia）《为利而印》（Printing for Profit）；周启荣（Kai-wing Chow）《近世中国的出版，文化，及权力》（Publishing，Culture，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包筠雅（Cynthia Brokaw）《文化贸易》（Commerce in Culture）；包筠雅、周启荣《帝制中国晚期的印刷与书文化》（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周绍明（Joseph McDermott）《书籍的社会史》（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等。高彦颐（Dorothy Ko）的《闺塾师》（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中有相当部分也涉及十七世纪的印刷文化。对近期明清印刷史、书史研究中的英文著作的评介，则有梅尔清（Tobie Meyer-Fong）《印刷中的世界》（“The Printed World”）；包筠雅《现代之前的中国书史》（“Book History in Premodern China”）。周绍明和彼得·伯克（Peter Burke）编辑的《欧洲与东亚的书籍世界，1450—1850》（The Book Worlds of East Asia and Europe,1450—1850）一书中也有一篇研究著作介绍，题为《东亚与欧洲书史：简目》（“East Asian and European Book History：A Short Bibiographyical Essay”）。对中西书史（book history，或称书籍史）研究的评介，参见张炜《西方书籍史理论与21世纪以来中国的书籍史研究》。[8] 学界对庶民文化、民间学术、都市文化等方面的探讨都从不同的角度勾画出文化、学识在各类公共空间中异于官学和正统之学的鲜活发展。[9] 柯律格（Craig Clunas）在其著作《早期现代中国的图像与视觉性》（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此书有黄晓娟中译本，题为《明代图像与视觉性》）以及《长物》（Superfluous Things）中均用到“早期现代中国”这个概念。在《长物》2004年英文平装本序言中，柯氏特别谈到这一概念的正当性及其修辞效果的问题。“早期现代”作为欧洲史书写中的分期概念，在学者们用于中国研究时，集中于16—17世纪的中国史研究。这一概念以一种全球视角扩展了对“现代”史的理解，对此学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有意将英文著述中的这一概念在本书中稍作译介，故在这里保留了柯律格书题中“早期现代”一词。关于这一概念，参见汪晖《关于“早期现代性”及其他》。[10] 王祎《王忠文集》卷五《敏求录序》。本书以“制书者”或“造书者”称参与到书籍制造过程的任何人，用“制书者”时，更突出其中的抽象劳动。[11] 关于王世贞的领袖地位，《明史》曰：“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炳二十年……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明史》，24：287.7381。[12] 王世贞《类隽序》，见郑若庸《类隽》，第225页。下同。[13] 关于[法]哈·热奈特提出的副文本概念，学者讨论颇多，徐彩雯“将文本转变成书本时的成分均被视为副文本”的译解言简意赅，见《跨越文化藩篱：〈浪漫骑士堂吉柯德〉之副文本变异》。[14] 断断：文渊阁四库本为“齗齗”，意为争辩貌，当是。[15] [晋]葛洪《西京杂记》，第12页。[16] 《荀子》中用“途之人”（“途之人可以为禹”）指众人、普通人。[17] [晋]左思《魏都赋》：“班列肆以兼罗，设闤闠以襟带。”吕向注：“闤闠，市中巷绕市，如衣之襟带然。”见[梁]萧统编《六臣注〈文选〉》，第129页。[18]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第637—638页，《类隽类函》条，下同。[19] “羡长尝以长律一百五十韵投赠王元美，元美为之倾倒。”见[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630页。[20] 参见刘宗贤《试论王阳明心学的圣凡平等观》；蒋国保《儒学的民间化与世俗化》；容肇祖《明代思想史》；杨天石《泰州学派》等。[2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八，第1170页。[22] [清]谢颐序《金瓶梅》时说：“《金瓶梅》一书传为凤州门人之作也，或云即出凤州手。”笑笑生撰，张竹坡批《皐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序》，1A。[23]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第652页。[24] 比如陆容（1436—1497）的《菽园杂记》卷一○即云：“古人书籍，多无印本，皆自钞录。闻《五经》印版，自冯道始。今学者蒙其泽多矣。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古文之象，愈隆于前已。但今士习浮靡，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菽园杂记》，第116页。[25] 参见何龄修、朱宪、赵放编《四库禁毁书研究》，特别是其中收录的王钟翰的《四库禁毁书与清代思想文化普查运动》。[26] 如邓广铭在《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不宜刊行》中，即强调四库考证研究在判断书籍价值中的重要性，建议学者们要严格区分“国宝”类和“国渣”类书籍。关于这场争论，参见邓克因《关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一场争论》，杜泽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成书始末》等。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