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别裁(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扬之水

出版社：中华书局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诗经别裁试读：

前言

说起“诗三百”，我们今天总把它看成是“纯文学”，不过当时却不然。后世所说的文学，以及官僚，文人，民间，这些概念那时候都还没有。《论语·先进》中说到的孔门四学，曰德行，曰言语，曰政事，曰文学，此所谓“文学”，包括《诗》，也包括《书》和《易》，大致是指流传于当时的文献典籍而言。而《诗》不仅是美的文辞，而且是美的声乐，故它既是文典，而又可以作为“乐语”，作为“声教”，为时人所诵习。

如此意义之文学，《诗》自然不是出自“里巷歌谣”，《雅》《颂》不是，《风》也不是。《诗》的时代，是封建宗法社会的时代，——这里说到的“封建”，正是它的本来意义。在此意义的封建制下，以社会等级论，可以划分为贵族与非贵族，前者包括大夫与士，后者为庶民与奴隶。以居住地域论，可别作国人与野人，前者包括贵族、工商，后者为庶人。若依社会职能，则又可分别为二，即劳心者（贵族）与劳力者（非贵族），前者的社会职能为政治、军事、文学，后者为农、工、商与各种贱役。若更细论，则贵族中尚有层层等级，非贵族中又有层层等级。比如士，乃武士也，是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他有统驭平民的权利，也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务，其地位则低于大夫，高于庶人，而仍属君子。至于奴隶与庶人，便都属于小人。这是从《左传》《国语》等东周文献中可以得到的认识。若上推至西周，等级的差别当更为严格，那么我们据以考察《诗》所包括的时代，即西周至春秋早期的五百年，也很适合。君子与小人的差别，《诗》中提到也有不少。如《小雅》之《采薇》：“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角弓》：“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此君子与小人对举，前者为贵族，后者则庶人之属。《采薇》中的小人君子，朱熹《诗集传》所以曰即“戍役”与“将帅”；《大东》中的君子与小人，朱子所以曰“在位”与“下民”；《角弓》，范处义《诗补传》因解作“若王果有是善道以动化于上，则小人相与连属于下”。又君子与庶民对举，则前者为劳心者，后者为劳力者。如《小雅·节南山》：“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弗问弗仕，勿罔君子。”如《大雅·卷阿》：“蔼蔼王多吉人，维君子命，媚于庶人。”“媚于庶人”，朱熹解作“顺爱于民也”。至于与“祀”同等重要的“戎”，它的主力原是贵族。在当时盛行的车战中，“小戎”之上的“君子”，几乎没有例外的是贵族。而庶人，于战事中只能做徒兵，充厮役。因此，《诗》中写到的从戎之君子，不会是士以下的庶人。而庶人与奴隶，那时候王可以把他随土田等物一起锡与受命者，他也可以被用来买卖交换，——“五夫”之价与“匹马束丝”等，见于西周金文。至于庶人的生活状况，其水平之低下，条件之恶劣，由现代考古发掘中所见，可以知道得很真切。《风》曰堂曰室，曰著曰闼，庶人无与焉。而代表了当时物质生活最高水平的锦帛，玉器，青铜器，更不属劳力者所有。所谓“礼不下庶人”，或者原因之一即在庶人本不具备履行礼仪的最起码的财力。物质生活极端贫困，又怎么可能有创造精神生活的余裕呢。《风》曰锦衣曰狐裘，曰兕觥曰佩玉，曰车曰马，《召南·采蘩》说到“公侯之宫”、“公侯之事”，《采》说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邶风·泉水》有“出宿”“饮饯”之礼，《卫风·木瓜》有琼琚、琼瑶之类的酬答，固然都不是庶人的生活，而《卫风·考槃》，《陈风·衡门》，《曹风·蜉蝣》，《鄘风·君子偕老》，《郑风·叔于田》，《大叔于田》，《齐风·猗嗟》，《卢令》，《秦风·驷》，等等，《风》诗中的大部，情感意志与精神境界，月旦人物与观察生活的眼光，又何尝属于庶人与奴隶。即便《小雅·黍苗》，曰“我任我辇，我车我牛”，乃庶人所事之贱役也，然而通观全诗情调，却实非贱役者言。何况“劳动”与“劳动者”与“劳动者的歌”原本不是一事。《召南·葛覃》写“劳动”，却不是“劳动者”的生活，《豳风·七月》写“劳动者”的故事，但它并不是“劳动者的歌”。比如陶诗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这是真正的“劳动”了，然而没有人会以为它反映了“劳动者”的生活。说诗者常常喜欢用后世的山歌、民谣与《诗》类比，其实无论创作意图、修辞手段抑或思想境界，二者都远不在一个层次。《诗》原是生长在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为宗法贵族体制所笼罩的社会，《雅》《颂》不论，《风》诗中的大部分作品，从内容到语言，原非可以“里巷歌谣”概之，因此很难用后世的概念，说它是“民间文学”。

然而《诗》的价值，却不在于它是民间作品与否而定其高下，而在于作为当时意义上的文学，它实在是最好。孔子爱《诗》，意或在此。春秋引《诗》断章取义，大约也是由此而发生，这里不仅有“古训是式”的意思，作为美的文辞，它也为时人所喜。如此过程中，《诗》和许多诗句的意义也有了扩展。比如有的好句放在整首诗里，则须服从整首诗的意思，而句意不免受到限制。一旦断章取义，便因为它本身所具有的张力而可以有新的解释，亦即新的意义。折冲樽俎之间，宾主以《诗》代言，——或用《诗》中之事，或用《诗》中之意，或只取切于此际场景的《诗》中之辞，而双方心领神会。如此风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它未必是《诗》之幸，也未必是《诗》之不幸。但总不妨说，《诗》作为原始意义上的文学，是辉煌在断章取义的春秋时代。二

从现存的先秦载籍来看，诗与文是并行发展的。诗的渊源或者应该更早，但却没有确实可信的材料流传下来。前人虽然从先秦文献中网罗钩稽古谣谚、古佚诗，作了不少辑佚的工作，但这些歌、谣的创作年代其实很难确定，因此未免真伪杂糅。何况这里还有一个区别，即诗必有韵，而有韵却未必即诗。或者说，有韵是诗的重要特征，然而却不是它的唯一特征。《书·尧典》曰“诗言志”，《诗大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则有此志与情，方有诗的精神与旨趣。可以说，韵律是诗的形貌，情志方为诗的内质，在谣谚与诗之间，原当有这样一个分界。而先秦时代流传至今的比较可靠的诗歌作品便只有《诗经》和《楚辞》。“诗三百”，都可以入乐，并且可以伴随着舞，《左传》中便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后来代表了南音的《楚辞》，也是如此。以后乐与舞都失传，自然很是可惜，不过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诗非依赖乐舞则不能完成它的美善，那么应该说这样的诗尚不是纯全之诗。诗，乐，舞，可以结合，而且结合之后达于谐美；诗，乐，舞，又可以分离，而且分离之后依然不失其独立之美善，这时候我们才可以说，三者都已臻于成熟。因此，《诗》的旋律虽已随风散入史的苍远，但无论如何它已经有了独立的诗的品质，即文字本身所具有的力和美，并由这样的文字而承载的意志与情感，则作为文学史中的诗，它并没有损失掉很多，只要我们时时记得，它有一个音乐的背景，它曾经是属于“乐语”的诗。《诗》有《风》《雅》《颂》之分。《诗大序》云：“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此说未必能够与诗完全相合，所谓“政有小大”，也未免令人疑惑，但作为一个大略的分别，或者尚有可取之处。当然乐调很可能是划分类别的重要因素，只是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以内容论，大致可以说，《风》多写个人，《雅》《颂》多关国事；《风》更多的是追求理想的人生，《雅》《颂》则重在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即前者是抒写情意，后者是讲道理。抒写情意固然最易引起人心之感动，而道理讲得好，清朗透彻的智思，同样感发志意，令人移情，何况二者之间并没有一个截然的分别。如果说早期记事之文的简洁很大程度是由于书写材料的限制，而并非出于文学的自觉，那么到了《诗》时代，追求凝练便已出自诗心，尤其二《雅》中的政论诗，常常是把诗的意旨锻炼为精粹的格言，这些诗句也果然有着格言式的警世的力量。

诗的创作时代，已经无法一一考订，但仍可有一个粗略的划分，即《周颂》在先，《大雅》次之，《小雅》又次之，《风》则最后。当然各部之间也还有交叉有重叠。三

至两汉，才有诗经学的建立。《诗》有了“经”的名称，大致是在战国晚期。《礼记》有《经解》一篇，所称述的是《诗》《书》《乐》《易》《礼》《春秋》六种，《庄子·天运》也把这六种称作六经。但那时候还没有把“经”字直接加在“诗”下，“诗”与“经”连称作为书名，大概要到南宋。

两汉《诗经》学是包括在两汉经学里的。西汉鲁、齐、韩三家立于学官，东汉毛、郑一派取而代之，《诗》的传播讲授从此便不离政治教化。三家诗既立于学官，它与政治的关系自然是密不可分。或曰三家偏重于作诗之意，毛则多主采诗、编诗之意，而从三家诗所存的部分来看，它以讲故事的方式说诗，似乎更接近春秋战国时代赋诗、引诗的风习，比毛诗近古。因为早已失却全貌，——鲁诗亡于西晋，齐诗亡于北魏，韩诗在唐代也已亡佚，所以不能够知道它的体系，但恐怕未若毛诗全备。毛诗终于存，三家终于废，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毛诗每一首诗的前面都有一个序，《

关雎

平常说“毛传”，即指《毛诗故训传》。《汉书·艺文志》称“《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正是它的本名，以后“故训”作“诂训”，乃是讹误，而积久相沿，成为通行的名称。毛传的作者，最早见载于《汉书·儒林传》，只称毛公，至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才有毛亨、毛苌大小毛公之说，所谓“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以其所传，故名其诗曰‘毛诗’”。若以早的记载为可信，那么把《毛诗故训传》的作者认作毛公似乎更觉可靠。

关于《毛诗故训传》名义，孔颖达《毛诗正义》、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都有阐发，不过仍是以“诂训传”为说，近人齐佩瑢《训诂学概论》中对此作了分辨。汉人训诂之作以称“训故”为多，称“故训”者止毛公一人，而用意原有不同。《诗·大雅·烝民》“古训是式”，毛传：“古，故。训，道。”郑笺：“故训，先王之遗典也。”“故训传”之“故训”，即由此取义。”而所谓“传”，《毛诗正义》以为“传者，传通其义也”，马瑞辰以为是“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伸之”。不过《毛诗故训传》以一个“传”字标明作意，其实乃兼备训诂与传二体。然而由书名透露出来的消息，却表明毛公之初心本在于“传”，即欲藉此建立起一个说诗的体系，最终的成就在训诂，也许他并没有想到。《毛诗故训传》对字义的解释多很准确，也可以说它是最早的一部诗经辞典。如果没有这结实可靠的基础的工作，后人恐怕很难把《诗》读懂。至于配合序说的属于“传”之一体的引申发挥，则可信者少；关于“兴”义的解释，可从者似也不多。

毛传说诗的体系完成于郑玄所作的《毛诗传笺》。三家诗属于所谓“今文经”一派，毛诗属“古文经”一派，郑玄作笺，则在古文经的基础上，兼采今文说，对毛传训诂的部分作了许多补充，对传的部分更多有发挥。有了郑笺的推阐，毛诗才真正定为一尊。至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而对毛诗一系作了全面的整理、补充和研究，成为毛诗的定本。现在我们说到的《诗经》，便是毛诗。四

宋人的思想最活跃，虽然唐人成伯玙作《毛诗指说》已对诗序有异议，但更多的疑古之说是由宋人提出来。罗大经《鹤林玉露》载其友人以《诗》三百五篇篇名连缀成文，作《陈子衿传》，其思颇隽，却是很正经地把《诗经》拿来开玩笑，这当然与《诗经》研究无关，却由此可见一时风气。

朱熹晚年定本《诗集传》，提出了废序的主张，可以算作诗经学史上的革命，不过序中所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实在又开了一条讨论《诗经》的歧途，影响至今。《诗集传》最大的好处是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虽然字义的解释多本毛、郑，而以己意取舍于先儒者，有不少较毛、郑为优。这些特点最适宜教授，于是它由南宋末年起便成为官定的教科书，一直沿用到清。

宋人也还有遵古的一派，却也不很迂腐，范处义的《诗补传》，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严粲的《诗缉》，都以疏解平实见长，严氏且很有一些新见，可取者不少。

毛、郑重新受到特别的重视，要到清代。这是训诂考据的颠峰时代，一时大家、名家迭出，粗计亦无虑数十，其中胡承珙《毛诗后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最为著名，而解决字义中的疑难，又以马氏为长。

毛、郑建立的训诂考据即属于经学的一派，大致解决了后人读《诗》的文字障碍，但《诗》之文心文事，它却很少顾及。于是又有用艺术的眼光对《诗》作赏鉴批评的一派。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如钟嵘的《诗品》。朱熹的《诗集传》也很顾到这一面，而至明代蔚为大宗。清人视六经皆史，明人视六经皆文，《诗经》当然是六经中的上品。孙鑛的《批评诗经》，戴君恩的《读风臆评》，钟惺的《诗经》评点，是全把“经”看作美的文辞，而只在抉发文心上用力。清代牛运震《诗志》，王闿运《湘绮楼诗经评点》，则可以说是这一派的后劲。除评点外，以串解而寓赏鉴批评于其中者尚有不少，明为盛，清则多有继承。

两面都能兼顾者，似以清人钱澄之的《田间诗学》为上，虽然认真说起来仍是稍稍偏重于前者。徐元文为钱著作序，有一段话说得很透彻：“夫读书者惟虚公而无所偏倚，乃有以得其至是至当。朱子之作《诗集传》，其意亦以为敛辑诸儒之说而非一人之独见也，惟其先有诋诃小序之见横于胸臆，故其所援引指摘，时有不能无疑者。后人说《诗》，若先有诋诃《集传》之见横于胸臆，则其所援引指摘不足以服人之心有甚于朱子者矣。我独善夫饮光先生（按钱字饮光）之诗学，非有意于攻《集传》也，凡以求其至是至当而已，于汉、唐、宋以来之说亦不主一人也。无所主，故无所攻矣。无所攻无所主，而后可以有所攻有所主也。其斯为饮光先生之诗学也。”钱著中自己的意见，不属赏鉴批评的一派，而常常能够曲尽物理，体贴人情，颇觉亲切有味，却是最难得的。

学《诗》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是孔子的名言。以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为始，而有了《诗经》的博物学研究，可以算作训诂考据一派的分支罢，这一分支的力量却是不小，著作也多。令人爱读的有陆氏《疏》，宋人罗愿的《尔雅翼》，清人多隆阿的《毛诗多识》。陆《疏》最早，不仅所说多可据，而且极有情趣，文字又可爱。比如“薄言采芑”条：“芑，菜。似苦菜也。茎青白色，摘其叶，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为茹，青州谓之芑。西河雁门芑尤美，土人恋之不出塞。”又如“榛楛济济”条：“楛，其形似荆，而赤茎似蓍，上党人织以为斗筥箱器，又揉以为钗。故上党人调问妇人：欲买赭否？曰灶下自有黄土；问买钗否？曰山中自有楛。”

罗愿《尔雅翼》专意诠解《尔雅》中的动植物，而涉于《诗》者颇多。它的引证，说详也可，说杂也可，总之每一则都可以作故事读，自然于解《诗》之名物也很有助益。

比多隆阿《毛诗多识》更有名的其实是姚柄的《诗识名解》。不过姚氏过于信从圣人之训，只因孔子言及“鸟兽草木”而“虫鱼”从略，他便不谈虫鱼。《毛诗多识》则远较姚著为详，而最好是多言所见所历。比如“熠燿宵行”条，曰：“关左多草少竹，多山少泽，故惟有飞萤。形如叩头虫，大亦如之，黄白色双翼，长与身等，腹近尾下有光，飞如星流，有人两手拍击作声，便止于地。”萤火虫属鞘翅目，这一类昆虫多有“伪死性”，即每逢惊扰，不是走为上计，却是跌落在地佯作死状，多氏则正好把这一细节写得分明，尽管已算是题外话，却总是“多识”之有得。

近人所作，以陆文郁《诗草木今释》为好。陆著把古称今名一一贯通，很是明白晓畅，间或著一闲笔，虽然与《诗》无关，却自婉妙可喜，亦足解颐也。五

五百年间“诗三百”，实在不能算多，但若看它是删选之后的精华，却也不算太少。五百年云和月，尘与土，虽然世有盛衰治乱，但由《诗》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则是一贯。其中有所悲有所喜，有所爱有所恨，也有所信有所望，不过可以说，健全的心智，健全的情感，是贯穿始终的脉搏和灵魂。孔子取《诗》中之句以评《诗》之精神曰“思无邪”，真是最简练也最准确。《诗》中的男女之情，后来朱子多以“淫奔之辞”视之，其实婚姻乃人伦端始，蕃育人口，上古尤其重视，求“男女及时”，本来不违古礼。孔子“思无邪”之评早把它尽括在内，又何劳后人曲为之解。

只是“诗三百”已经是选本，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虽然由“三千”删至“三百”的说法不很可信，乃至“诗三百”究竟是否成于孔子也有异议，但孔子总是作了细致的整理工作，选定的可以说都是永久的诗。而所谓“别裁”，却兼有选与评的两层意思，实在口气太大。其实这本来是出版社老朋友的“命题作文”，但觉一个“别”字之下颇存宽容，既可以尽量表达一己之愿，又不必顾到各方面的平衡，因此虽然胆怯，依然用它作了书名。然而终究心存忐忑，因此不能不在这里更作说明。

请先为“别裁”正名。“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语出杜甫《戏为六绝句》之末首。其言“别”，区别之谓；“裁”，裁而去之也。清人沈德潜作唐诗、明诗、清诗之“别裁系列”，即取义于此。但这里取得一个“别”字来，则只是用“另外”之意，犹区别于“本传”之“别传”，或曰于公共标准之外，“别”存一个自己的标准，说得更明确一点儿，便是“我所喜欢的”。至于“裁”，则连对象也换掉，——于《诗》，如何言“裁”？所“裁”者，古人之《诗》评而已，又以串联其说，而夹进一己之见，此所谓“别裁”，只是借字说话，其实与老杜无干，与“沈前辈”之“别裁”体例不合也。

当然喜欢之下仍然颇有分别。如喜其意，喜其情，喜其叙事，喜欢事与情中的思，又或者事与情中史的分子，也有的只是特别喜欢一首诗中的一句两句。而没有录在这里的，却又不能以“不喜欢”概之，一则因为刚刚完成一本《诗经名物新证》，故凡彼处谈及者，除《七月》一篇之外，此中一律未录。当然不是借此机会为推销作安排，唯一的考虑是避免重复和浪费。二则有不少非常喜欢的诗，在它面前却是格外踌躇。这踌躇的意思，不大好表达，举例说，比如《郑风·萚兮》：“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萚兮萚兮，风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大雅·桑柔》：“民之未戾，职盗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虽曰匪予，既作尔歌。”《桑柔》在说着“既作尔歌”的时候，诗好像是有着裁定是非善恶的判决的力量；而在秋风剪断生意的一片悲凉中，《萚兮》说着“倡予和女”的时候，诗又是联系自然与人生的最为亲切的依凭。对着这样的诗，不免令人怀疑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和理解了诗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否还能够真正领悟诗所要告诉人们的东西。此际又不仅仅是心知其美而口不能言，便是连“知”也是朦胧的。因此我觉得需要为自己留下更多的思索的余地，又因此许多列在最初的一份选目中的诗，最后并没有录在这里。则它虽然题作“诗经别裁”，而“别裁”所含之“选”的意义，它其实是没有的。

说到注释，更是一件大费踌躇的事，总想不出应该注释到怎样的程度为宜，而这“宜”，究竟以谁为标准。后来这标准取了最为近便者，便是本人。以自己的读《诗》经历而言，最初读白文，多半于字义不得其解，于诗意不识其妙，于是想知道古人有什么样的意见，而最早的意见又是什么。如此稍稍涉猎之后，于各异其说的纷纭中才略略有一点儿会心。前面一节说到的几种著述，可以算作自己的一个基本书目罢，虽然实在不足为训，但以己度人，或者彼此的感觉不至于相差太远。因此在注释中便尽量多援古训，如毛传，如郑笺。虽然郑玄解诗常常逊于毛公，但有时也很有可喜。比如《邶风·终风》“寤言不寐，愿言则嚏”，郑笺：“嚏，读当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忧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则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遗语也。”此“古之遗语”，乃至遗语中的一番意思，我们至今也还在用着。而在如此细微处竟也远远的可与诗人相通，岂不赖郑笺之力么。又朱熹的《诗集传》取用也多，正如前述，它有简明通俗之长。而朱子解诗也时有用情处。比如《小雅·隰桑》“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朱熹曰：“言我中心诚爱君子，而既见之，则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之，将使何日而忘之耶。《楚辞》所谓‘思公子兮未敢言’，意盖如此。爱之根于中者深，故发之迟而存之久也。”虽然于诗不必是达诂，却是于人情见得深透，而我们正要以此情此心读《诗》才好。三家之外，各家的意见则“裁”不胜裁，而这本书不是“集解”“集评”的体例，只好大半割爱。当然不见得顺我者取，逆我者弃，不过个人的好恶在其中的确占了分量，乃至于注释的繁与简，也多以己意断之，而这一切似乎都可以在“别裁”之“别”字下求得坦然。总之，古贤已远，衷怀幽渺，本不堪强作解人，更不必说一“亲风雅”，但总可略存一点心向往之的意思罢。

为省便计，书中最常用到的如《毛诗故训传》，《毛诗传笺》，《经典释文》，《毛诗正义》，均省作“毛传”，“郑笺”，“释文”，“孔疏”。又引用前人之说，仅举名姓，不录书名，而在书后附一引用书目，以备检索。谈《诗》的著作，所引之说，均见于原书中的各诗题下，故也不必很烦琐地一一注明卷数了。六

遇安先生曾为这本书的写作提出不少很好的意见，只是那时候先生太忙，因此常常一起“细论文”的是文友止庵君，最后又承惠以长跋。同室砚友么书仪君也每有中肯的意见。若同春秋引《诗》断章之例，那么正该赋《鹿鸣》之首章，意取“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章）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二章）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三章）《关雎》是一首意思很单纯的诗。大概它第一好在音乐，此有孔子的评论为证，《论语·泰伯》：“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乱，便是音乐结束时候的合奏。它第二好在意思。《关雎》不是实写，而是虚拟。戴君恩说：“此诗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便尽了，却翻出未得时一段，写个牢骚忧受的光景；又翻出已得时一段，写个欢欣鼓舞的光景，无非描写‘君子好逑’一句耳。若认做实境，便是梦中说梦。”牛运震说：“辗转反侧，琴瑟钟鼓，都是空中设想，空处传情，解诗者以为实事，失之矣。”都是有得之见。《诗》写男女之情，多用虚拟，即所谓“思之境”，如《汉广》，如《月出》，如《泽陂》，等等，而《关雎》一篇最是恬静温和，而且有首有尾，尤其有一个完满的结局，作为乐歌，它被派作“乱”之用，正是很合适的。

然而不论作为乐还是作为歌，它都不平衍，不单调。贺贻孙曰：“‘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此四句乃诗中波澜，无此四句，则不独全诗平叠直叙无复曲折，抑且音节短促急弦紧调，何以被诸管弦乎。忽于‘窈窕淑女’前后四叠之间插此四句，遂觉满篇悠衍生动矣。”邓翔曰：“得此一折，文势便不平衍，下文‘友之’‘乐之’乃更沉至有味。‘悠哉悠哉’，叠二字句以为句，‘辗转反侧’，合四字句以为句，亦着意结构。文气到此一住，乐调亦到此一歇拍，下章乃再接前腔。”虽然“歇拍”、“前腔”云云，是以后人意揣度古人，但这样的推测并非没有道理。依此说，则《关雎》自然不属即口吟唱之作，而是经由一番思索安排的功夫“作”出来。其实也可以说，“诗三百”，莫不如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毛传：“兴也。”但如何是兴呢，却是一个太大的问题。若把古往今来关于“兴”的论述统统编辑起来，恐怕是篇幅甚巨的一部大书，则何敢轻易来谈。然而既读《诗》，兴的问题就没办法绕开，那么只好敷衍几句最平常的话。所谓“兴”，可以说是引起话题，或者说是由景引起情。这景与情的碰合多半是诗人当下的感悟，它可以是即目，也不妨是浮想；前者是实景，后者则是心象。但它仅仅是引起话题，一旦进入话题，便可以放过一边，因此“兴”中并不含直接的比喻，若然，则即为“比”。至于景与情或曰物与心的关连，即景物所以为感为悟者，当日于诗人虽是直接，但如旁人看则已是微妙，其实即在诗人自己，也未尝不是转瞬即逝难以捕捉；时过境迁，后人就更难找到确定的答案。何况《诗》的创作有前有后，创作在前者，有不少先已成了警句，其中自然包括带着兴义的句子，后作者现成拿过来，又融合了自己的一时之感，则同样的兴，依然可以有不同的含义。但也不妨以我们所能感知者来看。罗大经说：“杜少陵绝句云：‘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或谓此与儿童之属对何以异，余曰不然。上二句见两间莫非生意，下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性。于此而涵泳之，体认之，岂不足以感发吾心之真乐乎。”我们何妨以此心来看《诗》之兴。两间莫非生意，万物莫不适性，这是自然予人的最朴素也是最直接的感悟，因此它很可以成为看待人间事物的一个标准：或万物如此，人事亦然，于是喜悦，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周南·桃夭》），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小雅·鹿鸣》），如此诗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或万物如此，人事不然，于是悲怨，如“雄雉于飞，泄泄其羽”（《邶风·雄雉》），如“习习

谷风

泉水

卷耳

近人说《卷耳》，喜欢把全诗所述分为二事：采卷耳，思妇也；越山陟冈，所怀之人也。若以为这是“话分两头”的手法，也不错，《诗》中正不乏相似的例子，如《魏风·陟岵》。但这样的理解，却出于一个不甚可靠的出发点，即以为妇人思夫，陟冈饮酒，乘马携仆，究竟伤于大义。这样的认识，乃是从后世的情况推测出来，当日的情形则未必。女子有所怀，原不妨饮酒出游，《诗》中也适有本证，如《鄘风·载驰》，如《邶风·泉水》，如《卫风·竹竿》。即便这都是思中之游，而终于“止乎礼义”，那么《卷耳》为什么不可以也是这样的思呢。其实诗起首所言“采采卷耳”，也并非实录，毛传所谓“忧者之兴也”，正是特别揭出这样的意思。《小雅·采绿》中的“终朝采绿，不盈一匊”，《载驰》中的“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召南·草虫》之采蕨、采薇，《王风·采葛》之采葛、采萧、采艾，又何尝是纪实。这一类与人事相关连的“兴”，大约来源于最初的“赋”，即原本是赋写其事，但因某一首诗意思好，于是袭其意者多，此实事便成为具有特定意义的一种象征，而成为引起话题的“兴”。所谓“忧者之兴”，即兴在忧思，不在采集。采集乃是忧思之话题的一个“引言”。

与《竹竿》《泉水》不同，彼思至“驾言出游”便戛然而止，《载驰》《卷耳》则思之更远，于是更曲折，更深切。沈守正曰：“通章采卷耳以下都非实事，所以谓思之变境也。一室之中，无端而采物，忽焉而登高，忽焉而饮酒，忽焉而马病，忽焉而仆痡，俱意中妄成之，旋妄灭之，缭绕纷纭，息之弥以繁，夺之弥以生，光景卒之，念息而叹曰：云何吁矣。可见怀人之思自真，而境之所设皆假也。”此说最近诗情。“嗟我怀人”，乃一篇作意，“云何吁矣”却是全诗精神所在。“女子善怀”，《风》诗尤可见，——郑笺：“善，犹多也；怀，思也。”在《载驰》，它可以算是“知己知彼”之言；就“诗三百”而论，这“夫子自道”，也最是贴切。

樛木

前人解释此篇作意，多半不脱诗序之囿，即“《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但明人何楷却能别具只眼，他说诗乃“南国诸侯归心文王也”。“文王之德远及南方，如樛木之荫下，而凡弱小之国有所依归，如葛藟之得所系也，于是以‘福履’祝之。《书》曰文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正此谓也”（按所引《书》见《武成》篇）。这是把《樛木》放在一个历史背景中来作解释，而对此诗言，若求确解，舍此大约没有更好的办法，何况此诗实牵系着周王室与南国的一段历史，且关涉到“周南”、“召南”这两个名称的一个历史来由。

周室之兴，第一步是征服西方，第二步则是东出，然后是对南土的经营。虽然时或干戈时或玉帛，但总是从克商以后就已经开始。南至江汉，封建诸姬，周之开南国，是一件经历很长久的事。主其事者，便是与周公并为周室股肱的召公。这也是《诗》中常常提到的史实，《大雅·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表述得最为明确。不过何楷把此事上推到文王，似乎过早，对南土的经营，比较可据的是在武王克商以后。王朝盛时开辟的这一片疆土，有通过分封制从天子处“受民受疆土”（大盂鼎铭）而立国的诸侯，有原来的方国首领，因慑于周王朝的政治军事力量而称臣，于是由天子册命而领土一方的诸侯。分封为诸侯者，系出王室，曰周南；册命为诸侯者，因为多出于召公的经营，故命之曰召南。如此，“二南”之称，正好表明了周与南土的这样一种历史关系。“南有樛木，葛藟累之”，毛传曰“兴也”，辅广说：“此诗虽是兴体，然亦兼比意。”其实严格说来，这是“比”的用法。樛木是支撑，葛藟是攀缘，这是大自然中一种相存相依之谐和，因此它可以用来作西周封建之象喻，即比作一种维系家国的力量。葛藟之喻，《诗》中不止一次用到。如《大雅·旱麓》：“莫莫葛藟，施于条枚。岂弟君子，求福不回。”亦取葛藟攀缘延蔓而茂盛之象。然而《王风·葛藟》却说：“绵绵葛藟，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原是依木而生，今却在河之浒、之涘、之漘，则葛藟之生非其地，失其所矣，因此用来比喻“周室道衰，弃其九族”（诗序）。总之，那时候，鸟兽虫鱼山川草木皆可以与人共语，而人对自然的亲切观察中，总是一种感悟生命的智慧。《诗》中的意象固然有所选择，但“形而下”者实可能远多于“形而上”者。密意深情，多半不离寻常日用之间，体物之心未尝不深细，不过总是就自然万物本来之象而言之，这也正是《诗》的质朴处和深厚处。至于努力为自然灌注道德的内核，则全是后人的心思，如同把《樛木》之意解作“后妃逮下”一样的好笑，这时候才真的感觉到《诗》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乐只君子”，是《诗》中习见的颂祷之辞，《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邦家之基”，《采菽》“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都是郑重的祈愿。刘玉汝说：“‘乐只’犹言‘乐哉’。”“‘乐只君子’，称之也；‘福履绥之’，愿之也。称愿即颂祷，《风》《雅》不同。”

此诗三章，每章只换两个字。或曰累、荒、萦，绥、将、成，一意深一意，故每章的换字，实是诗意的递进。但另一种意见认为“诗亦有初浅后深，初缓后急者，然大率后章多是协韵”（吕祖谦）；若《樛木》，则“首章道意已尽，后两章惟换韵耳”（孙鑛），所谓“三章一意，无浅深，无次序，惟易韵以致殷勤再三不能自已之意，盖《诗》之一体，咏歌之妙者也”（刘玉汝）。其实换字以求深化与易韵而致殷勤，乃当日诗人习用的章法，正是相辅而相成。

芣苢

汉广

硕人

不过，即便作“空中语”，《诗》中也没有神奇幻丽之思。《汉广》中的“汉上游女”算是略存飘忽，三家说诗于是衍生出郑交甫遇神女的故事：郑交甫遵彼汉皋，台下遇二女，与言曰：愿请子之佩。二女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回顾二女，亦即亡矣。只是这样一来，便成了完全的神话，虽然此中的幻丽也很美，但离《汉广》则已经很远。

游女虽然不是神女，却是神女一样的可望而不可即。“不可求思”，不是怨恨也不是遗憾，万时华曰“‘不可求’，语意平平，着不得一毫意见，如言欲求之不得，则非诗人言；昔可求而今不然，则非游女”，是也。然而无怨无憾的“不可求思”，却正是诗情起处。戴君恩曰：“此篇正意只‘不可求思’自了，却生出‘汉之广矣’四句来，比拟咏叹，便觉精神百倍，情致无穷。”贺贻孙曰：“楚，薪中之翘翘者，郑笺云‘翘翘者刈之，以喻众女高洁，吾欲取其尤高洁者也’，此解得之。盖汉女惟不可求，此乃我所欲求也，故即以‘之子于归’接之，此时求且不可，安得便言于归，凭空结想，妙甚妙甚。至于愿秣其马，则其悦慕至矣，却不更添一语，但再以汉广、江永反复咏叹，以见其求之之诚且难而已。盖‘汉广’四句乃深情流连之语，非绝望之语也。”“凭空结想”、“深情流连”，所见透彻。江永、汉广，全是为“不可求思”设景，则刈楚、刈蒌，秣马、秣驹，自然也都是为思而设事。“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古诗十九首》之句由《汉广》脱胎，但《汉广》却没有如此之感伤。《诗》有悲愤，有怨怒，有哀愁，却没有感伤。这一微妙的区别，或许正是由时代不同而有的精神气象之异。而《汉广》也不是“今朝两相视，脉脉万重心”的无奈。实在说，这里并没有一个“两相视”，《汉广》没有，《关雎》《东门之池》《泽陂》《月出》，这样的一类诗中，都没有。这里似乎用得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意思，但它却与道德伦理无关，而只是一份热烈、持久、温暖着人生的精神质素。《诗》写男女，最好是这些依依的心怀，它不是一个故事一个结局的光明，而是生命中始终怀藏着的永远的光明。它由男女之思生发出来，却又超越男女之思，虽然不含隐喻，无所谓“美刺”，更非以微言大义为为政者说法，却以其本来具有的深厚，而笼罩了整个儿的人生。

采蘋

祭祀是商周时代的大事，在一个宗法社会里，它的政治意义之重大，这里不必去说。就祭祀的整个儿过程而言，固然肃穆而虔敬，但那气氛，更是亲切的，祭祀的时候所面对的鬼与神，或曰祖先与先祖，其实质朴如人；祖先神，实在也还是生人所扮。祭祀的主要内容，正不妨说，是人与鬼神共饮食，不过与平日相比，饮也，食也，乃格外认真，过程且格外漫长，格外有规矩。《小雅·楚茨》于此叙述最为详细，由末章的“既醉既饱，小大稽首”，正可以见出祭祀之后的宴乐同姓，乃是周人敦睦九族、保持宗族亲和力的一个重要方式。《史记·孔子世家》言“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或者果然有“圣人”的天分，但祭礼中的若干仪注，竟可以扮作儿童游戏，可知这严肃的政治活动中，原本有活泼泼的生活情趣。祭祀对女子来说，似乎更显得重要。《大雅·瞻卬》说“妇无公事，休其蚕织”，《小雅·斯干》说既做女儿，则“无非无仪，惟酒食是议”。“公事”自以祭祀为大，“酒食”当然也推祭祀为要。《礼记·祭统》：“国君取夫人之辞曰：‘请君之玉女与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庙社稷。’”事宗庙，即祭也，可知这是怎样大的一个题目，故女子所能参与的政治活动，最要紧的莫过于祭祀。于是未嫁之前，便先要作这样的预习，即毛传所谓“古之将嫁女者，必先礼之于宗室，牲用鱼，芼之以藻”。《采》之叙事，不假修饰，乃至通篇不用一个形容之词，却是于平浅谐美中写出了烛照女子生命的一点精神之微光。采菜，烹煮，设祭，“事”之平平静静中浮漫着心的快乐和憧憬。“宜其室家”、“宜其家人”，《桃夭》中的一唱三叹，是那一时代对女子一个最低的或者也是最高的要求，读《采》，猜想着女儿自己或者竟也是如此希望着。“谁其尸之，有齐季女”，末了一句轻微的赞叹，是诗中挑起遐思的一笔，本来是开端，却轻轻巧巧作成收束，“叙事”便于此际化为“抒情”。

燕燕

此诗作意，序称：“卫庄姜送归妾也。”郑笺详之曰：“庄姜无子，陈女戴妫生子名完，庄姜以为己子。庄公薨，完立，而州吁杀之，戴妫于是大归，庄姜远送之于野，作诗见己志。”其事见于《左传·隐公三年》和《隐公四年》。不过后来也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如《列女传·母仪》篇曰此为定姜送子妇，王质《诗总闻》认为是国君送女弟适他国，又或曰这是咏薛女事（魏源），又或曰“恐系卫女嫁于南国，而其兄送之之诗”（崔述）。不过这些并不比序说更觉可信，何况末章所咏在如此解释下反倒没有了着落，则不如从序。王士禛曰：“合本事观之，家国兴亡之感，伤逝怀旧之情，尽在阿堵中。《

黍离

击鼓

诗有“本事”。序称：“《击鼓》，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州吁事见《左传·隐公五年》《史记·卫世家》。诗点出人名、地名，与此大致相合，虽然后人考证起来，如姚际恒《诗经通论》，认为其中颇有出入，但这些参差似乎并不影响对诗的理解，因为它意不在讲史，而是在一个史的背景下讲自己的故事，有这么一个“不我以归”的从军背景也就足够，究竟帅军者为谁，征伐对象为谁，既无法确认无误，则不问也可。

欧阳修曰：“自‘爰居’以下三章，王肃以为卫人从军者与其室家诀别之辞，而毛氏无说，郑氏以为军中士伍相约誓之言。今以义考之，当以王肃之说为是。”“云我之是行未有归期，亦未知于何所居处，于何所丧其马，若求我与马，当于林下求之，盖为必败之计也。”严粲云：“钱氏曰：‘自知必死也，不言死，惟言丧马，盖婉辞。’士卒将行，知其必败，与其室家诀别曰：汝在家居处矣，我必死于是行，而丧其马矣。身死则马非我所有，唐人诗所谓‘去时鞍马别人骑’也。汝若求我，其于林下乎。言死于林下也。”吕祖谦则引曾巩说：“非独‘爰居爰处’以下三章为从军者诀别之辞，一篇之意皆如此。”似以曾说为更切。姜炳璋曰：“前二章与家人诀别而叙其故也；三章诀别而预欲收其尸也；末二章一反一正，诀别沉痛之辞也。”“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篇最动人处。“说”，毛传“数也”，马其昶曰：“数，计也，谓预有成计，犹言有成约也。”“契阔”，各家的解释则颇不一致，《管锥编》中有集说。后世诗文用“契阔”一词，取义也很不相同，即便一人之作也是如此。杜甫“白首甘契阔”，用辛苦意也；而“如今契阔深”，却又作亲近解。不过此诗之“契阔”，似仍以解作一字一义为好。契训合，阔训离，“阔谓阔别，从军不复有生还之望也”（徐璈），故末章专就一“阔”字为说。“死生契阔”，一字一义，促其节也；“于嗟阔兮”，四字一义，迟其声也。汉乐府“念与君离别，气结不能言。各各重自爱，道远归还难”，正是此诗情景，然而诗之沉著厚实，彼不能到也。唐诗此类题材颇多名篇，如陈陶《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起两句境象阔大，后两句则用巧思写出深深的哀悯。说《诗》者常常喜欢列举此诗，云末二句“即‘不我信’意”。然而《陇西行》乃作局外人言，总觉得是哀悯之意写得好。而《击鼓》则是切身之恸，“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缱绻叮咛，虽只在平易处著本色语，却字字惊心。其实这一篇诀别辞，又何止于悲怨中的儿女之情，更是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死生之际，于生的至深之依恋，可以说，这是不为一时一事所限的人生之悲慨罢。

雄雉

君子于役

繁钦的《远戍劝戒诗》可与此诗末章作一对比：“肃将王事，集此扬土。凡我同盟，既文既武。郁郁桓桓，有规有距。务在和光，同尘共垢。各竟其心，为国蕃辅。暗暗行行，非法不语。可否相济，阙则云补。”名副其实一篇劝戒辞。反观《雄雉》，则劝戒而实非劝戒也，不必说闺阁口吻，只认得它在在关情，便觉得《诗》之为诗，真的是好。谷风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一章） 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不远伊迩，薄送我畿。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昏，如兄如弟。（二章） 泾以渭浊，湜湜其沚。宴尔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三章）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四章） 不我能慉，反以我为仇。既阻我德，贾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尔颠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五章）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尔新昏，以我御穷。有洸有溃，既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来塈。（六章）《谷风》一篇题旨最明白，历来没有什么异议。不过《小雅》中也有一篇《谷风》，或曰与此是同一母题：习习谷风，维风及雨。将恐将惧，维予与女。将安将乐，女转弃予。 习习谷风，维风及颓。将恐将惧，寘予于怀。将安将乐，弃予如遗。 习习谷风，维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顾颉刚认为，这“两首诗是极相类的。在艺术上，自然《小雅》的一首不及《邶风》一首曲折，或者可以假定《小雅》的一首是原有的，《邶风》的一首是经过文人润饰的”。“诗是弃妇诗，但不必弃妇自己做；社会上这种事情多了，文学家不免就采取而描述之。从旧材料里做出新文章，是常有的事，母题相同是不容讳言的”。这首诗到底出自谁手似乎不必过多讨论，不过若说是弃妇自作恐怕更合理。《诗》中的女子之作其实都属上乘，何况《谷风》之女原是沉毅干练又极有识见。令人感兴趣的倒是对两首诗作更具体一点儿的比较。曰“母题相同”自然是对的，这里不妨把百里奚之妻的《琴歌》也一并引了来：百里奚，初娶我时五羊皮。临当相别时烹乳鸡。今适富贵忘我为（又作：百里奚，母已死，葬南谿，坟以瓦，覆以柴。舂黄藜，搤伏鸡，西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贵捐我为）。

百里奚故事是个大团圆的结局，但这首《琴歌》却仍是《谷风》式的贫贱相依富贵相忘的怨诗主题。如此，这“母题相同”的后面很可能还会有一个共同的观念背景。《大戴礼·本命》篇云“妇有七去”、“三不去”。七去即后来的“七出”，三不去则是“有所取，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大戴礼》虽成书于汉代，但其中记述的多为先秦时期的古礼，即便当日没有如“七去”、“三不去”这样明确的条文，然而作为时人比较一致的观念则属可能。那么，这是“母题相同”之来源罢。尽管“七去”、“三不去”终究是站在男子的一面讲话，但总算为女子也留下申诉的余地。由这里我们正清清楚楚看到一个“可以怨”的观念背景。“将安将乐，弃予如遗”，“不念昔者，伊余来塈”，“今适富贵忘我为”，便不仅仅是怨，更是以义相责。《小雅》篇中，据“礼”力陈的意思更明显，在《邶风》，虽然也是通篇责以大义，而更多的是以情事缭绕其间，所谓“曲折”是也。不过认真说来也还不是“曲折”，它原是不避琐屑细微只要说个清楚明白。诗曰：“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谷风》之女作歌之际，或者竟是把它当作诉状的。

若论意象的选择，则两首诗都是以“习习谷风”发端，所以顾颉刚认为其“起兴也是一致的”*，其实正好是不一致。“习习谷风，以阴以雨”，是兴的用法，前面说《关雎》的时候已经举了它的例，即天地自然之理如此，人事偏不然，于是引出自己的故事，然而一旦进入话题，“谷风”的意象便不再影响下面的叙事。《小雅》篇中的“谷风”则不然，它通篇都是用作比喻，即所谓“比”。此诗也有它自己的故事，但在诗中已经把故事全化作情绪。“习习谷风，维风及雨”、“维风及颓”、“维山崔嵬”，是自始至终的比喻，或者可以说，情绪的表达更借助于“比”的发扬和渲染。从形式上说，“谷风”作为“比”，乃与诗中之情相生相依，是诗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以音乐言，则是最可比较而又最说不清楚的问题，前人论述颇多，虽然不外推测之辞。如刘玉汝：“《风》《雅》皆有《谷风》篇，意者曲名同而音调异，用《风》之曲调则为《风》，用《雅》之曲调则为《雅》。”至于《邶风》的乐调，李光地又有一说，略云：邶、鄘、卫“三国皆卫事而互见，且《邶风》独多。盖自殷之末世，邶鄙之音盛行，以哀厉为美，延至于周，康叔武公之化，不能变也”。“凡卫诗之欲摅发其哀怨者，多托之邶声，故有事同而互见，音节不同故也”。邶、鄘、卫三地相连，原是殷之旧都，三监乱后，以卫封康叔，以后卫之子孙则并邶、鄘二国而兼有之，至《诗》的时代已经可以统称之卫，但采诗却仍别为三名，或曰是因其诗所得之地而存其国之旧，不过也许音调不同是更重要的原因。而托之于邶声的《谷风》，其音哀厉，竟是可能的罢。*此据俞平伯《论诗词曲杂著·读诗札记》所引顾颉刚札记手稿。顾颉刚在《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载《古史辨》第三册）一文中谈到两首《谷风》，曰：“他们的意义是一致的，怨恨是一致的，即起兴也是一致的。”泉水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怀于卫，靡日不思。娈彼诸姬，聊与之谋。（一章） 出宿于泲，饮饯于祢。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问我诸姑，遂及伯姊。（二章） 出宿于干，饮饯于言。载脂载舝，还车言迈。遄臻于卫，不瑕有害。（三章） 我思肥泉，兹之永叹。思须与漕，我心悠悠。驾言出游，以写我忧。（四章）《诗》有很多写女儿，写出很美丽很善良的女儿。那是“吉士”、“君子”心中的光明，也是《诗》中的光明。这时候女儿真正是处在她所应处的位置上。然而命运对于这善良美丽的一群似乎最不公平，因此《诗》中的忧思之篇许多出自女子。《卷耳》《伯兮》，一类也；《

氓

诗序曰：“《泉水》，卫女思归也。嫁于诸侯，父母终，思归宁而不得，故作是诗以自见也。”郑笺：“国君夫人，父母在则归宁，没则使大夫宁于兄弟。”刘玉汝曰：“此诗始末皆述思归之意，无宁父母之词，故知其父母之已终，其思卫也，止思土地之美，亦无宁兄弟之意，盖知无归宁之义也。”那么这里更多的是思乡之情罢。至于所以有这样的“礼”，据说是因为“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礼记》），亲没则无其主矣，然而对女子来说，如此该忍受怎样的痛苦。卫女究竟嫁往哪一国做了诸侯夫人，我们不能知道，但总之思乡之情随淇水而长，“毖彼泉水，亦流于淇”，“亦”字特见沉痛，万物如此，人何不然，正是最深的不平。孔广森曰：“前章‘泉水’，末章‘肥泉’，是一泉也。传曰‘所出同所归异为肥泉’，诸姑伯姊各嫁一方，所归异之象也，感其所出之同而托兴焉。淇水之在卫者也，泉虽异，归乎流而终入于卫；女子有行，遂与卫诀，曾泉水之不若，兹之永叹矣。”在《泉水》，并没有如旧解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意思，终于“止”，乃因无奈，或者说，是没办法掌握自已的命运，而“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此中包含的又不止一个人的悲怨和永叹。“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诗》中三见，除《泉水》外，又见于《蝃》和《竹竿》。《蝃》作于出嫁之际，曰“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好像是一种孤独无依的“不知命也”的忧惧。《竹竿》乃嫁后思归，曰“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乃自伤不幸的语气。《泉水》则是临行将别时候的伤心语，然而又是追忆中的情景。“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问我诸姑，遂及伯姊”，严粲解作：“既以出适于人，则与父母兄弟相远，不复得至乡国之地矣。今父母终，唯姑姊尚存，问其安否，感亲之没而念骨肉之存者也。”依照这样的解释，“问我诸姑”之“问”便是存问之意，此或本《左传·文公二年》杜预注，但《左传》引此句，原是断章取义，杜注则依《传》作解，并不是贴近诗义来说，不甚可据。推敲诗意，似以另外的意见为好。马瑞辰曰：“此章出宿、饮饯是追溯其初嫁时所经，则问于姑姊亦追述其嫁时预知义不得归，问于姑姊之词。《列女传·齐孝孟姬传》载：孟姬嫁于齐，‘姑姊妹诫之门内曰：夙夜无愆尔之衿鞶，无忘父母之言。’是古者嫁女有姑姊妹诫送之礼，故得问于姑姊。所问者即上‘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也。”而邓翔以为：“诸姑伯姊嫁在卫女未嫁之先，姑姊嫁时，卫女曾必以此礼问之，女子远父母兄弟而来，父母终，即不得归宁，遍问姑姊，同有是永诀之情，已明逗不可归之义矣。”此两意似乎都可以包括在诗里边。那么这伤心不仅仅属于卫女，且更属于同为女身的“诸姑伯姊”。如此情景，真是很凄凉。而在卫女，因为是思归不得的追忆，感觉自然更为强烈。

前举《卫风·竹竿》，与《泉水》的情景颇为近似：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傩。 淇水滺滺，桧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贺贻孙评之曰：“诗中皆凭空设想，忽而至卫，忽而垂钓，忽而泉源，忽对淇水，忽而巧笑与波光相媚，忽而佩声与舟楫相闻，思力所结，恍若梦寐。”然而这却是一个凄艳的梦，并且更是一个忧伤的梦。序曰：“《竹竿》，卫女思归也。适异国，而不见答，思而能以礼者也。”则此意若曰卫女因婚姻不幸而思念旧日的意中人。所谓“能以礼者”，岂不就是“佩玉之傩”者。方玉润说此诗乃“无端而念旧”，见识似乎还不如诗序。以卫女的身分，于婚姻，大约更没有选择的可能，而且伊之婚姻，多半是政治联姻。《列女传》云许穆夫人未嫁之先，曾对傅母说：“古者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系援于大国也。”因希望嫁到大国齐，以为卫国结援。若此说可靠，则女儿竟是有这样的自觉，岂不是更可悲么；当然关于“仁智”，关于“爱国”，又是别一个话题。魏源论《竹竿》：“卫自渡河徙都以后，其河北故都胥沦戎狄，山河风景，举目苍凉，是以泉源、淇水，曩所游钓于斯，笑语于斯，舟楫于斯者，望克复以何时，思旧游兮不再，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但这是把《载驰》《泉水》《竹竿》统系于许穆夫人一身，而这并不是很可靠的。

静女

序称：“《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朱熹反序，曰：“此淫奔期会之诗也。”吕祖谦遵序，曰：“此诗刺卫君无道，夫人无德，故述古贤君贤妃之相与。”林岊的说法则颇含幽默：“自其邪者而观之，则此诗皆相悦慕之辞也。自其正者而观之，则此诗乃礼法之意也。”明人韦调鼎说：“此民间男女相赠之辞。序以为刺时，欧阳公谓当时之人皆可刺，于本文尚有间矣。毛郑泥‘静’字，又不解‘彤管’之意，强附为宫壸女史之说。张横渠、吕东莱又曲为之解，皆以辞害意矣。郑、卫男女相谑之诗颇多，而拘拘指为刺其君上，何异痴人说梦也。”比后来清人的许多说法倒还明白得多。

关于《静女》的纷争一直持续着，“彤管”的文章且越做越大。不过借用清人蒋绍宗的所谓“读诗知柄”，则可以认为《静女》之“诗柄”不在“贻我彤管”，却在“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诗写男女之情，自无疑义，却不必牵扯“女史”，也不必指为“民间”。后世所谓的“民间”与先秦之“民间”并非一个概念，或者干脆说，先秦尚不存在后世所说的那样一个“民间”。“曰‘静女’者，亦其人私相爱慕之辞耳”（刘始兴），适如《召南·野有死麇》之称“吉士”。“爱而不见”之“爱”，或援三家诗，以为是“薆”、“僾”的假借字，即训作“隐蔽”，但诗中似乎没有这样的曲折。《小雅·隰桑》“心乎爱矣，暇不谓矣”，可以为此句作注。焦琳曰：“下云‘不见’，为待之尤久，而下二章追数从前之事，为更久更久。”“待之久而不至，爰想其相约之时也。”“彤管既静女所贻，则贻之之时，必有其言语，必有其笑貌，此亦明明易知者耳，然则此章所谓‘美’，即所谓‘娈’也，即贻彤管时之言语笑貌之情态也。”“待之久而不至，又想其最初始见相与通情之事也，当日游行郊外，适见伊人，在己尚未敢轻狂，在彼若早已会意，茅荑俯拾，于以将之，甚非始念之所敢望者，而竟如愿以相偿，故曰‘洵美且异’也，今茅荑虽枯，不忍弃置，悦怿女美，彤管同珍，夫岂真荑之为美哉，以美人之贻，自有以异于他荑耳。”这一番串讲，虽稍稍嫌它把诗作成了“传奇”，毕竟不乖情理。而马瑞辰以为诗乃“设为与女相约之词”，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意见。其实实中见虚不妨说是《风》诗中情爱之什的一个十分显明的特色，它因此一面是质实，一面又是空灵。李商隐诗“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在梦中”，此间原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意思，不过若化用其意，那么正好可以说，《诗》总是有本领把微生的人间乐，全作得一如襄王之梦中。说它是臻于生活与艺术的统一，那是后人总结出来的理论，而在当时，恐怕只是诗情的流泻。惟其如此，才更觉得这平朴与自然达到的完美，真是不可企及。

彤管，最古的解释是毛传，但却不及其物，而只讲一套“彤管之法”：“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记过，其罪杀之。后妃群妾以礼御于君所，女史书其日月，授之以环，以进退之。生子、月辰，则以金环退之。当御者以银环进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无大小，记以成法。”或者真的是古之遗制罢，但《静女》却与这“彤管之法”无关。到了朱熹，只说“未详何物，盖相赠以结殷勤之意耳”，真是老实话，而对于这首诗，如此理解也就足够。至于由“城隅”而生出的“古之人君，夫人媵妾散处后宫，城隅者，后宫幽闲之地也。女有静德，又处于幽闲而待进御，此有道之君所好也”（吕祖谦），种种匪夷所思，只好一一编入“外传”。

可与《静女》合观的，《诗》有《陈风·东门之杨》：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昏以为期，明星煌煌。 东门之杨，其叶肺肺。昏以为期，明星晢晢。

诗中有景无人，而分明有人，不过却没有“事件”，序所谓“昏姻失时，男女多违，亲迎，女犹有不至者”，则纯属生事。“此诗之美，在传出人未来而久待神情，原不必泥谁待谁也”（焦琳），而与《静女》相比，《东门之杨》可以说是由更多的空白成就了它的丰富，而由场景酝酿得来的一分明净的诗意，则使它清疏其外，又沉挚其内。热望中的等待，在《静女》，乃可见心之微澜；在《东门之杨》，却全化入一片天籁。“但明河影下，还看稀星数点”，清真词造境与此略似，不过好像因为点出一个“看”字而多了一重“看”的限制，反不如诗之意味深长了。

桑中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