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色——王杰平回忆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杰平,胡振江,何克宁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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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色——王杰平回忆录试读：

文前彩插

自序

人到老年，许多的记忆随着时间流逝而淡忘，但不褪的是无尽的牵挂、不灭的激情和不变的信仰。弹指一挥间，我已经走过了人生的八十年，苦与乐，悲或喜，成与败，得或失，都成为一种印记。作为一个老党员，我不想让这些印记封存在记忆中，于是便有了写回忆录的想法。

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我虽不是伟人、名人，没有显赫官位，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我觉得能在晚年的悠闲岁月里梳理一下自己的一生经历是有意义的：大者它可以通过个人的命运反映国家的兴衰、社会的变迁，小者它可以通过对个人经历的回顾、思考来检查自己的得失。

我以为做这件事有以下两个好处。

其一，对我自己有许多好处。

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做这件事的目的之一就是打算对自己做进一步的认识，向“自知之明”的境界迈进。写回忆录，顾名思义就是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做一次比较全面深入的盘点，看看自己哪些地方有不足、有缺陷，哪些地方是优点、是长处。这样才能做到克服不足，弥补缺陷，发扬优点，保持长处。人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如此方可做到与时俱进，永葆生命青春。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做这件事就是写自己的历史，就是对自己一生的清理和总结，其意义不言而自明。

其二，对家庭成员有好处。

对家庭成员、后辈子孙们的教育，是我平生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写回忆录，就寄托了对他们深深的眷顾和期望。人的成长发展，不光需要物质的东西，如车子、房子、票子等，勿庸讳言，这些对谁都有用。然而一个人的健康、成功、幸福还需要更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好的思想品德、优良的人格塑造及丰富的生活、工作经验。通过写回忆录，把自己做人做事的体会和感受告诉给后代子孙，让他们在阅读、鉴别中有所启发、感悟，这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为使阅读这本书的人有一个较清楚的线索，这里简要提示一下它的内容安排及篇章结构：首先从回顾我的家世开始，接着记录了我一生的主要工作经历；其次写了离休后的生活和为家乡建设做的一些事情；第三，略述了家庭及家庭成员的概况和现状；最后，附录了一些媒体关于我的报道和工作期间我发表过的文章、讲话和报告等。“位卑未敢忘忧国。”尽管自己是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但我一直关注着党和国家的事业，关注着伟大民族的复兴，关注着中国梦的实现。我之所以在耄耋之年做这样一件事，就是想通过自己的经历和感触，告诉我的家人、朋友以及有缘读到这本书的任何人，一个人要成功、健康、幸福，就应该投身于伟大的社会实践，把自己的命运、理想、希望无条件地与国家、民族的伟大事业联系起来。当然，我所设想的目的是一回事，能否达到这个目的又是另一回事。其中主要原因是本人并非人格楷模、境界超人，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不可能完全正确。另外，书中提到的有些事情年代较为久远，对时间、地名、人名的记忆恐有误差，缺漏、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望读到这本书的朋友们给予批评指正。2014年5月

第一部分 我的家乡和家庭

一 我的家乡

1932年农历七月初一凌晨，我出生在河北省平山县的三汲乡访驾庄村。

平山县位于河北省西部，太行山东麓，西扼冀晋之咽喉，东开平原之通衢，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发源于山西繁峙的滹沱河奔腾不息，纵贯全县150余公里，滋养着两岸的沃土和人民。有山有水的平山，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县境内古迹遗址众多，比如水帘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仰韶文化遗址、西门外商始祖发祥地遗址、战国中山国都城遗址、唐代文庙、后唐太子墓塔群等。其中，战国中山国都城遗址就在我们三汲乡，后唐太子墓塔群就坐落在我出生的访驾庄村西北面。灵山夕照（何克宁摄）

我出生的这个村子，距离县城13公里，位于滹沱河北、东灵山南，村庄地势自北向南倾斜，在当地是个大村，有二三百户人家。村子始建于五代后唐时期。关于村名的来历，一直说法很多。据元至治、明崇祯年间重修灵山万寿寺石碑记载，后唐天寿太子（李昶）曾出家于灵山万寿寺。相传，朝臣潘、何二丞相曾赴灵山万寿寺访问太子遇此地，故建村时以史事取名访驾庄。20世纪70年代，在村北古墓中发掘出青铜器等不少战国前期的珍贵文物，据说对研究神秘的中山王国很有价值。

其实，真正让平山闻名中外的是西柏坡。我一直认为，解放战争时党中央之所以选址西柏坡，与这里坚强的党组织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分不开的。平山是革命老区，早在1931年就有了共产党的组织。于光汉、栗再温、王昭等，是平山第一代后唐太子墓塔群（资料图片）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当时党组织秘密领导平山人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如下口砸盐店、木盘分粮等，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也正是从那时起，平山的老百姓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知道共产党领导革命是为了让穷苦百姓翻身解放过上好日子，因此对党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抗日战争时期，平山是晋察冀根据地最坚强、最活跃的根据地之一。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及二、四军分区，北岳区党委，华北联大，野战医院，兵工厂，都长期驻扎在这里。为摧毁这块根据地，日军在这里制造了33起惨绝人寰的惨案，屠杀我无辜平民14000多人。为抗击侵略，平山人民送公粮、抬担架、救伤员，积极参军参战，可说是不畏牺牲，前仆后继。平山县曾组织了著名的“平山团”、回舍大枪班，还涌现了戎冠秀等拥军模范，被誉为“抗日模范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党中央移驻西柏坡村，在这里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指挥“三大战役”，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作出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重大决策，孕育了新中国的诞生。西柏坡因此成为与井冈山、瑞金、延安齐名的革命圣地。

解放后，在平山境内兴建了岗南、黄壁庄两座大型水库。曾被聂荣臻元帅称为“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的13万亩良田被淹，128个村、10万多人由富饶的滹沱河畔迁到了高岗旱岭上。水库的建成，结束了滹沱河下游每年洪水泛滥的灾难历史，保证了京汉铁路的安全运行，成为石家庄地区及北京、天津重要的水源地。平山人民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勇于牺牲和无私奉献精神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作为土生土长的平山农家子弟，作为一个从平山走出来的普通共产党员，我对于家乡的历史尤其是这段红色历史，一直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

我深爱这片土地，深爱养育我的父老乡亲。

二 我的家庭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的童年、少年生活都是在贫苦中度过的。

我的老爷爷叫王守信，生有我爷爷弟兄四人：王清达（奶名王联会）、王清尊、王清发、王清之。大爷爷王清达没有儿子，按照农村习俗，王清发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王吉冬过继给他，后面提到的“我爷爷”就是王清达。其余各门孩子都不少：二爷爷王清尊生一子，三爷爷（嫡亲）王清发生四子，四爷爷王清之生三子。另外还收养了一个外甥，叔叔辈共计9人，爷爷王清达是当家人。当时，我们家是个有三十多口人的大家庭，人口虽多但挺和睦，在我记事前一直没有分家。

我的父亲王吉冬，是个普通农民，不识字，但为人忠厚，老实淳朴，从不得罪人，更不会欺负人。他庄稼地里的活儿样样在行，经常上山打石头、赶大车拉石头，是个好车把式。他一辈子在农村辛勤劳作，1980年农历正月廿一去世，活了七十六岁。我的母亲李丑妮是典型的农村妇女，也不识字，但很聪明，心灵手巧，针线活儿很好，又懂得勤俭持家，里里外外料理得都很好。她孝敬公婆，疼爱子孙，是个贤妻良母。她一生劳作，2006年农历五月初三去世，活了九十八岁。我弟兄四人，一个妹子。我行大。二兄弟王来喜在部队、工厂待过，前几年去世了。三兄弟王明喜当过乡党委书记、县卫生局党组书记，退休后一直生活在平山。四兄弟王明军多年看护中山国遗址遗迹。妹子王明合一直在农村，身体不太好，做过开颅手术。

我叔叔辈中有两人（三爷爷、四爷爷家各一人）上过学，而且从村里考到县里，在平山上过高小，抗战后都成为八路军的干部。其中，三叔王迎春曾任雁北地区宣传部长，解放后回乡务农，病死在家里。四叔王吉春母亲16岁参加八路军并入党，抗战时期在晋察冀边区当勤务兵，解放后回乡务农任村干部至去世。四爷爷的二儿子王茂春，1946年驻石家庄的敌人偷袭平山时在郎家村被杀害，是革命烈士。当时我正上学，一个夏天的晚上，全家人正在房顶上睡觉，听到有人敲我家的门，还急切地叫着我父亲的名字说，“你们家出大事了”。后来就听说叔叔被害了，死得很惨，身上被扎了几十刀啊。当时他是八路军贸易局的局长，敌人偷袭的目的就是为了杀他。后来八路军为给他报仇，专门召开群众大会。我记得我也参加了群众大会，并站在主席台上带领群众喊口号。解放后杀害他的汉奸被抓住，枪毙了6个人，为他报了仇。我四爷爷的三儿子王三秋参加了八路军，1943年牺牲，也是烈士。

我们家以务农为业，土改时定为下中农，依靠佃租土地为生（“文革”时复议成分，查三代我家老祖宗是贫雇农）。爷爷这一代几乎都不识字，但勤劳节俭、老实本分、善良和气，在村中人缘好、威信高。那时家里穷，整天吃糠咽菜，过的是糠菜半年粮的日子，主食是青雨菜、红高粱，每年能在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吃上顿白面就很不错了。全家男女都会纺纱织布，大人孩子穿的是自家用草木灰或竹叶染的衣裳，每人每年一个布，所以村里人说我们家穿的是“灰老鼠皮”。没有鞋穿，男人们下地劳动都是光着脚。一家老小睡的都是土炕，冬天铺点干草（谷秸、麦秸），女人生孩子铺的也是草，从未生过煤火。全家福（左三父亲、左四母亲、右二二弟、左二三弟、左一四弟、右一妹妹）

那时，人多、地少，无钱置买土地，祖辈基本上靠租地、佃地维持生活。听父亲说，到了秋天，高粱熟了，晚上到离家五华里路的岗北村每人背五趟高粱秸才能睡觉。靠着全家人的勤劳节俭，我们家储存的谷子比别人家多些，本是为度荒年用的。抗战开始后的第二年，晋察冀边区政府号召捐粮捐款支持抗日，地主老财们一看势头不好，把粮食都转移了，而我们家响应号召，捐出好多粮食，晋察冀边区政府还给我家赠送了“劳动光荣”匾。日本鬼子进村后，见到我家门上挂着边区政府赠的这块匾，就想用玉米秸等柴草烧房子，幸亏我婶子尚秀芝发现，急中生智把柴草搬了，才保住这块匾。解放后，村长王岁长把匾要去，也不知做什么用了。

我们这个家庭出过革命干部，出过革命烈士，全家都积极为抗战作贡献，这在平山应该是很普通、很平常的，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却深深埋下了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种子。挂过“光荣匾”的老门楼

三 战乱中的小学生活

我七八岁时在我们村抗日小学上学。学校各方面虽不很正规，但家里人都很重视，毕竟穷人家的孩子能有机会上学读书，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何况又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记得爷爷经常接送我上下学，天黑时就提一盏马灯为我照路。

抗战小学最大的特点就是“敌来停课，敌走上课”。鬼子侵入平山后，经常到村里“扫荡”，我们就不得不停课。当时的环境特别恶劣，吃的是糠窝窝，穿的是小灰袄，学习用具是石板、石笔、毛笔、砚台、木凳、油灯。冬季满手裂口子，夏天一身热疮。这些都阻挡不了我的学习热情。不上课时，我就帮大人照顾弟弟妹妹，干点力所能及的农活，割草、放牲口、锄地、收割庄稼，这些活儿都干过。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不多，有一位叫刘景元的老师，我一直记得。他很喜欢我，有时他吃不完的饭叫我吃，顺便了解我和同学们的学习情况。为什么老师喜欢我呢？我想大概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可能我长得招人喜欢，用现在的话叫“小帅哥”吧；二是我学习用功，成绩好。

我喜欢读书，很珍惜在学校学习的机会。1946年，我考入上三汲完小（即高小），学习算得上是拔尖学生，考试都是前几名。国民党侵占延安后，老师以此为题布置了作文，我写的作文被贴在学校的墙上，那时候感觉很光荣。有一年全县会考时，我的算术、语文、历史、地理各科都不错，试卷还被县教育科的督导员带回县里去了。可以说，我进取心强、凡事不甘落后的性格就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

遗憾的是，我在学校学习的时间太短暂了。1947年11月，我上完小的第二年就被抽调到平山土改工作团参加工作。我在学校学习的时间虽短，但从此认识到只有努力学习，才能增长知识，增长才干。我这一生爱读书学习，也是这几年打下的基础。我虽然离开了学校，但我的学习并没有停止，不过是换了另一种形式——到实践中开始新的学习。

第二部分 我的主要工作经历

一 参加平山土改

古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农民占人口绝多数的中国，得民心首先要得农民心。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土地改革就是最大的得民心之举。正像解放后毛主席说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而有幸的是，我参加了1947年平山的土改工作，亲身见证了党的土改政策实施的过程和取得的伟大胜利。我所了解的全国土地会议

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平山所在的晋察冀根据地就开展了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更是在新老解放区广泛开展减租减息和反黑地斗争，使相当一部分农民得到了土地。1946年，根据党的有关指示精神，又开始了以“耕者有其田”为指导思想的土地改革。

1947年5月上旬，为了筹备召开土地会议，中共中央工委分别在建屏（1958年9月，建屏、平山合并，称平山县）、平山两县的南庄、北庄、夹峪、封城4个村进行了土改整党试点。在试点过程中，平山把土地改革与整党民主运动结合起来，创造了老解放区发动群众平分土地的宝贵经验。平山土改整党的经验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并向全国推广。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决定在平山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从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总共开了近两个月时间，来自全国各解放区的代表1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刘少奇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在总结以往土地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全国土地会议会场（资料图片）上，会议最后通过了我国第一个彻底反封建的土地纲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后经毛主席和党中央修改后于1947年10月10日正式公布。对于长期受地主阶级剥削和压榨的农民来说，这个《大纲》的颁布实施使他们看到了希望和光明。土改工作团里的15岁少年

就在全国土地会议开过两个月后，11月份，我完小还没毕业，就被抽调到平山土改工作团。那年我刚满15周岁，其实还是个少年。抽调我，主要是因为那时农村认字的人很少，我已经算是个“文化人”了。当时，在平山直接领导土改的是号称解放区民主青年领袖的平山县委书记冯文彬，他工作能力很强，威信挺高，记得贫下中农常说的一句话是“有事找老冯”。他的妻子叫文一，是我们两河区区委书记，也很能干，经常见她穿着灰衣服，腰插手枪，到各村指导工作。

我所在的工作组共三人，组长叫闫志国，当过县公安局的股长，组员有赵杰忠和我。我们组住在李家坡乡西李家坡村，领导西李家坡和东李家坡两个村的土改工作。我们按照上级要求，帮助各村把搞土改的班子组建起来，领导他们充分发动群众，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土改。

在工作中，我目睹了贫苦乡亲们在分得土地后的激动和喜悦，人们敲锣打鼓比过年还高兴，都把共产党当成了大恩人。年轻人都争着去当兵打仗，不当兵的就报名去帮部队运粮、运伤员。大批翻身农民纷纷踊跃参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晴天霹雳一声响，布棚下面创辉煌。打土豪，烧地契，喜笑颜开分田地。共产党使咱翻了身，咱要报答共产党的恩。去支前，去参战，人人争到打蒋第一线。”这首曾在解放区广为流传的民歌，描绘的就是当时的真实情景。“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土改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最彻底的土地革命。农民想得到土地的要求第一次得到了满足，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彻底翻了身，真正地当家做了主人。这次土改还对混进党内和脱离群众的干部进行甄别，并统一安排到县城学习整顿。

那时，条件艰苦，我们工作组三个人睡在一条炕上，屋里也不生火，很冷。被子少，组长闫志国叫我和他钻一个被窝。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我们在一起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但建立起很深的感情。加之我是初次参加工作，内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工作热情很高，有空就帮助房东打水、扫地，和老百姓促膝谈心，与群众打成一片。

土改结束后，我调到晋察冀边区银行第四办事处工作。闫志国和赵杰忠一个北上一个南下，闫志国好像是到国家劳动部工作，赵杰忠南下安徽，长期在农业部门工作，后到人大、政协工作。他俩离开河北时曾专程来看我，遗憾的是当时没有见上面。之后也不知道他们确切的工作单位，所以一直和他们没有联系。

令我没想到的是，几年前赵杰忠回老家平山东回舍时，在灵山看到乡亲们因我联系资金修路为我立的功德碑，就托人找到了我。几十年后老战友重逢，彼此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二 在晋察冀边区银行

1948年6月，我调到晋察冀边区银行第四办事处工作。随着解放战争的挺进，办事处由平山转移到灵寿后又搬到正定，再从正定搬到石家庄。省分行明确办事处改为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我们在平山办事处留下来的同志，机构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平山县支行。认真做好出纳工作

我到银行工作的时候，正值晋察冀边区银行向中国人民银行过渡的时期。我了解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1938年3月20日，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山西省五台县石嘴村成立；1938年冬，边区银行几经辗转到达灵寿县油盆儿、黄土台、大西沟一带；1948年4月，晋察冀边区银行总行和冀南银行总行迁入石家庄联合办公，7月28日合并为华北银行。12月1日，华北人民银行发出第4号布告，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立，人民币开始发行。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为中国人民银行的行名题字。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开展对敌货币斗争，扶植和发展边区经济，保障军需，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方面，曾作出重要贡献，在我国金融发展史上有着光辉的一页。

我在平山银行工作时，行长（起初叫经理）是刘子文（原土改时的区委书记），副行长是韩庆竹，秘书是高凤书。那时银行的工作主要有三项：第一是业务，第二是会计，第三是出纳。业务负责办理存贷款，会计管走账、算账，出纳管库、点票子，钱都由出纳管理。业务是最重要的，有社会经验的、有能力的才能做这个工作。年轻的一般干出纳工作。

我刚到银行时做的就是出纳工作，简单说主要就是点票子。那时流行一句话“出纳工作真荣光，白天黑夜一百张”。看起来乏味的点票子干起来还挺有意思。我以年轻人特有的热忱投入这项工作。我当时觉得这份工作还是很不错的，很热爱这份工作。点票子也有大学问，不仅要快，更要准确，而且还要挑出假票。有个情况这里需要说明，当时全国还没有全部解放，各个解放区都有银行，并且都印钞票。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等解放区都有自己印制的钞票。敌占区的国民党为扰乱解放区的金融秩序也趁机捣乱印钞票。数钱时必须把假钞挑出来。这就需要认真对待了。如何区别真假呢？当时也没有验钞机，只能凭经验、凭手摸、凭眼看。经过认真查验后，我们总结出如何检验真假的办法，写成书面材料到集市上散发、讲解。所以，做出纳不是仅认识阿拉伯数字就行了，还得写材料、写汇报、做宣传。我肯下功夫练习，所以进步很快，点票点得既快又准，还能挑出假票。办事处在灵寿组织全地区的出纳点票比赛，我拿到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位于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的“小灰楼”——中国人民银行诞生地难忘入党经历

我在平山银行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这期间有一件事却带给我很大的影响，让我终生难忘，这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是1948年入的党，当时只有16岁。回想起来，那时入党可没有现在这么隆重，但记忆却非常深刻。记得是冬天，有一天，副行长韩庆竹把我叫到他们办公室（当时行长刘子文、副行长韩庆竹、秘书高凤书都在一个办公室办公），让我坐下，说：“今天，我们和你谈一件事，你先说说，你对共产党有什么认识？”我说：“不错。”他接着又说：“我们三个人想介绍你参加共产党，你参加不参加？”我说：“参加。”他一边拿出一张表，一边跟我说：“我们问，你说，把表填一下，我们是你的入党介绍人。”表填好后，他对我说：“这表还得报送县委组织部，经县委批准后，才算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又认真地对我说：“等县委批准后我们会通知你。记住，党还不公开，我们是单线联系，平时你干好工作，有事情或开会我们会通知你的。”一个月后，县委批准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很高兴。后来我了解到，我们一起参加工作的这批同志中，只有我一个人参加了共产党，我当时是机关最年轻的共产党员。

为什么介绍我加入共产党？当时我感到突然，也想不出什么原因，大概是自己工作还可以吧。后来才了解到，领导其实早就对我进行考察了。当然也有熟悉我的人之前就向行领导推荐过我，一个是我们村的一位老干部叫王林卜，在县政府实业科当科长，他曾和韩庆竹副行长一起下过乡，他主动向韩庆竹介绍过我的情况，并说：“你们要注意培养培养王杰平，这孩子聪明能干，品德好，家庭在村里也很有威信。”另一位是我参加土改时的组长闫志国，和我在一条炕上睡过，自然对我很是关心。另外，他同刘子文行长是邻村，又是干亲，曾经向刘行长介绍说：“干叔，王杰平是在你那吧？这孩子跟我一起搞过土改，表现不错，老实本分，有培养前途。”这些都是事后我才知道的，我和他们非亲非故，他们却真诚地举荐并培养我，介绍我入党，使我从此走上一条光明之路，我从心底感谢他们。

我对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理解，确实是来自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刚刚懂事的时候，正值日本人侵略华北。在那个童真的年代，目睹的却是杀人放火的事情，日本鬼子来了，老百姓就放下手里的活儿没命地逃跑，鸡犬也不得安宁。在这样危急的形势下，共产党从西北陕甘宁来了。我听大人们说，共产党是专打日本的，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共产党是救星，有了共产党我们才能得解放。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一个粗浅的结论在我幼小的心里产生——“共产党比国民党好”。所以我入党时，组织和我谈话，我就只说“好”，这是很朴素很真挚的思想感情。后来随着自己知识的增加和思想的成熟，才逐渐明白，一个人在经历过民族的危机和困苦生活的洗礼后，所选择的信仰才会非常坚定。入党，让自己有了信仰；几十年跟党走，几十年的经历又让信仰更加坚定，终生不渝。先入党后入团

我是先入党后入团的。平山县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较早，这得益于时任平山县委书记的冯文彬，他当时的职务仍是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我所知道的，他是建国后第一任团中央书记，是著名的中国青年领袖，曾参加过长征，曾组织领导广大青年投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平山任县委书记当然不会忘记他的青年团工作，冯文彬在抓好全面工作的同时，着手在平山建立了团的组织。

县支行虽然地方不是太大，但年轻人多，县里就在这里建立团支部，党组织派我参加到团支部当团员，任支部书记，领导青年团的工作，所以那时我既是党员又是团员，并且是已经入了党的共青团员。县里召开第一次团代会，我是唯一一个县直机关的代表，其他都是农村团员。报到的时候，农村团员都被统一安排在仓库、学校等宽敞地方打地铺睡，就剩下了我这个县直机关的代表。在团县委办公室，团县委书记郑瑞平和大家说：“农村团员都已经安排好了地方，还剩下杰平一个人怎么办？我看呀，他就和咱们一起住在这儿吧。”于是，我和郑书记，还有团县委的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四个人同睡在团县委办公室的一条大炕上。那些日子我和他们同吃同住，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他们对我很关心也很认可，后来，我也经常和他们联系，并多次去看过郑瑞平同志。

三 走出平山天地宽

我第一次走出平山，是从平山银行调到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工作。调离平山

1949年深秋的一天，机关领导派我到温塘征收公粮。吃罢早饭，我去找来一根木棍（一是为了减少步行的劳累，二是还能用来防身），就独自一人步行40多华里赶往区公所驻地温塘镇。当时别说汽车，自行车也没有。天黑前才赶到温塘，就接到电话叫我回机关，说我的工作有变动。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又拿着我唯一的“行李”——那根“拐棍”，赶紧返回机关。见到行长刘子文说：“刘行长，我回来啦，听说工作有变动，有什么新的安排吗？”刘行长开门见山：“一是中心支行要调你到石家庄工作，二是县委要调你到县委会工作。这可都是好工作，看看你自己有什么想法。愿意到石家庄的话，我们就和县委说；愿意到县委会工作，我们就和中心支行说。”哦，这可是我第一次调动工作，我年轻阅历浅，不知道怎么办，就跟行长说：“我没有离开过平山，没调动过工作，真不知道到哪里好，还是请您帮我拿个主意吧。”他很实在地对我说：“根据我的经验，要想提拔得快，在经济部门工作不行，要想快，就到党政部门去，像你这个条件，到县委好好干，很快就是区委书记，接着就上去了，前途无量。”听了他的意见，我认真考虑起来，是到县委还是到石家庄中心支行，两边都有调令，真正的两难选择呀，怎么办？我还是拿不定主意，就去找比我年长的股长们，向他们打听情况，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我们出纳股的老股长封日白就直爽地跟我说：“哎，听他的呢！中心支行也是共产党领导，你工作表现好，党委也可能把你调去机关工作。在平山别说汽车了，连自行车都很少，咱们不是讲现代化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你一到石家庄这些都做到啦，非得留在平山吗？”两种意见都很中肯，只是还没等我认真想清楚，中心支行抓得紧，就派人拿着调令把我调走了。在当时情况下，从农村、县城直接调到大城市领导机关工作，真是很少见的，令许多人很羡慕，我也很自豪。

就这样，我离开家乡平山，来到了石家庄工作。

无疑，离开平山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那么上级为什么会指名要我呢？我向平山刘行长问过这个问题。刘行长说：“是因为你的业务工作和学习成绩总是比较优秀吧。”那时，解放区的干部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学习便成了很重要的任务。领导对学习的要求也很严格，早晨、晚上都要充分利用。为提高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县委还经常进行测验。我的成绩一向不错，学习联共党史考试也得了高分。这一点，县委会同志们是知道的。后来我分析，上级调我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我对出纳工作比较熟悉，业务成绩好；二是反假斗争做得好；三是能写点材料。当然这段时间写的都是短小的材料，但这在当时许多人眼里已经“不简单”了。初到石家庄中心支行

1949年12月我来到石家庄。当时交通条件很差，记得过年回老家返回石家庄时，什么交通工具都没有，90华里的路程从吃完早饭后开始，整整走一天才能到达，又冷又饿。当时下乡或是外出工作，即便有交通工具，也是烧干柴的敞车，走起路来，前面突突冒着黑烟，后面是飞扬的尘土，虽然比步行快了些，一趟下来就弄得人灰头土脸。可这并不影响我对新工作、新事业的憧憬和向往。作为新中国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石家庄虽然较早开始了党领导下的政权建设和城市管理活动，但仍然是一派百废待兴的样子。不过，对我这个从平山出来的毛头小伙子来说，毕竟是大城市啊，许多我没见过的东西，一切都那么新鲜，我很是兴奋。我获得的奖品在中心支行，我先是在出纳股工作，主要是负责整个石家庄地区的反假斗争和整理材料工作。之后很快就调到计划督导股（后来叫科）。计划督导股是很重要的部门，起办公室的作用，综合情况、研究工作、检查督导都管，既管在出纳股时与同事合影全市又管下边十几个县。我的主要工作是写材料，每月向省分行上报的综合报告由我来起草，也写“如何发放农业贷款”、“如何进行货币管理”等一些非常重要的专题报告。这时我明显感到天地宽了，干劲也更足了。同时，我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自己读书少，该学的东西太多了，我能胜任今后的工作吗？思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更加勤奋地学习，加倍努力地工作。我学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学毛主席的文章、著作，学党的方针、政策，学金融业务知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在学中干，在干中学，边干边学。开始发表文章了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我在学习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整理、收集报刊、文摘等资料。直到现在，许多东西都还完好地保存着。那时我是单身一人在石家庄，工作之外的时间比较多，但我除了读书学习干工作，再没有其他的兴趣爱好。别人或许以为我的日子过得太单调、没意思，我却丝毫没有这种感觉。相反，读书学习使我过得很充实，也很在计划督导股时与同事合影快乐，因为自己也欣喜地看到了自己的进步：我这个没上过几年学的“土包子”，开始写起文章来了！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成绩已经不小了。没想到的是，我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和经验写的一些材料、文章，还经常被杂志发表。

1949年12月至1951年11月，我在中心支行工作期间，先后写了七篇文章，均被《河北人民银行通讯》杂志刊发，有的还加了编者的按语。比如《河北人民银行通讯》1950年第12期，发表了我写的《对错款的检查和改进意见》这篇文章。文章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认真总结分析了错款的严重性；问题发生的原因，以及纠正的措施和方法；总结出做好出纳工作的基本经验；提出了今后改进的设想和意见。编者在按语中说：“长短款问题，在出纳工作中，已趋向普遍化，情况很严重。事关人民财产的损失和国家银行的信誉，实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在石办结合整党整干对出纳的错款做了全面检查，找出一些根源，制订出今后改进意见是很好的。现作介绍，以供各行参考。同时希望各个行处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检查，把检查结果寄给我们。”这在当时，对做好出纳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后来很长时间都有借鉴价值。参加整党审干运动

1951年，根据上级指示，市委组织发动了全市范围内的整党审干运动，财贸系统“金贸合”党委成立了整党审干办公室，我被抽调到办公室工作。为推动工作的不断深入，市里多次召开动员大会，臧伯平市长做动员报告，我被安排到大会主席台做记录。这对一个青年干部来说也是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我深感幸运。

1951年11月之后，我因为工作出色，先后被调到赞皇县支行和高邑县支行任业务股长，实际是主持全面工作。因为赞皇县支行行长病休，没有人主持工作；高邑县支行股长以上干部在“三反”运动中都进了法院，派去的行长也因病休息。在这两个支行工作时间都比较短，大约各自半年的时间，但对自己也是很好的锻炼。1953年3月，我又调回石家庄中心支行，任计划信贷科副科长。在赞皇工作时与同事合影1952和1954年，领导和同事给我的亲笔赠言

四 在石家庄地委

当时我在石家庄中心支行是新提拔的科级干部，比较年轻。工作正干得起劲的时候，地委指名调我到专署财委工作，不久，又调到石家庄地委财贸部工作。在石家庄地委工作的近十年时间，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无论工作或学习，我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总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在这一阶段，无论业务学习，还是工作能力，或是社会经验，我都有了很多的积累并有了明显的提高。如果把在平山到石家庄中心支行的一段时间看做是我步入社会的初级阶段的话，那么，在地委的这一阶段就是我的提高阶段，是我的实干阶段。调石家庄专署财委

1954年下半年，我由石家庄中心支行调到石家庄专署财经委员会（简称财委）工作。

建国初期，为了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要成立财经委员会，党委第一书记任主任，行政领导任第一副主任，配备一个专职副主任。石家庄专署财委由石家庄地委书记郭芳任主任，专员韩启民任第一副主任，另调地委委员、正定县委书记赵尊任专职副主任，财委的编制为15人。1953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民经济经过三年恢复时期，开始进入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时期，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先后从各条战线抽调大批优秀干部加强工业战线，赵尊也在这个时候调走。

专署财委成立后，了解银行干部情况的同志向财委领导推荐了我。银行领导都不同意放我，决定让另外一个科级干部调去，为此拖了很长时间。一次地委开会，副专员见到中心支行行长张治平，半开玩笑地说：“治平同志，怎么地委调你们一个干部，老是不放呢？这样不好嘛！”会后，张行长回来风趣地和大家说：“不能拖了，赶紧放人吧，顶不住啦。”于是，我就这样调到了财委。很巧，我们银行的张治平行长后来当了财办主任、财贸部副部长，部长由分管财贸的副专员穆涛兼任。后来正式成立财贸部时，张治平任地委委员、财贸部长。我是第一个调去的干事。在石家庄地委财贸部

建国初期，党中央、毛主席提出，党委的一定部门要监督、管理政府的一定部门。依照这个精神，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分别成立了工业交通部、财政贸易部、农村工作部、文教部等。这些部门共同的任务，一是管理本系统的干部，二是管理党的基层组织，三是管理思想政治工作，四是政策检查。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实行书记挂帅、分工负责，从中央到地方划分五条战线。成立财贸部时，从中央到地方，划分党群、财贸、工业、农业、文教五条战线。中央由李先念分管财贸，中央财贸部部长是马明方，副部长是姚依林。省里分管领导是省委常委、副省长马力。财贸部部长是李一夫，副部长是王金山。1955年5月1日，省委财贸部正式成立并开始办公。同年11月，我调到中共石家庄地委财贸部工作。“中共石家庄地委财贸部”的公章是铜质的，由中央财贸部统一制发。

那时虽然成立了部门，但由于历史原因，工农文教等部门机构编制人员相对较少，可以说，我们财贸系统在当时是队伍最大、摊子最多的。地委财贸部，无疑对我是一片广阔的新天地。

到财贸部后，我积极工作，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到各项任务中去。为整理出一份好的材料，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常常是一边吃饭一边琢磨，甚至是一边睡觉一边思考。除此之外，我还不断地加油充电，把业余时间全部用来学习。书店，就成了我最喜欢去的地方，那里离单位不远，我一有空就钻进那里看书。从书中学习新思想、新知识、新政策和新的工作方法。那时工资低，老家生活又很困难，需要我往回捎钱维持生活，所以买书也就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总在书店站着看真的不方便，所以碰到写得好、很实用、觉得非买不可的书，就咬咬牙买下来拿回去仔细研究。另外，自己也订一些报刊，订一年的订不起，就选主要阶段的订。比如1956年“八大”期间的《人民日报》我就订了几个月的，还专门买了一套“八大”文件汇编。从中我学习了如何筹备会议，如何制定议程，如何起草文件，如何给领导撰写讲话稿等等。这些，当时没有老师给讲，也没有现成的套路顺着走，只能靠自己钻研琢磨。我觉得《人民日报》有最权威的政策、最准确的新闻信息、最前沿的理论思想，每篇文章都是最好的范文佳作，所以，将其作为重点研读的报刊之一。

后来，我总结有三个方面是我学习的重要源泉：书本报刊为其一，即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身边的领导和同事们为其二，“三人行必有我师”；实践中学习为其三，“实践出真知”。直到现在，读书看报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习惯，是每天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铜冶搞试点

在地委财贸部时，我们部工作人员共9人。我任干事，侧重党的组织工作，因为财贸系统实行党委负责制，党的组织工作是很重要的。我主要负责起草重要文件、领导讲话、总结汇报等。比如每年的地区财贸工作会议、财贸部长会议，许多大材料都由我组织或者参与起草。比如给地委书记苏应明写的《两放三统一包》，给财贸部长张治平写的《政治挂帅，搞好财贸工作》、《晋县乡党委领导财贸工作的经验》、《地委关于学习东子岩节约粮食办好食堂的决定》等。还有，就是下去搞调研，总结典型材料，介绍先进经验。这期间，我写的材料近百篇，约八十多万字，许多文章被刊登，也总结出很多经验，在铜冶搞试点，就是其中一例。

河北省财贸系统树立的14面红旗石家庄最多，所以省里也经常在我们这里搞试点。当时选了获鹿县的铜冶镇确实不容易。1959年我和省委、地委以及县委共九个同志，一起吃住在铜冶。期间，中央财贸部两个巡视员（一个曾任粮食部人事司长，一个曾在山东当过专员）也到铜冶进行调查研究。我的任务很重，每天要根据工作进度情况整理材料，写出简报上报。我们就“基层财贸企业依靠谁办好企业”这个问题深入调查，提出了依靠老职工、店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办好企业，并写出了《如何建立一支在党组织领导下的职工积极分子队伍，办好财贸企业》的调查报告，被中央财贸部选为全国财贸部长会议的参阅文件发给与会同志，产生了很大影响，为推动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饿着肚子写讲话稿

许多做过文字工作的人都知道，写材料是个辛苦活儿，需要走出去实地考察，需要静下来细致思考，不只是脑力的消耗，对体力的消耗也是很大的。工作几十年，我写过的稿子难以计数，可以说什么情况的都有，多辛苦的都有，多数已经忘记了，但在地委财贸部的一次给领导起草讲话稿的经历，却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石家庄地委辖九县一市，工作比较繁忙。记得有一次地委召开“三夏”工作县委书记会议，会议结束的前一天下午四五点钟，地委书记苏应明找到我们财贸部办公室，说：“地委‘三夏’会议明天下午要结束，决定让我做总结讲话，杰平同志负责写个讲话稿，你们几个都给他当助手找材料，需要什么找什么。我也给你们找了两份材料，一本是《河北建设》，一本是《华北建设》。”他说完就走了。我们财贸部的几个同志围坐在一起不知所措，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务感到惊讶。大家知道，给苏书记写材料这个差事本应由参加会议的同志们来写，或是由地委办公室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们来写，我们财贸部并不管这方面的事情，再说我们的同志们也没参加会议，眼看会议明天就要结束了，却让我们写总结讲话稿，真有点儿出乎意料。但是大家也都理解，都是党的事业，都是领导交办的任务，不管什么分工，还是决心把材料拿下来。我也下定决心：按时完成这个任务！我看了看表，晚饭时间到了，同志们都留在这里耗着也不合适，就对大家说：“该吃晚饭了，大家先回家吧，材料你们先不用管了，我一个人整吧。”之后我抓紧到食堂吃了点饭，六七点钟天没黑就到办公室开始琢磨着写起来。

我是从太阳还没落山时坐在办公桌前的，一直写到半夜。当时条件差，生活水平低，低指标（每月26斤粮食）、“瓜菜代”（不是粮食的代食品），晚饭本来就没吃饱，早就饿得饥肠辘辘，眼冒金花。后来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忽然想起到火车站买点儿东西吃。忍着饥饿，我步行走到火车站，火车来了一列又一列，呼啸而去，站台上却空空如也，什么吃的也没有。我失望地返回办公室继续写。那时我住单身，没有家人照顾，也没有任何食物储备。就这样，我忍着极度的饥饿和疲倦，一直写到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我听着一阵阵的自行车铃声，知道上班的人都来了，还听到苏书记他们的说话声。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把起草好的讲话稿交给书记说：“您看看行不行，不行我再改。”

我不能守着书记看稿子，便把稿子放下到院子里转了一会儿。这时我并不觉得饥饿和疲倦，只担心稿子不行影响工作。想着自己身为共产党员、机关工作人员，领导的讲话稿也写不出来，那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过了一会儿，我进去看稿子是否可以。书记说：“可以，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吃饭、休息，下午去开会。”这一声“可以”使我觉得真是如释重负，心“啪嗒”一下放了下来。饥饿和困顿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天下午，我参加了“三夏”总结大会，坐在下面认真地听着苏书记的报告。听周围同志们的反映，大家都说苏书记的讲话还不错。这个反映对我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慰藉和鼓舞。回想当时的情景，如果没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扎实的写作功底，那份讲话稿是写不出来的。第二天《石家庄日报》用整版篇幅发表了苏书记的讲话摘要，拿到报纸，看着自己辛苦写出的文字变成了铅字，想到很多人都在学习这篇讲话，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通过一次次的锻炼，我靠着自己的辛苦和努力得到了领导的认可，也练出了不怕吃苦、迎难而上的精神。一次次的收获，也增强了我干好工作的自信心。这些都为我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难忘的出书经历

1958年，提倡工农兵写作出书。河北人民出版社社长到石家庄地委约稿。经主管文教工作的地委副书记付学周同志推荐，社长亲自找到我，问我能否写书。我说我工作很忙，每天给领导写材料都忙不完。此外，还有许多其他事情要做。那个年代，全民都在大跃进，不论白天晚上都要鏖战，机关工作人员也要参加炼钢铁、修水库，几乎没有闲暇时间。再说，我也觉得自己没有写书的水平。想想自己出生于农民家庭，战乱时仅仅读到高小，生怕自己担当不了这个重任，觉得写书是高不可攀的神圣事情，认为只有那些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才可以。想都不敢想，更别说写了。所以就告诉社长说我写不了。

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社长又来了，找到我的宿舍，还是说约稿的事，正好看到我桌上放着的一份我写的行唐县口头供销社的调查报告，这份材料是准备以地委的名义上报省委的。他拿起来认真看了看说：“怎么说写不了书呢？这不就挺好嘛！你把它修改和完善一下，给我寄去，就可以出书了。”对这件事情出版社很重视。我把我的手写稿子寄去后，他们与我签订了正式的出版合同，这合同我现在还保存着。

这个报告是1958年为探索供销社改善经营管理的新路子，打破一卖一买的官商经营作风，我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真总结了行唐县口头供销社支持山区生产发展多种经营的经验写的一篇报告。出版社在审定稿子后，找到省委财贸部让他们看看请哪位领导或财贸领域里的专家学者写个序言。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常委、副省长马力同志，于1958年7月22日专门为这本书作序。序言指出：“口头供销社，在支持山区发展多种经济中，打破了行业工作单纯一卖一买的老圈子，创造了商业搞生产规划，发展山区农业、林业、牧业、工业、副业等多种经济的经验，这是一个革命的创举，它给商业工作提出了一个新的活动方向。所以它不仅是山区商业工作的一面红旗，也是全省商业工作的一面红旗。全省商业工作人员都应该向口头供销社学习。”

我的《商业工作的一面红旗》一书就这样正式出版了。真的没想到我写的材料能出版，而且是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还发行了4万多册。出版社赠送我10本样书，给了200多元的稿费（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书出版后，大家都反映这本书结构严谨，通俗易懂，很受欢迎。地委书记、常委们和机关的同志们纷纷向我要书。领导的鼓励，同志们的支持、羡慕，都极大地鼓舞了我的工作热情。

这面“红旗”当时在全省甚至全国震动都很大，对指导和推动整个财贸、经济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口头供销社的党支部书记尤其彬作为先进集体的代表，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参加了总理主持的宴会，受到毛主席、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60年赵县记忆

由于1958年以来“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客观原因，1959年至1961年全国国民经济陷入极大困境，人民生活遇到很大困难。各地情况都很严重，农民缺衣少粮，甚至有的饿死。为了克服困难，1960年9月，省委发出“生产渡荒、节约渡荒”的号召，并组织大批干部到农村帮助农民进行生产自救。

当时，宁晋、新河、赵县、栾城划为一个大县，叫宁晋县，属石家庄地委领导。这里灾情很重，形势严峻。省委非常重视，立即响应中央“跳水救人、奋不顾身”的号召，组织强大的工作组深入灾区。省委由朱子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带队，驻宁晋县城；地委由地委副书记高健带队，驻赵县。我是跟着我们部长去的赵县沙河镇，这里灾情最重。部长李国华，曾经当过地区税务局局长、专署办公室主任和赵县县委书记。我记得很清楚，大约是出蔓菁的时候，我们背着铺盖卷儿去的，次年七月高粱绣穗的时候才回来。在那里我们度过了最漫长的日子，我也经受了艰苦的锻炼。

那时候的生活之苦现在的人确实难以想象。我们在集体食堂吃饭，每天每人只供应4两山药面，根本没有菜，饿得实在受不了时，只能以榆树皮、棉花秸秆皮充饥，而且还要和农民一同劳动。我和部长住在沙河店村条件最差的贫下中农家里，那是全村最差、最脏、最破的一户人家。屋里只有一条小炕让我们俩住，连两条被窝都放不下，我们只好一个头朝这边一个头朝那边对着脚睡。那时我还得加班写材料，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别说桌椅了。李部长比我年长一些，且有腿疼的毛病。记得有一天晚上，李部长挽起裤腿，小声跟我说：“杰平，你看我这腿浮肿得厉害。抗战时期，虽然有‘洋鬼子’，很怕，但晚上到干部和老乡家里还能吃上像样子的好饭，可我们现在连肚子都填不饱，真饿得够呛啊。”岂止是他的腿浮肿，我比他年轻，岁数比他小，不好意思跟他讲，其实我的腿也浮肿得厉害。当时吃集体食堂、“瓜菜代”，我的身体被弄得非常虚弱，还落下了胃病，双腿发软，连走路都吃力，一有急事，或坐公共汽车一颠簸，胃就疼，严重时还要住院治疗，好一阵坏一阵，反反复复多次，多少年也好不了。后来条件好了，自己可以做饭吃，慢慢调剂了很长时间，才逐步好起来。我的腿浮肿却是吃过八十副中药也没治好。

的确，那段日子给我的印象很深，尤其是经常有死人的事情发生。肚里没食物，炕上没被子，窗户没有纸，更谈不上生火，加上天寒地冻，怎能不死人？最不能容忍的是，连赵县这样的粮棉大县都没有吃的，真叫人心痛啊！

我们工作组在那里住着，响应省委号召一直不能回家。我们与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用精神支撑了大家，对群众有很大的安慰，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的社会稳定。

我们那年下乡过年不让回家，要求过“革命化的春节”。大年初一大家被集中在县里统一吃饭，算是改善生活，然后召开电话会。记得那天吃的是烙饼就坛肉，我本来不吃肉，那次却吃了很多，买了一份不够，又买了一份才吃饱。

困难对于普通人来说是磨难，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就是一场考验。1959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根据形势，有政策允许机关干部回家照顾老人孩子。有的人觉得在外边工作还不如回乡好，所以就办了离职回家，后来他们又陆续返城。当时我在地委工作，一大家子都在平山老家，但我却没有离开工作单位回家的思想。因为我想那时候单位困难，农村困难，党和国家更困难。所以我不能走，不能放弃工作。当时我就想，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党的事业绝不能就此夭折。我以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持下来，并以更大的干劲投入到了工作之中。在部长家吃饺子

1961年春天，地委通知我们回石家庄开会。先送李部长到家，他下车后跟我说：“你去看看你的房间和东西有无变动，抽时间回老家看看老人。”我当时也没想太多。我看了看我的屋子还是原来那样，没有人动过，被褥还是很整齐地放在那里，看到机关对我们下乡的还一直关心，很是欣慰。看着天色不早，我赶紧收拾东西。工夫不大，部长来了，对我说：“走，到我家吃饭！”我听了很是感动，也真是没想到，人家回了家，咱也到了机关，还想着我。我赶紧说：“不去打扰了。”但我明白他是心疼我这一年跟他下乡吃苦，也听出他诚恳并带“命令”的口气，就跟他回去了。那天是他夫人做的手擀面，没有菜，葱花炒了鸡蛋卤，真是好吃啊，是我这辈子感觉最好吃的面条。

让我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我正在收拾房间时，他又来叫我了，说是专门包了饺子。我真是不好意思再去。那个年代都困难，人家老婆孩子一家人，缺粮无油，吃饭也不容易，还叫上我，真不愿意给人家添麻烦。但他仍坚持说：昨天是垫肚子的，今天咱俩正儿八经地吃顿饭。听他这样说，知道是诚心诚意的，我不好再拒绝了。说心里话，这一年都没吃过什么，我早不知道饺子是什么味儿了。那天吃得真是很香、很舒服，特别是有种回家的感觉。这让我很感动，一辈子都忘不了。更让我难忘的是，那天吃完饭临走的时候，部长跟我说：“回到石家庄，我算是回家了，你还没有回家，你回老家看看，住几天，我在石家庄开会，你回来后咱们一起走。”又说：“现在生活困难，回家看老人不能空着手啊，我给你批两条烟、两瓶酒给老人，再给你批一辆自行车，你愿意骑就留在机关骑，不愿意骑就给他们捎回家。”我听了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当时的飞鸽自行车市场价是600元左右，国家供应是100多，省不少的钱啊。他那时的级别已经是13级，我只是一个普通干部，他对我如此关爱，让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在后来的日子，我有时间就去看他，我们都很珍惜在一起受苦受难的日子，他对我一直很好，无话不谈。

回想起来，地委工作的几年时间，在我整个的工作经历中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虽然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但对我以后的工作却有很大影响。正是在这个时期的历练，使我逐步成熟起来。我对各种文稿的起草、工作的开展，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思路，上级交给的任务能尽快地独立完成。我在读书学习中养成的勤于思考、勇于创新的习惯，越来越发挥作用。我很高兴我能独挡一面了。

五 在衡水

1962年6月，国务院批准，恢复衡水专区，将石家庄专区的衡水、冀县、武强等8个县和沧州专区的景县、故城等3个县，共计11个县作为衡水专区的行政区域。两个月后，我被调到衡水任职。初任领导职务

去衡水之前，省委财贸部曾下令调我到省委财贸部工作。为什么要调我去呢？我认为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省委财贸部的人到石家庄地区调研的人多次数也多，他们对我比较了解；另外，我当时是地委财贸部的主要干事，财贸部的大材料我写得比较多。省委财贸部副部长（原办公室主任）陈鲁夫看过我写的行唐口头供销社的经验材料，并说他们写的材料谁的也不如你写得具体、深刻、全面。省委财贸部组织处处长崔健，和我一起在铜冶搞过几个月的财贸整风试点。他们认为我年轻肯干，想调我到省委财贸部（当时省会在天津）工作。调令都下来了，地委却不同意，说“他是骨干，工作确实需要他，请省里照顾照顾我们”。所以，我最终还是没有去成省委财贸部。但干了这么多年的工作，地委领导对我也很满意，觉得应该提拔提拔。

衡水专区具体的筹建工作由石家庄地委书记康修民负责。省里明确衡水地委书记由省里派，专员由石家庄地委安排。地委在讨论安排去衡水干部的会议上，去衡水的领导提出，衡水是新专区，缺领导干部多，财贸部的王杰平可以提拔起来到衡水安排。不去衡水的地委领导说，提拔不提拔，不在新旧专区，咱们现在同意就可以提拔，不是非到衡水才能提拔。所以调去衡水的都是政治素质、身体状况和工作能力都比较好的。会后，想让我去衡水的人劝我说：“石家庄是老机构没有什么发展，新地方缺人多，好安排。”不愿让我到衡水工作的地委领导同志指派专人找我说：“你去衡水干什么？那里太困难，再说离家又远。咱石家庄也很需要你，这里提拔更好说，领导对你的印象很好，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知道当时衡水地区非常困难，条件艰苦，连吃的水都是苦的，当时大部分干部都不愿意去。我也知道不愿让我去的同志是为我好，就这样，衡水愿意要，石家庄不让走。我想，两边都是老领导，都是工作需要，就由组织安排吧。后来，组织安排我去了衡水，任衡水地区百货公司书记。那年我才二十八岁，应该算是地直机关中最年轻的“一把手”了。

衡水地区行政公署设在衡水中学的旧址。衡水地区百货公司（简称衡水地区百货站，也叫百货批发站）在衡水老旧城区内的北仁街（原来的花纱布公司地址），都是几十年的老房子，我们做了简单的整修。当时地委书记赵曙光曾来我们单位看过。他表扬我们说：“你们抓得紧，搞得不错”。百货公司负责11个县的商品供应工作，主要管百货、纺织、针织、文化用品等四大类商品。百货仓库设在旧火车站货运站南边大约300米的地方，有几十亩大。当时的财贸企业实行党的统一领导，书记是一把手，所以我既管党务又管业务。百货公司是个大单位，摊子大，人员多，有二三百人呢。那时是计划经济，公司货源按计划供应，经营的都是关系百姓日常生活的紧俏商品，在人们眼里这个单位是很重要的地方。

就任百货公司书记后，为贯彻商业40条精神，我首先组织干部带头下乡调查研究，主要调查内容是怎么搞好商品流通。按照商品流通规律，如何组织货源、打破条条管理，搞活经济，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报告形成后，上报地委专署，得到领导的一致好评，同时得到上级商业领导部门的认可并决定推广，此事在衡水地直领导机关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身先士卒抗洪水

我到衡水工作时间不长，就碰上衡水闹大水。

那是1963年8月上旬，衡水境内连降暴雨，数日之内，降水竟达371毫米，相当或超过了历史上一般年份的全年降水量。由于太平洋高空低涡停滞于太行山南起安阳、北至保定一线，形成一条特大暴雨带，降雨中心在内丘县。8月2日至9日降雨量达2050毫米，上游其他区域同期降雨均在1000毫米以上，因而导致山洪暴发、河水涨溢，形成大面积洪峰，铺天盖地而来，酿成特大洪灾。

在地委的领导下，当时不分地属县属，不分机关企业，全党动员、全民参战与特大洪水进行了顽强斗争。8月4日，地委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立刻倾注全力投入防汛。8月5日，地委副书记王英俊，监委书记韩培甫，常委、秘书长张治平，常委、军分区政委刘安，副专员曹仲元等在衡水县委成立城防指挥部，制定守城防线。

粮食和百货仓库是抢救的重点。因为这些都是百姓生产生活的必要物资。于是我的工作自然就成了重中之重。百货仓库距我们的公司又很远，如何确保仓库的安全成了我的头等大事。我在公司上下挑了三四十个年轻力壮的人组成抢险队，并想办法为仓库准备防护设施，还用沙子水泥给仓库抹墙作防水处理。我们这支队伍在仓库那里安营扎寨，费了很多的时间和力气干活儿，谁都没有喊过苦。由于天热，我和许多同志一样，一直只穿一条短裤战斗在一线。大水快来的时候，地委书记赵曙光前来检查说：“杰平同志，活儿干得不错。按咱们掌握的情况，大水很快就来，我回去继续组织力量，支持你的工作。”我明白这下面将是更严峻的挑战。

8月9日，天降中雨，据资料显示，当日早6时水位22.25米，流量达309立方米/秒。水位和流量都超出安全标准。上午衡水湖水猛涨，晚19时到达衡水南门外，数分钟即上涨1米。晚21时，电池厂、邮电局比邻的滏阳河东堤决口，公安处（西门口）横防堤决口，洪水进入城区。

大水终于来了，一人高的水头疯狂而来，水头刚过地面就变成齐腰深的湖泊，超乎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多亏我们有准备，在仓库的四棵大杨树上搭了窝棚。大水涌来时我们这三四十号人都迅速上了树上的窝棚。我平生没见过这么大的水，而且淫雨连绵、昼夜不停，真是沥水成灾。等到第二天天明一看，这下可完了，一夜之间，衡水城尽成泽国。我的心一下子像被什么给揪了起来：“衡水这回可死人多了。”我心里想着，心情越来越沉重。雨还没有完全停下来，会游泳的人就下树游泳过去看仓库，一看可傻了眼，仓库里外的水一样深，功夫全白费了。大家很伤心但也毫无办法，只有趴在仓库的窗户上等待。8月10日傍晚，衡水全境一片汪洋。四天后，主管财贸的地委副书记王英俊带着海军，开着汽船找到了我们，一见面他就大声说：“杰平，今天总算找到你们了！几天来一直没有你们的音讯，地委可着急了！”然后硬是先把我拉回去开会。回到衡水我根本没有心思开会，只想着我的三四十号人。我得赶紧想办法给大家准备吃的送去。

大水过后，仓库被淹，为确保国家财产尽可能地少受损失，我和我的抢险队一直没有回过家甚至是公司。白天大家到仓库打捞商品、晾晒商品，晚上住树上窝棚，虽然有许多的蚊虫叮咬，但总比在潮湿的地下强。我们还得把吃的东西打理好，将空投救灾食品储存起来备用。后来才有大队人马来帮我们一起抢救清理物资。大家投入到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的斗争之中，每天腿脚在泥水里泡着，紧张地战斗在一线，一干就是几十天，国庆节才回到单位。

地委机关基本都被淹了，比较庆幸的是，我们单位由于地势较高，没有被水淹，当然也成了接待安置灾民的地方。

我很感谢那个窝棚，很感激抢险队的集体智慧和力量，很感恩那4棵大杨树。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有时也常想起那里，想起那个与同志们一起救灾的地方，也不知道那4棵大杨树现在怎样。

我们抗洪抢险受到上级的表彰。可我的腿因为1960年在赵县下乡就落下浮肿的毛病，这次又经过洪水的浸泡，一摁就是一个坑，至今也没有好起来。参加“四清”工作“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党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和清思想”。

中央对“四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各级各部门主要领导干部都要参加；每个主要领导干部，必须取得一个生产大队的“四清”工作经验，才能继续担任原职，若晋升这也是必要条件之一。

衡水地委搞“四清”是从1964年开始的，先是组织队伍，地委是一两万人的队伍，包括中央、地区、省里以及军队、企业等各部门组成的大兵团；然后是组织干部集中学习，提高认识，训练队伍，再分配到各地开展工作。地委在衡水县设总团，第一书记挂帅，领导整个地区搞“四清”；县委设分团，各县县委书记为各分团政委，各村进驻工作队。每个地委先搞一个县的试点，当时衡水定的是衡水县，石家庄定的是赵县。我先是在衡水县桃园大队搞“四清”，任指导员。一两个月后，又到地委新开辟的试点——冀县搞“四清”，到衡水冀县堤里王公社东午村，继续任工作队指导员，在这个村待了近一年的时间，与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完成了一个大队完整的“四清”工作。“四清”工作的具体路子是，首先总团培养队伍，把参加“四清”工作的一万多人集中起来学习中央文件，其中包括中央精神、各点上的经验，研究布置进村搞“四清”的具体方法步骤。第二是工作队进村以后首先开群众大会，亮出牌子，讲清工作队的任务，告诉群众工作队是干什么的。第三，宣讲中央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通过大会小会向群众宣讲并组织讨论，由于工作人员口音不同，宣讲《二十三条》要达到预期效果，还是要下很大功夫的。第四，深入群众，扎根串联，用多种方法调查研究，发现了解要解决的具体问题。第五，根据发现的问题，集中起来进行研究，分析解决。比如干部作风问题，有的需要正面教育，问题严重的、民愤大的要当众做出检查，发动群众批评教育，对经济问题要按政策退赔。第六，要建设一个好的村级领导班子，第一位的是选好村支书，留下一个不走的“四清”工作队。我在的这个东午村生产大队，我们下了很大功夫，选了一个身强力壮、有点文化、组织纪律性较好、政治觉悟高、组织能力强的村支书。

冀县“四清”工作搞完后，地委又要求在已搞了“四清”的公社、生产大队搞“四清”复查工作，我被任命为“四清”复查工作队队长，抓全县的“四清”复查工作。其任务主要是解决大兵团作战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其次是在“四清”工作中大案要案的反复问题，第三是为巩固“四清”成果，抓革命、促生产，把农业学大寨的运动进一步搞好。“四清”工作的那段时间也是对我人生的极大考验，那时候我坚持原则，认真按党的政策办事，在我负责的这些村没有强迫命令。社员们该干活儿的干活儿，对有错误的“四不清”干部不仇恨，尽力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他们对我也都很认可。

六 两次见到周总理

我这一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曾有幸两次见到周总理，亲眼目睹他的风采，亲耳聆听他的教诲，使我深受鼓舞，终生难忘。第一次近距离见总理，是1959年周总理视察岗南水库和黄壁庄水库后在石家庄看丝弦戏；第二次更近距离的接触，是1966年周总理到衡水冀县视察地震灾情。和总理同场看丝弦

那是1959年6月7日，周恩来总理带着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河北人民的关怀，在水电部副部长李葆华（李大钊之子）和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等同志陪同下，先后到正在建设中的岗南水库和黄壁庄水库进行视察。视察完水库的当晚，他不顾一天的劳累，在石家庄铁路工人俱乐部观看了石家庄市丝弦剧团的演出。

那天晚饭时，当我们得知总理要看丝弦戏，而且让我们在机关的人也参加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高兴。高兴的是不仅能看戏，最重要的是能见到周总理。剧场离机关不太远，晚饭后我们就匆匆赶往那里。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坐在第七排的位置，而总理坐在二三排的位置，距离不到两米。总理进剧场一坐下，扭头朝后边看了看。他微笑着，表情很亲切，目光炯炯有神，显得很精神、很年轻，看上去才四十多岁的样子，跟以前在照片上看的一样。而且我的位置紧挨着中间的过道，总理中间出去正好从我的身边过，他走得很轻，显然是怕影响群众看戏。这些细微动作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天我也忘了演的什么戏，注意力都集中在总理那里了。

后来我才知道，总理在此之前就看过我们石家庄的丝弦，那是1957年在北京看的，对剧团的演出给予高度评价，并和演员们合影留念，而且还为石家庄市丝弦剧团题词“发扬地方戏曲富有人民性和创造性的特长，保持地方戏曲的艰苦朴素和集体合作的作风，加强学习，努力工作，好好地为广大人民服务。”可见总理对地方文化的支持和厚爱。接总理下飞机

1966年3月8日，我省邢台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衡水为邢台近邻，冀县离震中最近，所以地震严重波及到冀县，冀县成了重灾区之一。房屋倒塌，墙壁断裂，道路塌陷，水井都被合上，还不断喷着黑水，天天刮着大风，漫天黄尘。

灾情发生后，我们“四清”复查工作队迅即投入到紧张的抗震救灾中。当时我是冀县“四清”复查工作队队长，因为房子倒塌了，我们工作队晚上都睡在地里，春天风大，常常被子上面刮了一层厚厚的土，根本看不到什么颜色。尘土无孔不入，连鼻孔、耳窝、嘴巴里都塞满了，吐一口痰尽如黄泥。老百姓更是如此，初春的天气依然寒冷，之前又下了雪，家被震塌了，开始别说保暖，就是生命安全都难以保证。惨烈的灾难给人们带来极度的恐慌，周围的空气很紧张，人们处于一种绝望的境地。

就是这次，“地震”这个词第一次进入民众的视野。当时没有地震局，更没有地震预报系统。我和大家一样，只知道“地动”是个神秘的“怪物”，并不知晓相关知识。所以当灾难从天而降，我们毫无防备，伤亡惨重，邢台也从此一夜出名，刚刚经历了三年困难的新中国第一次认识到地震的可怕。当时的国家可以说一穷二白，像今天这样现代化的救灾设备和高效的信息传递是根本无从谈起的。

这次地震波及整个华北地区，震动了北京，震惊了彻夜工作的总理周恩来。

就在4月1日这天，总理来了，他是来慰问灾民的。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在这个时候见着总理。总理来的当天早上，县委书记高顺古找我说：“杰平，周总理今天要来我们这儿，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他又接着说：“地委让我通知你，我们一起去接总理到会场。”这就是我接到的正式通知。在那个紧张又困难的日子里，这个通知让我是多么激动！之后，我和地区专员高健、县委书记高顺古三人坐了一辆破旧的吉普车前去迎接总理。大约10点多钟，周总理乘坐的银色直升机在冀县码头李公社码头李村的村西北、衡码公路的东侧降落。周总理下飞机的地方，距离群众大会会场还有一段距离。我们三个到那里去接总理到会场。总理下飞机后，与我们边握手边说“你们辛苦了！”还向远处的群众挥了挥手，并一一问了我们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工作等，然后坐我们的吉普车一起到会场。

我一直观察着总理，他穿一身深色的呢子中山服、一双黑色皮鞋，虽然都不是太新，但很整洁。他的脸很是消瘦，脸色发黄，跟我握手的时候，感觉他的手也很瘦，有些苍老。这次与总理见面，虽然一样的亲切，也更加地激动，但与上次有很大的不同，少了那种兴奋，多了一些沉重。后来我才知道，总理来视察灾情已经两三天没合眼，没好好吃东西了。

人们一看走下飞机的是敬爱的周总理，个个激动不已，纷纷站起来涌向前去。县领导为维持秩序，让人们在原位置坐定，迎候周总理前来。到达会场后，地、县党政军领导，全县范围的公社、大队的部分干部，“四清”工作队员，重灾区的部分群众代表及支援救灾的解放军官兵、码头李中学的部分师生已经聚集在这里。这里也没有主席台，只是在会场的正面用土临时堆起了一个土堆子，形成了一个露天会场。总理站在土台上，我们三个就站在他的身后，其他中央和省里的陪同人员站在离我们较远的后面。我清楚地记得总理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派我来看望大家，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英雄的灾区人民问候致敬！”然后，根据“快到清明了，到播种季节了，麦苗返青了，生产忙得很”，重点阐述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抗灾16字方针，还讲了“修房慢一步，先搞窝棚住”、“重建家园，要首先发展生产，不误农时”。周总理一直站在那里讲话，在场的人都很受鼓舞。从那次见面，我一直记着他的第一句话，所以在“文革”期间我有一种感觉，我坚信总理是打不倒的。

在这次地震中，我们的总理不顾个人安危三赴灾区。他指示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地震预报系统，中国的地震预报事业在这次灾难的血泊中矗立起划时代的里程碑。

七 在“文革”中

1966年9月，根据当时衡水地委的通知，我从“四清”前线回到机关，名义上是让回来领导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实际是挨整。戴高帽游街

回到衡水百货公司，进到机关一看，墙上贴的，楼道里挂的，院内大棚上贴的，铺天盖地都是我的大字报，个别还有人身攻击，好像是有人组织搞的，我深感震惊。心想，这两年我没有在机关主持工作，一直在下面搞“四清”，怎么会一下子成了这个样子？实在是想不通啊！

接着我很快就被停职检查。主要是衡水建专时新建单位搞所谓的“铺张浪费”问题（就是当时为了方便办公，把破旧的房屋修缮粉刷了一下，把破旧的桌椅重新整修了一下）。随着运动形势的发展，我的罪名也逐步升级和增多，什么“走资派”、“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的孝子贤孙”、“黑地委的代理人”、“黑线人物”等。

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全国到处都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我们这儿的批斗也达到最高潮。甚至连我写的、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商业工作的一面红旗》一书，也被当作罪行进行批判。批判会上造反派曾指着我的鼻子斥责我：“你写的这本书，是和‘三家村’写的《燕山夜话》一样，在攻击共产党！”我坚定地回答：“我是在我的工作岗位上，尽情地歌颂总路线、大跃进，歌颂好人好事，和‘三家村’没有任何关系。”1966年春在冀县，我作为“四清”工作队代表受到周总理接见，并在主席台上陪同周总理讲话，对我一生中最光荣的这件事，造反派竟作为一大罪状横加批判。造反派责问我：“你凭什么受到周总理接见呢？”我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你们去问地委为什么让我去。”在挨批斗时，低头、罚站、拧胳膊、弯腰、摁脑袋、撅屁股、站凳子等形式都使用过，一场批斗就长达几个小时，高潮时天天斗，一天斗几次。除此之外，就是强令写检查交代“罪行”和打扫厕所、扫楼道、刷墙壁、到仓库劳动改造等。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很长时间。1968年6月和1969年1月，我两次参加由地革委举办的、有解放军和造反派具体掌握、本单位造反派代表参加的“当权派”学习班（即有地直机关未解放的领导干部、各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同志参加）。在学习班学习文件，对照自己，检查错误，求得解放。

被打倒后，我就搬出了原来的办公室，住进了七八个人一起住的房间里。最让我痛心的是，我岳父此时正好从包头回来顺路看我，看到批斗我的大字报和我床头放的高帽，他很是难受。第二天我请假去火车站送他走时，我觉得非常羞愧，深感自己“身败名裂”，无法理解也无法面对现实。我把平时省吃俭用积攒的400块钱全部给了老岳父，并对他说：“你留200，给我们家老人200，什么也不要跟家里人说，以后可能再也没机会给你们捎钱了。”在等火车时，我对老人说：“没想到革命这些年，弄成这样子，今后怎么见人呢？”老人很平静地说：“没事，运动过去了就没事了。”

我前后被戴高帽游街示众5次，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所有街道游个遍。高帽是铁丝做的，游一次街脑门就留一道血印，晚上睡觉时还得把高帽放在床头。批斗地委书记赵曙光，也由我们陪同。赵曙光闭着眼，拄着棍坐在破旧的平板车上，我们十几个人拉着他从地委机关到很远的大礼堂，一路上街道两旁都是群众。到衡水大礼堂，他坐在台中间，我们站在两旁陪斗。当时我心想，赵曙光是从省会天津调来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记得最清楚的是大年初一一大早就戴高帽，人家高高兴兴过大年、吃饺子，我们戴高帽游街，那是什么滋味呀！游街回来后我就觉得浑身冻得发抖，原来是得了重感冒，就向造反派请假，到医院里看病。医生很同情我，劝我不要着急，还给我拿了最好的药，吃了就好多了。过年时一般是按科室编组包饺子吃，造反派却不让别人和我编组包饺子，没办法我就到伙房问大师傅怎么办，他说：“好办，没人和你编组，咱们在一起吃！”还有，我被分配到仓库参加劳动，那里的职工们也同情我，看见我就说：“来了就行了，干多干少尽力吧，有我们呢，到时间该回去你回去就是了。”我很感激他们的同情。这说明我还是有群众基础的，也说明群众对“文化大革命”也是有看法的。

被斗的高潮的时候，晚上也常常集中起来开会。记得有一次，他们都去会议室开会了，我一个人在屋里待着，因为我的屋和他们开会的地方中间只隔一个楼道，所以他们那里传来的声音不时地送到我的耳边。只听到有人向大家介绍说：“我去军分区查看档案回来，给大家说一下，一是我们这个当权派在他档案里什么材料也没有，只有一张空白表，上面还盖着‘免审对象’的章；二是他没有离过婚。”我听着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些人也太缺乏经验了，我这么单纯的经历，怎么会有政治历史问题呢？

之后几天，我发现他们的动静小了，意识到他们可能是到下面收集我的材料去了。后来我了解到，他们是到我工作过的石家庄、平山县以及农村老家查。到老家要过滹沱河，交通不便，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到我家。一进村他们遇到几个在街边吃饭的老乡。他们向乡亲们表明来意后，老乡们回答说：他很小就出去工作了，在外头的情况我们不知道，在家里没有问题；他的亲叔叔和亲弟弟都是革命委员会成员，都是党员，家里没有问题。在乡亲们的指引下，他们又到我家里看了看。看到的是矮小破旧的房子，衣着破旧的家人，孩子们还光着脚，看起来不像是成分比较高的家庭，他们看到我家的状况，又听到了村民反映的情况，仍不甘心，又去了我“四清”工作的地方——冀县，也没有找到对他们有用的材料。后来我见了那里的武装部长，问他：“我们机关里的造反派来调查过我吗？”他说：“来过，来过，公社干部和村里群众没提什么意见，还说你在‘四清’工作队中群众路线走得比较好，不搞过火的行动，是一个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人，造反派提不出什么意见来就走了。”

后来，我总结“文革”期间被斗的原因有这么几点：一、这是上面发动的，群众参加是积极的表现，是大趋势；二、在百货公司这样较好的地直单位做“一把手”，而且很年轻，会引起有些人的嫉妒情绪；三、不排除群众里有些对党不满的阶级异己分子借此机会打击党的干部。揭发会上

在批斗当权派的高潮时，一天，地委造反派通知，凡是原在石家庄工作过的，现在衡水工作的当权派，到地委常委会议室参加揭发衡水地委中曾在石家庄工作过的当权派。我被机关两个造反派押着去参加揭发会。当时我想，反正你让我到常委会议室参加揭发会不会再戴高帽了吧。在会议室我看到到会的人很多，一种是表现积极、发言多，想当揭发批判当权派的积极分子；第二种是照顾大面，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第三种是一言不发。我就是第三种。我当时想，我这里整天挨斗，戴高帽游街，还揭发别人干什么，当什么积极分子啊！再说，从石家庄调来的地委领导干部跟我无冤无仇，他们的工作表现也都不错，我揭发他们干什么！揭发他们岂不是加重了我的罪行！

散会后，碰见地委造反派头子×××，他问我：“你为什么不发言？你要知道，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给你造成的！”我瞅了他一眼：“你说什么？你也是从石家庄地委办公室调来的，你不知道×××的情况吗？他的工作都不错，全省财贸工作14面红旗，大部分都是石家庄地区的。至于他有什么错误，我不知道。搞‘四清’好几年，他在什么地方、在哪里蹲点，我们没见过面，互不了解。他有什么错误，他的‘账’在你地委‘还’。我有什么错误，我的‘账’在我们机关‘还’。两不相干！”我就这样气愤地走了，从那以后，他再没问过我什么事。

批斗的高潮过后，有一天，我在街上没有什么人的地段，碰上我们曾在一起工作过的关系很不错的地委机关的×××，问他：“咱们秘书长怎么样啊？”他说：“别提他了，他问题大了，以后不能再当领导干部了。”我很吃惊：“你胡说！你不知道咱们秘书长是什么人吗？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没有良心！没有他你怎么能入党，没有他你怎么能被推荐为××县委副书记？！”我再没说话，扭头就走了。可是到“文革”后期，我却看到了另一幅场景：那是地委召开新地委党代会，当时我也去衡水参加另外一个会议，偶然看到这个人和揭发会上问我为什么不发言的那个人，正从机关大院往家属院里走。我问他们去哪里，他俩说去看看秘书长。随后，我从参加党代会代表拿着的材料上看到，秘书长是新地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候选人。这时，我才明白他们为什么又去看秘书长了。一次翻墙的经历

在“文革”期间还有一件事记忆犹新。

一天，造反派正组织我们参加劳动，地委常委、副专员赵世芳的女儿突然站在我面前。当时我吓了一跳，问：“这个时候你来干什么？”她说：“我爸爸让你晚上去我家一趟。”我说：“知道了，快走，快走！”晚上，解放军已经介入，召开造反派大会。我从关着我的黑屋里出来，翻墙而过，到专署宿舍赵专员家门口，推门就进，看到赵专员正蹲在墙角抽烟。我问：“有什么大事？怎么今天派闺女去找我？我们可是每天受造反派管制、挨批斗的啊！这是什么时候，有什么事快说。”他说：“我听说专署统计局有个叫祖广臣的人，他现在是一个造反派的头头，在‘四清’工作队是你发展的党员，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我说：“他是我发展的党员。我认为这个人是很不错的，他是天塌地陷都不会弯腰的人，很可靠，值得信赖的。”他又对我说：“你问问造反派们掌握着我什么材料。”我告诉他：“行，我抽时间想办法问问他再告诉你。”

之后，我找到祖广臣，他告诉我：“我明白您的意思，现在什么材料也没掌握着。赵专员的事情我负责，有什么情况我及时告诉他。”事实证明他确实是这么做的，对赵世芳副专员帮助很大。在地革委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

批斗当权派的高潮过去之后，“文革”运动的重点转移到清理阶级队伍上。为更加广泛地纯洁革命队伍，有政治问题、历史问题、家庭问题的群众也被列入清理范围。这个任务很重。当时，相对说对当权派批斗和管制的劲头比以前小了些。因此，各单位的当权派有的被抽调到农村去配合中心工作，有的在本单位继续写检查交代问题，我当时被抽调到了地革委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并在那里工作了很长时间。其实，当时我还没被宣布“解放”，抽我参加这么重要的工作，我认为有三方面原因：一是领导认为我没有什么问题，政治上可靠；二是我在地委工作时间很长，工作能力和表现，他们都了解；三是我的工作热情没有因为挨批斗而受影响。在此期间，我带一个由5人组成的工作组下乡，去的地方是景县——衡水地区最大的县。那里的派性最大，局面混乱，情况复杂，是“文革”的重灾区，基层革委会一直建立不起来。

到景县后，我们深入群众，与贫下中农宣传队建立了密切关系，一道了解了实际情况，掌握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基层有派性，政权要一派把另一派打服了才能建立起来，所谓“扒棍底下出政权”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工作组认真整理了材料报送地革委。地革委看了报告后，认为这个报告把景县的问题摸透了，说清了。后来根据我们的材料召开了地区公社革委会主任以上的干部会议，会上集中把景县的问题讲了讲。外面也把这件事传开了，大家说：“杰平他们整的材料算是把问题给解决了！不容易啊！”

在解决景县问题的过程中，我真是没觉得问题有多么大、情况有多么怕。见到准备去景县当县委书记的×××和县长×××，他们说：“杰平，这种情况下做这些干什么！”我说：“怕什么，我只是正常开展工作，地革委交给的任务总得完成吧。”

在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工作期间，我还随地革委领导去深县解决“打国民党案”，即从派性出发，把对方打成国民党，从而置于死地。这是个严重的假案、错案，许多无辜的干部、群众蒙受不白之冤，为此有些人被整死。当时的地革委主任、军分区政委李文祥说：像王杰平这样的干部，岁数这么年轻，历史清白，家庭也没有问题，为什么就解放不了呢？原因是单位的造反派他们想掌权，不想让被批斗的当权派重新掌权。还说，王杰平才当了几天领导干部，造反派一天批一个问题，也早该完了。

很快单位就通知我回去做“检查”，这一回我的“检查”内容和以往的多次“检查”完全一样，没做任何改动，但这一次一念就通过了。很快我就被宣布解放，调深县革委会工作去了。

在“文革”期间，我虽年轻，政治清白，又生在老区，成长在机关，还是被列为怀疑对象，把我走过的“脚印”也都查遍了。总想找出点问题来，每天挨批斗。我在“四清”工作中就得出的经验是一定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干部。要建立起码的信任，那样才容易沟通工作。那时候我与群众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实事求是地工作，没有打骂群众，没有“逼供信”，没有“欠账”，所以“文革”期间也就不用“还”了。

总之，在“文革”期间，我没有造过反、站过队、表过态，更没有参加群众组织，也没有争取过哪一派支持自己，没有给任何一个人打过不实事求是的证明。唯一的就是接受群众的批判，对照中央文件精神和毛主席的教导，反省自己，检查“错误”，一直被隔离批斗和靠边站。但那时我的工作热情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只要给我分配工作，哪怕是繁重的体力劳动，我都会尽心尽力去做好。我一直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两个阶段，我多是下乡和外出搞调查研究，很少在机关工作，只是一般的参加过学习文件。对批林批孔不理解，对批周公搞不通，没有写过大字报、批判信，没有在会上发过言；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更是不理解，思想转不过弯来，内心深处感到邓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抓得不错，全国形势变化很大，生产上得很快，讲话有水平，《论总纲》、《汇报提纲》等文件内容没有错。“文革”结束后，地委派人带着本机关的造反派来给我赔礼道歉，还把有关我的大字报和写的交代材料送来给我，说是让自己处理，当面销毁，并对我说：“你对造反派还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对表现不好的、批斗你厉害的，可以不给他们提级、提职。”我说：“文化大革命”是上面发动的，全国性的运动，不是哪个人的原因。戴高帽的也不是我自己，对我也没有过火的斗争。对造反派该如何处分或如何使用，我个人没有意见，由组织决定。

当时获鹿县革委会调查组来找我，问：“你知道苗喜顺吗？”我说：“知道。我们在衡水工作时一个单位。”他们又问：“他在‘文革’期间表现怎样，是不是造反派，当没当过头头？”我说：“他是造反派，当过造反派头头，造反劲头也挺大，属于跳得高、叫得响的人。他这一派人很多，但这个人内心还是很同情当权派的，有什么情况还能报个信啥的。他表面喊得欢，内心实际上是不恨当权派的。”我表态后，他们跟我说：“你这么一说，我们回去一报，他就可以当公社书记了。”

时至今日，“文革”已过去多年了，对那场运动党中央早已有了明确的定性，历史也早有了公正的评判，而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个亲身经历了那段岁月的见证者，只想说两句话：一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丧失自己的信仰和对党的信心；二是“文革”的教训是不可以忘记的，悲剧决不能再重演！

八 在深县

1970年9月，衡水地革委正式决定，把我分配到深县革委会工作，任县革委生产指挥部副主任，主管财贸工作。“文革”中虽然自己受到了些冲击，但新的岗位、新的工作很快让我忘记了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了工作中。在深县工作的近三年中，我主要做了三件事，使深县的财贸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二是培养典型、树立典型，以典型带动财贸工作的发展；三是正确贯彻执行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大力发展多种经营。调查研究摸清问题

那个年代下基层主要是骑自行车和步行。利用三个月的时间，我骑自行车走遍了全县34个公社，469个大队的大部分，和财贸职工、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座谈当时财贸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了解农民对财贸工作的要求，体察农民在生产、生活购销活动中的困难。通过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摸清了在财贸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农业上强调以粮为纲，忽视林、牧、副、渔全面在深县工作时的证件照发展；商业机构设置不合理，没有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供销社大都建立在集镇交通要道上，农民的生产、生活资料购销很不方便；公社党委忽视了对商业工作的领导，没有把供销社看成是自已的组成部分。

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使自已认识到，发展经济不能单纯的种粮食，还必须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供销社不能光做买卖，还必须支援农业，搞好多种经营；公社党委必须加强对商业工作的领导，把供销社当成自己的组成部分。培树典型以点带面

在摸清情况、找出问题的基础上，我向县委系统地作了汇报，提出了自己的工作思路。

在县委支持下，我组织进行了商业改革，树立了大屯供销社、魏桥供销社为改革试点典型。方法是公社党委对农村商业实行一元化领导，把供销社真正当成自己的组成部分，切实纳入公社党委的议事日程。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下，供销社的组织思想建设、购销任务等，由公社党委抓起来，有关商业工作的方针政策、资金周转、计划平衡、商品调拨仍由上级主管部门负责。这样，就把商业工作的购销活动与公社的工作部署统一了起来；改革体制，以公社建制为单位建立供销社。过去，全县的供销社都是按集镇建立的，一个供销社负责三四个公社的购销业务，不便于公社的领导、不便于群众购销。我在改革中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本着有利于公社党委领导、有利于贫下中农管理和方便群众，实行了以公社建立供销社，按经济区域合理地组织商品流通；以点代面，在点上取得成功后，大力向面上推广。在县委的支持下，多次召开会议，组织全县财贸系统参观学习，让大屯、魏桥供销社介绍经验，组织大家讨论，提高对商业改革的认识；请示县委转发了《中共大屯公社党委对商业工作实行一元化领导的几点体会》的中共深县县委文件，号召全县公社党委、各个财贸部门学习推广。

这样，很快在全县财贸系统掀起了一个学大屯、赶魏桥，搞好商业改革的热潮，使大屯、魏桥的经验得到了推广，并在全县34个公社实行了以公社建制为单位建立供销社，469个大队建起了供销服务站，使商业网点延伸到了大队，扎根在群众之中。通过商业改革，调动起了广大商业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他们在工作中既管购又管销，送化肥、送农药，从而密切了农商关系，干部群众称他们是农业生产的后勤部、发展多种经营的参谋部、公社大队的综合服务部。商改成果受到领导重视

大屯供销社的后屯大队，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被评为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展现出了一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景象。走进后屯，柳成荫，树成行，地平路直渠成网，耕地铁牛隆隆叫，浇地机井哗哗响，五业俱兴面貌新，年年增交战备粮。为了推广这个典型，我会同大屯供销社主任高清波同志，深入该队，总结了全面发展的经验。在取得县委支持后，召开全县三级干部大会，全面推广他们的经验，从而使后屯全面发展的做法在全县各个大队得到了普及和推广，对改善深县全县的经济面貌起到了很大作用，受到了地委、县委的多次表扬。

大屯供销社的祁刘大队，发展牧业，集体养猪搞得较好，我会同供销社领导，深入该队，总结出了他们的“责任到人、秸秆发酵、自繁自养、以菜代粮、超额有奖”的养猪经验，组织全县生产队干部参观，大力进行了推广，带动了全县养猪事业的发展，从而使全县的生猪存栏量有了成倍的增长，为完成全县的生猪收购任务打下了基础。

魏桥供销社是我培养树立的另一个商改典型，该社盐碱地多，土地资源丰富，适合发展多种经营。该社主任张玲辉是全国商业先进工作者，在商改的大好形势下，他带领全社职工，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取得了显著成绩：两下山东，请来种姜技术员，发展了生姜生产；派人赴宁夏求援了枸杞种籽，赴安国请来种药能手，并以北赵庄大队为重点，大力发展生姜、药材生产，从而使全公社的多种经营迅速地发展了起来。我深入该社，总结了他们的做法，在全县进行了推广。刘屯公社的段家佐绿树成荫，木村公社的马庄、石像梨黄桃香，辰时公社花生遍地，李村的枸杞连片成行。多种经营的发展促进了粮食丰收，粮食产量逐年增加，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收入翻了一倍多。

商业改革的成果，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大屯供销社获得了许多殊荣。国家主席李先念亲临后屯视察，国家商业部基层局局长付则保、河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洪毅、省财办主任张灿西等许多领导也都到大屯视察指导工作。尤其是中共河北省委在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商业改革时，也都举例和表扬了深县大屯供销社。在全省商业学大寨会议上，大屯供销社被评为“商业改革的先进单位”，被命名为“大庆式大寨企业”，并颁发了命名证书。38年后，我看到了该命名证书，获奖者高清波激动地说，这个命名证书，我保存了38年，我要世世代代地保存下去!

九 在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1973年7月，我调省财委政工组工作。1975年下半年到省商业局（当时全省的粮食、商业、工商、供销社等部门合在一起组成商业局）工商行政管理处工作，任副处长。1979年上半年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又重新成立，我被任命为工商局企业管理处处长。这段时期正是全国上下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的重要时期，我省当时也正处在百业待兴的关键时期。调研文章上了新华社内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要放宽农村政策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但是集市贸易如何开展也成为一个实际问题。1958年公社化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个体商业被取消，粮、棉、油市场常年关闭。当时贸易减少，物资缺乏，市场萧条。大部分工业品和副食品凭票供应，特别是吃、穿、用商品供应更为紧张。

集市贸易遭到彻底破坏，如何恢复确实不容易。但如果不开放集市贸易，那么广大群众就不方便，尤其是农村的广大农民就没地方赶集买东西。再加上仍然有人把商品经济当作资本主义批判，说市场贸易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绝对不能搞。经过反复的思考，我感觉集市贸易应该搞，最大的问题就是认识不统一，首先要解决思想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我带领调查组赴赵县进行实地考察，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亲眼目睹了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农村集市贸易的繁荣兴旺景象。经过大量的调查和细致的分析研究，我组织起草了《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就是好》的调查报告，在报告中提出开放农贸市场有利于调节余缺，方便群众生活，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国营商业的必要补充，应该成为当时党在农村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全国性刊物《工商行政通报》（月刊）于1979年第二期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新华社记者就集市贸易问题采访了我们，并把采访结果发在新华社的大内参上，供省部级以上领导参阅。新华社《内部参考》1979年4月第37期以《赵县农村集市贸易繁荣兴旺，基本上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为题做了介绍，文中总结了赵县农村集市开放几个月来积累的初步经验，即解放思想，大胆开放；敢于管理，注意政策；认真组织，加强领导。省主管财贸工作的副省长兼财委主任洪毅同志看了内参后，高兴地专门给我打了电话。这些经验现在看来太过平常了，但在当时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要不为什么能上内参呢？这些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对农村集市贸易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能为党和百姓做点事情，我当时也挺高兴，我相信市场的繁荣会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推动城镇个体工商户发展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个体工商户的发展也提到议事日程。由于受“左”的影响，我省个体工商户的发展比较迟缓，为此我和同志们继续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写出了《恢复和发展城镇个体户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和《适当发展农村个体工商业势在必行》的调查报告。我认为宣传跟不上，认识不明确，把个体工商户看成是资本主义，在产、供、销等方面的限制、阻挠，以及有关部门的不配合、不协调是影响登载我的调研文章的新华社《内部参考》印城乡个体工商户发展迟缓的主要刷件首页原因。为此，我们建议对个体工商户既要积极支持，又要善于引导，加强管理；建议建立健全和加强管理机构，明确任务和政策界限。

省政府采纳了我们的意见，并委托我们代省政府起草了《关于恢复和发展城镇个体工商业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和《农村社员从事个体工商业若干问题的决定》，省政府转发了这两个文件，对促进我省城乡个体工商业的健康发展，繁荣城乡经济，方便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我省商品经济有了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合法经营，取缔非法活动和加强管理工作，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还参与制定了《河北省工商、农商和不同商业部门之间经济合同管理试行办法》和《河北省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省在省工商局工作时期在北戴河的留影政府（1979）228号文件批转了这两个办法，对加强工商企业的管理和基础建设，建立“经济户口”具有重要作用。我省建立“经济户口”的工作，在全国工商总局召开的全国企业登记经验交流会上受到好评，我做了题为《关于建立经济户口的情况汇报》的发言。这个发言刊登在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半月刊）1980年第11期上。

十 在省人民银行

1983年6月，我调任省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之前，我很长一段时间曾被抽到省财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参加考察领导干部队伍工作。

调我到省人行工作，我想主要是我的条件符合当时工作的需要：一是年轻时做过银行工作，对工作相对熟悉并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二是银行需要配备政治可靠、党性强、能坚持原则的干部。我当时不知道，省人民银行那时是“文革”重灾户，派性很大，让我过去主要是因为我“文革”时没有在省人行工作过，工作和他们没有任何牵连，而且也没有派性问题。我的工作环境

中国人民银行（简称央行或人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1948年12月1日，以华北银行为基础，合并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并发行人民币。总行位于石家庄。1949年2月总行迁北京。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银行，同时履行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职能。

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国家中央银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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