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若米尼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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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概论试读：
“战争论”丛书主编马骏同志简介
马骏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会员、中国史学会军事史学分会会员。长期从事外国军事史、外国军事思想和国际政治教研工作。应邀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对外经贸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武汉大学、贵州省、山东省、四川省、沈阳军区、新疆军区及日本防卫厅讲学。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军事频道、科教频道、法律频道多次做专家访谈。主要著述有：《外国战争史与军事学术史》《日俄战争史》《日本军事战略研究》《外国军事史学研究概论》《科索沃战争研究》《二十世纪经典战役纪实》《美苏在开辟伊朗走廊过程中的矛盾与冷战的起源》等专著。
“战争论”丛书副主编纪明葵同志简介
纪明葵 国防大学教学督导组专家，原国防大学副教育长，少将军衔。战略、战役学教授，国家军事仿真专业组特聘专家。清华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兰州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国家智库》执行主编、中国网专栏作家。著有《现代战役研究》《危机控制与管理》《打击跨国犯罪》《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怖斗争》《A地区战略危机决策与控制管理》《信息化条件下的国防动员》《反空袭作战研究》等专著，发表学术论文几百篇。
“战争论”丛书编委马刚同志简介
马刚 国防大学战略部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教研室主任，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际战略学科学术带头人，博士研究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毕业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和国防大学，历任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研究员、第二炮兵导弹旅旅长、国防大学防务学院训练处长、办公室主任、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等职，曾在俄罗斯工作，长期从事国家安全、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和我军对外培训工作。著有《新中国军事外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文化》《胜利的启示》等专著。
“战争论”丛书编委王洪福同志简介
王洪福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军训室主任，军事战略学科学术带头人，军事战略学硕士生导师，空军大校。先后毕业于西安空军工程大学、陆军指挥学院、国防大学、巴基斯坦国防学院。先后出国担任中国驻老挝、津巴布韦军事教官组组长，获得老挝国家三级功勋勋章。长期从事战役战略教学与科研，并应邀在全国各地以及全军多个部队讲授有关国家安全形势方面的专题讲座。著有《现代国防理念略论》，参与编写《空军战略学》《军种战略学》等专著。
“战争论”丛书编委房兵同志简介
房兵 国防大学战役教研部军训教研室副主任，大校军衔，军事学博士。CCTV—10《探索发现》系列专题片《百年航母》《马岛战火》《特战奇兵》《突然袭击》主讲人。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今日关注》《防务新观察》《环球视线》《东方时空》，北京电视台《军情解码》，深圳卫视《军情直播间》，云南卫视《经典人文地理》《新视野》等栏目特约军事专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特约评论员。著有《大国航母》《烽烟利比亚》《马岛战火启示录》《航空母舰与战争》。
“战争论”丛书编委赵子聿同志简介
赵子聿 国防大学危机管理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安全战略学学科带头人。长期从事国家安全和危机管理研究，在20多项国家和军队重大课题中担任负责人和主笔人，中国应急管理领域50位名家之一。主要著作有《国家安全危机决策》《国家安全危机管理析论》《美国陆军》《面对动荡的世界》等。获军队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军队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对象，军队学习成才先进个人，二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我们的战争观：不好战！不畏战！决战必胜！
——写在“战争论”丛书出版之际马克思曾说，战争是推动人类文明前行的火车头。他形象地指出了，战争机器如同推土机一般，碾过历史的血肉之躯，于荆棘中开疆拓土，前行的轨道上沾满血腥。生命在战争面前是那么地脆弱。残忍，是战争诞生以来形成的秉性。战争同暴力几乎就是一对同义词，暴力是战争的本质属性，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即使进入现代战争模式之中，诸如贸易战、金融战、外交战、黑客战、网络战、病毒战、舆论战等，战争的本质仍然是残酷的，充满暴力的。所以，我们认为，所谓的“武器仁慈化”“战争非暴力化”“战争泛化”等观点是不妥当的。因为，当前形势下，战争将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身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必须时刻对各种战争形态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战争的根本法则，依然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正因为战争的本质是残忍的，同时它又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常态现象，所以，对于战争的看法，自古以来就分为多种复杂的看法。比如，西方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写道：战争是强迫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德意志帝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靠演说和决议所能解决的，这些问题只有靠铁和血才能解决。战争理论家伯恩哈迪认为，战争是人类生活中一种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生物法则，它是人类社会中不可缺少的起调节作用的东西。无疑，这几位西方军事大师，对战争都是笑脸相迎的。
与其相反，是反对战争的人们。比如，罗马时代的军事家、历史学家李维认为，对那些需要战争的人来说，战争是正义的；对那些失去一切希望的人来说，战争是合理的。曾经以炮舰政策横行世界、身经百战、建立起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却对于战争有着这样的民间谚语：战争一开始，地狱便打开。而作为东方文明古国，中国经历了无数次的烽火狼烟，更深刻地体会到战争的血腥与残酷，所以，我们的老祖宗谆谆教导中华儿女：“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陈寿）、“皇帝动刀枪，百姓遭了殃”。2015年11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更是鲜明地指出，国强必霸并不是历史的必然规律，中华民族历来热爱和平，深知“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
我们认为，天下虽安，但忘战必危；虽然冷战结束了，但战争的硝烟一刻未熄。我们必须要有备才能无患。围绕“战争”，我们需要明白如下几个问题：
战争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和平。战争只是一种手段，战争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对于一次战役（战斗）来说，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而从整体的、纵向的角度来说，战争除了在历史上扮演着王朝更替的催化剂、助产士这类角色之外，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战争，归根结底其目的应该是为了和平。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战争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和平。这样的战争才是正义的。然而，存在着繁杂利益纠葛的人类社会要想取得和平并不是简单、无代价的，因为“你想和平，就要准备战争”（韦格蒂乌斯）、“只有胜利者，才能用战争去换取和平”（萨卢斯特）。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构建强大的、现代化的军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战略支撑力量。
战争需要理性对待：不好战。正由于战争是头洪水猛兽，因此需要高超的驾驭能力。只有驾驭得好，才能避免引火自焚。在能够避免战争爆发的情况下，应尽一切努力化解矛盾与纠纷。所谓上兵者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在具体的战场（战役）指挥中，总司令最重要的品质是冷静的头脑，尤其是在国际风云变幻莫测的复杂背景下，如何理性地对待战争，如何理性地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做出选择，考验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智慧。总之，当我们被愤怒“操纵”的时候，当我们希望通过战争这一手段，快刀斩乱麻地解决麻烦与纠纷的时候，我们需要对战争持有一颗理性、冷静的心，并记住：叫喊战争的人是魔鬼的参谋；狂热者的脑袋里没有理智的地盘。我们更要懂得著名诗人贺拉斯的一句反战名言背后的意味：所有的母亲都憎恨战争！而历史已经反复告诉世界：中国人不好战！
战争需要一种勇气：不畏战。无论是冷兵器时代还是高科技战争时代，战争都是残忍的，需要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因此，战争机器不能轻易启动。不过，不好战不代表完全拒绝战争、排斥战争、畏惧战争。在世界丛林的游戏法则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生存发展，保持必要的用于自卫的强大武装力量是必要的，更是必须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以炮舰政策强加在中华民族头上的羞辱与屠杀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只有自身强大、手握撒手锏，才能避免被杀戮、羞辱的命运。民族、国家的尊严，是构建在必要的武力基础上的，尤其是当关系到我们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关系到我们的核心利益时，战争是必须的。历史事实已经多次郑重地告诉世界：中国人不好战，更不畏战！
战争需要一种理智：英勇善战。人们若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认识战争的客观规律，将其抽象为战略战术，在客观条件许可范围内，运用从客观中抽象出来的战略战术指导战争，战争是智者的搏弈。毛泽东说：“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
战争需要一种凝聚力：忠于祖国。作战需要彼此配合，在战场上尤其是在特殊的环境下，危险会来自四面八方。所以，只有铸造一种团结一致、统一对外的团队精神，才能帮助每一个作战中的人消除防范时刻出现的危险。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每一个英勇善战的部队，每一支特种作战部队，要想取得胜利克敌制胜，必须是铁板一块！法军统帅拿破仑说过，统一指挥是战争的第一要事，也是产生凝聚力不可缺少的要素。那么，凝聚力来自哪里？对于中国军人来说，首先来自于听党指挥、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这一神圣的最高宗旨，来自于共同的保家卫国的誓言，来自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自于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做忠诚可靠的人民子弟兵的信念。其次，凝聚力来自于科学合理、统一规范的军队制度化建设，来自于平时官兵一致、爱兵如子、相亲友爱的军内关系。最后，凝聚力也来自于绝对服从、铁的纪律。
战争需要一种自信：会打必胜。战争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搏斗，所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战场上的最高法则。对于军人来说，拥有坚韧的必胜的自信心，是一种高贵的品质。当然，自信不是自负，那种不顾实际情况、盲目草率的军事行动，只能归为冒险盲动主义。坚定的必胜信念来自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军人的自信心，既要求军队的指挥官养成信赖自己的习惯，即使在最危急的时候，也要相信自己的勇敢与毅力，也要求普通士兵具备想当将军的优秀品质。为什么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因为这样的士兵没有必胜的自信心。凡是有决心取得胜利的人，从来不说不可能。
战争需要学习。对于中国军人来说，无论是古今中外的战争实例、战争历史、军事著作、谋略经典、军事名家，还是当代他国的军队建设成就、最新武器装备成果，都需要我们秉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容并包、取长补短的谦虚谨慎、认真仔细的态度，去学习其经验，汲取其教训，最终在掌握精髓、创造创新中超越，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真实本领。毛主席曾经教导中国军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诸如“战争论”丛书里的蒋百里《国防论》、克劳塞维茨《战争论》、马汉《海权论》《海军战略论》、杜黑《空权论》、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若米尼《战争艺术概论》、韦格蒂乌斯《兵法简述》、米切尔《空中国防论》、鲁登道夫《总体战》，都是我们学习的优秀精神食粮。当然，作为将来要上战场的军人，不仅要重视学习军事理论，更要在平时的摸爬滚打中铸就高素质的作战能力。平时流汗，才能避免战时流血。因此，西谚有云，你有一天将遭遇的灾祸是你某一段时间疏懒的报应。军人需要的就是一种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坚持、再坚持的韧劲。
战争需要研究。战争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作为艺术，战争需要驾驭它的人必须具备高超的领导力与决断力；作为一门科学，需要我们认真对待，通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深入浅地找出其中蕴含的最简单、最明晰、最管用的规律来，以指导实际中的军事行动。通过学习、研究，尤其是打开自己的视野之后，我们会发觉自己的不足之处，从而通过跨越式发展，尽快补足短板，以提升我们的实际战斗力。这套“战争论”丛书值得我们花费力气熟读一番、好好研究。
战争需要实践。通过对古今中外军事著作、战争实例、战争历史的学习研究，我们所获得的只是理论上的东西。理论知识的作用只有运用于实践，才能知道它的真实价值。正如毛主席强调的，一切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所以，对于军人来说，除了学习研究古今中外的军事历史、战例与理论之外，更需要通过实战来检验我们手中到底掌握了多少的战争真理与有用的军事方法。一切的战争规划与理论，全在于实际的执行力与效力。因此，想得好是聪明，计划得好更聪明，做得好是最聪明又是最好的。而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日常的军队国防建设均在于服务于实战、为实战做准备。俗话说得好，未雨绸缪，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战争机器不是摆设，更不能是花架子，必须接受实战的检验。另外，战争中蕴含的谋略、道理，也可以作为其他领域决策、管理的参考。
战争需要谋略。伟大的革命导师、苏联红军统帅列宁曾经鲜明地指出，没有不用军事计谋的战争。我国明代文学家、谋略家冯梦龙强调，兵在精而不在多，将在谋而不在勇。正因为如此，古今中外诞生了大批研习战争谋略的大师名家。可以说，蒋百里《国防论》、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杜黑《空权论》、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若米尼《战争艺术概论》、韦格蒂乌斯《兵法简要》、米切尔《空中国防论》、鲁登道夫《总体战》、马汉《海权论》《海军战略论》等，每一本军事经典都是战争智慧的结晶。作为军人，一定要时刻铭记：永远别以为敌人比你愚蠢！轻视对手的后果是严重的。正确的态度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拿破仑有句话说得好，世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
战争需要发展。人类的历史长河是永远向前发展的。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到自然的田园农业文明，再到欧洲十七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再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电气革命，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信息化革命。每一次的生产力跃升都推动着经济的巨大发展，而与武器装备直接相关的生产力的质的进化，更是推动着战争形态的惊天变革。所以，军人必须远比其他人要更为敏感地关注世界形势的变化以及涌动出的最新的社会现象与科技成果，使自己具备察天观地的与时俱进的本领，不落伍于时代，才能决胜于千里之外，才能履行好保家卫国的职责。我们认为，与时俱进有两个标准：一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二是无论时代怎么发展始终抓住最简单最管用的精髓。军事艺术是一种执行命令的艺术，一切复杂的计谋都应当抛弃掉。简单明了，是执行好军事行动的首要条件。
战争需要实力。战争归根结底是实力的较量，从来都是敌对双方军事、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交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较量，而不单纯取决于某一种因素。所以，对于我们的国家，需要通过“发展”这一硬道理，来全方位提升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质量，全面地加强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为战争提供强大的国家保障力。对于我们的百姓，需要通过各种措施加强国防意识与国家安全意识教育，培育国民的军事素养，建设强大的民兵预备役部队，要藏兵于民。对于我们的军人，广大士兵要通过艰苦的学习、训练，加强自身的单兵作战能力与团队合作作战能力，以及军兵种协同作战能力。对于指挥官，则需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军事指挥素质。震惊欧洲的拿破仑说过：一头狮子带领的一群羊，远远胜过一只羊带领的一群狮子。我们的军队需要培育出一批批的狮子老虎，才是名副其实的威武之师！
谈了这么多与战争有关的话题，那么，新时期的中国军人，还要做些什么呢？首先就是，要牢牢抓住军队政治工作这一生命线。我军自成立以来即高度重视政治工作。1929年12月28日—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即明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党的领导，自觉担负起宣传、组织、武装群众等任务。古田会议划清了红军与旧式军队的界限，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军队建设的根本性问题。2014年10月30日，新时期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习近平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把理想信念、党性原则、战斗力标准、政治工作威信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抓好铸牢军魂、高中级干部管理、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战斗精神培育、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五方面”工作；加强军事文化建设，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摔打”部队，培养广大官兵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化的“四有”军人。中国军人，任何时候都要牢记“听党指挥、忠于祖国与人民”这一最高宗旨，争当让党和人民放心满意的优秀军人。
其次，要积极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西方战神克劳塞维茨强调，作战的基本原理是，切勿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对于一支军队来说，只有时刻以与时俱进、未雨绸缪的精神抓好军事斗争准备，才能避免被动、才能有备而无患。只有时刻准备好，才能令出即行、迅速把握战机，避免陷入被动挨打的泥潭。
再次，紧紧围绕战斗力做文章。衡量一支军队的好坏，关键就看能否打胜仗。拿破仑曾预言，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醒来将震撼世界。但是，没有利爪的狮子只能是摆设。能打胜仗是衡量军队质量的根本标准。没有战斗力，其他都是空谈。
最后，要进一步加强贯彻落实“科技强军”“质量建军”战略，进一步高度重视兵民结合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研究与运用，始终牢记并掌握“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一法宝。
在新时期，面对日趋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军人的天生敏感性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因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需要进一步地紧紧抓住中国的特殊国情，做好强军的一切工作，需要进一步地牢牢抓住决定战争胜负的各方面的关键性因素，从要害处着手，全面加强军队的改革与建设。如此，才能确保我们这座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永不倒塌！
回首过去，我们对战争充满敬畏。我们不轻言战争，我们不惧怕战争，我们只为战争做好准备。业绩造就伟人，战功成就军人。辉煌的中国革命史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武装力量。
中国军人的勤奋和荣誉，足以鼓舞千秋万代的中国青年。
祝愿一切热爱军事、关心国防、热爱和平的读者朋友，能从囊括古今中外著名军事经典的这套“战争论”丛书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从弱到强地培育自己的国防军事素养，形成自己的国防观、战争观，以求在将来或许会发生的、某个特殊的时刻履行自己“保家卫国”的神圣职责。“战争论”丛书编委会2015年10月
序言
当人们都热情欢呼和平时，出版一本战争著作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然而，他们所期待的那种工业发达、财富暴增的局面，未必就是全体社会成员意为之献身的对象。正如安西尔昂在他的名著《欧洲政体革命概论》中写的，虽然战争永远是灾难，但它是建国救国所必需的，也是永远避免社会解体所必需的。
俄国沙皇曾下令将我的《论大规模军事行动》翻译成俄文，但它并不是一部完整的著作。我决定在其基础上补充一些内容，于是1829年我仓促地完成了《对战争主要问题的分析评论》，当时我只考虑到把《对战争主要问题的分析评论》作为《战争艺术》的附录，并未将其视为独立的著作。
之后，沙皇又要求我对《论大规模军事行动》加以补充，作为皇太子的教材。因此，我又对该文进行了补充，使之成为一本完整的著作。
我专门为《论大规模军事行动》增加信念战争、民族战争、最高作战指挥、军队士气、防线、战区、战线、预备队、临时基地、山地战战略，以及判断敌人的运动等内容，此外我还对该文的其他章节进行了修改。考虑到一些书商的意见，我决定为这本书起一个新名字，《战争的艺术》。《战争的艺术》是我对战争最高思辨的最后见解。该书的第二版，我又再添加了一些章节，如作战基地和作战正面，战争勤务或调动军队的应用艺术，远距离大规模入侵，战略线和迂回战斗线的机动，等等。同时，我还对其他章节内容进行了补充。
根据本书的氛围和目的，我并未对应用细节作过细的探讨，只是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著作。这些细节问题有助于更好地思考大规模作战艺术。当然，各人有各人的特质、天赋、能力结合实际进行思考，无须我再具体地指导他们。我的作用，相当于一个指明方向的路标。
如果读者能从书中找到这些问题的基础，并加以应用，我将倍感荣幸。这本书体例可能存在不足的地方，行文上一些技术术语多次重复，还请你们多加原谅。但是，这是一本包含诸多复杂定义的指导性著作，不可避免地要重复某些词汇和思想，更不可能辞藻华丽，我只能力求做到明确清晰。
可能有人会责怪我过于钟爱定义，这点我不得不承认，我认为，这正是我的价值所在。建立一门人们至今陌生的科学的基础，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统一其各组成部分的不同名称，便于研究者区分和分类。我也要承认，这些定义有些还需要进一步地提高。我也不会说我是权威，是绝对正确，所有更好的定义，我都将很荣幸地采纳。
最后，再说明一点，我常常反复使用一个案例是为了方便读者。因为读者不可能记得所有的战役，也不可能拥有足够多的藏书，所以只要了解我所举出来的案例，便能理解我的论证，至于那些熟悉军事史的人来说，他们也不会认为本书案例不足。若米尼1837年3月6日 第一章战争政策
本章我们要研究的内容，有助于政治家判断战争的时机是否恰当，战争的动机是否正当，并且有助于政治家们决定采取何种行动，以求达到战争的目的。
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目的，大致如下：（一）捍卫某些权利。（二）满足社会利益，如商业、工业利益，以及涉及民族繁荣的一切利益。（三）支援其存亡关系本国安全或政治均势的邻国。（四）履行同盟义务。（五）推行、压制、保卫某种学说。（六）为本国利益而扩大本国的影响和势力。（七）保证国家的独立不受任何威胁。（八）为雪国耻的报复。（九）纯粹的征服和侵略欲望。
不同的既定目标将引发不同类型的战争，而不同类型的战争其采取行动的性质、兵力数量、战斗范围，也都会有所不同。
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战争具有变数，战争可以是进攻作战，也可以是防御作战；发动战争的一方也可能转为防御，而遭到攻击的一方，只要准备得当，也可以转为主动进攻。双方地位的差别，也会产生一些复杂的情况，如：（一）可能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二）可能是一个国家对抗结成同盟的其他几个国家。（三）可能是同盟与一个国家交战。（四）一个国家可能是战争的主力，也可能是辅助力量。（五）在上一条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可能在战争伊始参战，也可以在战争爆发后加入。（六）战场可能在本国境内，也可能在敌国或盟国境内。（七）如果侵略他国，则入侵距离可长可短，战争行为可能是理智的，也可能是盲目的。（八）战争可能是民族之间的反对战争。（九）国内战争和宗教战争也是可能发生的，更是危险和不幸的。
一旦决定战争，就必须依照战争艺术的原理进行战争。我们需要承认，情况不同，各种战争的特点也会各有千秋。例如，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抵抗20万入侵法军的时候，西班牙军队的行动与其向维也纳进军的时候完全不同，也不同于当年（1809）为迫使敌人接受和平条件而向其首都进军的时候。这20万法军，难道要不顾莱茵河和因河之间、多瑙河与易北河之间的各国与人民，一意孤行地向维也纳进军吗？显然，对一支军队而言，每次作战方法大同小异，但对于军队的统帅而言，事实却并非如此。
我们称除外交政策方面所进行的关于军队统帅方面的考虑为“军事政策”或“战争哲学”，因为它既不全部属于外交范畴，又不全部属于战略范畴，但是它对政治家和军队统帅的计划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接下来，我们开始分析外交范畴的各个要素。为捍卫权利发动战争
在发动战争前，必须权衡利弊——从社会利益出发，这场战争是否于本国有利。当一国对邻国提出权利要求，并不一定意味着要用武力来实现这个要求，很多时候需要适当地变通以达到目的。
为了恢复无可争议的权利而进行的、可使国家获得与牺牲相当的利益的战争，才是正确的战争。很不幸，我们的时代，争议和异议太多了，如继承权、遗嘱权、婚姻权等，以这些权利为目的的战争，其实都是为了获得利益。路易十四当政时，他继承西班牙王位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也得到了家族的支持，更是顺应西班牙的民心，但是他的继承权仍在欧洲激起了轩然大波，进而出现了一个反对其继承王位的欧洲同盟。
奥法交战之际，腓特烈二世从古老的档案中找到理由，率兵占领西里西亚，使普鲁士帝国的势力增加了一倍。假设腓特烈大帝没有成功，他将会遭到指责和反对，这次行动也就是错误的，但他成功了，这次行动时机适宜，规模巨大，并且得到了人们的原谅。
对于此类战争，无规律可循，精髓就在于伺机而动。战争应该遵循发动战争的目的。此类战争，首要任务是占领土地，采取进攻手段迫使敌人让步。所有的行动都要以双方的军事装备为前提。在这类战争中，有一个问题至关重要，即不要引起第三方的妒忌，免得它干涉，方法就是向其邻国做出一些必要的保证。政治主守，军事主攻
当一国面临某邻国借口有权收回某块土地而发动战争时，它是不会坐以待毙的，该国人民有着坚定的信念，不会轻易屈服，而是用全部力量去捍卫这块土地，所以，它不应该消极地等待敌人的进攻，而应该力争主动，先发制人，攻入敌国。
通常发动这样的战争比较有利，但在本国境内待机破敌也不是不可以。一个政权稳固、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无须担心第三方入侵的大国，更适合在敌国境内作战。这样，不但自己的国土不会遭到战争的破坏，而且还可将战争的损失转移到敌国身上，另外，还可争取一些道义上的影响，激发本国军队的斗志。但从纯军事观点来看，在本国作战的军队也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可控制一切天然屏障和人工的有利位置，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帮助，做到地利与人和。
毋庸置疑，上述原理对所有战争都适用。但是，战略原理是不可变动的，而战争政策却因受到民意、局势、军政长官的影响而时常变动。正是这些变化，使得人民相信，战争是没有固定规律的。这是多么粗浅而错误的论断啊！我要阐明的是，军事科学是有原理可循的，想要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遵循这些原理，只有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它才可灵活变通，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军事行动计划，即使是在进行这类修改时，也要遵守战争艺术原理。当我们在制定对法国、奥地利或俄国的作战计划时，肯定是与对土耳其或其他东方国家的作战计划不同，因为后者的实际情况是：勇敢、人数众多，但纪律松散、毫无秩序、不善机动等。战争的目的
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争权夺利。以西班牙王位继承争夺战与腓特烈二世占领西里西亚为例，其目的都是为了争夺利益。
这种争权夺利的战争大致可分为两类：强国夺取有利的天然疆界，以获得政治或贸易上的优势；尽力削弱最具威胁的敌人的力量，或者遏制其力量的增长。后者属于武装干涉，一个国家很少在没有盟国支援的情况下，单独攻击其强敌，这种战争通常以联盟的方式进行，这种联盟是利用盟国与敌人之间的冲突形成的。
这些政治问题，比军事关系更大、更复杂，军事行动的问题我将在后文中谈及，所以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有无盟国参战的战争
其他条件相同，有盟国参战的战争总比没有盟国参战的战争更容易取胜。这是合乎自然规律的。一个强国可能比联合起来反对它的两个弱国更容易取胜，然而，有邻国支援的战争总是比孤军作战更有利。这样不仅可以依靠盟国增强自己的实力，也可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敌国的实力，因为敌国不仅要以大部分兵力对付盟国的援军，还要在有可能受到进攻的疆界设防。
没有弱小的敌人，也没有弱小的同盟，一个大国，无论多么强大，如果它轻视弱小国家或同盟，都将得到轻敌的教训，这是不可撼动的真理。干涉性战争
干涉性战争是一个国家在可能进行的所有战争中，最适合、最有利的战争。原因很简单，进行干涉性战争的国家，可以改变战争力量对比，它可以选择最有利的时间参战，使军队采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
干涉分为两大类：一、干涉邻国的内政；二、干涉邻国的外交。
虽然干涉邻国的内政很常见，但是政治家们也从未发表过一致的意见，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讨论干涉邻国内政是否合理的问题。罗马人的辉煌历史，一部分得益于干涉别国，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也是干涉的结果。并非所有的这种干涉都能成功，奥地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行动，就引火烧身，几乎使本国遭到毁灭。
干涉邻国外交是比较合法和常见的，也比较有效。
我认为，一个国家是否有权干涉别国内政，值得怀疑，但在甲国将混乱和纷争向外扩散，危及乙国时，乙国是有权对甲国进行干涉的。
介入邻国的外部战争有以下理由：（一）同盟的义务。（二）为了维持政治均势。（三）避免爆发的战争产生于己不利的后果，并从中获益。
无数的例证说明，有些国家的覆灭原因就是：当一个国家容忍敌国无限扩张时，这个国家就一定会衰败；即使是较弱的国家，只要适当地运用自己的力量，也可成为政治均势的缔造者。这足以证明，干涉性战争是有利的。
从军事观点上来看，作为第三方参战的军队明显具有决定性力量。这种决定性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它对开战两军所处地理位置是否有利。1807年冬季，拿破仑渡过维斯瓦河，冒险抵达柯尼斯堡城下，后方受到奥地利军队威胁，前方又面对俄国的大军，如果这时奥地利派出一支大军向奥得河进军，可能拿破仑就彻底失败了。当时法国军队认为，只要回到了莱茵河，他们就是幸运的。可事实上，所有情况表明这是不可能的。奥地利军队没有进攻，而是按兵不动，想等军队集结到40万才动手，等到兵力达到40万时，已经是两年后了，当然，奥军失败了。如果奥军抓住机会发动进攻，结局可能就是，奥地利主宰欧洲的命运了。
由于对内政和外交的干涉，又产生了以下几种战争：（一）一个国家按照盟约要求，辅助性地参加干涉性战争，只派出辅助军队。（二）为援助弱小盟国，保卫其领土，将战区转移到远离本国国土的地区，作为主力参国。（三）几个强国联合反对一个强国，地理位置接近的国家，可能作为主力参战。（四）可在战争爆发后参战，也可在宣战前干涉。
根据盟约要求，派出少量兵力干涉时，这个国家只处于辅助地位，作战的指挥权属于主要进行作战的国家。当作为联盟成员，派出大量军队参战时，情况则又有不同。
在这些战争中，情况各有不同。七年战争时，俄国是奥、法两军的辅助力量，但是在它占领普鲁士之前，它是北部作战的主力。当费尔莫尔和萨尔特科夫率军进入勃兰登堡后，他们就只为奥地利而战。他们这种远离本国的军队，只能依赖盟军的行动。
远离本国的远征，是危险的、困难重重的，1799年和1805年发生的战争就是例证。后文我将从军事观点研究和讨论这些远征。远征往往会使军队遇到危险，但又有有利的一面，那就是使本国国土远离战争的侵扰，大大减少敌人入侵的危险。对军队和将领而言，远征虽然十分艰巨，但对国家和人民而言，远征其实是有益的。
在此类战争中，最主要的问题是：选择作战总司令；明确各国在作战时的责任；制定完全符合各国利益的目标。历史上，多数同盟恰恰因为忽略了这些问题而失败。
第三类干涉性战争，我们可以称其为时机有利的战争，因为它不仅可以全力参战，还可以接近本国国界作战，所以它可算得上是最有利的战争。奥地利在1807年就是这样，结果它错失了良机。1813年，奥地利又获得了一个类似的机会。当时，奥地利与萨克森接壤，拿破仑刚刚在萨克森集中兵力，奥地利只要从后方突袭易北河地区的法军，就能战胜法军。在此情况下，稳操胜券的奥地利投入了20万兵力，之后它恢复了对意大利统治，这是它丧失了15年之久的权利。在这场干涉性战争中，奥地利在军事和政治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利益。
奥地利之所以能大获全胜，一方面是因为这次干涉距离本国很近，它可以调集大批兵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是在战争已经爆发的情况下参战的，可以选择最佳时机全力以赴地作战。这两种优势有着巨大的决定性作用。
一些很弱小的国家，只要善于把握局势、捕捉战机，也能在战争中获胜。1552年，选帝侯莫里斯·萨克森反对卡洛斯一世，虽然后者[1]是西班牙、西西里、那不勒斯等国国王，曾经打败过弗朗索瓦一世，甚至一度控制法国，但这次战争，卡洛斯一世被打败了。1706年，萨瓦公爵和维克托·阿梅杰对路易十四宣战，从而彻底改变了意大利战争的进程，迫使法军退至都灵城，萨瓦公爵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有多少政治家能与这两位伟大的人物并肩呢？
我想我已经把及时进行干涉性战争的意义与优点讲得够深刻了。侵略性战争
我必须向读者指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入侵邻国的领土和入侵遥远国家领土的战争是有很大区别的。后者需要越过一些国家，这些国家持什么态度，是需要仔细考虑的。
遗憾的是，出于征服欲望而进行的入侵战争，并非总是不利的。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战绩的一半都可证明我的这个观点。但是，这种利益是有限度的，超过了这种限度就将面对覆灭的危险。[2][3][4][5]
冈比西斯二世入侵努比亚，大流士入侵斯基泰，克拉苏入侵安息，拿破仑远征俄国，都是惨痛的教训。当然，对拿破仑而言，征服欲并非是他发动战争的唯一原因，他爱好战争和冒险，也可以说他来到世间的目的就是教会军队统帅和国家元首，该怎么做，该避免什么，他的胜利告诉人们，要灵活、积极、勇敢地作战，而他的失败则告诫人们，作战应该谨慎。
还有一种毫无理由的侵略战争，是对人类的犯罪，如成吉思汗发动的战争。战争只有在为了巨大利益或者具有充分理由时，才能获得人们的谅解。
1808年和1823年法国入侵西班牙，两次作战的结果截然不同。第一次作战完全是一次侵略，威胁西班牙民族的生存，罪魁祸首也自食恶果。第二次入侵，法国的入侵赢得了所占地区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因而获得了胜利。
我提到这两次战争，只是为了说明，入侵并不仅是成吉思汗所为。在我提到的这些入侵中，第一次导致拿破仑下台，第二次则恢复了法国和西班牙之间中断的邦交关系。
我总是希望入侵越少越好，但是，我也要承认，入侵邻国要比等待敌人进攻有利多了。我还要承认，制伏征服者需要善于选择时机，为征服者设定一些限制，因此，如果不是过分的征服欲望，而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合理考虑而决定发动入侵战争，那么在确定战争的规模时，就应该考虑战争的目的和可能遇到的来自敌国和其盟国的一切障碍。
如果一国的人民群情激奋，打算不惜一切代价战斗，而且该国又有强大邻国的支持，那么对其发动入侵战争是极其困难的。拿破仑在西班牙的战争就深刻地印证了这条真理，1792年、1793年和1794年法国大革命的几次战争都是很好的例子。法国虽未被占领，但也没有任何强大盟国的支援，它几乎与欧洲为敌。
我举这些例证的目的是为了从这些历史事件中找出规律，以便在类似行动中得到一些教益。
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也在某种程度上激起了人民的抵抗，然而，这次情况有所不同。奥斯曼土耳其对敌人的仇恨令他们拿起武器，然而他们没有得到希腊人的支持。如果土耳其人可以和希腊人联合起来，那么他们就能变得更加强大。
入侵邻国，如果不顾及当地居民，那么左右战争的就是战略法则。拿破仑对意大利、奥地利和普鲁士发动的战争，都是在这些法则上迅速发展的。关于纯军事方面的问题，我将在后文专门阐述。
如果入侵遥远的国家，而必须越过一些国家，那么成功多半依靠外交，而非战略。保证成功的首要条件，就是使靠近敌国的强国成为自己的盟友，因为在它的支援下，我们不仅可以增加兵力，还可以得到牢固的基地和掩蔽场所。要获得这样的有利条件，必须使盟国与我们利益与共，使其与我们一样关心战争的成败。
我们总说，政治对远征具有决定性作用，政治干涉对向邻国的入侵也有很重大的影响。1805年和1809年，法国入侵奥地利，如果普鲁士能适当地干涉，那么结果又会不一样了。1808年，法国入侵普鲁士，战争的结局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维也纳内阁的影响。1829年，如果没有采取果断的政治措施，不采用谈判来排除干涉，那么俄国对土耳其的入侵很有可能失败。信念战争
信念战争、民族战争和国内战争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但人们总是分不清这三者，因此我必须对它们分别阐述。[6]
信念战争可分为：局限于内部斗争，即国内战争；既是内部斗争，又是外部斗争；局限于外部冲突的斗争。
两国之间的信念战争，也属于干涉性战争。它的起因大致为：一方想将一种学说强加给邻国；一方想反对并打倒另一方的学说。这两种情况下发生的战争，都属于干涉性战争。
这类战争的原因，无论是出于宗教还是出于政治信仰，结局都很惨烈，因为这类战争容易激起各国强烈的复仇心理和残酷可怕的欲望。三十年战争、神圣同盟战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些特点。宗教虽然为教义服务，但是宗教往往更能被利用成为夺取某种政治权利的借口和手段。教义可激起同道的热诚，建立起同道的团体，教义也能激起不同人群的敌意，从而产生可怕的斗争。
一般而言，因支持和抵抗政治信念而引发战争的概率差不多。1792年，欧洲各国对《人权宣言》极为恐慌，人们当时只想到堵住这个即将爆发的火山口，这显然是愚蠢的。对于这种狂热情绪，战争是下下策，时间才是灵丹妙药。一个成熟的民族，狂暴分子引发的骚乱只是暂时的，人们会在短暂的失控后，重拾理智。如果用外力来平息这种骚乱，只会火上浇油。
我深信，如果吉伦特派和国民议会未遭武力威胁，它们是不敢把[7]手伸向软弱的路易十六身上的。而且，如果不是杜木里埃的惨败和外敌的武力威胁，吉伦特派也不会被山岳党人击败。如果放任各党派互相争斗，那么法国国民议会就会一直掌权，甚至主导恢复君主政体。
从军事方面看，这些战争是可怕的，因为入侵不仅要面对敌人的军队，还要面对反抗的民众。要知道，被激怒的民众掌握着各种力量，他们支持军队，占领要塞、兵工厂，入侵者又有什么呢？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斗争，是这种战争的最佳例证。它告诉我们，攻击一个满怀狂热情绪的民族是多么危险！更别提入侵者那拙劣的军事行动了。当杜木里埃溃退后，联军如果一面向守军宣称，他们之间并无仇恨，一面率20万大军直取巴黎，那将会是什么结果呢？他们也许能暂时复辟帝制，但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掩护他们向莱茵河撤退，他们的下场也很悲惨。一切都取决于法兰西人民和军队的决心。
至于信念战争的军事规律，大致与民族战争的军事规律相同。两者的不同点在于，民族战争中，敌对国家必须使其屈服，占领敌国的要塞，歼灭敌国的军队，彻底征服敌国；信念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不受任何细节阻挠，避免激起其民众的反抗心理。
1823年的西班牙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战争相反，法国大革命战争是信念战争，同时也是民族战争，还是国内战争。1808年西班牙战争完全是民族战争，1823年西班牙战争只是部分意义上的信念战争，毫无民族性质可言，这两次战争的结局也就差别很大。
从实施技术上看，安古林公爵的远征是成功的。他不仅攻占了要塞，在抵达埃布罗河后，攻占了敌人所有基地，他没有按照内阁的指示去征服全部敌国土地（这会再次激起西班牙人的反抗），这使他获得了各民族的支持。他明白，这是一场政治性的战争，需要尽快结束战斗。凡是要指挥此类远征的人，都应该仔细研究安古林公爵的行动，他不超过三个月，就已经到达加的斯城。
从事件经过可以得出，西班牙的失败与军队毫无关系，西班牙政府既未能利用取得的成功，也没能建立起稳固的秩序，西班牙政府屈从了反革命分子，人民也分裂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历史不止一次地告诫我们，革命和反革命都无法巩固政权，人们需要的是一个强硬的元首，他得到军队的支持，符合国家的利益，能将西班牙民族联合起来。西班牙是一个美德与瑕疵兼备的民族，如何正确评价它，一直是个问题。人民（民族）战争
讨论干涉性战争时，我曾提到了民族战争。我也曾说过，民族战争是最可怕的战争。全民参加的或是大多数国民参加的为了捍卫自己独立的战争，才能称为人民战争。在人民战争中，每占领一寸土地，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侵入这个国家的军队，只能控制所驻据点，只能用武力获得补给，其交通线往往被威胁着。
全民自发参战的战争较为少见，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的战争，那么将面对十分可怕的结果，为了全体人类利益，最好还是不要出现的好。
这种战争的出现，可能是由截然相反的原因造成的，即被奴役的人民响应政府的号召，或是人们在迷信的驱动下武装起来。还有一种就是人们出于政治信仰，开赴战场保卫其自认为最宝贵的东西。
制海权对于入侵结果影响很大。如果一个国家控制绵长的海岸线，掌握制海权，或与一个拥有制海权的国家结成同盟，那么这个国家的抵抗力量就会增加。这不仅是由于全体人民互相支援，也不仅是因为敌人在可能的一切地方都将受到侵袭，还由于敌人难以从海上运输补给。
在人民战争中，国家的天然地势对防御外敌也有帮助。山地国家、拥有辽阔森林的国家，往往是其敌人最不愿侵扰的国家。瑞士人反抗奥地利和勃艮第公爵的斗争，加泰罗尼亚人民1712年和1809年的斗争，俄国人征服高加索民族的艰难斗争，都证明了山地人民抵抗更持久，这部分原因是人民的特点所致，部分是因为他们国家的自然条件不同。隘路森林和悬崖峭壁，都利于防御。法国西部旺代地区的地形也证明，围墙、峡谷、沟渠、崎岖不平的道路，都利于防守。
在信念战争和民族战争中，正规军可能会遇到种种困难，尤其是对指挥官而言，要完成任务极为不易。荷兰人反抗腓力二世，美国人反抗英国人，西班牙和蒂罗尔反抗拿破仑，摩里亚反抗土耳其，纳瓦拉反抗克里斯提娜女王的斗争，都证明了我的这个论断。
进行民族战争是非常艰巨的，尤其是敌对民族拥有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时，更是如此。入侵者拥有的只是一支军队，而他的敌人拥有军队，还有整个民族的支持，他们人人都要奋起抵抗，运用一切武器杀敌。入侵者只能控制占领的地区，一旦离开这里，就会因敌人和敌人所设置的重重障碍而寸步难行。
如果敌国天然屏障众多，这种困难就更大。敌人不仅熟悉当地地形，还能迅速掌握入侵者的一切活动，并采取最有效的措施来破坏入侵者的计划。入侵者处境就更加艰难，他们无法获得情报，更不敢轻易派出人员，只有把队伍集中起来才能稍微有点安全感。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每一步计划都会落空，本以为凭借周密的计划、快速急行军，会收获战果，结果敌人早就无影无踪。当入侵者疲于奔命时，敌人可能正在袭击其辎重队和补给线。对入侵者而言，这就是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他将被拖垮。[8]
西班牙战争中，有两个例子相当可怕。内伊率领的部队在科罗[9]尼亚接替苏尔特所率部队时，炮兵辎连队部署在各旅的中央，在周围80千米处没有发现任何西班牙部队。一天夜里，这些辎重连队全部失踪了。后来得到消息，他们是被教士和僧侣带领的农民杀害了。
四个月后，内伊率领一个师前往阿斯图里亚斯，他沿着纳维亚河河谷而下。与此同时，克勒曼从莱昂出发，朝奥维耶多前进。防守阿斯图里亚斯的德拉罗曼军一部分冲向纳维亚河河谷周围高地的另一面离法军不到4千米的地方，内伊对此却浑然不知。当内伊进入吉荣时，德拉罗曼的军队发起了猛烈进攻，几个团面临被歼灭的危险，内伊迅速退向卢戈，他们才得以脱险。在西班牙战争中，上述情况不胜枚举。法国人无法获得情报，西班牙人甚至设下了陷阱，把他们引入自己设好的天罗地网中。
任何一支精锐的军队，向一个骁勇善战的民族发起战争，都是难以取胜的。除非它非常强大，足以占领敌国的一切要点，确保自己的交通线，并且能用强大的分队消灭随时随地出现的敌人。但是，如果敌人用强大的军队构筑一个全民抵抗的团体，那么入侵者还能在任何要点保持优势，保证其交通线不受任何侵袭吗？
为了明了一名军事统帅或某支英勇军队征服或占领一个奋起反抗的国家所要遇到的障碍，我们要深入研究一下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争。这场战争中，武装起来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30万～40万之多，而其支援者则有威灵顿、贝雷斯福德、布莱克、拉罗曼纳、奎斯塔、库斯塔尼奥斯、雷丁和巴拉斯特洛斯等人所率的军队，而拿破仑、马赛纳、苏尔特、内伊和舒舍等人竟能与之对峙六年，这需要何等的耐心、勇气？
要在此类战争中取胜是相当困难的。首先，必须根据预期的一切抵抗和障碍来扩充军队；采用一切可行的方法来安抚人民，做到恩威并施、公正严明。这都是为了取胜而必须首先采用的一些原则。亨利四世在神圣同盟战争中的战例，贝尔维克在加泰罗尼亚、叙舍在阿拉贡和瓦朗思、奥什在旺代的战例，都取得了成功。这些伟大人物和季比奇和帕斯克维奇将军在1828年所指挥的军队一样，都拥有良好的秩序和严明的纪律。这些特点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他们的成功，他们也成为值得我们学习的范例。
这种民族战争可能遇到的重重阻碍，使有些人产生一些侥幸心理，他们希望永远不发生这一类战争，如果他们的希望实现了，对别国的征服也就更加困难，而将领们也将失去信心。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有些道理，但是，这种想法所产生的后果就是，从此只为征服、捍卫政治均势或社会利益而战。
如果不发动全民战，不采取消耗战，就没有别的办法来反抗此类侵略吗？难道在全民战争和正规军作战之间没有任何折中的战争形式[10]吗？难道警察和后备部队无法保卫国家和人民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法国采取混合体制，5万人的正规军，加上来自东部各省的国民自卫军是可以击退越过孚日山的普鲁士军队的。我还建议，制定一条律法，要求从人民中征召精良的预备队。这种体制的优越性在于，平时能减少开支，战时能保卫国家。法国在1792年采用了这种体制，1809年和1813年，奥地利和普鲁士也相继效仿了这种体制。我无法预料，在此之后，有人把这种体制当作一个可攻击的靶子。
我深信，用正规警察部队和后备部队在政治联盟的帮助下，维护国家是可行的。
作为一个军人，我认为具有人道主义的战争比有组织的屠杀好，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宁愿生活在古代，而不是可怕的现在。因为在古代，作战都是彬彬有礼的，而不是现在，妇女儿童也被卷入屠杀中。国内战争和宗教战争
与国外纠纷无关的内部战争，起因通常由于不同的政治和宗教派别意见和思想的冲突所致。在中世纪，往往是各封建集团之间引发这种战争，不过最值得研究的还是宗教战争。一个政府如果利用国家力量削弱反对党派的实力，尚属可以理解的范围。但如果，为了迫使人们统一用法语或是拉丁语祈祷而引起战争，就太难以理解了。宗教狂的战争，如果与外部战争产生联系，是非常可怕的，如果又加上家族纠纷，就更恐怖了。神圣同盟时代的法国就是一个实例。
以下这点是我认为能够忍受的：两个教派或是两个党派联合起来，赶走想要插手的外国人，然后双方在互相克制的情况下，通过和谈达成谅解，确定各自的权利。第三方介入某国内部的宗教纷争，只能说明它别有用心。两线作战和两线作战的危险性
罗马人有一条古训：千万不要同时进行两个大规模的战争。这条古训早已成为共识。
一个国家可能被迫同时与两个邻国作战，尤其是在还找不到能出于自卫和保持政治均势而给予援助的盟友时。两国人民联合起来倾力反对一个国家的情况很少见，但如果其中一个国家只是辅助作战，那么这就是属于另一个范畴的战争。
路易十四、腓特烈大帝、亚历山大和拿破仑，都曾独力面对欧洲联盟。如果本可避免因侵略而引发的这类战争，那么说明，发动战争的一方是在自食恶果。如果这种战争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那么就必须采取任何可以改变态势的措施，力求结成联盟。
反对路易十四的联盟，表面上是因为西班牙的问题而结成同盟，实际是路易十四多次发动侵略，使其邻国极为不安。在对付欧洲同盟时，路易十四与巴伐利亚选帝侯结成联盟。腓特烈二世当时也只是获得了英国的经济援助与一些小国的协助，而他要对付的是欧洲三大王国所结成的同盟，幸好敌人行动不协调、兵力不足帮了腓特烈二世的忙。
俄国亚历山大1812年所经历的战争，与这两次战争一样，也是不可避免的。1793年，法国遭到了整个欧洲的攻击，然而法国却奇迹般地幸存下来。
在近代各国统治者中，只有拿破仑一人，主动同时发起多线作战，即对西班牙战争、对英国和对俄国战争。但是，在俄国战争中，他得到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支援，他还以为会得到土耳其和瑞典的支持。别人都认为他在冒险，但他自己并不这样想。
可见，以下两种战争差别很大：一个国家只对一个国家作战，第三者以辅助身份参战；一个国家同时从两面对两个强国开战，而两个强国倾尽全力作战。1809年，拿破仑如果只对奥地利开战，即使奥地利可能得到兵力支援，这种情况也比他向英国支持的奥地利和西班牙分别开战好得多。
我的结论是，尽量避免两线作战，一旦发生这样的战争，最好对其中一个敌国采取克制的态度，待时机成熟再一雪前耻。这也是有条件的，双方的兵力对比、地形条件，以及为了恢复政治均势而争取同盟的可能性，都会对该国产生影响。
我既指出了这种战争的危险性，又得出了如何应付这种危险的方法，那么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1] 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又译法兰西斯一世，法国国王，在意大利战争中最后败给了如日中天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编者注。
[2] 冈比西斯二世（？—公元前522），公元前525年率波斯军队入侵埃及，成为埃及统治者，建立埃及第二十七王朝（波斯第一王朝）——编者注。
[3] 大流士（？—公元前485），即大流士大帝，公元前521年—公元前485年任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君主——编者注。
[4] 马库斯·李锡尼·克拉苏（约公元前115—公元前53），古罗马军事家、政治家，公元前53年仓促发动了对安息帝国的战争，在卡莱战役中全军覆没，本人也死于征战中——编者注。
[5] 弗拉维乌斯·克劳狄乌斯·尤利安努斯（331—363），君士坦丁王朝的罗马皇帝——编者注。
[6] 本节所谈的是国家之间的战争，国内战争将在另一节中介绍——作者注。
[7] 杜木里埃（1739—1823），军人，曾积极推动法国对奥地利宣战并策划入侵低地国家——编者注。
[8] 米切尔·内伊（1769—1815），法国元帅，1808年6月6日，被封为埃尔欣根公爵。1815年滑铁卢失败后被捕，12月6日被判有罪，12月7日在卢森堡戈登附近被枪杀——编者注。
[9] 尼古拉·苏尔特（1769—1851），法国元帅，拿破仑手下名将之一，被认为是最出色的战术家之一——编者注。
[10] 后备役部队应该是根据政府号召参战的，身穿军服，完成自由人民承担的义务，能在国际法公约规定的范围内行动——作者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