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文化与现代化(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韩琦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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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文化与现代化试读：

前言

陈－罗德里格斯似乎更强调拉美新文化形成过程的曲折性与复杂性。他在《拉丁美洲的文明与文化》一书的最后一章中指出：“我们在某些章节中已经看到，随着依附枷锁的松弛，印第安美洲文化显示出了更大的独创性。在其他一些章节中，说明了统治者的文化在很长时期里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以及它如何逐渐为一种拉丁美洲的新文化所取代。这种新文化中那些已经经过改造的土著主义的、非洲的和西方的表现形式，在艺术和文学方面鲜明地体现出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在依附性最强的国家里已经展现出一种多元文化的图景；但在这些国家里，西方文化仍然凌驾于正在形成中的文化之上。”这就是说，拉美新文化的形成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在一些国家已经形成，在另一些国家还处在形成过程之中。或者说，在后一部分国家，西方文化仍然居于主导地位，但西方文化或迟或早都将被拉美新文化取代。

陈－罗德里格斯还将拉美新文化描绘为一条七色彩虹，其中包括“西班牙文化、葡萄牙文化、印第安人文化、黑人文化、印第安伊比利亚人文化、美洲黑人文化和全面混血人的文化”。

我的问题是：上述“拉美新文化”观能不能正确反映拉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过程，是否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当代拉美文化的基本特质？

我就提这两个问题，作为抛砖引玉。

谢谢大家！2012年10月20日于福建武夷山前言

2012年10月19～21日，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在福建武夷山召开了“拉丁美洲文化与现代化”的学术讨论会。之所以选择“拉丁美洲文化与现代化”作为大会讨论主题，主要是因为文化研究是我们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却是我们以往研究的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拉丁美洲史研究会此前已经召开过多次以“拉美现代化”或“拉美改革与发展”为主题的讨论会，但对拉美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至今仍缺乏深入的研究；同时，这个主题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因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方兴未艾，不仅要向经济强国迈进，而且要建设文化强国。深化这一题目的研究，既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的精神相契合，也是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的一个结合点；另外，“文化”和“现代化”都是相对宽泛的概念，能够给予与会代表较大的思考空间。当会议通知发出之后，得到了会员们的热烈响应，参会代表提交了近40篇论文。《拉丁美洲文化与现代化》所收录的论文主要选自武夷山会议提交的论文，另有几篇论文是拉丁美洲史研究会会员在会后专门为本论文集撰写的新作。《拉丁美洲文化与现代化》共选编了30篇论文，按照拉美地区文化、拉美国别文化、中国与拉美的文化交流、拉美语言和文学四个方面先后排列。这四个方面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拉美文化与现代化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如在地区方面中，曾昭耀先生的论文将拉美文化的演进概括为“经历了一个从依附性自由主义到自主性民族-民众主义再被迫回归依附性新自由主义的历程”，并从中引申出后发国家应汲取的经验教训：“必须牢固确立一种自主的、科学的、颠扑不破的意识形态共识，构建一个由先进的思想、正确的道路选择与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相结合的文化软实力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林被甸先生的论文从印第安传统文化的角度诠释了19世纪拉美自由主义土地改革失败的原因以及20世纪30年代卡德纳斯土地改革成功的经验，这一败一成说明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性。在国别方面，洪国起先生的论文以墨西哥20世纪现代化进程为例，分析了导致墨西哥主导型政治文化形成的诸种因素：民众的政治诉求、知识精英对使命的认同、利益集团间的博弈、执政者价值观及其行为方式等四股政治力量，继而揭示了这种主导型政治文化又通过总统国情咨文、议会审批、国家出台发展计划和政策等“传导机制”影响了现代化的转型。他的文章揭开了墨西哥“政治文化”的神秘面纱。在后两个方面，也均有很精彩的文章。为了使读者较快地了解《拉丁美洲文化与现代化》一书的梗概和武夷山会议热烈讨论的实况，最后附加了一篇关于武夷山会议的综述文章。

我们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会长苏振兴先生在讨论会上的致辞作为论文集的序言。这不仅因为他在致辞中指出了武夷山会议的主题：“既是将拉美现代化研究推向深入的必要步骤，能够对下一步的学术研究工作起一种引领作用，也符合中拉人文交流日益丰富的客观形势发展，有利于推动我们从事拉美史研究的学者们更好地参与当前中拉关系大发展的历史性进程。”而且因为他在文中提到，一些关于拉美文明与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并不十分清楚，“例如，拉美的文化究竟是从古到今一脉相承，还是发生了历史性的断裂？”“‘拉美新文化’观能不能正确反映拉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过程，是否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当代拉美文化的基本特质？”这些问题均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做更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本论文集还收录了两篇译文，一篇是《拉丁美洲的文化革命》，另一篇是《巴西的文化革命》，作者均为阿根廷法学家马里奥·安东尼奥·卡德纳斯·玛达里亚加（Mario Antonio Cadenas Madariaga）。马里奥先生曾任阿根廷政府驻拉美自由贸易协会的大使、政府经济部农牧业局局长，最近十多年致力于拉美文化革命研究。作为拉美人，他对拉美文化失败有着一针见血的分析，他认为，拉美文化失败的原因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多元化，创造出各种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和造成了真正的民族国家形成的障碍；另一方面是水平低，缺少在科学技术领域、商业和工业活动中能与世界竞争所要求的文化。因此，他倡导拉丁美洲要进行文化革命。

这本论文集之所以能够出版，除了会员们踊跃撰写论文之外，还要归功于三种推力：一是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承办了武夷山会议，该院不仅为会议提供了赞助，而且师生们还为会议提供了热情周到的服务，让与会代表难以忘怀。二是2011年12月14日由民政部民间组织服务中心管理处贾处长带队的9人考察小组来到研究会秘书处所在的南开大学，对研究会的工作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评估，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考察组也对研究会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要求，其中之一是要以研究会的名义出版专业刊物或论著，因为这是民政部考核社团组织工作的重要指标之一。三是2011年12月天津外国语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作为教育部区域和国别问题研究培育基地获准成立，为了积极参与和推动中国的拉丁美洲研究，并提升中拉关系的发展水平，天津外国语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动提出愿尽绵薄之力，与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共同编辑出版这本论文集。

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第一次正式出版论文集是在1984年，那本论文集主要是选自1982年9月在山东济南召开的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当时的会议主题为：（1）19世纪拉丁美洲独立运动问题；（2）拉丁美洲社会性质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那本论文集的出版使它成为当时国内唯一一部关于拉美史研究的专题性论著，比通史著作在内容上做了更加深入的拓展，在研究规范方面也提供了一个范本，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著作，它既是当时中国拉美史研究水平的集体展现，也对推动中国拉丁美洲史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该书的出版至今已经将近30年了，但其影响力依然不衰。我们此次出版的这本《拉丁美洲文化与现代化》，参与撰写论文的作者，既有老一辈德高望重的拉美史专家，有些先生曾是第一本论文集的作者，又有活跃在拉美史教学和研究第一线的中青年学者，还有一批拉美史学新秀，可谓“老中青三结合”的作者组合，我们希望这本论文集像第一本论文集那样，也能够对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的深入开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韩琦2013年3月6日于南开大学拉美国家的现代化与拉丁美洲文化[1]曾昭耀

内容提要：拉美的现代化和拉美文化都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演进的。拉美的文化经历了一个从依附性自由主义到自主性民族-民众主义再被迫回归依附性新自由主义的历程。与此相适应，拉美国家的现代化也经历了一个从依附性现代化到自主性进口替代工业化再被迫回归依附性现代化的过程。历史证明，自由主义文化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一种扩张力和掠夺力，而对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来说，则主要是一种阻滞力。为了实现现代化，后发国家必须牢固确立一种自主的、科学的、颠扑不破的意识形态共识，构建一个由先进的思想、正确的道路选择与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相结合的文化软实力体系，建设文化强国，抵制文化霸权主义；只有这样才能逐步争得国际秩序的民主化，独立自主地引进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持续不断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从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关键词：拉美现代化 拉美文化 依附性自由主义 自主性民族-民众主义 依附性新自由主义

近20年来，文化问题已成为国内外学界的热门话题。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西方战略家散布骇人听闻的“文明冲突论”，还因为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文化问题的确已成为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的一个共同的、越来越重要的问题，自然也成为深化拉美现代化问题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一拉美文化的历史变迁

文化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文化，就其广义来说，系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仅指精神活动及其产品（观念形态的文化）。本文所说的文化是狭义的文化，特别是同现代化指导思想密切相关的拉美精神文化和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

拉美文化是一种极富历史底蕴和地区特色的文化。沧海桑田，在地理大发现以来的5个多世纪中，原来的拉美土著文化已经发生了许多历史性的变化。

15世纪末16世纪初，拉美土著文化发生了所谓与伊比利亚文化“相遇”的惊天事变，史称“地理大发现”，从而开始了拉美近代文明的“初创”时期。但是，这个时期拉丁美洲文化与欧洲文化的所谓“相遇”其实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而是一种被征服与征服的关系，印第安古文明开始了为期3个世纪之久的、在“剑与火”的残酷搏斗中被伊比利亚文明征服的进程。

拉美的现代化发源于19世纪初期的独立革命。独立革命所产生的拉美各国的宪法就是这一历史变迁的佐证。但是，这些宪法条文所体现的政治文化，反映的只是17、18世纪欧洲先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它们在拉美的诞生并不符合拉美自身文化演变的逻辑，实际上它只是拉美土生白人统治集团在欧洲列强实力平衡发生变化（西班牙的霸权地位被英法所取代）的情况下而紧急采取的一种身份调整的产物[2]。虽然这种变革对拉美社会的改造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但它在拉美的文化发展史上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它是在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所发生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法兰西文明和美国文明对拉丁美洲西班牙殖民主义文明的强有力的“撞击”，导致了拉丁美洲新文明的开始发育。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这个时期拉美文化与欧美文化的所谓“撞击”也是不平等的，它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文化霸权取代西班牙文化霸权的进程，其结果并不是扎根于本土文化基础上的、新生的拉美独立文化的诞生，而是拉美的统治文化由西班牙文化倒向了欧美文化；它不但否定了自己的印第安古文明根基，而且连自己的另一个根基——伊比利亚文明，也一并推倒。所以，在这个时期，拉美的思想文化阵地虽然已经为当时的欧美先进文化（自由思想和共和思想）所占领，并在拉美独立革命和独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发挥着理论旗帜的作用，但它并不是独立的、拉美自己的文化，而是一种在拉美没有根基、脱离拉美社会经济实际的思想文化。这种思想文化除了被当地权贵们利用来充当自己争权夺利的幌子之外，对拉美社会的改造并没有发挥多少实际的作用；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当地的那些传统势力——考迪罗和卡西克们。所以，这种文化给当时的拉美带来的并不是社会的进步，而是一个为期数十年之久的分裂和动荡时期，史称“考迪罗主义时代”。

19世纪末，实证主义传入拉丁美洲，成为拉美的主流文化。实证主义实际上就是当时流行的现代化学说。该学说企图要落后国家的[3]精英们相信，如果不实行“西化”，便只有灭亡。19世纪末期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早期现代化便是在实证主义的启发下开始的。但是，同前一个时期一样，实证主义文化也只是欧洲国家政治、经济的反映，是欧洲国家对外经济、政治扩张需要的产物，是为满足欧洲列强的政治经济需要服务的；它不是拉美国家自己的、独立的思想文化，而是拉美的一种依附性经济自由主义文化。

1910年爆发的墨西哥革命，是拉美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拉美文化变迁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拉美独立后，不断遭受西方国家的压迫、侵略和掠夺。19世纪末，拉美人民开始有了民族、民主觉醒的可喜变化，欧洲也开始有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和革命运动。1910年墨西哥革命就是这一变化长期酝酿的结果。影响所及，拉美开始产生了革命民族主义文化和民众主义文化，并逐步形成拉美国家的独立的民族性格，开始探索新的经济发展道路和政治发展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第三世界崛起，拉美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民族经济的过程中逐渐磨炼出了自己的求独立、求发展的民族文化性格，并提出了自己的现代化理论——依附论和自主性进口替代工业化（现代化）战略。但是，这个朝气蓬勃的历史阶段只维持了30年左右，20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80年代债务危机爆发后，拉美国家又在中心霸权国家发起的空前规模的意识形态攻势中败下阵来，不得不服从中心霸权国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接受美国“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新自由主义文化思想，再一次陷于文化依附的地位。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的时期是美国独霸天下、西方文化霸权势力最得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西方文化霸权势力加强了对拉美依附理论、结构主义理论、经济民族主义以及民众主义的批判和围剿，全力向拉美输出以“华盛顿共识”为纲领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理论，全力推行西方的政治文化，推行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政治。在这种形势下，拉丁美洲各国无论在经济文化方面、政治文化方面，还是思想文化方面都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拉美相当多国家的政权都呈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强制推行依附性新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倾向。

总之，拉美文化在经历了500多年的历史演变之后，形成了一种由印、欧、非等各种文化相互撞击和相互混合而成的，被称为“梅斯蒂索文化”的新型文化。这种文化既不同于印、欧、非文化，又不失印、欧、非文化的印痕；既处于资本主义世界文化体系的边缘，却又有一部分西方文明的根基。拉美文化虽然不乏浪漫主义精神，但由于其游移不定的立场和变化无常的表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是一种脆弱的、缺乏独立文明之伟力的文化。大概由于这个原因，亨廷顿将其称[4]为西方文明之“次文明”（subcivilizaciónes），深刻揭示了该文化的依附性特征。二拉美文化变迁对拉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上述拉美文化的历史变迁对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

独立革命时期和独立初期，新生的拉美国家从欧洲引进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目的是想通过政治西化的道路，建立强大的民主共和国。但是，这时期的拉美各国还没有形成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欧美政治文化的种子在拉美并没有发芽、成长的土壤，活跃在拉美政治舞台上的都是一些只会为自己谋取权力和利益的、大大小小的地方考迪罗和卡西克。因此，西班牙殖民统治一垮台，他们便在“自由、民主”的旗号下，投入了争权夺利的内战，使拉美陷于国土分裂、政治混乱、民生凋敝的可悲局面。这时候，正值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半期，本来这是拉美国家的一个大好的发展机遇，但由于拉美处于长期的分裂和内战之中，也就错过了这一次发展机遇，被排除在世界第一次现代化浪潮之外，沦落为欧美发达国家的边缘，拉美国家同中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急剧增大。以墨西哥和美国的经济数据为例，1820年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只是墨西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5]1.69倍，而到1870年，这个差距已上升至3.46倍。

19世纪末，拉美国家开始进入早期现代化进程。在这个时期，由于拉美各国统治者所信奉的是欧洲的实证主义文化思想以及西方的“种族优越论”“文化优越论”等理论，他们一般都推行经济自由主义、政治专制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而这些文化和政策都是当时西方殖民主义者进行殖民扩张和殖民侵略的工具。因此，当时拉美国家的所谓现代化并不是本来意义的拉美国家自主的现代化（工业化），而是按中心发达国家的需要推行的一种依附性的、半殖民地性质的“出口飞地现代化”；尽管经济增长的数量指标大大地提高了，但它们同中心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也随之增大。再以墨西哥和美国的经济数据为例，1870年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墨西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3.46[6]倍，到1913年，这个差距已上升至3.62倍。尤有甚者，由于实行半殖民地的压迫政策，拉美各国国内的阶级矛盾、种族矛盾以及国际上同霸权国家的民族矛盾便一齐激化起来，爆发了以墨西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代表的一系列民族民主革命和民族民主运动，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就因此而断裂。

在1910～1940年墨西哥革命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民族主义文化和民众主义文化时期，拉美的工业化运动曾经蓬勃发展，墨西哥和巴西甚至还创造了经济奇迹，达到了中等工业化水平。但是，自西方霸权国家掀起反凯恩斯主义运动和利用拉美债务危机强制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文化之后，拉美的现代化进程又一次被迫中止，工业化进程陷入断裂，功亏一篑。此后，拉美经济陷入了空前严重的危机，在拉美经济史上出现了“失去的十年”和“失去的五年”，拉美国家同中心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又因此进一步扩大。譬如，1973年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墨西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3.96[7]倍，不到20年，这个差距急剧地增至4.22倍。与此同时，拉美社会也出现了空前严重的两极分化。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美国在拉美竭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文化，拉美的工业化（现代化）已不被解释为一种进步，而是遭到批判性的分析；同质发展的概念已被抛弃，拉美的经济陷入停滞，进入了一个“去工业化”的时期。新自由主义文化和政策的推行加剧了社会的阶级分化，拉美成了世界上经济最困难、社会最不公平的地区，20%最贫穷人口的收入同20%最富有人口的收入差距平均达到了10～15倍（在工业化国家这个差距只有6倍），10%的最富有家庭占有了拉美收入总额的40%，46%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22%的人口处于赤贫状态。拉美60%的经济自立人口存在就业问题。相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拉美的经济情况越来越恶化，与世界市场有联系的大城市中的城市上[8]层阶级，它们实际上只是“贫困海洋中的现代性小岛”。拉美再一次面临政治紊乱的难题。所以，21世纪伊始，拉美就爆发了一系列社会运动，强烈要求结束新自由主义文化。三几点初步的思考结论

1.自哥伦布开始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便逐步形成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是一个中心—外围结构的、由富裕中心统治和控制贫困外围的世界体系。中心—外围结构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需要，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应有之义，任何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都无法摆脱这个体系而孤立地进行。拉美国家就是在这个体系之内开始其现代化努力的。这是我们分析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2.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世界上实际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现代化和两种类型的文化。两种类型的现代化就是中心国家的自主性内源资本主义现代化和边缘国家的被动性追赶型现代化；两种类型的文化就[9]是中心国家的外向型扩张主义文化和边缘国家的防卫性民族-民众主义文化。在中心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上，都有一个相当长的、对其他地区和其他国家实行殖民统治的时期。中心国家从殖民统治榨取得来的财富给它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增强了它们的发展能力；它们是“通过其内部能力同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统治和新殖民主义统治的结合而获得其目前的发展水平”的。边缘国家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那里，到处都可以看到“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强加的依附”，看到“在跨国公司的协助下，由高度工业化的宗主国进行管理的新殖民主义模式”。这种模式“促进了一种刚性的国际劳动分工和帝国主义列强对科技知识的日益加强的垄断”；这对于决意要走资本主义现代化[10]道路的后发国家来说，“代价实在是太高了”。

3.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科学技术能力和社会利用各种不同机会窗口能力的积累进程，而科学技术主要是由中心国家（即发达国家）通过科技革命来提供的，机会窗口则是由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因此经济全球化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是有积极作用的，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应该实行开放政策，善于利用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机会窗口，促进国家的现代化。但是我们又要看到，文化就其基本的方面来说属于上层建筑。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只能建筑在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之上；它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指导作用发挥得如何，它对经济基础是否具有积极的反作用，都决定于它的存在与发展是否符合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运行规律。拉丁美洲国家的历史以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都证明，将建立在发达国家经济基础上的文化上层建筑原原本本地拿来取代自己国家的文化上层建筑，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必须要首先解决一个如何认识自己和如何学习外国的问题。其中首先要解决一个学什么的问题。在西方的文化中，既有以欧洲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化，也有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许多落后国家都曾历经辛苦，学习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化，向西方国家寻求现代化的真理。但是，他们的美梦都被帝国主义的侵略所打破，所以他们最后都转向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认定这是唯一正确的革命理[11][12]论和发展理论；一些拉美国家也不例外。这都是历史作出的结论。但是现在却有人力图劝我们再回过头去学习西方的自由主义“现代性”，完全忘记了许多落后国家学习“西方先生”而挨打的历史教训。这是一个应特别引起重视的问题。其次还要解决怎样学习的问题。拉美国家的经验证明，对于后发国家来说，现代化并不是在成熟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资产阶级的自发行为，其指导思想并不是本土的产物，而是这些国家的先进政党和先进人物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虽然这种思想也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出来的，不是空想的，但它并不是从这些后发国家的落后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而是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因而是无法在后发国家直接搬用的，必须有一个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说，只有把这些从先进国家引进的先进理论同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经过改造、加工和创新，使之符合本国的实际，即符合本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它才能发挥先导作用；否则，无论多好的理论也不可能掌握群众，变成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力量。

4.关于引进西方“现代性”文化即自由主义文化的问题，拉美的历史教训特别有启发意义。前文已经指出，拉美国家就是从引进这种自由主义“现代性”文化开始其独立运动和现代化历史的。但是，历史证明，这种“现代性”文化并不能在拉美国家创造出中心发达国家的那种发达的“现代性”；相反，在文化软实力的国际关系上，有一条很重要的规律，即自由主义文化对于中心发达国家来说是一种扩张力和掠夺力，而对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来说，则主要是一种阻滞力。拉美的文化从19世纪的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经20世纪中期的自主性民族-民众主义文化，再被迫回归20世纪末的新自由主义文化，走了一条马鞍形的路线，而拉美国家同美国的贫富差距也同样经历了一条从差距急剧增大到明显缩小再回归增大的马鞍形路线[13]。这个历史事实证明，西方国家所推行的自由主义文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不利的，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发展进程的。因此，在后发国家搞西方发达国家所要求的自由主义，是没有出路的。

5.拉美文化变迁史给我们的另一点启发就是要批判欧美中心论。拉美文化在其积淀和发展进程中，曾经有过令人钦佩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在发展中世界是一种有重要贡献的文化。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拉美文明的积淀和发展进程，我们就不难发现，它也是一个积累不足而消耗有余的文化进程。在独立后的近两个世纪中，拉美形式主义地学习西方几乎占去了其一半时间，而每个转折时期自我否定的内耗又占去了所剩时间中的相当大一部分。这说明，在国际文化斗争中，拉美始终处于一种盲目的状态之中，缺乏理论和战略的坚定性。这正是拉美文化的一个弱点。在亨廷顿的文明划分中，拉美文明没有被列入独立的主要文明之中，有时候甚至被定性为西方文明的一个“次文明”，说明它还不是一种具有独立民族品格的文化。为什么会这样呢？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编的《拉丁美洲通史》分析，原因就在于拉美国家的克里奥尔统治阶级始终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西欧中心论”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土生白人就是欧洲文明和整个历史进程的理性代表，他们注定要成为统治者，而土著居民则是哥伦布来到美洲以前美洲的落后种族，注定要成为被统治者，注定要成为土生白人社会的附属品，拉美社会落后的根源就在于土著社会的存在。《拉丁美洲通史》认为，这种历史观危害极大，不但在历史上而且在当今时代也是拉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因为土生白人虽为土生，却与土著居民格格不入，虽已脱离欧洲环境，却还渴望加入欧洲文明，因而就产生了土生白人同土著居民以及欧洲环境的双重分化进程，加深了他们同土著社会以及欧洲社会分化的鸿沟，“完全丧失了创造性[14]地领导拉美社会解决其国家发展问题的能力”。他们除了引进欧美的思想文化成果之外，无法从本土的实践经验中创造出符合自己国情的理论和方略，即使在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推动下有了一些创新，也难以得到重视，形成制度，更难以在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打击下坚持下去。墨西哥著名史学家、思想家卡萨诺瓦所揭示的墨西哥的情况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他认为，1910～1940年墨西哥革命所产生的政治制度不照搬美国的“两党制”和“代议制”模式，有利于“抑制不平等的外部动因”，有利于“节制各大垄断公司”，有利于“同这些公司以及同各列强进行谈判”，有利于“启动国家的发展”，但是，当时墨西哥很多上层统治者的思想却是“西化”的，觉察不到这项制度创新的深远意义，因而对革命所创造的这个新制度缺乏自信，甚至还怀有一种“罪责情结”，总想找机会表白自己是忠实于古典的[15]民主理论和经济理论的。结果，当西方国家发动文化霸权主义的攻势时，他们不是从本国实际出发改革和完善这个新制度，而是顺着霸权国家所指引的梯子滑下去，致使墨西哥革命所创造的政治制度毫无抵抗地走上了“自杀”的道路。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历史教训。

上述几点思考归纳起来，实际上就是一个问题，即中心—外围结构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既定的现实，拉美国家怎样才能在这个体系中获得生存和发展，并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对于这个问题，本文认为，牢固确立一种自主的、科学的、颠扑不破的意识形态共识，构建一个由先进的思想、正确的道路选择与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相结合的文化软实力体系，建设文化强国，抵制文化霸权主义，争取国际秩序民主化，独立自主地引进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持续不断地提高社会生产力。我们相信，人类社会不管经历多么曲折的道路，最后必将通过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道路开创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新局面。

[1] 曾昭耀，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

[2] 克里斯蒂安·加斯穆里：《佩德罗·莫兰德著〈拉丁美洲的文化与现代化〉简介》（Cristian Gazmuri，Pedro Morande：Cultura y modernización en America Latina），《智利大学社会学所纪事》（Cuadernos del Instituto de Sociología U.C.），智利，圣地亚哥，1984年。关于拉美现代化开始时间的问题，参见林被甸《独立革命：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起点——试析独立革命与拉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第6期。

[3] 参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第三章，贾士蘅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

[4] 维基百科：《文明的冲突》（Choque de civilizaciónes，de Wikipedia，la enciclopedia libre），http：//es.wikipedia.org/wiki/Choque_de_civilizaciones。

[5] 根据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李德伟、盖建玲译，改革出版社，1997）一书第4页所提供的统计资料算出。

[6] 根据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李德伟、盖建玲译，改革出版社，1997）一书第4页所提供的统计资料算出。

[7] 根据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李德伟、盖建玲译，改革出版社，1997）一书第4页所提供的统计资料算出。

[8] 拉美及加勒比研讨会文件：《拉美的教育改革》（Las Reformas Educativas en America Latina ，documento del Encuentro Latinoamericano y del Caribe），波哥大，2001。

[9] 譬如美国建国以后就有“门罗主义”“天定命运论”“熟果政策”“大棒政策”“金元外交”以及后来的“民主外交”“人权高于主权论”“主权限制论”等对外扩张理论来支持它的对外扩张活动和对外武装干涉活动。

[10] 马里奥·米兰达·帕切科：《现代社会与现代化进程》（Mario Miranda Pacheco，La sociedad moderna y el proceso de modernización），载马里奥·米兰达·帕切科《作为社会、科学、技术和政治联结进程的教育》（Mario Miranda Pacheco，La Educación como Proceso Conectivo de la Sociedad，la Ciencia，la Tecnología y la Política），墨西哥特里利亚斯出版社，1978，第36～48页。http：//www.anuies.mx/servicios/p_anuies/publicaciones/revsup/res036/txt8.htm.

[11] 1920年列宁曾这样描述俄国19世纪的文化进程：“在上一世纪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这大约半个世纪期间，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处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孜孜不倦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期间真正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雄气概、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从事寻求、学习和实验，它经过失望，经过检验，参照欧洲经验，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82页。）1949年毛泽东也曾谈到中国从国外寻求真理的艰难进程，他说，“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是，虚心向先生求教的学生不但得不到先生的帮助，反而老是遭到先生的侵略。“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中国人这才转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俄国人的革命经验（《毛泽东选集》第4卷，1960，第1475页）。

[12] 譬如墨西哥社会学家马里奥·米兰达·帕切科在《现代社会与现代化进程》一文中指出依附性现代化道路走不通之后曾写道：“不过，这些道路并不是唯一的道路。随着20世纪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人们已经开辟了新的前景，我们已经有可能实现社会的现代化，而无需再生产虚伪的理论和错误的实践，更不需要求助于那种移植和依附的道路。”

[13] 以墨西哥为例，在1820年至1913年推行自由主义文化时期，美、墨两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从1.69倍剧升至3.62倍；在1950年至1973年实行自主性民族-民众主义文化的工业化时期，这个差距则从4.59倍缩小到3.96倍；而在1973年至1992年再度转到所谓新自由主义文化时期，这个差距就又从3.96倍扩大到4.22倍。（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第4页。）

[14] 《拉丁美洲通史》编辑部国际科学委员会主席赫尔曼·拉雷拉·达玛斯：《拉美通史编纂计划介绍》（Germán Carrera Damas，Presentación del proyecto Historia General de América Latina），http：//www.unesco.org/culture/latinamerica/html_sp/projet.htm。

[15] 参见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墨西哥的民主》（Pablo González Casanova，La democracia en México），墨西哥时代出版社，1974，第87页。拉美国家创建自由小农制理想的破灭——从印第安文化传统角度透视[1]林被甸

内容提要：19世纪拉美大陆兴起了一场创建小农制的改革运动。自由派仿效早期美国发展模式，企图通过建构小农制，改变农村土地结构，促进经济发展，驶入现代化的快车道。但是，这场以分割印第安村社土地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运动最后归于失败。而20世纪墨西哥等国以重建村社为中心的土地改革却获得了成功，从而推动了现代化进程。拉美国家的发展历程有力说明：凡是一条成功或比较成功的现代化道路，必定是现代因素与传统文化因素二者相反相成、双向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单向思维只会导致“病态发展”或发展的停滞和倒退。

关键词：小农制 村社 印第安文化 现代化[2]

创建自由小农制，仿效早年美国通过小农制度驶入现代化的快车道，是独立后拉美各国改革派梦寐以求、几代人为之不懈努力的一个宏伟理想。为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做了全面规划，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分割教会地产；（2）分配印第安村社土地；（3）移民垦荒。本文选取改革派如何致力于分割印第安村社土地及其最后归于失败，作为论述的主要内容，因为考虑到这一点对于了解印第安文化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更具有典型性。而且，直到19世纪初，印第安人仍是农村居民的主体，生活在传统的村社中，村社改造成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关系到自由小农制设想的成败；如果不能成功分割村社地产，把印第安人从村社中解放出来，而仅仅通过分配教会地产或外来移民垦荒，事实上不可能建立起以自由小农制为基础的农村社会。一自由小农制设想的提出与实施

把土地分配给印第安农民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独立战争爆发之初，墨西哥独立运动领导人伊达尔戈就号召印第安人把300年前西班牙人从他们祖先手中夺去的土地夺回来。1810年，伊达尔戈颁布法令，要求把那些既不属于个人也不属于公社的土地分配给印第安农民。伊达尔戈牺牲后，后继者莫瑞洛斯于1813年进一步提出“消灭大地产和鼓励小土地所有制”，并规定“每人占有土地不得超过二列瓜”。可以说，这是独立运动时期主张把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最早法令。伊达尔戈、莫瑞洛斯的土地分配思想，更多地反映了朴素的“土地均权论”思想。

明确提出分配公共地产，把村社公有土地分成小块分配给印第安农民，以在农村广泛建立小土地所有制的思想，是在独立战争接近结束，各地先后建立起共和国之后。19世纪初盛行于拉美大陆的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印第安人村社是与共和国新秩序格格不入的封闭性社会。经济上，村社耕作粗放，生产效率低下，不能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剩余粮食，他们对土地的共有观念又妨碍了土地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政治上，印第安人的法规与国家的一般法律相脱节，村社长期作为自成一体的独立的社会单元，造成国家整合的困难。因此，共和国要建立新秩序，就无法“接受在法律上和政治上承认印第安人有独立[3]的生活方式的任何替代办法”。

这样，在这些改革派的心目中，出路只有一条，即分割村社地产，把村社土地公有制改造为私人小土地所有制。

于是，自由派极力宣扬小土地所有制的优越性，为改革大造舆论。19世纪拉美著名自由派理论家莫拉，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对于小农制将给拉美大陆带来的美好前景，作了这样的描述：“一旦土地被分成小块，并种上各种农作物，那么想想看吧，绿树成荫，水坝遍布，牲畜漫游，房舍成行，生活的喜悦将充满整个田野。我们的农产品会增加，居民点将四处扩散，这一切将成为国家权力和社会公共财富的基[4]础。”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走上这一步，就离他们所向往的欧洲美国那样的理想社会相去不远了。

美丽的憧憬，激发了拉美独立后几代领导人为实现这个理想目标的改革热情，在拉美大陆兴起了一场创建小农制的改革运动。玻利瓦尔和胡亚雷斯是这场始于19世纪20年代改革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

玻利瓦尔在创建了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共和国，取得了南美北部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后，并没有停止他的革命行动。他与圣马丁在瓜亚基尔会晤后，又承担了领导完成解放南美南部的重任。南美南部地区与北部不同，尤其像秘鲁，是当年印加文明的中心，直到殖民地末期，秘鲁地区印第安人口占总数的60%，在南部高原更高达90%以上。虽然印第安人的土地被兼并，出现了很多失地的农民，但印第安人主要仍生活在被称作“艾柳”的村社里。因此，当玻利瓦尔向殖民主义老巢秘鲁进军时，这位深受欧美民主自由思想影响的解放者，不能不开始考虑在将要解放的国土上，采取何种新的方式进行土地分配的问题。

1824年4月，玻利瓦尔在进军利马前，进驻特鲁希略城，在那里发布了一道土地法令，其中要求：“公有地将按规定分配给所有不拥有私有土地的印第安人，他们应成为土地的主人。”次年7月4日，玻利瓦尔在库斯科重申《特鲁希略法令》的同时，进一步具体规定：“在土地肥沃和具有灌溉设施的地区，每个土著居民，不问其性别、[5]年龄，都将得到一托波的土地。”同时申明“在1850年之前不得将土地转让他人，也决不允许闲置土地，否则废除产权”，其目的是为[6]了防止教会夺取印第安人地产。

1825年，在解放上秘鲁后，玻利瓦尔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玻利维亚共和国，进一步推行土地分配。12月14日发布的法令规定：“任何人，不分性别年龄，在有灌溉的肥沃地区可得一法内格土地，在没[7]有灌溉的贫瘠地，则可得两法内格。”这些法令反映了玻利瓦尔在新解放土地上广泛实行自由小农制的决心。

早在拉美独立战争爆发之初，玻利瓦尔接受前来投奔的草原牧民派斯的建议，于1817年发布了第一道土地法令，提出要把土地分配给参加爱国军的士兵们。1820年、1821年又两次发布土地法令，要求把被他人侵占的土地分配给印第安人，以改善他们贫困的处境。但是，他在解放秘鲁后提出的土地法令与以前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强调了印第安人应“成为土地的主人”，拥有对“土地的完全所有权”。学者们认为，这一变化的“内在目的就是要制造一个富裕、独[8]立的土地所有者阶级”。

把创建小农制的改革进一步推向高潮的，是19世纪中叶墨西哥胡亚雷斯的革新运动。墨西哥为古老的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的发祥地，是印第安人最大的聚居中心。在西班牙入侵时，玛雅文明已经衰落，而阿兹特克文明正处于繁荣发展时期。墨西哥作为西班牙在美洲的主要统治中心，印第安人遭受残酷的掠夺和剥削，大片土地为殖民者和教会团体所占有，但大部分印第安人仍生活在阿卡普利村社中。独立后墨西哥长期政治动荡，经济停滞，国家破败不堪，直到19世纪中叶胡亚雷斯上台，才有了重大起色。胡亚雷斯为纯血统的萨波特克印第安人，出身微贱，他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从一个边远山区目不识丁的牧羊童，成长为墨西哥杰出的政治家和伟大的民主主[9]义者，连任墨西哥四届总统。他领导了反对法国干涉的战争，在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动荡年代，致力于反对教会和军人特权的立法和改革，推动了墨西哥的革命进程。

胡亚雷斯同样坚信创建小土地所有制是改造农村土地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要途径，因此分配公社地产，扶植个体小土地持有者，便成为19世纪中叶墨西哥革新运动的重要一环。

以1855年《胡亚雷斯法》的制定为标志，开始了持续10余年的墨西哥革新运动。1856年6月25日，墨西哥颁布了《莱尔多法》，其中规定：“废止世俗团体和教会团体所占有的地产和城市不动产的限定继承权，规定属于这些团体的不动产必须转归承租人或拍卖，宣布在何种情况下应缴付转让与出售税，法令声明不准世俗与宗教团体购[10]买不动产。”这其中的宗教团体指的是教会，而世俗团体显然主要是针对印第安村社。限定继承权源于殖民地时期西班牙国王对有功人员授予爵位及长子继承权，以保障地产世代相传，不被分割。教会也相应规定他们所拥有的土地不得转让，以保持对土地的垄断。限定继承权的废除，意味着从法律上允许教会和村社的地产可以被分割，转归个人所有。《莱尔多法》把印第安村社界定为“世俗团体”，宣布原村社成员为承租人，规定他们与教会土地的承租人一样，应在3个月期限内申请获得他们“承租”的村社土地的完全所有权。不过《莱尔多法》又规定：“房产、公用地和那些为其所属的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土地[11]除外。”

1857年3月11日，墨西哥制宪会议通过了新宪法。1857年宪法吸取了1824年宪法的基本内容，但也增加了有关土地分配的新条款。新宪法规定：“任何世俗团体和宗教团体，无论它的性质、名称和目的，都不得占有或以自身名义经营财产，那些直接或间接用于公共服[12]务的房屋除外。”与《莱尔多法》相比，宪法规定的印第安人村社土地分配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因为在《莱尔多法》里，村社的公用地是免于分割的。

无论是《莱尔多法》，或是新宪法，比起玻利瓦尔在秘鲁和玻利维亚颁布的法令，都大大推进了一步。玻利瓦尔有关分配土地的法令，不免具有战时临时立法的特点，正式实施尚待国会批准；而胡亚雷斯时期，分割村社地产被写入国家大法，成为在全国普遍推行的制度。除秘鲁、玻利维亚、墨西哥外，智利、阿根廷等国也纷纷通过出台土地分配或鼓励欧洲移民等政策，大力扶植小土地所有制。巴西废奴运动的领袖们也把小土地所有制理想化，认为解放了的奴隶一旦获得新生拥有土地，就会产生“农村民主”，期望以此来复兴农业，振兴国家。于是，创建自由小农制在19世纪的拉美大陆一时形成热潮。二创建自由小农制理想的破灭

然而，这场在拉美大陆前后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创建自由小农制的改革，最终归于失败。

玻利瓦尔在秘鲁和玻利维亚颁布的分配土地的法令，当时就遭到爱国阵营内部及外部势力的各种抵制和反对。1826年9月，玻利瓦尔从秘鲁返回哥伦比亚，秘鲁即进入政治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时期，分配土地的法令很快成了一纸空文。

胡亚雷斯时期土地分配等改革法令，一开始也遭到包括印第安人在内的各种力量的反对。教会反动势力联合反动军官举行武装叛乱，挑起大规模内战，胡亚雷斯改革运动不断遭受战争的干扰。《莱尔多法》和新宪法公布不久，国内反动势力即发动了为时三年的内战。内战结束不久，又爆发了持续四年的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等到这些战事结束之后，国家恢复了和平，革命政府重新关注土地分配问题，打算更切实地贯彻分配村社地产的法令。可是，各地印第安人纷纷起来激烈反对这一改革。最后，当胡亚雷斯意识到社会实际情况与其建立小农制的初衷相去甚远，他不得不放弃了把印第安农民改造成小土地持有者的想法。在反法战争结束不久，他下令停止对村社公有土地的分配。

在建构小农制的努力中，拉美国家的改革派始终把“美国道路”作为效法榜样，在很多做法上亦步亦趋。那么，为什么小农制在北方邻国取得成功，而在拉美大陆却遭受了失败呢？

这个问题业已引起学界的关注。有的学者把改革的失败，归因于[13]拉美大陆的“小土地所有者缺乏应有的理想”。这些学者所讲的理想，不外乎是指拉美小农缺乏当年美国自耕农那种富于开拓进取、独立自主的精神；在他们看来，既然拉美小农是一群“扶不起来的阿斗”，就难怪改革派对他们丧失信心，最后不得不放弃改革了。然而，拉美与当年美国情况迥异，把两者地位和处境大不相同的小农不加区别，等量齐观，显然与拉美实际状况不符。另一些学者多为对失败的某些具体问题发表看法，从总体上进行分析的专题性文章，尚未见到。因此，有必要对拉美建立小农制改革失败的原因，作更深入的探究。

首先，拉美创建自由小农制改革的失败，是因为它遭到广大印第安人的抵制和反抗。这个看法广见于众多著作，多为就事论事，要究其根源，尚须结合拉美具体历史条件和传统文化因素作进一步的分析。

与当年美国不同，拉美大陆并非是一片“无主”的土地，而是生活着人数众多的历史悠久、文化昌盛的印第安人。西班牙的入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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