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金鹏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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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试读：
序言 不可不知的国宝文化
国宝，顾名思义，就是国之瑰宝。它们是那么精致，经过细心地打磨；它们是那么珍贵，有着令人惊叹的价值。国宝是镌刻着岁月的书页，是历史和文化的轨迹。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文物，才能称为国宝呢？
根据国家文物局2001年发布的《文物藏品定级标准》，文物被分为一般文物和珍贵文物。珍贵文物又分为三级，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代表性文物为一级文物，一般来说，一级文物中的精品就可以称为国宝。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能接触到国宝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以至于很多人提到国宝首先想到的只有大熊猫，而年轻人则对那些又老又旧的古董不感兴趣。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忽略和误解了国宝，冷落了那些祖先用心血和智慧凝聚成的历史遗珍，怠慢了那些足以在全世界面前无比骄傲的馈赠。它们虽然古老、陈旧，但它们并不是冷冰冰的，一旦了解了它们，你就会感到，它们是鲜活而生动的，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我们的国家历史悠久，可以说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留存下来的文物也浩如烟海，国宝是文物中的精华，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每一件国宝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一段珍贵的记忆。和那些抽象的文献资料相比，国宝所反映的历史更直观，更富有吸引力。我们能从这些国宝身上看到更为生动的历史，以及历史上的人情世态。几乎每件国宝背后都有离奇的身世，曲折的经历，它们可能在历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或是某一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它们的拥有者或制造者或许是一位影响历史的人物，也曾演绎过悲欢离合的往事；它们的出现也许填补了某项空白，也许改写了某个记录，具有着无与伦比的价值。所以，这些国宝不只是古物，它们有更深厚的内涵，向人们传达出多方面的信息，它们就是立体的、浓缩的、形象的历史，值得我们去欣赏和感悟。
中华民族古老且睿智，我们从不缺少值得我们自豪的东西，关键是我们是否给了它们足够的关注。在外国人对中国的历史文物大加追捧、争相收藏的时候，我们自己却对国宝毫无所知、漠不关心。试想，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国宝陈列在别人的博物馆里，心中会掀起怎样的波澜呢？了解国宝、关注国宝、热爱国宝，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尤其是青少年。热爱国宝就是热爱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我们应该像热爱自己的母亲那样，去热爱我们的国宝。
为了使广大读者对国宝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本书从各个领域选取了六十余件有代表性的国宝，进行系统的编排，力求突出知识性和趣味性。每件国宝都配有精美的图片，便于读者阅读和欣赏。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来激发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朋友对国宝的关注和热爱，从国宝中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并自觉地去保护我们的国宝。
希望这本书能为你打开一扇门，带你走进绚丽的国宝世界，让你从此与国宝成为“莫逆”，在任何时候，都把它放在心里，永远地珍视。作者于北京2006年9月9日
青铜篇：国之重器，贵压群雄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祖先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青铜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的祖先就在寻找石料制造工具和农具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自然铜石，叫做红铜，也称纯铜。红铜具有一定的金属光泽和延展性，但质地较软，开始人们只用这些天然铜铸成小型工具或装饰品。在锻打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和掌握了金属的特点与性能，为青铜器的创制发明提供了经验。后来，人们发现可以从孔雀石中冶炼出铜。经过长期实践，又发现在冶炼过程中加入适量的锡，可以降低铜的熔点、增加铜的硬度，从而炼出了青铜。青铜就是铜锡合金，因为颜色发青，所以叫做青铜。“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这是中国历史朝代歌的前一部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青铜时代。青铜时代是指人类社会已经发明和制造了青铜器，运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时代。青铜时代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合称为青铜文化。我国夏商周时代是青铜文化的光辉时期。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物，是我国古代文化中的瑰宝。这些青铜器物制作精巧，造型优美，种类繁多，风格独特，是我国古代金属艺术的珍品，也是研究古代社会的珍贵文物。青铜器参与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觥筹交错的宴会、肃穆庄严的祭祀、杀声震天的战场、衣袂飘飘的歌舞，它们都曾经历和见证过。到了战国时期，铁制农具逐渐取代了青铜器，秦汉时冶铁业不断发展，青铜时代趋于没落。但青铜器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而是朝着工艺品的方向发展，出现了大批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如汉代的铜奔马、长信宫灯等。
我国古代青铜的冶炼铸造始于何时，目前很难判断。传说黄帝和蚩尤作战时，蚩尤就是用铜作兵器，使黄帝在战争初期处于劣势。在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方面，时代最早的青铜器，是1957年甘肃马家窑和马厂文化遗址出土的铜刀。它的发现说明了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300年，我国就有了青铜制品。夏朝的青铜器还处于初期阶段，商代则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这时已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文字，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郑州商城遗址、湖北盘龙城遗址发现了铸铜作坊，说明商代青铜制造业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这一时期青铜器的使用范围也很广，无论是生产工具还是兵器、生活用具，都应有尽有。青铜器的种类也不断增多，制作精巧、造型准确，器身上还出现了粗疏的动物纹和几何纹饰，常见的有饕餮纹、夔、龙、虎、人形纹等。商代后期，青铜器制作水平发展到了高峰，表现为器类繁多，造型庄重，花纹繁缛细密，纹饰中又出现了鸟纹、蝉纹、蚕纹等新的花纹。这时的青铜铸造业不仅规模大，而且质量高。大量的青铜容器上，常常铸出三重花纹，衬地用云雷纹，上面凸起兽面纹，主纹之上又加几何纹等。器内有时还铸出字数不等的铭文，颇具时代特征。西周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西周的青铜铸造技术也有新的发展。这一时期青铜器的突出特点是：器物上的铭文很长，有的多达三四百字。
青铜器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商代晚期的青铜鼎，清代出土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和颂鼎等都是西周时期的著名青铜器。鼎和其他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了商周时代的典章制度和册封、祭祀、征伐等史实，为后世提供了鲜活的史料，并把西周时期的大篆文字传给了后世。这些铭文字体优美奔放，形成了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金文书法艺术，鼎也因此更加身价不凡，成为比其他青铜器更为重要的历史文物。
青铜时代距离我们现在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当时的金戈铁马早已消歇了，“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们也成了历史陈迹，而这些青铜器，几经沧海沉浮，再次出现在后人面前，拂去那斑驳的锈迹，我们依然能看到它们昔日的光彩。
司母戊大方鼎——我国现存最大最重的青铜器
司母戊大方鼎是目前已发现的中国古代形体最大和最重的青铜器，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其造型、纹饰和工艺均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司母戊大方鼎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先被日本侵略者觊觎，后作为送给蒋介石的寿礼运往南京，在战火硝烟中几经辗转，于数千年后又写出了一段传奇往事。
■远古王朝的历史信物
司母戊大方鼎是世界上罕见的青铜器珍贵文物，它是迄今为止所有出土的鼎中最大最重的。鼎重832.84公斤，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鼎大得可以做马槽，因此人们又叫它“马槽鼎”。
司母戊鼎为方形深腹，上有一对立耳，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饰纹。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不相同。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之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口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司母戊”，鼎因此而得名。
司母戊大方鼎是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11世纪)铸品。关于大鼎腹内的三个铭文“司母戊”，比较通行的解释是：“司”就是祭祀的意思，“母戊”是殷王武乙的配偶妣戊，即文丁的母亲，作器者则为文丁。这是文丁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的一个专用鼎。
司母戊鼎是我国殷商时代青铜器的代表，光谱定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大鼎的成分和殷代一般铜器的成分基本相同，其合金成分分别为：铜占84．77％，锡占11．64％，铅占2．79％，这与《周礼·考工记》中“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记载基本相符。关于大鼎的铸造方法，考古工作者认为，大鼎是采用组芯的造型方法，即先用土塑造泥模，用泥模翻制陶范，再把陶范合到一起灌注铜液。从铸造痕迹来看，司母戊鼎是用二十块范铸成的。司母戊鼎出色的铸造技术，标志着商代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水平。
原器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司母戊鼎初为乡人私自挖掘，大鼎出土后，因太重太大，移动困难，人们便想锯断大鼎，然后运出。但是，由于日本侵略者多次勒索和强购，人们担心大鼎被日寇掠夺，便把大鼎重新埋入地下。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大鼎重新掘出，但已失去一耳（后补铸完整）。司母戊鼎出土后，先存放在安阳县政府，同年10月移到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解放后称南京博物院）。国民党政府曾计划将此鼎运往中国台湾，但终因鼎身太重，难于搬运而放弃。新中国成立后，司母戊鼎于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其外形被博物馆定为馆徽标志，并成为镇馆之宝。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是原鼎的复制品，真品早已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保护起来了。
■发现之旅
2005年9月19日，阔别故乡59年的“青铜之冠”、中国历史博物馆镇馆之宝——司母戊大方鼎回到家乡安阳“省亲”。在展览的帷幕拉开之前，一扇尘封了六十多年的记忆之门首先向世人敞开，讲述了司母戊鼎的发现之旅。
武官村是一个小村庄，在安阳市郊区。因为在这里先后发掘出了上千座墓葬，还有十几座王公大墓，这个小村庄早就远近闻名了。当年发现大鼎的吴培文老人就住在武官村一个朴素的小院里。据老人回忆，自从安阳小屯一带发现大量甲骨文以后，前民国政府曾经组织过大规模的发掘。1937年后，由于日寇的入侵，发掘工作被迫停止。抗日战争时期，村民生活艰难，饿得没了办法，突然想到脚下是块宝地，于是结伙儿到地里去挖“宝”，再把挖出来的东西贱价卖给时常在这一带出没的古董商。
1939年3月初的一天，吴培文的叔伯哥哥吴希增（已过世）漫无目的地在野地里“探宝”。吴希增接了两根杆，打到约13米深的地下，杆子碰到了水脉。再往下，他觉得探杆好像碰到了硬东西，拔出来一看，探杆卷了，探杆头上还带出来些铜锈。这一发现让吴希增激动不已。他赶快找到吴培文，两人商量后，决定找几个人，夜里偷偷去挖。当天晚上，他们找来了十七八个大小伙子，按吴希增白天所做的标记，他们挖出了一个大土坑，透过微弱的灯光，隐约看到坑底躺着一个巨大的青铜炉。众人七手八脚地向四周破土，当青铜炉的“面纱”终于被揭开，天光开始放亮，一群人隐蔽好现场，约定次日晚上接着干。
第二天晚上，他们又奋战了一夜，大鼎只上移了一小段。尽管大家小心谨慎，但消息还是让武官村所属的第十区区公所知道了。区公所的头头闻风赶来，表面说大家乡里乡亲的，还是派一个排来保护的好，实际上这一个排的人都要“分红”。于是，在大坑周围，每50米远就设一个岗。
到第三天夜里，他们又换上新绳子，用了三匹牲口，忙活了一夜，大鼎终于得见天日，他们秘密把鼎运回村里，埋藏在吴培文家院子里的一个粪堆下面，上面用柴草盖好。十几天后，因为有人走漏了消息，挖出宝贝的事被驻守安阳飞机场的日本警备队长黑田荣知道了，他说要来看鼎。想转移已经来不及了，村民都为大鼎捏了一把汗。
一天夜里，黑田荣坐着小汽车来了，他也算有些见识，一眼就看出是宝物。等他走后，村民们忐忑不安，不知道黑田荣接下来有什么诡计。过了几天，日本宪兵队、铁道警备队，还有皇协军共100多人又来了。吴培文一见这阵势，撒腿就跑。可能是黑田荣说错了地方，这群强盗把吴培文家翻了个底儿朝天，没有找到“大炉”，只好走人。
没过几天，当时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古董商肖寅卿闻风而来。他拿出放大镜，从鼎耳一直仔细地看到鼎足。大家沉不住气了，催促他说个数儿。肖寅卿奸诈地一笑，出价20万光洋。
当晚，他们按肖寅卿的要求，想把大鼎分解了，开始用锯条锯，折腾了一夜，连大鼎的一根腿都没有锯下来。有人就拎来大铁锤，垫上被子往鼎上砸，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一只鼎耳被砸了下来！由于害怕再把日本鬼子招来，大家七手八脚地扒掉西屋马棚地上的牲口粪，挖了一个深坑，把“大炉”重新埋入地下。
不久，上次没得手的日本人再次来到武官村，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吴培文家院子前后通街，他躲过一处岗哨，直奔村外，躲进了挖沙的大坑里。
说来也巧，下午3点左右，刮来一阵狂风，天昏地暗，刮得人睁不开眼睛。这次日本人又无功而返。吴培文回村一看，他们把西院马棚误以为西屋马棚，又翻了一个底儿朝天。挂在墙上的照片也被全部拿走了，看来自己已经成了捉拿对象。他找了几个人，连夜把“大炉”转移到自家放草料的东屋埋好，只身逃命去了。
村里人知道日本鬼子不会罢休，于是想了个“调包”记，把以前挖掘的一只没有人要的破罐子，用麻袋裹起来放到床底下，搪塞了他们。从此以后，吴培文有家不能归，在外地辗转生活了两年，又跑到徐州、蚌埠、淮南、南京等地流浪打工。抗战结束后，吴培文才回到故乡，当初参与挖鼎的几个人又开始合计怎样把鼎卖出去。1946年6月，当时安阳县政府的一位陈参议得知大鼎的下落，他威逼吴培文等人把鼎上交政府。
当时出版的《民生报》载文说，7月11日夜，陈派人“至该村掘至终夜，于12日早晨将古炉用大马车运县存放古委会内”。此文中“古炉”就是司母戊大方鼎。当时的古物保存委员会设在安阳市老城县东街4号的萧朝庙内，一时间男女老少争相参观，盛况空前。当时驻扎在新乡的国民党第31集团军司令长官王仲廉听到传闻，时值蒋介石六十大寿，王仲廉正在发愁送什么礼物好，得知此事，正中下怀，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司母戊鼎又连夜被运到了南京，存放于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博物院。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司母戊鼎在南京首次展出。蒋介石亲临现场参观，并在鼎前留影。
南京解放时，大鼎流落在南京飞机场，国民政府试图将它运走，但因为太重，搬运不便，只好放弃。后被解放军发现，移至南京博物馆。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即现在的国家博物馆）建成后，司母戊鼎从南京调往北京，入藏历史博物馆，保存至今。
■趣味链接一：说鼎
鼎本来是古代的烹饪、饮食器，相当于现在的锅，用以炖煮和盛放鱼肉。早在七千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后来又有了用青铜铸造的铜鼎。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鼎大多为三足圆形，但也有四足的方鼎。司母戊鼎便是最负盛名的四足方鼎。
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其伤害。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鼎就从一般的炊器变为传国的重器。国灭则鼎迁，商灭夏，九鼎迁于商都亳（bó）京；周灭商，九鼎又迁于周都镐（hào）京。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此外，鼎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战国时多有诸侯称霸问鼎的故事。“问鼎”的意图，在于篡夺天子的权力。后来，《史记》中以“三分天下，鼎足而立”来形容势力分立的局面。我们就经常把三国时期称为“三足鼎立”。
铜鼎是商周时期最为重要的礼器。在古代，鼎是贵族身份的代表。典籍中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的制度。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铸刻铭文于其上，以记载盛况。这种礼俗被中华民族沿用至今。为庆贺联合国成立5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5年10月21日向联合国赠送一尊青铜巨鼎——世纪宝鼎，以表祝贺。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庆典之际，中央政府向西藏自治区赠送“民族团结宝鼎”，现矗立于拉萨人民会堂广场，象征民族团结和西藏各项事业鼎盛繁荣。此举意义深远，文化内涵丰厚。
现代汉字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演变，但仍然保留着“鼎”这一器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字也被赋予“显赫”、“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如：一言九鼎、大名鼎鼎、鼎盛等。
鼎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是我国青铜文化的代表。美学家李泽厚认为，中国青铜器以其“特有的三足器——鼎为核心代表，器制沉雄厚实，纹饰狞厉神秘，刻镂深重凸出”，是我国青铜艺术成熟期最具审美价值的青铜艺术品。
■趣味链接二：神秘的饕餮
饕餮是青铜器上最常见的文饰之一，尤其是鼎上最为常见。饕餮是一种传说中的神秘怪兽。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一个大头和一张大嘴，十分贪吃。
俗话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传说饕餮就是龙的九子之一，《升庵外集》中记载：“饕餮，好食，立鼎盖。”鼎是一种食器，饰以饕餮，正好证明它的功用，古人认为吃得多是健康的表现，有祝福主人多食之意。
饕餮纹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吕氏春秋·先识》篇云：“周鼎着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其及身。”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有的像龙、像虎、像牛、像羊、像鹿；还有的像鸟、像凤、像人。饕餮纹这种名称并不是古时就有的，而是金石学兴起时，由宋人命名的。西周时代，饕餮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
四羊方尊——最精美的青铜重器
四羊方尊被称为商代最精美的青铜器，不幸的是它在战火中支离破碎，但它有青铜的品质和性格——“碎骨粉身浑不怕”。专家的妙手修复了它破碎的身躯，在人们赞赏的目光下，它又绽放出一如三千年前的瑰丽容颜。
■酒器至尊
四羊方尊是商代晚期的一件造型精美的青铜礼器。方尊为侈口，鼓腹，圈足，是目前所见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四羊方尊通高58．3厘米，尊口边长52．4厘米，重达34．5公斤。
四羊方尊分为上、中、下三部分。最上部的口颈制作成强劲有力的弧线形，下部的支座是由稳重的直线围成的圈足，中间的四只卷角山羊形装饰是最精彩的部分。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的胸部和颈背部饰有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饰夔纹。这四只卷角山羊，四足皆脚踏实地，贴附于方形圈足之外，承担着尊体的重量，不仅没有头重脚轻的感觉，反而在宁静中透着威严。尊的颈部饰有晚商青铜器上常见的蕉叶、夔纹和兽面纹，肩部有4条龙相互蟠缠，龙首探出器表。
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图像和立体雕塑结合起来，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它造型雄奇，寓动于静。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显示了高度的铸造水平。羊在古代寓意吉祥。四羊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展示出酒器中的至尊气象。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它以形体的端庄典雅和精美备受瞩目，被中国历史博物馆列为传世珍藏十大国宝之一。
四羊方尊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涅槃后的重生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湖南宁乡县陆续出土了一大批青铜器。在考古界，这些青铜器被称为“宁乡青铜器群”。四羊方尊是“宁乡青铜器群”中的代表，也是宁乡出土最早的青铜器。当世人再次目睹它的雄伟庄严、精美绝伦时，谁又能想到，它曾历尽劫难，甚至粉身碎骨。
1938年春天，湖南省宁乡县月山铺的村民姜景舒兄弟，在山上挖土种红薯时，谁知道一锄头下去，“哐”的一声，从土里飞溅出一块长约10厘米、宽约8厘米的锈铜片，两兄弟继续挖下去，这件沉睡在地下3000多年的商朝末期的四羊方尊渐渐露出了它瑰丽的身影。据说那块长10厘米、宽8厘米的口沿残片至今仍保存在姜氏家中。
四羊方尊出土后，被长沙的几个古董商合伙出资买下。但回到长沙后，几个人因为分利不均发生矛盾，甚至反目成仇，其中一人向当地政府告密。就这样，四羊方尊被长沙政府没收，暂时由当时的湖南省银行保管。不久，侵华日军兵临长沙城下，湖南省银行被迫迁往沅陵，四羊方尊也随之踏上了征程。这次迁徙并没能使四羊方尊脱离险境，在一次日军战机的轰炸中银行被击中，库房中的方尊瞬间被炸成20余块碎片。一件价值连城的国宝顷刻变成了一堆废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文化部委托湖南省文管部门查找方尊下落。文管会的工作人员在湖南省银行的库房中重新找到了在尘土中化为一堆碎铜片的四羊方尊。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专家的精心修复，四羊方尊“死”而复生，再现了三千年前的风采。修复后的方尊交湖南省博物馆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后，这件国宝被调往北京，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趣味链接：尊的由来
尊是盛酒器，属礼器的一种，是用于祭祀或宴享的重器。尊的造型一般为侈口、高颈、鼓腹、高圈足，饰有饕餮、云雷等纹饰。尊也有方形的（如四羊方尊），但为数较少。
尊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在大汶口文化中就出土过一种体形巨大的陶制大口尊——很可能是祭祀中使用的酒器，有的器壁上还有与祭祀有关的原始刻画文字。铜尊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并成为常见的礼器，到春秋战国时就很少见了。
与其他礼器不同的是，商代的铜尊造型多姿多彩，其中有很多是动物造型，统称为鸟兽尊，比较著名的像象尊、豕尊、牛尊等，塑造得栩栩如生。羊的形象也是常见的造型之一，比如双羊尊、三羊尊等，四羊方尊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何尊——最早出现“中国”字样的镇国之宝
在宝鸡市的青铜器博物馆里，何尊是最引人注目的陈列品。它是最早出现“中国”字样的青铜器，是精湛的工艺品，是国宝。可你知道它的另一段传奇吗？它曾经为一位农民换回了三十斤玉米，它险些和破铜烂铁一起被熔化掉，它是用三十块钱从废品站“赎”回来的！
■西周贵族的祭祀之器
何尊高39厘米，口径28.6厘米,重14.6公斤。尊体为深圆筒形，圆口外侈，方唇，腹中部微鼓。通体饰四道高扉棱，透雕棱脊。口沿下以棱脊为间隔，饰蝉纹和卷曲蚕纹四组。腹部花纹分两段：上段作浮雕大饕餮，目巨咧口，神奇威严，双角翘出器外；下段亦为饕餮纹，形象与上段不同。全器均以云雷纹填地，富于变化，器形庄重厚实。何尊造型凝重，纹饰华美，工艺精湛，是西周早期青铜器中出类拔萃的一件精品。
尊内底部有铭文12行，原122字，残损3字，现存119字。何尊是何氏家族为祭祀祖先专门铸造的青铜礼器。何尊铭文记载的是文王受命，武王灭商后，周王朝定都洛邑，周成王继续营造洛邑的著名历史事件。何的身份是“宗小子”，他的父亲是周文王的亲信，是高级奴隶主贵族。铭文大意是：成王开始营造成周，对武王举行了盛大的祭祀。四月丙戌这一天，王告诫宗小子何说：“从前你已故的父亲公氏辅助文王，文王得到了上天赋予统治天下的使命。后来武王攻克了商的都城，曾祭告于天说：‘我建都在这天下的中心，从这里来治理人民’。”王又说：“公氏对于上天是有功劳的，你要很虔诚地祭享啊！”王在结束他的训诫以后，把三十串贝赏赐给宗小子何。于是，何把自己光荣地受到王的接见和赏赐铭铸在这件礼器上，以祭祀他的父亲公氏。时在王五年，这个王就是成王。这段铭文正好与先秦典籍《商书·多方》等互为补充，是研究周初历史的重要史料。
1975年，国家文物局调集全国新出土的文物精品出国展出，著名青铜器专家、时任上海市博物馆馆长的马承源先生负责筹备。马承源在清除铜尊的蚀锈时，在铜尊底部发现了这篇铭文，其中“宅兹中国”（大意为我要住在天下的中央地区）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马承源的这一发现，使铜尊成了最早出现“中国”字样的无价之宝，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并被国家文物局列入64件永久不准出国展出的国宝级文物目录中。另据马承源考证，铸器者为西周贵族何，因而将其命名为“何尊”。
另外，何尊铭文中“惟王五祀”的明确记年（周成王五年），为西周青铜器断代提供了依据。
■从废品到国宝
2004年10月，宝鸡市文物局局长张润堂等人到宝鸡市附近的贾村镇调查何尊的出土经过。当时，当事人之一的村民陈堆已经去世，陈堆的妻子张桂芳老人讲述了发现何尊的确切经过。
1963年8月的一个上午，刚下过一场大雨，陈堆在后院发现被雨浇塌的土崖上好像有闪烁的亮光，于是他叫来妻子张桂芳，两人一起用手和小镢头刨，结果刨出了一件青铜器。他们也没想到是宝贝，后来这件铜器到了陈堆的兄弟陈湖家里，被闲置在陈家的阁楼上。六十年代初期，因为三年自然灾害，家中度日艰难，于是陈湖就把何尊当破铜卖到了废品收购站，换回三十斤玉米。收购站的文物信息员觉得何尊非同一般，便把这一消息上报给当时的宝鸡博物馆，于是博物馆用三十元钱把这件珍贵的文物征集回来，何尊才由此告别了“废品时代”，也避免了和其他废铜烂铁一起被熔化掉的命运。
七十年代初，何尊参加了国家文物局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新出土文物汇报展”，当专家在对它进行除锈保护工作时，才意外地发现了何尊底部的铭文，以及铭文中的“中国”字样。这次再发现使何尊身价倍增，跃居为国宝。
■趣味链接：话说“中国”“中国”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西周初朝，当时的“中国”并不是指国家，而是指国都。古时候帝王所在的地方称为“中”，帝王所建的城邑就是“中国”。
古人把天空看作神界，把星辰中最引人注目的北极星看作是“天中”。因为古人观察到满天的星星都围绕北极星转动，所以他们认为北极星就是天的中心。依此设想，人们便认定人君的国都就是“土中”，即大地的中心。传说武王伐纣成功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考察四方，寻找“土中”，其用意是让天下百姓像星星那样向自己围聚合拢。这个中心地又被称为中原、中州、中土，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演变为把华夏民族的居住地和建立的国家叫“中国”了。
在古代文献中，“中国”一词有五种不同的含义：一是专指帝王所在的国都，即首都。如《诗经·大雅·民劳》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先爱护京都的百姓，进而安抚四方）的句子；二是指天子直接统治的王国；三是指中原地区；四指国内内地；五指古代华夏族、汉族居住的地区或建立的国家。古代华夏族、汉族多在黄河南北建都，并不断扩大活动范围，因而称黄河中下游为“中国”，与“中土”“中华”“中州”“中原”等词含义相同。
秦朝以后，“中国”一词的含义有了改变。在汉代，人们常把汉族建立起来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兄弟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起来的王朝也称“中国”。南北朝时期，北朝自称“中国”，把南朝却称做“岛夷”。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彼此都自称为“中国”而不承认对方为“中国”。
严格地说，在古代，“中国”是个形容词，乃国朝正统的意思，而不是一个专有名词。我国古代各个王朝都没有把“中国”作为正式国名。如汉朝的国号是汉，唐朝的国号是唐。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把“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简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把“中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
大盂鼎——现存最大的西周青铜器
大盂鼎是目前出土的最大的西周青铜器，它和大克鼎被称为“重器鸿宝”，并与毛公鼎一道，被誉为“海内三宝”。华丽的名称下面是它珍贵的历史价值和艰难的跋涉历程：它曾与一代名将左宗棠有过渊源，得到潘家的生死庇护，躲过日寇的搜查，最终成为国之瑰宝。
■重器鸿宝之大盂鼎
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圆形，立耳，深腹，三柱足，颈及足上部饰兽面纹，腹内侧铸有铭文，为康王时贵族盂所作的祭器，是目前出土的形制最大的西周青铜器，造型浑厚典丽，工艺精湛，是世间珍宝。
大盂鼎内壁铸有铭文19行291字，铭文中记载的是康王向盂（人名）叙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认为文王、武王能以卓越的业绩立国，主要是由于其臣属从不酗酒，每逢祭祀都非常认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国教训就是沉迷于酒。由此告诫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赐盂命服、车马等。盂在铭文中说明作此鼎也是为了祭祀其祖父南公。大盂鼎铭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及西周奴隶制度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家所重视。
就书法艺术而言，其铭文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体现出端严凝重的艺术风格，开《张迁碑》、《龙门造像》之先河，在成康时代当居首位，是西周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大盂鼎又称盂鼎，之所以冠以“大”字是为了区别于小盂鼎。这两个鼎同时出土，但小盂鼎原器已失，仅存铭文拓本。
■左宗棠报恩，潘祖荫得宝
大盂鼎道光初年（公元1821年）在陕西岐山县礼村出土。出土后，首先被当地士绅宋金鉴收藏，不久即易手归岐山县令周庚盛所有。此后大盂鼎又被辗转卖至北京琉璃厂待售。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宋金鉴会考得中，拜翰林，遂以银三千两将大盂鼎购回，收藏于府中。谁知好景不长，仅十余年时光，至同治年间，宋家家道中落，宋氏后人允寿将大盂鼎作价七百两白银转让给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僚属袁保恒。袁深知左宗棠酷爱文玩，得宝鼎后不敢专美，旋即将大盂鼎献给上司以表孝心（一说为左花重金购得）。
左宗棠在发迹前曾为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理湘省全部军务。其自视极高，恃才傲物，不免为人所诟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左宗棠被永州总兵樊燮谗言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左氏，且多方打点、疏通，左宗棠才得以脱罪。潘乃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盂鼎后遂以之相赠，以谢当年搭救之恩。此后，大盂鼎一直为潘氏所珍藏。潘氏位高权重，足可保全大鼎无虞。至潘祖荫亡故，其弟潘祖年将大盂鼎连同其他珍玩一起，由水路从北京运回苏州老家。大鼎作为先人故物，被视为传家之宝，从不轻易示人。
■几经觊觎，终得归所
潘祖荫去世后，荫蔽潘家的大树已倒，包括大盂鼎在内的众多古玩珍器被无数道贪婪的目光觊觎着。光绪末年，金石大家端方任两江总督，曾一度挖空心思，想据大盂鼎为己有，均为潘祖年所拒。但端方始终是潘家的大患，直至端方被新军所杀，潘家和大鼎才真正逃过端方之难。
民国初年，曾有美籍人士专程来华找潘氏商谈购买大鼎，出价数百两黄金，但潘家不为所动，一口回绝。
三十年代中叶，国民党当局在苏州新建一幢大楼。党国大员忽发奇想，要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一场展览会，邀潘家把大鼎拿出来参展，想借机占有大鼎。但是如此拙劣的伎俩被潘家识破，婉言拒绝了参展邀请。
1937年日军侵华，苏州很快沦陷。潘祖年已去世，国将不国之际，潘祖荫的侄孙承厚、景郑等商定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主意已定，潘家人苦干两天两夜才将全部宝物入藏地下。整个过程除潘家人以外另有两个佣工和一个看门人参与其中。此后潘氏全家到上海避乱，潘宅成了日军搜查的重点。日军司令松井也查问潘家的收藏，但反复搜查均无所获。日军占领期间，潘家的看门人曾几次盗掘了若干小件的珍藏，卖给洪姓古董商人。由于大鼎过于沉重，无法搬动，得以幸免。
全国解放后，潘家后人见人民政府极为重视对文物的保护，经全家商议后，由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执笔，于1951年7月6日写信给华东文化部，希望将大盂鼎及另一件珍藏大克鼎捐献给国家。7月26日，文管会派专员在潘家后人的陪同下赴苏州，大鼎得以重见天日。大盂鼎原藏上海博物馆，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上博以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持。从此大盂鼎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今。
■趣味链接：左宗棠其人
左宗棠，湖南湘阴人（1812—1885），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晚清军政重臣，湘军统帅之一，洋务派重要首领。
左宗棠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和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甘肃织呢总局（亦称兰州机器织呢局），后者为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左宗棠是收复伊犁的第一功臣，著名的爱国将领，精通文韬武略。1885年病故于福州。著有《楚军营制》，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
大克鼎——西周晚期青铜礼器的代表
大克鼎是西周晚期著名的青铜器，它与大盂鼎有一段相同的命运，似失散多年的姐妹，颠沛流离后重逢，幸赖潘家的庇护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不管是机缘巧合，还是历史的眷顾，我们对此都心怀感恩。
■重器鸿宝之大克鼎
大克鼎比大盂鼎晚出土70年，又名克鼎、膳夫克鼎，是西周晚期著名的青铜器。鼎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造型宏伟古朴，鼎口之上竖立双耳，底部三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纹饰是三组对称的变体夔纹和宽阔的窃曲纹，线条雄浑流畅。
鼎腹内壁上铸有长篇铭文，共28行290字，通篇铭文布局在整齐的网格之中，每格一字，美观端庄。为西周大篆的典范之作。铭文内容可分为两段：第一段是克对其祖父师华父的颂扬与怀念，赞美他有谦虚的品格、美好的德行，能辅协王室，仁爱万民，管理国家。英明的周天子铭记着师华父的伟绩，提拔他的孙子克担任王室的重要职务——膳夫，负责传达周天子的命令；第二段是册命辞，周天子重申对克官职的任命，还赏赐给克许多礼服、田地、男女奴隶、下层官吏和乐队，克跪拜叩首，愉快地接受了封赏，乃铸造大鼎歌颂天子的美德，祭祀祖父的在天之灵。此鼎系周孝王时期铸器，历见著录，流传有绪，是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珍贵资料。
大克鼎于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在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出土。同时出土的还有小鼎七件、盨二件、钟六件、镈一件，都是膳夫克所作之器。因此称此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大克鼎出土后辗转多人之手，后入主潘家，竟与大盂鼎殊途同归。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殊途同归
大克鼎曾经为津门人士柯劭忞收藏，而柯氏恰好是潘祖荫的门长。未几，潘氏得知柯氏有大克鼎入藏后，歆羡不已，亲往求让。稍加协商，大克鼎即易主归了潘祖荫所有。三十年前，潘已藏有大盂鼎，于今又得大克鼎，两大礼器至尊殊途同归，齐聚潘府，可谓壮观，潘氏的金石声名也由此益盛。盛名之下，不免引来诸多文人雅士及显贵上门，以求一睹二鼎的尊容。但潘氏奉二鼎若拱璧，不予示人。为此潘家还得罪了不少人。
孰料，潘祖荫在得到大克鼎的当年即撒手人寰。其弟潘祖年深知官场险恶，怕哥哥的去世使潘家失去庇护，觊觎两鼎之人甚多，难免会遭人暗算。于是经过族内商议，决定举家迁回故乡苏州。大克鼎和大盂鼎以及大量钟鼎珍玩就此随潘家离开京城，落户到了苏州。
在此后的日子里，大克鼎、大盂鼎等潘家珍藏历经端方强索、国民党当局诱骗以及日本占领军搜查等诸多磨难。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获得新生，由潘祖年的孙媳妇潘达于献给了国家。
潘达于18岁时丈夫去世，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她是大鼎的实际看护者。她视大克鼎如生命，历尽劫波，终于把它保护起来，最后又把它送进文物殿堂——上海博物馆，完成了作为收藏家的最神圣的使命。她本姓丁，因为所有收藏都是潘家遗产，她是代表潘家捐献，故改姓潘。继献鼎之后，在子女的支持下，从50至60年代，潘达于又分批向国家捐赠了大量文物。
■趣味链接：大克鼎花絮
光芒：2001年APEC会议在上海举行，与会的各国贵宾来到有“中国文物半壁江山”之美誉的上海博物馆，参观了这里的青铜馆和瓷器馆。巨大的展馆内，不时传出惊叹声。在名闻天下的国宝“大克鼎”展柜前，贴近玻璃外罩，大家仔细地观看大克鼎的铭文，询问起它的历史，并为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而由衷惊叹、心悦诚服。几千年后，它依然代表着中国，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吉祥物：大克鼎会成为吉祥物，这也许是我们的先人在铸鼎时万万没有料到的。别说是古人，就是现代人，也很难有此奇想，但这已经是事实了。虽然大克鼎从清末离开北京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但北京一家闻名遐迩的百年老店——全聚德，在2003年请大克鼎作了吉祥物。据说是因为大克鼎的“大克”两字的读音，正和英文DUCK（鸭子）谐音的缘故。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大克鼎故事的一个精彩花絮。
聚首：四十五年过去了，上海博物馆有情有义，为了让大克鼎和大盂鼎的捐赠人潘达于老人重见两大宝鼎聚首的盛况，特地在老人百岁诞辰时将大盂鼎从北京接回上海，于2004年2月29日至3月6日举办了为期一周的“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除了向这位世纪老人表达我们的敬佩和感激之外，也让后人再次目睹了两大宝鼎的风采。
毛公鼎——记载铭文最多的宝鼎
毛公鼎，西周三大青铜重器之一，已发现的记载铭文最多的宝鼎，在战乱年代同样难逃颠沛流离的命运，它的不断转徙除了证明自身的价值外，还为我们揭示了乱世中的世态人心：小人看到的是赤裸裸的利益和金钱，而真正的中国人看到的，是它对历史和民族的意义。
■鸿篇巨制
毛公鼎于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重34.7公斤。毛公鼎器形作大口，半球状深腹，兽蹄形足，口沿上树立形制高大的双耳，浑厚而凝重，整个器表装饰十分整洁，显得素朴典雅，洋溢着一股庄重的气息，反映了西周晚期文化思想的变革。毛公鼎是西周晚期宣王时（公元前828年—公元前782年）的一件重器，应该是周宣王的叔公毛公所铸，鼎因铸者毛公而得名。
毛公鼎内壁刻有497字的铭文，共32行，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乃迄今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之最。除了史料价值，毛公鼎在中国古文字和书法研究方面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是金文的经典名作。
毛公鼎内铭文，是一篇典型的西周册命铭文。全文首先追述周代开国君主文王、武王的丰功伟绩，感叹现时的不安宁，接着叙述宣王委任毛公管理内外事务，拥有宣布王命的大权。宣王一再教导毛公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并赐给他一些器物以示鼓励。毛公将此事铸于鼎上，以资纪念和流传后世。全铭文基本引述周王的册命话语，文辞精妙而完整，古奥艰深，是西周散文的代表作。
这篇铭文表达了周宣王孜孜图治的决心，对研究西周晚期的政治历史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也是一篇金文书法的典范。这篇煌煌巨制，不仅在内容上是一篇重要的史料，在艺术上也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铭文的笔法端庄，线条质感饱满，结体庄重，以至于出土以来，清末的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清末著名书法家李瑞清就曾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郭沫若先生也称之为“抵得上一篇《尚书》”。
毛公鼎出土后在民间转手多次，抗战期间险些被日军夺走。日本投降之后，收藏者将鼎捐献出来，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是其镇馆之宝。
■历尽劫波
毛公鼎于道光末年（公元1850年）在陕西出土后，岐山知府将大鼎视为“摇钱树”，他暗中找到省城古董商苏亿年、苏万年兄弟，将大鼎卖了一马车银元的好价钱，然后他用这堆银元给自己捐了个大官。
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苏家兄弟打扮成商人模样，将大鼎藏在布匹堆中，雇了几个保镖，赶着两辆马车向北京奔去。到了河南境内，遇到一群土匪，双方厮打起来，终因寡不敌众，只好将后面那辆装载布匹的马车扔给了土匪，保住了大鼎。到京后，他们请来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鉴定，陈深知“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西周青铜器铭文越长越珍贵，于是陈介祺当场拍板买下了这件宝物，以三年俸银之重金为代价购藏。毛公鼎在陈氏手上收藏了30年。陈氏对其他收藏都乐于公诸于世，印成目录，昭示天下，唯有对毛公鼎，深锁密藏，不肯示人。陈氏病故后，陈氏后人又继藏了20年。
到本世纪初，两江总督端方依仗权势派人至陈家，限三日内交鼎，将毛公鼎强行买走。毛公鼎到端府后没几年，端方因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被新军刺死。当时有人说，端方不该强占毛公鼎，地下的东西煞气太大，他压不住。后来，端方的女儿出嫁河南项城袁氏，端府欲以毛公鼎作为陪嫁，而袁家却不敢接受，端氏后裔遂将鼎抵押在天津的华俄道胜银行。可是后来其家道中落，端氏所收的许多青铜器均经过端氏的把兄弟、美国人福开森卖了出去，此鼎也无力赎回了。
从1919到1920年间，有个美国商人欲出资5万美元把毛公鼎买走。消息传出，国内舆论哗然。民国间曾任财政总长、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叶恭绰闻讯，决意与美国人角逐，想方设法把鼎留在中国。叶氏本来力劝国内有实力者买下，后来却传出流言，说叶氏想从中捞取好处。叶氏一气之下，变卖了其他一些文物，索性自己将鼎买了下来。于是毛公鼎又来到叶家，一呆就是十几年，先是放在其天津家中，后又移至上海。
叶氏买下毛公鼎后，将鼎移至上海的叶氏寓所懿园。抗战期间叶氏避乱香港，香港沦陷后，日本人胁迫他出任伪交通总长，他称病拒绝，整日卧床，足不出户。叶恭绰在香港的日子过不安宁，整日在日本人监视之中，谁知上海方面又后院起火。他在上海的一个姨太太，为了“钱财”二字，竟把毛公鼎藏于懿园的消息捅给了日本人，引得日寇三番五次前来搜查。叶氏得知后万分焦急，即刻发电报到昆明，叫他的侄子叶公超（西南联大教授）来港商谈。叶公超遂赴上海，为保护宝鼎与敌人周旋。
叶公超到上海刚把毛公鼎安顿好就遭到日寇的拘捕，在狱中受刑七次，苦不堪言，差点丧命，后嘱家人赶快设法请人仿造一鼎交出去了事。后经叶恭绰在香港遥控指挥，多方托人设法营救，总算保住叶公超的性命。毛公鼎也得以转移香港，面交叶恭绰。
抗战胜利前，叶恭绰被日军押解回沪，仍是称病不出。然而此时叶家一个庞大的家族，全仰仗他一人养活，实力已大不如前。十余年下来全家人坐吃山空，还要抚养好几个在外国留学子侄，渐觉力不能支，只好靠变卖文物度日。到实在无奈之时，毛公鼎也保不住了。当时抗战胜利在即，日军大势已去。上海一个大奸商陈咏仁为给自己留条后路，表示愿买此鼎，并承诺胜利之后一定捐献给国家。于是，宝鼎又转到了陈氏手中。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陈氏如约将宝鼎捐献给当时的南京政府，归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藏，解放前夕被带往台湾，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
■趣味链接：“万印楼”主陈介祺
陈介祺字寿卿，号芦斋，山东潍县（今潍坊市潍城区）人，1813年生。父亲陈官俊是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进士，历任工部、兵部、礼部、吏部尚书等重要官职。他青年时期跟随其父在京一起生活，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9岁即“以诗文名都下”，乡试时考官阅卷还以为陈介祺是个屡试不第的老考生。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考中举人，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又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等。居官近十年，涉猎了各种文化典籍，对经史、义理、训诂、辞章、音韵等无不钻研，对金石更有特殊爱好，与当时的收藏大家王懿荣、潘祖荫、吴大澄、吴云等常相过从，共同考辨古物，研究文字。陈氏于青铜器、陶器、古钱、古印玺、石刻造像等收藏既多且精，并且精于考释。
他供职清廷时，经过鸦片战争，亲眼看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廷的丧权辱国，深感国事日非。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母亲在家病故，他借丧母回归故里，下决心不再外出为官，并作诗抒情曰“热闹场中良友少，巧机关内祸根蟠”。从此以后，陈介祺即潜心于金石及其他古文物的收藏和研究。
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他在家修建了“万印楼”，以珍藏来之不易的印玺和10000多件其他文物珍品。从此“万印楼”名声大振。《清史稿》称赞他的收藏是“所藏钟彝金石为近代之冠”，陈介祺也被称为“一代金石大师”。他的“万印楼”现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的故居陈列馆也在他诞生180周年时正式开放，他也被公推为上世纪末最有成就的收藏家之一。
虢季子白盘——西周三大青铜重器之首
虢季子白盘被誉为“西周三大青铜重器之首”，道光年间在陕西出土后数易其主，后辗转至曾任台湾第一巡抚的刘铭传手中。北洋军阀、日本人都欲借势夺宝，刘家后人不得不将宝盘深埋地下，远遁他乡，解放后献于国家。它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动乱年代，本身就是一个鲜活的历史传奇。
■青铜翘楚
虢季子白盘铸于周宣王时期，与散氏盘、毛公鼎并称西周三大青铜重器。
此盘造型奇伟，高39.5厘米，上口呈长方形，口长137.2厘米，腹下敛，平底，曲尺形四足。四壁各有含环兽首两个，腹上部为窃曲纹，下部为环带纹，盘形似一大浴缸，为圆角长方形，口大底小，使器物避免了粗笨感，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
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语言洗练，字体端庄，是金文中的书家法本，更增加了宝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盘内底部铭文讲述了一段完整的史实，内容大意是说：“虢季子白”受周王之命，于宣王十二年率兵在洛河北岸同少数民族作战，一次就斩首五百，俘敌五十，大获全胜。周宣王设宴为其庆功，并赐乘马、彤弓、彤矢、斧钺，以示嘉勉，故虢季子白特铸此盘以为纪念。铭文中有“唯十有二年”几字，时即周宣王十二年（公元前816年），此盘距今已有2800多年历史。
从考古发掘发现的铜盘看，大多数的盘都是圆形的，长方形的很少见，像虢季子白盘这么大体积的长方形盘更是仅见。此盘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曾被当地农民用来喂马，后县令以数钱据为己有。几经动荡，此盘被刘铭传觅得，极为珍惜。在其后几十年内，觊觎此盘者不乏其人，刘氏后人将盘重埋地下，远避他乡。解放后，刘肃将此盘掘出献给国家。自此，虢季子白盘才得以重放异彩，供世人欣赏。虢季子白盘先曾藏于故宫博物院，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两度沦为饮马槽
虢季子白盘在道光年间出土后，并没有遇到识宝的伯乐，而是被当地的农民当作饮马的水槽。一天，时任知县的徐曼途经宝鸡虢川司的一个村庄，无意间向一农家院落瞥了一眼，看到院内有人正给马饮水，硕大的饮水槽引起了他的好奇，上前一看，竟是一个大铜盘。铜盘精美的造型、古朴的韵味，使他确信这是一件古物，于是他将铜盘据为己有，离任时带回老家常州。
太平天国初年，虢季子白盘被镇守常州的护王陈坤书所得。一八六四年淮军将领刘铭传攻下常州，进驻护王府。由于清兵不识古盘，盘再次被当作马槽使用。一天夜里，刘铭传正在灯下看书，只听屋后不时传出金属碰击声，轻灵悦耳，好生奇怪，便提灯寻觅。原来是战马吃料时，笼头铜环与“马槽”相碰之声。他猫腰细看，试了试，重不可举，知道不是寻常之物。第二天一大早，刘铭传命马夫洗涮干净，发现盘内底部铸有长篇铭文，字体优美工整，大为惊异。经过仔细观察，他认定该物为“珍贵文物，不可多得”，随即派人专程运至合肥老家，并于大潜山下刘老圩府第特建一亭，取名“盘亭”，珍藏此盘。刘铭传爱盘如命，平常盘总是锁着，轻易不示人，连光绪皇帝的老师也未能看上一眼。
■重放异彩
在风雨如晦的数十年间，刘氏后人悉心呵护宝盘，吃了许多苦头：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刘镇华以重金诱惑刘家后裔、刘铭传的四代孙刘肃曾出让宝盘，遭到拒绝。之后刘镇华亲自带人到刘家索盘，找不到宝盘，就拳脚、棍俸相加，但刘家宁死不屈。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这出索宝闹剧才算罢休。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合肥沦陷后，虢盘又成了日本侵略者觊觎的目标。为保护虢季子白盘，刘家将盘埋在院门前的槐树下后，远走他乡。果然，日本人很快闻风而动，开始到刘家搜寻，一次又一次，都毫无结果。
抗战胜利后，刘肃曾返回故里，不料麻烦又接踵而来。时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也打起了国宝的主意。一天，李“请”刘肃曾到省政府，说如果交出宝盘，就是国家的功臣，可以让他任选一县作县长。刘称盘已经在他离家时被盗，李也没办法，只好送走刘肃曾。数日后的一个清晨，刘肃曾还没起床，就被几个军人从被子里揪了出来，说他偷了长官的金条等贵重物品，逼他写下用宝盘抵债的欠条。刘肃曾知道硬顶不会有好结果，就应承下来，并以容他出去筹款为由逃了出去。李品仙见此招又没奏效，又想出一计，要肥西县长隆武功将县政府搬到刘家大院。隆武功在刘家大院住了一段时间一无所获，一气之下命手下将刘家掘地三尺，结果仍然一无所获。
在刘家的保护下，虢季子白盘度过了一次又一次险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家将宝盘捐献国家，宝盘终于可以重放异彩了。人民政府决定，宝盘先在合肥展览，然后送到北京。为表彰刘肃曾的爱国行为，文化部给他颁发了褒奖状，文曰：“安徽省合肥县刘肃曾先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其家藏历史名物周代铜器虢季子白盘一件，铜鼓一件，献交人民政府，供学术界研究及广大人民观览。化私为公，殊甚嘉尚，特此褒扬。此状。”
1950年3月3日，北京文物局在团城承光殿内举行特展。国家领导人董必武、郭沫若、沈雁冰、周扬、郑振铎、北京市领导以及首都知名学者参观了展览。并同刘肃曾在承光殿前合影留念。当晚，又在北京饭店宴请了刘肃曾。北京三月，春寒料峭，然而北京饭店内欢声笑语，温暖融融。酒过数巡，郭老兴盛，请人拿出笔墨。自己把四尺整宣一裁为三开，铺上一张，挥毫做诗，赠予刘肃曾先生。诗文如下：
虢盘献公家，归诸天下有。
独乐易众乐，宝传永不朽。
省却常操心，为之几折首。
卓卓刘君名，诵传妇孺口。
可贺孰逾此，寿君一杯酒。
至此，虢季子白盘在历尽劫波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好归宿，真乃国之幸事。
■趣味链接：台湾第一巡抚刘铭传
刘铭传字省三，号大潜山人（1836—1896），出生于安徽肥西县刘老圩一个世代耕织务农的农家。自幼托身陇亩，虽生活窘困，但为人刚毅任侠，耿介勇敢，喜欢耍枪弄棒，练就一身武艺。曾杀土豪，劫富户，闯荡江湖，成为官府追捕的要犯。
清咸丰四年（1854年），接受官府招安，在乡兴办团练。时太平天国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刘铭传1859年率团攻陷六安、驰援寿州，因功升千总。1862年，编入李鸿章的淮军，号称“铭字营”。在追随曾国藩、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刘铭传因凶悍善战，战功显赫，很快由千总、都司、参将、副将，提升为记名总兵，成为李鸿章麾下的一员大将。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已解甲归田，在乡间隐居多年的刘铭传愤然而起，重赴沙场，杀敌报国，在中法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1885年，清政府决定台湾正式建省，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任命抗法有功的原福建巡抚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首任巡抚刘铭传是清末洋务运动中比较具有时代眼光、革新思想和实干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在他任职巡抚的六年（1885―1890）中，对台湾的国防、行政、财政、生产、交通、教育，进行了广泛而大胆的改革，全面推进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使台湾的面貌焕然一新。
刘铭传还是近代中国大倡兴建铁路的第一人。在他推行新政时，制定了以“兴造铁路为网纽，辅之以电线邮政”的方针。刘铭传“倡淮旅，练洋操，议铁路，建台省，实创中国未有之奇”，在其最伟大的成就中，最值得后人景仰的事功就是“建台省”，即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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