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学研究(新版).第一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林伦伦

出版社：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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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学研究(新版).第一辑试读：

前言

2013年7月28日，“饶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韩山师范学院隆重举行，这是国内外首次以“饶学”为研讨会名称的学术会议。韩山师范学院“饶宗颐研究所”也就此更名为“饶学研究所”，《饶宗颐研究》更名为《饶学研究》，此辑为《饶学研究》新版第一辑。

本刊将高扬“饶学”旗帜，一如既往地致力于推进饶宗颐教授学术、文学、艺术、生命精神及其与“饶学”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旨在秉承饶宗颐教授弘扬中国文化的精神，在尽力推动“饶学”研究深入发展的同时，也借此推动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本辑内容设有“饶宗颐学术研究”，以探讨饶宗颐教授在各个门类的学术成就；“饶宗颐交游研究”，以探讨与饶宗颐教授交游密切的同时代学人及其与饶教授的关系；“饶锷研究”，探讨饶宗颐教授尊人饶锷先生的学术与文学成就，以方便读者了解饶宗颐教授之家学渊源；“二十世纪学人研究”，则主要录入20世纪其他著名学人之研究文章，借以与“饶学”研究相配合，呼应学界20世纪学术史之研究，并为之添砖加瓦。以后本书的内容设置，除了上述内容之外，还将囊括“饶宗颐艺术研究”“敦煌学研究”“台港及域外华学研究”等，在此谨向海内外的专家学者热诚征稿，共襄“饶学”研究盛举。

值此饶宗颐教授期颐大寿将届之际，敬将此辑献予教授，共举春酒，以介眉寿。编委会2014年3月9日

饶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

大家好！

值此韩山师范学院建校110周年之际，“饶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韩师隆重召开。这是饶学研究的一大盛事，也是我校迎接110周年校庆的一大喜事！在此，我谨代表韩山师范学院全体师生，对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嘉宾和各位领导，致以深切的问候和热烈的欢迎！

饶宗颐教授实乃巍巍文化珠峰，他一生治学范围广博，学术研究涉及潮州学、敦煌学、甲骨学、考古学、楚辞学等十多个门类，几乎涵盖国学的各个方面，且成就卓著，享誉国际学术界和文化艺术界。2009年饶宗颐被国务院中央文史研究馆聘为馆员，2011年荣任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2011年12月获得首届“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2013年3月在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饶公虽已年近期颐，但仍笔耕不辍，在学术和艺术上卓有开创。温家宝总理于2010年8月亲切接见饶宗颐先生时，赞扬他是“学贯中西，集学术与艺术于一身的国学大师”。

饶公与潮州，与韩山师范学院渊源颇深。他是潮州人，也是韩山师范学院的杰出校友，在“省立韩山师范学校”时期，曾任韩师教员。自1990年韩师聘请饶宗颐先生为名誉教授以来，先生曾多次莅临韩师讲学，为师生们奉献上丰盛的国学大餐。饶公辉煌的学术成就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业已成为韩师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全体师生的荣耀和学习的楷模！

韩师自办学110年来，始终坚持建设重点特色学科。潮学、饶学是我们举全校之力建设之重中之重的学科。在潮学方面，饶公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者，他在青少年时期主要做的就是地方志、文献与考古的研究。1934年以后，他编撰出版的著作有《潮州艺文志》《金山志》《广济桥志》《潮州丛著初编》《潮州志》等。据不完全统计，饶公至今已出版有关潮学著作5部，编著8部，论文47篇，其他各类文章68篇。

在20世纪90年代，饶公对潮学的巨大贡献主要是树立起“潮学”大旗。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他在国内、国际学术会议上，先后作了《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何以要建立“潮州学”》《潮人文化的传统和发扬》等讲演，呼吁尽快建立“潮州学”以及开展潮州文化研究。在饶公的倡导下，《潮学研究》创刊号在1993年11月正式出版了。饶公亲任主编，并在其中发表了《何以要建立“潮州学”？》这一高屋建瓴的指导性宏文。随后，在其亲自关怀下，相继在香港、汕头、潮州、揭阳及马来西亚等地，举办了十届“潮学”国际研讨会，出版了数百部有关潮学研究的著作。潮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建立，得到海内外众多学者的支持。20多年来，潮学研究已有众多学术成果问世，也聚成了自己的研究群体，在中国地方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饶宗颐教授不但是潮学研究的倡导者，也是一面领军的大纛。而他所撰写的有关潮学研究的论著，则是这门学科的奠基之作。如今潮学研究风起云涌，蔚为大观，饶公作为领袖，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功莫大焉。

正是在饶公的号召、指导和支持下，韩师的潮学研究才能有所成就，专门史学科已经成为广东省重点特色学科（教育厅，2012年），潮学研究中心已经成为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教育厅，2010年）、广东省地方特色文化研究基地（省委宣传部，2012年）和广东省非物质文化研究基地（文化厅，2013年）。

在饶学研究方面，我们至今已经召开了四届专门的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8月，首届“饶宗颐学术研讨会”在韩师成功举办，来自中国大陆和美国、法国、日本、泰国、荷兰、新加坡等国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的众多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2011年4月，也是在这里，我院隆重举行“饶宗颐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饶宗颐研究所成立大会”，在包括中央文史馆、敦煌研究院、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中山大学、广东省博物馆等高校及机构的鼎力支持下，世界上首个饶宗颐研究所宣告成立。饶宗颐教授亲自为研究所揭牌。分别于1996年、2006年和2011年召开的这三次学术会议，使得世界更了解饶宗颐教授，韩师也成为国际上饶学研究的重点基地之一。

自2011年4月饶学研究所成立以来，研究所有目标、有规划、勤勉努力，运行与研究工作之开展井井有条，并初步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们编辑出版了《饶宗颐研究》两辑（这次赠送给大家的是第二辑，第一辑已脱销），设置了饶宗颐研究课题10项，由有志于饶宗颐研究的海内外各界人士根据课题指南及各自学术专长自由申报，现都已正式立项。我们还创建了饶学研究网站，成为国内外目前唯一的饶学研究的专业网站。另外，自2012年春开始，饶学研究所专家在中文系为本科学生开设了“饶宗颐诗学研究”的专业选修课，饶学研究已进入韩山师范学院的教学与人才培养体系。我们还与华中师范大学联合，培养了饶宗颐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这次饶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在我校召开的第四次饶宗颐研究学术会议，也是首次更名为“饶学研究”的大会。我们学校的“饶宗颐研究所”，也就此更名为“饶学研究所”，本书更名为“饶学研究”。我坚信，在饶宗颐教授的亲切关怀下，通过这次盛会，包括在座诸位各界有识之士的通力合作、共同努力建设之下，“饶学”必将成为21世纪新的显学，不辜负饶公为本次会议题词——“鹅湖重见”所寄托的殷殷期望。

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学者、各位领导，饶学研究所成立、《饶学研究》出版以来，不仅吸引了学术界诸多同仁的慷慨赐稿和关怀关注，还得到社会贤达的关心与支持。香港黄书锐先生在2011年已经慷慨捐资20万元人民币，这次再乐捐10万元作为《饶学研究》出版等费用。我校杰出校友伟南先生为《饶学研究》策划统筹，贡献巨大，这次又乐捐10万元人民币作为研究所之研究费用。在此，我们对两位德高望重的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大会的顺利举办，我们得到了潮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指导，许光书记曾经亲自和我到香港拜访饶宗颐先生汇报举办会议的计划，今天又亲临大会致辞。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饶宗颐基金、学术馆之友会等单位，市委市政府属下各部门也与我校各部门通力合作。广东海利集团有限公司慷慨乐捐80万元和一批礼品作为办会之用。在大家亲密无间的合作之下，这次大会才能够顺利召开。借此机会，我谨代表韩山师范学院，对潮州市委市政府，对合作主办的各单位、合作承办的各单位，对许光书记、陈骏平董事长等领导和社会贤达，表示衷心的感谢！

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学者、各位领导，自1996年韩师首次举办饶宗颐学术研讨会到现在，时隔18年，“饶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第四次在韩师举行。我们希望通过本次研讨会，进一步整合饶学研究资源，吸引、团结更多的海内外有志于饶学研究的学者，促进饶学研究的学术化、系统化、国际化。我们期望，韩山师范学院的师生能够与在座的诸位专家学者一道，在这个国际化的学术论坛上，各抒己见，分享彼此的饶学研究成果和研究心得，共同为阐扬饶公彪炳千秋之学术成就、宏博精湛之学术思想、高贵突出之精神境界，为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当代学术文化尽自己的一份心力！我们也坚信，“饶学”必将与“钱（锺书）学”一样，成为21世纪人文社科领域的一门重要学科！

明天就是饶公的97岁华诞。借此机会，我提议，大家用热烈的掌声，祝贺饶宗颐教授健康长寿，学术、艺术之树常青！

祝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祝各位生活愉快，家庭幸福！

谢谢大家！

壹 饶宗颐学术研究

略说考古学与饶学

饶宗颐教授，字伯濂，又字伯子，号固庵，又号选堂。斋名梨俱室，爱宾室。1917年6月生于广东省潮州市。

饶宗颐教授是海内外著名的史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宗教史家、翻译家、文学家和书画家。他学富五车，迄今已出版学术著作80余种。他集学术与艺术于一身，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学艺兼修”的汉学大师，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

我首次见饶宗颐教授的大名是在1961年春。1958年7月我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分配到以杜国庠为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1959年成立考古研究组。1961年，所里要制订开展广东考古工作规划时，首先接触的是饶先生的两部书《潮州志》（1949年出版）和《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1950年出版）。《潮州志》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地方志，它首开现代科学编纂方志体例。《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是当时一部介绍粤东考古的专著，有遗址，有石器、陶器，图文并茂（图一），尤其是其中的“发现史略”，使我第一次知道粤港三四十年代的考古发现概况。所以，饶先生的这两种书籍，对刚踏上南国大地开展考古工作的我，具有启蒙、向导的作用。

从1961年秋开始我便到南海西樵山、增城、梅县、大埔、紫金、龙川、曲江、韶关、始兴、海南岛等地进行考古工作。

从1981年至2012年，我有幸在香港、潮州和广州，先后十次拜会饶先生，聆听他的学术报告，当面向他请教，与他进行学术交流，他的谆谆教导使我深受启迪、获益匪浅，我感激不尽。

第一次拜会饶先生是在1981年10月，我参加由广东省文化局潘燕修副局长率领的广东赴港考古代表团。在香港中文大学拜会了郑德坤教授和饶宗颐教授。饶先生对我们代表团的来访表示欢迎，并说“希望今后加强港粤两地文物考古界的往来”。

第二次、第三次会见饶先生是在1991年10月间，本人应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之邀，作题为“南越王墓的发现及其重要价值”和“从考古发现看香港与广东大陆的历史关系”的演讲。在促进中心演讲《南越王墓的发现及其重要价值》（区家发先生主持）。当我讲到南越王墓除发现年代确切的“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文帝九年乐府工造”一套八件铜勾鑃乐器等一千多套件珍贵文物外，还发现一件错金铭文铜虎节（图二），虎节背上有“王命=车”五个字，我说这个奇字“”是饶宗颐教授考证的，他在香港《明报》月刊1991年2月发表的《南越文王墓虎节之奇字——的考释》一文中说，不论释为“马土”或释为“纚”，皆可通“徒”，音义皆无不合。这时，我突然看到饶老端坐在学术报告厅的最后一排，便立即下去恭请饶先生上台讲述。饶先生的这种“不露声色，甘当听众”的谦逊学风，使我深受教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随后，我又在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作演讲，饶老也来了，还有杨建芳、王人聪、张光裕、林业强等。

第四次会面是在1993年前后，我陪同饶先生到广东省博物馆和广州南越王博物馆。省博物馆展出的“广州历史大观”“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历代陶瓷”“古代书画”“紫石凝英——端砚”“潮州金木雕”等陈列以及在南越王墓看到的“岭南考古名副其实的重大发现的各种文物”，引起了饶先生极大的兴趣和关注。2012年，香港饶宗颐学术馆的高敏仪小姐告诉我，饶老念念不忘当年我陪同他参观两馆的美好回忆。

顺便说一下，1990年冬，我参加广州南越王博物馆馆长司徒裕领队的“南越王墓玉器荟萃展”代表团，到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展出，这是南越王墓玉器精华专题首次出境展览，并举行学术研讨会，香港中大文物有屈志仁、高美庆、林业强馆长等出席。我记不得饶先生有没有莅临指导，记此一笔以待后询。

第五次会见饶先生是在1994年2月，我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庆祝郑德坤教授从事学术活动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彩陶和牙璋。彩陶是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牙璋是新石器时代末期到夏商周祭祀天地山川的礼器。

饶先生在开幕式上作《由牙璋分布论古史地域扩张问题》的演讲，饶先生说：“这次会议的中心为南中国与邻近地区古文化交流，特别以彩陶和牙璋为焦点。把牙璋作为单独项目研究是古器物学的一桩大事。”他说：“1991年12月我去河内参加远东学院九十周年的庆典，介绍了牙璋在国内外的分布，引起越南考古界的兴趣，遂有今天的盛会。”又说：“从《中国、越南牙璋遗址分布》图表看，国内外共有23处，广东地区以前有日本学者林已奈夫记录一件即增城县红花村出土，杨式挺认为这是广东出土文物之最像牙璋者；又有东莞村头、揭阳仙桥出土的牙璋，香港大湾遗址6号墓又发现一件，以往福建漳州漳浦的眉力水库工地也发现过一件。”那次会上，饶先生点名提到湖南博物馆裴安平的《中原商代“牙璋”南下沿海的路线和意义》和我的《浅说“牙璋”及相关器物——夏商周文化南传迹象探微》两文，还具体谈到牙璋的南传问题。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

这次会议的论文集，还收录了饶先生的《由牙璋略论汉土传入越南遗物》一文。饶先生在前一文指出：“由牙璋发现地点观察，东濒黄海，南至交州及闽粤海隅，都有牙璋传播的足迹。”这使他想起了半世纪前顾颉刚先生创办《禹贡》半月刊时，先生写的《古史中地域的扩张》认为：时代愈后，历史传说对地域的知识越加扩大。因此，《尧典》所云的“宅南交”一类的记载乃是出于汉代人的观念。因此谈殷代地理也只限于大河南北。幸而频年以来考古事业的发展，证明商代遗址的分布东至辽宁、内蒙古，西及四川，南及湘赣。饶先生说，现今牙璋的分布又推进一步，更远至南海和交趾了。由于殷人势力已及于西南地区，牙璋从蜀地输入越南与骆越是没有困难的。后一篇文章，饶先生首先肯定越南永富等地已发现4件牙璋，形制属龙山文化晚期至早商，应由汉土传去。（图三）可见“殷人的势力已远及东南亚群岛”。中原发现的出自南海的海龟、海贝可作佐证。饶先生又说，如越南发现的一件铜尊戈和一件铜锄，铜戈铭文与湖北包山和湖南常德楚墓的楚戈铭有相近者，可断定其必是楚器无疑。戈铭上的“棘”字，疑是“僰”（音bó）的异写，拟定棘为僰。《说文》：“僰，犍为郡今蛮夷也，我国古代西南夷名，秦汉时期，僰人大量迁入云南以至越南，故越南青铜器受楚文化濡染甚深。”

1994年，饶先生还惠赐行书对联：“读书必秦汉以上，肆志在山水之间。”书法朴茂雄健，自成一格，极富书卷气，亦足见饶老法书之精工。（图四）

第六次会见饶先生是在1995年，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举办的“东南亚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撰写了一篇题目叫“略论粤、港、海南岛的有肩石器和有段石器”的文章。

饶先生在闭幕式会议上，荣获了一件特别珍贵的礼物——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20世纪30年代出土的一片夔纹陶片，以有机玻璃盒装潢，用来表彰他在香港、华南和东南亚考古工作中作出的卓著贡献，饶先生作了答谢讲话。

第七次会见饶先生是在1996年1月，我参加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市博物馆和香港历史博物馆三家联合举办的“南海海上交通贸易二千年展览”兼学术研讨会，我写了文章《略论南海早期交通贸易二题》参与。饶先生在郭伟川先生陪同下，神采奕奕地参观了展览，并接见了我们筹展人员，饶先生盛赞我们三家通力协作，才能举办出文物展品如此丰富精彩的展览。参观后，饶老对我说：“我会尽快把写好的《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序寄到广州。”回到广州，我无比高兴地收到饶老亲笔写来的两封函件，其中一封是为拙著《岭南文物考古论集》撰写的序言。（图五）这次泉州华侨大学文学院会议发给与会者的资料袋中，我见有饶宗颐教授著的《文化之旅》（插图珍藏版）一书，浏览之时，发现书中第186~189页收录有拙著《岭南文物考古论集》的饶序《岭南考古三题》一文，但略有删节。顺便指出，或因排版原因，文中把汉“武”帝排成了汉“元”帝。为保持饶序原貌，不妨补充如下。广东省博物馆杨式挺先生近日衮集他若干年来著述、论文汇为一编，以余早岁从事方志工作，不以衰朽冥顽见弃，嘱为喤引，不辞固陋，仅缀数言弁于其端。杨君从事考古专业多年，多所创获，细读此书，其特色有三：①每涉一专题必作综合性的全面考察；②必引征文献史料，故所论皆信而有征；③必原始要终，细加辨析，以求其是。综此之长，信足为来学典范。

另一封函件并赋《夜飞鹊》词一阕，函中饶先生谦逊地写道：“尊著新编有苏老（秉琦）诸位专家序文，弟再撰芜词，言同蛇足。顷文思涌出，成《夜飞鹊》一首，别开新面目。吾粤西汉末叶，有经学家陈钦父子。封开遗物出土，方悟其文化渊源之远，拙句杏花河，因其字面甚雅，用之倚声亦自恰当……”嗣后，饶先生对我说：“为他人作序不少，赋词罕有，我对你还是比较了解。”盖因他将本人在曲江石峡、佛山河宕、封开杏花河畔和广州南越王墓等地的重要考古发现，用词牌韵律形式巧妙地连缀起来成一新作。兹援引如下：绸缪岭南事，稽古年年。石峡稻粒依然。西樵踯躅贝丘地，拔牙证俗开先。低徊牛围墓葬，更杏花河畔、鹿尾村前。象冈废畹，起嵯峨、南越新阡。无数新知收获，足锄经订史，苴缀陈编。犹记尉佗踰岭，上书求女，为卒补毡。兰珠余韵、抚铜弩、意极缠绵。愿从君问故，花间量屐，酒后摊笺。

读后感激涕零，思绪万千，愿从师问故，牢记心间，学生奋蹄，严师加鞭。（图六）

第八次拜会饶先生是1996年8月，我参加在潮州举行的“祝贺饶先生八十寿辰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参观了潮州饶宗颐学术馆和“颐园”及饶先生著述、书画艺术展览，聆听了饶先生的讲话，和饶先生照了相，还参观了饶先生曾经担任教学工作的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大概在2005年之前，饶先生要去法国出席一个学术会议，来函要我提供1984年遂溪县边湾村南朝窖藏出土波斯银器碗上细刻的波斯文字。我通过湛江阮应祺馆长、遂溪陈学爱馆长办好了这件事。边湾村发现的十多枚萨珊王朝波斯银币（383—484），其中有年代早于波斯国及滑国正式入贡南朝建康（今南京）的年代，姜伯勤教授认为，这表明遂溪边湾村波斯币应是从海路贸易传入的。《隋书·食货志》记载：“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图七）

第九次会见饶先生是在2006年12月，我参加由香港多所大学联合举办的“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学术讨论十分热烈，盛况空前。（图八）我和黄青松提交了一篇名为“概说粤港陶符及其相关问题”的论文，全文5万多字，以报答饶老多年的教导和扶掖及惠赐新作《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简称《汉字树》）。该文发表在饶先生主编的《华学》第九、十合辑上。随后参观了香港大屿山释迦牟尼大佛像附近的“心经简林”，饶先生在38根原木上撰写的八分体“心经简林”，即《心经》中的经典句子，气势雄伟，禅义深远。“走近饶宗颐”学术研讨会还移到潮州继续隆重举行，我们又听到了饶先生的亲切话语。

第十次会见饶先生是2007年11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举办的以玉玦、白陶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晚宴上，我拜会了饶老，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徐苹芳先生在座。（图九）

第十一次会见饶先生是在2011年10月21日，广东省博物馆举办“饶宗颐书画艺术特展暨学术研讨会”。我出席了开幕式，并在2011年10月22日举办的“饶宗颐书画艺术学术座谈会”上作了发言。（图十）这次展览，广东省博物馆还编辑出版了《岭南风韵——饶宗颐书画艺术特集》。

2011年12月上旬，我参加了泉州华侨大学文学院举办的“饶宗颐与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开幕式上宣读了饶先生亲笔撰写的贺信，贺信中饶先生阐明他为什么主张提倡“华学”的情怀。

我在大会上作了发言，题目是“‘即之弥近，仰之弥高’——我所认识的饶宗颐教授”，并放映了相关照片。饶宗颐教授的书画艺术展览同时在中国泉州闽台缘博物馆展出，受到了热烈的赞赏。由于这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迟迟未能面世，我将《“即之弥近，仰之弥高”——我所认识的饶宗颐教授》一文略作修改，寄投泉州学研究所主办的《闽南》2012年2期和《泉州文博》2012年2期发表。盖因饶先生亦是《闽南》刊物的学术顾问。

此外，还应提到，饶宗颐先生曾多次惠赐翰墨及为我专著论文集及编著的《佛山河宕遗址发掘报告》《广东先秦考古》等书题写书签。（图四、十一）。

2012年5月10日，广东省广州市学术界在广东省博物馆学术报告厅举办了“杨式挺研究员从事考古文博五十周年暨八十寿辰学术座谈会”。会前饶老题写贺词“寿而康”。（图十二）吴南生老书记题写“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随后，饶老还为这次学术座谈会的《稽古探源文集》一书题签。（图十三）二

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名称为“饶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觉得这比以前召开的“饶宗颐学术研讨会”“饶宗颐与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的规格和意义提升了。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饶学及相关学科研究”。考虑到自己于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分配到广州，从事考古文博工作50多年，对考古学有了一些认识，又与饶先生过往关系甚笃，读过饶先生的一些著作，深受饶先生的启迪和教诲。所以，我提交的文章是《略说考古学与饶学》。

要探讨考古学是饶学的组成部分，首先应当了解什么是饶学。饶学顾名思义就是饶宗颐学，或说以饶宗颐教授和他的父亲饶锷为代表的学派，即将饶锷和饶宗颐先生开辟的、超过一个世纪的学术活动、学术成就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一个特定的学科，就像“钱（锺书）学”“季（羡林）学”一样。

我国素有上千年的学术思想流派，薪火相传。如春秋有孔孟儒学；战国有老、庄、道、荀、墨、法百家争鸣；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东汉有佛学之传入；唐代有韩愈、张九龄；宋代有程朱学派（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南宋朱熹集理学之大成；明代有王守仁、湛若水（增城人）、陈献章（号白沙，新会人）、李贽（温陵即泉州人）；清代有乾嘉学派（代表人物有戴震、惠栋、王念孙、段玉裁，还有钱大昕、大昭兄弟）等。我们从饶先生《文集》卷六史学（上册）的《国史上之正统论》长篇中，可以看到其中的数十位学者的名字。

在饶先生《家学师承与自修》一文中，先生说到他治学之路，除了受先父饶锷的直接提携外，还深受孙诒让、顾炎武的影响，在乾嘉学派中，更偏爱常州派和桐城派，喜欢戴震（东原）肯动脑、会分析的治学方法和常州派的怀疑精神。在作文方面，饶先生主张从韩文入手（韩文有气势），然后由韩入欧。先主曾说：“一切治学必以文学植基，否则难以弘深而通要眇。”眇音“秒”，通“妙”，精微之意即是一切学问成就皆根植于深厚弘博的文学。

如上所说，要认识“饶学”、讨论建立“饶学”的必要性，首先要从研究认识饶先生的学术对我国古代、近代学派的继承和发展这个高度来看，把饶学看成汉学的一个专门的特定的学科来研究。

那么，“饶学”和“潮学”是何时提出的呢？据我所知，正式提出应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从黄挺编的《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一书、郭伟川的《饶宗顾教授与“潮州学”》（代序）一文及饶先生的《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重要性——何以要建立“潮州学”》等文可以看出。郭文指出：“有关潮汕历史文献及文化学术之论著，虽为‘饶学’之一部分，然已甚具规模，自成系统，足以为‘潮州学’奠基。”可见“潮学”与“饶学”密不可分。郭文进一步指出，潮汕历史文化之成为“学”是经历两三千年来的酝酿积聚逐渐形成的（我要补充一句，“潮学”的萌芽可追溯至三千年前，根据是有地方特点的青铜文化——“浮滨文化”之发现）。潮学的形成，其中包括潮汕历代先贤的辛勤创作，就近代而论，饶宗颐堪称是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

最近，我喜获中山大学古文字学研究所曾宪通教授大作《选堂访古留影与饶学管窥》一书。书中有《“饶学”之根在潮州》一文，该文开头说，人们期待已久的“饶宗颐研究所”，于2011年4月23日在潮州韩山师范学院隆重挂牌成立了。文中回顾1996年8月间，正当饶先生八十华诞之际，在潮州韩山师范学院举办了“饶宗颐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有人提到“饶学”的问题，即把“饶学”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来研究，但尚未流行开来，究其原因，大概在姓名后缀以“研究”字样的比较常见，如“孙中山研究”“鲁迅研究”“郭沫若研究”等，但在“学”字前冠以具体姓名的却比较少见。但也不是没有，目前已知的有“钱（锺书）学”和“季（羡林）学”等。

曾宪通（经法）教授认为，把饶宗颐先生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把饶先生所从事和开拓的学科作为特定的研究领域，既可以称为“饶宗颐研究”，也可以简称为“饶学”。如果我们把饶锷和饶宗颐先生超过一个世纪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就，看作一个整体来研究，那就非称为“饶学”不可了。总之，所谓“饶学”是指汇通古今东西文化的学艺综合体。应包括饶先生所热心倡导和积极从事的“潮学”“华学”和“东学西渐”三大板块。现在应当在“饶宗颐研究所”和“饶宗颐学术馆”等有关单位公开而鲜明地打出“饶学”的旗号。

目前，这是关于“饶学”最概括的阐释，对曾教授的阐释和倡议，我表示完全赞成。就我个人的了解，“潮学”已得到广泛的了解和认同，并已走向东亚、东南亚、欧美等华人世界，似乎更具群众性基础。“潮学”有它的研究机构——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等，有它的研究刊物——《潮学研究》。“潮学”和“泉州学”有许多相似的特点和情况。“泉州学”有泉州学研究所（设在泉州市庄府巷24号），有它的研究刊物——《闽南》等。现在“饶宗颐研究所”还出版了饶宗颐研究刊物第一、二辑。我以为，“饶学”的崇高学术威望和人格魅力、学术意义、学术地位及其深远影响，应在“潮学”之上，两者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次饶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隆重召开，就是重大举措。

而饶学作为一个学派，作为特定的研究学科，应有它的代表人物、学术著述、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其地位和影响等，通过学习，试归纳如下：（1）代表人物当然是饶宗颐汉学大师。饶学的特点是“学艺兼修”，文、史、哲、艺集于一身。除学术成就外，饶先生的诗、书、琴、画等艺术成就是许多汉学大师所没有兼备的，这个特点尤为显著。（2）学术著述，可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十四卷二十册四百余篇、上千万字作为代表。兹将目录抄写如次：卷一：《史溯》；卷二：《甲骨》（上中下册）；卷三：《简帛学》；卷四：《经术，礼乐》；卷五：《宗教学》；卷六：《史学》（上下册）；卷七：《中外关系史》；卷八：《敦煌学》（上下册）；卷九：《潮学》（上下册）；卷十：《目录学》；卷十一：《文学》；卷十二：《诗词学》；卷十三：《艺术》（上下册）；卷十四：《文录，诗词》。

饶先生在《文集》开宗的“小引”中说：“余之生，值1917年，实为王静安（国维）考证殷代先公先王之年。”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已届百年，甲骨、简帛、敦煌等显学研究成就最高，“余皆有幸参与其事”，“余所开拓之新业，如潮学、比较史前文字学与悉昙之学”等。饶先生自喻《文集》相当于一部巨型之《选堂集林》，实乃超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饶先生以精练、言简意赅的六百字“小引”，来概述涉及多个学科、内容宏富的一千万字《文集》，充分显示出一位学坛大师高尚的谦虚品德。（3）治学方法，先生主张“以考据义理为先”，继承两汉以来的“汉学”考据传统，尤以乾嘉学派的考据之风，又有创新和突破。又从“三重证据法”到“五重证据法”——扩展治学考证方法。饶先生治学，穿越多学科开拓交叉学科的新领域，而且擅长运用国际学术视野和资料成果，提倡研究古史“三重证据法”“五重证据法”。如1982年在香港首次提出探索夏文化，必须将田野考古、文献记载和甲骨文的研究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即“三重证据法”（比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多了一重甲骨文字），三者互相发掘和证明，才能在这方面做出成绩。因为文物之器物本身与文物之文字记录，宜分别处理。而出土物品之文字记录为直接史料，其价值更高。饶老说：“甲骨文是考古记录，它担当了一种证据角色。1952年以前，我主要搞甲骨文，因为殷代的许多东西十分重要，不懂甲骨文便无法迈进研究它的门槛。”饶先生又说：“我发表的《殷代西南部族地理——三星堆文化新证》，就是用甲骨文与文献、考古彼此证明得出结论的。”后来，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又加了一重“民族学材料”。饶先生还主张再加入“异邦古史资料”（如西亚楔形文字、印度河谷图形文字等），就成为研究古史“五重证据法”。饶先生的重要著作《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一书，就是饶老“五重证据法”的运用和创新。

再者，饶先生还主张“治学要精”“持论要正”，他指出：“中国文化本来就是文史哲贯通的精神生命，只有博大才能精深”，“求精是清人的治学精神，清代朴学讲究证据周遍”。又说：研究历史，“持论要正”。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没有称王莽为皇帝是很有见识的，司马光是以道德标准衡量历史人物的价值。此外，还特别表现在他七十多载学术研究中提出的五十多项“创见”和“第一”。（4）学术思想，我对饶先生的著述读得很少，更说不上有研究，无法表述出来。我用最亲切朴实的言语表达是爱乡、爱国、爱我中华，以及他以提倡、传授、弘扬“汉学”“华学”“潮学”和“东学西渐”作为毕生追求的目标。郭伟川在《论饶宗颐教授的旧体诗文创作》一文中说过，究竟宗颐先生为什么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这首先导源于其对中国文化艺术深厚的感情和自觉的历史使命感……”黄挺主编的《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一书，收入先生有关“潮学”的研究文章就有60多篇。饶先生《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六史学（上卷）《国史上之正统论》一书400余页。从朱维铮教授的序言中，可以看出饶先生研究中国史学的正确史观，就是以道德为标准评价历史人物，这是十分重要的学术观念。饶先生在《家学师承与自修》一文中，说到他青年时，为什么只写两位明代潮州先贤的《薛中离年谱》和《郭之奇年谱》，乃是基于对他们两人“忠贞刚毅的爱国情操”。饶先生为什么不仅毕生研究“汉学”，还主张使用“华学”一词，目的是让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在世界华人华裔中传播弘扬。

在新的世纪，饶先生继续提出新的寄语:当前（2011年）是科学技术带头的时代，人文科学更增加他的重任，到底操纵物质的还是人；我们应该好好地去认识自己，以求是、求真、求正三大广阔目标去追求，去完成我们的任务。（5）“饶学”的学术地位和深远影响，我想可以用“学贯中西、誉满四洲、从家乡潮州韩江走向世界”来表达。三

关于考古学与饶学、考古学是饶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问题，拟分两个小题叙述：在饶先生的著作里究竟哪些著作属于考古学，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重点；读饶先生的若干考古学论著。1. 饶先生的著作，哪些属于考古学的著作

至今似乎尚未见有关专论以及明确的统计数字，因而还有探讨的必要。饶先生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所列的十四卷二十册中，也未见有考古学卷。而饶宗颐教授无疑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不应没有考古学的著作。事实也是如此，我们在卷一《史溯》和卷六《史学》（下册）目录中都发现有属于考古学的文章。又如在季羡林教授《谈饶宗颐史学论著》一文中，季先生说，饶先生的著作涉及面很广，根据饶先生自己的归纳，分为八个门类：①敦煌学；②甲骨学；③诗词学；④史学；⑤目录学；⑥楚辞学；⑦考古学、金石学；⑧书画。

在考古学、金石学门类中列举了六本书：《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唐宋墓志》《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楚帛书》《星马华文碑刻系年》。

再如，根据郑炜明编的《饶宗颐教授著作目录》（1994年香港莲峰书舍出版），更将饶先生的学术著作细分为15类。该著作目录分专著单行本和论文两类。

在专著单行本的目录分17项，属于考古学的一项计有10本：（1）《海南岛之石器》（1951）；（2）《明器图录·中国明器略说》（1953）；（3）《战国楚简笺证》（1954）；（4）《长沙出土战国楚简初释》（1955）；（5）《长沙仰天湖战国楚简摹本》（1957）；（6）《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1958）；（7）《云梦秦简〈日书〉研究》（1982）；（8）《楚帛书》（1985）；（9）《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1985）；（10）《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1993）。

论文条目分类属于考古学的计有59篇以上：（1）《长沙楚墓时占神物图卷考释》（1954）；（2）《华南史前遗存与殷墟文化》（1954）；（3）《潮瓷说略》（1955）；（4）《战国楚简笺证》（修订本）（1957）；（5）《者“”编钟铭释》（1957）；（6）《居延零简》（1957）；（7）《金匮室藏楚戈图案说略》（1957）；（8）《楚简续记》（1957）；（9）《居延汉简目耳鸣解》（1957）；（10）《从考古学上论中国绘画的起源》（1957）；（11）《长沙楚墓帛画山鬼图跋》（1957）；（12）（香港）《南佛堂门历史考古的若干问题》（演讲）（1960）；（13）《楚缯书十二月名覈论》（1965）；（14）Ch'u Tz'uand Archaelogy（1957）；（15）《楚缯书疏证》（附陈槃跋）（1965）；（16）《李郑屋村古墓砖文考释》（1968）；（17）《铜鼓绪论》（1924）；（18）The Character in Bronze Inscriptions（1976）；（19）《越南出土归义叟王印跋》（1980）；（20）《中山君“譽”（或舋）考略》（1981）；（21）《港九前代考古杂录》（1983）；（22）《略论马王堆〈易经〉写本》（1982）；（23）《广东青铜时代遗物的一些看法》（1984）；（24）《谈马王堆帛书周易》（1984）；（25）《曾侯乙墓编钟与中国古代文化》（1985）；（26）《论盛君簋》（1985）；（27）《秦简中之五行说及纳音说》（1985）；（28）《妇好墓铜器玉器所见氏姓方国小考》（1985）；（29）《南越王墓墓主及相关问题》（1986）；（30）《苏门答腊北部发现汉钱古物》（1974）；（31）《从秦戈皋月谈〈尔雅〉月名问题》（1983）；（32）《盘古图考》（1986）；（33）Some Notes on the pig in Early Chinese Myths & Art Orientations（1988）；（34）《隋禅宗三祖塔砖记》（1988）；（35）《铜鼓三题——蛙鼓、土鼓与军鼓》（1989）；（36）《未有文字以前表示“方位”与“数理关系”的玉版——含山出土玉版小论》（1989）（收入一卷）；（37）《红山玉器猪龙与稀韦、陈宝》（1989）；（38）《潮州展品小识》（载《广东出土五代至清文物》一书）（1989）；（39）（山东）《大汶口明神记号与后代礼制——论远古之日月崇拜》（1990）；（40）《说卐——青海柳湾陶符试译之一》（1990）；（41）《“羊”的联想——青海彩陶，阴山岩画的+号与西亚原始计数工具》（1990）［又《说卍（svastika）——从青海陶文试谈远古羌人文化》］；（42）《楚帛书天象再议》（1990）；（43）《哈佛大学所藏良渚黑陶上的符号试译》（1990）；（44）《有翼太阳与古代东方文明——良渚玉器刻符与大汶口陶文的再检讨》（1991）；（45）《南越文王墓虎节之奇字——的考释》（1991）；（46）《楚恭王熊审盂跋》（1991）；（47）《从贾湖遗物谈先民音乐智慧的早熟》（1992）；（48）《李学勤〈比较考古学随笔〉序》（1991）；（49）Forward，Speaking of“Sages”:The“Bronze”Figures of San-Hsing-Tui（三星堆）（1991）；（50）《殷上甲微作裼（傩）考》（1993）；（51）《剑珌行气铭与汉简〈引书〉》（1993）；（52）《丁公村龙山文化陶文的试读——试揭开中国四千年前古文字之谜》（1993）；（53）《马王堆〈刑德〉乙本九宫图诸神释——兼论出土文献中的颛顼与摄提》（1993）；（54）《谈银雀山简〈天地八风五行客居五音之居〉》（1993）；（55）《从浮滨遗物论其周遭史地与南海国的问题》（1993）；（56）《周教授龙山陶文考释书后》（1994）；（57）《由牙璋分布略论汉土传入越南的遗物》（1994）；（58）《信阳长台关钟铭の跋》（1980）；（59）《浮滨文化的石璋符号及相关问题》（1999）。

如上统计，截至1999年，属于考古学的论文计有59篇。

但就我所见，饶先生关于考古学的论著，当不止上述10本单行本及59篇论文。一是2010年齐鲁书社出版的郑炜明、林恺欣编《饶宗颐教授著作目录新编》一书手头一时找不到只好暂付阙如；二是饶先生的有些著作，在编目分类上既可归入考古学，也可归入历史学（上古史），如在郑炜明1994年出版的饶先生著作目录中，属于上古史的42篇论文中，就有一半已归考古学，这也不足为奇。因为饶先生的一些论文从内容上看，既可归考古学，也可以归上古史。如《从考古学上论中国绘画的起源》《曾侯乙墓编钟与中国古代文化》《曾侯乙墓漆书文字初释》《战国楚简笺证》等。正如郑炜明博士在该书“编后记”中所说，由于许多论文的发表资料未能查得，因此造成体例上的不一致。我以为，问题的关键是要弄清什么是考古学。我首先赞成考古学属于历史科学。我国考古学的前身是北宋的“金石学”，所以20世纪30年代学界称考古学为“古物学”，地下出土或收藏传世的甲骨、金文、钟鼎彝器、古文字（以汉学的发展源流为主的古文字学）、古器物、古钱币、古印玺、宗教、神话和美术考古、石刻、摩崖、碑文等，都是传统考古学的分支和研究对象。近百年前欧美传入的现代考古学，以田野调查和科学发掘为基本方法，判断遗址、遗迹和遗物的年代，是一项基本的任务，故考古学亦为“年代学”，但考古学的最终目标是研究并复原人类的古代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谓：“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

再者，从时间角度看，考古学有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两大分支。有学者主张在这两者之间增设一个分支——原史考古学。

史前考古学是研究文字出现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人类社会的历史。考古的手段和方法，除基本的田野考古方法以外，还要依靠地质学、古生物学、古地理学、民族民俗学，以及物理学、化学、年代测定方法。

历史考古学，是以文字（汉字为主）出现以后各个时代的考古材料为研究对象。历史考古学必须参考古文献记载的资料，同时要紧密结合古文字学、古器物学、铭刻学、古钱学、古建筑学、民族学等考古学分支，并与历史学（狭义的）分工合作，共同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历史。

原史考古学，是在文字出现早期，历史文献还比较稀少，考古学研究仍具有重要意义，其研究方法与一般的历史考古学和史前考古学有所不同，故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考古学分支来看待，这就是原史考古学。总之现代考古学是一门主要依靠田野工作，具有实践性和操作性的学科；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和工程技术方面的进展也往往给考古学以较大的配合和支持。作为历史科学的考古学，其与狭义的历史学一样，都是时间观念很强的学科，它们追求的目标也基本相同，都是以揭示人类社会的历史为己任，它们的研究成果，往往可以相互借鉴和利用。所以考古学也被当成一门历史科学。只是历史学侧重于从古文献中寻找研究资料，而考古学则强调从田野工作中积累资料。

如上所述，根据我对考古学含义的理解，以及考古学可分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两大分支，考古学还有传统考古学和现代考古学的研究分支之别，以此来初步比对饶先生的学术论著，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论断，饶宗颐教授既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考古学家。如果要从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两大分支看，我以为饶宗颐教授更侧重是历史考古学家，当然，饶先生在古史传说、神话、天文历法、史前陶符陶文及史前玉器刻画图文等方面，亦有极其高深的造诣，这一方面，可以从饶先生《文集》的卷一、卷三、卷六等论文中看出。

我还想强调指出，饶先生对考古、考古学的关注重视、研究和指导是长期的、一贯的、多方面的。作为一位方志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学艺兼修的汉学大师，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先生在家乡接手完成其父的《潮州艺文志》，以及编修《潮州志》之时，即参与粤东考古遗址的调查研究，因而有1950年《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之发表。

继之，1951年有《海南岛之石器》，1953年有《中国明器略说》，1954年有《华南史前遗存与殷墟文化》，1955年有《潮瓷说略》之发表。六十至七十年代有《战国楚简缯书》，八十至九十年代有《云梦秦简〈日书〉研究》《楚帛书》和《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等著作之发表。1980年以来，饶先生多次回大陆，到过数十个省市博物馆、考古所和学术单位，以至考古发掘现场参观、临摹、交流研究，是时他发表的文章如泉水涌出，与日俱增。饶先生对各地发现陶符陶文发表的意见，对广州南越王墓虎节上的奇字，对浮滨文化陶符“”“王”字符号等的创见，让考古学者、历史学者深受启迪，赞叹不已。直至近一二十年来，饶先生不顾年岁已高、旅途劳顿仍不时到家乡潮汕、粤、港、澳考古发现场所考察指导，深受我们考古工作者的尊敬和爱戴。饶老在2009年发表的《选堂清谈录》中，谆谆告诫我们：“如果出土文物没有文献媒介作为说明的根据，只有考古学上的数据，无法与当时的人地关系取得和某历史事件的联系与说明，就仅有‘物’的意义，没有‘史’的实证。许多人轻视纸上记载，我认为二者要互相提携，殊途而必同归，百虑务须一致，这才是科学的方法。”

饶老说：“‘治学领域广泛’是我的一个特点……中国文化本来就是文史哲贯通的精神生命，只有博大才能精深。”饶老言简意赅地指出：“决定一切学问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材料，二是方法。目前甲骨文材料的问题早已解决（如仅在安阳小屯地下就已挖出15万片甲骨），著彖也已相当完备，但是在方法上却面临一个更新的问题。必须打破一切旧框框，从新的角度去观察思考问题。”饶老已年近期颐，思路尚且如此清晰，接受采访时仍侃侃而谈，娓娓动听，深寓哲理教育意义，我等晚辈更应老实认真地向饶老学习。

据我初步查阅，饶先生《文集》卷一《史溯》：①濮阳龙虎蚌塑图像含义蠡测；②论贾湖刻符及相关问题；③良渚、大汶口图文的一二考察；④续论良渚陶器及玉器上之刻划符号；⑤谈高邮龙虬庄陶片的刻符；⑥由牙璋分布论古史地域扩张问题——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开幕演讲（1994）；⑦浮滨文化的（陶器）符号，均属于考古学论文。再有，《文集》卷六《史学》（下册）的论文中属于考古学的有：①谈盛君簠——随县擂鼓墩文物展侧记；②说“瓦”；③说鑪；④永宁二年傅宣妇士孙松女墓志跋。总之，据不完全统计，饶先生著作中有关考古学的单行本计有17本（含《汉字树》）、论文合计70篇。应该说明的是，这个统计数字并不是饶先生考古学著作的全部。这个统计数字只是我在郑炜明博士编的《饶宗颐教授著作目录》（1994）基础上，作了一些梳理和补充。本文的题目是“略说考古学与饶学”，旨在提出考古学是饶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究饶先生对考古学的卓著贡献，因为在饶学的代表性著述《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十四卷二十册中没有考古学专卷。这是为什么？2. 读饶先生若干考古学著作

这是一个篇幅可长可短的问题，说短，只需将读过的文章列举一下；说长，就应写读后的收获和体会。1996年8月，我参加在潮州韩山师范学院举办的祝贺饶先生八十华诞暨学术研讨会，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读饶宗颐教授若干考古学论著感怀”。该文谈了对饶先生6篇著作的读后感。即《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李郑屋村古墓砖文考释》（此书是我1981年首次访港作考古考察，并到九龙李郑屋村参观保存完好东汉砖室墓时所得）《南越文王墓虎节之奇字——的考释》《从浮滨遗物论其周遭史地与南海国的问题》《浮滨文化（陶符）考释》《由牙璋分布略论汉土传入越南的遗物》等。而我2012年在泉州学研究所刊物《闽南》上发表的《“即之弥近，仰之弥高”——我所认识的饶宗颐教授》一文，又有一些增补，主要是增加了图。这里仅谈谈《李郑屋村古墓砖文考释》和《潮汕展品小识》两篇。

1955年8月在香港九龙深水埗李郑屋村，发现一座结构完整的大型砖室墓，一时引起轰动。对于该墓的年代，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外来文化”，有人认为是南宋杨太后衣冠冢。香港博物美术馆屈志仁先生断为东汉中期墓是正确的。屈志仁先生在《李郑屋汉墓》（1970）一书中说，关于墓砖的文字，饶宗颐先生已有详细考证。又说据考“其墓砖不称‘宝安’，不称‘东官’，而云‘番禺’，可断在吴晋以前”（饶宗颐《九龙与宋季史料》，1965年）。因为在孙吴时代，九龙已归入东莞（东官）郡。“薛师”一类的铭文，在汉砖上已有先例，如清代张燕昌《金石契》、冯氏（清冯云鹏，冯云鹓兄弟辑）《金石索》等书上有“蜀师”“景师”等，论者以为是造砖工匠的名字。

饶先生在《李郑屋村古墓砖文考释》一文中，首先指出：“九龙李郑屋村古墓砖文，除龙形鱼形之图文外，其余文字约有三类。”在第一类“记墓葬所在地县名及吉祥语”一题中，指出大吉番禺和“番禺大治曆（历）”两项砖文墓砖屡见。饶先生引证汉砖汉器，说明“大治曆”三字应与“大吉利”等相类；历字即曆之省体，汉碑“曆”“历”“”三字通用。又引证“艾历”“裔历”可训作相、治，证明砖文番禺“大治曆”即谓番禺一地大艾历，犹言“番禺大治”是也。

饶老进而指出：“至于砖文上番禺一地名，亦大有研究价值。”九龙原属宝安（新安），在未置宝安（新安）之前，其地到底属于何县，向有属南海县（《太平寰宇记》引《南越志》）、属博罗县（《元和郡县志》道光《广东通志·沿革》《广州志·古迹等》）、属番禺县（明《东莞志》《一统志》《方舆纪要》等）三说。今观李郑屋古墓不称宝安，不称东官，而云番禺，可推知自吴晋以前，其地实属番禺所辖，则三说之中，以番禺为是。饶文对造砖匠题名“薛师”的考证，饶先生引证汉隶及六朝碑铭，证明即“薛师”。师之作，习见于东汉碑刻，以此知李郑屋村墓当为东汉墓，从砖铭字体得一有力佐证。进而指出，“薛师”二字当是造砖者题其姓名及职名。文章引证广州西村大刀山晋永嘉六年左侧每见“陈仁篆书二字，为造砖工匠名氏”。唯此砖“薛师”之“师”则为职名，又引证汉扶侯钟（容器）云“雷师作”“都尉师”勾兵等例，得出“薛师”即工师之薛姓者也，并指出“薛师”两字，尤为字体断代关键性之所在。

综上所述，九龙李郑屋村古墓经饶先生的精辟考证，得出九龙汉代时当属番禺县（今广州），不仅为该墓断代作考证，而且由此纠正了有关地方志乘之误，其意义不可谓小。对于“薛师”两字的考证亦超乎一般论者推断的即造砖工匠之姓名，而是进一步指出“薛师”即工师之薛姓者，其意义不言自明。由此一篇，亦足见饶先生对古文献、地方史志、古器物铭文之谙熟及其训诂功力之深厚。《潮州展品小识》。1989年3月5日，广东省博物馆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在香港联合举办《广东出土五代至清代文物展览》，展品计112件，饶先生莅临参观指导并作此文。饶先生在“小识”开头说：“展品中潮汕地区出土文物占相当分量，循览之余，顿引起乡梓之思。”然后“对涉及史迹方面，尚有不少可补充者，略举数事，以供谈助”。（1）南汉宫砚。广州番禺石马村南汉乾和十六年（即刘鋹大宝元年）墓出土，该墓出有数十件六耳罐、夹耳罐等精美陶瓷。饶先生联想到王渔洋《池北偶谈》记其“故友陆汉东卿孝廉有小砚，是南汉刘鋹宫中物，有刘鋹宫人离非女子篆铭”。“陆卿，饶平人。余家旧藏有其《迦风草堂集》与《吴越百吟》合为一册。”（2）王大宝铜镜。该镜1973年出土于潮州归湖神前村王大宝墓。镜铭有“临安府承父陆家真炼铜照子”。饶文指出，此镜必在浙所得者，当是临安府镜匠所造。（按：临安即浙江杭州）又说：“大宝封开国男，食邑海阳登嬴三百户，登嬴领有今之龟湖，郭春震嘉靖《潮州志》有载。此次展品又有揭阳渔湖及黄岐山出土之宋代铜镜，则必为当地铸造。潮剧《荔枝记》演陈三（泉州陈伯卿）磨镜故事，宋镜形状，可于展品观之。”（引者按：展品中的《琵琶记》）抄本即《蔡伯皆》，1958年发现于揭阳渔湖西寨村黄州袁公墓；《刘希必金钗记》，1975年12月发现于潮州凤塘后陇山园地明初墓葬；还有《荔镜记》《荔枝记》及《金花女大全》，均收入于《明本潮州戏文五种》一书，书中有饶先生《说略》考证一篇，承饶先生惠赠该书。（3）桃坑刘氏与笔架山宋窑。饶文写道：“广东潮州宋墓有纪年者，以1958年发掘的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之刘景墓最受人注目。”省博物馆彭如策有文记之。曾广亿《陶瓷》著文引《广东通志》称“刘景为广东潮阳人”。饶文引嘉靖《潮州志》《桃坑刘氏族谱》等，证明刘允之子刘景为海阳人，作潮阳人非是。又引笔架山出土著名的北宋“治平四年”铭文的白瓷佛像（引者按：共出土4尊，其中“治平四年”和“熙宁二年”两尊收藏于广东省博物馆），像座上刻“潮州水东中窑弟子刘扶……为父刘用……造，匠人周明”。又引潮州开元寺内“政和四年”钟款云：“白瓷窑住弟子刘满颖……舍钱……祈平安。”白瓷窑为地名，在笔架山，刘扶、刘满颖皆刘景之族人。笔架山所在地为桃坑刘氏聚族之区，故有刘姓多人舍钱制造供养。倘以刘景作潮阳人看待，则显违事实。兹就记忆所及，参以旧作《潮州宋瓷小记》。（4）关于吴六奇与郝尚久。饶文写道：“诸展品以大埔县湖寮圩出土的吴六奇墓志铭最具史料价值。”墓志铭之额泐刻康熙六年“谕祭”，铭辞出福建人进士杨旬瑛手笔，杨任广东巡按御史；书丹者杨钟岳，澄海人；篆额者罗万杰，潮阳人。该墓志铭记吴六奇征讨“功绩”，吴六奇与郝尚久同时降清，此墓志云：“潮将郝尚久据潮以叛……”墓志还记吴六奇一家子女及姻亲关系，足为地方志征献之助，故略为考证，以供参考。此碑（铭）省、州、县均不载，全文收入拙作《固庵文录》中。（5）1992年11月19日，饶先生专程赴汕头南澳县南澳海防史博物馆考察，陪同者有香港《国际潮讯》总编辑郭伟川先生等。饶先生在看到展柜展品——酱黄釉堆双龙纹带流提梁提壶时说：“这是皇帝用的物品，可以算上一级品，要好好保护。”当看到“猎屿铳城碑记”抄文时，饶先生问:“南澳写志最早的是谁？”答：“据说副总兵黄岗著有12卷，后佚。”饶先生说：“不是黄岗，是安国贤，他当时是把总。”参观考察毕，饶先生为南澳海防史博物馆挥毫题词：“海疆文藻。”

读了饶先生如此丰富生动、如数家珍的《潮州展品小识》，我颇有感触和联想：我们作为历史时期考古研究者尤其是两晋唐宋文物考古研究者，一定要多多阅读地方史志文献资料，注意与地方史志相印证，而不仅是注重研究文物本身。饶先生家中藏书数万，“平生治学，所好迭异，幼嗜文学，寝馈萧选”，经史子集，老、儒、道、释、地文卷帙，诗词歌赋，文学小说，无所不读，勤学多思，博学精通，故能触类旁通，贯通古今；故能见物生情，以物带史、以史证物，相得益彰，令我等后学深受启迪，深为钦佩！这既能引听者、读者爱乡爱国之情怀，又能使文物的教育职能在潜移默化之中实现。

一年来我陆续学习了饶先生《文集》卷一《史溯》和卷六《史学》的多篇文章，这里再谈读饶先生的几篇考古学著作。（1）《海南岛之石器》一文，见《文集》卷六《史学》（下册）第602页。文章开宗明义指出，海南岛为中国发现石器最早之地，远在五六世纪已有关于石器之记载。唐人沈既济的《俚民传》、刘恂的《岭表录异》，均有关于雷公斧、霹雳楔、雷公墨的神话。石器来源分两部分，一为海南岛，二为雷州半岛。

饶文说，1950年8月，旅居新加坡的华人韩槐准在文昌县凤鸣村采集得60多件石器。同年9月，韩氏自海南来港，住在西环一小旅馆，邀请饶先生和考古学家郑德坤博士（厦门鼓浪屿人）到旅馆观看并作鉴定，饶先生遂将其整理拍成图片5幅，有双肩石斧、楔形斧、石锛等。初稿于1951年由香港国泰印刷厂印行。

第二部分介绍雷州半岛的石斧、石器之发现，唐人《俚民传》《岭表录异》，宋沈括《梦溪笔谈》等均有记载。因每每于雷雨后在山野出露，故称雷斧、霹雳楔、雷公墨（因其颜色）。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小儿佩带可辟邪，孕妇磨研可作催生药用。”

饶文最后明确指出，海南岛黎地和雷州半岛，古为骆越的一部分，肩斧、靴形斧之使用，遍及云南、安南及海南一带，使用这种石器的是骆越之先民也。

我自1963年至2008年，多次赴海南及雷州半岛考古。如1983年到陵水大港村遗址发掘，在三亚南宾农场举办文物普查训练班时，曾深入黎寨，考察双肩石斧在黎族居民家中安置的地方用途。80年代初撰写了《从考古发现探讨海南岛早期居民问题》一文，仅石器分类一项，就有700多件。虽所得推论距饶先生文不远，但如果能早些时候读到该文，定会有很大裨益。（2）《说“瓦”》一文，见《文集》卷六《史学》（下册）第427页。饶文首先引《说文》：“瓦，土器已烧之总名，象形。”又《说文》：“土器也，象形，用以盖屋……”土器，今通称陶器，日本书中尚有使用“土器”一名。

我国使用陶瓦，始于何时？饶文引证文献：“古有昆吾作陶及（夏）桀为瓦室之说。”晋代张华《博物志》云：“‘桀作瓦’，盖是昆吾为桀作也。”昆吾为夏代诸侯。目前考古尚未发现夏商宫室建筑使用陶瓦。发现最早用瓦的是陕西客省庄西周遗址，还有扶风黄堆乡及眉县等地。从饶文附图看，岐山早周之瓦为板瓦，客省庄西周瓦为绳纹板瓦，且有圆孔和瓦钉。文章还谈及洛阳东都城、咸阳秦阿房宫、洛阳汉魏故城均使用大量板瓦、筒瓦、瓦钉、瓦当的情况，可见饶先生查阅考古资料之细致。（3）《中国明器略说》一文，见《文集》卷六《史学》（下册）第596页。文章开宗明义说：“中国明器之兴，可能在殷商之前。”《礼记·檀弓（上）》：“夏后氏用明器”，“明器，鬼器也”。又《檀弓（下）》：“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后汉书·范冉传》注：“礼，送死者，衣曰明衣，器曰明器。”所以，广义的明器，本指陪葬之物；狭义的明器，乃指陶制而小者，若偶人器具、动物瓦像等。

文章接着说，现存之明器，可追溯到殷代。1937年安阳殷墟第十五次发掘，在墓中发现陶囚俑，双手加梏，是为最古之俑。随后，饶文分别叙述汉晋历代明器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发现。如《续汉书·礼仪志》对汉代明器制度记之甚详。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饶先生对“广东明器”一节记述甚详。他应该是亲自参观过当时举办的广州出土文物展览，以及根据叶恭绰主编的《广东文物》，所以饶文说：“此次展览出品有寅圃所藏广州茶树岗出土的汉墓陶簋、陶罐、陶屋等。”并说查历次广州汉晋墓出土明器不少。特别是1916年5月，在广州东山龟岗发现的误传为南越国文王墓（按：实为一座西汉早期即南越国时期的大型木椁墓，因为“文王”墓即“文帝”陵墓乃是于1983年发现的象岗山南越王墓，我参加该墓发掘，担任发掘队副队长）。龟岗汉墓出土有一大批拍印花纹的陶鼎、尊、罍、盘、罐等明器以及玉璧、玉舞人、铜镜等，曾经轰动一时，“几何印纹陶”一词便沿于此墓而来。（4）《南越王墓墓主及相关问题》一文，见《文集》卷六《史学》（下册）第439页。以往只知题名，未读到原文。

1983年8月，在广州市越秀山西侧的象岗山发现南越王墓。主室出土13枚印玺，最重要一枚是“文帝行玺”龙钮金印，还有“泰子”龟钮金印，以及“帝印”“泰子”“赵眜”玉印等，“眜”字封泥。《辞源》眜音ｍò英拨切，训为“目不明”。

从东耳室出土的“文帝九年乐府工造”第一至第八一套大小铜勾鑃乐器看，墓主为南越国第二代文王无疑。据《史记·南越传》，第二代南越王为赵佗之孙名赵胡，该墓为何出“泰子”“赵眜”印，当时曾经有人撰文推测，墓主应为赵佗之子泰子赵始之墓。

发掘队副队长黄展岳认为，文帝行玺与赵眛印同出，二者应是一人。第二代南越王生前曾效其祖故事，自称为南越文帝。泰子印似为赵佗之子（赵眜之父）的遗物，未及嗣位而亡。印归赵眛，眛死遂以入葬。饶先生认为这个推断极为近理。而发掘队队长麦英豪认为，赵眛身上的两枚泰子印应该本是赵佗之子的，佗子死后归由赵眜接掌。《史记》《汉书》误眜为胡，可能是所据档案有误，或为传抄之误，应据文改正，还其本来面目（麦文见《广州研究》1984年第4期）。

饶文认为：“但《史记》《汉书》作‘胡’是否错误，必欲依据出土文物，改订史文，理由尚嫌不够充足。”饶文指出：“古代人名，史书记载，时时出现不同的异名。”古人往往有名有字，称人每每以字，字与名取义必相关，字可以自证其名。饶文接着作了考证。印文赵眜，其字从目。眜可读为“曼”，“曼”字又从冒声，眜、冒、曼声同可以通用。“曼”字与“胡”字在先秦古语言上意义有若干关涉之处。如“曼胡”一词，“曼”与“胡”同义俱训广大。古兵器铜戈，戈横刃本广，故有“曼胡”之称。《广雅》：“镘胡，戟也。”《考工记·注》作“曼胡”。可见“曼”与“胡”实为一物之异名。如果把眜读作“曼”，看作他的私名，而汉廷称呼其字则为“胡”，正可自证其取名之义。由是可明赵胡何以亦作赵眜之道理。故“不宜轻易曰史书为错误”。饶文还强调，《史记·南越传》提及南越王胡，自“佗孙胡”一句以下，连续共有八次。断不致如此刺谬，更不可随便说是错简。最后，饶先生还引证《日南传》《交州外域记》《交州记》三本古籍的有关记载，说明赵佗确有太子，名曰赵始，曾在安阳王处做过间谍工作。《史记·南越传》但书“佗孙胡为南越王”。泷川资言引王鸣盛《说案》云：“《史》《汉》皆不书佗子，盖外藩事略。”饶先生说，《日南传》记载与广州南越王墓所出“泰子”两印，正可证明。安阳王故城，又名越王城、可缕城，当指羸故城，在今越南平道县。《日南传》《交州外域记》记载赵佗攻安阳王，安阳王有神人名皋通，能制造神弩，一发杀三百人（一说三万人），南越王知不可战胜，乃遣太子赵始降服安阳王，称臣事之，并与安阳王女儿眉珠（一名兰珠）“交通”，盗锯截断神弩，南越王发兵攻之，安阳王遂败。顺便提一下，2007年，我参加“百越文化实勘与研究”课题组赴越南、老挝、泰国等地考察，曾参观过河内附近某地的安阳王故迹博物馆，有“皋通”神弩的塑像等故事，说明越南文化主管部门是肯定此史实的。（5）饶先生著《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一书，1998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重要著作，没有收入饶先生的《文集》中。在这本重要的书中，先生审视与利用了海内外有关陶符、图形文的考古发现，可谓集全国发现的史前先秦陶符陶文之大成，并从世界观点出发，对汉字的成就作了总的考察，探索原始时代汉字结构和演进的历程，说明文字起源的多元性及地区分布的交互关系。首先，这本书的重要论点之一是，指出中国历来统治者施行以文字控制语言的政策即“书同文”，致使语（言）、文（字）分离，文字不随语言而变化；而且汉字结合书、画艺术与文学上的形文、声文的高度美，造成汉字这一枝叶葱茏、风华绝代的大树，卓然兀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文字、文学、书法艺术间的连锁关系，构成汉文化的最大特色。其次，揭示汉字未形成初期，陶器上大量的线形符号多与腓尼基字母相似，类似于西亚早期的线形图文，认为反映了古代闪族人使用字母并尝试采择彩陶上符号，以代替借用楔形文的雏形字母之特殊现象，从而提出了具有原创性的字母出自古陶文的“字母学假说”。饶先生把史前陶符与汉字联系起来研究，并与西亚等国线形图文作了比较，把文字、文学、书法艺术结合起来，指出这是构成汉文化的最大特色并兀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尤其是更深刻地指出汉字不走上使用字母拼音之路，乃是我们古代先人早已作出的明智选择。在这本新作中，饶先生创立和运用了“五重证据法”。我想，这个创见他也是第一人。（图十四）在2009年出版的《选堂清谈录》中饶先生说：“我希望再发掘特别是地下的发掘。”

总之，我学习饶先生的学术著述不过是沧海之一粟，“走近饶宗颐”也才刚刚起步。今后，我将尽自己所能，进一步学习饶先生的原著——《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尤其是古代史和考古学，共同来探究饶先生在考古学学科方面的成就和贡献。

我们要像许嘉璐副委员长在“饶宗颐研究所”成立大会贺信中要求的那样：“研其学，要在知其人；知其人，要在知其心；知其心，要在效其情。”（2011年4月19日贺信）2013年9月23日修订图一　饶宗颐著《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图二　南越王墓错金铭文铜虎节图三　越南牙璋（左）、香港大湾M6牙璋（右）图四　饶宗颐教授赠笔者对联图五　拙著《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图六　饶宗颐教授寄笔者信图七　湛江遂溪南朝窖藏出土波斯银碗和银币图八　2006年参加饶宗颐九十华诞国际研讨会时与饶宗颐教授合影，前排左二为笔者图九　2007年11月在香港中文大学拜会饶宗颐教授图十　2011年10月22日笔者在座谈会上发言图十一　饶宗颐教授为笔者著作题签及寄笔者信图十二　辛卯年冬饶宗颐教授给笔者题写的祝词图十三　饶宗颐教授题签图十四　饶宗颐著《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

论选堂先生学术

在近现代的中国学者中，以一人而能兼通学、艺两域并取得辉煌成就，为中华民族的学术和艺术文化作出重大贡献者，可说少之又少。以客观事实而论，选堂先生可谓是兼精学、艺两域的大师，饶学更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代国学，这已经成为世人所公认的事实。而饶学涉及文、史、哲、艺诸范畴，内容博大精深。本文谨就选堂先生的学术成就及其治学轨迹，略述个人的认识和看法。一、从地方史、国史到中外文化关系史

首先，就治史的领域而言，饶师的研究和著作比较全面，涵盖了地方史、国史和中外文化关系史诸范畴。这在近现代的史家中，亦是少见的。而先生自青少年时期即从地方史入手，亦可见其治学的渊源和轨迹。1. 地方史

众所周知，选堂先生少时最见重于岭南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就是继承其先君饶锷老先生未竟之志，续成《潮州艺文志》一书。此事的意义在于，就中国历史典籍而言，至《汉书》始有编修《艺文志》专志之体例，及后大部分朝代的国史、省志以及经济富庶、文化昌明的州郡志书中，才有《艺文志》之修纂。而州郡志书若有《艺文志》，则是地方人文发达的象征。因此，就我国区域史的客观事实而论，并不是每个州府的地方志书中都有《艺文志》的。就潮州府为主体的粤东地区而言，自汉代至清季的志书中，迄无《艺文志》专志之编撰。如清顺治吴颖府志仅以“古今文章”作为门类，收录自唐韩愈《潮州刺史谢表》至明末张明弼《黄岐山潜雷石颂》诸文，可见府志未有《艺文志》之设（按：近得黄继澍先生所赠清乾隆《大埔县志》，得知该书后面附录清同治张鸿恩所纂《大埔县志·艺文志》。张氏明言其纂《艺文志》之目的，在于显示大埔并非无文。然该志仅收录少量诗文著作，从内容及规模而言，实际上未合《艺文志》体例）。直至饶先生父子出，始有《潮州艺文志》之修成。故其意义之重大，概可想见。此书乃岭东地区有史以来在艺文方面首次进行系统的著作实录，网罗古今，博采众家，遍录自唐赵德《昌黎文录》迄20世纪40年代可考之潮籍名家著述创作，按经、史、子、集四部体例编纂，收集书目千余种，并附作者简介，饶先生父子且加精警之评论，使我潮州以一州之地而赫然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之缩影，其内容实际包罗了潮州千余年来的文学、经学、史学、诗词、文艺评论等著作，条分缕析，粲然可观。虽然，在地方文献上，潮州地区于宋、元易代之际损失极为惨重，但经饶先生父子的穷搜博采、钩沉集佚而成的《潮州艺文志》，已可了解潮汕古代文化史的源流，成为后人探究粤东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

另外，从少年的选堂先生续成《潮州艺文志》一事，可以从治学途径上给大家一个重要的启示：他一开始就是以治国史的方法来从事地方史研究的。因为此书既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千余种著作，涉猎自然广博，要加以评论则必须深入研究，因此选堂先生很早就在国学中的文、史、哲、艺诸领域受到系统的历练；同时在目录学、文献学等专门的学术范畴，亦取得丰硕的成果。所以，应该说，选堂先生从走向学术之路始，起点已非常高，对自己的学术要求已非常严格。后来他的治学之所以能臻于精邃严谨、学博工深的境界，与他在青少年时期早植根基，显然有很大的关系。

选堂先生在地方史领域的另一大贡献，就是总纂民国《潮州志》，成为潮汕方志史上的里程碑。因为此书既有对传统编志方法的继承，又能与时俱进地运用科学的方法拓展新域；使新志既能在内容上与旧志在历史上有连续性的衔接，又能对辛亥革命以来潮汕社会历史的变迁作如实的记载。所以，编志一定要尊重史实，并注意历史的连续性，即使用新的方法亦不能割断历史。在这方面，选堂先生可谓作了极好的示范。有关其总纂的民国《潮州志》的内容及新法，选堂先生在《潮州志汇编》序言中云：民国卅五年（按：1946年）新纂之志，以旧府属为范围，可谓创格。而着重实际调查与专家合作，此则大与前志异趣。故若干新立门类，延聘自然科学家撰稿，地质志出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气候、地形、水文诸志之出于中国地理研究所，即其例也。新志原分三十门，沿旧志者只十之四，而撰写方法，复多所变通，若大事志则采提纲旁注之法，户口、交通志均侈列图表，颇异前规。

选堂先生编集的《潮州志汇编》于1965年由香港龙门书店出版，这是合四志即《三阳志》、明嘉靖郭春震府志、清顺治吴颖府志及先生总纂之民国《潮州志》成为一集的潮州方志巨构，可谓史所未有。其可贵之处，诚如该书店在书前“出版说明”中指出：惟潮州有志，实滥觞于宋之《潮州图经》及《三阳志》。明文渊阁书目著录《三阳志》多种，久已亡佚，幸《永乐大典》潮字号所著录部分，尚存梗概。向以存于大内，世所难见；后经“庚子之乱”，该册被劫，流落国外，六十年来，其书更无缘获睹。嘉靖本（府志）及顺治本世亦罕觏。本书店承香港大学饶宗颐先生之助，从日本搜得嘉靖本八卷，顺治本十二卷；益以《永乐大典》所收三阳志资料，并饶氏所纂民国本十八厚册，汇合成书，名曰《潮州志汇编》，影印精本刊行。宋、元以来已佚之稀有志书，今幸汇成巨观。其合明以前及明、清、民国各代志书为一编，允称方志史上之创体。

可以说，潮汕地区现有的府志文献，若无饶先生当年殚精竭虑地修撰总纂及多方搜求，断无今日之丰硕成果。至于《潮州志汇编》中之民国潮志，当年尚未完帙。年前先生在已出版民国《潮州志》的基础上，合并未刊之《山川志》《民族志》《风俗志》《工业志》及《戏剧音乐志》诸志稿，在陈伟南先生的资助下，由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出版，使饶师总纂之民国《潮州志》，至此始完善其规模。此志共分二十册，洋洋大观，分册则各为专志，合则成为巨帙，洵为潮汕方志史之盛事。继之先生又发旧箧所藏之《古迹志》《金石志》《人物志》《宦绩志》及《外编》，合成《潮州志补编》一集五册，仍由陈伟南先生赞助，由潮州海外联谊会出版印行。选堂先生总纂的民国《潮州志》之正编及补编，规模巨大，内容宏富，于潮汕地区可谓史无前例。若合饶先生父子以前所合撰之《潮州艺文志》，则其体例更加完备。这在潮汕方志史上固前无古人，其他州府同一时期的志书内容亦很难企及；即使在全国方志史上，显然亦是杰出的典范。除此之外，选堂先生还对潮汕地方史作了深入及多方面的研究。其多年来有关地方史的学术著作，先有1938年由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出版之《潮州丛著初编》，其后的论著则大部分收入《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拙撰《饶宗颐教授与潮州学》一文，作为该书代序，对选堂先生在地方史上所作的学术贡献略有述及。而最后集先生地方史研究之大成者，应为《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中的《潮学卷》二巨册，读者可参阅之。2. 国史

选堂先生在国史方面所作的系统研究和著作，应始于20世纪40年代对新莽一朝历史的撰写上。他之所以会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乃受其时著名史学家王钟麒先生的鼓励。王氏乃《二十五史补编》的作者，年轻时的选堂先生许多思想观念都受其影响。王氏写信给他，要他以正史的体裁重写王莽的历史，其目的显然欲为王莽翻案。他本人是王氏子孙，不便出面撰写。而其时选堂先生年纪很轻，作为学术界新锐，史笔犀利，意气风发，目标远大；又受古史辨派顾颉刚、王钟麒等人的看重，而其时他显然又入世未深，遂慨然应允。乃发奋对两汉之际的历史进行精心的研究，并按照王钟麒的意图，撰《新书》而纪王莽，意欲为“二十五史”添一史。这事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惊世骇俗之举！对此，选堂先生二十年前在接受台湾学者采访时，曾透露其学术上的心路历程，说：“当时二十出头的我，年少气盛又无知，竟称王莽为‘新皇帝’，亟欲以正史体例为他写本纪——《新皇帝本纪》。于是意气风发地着手以《汉书》文体写成了整部《新书》，并且还为该书写了一篇序目，登在《责善》半月刊。”

结果，其中的《新莽艺文志》发表于1946年广州的《文教》期刊上；而另一专志《王莽职官志》其后则收入《选堂集林·史林》。唯主要部分载有《新皇帝本纪》而有关新莽一朝的《新书》，则因选堂先生其后受国史正统论的影响，而主动中止刊出。有关这一问题，选堂先生亦有谈及：这本书我始终未曾出版，不是毁于祝融，而是“国史正统论”的观念彻底改变了我。正当此书将付梓之际，我读了《资治通鉴》这套书，顿时间恍然大悟，真正透彻地了解国史中所谓“正统”的意义，也因此而改变了我的史学观。所谓“正统”的意义，简单地说，中国史学极为重视“道德”问题，并以一贯的道德标准衡量历史人物的价值。有此认知后，再回头检视王莽个人的一切行为，面对他有违背道德准则的行径时，良知告诉我那是断然不容被尊重的。所以欲给予王莽一个合适的价值判断时，毅然地将所有文稿和数据抽回并束之高阁。在我个人所有著作中仅有《选堂集林》收有一篇《王莽职官志》。迄今许多人认为是篇考证详实的力作，和《职方考》有着相同的价值。这一阶段的治学历程，如今回想起来，真为当时的“傻劲”捏一把汗；但也庆幸有那股勇气停下笔来，并为自己那份有担当的责任感感到自豪，否则在违背正统的不客观史学观下所完成的《新皇帝本纪》，极可能成为个人学术生命中的污点。

选堂先生坦陈其治学之路的经验教训，后人亟须记取；而这件事亦使我们从侧面了解到先生其时虽年仅逾弱冠之岁，而在史学论著方面的学术功力已很了不起，竟以一人之力欲为二十五史添一史，确是非同凡响。但最重要的还是，选堂先生最终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面前，敢于自我审视的学术勇气，更显示其内心的强大和善于自省的精神。拙作《论饶宗颐教授之史学观》一文曾就此事而论，内中说：选堂先生年仅逾弱冠之岁，在阅读《资治通鉴》而判明是非之后，肃然自省，这种自我审视、勇于担当的道德勇气，同样体现了他的胸襟和气魄。在时代的大思潮中，在新旧观念的交相冲击下，他在历史的歧路上稍为徘徊之后，又重归正统观之大道。

1977年，选堂先生的史学巨著《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在香港龙门书店出版，这可说是其史学观在经历莽书一役之后，在史学思想上进行正本清源的一大回响。从先生在结论中指出“正统”的精义所在和史家所应负的使命，可见其成熟的史学观已然形成。内中云：史之作，正所以明人事之真是非，而折衷于正，故史家秉笔必据正立论……正其本实乃史之首务……慎始盖所以正之。以“正统”而论，正之为义尤甚于统，自古以来已视为天经地义。《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网罗宏富，史料翔实，历朝论正统之文，自秦汉迄清代名家的相关论述200余篇，几乎囊括无遗，可谓洋洋大观，史所未有。尤其重要的是，先生于论文之后每加精辟之按语，对于隐义微言，多所抉发，其独到之见解，不仅能帮助读者知其颠末，而“正统”之精义，亦由于先生之导引，而令读者更加明辨历史之真是非。如方孝孺在面对明成祖朱棣的高压面前，坚持正统原则，大义凛然，视死如归。选堂先生对他的高风亮节赞叹有加，认为他所争取者，“一本乎正义之真是非，而非一时相对之是非；不特不屈服于某种政治之下，且不屈服于已成历史之前。其见识伟矣！其人格敻矣！此诚‘贯天地而无终敝，故不得以彼之暂，夺此之常’（姚鼐《方正学祠重修建记》）。历史之真是非，正在其常，而非一时之是非可夺也”。选堂先生于书中，既论历史之正统，又注重历史的大是大非。故可以说，此书之撰成，是选堂先生对中国史学的一大建树，其对中国史学思想重归传统文化之轨道，实有拨乱反正之功。

选堂先生因读司马光总纂的《资治通鉴》而坚定其史学上之正统观，可见这部国史巨著对其影响是如何之大了！而后来当他发现新疆吐鲁番出土文物及敦煌石室所藏资料有补于《资治通鉴》时，便于香港中文大学创立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并广邀国内名家合作，同时亲任主编，辑成“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稿系列”丛书（共8种）。计为：（1）《新莽简辑证》（与李均明合著）；（2）《敦煌汉简编年考证》（与李均明合著）；（3）《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饶宗颐主编，王素著）；（4）《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饶宗颐主编，王素、李方著）；（5）《秦出土文献编年》（饶宗颐主编，王辉著）；（6）《汉魏石刻文字系年》（饶宗颐主编，刘昭瑞著）；（7）《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编年》（饶宗颐主编，陈国灿著）；（8）《居延汉简编年——居延编》（饶宗颐主编，李均明著）。

上述八种丛书史料均为宋代司马光及同人编著《资治通鉴》时所未曾寓目。而出土文献的年代遍及秦、汉、魏、晋、南北朝至唐，选堂先生知道这些史料的重要性，不仅自己与李均明合著两种丛书，且知人善任，聘请名家撰著。我认为这八种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丛书之出版，作为系列史料长编稿，可以作为《资治通鉴》的补充数据，对今后学者的相关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史料长编”之后，先生用一“稿”字，即不想过分地拔高，尤使我感到其治学之严谨，有实事求是的分寸感。这一点是值得大家共同学习的。而补遗之事，使我感到当年先生受惠于《资治通鉴》的启迪，使其史学观发生重大变化而作出正确的历史价值判断；如今其主编的“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稿系列”丛书，可视为对司马光总纂的《资治通鉴》的一种学术回馈，这亦体现了选堂先生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十分难能可贵。

选堂先生在史学上的另一重要著作是1982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选堂集林·史林》三巨册，约十年后的1993年，由当年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的胡守为教授取其中之要者，编为《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季羡林先生为之序，认为仅据此书，选堂先生在史学上的学术成就已足以与王国维、陈寅恪二先生媲美，共得预流之果。季老在序言中的评论可谓知者之言，十分切当。

唯实事求是而言，我认为在《选堂集林·史林》之后十年，先生晚岁的史学论著更加重要，层次更高，成就更大。这可见诸2003年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二十卷本《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之首卷《史溯》，此乃选堂先生对中国史学进行追本溯源的一本论著。该卷开宗明义，第一篇即为《论古史的重建》一文，其中的真知灼见以及对学术界的建言，可谓是选堂先生八十年来治史历程久蕴襟怀的心声。文虽不长，但很重要。内中说：近年大量丰收的出土文物，使古史景象完全改观。我们不能不正视历史的真实面貌。以前对于古史的看法，是把时间尽量拉后，空间尽量缩小。我们不能再接受那些理论了。对历史上事物的产生，如何去溯源、决疑，不能够再凭主观去臆断，不必再留恋那种动辄“怀疑”的幼稚成见，应该去重新估定。我们今后采取的途径有三：（1）尽量运用出土文物上的文字记录，作为我所说的三重证据的主要依据。（2）充分利用各地区新出土的文物，详细考察其历史背景，作深入的探究。（3）在可能范围下，使用同时代的其他古国的同时期事物进行比较研究，经过互相比勘之后，取得同样事物在不同空间的一种新的认识和理解。

当然，选堂先生亦同样注重传世文献的作用，认为三重证据的互证最为可靠。他特别指出：“出土文物如果没有文献作为媒介说明的根据，直接的报导，只有考古学上的资料。这和当时的人地关系无法取得在某历史事件上的联系。仅有‘物’的意义，没有‘史’的实证。许多人轻视纸上记载，我认为二者要互相提携，殊途而必同归，百虑务须一致，才是可靠可信的史学方法。”

毫无疑问，选堂先生上述精辟的论述是有充分的历史事实作为理据的。因为在《史溯》卷中的许多力作，都涉及三代以前古史的实证问题。而选堂先生显然将考古学中的玉文化列为重点。因为玉文化是比甲骨、青铜更加远古的文化，其考古年代距今5 000年至8 000年。而《史溯》中的许多篇什，如《凌家滩玉版——远古表示方位与数（九天）的图纹》《红山玉器猪龙与狶韦、陈宝》《有翼太阳与古代东方文明——良渚玉器刻符与大汶口陶文的再检讨》《续论良渚陶器及玉器上之刻划符号》以及《古玉证史》《风胡子论玉器时代》诸篇，实际上都是以玉证史的杰作。而有关这些出土文物的资料是过去许多学者所无缘寓目的。2012年4月，我应邀赴清华大学参加“首届礼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所撰论文中，亦曾论及玉文化的相关问题，认为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论，“从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到偃师二里头大牙璋等礼器的重大发现，玉文化的研究将伴随其所具有的古代礼学的意蕴，进一步丰富中国古代文明的内涵。如果能将玉文化与儒家礼学进一步结合，加以深入之研究，相信必将成为继甲骨、青铜之后，我国学术研究新的显学”。而事实上，选堂先生显然就是这一显学的先行者和推动者。尤其是他在玉文化于古史的重建方面，无疑发挥了奠基人的作用。而从大量的著作中，可以看出选堂先生在这一方面洞烛先机，早着先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其卓越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另外，正如其在《论古史的重建》一文所宣示的，先生既极之重视数十年来大量出土文物对证史的重要作用，但亦认为传世文献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二者只有加以密切结合，我国古史的重建始成为可能。所以，在《史溯》一书中，先生又有《谈三重证据法——十干与立主》《古史的二元说》《古史的断代与编年》（傅斯年讲座）等力作，为重建古史作了极好的示范。作为当今学术界领袖群伦的人物，选堂先生有关古史重建之号召和身体力行的实践，目前已造成一定的影响，景从日众，相信必能使这一目标达成事实，从而为终结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历史考证上的疑古倾向及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发挥正本清源的作用；而先生为重建古史开拓之功，诚不可磨灭。

选堂先生有关国史之一系列论著，已大部分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之《史溯》一卷及《史学》（上、下）二巨册中。《史溯》全卷共622页，因其内容涉及古史重建，极为重要。故当年先生前后数次亲自校对，耗费心力极多，可见其重视程度。至于《史学》二册共1 318页，饶师则命我作校。当年在反复校阅的过程中，受益良多，对先生在国史方面的鸿篇巨制和重大贡献，内心非常折服；如今重温，益增景仰之忱。3. 中外文化关系史与敦煌学

正如选堂先生在《论古史的重建》一文中所说的：“在可能的范围下，使用同时代的其他古国的同时期事物进行比较研究，经过互相比勘之后，取得同样事物在不同空间的一种新的认识与理解。”

这可谓是选堂先生治学过程中深刻学术体验的智者之言。我认为他治国史的特点，是在甲骨、青铜文化的基础上，通过玉文化和符号、初文的研究向上追溯中国史源，作上下八千年的纵向研究。而在中外文化关系史上，他又善于通过自己掌握的其他文明的古文字研究他国的古文化，与我国作深入的横向比较，从而了解各个文明之间的共性与特点，并进一步证明中国古文明的历史地位。而先生在这一方面经历的丰富和外国古文字功力之深厚，显然是许多史家所不能企及的。盖其成名既早，且驰誉海内外，而五洲历其四，每至一国，多与该国学坛领袖交游或合作研究，故对各有关国家的文化和古代文明都有深入的了解。尤其是他能掌握近东的楔形文字，故有《近东开辟史诗》的编译。选堂先生在该书“前言”中指出：“本史诗是西亚关于天地人类由来的神话宝典，是世界最早史诗之一。希伯来圣经中的《创世纪》即从此衍生而出。在中国的翻译界，尚未有人把这史诗全文介绍过。这是首次译出的尝试。”

选堂先生的“前言”万余字，实际上就是一篇有关《近东开辟史诗》与中国古文明之间进行比较研究的学术论文。所论闳中肆外，内容极为丰富。其中涉及西方有“原罪”的教旨，而汉土没有“原罪”观念的哲学问题，十分深刻。因此，读《近东开辟史诗》，首先应好好领会这篇“前言”。而选堂先生欲以其作中、外文明比较的目的亦非常明确，故将其命名为“中、外史诗上天地开辟与造人神话之初步比较——《近东开辟史诗》前言”，独立成篇，载于《史溯》之中。可见此文在中、外比较文明史上的重要性。

我认为选堂先生在治中外文化关系史上有极为长远的眼光，而且目标远大，蓄志积学，善于为学术研究作长期的规划，并脚踏实地逐步实现自己的目标。比如他对佛学的兴趣及研究，应发凡于20世纪30年代选堂先生少年时代之际，其时受业师王慕韩先生及其尊人饶锷老先生的双重影响。王慕韩先生儒、释兼善，晚岁且皈依佛门；饶锷老先生则著有《佛国记疏证》一书，所以这方面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毫无疑问，佛学的根源在印度，而发扬光大在中国。但印度佛学究竟如何被中国化，在传入过程中如何逐渐演化为中国禅宗而充满中国特有的古代哲学的意味，其中的源流究竟如何演变，这正是选堂先生所要彻底研究以寻其真谛的。他为了解印度的古文明和佛学的起源，自20世纪50年代起即随居港的印度人士白春晖习梵文三年，以便于直接研究印度文化。1963年先生被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聘为研究员，乃亲莅印度作长时间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并追随白春晖之尊翁V.G. Paranjpe教授问学，前后达九月之久，从而为印度学的研究打下深厚的基础。所以选堂先生对此一古文明的认识，有较之一般学者更为深入而透彻的了解，从而能对中国古文明与印度文明，作出客观和中肯的比较研究。其大量有关这方面的学术著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比如印度之行，其后先生便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简称《悉昙学绪论》）以及《梵学集》两书相继问世。而所谓“悉昙学”，其实即印度古代的语言音韵之学，大量存在于印度古籍和佛教经典之中。随着印度佛教的东渐，选堂先生证其自北凉起已经传入华土，对中国文化产生颇大的影响，前后历数百年之久。其论证显有确据。而继《悉昙学绪论》之后，先生又编辑《赵宧光及其〈悉昙经传〉》一书，继续这一方面的研究和传播。而印度学方面的专篇论文，还有《谈印度河谷图形文字》《〈阿闼婆吠陀〉第一章“三七”（Trisaptas）释义》《卍符号与古代印度》等一系列撰著，都有十分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上述诸篇均收入《史溯》卷之中。

除印度学的研究之外，与欧洲尤其是与法国学术界的密切交流，可说是选堂先生中外文化交流的另一重点。

其实，选堂先生与欧洲汉学界的学术交流发轫甚早。1956年8月即应邀参加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九届欧洲汉学会议，并与欧洲著名汉学权威戴密微教授订交。1957年先生又应邀赴西德参加欧洲第十届汉学会议，提交论文为《楚辞与考古学》，这显然与他在此一时期将楚文化作为研究重点有关。

毫无疑问，在欧洲诸国中，选堂先生与法国的关系最为密切。这是因其时掌法国汉学界牛耳的欧洲汉学巨擘戴密微教授，自1956年8月巴黎之汉学会议上与选堂先生结识后，对他学识的渊博和造诣，十分推崇。事缘是年稍早，先生校笺的张天师（道陵）所撰的敦煌六朝写本《老子想尔注》一书出版，其后赴巴黎开会时，先生乃携此书分送与会学者，遂引起戴老和其他汉学家的高度重视，之后且导引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的道教热潮。盖此校笺本的出现，意义重大。因为《老子想尔注》这一道教经典的六朝写本，自千余年前蒙尘于敦煌石窟之后，人间从此无此书。而选堂先生遂成为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整理研究的第一人，并且使此书重见天日。由于先生校笺的《老子想尔注》乃敦煌写本，此事显然引起戴老的极度关注，因而希望在学术上与选堂先生进行合作。此中之原因，我认为与法国是收藏我国敦煌文物流落海外的重镇之一，而自清季至20世纪50年代，大量法藏的敦煌文物迄未进行系统的研究整理有关。戴老果然眼光如炬，有知人之明；而学、艺兼精的选堂先生，确是不作第二人想的理想人选。于是机缘巧合，造就了戴、饶之间的友谊和中、法文化关系史的佳话，亦成就了选堂先生的敦煌学；同时亦使我国流落在法兰西的部分敦煌文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即能得到系统的研究和整理，而得以展现于世人面前。

1965—1966年，选堂先生应法国戴密微教授之邀，至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法藏敦煌写卷，居法京一年，为其敦煌学研究做前期工作。其后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和艺术创作相继问世。其中包括：

1971年，先生与戴密微教授合作之《敦煌曲》分中法两种文字出版（按：戴老根据选堂先生研究的中文文本，译成法文）。此书之作为首选，乃建基于戴、饶二人对佛学和文学的共同爱好并同样有很深研究的基础上。而选堂先生所以名为“敦煌曲”者，应是指出自敦煌的曲子词写本，书名既雅而贴切。至于在内容方面，因为敦煌洞窟中的塑像、壁画和文书，几乎都与佛教有关，所以敦煌曲子词亦没能例外。而经选堂先生的研究，原来敦煌曲子词源于佛教音乐的梵呗、法乐，再与民间曲谣结合，其后始演变为曲子词，再成为文人词的。因此，如果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敦煌曲子词可说是宋词（按：其实，唐已有词体的出现）这一文学体裁的源头之一。我认为这是先生研究整理《敦煌曲》一书的意义所在。其后，先生又从论证敦煌曲子词源流的角度，撰写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刊为《敦煌曲续论》一书，后来与《敦煌曲》及《敦煌琵琶谱》二书，一并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之《敦煌学》卷（下册）。

先生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敦煌写卷的另一些成果，主要在书画艺术方面，如出版《敦煌书法丛刊》二十九册和《敦煌白画》，还有一系列的考证论述，结成《敦煌学散论》一书，其后都收入《敦煌学》卷（上册）。

除此之外，选堂先生还主编“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共11辑：（1）《敦煌琵琶谱》（饶宗颐编，1990年12月）；（2）《敦煌琵琶谱论文集》（饶宗颐编著，1991年8月）；（3）《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饶宗颐编，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1994年7月）；（4）《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残卷目录》（荣新江编著，1994年7月）；（5）《敦煌俗字研究导论》（饶宗颐编，张涌泉著，1996年8月）；（6）《敦煌语文丛说》（饶宗颐编，黄征著，1997年1月）；（7）《吐蕃统治敦煌研究》（饶宗颐编，杨铭著，1997年12月）；（8）《敦煌文薮》上下册（饶宗颐主编，池田温、姜伯勤等著，1999年4月）；（9）《敦煌本甘棠集研究》（饶宗颐主编，赵和平著，2000年3月）；（10）《敦煌出土胡语医典〈耆婆书〉研究》（饶宗颐主编，陈明著，2005年10月）；（11）《中古时期社邑研究》（饶宗颐主编，郝春文著，2006年11月）。

选堂先生还主编“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稿系列”共8种，已见前述。于此可见，先生对敦煌学的研究，确实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给予不遗余力的支持，其巨大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至于选堂先生个人在敦煌学研究的成就，就其先后而言，除《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一早成书之外，选堂先生在法京对敦煌写卷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中古时期与佛教有关的文学、音乐和书画艺术方面，应属于文学与艺术史的范畴。但是，因为当年选堂先生本身已是学术大家的关系，他以治学的严谨和多领域、多学科的融会贯通，来处理法京所藏敦煌写卷相关的学术与艺术的问题。而他一人集学者、文学家、诗人、词家、书法家、画家于一身，并且还精通音律。所有这些方面，他既能实践，又有理论，其各领域的大量著作和所取得的成就足以证明。因此，我认为世上很难再找出一个这样的人，一身有这样多的本领，而且样样皆精。所以，法藏的敦煌文物碰到选堂先生，可谓适得其人；而选堂先生亦得以在敦煌文物的研究中，一展长才，如鱼得水。毫无疑问，这样的研究当然就别开生面，异彩纷呈；而其敦煌学成果之丰硕和贡献之独特，世所公认，并已载入敦煌史册。因此，可以说，先生在法京研究敦煌写卷的成果，是其学、艺结合的典型范例，也成为中、法文化交流史的佳话。

在《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中，卷七是《中外关系史》一巨册，共963页，这是选堂先生有关中外关系史专题研究的一系列论文的结集，由“中外关系史论集”“新加坡古事记”和“星马华文碑刻系年”三部分组成。

当然，此卷以“中外关系史论集”为重点。按此集内容的研究分类，首先是“总类”七篇，主要论述我国自东汉至明代海疆所至、南海地理及海上丝路的相关问题。其开卷第一篇即《〈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与南海地理》一文，非常重要。文中旁征博引，考证缜密。从文中所引历朝大量的历史记载中，可知我国自汉末至明永乐年间已对南海进行长期的经略和开拓，发展与南海及海外诸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从文中所引《太清金液神丹经》所记诸国里程，国数之多（按：有二十多个古国），航程之远，以及海路距离记录的详细周密，说明我国自一千五百多年前，早已对广大的南海地区进行开拓与经营。我认为，从选堂先生的相关研究中，显示中国作为南海大国，对南海的拓展及经营由来已久。由此可以说明，在古代长期的海上对外贸易中，在漫长的航路上，我国船队势必经过沿途众多的岛屿，或出于停泊取水的需要，或作为航海地标，于是历朝对这些南海岛礁进行命名，我国渔民亦多至其海域捕鱼。有关历史资料及地图证明，这些地方久已成为我国之海疆，这显然都是有据可考的。

在“中外关系史论集”的“总类”部分中，选堂先生还有以英文撰写的Some Place-Names in the South Seas in the Yung-Lo Ta-Tien一文，其中译即为“《永乐大典》中的南海地名”。先生于文后“附记”中云：“此文作于一九六一年。据《永乐大典》广字号所引《南海志》，加以考证。……拙文为研究是书诸番国之首篇文字，不无开创之劳。”此文引述《永乐大典》中记载的许多南海地名，这显然与明永乐年间，郑和率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对南海沿途航线、航标及相关岛屿、国家的名称和数据有详细的记录有关。而于今日南海纷争之际，选堂先生有关我国自汉代以来对南海的开拓、经营以及与诸海国关系的一系列研究，足以证明我国对南海的经营由来已久。

在“中外关系史论集”中，还有分国研究的多篇论文。其中有关波斯（按：即伊朗）二篇，其中有一篇为《由出土银器论中国与波斯、大秦早期之交通》；安南（按：即越南）三篇，其中二篇分别为《安南古史上安阳王与雄王问题》和《越南出土“'归义叟王”印跋》，可见古代安南与中国的藩属关系；印度、缅甸四篇，其中有《达嚫国考》和《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等文；泰国三篇，包括《华人入暹年代史实的探索》《泰国华文铭刻汇编序》及《泰国〈徭人文书〉读记》；文莱一篇，即《文莱发现宋代华文墓碑跋》；印度尼西亚一篇，为《苏门答腊岛北部发现汉钱古物记》。毫无疑问，选堂先生“中外关系史论集”的内容，涵盖极广，论证翔实，而其行迈之遥，涉猎之博，确非一般史家所能企及。所以这一部分在选堂先生的史学研究中，显然占据十分特别的地位。二、楚文化与简帛学

选堂先生在国史方面的学术研究及成果，若依其著作出版问世的先后次序而言，则首先应该是对楚文化的研究。其第一本有关国史方面的学术著作，就是于194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楚辞地理考》。此书主要在于修正钱穆先生对楚辞涉及的地理名称及其区域幅员所至范围描述的错误。显然，选堂先生对楚文化的研究，始于其对楚国历史地理学的探索。这说明先生对历史研究的方向和途径的选择一开始便非常正确。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地理学与历史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根据我个人的理解，所谓“历史”，就是由相关人物、地理空间、事件发生的时间三大要素共同构成的。所以，地理学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基础之一。选堂先生在历史研究上之所以能取得卓越的成就，与他一开始就注重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关系。其国史研究的首本学术著作以楚文化始，而研究楚文化又以历史地理学始，显示他一开始就抓住国史研究的重点，而这并不是偶然的。其实，先生自早岁就对这一方面非常重视，用功甚勤，其对潮州山川地理名物的考证著作颇多，如《恶溪考》（1936）、《潮州韩文公祠沿革考》（1936）、《韩山名称辨异》（1936）以及《海阳山辨》（1937）等即是。同时，选堂先生对国史上的古代地理研究亦极有见地，如《魏策吴起论三苗之居辨误》，以其弱冠之年而对《战国策》中有关三苗之居的地理位置有深入的研究，见解不凡，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且于1935年加入禹贡学会。该会是一个以历史地理学家为主体的学术组织。盖“禹贡”一名，乃取自《尚书·禹贡篇》，该篇专述禹辟九州及各州地域所至和境内的名山大川，是我国古代历史地理学的专著。而选堂先生亦因这方面的长才和相关著述，而见重于当时颇负盛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顾氏委托其主编《古史辨》第8册即《古地辨》。该册的主要内容，正是以我国古代历史地理的研究著作为专辑。虽然，《古地辨》一册因历史的原因和选堂先生个人认知的关系，没有刊成，但选堂先生在历史地理学上的功力，已可见一斑。其所撰《楚辞地理考》一文，始能明确地指出钱穆先生的错误，并获得学术界的认同。由此足以显示选堂先生治史而注重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是深得治学要旨的。就我个人对饶师治学方法的感悟和自己学术研究的体验而言，可以说，治国史或地方史，若不注重并结合历史地理学的知识，那么肯定是不得要领的。

选堂先生以《楚辞地理考》一书为开端，其后对楚文化的研究一发不可收拾，相继出版了《战国楚简笺证》（油印本，1955）、《长沙出土战国楚简初释》（油印本，1955）、《楚辞书录》（1956）、《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1958）、《楚辞与词曲音乐》（1958）等著作，展示选堂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所取得的学术成果，楚文化研究是重点之一。及至20世纪80年代，选堂先生与曾宪通先生合作研究，出版了多本楚文化的相关合著，其中包括《云梦秦简〈日书〉研究》（1982）、《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1985）及《楚帛书》（1985）。至1993年8月，两人合作的三本著作汇成《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一集，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而选堂先生个人对楚文化的研究专篇多不胜数，如1954年有《长沙楚墓时占神物图卷考释》，是对楚文化中有关宗教学问题的考证。1957年则有《楚简续记》，载于香港《金匮论古综合刊》第1期。至1965年，先生于台北《大陆杂志》发表了《楚缯书十二月名覈论》一文，这是对楚文化中有关律历学方面的专题研究，为纪念著名甲骨学家董作宾先生逝世一周年而作。至1969年，先生则在台北史语所集刊发表《荆楚文化》一文，这是有关楚文化研究的长篇专论，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再如《〈楚辞〉与古西南夷之故事画》（1972），所述为楚辞文化中与西南古代少数民族故事画艺术上的相关问题。至于《略论马王堆〈易经〉写本》（1982）以及《马王堆医书所见〈陵阳子明经〉佚说——广雅补证之一》（1983）诸篇，从选堂先生对楚地出土的经籍、医籍与传世文献的关系，作了融会贯通而深入的考证，显示其对国学诸领域的通博。尤其先生所撰《道教与楚俗关系新证——楚文化的新认识》（1985），率先提出“'楚文化”的概念，为学术界导夫先路。还有《楚帛书与〈原道篇〉》（1993）、《郭店楚简本〈老子〉新义举例》（1999）、《马王堆〈阴阳五行〉之〈天一图〉——汉初天一家遗说考》（1999）以及有关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简的一系列专篇研究，其后大多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之《简帛学》卷中。可以说，选堂先生对楚文化的论证依据，主要就是简帛学。因为他对经、史、文、艺的通博，所以对这些楚地出土的文献与经学中的《诗》《乐》《易》的相关问题，能作深层次的融会贯通，故在考证上往往有独到的见解。其实，以我个人的看法，选堂先生对楚文化的研究既早，数量众多，内涵宏富。而楚文化在国学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因为根据历史考证，当年禹南征三苗及领导治水时，楚祖季连（按：即季芈）率族众追随大禹而参与其役，及后居于荆地立国创业。荆楚之祖源显然属于黄帝系统的中原华夏族，祖根在北地，南来是追随大禹征苗治水历史变迁的大潮。故南宋罗泌《路史·后纪》云：“伯禹定荆州，季芈实居其地。”此可作佐证。而清华简《楚居篇》亦证实了楚祖季连以下至战国中期历代楚之先公先王的世系。故可以说，荆楚是南方历史最悠久的古国，其与帝启建立夏朝时，在会稽建立于越国属于同一历史时期。但夏朝的政治重点在北不在南，因此荆楚势力在南方发展甚速。至殷商后期，周文王的伯父周太伯奔吴立国。于是南方三国中，吴在江苏，越在浙江，楚据有湖北、湖南及江西之大部、安徽之一部，实力最为雄厚。至春秋战国之际，越灭吴而奄有其地。百余年后的战国中期（前355），楚灭越而独霸南方。在此后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楚文化实际上成为南方文化的代表。尤其近数十年来，楚地出土的大量楚简、缯帛、青铜礼乐器及其他艺术品，反映楚文化确实十分辉煌灿烂，有其极为深厚的历史底蕴。这说明荆楚文化于国史中，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重大的学术意义。我曾著文指出：“'作为华夏文化的分支，荆楚作为一个历史如此悠久而又从未中断的南方古国，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工艺技术及音乐艺术都与北方同步发展，既有同一性，又有独特性，达到很高的水平。……毫无疑问，中华文化固以北地文化为主体，但荆楚在南方之立国及楚文化的蓬勃发展，前后历时一千七百余载，既不失华夏之根本，又能与北地文化共同前进，在其后的南北融合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选堂先生具有很高的学术敏锐度，一早就知道楚文化的重要性，于六十多年前已率先研究楚国的历史地理。在及后的数十年间，随着楚地出土文物日多，先生更对楚文化的研究锲而不舍，涉及考古及文、史、哲、艺诸领域，其为数众多有关楚文化的研究著作，已然自成一系统。尤为重要者，选堂先生率先提出了“楚文化”这一学术概念。因此，我个人认为，今后饶师学术文集的编印，似应将“楚文化”的有关著作，合成“楚文化卷”而自成一册，以丰富楚文化史的内容，而便于后人的学习和专题研究。三、从选堂先生的甲骨学略论“甲骨五堂”

选堂先生以传世文献为基础，以出土数据相印证，尤其结合甲骨学之“三重证据法”，作为构建殷代西南地区历史的重要手段。

自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大量甲骨文物之后，甲骨学遂成为我国20世纪之显学。选堂先生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很早就将甲骨学列为研究的重点。我相信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他对这一方面的积学已经很深。所以至50年代在港大任教时，其对甲骨学的研究已有相当的造诣，因此至1954年，始能应日本学者三上次男之邀，至东京大学教养部讲授甲骨文；翌年又赴日本京都大学研究该校所藏甲骨拓片，其后撰成《日本所见甲骨录》，这是先生在甲骨学方面的首本著作。继之于1956年先生赴法国巴黎参加第九届欧洲汉学会议，获法国汉学权威戴密微教授之激赏而与之缔交，所以整个法国学术界都对选堂先生非常尊重，因而使他不仅可以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敦煌写卷，亦可以研究法藏甲骨拓片，先生亦因此得以撰成《巴黎所见甲骨录》一书。故在50年代，由于选堂先生得天独厚的条件，而能集海内外的甲骨数据加以研究，所以1959年其所撰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二巨册出版时，在国际学术界造成极大的影响，有十三国文字对此书的问世及其意义加以报道，奠定了先生在甲骨学界的地位。近年，韩国学者孙叡彻以十年之功，将《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译成韩文（三册），于1996年于汉城（今首尔）出版。1962年法国法兰西学院因先生在甲骨学上之成就而颁予儒莲汉学奖。1971年又撰成《欧美所见甲骨录存》。其后于1989年至1999年穷十年之功，由选堂先生主编、沈建华编辑之大型甲骨学工具书《甲骨文通检》（第1至5册）出版，这是对甲骨学的一大贡献。

选堂先生治甲骨学，不仅在于知，而且善于用；不仅注意甲骨文本身的内证，而且重视其外证，即以甲骨文证史。近年其所著《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陇蜀部族地理与三星堆、金沙文化》，即是先生以甲骨资料，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论证殷代我国西南地区历史文化和部族地理的问题。书名很长，这显然是由其丰富的内容所决定的。先生从甲骨资料考出殷代陇蜀部族地理的许多名称及地望，并结合近年考古发现的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即以甲骨、青铜文化与纸上文献相参互证，从而勾勒出殷代西南地区古代文明的历史轮廓。过去学者多认为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但自屈家岭及武汉盘龙城等地考古文物先后问世，长江中游作为我国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已是无可非议的事实。而今选堂先生又以甲骨、青铜及相关史料系统地论证殷代的西南地区丰厚的历史文化，显示中华文明一体多元的历史事实。我认为这本著作非常重要，是选堂先生以实证重建古史的典型范例。

由此使我联想起拙作《古“三苗”考论——兼论三苗与南方诸族及楚国之关系》一文，曾以《尚书·舜典》中“窜三苗于三危”之句，与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孙膑兵法·见威王》中的相关内容相印证，而“三危”之地望，则用郑玄注中引《河图》及《地说》云：“三危山在鸟鼠西南，与岐山相望。”拙文据此而断定三危山在今陕西境内。而传统上多谓三危山在甘肃敦煌，至今该地犹有此山名。但现在据选堂先生于《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陇蜀部族地理与三星堆、金沙文化》一书以甲骨文考证，将董作宾旧释的“下旨”改释为“下危”；并结合甲骨卜辞中多条“下危”及“危方”的数据进行互证，尤其考出“危方”有上危、中危、下危之分，故“三危”之称由此而来。于是先生据此而将“三危”地望定在四川境内岷山附近，此新解遂纠正了“三危”或在陕西或在甘肃敦煌之旧说，尤其令我在古三苗的研究中豁然开朗。在拙文中，我认为尧、舜、禹皆有征苗之举，尧、舜将部分三苗驱逐至“三危”即陕、甘等西北部地区；而大禹南征时，适三苗地区发生地震、连日大雨所引发的特大洪灾，三苗遂被迫由中南两湖地区迁至西南，至今贵州、云南及四川之所以多苗族聚居，其原因盖在于此。现在根据选堂先生之新解，拙文之论述更加通畅。盖三苗之祖地在中南，其被尧、舜、禹先后逐至“三危”之地，我认为三苗迁徙之路径或先至云、贵、川一带，部分直接由四川进入甘肃；或部分越过川、陕交界之秦岭，再由岐山一带西入甘肃；或直接从湖北进入陕西，再从陕西境内至甘肃敦煌一带。这符合中国历史地理的实际情况。现在看来，历史上陇、陕、川皆有“三危”之痕迹，而饶师之新解有上危、中危、下危之说。按照我的理解，是否上危在陇之敦煌（按：现仍有三危山），中危在陕之鸟鼠山（按：与岐山对望，从郑玄说），下危在四川岷山一带（按：从选堂先生说）呢？总之，选堂先生在书中的论证，一说而通“三危”，可解“三危”这一学术问题两千多年来之惑。而此仅书中一例而已。故可以说，此书是选堂先生以“三重证据法”建构殷代西南古史的理论实践，尤其显示其以甲骨证史的独特贡献。

由于选堂先生在甲骨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学术界于20世纪早有“甲骨五堂”之称，即：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鼎堂郭沫若、彦堂董作宾和选堂饶宗颐。以其对甲骨学的创获而言，选堂先生可谓实至名归。“甲骨五堂”之说既根据各人对甲骨学之贡献，又恰好皆以“堂”为号，遂成为学术界之佳话。

若以甲骨学史之发端而言，20世纪初河南安阳殷墟甲骨出土之后从事大规模整理、考证工作者，应推雪堂罗振玉先生。其于从政之余，做了大量的整理、编著、训释的工作，无疑有先导之功，并有《殷虚书契》等许多甲骨著作；他对殷周青铜器亦很有研究，有《三代吉金文存》一书行世；对敦煌学的整理和研究亦有先驱作用，有《敦煌石室遗书》等著作。若不因从政而损其清誉及多所干扰，则其学术成就必更大。

观堂王国维先生对甲骨学的贡献，除了文字训诂之外，最重要还在于开启了以甲骨证史的一代新学，如考证甲骨文之“王亥”即商之先王，并以甲骨考出殷之先公先王之世系，与《史记·殷本纪》相证，若合符节；又有《殷周制度论》一系列名作行世，于学术界影响甚巨。所以后来选堂先生有“崛起罗、王兴绝学”之句，就是高度肯定雪堂、观堂二先生在甲骨学上的重大贡献。王国维先生有《观堂集林》一书行世，是史学、甲骨、青铜文字训诂学的合集；他对敦煌学亦很有研究，与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一书；此外，还有《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以及《红楼梦评论》等文学著作。可惜他因政治观影响人生观，过早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不能有更多的学术著作问世。

鼎堂郭沫若先生早岁以诗人、文学家、革命家鸣于时。中岁因流亡日本十年，潜心研究甲骨、青铜资料，著有《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金文研究》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一系列学术著作，并于先前被列入“甲骨四堂”之一。他于文学、史学、书法皆成大家，有多方面的成就。

彦堂董作宾先生继罗、王之后，对殷墟甲骨文字作了大规模的系统研究和整理，一生以甲骨为己业。自20世纪30年代起，即有《大龟四版考释》（1931）及《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933）等著作，并先后编撰《殷虚文字》甲编、乙编；又著有《殷历稿》《西周年历总谱》及《中国上古史年代》等著作。学界谓其于甲骨学之最大贡献，在于创立了甲骨断代学。

选堂先生于20世纪被学术界推为“甲骨五堂”之一，这是因为他在甲骨学上取得世所公认的成就，是“名”出公论的结果。其实，雪堂、观堂、鼎堂、彦堂诸先生在20世纪都是成就卓著的大师级人物，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学术史上，都有重大的贡献。但实事求是而言，四先生学术研究对象的年代大都在殷周之际，而殷契周彝，上限未逾三代。选堂先生则除甲骨、青铜、简帛、敦煌诸学无役不与并皆取得重大的成就外，他的研究上限则远逾三代，其《史溯》中以玉文化证史，年代在5 000年至8 000年以上。而其另一力作《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以字源证史源，是一本研究中国古文明发凡的重要著作，其研究上限当然更远逾三代。这两本书的主要内容，我认为是选堂先生为重建古史的心血所在，亦是他对中国学术的独特贡献。这亦正是学术界有“甲骨五堂、选堂后来居上”一说的根据所在。我认为这亦符合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尤其近数十年来出土文物越来越多，四先生多无缘寓目。选堂先生适逢其会，以其天才与勤奋，而又天赐其寿，且又不被政治所干扰，乃得以从容治学，从而突破前修之学术规模，奠定其一代大师之格局。其皇皇巨著，足以证明。而先生晚岁提倡经学，为推动中国的文艺复兴不遗余力，尤为难能可贵。

选堂先生学术成就博大精深，非此区区小文所能道其究竟。兹此“饶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韩师即将举行之际，谨以诚敬孺慕之心，为先生寿。2013年7月9日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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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先生与敦煌曲研究

敦煌写卷中大量文学作品的发现，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大事，对我国唐五代文学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敦煌曲子词堪称是敦煌写卷中闪耀着夺目光彩的艳丽奇葩，以其丰富广阔的生活内容、清新独特的民间风貌，引起了学界的热切关注。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纷纷收集、校录、刊布和研究这批作品，如国内的王国维、罗振玉、刘复、朱孝臧、王重民、郑振铎、任二北、唐圭璋等先生，港台学者饶宗颐、潘重规、陈祚龙、林玫仪等先生，日本学者铃木哲雄、入矢义高、广川尧敏、福井文雅、川崎ミチュ、泽田瑞穗等先生，他们分别从不同方面，或对敦煌曲作品整理编集，或对敦煌曲的内容形式进行探讨，从而涌现出一批敦煌曲研究成果，很快形成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其中饶宗颐先生的《敦煌曲》和《敦煌曲续论》即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拟通过对饶宗颐先生敦煌曲研究相关成果的考察，探讨饶先生的治学方法，由此思考饶先生在敦煌学研究及其他领域取得巨大学术成就的原因，从而为我们进行敦煌学或其他研究提供一些理论思考或启发。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笔者才疏学浅，见闻局促，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不当之处，敬请指正。一、饶先生《敦煌曲》研究述评

饶宗颐先生和法国学者保罗·戴密微先生合著《敦煌曲》，在1971年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巴黎出版。饶先生所著的部分用中文手写，戴密微先生的部分则用法文完成，二者合为一书。饶先生校录敦煌曲辞凡318首，戴密微先生选取其中的193首译成法文，这是20世纪敦煌曲子词文献整理研究史上的一项重要成果。《敦煌曲》体例严密，结构周详，为研究敦煌曲构建了总体的理论框架，同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敦煌曲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和研究方法，其结构体例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典范意义。如台湾学者林玫仪1986年在台北出版的《敦煌曲子词斠证初编》在编排体例上不取“按词调各从其类”的方式，而是继承饶先生《敦煌曲》的体例，“以现存卷子归属情况为准，并按各卷中收录词调之先后顺序排列”，“且于词前之调名，亦尽量存其旧观”，书后还附录有“诸本辑校曲子词对照表”“词牌及原卷号码对照表”“斯卷伯卷所录曲子词表”以及大量原卷图版。徐俊在2000年出版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也是以收藏地点和原卷编号为序来编次作品，体例上首先说明写卷情况，然后按照写卷顺序来录校作品。从中均可看出《敦煌曲》的深远影响。《敦煌曲》大致可分为理论探讨和作品校录、考索两部分。理论探讨主要是此书的前半部分，由引论、上篇“敦煌曲之探究”、中篇“词与佛曲之关系”、下篇“词之异名及长短句之成立”和“敦煌曲系年”构成。作品校录即本编部分，其细目由新增曲子资料、《云谣集杂曲子》及其他英法所藏杂曲卷子、新获之佛曲及歌词、联章佛曲集目组成。此外，后面还有附录“敦煌曲韵谱”及“词调字画索引”。在“引论”中作者交代此书为受聘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时在欧洲工作九个月间之成果。在此期间，作者认真检阅了大量英、法等国所藏的敦煌原卷，并将翻拍的许多照片制成图版，附录于后，全书用中文手写抄录，较大程度地保存了敦煌写卷的文字原貌，这在当时对于很难见到原卷的一般研究者来说，尤为难得，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

饶先生《敦煌曲》首先在引论中概括指出敦煌曲的特质，引述王灼“词出于乐府”的学界共识后，指出：“六朝以来，乐府演为宗教文学，佛教之法乐、道教之道曲，多与乐府结缘。唐教坊之法曲、大曲，其曲调来源非一，不少出于宗教。”接着说明敦煌所出唐五代歌曲，大抵有两大类：一为宗教性之赞偈佛曲；一为民间歌唱之杂曲。前者属于梵门，后者则为杂咏。而衡以严格曲子词标准，梵门之制，不宜拦入。但若就文学资料而论，此类佛曲仍大有参考价值。民间曲子作品的流行及保存于佛教寺院，对于探讨词的起源与佛曲之关联问题，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在精细的辨析中，概括指出了敦煌曲的特定内容范围及其对文学文献研究的重要性，这也是对全书主要内容的简要交代。《敦煌曲》一书的显著特点是拓展了敦煌曲的相关研究领域，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意义的思考，而且也有许多对敦煌曲具体内容独到、精要的阐释和辨析，总体上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敦煌曲研究体系，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敦煌曲文献资料的整理，从《敦煌曲》书中的细目“敦煌曲之订补”“新增曲子资料”和“新获之佛曲及歌词”等即可看出，针对性很强，力避重复，注重对已有研究资料的订正、补充，为研究者提供更多、更为准确的文献资料信息，扩大研究范围。在敦煌曲的理论研究上，能够紧密结合敦煌写卷中敦煌曲的内容性质，展开理论探讨。饶先生的敦煌曲研究除敦煌文献中的相关资料外，同时还能很好地结合中国古代文学文献资料，特别是词与释门赞咏梵唱及其发展史上的相关资料，辨析源流发展，揭示敦煌曲发展历史及其与佛教及民间歌唱之间的内在联系。如在“敦煌曲韵谱”细目有“不见于敦煌曲之韵目”“词韵资料举要”，为进一步深入探讨敦煌曲提供重要的文献参考，其中不乏作者的真知灼见。在理论研究上，经常选择重要的、有代表性的，甚至带有争议的观点问题，并且能够结合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来阐释、辨析和探讨，从而得出中肯的结论。这从“词之起源与佛曲（赞咏）兼论敦煌所出之佛赞集”“和声之形态及其在词上之运用兼论佛曲之乐府”的内容即可看出。“词之起源与佛曲（赞咏）兼论敦煌所出之佛赞集”首先说明佛曲最早见于《隋书·音乐志》西凉部，唐乐府称佛曲分属七调，此类大抵出于西域之于阗、龟兹及印度。然后指出论词之起源，向来持论纷如，很不一致。有从某一词调之出现，以考证词体产生之年代。如胡适曾据敦煌《南宗定邪正五更转》证知盛唐时代已有用双调之《五更转》，其作为宣传佛教之曲子，由齐言变为长短不等之三字句与七字句。然而，饶先生明确指出佛赞之兴甚早，其用长短句者，为例极夥，不得概目为词。《南宗赞》形式虽作长短句，而分明题作“赞”。任二北所称的联章曲子，多属佛赞。佛家净土宗之赞，有寄以词调出之者，然多为佛赞而非词也。结合《乐邦文类》卷五收赋铭、偈颂、诗词等项，说明偈颂与词严有区分。南宋初沿唐末词附于诗之观点，故知赞之与词，不宜混淆。敦煌发现之文学材料，“赞文”占绝大多数。下文即对敦煌所出之佛赞进行简要梳理和介绍。“和声之形态及其在词上之运用兼论佛曲之乐府”一节，开头指出前人论词之起源多主泛声填实之说似宜修正。接着说明泛声、和声在汉六朝时乐府已习用，而佛曲多添和声，其有由佛徒改变新声者，唐词也有和声之例。佛曲和声大抵可分有义与无义两种，同时以敦煌写卷中佛曲说明和声也有省略者。接着举例说明佛曲与乐府之关系约有两种：一为佛曲套入乐府旧曲，寄以谱出者；二则纯为梵曲，后演成词牌。可以看出，饶先生运用敦煌写卷中丰富的敦煌词曲资料，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论述词之起源，佛曲、乐府的相互关系及其和声形态，观点鲜明有力，阐释条理清晰，结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对于敦煌曲的校录、整理和研究，尽可能忠实于敦煌原卷，力求提供更为准确的文献参考依据，这是《敦煌曲》的另一特点。正如在引论中概述敦煌曲研究状况时指出朱孝臧、王重民、任二北等先生的研究成果，探赜索隐，对于敦煌曲研究都有贡献。同时指出其中仍有小失，存在着不足，主要原因是“未接触原卷，每沿前人之误，用力至深，去真相尚远”。而饶先生则“有机缘检读英法敦煌写卷，考索结果，复有不少新知。爰重为辑录，略加说明，俾读者得见原貌，或有更进一步之了解也”。饶先生后来在《敦煌曲续论·小引》中也说：“其书限于体例，当时用力者有二事：一为增补新获曲子，一为校订任氏《校录》擅改之处，俾复原状。”由此可知作者研究整理敦煌曲的目的非常明确、清楚，就是力求恢复敦煌曲的原貌，为学界提供更为准确的文献参考。同时，《敦煌曲》的初版采用中文书写形式，尽可能按敦煌原卷的文字收录，然后再予以辑校，这样也有利于保存敦煌写卷中的俗体字，并附有原卷图片，可以为研究者提供进一步的对比参校，了解敦煌写卷，这在当时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意义。结合任二北《敦煌曲初探》之“弁言”中有云“因限于环境，亦无从一一详按，益为遗憾”，又“幸以师友之助，颇得普通印本，及种种间接资料”。任二北《敦煌曲校录》“凡例”又云：“此录宗旨，不在保存唐写卷之原有面貌，而在追求作者之原有辞句。其因揣摩失当，反去原作为远者，势所不免。”相形之下，两种整理研究敦煌曲的方法近乎截然相反。尽管任二北先生在敦煌曲整理及理论探讨上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对敦煌曲的研究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然受限于客观条件，加上时有主观任意发挥，因而越走越远，在敦煌曲研究中表现出来的缺憾也相当明显。

根据历史文献资料的实际，坚持独立思考，有时能够突破单纯的理论限制，这也是《敦煌曲》一书表现出来的可贵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对于“敦煌曲子词”材料的取舍及“唐词”名称等有争议问题上的态度。有的学者对于饶宗颐先生《敦煌曲》的收录范围较广，而不大符合严格的“曲子词”文体，表示异议。说：饶著（按：此指饶宗颐先生《敦煌曲》）用的也是“敦煌曲”的概念名称，尽管其“引论”对“敦煌曲”与“词”的关系和联系有所阐述和认同，但是其“本编”所校录的作品却并不限于“曲子词”一体，也未对所录作品的性质一一加以明确考订，因此，饶著“本编”所录实际上是一部“敦煌歌辞”选集。

同时指出任二北先生的两部敦煌曲著作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云：就作品的性质来看，与《初探》以“敦煌曲”为概念及“循考订唐代音乐文艺之目的”相一致，《校录》所收作品也以“敦煌曲”为名，而没能突出“曲子词”的性质。

可以说，学界对于“敦煌曲子词”这两种不大相同的看法，至今仍然存在。其实，以严格的曲子词的标准，或纯文学的角度来审视敦煌曲子词确实有着明显的不足。敦煌写卷是在敦煌莫高窟的佛教石窟中被发现，其中95%以上都属于佛教文献，除大量的佛教的经、论、律仪外，还包括许多佛教文书、僧人碑铭传记以及数量不少的佛教文学作品，而且其中不少都是僧人创作的作品。敦煌写卷与佛教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许多敦煌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佛教宣传品。加之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敦煌文学研究一直侧重于民间文学或通俗文学，早期敦煌文学研究常常从民间性、通俗性的角度来理解和强调敦煌文学作品，这种导向使人们产生了一些误解，甚至将敦煌文学近乎等同于民间俗文学。然而敦煌写卷中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佛教文学作品应该才是敦煌文学的主流。许多与佛教关系密切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敦煌歌辞和变文，不仅特色鲜明，数量较大，而且表现出先进的文学理论思想，具有很大的创新性。这一方面是受佛教佛经的启发和影响，文学虚构和想象能力得到很大的拓展；另一方面则是创作主体注意从民间汲取丰富的营养和经验，同时也能结合当代的文学趣尚，打破传统文学体式，并且能够灵活借鉴多种艺术形式，出现了韵散结合、音韵谐畅的多种文学样式，文学表现力达到空前的高度。这类作品恰恰是构成敦煌文学的最为重要的部分，也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文化、宗教和文学发展的宝贵资料。笔者认为：“佛教为了广泛宣扬宗教思想，大量创作佛教文学作品，并十分注重对我国民间文学体式的吸收运用。而大量的佛教文学创作实践，一方面对民间文学作品有较大的提升和改造，同时反过来对我国传统文学理论及文学创作也有较大的启发和影响。”这是针对敦煌佛教歌辞与民间文学的关系而言，其实也可以用于敦煌曲，甚至敦煌文学作品的整体。如果抛弃敦煌写卷中数量众多、形式多样、规模宏伟、特色鲜明的佛曲来认识敦煌曲子词，显然有很大的片面性。

同时，任何一种文体都有产生、形成并逐渐成熟的发展过程。敦煌曲子词处于曲子词早期，从现存敦煌曲来看，不仅用韵不大严格，甚至有的同一调名的曲子词体式也不相同。任二北先生还根本否认“唐词”的存在，饶宗颐先生为此陆续发表了《为“唐词”进一解》《唐词再辨》等文，予以反驳。如果暂时抛开对于“唐词”的不同见解，就可看出，正是因为饶宗颐先生和任二北先生比较熟悉敦煌写卷，认识到敦煌佛曲与曲子词的密切关系及其重要性，故将佛曲纳入敦煌曲的范围，这是他们尊重敦煌写卷中存在大量佛曲的客观事实而作出的选择，也是他们的高明之处。

因此，研究敦煌曲不应把敦煌佛曲排除在外，这样才能更准确、全面地反映敦煌曲的真实面貌。二、对饶先生敦煌曲研究的思考

饶先生的学问博贯古今，文通中外，对于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经、史、子、集、典章制度、文物艺术，无不赅洽精通，在许多方面都深有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卓越成就。下面拟结合饶先生的敦煌曲和敦煌学研究，来简略探讨饶先生的治学方法及其取得重大学术成就的原因。

如果说饶先生的《敦煌曲》是体例严密、比较系统的研究著作，那么《敦煌曲续论》则是敦煌曲的专题研究成果。《敦煌曲续论》是由敦煌曲的论文结集而成，作者在书前“小引”云：历年以来，余对《云谣集》及唐昭宗诸作，多所讨论；“唐词”问题，更与任老（按：指任二北先生）持不同意见，拙文散在海外各杂志，搜览不易，今聚而观之，前后商榷：“曲子”与“词”涵义、性质之异同，与夫词体发生，演进之历程，暨乐章之形成及整理之过程，凡此种种，或于早期词史之认识，不无小补。

由此可以看出其中的论文多是有关敦煌曲研究中重要问题的讨论，如对敦煌曲子词与佛教、乐舞等密切关系的阐释，对敦煌佛曲、《云谣集》的性质，唐昭宗御制曲子词、唐词等方面的辨析和考释，订正敦煌曲研究过程中存在的失误等，将敦煌曲研究推向更为高深的层次。饶先生的敦煌曲研究，既有总体理论框架的构建，也有专题的深入探讨，二者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从而奠定了饶先生在敦煌曲研究史上的重要学术地位。

饶先生取得重大学术成就的原因有多种，但良好的国学修养，深厚扎实的文史基础，形成广博的学识，附之以笃实认真的精神，这当是首要条件。敦煌写卷内容极其庞杂，范围非常广泛，而以佛经及佛教文书为最多。研究敦煌文献，需要有多方面的知识。如敦煌曲不仅与词学、佛教、少数民族乐舞、古代西北史地、中外文化交流以及时代社会风气等息息相关，而且由于敦煌写卷是以手抄形式保存下来的，书写时常常使用俗体字，其中的错字、别字及讹误之处也时有发生，加之不少写卷都有残缺、涂污，或因时间太久而变得字迹模糊，有时很难辨认，往往要求阅读者具有一定的鉴别力，因此敦煌文献研究需要有文字学的基础，这也是准确把握敦煌文献资料的前提。而饶先生不仅擅长书法，对甲骨文和简帛学都专有研究。加之饶先生学识广博，从上古到明清，从西亚到东亚，都有涉猎。饶先生认为自己的学问有敦煌学、甲骨文、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金石学、书画，从时间跨度上来说，涉及从上古史前到明清。这样，饶先生的学问有着宏大的规模格局，天然具备了研究敦煌学的优越条件，其多方面的才识在敦煌学这片广阔天地也得到了较为全面的综合运用的机会，并且表现得得心应手。正鉴于此，饶先生也说自己的很多学问在敦煌学方面，这有一定的道理。

敦煌学作为20世纪初期兴起的一门学科，而饶先生除敦煌曲方面的研究外，还先后有《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敦煌白画》《敦煌书法丛刊》《敦煌本文选》《敦煌琵琶谱论集》《敦煌学散论》《法京所藏敦煌群书及书法题记》等多种论著问世，研究内容包括书法、白画、词曲、佛经、琵琶谱、题记等诸多领域，同时还发表了不少跋、识、序等文章，表现出关切敦煌学术的高度热情。

饶先生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加上自己天资颖悟，勤奋踏实，涉猎广泛，形成博学多才的品格。治学上注重从具体历史文献资料出发，钩沉发微，考辨精审，因而结论也令人信服。他在研究夏文化过程中还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即提出田野考古、文献记载和甲骨文研究相结合，互相抉发和证明。饶先生说自己的很多想法都是在参照了甲骨文、敦煌写本、古代文献多样资料后综合得出来的。他认为必须把考古遗存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才能得其大，达到学问的一个通境。而多种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并形成较高的理论思考和判断能力，这样才能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进行审视研究，加之对于历史文献资料的娴熟功夫，因而表现得高屋建瓴，能够超越时人，发别人所未发，在广阔的学术研究领域能够独辟蹊径，导夫先路。这不仅要有宏大的视野，更需实力，同时也是勤奋努力、积极思索的结果。同时，饶先生在学术上从来不盲从，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并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表现出独立思考的精神。

学术研究如能贯通几个领域的相关知识，破除学科藩篱，就会大大拓广研究视野，表现出一定的广度和深度。饶先生说：中国文化本来就是文史哲打通的精神生命，一方面是要把握住天人合一的文化大义，一方面要经史文哲互为表里，这样贯穿起来通观全部，学问的背后才能有全体、整幅的民族文化精神生命作支撑，这样的“堂庑特大”，才能到达“通儒”的境界。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提倡学科交叉研究，然而实际上往往由于知识积累不够，未能完全掌握相关文献资料，因此多流于表面的学科交叉，不仅不能把有关问题阐释清楚，把学术研究引向深入，反而堕入卑弱浅薄一路，内容浮泛空虚，狭隘局促，实无可取之处。因此，这很值得我们思考。

其次，执着认真，勤奋不倦，审慎严谨，守正不阿，这是饶先生治学态度，也是其在治学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可贵精神。

饶先生对待学术认真、执着，表现出一种全身心献身理想事业的可贵精神。饶先生成果丰硕，表面看起来好像容易，其实充满艰辛。他说：我写文章其实是很慢的，好多书我都是花了十几年的功夫，有很多论文也是一点一点的资料慢慢堆积而成的，我的治学程序其实就是反复地“磨”原典、原材料。

为了写《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他整整花了十年的时间。而写《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始于1956年，直到1991年修订再版，当中竟历经了三十六年。真是“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其中滋味也许只有先生自己最清楚。但饶先生并没有以此为苦，而是欣然接受这一切，一直坚持奋斗在学术最前沿。

饶先生立论务以坚实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强调要多读书，读原典，而且要多次反复读。做学问主张从根本上着手，从原材料出发，因而往往能够正本清源，说明问题。对于研究中遇到的重要问题甚至争议性的问题，从不回避。如任半塘先生否认“唐词”这一名称，认为这是王国维的错误创造，称之为“宋帽唐头”，认定“词”乃赵宋杂言歌辞之专名，不可用以称《云谣集》中的作品。对此，饶先生首先指出把倚声之作称之为“词”，并不专限于赵宋一代。“曲子词”三字见于《花间集》序，而“曲子词”一名就带有“词”字，其文出于五代欧阳炯之手，其事已在赵宋之前。饶先生又指出朱竹垞《词综》卷一就列有“唐词”六十八首。在朱氏之前，万历年间常州人董逢元也辑有《唐词纪》十六卷。以此来说明“唐词”并非是王国维首倡。接着，饶先生以多种例证，说明唐五代人的著作中，许多地方都提到“词”字，而且在唐末五代时，“词”字已通用。孙光宪于后唐明宗天成初，与欧阳炯也都使用“曲子词”一名。验之敦煌写卷，不少大曲、曲子在曲名之下有“词”字，同时指出任氏在《敦煌曲校录》中都把“词”字删去，这是不忠实的。饶先生同时还指出，“词”字常见于唐人的宴会，在唐人的著述中可见到曲子名目下加“词”字。又据范摅《云溪友议》中完全没有用“曲子”二字，而都称之为“词”，说明当时作为歌曲的“词”，已经成为新文体了。至此，“唐词”这一名称的历史发展脉络就非常清楚地展示在人们面前，从而纠正了任氏的错误。

饶先生治学非常注重目录学和语言学，他曾说：“我现在的学问是把陈寅老的语言学和陈援庵的目录学结合起来作为基础，一方面拿中国训诂学的方法去溯本追源，把语言文字学运用到文化史的研究中去；一方面是从目录学上得到一个通观全局的眼力，这样学问的领域才能广阔。”饶先生自觉继承了清人的治学方法，传统文献功夫极深。同时注重多学科、多角度地思考问题，视野开阔，表现出通儒的广博见识和宽大胸襟。

饶先生主张把学问往精深里做，强调治学就是要求精。这一方面表现在分析问题的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另一方面也表现在语言上。不仅观点通达明畅，论析条理透彻，逻辑性很强。而且语言运用也简明准确，精当练达，要言不烦，力避浮泛繁杂之语。

饶先生治学的另一可贵品格就是勤于思考，强调“持论要正”。坚持学术真理，不附和，不媚俗。饶先生曾经写作《新莽史》，并得到几位先生的支持，尽管费了很多心血，但后来对这部书产生了怀疑，认识到王莽有违背道德准则的行径，良知发现那是断不可受尊重的，所以毅然将所有文稿和资料束之高阁。他说：“我觉得不应该做连自己都觉得不对的著述，绝不能勉强为功名去做学问。否则在违背正统的客观的史学观下完成的《新莽史》，极可能成为个人学术生命中的污点。”由此可以看出饶先生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也可看出饶先生人格之高洁。

再次，饶先生是我国将创作与研究、学问与艺术相互结合，融会贯通，互相促进，并取得很大成功的著名学者之一。因此在学术研究中眼光犀利敏锐，分析细致透彻，见解也往往有深刻独到之处。饶先生博学多才，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诗、书、画、音乐多方面兼擅。喜欢“在历史中求真的东西，在艺术中感受想象的东西”。这对饶先生的学术研究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如饶先生的古琴爱好与音乐研究有很大的关系。又因为懂音乐，所以能够提倡词乐研究，而敦煌曲及敦煌琵琶谱研究也都是得力于对音乐的熟悉。饶先生自己也说：“如果不是对古代的这些文化有一个直接、感性的认知和喜爱，一方面很可能不会涉猎到这些领域；从另一方面来说，即使有所涉及，也很难进一步深入。”

饶先生在少年时代就开始经常临写名人字画，对字画的各种技法深有了解和体会，表现出较高的品位和敏锐的眼光，由此产生了专门的研究论著。如在敦煌学研究的历史上，饶先生最早提出“敦煌白画”的名称。一般学者只知道敦煌艺术中的壁画和绢画，而饶先生不仅学过画，也画过人物画，知道白画的价值。后来借在巴黎讲学的机会，把散布在敦煌写卷中的白描、粉本、画稿等有价值的材料一一辑出，编成《敦煌白画》一书，填补了敦煌艺术研究上的一项空白。同时，还写有长篇论文《敦煌白画导论》，专门讨论敦煌白画的源流和敦煌画风以及敦煌白画的若干技法，以至于后来还有若干临摹敦煌白画的作品。而这一系列都源于饶先生年少时对人物画的兴趣和素养。

饶先生不仅有扎实的文字学功底，对书法也有精深的造诣和研究。这对于检读敦煌写卷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饶先生在敦煌曲校录上，谨守传统校勘学的方法，经先生之手校录释读的敦煌写卷，内容准确可靠，文字少有讹误。这对于敦煌学研究者，一般也是很难做到的。饶先生还出版了洋洋29册的大型《敦煌书法丛刊》，其中包含有许多书法艺术的精品，为书法史提供了一批历史资料，而其内容也兼有学术的性质。

由于在诗歌、书法、绘画、音乐等方面的艺术修养，饶先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艺术创作经验。而这种艺术实践与理论思考又可以互相促进，一方面大量的艺术实践可以促进理论研究的深入，而另一方面理论探讨也可为艺术实践提供方法的启示。饶先生的艺术实践对其学术研究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总之，饶宗颐先生研究敦煌曲卓有建树，在敦煌学的其他方面也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而在传统学科研究如历史、经学、宗教、简帛、礼乐等诸多领域更是创获颇丰，贡献巨大。可以说，正因为饶先生在文、史、哲、艺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所以他成为跻身于世界前列的中外著名学者。

读饶宗颐先生编著《法藏敦煌书苑精华》札记

关于敦煌书法，有一位著名书法理论家杂取了几十个敦煌民间唐五代宋初写本影印出版，告诉大家：敦煌书法就是这样子的，非常淳朴稚拙。我看了这本敦煌书法作品选，十分错愕。当时我正在杭州大学中文系任教，兼任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的一门诗词题跋课，学生们跟我谈敦煌书法，就一本正经地拿这本作品选的前言来说事。我说：那是完全误解了敦煌书法。敦煌书法作品约有6万件，精品无数，我们要细心选择，找出真正代表那个时代水平的作品。于是我推荐了饶宗颐先生编选考评的《法藏敦煌书苑精华》。《法藏敦煌书苑精华》于1993年11月经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由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编著，12开本长册，铜版纸精美影印，字大如钱，赏心悦目，并且全八册的每一册开卷都加印彩页，流光溢彩，如见真品。书出，仅印1 000册。此对于书法大国而言，甚为稀有。

饶宗颐先生编著《法藏敦煌书苑精华》一书在中国大陆出版，主要是考虑到该书的原版书《敦煌书法丛刊》中国广大读者难得一睹，所以将日文译为汉语而刊行。饶先生早年在法国购得一套敦煌遗书的高清微缩胶片，从1983年到1986年四年间，在日本由著名的二玄社印行了精心编选的29册《敦煌书法丛刊》，而国内鲜有得见者。为此，饶先生重加整理，改为汉文评述，易名为《法藏敦煌书苑精华》。此书在重加整理时，更偏重书法艺术角度，范围涉及拓本、碎金、经史、文牒、韵书、诗词、写经、道书等门类，样式丰富，眉目清晰。饶先生对所选的卷本详加评析，计有150篇论述，对文史研究和书法艺术爱好者都有极大帮助。

然而，此书的中国大陆读者却不多。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书价成本高昂。全八册定价3 280元人民币，虽然书的内容和印刷都很高档，但在1993年出版之初，大多数读者都会觉得过于昂贵。一般的书法爱好者，只购买几元到十几元的字帖，唯有书法家、画家才舍得花大价钱购买稀有书刊。此外就只有图书馆会购买了。二是所选印的敦煌书法作品，内容并未越出法藏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法藏敦煌西域文献》，敦煌学研究者就不一定愿意另买一套同样内容的书。我当时在杭州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任职，曾经和几位敦煌学界的友人一起到书店架上翻阅，最终没有购买，主要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那时候我们都以敦煌文献的内容校录整理与考证为己任，书法之类还顾不上研究。直到2011年我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调任美术学院之后，并把研究目标作了调整，将敦煌文字学的研究与敦煌书法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才特别想要一套《法藏敦煌书苑精华》，正好在孔夫子旧书网看到一套，价格非常优惠，就自费购买了。

读过饶宗颐先生编著的《法藏敦煌书苑精华》，我觉得收获很多。首先，这是一部充满学者智慧与勤劳的著作，其性质准确地说是“编著”：编选了法藏敦煌书法精品，然后对每一件入选作品加以解题评介，甚至深入考证。虽然书的最后一册版权页上印着的是“法藏敦煌书苑精华　饶宗颐编”，但是这个“编”与我们常见的“编”不一样，常见的“编”是编选、汇编，没有做校录整理、目录解题、考证注解之类的工作，所以性质很不一样。饶宗颐先生把这些研究心得全部汇集在每册之末，称之为“解说”。例如《法藏敦煌书苑精华》第一册《拓本、碎金》，编选了唐太宗《温泉铭》、欧阳询《化度寺塔铭》断简、柳公权《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三个碑刻拓本，再编选了王羲之《十七帖》唐人临本、智永《真草千字文》残卷、王羲之《兰亭序》唐人临本等写本真迹，再编选了《三藏圣教序》等28种有纪年款或作者名之类信息的写本卷子，有的全文入选，有的截取片段，使得读者能够有个直观印象。在影印完这样一批拓本、写本之后，饶先生才一件一件地加以述评，有时还作点考证，因此其中饱含很多学术见解。例如柳公权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解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唐长庆四年（824），柳公权书。

此拓本列伯希和编目伯4503号，现庋法京，装成卷子。首尾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末有题记五行，文云：长庆四年（824）四月六日，翰林侍书学士朝议郎、行右补阙、上轻车都尉、赐绯鱼袋柳公权，为右街僧录准公书。强演、邵建和刻。写《金刚经》一部，正书。横石十二石，经文每行十一字。分段处留行，兼记段次。可认识者有三、四、五、七、九、十二等字，当是唐拓原裱，用厚黄纸。公权为柳公绰弟，新、旧两《唐书》皆记其“书上都（京兆）西明寺金刚经碑，备有钟（繇）、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之体，尤为得意”。此说似取自公权之侄柳玭。玭为柳仲郢之子，公绰之孙。《广川书跋》八金刚经条云：“此经本书于西明寺后，亦屡改矣。经石幸存，不坠兵火。柳玭谓备有钟、王、欧、虞、褚、陆之体。”是也。则北宋董逌时，此经石尚存。《旧唐书》卷一六五谓：“穆宗即位，召见，谓公权曰：我于佛寺见卿书迹，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迁右补阙，司封员外郎。”公权于穆宗时所历官职如此，观此拓本官衔，时尚未改司封也。宋无名氏《宝刻类编》卷四记柳公权书迹共76件，未言及此长庆四年之《金刚经》。其长庆四年之书迹，只有六月立李渤撰文之《大觉禅师塔铭》，与此为同年之作，此拓可补其缺略。《宝刻类编》记柳书《金刚经》有二：一为郑□题额，会昌四年（844）四月书。一为安国寺模西明寺《金刚经》，大中十三年（859）六月书。是柳氏书《金刚经》前后不止一次。今所知者计有长庆四年、会昌四年及大中十三年模诸本。此拓本题为长庆四年，盖为准公所书。考准公法名灵准，《宋高僧传》卷十一《汾州开元寺无业传》：（穆宗即位之年）“命两街僧录灵准公远赉敕旨迎请。”即此人也。《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五、卷三十四及《释氏稽古录》卷三作“左街僧录灵阜”，系于长庆二年（822），今据此唐拓，知“阜”殆“准”之形误，“左街”应作“右街”。唐元和二年（807），于左右街置僧录，（《释氏稽古录》卷三僧录条）是为唐代僧录之始。僧录相当于姚秦之僧正，后魏之沙门统，僧中之总管也。（《释门正统》卷四）灵准在长庆间僧侣之首长地位甚隆，柳为书《金刚经》，故以上石。此拓本刻者记名有强演及邵建和二人，考杨承和撰书之《邠国公功德铭》，立于长庆二年十二月，刻字为天水强琼，强演谅是其族人。至邵建和名，则见于会昌二年（842）立之《玄秘塔碑》，末署“刻玉册官邵建和并弟建初镌”。建初名又见于大中六年（852）《杜顺和尚行记》，署曰“镌玉册官邵建初刻字”。强、邵两家，皆当日之名镌工也。内藤虎次郎《湖南文存》卷六于柳书颇有考证，今为钩索僧录及刻工事迹，补其不及。诚悬《玄秘塔碑》最为世所矜式，论者谓其筋骨稍露，不善学者易落硬直一派。其妙迹行世者，宋儒所爱各异嗜，米元章独爱其《金刚经》。《庚子消夏记》卷十称：“柳迹在京师者有宋拓《金刚经》，贾似道藏本，在李梅公寓。”《金刚经》宋拓，孙承泽犹见之，今人乃能睹唐拓，其眼福何过于前贤矣。此唐拓纸墨如新，光彩焕发，首尾完整，尤可矜贵。正书结体劲媚匀称，闲逸生趣，董香光（其昌）《画禅室随笔》谓“自学柳诚悬（公权），方悟其用笔古澹处”，观于此本，良信。此拓本屡有翻印。罗振玉辑入《墨林星凤》，以后有正、中华、文明诸书局皆有影印。1958年世界书局印本最差。1979年北京文物出版社印本，影片亦多模糊，缺字时见。必另有复印件，庶可保存原本面目。

我们现在来看饶宗颐先生的这篇精彩解说，哪些地方值得称道。首先，饶先生很好地对该卷作了一番客观描述：拓本，伯4503号，庋藏法京，装成卷子，首、尾皆有原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末有题记“长庆四年（824）四月六日，翰林侍书学士朝议郎、行右补阙、上轻车都尉、赐绯鱼袋柳公权，为右街僧录准公书。强演、邵建和刻”，正书，十二石，每行十一字，分段处留行，兼记段次，有三、四、五、七、九、十二等字，当是唐拓原裱，用厚黄纸。在这一百七十多字中，饶先生非常清晰地介绍了唐拓本柳公权书《金刚经碑》的现存情况，甚至连不大引人注意的小字石刻标目数字也都一一点出。这个简介很到位，该提到的都提到了。尤其是法京收藏的伯希和编目“伯4503”，是我们敦煌学研究必须标示的一项基本资料，读者据此可以去定位和查阅。然而，我们看到有的编著者编印了一大套敦煌书法作品选，解说了一通之后，该卷的收藏号是什么，英藏、法藏、俄藏，还是北图藏，居然一个都没有标示出来，那真是敦煌学门外汉的所作所为。所以字不在多，解说贵在精准，饶宗颐先生的这套《法藏敦煌书苑精华》为我们树立了最佳解说楷模，我们以后再编选敦煌书法作品都要以此为样板。

在简介之后，饶先生比较详细地考察了历史文献中关于柳公权书《金刚经碑》的存废情况，先后引用了新、旧两《唐书》《广川书跋》《宝刻类编》等书中的资料，说明此碑原属西明寺，直到北宋经石尚存。“柳玭谓备有钟、王、欧、虞、褚、陆之体。”是也。则北宋董逌时，此经石尚存。而且，根据《旧唐书》“司封员外郎”的记载，考明柳公权在唐穆宗时所历官职，而《金刚经碑》拓本所署官衔尚未改司封，其书写上石的时间就比较明确了。又根据《宝刻类编》记载的柳公权书迹虽然有76件之多，但是未提到长庆四年的《金刚经》，敦煌本恰可补其缺略。根据这些史料，饶先生还考明柳公权书《金刚经》前后不止一次，至少有长庆四年本、会昌四年本和大中十三年模本三种。

然后，饶先生考证了柳公权书《金刚经》之所以会被刻石的原因，指明该碑的上石刻制是由于灵准在唐长庆年间位居僧侣首长地位。而且据此唐拓，饶先生辨明了史料中“灵阜”为“灵准”的形近误字，“左街”应作“右街”。

再之后，饶先生考证了此拓本的刻碑者强演、邵建和二人的情况，通过查找同时期其他碑刻工姓名，考明强氏、邵氏两家皆为当时著名镌工。饶先生在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湖南文存》一书之外增补了僧录及刻工事迹的数据，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在简介与考证之后，饶先生又从书法艺术角度论述了敦煌本唐拓柳公权书《金刚经碑》的特殊价值。饶先生指出，柳公权书《玄秘塔碑》最为世重，但是可能筋骨稍露，不善学者容易落入硬直一派。这个唐拓本结体劲媚匀称，闲逸生趣，董其昌自述学柳公权方悟其用笔古澹处，所以对当今的书法爱好者来说也有同样的意义。

最后，饶先生还叙述了这个敦煌唐拓本自罗振玉辑入《墨林星凤》以后的多种影印本，孰优孰劣，各有鉴定，认为必须重新出个影印本才能很好地保存唐拓原貌。这是非常中肯的意见，我们现在看的《法藏敦煌书苑精华》影印本，显然是比以往的影印本好多了。当然，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原件的彩色图片，如果哪天我们能够彩色影印，那样就可以使之纤毫毕现，更加灿烂。

我们以上通过一个作品的“解说”来分析，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可以明白饶宗颐先生在《法藏敦煌书苑精华》的编著中倾注了很多精心的研究和分析，为广大学术界朋友和书法爱好者奉献了一份精美大餐。虽然事情过了十年，但是我们读起来，仍然像新出版的一样有味道。

在认真阅读《法藏敦煌书苑精华》之后，我也发现此书有值得改进的几点，不揣浅陋，写出来聊供大家参考。（1）此书只收录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不包含英国、俄国、日本和中国的藏品，而且后来也没有另外编选与此配套的部分，所以难以一窥敦煌书法概貌。（2）编选的内容很丰富，但是每册的名目与内容并不一定很切合。例如第一册称为“拓本、碎金”，但是整册并未见到“碎金”。在敦煌文献中，有一种名叫“字宝”，又名“碎金”，以前也有学者称之为“字宝碎金”。这一种文献与本册编选的内容很切合，可是并没有被收入，不知何故。也许是初选时有，后来嫌内容太多抽掉了，但是名目上却没有除掉。其他韵书、蒙书之类，我们一般不叫作“碎金”，“碎金”在敦煌学中基本上是特称。（3）有的内容现在能够看到高清彩图，例如柳公权书《金刚经》，应该可以更清晰逼真。（4）作品的编选，有的不是全文，只选取了头尾一小段，而最后的“解说”却解说了未入选图片的内容，因此出版社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可能有所疏忽。（5）各个作品都没有做可对照的释文，尤其是草书、篆书和特殊的隶书卷子，很多读者可能识读起来有困难。即使楷书，例如《金刚经》，我们从百度所见的全文校录标点本来看，异体俗字被认错的地方也有几十处。即使是很有文化的人，例如中央电视台著名播音员任志宏，他是把“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念成“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可见他的理解有错误。因此可以推断普通读者对于敦煌写本、刻本和拓本的识读会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在编著之时加以校录。（6）书后应该增加综合索引之类的工具，以便于读者使用。出版社在印制之时应该可以做类似的工作。《法藏敦煌书苑精华》中柳公权书《金刚经》局部

读《法藏敦煌书苑精华·写经》札记

周绍良先生在《法藏敦煌书苑精华·序》中指出：“据其自序，他的选取标准，首先是‘具有书法艺术价值’，在此前提下，尽量选取‘着明确切年代及有书写人者’和‘历史性文件及重要典籍之有代表性者’。”以此为标准择录出的写卷定是上品之作。《写经》部分，饶先生共择取写卷34件，书写年代上溯北魏皇兴五年（471），下讫唐广德二年（764）。其中六朝时期写经13件，隋代写经3件，唐代写经18件。书体上大致包括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时间上的延续性、书体的丰富性为中国书法写经体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写经书法一直作为中国书法的一个独立分支存在。但是由于不少研究者认为写经一般是在相对机械的操作过程中完成的，很难发现抄写者在书写时的情感流露，缺乏艺术感染力，因此，写经书体这一分支的研究工作就大大滞后。1900年藏经洞出土的约6万号写卷，90%为佛教写经，其中不乏书法精品，且各具特色。“写经体无艺术感染力”的论断或许过于武断。

就书体风格而言，不同时期、不同抄写者风格迥异，亦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例如No.12《生经》卷第一（编号伯2965），饶先生在解题中指出：“结构疏朗，行笔纡徐，顿挫中仍见厚重朴拙。非唐代职业书手所可比拟也。”

周绍良先生在《法藏敦煌书苑精华·序》中亦指出：“就专事写经的经生（早期的写经写的并不是佛经而是儒书）而论，他们是以写经为专业的，他们的书法，自魏晋以来逐渐自成体系，形成‘写经体’，至隋、唐时期，可以说达到了高峰。写经体自有其一种同具的风姿，但各时代各个人又独具不同的风格。”因此，写经体的研究价值就不言而喻了。2. 独具慧眼，择录精品，开阔视野

饶先生所选34件写本皆为精品，大大地开拓了书法史研究的视野。例如No.1《金光明经》卷第二（编号伯4506）是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明朝最早的敦煌石窟所出写经。No.12《生经》卷第一（编号伯2965），饶先生在解题中指出：“遍查敦煌所出写卷，他处未见复出，这算是孤本。”又“陈写本视今本歧异处甚多，有待细校”。No.28《受菩萨戒文》（编号伯2147）是武则天时期的草书写卷，实为罕见。No.26《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卷上、卷中和《金刚般若经宣演》卷下（编号伯2173）是中唐写经卷的代表。

这些精品之作分别是不同时期书法的代表，为中国书法史的研究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3. 为后学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从书法角度而言，隋朝的写经是写经体承前启后的过渡阶段，南北方的书法艺术风格在这个时期广泛融合，开始逐渐建立起楷书的规范，为唐代楷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饶先生所选三个隋朝写本极具代表性，涵盖了隋朝写经体的三种类型。例如No.14《华严经》卷第三十七（编号伯2144）是带有北朝风格的楷书；No.15《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三（编号伯2117）具有唐之前楷书的典型风格；No.16《胜鬘义记》卷下（编号伯3709）融合了南北方书法风格的特征。

同时，唐代写经开始出现草书的书写现象值得关注。抄写佛经本是一项严肃、庄重的工作，因而写经都是正书体书写。饶先生所选的No.28《受菩萨戒文》（编号伯2147）、No.29《瑜伽论手记》（编号伯2037）、No.30《妙法莲华经玄赞》卷第六（编号伯2176）、No.31《妙法莲华经明决要述》卷第四（编号伯2118）、No.32《净明经关中疏》卷上（编号伯2222）、No.33《因明入正理论后疏》（编号伯2063）和No.34《大乘起信论略述》卷上并序（编号伯2141）7件唐代草书写卷，从书法角度而言，极具代表性，为写经书法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思路。二

饶先生为每一件写经所撰写的解题，皆是一篇篇精到的考释、论证性论文。从俗文字学的角度去推断无明确纪年的写经，体现出其深厚的文字学功底。1. 利用敦煌俗字的构字特点来推断写经时代

敦煌写卷讹俗满纸，俗字是顺利解读敦煌文献的拦路虎。把敦煌文献中的写经与《大正藏》的相关经卷对校，不难发现《大正藏》存在不少由于不明敦煌俗字的书写特点而误识之例。因此，通过敦煌俗字的构字规律来标识符形是研读敦煌写卷内容的前提。而通过敦煌俗字字形来推断写经年代，亦是尤显功力之事。饶先生通过敦煌俗字的特征对无明确纪年的6件写经进行了断代。例如：No.05《摩诃衍经》卷第四十三（编号伯2089），饶先生通过字形“不”作“”，“界”作“”等特征，推断该写卷是北魏时期的写经，字体具有北魏时期的书写特征，而“摩诃衍经”标题四字，犹存隶意。再如该写卷中的“空”作“”，亦是北朝别体，可作为断代依据之一。

此外，利用避讳俗字作为判断写经时代的依据之一。例如No.23《诸经要集》（编号伯2163），饶先生在解题中指出：“此卷末题：‘金藏论。惟开元廿有三载（735），于幽州写记之。王庭与吕兰师兄勘校讫。’避‘世’、‘民’字讳。”笔者列出对应字形：“民”作“”，“世”作“”，“愍”作“”，这些皆是避讳俗字。又No.19《维摩诘经》卷下（编号伯2088）亦是通过“民”“愍”等字形避讳缺笔判定写经为唐高宗以后的写本。2. 启发后学通过不同时期的俗字特点，探究俗字的发展演变

在No.12《生经》卷第一（编号伯2965）中，饶先生在解题部分指出：“字形‘’，《大正藏》误识作‘宗’。”并且通过《吴越春秋》《卫公李靖碑》、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等材料指出：“”即“肉”之俗字。此处可谓是点到即止，启发后学去探究字形“肉”→“”的发展演变。

在历代字书中亦有对二字形的阐述，如《干禄字书》：“宍肉：上俗，下正。”《正名要录》：“宍肉：右字形虽别，音义是同。古而典者居上，今而要者居下。”字形“”在敦煌写本中十分普遍，而从“肉”→“”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笔者略加阐述：“肉”字小篆作“”，象形；至汉代碑刻，其字形讹变较大，如《史晨碑》作“”，该字形已能看出从穴、六，隶定后“穴”的两竖笔缩短，且省略一撇一捺，即成“宍”。此外，隶变后“宍”字从宀、六，部件“六”不仅是字形同“肉”的内部件相似，而且起到了表音的作用。“六”和“肉”的字音相近，《广韵·沃部》：“六，力竹切，入屋来。”又《广韵·沃部》：“肉，如六切，入屋日。”三《写经》（二册）的解题部分，寥寥数语，精辟阐释写经书法特点；利用文字学理论判断写经年代，以及解决《大正藏》等对校本中的讹误。这些都是解题部分的精华。此外，便是丰富的文史数据价值和佛教理论价值。1. 结合史料，追根溯源

与各个时期的大书法家不同，敦煌写经的抄写者多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这些人物的生平资料不易追溯。而饶先生从大量的写经中逐一梳理，结合史料挖掘出这些人物的生平、时代，甚至对写经的供养人也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例如No.02《成实论》卷第八（编号伯2179）的解题部分，饶先生共列出有“令狐崇哲”题名的八件写经，并且进行了相应的比较研究。又No.01《金光明经》卷第二（编号伯4506），饶先生对造经人“张璅”的探究亦可看出其深厚的史学功底。2. 梳理佛经，比勘异文《写经》（二册）的解题部分，首先是对每一件写经的法藏编号、题目、翻译者、年代以及流传情况一一加以交代，并且把相关写经与《大正藏》有出入之处分别加以考释，考订是非。工作细致、内容翔实、条理分明。

笔者在阅读No.04《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第四（编号伯2078）时，以《大正藏》电子版（EBETA）第十五册No.0643《佛说观佛三昧海经》为参校本。其中亦有出入，以下列出加以说明：（1）“一一光明合成宝台”，《大正藏》作“一一光合成宝台”。疑《大正藏》缺“明”字。（2）“一一须弥山堪室无量，一一堪中有无量化佛”一句，“堪”，《大正藏》作“龛”。按：堪、龛是同音假借的关系。《说文·龙部》：“，龙儿。从龙，今声。”段玉裁注：“此篆之本义也。假借为乱字。今人用戡堪字，古人多假‘’。……各本作‘合声’，篆体亦误。今依《九经字样》正。”又《说文·土部》：“堪，地突也。从土，甚声。”段玉裁注：“古假戡、为之。”《集韵》：“堪，楚锦切，音墋。土也。一曰不清澄。通作勘、戡、，别作龛。”《正字通》：“经传错互者，因声近而讹。”（3）“一一箱箧万亿光明”一句，“箱箧”，《大正藏》作“箱筐”。（4）“此小佛身亦出齐光”一句，《大正藏》作“此小佛身亦出齐相”。（5）“入足下已，千辐相中出大光明”一句，《大正藏》作“入足下已，足下千辐相中出大光明”。（6）“从赤同抓足趺毛孔，乃至顶髻”一句，《大正藏》作“从赤铜爪足趺毛孔，乃至顶髻”。按：“同”是“铜”的同音假借；“抓”是“爪”的同音假借。这类同音借代的现象在敦煌写卷中十分普遍，其遵循的原则是“只要同音即可假借”。（7）“盛真金像”一句，《大正藏》作“成真金像”。（8）“于佛凶中如琉璃筒”一句，《大正藏》作“于佛胸中如琉璃筒”。按：“凶”乃“胸”的同音假借。（9）“入普现身三昧”一句，《大正藏》作“入普现色身三昧”。按：疑该写卷此处漏“色”字。

此外，《法藏敦煌书苑精华·写经》在编辑过程中似有疏漏。如No.04《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第四（编号伯2078），该写卷题记中没有明确纪年，饶先生在解题部分依据象、曼、空、我、身、耶、老等字形的书写特点判定此为北朝时期的写经，而在原卷影印部分，笔者未能找出相关字形，疑影印时缺失。又No.28《受菩萨戒文》（编号伯2147），解题部分指出的“杂写武后新字草体，如日、月、天、年”等字形亦无法与原卷影印部分对应，疑是编辑影印时缺失。参考文献

［1］赵声良、荣新江：《饶宗颐编〈法藏敦煌书苑精华〉评介》，《敦煌研究》1995年第1期。

［2］赵声良：《隋代敦煌写本的书法艺术》，《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

［3］毛秋瑾：《写经书法述论：以敦煌吐鲁番写本为中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3期。No.34《大乘起信论略述》卷上并序（编号伯2141）No.19《维摩诘经》卷下（编号伯2088）

真文人　大艺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一共十四卷。各卷大致情况如下：卷一：《史溯》；卷二：《甲骨》；卷三：《简帛学》；卷四：《经术、礼乐》；卷五：《宗教学》；卷六：《史学》；卷七：《中外关系史》；卷八：《敦煌学》；卷九：《潮学》；卷十：《目录学》；卷十一：《文学》；卷十二：《诗词学》；卷十三：《艺术》；卷十四：《文录、诗词》。

14卷一共20册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洋洋洒洒1 400万字，如此丰赡的收获，正可谓著作等身。这是饶宗颐先生70年潜心治学的结果。难怪，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北京大学聘请饶宗颐先生为顾问教授的仪式上，由衷地说：“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饶公是当之无愧的。”其在为《饶宗颐史学论著》所作的序言中指出：“饶宗颐教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又擅长书法、绘画，在中国台湾、香港，以及英、法、日、美等国家，有极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由于一些原因，在我国大陆，他虽然也享有盛誉，他的论著也常常散见于许多学术刊物上，而且越来越多，但是他的著作还没有在大陆独立出版过，因而限制了大陆学人对饶先生学术造诣的了解。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1998年，著名学者钱锺书先生逝世前，社会上曾流传着“南饶北钱”之说；之后，“南饶北季”悄然替代了“南饶北钱”；而当季羡林先生于2009年仙逝后，至今尚无“南饶北某”的新说法诞生，似乎现在仅存南边的饶老先生了，这令人多少有些“孤独”或“寂寞”的感觉。于此，便愈加凸显饶宗颐先生卓然不群的人格魅力和赫赫伟大的学术贡献。

从皇皇巨著《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可以清楚地看到饶宗颐先生涉猎之宏阔无垠、学术视野之广袤、见解之高远、论述之深刻、境界之超拔，实令吾辈肃然起敬。由于饶宗颐先生的学术研究“几乎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方面”，并能极佳地将中西文化连成一片，融会作论，诚如李学勤先生在《饶宗颐艺术创作汇集·序言》中所说：“于学术文化，中西古今，无不会融贯通”，“询非一般学者所能意想”。倘要奢想去作饶宗颐先生整个学术思想的梳理和总结，诚为后学如我之能力所不逮，必须稍作聚焦或调整，或许尚能幸运地触及其“皮毛”之一二。

所以，鄙人只能量力而行，本文便选择饶宗颐先生的书画艺术一端来作较为深入的体味研习，并向诸大德方家和书画同道们求教。

于此，我们首先应该明确的是，饶宗颐先生平生所努力耕耘的园地便是涉及范围很广的学术研究，此乃其安身立命之本。倘若与艺术结合而观，其辉煌的学术研究成果实在成为其艺术创造的坚实基础，分明昭示出其学术研究与艺术创造二者之间微妙的辩证统一关系。一个人，单有如饶先生一般的书画艺术崇高造诣已属不易，更何况从某种角度上看，书画之于饶先生而言，尽管是深入其血液骨髓的东西，但就其所花费的时间精力来讲，与投入到广博的学术研究情况相比，似乎也只能算作“余事”而已。或许就是在此层面上，黄苗子先生颇为感慨地说：“一位史学家、语文学家，佛学、敦煌学、美术史学著作等身的学者，而又是一位画家，这在过去，却是罕见。”二、艺术为学术的自然提升

2011年中国书画篆刻界最受关注的大事，便是95岁高龄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出任西泠印社社长。要知道，西泠印社上届社长启功先生2005年辞世之后，社长之位一直待贤，大家翘首渴盼了六年才终于迎来了新的掌门人。此举的特殊意义，应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陈振濂强调指出，刻印书画，是社员从艺的立身之本，但只有有学术思想的指引，艺术创作才能找到出发点与方向目标。在这方面，第七任社长饶宗颐先生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垂范与榜样。当然，请饶宗颐先生出任西泠印社社长，也是为了更好地坚守西泠印社的传统宗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

在很大程度上，从饶宗颐先生身上，我们再一次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无穷魅力。当媒体披露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将担任著名印社——西泠印社社长时，一时并非只有“热烈欢迎”和“完全赞同”的声音，甚至有人还生出点异样的情绪。他们似乎颇为不解：饶宗颐先生不会刻章，只能读书写文章，偶尔游戏笔墨，逸笔草草，怎么能够担当得起执掌国际知名印社之重任？所以，实事求是地讲，陈振濂先生的《硕学通儒饶宗颐》开篇文字的文学色彩确有些浓郁：“饶宗颐先生出任西泠印社社长，是2011年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万众瞩目，无不拊掌称善，既庆幸西泠印社得人，又庆幸饶公得时，诚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我们应当相信，陈振濂之谓“以饶公目前的修为与造诣，当不当这个社长根本不重要，但正是他积95年的文化自觉，又充分意识到百年名社的品牌价值，才有了这样一段交口称颂的‘好姻缘’，从而造就了当代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显然，陈振濂始终将饶宗颐先生出任西泠印社社长要职一事置放于中国文化史之当代文化视野中进行审视评价，无疑具有穿越时空的意义。联系起季羡林先生曾经反复强调过的说法——“中国书法首先是一种文化，然后才是一种艺术”来深入思考，自会发现陈振濂对饶宗颐先生出任西泠印社社长之事的认识，和季羡林先生关于中国书法（包括篆刻艺术在内）的基本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这样的看法，不但没有忽视或低估中国书法艺术的崇高价值，反而是对中国书法艺术异常丰赡的精神价值的最高肯定。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那些面对饶宗颐先生出任西泠印社社长一职时流露出异样情绪和发出异样声音的人，多少反映出其心胸的狭隘、理念的粗糙及文化的薄浅，特别于“技”“道”之辨的理解和认识上，存在着不小的缺陷。《道德经》四十一章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当我们领悟到其中的深意后，或许就不再会对他们异样的情绪及声音感到奇怪了。

是的，饶宗颐先生是集学者、诗人与书画家于一身的超拔人才。很大程度上，学者是饶宗颐先生的第一本分，换言之，他是以学术研究来安身立命的，因此，其学术品格显示了饶宗颐先生的本色性情；而艺术家身份，则是深深地植根于学术本身的“别开一枝”。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诗人和书画艺术家，不仅首先将自己坚定地奉献给了伟大的学术事业，从中充分地展现着人生的辉煌价值；而且又在“游于艺”的自由超越境界中，深深地寄托了自己的丰富生命情怀。书画作品包括诗、词在内的文人艺术，充分展露了他的心灵世界和人格境界，委实是不可一日稍离的滋养精神灵魂的圣物。恰如夫子自道：“诗、书、画，是我生命的自然流露。”

回顾饶宗颐先生的艺术研修历程，其实他开始涉足该领域的年龄是比较早的。先生6岁之时，就热衷于古典文学的阅读，比如《封神演义》便是其最为喜欢的作品。人们常说：文学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此语当具莫大的真理意义。也就是此时，饶先生开始了毛笔习书作画，师从启蒙老师蔡梦香先生学习书法，并喜欢描绘各类人物，尤为喜欢佛像。由于饶先生的两位伯父都是潮州著名的收藏家，藏品甚富，于是，他可充分利用这些家族资源，画山水，临碑帖，乐在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即其12岁时，饶先生跟随杨栻老师学习绘画及宋人行草，打下了良好的绘画童子功。大概在他17岁时，饶先生的书画功底便颇为可观，能够将宣纸贴在墙上，抵笔作画，书写擘窠大字。此时，他在书法方面尤喜直接从碑体入手，切实孕育着气势为先的风格，成为其后来一生的书法风采和鲜明特色。

为了研究的方便，陈韩曦将饶宗颐先生从出生迄今为止的近百年历史大致分为八大时期：家学渊源（1917—1938）、发奋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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