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作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止庵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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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作家试读：

姐儿俩

我到这里出差，忽然听说父母的一位老朋友，我称作沈伯母的，患了肝癌，已经住进医院。她是个寡妇，许多年一直住在这个城市。虽有好久没见面，这消息还是令人震惊，我就赶去探望她。

先见着她的大女儿沈泠泠。病房的走廊空空荡荡，一色洁白，阳光全无遮拦地射进来，没有些许阴影，她站在尽头，明亮的深处，一个人面对窗子。见着她是在意料之中，她独自守在母亲身边好多年了；但许是当下环境的缘故，总有点儿不同寻常。我没有叫她，后来我的脚步声惊动她了；她转过脸，但是想掩饰什么似的马上要转回去，已经来不及了。她的眼泡红肿，刚刚哭过。“你怎么来了，哪天到的？刚才我自己在这儿待了会儿。有人告诉你了？我妈妈她——”

我问她情况怎样，她摇摇头，难过起来。我跟着她到病房去。她向我讲了几句，我明白要是再晚来几天，恐怕就赶不上了。

到了门口，她说：“妈妈的情况很不好，只怕、只怕是有点儿不认人了。”

我点点头。

病房不大，只放了一张床。病人仰面躺着，盖着被子。床边有个输液架。走近就闻着一股强烈的被称为“肝臭”的味儿。她闭着眼睛，瘦得只剩下一个骷髅了，尤其是脸上那种死灰色，真让人难受。呼吸好像也很困难，随着一次次出气发出轻微的呻吟，一定是痛得很。

沈泠泠说：“妈妈，你看谁来了。”“滚，”病人的嘴动了动，眼睛仍然闭着，“我不是你的妈。”

她的话夹在呼吸和呻吟里，但能听清楚。沈泠泠拉住了我的手，她在抖，手很凉。她那样子很是难堪。沈伯母有些躁动了，枯干的手伸出来，像是要从虚空中赶走什么，声音也高了。我碰碰沈泠泠，冲她使个眼色。

她迟疑了一下，到底还是顺从我的意思，退了出去。

病人并不知道，还在詈骂，呻吟也加重了，而且添了咳嗽。她的话渐渐不成片段，骂的还是她的女儿，后来只说要女儿去死。我对她说是我，她也不理会。她的神志也许不清楚了。最后她有些衰竭了，只剩下呻吟，可呻吟好像也还带着怨恨似的。

我把带来的一篓广柑放下。床头柜上，窗台上，堆满了各种吃的东西，大概都是沈泠泠买的吧。房间的另一角，几个漆着白漆的凳子排在一起，上面扔条毯子，我想那是她休息的地方了。

我又在沈伯母的病床前站了会儿。她还是闭着眼睛。我替她把被子盖好，这又引起她一阵模糊不清的咒骂，许是还在骂沈泠泠吧。虽是平卧，她的肚子还是胀得很圆很大，大概腹水已经很厉害了。

我走出去。沈泠泠就在门口站着，看样子一直在哭。看见我她不再掩饰，哭出声来。她的声音那么大，恐怕别的病房的人也要被惊扰了。但她一点儿也不顾忌。快了——当时我想这么劝她，但是没有说出口；我想她未必能体会我的意思，说不定反倒为此恨我一辈子呢。“她要死了！”

她说这话时真是绝望。我说不出什么安慰她的话，说了就虚伪了。她比几年前我见着时老得多，我简直不知道刚才怎么会一下子认出她来。她大约是三十五岁，可是已经凋谢了。皮肤松弛，萎黄，皱纹如网，眼睛布满血丝，眼角有块黑斑，不知熬了多少夜了。

过了会儿，我问她梦儿来了没有。我说的是她妹妹，在北京，我走前两个月见过面，当时好像还没有这件事儿。沈泠泠说她没来，打过两个加急电报，一点儿回音都没有。我说那是怎么回事。她就问我来之前，她妹妹在干什么。“最近不知道，”我说，“前一段她在忙着办‘自留’的事儿，成不成我可不清楚。”“这我知道。可她——她怎么能不来呢？”

我没看她的脸，但是我知道，在她这个责难可大了。“出去走走吧。”我说。

医院的病房楼前面，有个小花园：亭子、长椅、藤萝架之类。早春时节，还是满眼荒芜，冷冷清清。我们找条椅子坐下。四周没什么人，对面有排塔松，阴沉沉的。“怎么办。”她忽然悲戚地说。“医生的意思呢？”“晚了，没办法了，手术，化疗，放疗，都不行了，本来都不收她了，现在只能给点激素，虽然疼得轻点，可是反而……她疼得实在太厉害了，她要死了，要死了——我要她活，我替她死……”

她又哭起来，神经质地揪住自己的头发。我不说话。也许我倒能理解她的心情。后来她也沉默下来。我提醒她自己要注意身体，这话她没听见，因为这时她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命真苦啊。”

她只说了这一句。我想这是因为我在旁边吧。怎么说呢——虽然好几年没见面，毕竟交情不算太浅；话也可以反过来说：虽然交情不算太浅，毕竟好几年没见面。反正她不说的我肯定也不会问。“你待多久？”“大概十天吧，采访几个人，时间比较灵活，我尽量来帮帮你就是了。”“太感谢你了。我一个人真是受不了了。”

这是我唯一一次听她这么说。“我得回去了。”她说着站起身来。

我没有料到这母女之间的积怨居然这么深。我想起她们家从前出的一件事。这件事——先插一句题外话吧。我曾对一位作家说：“真实都是平淡无奇的，这也就要了小说的命了。”这件事现在给我的印象是嫌它过于平淡，类似的事情当时发生过不少，后来也有不少人写过。十几年前，大约一九七〇年前后，有消息说沈泠泠的父亲自杀了。他给在兵团的大女儿写了封信，议论了一些当时不能议论的问题，沈泠泠把信交给领导了，又转回他所在的五七干校，只一次批斗会，他就上吊死了。

后来听说沈泠泠结了婚，有了孩子，丈夫是北京同去的同学。后来又听说她离开了他们，到自己母亲身边去了。当时沈伯母已经来到这个城市。又听说已经办回北京的丈夫和沈泠泠离婚了。又听说她一直待在这儿，找了个小学教师的工作，服侍母亲，扶养妹妹。又听说她妹妹考上北京大学，上学期间生活费都由她供给。沈梦儿毕业就留在北京。

这些年我到这里来过两次，都去看望了这母女俩。沈泠泠永远是辛辛苦苦的模样，劳作，忙碌；她的母亲则总那么阴沉，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虽然没有看见她们公开发生冲突，但她显然是处处取悦母亲，而她母亲时时都在克制。她确实认定自己是杀死父亲的凶手，她的母亲不用说也这么想，这使我产生一种感觉，好像她们俩是联合起来对付另一个人似的——那个人就是沈泠泠。她这些年的举动当然完全是苦行主义的。记得我曾劝她不妨也留心一下自己的生活，但话头被她岔开了。至于沈伯母那一方面，我想不是我几句话就能排遣得了的。上次来时，恰逢沈伯伯的问题得到平反，我发现这里的气氛并没有什么好转，我就想这下好了，只是沈泠泠一个人的事儿了。

我曾寄希望于时间，年代久了，或许能使一切淡忘，但显而易见这个想法也落空了。我看到的只是这母女俩都渐渐老了。这次听说沈伯母得了肝癌，我好像并没有特别觉得意外，我想或许正是她长期抑郁导致的吧。但是有一点我没敢问沈泠泠，怎么会没有早点发现呢。倘若她先想到了，她母亲绝不会相信她；倘若她没想到，那么她就又会给自己加一重罪孽。她的罪孽也太重了。癌使得沈伯母终于能够坚定立场，她得以正视自己的信念——那恐怕用得上“永不宽恕”这句话了吧。我不知道沈泠泠明白了没有，她这些年来所有赎罪的表示都白费了。这正是癌这东西的残酷之处。

三天后，沈伯母去世了。只要她还能发出声音，她一直在诅咒她的女儿，那些话好像是超自然的。沈泠泠守在旁边，只是哭。我帮她料理了全部后事，其中最大的一件，就是办理火化了。沈梦儿一直没来，也没有消息。这期间，我的公事也办完了。我去向沈泠泠辞行。她说，她也要去北京，要择个墓地安葬母亲的骨灰。我们便同车而行。

火车傍晚时候开出。走进硬卧车厢，沈泠泠别的行李都由我放置，自己抱着一个小手提包坐在铺位上。那里面有她母亲的骨灰盒。我劝她把那东西放在轱辘箱内，免得麻烦。她说不能离身。提起这事好像有点儿冒犯她似的。

她那样子特别疲乏。她的悲哀呀，痛苦呀，失落的感觉呀，到这时大概都归到这种疲乏里了吧。我不知道她能怎么排解。随便聊了几句，无非天气好坏之类，我就寻出本书来读。“看什么呢。”她问。

我递给她。她翻了翻，又无聊，又心不在焉。她还给我。

跟她说点什么呢。或许一开口，就免不了要提到她母亲，提到她自己，提到她过去的这几天吧。这些话说的人也好，听的人也好，都没什么意思了。

她早早睡了。

我爬到上铺，想接着读书，躺在对面的人忽然和我搭话，问我是不是也去北京，然后就说和我同路。我看看他，大约二十六七岁，消瘦，白净面皮，黑边眼镜，盖着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大衣。是个知识分子模样。

他把我的书拿过去，看了一眼，说：“《帝京景物略》——怎么看这老古董？”

我笑了笑。

他瞧瞧我：“看来你对文学挺感兴趣的？”

我没说话。恰恰这时熄灯了。只剩下壁灯幽暗的光，人都成了一些黑黝黝的影子。

早晨醒来，看见沈泠泠坐在窗边，默默地向外望着。昨晚和我搭话的年轻人坐在她对面。他在看书。蓝色的封面，是叔本华的《爱与生的苦恼》。我招呼沈泠泠同去洗漱，她说已经洗漱过了。

我回来时，她正在和那年轻人说话。从半截听见，有些莫名其妙，真不知从何谈起的，大概说了一会儿了吧。她的声音倦倦的：“……我可感觉不到什么春天啊。”

那人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我想不仅仅是你有这种感觉。”

沈泠泠没说话。

那人接着说：“实际上我能理解，现在——”

我想这样的谈话还是打断了为好，就走过去。沈泠泠指着我对他介绍：“我们是同行的。”

他站起身，伸手给我：“我叫谢叶，北大中文系助教。”

我问他开什么课，他说还没有，现在只是整理资料，做些准备，另外也搞点研究。这样他就说起来。他说到朦胧诗，说到五个诗人人怎么不同，诗又怎么不同，然后问我都读过吗。他把那五个人排了个顺序。又说到艾略特，背诵了《荒原》的一些句子。又说到埃利蒂斯和《理所当然》，还有圣–琼·佩斯。最后他翻回去说到波德莱尔，顺便提了提几种译本的优劣。不管说到谁他都要问问读过没有，这大概是出于某种习惯吧。

他说话的时候我注意到沈泠泠听得很用心，我想这在她是很难得的了。如果她突然插上一句“那么普希金呢”之类的话，准让这位中文系助教齿冷不已。当然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听。

后来那人上厕所去了。沈泠泠问我：“他说得怎么样？”“姑妄言之姑听之吧。”

她听了我的话，显得不大满意。我忽然有所感悟。她的精神确实比昨天好多了，这原来不是伴着轰隆轰隆的车轮声睡了一夜的缘故。

这时恰好车厢里有个旅客带了副围棋，到处找不着会下的，我便就此离开。不过下了几手，我看出对方连定式都不会，这棋也就没什么意思。这儿本不是下围棋的地方，好在我也不是正经棋手，消磨时光罢了。

我回到铺位，沈泠泠还在听那人说话，说的是他上大学时的事情，又被我打断了。她就问我茶要不要重新换过，我说不用了。她又要我嗑他们刚才买的瓜子。我嗑着瓜子，听她问：“那你写诗吗？”“不写。”

她问：“为什么呢？”

我想他大概要说“因为好诗都被人写完了”，但他说的是：“我惯于理性思维。”

到该吃饭的时候，她说一起去餐车，我说吃不惯车上的饭，而且太贵，于是他们俩就去了。沈泠泠把放着母亲骨灰盒的小手提包拿在手里。“这是什么？”谢叶问。“没什么。”她说。

我吃了些面包，爬到上铺去读我的书。后来我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车厢里的喇叭把我吵醒了，正在广播着一个什么相声。

他们俩在下边说话。沈泠泠和他谈到她的妹妹。沈梦儿也是北大毕业的。那位她一手培养起来的妹妹，毕竟还是让她觉得聊以自慰吧。“她是七七届的，你认识吗？”她问。“我们差两届，如果当时她活跃的话——”“她的功课挺不错呢。”“可能见过面。她现在在哪儿？”

她告诉他沈梦儿工作的出版社的名字。

我躺得累了，于是就坐起来。他们和我打招呼。沈泠泠开玩笑说，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呢。过了会儿，谢叶说要到两个车厢之间的地方去吸烟。他刚走，沈泠泠站起身来，把那个小手提包递给我，说她上厕所去。我当时想，她好像从来也没这么勇敢过吧。

我把小手提包放在铺位上，到临近的车厢去下棋。先前赢了两盘居然被当成了一回事，有几个自认为是高手的人露了面。比刚才倒是有些意思。围了不少人看，吃晚饭时也有人代买了盒饭。一直玩到熄灯。

我回来的时候，看见谢叶坐在临窗的位子上，一盏黯淡的灯亮在脚边，从下往上给他勾了一个光的轮廓。他的脸冲着外面，不知看的是窗外的黑暗，还是玻璃上自己的影子。沈泠泠铺位那儿黑成一片，模模糊糊人好像是坐着，面向这边。她也一直沉默。

我爬上我的铺位，那个小手提包已经不在，大概她拿回去了。她倒没骂我。我刚刚躺下，谢叶也回到他的铺位上去，黑暗里几回往这边探身，像是有什么话要和我说似的。我只是不做声。后来他也就躺下了。但是有香烟味儿飘过来。我临睡前最后的印象是一片漆黑之中有一点儿红火。

火车上午九点钟到。早晨起来，气氛就有些两样。他们俩都不怎么说话了。沈泠泠呆呆地望着窗外。谢叶也望着窗外。窗外是稀薄的阳光照着一大片光秃秃的田野，远处两三间黄土的农舍，几棵树，也是光秃秃的。

后来谢叶和我闲聊了几句，他提到想下点功夫研究《周易》，可是已经来不及多说了。“以后常联系。”他说。

我们就互留地址。后来他又说想给我们报纸写稿，我说有好的可别往这儿寄，他也笑了。

后来大家开始收拾东西。沈泠泠又把那个放着母亲骨灰盒的小手提包捧了起来。她满脸都是惘然若失的神色。

火车还没停下，就看见沈梦儿了。她穿了件黑色的大毛外套，下面是牛仔裤和旅游鞋。她也看见我们了，追着车跑，长长的头发飘舞开来。站台上的人很不少。

车停住了，她在车厢门口接着我们。又要帮着拿这个，又要拿那个。沈泠泠只把那个小手提包递给她。她一碰着就不做声了，脸上的表情也一下呆住。“妈妈。”她轻轻唤着。

当时她姐姐显得很威严。

沈梦儿跟着我们往外走，小心翼翼地捧着母亲的骨灰盒，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隔一会儿就抽动一下鼻子。

谢叶就走在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果真有个小女子来接他。刚才分手匆匆忙忙，沈泠泠还来得及向他介绍一下自己的妹妹，他可为那女孩儿的出现略感难堪。她长得娇小可爱，剪个小男孩儿头，一身红羽绒服，一双黄色的半高靿羊皮靴子，咯噔咯噔地响。人疯得很，高声吵闹，还一个劲儿地凑过去吻他，有些旁若无人。

沈泠泠忽然说：“梦儿，我打的电报你都收到了吗？”

那一位低着头，不言不语。我可从来没见她这么老实过。过了会儿，我问她自费留学的事儿办得怎样了，她回答说吹了，忽然趁姐姐不注意，恶狠狠地瞪我一眼。我自然都明白。

这姐儿俩长得很像。姐姐穿着驼色面子的中式棉袄，稍微显得臃肿，其实她们俩都是那种瘦高挑儿。两个人都有些憔悴。妹妹自是年轻一点儿，小了五岁，另外也是使用大量化妆品的结果吧。记得有一次我去看她，她躺在床上，眼角、嘴角和鼻梁上都贴满了黄瓜片，很滑稽，就像太平洋什么岛上的部落民。不过今天她还化妆，她姐姐看着恐怕不免要难过了。姐姐则完全不事打扮，那种朴实我倒少见，再加上她无法掩饰的忧伤，她眼神里永远不散的倦意，这在那位未来的诗评家眼中，或许竟是一种吸引他的美呢。

现在他早不见了，车站地道乱哄哄的人声里，也听不出那小女子叽叽喳喳的声音了。

走到站口我就和她们分手了。沈泠泠要我有空去看她们，沈梦儿也跟着说要我有空去看她们。她捧着母亲的骨灰盒，捧得端端正正。她那样子真有点儿失魂落魄，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过了一个星期，我在编辑部写稿子，忽然接到沈泠泠的电话。

电话里她的声音很急切：“有件事儿——我们是老朋友了，你无论如何得帮我的忙，行吗？”“什么事儿？”我问。“梦儿交了个外国人做朋友，已经来往一段时间了，所以她收到我的电报居然不来。我直到昨天才知道。我说她，她还不听。你看怎么办？”“那就别说了呗。”

她不说话了。过了会儿，她又开口，还是显得像刚才那么严重。她说她绝对不能同意这件事情，不管怎么都不行，接着她问我能不能帮她的忙，她要我去劝劝沈梦儿，还说我的话她会听的。她说得严肃极了。我想问她干吗不同意这件事，还想问她我怎么劝沈梦儿，我的话她怎么会听，可当时她的口吻使我没法发问。我就含含糊糊地答应了。“那么你现在就找她去吧，”她说，“她上班去了，在出版社。”

我告诉她这儿等着发稿呢。她打断我的话，说这件事太严重了，她太担心、太着急了，“怎么能这样呢，我实在不敢想会是什么结果。”“好吧。”我说。

我挂上电话，接着写我的稿子。过了十分钟，电话铃又响了。我拿起话筒，还是沈泠泠。“怎么，你还没去？”

我把纸笔扔到一边，离开了编辑部。坐四站车，下车，换另一辆，再坐两站，来到沈梦儿那个出版社。

这是一幢死板板的四层白楼。我爬到三楼，走廊尽头那个房间是她的办公室。推开门，房间里只有她一个人。这里的布置和我上次来时一样，贴着两面的墙放着四张书桌，人都来齐了的时候，就那么背对背地办公。除了沈梦儿，别人的桌上都很整洁，放着卷宗、文件夹还有词典。她身边的窗台上，一盆吊兰被阳光照着，我记得原来长得很茂盛，现在已经干死半边，叶子都黄了。

我来了她挺高兴，用英语问我喝咖啡还是喝茶，又拿出一盒夹心糖来。然后把手里的书递给我，问我看过没有。那是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

我点点头。“怎么样？”她看着我，显然是等着一句赞许的话。“妇女解放其实只有一个意义，就是改穿裤子了。”“你们这些该死的男人。”

我们东拉西扯地说着。我注意到她把长发在脑后扎成一束，整个儿显出她的前额。这样并不难看，要是头发能再浓密一些就会更好，当然她是舍得买“大宝生发灵”那类东西的了。

那件事情，好像有点儿不知从何谈起。幸而我还没开口，她自己倒先说了。她说她“这回大概真的可以和朋友们说再见这话了”。我说走成了才能算是真走。她说这次不同以往，这次有老赵呢。我问老赵是谁。她说老赵就是密斯脱赵祖怡，美国一家什么公司的工程师。我说原来是这样的外国人。她告诉我是她的什么朋友给她介绍的。“他把两万五美金存在银行里，凭着收款条我这边就可以申请留学了。”她说。“那么老赵是个不错的人了。”我说。“当然了，将来他是我的先生啊。”“原来如此啊。那么不是说有规定要结婚两年之后才能办移民吗？”“移民是要等两年。我们登了记，我就办留学，这种情况美国大使馆批得还快呢。”“你倒聪明。”“跟你说吧，和人家交朋友容易，和人家结婚难，可是交朋友就得想着能结婚才行。要是不指着老赵，光是买张机票我就得倾家荡产了。”

她忽然问我为什么不想办法出去。我说我留守吧，没什么。她表示怀疑地瞄我一眼，当然并没有刨根问底的意思。“中国是中国人的天堂。”我说。

这回她笑起来。后来我们就喝咖啡。她的咖啡是地道的“雀巢”，又加了知己，很香。不过是用玻璃瓶喝，未免煞风景些。要不是她要出国，我真得建议她置一套讲究的咖啡具了。

有个话题她准保怕我提起，就是她为了出国的事，她母亲病重、去世，她竟然没去。我可记得当时她姐姐有多着急。

后来我说：“我只问你一句，你学的中文，又已经三十岁了，往后干什么呢？”

我没提她的英文够什么水平；她告诉过我，她考过两次“托福”，分数都差得远。花钱雇人代考，她还不够那个份儿吧。

她回答说：“这大概也是你问自己的问题。对我来讲，不管别的，先去了再说。”

我告辞出来，她送我到楼梯口。临分手时我说，有什么新进展告诉一声，就是别再看波伏瓦那老娘儿们的书了——大概赵先生也未必喜欢那路女人做老婆吧。她听了气得推我一把，转身回去。

我出了大门，忽然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回过头来，是沈泠泠。她站在路边僻静地方，一棵槐树底下。风正把些去年的枯叶零零星星地吹下来。她还穿着那件中式棉袄，脸上蒙了块白纱巾。“我在这儿等你——她还找那人吗？”

我对她说，这件事情别人劝说管什么用呢，她妹妹哪里会听。她要出国，这两年她就这一门心思，现在她大概也没别的法子，再过些时，只怕连这条道儿也走不了啦。

她不说话。隔着面纱也能看出来，她的脸好像都皱了。后来她哭了。“我妈妈要是还活着，绝不会出这样的事儿……”

这句话越发勾得她自己伤心了。我劝她几句，她说不，她一定不答应。我说她妹妹是三十岁的人了，还管她干什么，想找什么人就找什么人吧，想出国就出国吧，要不然，吃着中国的饭受西方的苦，那就悲惨了。“我是她姐姐。”沈泠泠说。

那么我就不说什么了。她问我能不能陪她走走，我说报社还有稿子没写完呢，她说就走一段路，我说好吧。然后她又说起这事儿，她的话有些自相矛盾：一会儿说这么大的事儿沈梦儿居然一直瞒着她；一会儿又说最可恨的是沈梦儿那么理直气壮，在她面前无所顾忌。我只听着。

然后我说我插一句吧，我问她几年没回北京了，有何感想。她说东西太贵了，不过她还是觉得这儿好。她说这话带着某种情感，这倒出乎我的意外。这时候我们正走过一个十字路口，四面都是卖烤羊肉串的，戴着小圆白帽的小贩叽里咕噜地吆喝着，一阵阵膻风扑面。沈泠泠忽然来了兴趣。我说这没什么新鲜的，整个儿北京城都快成了个大烤炉了。她非要买，我说怕闹肚子。后来我买了块烤白薯，虽不便宜，烤得不错。

到了电车站，我要和她道别，她要我等等，像是有什么事儿。我问她。

她吞吞吐吐的：“能帮我打个电话吗？”“行啊。”“其实不打也行。”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她一番犹豫，最后说那就打吧。我问她打给谁。她说谢叶，说得平平淡淡。“其实也没什么事，只是问问他现在干什么呢——不打也行。”

我拨着公共电话的键盘，心里想着如果刚好是那小女子接该怎么应付。沈泠泠站在我的背后，说：“他要是有空的话，欢迎他来我家玩。”

倒霉的是电话一个劲儿占线。后来总算通了，接电话的正是谢叶本人。声音很远，听不出来他是否感到意外。我按照沈泠泠的意思说了，他马上答应下来，之后就问这姐儿俩的近况。我说姐姐在家而妹妹上班，如此而已。他哦了一声，没什么别的话。我把电话挂了。

然后我就和沈泠泠分手。

过些天，一个周日的上午，我去看这姐儿俩。她们住的是沈梦儿单位分的一间平房，离出版社不算很远。

这儿我不久前还来过，但现在完全变样了，倒不在于添了一张折叠床房间更狭窄了，好像所有的一切都换了位置，都变了样，都让我认不出来了——显然是沈泠泠来了之后的变化。书架上的书码整齐了，吉他挂到墙上去了，被子叠好而且铺了床罩……写字台上镜框里原来沈梦儿那张长发飞扬的彩照被换成她母亲的黑白遗像，四周还围了黑框。

她们俩都在。沈泠泠坐在床边织毛衣，一团紫红色的粗线被她拽着在身边打转。沈梦儿在房间的另一角，背身站着，正凑在墙上挂着的一面小圆镜子前化妆。看见我来，转过身子，只涂了一边的眼影。她穿了身孔雀蓝色粗花呢套装，脚蹬一双黑色的长筒皮靴，样式很好，靴面幽幽地反光，满屋的鞋油味。

我问她是不是要出去，她点点头，有几分得意似的，接着细细地化她的妆。大概一会儿赵先生要带她逛友谊商店呢。

沈泠泠织着毛衣，和我闲聊几句。她忽然说：“今天咱们去八宝山。”

她说完依旧低着头。那一位可是忽地转过身，急着说：“我有事儿——”“咱们去把骨灰的事情办了，然后好联系落葬。她老人家受的苦太多了，应该早点儿得到安息。”

说这番话的时候，她一直看着写字台上那张母亲的遗像。“可是，”她妹妹可怜巴巴地说，“改天去行不行……”

沈泠泠不回答。

于是那个倒霉蛋儿气鼓鼓地坐下，把化妆品盒扔到一边。沈泠泠看也不看她。这时我说那我就告辞了。沈泠泠把我拦住，说你也一起去吧。我说这有些不便。她说还要你帮忙呢，她们这两个不中用的女儿怕是办不好这件事。沈梦儿在一旁没好气地说，你怎么能不去呢。我想她准是疑心我和她姐姐串通一气。我看看她，她那样子实在可笑，妆化得那么细，唯独口红没抹，便显得整张脸都虚假了，再加上那身过分隆重的打扮——真是个可怜的家伙啊。

一路上她跟在我们后边，有点儿心不在焉。很是走了些路；她脚上那双长筒皮靴后跟总有两寸多高，细细的像根钉子，帅倒是帅，不过也挺受罪的吧。地铁车厢里一通乱挤，她穿着那套好衣服，被一群提着大包小包的外地人紧紧夹在当中，待会儿她准得抱怨土老帽儿冲她脸上呼臭气。我在人头的缝隙里看到她的脸，她气得冲我闭上涂了眼影的眼睛。

到了八宝山公墓。灰蒙蒙的天，微微的风，尚未着叶的树，久久不见一个人影的路，路边一排排白色的墓碑——正是那种气氛。一走进大门，沈泠泠就像忘了我们似的，独自缓缓往里走。我和沈梦儿跟着她，谁也不敢作声。

骨灰安放室的门口有人看着。沈梦儿拿出一张纸卡交他验过，我们便进去了。里面是个小院落，也空空的没有人。沈泠泠这时重又留心到我，要我在一个房间门口守着，免得别人撞进来。她跟我说话时，眼睛看着我，但眼神很散，好像我不存在。我记得她母亲临死那几天她就是这样。然后她带着妹妹进去。

我知道她要干什么。她把母亲的骨灰偷偷带进来，打算分一半到安放在这里的父亲的骨灰盒里，再把父亲的骨灰分一半出来。这样一份永远在这儿保存，一份择个墓地安葬，她父母是在一起的。“爸爸——”我听见她轻轻唤着，像是哭了。接着咕咚一声。沈梦儿着急地叫她。我向里面探了探头，看见房间周围架子上一排排摆满了骨灰盒，黑沉沉的，沈泠泠跪在地上，手里捧着父亲的骨灰盒，满眼都是眼泪。骨灰盒是大理石的，很庄重，很沉。沈梦儿站在后边，弓着身子把姐姐扶住。

我要她们稍微快一点儿。沈泠泠把骨灰盒打开，里面有一只红缎袋。她母亲的骨灰放在蓝色的缎袋里。两只缎袋都有点儿发亮。她抖得厉害。一面把骨灰加进去，一面用一只手指轻轻搅拌。两种骨灰不大一样，她父亲的发灰，块比较大；母亲的则是那种惨白色，很细。这时沈梦儿也呜呜地哭起来，抱住姐姐的肩膀，看来她真难过了。

换完之后，沈梦儿小心翼翼地把骨灰盒放回原处，沈泠泠依旧跪在那儿，把那只蓝缎袋按在胸口，仰着头，对着父亲的骨灰盒。骨灰盒上有他的相片，大概是死前不久照的，一副善良忠厚的面孔，善良忠厚得有些令人心酸。“爸爸，”她轻声问，“能原谅我吗？”

我和沈梦儿把她架起来，搀她出去。她不和我们说话，也不哭了，脸色灰白，眼神空空的，人变得麻木。劝她的话，大概一句也没听见吧。

下到地铁站台，我为她找把椅子坐下。她忽然抬起头，又哭起来。“他们能不能原谅我，”她可怜巴巴地问，“那么多年了，能原谅我了吗。他们现在在一起了，是不是能原谅我了？”

我点点头。“妈妈死前什么嘱咐也没有，我只能试着做，可我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这么做对。”我说。

沈梦儿从手袋里取出一个擦鞋器，伸直一条腿，开始擦她被踩脏的靴子。瘦窄的靴筒长及膝下，她的腿更显得修长，实在是很漂亮。我知道她是想也没想，可还是悄悄踢她一下：今天在她姐姐面前得收敛点儿。“去你的。”她说。

我还有别的事，半路下了车。

我再见到沈泠泠，又过了些时候。她到我报社来，正好赶上我不忙，泡了杯茶，看刚来的各种报纸。她说只是有些话要跟我说说，样子有些张皇不定。我知道她碍着旁边有人不开口，本想说没什么关系，又怕伤她，就引她另去一间没人的屋子。这倒惹得编辑部里别人纳罕。

她伤心地告诉我，妹妹和她吵了起来。她那神情真让人替她难过。她说她妹妹的话说得太难听了。说着她的眼圈又红了。我就问她到底是因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我要她别再跟那外国人往来，我是她姐姐，我能不管她吗。我妈妈又不在了……我在妈妈的遗像前对她说这些话，我告诉她妈妈临死之前怎么惦念着她，我把妈妈的话都转告给她……”

我听着。我怎么记得她母亲临死之前除了诅咒她，什么别的也没说，根本就没提起她这个妹妹。“她先是不吭声，后来她忽然冷冷地说我未免太过分了。我说你知道不知道就剩我们姐妹俩了。她说不是说我对她太过分了，是说我对妈妈。我问她这话什么意思，她说她觉得我有点儿做作……我当时真想扇她的耳光。实在太不像话了。这些年我和妈妈不在她的身边，她野坏了。”

我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想着她们说这些话时的情景：那间小屋，台灯的亮光，沈梦儿的神情，还有她的神情。“她还说了些别的话……可是我不管她说什么，我告诉她，休想让我答应这件事情。”

她说得十分决断。我点点头。过了会儿，我问她是不是还要我再去找找沈梦儿。她说真是希望我能帮助她，她说她一个人实在是太难了。这话我记得她说过。我忽然想起没顾上给她沏茶，我告诉她我这儿有碧螺春，她还不来点儿。她说不了，她该走了。“谢叶来过吗？”送她出去的时候，我顺便问。

她摇摇头。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胡同的尽头，她的背微微有点儿驼，也给我一种黯然神伤的感觉。她穿了一身新的烟色的西装，沈梦儿是决不会这等打扮的吧。

过了两天我到沈梦儿那里去。意外的是竟遇见了谢叶。我推开门，他坐在她对面，说得正起劲儿，刚刚提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一句。看见我，他多少有些难堪。沈梦儿便说这回他有了对手，说话时语调略显倦意。我留心到他面前连杯茶都没有。我回答说《周易》可不敢谈。谢叶就说我客气，接着又讲到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话，沈梦儿说这个感觉好，又引了他说了一大套。

沈梦儿看了两次手表。

后来他告辞了，沈梦儿送他到门外，我听见他说了句“那我什么时候再来看你”，她答道最近太忙。我忽然想起在火车站见着的小女子——有那么个天真快活的伴儿，干吗要奔走于这两个老女人之间呢。相比之下，还是沈泠泠可怜些吧。“到我这儿来净这号人，”沈梦儿回来对我说，“与其聊这些没用的，不如谈谈物价到底怎么个涨法呢。”“也许聊没用的才有用呢。”

她说行了，少说废话吧，赶紧想个让人散散心的法子，这两天都快烦死了。我说这还不好办吗，无非是吃喝玩乐这几个字，到我家去，我给你精心炒几个菜，这是我的拿手好戏，家里还存着一瓶五粮液呢。她说太好了。我又说要不然就去石景山游乐场，一趟翻滚过山车下来，管保你不再愁眉苦脸了。她说还是这更有趣些，她还没去过呢。我就说敢情你不缺油水，准是有了老赵的缘故吧。“还提老赵呢，”她恨恨地说，“我那位姐姐整天盯着我，到哪儿都跟着，就差把我拴在裤腰带上了。”

我说她也是为你好。她说得了吧，你别在这儿装糊涂了。我说那你给我冲杯咖啡，别拿我当光聊没用的对待。后来她就和我谈起那天她们姐儿俩吵架的事情。“我最不能容忍的是她总是把我母亲顶在前面，让人觉得她是母亲的化身似的。我说什么事情都适可而止，说到底我们谁也不欠谁的账。她说你知道不知道我这是为你好——就像你这家伙刚才说的那样。我说话可以这样说，但实际上你是为了求得自己内心的安宁。这句话刺痛她了，她就急了。”“你干吗想什么就说什么呢。”“我也气得要死。当时她忽地跳起来，我担心她把我那把吉他摘下来摔了，倒是没有，她只是哭着说，这世界上就剩下我们姐妹俩了。我说我知道，等我在那边扎下根来，一定想办法把她也办出去。我要她多为自己想想，我说我真希望她好。她不说话。她坐在台灯前面，地上一大条影子，当时我忽然想起古代的什么女人，伴着盏青灯熬过了一生，我真难受，觉得她太惨了，我就说，其实没必要做殉难者。她一下又火了，她说现在说的是你的事情。我还怎么说？”

我不回答。然后我说那么你真的要走了。她说废话，她早过了开玩笑的年龄了。我说那么老赵合适吗。她说合适。过了会儿她又说她没想那么多，她已经三十岁了，该活一次了，她可没打算一辈子独身。我就笑了。我们沉默了片刻，她忽然问我知不知道沈泠泠最近和她前夫见过一面。我说不知道，怎么会呢。“这是一个礼拜以前的事儿。她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想见见孩子——她真特别想那孩子，这次回来和我提了又提，一会儿说那孩子该长多高了，一会儿又说也不知道功课怎么样，将来能不能考上大学。说起来那孩子快十五岁了。在电话里她说得很恳切，他答应了，约好在北海五龙亭见面，他把孩子带去。那天她特别高兴，还买了一个大洋娃娃带着——你知道那是个女孩，离开她时才三岁。她早早去了，结果他在那儿，孩子没来。她一下就蒙了。他告诉她，后来他寻思，孩子已经不记得她，这种见面对孩子，对他现在这个家庭都没有好处，只能请她谅解。他又说他倒很想见见她，叙叙过去的事情。当时她恍恍惚惚的，就听着他说。好像是把这十几年怎么活过来的都说了，她只记得他除了在中学教历史，晚上还在几个补习班讲点课，挣些钱补贴家用，这些年陆续把冰箱、彩电、洗衣机、录音机都置齐了。又说到他现在的爱人，人很贤惠，对孩子也很体贴，就是因为她那个厂子亏本，拿不到什么奖金。总而言之，他们生活得还可以。就这么出了北海大门，泠泠不知怎么搞的忽然要请那个人吃点什么。大概吃了些冷饮吧，倒是那男的付的钱。泠泠就跟他说她怎么想孩子，想得心都打颤。他说当然了，她是母亲嘛。泠泠说能不能让她偷偷看上一眼。他显得很为难，说怕孩子的继母知道了会添麻烦。后来他说时候不早了，他还没买菜呢，就走了。泠泠一个人转到天黑才回来，眼睛发直，还捧着那个大洋娃娃。那洋娃娃做得挺漂亮，穿着纱裙子，长长的睫毛，还会眨巴眼呢——这件事儿真有点儿莫名其妙。”“是啊。”我说。

这时候已经不早了，我就站起来说我还是走的好。她说你怎么光说空话，游乐园的事儿呢。我说还是留着老赵带你去吧。

我到报社上班，去得晚了一点儿；走进编辑部，看见我的桌上有张纸条：“请你赶快到我家来，马上就来。沈泠泠。”

字迹草草。据同事讲：“是个女人，绝非年轻，装作镇定自若，实际上心神不定。”我就赶紧去找她。

她一个人待在家里。窗帘拉着，房间很暗，她坐在床边，脸朝向窗户，像是已经这么一动不动坐了好久。我进来，她看一眼，眼神有点儿发呆。头发很乱，好像没有梳过，脸也显得浮肿。我问她又出了什么事儿。“她一宿没回来。”她木然地说。

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我想这对她来说实在要算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可我说什么呢。我说太不幸了，实际好像并非如此；我说沈梦儿真不像话，又没有那么严重；我要说没想到呢，这事情其实也不怎么意外。“怎么办呢，”她忽然抓住我的手，使劲儿地摇，那样子真是悲痛欲绝，“告诉我，怎么办呢？”“听我的，”我说，“别管了。”

她说不行，她要管，她是她姐姐，如果她母亲活着，也会管的。我对她说你母亲已经死了。她说她就要管，她要到华侨大厦去把妹妹找回来。我听出她说这话底气不足，就不说话。她又问我为什么不说话。这时我看见大衣柜顶上露出一截粉红色的毛茸茸的东西，我想大概就是沈梦儿说的那个大洋娃娃吧。“干吗非管她的事儿不可呢，还是替自己多想想吧。”“这可不是她的事儿。”她断然地说。

就在这时候，外面有人叫她。是一个传呼电话：赵祖怡请沈梦儿的姐姐中午在华侨大厦吃饭。那边电话已经挂了。“我才不去呢。”沈泠泠把送来的写着房间号码的小纸条扔在地上。

我没说话。

过了会儿，她忽然说：“要不然你去一趟吧。”

我说：“这怎么行，我去算怎么回事。”“求求你，你去一趟。”“真的不行。”“求求你，求求你了。”“谁都不去不就完了。”“谁都不去，那就真的完了。再说，我实在是对梦儿不太放心。”“其实没有什么可不放心的。”“你一向是帮忙的，你去一趟，帮我把她找回来。”“这恐怕很难办到。”“那么你就替我去看一看，我相信你。”

她可真的有点儿绝望了。“好吧。”我勉强答应。

我敲开华侨大厦那个房间的门，开门的是沈梦儿。我倒没什么，她非常诧异，一下子把脸上的笑都收住，有点儿张口结舌。我冲她做个手势。“哦，哦，”她慌慌张张地冲里面喊，“我姐姐没来，我姐夫来了。”

大概瞎话也只能这么编吧。

我跟着她往里走。是个单间，一个写字台，两张床，其中一张床上扔着沈梦儿一件铁灰色夹克衫。一个男人正坐在写字台前打电话，说的一口美式英语，这时停下来冲我招手致意。他的面前放着一只小箱子，盖子敞着，里面一半是工具，另一半是些纸条，像是维修单那类东西。

我在沙发上坐下。沈梦儿过来倒茶，她已经很坦然了。我把她的赵先生打量一番，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很厚道，但并非不精明。大约四十多岁，粗看还要老些，经历过不少风霜，南洋一带干黑干黑的皮肤，福建人那种高眉眍眼，说汉语也带着那方口音。

他打完电话，便过来和我握手，在我身边坐下。他坐得有些仔细，身上那套西装做工自是很好，但看质地也不是什么名牌货。递给我一张名片，上边印着他是工程师。这时他对我说，其实他没有大学毕业，这么写不过为了工作方便。他说得很诚恳。然后他问我在哪儿发财，如此这般寒暄几句。

后来他看看手表，说：“咱们下楼吃饭吧。”

坐电梯的时候沈梦儿和我开些玩笑。她不显得拘谨，而且对我的到来感到高兴。当然她犯不上问我觉得怎么样这类的话了。

走进餐厅的大门，迎面写着：“今日特菜三丝蛇羹，李福贵厨师为你献技。”旁边是一张李师傅的彩色照片，是位和和气气的胖老头儿，戴着厨师的白帽子。屏风前的条几上摆着一盘这种菜，的确看得出手艺，旁边有一小碟菊花，一小碟炸得焦黄的巧果。这时赵祖怡走前一步，转身向我说声请吧，恰恰把那盘菜挡住。我说好。自有服务员领到座位上。餐厅里吃饭的人不多，就中夹着不少这儿的人。

服务员拿菜谱过来。赵祖怡没问谁是否喝酒，先要了一壶茶。我记得这儿的茶是免费的。冷盘要的是煮花生米，他告诉我他就爱吃煮花生米。然后点热菜：蚝油牛肉，古老肉，炒青菜。

服务员站着没走，问：“还要别的吗？”“不要了。”赵祖怡说。

吃饭的时候，他对我说：“沈小姐留学的事情办得差不多了。”“是啊。”我说。“她会习惯美国的生活的。”“当然。”

沈梦儿在一旁忽然要笑，我瞄她一眼，她忍住了。

吃完了饭，服务员过来结账，赵祖怡掏出皮夹子，给的是人民币。服务员问有外汇券没有。他说怎么，你们的钱不能用吗。我想那些人民币不是沈梦儿要买东西，就是街上的小贩倒给他的吧。

他们俩送我到转门跟前。沈梦儿笑嘻嘻地对我说改日再见。我走出来，一路绕过停在门外的一辆辆汽车。

我没有急着回家，先到马路对面一家小饭铺要了一升扎啤，再来一个大拼盘，我告诉售货员不要那个带花生米的。我一个人慢慢儿地喝。

过了两三个月，我们才到机场把沈梦儿送走。那时已经是夏天了，赵祖怡早已回国。沈梦儿已经过了刚办好护照和签证时那股兴奋劲儿，这时候显得随随便便。她新剪了短发，穿件圆领衫，脖子上戴根金项链，倘若不是天热得有些汗流浃背，一定很潇洒了。

一路上沈泠泠颠三倒四地说些叮嘱的话。沈梦儿笑着打断她说，姐姐你真是好几年没来北京了，这次你索性别回去了。没听见她们哪个说上一句请求对方原谅的话。

到了入口处，沈梦儿说：“姐姐，过一年我在美国接你。”

沈泠泠冲她摇摇头。沈梦儿抱住她的脖颈。沈泠泠说你走吧，她的声音有点儿走样。沈梦儿放开她，和我握别。她用英语对我说怎么样，美国见吧。我说问你的赵先生好。

她离开我们。后来她回了一次头，向这儿挥挥手。我想她毕竟遂了心愿，差强人意的只是赵祖怡不是一位百万富翁，但他到底说话算数；何况对沈梦儿来说，能在美国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

我和沈泠泠出来，她的动作多少有点儿神经质。我觉得她刚才一直在压抑自己，这时大概会有什么表现。但是并没有，她一直是平静的。我们站住，看那架飞机起飞，听见那种轰鸣，越飞越远，直到变成一个银白的小点儿消失在蓝天之中。然后我们继续走。我试探地谈到沈梦儿，她不答话，好像对这个话题没有兴趣。她只是忽然对我提起沈梦儿告诉她谢叶到出版社去过，我应了一声。她不说什么了。

我们坐民航的班车到东四售票处。她说十二条西口有个八达岭公墓代办处，还可以定做墓碑。她想去打听一下。她要我为她代拟一个碑文。我说这很简单，写上先考×××、先妣×××之墓，下署孝女泠泠、梦儿立就行了。“还是写不孝女吧。”她讷讷地说。

我说怕是没有这个规矩。过了会儿她说不知道代办处办事是否稳妥，她还是直接到那个公墓去一趟。说着她站住了。“我记得，”她说，“很早以前听妈妈说过，爸爸很喜欢山，特别是喜欢那种很静、很开阔的山景，也不知道那儿是不是这样。”

我说要不要我陪你去。她说不用了，她自己去就行了。我说好吧。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这件事就这样吧。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五日写十月十五日改

走向

他继续说：“不过我希望你能回来，咱们……之后他第一次来，你不在家总不太合适。我怎么说呢？是的，我确实不想让他知道，这你理解，你知道他的心情，他的境况，他一直以为我们怎样，他的希望在这儿，他给你写过信。我想你能猜出来他这次为什么来。我也是没办法，不能不给你打这个电话。你还是回来吧，今天，要不明天。我希望——”“我说过了，我不回来。”她忍耐不住了，急匆匆地打断了他的话，甚至有点儿激愤；他忽然心里一动，仿佛在漫天的风沙里，模模糊糊看见她与他相对而立。“你回来吧，”他的话引领着他的思想，冲乱了自己的阵脚，他也无意控制，“真的，我真的希望你回来，即使不是因为我父亲要来……是我希望你回来，你——”“不。”她的声音冷冷的，冷冷的，像是乒乒乓乓将一道道门关上。他的嘴角浮过一丝嘲讽的微笑，不知是笑她，还是笑自己。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某种乐趣，她不回来，只是因为他希望她回来，他请求她回来，他需要她回来；她由此得到一次机会，一种权利，一个角色。他是否又渴望着能立刻做出什么反应呢。然而……“问题是我爸爸他真的要来，他打来电报，他明天就到，我怎么办呢？你不能够……你……你看是不是……这次……你……”他听见挂断电话的轻轻响声。

一声接一声的忙音伴着他耳前一根小动脉突突地搏动……他缓缓放下话筒。黑色的话筒已经没有光泽了，多少张嘴对它出过气儿而臭烘烘的，臭得令人恶心，臭得令人想起从来没有刷过的牙，想起牙面腻腻的一层软垢，想起牙髓坏疽，想起结核，想起癌。

不知怎么搞的，他的脑子也像他的眼睛，有点儿散光似的。主任叫他，他就站住，转过身来；知道主任在对他说话，但没听见说什么；他忽然被面前这张脸吸引住了，几年来都没有现在这样多的发现：总觉得那张嘴有点儿歪，向左边，尤其是说话的时候，那么一闪，稍加留意就能发现。那些露出来的牙齿，齐齐的一排，没有龋坏，被烟熏或被茶染得明显黄了，甚至有些发黑。上唇右侧的胡须要稀疏得多，胡须短短的，仿佛剃过不久，颜色在黄色与棕色之间。右侧鼻翼旁有个小痣，淡淡的棕色，左侧上唇靠近唇弓处还有一个，更小，也更淡，左侧面颊直到耳前，一共有五个，倘若将这些痣连接起来，则很接近北斗星的排列。皮肤黄色偏黑，有些若干年前害痤疮的遗迹，两侧颧部各有一块褐斑，边缘有的地方明显，有的地方是渐渐的演变。褐斑的内缘被眼镜框遮住，眼镜片上很均匀地溅了些氧化锌的小白点，每个镜片里除了映有他的脸之外，还有日光灯管的一长一短两个影子，每个瞳仁里也各有一个。被灯管映亮的镜片的暗处还各可看见一面墙和并排挂着的三个镜框，而每个镜框里都有一个灯管的映像。但这一切都很模糊，至于镜框里那些字则看不清楚（虽然他知道那都是科室获得的奖状）。当然如果仔细观察很有可能看到镜框里映着的眼镜，甚至镜框里的眼镜里映着的镜框，以至无穷。而在每一次投映中，灯管的数目都奇异地增加，最后无法与镜片上溅的那些氧化锌小白点区分开来，它们……“我跟你说话呢，今天你怎么有点儿心不在焉？”“是吗？”他迟疑地问。那副眼镜、那张脸、那个人从他的视野里消失了。

患者坐在治疗椅上等着他。是个老头儿，整个身子都转过来看着他走近自己，极力将不满与不信任隐藏起来。是的，他发现自己轻而易举地就能从眉的一皱，嘴的一撇，肩的一耸和手的一动里分辨出这两种情绪。不容易啊，他想；在那把能转动的椅子上坐下。似乎问过哪颗牙疼，什么症状，但是完全忘记了，好像已经隔得太久。他极力追想，在那沉沉黑暗里什么也辨认不出，而且他发现，他苦苦想着的却是眼前这个人究竟多大岁数。六十五吗？不，没那么老，大概只有六十，就像他的父亲。父亲……他匆匆翻开病历本，看见最末一页有他刚才写下的字迹：“主诉：左侧牙疼，夜间躺下尤甚……”原来如此。“把嘴张开。”他伸手取下牙钻，这时患者忽然从嘴里掏出一副假牙，带出来的唾液黏黏糊糊的，拉成了长长的丝。他忽然有一种奇异的想法，不是厌恶，不是蔑视，也不是愤懑，只是有些担忧，只是觉得应该再把一切好好想想，好好想想：他会在那几颗龋坏的牙齿中找到那最严重的一颗，然后他把牙钻移近，伸进那张嘴里（浑浊的眼睛里会闪过一丝恐惧，面肌也随之抽搐起来）；然后他踩动脚闸，马达就吱吱地响，钻针在牙面磨出一些软软的黑粉；然后他会感到用口镜阻挡的患者的舌头（舌苔厚重，呈黑黄色，煳了似的）变硬了，患者会因恶心而把他的手拽开；而他紧紧攥着的钻头会渐渐发烫，一股焦臭味儿像烧死尸的气味似的；他当然会一口气钻下去，直到一股红血从穿髓孔里涌出，剧烈的疼痛使患者眼角蹙紧，随即从身体深处发出一声恐怖的尖锐叫喊；然后他停下手来，听患者说：“哦，这下好多了。”……他觉得所有这些都非常肤浅，非常模糊，与他隔得非常远，它们——那些动作，那些器械，那些声音，将他孤零零地抛在这儿了；孤零零的一个人，什么都不属于他，什么都与他无关。那么怎么办呢，他问自己，怎么办呢？

他拿起话筒，立刻听到了那熟悉的声音：“是我，是我，我是乔落呀……”他好像觉得天空忽然一亮，一个影子穿过云际，她像是来搭救他似的出现了。他把话筒攥紧，而她的话却语无伦次：“……我又听了一遍那首歌，很不错，不过也没什么意思。这儿可真冷啊。你不是想看电影吗？昨天晚上我画版搞到很晚，这个鬼报纸，就差放把火把它点了……”这些话在他听来只不过是乔落飞翔在她自己的天空任意发出的声音。她在飞，一次次掠过他的头顶，这么一闪，又那么一闪……

这个女人，他想，是啊，这个女人，仿佛又闻着了她说话时喷出的那股烟味儿。即使在电话里，她仿佛也带来了她那一吻，一次拥抱和一阵抚摸。而所有这些都飘散出她的烟味儿：袅袅的，不尽的，黑色的，神经质的。“我整整一天都在给你打电话……”“你在哪儿？”他忽然急切地问。“在街上，我……”她好像吸了一下鼻子，他感到她身上裹着一团寒气，直透他的肌肤；这个女人被某种激情所驱使，犹如神灵附体，在呼啸的冷风中从一个电话亭匆匆赶向另一个电话亭。他清楚地看到了她的脸，那张脸上的一切都预示着她永远不得安宁，而吸烟过多损毁了她本已不再年轻的容颜……他真想轻轻抱她一下，只是一下，而且只吻一下，即使是在电话机前，即使隔着长长的线路，隔着那么多间房屋，那么多条街道，隔着一阵阵的风。“我想见到你。”他低声说。“现在吗？现在，可以吗？你说呀，可以吗？我现在就去找你……”她那稍显沙哑的声音忽然变得激动、亢奋起来，他知道自己已经被她抓住了，被她带着开始那无目的的飞行，那么就随她飞吧。“……你可得等着我啊，别又像那次，我去找你，可你已经走了。也别光顾着看病人，把我晾在一边，你那些破病人……”他想过要对她诉说些什么，可是他只是随她飞，随她飞。“……你不知道我离你那里好远，早晨一出门我就走，走，也不知怎么就走到这儿来了，我本想去找你，结果离你越来越远……”他随她飞，随她飞过云或者飞过雨，飞过闪电或者飞过阳光，他随她飞……可是她为什么现在不在他面前呢？她说啊，说啊，极力放纵自己，甚至有点儿忘乎所以；而他只有一个感觉，就是闭上眼睛，随她飞，飞……当然他知道，如果回首俯视，下面还有一个他，在荒原徘徊，在泥沼深陷，伸出痉挛的树枝似的双手抓住自己的灵魂，那个他正被什么所纠缠，所愁苦，所折磨……不过直到挂上电话，他都飘飞在那种感觉里：抓住了一点儿什么，而风在身边奔跑。

一阵清脆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他转过身，诊室里几台牙钻交替发出的噪音仿佛蓦然减低了，门开着，走廊里有一盏昏黄的球形壁灯，人影来来往往。他不觉又屏住呼吸，等待着。那个人体终于从右侧进入长方形的黯淡的灯光之中：颀长健壮的身躯，披散在肩头的乌黑油亮的长发，丰腴红润的脸（她会转过头来吗），铁锈红棒针毛衣下高高隆起的乳房，滚圆的手臂，毛衣下缘在腰间内折，充分显示出被牛仔裤紧紧绷着的发达结实的臀部，将臀部分成两半的沟深陷下去，泛着亚光的铜牌死死扣在肉里，裤子在大腿根有些细小的皱褶，粗壮的双腿把长及膝下的黑色靴筒撑得满满的，那双靴子皮面光亮，高跟尖细。那个身体被牛仔裤裹得太紧，以至两条大腿不能并拢，行走时动作显得有些机械。他察觉到自己目光贪婪，但此刻他放纵自己；他想把这个青年女郎和她所有动态的细部整个儿吸进他的记忆之中。她每在他眼前出现一次，就是给他心里那幅画像重上一遍油彩。她缓缓走过（在他的意识中，像是电影的慢镜头一般），影子投到诊室门口地上，她没有转过脸来。他的目光中止于左侧的门框，他感到那个肉体，那个生命，仿佛处处要冲破她薄嫩的皮肤和与皮肤紧贴在一起的全身服装。清脆的脚步声渐行渐远，终至消失。

她是谁呢——对他来说，时常被这个问题搅扰，仿佛是一种享受。他将她留在暗处，他站在她的世界之外，她为他构筑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他的世界只有他自己。他走到窗前，透过落满灰尘的玻璃，黑色的窗纱和冬天的一梢树枝几片败叶，看见那个无名女郎已经走出楼门。他恍惚觉得，她作为一个有色彩的形体正经过一片没有色彩的背景，尽管那仍然是她的头发、皮肤和衣着的真实颜色。也许因为天冷她跑动起来，有多么轻盈；她显得高高大大的，穿过盲动的人群，向右侧跑去。隔着窗纱看她的确有一种观看油画的感觉。他不关心她到何处去，就如同不关心她从何处来；他只是感到内心深处隐隐激动；他相信自己与她之间有一种秘密的，然而是确实的关系。她消失的时候，西风在他面前摘下一片黄叶，他又一次陷入惘然若失，只能期待另一次若有所得；从黑暗走向黑暗的青年女郎每一步都走过他的梦；在这唯一的梦里他得以安睡，他的呼吸多么均匀，这个世界多么和平，而一切痛苦、一切烦恼都忘怀了。

他在窗边久久站着，除了面前那株经历过荣枯的白杨树（枯萎的叶子一片接一片飘落），谁也窥视不了他胸中的潮起潮落：那是无言的安慰，隐约的陶醉，茫茫的期待。

他们一直走到地铁站的最深处。在那儿，背靠粗大的圆柱，坐在水磨石地上。四周没有人。乔落在他背后划燃一根火柴，接着，就有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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