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甲午战争（下）试读：
简介
中日甲午战争是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它以1894年7月25日（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到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关于这次战争有什么秘闻呢？
第一章 抗战中的港澳台
台湾民主国成立和台北沦陷
早在马关和谈期间，台湾人民已经感到了台湾地位之岌岌可危。马关第一次会谈是在三月二十日。三天后，日军便攻占了澎湖。日本此举，一则企图迫使清政府早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一则为割占台湾预作准备。三十日，双方签订的《停战条约》，明确规定台湾不在停战范围之内。此消息很快地便传到台湾，群情为之激愤，料到两国“停战，台湾独否，敌必以全力攻”。三十一日，署台湾巡抚唐景崧奏称：“停战，台不在列，洋行得信喧传，台民愤骇，谓：‘此停战，台独不停，是任倭以全力攻台。台民何辜，致遭歧视？’向臣及林绅维源（督办台湾团防）环问，谓：‘战则俱战，停则俱停。’众口怨咨，一时军民工商无不失望。义勇尤哗。”台湾人民既痛恨日本侵略者之觊觎台湾，又对朝廷之歧视台民感到愤懑失望。于是，如何保台的问题便严峻地摆在台湾人民的面前。
此时，台湾人民尚未获悉，割让台湾正是马关和谈的主要内容之一。三月二十四日马关第三次谈判时，伊藤博文提出：“我国之兵，现往攻台湾，不知台湾之民如何？”以试探李鸿章的口气。李则答曰：“贵大臣提及台湾，想遂有往踞之心，愿停战者，固此。但英国将不甘心。”于是，日本对清政府妄想依靠列强保台便摸到了底。
四月一日，日本提出的和约底稿第二款，即要求将台湾全岛及所属诸岛屿永远让与日本。在十日的第五次谈判中，伊藤大施恫吓手段，声称，“广岛有六十余只运船停泊，计有二万吨运载，今日已有数船出口，兵粮齐备”，若中国不肯相让，“当即遣兵至台湾”。十五日第六次谈判时，李鸿章打出台民反对割台这张牌，冀有一线之转机，对伊藤说：“我接台湾巡抚来电，闻将让台湾，台民鼓噪，誓不肯为日民。”然日本侵略者割取台湾的决策已定，李鸿章之争辩只能是徒费唇舌。因此。伊藤的回答很干脆：“听彼鼓噪，我自有法。”“中国一将治权让出，即是日本政府之责。”“我即派兵前往台湾，好在停战约章，台湾不在其内。”清政府终于向日本完全屈服。十七日，《马关条约》在马关春帆楼签字，其第二款规定中国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让与日本。台湾人民一直担心的事情竟然成为现实了。《马关条约》签字的当天，割台的消息便传到了台湾。“台人骤闻之，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清政府将台湾让与日本，不仅激起了台湾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慨，也引起了台湾官绅的极度不满，纷纷提出抗议。于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割台运动迅速在全台范围内兴起。
在这个运动中，前工部主事丘逢甲是最重要的领导者。
丘逢甲（一八六四——一九一二年），又名仓海，字仙根，号蛰山，又号仲阏，所著诗文常署南武山人或海东遗民。丘氏本为姜尚之后裔，周初封于营丘，因以丘为姓。战国以降，先祖迁徙不定。至南宋末年，二世祖从文天祥抗元，始定居广东嘉应州镇平县（今蕉岭县）。清乾隆年间，曾祖移家台湾，居于彰化县翁仔社。丘逢甲“幼负大志”，“毅然以天下为已任”。一八九九年，中进士，钦点工部主事虞衡司。但他无意仕途，告假还乡，主讲台中府衡文书院。日本挑起战争之初，丘逢甲以台湾孤悬海上，久为日本所垂涎，长叹曰：“天下自此多事矣！日人野心勃勃，久垂涎于此地，彼讵能恝然置之乎？”于是，他首倡组织义军，加强战备，以防范日军进攻。不久，唐景崧命其总办全台义勇事宜，“遴选头目，招集健儿，编伍在乡，不支公帑，有事择调，再给粮械”。一八九五年三月，丘逢甲正式组成一支义军，共十营。其中，丘逢甲自带诚字三营、靖字一营、捷字一营；其兄丘先甲分带信字三营；进士陈登元分统良字两营。当时，他奉命防守台北后路的南崁、后垅一线，颇寄希望于驻守台北战略要地的清军，认为“但使诸将协心，能与防地共存亡，倭寇虽凶，未必即能全占台省”。他相信，只要台北驻军能够守住，则台北后路的义军尽管力量单薄，也必能坚持到底。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朝廷竟然把台湾一省割给日本。
四月十八日，割台消息已经证实，丘逢甲上书抗议，质问朝廷：“和议割台，全台震骇。自闻警以来，台民慨输饷械，不顾身家，无负朝廷……何忍弃之？全台非澎湖之比，何至不能一战？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以上对祖宗，下对百姓。如倭酋来收台湾，台民惟有开仗！谨率全台绅民痛哭上陈。”适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台湾举人汪春源等，也联名上书清廷：“今者闻朝廷割弃台地以与倭人，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纵使倭人胁以兵力，而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势必勉强支持，至矢亡援绝数千百万生灵尽归糜烂而后已。”“夫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为皇上赤子，虽肝脑涂地而无所悔。今一旦委而弃之，是驱忠义之士以事寇雠，台民终不免一死，然而死有隐痛矣……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并警告说：“睹此全台惨痛情形，岂有不上廑圣虑？但以议者必谓统筹大局，则京畿为重，海疆为轻故耳。不知弃此数千百万生灵于仇雠之手，则天下人心必将瓦解，此后谁肯为皇上出力乎！大局必有不可问者，不止京畿已也。”他们的上书，表达了台湾人民誓死保台的决心。
四月十九日，唐景崧接总理衙门复电，略谓：“割台系万不得已之举。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又台湾孤悬海外，终久不能据守。”又言：“交割台湾，限两月，余限二十日。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此电传出后，台北立即鸣锣罢市，绅民拥入巡抚衙门，哭声震天。唐景崧鉴于台湾绅民强烈反对割台，迭奏电恳，两月之内电陈至二十余次之多。甚谓：“祖宗缔造之艰，史册俱在，传至二百余年，失自皇上之手，天下后世，谓皇上为何如君？他日更何以见祖宗于地下？臣为祖宗守土，惟有与台为存亡，不敢奉皇上之诏。”又谓：“弃地已不可，弃台地百数十万之人民为异类，天下恐从此解体，尚何恃以立国？且地有尽，敌欲无穷，他国若皆效尤，中国之地可胜割乎？”清廷以和议已有成说，悉置不答。
至是，台湾绅民皆知让台之事已无可挽回。于是，以丘逢甲为首的台湾绅民，连日会商固守之计。前驻法参赞陈季同提出“民政独立，遥奉正朔，拒敌人”之策。众皆认为：“万国公法有‘民不服某国，可自立民主’之条，全台生民百数十万，地方二千余里，自立有余。”这是自主保台之议的初步酝酿。
但是，当时一些官绅还幻想依靠欧洲各国来保住台湾。张之洞即力主“远交近攻”之策，“以重利求大国力助”。四月二十二日，他又致电唐景崧，提出“守口聘英将，巡海乞英船”的“庇英自立”之策，当天，唐景崧即与英国驻淡水领事金璋商谈，提出以台归英保护，请其将此请求转达于英国公使欧格讷。他还致电总理衙门称：“方今中外局势已成，非借西法联络各国无以自立。必先去找疑忌，且必有利与人，始肯助我。”四月二十七日，正式建议朝廷，将台湾归英国保护，“土地政令仍归中国，以金、煤两矿及茶、脑、磺三项口税酬之”。当然，这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因为此时英国政府已完全站在日本一边，俨然以盟国视之。金伯利即私下对加藤高明说：“英日两国，其利害关系颇为相同。今后日本必将加强其兵力，特别要努力加强海上之力量……极希望今后两国交往益加亲密，经常保持友谊。果真如此，一朝有事之际，亦可互为帮助。”正由于此，当龚照瑷于五月一日会见金伯利商请保台时，金伯利便“坚以办不到辞”之。又电令其驻日代理公使劳瑟向日本外务省辟谣：“近来有英国要占领台湾之谣传，此纯系无稽之谈。英国声明决无占领该岛之意，但此声明请勿登报。”后来，英国政府还将此事之内幕密告日本，并称：“清国已得悉贵国将要求占领台湾岛作为和平条件之一，而欲预先杜绝日本之要求”，“因而断然拒绝其提议”。
求英国不成，又转而求法国。起初龚照瑷的态度很乐观。五月一日，他致电唐景崧，告“法有保台澎不让倭意”。二日，又致电总理衙门说：“密商保台澎办法，现台湾吃紧，法已派人护商，先遣员晤台抚，面商机宜，有兵登岸。请电台抚晓谕地方勿警疑。”确实，法国有染指台澎之意，并拉拢西班牙与之联合。但此举遭到了德国的坚决反对。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竟代为日本出谋划策，以抵制法国。他对青木周藏说：“如法兰西或西班牙致送照会，可以明确答复，日本将决心占领台湾及澎湖岛。”由于德国的反对，法国占领台澎的图谋也就无法实现。四日，法国外交部长阿诺托对龚照瑗说：“保台一节，已联合西班牙、和（荷）兰，正在筹划，适闻中日新约批准，事势既定，动多掣肘，一切布置，徒费苦心。”借口条约批准而收回了原先的“保台”许诺。
台湾绅民一面运动各国援助，一面继续吁恳清廷设法挽回。
丘逢甲等写下血书，表示“誓不服倭”，并质问朝廷：皇太后、皇上及众廷臣，倘不乘此将割地一条删除，则是安心弃我台民。台民已矣，朝廷失人心，何以治天下。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忽行割地议，志士气为塞，刺血三上书，呼天不得宜。”即追忆此事而作。台湾绅民见运动英、法保台既无成效，呼吁清廷也无结果，不得已于五月十五日电总理衙门及各省大吏，其文曰：“台湾属倭，万民不服。迭请唐抚院代奏台民下情，而事难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惨曷极！伏查台湾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台民此举，无非恋戴皇清，图固守以待转机。”十六日，唐景崧亦电总理衙门称：台民“愿死守危区，为南洋屏蔽”，“此乃台民不服属倭，权能自主，其拒倭与中国无涉。”
这表明：台湾人民在“事难挽回”的情况下，决心要自主拒日保台了。
台湾绅民和唐景崧的呼吁恳请，不能不使清廷受到震动。先是，《马关条约》签订后，清廷迫于全国上下强烈反对，“连日纷纷章奏，谓台不可弃，几千万口交腾”，以及“台民誓不从倭，百方呼吁”，即曾电谕李鸿章“再行熟查情形”，“详筹挽回万一之法”。及览五月十六日“台民不服属倭，权能自主”之奏，当日又电谕李鸿章“台湾难交情形”，再次命其“熟筹办法”。十八日，李鸿章复奏，谓接伊藤博文电告，日本新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已于十七日起程赴台，而且“词意甚为决绝”。并恐吓道：“此处恐开衅端，并连累他处，务祈慎重筹办，大局之幸！”所谓“他处”，主要是指京畿和辽沈两处。清廷怕就怕重开衅端，危及京畿和辽沈。所以，李鸿章的恐吓非常有效，清廷也就死心塌地，再也不敢存一丝挽回之想，只要眼前能保持苟安也就心满意足了。于是，为了“免致日人借口”，清廷便一面电令唐景崧开缺“来京陛见”，“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内渡”，一面谕李鸿章饬令李经方迅速“前往商办”，以示“中国并无不愿交割之意”。
至此，台湾绅民终于完全绝望，“日集众会议，欲抗朝命”。五月二十一日，台湾在籍官员工部主事丘逢甲、候补道林朝栋、内阁中书教谕陈儒林等，在台北筹防局聚会。陈季同再申前议，于是自立民主之策乃定。遂铸金印一颗，文曰：“台湾民主国总统之印”，制长方形“蓝地黄虎”旗，“虎首内向，尾高首下”，以示臣服于中朝。丘逢甲等共议，推唐景崧为民主总统。二十四日，拟上民主总统印于唐景崧，以是日日舰来犯沪尾炮台而未果。
五月二十五日，台北绅民拥至巡抚衙门，由丘逢甲等捧送民主总统印及国旗。唐景崧朝服出，望阙九叩首，北面受任，大哭而入。于是，改年号为“永清”，寓永远隶于清朝之意。正式宣告台湾民主国成立。时人有诗云：“竞传唐俭是奇才，局面翻新自主裁。露布已令神鬼泣，玉书曾见凤麟来。”又云：“玉人镌印绶，戎仆制旗常。拥迎动郊野，宣耀照城阊。覆舟得援溺，黔首喜欲狂。”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成立民主国的振奋心情，以及当时集众献印旗的盛况和兴高采烈的动人场面。
台湾民主国成立后，主要做了三件事：
其一，将成立民主国之事布告中外，晓谕全台。台湾民主国成立的当天，唐景崧即致电总理衙门：“台民前望转机，未敢妄动，今已绝望，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遵奉正朔，遥作屏藩。俟事稍定，臣能脱身，即奔赴宫门，席藁请罪。”同时通电各省大吏，说明成立民主国之缘由。并发布告示，晓谕全台：“惟是台湾疆土，荷大清经营缔造二百余年，今须自立为国，感念列圣旧恩，仍应恭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台民亦张贴布告称：“今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改。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台湾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预。设以干戈从事，台民惟集万众御之，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因此槌胸泣血，万众一心，誓同死守。”这些台湾民主国的文献，反复说明的是一个意思，即在台湾成为“弃地”的情况下，台民“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御敌寇而保台。这乃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临时应变措施，把它说成是成立独立国家或搞独立运动，都是完全错误的。
其二，设置新的机构，并重新任命官员以补内渡官员之缺。台湾民主国总统下设三个衙门：改布政使司为内务衙门，以刑部主事俞明震主之，对外称内务大臣，其关防文曰“台湾承宣布政总理内务衙门关防”；改筹防局为外务衙门，以前驻法参赞副将陈季同主之，对外称外务大臣，其关防文曰“台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关防”；改全台营务处为军务衙门，以礼部主事李秉瑞主之，对外称军务大臣，其关防文曰“台湾军务衙门关防”。诸大臣对内称督办，“所有应办事宜，即着该衙门悉心核议，呈请抚台核夺。其余地方民事，仍由道、府、厅、县照旧办理。抚台于外洋各国称台湾民主国大总统，而于本省文武属员仍照衔相称。”台湾民主国之改官制，主要是迫于当时形势的需要，或改衙门的名称，或对外变换官员的职衔，并不意味着原先的封建衙门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在三个衙门之外，还设立了议院，并拟推举台湾首富太仆寺卿林维源为议长。但林维源并未就议长之职。据载：“设议院，集绅士为议员，众举林维源为议长，辞不就，余亦不出。唯拔贡陈云林、廪生洪文光、街董白其祥数人就职。”所谓议院只是一个空架子，仅有数名议员以撑门面，并未真正成立起来，更谈不上“立法机关”的作用了。再就是割台明文下达后，台湾的府、道、厅、县官员及将领大都内渡，民主国一成立，便立即任命新的官职以填补空缺。这样，台湾抗日的领导体系才得以维持，没有因大批官员内渡而趋于瓦解。并对其后台湾的反割台武装斗争起了组织保证的作用。
其三，建立清军与义军联合抗日的新体制。台湾原有的驻军甚少，仅二十余营。战争爆发后，巡抚邵友濂陆续招募新营。清廷又谕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南澳镇总兵刘永福酌带兵勇赴台。旧有新募各勇，“统计当在八十营之数”。唐景崧署台湾巡抚后，对编制义勇的工作甚为重视。他认为：“湘、淮勇丁到台不服水土，又虞吃紧之际，难于隔海招军，惟有就用台民之一法。”由于清政府饬令在台官员内渡，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台湾镇总兵万国本及统兵官廖得胜、余致廷等先后回到大陆，清军营救大为减少，义军的作用更为突出。民主国成立后，除由全台义军统领丘逢甲统十营义勇外，又任命吴汤兴为台湾府台军统领，统六营义勇。其后，刘永福檄简成功为义军统领，带十一营，协防台南。在当时来说，建立清军与义军的联合体制是一个创造，为台湾的反割台武装斗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台湾府的抗战
自新楚军在头份溃散后，余勇零星逃回台湾府城彰化。八月十八日，黎景嵩因积欠新楚军饷银二万余元，而府库告罄无可支给，又被败勇追索，无奈将新楚军交吴彭年兼统。从此，各军皆归黑旗军统属。时吴彭年正驻守大甲，前自台南所带两月之饷已用完，又兼领新楚军，款项更为支绌，而地方绅富或逃离或观望，兵饷实难筹集。吴汤兴以募敢死队，因粮饷不足，迄未集，亦无器械。幸赖群众热情支持，“城内外人民皆蒸饭到营，供给三餐”，各军才暂时得以维持。
八月二十二日，日本近卫师团开始进攻大甲。日军以步兵在前，马炮队随其后。前队败，则马炮队列横阵继进猛击，弹急如雨，攻势甚锐。吴彭年先避敌锋，伏兵于大甲溪，候日军至，突起猛击。日军败渡河，吴彭年麾军追之。日兵渡河及半，徐骧率义军一队自对岸林中出，向敌射击。日军背腹受敌，仓皇逃窜。此战毙敌五十余人，夺其袍械甚多。吴彭年收队时，道经海口，又见日军粮船数艘泊港内，便令七星队直扑敌船，戮运兵，水手略尽，夺其粮船。
八月二十三日，日军再次猛攻大甲。黑旗军福字先锋营当其冲，与敌相抵，徐骧等率众左右迂回，攻敌两腋。日军不支，开始退却。适在此时，忽闻后路大营陷敌，各军震骇，遂撤出阵地。此乃敌人所用釜底抽薪之诡计。原来，李维义虽在头份山之战中弃军奔逃，黎景嵩却仍然引为亲信，“介诸（刘）永福，率军为大甲溪后继。”敌人深知李维义畏葸怯战，便以重金收买汉奸，伪作日兵从间道往袭李营，李维义不战弃营而逃。前敌各军因后路为敌所断，被迫撤出，大甲溪遂被日军占领。
大甲失陷后，刘永福知日军必攻台湾府城，便令各军择彰化境内险要扼守。时吴彭年率黑旗七星队一营及新楚军四营驻彰化。另募新苗军两营，由吴汤兴统领，徐骧分统。吴彭年以可战之兵太少，电请刘永福增派援军。八月二十四日，闻日军占领台湾县城，驻彰化府县诸吏皆议弃城。吴彭年以此电告刘永福，复电曰，“兵来御之，死守无恐！”吴彭年叹日：“吾与台事毫无责守，区区寸心，实不忍以海疆重地，拱手让人。今刘帅谕我死守，诚知我也！”吴汤兴，徐骧也力主抵抗，谓：“不战而退，何颜见刘帮办乎？”吴彭年遂昼夜巡缉，决心死守。二十七日，刘永福所派黑旗七星队王得标、刘得胜、孔宪盈、李士炳四营及旱雷营孔搏一营，自台南抵彰化。这样，彰化守军兵力稍有增强，然总共也只有三千余人。
彰化城小，难防守，而城东八卦山可俯瞰全城，守山即足以守城，故八卦山为布防的重点。吴彭年分四营守八卦山：吴汤兴、徐骧所统新苗军两营；李土炳所带黑旗七星队一营；沈福山所带黑旗军亲兵队一营。黑旗军守备王德标、孔宪盈守中寮和茄冬脚。彰化知县罗树勋及其子云林知县罗汝泽，率防军营守大竹园、中庄仔一带。吴彭年则亲自驻守茄冬脚指挥。
日军前卫占领大甲的当天，近卫师团司令部亦到达大甲。八月二十五日，北白川能久亲王抵距彰化城仅十里的大肚街妈祖宫，命山根信成少将亲至大肚溪北岸侦察。是夜，山根派人泅渡大肚溪，接近黑旗军兵营，以观察动静；令炮兵队选择适宜的炮兵阵地，并亲率第一联队第二大队寻找涉渡地点，终在距黑旗军驻营约一千五百公尺的大肚溪上游，发现了一处水深仅一公尺左右的河段，适于大部队涉渡。二十六日，北白川率山根、参谋长鲛岛、师团参谋绪方、明石、河村、总督府参谋林、石井等十余人，乘马到大肚溪北岸崁仔脚附近，以就近侦察八卦山阵地。南岸守军发现，“榴弹飞落左恻，弹丸蹴立，沙土濆起，幕僚吃惊劝避。”北白川受轻伤，坐骑被击毙。
根据两天侦察的结果，北白川能久制定了周密的进攻方案，将师团兵力分为三部分：右翼队，以川村景明少将为司令官，率领步兵第一联队第一大队（缺两个中队）、步兵第二联队（缺第一大队）、炮兵联队（缺第二大队）以机关炮第一和第四中队；左翼队，以山根信成少将为司令官，率领步兵第三联队（缺第二大队）、步兵第四联队（缺第二大队）、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及炮兵第二大队；本队由北白川亲自指挥，包括步兵第一联队（缺第一大队本部及两个中队）及骑兵大队（缺两个小队）。
八月二十七日中午，北白川能久在大肚街师团司令部发布进攻命令。规定二十八日为进攻之期，各部队的分工是：“右翼队自午前五时三十分攻击正面之故，左翼队于明日黎明前从汴仔头上游约一千五百公尺之涉渡点过河，与右翼队配合，攻击敌军第一线，并以一部分兵力向八卦山炮台前进，本队的工兵大队在右翼队击退正面之敌后，在汴仔头架桥，其准备工作须于今日完成，并增派一百名军夫，帮助搜集架桥材料。”其意图是，置川村的右翼队于正面，实行牵制运动，而让山根的左翼队担任主攻，以优势兵力直逼八卦山炮台。
是日午夜，山根信成奉师团长训令，命步兵第四联队长内藤正明大佐率第一大队、炮兵第二大队（缺第四中队）及第一联队第二大队第七、第八两个中队，务于凌晨三时前渡河完毕；左翼队之其余部队，于凌晨二时三十分集合于大肚街以东露营地前方之田间。午夜之前，内藤召集各中队长布置有关涉渡事宜，然后按行军序列过河。此时，“黑云蔽天，四面寂寥，夜色沉沉，士卒衔枚，徒涉大肚溪急流。河水深及腰部，逝波如矢，终于偷渡成功。”过河后，内藤即率队过昔沙坑、柴梳金，宜趋八卦山东侧。
八月二十八日晨五时三十分，川村景明指挥右翼队的炮兵，开始炮击黑旗军的正面防线。这是日军发起总攻的信号。于是，内藤率各中队以全速向八卦山前进。继炮兵第二大队之后，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长千田贞干大尉率第七、第八两个中队，跑步向前，进逼八卦山。此时，山根信成率领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第五、第六两个中队。步兵第三联队第一大队，以及骑兵、炮兵和工兵，也已渡河完毕，即命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第五、第六中队及步兵第三联队第三中队，从南岸正面守军的东侧插进，包抄其后路。川村在命令炮兵进行炮击的同时，率右翼队涉渡大肚溪，攻击黑旗军之左翼。北白川能久则坐镇大肚溪北岸，观察战斗形势的发展。
六时许，内藤正明率部登上八卦山东面的一个山头。随后，千田贞干也率两个中队来到，立即向八卦山炮台前进。八卦山炮台“以石垒壁，有可容一营多兵力的兵营，设置重炮一门，山炮一门及后装炮二门，并有军械、弹药库，惟对后路未曾设防。”炮台守军见日军来攻，即发炮抗御。日军左翼队在山根信成的指挥下，步炮协同作战，以猛烈炮火掩护步兵攻山。日军以六个中队的兵力，从东、西、南三个方面向八卦山炮台发起冲锋。吴汤兴手持短铳，足登草履，帕首束腰，往来指挥，大呼杀贼。徐骧也麾军力战。然日军炮火炽烈，势不能支。李士炳、沈福山先后阵亡。吴汤兴决心与敌死战，不幸中弹仆地，鲜血洒于八卦山巅。对于吴汤兴之死，有人赞之曰：“汤兴固好男儿，不臣倭，不屈节，执戈制梃，授命疆场，其心嚼然而不滓，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吴汤兴牺牲后，八卦山守军亦伤亡殆尽，且弹药告罄，徐骧率余部二十人走后山，突围而出。日军遂登八卦山。时为上午七时十分。
此时，中路的战斗也已结束。罗树勋、罗汝泽父子出南门，匿乡间，数日后至鹿港渡闽。知府黎景嵩见状，亦偕李维义奔鹿港，又循海至台南。
唯独西路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先是，川村景明率日军右翼队过大肚溪，经国姓井向中寮、茄冬脚前进。王德标“跃出队御之，势猛甚。黑旗七星队从之。日军多死伤，不能前。”孔宪盈亦在茄冬脚力战，与日军相持。吴彭年正在督战，见八卦山已竖日旗，便勒马率军回救。至南坛巷，亲率黑旗七星队三百人夺山。日军猛放排炮，七星队伤亡甚众，难以向前。左右掖而奔，吴彭年厉声斥之，乃止。而山上敌弹密如雨落，吴彭年身中数弹，犹奋力向前，终不支仆地，壮烈殉国。有诗人作《哀季子歌》，云：“巨炮雷轰力劈山，榴弹雨下响甸甸，身中数枪靡完体，据鞍转战莫敢撄。血溅衣襟溘然逝，凛凛面色犹如生……人居世上谁无死？泰山鸿毛权重轻。”对吴彭年的爱国精神及其牺牲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甚至认为：“公故不顾成败利钝，效死弗去，直欲以身报国，不敢畏缩不前。卒至身中数枪，与马同阵亡。古之忠臣烈士，何以加此哉？”这个评价并不是过分的。
吴彭年牺牲后，王德标还在与敌拚战，他“身被数创，望敌兵坚立不退，麾军截击不少挫。而回顾八卦山火起，炮声如雷，探哨报彰化失矣，左右强挟之行。”王德标可以称得上黑旗军勇将中的一位代表。
日军既占八卦山，遂分兵从东、南、北三门入城。日军进城后，即满城搜索，“路逢人则杀之”。日人自己承认：“彰化城内，尸体到处可见。”据日本宪兵队调查，仅在街面上，即发现“尸体二百五十余具”。当然，这只是被杀者的一部分，是一个被大大缩小了的数字。
上午十时，北白川能久亲登八卦山炮台，俯瞰台湾府城，遥望尚在刘永福黑旗军守卫下的台南，不禁得意洋洋，决心乘胜南进。并赋《帅师将向台南有作》诗，有“旭光将被台南地，歼彼渠魁安万生”之句。他当即在炮台上发布命令，以川村景明率右翼队迅速占领鹿港，骑兵大队长涩谷在明大佐率骑兵向嘉义前进，由刚晋级为步兵少佐的千田贞干率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为之后援。但是，经过整整三个月的作战，近卫师团伤亡及患病者人数迅增，据九月份统计，仅患霍乱、痢疾、脚气等病的官兵即达四千二百七十四人，占近卫师团作战人员编制一万四千五百六十九名的三分之一弱。有文献记载；“彰城设野战医院，初止患者二百余人，后数日疫症流行，忽千余人。患者（多在）市内铺户，病人呻吟。至九月中旬，病势益烈，师团中健者约五分之一。山根少将、中冈大佐、绪方参谋及其他将校多入鬼籍。行军困难，于此可见一斑。”日人为之作诔文曰：“出征不归，客死千里。待彼门者，茕茕无倚，涉彼岵者，瞻望长跂。痛恨深憾，哀莫穷已！”词意缠绵凄怆，怨天恨地，殊不知这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而造成的人间悲剧。
日军登陆澳底与台北弃守
当台民酝酿自主之际，日本也在做割占台湾的准备。五月十日，即烟台换约的第三天，日本政府便将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晋升为大将，任命他为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官，以便使割占台湾迅速成为既成事实。
清廷派李经方赴台交割。五月三十日，李经方带道员马建忠、顾问科士达等，乘德国商轮公义号由上海启航，于六月一日抵台湾海面。二日下午二时，日本政府所派台湾民政局长水野遵至公义号，与李经方商定台湾交割文据。当天深夜，将文据缮成中文和日文两份，先由桦山资纪署名盖章，然后交于李经方，就算交割完毕。
形式上的交割台湾，只是为日本对台湾的军事占领提供一个所谓合法的依据罢了。其实，早在交割的四天前，日军已经开始了对台湾的进攻。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军舰先向基隆的金包里猛烈炮击，作欲登陆状，以牵制清军的兵力，然后从基隆以东五十里的澳底登陆。于是，台湾武装抗日斗争的帷幕便正式拉开了。
日军进攻台湾的部队有两支：一是总督府直属部队，由台湾总督桦山资纪海军大将亲自指挥，包括臼炮中队、要塞炮中队、后备步兵第四联队、临时台湾铁道队等，计将校二百二十八人，士卒六千四百九十四人，役夫五千六百三十六人，乘马一千八百七十二匹；一是近卫师团，由近卫师团长陆军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指挥，下辖近卫步兵第一旅团（旅团长川村景明少将）、近卫步兵第二旅团（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及骑兵大队、炮兵联队、工兵大队等，计将校三百六十人，士卒一万四千二百零九人，役夫七百人，乘马、驮马、挽马三千四百五十二匹。近卫师团先驻金州，于五月十五日奉命移至营城子，又转旅顺。二十二日，北白川率部乘十四艘舰船由旅顺出发，于二十六日黄昏时驶至琉球中城湾。桦山资纪一行于二十四日乘横滨丸自宇品起航，于二十七日上午也抵琉球中城湾，与北白川的近卫师团会合。桦山即命令近卫师团进兵台湾，“若遇顽民抗拒，即迅速扫荡，严惩不贷”。当日中午，各舰船启锚驶向台湾。
五月二十八日傍晚，桦山资纪乘横滨丸驶近淡水海面。提前出发的高千穗、浪速、八重山三舰先已到达此处。据高千穗等舰报告，岸上清军进行抗御，在淡水登陆颇为不利。于是，桦山决定在三貂角附近海湾登陆。横滨丸于二十九日晨六时驶离淡水，至基隆海面后，又与停泊该处的萨摩丸等十一艘运兵船东航，以松岛舰为先导，于下午一时抵三貂角湾，并着手进行登陆准备。日军以澳底为登陆地点，由姬路、佐仓、丰桥三船所载之近卫步兵第一旅团第二联队先行登陆，第一中队为先头部队。澳底港深，可泊巨轮，而清军却视为荒僻之地，仅以总兵曾照喜统带两营驻守。曾军两营皆系新募，“成军甫三日，遇敌不敢战”。下午三时半，日军先头部队开始上岸。双方才交火，曾军死四人，即向西越山而逃。日军一鼓登陆，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澳底。当夜，日军便在澳底宿营。
五月三十日黎明，日军以近卫步兵第一旅团为前卫，向西进犯。澳底西北去基隆五十里，沿途重峦迭嶂，山势险峻，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通，崎岖难行，三貂岭为必经之路。日军炮队只得“将炮身和炮车分解，由土兵分别肩扛”。“驮马由于过度疲劳，或倒卧中途，或坠落涧底，军需均靠人肩运送。”甚至士兵也有“误从悬崖坠落”者。沿途人民都拒绝与敌人合作。日军强令群众搬运物资，并向他们征收粮物，皆“倔强不肯从命。以土人做民夫，中途逃亡者甚众，无奈系绳于其腰间，由士兵监督，鞭打使役。”当询问道路时，多回答“不知”。“欲以小惠结其欢心，反招其轻侮，故不能恩威并行，宁可以威势使之屈服。”日军到达顶双溪后，继续向三貂岭行进。该岭最险峻，却无防兵把守，日军遂不战而占领三貂岭。
唐景崧闻警，命弁目吴国华率粤勇七百人守三貂岭。吴国华新自广东来，仓卒部署，诸事不齐备，干五月三十日上午始率四百人先行，而三貂岭已为敌所据。同一天，唐景崧复命营官胡连胜、且调顶石角营官陈国柱、金包里营官记名提督陈得胜、狮球岭营官知县包干臣等，各率粤勇数百人赴敌，皆称统领，无所系属。三十一日晨，始命刑部主事、督办全台营务处俞明震，亲赴前敌督战，兼料理饷械、电报事宜，并拨亲兵六十人，派委员三人、武弁六人随往。俞明震乘火车至基隆，住记名提督张兆连大营。是日下午，吴国华军至小楚坑，与日军探骑遇，遽开枪，毙敌一人，余敌反奔。吴国华见日军人数甚少，从而追之。适在此时，俞明震遣包干臣率三百人前来助战。包干臣至小楚坑，见路旁敌尸，遂割取首级。吴国华闻报大怒，撤队下岭。包、吴俱还基隆，俞明震诘以：奉何人令撤兵。吴国华自惭，复拔队赴前敌。包干臣以得敌人首级为护符，“竟以大捷斩首无算，赴省城献功。”
六月一日，日军前卫司令官川村景明率近卫步兵第二联队（缺第四、第八中队），宿营于三貂岭之巅。二日拂晓，日军自三貂岭宿营地出发，向瑞芳前进。上午七时五十分，日军便向瑞芳发起了进攻。
先是六月一日拂晓，广东守备刘燕率炮勇三十人运格林炮五门至，俞明震急命运至前敌。刘燕以瑞芳西面高地为阵地，列炮扼守。俞明震亦率亲兵六十人赴前敌督战，拟凭刘燕炮队以固守。二日晨，张兆连决定进战，吹角列队。即在此时，日军大队已开始进攻。双方遂展开了激战。清兵或“隐于村落的土墙后”，或“潜于茂密树林之间，巧妙地利用地物猛烈射击”。据日方记载：“敌人的抵抗意外顽强，或仅仅以数十名前来逆袭，或单独潜伏房屋竹丛中，待我通过后加以狙击……我方死伤较多。”在激战中，提督张兆连重伤，记名提督陈得胜战死，余众不支。日军遂两路包围清军炮兵阵地，刘燕督兵抗御，死伤甚众。俞明震率亲兵助战，亦被弹片击伤，被部下抬至狮球岭。瑞芳遂陷。在此战中，日军死伤十九名。第二联队长阱并重季大佐被枪弹洞穿军服，侥幸地保存了性命。清军则有三十余名战死，三十余名被俘。
六月三日晨六时，日本近卫师团又由瑞芳宿营地出发，向基隆进犯。进攻前，北白川能久将部队分为三部：以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及工兵一小队为前卫，沿大道向基隆前进；步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缺两个中队）为右翼，继前卫之后，向八斗方向前进，护卫师团之右侧；步兵第二联队第七中队为左翼，在瑞芳附近通向暖暖街的道路上扼守，护卫师团之左侧。上午十时半，日军前卫与清军二百余名遭遇，清军略事抵抗后退走。不久，日舰从海上开始向基隆炮击。正中午时，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川村景明指挥八个中队向基隆市街发起猛攻。至下午一时许，忽然阴云密布，大两倾盆，云雾之中咫尺难辨，日兵浑身淋透，行进困难。双方相持五个小时。直至下午五时，日军始突入市街。于是，清军便与敌人展开了巷战。他们有的持刀剑击杀敌人，有的从民房窗内向敌狙击，直到最后战死。日军在进攻基隆的战斗中，伤亡三十一人。
在进攻基隆的同时，日军又向狮球岭发动了攻击。狮球岭在基隆市街西北，扼基隆去台北通路，故岭防实为省会之关键；八堵适在其后，当狮球岭之冲。日军欲攻台北，此为必由之路。本来，狮球岭由道员林朝栋率栋字十营驻守。林为抗法名将，曾随刘铭传据此抗法，战功卓著，“所部将土皆前随征之人，地势险要甚悉”，“且训练有法，颇负时望”。他因与张兆连不和，被唐景崧调往台中。时台北绅土十余人皆建议调林回，“以守为战，事犹可为”。唐景崧虽电令林朝栋回援，然远水不救近火，只得于是日中午先派中军副将黄翼德率护卫营往扎八堵。黄翼德为人狡诈，至八堵即回，诡言：“狮球岭已失，大雨不能扎营，且敌悬六十万金购总统（唐景崧）头，故趋火车急驰回城，防内乱。”唐景崧知其欺罔，而不敢诘问。于是，防守狮球岭的兵力仅知县胡友胜的粤勇四营，实际上已经成为孤军。尽管如此，胡友胜仍督军苦战，坚守不退。一个日本随军记者写道：“我军虽集中射击，而守军却巍然不动。风雨愈急，日近黄昏，枪炮声与风雨声相合，相当凄厉可怕，真不知何时才能攻占！我军再合力攻击，而炮垒后面仅有险峻之栈道相通，前面亦仅可攀，难以发起冲锋。在炮垒与市街之间，是水田与竹丛，且相距甚远，我军架设在炮垒下面的一门山炮亦不能奏效。”日军占领基隆市街后，四面包围了狮球岭。战至下午六时，狮球岭终被日军攻陷。
狮球岭既失，省城外围险要尽失，台北危在旦夕。但日军一时尚不明台北情况。又由于日军占领基隆后，有两名清军士兵将火药库点燃爆炸，炸死日军军官一人、士兵二十人，炸伤军曹一人、士兵二十余人及夫役等一百余人，其中重伤十七人。同时，港内的水雷尚待扫除。所以，日军未敢冒然立即西犯。六月四日，比志岛义辉率混成支队主力分乘丰桥丸和佐仓丸，由澎湖抵基隆，以增援近卫师团。日本政府所派台湾民政局长水野遵也来到基隆，以便着手筹组殖民机构。
是日黎明，雨稍歇，台北市街寂然，异常平静。俞明震等见唐景崧，力劝其退守新竹，与林朝栋、刘永福二军联合，以图再举。唐景崧不应。俞明震知事已不可为，退后书密函呈唐曰：“天不佑中国，无可奈何，公心迹可告无罪。惟计不退守新竹，公宜自为计，不可贻笑天下。”实劝唐离台勿落敌手也。是夜，前敌溃兵入城，台北大乱。未几，巡抚衙门院内火起，唐景崧由抚署后门出，匿于德国洋行。既而微行至沪尾，两天后乘德船鸭打号内渡厦门。
六月六日，台北艋甲绅士李秉钧、吴联元、陈舜臣等议迎日军，往商大稻埕李春生，共拟请日军进兵台北的公呈，然无人敢前去递送。有杂货商人辜显荣自告奋勇赴基隆，由水野遵接见。日方因不明台北情况，对此将信将疑。随后，台北基隆间电话线修通，日军突接台北电信局洋员汉森来电：“台北非常混乱……台北之道路已向贵军队全部开放，未留一兵一卒。在本府之文武官亦皆已逃走。”又电称：“深盼总督阁下迅急来此。”方知辜显荣所报是实。恰在此时，美国《纽约先驱报》记者达菲德逊、英商汤姆逊及德商奥利亦来日营，自称代表台北外侨请日军从速开赴台北。
于是，日军遂决定立即进兵。当日下午七时，日军前锋即由水返脚出发，向台北急进。七日凌晨一时，日军抵台北城东北的练兵场。拂晓，迫近台北北门，遂攀城墙而登，驱散少数守城的清兵，将台北城占领。九日，日军占领沪尾要塞。十一日，北白川能久以混成支队守备基隆，自率近卫师团司令部进驻台北。据时人记载：“日大队至，至则占民房，掠鸡牛，搜军器。民之移家者，担簦蹑屣，扶老携幼，累重载舟，纷纷蔽海而浮。妓女、丐妇亦有去者。风云惨淡，日暮则道路无人。有闻扣户声，则阖室皇皇，相惊以番兵来矣。其骇异之情如此！”十五日，桦山资纪亦率幕僚自淡水乘火车抵台北。
自日军进攻基隆之前，清廷即以“现在和约既定，而台民不服，据为岛国，自己无从过问”为由，命令东南沿海各省督抚“饬查各海口究竟有无私运军械勇丁之事，设法禁止，免滋口实。”这给台湾的反割台武装斗争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时驻守台北后路的总兵余清胜，竟主动地致书日军头目，称：“体我皇上媾信修和睦之至意，何敢抗违，亦不敢有观望。”并表示要“听命行之”。遂率所部五营投敌。此时，台北后路仅余丘逢甲一支义军，势难支撑，遂退往台中。后日军以台湾民主国为丘逢甲所首倡，“嫉之甚，严索之”。于是，丘逢甲辗转离台内渡。临行前，他写下了抒发满腔悲愤的《离台诗》六首，内有“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卷土重来未可知……海上谁来建义旗”诸句，仍然对台湾之回归祖国寄予了无限的期望。
日军仅用两周的时间便占领了台北府的大部分地区。桦山资纪抵台北后，即发布告示。表示要坚决镇压抵抗者，内称：“倘若有顽冥不悟，潜伏所在，为害闾阎者，一经查出，即加诛戮。若或有各地居民藏匿败兵，不告诉官府者，家主与败兵同罪，按律重办。”桦山企图甩残酷镇压的手段来阻止台湾人民的反抗，当然只是痴心妄想，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
六月十七日，桦山资纪在台北主持所谓“始政典礼”，宣布台湾总督府正式成立。后来，日本政府便视此日为其在台湾殖民统治的开始，订为“始政纪念日”。
第二章 新竹争夺战
新竹争夺战
侵台日军占领台北后，便急不可待地要拿下新竹，以便打开南侵的通路。
新竹原名竹堑，清初隶诸罗（嘉义旧名），一七二三年划入彰化，设淡水同知，稽查北路。一七三一年，又以大甲溪以北之刑名钱谷专归淡水同知管理，而犹驻彰化。一七五五年，始移治竹堑。及一八七八年，台北设府，裁同知。一八七九年，设新竹县，与淡水县分治。一八八八年，台湾建省后，又将新竹分为二县：划中港以南为苗栗，隶台湾府；以北为新竹，仍隶台北府。县城以砖石筑成，高约三丈，宽丈余，有东、西、南、北四门。城内店肆林立，市面繁华，有居民近两千户，为台湾北部仅次于台北的大城市。新竹、苗栗二县境内多为闽、粤移民，有习武之风。台北陷敌后，各乡皆起兵自卫。是时，各地义军蜂起，揭竿以抗。日军所到之处，几乎步步都遇到强烈的抵抗，“村妇助磨刀，耕农自裹粮”的全民抗敌情形到处可见。日本侵略军面对如此局面，曾为之哀叹：“举凡新竹、台北间一带土地，若说它山河草木全是土匪，也未为不可。”
新竹本无防营驻守。先是台北失陷之前，栋军防军营傅德升、栋右营谢天德为前锋，自彰化北上，以援台北。傅、谢二营抵新竹后，知县王国瑞令守备新竹。此时，苗栗铜锣湾生员吴汤兴、苗栗头份塾师徐骧、原丘逢甲义军诚字正前营邱国霖、苗栗生员吴镇洸等，皆率义勇至新竹城，冀复台北。前台湾镇总兵吴光亮一营及提督首茂林、傅宏禧二营，亦来会合。是时，各路队伍大集，无不同仇敌忾，士气颇振。
吴汤兴（一八六〇-—一八九五年），字绍文，原籍为广东嘉应州镇平县高思乡。父汤悦来，原配丘氏，为丘逢甲之远亲。后汤悦来只身到台湾谋生，入赘于苗栗街附近的樟树庄吴家为婿。不久，迁于铜锣湾定居。吴汤兴即其长子，平时“读书力田，负坚毅之气，冒危难，不稍顾”，“以义侠闻里中”。中秀才后，以家境窘困，设教乡里，以维持生计。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军节节败绩，敌寇深入国土，并派军舰南窥台澎。他在悲愤之余，命笔题诗曰：“闻道神龙片甲残，海天北望泪潸潸。书生杀敌浑无事，愿与倭儿战一番！”其忠义奋发的爱国之情，跃然纸上。吴汤兴与丘逢甲，既沾亲带故，更义气相投。清廷割让台湾后，吴汤兴誓抗朝命，经丘逢甲举荐，由唐景崧颁给台湾府义军统领关防。他回乡后，即号召乡人抗日保台，乡人“咸不愿属倭，听其言无不悦，则各搜器械，具饍粮备应用”。当地生员邱国霖、吴镇洸皆出面臂助。台北失陷的消息传到苗栗后，吴汤兴即率队北上，以期规复台北。六月十日，吴汤兴抵新竹城外，各路义军及清军诸营“不期而会者万人，遍山漫野”。于是，众推吴汤兴为抗日义军首将。
六月十一日，即日本近卫师团集结于台北的当天。吴汤兴集众列营，祭旗誓师。是日，“设大鼓一面，筑三丈高架挂之，旗帜整齐，立约法数章，有事则击鼓，各庄闻鼓音即齐集公所，并约众接济粮食费用。”吴汤兴望北而誓，表必死之决心曰：“是吾等效命之秋也！”众皆感奋，愿誓死抗敌。十二日，吴汤兴发布告示，揭露敌人罪行，表示抗敌决心，并申明纪律，号召人民投入抗日斗争。其布告曰：“照得本统（领）愚昧无知，谬蒙前抚宪唐委统全台义民，事繁责重，蚊负堪虞。惟当此台北已陷于倭夷，土地人民皆遭荼毒。闻倭奴占据后，则田园要税，房屋要税，人身要税，甚而鸡犬牛猪无不要税。且被发左衽，凿齿雕题，异服异言，何能甘居宇下？本统领恻然不忍，志切救民，故不惮夙夜勤劳，倡率义民义士，以图匡复，以济时艰。尔等践土食毛，尽属天朝赤子，须知义之所在，誓不向夷。尚祈各庄各户，立率精壮子弟，须修枪炮戈矛，速来听点，约期剿办倭奴。本统领开诚布公，甘苦共与，断不敢妄自尊大，但军令宜严，方能杀敌致果。并望众志戮力同心，一团和气，不可互相戕杀，不可挟衅寻仇，并不可观望不前。各安各业；如有倚强欺弱，妄杀无辜，或肆行掳掠，纠党劫财，定按军法严办，决不姑宽。合行晓谕，为此示仰各庄义民等，一体遵照毋违。特示！”
当天，吴汤兴便率部由新竹沿铁路线北上，以截击南来之日军。因吴汤兴义军皆来自新竹、苗栗二县，故有新苗军之称。由于人民群众广泛地组织起来，台湾的抗日斗争便开始了新的局面。
北白川能久于六月十一日到达台北后，即命令近卫步兵第二联队第四中队侦察新竹方面的情形。十二日黎明，这支日军沿铁路线南下，经桃仔园至中坜。日军在中坜强征台民为夫役，为之运送辎重。十三日，继续向南侦察。十四日，进至头亭溪，发现在中坜所征夫役已全部逃走，想再征募，却无人应差，于是强捉三名村民为之服役。当天下午，行抵大湖口东北十八里的崩坡。该村“家家闭门锁户，只影不见”。日军不敢停留，一面派飞骑进驻中坜，以为侦察队之后援，一面向南继进，至大湖口火车站前扎营。此时，日军始发现与后方的联系已被吴汤兴切断。义军向日军步步逼近，从四面八方猛烈发射。不巧此时忽降大雨，义军始停止射击。雨停后，义军又开始进攻，日军被迫死守营地。此夜，日军传令骑兵拟突围北上向师团报告情况，但遭到义军截击，只好返回宿营地。十五日，日军又派出几起传令骑兵，皆被堵回。在此日的战斗中，日军“惟发排枪，弹如雨下，鲜命中。吴军多山民，善狙击，弹无虚发，日军仆者相续。”十六日凌晨一时，日军趁义军进攻暂停之机向北突围，奔至中坜，始得与第三中队会合。
北白川能久闻第四中队逃回，又命近卫步兵第二联队长阪井重季大佐为支队长，率步兵第二联队、骑兵一小队、野战炮兵第一中队和机关炮第四队（各四门炮），再次南侵。六月十九日凌晨三时，阪井支队在台北府城北门外集结，于当天过海山口到桃仔园。二十日，抵中坜。是夜，阪井接侦察骑兵报告：“大湖口西南高地有身着当地居民服装之守兵”。随即下达进攻命令：
一，支队于二十一日沿铁道向大湖口前进。
二、前卫于午前五时自集合地出发，向大湖口西南高地进发，对凤山、新车及古车方向实行搜索。
三、支队主力于午前五时十五分自集合地出发，在杨梅坜的一个中队为搜索骑兵行动，其他中队待主力到达后进入序列。
六月二十一日晨六时，日军前队进至杨梅坜，与部分义军遭遇。义军“占据有利地形，鸣锣击鼓，吹笛奏笙，顽强地进行抵抗。”日军依仗武器精良，用山炮向义军猛轰，迫使义军后退。下午三时，阪井支队进至大湖口车站，义军的抵抗更加猛烈，据日方记载：“位于停车场右方海岸上的村落里有兵营，第一中队第三小队向兵营逼近射击，虽然数次发起冲锋，但敌军据垒壁顽强抵抗，我军不易攻占。第二中队第一小队向前助攻，炮兵亦前往支援，直至次日晨仍未攻陷。”先是，阪井重季抵大湖口后，估计对大湖口附近之义军不难一举驱散，因有如下之命令：
一、敌军出没于我前哨线前方约一千七八百公尺处，支队于二十二日向新竹县前进，沿铁路东南山上的道路前进。
二、搜索骑兵于午前四时三十分自宿营地出发，对新竹县方面实行搜索。
三、前卫于午前四时四十分自宿营地出发，向新竹县前进，对新车和古车方向实行搜索。
四、支队主力于午前四时四十分自宿营地出发。
今见义军据点久攻不克，只好下令停止进攻，仍按昨日的命令进攻新竹。
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时，阪井支队进至新竹城下，以机关炮队发炮掩护，步兵发起冲锋。吴汤兴义军“非素练，又苦饷械不继，新竹巨室复观望不供应”，仍奋力抵抗，毙伤敌人十四名。然义军终于抵不住日军的猛烈轰击，牺牲五十余人，为避免过多的伤亡，暂时撤出城外。十一时四十五分，日兵攀城墙而入，打开城门，大队拥进城内。在此以前，新竹知县王国瑞及提督首茂林二营已弃城内渡。新竹遂陷。
新竹日军出击与苗栗失守
日军自暂时放弃“南征”计划后，重新制定了一个扫荡台北新竹间抗日义军的计划。这个计划分两期实施：第一期，清剿台北至大嵙崁和中坜的义军；第二期，驱除和追击大嵙崁至新竹间铁路线右侧的义军，并向新竹以南进兵。到七月下旬，日军基本上实现了第一期作战的目的，便决定实施第二期作战计划了。
为了实施第二期作战计划，日军各支队于七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皆返回集合地，补充粮食和弹药，作进攻抗日军的准备。
七月二十九日，近卫师团司令部自台北出发，沿铁路之兵站线南进。晨六时，北白川能久出北门，总督桦山资纪、民政局长官水野遵、陆军局长官大岛久直等皆至北门外，为其送行。近卫师团司令部，包括步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本部（又称松原大队，以第二大队长松原晙三郎少佐为司令官）和两个中队、骑兵大队本部和第一中队（缺一个小队）、炮兵联队本部和第一大队（缺一个中队）、工兵大队本部和第一中队（已在桃仔园，缺一个小队）、机关炮第三队和第四队（已在海山口），及独立野战电信队。上午八时，近卫师团本队抵海山口。
是日，内藤支队自海山口出发，为右侧队，沿铁路线右侧前进。内藤支队，包括步兵第四联队本部和第二大队、骑兵第二中队（缺两个小队）、炮兵第二大队本部和第三中队，及工兵第二中队的一个小队，由步兵第四联队长内藤正明大佐任司令官。
七月三十日，近卫师团司令部和松原支队抵中坜。
七月三十一日，山根支队自大嵙崁出发，为左侧队，向新埔前进。山根支队，包括步兵第三联队本队和一个大队、步兵第四联队第四中队、骑兵第二中队之一个小队及炮兵第四中队，由步兵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任司令官。山相信成率队先向龙潭陂行，于铜锣寨附近露营。内藤支队到中坜。北白川能久因患痢疾，不能骑马，改乘火车于当天抵新竹。
八月一日，近卫师团司令部和松原支队到大湖口。二日，山根支队和内藤支队占领新埔。三日，内藤支队将骑兵和炮兵留给停留于新埔的山根支队，余部与师团司令部和松原支队一起进入新竹。
日军之此番南进，采取“烧光杀光”的政策，见房屋即烧，见不服或反抗的群众即杀。据日军自供：“我军所到之处，烧光家屋，逐杀敌兵，集结于新竹县。”然而，日军在行军途中，也处处遭到义军的狙击，损兵折卒，减员不少。
日本近卫师团集结新竹后，一面派出前哨，加强戒备，一面积极进行出击的准备。
但在此时，抗日军内部却矛盾重重，纠纷不断。先是，台湾府知府黎景嵩，自攻新竹之后，互有胜负，不愿请黑旗军北上。台中绅民力请于台南，刘永福拟“自备粮饷两个月，以后欲就台中支给，绅富不敢答应”。而苗粟县知县李烇又以筹饷事与新苗军发生纠纷，攻击吴汤兴“徒博虚名，全无实际”，并请收其统领关防。吴汤兴备文申辩，“指李烇短处，请派员代换”。黎景嵩不能决，乃令苗栗诸绅为之调解。于是，两造俱禀台南帮办军务刘永福，回电云：“俟派吴彭年到地查明情节核办。”是为黑旗军参战之始。
吴彭年（一八五七——一八九五年），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年十八，“为诸生，工诗文，赋气豪迈，欲追傅介子、班定远之志。”后流寓广东，定居于广州府顺德县。一八九五年四月，以县丞赴任台北。适《马关条约》签订，清廷割台湾与日本，因滞留台南。刘永福闻其才，延为幕客，任记室，掌管地方文卷，并参赞军务。当此时，戎马倥偬，军书旁午，批答公文，多出其手。刘永福以其“韬钤谙熟，胆略过人，甚器重之”。倚为左右手。新竹失陷后，台湾道陈文騄拟内渡回籍，适道员易顺鼎自南京至，刘永福命吴彭年致书，请其暂署台湾道。易顺鼎以未奉朝命辞之，但提出：“闻倭氛已逼台中，愿统一军往援，兼谋恢复台北。”刘永福采纳此议，即命易顺鼎统领福军先锋左营、镇海中军副营、道标卫队营，以吴彭年为营务处。吴彭年爱国心切，希望早日规复台北，欣然愿往。
易、吴二人商酌，拟克日挥军北上，开往彰化，会合台中诸军，联络台北各庄义首，进扼大甲溪南，然后传檄台北，共图恢复。然而，黎景嵩来电，“报言台中寓民尽去，无饷可筹”。其意盖在阻止黑旗军北上赴敌也。吴彭年遂未能成行。直至七月中旬，为调和苗栗县和新苗军的矛盾，刘永福才决心派黑旗军北上，以吴彭年为统领，副将李维义副之。
七月十九日，吴彭年抵彰化。台中人民如望云霓，欢呼雀跃，阖城出迎，为之空巷。观其“胆略不凡，有儒将凤，军令严肃”，咸以为恢复有望，士气为之一振。然而，吴彭年所统黑旗北援军太单，只有七百人，难御大敌。更为令人担忧者，是黑旗军内部也有不和的苗头。“副统领李维义职居副将，官阶甚高，降之为副，心怀不平。”因此，事事掣肘，专与吴彭年为难。黎景嵩则趁机拉拢之，使为己用。据时人称，“黎府有顾盼自雄之意，尝云新竹破，即欲称为民主（总统），有轻视刘（永福）之意。”然“又欲赖黑旗之威以克敌，故将吴彭年副带李维义诱为新楚军统领，以接杨载云之任”。李维义接任新楚军统领之后，便分带黑旗兵三百余而去。黎景嵩的挑拨破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其一，既排斥了吴彭年的领导作用，又分其所统部队之半，使其更加力单势孤，在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难以有所作为。其二，由于未能及时解决苗栗县与新苗军的矛盾，吴汤兴“乏饷以备器械、募壮土”，虽军情万急而无力筹战守。其三，撤杨载云新楚军统领之任，更是铸成大错。他本是一位智勇双全的战将，两月间出队十余次，颇有斩杀。“杨统领之名大震于中路，敌人闻之，皆有惧心。”象这样屡挫敌锋的得力将领竟被无端撤职，台湾府战局的发展也就不难预测了。
台中文武内讧不已之日，正是敌寇集结新竹之时。八月八日，从基隆登岸的日军第二师团混成第四旅团，在伏见贞爱亲王的率领下进入台北城。这样，不仅侵台日军的力量更为增强，而且使集中于新竹的近卫师团完全解除了后顾之忧。当日，桦山资纪又派吉野、秋津洲二舰自淡水启航，开到香山、中港海面。于是，近卫师团从新竹倾巢出动，在军舰的配合下，向抗日联军的前沿驻地尖笔山发起了进攻。
当时，新楚军的大营设于苗栗新竹二县间的头份街。头份在中港东南约十五里，居民三百余户，其市街之繁华超过中港。抗日联军防御的重点是尖笔山。尖笔山北距新竹城二十余里，其间山岭连绵，沟壑交错。此山“虽不如直立尖笔之险峻，然峰峦起伏，宜守不宜攻”。在新竹西门外的虎头山和南门外的鸡卵面山，亦皆驻有前哨。桦山资纪对此战极为重视，认为此战将决定抗日军之向背。此时，新楚军已编为七营，即陈澄波的仁字营、廖清轩的楚军左营、蒋为先的劲勇前营、杨孝思的劲勇炮队营、梁鹏翊的劲勇卫队营、梁国桢的劲勇副前营和郑以金的栋字营。新苗军原有六营，屡经战斗，人员多有伤亡，皆来不及补充。合计两军人数，当在五千人之谱。而日本近卫师团则有将校以下军官三百余人，士卒一万四千余人，军夫七百人，计一万五千余人。中日双方兵力的对比是一比三。不仅如此，武器装备之差异，战术技术素养之高低，皆有天壤之别。更为重要的是，李维义身为统领，既乏运筹帷幄之才，又无临敌拚战之勇。用这样的将领作统帅，焉有不败之理？
八月八日，日军近卫师团兵分三路出新竹：右翼队包括步兵第二联队（缺两个中队）、骑兵一个小队、炮兵联队本部和第二中队（山炮六门）及机关炮第三队（火炮四门），由山根信成少将率领，沿海岸大道前进；左翼队，包括步兵第四联队（缺一个大队）、骑兵一个小队、炮兵第一大队本部和第一中队（野炮四门、山炮二门）及机关炮第四队，在内藤正明大佐的率领下，沿山路前进；预备队，包括步兵第四联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步兵第二联队第一中队、步兵第二联队第五中队和机关炮一队，由川村景明少将率领，在左右两翼之间一同前进。
根据作战计划，日军于八月八日拂晓出动，山根信成指挥右翼队进攻虎头山，内藤正明指挥左翼队进攻鸡卵面山。此时，吉野、秋津洲二舰驶近海岸，用排炮向二山猛轰。守军仅数百人，在猛烈的炮火下站脚不住，向南撤退。山根支队从后追击，于上午十一时到达香山以东之高地，因在此露宿。内藤支队自虎头山南进，于上午九时半到达尖笔山前面的一座山头，开始布列炮兵阵地，对尖笔山腰的大埔实行炮击。“炮声在山谷里轰鸣，自山顶望去，炮弹爆炸，火光闪闪，黑烟笼罩着山头……发射的山炮和野炮，弹弹命中大埔，不久引起火灾，火焰冲天。”川村景明亦率预备队抵此，遂决定在此露宿，俟明日山根支队来到，再三面合击尖笔山。九日凌晨二时，日军三路攻山，如临大敌，及至进至大埔，只见一座空庄，才知道抗日军已于昨夜撤离。
八月十日，日军又向新楚军大本营所在地头份发动了进攻。
日军借优势兵力，四面环攻，新楚军和新苗军数面受敌，拚死抵抗。不料李维义大营先被日本骑兵踏破。“时日军放开花大炮，子如雨下，铳烟散布，不见人面。”李维义先是缺乏周密布置，既见坐营为敌所破，又不敢率军力战，首先逃脱。诸军随退。此刻，“惟杨载云力战，不避铳火。日军前后夹攻，回见大营已破，尤复奋勇为殿，身中数铳而毙。”在此次战斗中，杨载云虽被撤统领之任，仍然奋不顾身，誓死拚战，与阵地共存亡，其英勇事迹在当地群众中广为流传。有诗赞之曰：“公本血性奇男子，丹心捧日才不群。初寄专阃拜登坛，讵料金牌召孔殷？公愤奋臂冲前故，身冒炮火甘自焚。呜呼！新楚军，统将准？蓝翎游击杨载云。”自杨载云牺牲后，新楚军锐气尽丧，从此一蹶不振，台湾府的抗日力量更为削弱了。
日军占领头份后，乘势南窥苗栗。八月十一日，内藤正明派折泽静夫少住率领一个中队，从头份出发，去苗栗附近侦察情况。根据折泽的侦察，北白川能久下达了对苗栗的总攻命令。并将近卫师团编为三部分：帅团前卫，包括步兵第二联队（缺第一大队本部和三个中队）、骑兵一个小队及炮兵联队（缺第二大队），以川村景明为司令官；左翼支队，包括步兵第四联队（缺第二大队）、步兵第三联队（缺第二大队）、骑兵一个小队和一个分队及炮兵第二大队，以山根信成为司令官；师团主力，包括步兵第一联队（缺一个大队）及骑兵大队（缺四个小队），由北白川亲自率领。
八月十三日，川村景明率领师团前卫从中港出发，山根信成率领左翼支队从头份出发，向乱黾山前进。“出发前，将头份街全部烧光，使之变成一片焦土。”当天，北白川亲自率领的师团主力在前卫之后行进，到达后垅。
按原定作战计划，八月十四日，师团前卫和主力到达田寮以西，左翼支队到达田寮以东，前卫与左翼支队取得密切联系，做好进攻苗栗的准备，十五日，全力发动进攻。但是，川村景明于十三日上午接近苗栗时，发现抗日军的主力都集中于苗栗东畔山上，“构筑堡垒，修建棚舍，树立旗帜，防守于此。在左面的山上也有数处阵地，防御敌军。这个高地是进入苗栗的要道。”于是，当机立断，不执行师团命令，在左翼支队到来之前，即以师团前卫对抗日军发起进攻。川村景明先命令阪并重季带领两个步兵中队和一个炮兵中队，进攻山上的堡垒。正午十二时，炮兵开始轰击。日军步兵连接攻下了两座堡垒，又开始进攻第三座堡垒。吴彭年率部拚战，使敌人的进攻受阻。于是，阪井一面指挥部队正面作战，一面命令松原睃三郎少佐率一队日兵，迂回至抗日军的左翼。与此同时，川村又调来了第二联队第七中队，令其归阪井指挥。第七中队也加入了正面进攻的行列。抗日军顽强抵御，打退敌人的数次冲锋。
黑旗亲兵营管带袁锡清和帮带林鸿贵“身先士卒，屡冲敌锋”，不幸连中数弹，“枪炮中满身，鲜血洒鞍辔”，双双阵亡。吴彭年初骑赫马出阵，至鞭之不行，再易以白马，“亲督诸军力战”。战至下午四时，吴彭年见伤亡已重，便下令南撤。苗栗知县李烇已先奔逃梧栖港，“带印内渡福州”。但日军不知抗日军虚实，尚不敢贸然进入苗栗。当夜，师团前卫在乱黾山以南的高地露宿。十四日上午十一时，日军才占领了苗栗。
日军新竹受阻与暂缓南进
日军虽占领了新竹城，然城外各庄仍在义军的掌握之中。事实上，新竹日军已处在义军的包围之中。但是，桦山资纪和北白川能久都对形势缺乏正确的估计，认为义军不过是乌合之众，不难一举荡平。特别是新竹的占领使他们滋长了骄傲的情绪，“以为台湾不过手掌大小之地，以一旅之众即可一举歼灭”。因此，六月二十四日，由北白川向近卫混成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发出了南进的训令。但是，桦山和北白川都没有料到，日军不仅难以进兵新竹以南，而且连新竹以北的局面也很难控制。
六月二十三日，即日军占领新竹的第二天，日军设在中坜的兵站部即遭到义军的袭击。是日下午二时许，义军三百多人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日军中坜兵站部，至一百五十公尺距离处进行射击。日军第三中队的机关炮兵立即应战，虽猛烈射击，义军都没有后退的迹象。兵站部派骑兵突围赴桃仔园请求增援，因被义军堵击，未能达到目的。双方相持至下午七时，义军始停止进攻。目睹这次战斗的《东京日日》报特派记者石冢氏写道：“去年日清战争期间，兵站线长达五百余里，所没兵站亦不少，却从未遭遇敌军如此猛烈之袭击。”为之哀叹不已。
六月二十五日，即北白川能久发布“南征”令的第二天，日军又遭到义军两次袭击：
一次发生在头亭溪。是日，日本近卫骑兵大队长涩谷在明中佐，亲率近卫骑兵小队及步兵第一联队第六中队，自台北护送粮食纵队往新竹。上午九时，涩谷率骑兵沿铁路线先行，第六中队继后。当进至头亭溪村时，忽有义军约五十人从竹林中猛烈射击。涩谷下令包围竹林，义军便进入道旁的民房，利用墙壁上的枪眼射击敌人。日军向民房发起冲锋，“但以砖石砌成的墙壁十分坚固，枪弹不能贯通”。于是，日军纵火焚烧民房后又向南行，前进大约两千公尺时，又被七八十名义军拦截射击。义军仍利用民房墙壁的枪眼打击敌人。日兵“拔出刀剑逼近墙壁，冲锋数次，不断呐喊，而土墙坚固，骑兵和步兵对之毫无办法”。此时，日军已有十人伤亡，便纵火将民房焚毁。日军自称：“土著强兵，视死如归，对他们不得不出此果断措施。”这支日军护粮队步步被阻，只能缓慢地向新竹移动。
另一次发生在新竹城。先是在六月二十四日，阪井支队即接到义军“集结内山，即将来袭新竹”的情报。于是，阪井重季下令在城东南占领高地，以防义军由此路来袭。果然，二十五日上午十时五十分，义军五、六百人向日军前哨逼近，“扛旗敲鼓，猛烈射击。（日军）哨兵知众寡难敌，以信号求援。”阪井急命第一大队长前田喜唯少佐率第四中队应战。前田命令机关炮队占领阵地，向义军发射排炮。但义军占据有利地形，日军的排炮毫不奏效。前田急调山炮前来，进行轰击。战斗持续到下午四时十分，义军始停止攻击。这是义军第一次反攻新竹。
义军的这两次袭击，虽未取得很大的战果，却使日本侵台军感到步履维艰，开始明白要想一下子占领全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于是，桦山资纪决定政变“南征”计划，暂缓南进。北白川能久致电鲛岛重雄称：“本来计划于七月四日自基隆港起锚，然目前风浪极为险恶，即使在打狗、安平两港亦不易登陆，何况实行敌前登陆不能不慎重考虑。今接桦山总督命令：暂缓从基隆起锚，各将校皆集合于台北待命。”
桦山资纪之决定改变“南征”计划，并不是不急于占领全台，而是要待完全控制台北新竹间的局势后，再全力南侵。为此，桦山一面加紧对台北新竹间抗日义军的扫荡，一面对台北人民施行残暴的统治。他以所谓“钦命台湾总督”的名义公布了《台湾人民军事犯处分令》，其第一条即规定：
台湾人民干犯下列条目者，罪当死刑：
一、抵抗大日本帝国之陆海各军及反叛行为者；
二、毁坏铁道、水陆电线、道路桥梁、军械子药、森林、垒栅、水道、火车、船舶、船厂、以及署衙军用之土地，房物或物件者；
三、为寇贼引路或隐藏奸细，并有帮助抵抗大日本国之行为或劫夺者；
四、将大日本军舰、军用船舶之军饷及军用物资之数量密报敌人者；
五、大日本国军舰、军用船舶之向导有欺诈行为者；
六、制造谣言或喧哗吵闹，扰及大日本国军队、军舰及军用船舶之安稳者；
七、投毒于井泉河流或使之污秽不堪饮用者；
八、将鸦片烟并吸烟工具交付大日本军人、军属及从军者，或让其吸烟者。
但是，日人的高压政策不但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激起了台湾人民的更加坚决的反抗。
台北新竹间的战斗
日军占领新竹后，由于新竹以北地区义军蜂起，粮道受阻，不得不暂时推迟执行“南征”的计划，以便集中兵力镇压台北新竹间的抗日义军。
当时，台北新竹间的抗日义军主要有三支：
第一支义军，以胡嘉猷为首。胡嘉猷（一八三九——一九二〇年），又名阿锦，号甫臣，新竹安平镇人。原籍广东梅县。父胡珠光，于道光年间从军来台。解甲后，业铜器修理，迂居新竹城。甲申法军侵台，胡珠光为清军修炮械，以功授粮总官。胡嘉猷“幼勤学，屡试不第，援例捐监生。及父死，袭其职，赏戴五品蓝翎。”台湾民主国成立后，胡嘉猷起而响应，亦组织义军备战。及日军占领新竹，胡嘉猷以安平镇为根据地，屡率义军袭击日军兵部，使据守新竹日军的后路受到极大的威胁。据日军森田工兵少尉致东京友人书称：“安平镇乃贼首胡嘉裕（猷）的据点……构筑巢穴，呈割据之势。其队伍之剽悍，与一闻炮声即逃之清兵相比，实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在丛林中实行坚固的家屋防御，经常袭击我兵站线，夺我粮食，杀戮我兵。我先头部队有此后顾之忧，而不能向新竹以南进兵。”于是，日军决定进攻安平镇，以使新竹的后路得以畅通。
六月二十八日，日军近卫步兵第一旅团长川村景明少将，命令第一联队第一大队长三木一少佐率部进攻安平镇。是日凌晨四时，日军从中坜出发，向安平镇前进。日军在行进途中多次遭到义军袭击，勉强进至目的地。上午八时，日军开始进攻。义军“以竹丛中的家屋为据点，顽强地抗御”。日军因在明处，有多人中弹。此时，“军医指挥担架兵及护士搜索伤员，开始包扎。不料此时受到来自家屋内的射击，且腹背受敌，毫无办法，只好冒险靠近主力以为掩护，才能对伤员进行治疗”。三木见久攻不下，便施出纵火的惯伎，命令士兵“收集茅草，在竹林中放火，但不知何故，火总是烧不起来”。战至十时半，三木下令撤退，抬着伤兵回到中坜。
七月一日，三木一又率队前来，对安平镇发动了第二次进攻。
经过六月二十八日之战，三木发现义军防战的特点是：“以家屋为阵地，周围有土垒、堡垒或竹林环绕，加之四面全是水田，敌军只从墙壁上的墙眼里向外射击，难攻易守。”因此，为准备这次进攻，又增调了一个炮兵中队和一个工兵中队。是日凌晨，日军从中坜出发，将步兵、炮兵、工兵分为两队，向安平镇行进。上午七时半，炮兵中队首先发炮轰击。胡嘉猷“以旧式大炮还击，沉着应战，日军仍不利”。九时半，三木命令步兵与工兵合围胡嘉猷和另一位义军首领黄娘盛所住之家屋。义军固守不退，坚决抗击。不久，日军即“死六、七名，负伤多人”。战至下午三时，义军的“气势毫未减弱”，而日本“炮兵已将炮弹全部打光，攻击却毫不奏效”。于是，三木命工兵爆破屋墙，终于炸开了一个缺口。但是，义军弹如雨注，拚死奋战，并从日军背后进行抄袭。五时，日军丢下死者的尸体，“背负着轻伤的十一名伤员”，“用担架抬着剩余的八名重伤员”，撤回中坜。日军的第二次进攻又遭到了失败。
经过六月二十八日和七月一日两次作战，“日军死伤四十余人，义军伤亡仅十余人而已。”胡嘉猷因水井被炮轰毁，“汲饮维艰，乃退龙潭陂”。七月六日，日军步炮联合部队自中坜出发，对安平镇发动了第三次进攻。日军进入安平镇后，发现义军已经撤离，便放火烧毁了全部房屋。
胡嘉猷义军至龙潭陂后，即以此为根据地，“时而袭击中坜，时而破坏沿途交通”，成为日军的心腹之患。于是，北白川能久决定增派军队前往镇压。近卫步兵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受命，率步兵第三联队第一大队、炮兵第四中队、骑兵一个小队及工兵一个中队（缺一个小队），组成一个混成支队，并任支队长。混成支队于七月十二日自台北出发，至桃仔园宿营，十三日抵中坜。当日，山根发布了进攻令：
一、根据当地居民报告，龙潭陂有少数土匪。原在安平镇之贼首胡嘉猷现在铜锣寨，集合了土匪百余名。
二、支队于十四日向龙潭陂前进……
三、前卫（第三中队）于午前自宿营地出发，向龙潭陂前进。
四、右侧警戒（第四中队）随带两名通信骑兵，于午前四时五十分自宿营地出发，经安平镇往铜锣寨方向搜索敌情。
五、主力（第一、第二中队）于午前五时三十分自宿营地出发。
十四日上午七时，日军前卫抵龙潭陂，拟从村东进庄，因义军“隐藏在竹丛间的家屋里乱射，因而不能前进”。随后，日军混成支队主力赶到，将村庄包围。而义军仍实行“家屋防御，顽强抵抗”。于是，山根下令用六门大炮轰击，发炮五十余发，全庄几夷为平地。义军死伤甚重，难以抵御。胡嘉猷便率余部突围转移，继续坚持抗敌。
第二支义军，以苏力为首。苏力，淡水县海山堡三角涌人。世代务农，至苏力始略读诗书。时刘铭传抚台，开山煮脑，苏力“勤事积功，家计以饶。喜赒济贫困，见义勇为，乡人称之。”及闻清廷割让台湾与日本，苏力号召乡人起兵以抗，曰：“朝廷割地未我闻，是以抗也！”不数日，聚众千余人。“粮饷不足，破家以应，故战土致死。”其子根铨，年方二十岁，随父抗敌。其姑表弟陈小埤，幼习拳击，有胆识，曾从刘铭传“开山抚番”，为刘所器重，此时亦参加苏力义军。日军由台北南下，苏力义军“袭其后，日军苦之”。
当时，日本近卫步兵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率混成支队南犯，决定分两路进兵，支队主力沿铁路线经中坜到龙潭陂；坊城少佐率第三联队第二大队沿大姑陷河右岸前进，于龙潭陂与支队主力会合。
同时，还决定坊城大队所需粮食皆由大姑陷河运送。这批粮食，包括大米一百五十余包和梅干三十余桶，分载于十八只木船。并从第六中队第一小队中挑选最健壮者三十五人，由樱井茂夫特务曹长率领，担任护运任务。七月十一日黄昏，这支日军运粮队由台北出发，溯流而上，于十二日下午抵三角涌。三角涌系沿河的一座街市，户数超过两千，“地近内山，与生番邻，人皆蓄火器，善战斗”，“山箐丛深，径路险曲”。苏力对日军运粮队的行动早已掌握，便计划利用此处的地形消灭敌人。
七月十三日晨，日军运粮队从三角涌出发，前进约四里，即遭到义军的伏击。义军有五六百人，在火力上占有优势。樱井茂夫见处境危急，便将护粮队三十五人分为两部分，自率一部抵挡左岸的进攻，命军曹江桥勇次郎带一部抵挡右岸的进攻。双方激战约三小时。樱井中弹穿胸。此时，日军护粮队还剩二十四人，见樱井已死，便商议道：“寡不敌众，不可以常法作战，莫如冲开一条血路。”
于是，江桥率残兵突围，或死于义军刀下，或中弹毙命，最后只冲出九人。其中，江桥等五人已受重伤。江桥知势难逃脱，便对伤者说：“与其为敌所杀，莫如自刎而死！”在江桥的命令下，四个受伤日兵顿时“黯然”，“二人取剑互刺，继之二人自刎。江桥军曹见状……亦取出刺刀自尽。”仅存者四人，在逃回的途中又有一人失踪。
日军护粮队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台北后，北白川能久决定派骑兵队去侦察三角涌的情况。七月十五日中午，日军骑兵侦察队二十二人“离开台北，向三角涌前进。前面派出尖兵，左右派出斥候，一面探察敌状，一面前进。”一路上，日本骑兵小心翼翼，搜索而行。当进至三角涌以南约十里时，地形变得复杂起来。“此地附近都是广漠的稻田，右边有大姑陷河涸溷而流，仅有一条山脉蜿蜒而上，草木苍郁，真是挟敌、横击的理想之地。从山峰到河岸之间仅仅一千公尺，其间鸟路兽径，纵横曲折，稍大的宽六尺余，岩石垒垒。”日军侦察队因迷失道路，进入一条不可通行的狭路。
日方记载说：“当我军困顿路上，正在徘徊踌躇时，忽然枪声四起，响彻山中，眼看假装着农民的人们，三三五五，不知从何而来，拿起预先藏好的步枪，四面齐向我军乱射……已经是八方受敌，两方都陷入重圈，无可措手了。刚才在浓雾淡烟中杳然含笑的小河，现在变成充满杀气，四面草木皆成敌人了。”“妇女童稚，全都勇敢地手携长枪，向我追赶而来，似乎老幼妇女都要当兵和我对抗。”结果，日本骑兵一行二十二人，有十九人丧生，只剩下中士村松精一郎等“在万死中得一生机的侦察队三骑”，于十六日逃回台北。苏力义军又取得了一次全歼敌人的胜利。
第三支义军，以江国辉为首。江国辉（一八四四——一八九五年），字耀明，号明亮，南雅厅大嵙崁人，武秀才。原籍福建平和县，先祖随郑成功从军来台。江国辉“好武能文，性急好公义。”日军既占台北，清总兵余清胜通书降故，人心震恐，于是乡人共议，捐金雇勇，以保地方。“初设安民局，嗣为抗日，改忠义局。募义兵一千人，以国辉为统领，吕建邦为副统领，李家允为帮带，简玉和为营官。”南雅厅乌涂窟黄源鉴亦聚众抗日，与江国辉声气相通，联络呼应。黄源鉴（一八五一——一九〇五年），字晓潭，以号行。“幼聪颖，擅制艺，入淡水县学，继补增贡生。”其为人“朴诚勇敢知书”。日军自台北南侵，黄源鉴“以兵法部勒乡人，设授方略，屡败倭寇”。此外，江国辉还同三角涌的苏力建立了联系。在黄源鉴、苏力的支援下，江国辉所领导的义军也在大嵙崁重创南侵的日军。
先是，根据混成支队长山根信成的命令，坊城支队（近卫步兵第三联队第二大队）扫荡三角涌、大嵙崁两处义军之后，应在龙潭陂与山根支队会师。七月十二日，坊城支队自台北出发，分成东西两路，分别沿大姑陷河岸南行：右岸为坊城支队主力，包括三个中队和一个工兵小队；左岸为一个中队，担任右侧警戒。另外，第一联队第七中队奉命守备大嵙崁，作为坊城大队的后卫，也和坊城大队同行。当天，宿营于三角涌街。十三日，日军从三角涌出发，沿途遭到义军拦击，颇有伤亡。按原先的估计，最迟于上午八九点钟即可到达大嵙崁，但由于义军节节阻击，行进甚缓。据日人记述：日军走出三角涌五六里，刚到福德坑，突然“一发空炮为信号，在四面的山腰、山顶出现了约有二千余名的敌兵，一齐向我射击，枪弹恰如雨霰，或打碎岩角，或打折树枝，山谷响应，如万雷齐发。敌人据地物从上瞰射，我军全队都陷入研钵形的谷底中。”“这样，陷于敌圈之中，遭受敌袭两次，移时日斜，仍无暇吃饭，各兵都忍饥战斗，其间的困苦，殊非纸笔所能尽述。”原来，日军钻进了义军所设的包围圈。是日，江国辉“率大嵙崁义民阻击于分水岭，苏力父子率三角涌义民进围福德坑，黄晓潭等率众起自乌涂窟，四乡义民亦各率子弟军参战。日军四窜无路，死伤尤多。”直到十四日凌晨一时，义军暂停攻击，日军才得以移向字底坑北方一高地露营。
七月十四日拂晓，日军继续前进。天明时，日军至娘子坑，义军“包围如昨，进行猛烈射击，兵数比昨天大见增加，而且追蹑益急”。至此，坊城支队已完全陷入了义军的包围之中。“义军以日军无援，只增兵围困之，将使其粮尽自毙。”从十四日早晨起，日军后卫第七中队“粮食完全断绝了，连一粒饭，一块饼干都得不到，因从坊城大队补给一百袋‘道明寺’，中队二百二十六名人员才解了饥渴。”到十五日，坊城大队也面临“粮食不接，弹药将尽”的境地。虽然“在行进的路上屡次向民家征发鸡豕，但不足以多人充饥，所以在午后将从两三所民家收集而来的带皮大米磕开作粥，无奈其分配比例却是每二升分七十人，一碗里的米数聊聊可数，多的亦不过六七十粒，少的仅有二三十颗。”日军濒于绝境，便决定挑选四人，皆化装为当地居民，潜行出围求援。其中，除一人被义军截获外，有两人到达中坜，一人到达龙潭陂。
七月十六日上午九时，山根信成正在龙潭陂，接到坊城支队的告急报告。十一时，山根即率混成支队向大嵙崁进发。下午一时半，抵大姑陷河边。山根命令第三中队守备河岸，以第一、第二、第七中队及炮兵、工兵列阵于大姑陷河左岸，开始炮击右岸的义军阵地。日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突破了右岸的义军防线。但义军仍据守市街，坚持不退。战斗持续到下午八时。最后日军仍使出火攻之毒计，纵火焚烧义军据守的家屋。顿时，整个大嵙崁市街被笼罩于大火之中。苏根铨“奋战，遂阵亡”。黄源鉴“负伤，裹创陷阵，勇不可当”，出围后乔装渔夫，潜渡鹭江。苏力突围后亦内渡。江国辉为敌夹攻，遂被执。他坚贞不屈，英勇就戮。和他同时被俘的义民江排合、林万得等一百五十余人，被敌人押至田心仔村，全部用刺刀刺死。
大嵙崁战斗后，日军基本上控制了新竹的后路。这对台中抗日联军来说，更增加了反攻新竹的困难。
争夺新竹城
台北、新竹一带义军的英勇抗敌行动，大大鼓舞了群众的爱国热情，也使一些地方官绅改变了观望的态度，开始筹备战守了。台湾民主国所任命的台湾知府黎景嵩，闻义军沿途截击敌人，颇有斩获，以为恢复有望，便召集台湾、彰化、云林、苗栗四县官绅会议，筹款守御，并开设筹防局，招募土客各勇，命名为“新楚军”，以副将杨载云为统领。
杨载云，原籍湖北，从军来台，积功至副将。日军占领台北后，曾奉黎景嵩之命，率一营北上御敌。然兵未到新竹，而新竹已为日军所占。杨载云遂扎于新竹以南。四县官绅会议后，黎景嵩饬台湾县知县史道济募勇五百人，署苗栗县知县李烇募勇千人，署云林县知县罗汝泽募勇一千五百人：此数营皆就地而募。另外，又令杨载云添募陈澄波一营，并以栋军傅德升、郑以金二营隶之，共成四营，称新楚军。“营制、营规一依湘、楚旧章，约略变通之。”时人称：“其勇虽为新募，颇娴规制，鼓以忠义，气皆奋兴。将官则有副将杨载云，尤为得力。”
此时，吴汤兴所统带的新苗义军已发展为六营，除卫中队营一营随身差遣外，其余徐骧一营扼扎北埔，邱国霖一营扼守尖笔山沿山一带，张兆麟一营分守三环水流东，陈超亮一营驻防深井，黄景岳一营仍守苗栗。黎景嵩准备将苗栗县钱粮作义军粮饷，并发给军装，“奈库款全无，未能多为接济”。于是发布告示筹饷，称：“各属绅富人等知悉：须念本府竭力图维，支持败局，无非为尔绅民，奠定地方，共享承平之福。且借款不过暂济眉急，一俟筹有巨款，即如数备还，亦并非本府有丝毫自私自利之心，一片苦衷，可对天日。现已派新楚劲勇数营开往前敌，会同义军，共图恢复，力扫倭氛。若非各属绅富激发天良，慷慨借助，其功必败于垂成，诚为可惜……总望好义急公，勿存观望之见，庶几马腾士饱，无虞庚癸之呼。”由于黎景嵩竭力筹措饷银，新苗义军才得以维持。从此，新苗军与新楚军配合作战，共同打击敌人。义军与清军联舟抗日的体制，这才建立了起来。
当时，日军虽欲固守新竹，然仅一千余人，且处于新苗军、新楚军和新竹以北各庄义军的包围之中。如果黎景嵩能够主动与台南联合，集中台湾、台南二府的抗日力量，请刘永福全面主持作战事宜，则不仅收复新竹指日可期，而且战局必有转机。时人谓：“当是时，日军得台北一府城、二县治，西不尽海，东不入山，北不尽宜兰，南不出新竹城。而刘帅永福抚有两府、八县、一州、台中、台南循海至山，咸愿听命。日军恣睢台北，乡民到处为梗，迤西平顶山民亦时截其饷道，而本国又方有俄罗斯、德意志、法兰西三国逼迫，胁退辽东，兵船不敢出，进退维谷。全台之民，引领而望刘帅克台北；即不然，一偏师，新竹可立复也。”但是，黎景嵩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以为指日可以规复新竹，且心胸狭窄，怕请来刘永福反被分功。对此，有人评之曰：“自新楚军迭报小胜，黎景嵩举趾高，夜郎自大，尝谓刘军门是战将，非大将，不愿求援台南……冀旦夕复新竹，即可称台民主（总统）焉。”“迨后请援，则事去矣！”黎景嵩未能与台南黑旗军及时地联合起来，这不能不是一个莫大的失误。这样，规复新竹之战便只能功败垂成了。
先是在七月上旬，黎景嵩命令抗日联军各部克期收复新竹。然新楚军营官陈澄波“驻稍后，冀香山接待，先使告香山总理。总理则告新竹人，转报日军。于是，师未行而期泄。”阪并重季得此情报，即“派出侦察队，加强戒备，严禁四门出入”。先是，日军占领新竹后，支队本部设于西门内，步兵分屯武营头及后布埔演武场，骑兵驻于南门；炮兵布于北门外崙仔庄；机关炮队置于南门义仓。今又重新部署，专等抗日联军来攻。
七月十日，继六月二十五日义军进攻新竹失败后，时隔半月，抗日联军又对新竹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参加这次进攻的兵力较多，规模也较大。是日凌晨，按预定计划分三路进军：傅德升攻东门；陈澄波攻西门；吴汤兴攻南门，杨载云继后策应；徐骧、姜绍祖则各从间道先进。上午八时，抗日联军开始攻城。陈澄波军自虎头山一带向西门进攻，“至隙仔溪，猝遇伏发，避入蔗园，发枪应之。”双方相持至傍午，陈澄波麾军先退。
当陈澄波军在西门外激战之时，杨载云出牛埔，会同吴汤兴军自鸡卵面山进攻南门。日军早有准备。俟杨、吴军出现于山头，其中大部分下到山腰时，日军炮兵才开始发射榴霞弹。杨、吴军也“落下旗帜，猛烈炮击”。杨、吴军无法靠近南门，又会合傅德升军从东南路进。不料日军已先占据城东二里许之十八尖山，则下山邀击。吴汤兴熟悉山路，亟先应战。杨载云、傅德升军左右并进。“日军凭山发炮，我军先后奋迅争上，夺其山，自山下发抬炮，弹丸及城中。日军则发大炮，我军伏避炮，十八尖（山）复为日军据。我军或从山后东迳击其腰，日军复退下山。一上一下，如是者数次。新竹人从屋上观，错愕叹两军壮烈……谓：‘来军有大炮，则克矣！’我军卒以无大炮，乏子弹，被驱下山。”
在杨、吴等军抢攻十八尖山的同时，徐骧率一百人从北路攻城。将近城，登高四望，闻枪炮声交加，见杨、吴等军在城东激战，转而向南拊敌之背，以牵制日军兵力。日军在城头见徐军人少，率队攻之。“徐骧见其众，分队散行，避人箐以诱之。敌不敢入，发弹射不能中。徐骧则诫无妄发枪。敌围久，徐骧骤分两队出，一攻其前，一抄其后。日已暮，敌遂退。徐骧从山道全军归。”
继徐骧军之后，姜绍祖率所部从东道进，越十八尖山至新竹东门。“将夺城，城上兵吹号发枪，城下军骤至”，从三面散开，对姜军实行包围。姜军退至车站之停车场时，被敌人冲为两段：一部因无人指挥，四散奔溃；一部约一百七十余人随姜绍祖退向枕头山竹林中，进入一无人居住的空宅。“枕头山者，十八尖山下平坡也，距东门一里。绍祖望见十八尖山之战，则从屋上发枪击山半敌军。”起初，日军追逐溃勇，无暇蹑姜绍祖之后，及见姜军在此空宅，便“麾兵将其包围，以猛烈炮火射击”。姜军固守宅院，匿而不出。日军靠近宅院，则又遭到猛射。最后，日军纵火烧房，姜军“被烧死及枪杀者有五十余人，另有一百一十九人被俘”。当天，日军即将被俘义军将士关押在新竹县监狱，姜绍祖亦在其中。
姜绍祖（一八七五——一八九五），幼名金韫，号缵堂，新竹北埔人。原籍广东陆丰县。北埔垦首姜秀銮之曾孙，“家巨富，为一方豪”。姜绍祖捐监生，“赴福州试秋闱，未售”。迨中日战起，即奔走国事，散家财募勇，得五百人，称敢字营，训练于桃涧堡南崁。及日军登陆澳底，即率义勇一营北上，拟防沪尾。因唐景崧内渡，遂率军返新竹。适吴汤兴率军自苗栗至，姜绍相与之会师，进驻大湖口。六月十四、十五两日，姜绍祖等义军与南犯日军激战，日军奔中坜。二十日，日军增兵南下，姜绍祖又在枋寮抗敌，因力量悬殊而战败。乃回北埔，增募义勇，称继字军。并积极联络新楚军及各路义军，决定收复新竹，进而恢复台北。他以书生拍案而起，“结发束袴，肩长枪，佩百子弹丸袋，游奕往来，以杀敌致果为事，人不知其为书生也。”在七月十日反攻新竹的战斗中，他不幸被俘入狱。初入狱，日人尚不知其为姜绍祖。是夜，新竹街市的总理马玉花向日人告密说：“姜非寻常匪徒可比，必须将其捆绑，严加看管。”第二天，日人急至狱中查找姜绍祖，但为时已晚，他已在夜间同其他七名义军战士“越狱而逃”。不久，在一次战斗中，他又与敌人相遇，“死于乱枪之中”。对于姜绍祖之牺牲，时人论之曰：“（姜绍祖）闻台北一破，慷慨散家财，募团勇，不顾成败利钝，与日军接战，身先士卒。虽曾被擒而脱虎口，然其志百折不回，再接再厉，竭力抵御，身中数枪阵亡。以翩翩贵胄妙龄，敢冲锋破阵，纵身化为猿鹤，故乡父老至今犹能道其轶事，啧啧称其能军云。”
杨、吴等军第二次进攻新竹失败后，并未远离，仍在新竹附近活动。七月二十五日，又对新竹发动了第三次进攻。是日午夜，“时值月夜，咫尺难辨”。抗日联军试图摸城，但被日军的巡逻哨兵发现，当即开枪鸣警，并飞报阪井重季。阪井出新竹西门，指挥炮兵用山炮射击：抗日联军“仍从三面包围，炮击相当准确”。“在长达三千余公尺的战线上，枪声与炮声相合，战斗一度非常激烈。”但敌人的火力太猛，且有良好的掩体，抗日联军虽奋力抗御，然处境不利，伤亡惨重，仅牺牲者即达一百三十余人，而日军才“死一伤五”。战至上午八时三十分，抗日联军向南撤退。
黎景嵩不愿黑旗军北上增援，坐失良机，致使三次进攻新竹未克。对此，时人颇讥评之。有诗云：“回思乙未六月间，台岛治兵如丝棼。伊时廉蔺不交欢，南北将帅门户分。”廉蔺不交欢，盖指黎景嵩不服刘永福也。诗人不禁为之叹息不止！
第三章 台湾的抗日战争
刘永福力撑危局与黑旗军反攻台中
日军近卫师团占领彰化后，即分三路出动：一出西门至鹿港；一出南门至社头；另分一支至云林街，越日至北斗街。八月二十九日，日军陷云林县。三十日，其前锋抵大莆林，薄嘉义县。台中诸城皆失，台南形势十分危急。
当时，黑旗军的处境极其困难。“局储军械，惟云者士得枪二千数百支、毛瑟枪数十支、林明敦枪数百支，余土枪土药半遭湿蒸，不堪用。”能战之兵不足十营，而且粮饷匮乏。据日本方面得到的情报：“刘永福内无粮饷，外无援兵，仅用功牌送功名，以系将士之心而已。”并且有李维义营中文案名高慧者密告日人：“刘永福缺乏军饷，是其败之一端”；“兵力不足，是其败之二端”。所以，日军对台南黑旗军的情况了如指掌。若不是有刘永福在台南坐镇指挥，恐怕台南府在几天之内就会陷入敌手的。
刘永福（一八三七——一九一七年），又名义，字渊亭，广东钦州人。先世居广西博白，世代务农。父刘以来迁钦州，因定居焉。刘永福早年参加天地会。失败后，避入中越边境一带，并正式创建了黑旗军。在抗击法国侵略的战争中，他屡建奇功，名扬中外。战后，回国任广东南澳镇总兵。甲午战争爆发后，奉旨帮同台湾巡抚邵友濂办理防务。于是，调所驻燕塘三营，选壮汰弱，补充缺额，共足四营，又遣三子成良新招两营，为统带。随即乘轮赴台。九月二日有电旨：“刘永福着即赴台南，会同镇、道筹商布置，务臻周密。”四日，刘永福行抵台南，刊“帮办台湾防务闽粤南澳镇总兵关防”。台南本有台湾道陈永騄、台湾镇总兵万国本驻守，刘永福到职后，与他们同居一城，名为帮办，实则无法号令，只好南移凤山之旗后海口，“于该处起筑泥营、炮垒驻扎”。十二日，向朝廷建议：“查台湾势处孤悬，四面受敌，必南北联络一气，临时堵御，呼应方灵。”此乃有所感而发，但并未受到重视。十月间，邵友濂调署湖南巡抚，旨谕前台湾布政使唐景崧署理台湾巡抚。唐虽在中法战争期间与刘在越南共事，然“疑刘有异志，颇相猜忌，不肯假以事权”。刘曾亲至台北，与唐会商全台防务，并提出留驻台北以协助处理军务，而被一口回绝。刘永福以此颇不安于位，产生离台内调的念头。每与人谈及唐“排挤倾陷状，几痛哭流涕”。对此，丘逢甲有言：“景崧虽号知兵，而防敌御寇远不逮永福。全台形势尽集于台北……景崧一人守台北，无永福以佐之，恐守之非易。台北一破，台南将孤守无能为矣。”这是很有见地的。不久，唐景崧又令刘永福往台湾岛最南端的恒春扎守。恒春至台南有八日路程，唐出此令，其意可知。时人为之叹曰：“唐欲举大事，正宜引为臂助，乃不能推心置腹，以至如此！有一良将不能用，而所用将佐专择逢迎巧滑贪鄙嗜利之小人，欲不败其可得乎？”
日军从澳底登陆后，台湾镇总兵万国本辞职离台，刘永福兼署台南镇篆，始驻台南府城。唐景崧内渡后，台南绅民公议，举刘永福为台湾民主国总统，辞之。以后，台南绅民铸台湾民主国总统银印一颗送来，刘永福复恳辞曰：“今诸君送此印来，无非欲保身家、固土地，不甘为蛮夷牛马而已。诚宜决意抵敌，务须互相协力，筹军饷，为第一着紧要之事。盖军饷足用，士肥马腾，日本虽然厉害，吾岂惧哉？”又称：“区区此印，无能为力。盖有在此不在彼之故，诸君以为然否？请将印带回销之可也。”卒不收印。六月二十一日，由上海转到署两江总督张之洞来电，内称：“俄国已认台自主，问黑旗尚在否？究竟能支持两月否？似此外援已结，速宜将此事遍谕军民，死守勿去，不日救兵即至也。”这封电报，对刘永福和黑旗军将士是一个很大鼓舞。二十九日夜，设坛幄，祭告天地神祗，台南文武百余人并集，歃血同盟，并作《盟约》云：“变出非常，改省为国，民为自主，仍隶清朝。即各友邦，许为辅助，何况我辈，敢不维持？呜呼！为大清之臣，守大清之地，分内事也，万死不辞。一时千载，纵使片土之剩，一线之延，亦应保全，不令倭得。”三十日，以救兵将至布告，“万众欢声如雷”。
此时，南侵日军正被阻于新竹，进退维谷，处境困难，而刘永福之坐镇台南，更是其心腹大患。桦山资纪为摆脱困境，想出了劝降的一招，寄希望于一纸书信，以不战而胜。早在六月二十五日，桦山致书刘永福，劝其“速戢干戈”，奏请日皇“待以将礼，送还清国；如部下将卒，亦当宥恕其罪，遣还原籍”。八月二十三日，此书才由英国兵轮送至台南。二十五日，刘永福复书桦山，斥责日本“弃好崇仇，无端开衅”，表示“当与台湾共存亡”，“守效死勿去之义，以守兹土，以保此民”。复书义正词严，坚决驳回敌人的劝降阴谋，表现了可贵的民族气节。在此之前，形势一度对抗日力量非常有利。但是，由于台湾府知府黎景嵩不肯与刘永福联合，错过了收复新竹的大好时机。后虽请黑旗军北上，而时过境迁，已难以为力。经过彰化之战，刘永福损兵折将，元气大伤。部将李维义自彰化逃回后，再三提出要到布袋嘴一带据险扼守，刘永福发给饷银，令其统镇海中军左营前往。然而，李维义一到布袋嘴，即“将银席卷，并连各枪支变卖”，竟同黎景嵩一起带数百人，雇船逃往厦门了。兼护台湾道道台和台南府知府的安平县知县忠满，也弃军逃往厦门。部下的叛逃，更使刘永福内外交困，而莫展一筹。台南的形势更为严峻了。
尽管如此，刘永福仍然决心抗敌，力撑危局。此时，王德标正在嘉义县养伤，“英气不衰，誓吞敌”，刘永福命其在嘉义据守，但仍感前敌统将乏人，文案吴桐林力举杨泗洪“可当大任”。他深以为然即命杨泗洪统镇海中军正营、后营、前军右营、武毅右军右营兼吉林炮队共五营，“节制黑旗前敌诸军，及各地义勇队，咸归调遣”。
杨泗洪（一八四八——一八九五年），字锡九，江苏宿迁人。出身于拳技世家。“性倜傥，有远志”。“好济人危急，削不平。”曾投效湘军，积功保至游击。一八四四年，刘铭传奉旨赴台治军，杨泗洪以营官随行。时法军侵台，在沪尾一战中，杨泗洪“率部挫其锋，敌为却”。刘铭传“极奖藉之，由是名大著”。累保记名简放提督，赏硕勇巴图鲁勇号。又奏署台湾镇总兵。后刘铭传因故辞职离台。至一八九一年，邵友濂任巡抚，尽废前任之政，裁撤防军，将杨泗洪降为营官。及日军侵台，连陷台中诸城，杨泗洪义愤填膺，决心守土不去，以恢复为己任。既奉命节制黑旗前敌诸军，为刘永福之知遇和信任感泣不已。他对吴桐林说：“我当以身报大将军知遇之恩，庶不负先生牙齿力也。”遂集队誓师，当众宣言，“励其忠义之气，激以夷狄之辱，垂泪而道，士气奋发，慷慨启行。”
刘永福在任命杨泗洪节制前敌诸军的同时，又接受文案吴桐林、罗绮章的两项建议：一、“议抚”；二、“仿内地保甲，行联庄法，令各乡自近及远，渐次举行。”所谓“议抚”，即招抚各地抗日的义首；所谓“联庄法”，“即一庄联十，十庄联百。由合南联至台中，由台中联至台北。倭至则协力攻倭，倭去则严查土匪。”刘永福以台中抗战数月，以新苗义军之功居多。彰化之陷，徐骧带二十人突围至台南，刘永福慰之，命入卑南募兵。于是，台南各地的义首纷纷应招，其中著名者为简成功、筒精华、黄荣邦和林义成。简成功，原名大肚，嘉义大莆林人。其子，简精华，原名婴（一作“宜”或“义”）。黄邦荣，原名丑，嘉义中埤庄人。皆应招后改为现名。林义成，乳名小猫（一作“少猫”），又名苗生，恒春阿缑人。日军侵台后，“招义民，据凤山岭以抗”，并与简精华互通声气。“倭之据大莆林也，精华宰羊豕，除道路迎倭。倭至，责精华献妇女二百人，精华不应。倭酋怒，挟精华至其家，搜得妇女六十余人，纵兵淫污，精华家人奸辱尤酷。精华怒，送款台军。于是，荣邦、义成皆受抚，愿效死。”九月一日，刘永福檄简成功总统义军，统义民十一营。林义成率所部至，亦合为一军。刘永福重新恢复清军与义军联合抗日的体制，在当时产生极大影响，推动了抗日形势的发展。
九月初，杨泗洪率黑旗军和义军北上御敌。刘永福知其“每战必先”，“诫其自重”。杨泗洪答曰：“我如驱饥羊，搏饱虎，利在速战，机在勇决。我苟不先，士气少沮，无能为也。”刘永福知其心迹，默然无语。时日军已据大莆林。三日，杨泗洪率黑旗军至嘉义北打猫庄，探知日军在大莆林街内。大莆林在嘉义城北三十里，台南孔道，为必争之地。下午一时半，杨泗洪下令将大莆林围住。当时，驻守大莆林的日军有两队：一是涩谷在明中佐的近卫骑兵大队；一是千田贞干少佐的近卫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涩谷急召千田等军官会议，以商讨对策。多数人认为：当务之急是“须确保后方的交通”，黑旗军若袭击他里雾，则此处“与后方的联系必定完全断绝”。涩谷亦以为然，决定派第八中队回守他里雾。下午四时，日军第八中队突围奔向他里雾，途中遭到黑旗军的堵截。日军伤亡多人，无力再战，只好伏在水田里，待日落后逃出，连夜奔向他里雾。前进约二里，遇三名日本人，经询问后才知乃是他里雾的通信骑兵。原来，当天下午，杨泗洪釆取声东击西之计，佯攻大莆林，而以黄荣邦乘虚袭击他里雾，包围了日本通信骑兵队所住的神庙。日本骑兵“知寡不敌众，便锁住神庙大门坚守”。此时，“阿丑（黄荣邦）自手大斧劈门，七人随之。敌枪乱发，阿丑跳而入。敌越墙遁，有走散者，死于路。”活命者仅三人。他里雾已被黑旗军占领。日军第八中队得知情况有变，只好又返回大莆林。
九月四日，日军被围粮绝，涩谷在明命令第八中队到各村抢粮，抢完后即杀人烧庄。参加抢粮的日本兵野口要藏，在寄回国内的书信中写道：“四日，因征集米谷，我小队被派往西南方向的村落，杀‘土匪’，烧村庄。征集归来时，又奉命将前方的村庄烧毁。”
随后，涩谷又命这个中队绕过他里雾，与莿桐港的第六中队会合。这天，由莿桐港派出的一支运输队，也在他里雾附近遭到黑旗军和义军的袭击，除二人逃回外，悉数被歼。日军为了报复，于五日凌晨一时对他里雾实行火攻，纵火烧房，把整个他里雾街变成一片火海。而黄荣邦因在头一天看见敌骑出哨，知敌必来攻，率部伏北部庄，从而避免了这场火难。
至九月五日夜，在大莆林的日军已被围困整整三昼夜，且与后方的联系已断，半点接济全无。于是，涩谷在明与千田贞干议商，决定北撤。六日晨，日军刚作好撤退的准备，黑旗军和义军即对大莆林发起了总攻。据日方记载：黑旗军“从嘉义城运来山炮（两门），以炮击激励士气，弹着亦甚良好。”激战两个小时，日本“士兵携带的子弹都已打光，因兵力不足，涩谷中佐、千田少佐等军官不得不从事搬运弹药。”据统计，当天日兵发射的子弹平均约为每人三百六十发。可见战况之激烈。最后，涩谷下令向北突围，“踉跄奔出，出则被我军截击，敌大乱”。杨泗洪率军从后追击，见有日将殿后，欲生擒之，脚部中弹，“犹裹创督战，且战且息，屡犯屡突……寇且败退，腹又中弹。”被部下救回后，延至八日而逝。台南绅民“闻其殒，巷哭罢春，多有持纸钱、麦饭哭祭柩前者。”刘永福痛失勇将，“于野外招其魂，哭以奠之，并厚恤其妻子。”
日军从大莆林突围后，逃至他里雾，又会合该处日军北撤，奔莿桐港，渡浊水溪，于九月九日至北斗镇始停。于是，台中之云林县收复。“各处日军多退，云林也无敌踪，敌军大震。”涩谷在明逃至北斗后，星夜赍文向北白川能久告急。北白川增派部队，欲夺取云林境内的树仔脚。此处前临浊水溪，“溪中一带沙漠，数里无人居处，中多蔗园、林投、芦苇，可为埋伏之所。沙埔暗埋竹钉，桶上铺竹木，马军多陷于泥淖，人马死者甚多。”两军在此对峙近一月。日军于“日间越溪而战，夜间即退驻北斗”。在彰化县境内，北斗以东，有南投的义首张圭等，“暗行聚众，欲由山后包抄”，北斗以西，有海丰崙的陈赣番，“亦有内应之意”。北斗的日军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对抗日力量来说，当时的形势固为有利，但台南的粮饷不继，兵力也得不到补充，已经无力再进一步发动攻势。时人称：“时台兵军声颇起……盖自精华等受抚，义民矫捷可用，虽用土枪，能卧击，无虚发；且稔习地势，蓦山越涧，尤为长技，聚散前后，飙忽猱腾，每绕倭兵后路，倭人畏之。于是，台北、台中颇思反正。适联庄法已及台中，颇著成绩。台北乡民闻之，愿潜人联庄受约束，期大军至，即内应同举。为台湾全局一大转机。而台南饷械已匮，不能派兵前进，台民觖望。”到十月上旬，日军开始大举进攻，台南的形势便急转直下，毫无挽回之术了。
日军大举南侵与保卫台南之战
当黑旗军与日军相持于浊水溪之际，桦山资纪也正在策划大举南侵。并组成了南进军司令部，以台湾副总督高岛鞆之助中将为司令官，大岛久直少将为参谋长，伊地知乃清炮兵中佐、武富邦鼎海军少校为副参谋长，平岩亲德炮兵少佐为副官部长，小野重勤步兵少佐为管理部长，村井长宽少将为炮兵部长，三村乙艺工兵少校为工兵部长。因为桦山知道仅靠近卫师团已不足胜攻占台南之任，所以决定请大本营调第二师团和联合舰队共同参加南侵。为此，他制订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到十月初，各部队均按作战计划开始了南侵活动：“向台南开始行动的南进军总计四万。其中，一部拟由陆路直扑台南的正面，大部队则由海路在台南的侧背面登陆。北白川能久亲王殿下率领主力军一万五千人的近卫师团全部，从彰化开始行动，经过嘉义县顺大路开向台南。这一部队已经在开始行动了。又一大部队，即第二师团全部，其主力军约二万五千人。该部队分别从基隆和大连湾乘船，全军有一天集合于澎湖岛；再分为两路，由海路分别开向台南的前侧面和后背面。第二师团的第四旅团由伏见（贞爱）殿下率领，总计约一万二三千人，拟由海路在中部登陆。这一部队已经在十月二日从基隆登船。该部队叫做伏见混成旅团，预定顺海边的道路逼扑台南的前侧面，其登陆地点为布袋嘴港。第二师团的第三旅团由山口（素臣）少将率领，总计约一万二千人，拟由海路在南部登陆。这一部队已经在十月一日从大连湾登船。该部队叫做山口混成旅团，预定从台南的后背面进击，其登陆地点为枋寮港。而全军的指挥者即副总督高岛中将，该中将将率领南进军司令部，从中部布袋嘴港登陆。又后面的指挥者为第二师团长乃木（希典）陆军中将，该中将拟率领第二师团司令部从中部的中港或枋寮港登陆，三日已从基隆登船。海军将炮击两所登陆地点，并预定攻击安平、打狗各要港。”
根据南进军司令部的部署，当时驻彰化城的北白川能久，决定先行一步，向台南府的嘉义进兵。早在九月二十九日，他即发布命令：以川村景明少将为前卫司令官，率步兵第一联队（缺第一大队本部和两个中队）及骑兵大队（缺第一中队），从北斗出发，经莿桐港、他里雾、大莆林、打猫堡，向嘉义前进，坂井重季大佐为右翼支队司令官，率步兵第二联队本部和第一大队、骑兵一个小队及炮兵第一中队之一个小队，经西螺街、土库、新街，从西路进逼嘉义；内藤正明大佐为左翼支队司令官，率步兵第四联队（缺第二大队本部和两个中队），骑兵第一中队（缺两个小队）及炮兵第二大队（缺第三中队），经树仔脚、云林县、火烧庄，从东路包围嘉义；北白川本人亲率主力，包括步兵第二旅团司令部、步兵第一联队第一大队（缺两个中队）、步兵第四联队第二大队（缺两个中队）、步兵第三联队（缺第一大队）、骑兵一个小队、炮兵联队本部和一个大队（缺一个小队）及第三机关炮队（第二队并入），随前卫之后前进。
但因连日风雨大作，鹿港溪水深，不能涉渡，近卫师团主力无法出彰化南进。浊水溪更是大涨，“不啻银河倒泻，山流暴注，急湍奔腾，有倾盆倒峡之势，几使平土变为泽国。日军只好改变第一次作战计划，停战数日，以俟天气稍晴，再兴大师。”是时，“黑旗兵扎云林，每夜暗渡，谋袭北斗，夜间铳声迭响。”然以兵力单薄，无大战果。十月三日，北白川能久率近卫师团出彰化南下。行前，规定了各部队的行军日程如下：（表略）
日军在南进途中，遭到黑旗军和义军的节节抗击。但日军以优势兵力猛进，黑旗军和义军难以抵御，损失甚大。黑旗军都司肖三发和义首黄荣邦牺牲。到八日，日军便从北、东、西三面包围了嘉义。
嘉义，古称渚罗，南距台南府城一百三十余里，负山面海，颇据形势，为府城北路之屏障。城墙下部垒石，上部砌砖，高两丈有余，厚约一丈二尺。城之顶端有女墙，其箭垛适可为枪眼之用。有四门，上建敌楼，便于了望。各门外皆筑瓮城。城外有宽三丈的护城河环绕，河堤上遍植竹林。此时，云林一带黑旗军皆退至嘉义，刘永福令王德标据城固守。
十月九日，日本近卫师团向嘉义发动了总攻。进攻前，北白川能久晋升坂井重季为少将，接替已死的山根信成的步兵第二旅团长职务，并令松原睃三郎中佐为步兵第二联队长。北白川此番率近卫师团进攻嘉义，倾巢而来，志在必得，然自侵台以来，历时将近半载，多次苦战，伤病在身，与他从台北南下到占领彰化时的心情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此时，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远伐荆蛮百事辛，难堪恶水与炎尘。去京半岁君休笑，忽作白头黑面人！”此诗，寄托了感叹万端，表现出这个日本侵略军头日精神世界的另一个侧面。嘉义之战的十九天后，他即以伤病死于台南。所以，这首诗实际上是他临死前的一次哀鸣。
是日黎明，日军各部队从宿营地出发，分三路逼近嘉义。上午八时三十分，川村景明率前卫进至距北门一千公尺时，一面命炮兵布置阵地，将四门山炮架起，一面命步兵制作登城竹梯。此时，北白川也率师团主力进至前卫位置，命一个炮兵中队加入进攻。十时三十分，右翼支队抵距西门七百公尺处，选定炮兵阵地，作炮击的准备。与此同时，左翼支队奉命埋伏于东门外约七百公尺的深壕内，等待进击的命令。
上午十一时三十分，日军开始从三面炮击嘉义，其炮火之炽烈，“恰如万雷落地，天地为之震撼”。嘉义城墙虽然坚固，怎敌得住大炮的袭击？然黑旗军仍奋勇抵抗，“自城墙上进行非常猛烈的射击”。不久，东西两座城门楼皆被轰毁。日军趁机架竹梯登城。黑旗军和防军“顽强抗御，仍不断以抬枪还击”，但终究抵挡不住。到十二点十五分时，日军已经先后占领了西、北、东三门，并突进城内。嘉义知县孙育万从南门奔回台南，王德标率余部退至曾文溪。嘉义遂陷。
日本近卫师团进攻嘉义的当天，日本第二师团各部队已在澎湖岛待命。南进军司令部设在东京丸上。高岛鞆之助召集乃木希典、伏见贞爱、八舰舰长及参谋等三十余人，在东京丸上举行作战会议。会议决定：伏见贞爱率混成第四旅团为北军，从布袋嘴登陆，并与近卫师团取得联系，共同从北路进逼台南府城，乃木希典率第二师团余部为南军，从枋寮海岸登陆，从南路拊台南之背。此时，日本海军吉野、浪速、秋津洲、济远、大和、海门、八重山、西京丸八舰，及四十九艘运输船均麇集于澎湖岛马公湾。北军登陆时，由浪速、济远、海门三舰护卫，济远舰长平尾大佐为北军登陆委员长；南军登陆时，由吉野、秋津洲、大和、八重山、西京丸五舰护卫，八重山舰长平山大佐为南军登陆委员长。
十月十日上午六时，日军运输船十九只，载南进军司令部及混成第四旅团，在浪速、济远、海门三舰的护卫下，自澎湖岛出发，舳舻相衔而进。十时五十分，抵布袋嘴，停泊于距海岸三海里处。十一时四十分，济远舰首先向岸上开炮，浪速、海门二舰随之。海岸附近的村落房屋被燃，“火焰冲天，一直烧到半夜仍未熄灭”。下午二时半，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开始登陆。此处只有少数清军，稍作抵抗，即向南败退。十一日晨，混成第四旅团前锋从布袋嘴出发，途中与近卫师团的松原支队相遇，遂一起向东南进发，于上午十时半占领了盐水港。至此，混成第四旅团与近卫师团两支部队的信息才完全沟通。
日本混成第四旅团虽然派前锋占领了盐水港，但后继登陆部队时时遭到黑旗军和义军的狙击。日方记载说：“我军在布袋嘴登陆时，此地人顽冥不解事理，只认为敌兵一来于自己有害，须抵抗以保持自己的安全，似欲以死力防御到底。一方面刘永福亦利用其无知剽悍，企图借此防阻我军登陆，让其部下大肆煽动。因此，我军东西南北，到处无不战斗。”确实如此。十月十一日，占领盐水港的日军南进时，便遭到林碧玉所率义民的激烈抵抗。
林碧玉（一八三二——一八九五年），字尔音，号昆冈，嘉义诸生。祖籍福建泉州晋江县，先世迁台，“初居台南县北门乡，后迁将军乡西甲”。中秀才后，设教于乡。“生平尚武好义，精拳术”，“喜为人排难解纷，里众倚重之”至是，闻前适迭败，台南岌岌可危，便集各庄群众曰：“台湾亡矣！若等将何往？吾欲率子弟卫桑梓，若能从吾乎？”应者一百数十人，得旧铳数十杆，迎敌于盐水港南十余里之铁线桥。林碧玉率众踊跃而进，日军稍却。复战于沟仔头，沿途庄民亦持械随战。既而日军大队至，他指天而誓曰：“天苟不欲相余，今日一战，当先中弹而死！”众皆感泣。在与敌搏战中，林碧玉中弹洞胸，壮烈牺牲。其长子同战死。而日军伤亡亦颇不少，其中有一中尉，中弹当即毙命。
十月十二日，步兵第十七联队长泷本美辉大佐派黑松良光大尉率其中队，从布袋嘴出发，向东石、下湖方向侦察。十三日下午，黑松中队行至东石村时，被义军包围。据日方记载：“敌兵打着旗帜，兵力约一个半营，即七八百人，自北、东、南三面进逼东石，将黑松中队包围，于相距三百至五百公尺的距离上进行激射……今我不仅处于背水之战的境地，而且众寡不敌，为彼诱入所设的圈套之中。因此，其气焰益盛。我军陷于苦战之中，欲向布袋嘴主力部队求援，但无法脱围；欲杀开一条血路，又未能如愿。自上午十时至下午五时，敌军射击不停。黑松中队之弹药快要用完，口粮将尽，无论如何也不能久持了。”激战七个小时，日军伤亡十九人。若不是泷本听到枪声，派第三大队长岛田义一率部前来援救，这队日军可能就被全歼了。直至十五日，混成第四旅团前锋才进至急水溪北岸。
在混成第四旅团登陆布袋嘴的同一天，日军运输船三十只，载第二师团之大部即南军，在吉野、秋津洲、大和、八重山、西京丸五舰的护卫下，从澎湖岛出发，向枋寮方向航进。在此以前，乃木希典命令，以步兵第三旅团长山口素臣少将为前卫司令官，率步兵四联队（缺一个大队和一个分队）、骑兵第二大队（缺一个中队）、炮兵第二联队第三大队、工兵第二大队（缺一个中队）及架桥纵队，先在登陆点附近占领阵地，掩护师团登陆，并以工兵在登陆地为师团架设栈桥；乃木本人亲率师团主力，包括步兵第四联队第二大队、步兵第十六联队、炮兵第二联队本部和第二大队，登陆后于指定地点进行整顿，做行军的准备。十月十一日上午七时五十分，步兵第四联队第二中队在番仔崙、枋寮间登陆完毕，随即沿海边道路向东港前进，到达刘盐仔附近，对东港实行戒备。八时二十分，步兵第四联队第三中队登陆完毕，占领北面的加冬脚，对东北方向实行戒备。九时，步兵第四联队第一中队登陆完毕，由登陆指挥官、步兵第四联队第一大队长山田忠三郎少佐亲自指挥，沿海岸向顶寮前进。
日军登陆后的第一个攻击目标，就是加冬脚。在乃木希典看来，“加冬脚是东港、枋寮间的中枢，并且是通向蕃地的十字路口。若不能攻占加冬脚，则进不能入东港，退不能守枋寮，故该处实为战略要地。”上午八时四十分，步兵第四联队第三中队自登陆点向加冬脚前进。行近时，日军见村里黑旗迎风飘扬，知有黑旗军防守，于是分为两个梯队，穿过水田，向前进逼，等日军近至五百公尺距离时，黑旗军才开始射击。日军继续进逼，越是靠近，黑旗军“从胸墙枪眼里发射越猛，眼看着有七、八名士卒（日兵）倒下去了”。日军强行通过，越过壕沟，接近村头的堡垒。堡垒旁有一座高楼，名步月楼，其下有门，可由此进入加冬脚村。日兵几次夺门都未成功，反有多人被击毙。此时，日军处在围墙之下，既不能进，又不能退，完全陷入了死地。日军为摆脱困境，向前突击，又有一名少尉和几名土兵中弹丧命。余下的六名军官，已有五名受伤。直到十时四十分，步兵第四联队第一大队长山田忠三郎少佐和第三大队第十二中队长幸村常大尉率部来援，第三中队才脱离险境，然已有五十二人伤亡，中午时，日军从上风纵火烧庄，黑旗军才不得不撤离该村北退。
十月十二日，根据乃木希典的命令，山口素臣率领所部沿海岸地带向东港前进。原有中字营管带吴光忠在此驻守，闻风北遁，日军不战而占领东港。横在东港前面的淡水溪，因其下流没有桥梁，日军炮队和粮食运不过去，只好在东港等待架桥。十四日，日军一个大队和一个中队到桥沟溪一带搜索，遭到一营清军的伏击，伤亡九十四人后又退回宿营地。十五日，架桥已成，山口便率部渡江北进，占领了奉山。
同一天，日本海军对打狗炮台发动了进攻。上午六时，常备舰队司令官有地品之允中将乘坐旗舰吉野在前，秋津洲、大和、八重山、浪速、济远五舰继之，向打狗炮台逼进。六时四十分，开始炮击。八时，日本六舰排成一列，准备派陆战队登陆。炮台开始猛烈还击。日舰急“拔锚回旋，同时益加攻击炮台”。下午一时，已经集合在海面的大小汽艇二十余只，装载陆战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开始靠近海岸。炮台守将为刘永福第三子成良，率部撤回台南。
至下午四时十八分，日军完全占领了打狗炮台。
十月十六日，日军步兵第十六联队的两个中队逼近凤山南门，步兵第四联队从西门冲入城内，占领了凤山。下午一时，乃木希典率第二师团主力进入凤山县城。
十月十八日，乃木希典以山口素臣为前卫司令官，率部先从凤山出发，亲率第二师团主力继后，向台南前进。并另派出两个支队：一个支队去台南以东的关帝庙，与近卫师团取得联系，以防台南防军逃往内山；一个支队沿海岸向台南前进，与海军取得联系，以防台南守军从海路逃跑。
十月十九日，日军第二师团前卫步兵第十六联队第一大队，在福岛庸智大佐的指挥下，占领台上庄后，又继续北进。上午七时，当行至二层行溪南时，遭到郑清所率领的义民的伏击。“郑清者本凤山绿林豪，其侪七百，应刘帅（永福）募来谒，不愿受饷，愿杀敌，领一军守凤山路。至是，遇敌骑齐踊跃伏而击之。”据日方记载：“敌军潜伏在甘蔗地里，待我军来到，突然从十几公尺外射击。部分敌兵退至二层行村头，以民舍为地物，顽强抵抗我军。我尖兵一个小队正面和侧面皆受敌。交战片刻，又派两个尖兵小队从左右两翼包抄，合力向甘蔗地里之敌兵激射，始将其驱逐。我又进至二层行溪岸，猛烈射击河对岸之敌。但敌军顽强不动，枪声益烈。”福岛又派两个中队渡河，向义军进逼。并命令炮兵在河南岸占领阵地，向二层行村猛轰。激战三个小时，义军战士有四十余人战死，伤者更多，郑清始率余部退入山内。当天，乃木希典率第二师团司令部到二层行村，一面派人侦察附近地势，一面研究制订进攻台南的作战方案。
当日军第二师团主力从南路步步进逼台南之际，混成第四旅团也从北路向台南急进。十月十八日，伏见贞爱命令步兵第五联队向王爷头发起进攻。“王爷头是海岸道路的要冲，前面有急水溪，有广漠的平野战地，又有为防潮水或区划盐田而设的、高两三公尺的堤坝十数条。因乃在此构筑掩堡，备克鲁伯野炮及山炮，专以守卫海岸道路。”刘永福命李翊安统带翊字军左、右两营在此守卫，并有义军四营配合，经常出没于布袋嘴一带，袭击日军守备队，威胁日军的粮道，给混成第四旅团的南进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此，伏见特命步兵第五联队占领王爷头，以扫清旅团南进路上的一大障碍。
是日凌晨四时，步兵第五联队长佐佐木直大佐率部从盐水港出发，以石原应恒少佐率步兵第一大队（缺一个中队，和炮兵第一中队（缺一个小队），为前卫；大熊淳一少佐率步兵第三大队（缺一个中队）、炮兵一个小队和骑兵一个分队，为右翼队；佐佐木本人率第五联队本部和步兵第二大队（缺一个中队），为主力。上午六时，日军前卫集合于铁线桥，拟向西进至四千公尺处渡过急水溪，以击翊字军的侧背。此时，李翊安已率翊字军和义军抢先渡过急水溪，据守铁线桥西方约十二里的村庄，以阻止日军前进。八时四十分，日军冲入庄内。翊字军奋勇抗御，与敌人展开了肉搏，“刀枪交加，呐喊互扑，白刃飞火，奋击突战”。最后，日军放火烧毁村庄，才得以渡过急水溪进至南岸，突入翊字军炮兵阵地的侧背面，而六名中国炮兵至死不退。连日人也不得不赞叹：“其炮兵直至我兵突入阵地时尚不退走，炮手六名终死在炮侧，虽为敌人，其勇敢真值得赏叹，可称为中日战争以来未曾有的勇兵！”最后在王爷头的决战中，“敌兵的一队决死防线，一步也不退，终有七十余人以身殉职，这亦是华兵中绝不可见的勇兵！”直到下午五时，日军才占领了王爷头。在这次战斗中，日军死伤二十二人，其中有大尉以下军官六人，而翊字军和义军则牺牲了三百多人。
王爷头失守后，曾文溪成为台南府城北路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此时，日本南进军司令部已进至茅港尾。曾文溪在茅港南十里，台南北三十四里。溪之南岸有一条高丈余的长堤；北岸为沙地，甚不便步行。刘永福想利用此处的地势，进行最后的抗御。他命总兵柏正材统军至曾文溪，兼统王德标七星队及林义成、简精华等义军。徐骧先是奉刘永福命，至卑南招募义民，得七百人。刘永福名之为先锋营，命徐骧驰赴前敌，亦抵曾文溪。总兵力约四千多人。
徐骧（一八五八——一八九五年），字云贤，台湾苗栗头份人，后移居台南屏东。祖籍广东。“年十八举秀才，文武兼能，居身清廉。”后执教于头份。其为人，“性刚毅，具胆识。”日本挑起甲午战争之初，徐骧即为台湾的地位而忧心忡忡。对乡人言：“日人实逼处此，包藏祸心，眈眈逐逐，志不在小。被之馋涎滴滴向吾台落者，已非一日矣。今日事端已启，燎原难遏，势必出于战；战则吾国必败，败则必割地以求和，求和则必首以吾台为馈赠品。”及闻朝廷将台湾割与日本，他不禁义愤填膺，坚决表示：“愿吾血随吾台俱尽，吾头与吾台俱碎。”日军侵台后，毅然投笔从戎，号召乡人“人自为战，家自为守”，组成义军一营，带之奔赴前敌。自从高揭义旗抗日，转战各地，几乎每战必与，出生入死，艰苦备尝，屡挫屡奋，抗敌之意从未稍衰。有人问以：“眷属何在？”浩然对曰：“有天道，台湾不亡，吾眷可得也；台湾亡，遑向家乎？”皆为之肃然起敬。徐骧好冲锋，每战必身先土卒，抵曾文溪后或劝之，则谓：“此地不守，台湾亡矣！吾不愿生还中原也！”听者无不感动，同仇敌忾，愿与敌决死战。
十月十九日凌晨三时，伏见贞爱率混成第四旅团从茅港尾出发，向曾文溪前进。根据日本侦察骑兵的报告，曾文溪的正面防守非常严密：“在左岸高地筑有防御工事，沿岸有完备的掩体和炮兵阵地，设有加特林炮。四千名黑旗军携带着毛瑟抢。在曾文溪右岸埋有三十九个地雷，于各处设置陷阱，并且还在涉渡点水下敷设水雷。敌军之精兵尽集于此。”伏见知道从正面进攻，必定会招致重大的伤亡，于是决定：先以步兵两个中队携带火炮四门，自大道前进，佯攻黑旗军的正面阵地，使之无暇他顾，然后亲自率领七个中队，携带两门大炮，从曾文溪上游涉渡，绕攻右翼。日军过溪后，乘朝雾，衔枚疾进，于晨五时逼近黑旗军右翼。黑旗军和义军急起应战，“始则徐射，继而白刃相接”。日军猛放大炮，掩护步兵齐攻。由于力量过于悬殊，黑旗军和义军势难抵御。徐骧率先锋营与敌步战，拚搏在前，首中敌炮，犹跃起而呼曰：“丈夫为国死，可无憾！”仆地不起。“弹飞金铁多摧臂，炮洞心胸尚怒眸。”对于他的牺牲，时人曾评之曰：“蓬荜下士，闾阎细民，而能提三尺剑奋袂以兴，弃父母，捐顶踵，以为国家争尺寸之土。若徐骧人者，尤可敬矣！”徐骧殉国后，总兵柏正材随之阵亡。王德标下落不明。死者共二百零四人，伤者无数。林义成和简精华则突围而出。后来，林义成回到凤山，继续领导义军抗日，简精华则投奔云林大坪顶，与柯铁联合抗日。
曾文溪之战，为黑旗军保卫台南的最后一战，从此再也组织不起来有力的抵御了。
台南府城的陷落
从日军登陆澳底以来，黑旗军先出兵台中，后保卫台南，已历时近五月。至此，日军陆海俱进，南北夹攻，三面包围，台南府城完全处于敌锋之下，危在旦夕。
刘永福这位当年抗法英雄，曾在越南战场上叱咤风云，名震宇内，如今却处于完全绝望的困境了。他自率部来台后，既不为朝廷所信任，又受到上司的压制和排挤。他曾提出招前在越南抗法的旧部三千人“到台南扼守，兼为北援”，多方请求，“言辞恳切，近于哀求”，均不被允准。不仅如此，而且粮饷全无。为了支撑危局，尽管采取发银票、印邮票等办法，以济燃眉之急，然“以财政万分困难，杯水车薪，无从救济”，他号召爱国绅民“有银帮银，有钱帮钱，无钱帮米”，勉度难关。屡次派人渡海向两江、浙闽、两广总督告援，皆无成效，因为朝廷早有严旨禁止运粮械济台。试读七月以后刘永福致张之洞的求援告急电报：
七月十一日：“台北义勇甚得力，台南饷械极支绌。易道顺鼎目睹，慨然任往江南，力求垂救。绅庶留权道篆助福为理，乞即饬令回台。事关大局，无论如何，多拨饷械，千万莫延。”
七月十七日：“月前共肃三禀，由厦门复寄三电，易道去又呈一缄，不知已邀垂鉴否？心甚悬悬。饷械奇绌，恩赏多少，祈速接济。”
八月十九日：“闽、粤饷无济，台南已无法可筹。民不许行，我公不救，兵民皆乱，福死何益？痛哭乞援，望切望速……天地父母，只公一人，乞救福死，而拯民生。”
八月二十一日：“福所以死守台南，为大局，非为私也。饷械不至，俄师渺然。我建孤忠所在，诸公必有以图之。事急矣！生死安危，惟公是命。如克有济，则祖宗之土地幸甚，台湾数百万之生灵幸甚，福亦幸甚！”
八月二十二日：“今饷械俱绝，民兵将乱，何以战守？福死奚惜，恐屏藩一弃，各国狡然生心。天下仰我公一人，乞为大局计，痛哭流血，乞速设法救援，守走死生，望公一言为定。”
刘永福函电迭至，张之洞拖延不复。直到八月二十五日，张之洞始转电刘永福，告以：“朝廷不得已割台，曾有旨召各官内渡，阁下自在其内。”并谓：“台向不归江南管辖，来便越俎。”拒绝了刘永福的请求，并暗示其内渡。当时，刘成良“揣度情势，预知不久”，也私下劝说其父刘永福内渡。但刘永福尚存一线之望，不忍心弃台湾百姓而去，答曰：“虽无粮，何以对百姓？”
十月初，忽传出消息，“已有密旨，令南洋接济台湾。”台湾绅民大受鼓舞，拟再请刘永福为民主国总统，道员易顺鼎为副总统，“合力共谋，同心同德，扫平倭寇”，“以转旋台北之乾坤”。实则所谓密旨乃是讹传。十月二日，由台南回厦门商借兵械的易顺鼎，接到张之洞的来电：“台事奉旨不准过问，济台饷械更迭奉严旨查禁，此时台断难救。且事必不能密，万一泄漏，徒碍大局，朝廷必然震怒；且东洋必更加诘责要求，岂不所损更多？是欲为国家而反累及国家也。此事关系重大，务望权其轻重，速离厦门，免生枝节为要。”易顺鼎闻电后，叹曰：“不意天子断送台湾如此之酷，全台亿万生灵从此遂无生路，冤哉！”为之感慨不已。
台南外援既断，粮饷又复告罄，使刘永福进退失据。正如时人指出：“即卧龙复生，亦不能挽回大局。”此时，他见“四处之罗掘俱穷，百般之设法亦尽，张（之洞）、谭（钟麟）之接济已成画饼，番奴之进逼急若燃眉”，痛感“盖未动兵先筹粮，兵家为第一要。今日睹此情形，粮饷必定涸罄，土崩瓦解，势所必然。自念焦灼，言之激昂。”不禁悲呼道：“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到十月九日，嘉义陷，台南成为一座孤城。正是，“兵穷食尽孤城在，空使将军唤奈何！”刘永福正在无计可施之中，英国驻台南领事胡力穑来访。相见后，胡力穑代表洋商的利益，向刘永福提出议和之事，因此双方有如下之对话：
胡：“打得久矣，各商民亦甚辛苦，究不如大家和好方为上策。”
刘：“如何和法？讲和之事，不是金银讲的。如果和了，百姓得安和亦好，但恐和后，我去了遭残百姓，我心何忍？”
胡：“和了，公内渡后，台之百姓即日百姓，焉有遭残乎？”
刘：“不知他如此否？他如果得安百姓，亦未尝不可。”
在胡力穑的劝说下，刘永福考虑，别无他法可想，只有和之一途。
十月十日，即日本第四混成旅团登陆布袋嘴的当天，刘永福通过英国军舰皮克号向日军转交了一封致桦山资纪的信。此信于十一日转送给高岛鞆之助。内称：“现在本帮办意欲免使百姓死亡受累，故本帮办亦愿将台让与贵国。”但提出要“先立条约两端：一、要求日军厚待百姓，不可践辱，其台民不拘何项人等，均不得加罪残害，须当宽刑省法”；二、对其本人“所部兵勇以及随员人等，亦须厚待，不可侮辱，将来须请照会闽浙总督、两广总督或南洋大臣，迅速用船载回内地”。高岛当即代表桦山复书拒绝刘永福之请，谓：“汝似欲具条件乞和，曩依下关条约本岛归我日本版图时，总督桦山海军大将因好意起见，夙陈利害顺逆之理，恳谕汝速投兵撤回。乃汝当时故意左右其辞，斥此好意，窃据南部台湾之地，以至今日。况嗾使当地匪类，悍然抗我王师，久致本岛于扰乱者，汝实其魁也。今大军逼在咫尺，命庄旦夕，仍靦然乞和，且具条件，拟一如对答国将领相接议事之式，此本职所最不解者也。汝若悔前非，欲诚意乞降，唯有面缚自来军门乞哀而已。”接复书后，刘永福于十四日再次致书高岛，指出：前看桦山“既肯商议和好，今忽附言投降，将何以明信于天下耶？”并特别警告说：“双方攻战，其胜败之数不可预期，徒害生灵面已。本帮办为爱恤人民起见，始有此和议耳。若本帮办战不能胜，即率旧人退入内山，亦可支数年，而不时出战，决不令安居此地也。”从这些书信往来中，可以看出，此刻刘永福要的是有条件的和，而日方则要的是无条件的降。由于双方在原则立场上存在分歧，是根本谈不拢的。
当时，摆在刘永福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进入内山；二是内渡大陆。他一直在这两条出路之间摇摆，内心矛盾重重，长期难以作出决断。他在致高岛鞆之助书中说过“退守内山”的话。事实上，他也有此准备，在情况紧急时“安排退入内山”，并“已将辎重军装先用牛车运往”。尽管如此，因对进入内山坚持武装抗日，感到前途难卜，始终缺乏信心。在敌人大军压境之际，他起初确实想通过和谈来达到顺利内渡的目的，当这条路被堵死后，又想到还是要转移内山。此时，他致书易顺鼎称：“誓不走，如万难支，决入内山作草寇，与遗民共存亡。”十月十八日，刘永福召集部将会议，“或言退倚城东山，或言出城决战”。在当时来说，出城决战实孤注一掷，勇则勇矣，必全军覆没无疑。乃议决“退守关帝庙庄，据山以守”。这应是当时唯一正确的决策。据易顺鼎称：“台北义民望刘入内山尤切。益入内山有四利：一、地险倭不能入；一、粮足军不至饥；一、生蕃与倭为仇；一、义民到处相应。刘一日在内山，倭一日不安枕，犹之刘一日在越南保胜，法人一日不安枕也。”其后台湾局势的发展，证明这一分析是正确的。假若真能实行此策，则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武装斗争必定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但是，到了十月十九日，在这必须立即实施进山计划的最后时刻，他却扰豫了。此日，曾文溪一战之惨败，使他大为震惊。这位身经百战的英雄，却求助于神灵，焚香跪求，得签云：“木有根技水有源。”解曰：“求财不得；求病必死；求子生女；失物无回；出行多阻。”签语颇不吉利。适在此时，谭钟麟托人带信来，促刘永福内渡。同时，台南城内“粮饷已罄，人心已变，将有哗溃之虞”。这样，他才下决心“拚死也要内渡”。当夜，刘永福率其子成良及部将、幕客数人至安平，乘英国商船爹利士号渡厦门。
十月二十日，日本吉野、浪速、大和、秋津洲四舰进入安平港内，而炮台并不发炮，绅民始知刘永福业已内渡。二十一日凌晨一时，台南东门外教堂的英国传教士巴克雷等，至二层行村日军第二师团前哨报信。同时，沿海岸前进的右翼支队派人送来海军所得的消息，也证实了巴克雷等的报告。本来，日军决定于二十三日发动总攻。乃木希典见情况有变，便命令前卫司令官山口素臣提前占领台南。二十一日黎明，山口率队自二层行村附近的宿营地出发，从小南门进入台南府城。至此，存在了一百四十九天的台湾民主国，终告灭亡。
十月二十七日，桦山资纪发布告示声称：“台湾全岛已全部平定。”十一月十八日，桦山又正式向参谋本部报告“台湾全岛平定”。但是，他高兴得未免太早了。“全局输未定，已溺有燃灰。”此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统治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在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璀璨夺目的篇章。
第四章 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的结局及其影响
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这次战争是日本蓄谋挑起的。因此，对中国来说，它是一次反侵略战争，其性质是正义的。但是，由于清朝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和战争指导上的失败主义，这次战争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在中国近代史的前八十年当中，清政府领导了五次大规模的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战争，即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战争。这五次反侵略战争的结局是相同的，最后都是以中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其中，甲午战争失败所造成的影响最为深远。这次战争，大大加速了中国社会向殖民地、半殖民地沉沦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甲午战争的爆发，并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它是日本明治政府长期推行对外扩张政策的产物。早在一八六八年，明冶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宜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以实行对外侵略扩张为基本国策。日本的侵略矛头，主要是指向中国。为此，明冶政府进行了长期的扩军备战活动。一八七〇年，开始推行军制改革，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建立近代常备军。一八七四年侵略台湾受挫后，明治政府深感海军力量之不足，向英国订购了扶桑、金刚、比睿三艘铁甲舰，以充实海军。一八八六年，发布海军公债令，开始实施第一期三年造舰计划。一八八八年，中国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后，明冶政府以超过北洋舰队为目标，又提出了庞大的第二期五年造舰计划。并先后向英、法两国购买了六艘大型新式战舰，使它的海军力量一跃而居于北洋海军之上。到一八九四年，日本利用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采取欺骗手段，诱使清政府派兵入朝，从而为其大规模出兵朝鲜制造借口，以促成中日直接开战。与此同时，还在外交上纵横捭阖。无所不用极，一则欺骗、麻痹清政府，以使其相信和局可保；一则分化、拉拢西方列强，以使其默许，支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海军便在丰岛海面对北洋舰队发动突然袭击，终于挑起了战争。
这次战争打了八个月，中国屡遭挫败，日本也打得并不轻松，甚至可以说已经精疲力竭了。整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十七日，战争是在朝鲜半岛及其海面进行。先有丰岛海战和成欢陆战，后有中日陆海决战的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第二阶段，从九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二日，战争是在鸭绿江北岸和辽东半岛进行。主要有鸭绿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第三阶段，从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战争是在辽东、辽南、辽河下游、山东半岛及澎湖岛进行。主要有辽东之战、辽南之战、辽河下游之战和威海卫之战。四月十七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宣告了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从光绪皇帝到清政府的多数官员是积极主战的，有些官员甚至主动请缨赴敌。在海军和陆军中，还涌现出众多的誓死抗败的爱国将土，或奋勇搏战，战功卓著，或壮志未酬，血染疆场，或被困援绝，宁死不降，表现了崇高凛然的民族节操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日军所到之处，当地群众也都自发地展开了抗日斗争。台湾人民所进行的反割台武装斗争，尤为慷慨激烈，可歌可泣。但是，无论帝党的积极主战还是爱国军民的英勇斗争，都未能挽回战争的败局。
经过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战争暴发户。日本向战败的中国索取赔款规平银二亿两，再加上赎辽费三千万两和威海卫日军守备费一百五十万两，共二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约合三亿四千七百二十五万日元。另外，还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的战利品，包括舰艇、轮船、汽船、军港设备、机器、枪炮、弹药、金银。粮食等等，约略计之，其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才有八千万日元。这次战争掠夺，使日本发了大财。日本前外务大臣井上馨踌躇满志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日本财政部门根本料想不到会有好几亿的日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顿觉无比地富裕。”
日本第一次真正地尝到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甜头，更加刺激了它对外扩张的野心。从此，日本政府便大力扩张军备，为发动新的战争而作准备。早在马关议和期间，日本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大将即提出，以“扩大利益线，称霸东洋”为目的，把师团编制加以扩大，以便作为战略单位使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后，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打败俄国远东军队的扩军计划，把师团的建制翻一番，即在原有的六个师团（一个近卫师团除外）的基础上再增加六个师团。并迅速扩大炮兵和骑兵，使其成为能够适应近代化战争的军队。
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大将也提出了庞大的扩充海军的计划。“其目标是要在德国或法国同俄国联合起来时，用以击沉这两个国家能够联合派到东方来的舰队。”据统计，日本从中国所取得的偿金，用于陆军扩充费为五千七百万日元，海军扩充费为一亿三千九百万日元，临时军事费为七千九百万日元，发展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为三千万日元，共三亿零五百万日元，占偿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
根据《马关条约》第六款，中日两国还进行了通商行船条约的谈判。这次谈判历时一年，双方于一八九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签订了《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二十九条。条约规定，日人在中国已开及日后约开的通商口岸有设立工厂企业的自由。本来，通过《马关条约》第六条，清政府已经为日本新开了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商埠。在这次谈判中，中国方面提出对日人所开工厂征百分之十的内地制造税，而日方又以此为要挟，胁迫清政府增辟天津、上海、厦门、汉口四处租界。在日本工商界看来，以制造税而换取四处租界的设立，是一个值得庆幸的成功。因为这样一来，日本在中国取得了八处专管租界的设立权，比英国还多三处，其“已达一百万锭并仍在駸駸发展中的各纺织公司的棉纱等各种产品，将滔滔不绝地流进这个巨大市场。”因此，甲午战争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跳板”。“由于巨额赔款的流入，一面进行以扩充军备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另一方面获得了采用金本位制的资金，也就拿到了参加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的通行证。日本资本主义依靠地理上靠近中国和拥有较多的专管租界，取得了比欧洲列强更为有利的条件，登上了开拓中国市场的新旅程。”
于是，日本的企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八九二年，日本全国有工厂二千七百六十七家，其中使用动力的工厂九百八十七家，共有三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