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德里亚·巴勒姆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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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不是矮子试读：
前 言
我最近浏览的一本历史书这样写道，布狄卡女王作战时驾驶着卷镰战车（事实并非如此）；基督徒被丢进古罗马圆形大剧场（即罗马斗兽场）的狮群之中遭其啃食（事实也并非如此）。在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制作的《少年智多星》节目中，小朋友们被告知，“据说”沃尔特·雷利爵士从新世界带回了土豆和烟草（雷利从未去过北美洲）。
诸如此类的杜撰已深植于我们每个人的脑海中，尽管“据说”的事情从未发生，它们却成了历史的一部分。本书共列举了人们的70多个谬误，本人力图为读者揭示其真相，借此希望“据说史”被永远遗忘在垃圾桶中。为什么要不断重复错误呢？毕竟，这本来是政客们的事情。安德里亚·巴勒姆—·第1章·—不同寻常的古人维京人的角盔
如今，如果你选择在化装舞会上扮成维京人，那么角盔一定是必不可少的道具。的确，在人们的描述中，北欧神话里的女武神瓦尔基里（Valkyrie）和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女主角布琳希德（Brünnhilde）一直是头戴角盔的。即便在连载漫画《恐怖的夏甲》（Hagar the Horrible）中，维京人夏甲也总是戴着角盔。尽管两角头盔深受人们喜爱，但是人们对角盔所属时代的判断却存在明显的错误。
在《维京人的世界》（The Viking World）一书中，詹姆斯·格雷厄姆-坎贝尔（James Graham-Campbell）明确指出，维京人的头盔“并没有角”。《维京人及其起源》（Vikings and Their Origins）一书的作者克里斯·韦伯斯特（Chris Webster）认为，尽管在一些图画中，维京人都会头戴角盔或翼盔，“但是从未（在现实中）发现此类头盔”。他还补充道，“比较贫穷的武士一般只戴锥形头盔，或者仅仅是一顶皮帽”。《维京人》（The Vikings）一书认为，人们之所以会有这种错误认识，部分是因为“早期古文物研究者对出土文物所属时代的错误判断”，部分是因为“对为奥丁献身的武士的描写比较粗糙”。韦伯斯特认为，在人们的描述中，渡鸦（奥丁之鸟）一般栖于武士的头盔之上，双翼展开，“从左至右围成一个圆圈”。因此，渡鸦的双翼“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头盔的角，特别是从侧面看时，一般是看不出渡鸦的头的”。
不过，在维京时期之前的北欧，角盔确实存在。A. F. 哈丁（A. F. Harding）撰写的《青铜时代的欧洲》（European Societies in the Bronze Age）一书中就收录了一张照片，照片中展示了两顶精致的青铜角盔。这两顶角盔出土于丹麦西兰岛的韦克瑟，现存于哥本哈根的丹麦国家博物馆。角盔的角弯曲而细长，长度是头盔的两倍。这种角盔有可能是仪式上使用的道具。要是每天都要戴照片上的这种角盔，看起来真不是件容易的事。青铜时代结束于公元前1000年，维京时代则始于公元9世纪，这之间相差了近2000年。毫无疑问，在维京人看来，这种角盔已经十分过时了，这显然不是最时髦的打扮。
请记住，下一次别人要你扮成维京人时，你完全没有必要戴上角盔。这样，在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时就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所有角斗士均为男性
角斗士（gladiator）一词的阴性形式为“gladiatrix”。这个词的存在说明历史上是存在女性角斗士的。女性角斗士一般来自上流社会，想要通过这种形式寻求刺激。斯蒂芬·威兹德姆（Stephen Wisdom）在《罗马角斗士：公元前100—公元200年》（Gladiators: 100 BC-AD 200）一书中写道，罗马作家佩特罗尼乌斯·阿尔比特（Petronius Arbiter）就曾提及一位来自元老阶层（统治阶级）的女性，这位女性“以女角斗士的身份参与角斗”。女角斗士并不普遍，其存在只是偶然现象。生于公元1世纪晚期的罗马编年史家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曾撰写《图密善传》（Life of Domitian）一书，在该书中苏维托尼乌斯描述了图密善皇帝举办的“夜间打着火把的剑斗士角斗表演，参赛者不仅有男人，而且还有女人”。罗马讽刺诗人尤维纳利斯（Juvenal）对女性参与角斗这种想法大为震惊。在《讽刺诗六：女性之道》（Satire VI: The Ways of Women）一诗中，尤维纳利斯质疑道，“头戴钢盔，掩盖自己与生俱来的性别，这样一个女人又怎能高贵”。罗马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于一个世纪后撰写了《罗马史》（Roman History）一书，在该书中，狄奥记录了尼禄皇帝（Emperor Nero）举行的一次花费不菲的节日庆典，其中一些女性“或是自愿，或是被迫地以角斗士的身份参与角斗”。狄奥不甚关心此种残暴行径，只是评论道，“任何有点儿理智的人都会哀叹……这种挥霍无度地花钱”。提图斯皇帝（Emperor Titus）举行的节日庆典也不受人待见，“9000只无论是驯养还是野生的动物都惨遭杀戮，而妇女们（不过并不是贵族妇女）也加入了屠杀的队伍”。
威兹德姆表示，大英博物馆收藏了一块刻有两位女角斗士的大理石浮雕。根据浮雕的碑文内容，其中一位女角斗士的艺名为亚马逊（Amazonia）。威兹德姆认为，尽管在竞技场上，角斗士经常被砍得遍体鳞伤，但是“为保护公众感情，公众一般看不到袒胸露乳的女角斗士”。他进一步解释说，根据一些资料，女角斗士一般使用绷带裹胸，后来则穿戴“斯特罗费姆（strophium）”，这是一种缠胸的饰带，相当于罗马时期的运动文胸。
女性一直被禁止参加角斗。《角斗士：电影和历史》（Gladiator: Film and History）一书提到，在公元19年，曾颁布过一项被称为“拉瑞纳斯碑（Tabula Larinas）”的诏书，“只允许年龄小于20且非自由身的女性……自愿……参与角斗竞技”。之所以颁布这样的法令，并不是因为角斗是一项危险的竞技活动，而是人们认为出身高贵的罗马人在竞技场厮杀并不体面。
公元3世纪时，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皇帝（Emperor Septimius Severus）完全禁止了女性参与角斗竞技。根据艾莉森·弗特勒尔（Alison Futrell）在其著作《罗马游戏》（The Roman Games）中的解释，塞维鲁皇帝发现观众们对“出身高贵的女性出言不逊”。观看成百上千的动物和囚犯被屠杀是一回事，但是推测一位出身高贵的女性的啪啪能力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埃及金字塔由奴隶修建而成
埃及金字塔是古代文明的七大奇迹之一，让一代又一代人为之神往。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是第一个提出金字塔是由埃及奴隶修建而成的人。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第二卷）（Histories, Book II）中讲述了奇阿普斯国王（King Cheops，即胡夫法老，Khufu）的故事。奇阿普斯国王是一位生活于公元前26世纪的埃及法老，“他为达成自己的目的，强迫所有的埃及人为他做工”。希罗多德很快补充道，“这些埃及的故事是为了给那些相信这样故事的人来采用的”。他随后继续讲述了奇阿普斯的恶行，比如他让埃及人“分成十万人的大群来工作，每一个大群要在采石场工作三个月”。希罗多德还写道，奇阿普斯寡廉鲜耻，在没有钱继续修金字塔的时候，他竟然出卖自己女儿的身体来索要报酬。但是，在《埃及人》（The Egyptians）一书中，芭芭拉·沃特森（Barbara Watterson）表示希罗多德的描述“无凭无据”。
乔恩·曼希普·怀特（Jon Manchip White）在其《古埃及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in Ancient Egypt）一书中写道，在奇阿普斯的统治时期，“埃及的奴隶制度未成气候，只会偶尔发生，奴隶的数量也不多”，他还补充道，“这些奴隶几乎都是外国俘虏”。自由民出身的埃及人“很少被卖为奴隶；既然修建金字塔的埃及人肯定是自由民，那么他们当中很少……是奴隶”。
大约5个世纪后，公元1世纪的犹太神父和历史学家弗拉维奥·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在其著作《犹太古史》（Antiquities of the Jews）中写道，修建金字塔的不是埃及奴隶，而是希伯来奴隶，“埃及人妒忌希伯来人的富有，因此对希伯来人无甚好感……于是，埃及人就让希伯来人……修建金字塔”。他写道“希伯来人为修建金字塔辛苦劳役了400年”。但是，几个事件所涉及的日期却不甚准确。吉萨金字塔群的修建日期在公元前2000年前，而摩西带领希伯来奴隶逃出埃及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400年。《建筑史》（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一书的作者斯皮罗·科斯托夫（Spiro Kostof）认为“我们不应再把金字塔视为压抑人性的奴隶制度的产物”，因为金字塔是由“主力为技艺娴熟的泥瓦匠和工匠队伍”修建的。沃特森也认为“金字塔上的许多非技术性工作是由农民在洪水季节完成的，因为那时候农民无法耕种田地”。科斯托夫补充道，“尼罗河每年7月底至10月底泛滥，此时大部分人都处于农闲季节，因此大概会征用额外的劳动力来运送石块”。沃特森则解释说，“作为回报，这群人会得到配给的食物。对一个家庭来说，这些额外的粮食很受欢迎”。这样说来，修建金字塔是埃及关心民众福祉、提供就业的一个项目。
米洛斯拉夫·维尔纳（Miroslav Verner）在《金字塔》（The Pyramids）一书中写道，这些工匠们类似于“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工匠协会”。科斯托夫则补充说，“在古代，人们的确会从修建诸如巨石阵……这样的纪念碑……中获得满足感。吉萨金字塔群就是这样的希望之碑。”
还有一种说法是，金字塔建成后其入口便被封死，“奴隶们”被活埋在了金字塔之下，以防止他们走漏陵墓建造的秘密。沃特森认为这一传言源于刻在伊南尼（Ineni）陵墓上的铭文。根据铭文记载的内容显示，拉美西斯九世（Rameses IX）监督修建了图特摩斯一世（Thutmose I）的陵墓，并证实陵墓是在“无人目睹、无人耳闻”的情况下修建起来的。根据沃特森的解释，“修建皇陵的工匠都技艺娴熟，备受尊重，生活中享有诸多特权”，绝不可能被杀死。事实上，在修建哈布城（Medinet Habu）—拉美西斯三世（Rameses III）葬祭殿—的时候，工人们抱怨建筑材料未及时送达，在发现无人处理自己的投诉后，“工人们举行了罢工”，这肯定是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的第一次静坐罢工。罗得岛太阳神铜像横跨入口港两端
位于罗得岛的古希腊港口城市罗得市（Rhodes）曾矗立着一座为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修建的巨大铜像。大约公元前280年，为纪念结束了一次漫长的围攻，雕塑家林多斯的查尔斯（Chares of Lindos）修建了这尊雕像。雕像以青铜制成，内部用石头和铁柱加固。据说，雕像高约70腕尺，相当于32米（105英尺）左右。
在大多数画作中，铜像横跨入口港两端，过往船只从雕像双腿中间经过。这一景象十分壮观—对一不留心在错误时机向上望去的航海者来说尤其如此。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对此类描述深信不疑，因为在其《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一剧中，恺撒如是说道：“嘿，老兄，他像一个巨人似的/跨越这狭隘的世界；我们这些渺小的凡人/一个个在他粗大的腿下行走，四处张望着/替自己找寻奴隶的坟墓。”
怀尔（Wire）和雷耶斯-珀盖奥达凯斯（Reyes-Pergioudakis）在其著作《希腊的灯塔》（The Lighthouses of Greece）一书中说道，“历史学家认为，太阳神双腿横跨海港的姿势只不过是人们的想象罢了，因为雕像并不够高，无法站稳在海港两端的堤道上。实际上，雕像很有可能矗立在如今的圣尼古拉奥斯灯塔（Agios Nikolaos Lighthouse）附近，居高临下，俯瞰整个海港”。怀尔和雷耶斯-珀盖奥达凯斯还补充道，“大多数建筑师和工程师都认为雕像绝对是双腿直立于一个堤道之上的”。
遗憾的是，雕像如今已不复存在了。公元1世纪的历史学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在其著作《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一书中提到了自己看见雕像遗迹时的情景，他写道，“很少有人可以双臂环绕住它的拇指，它的手指比绝大多数雕像还要高，破碎的四肢上有着巨大的裂口”。人们认为，在雕像建成约50年之后，雕像便因强烈地震而倒塌，留下一片瓦砾。可以确定的是，罗得岛当时的居民在感受到第一次地面震动时，就快速飞奔到了山上。基督徒被丢进古罗马圆形大剧场的狮群之中
我最近阅读了一本写给小朋友的课本，上面写道，“在特殊的日子里，人们会聚集到古罗马圆形大剧场，观看精彩的表演”。这本书继续说道，“基督徒、犯人和奴隶会被丢进圆形的剧场，随后放入的狮群会扑噬追杀他们”。著名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其1869年的游记《傻子出国记》（The Innocents Abroad）一书中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在本书中，马克·吐温如是写道，“在角斗士搏斗和其他表演节目之外，他们也常把敌对教派的教徒投入大剧场场内，放进野兽，扑噬他们”。他随后补充道，“据估计，在这里殉教的基督徒，有七万名之多”。
从历史角度来看，尼禄皇帝于公元64年开始对基督徒展开迫害，此时把基督徒丢到大剧场里颇有难度，因为大剧场还尚未建成。公元80年，提图斯皇帝在位时，大剧场才正式开放。这一时期，提图斯皇帝在大剧场上演的是动物屠杀大戏，而迫害基督徒的浪潮已经平息。的确，根据《牛津简明基督教会词典》（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一书，迫害活动虽从未完全消失，但是直到3世纪之前，迫害活动也只是“偶尔发生”并且“无甚作用”。
詹姆斯·S.杰弗斯（James S. Jeffers）在其著作《古希腊罗马文明：历史和背景》（The Greco-Roman World of the New Testament Era）一书中如是写道，“成百上千的罗马基督徒于（尼禄时期的）迫害活动中殉道”，但是“没有一次迫害是在大剧场发生的”。丹尼尔·T.温特布林克（Daniel T. Unterbrink）所写的《加利利人犹大》（Judas the Galilean）也证实“罗马大剧场直到公元69年才开始修建，比（基督徒）开始遭受迫害晚了5年的时间”。他说尼禄的迫害活动是在“宏伟的马克西姆斯竞技场（Circus Maximus）”进行的。
据说，被丢进大剧场狮群之中最有名的基督教殉教士是安条克的圣依纳爵（St Ignatius of Antioch）。但是，《天主教百科全书》（Catholic Encyclopaedia）也承认“证明圣依纳爵在大剧场殉道的证据并不确凿”。该书还指出，一位名叫S. J.德勒哈弗（S. J. Delehave）的神父在进行大量研究后发现，将大剧场列入“基督徒最珍视的纪念胜地”是“毫无历史依据”的。此外，《罗马风潮》（Roman Presences）一书也写道，人们普遍认为“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大剧场是用于迫害基督徒的”。《天主教百科全书》则给出了迫害基督徒这一做法可能开始的时间。据说，16世纪的庇护五世教皇（Pope Pius V）曾“建议想要收藏残片的人群收集大剧场的沙土”，因为庇护五世教皇宣称，大剧场的沙土浸满了殉教士的鲜血。1653年，古文物收藏家费拉文特·马蒂内利（Fioravante Martinelli）在其著作《异教徒的神圣罗马》（Roma ex Ethnica Sacra）一书中引用了“大剧场是基督教殉教最神圣的地方”这一说法。现如今，任何一个敬奉大剧场“圣”土的人大概都得记住，这里的沙土没有什么“神圣”而言：这里的沙土就只是沙土。一根羽毛引起的命案
若盘点历史上有趣离奇的死法，就不得不提公元1世纪的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了。公元54年，时年64岁的克劳狄乌斯皇帝在参加完一场宴会后死亡。人们普遍认为，其死因是由一根羽毛导致的。由于皇帝在宴会上暴饮暴食，其御医不得不用羽毛帮助皇帝催吐。克劳狄乌斯生性好吃。1世纪末期的传记体历史作家苏维托尼乌斯，在其著作《克劳狄乌斯生平》（The Life of Claudius）中描述了克劳狄乌斯在狼吞虎咽之后，就会“平躺下来睡觉，睡觉的时候嘴巴大张”。根据苏维托尼乌斯的描述，用羽毛催吐至少看起来还有几分道理，因为每次克劳狄乌斯在暴食之后，就会平躺下来，然后“别人把一根羽毛塞到他的咽喉里，帮助他吐出吃下的食物”。谢天谢地的是，治疗消化不良的方法后来出现了。附带提一下，罗马人确实有专门用于呕吐的房间。《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ED）在解释“出入通道（vomitorium）”这一词条时就如是说道，“出入通道指的是出入古代圆形竞技场或剧场的通道或通路，以指引观众入座或离座”。也就是说，出入通道是让一大群观众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拥出竞技场或剧场的出口。问题出在理查德·埃伯哈（Richard Eberhart）身上。1965年，他出版了《诗选》（Selected Poems）一书，其中一首诗就理解错了这个词的含义：“天哪，老兄！你的内脏被拉出来了/从现在起，你都可以呕吐在任何地方了。”
苏维托尼乌斯并没有说克劳狄乌斯皇帝因窒息而死，但是却说道“大多数人都认为克劳狄乌斯是被毒死的”。1世纪的罗马编年史家塞涅卡（Seneca）的作品《克劳狄乌斯变南瓜记》（Apocolocyntosis）一书，大概写成于克劳狄乌斯死去的那一年，该书可以说十分生动地描写了克劳狄乌斯死亡时的情景。根据其记录，“只听克劳狄乌斯身后传来更大一声声响”，然后克劳狄乌斯说了几句话，没想到却成了临终遗言。塞涅卡随后引用了这句画面感十足的话：“Va me, puto concacavi me（天，我想我拉了自己一身）.”塞涅卡接着补道，“据我所知，他确实拉了自己一身，他肯定也拉到了其他东西上面”。这样看起来，克劳狄乌斯饱受消化不良之苦。
1世纪晚期的罗马编年史家塔西佗（Tacitus）在其著作《编年史》（The Annals）一书中写道，“当时的作家们都记载说毒药是撒到特别新鲜的蘑菇上的”。但是，塔西佗认为克劳狄乌斯的“一次通便好像已使他摆脱了危险”。羽毛此时再次登场，因为塔西佗认为，既然蘑菇没能将克劳狄乌斯毒死，只好用浸有毒药的羽毛再次投毒。根据他的记录，克劳狄乌斯的妻子阿格里披娜（Agrippina）“已经取得了御医色诺芬（Xenophon）的暗中协助，这时她只好把他又找了来。人们说，当色诺芬假意帮助吃力呕吐着的克劳狄乌斯的时候，他把一支浸有烈性毒药的羽毛放到克劳狄乌斯的喉咙里去”。当代作家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在其作品《克劳狄乌斯神和他的妻子梅萨利纳》（Claudius the God: And His Wife Messalina）中也引用了塔西佗讲述的这一故事。
罗马方面的资料大概都同意克劳狄乌斯不是因为窒息而死，而是因为中毒而死—无论投毒的人用的是羽毛还是蘑菇。但是，《古典世界名人录》（Who's Who in the Classical World）一书的一个条目指出，克劳狄乌斯被毒杀的这一说法“受到了质疑”。V. J. 马米恩（V. J. Marmion）及其研究团队于2002年在《英国皇家药学会期刊》（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上发表《克劳狄乌斯之死》（The Death of Claudius）一文。根据他们的发现，“克劳狄乌斯死时的所有特征均符合由于脑血管疾病而导致的暴毙”。所以，克劳狄乌斯皇帝很有可能是自然死亡的。他其实并没有中毒，这样一来，所有的罗马编年史家都成了一群长舌妇。皈依基督教后，君士坦丁大帝才成为明君
公元3世纪的罗马君主君士坦丁大帝（Emperor Constantine）有幸成为罗马第一个皈依基督教的皇帝。
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在罗马的合法地位，并建立了君士坦丁堡。公元312年，在一次战役前夕，君士坦丁看到了基督神迹，神迹向他许诺，追随这一记号，就能取得胜利。君士坦丁果然赢得了胜利，并从此一往无前。于是，在这之后他突然改信了基督教。《天主教百科全书》一书说道，“君士坦丁为妇女儿童及奴隶做了很多实事，而旧有罗马法律体系对这一群体十分苛刻”。
遗憾的是，君士坦丁似乎对家人却没有这种仁慈宽容的基督精神。323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Licinius）因宗教政策问题发生战斗。当时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共同统治罗马，并且李锡尼还是君士坦丁的妹夫。尽管君士坦丁再三保证确保李锡尼的人身安全，但是几个月后，还是下令让人把他勒死了。
几年后，他又将备受自己喜爱的儿子克里斯普斯（Crispus）秘密谋杀。这似乎是因为克里斯普斯的继母福斯达（Fausta）指控克里斯普斯做出了“不道德的事”，所以君士坦丁就把自己的儿子杀了。不幸的是，这一指控没有事实根据。根据成书于4世纪、作者匿名的《诸恺撒略记》（The Epitome de Cuesaribus）中记载，君士坦丁急于弥补过错，结果又犯下另一个错误，他“把妻子福斯达丢入滚烫的热水中，把她活活烫死了”。
为了保险起见，君士坦丁又把李锡尼的儿子鞭笞至死，而这仅仅是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位奴隶。有些资料则说君士坦丁只是把他流放到非洲，终身为奴。《天主教百科全书》如是评论说：“读完君士坦丁大帝的残暴行径，很难相信同一位皇帝有时还会突然变得温和起来；但是人性本就是充满矛盾的。”此话不假。—·第2章·—真真假假的国王传言亚瑟王的圆桌
位于汉普郡的温切斯特城堡（Winchester Castle）的大厅墙壁上高高挂着一张圆桌，十分宏伟。圆桌上雕刻着亚瑟王和24位骑士的名字。圆桌中央刻有“此乃亚瑟王及其麾下24骑士之圆桌（This is the rownde table of kynge Arthur w[ith] xxiiii of hys namyde knyttes）”的字样。24位骑士的名字分别刻在圆桌边缘，其中加拉哈特（Galahad）和莫德雷德（Mordred）的名字位列亚瑟王画像左右。对一个据说是“6世纪的工艺品”来说，这张圆桌被保存得十分完好。圆桌中央绘有一朵巨大的都铎玫瑰，帮助人们了解圆桌的真正起源。
人们一般认为亚瑟王于公元6世纪在位统治。然而事情的真相是，英国的伟大君主亚瑟王是虚构的。
O. J. 帕德尔（O. J. Padel）在《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一书中指出，“当代没有任何一个记录提到过亚瑟”。至于这一传说是如何起源、在哪里起源的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亚瑟“王”之所以全球闻名是拜蒙茅斯的杰佛里（Geoffrey of Monmouth）所赐。蒙茅斯的杰佛里于12世纪写成《不列颠诸王史》（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一书，在此书第六部中，亚瑟王被描述为“以非凡的勇气赢得极高声誉的著名的国王”，亚瑟王的圆桌也起源于12世纪。圆桌是用于交际的绝佳工具，因为围绕圆桌坐下的骑士是无先后顺序可言的。泽西的韦斯（Wace of Jersey）写了诺曼法语版的“亚瑟王与圆桌”的故事《布吕特传奇》（Le Roman de Brut），在这个故事里，“圆桌”是由“阿蒂斯国王（rois Artus）”设立的。《英语民俗词典》（A Dictionary of English Folklore）的编辑杰奎琳·辛普森（Jacqueline Simpson）与史蒂夫·劳德（Steve Roud）在这本词典中说道，温切斯特城堡的圆桌制于14世纪，有可能是因为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欲于1344年效法亚瑟王重建圆桌骑士。《哈钦森百科全书》（Hutchinson Encyclopedia）认为这张圆桌有可能是“某次比赛的遗留物。从12世纪开始，圆桌成为某种比赛道具，在这个比赛中，各个骑士分别扮演亚瑟王时期的人物”。辛普森和劳德还补充道，1522年，国王亨利八世（King Henry VIII）重新对这张桌子进行了改造，在桌面上绘上都铎玫瑰和以自己为蓝本的亚瑟王肖像。
令人遗憾的是，贤明的亚瑟王及其象征平等的圆桌是不存在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个十分精彩的传说。阻挡潮水的卡纽特国王
在经济学领域，11世纪的卡纽特国王（King Cnut）被认为是一个可笑的人物，因为他曾愚蠢地尝试阻止不可阻挡之事。历史学家、传记作家M. J. 特罗（M. J. Trow）也证实，卡纽特表现出的自欺欺人的“卡纽特综合征（Canute Syndrome）”一般也适用于政客和经济学家。但是，罗伯特·莱西（Robert Lacey）在其著作《英国历史传奇》（Great Tales from History）一书中提到，“历史也会犯错，比如历史上很多人相信卡纽特真的认为自己可以阻挡潮汐这一说法—但是亨廷顿的亨利（Henry of Huntingdon）曾指出，国王的想法恰恰与之相反”。
在其12世纪早期的作品《英国史》（Historia Anglorum）中，编年史家亨廷顿的亨利就将这一行为描述为卡纽特国王“高贵而伟大的行为”之一，并补充说“在卡纽特国王之前，英国无一国王的权威可以与之抗衡”。他说，当卡纽特“登上最高处时，他下令把自己的椅子放在岸边，而此时潮水正朝他涌来”。亨廷顿的亨利没有指明这一行为发生的具体地点，但是《蝴蝶化羽》（Breaking Butterflies）一书提到，“一直以来，苏塞克斯（Sussex）有一项传统活动经常在当时重要的博山姆（Bosham）港举行，皇家贵胄也会光临此地，人们也喜欢从此地乘船出港”。亨廷顿的亨利接着写道，卡纽特向着逼近的潮汐大声说道，“率土之滨均臣服于我，无人能僭越我的君主权位，否则一律论处。我因此命令于你，不可打湿我的王土，不可打湿你的君主的衣物或身体”。但是，“潮去潮来，亘古不变，潮水毫不客气地浸湿了国王的双脚和胫骨”。亨廷顿的亨利说，国王大声喊叫起来，所有溜须拍马的朝臣都听到了他说的话，“让全世界都知道国王的权力一文不值，只有上帝才可称王，只有上帝才可让天、地、海遵守永恒规律”。论证卡纽特国王虔诚的一个说法是，国王“从不在自己的头顶佩戴金冠，而是把金冠置于一幅被钉于十字架上的上帝画像之上，以便一直赞美上帝这位最伟大的君主”。卡纽特向自己的朝臣证明了自己与上帝相比是无权无势的。
仅仅20年后，编年史家、诺曼系英国人杰弗里·盖尔玛（Geoffrey Gaimar）在自己于12世纪中叶成书的《英格兰史》（L'Estoire des Engles）中，将此事发生的地点设置在泰晤士河畔，以完全不同的视角再次讲述了这个故事。在发现“潮水违背自己旨意、蔑视自己指令后”，国王站起来，“潮水向一座教堂涌来，那就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卡纽特举起自己的权杖，向着潮水说道，“退下，从我身边退下，否则我杖打于你”。但是国王仍然被淋湿了。盖尔玛写道，国王“变得十分谦卑”，许诺要去罗马朝圣。
18世纪历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其著作《英国史》（第一卷）（The History of England, Volume I）中采纳了亨廷顿的亨利的说法，对卡纽特的历史做了再一次纠正。休谟写道，卡纽特在众人的“阿谀奉承”中“下令把自己的椅子放在岸边，而此时正在涨潮”。当他被淋湿后，他语气谦卑地向自己的朝臣们说，与“唯一的存在上帝”相比，“世间万物皆无能无力”。卡纽特在其统治时期颇受爱戴。吉姆·布拉德伯里（Jim Bradbury）在《中世纪战争》（Medieval Warfare）一书中认为，“后世扭曲了这个潮水的故事，让卡纽特看起来是一个高傲自大的人”。特罗也有着同样的看法。他还补充说，“在当代，‘卡纽特综合征’一词的用法与亨廷顿的亨利的本意完全相反”。亨廷顿的亨利将卡纽特国王描述为一个“虔诚谦卑”的人，但是这一说法已完全消失了。卡纽特国王一般被描述成一个“愚不可及、狂妄自大的人，自认为自己的能力比上帝还要厉害”。针对盖尔玛对自己虔诚行为的诽谤，也许睿智的卡纽特国王会以哲学的态度笑对……也许他不会。罗伯特·布鲁斯看到蜘蛛结网后受到鼓舞
诺曼·布鲁斯家族（Norman Bruce）通过联姻成为苏格兰王室一员，并于12世纪早期到达苏格兰。1290年，苏格兰王位出现空缺，第六代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the Bruce）宣布登基。但是，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宣布所有苏格兰人为其子民，并将苏格兰王位奖给了约翰·德·巴里奥（John de Balliol）。1306年，第八代罗伯特·布鲁斯最终成为了苏格兰国王。班诺克本之战（Battle of Bannockburn）中，他将英格兰人赶出了苏格兰，并于1328年与英格兰签订《爱丁堡—北安普顿协议》（Treaty of Northampton），宣布苏格兰独立。
在这场战争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罗伯特·布鲁斯在北爱尔兰沿岸的拉斯林岛（Rathlin Island）藏身时—也有人说藏身地点是苏格兰的内赫布里底群岛（Inner Hebrides）的侏罗岛（Jura Island）—他看到一个蜘蛛尝试着结网，虽然屡试屡败，但是蜘蛛并没有放弃，罗伯特·布鲁斯倍受鼓舞，决定自己也要坚守抵抗英格兰人的大业。但是，罗伯特·甘博斯在《蝴蝶化羽》一书中指出，“约翰·巴伯（John Barbour）在14世纪写的《布鲁斯》（The Bruce）一诗中却没有提及这个有名的故事”。1997年时，《布鲁斯》再版。在该诗前言中，A. A. M.邓肯（A. A. M. Duncan）也写道，“18世纪以前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一故事的真实性的”。他说，“这是一个民间故事，因为布鲁斯确实也屡败屡试，所以就把这个故事安在了他的头上”。
这样看来，是19世纪的苏格兰作家沃尔特·司各特爵士让更多人知道了这个张冠李戴的故事。他于1829年至1830年写成了《祖父讲故事：苏格兰史》（Tales of a Grandfather: History of Scotland）一书。他在该书中写道，布鲁斯“在拉斯林岛上一个破败的小屋里”藏身的时候（而不是在洞穴里藏身），他突然注意到一件事。“尽管这件事情是布鲁斯家族的一个传说，但是经过岁月洗礼，这个传说也变得日益真实起来。”司各特写道，彼时布鲁斯“灰心丧气地躺在床上……突然，一只蜘蛛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只蜘蛛正试着“从屋顶的一根横梁摇晃到另一个横梁上”结网，但是先后6次都未能成功。布鲁斯想到自己也“与英格兰及其同盟前后打了6次仗，所以这只不知放弃的蜘蛛所处的境遇与现在的自己一模一样”。布鲁斯决定，“如果这只蜘蛛第7次成功了，他则继续抵抗英格兰人；如果蜘蛛失败，他就放弃抵抗”。蜘蛛第7次时终于结网成功，所以布鲁斯重返战场，继续抵抗英格兰人。司各特还告诉我们，“我经常遇到名为布鲁斯的人，他们对这个故事坚信不疑，甚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把蜘蛛杀死”。《苏格兰》（Scotland）一书的作者马格纳斯·马格努森认为，这个故事“在200年前就第一次出现在道格拉斯家族的历史上”，历史学家和诗人大卫·休谟记载了这件事。休谟在17世纪时撰写的《道格拉斯和安格斯家族史》（History of the House and Race of Douglas and Angus）一书中称，看到蜘蛛结网的人不是布鲁斯，而是布鲁斯的指挥官詹姆斯·道格拉斯（James Douglas），英格兰人称其为“黑面人道格拉斯（Black Douglas）”，苏格兰人则称其为“好心的詹姆斯爵士（Good Sir James）”。故事中的蜘蛛是尝试在一棵树上结网的，它连续试了12次都失败了，直到第13次才成功。注意到整个过程的道格拉斯建议布鲁斯“以这只蜘蛛为榜样，再一次尝试，冒第13次险”。就这样，按照真真正正的好莱坞做法，最佳台词分给了胜利英雄布鲁斯，尽管人们认为最初是布鲁斯的可靠盟友道格拉斯说了这句话。驼背国王理查三世
在1955年上映的电影《理查三世》（King Richard III）中，劳伦斯·奥利弗爵士（Sir Laurence Olivier）扮演理查三世一角。在片中，他如同卡西莫多似的一颠一颠地走路。自此，人们一想到理查三世，就总会想起劳伦斯·奥利弗爵士的表演。这部电影的蓝本是莎士比亚为这位15世纪的君主所写的戏剧《理查三世》。在这部剧作中，莎士比亚如是写道：“我残缺不全，不等我生长成形/便把我抛进这喘息的人间。”人们认为王室珍藏的理查三世的画像绘于1520年（理查三世于35年前死亡）前后。在这幅画像中，理查三世的右肩高出左肩许多，这一形象印证了这一说法。但是，W. 马克·奥姆罗德（W. Mark Ormrod）在《中世纪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Middle Ages）一书中写道，“尽管经莎士比亚之手，人们都认为理查三世是个驼背，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一说法是否准确”。
莎士比亚只是对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后来成为了英国大法官—的话进行了夸大。托马斯·莫尔爵士在其1518年写成的《国王理查三世生平》（History of King Richard III）一书中提到，理查三世“身材矮小，四肢畸形，弓腰驼背，左肩高出右肩许多，一点儿也不面善”。莫尔还补充说，理查三世“恶毒、易怒、善妒”，出生时竟然是“双脚先出生到世上……并且一出生就有了牙齿”。罗伯特·甘博斯在《蝴蝶化羽》一书中认为，莫尔所写作品的蓝本是现存于约克市档案馆的1491年的公民记录。在该记录中，约翰·贝恩托（John Payntour）说理查三世“虚伪伪善、弓腰驼背，死时像狗一样被埋在壕沟里”。但是，罗斯玛丽·霍罗克斯（Rosemary Horrox）为《牛津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所写的一个词条说道，理查三世在博斯沃思原野（Bosworth Field）死去后，他的遗体被葬在莱斯特（Leicester）的圣方济各教堂（the church of the Franciscans）里。15世纪的牧师、古文物研究者约翰·劳斯（John Rous）在《英格兰诸王史》（History of the Kings of England）一书中提到，理查三世“身材矮小，面容较短，双肩不对称，右肩高于左肩”（与莫尔所说的左右肩相反）。劳斯还称—不过可能性不大—理查三世“在母亲的子宫里待了两年，出生时就有了牙齿，肩膀上还长了毛发”。约翰·劳斯曾在一卷羊皮纸上汇编了沃里克伯爵（Earls of Warwick）的插画版家族编年史，这卷编年史被称为劳斯卷轴（Rous Roll），上面绘有理查三世及皇后安妮·内维尔（Queen Anne Neville）的素描。根据这一素描，理查三世及皇后安妮·内维尔是一对容貌讨喜的夫妇。理查三世神色和蔼，双肩同高，右手拿着一把与权杖相似的利剑。（安妮看起来仿佛受到了惊吓一般，但是有可能是因为她的眉毛被画得太高的缘故。）
波利多尔·弗吉尔（Polydore Vergil）在其1534年的作品《英格兰史》（English History）中写道，理查三世“身材矮小，身体畸形”，但是他说理查三世所谓的“驼背”没有那么严重，最多只是“一肩比另一肩高”，尽管可疑的是，他没有说是哪一个肩膀更高。霍罗克斯指出，“看起来，与理查三世同时代的编年史家都认为理查三世身材瘦小，克洛兰（Crowland）的编年史家还说到他面容憔悴……如果理查三世真的有什么身体畸形的话，看起来也只是双肩不同高，一肩略高于另一肩”。菲利普·罗兹（Philip Rhodes）在其1977年发表的论文《论理查三世的身体畸形》（The Physical Deformity of Richard III）中写道，理查三世“双肩不同高，这种情况虽不常见，但是是正常现象”。因为身材矮小，理查三世有可能进行了“强度较大的训练，特别是剑术训练”，因此导致右肩肌肉过度发达；或者他有“轻度的施普伦格尔畸形（Sprengel's deformity），即遗传性的肩胛骨隆起”。《英国历史大词典》（A Dictionary of British History）认为，“人们相信理查三世特别的出生状况，也相信他本人驼背……但这些是编造出来的，以证明他是邪恶之人”。看起来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的，因为艾莉森·韦尔（Alison Weir）在《塔中的王子》（The Princes in the Tower）一书中指出，王室珍藏中驼背的理查三世的画像被涂改过，“20世纪50年代和1973年，人们曾先后使用X光检查这幅画像，结果显示，后来有人涂掉了最初的肩线，加高了理查三世的右肩位置，而且双眼也变小了”。理查三世是英国历史上金雀花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亨利·都铎从他手中夺走了王位，成为了亨利七世（Henry VII），自此之后的所有君主均为亨利·都铎的后裔。理查三世因篡位而成为国王，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莫尔和劳斯在内的都铎时期的政治家都是以谴责的目光对理查三世进行描述。《大英百科全书》也补充说，“很多当代学者认为理查三世具备政治才能，16世纪时，因为政治宣传，他才有了为人邪恶的恶名”。如今，整个历史学界都致力于恢复理查三世的声誉。拒绝离婚，却娶了6位皇后的亨利八世
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于1509年至1547年在位。在其统治阶段，亨利八世先后对自己的几位皇后均不满意，这给他带来一个大问题：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极度反对离婚，罗马天主教会也认为离婚是不神圣的，但是他要如何摆脱婚姻的坟墓呢？答案就是宣布婚姻无效。
因此，《牛津英国历史指南》写道，“技术上讲，亨利八世从未离过婚—他先后宣布了与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和克里维斯的安妮（Anne of Cleves）的婚姻无效”。科林·S. 吉布森（Colin S. Gibson）在《解除婚姻》（Dissolving Wedlock）一书中证实，“亨利八世从未离过婚”，他还说亨利八世除了宣布与阿拉贡的凯瑟琳和克里维斯的安妮的婚姻无效外，还宣布了与安妮·博林的婚姻也是无效的。取消婚姻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与离婚相比，人们认为取消婚姻更“合法”。罗德里克·菲利普斯（Roderick Phillips）在《解开同心结》（Untying the Knot）一书中指出，“尽管人们认为亨利八世风流成性，但是他比人们想象中的更讲究婚姻传统，坚持用宣布婚姻无效的方式来摆脱婚姻”。技术上讲，亨利八世从未离过婚，其中三次婚姻未正式存在过，剩下两次都是妻子先于自己死去。
阿拉贡的凯瑟琳是亨利的第一任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本是亨利八世哥哥亚瑟的妻子，但是两人结婚一年后，亚瑟就去世了。阿拉贡的凯瑟琳转而与亨利成婚，并生了6个孩子（其中2个是男孩），但是只有玛丽活了下来。根据《柯林斯英国历史词典》（Collins Dictionary of British History）一书，亨利想要教皇克勉七世（Pope Clement VII）宣布自己与凯瑟琳20年的婚姻是无效的，但是教皇拒绝了。《都铎时期的英格兰》（Tudor England）一书认为，亨利这么做的一个原因是觉得自己与哥哥的妻子结婚是乱伦行为，因此即便教皇没有同意，亨利还是宣布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姻是无效的。宣布自己婚姻无效的亨利自此与罗马天主教会决裂。他创建了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把自己封为教会的最高元首（Supreme Head），开启了英格兰曲曲折折的新教（Protestantism）发展之路。
亨利随后与第二任妻子安妮·博林“结婚”。安妮·博林生性活泼，但是民望极低。二人结婚不久后，亨利的谋士“发现”安妮在结婚前就订过婚，因此他们的婚姻“于1536年被宣布是无效的”。安妮被指控在还未与亨利八世结为合法夫妻前就与人通奸。亨利八世为保险起见，判处安妮死罪，安妮最后被斩首。（亨利八世显然收买了所有律师。）
亨利立马迎娶了珍·西摩（Jane Seymour）。婚后，珍·西摩终于生出了亨利渴望许久的儿子，即后来的爱德华六世（Edward VI）。12天后，珍·西摩去世。不得不说，珍·西摩懂得如何永葆亨利八世对她的宠爱。珍·西摩死后，亨利八世娶了第四任妻子—克里维斯的安妮。菲利普斯表示，亨利八世与她的婚姻“也被宣布无效”。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次婚姻是唯一一次无效理由充分的婚姻，因为“克里维斯的安妮面貌丑陋，国王在与她圆房时会不举”。如今，夫妻二人未能圆房仍然是婚姻无效的合法理由。
19天后，亨利娶了凯瑟琳·霍华德（Catherine Howard），看起来治好了自己不举的毛病。凯瑟琳·霍华德当时18岁，为人轻浮，曾是克里维斯的安妮的女侍官。但是不到两年，凯瑟琳就被指控与人通奸。凯瑟琳在与亨利结婚之前就订过婚，但是她坚决否认，所以亨利无法解除与她的婚姻。再加上凯瑟琳被指控通奸，亨利别无选择，只好将她斩首。
国会随后通过一项法案，宣布与国王成婚的女性如果不是处女，那么这位女性就犯了不忠之罪。当亨利于1543年迎娶了31岁的凯瑟琳·帕尔（Catherine Parr）后，人人都松了一口气。凯瑟琳·帕尔曾两度守寡，自然不可能是处女。4年后，亨利去世，死时52岁。凯瑟琳·帕尔再度守寡，随后开始了自己的第四次婚姻。
为了帮助学生记住亨利6位妻子的命运，就有了这么一句有名的口诀：离婚，斩首，去世了，离婚，斩首，活下来（divorced, beheaded, died, divorced, beheaded, survived），其实这句话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婚姻无效，斩首（且婚姻无效），去世了，婚姻无效，斩首，活下来。
离婚与婚姻无效之间的区别十分重要，因为亨利八世“拒绝考虑离婚”的做法为之后300年的婚姻模式定了基调。菲利普斯指出，“尽管18世纪有了有限的离婚途径，但是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才正式通过了离婚法案”。—·第3章·—谜团重重的女王和皇后伊丽莎白一世的木头牙齿
这位16世纪的童贞女王（Virgin Queen）因喜好甜食而出名。所以，女王伊丽莎白一世（Queen Elizabeth I）晚年时牙齿几乎全部脱落。
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同时代的德国律师保罗·亨茨纳（Paul Hentzner）就曾说英国人易有蛀牙，因为“他们喜欢吃大量甜食”，艾莉森·普洛登（Alison Plowden）在其著作《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一书中也引用了这一说法。此外，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口腔护理尚未出现。伊丽莎白·詹金斯（Elizabeth Jenkins）在其书《伟大的伊丽莎白女王》（Elizabeth the Great）中写道，“当时人们用一块布擦拭牙齿表面和里面”，她还写道，“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新年礼物有来自荷兰的银黑双色绲边的牙齿清洁布”。
可以说，尽管中年时期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看起来君威凛凛，但却开始饱受龋齿之苦。法国大使安德烈·于贺·德·迈斯（Andre Hurault de Maisse）在其1597年写成的《日记》（Journal）中描述了1596年时，“与之前人们所说女王的牙齿状况相比，此时女王的牙齿很黄，大小不一，左边的牙齿颗数少于右边的牙齿颗数，还掉了许多牙”。据迈斯所说，因为女王牙齿不全，所以“当她说话很快时，人们总是很难理解她的意思”。
口齿不清这个问题还不是最糟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还饱受要命的牙痛之苦。在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人们认为虫子是引发牙痛的原因，同时也是治疗牙痛的药方。托马斯·西尔（Thomas Hill）在其1568年的作品《可赚钱的园艺艺术》（The Profitable Art of Gardening）一书中认为，“燃烧过的迷迭香木粉可以‘美白牙齿，驱逐虫牙’”。莉莎·皮卡德（Liza Picard）在其作品《伊丽莎白的伦敦》（Elizabeth's London）中就引用了这一说法。皮卡德同时也参考了约翰·霍利布什（John Hollybush）在其1561年的作品《家用最佳药剂》（A Most Excellent and Perfect Homish Apothecary）中提出的独特建议，即治疗牙痛“需用刺针将灰色虫子……穿在一起”。
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有一次牙疼了两个月。历史学家、传记作家约翰·斯特莱普（John Strype）在其1701年的作品《约翰·艾尔默的一生及所为》（Life and Acts of the John Aylmer）中就写道，“女王因为牙痛，整夜都无法休息”。女王因为“害怕拔牙的剧痛”而拒绝拔牙。艾尔默主教很有风度地主动请缨，在女王面前让别人拔出自己的一颗牙齿，在看到“拔牙并不痛，而且丝毫不用恐惧”后，女王才同意拔牙。
根据普洛登转引的亨茨纳的描述，女王快60岁的时候，剩余的牙齿颜色“乌黑”。詹姆斯·温布兰特（James Wynbrandt）在其作品《牙科发展艰辛史》（The Excruciating History of Dentistry）中引用了一名目击者的话，这位目击者于1602年见到过女王，那时女王已近70岁，处于统治阶段的末期。这位目击者说女王“仍然……天真欢快，只有牙齿有点儿不好”。从这番话中我们大概看出，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此时仍有着一口很明显的龋齿，而且她绝对没有要求戴上为皇室特制的木制假牙。
假牙直到18世纪假牙固定剂发明后才出现，不过大家戴假牙纯粹是为了个人形象，吃东西的时候就把假牙摘掉了。16世纪时，人们一般把布卷成团，以掩盖齿缝。温布兰特写到的目击者也说，当“女王出席公众场合时……她会把许多精美的布料放入嘴里，不让自己的脸颊塌陷下去”。被卷成一团团的布料被用来堵住牙齿掉后的齿缝，看起来就像是装了木头假牙一般，因此就有了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装了木头牙齿这一谬传。
考虑到一口牙齿的健康，定期前往牙医处检查看起来也不是一个糟糕的选择。驾驶卷镰战车的布狄卡女王
布狄卡（Boadicea）是家喻户晓的公元1世纪的战斗女王。她是英国古时爱西尼（Iceni）部落的女王，爱西尼位于如今的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地区。在罗马统治者霸占部落财产、鞭笞布狄卡并奸污她的两位女儿后，她向罗马统治者宣战。
首先，我们来说说她的名字。安东尼娅·弗雷泽（Antania Fraser）在其著作《女王战士》（The Warrior Queens）一书中写道，公元1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将这位与其同时代的女王的名字翻译为“Boudicca”。但是，弗雷泽认为“塔西佗……把这个名字翻译错了”，正确的拼写应为“Boudica”。有趣的是，弗雷泽指出古威尔士语中有“bouda”一词，词义为“胜利”。这表明“布狄卡女王（Queen Boudica）”和“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两个名字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
托马斯·桑尼克罗夫特（Thomas Thornycroft）曾雕刻名为“布狄卡与其女儿（Boadicea and her Daughters）”的青铜雕像。该雕像于1902年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堤岸竖立起来。只见女王手拿长矛，朝向敌人猛冲过去，十分引人注目。（在这一雕像中，两位女儿在受到凌辱后虽仍赤裸上身，但是却目标坚定，不受影响。）著名考古学家格雷厄姆·韦伯斯特（Graham Webster）在《布狄卡》一书中指出这一雕像中的战车“车身由重金属制成，车轮坚固，即便是由……精神高昂的骏马牵引，也很难在泥地里远行”。他还补充说，“最让公众神往的是固定在车轴上的卷曲的大刀，看起来十分凶猛”。
但是，弗雷泽指出布狄卡乘坐的战车“实际上并没有大刀（或镰刀）固定在车轮上”，并继续说道，“尽管布狄卡女王充满着神秘色彩，这一点却是少数几个毫无疑问的事实”。韦伯斯特认为对布狄卡女王的战车的这一番描述只不过是“浪漫小说中写得十分精彩的一部分”。《凯尔特世界》（The Celtic World）一书的作者米兰达·格林（Miranda Green）指出，“卷镰战车的存在没能消除大众对凯尔特人的误解，反而使得传说代代相传，神秘色彩有增无减”。韦伯斯特认为“人们喜欢这种恐怖色彩，毫无疑问，这种神秘会继续深植大众脑海之中，每每说到英国人和布狄卡，就会出现这一形象”。
桑尼克罗夫特有可能在古代亚洲的卷镰战车上获得了雕刻这一青铜像的灵感。4世纪作家维盖提乌斯（Vegetius）在其作品《兵法简述》（Epitome of Military Science）一书中指出，在1世纪，“叙利亚的安条克国王（King Antiochus of Syria）和本都国的米特里达特国王（Mithridates, King of Pontus）都会在作战时使用卷镰战车”。维盖提乌斯也吐露说，“卷镰战车刚出现时，大家都十分警觉，但是很快这种车就成了笑柄”，因为“在战场上使用这种战车时，罗马人会突然朝战场上投掷蒺藜（一种四角尖尖的武器）”。飞奔之中的战车一遇到蒺藜就被毁掉了，其效果就好比如今警察在恶棍的四轮驱动汽车前抛出的“钉刺”一样。
公元前3世纪的波斯人在对抗亚历山大大帝时也使用了卷镰战车，但是并没有取得更好的效果。瓦尔德马·赫克尔（Waldemar Heckel）在《亚历山大大帝之战》（The Wars of Alexander the Great）一书中说，亚历山大大帝的“标枪手”在遇到卷镰战车时，是不会让自己的双腿被卷镰砍断的，他们会“分开队列，朝驾驶战车的人投掷标枪”。
至于英国古时战车到底长什么样，韦伯斯特说，恺撒就喜欢讲奔驰中的“英国战车”的故事来娱乐自己的部下，而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了解英国战车真正的用法，“战车驾驶者驾驶战车进行训练……因此他们可以在完全控制马匹的情况下，熟练地驾马冲下最陡的陡坡”。这些技艺娴熟的战车驾驶者可以“快速勒马掉头，沿着辕杆奔跑，还可以站在马轭之上，然后驾马飞奔回战车旁”。看起来，1世纪的英国战车驾驶者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的灵活性，而不是花里胡哨的装备。这些装备也许看起来十分威风，但到头来却是毫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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