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恩·克肖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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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锁定二战终局的隐形硝烟。汗青堂系列）试读：
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重新塑造了 20 世纪，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它的影响。在 1940 年 5 月到 1941 年 12 月之间短短的 19 个月时间里，全世界主要强国的领导人们所做出的一系列命运攸关的抉择就已经基本上确定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的未来走向。这两点是以下所有章节的思想基础。
20 世纪越接近尾声，我们就越能清晰体会到，这个世纪的决定性时刻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最初的灾难”1。它打碎了政权（俄罗斯、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全都轰然倒塌），摧毁了经济，在人民心灵上留下创伤的烙印。但是战后所出现的极端动荡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被证明是无法持久的。这场看上去毫无意义的为时 4 年之久的杀戮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就意味着未来很可能会爆发更大的冲突，而这种可能性最终演变为必然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显然是要完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未竟的事业。但是这第二次蔓延全世界的战争不仅更加血腥——大约有五千多万人死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估计总死亡人数的四五倍——而且具有更强的全球性；它也对世界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重塑了世2界的权力格局。
在欧洲和远东，以前的权力争夺者——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全面毁灭中轰然倒下。国家财政破产再加上反殖民运动的重新兴起敲响了大英帝国的丧钟。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和满目疮痍的远东从战争中复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崛起替代了日本的地位。最重要的是，在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最后十年的冷战中，两个新的超级大国用巨大的核武库让彼此不敢轻举妄动，在对峙中度过了这个世纪最后的时光。而这两个超级大国在 1939 年之前都不那么“超级”。对冷战初期的观察者来说，让他们惊讶又感到宽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权力新贵之间并没有爆发第三次灾难性的大战，而是为欧洲大陆和远东在战后凤凰涅槃一样的经济恢复提供了框架；而在战后复苏的过程中，战败国德国（至少是联邦德国）和日本令人惊讶地3成为经济的驱动力量。在 1989 年至 1991 年出人意料地（基本）苏联和平的崩溃之后，世界才真正进入了战后年代。所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是巨大、持久和决定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给人类留下了一个新的可怕的词汇：种族屠4杀。它也和这个世纪的特征休戚相关。虽然，很遗憾纳粹屠犹远不是这个黑暗的世纪当中发生的唯一的此类事件，但是纳粹德国有计划地把矛头针对 1100 万犹太人，想要把他们全部消灭，这种种族屠杀的规模史无前例，给未来留下了最深刻的无法抹去的印记。在世界权力政治方面，大屠杀的遗产是为以色列建国打下了基础。以色列建国得到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支持，但是遭到邻国们疯狂地进攻，因为他们丧失了土地。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东无休无止的动乱，这种动乱甚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在人们的理念中，虽然大屠杀在历史中越走越远，但人们对大屠杀的历史越来越关注；它影响了后世对于种族、民族和对待少数民族问题的深刻思考。屠杀犹太人的历史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它更是德国战争努力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种族屠杀在后世塑造历史意识的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 1940 年 5 月之前，在两块不同的大陆上爆发了两场互相独立的战争。第一场是 1937 年日军全面进攻中国以后爆发的惨烈的中国抗日战争。第二场是以 1939 年德国进攻波兰拉开帷幕的欧洲战争，两天之后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在这两场战争中，德国在波兰、日本在中国所犯下的可耻的暴行已经成为战争的特征。但在 1940 年春季这个阶段，后来在东欧发生的种族大屠杀此刻还没有发生。虽然远东的战争对欧洲列强和美国来说很重要，但是它到目前为止和欧洲的战争仍相互独立，而欧洲的战争本身在地理范围上也还没有超出德国占领的中东欧范围（除了自 1939 年 4 月起被意大利侵占并统治的阿尔巴尼亚以外）。欧洲的战争让日本睁开了急切的双眼，搜寻在东亚乘大英帝国之危趁火打劫的可能性。但是日本领导人非常清楚，伴随着它的扩张的不仅是与英国，而且更危险的是与美国摊牌的可能性。在欧洲，战争也即将扩大。在秋天，墨索里尼进攻希腊，点燃了巴尔干火药桶。到年底，希特勒在来年春天进攻苏联的决心已经转化成了明确的军事训令。同时，美国增加了对正在苦战的英国的援助。整个世界正迅速被拖进一场单一的、巨大的全球战争。
本书的 10 个章节考察在 1940 年 5 月到 1941 年 12 月间做出的一系列互相关联、具有巨大军事影响的政治决策。这些决策把两块大陆上的两场互相分隔的战争转变成一场真正全球化的冲突。这场大战的中心还包括种族屠杀和史无前例的战争暴行。当然，在 1941 年 12 月，战争还剩下很长的过程，各国还将做出很多重要的决定，不过主要都是军事战略和战术方面的。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盟国胜利在望，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为战后的世界格局制定了地缘政治框架——这就是后来冷战的基础。但是战争剩下的三年半时间基本上是在演绎 1940 年 5 月到 1941 年 12 月做出的那些政治决策的结果。5这些是真正命运攸关的决策，它们改变了世界的命运。
这些决策由德国、英国、苏联、美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领导人做出的。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决策机制各不相同，有两个法西斯国家、两个民主国家、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和一个官僚极权主义国家。这些决策互相影响，互相交织。这些决策是怎样做出的？每一章都主要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是随之又产生了相关问题：做出决策的负责人当时受到了哪些影响？政府官僚机构在多大程度上事先已经决定了答案，或者说决策多大程度上受到统治精英阶层内部各个派系倾轧的影响？6这些决定意味着战争，那么鉴于当时各个政权的政治目标，还有能够获得的情报，决策在多大程度上是理性的？在决策过程中心的个人扮演了何种角色，还有这种个人角色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当中有多大不同？战时领袖们在做出决策的时候有多大的自由度？外界的客观因素在影响和限制决策方面的作用有多大？在决策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选择的空间在多大程度上被压缩得越来越小？换句话说，在我们所研究的 19 个月时间当中，替代方案是怎么变得越来越少，甚至完全消失了的？这些决策产生了哪些长期和短期影响？这些就是下文试图回答的一些问题。
现在回头去看，当时发生的事情似乎是带有必然性的。在研究战争历史的时候，可能目的论的冲动比研究一般历史更强；就是说，我们总是设想事情发生的方式就是唯一可能的方式。本书部分目的就是为了说明这种观念是不对的。在每一章里，我都试图从不同的领导人的角度来审视战争，他们只能粗略了解敌人的计划、未来的前景、面临的选择和需要做出的决定。一个决策本身就暗示需要做出选择，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对于决策的当事人来讲，即便是最狂热信奉某种意识形态的领导人，他也需要进行重要的选择，做出关键的评估，冒巨大的风险。没有什么路径是非走不可的。所以在本书每个案例中，我都要问，为什么做出了某个特定的选择，而不是另一个替代方案；在大多数时候我还会明确地问道，如果采取替代方案，将会有什么结果。
这不是无谓的架空或者虚拟历史的游戏。在那些游戏中，人们对比较遥远的未来做出有根据的猜测，预测如果某个事件没有发生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但是不管这种猜测有多么引人入胜，这里有太多的变量，这种猜测不是一个能得出成果的有意义的探询。但是我们可以说，历史学家本来就要考量在特定历史事件的短期内，可能存在的与史实不同的替代情景。否则的话，历史学家不可能对真实发生的事件的重要性做出充分评估。所以本书所讨论的替代情境不是那种长期的预测或者对“如果这样那将如何”之类问题进行漫无目的地猜想，而只是短期内有真实可能性的，但是与史实不同的结果。换句话说，对一个特定决策背后的其他选项进行评估有助于澄清做出这个决策的原因。
我们将考察 10 个决策。其中三个可能影响最深远的都是希特勒政权的决策：进攻苏联、对美国宣战和屠杀犹太人。重视德国的决策是因为在我们以后研究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当中，德国都是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日本作为主动推动事件发生的另一个力量，其地位仅次于德国，本书用两章的篇幅彰显这一点。英国和苏联的决策主要是被动反应性质的，而意大利的决策某种意义上也是被动的，只是它的后果是自残，这三个国家各占一章。美国的决定虽然也是被动性质的，但它的角色太重要，所以占据两章的篇幅。在本书所涉及的范围以外还有一些决策，比如佛朗哥的西班牙或者维希法国拒绝参加轴心国一方的决策，和本书所考察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决策相比，它们的重要性显然小得多。
当然，人们可以很有根据地争辩说，真正从根本上塑造了战后世界格局的决策不是在接近开战的时候，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近尾声的时候发生的：那就是美国对日本城市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的决定。但是在这里，这个决定的前提是先有研制原子弹的决定，而这个决定也发生在 1940 年至 1941 年那些决定命运的月份里。在 1940 年夏季法国沦陷之后，美国科学家在侨居英国避难的科学家们的帮助下，经过初步的研究工作，并获得了更多的研究经费，在 1941 年秋季建立起了制造原子弹所必需的基本框架。这个项目需要付出巨大成本，而且要动用大量美国最杰出的科学人才。罗斯福总统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前一天，决定执行这个原子弹建造计划。没有那时候的决定，杜鲁门总统在 1945 年 8 月战争最后的日子里根本没有原子弹可用。7但是当罗斯福命令开始研制原子弹的时候，还并未真正考虑过使用它，它的应用前景甚至还构不成一个遥远的希望。
本书每章的决策都对后一个决策有影响。所以当故事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时候，有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内在联系，还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本书开头研究英国 1940 年 5 月坚持抗战的决策。这个决定根本不像后来的事件让它看上去那么顺理成章（有些8历史著作是这样写的）。它也不具备必然性。英国当时危机重重，新首相刚刚上任，英国陆军在敦刻尔克看上去也是岌岌可危，而且英国无望很快从美国获得帮助，德国人看来又很有可能即将入侵本土。英国战时内阁花了 3 天时间严肃地讨论各种可能的选择。最终做出的不寻求和谈的决定不仅对英国，而且对德国都有着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单单这个决定就把希特勒的整个战争战略置于危险之中。只要英国拒绝恢复理性（希特勒是这样看的），西方的战争就没法结束。而美国在背后的威胁越来越大，希特勒在 1940 年 7 月就已经感觉要冒两线作战的风险被迫在来年入侵苏联。仅仅 6 个月以后，希特勒的计划就变成了真实具体的作战训令。在中间这段时间里，入侵苏联的决定并非顺理成章，即使希特勒也有所动摇和犹豫。在此期间，德国探讨过其他的一些战略可能性，但是最终放弃了这些选择。在 1940 年夏秋，从希特勒的角度来考察这些战略选项并从他的顾问的角度来评估这些现象就构成了本书第二章的主题。
德国对法国非同寻常的胜利和英国摇摇欲坠的形势提醒日本领导层，应毫不迟疑地利用有利形势向东南亚扩张。在第三章，场景转换到远东，主要关注日本南进决策。这个决策一定会增加美日直接冲突的危险，为下一年的珍珠港事件铺平了道路。
法国的迅速陷落在欧洲也产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之后一章考察意大利领导层所面临的选择。墨索里尼想趁火打劫参战，然后又做出了灾难性的入侵希腊的决定，结果使整个巴尔干地区陷入混乱之中。第五章探讨关键的美国的立场，罗斯福是如何在孤立主义的民意和干涉主义的压力之间走钢丝，又如何出于美国的利益决定不仅要用尽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援助英国，而且要用最快速度为美国直接参战做好准备。
之后的一章考察战争中最令人困惑的现象之一：斯大林为什么决定罔顾所有的警告和苏联秘密情报机构的明确结论，让他的国家对即将发生的德国入侵毫无准备，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打击降临的时候手足无措。这个决定给苏联带来了近乎致命的后果。
此时，通向全球战争的道路已经很近了，但是这条道路上还有波折。第七章研究美国政府利用希特勒忙于苏联战场、不愿报复的心理，在大西洋上以挑衅的姿态进行一场事实战争的决策。随后的第八章审视日本进攻美国的决定。这个决定实在非同寻常，因为日本已经完全认识到所冒风险的严重性，知道如果没能对美国一击致命的话，长期来说，它获得最终胜利的机会非常渺茫。而这个决策直接影响了希特勒对美国宣战的决定。德国在珍珠港事件以后立即对美宣战，这个决策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奇怪的决策之一。在第九章探讨的这个决策付诸执行之后，世界彻底陷入战火之中。
但是还有一个，或者说一系列的决定有待我们去研究；它们性质不同，但是和战争本身密不可分，并且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在 1941 年夏秋两季渐进然而不可逆转的屠杀犹太人的决定。最后一章研究从部分和有限的屠杀行为发展到全面种族屠杀的这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自纳粹政权中央的冲动和在东欧杀戮现场的基层执行者的冲动互相交织，互为促动，在 1942 年初演变成规模巨大的“最终解决方案”。
到 1941 年底，德国发动西欧攻势 19 个月以后，冲突演变为全球战争和全面种族屠杀。此刻战争正处于胶着化、难解难分的关键时期。诚然，德军的推进被苏联第一次大规模反攻所阻止，但是德国国防军承受住了苏军所施加的最大的压力和苏联最严酷冬天的考验（至少暂时经受住了），很快就开始重整旗鼓，准备再次向前挺进，直到在 1942 年秋季遭遇了转折性的失败。在大西洋上，德国的潜艇战在 1942 年上半年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一时间似乎盟国会输掉海上的战9争。在欧洲和远东，轴心国仍然掌握着重要的经济资源。斯大林懊恼地发现，英美迟迟不愿开辟他们早已承诺要开辟的第二战场。美国全部的工业力量还没有被充分动员起来转入战时轨道，还没生产出足以打败德日法西斯的武器装备。同时，日军在远东野蛮推进，并于 1942 年 2 月攻陷了新加坡，而新加坡长期以来被视为英国在东南亚实力象征的坚固堡垒。通向征服印度的道路已被打开，而印度是英帝国的心脏。轴心国的武运似乎仍在上升。只有当我们在今天回顾的时候，才能看到它们巨大的赌博已经到了失败的边缘。它们已经过度使用了它们的国力，当美国的强大实力被投入战争，并和苏联非同凡响的顽强结成联盟，再加上联合王国和英帝国拼尽最后实力的坚韧不10拔，轴心国的失败渐渐地被注定了。
到 1945 年希特勒自杀之后，已成一片废墟的德国迅速投降，然后日本帝国被碾压终于屈服。但是此时（1941 年）距这个结局还有漫长且艰苦卓绝的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还将丧失千百万人的生命，还将有史上闻所未闻的大规模破坏和毁灭。结局仍在远方。但是通向结局的路已经由 1940 年至 1941 年间所做的这些决定世界命运的决策铺就了。第一章伦敦，1940 年春英国决意独自抗战首相不喜欢邀请墨索里尼居间调停的提议。希特勒不可
能同意我们尚可接受的任何停战条件。只有我们愿意放弃马
耳他和直布罗陀，再加上某些非洲殖民地，希特勒才有可能
同意停战，我方才能从这一团糟的局面当中脱身。我们真正
的出路在于让希特勒相信他无法最终击败我们……哈利法克
斯认为寻求墨索里尼调停，看看他能干些什么，这并没有什
么坏处。如果停战条件太苛刻，我们总还能拒绝的。——引自内维尔·张伯伦日记，1940 年 5 月 26 日“未来的世代将会铭记，对于我们应该单独战斗下去这个关键问题，战时内阁从来都没有过怀疑。国内所有党派的政治家，从来都对1此坚信不疑，从未在这种毫无现实意义的问题上浪费时间。”丘吉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当中如是说。丘吉尔的说法，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如何看待“二战”历史，在全世界制造了这样一种神话：在极为不利的战略局势下，英国面对着一个强大、胜利、咄咄逼人的德国，孤单却坚韧不拔，从来没有动摇过独自抗争到底的决心。因为后世知道战争的结局，很难改变从结果来倒推开局的思维倾向。由于丘吉尔在战争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还有他极富感染力的回忆录，历史学家很难罔顾后来的史实——丘吉尔 1940 年夏季那些热情雄辩的演说、由此激发的全国抗战的决心、不列颠之战的胜利，美国跨越大西洋伸出的援助之手，等等。但是丘吉尔本人知道得太清楚了，在 1940 年 5 月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从当时的角度，而非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审视历史，往往会重新发现很多令人惊奇的事实。至少，历史的真实并不像事后看来的那么清晰，而是更加模糊，更令人困惑。1940 年 5 月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此。
那是一段风雨飘摇的焦虑时光。法国北部和比利时的英国远征军看来在劫难逃，曾经不可一世的法兰西陆军在德国的进攻面前分崩离析，英国不可能马上获得来自美国的任何实质性援助。实际上，连来自英帝国各海外自治领的及时有力的援助，都可望而不可即。而英国本土防御则非常脆弱，德军入侵不列颠本岛的威胁正在与日俱增。大势如此，如果英国政府真的像丘吉尔所说，从未认真考虑过国家是否应该，或者能否继续战斗这个问题，那才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虽然丘吉尔刻意忽略了这个问题，但当时在英国战时内阁中，的确进行过严肃并冗长的讨论：是应该继续战斗，还是应该认识到在目前的处境下，也许最现实的做法，是尽量争取一个可以接受的最好的妥协条
2件？这就是在 1940 年 5 月下旬关键的三天时间里，困扰着英国政治领袖们的命运攸关的抉择。选择的结果，不仅对英国本身，而且对以后的战争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
英国如何沦落到极端虚弱、几乎只能妥协求和的处境，史家早已进行过详尽而广泛的分析。早在 1940 年，政坛就广泛流传着一篇题为《罪魁祸首》的抨击性政论，矛头直指 20 世纪 30 年代执掌英国3政坛、对希特勒推行绥靖主义危险政策的政客。当时主要被指摘的对象包括严于律己、有道德洁癖、多谋却不善断的内维尔·张伯伦，他于 1937 年 5 月到 1940 年 5 月间出任首相；还有身材高大、缺乏幽默感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哈利法克斯勋爵是一位老资格外交官，曾出任印度总督，以对宗教的虔诚和对英国传统猎狐运动的热情著称，甚至有个外号叫作“狐仙”①。哈利法克斯勋爵在丘吉尔政府中留任外交大臣一职。历史从未原谅这些绥靖主义者。在 1938 年的慕尼黑阴谋当中，英法向希特勒的勒索屈膝投降，将捷克斯洛伐克的大片土地拱手相让。这个事件将张伯伦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是，人们忘记了，直到慕尼黑事件之前，绥靖主义在英国是广受大众支持的外交政策，很多后来批评绥靖主义最有力的人当时也在支持者之列。英国政府为了绥靖希特勒德国，无疑犯下了严重的政治战略错误。但是这些错误还是应该放在当时的国际大环境当中来看。当时希特勒德国对和平的威胁才刚刚被大众所认识，而英国正面临许多难以解决的内政外交问题。
当时主要有三个问题使英国极为虚弱：经济危机、英帝国内部的危机和军备竞赛危机。所以，当纳粹独裁者发出战争威胁的时候，这些内政外交问题使英国难以强硬地面对德国的挑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只是在表面上维持着超级大国的架子。英国总体上仍是净债权国，它向英帝国自治领和其他战时盟国的贷款余额在 1920 年是 18.5 亿英镑，但是英国对美国的负债总额却达到了 47 亿美元。这是国际金融权力由英国向大西洋彼岸转移的征兆，也预示着未来英国将会越来越多地在各方面依赖美国的支持。即便当时仍是世界规模最大的皇家海军，他们也不得不把实力迅速上升的美国海军作为未来一个强大的对手来考虑。印度、埃及和更近的爱4尔兰所发生的麻烦都严重消耗了英国有限的军事资源。就连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这些自治领都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离心倾向，英帝国初现分崩离析的迹象。
直到 1920 年底，随着战争创伤逐渐愈合，以上帝国的危机还被5隐藏地很好。即便如此，平静的表面之下仍有暗流汹涌。战前支持帝国经济繁荣的那些支柱产业——煤炭、钢铁、造船、纺织业——都面临长期衰落的局面。整个 20 年代，失业率居高不下。英国的贸6易逆差越来越大。可是在经济停滞和衰落的大势之下，仍然有新经济产业在生根发芽。有些老工业中心城市开始破败，但在 20 年代后7期，国家仍有昙花一现的对经济繁荣的信心和希望。
但一切希望都在 1929 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面前灰飞烟灭。大萧条使整个工业化世界的经济增长全面停滞，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乱象和政治动荡。英国受美国华尔街 1929 年 10 月股市崩盘影响出现了政治危机和长期经济衰退。而从长期来看，大萧条对全球的影响更糟糕。在远东，1931 年之后日本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急剧扩张；在欧洲，纳粹主义在 1930 年到 1933 年之间崛起：这些都是全球经济危机的产物。而以上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和当时还不明显的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掌权带来的地中海威胁都对当时已经在经济上极为虚弱的英国构成战略危险。
德国、意大利、日本这欧亚三大极权主义政府的国家利益在于“修正”或者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秩序。这三个国家都强烈地憎恨既定的国际秩序，渴望“一无所有的国家”赢得自己的“世界地位”。这三国都把矛头指向英法和其他世界强权，渴望建立自己的帝国，在列强中争得一席之地，提高国家威望，在经济领域实现自给自足。如果想在当时那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风险、国际贸易体制严重不公平的国际环境下实现国家的持久繁荣昌盛，看起来，强取豪夺是唯一的途径。既然其他国家不太可能自动让出建立新帝国所需的领土，那么，正如希特勒反复强调的，“只有用刀剑获取”，就像英法老牌列强当年所做的那样。
而英国的国家利益正好与之背道而驰。作为最大的“拥有一切的国家”，英国最大的目标是维持自己的世界帝国。这就需要维持一战后的国际秩序，而英国当年正是这个秩序的主要创立者。英国的政策目标还需要它建立国际合作安全机制，通过外交协商来解决国际争端。最重要的是，英国要维持世界和平，获取和平红利。国际安全保证机制和裁军可以防止世界再次沦入世界大战的可怕处境。世界大战带来的惨痛代价记忆犹新，这也要求英国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和平。
对那些战后仍然繁荣的战胜国而言，要求一个建立在自由平等、国际共识、公平贸易基础上的国际新秩序当然不难。但是对于那些“一无所有的国家”，以上新秩序恰恰是最不利的，而且在政治上是耻辱的。对于这些国家越来越多的民众而言，战争的创伤并不意味着应该接受战胜国的盘剥，不是默认不利于己的经济制度，不是接受裁军而导致国家虚弱，不是和平，而是战争，为了建立持久繁荣的土地而战，为了国家荣耀而战，为了洗雪过去的耻辱和结束当前的不公而战。
英国和它最重要的盟友法国、美国对一战后的国际秩序所持的观点，跟意大利、德国、日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完全不同。而且，战后的国际秩序的支柱，在欧洲是 1919 年的《凡尔赛和约》（还有后来的《圣日耳曼公约》以及《特里亚农条约》），在远东则是 1922 年《华盛顿九国公约》。以上条约体系所奠定的国际秩序相当虚弱。战后为了保障国际合作而建立了国联，美国却拒绝加入，更使人怀疑这个体系能否长久存续。不过，这个体系无论在欧洲还是在远东，还是存活过了整个 20 年代。作为国联成员国，日本在这 10 年中并未对欧洲或者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产生任何威胁，甚至表现得愿意“遵守西8方的游戏规则”。丘吉尔本人直截了当地拒绝相信对日开战的可能性。他在 1924 年 12 月写道：“我相信在这一代人的时间，根本不会有对日开战的可能。日本僻处世界的另一端，不可能以任何形式对我9们的安全利益构成威胁。”同样，欧洲也出现了国际缓和的迹象。战后的世界秩序在 1925 年的《洛迦诺公约》签订之后得到加强，这个公约用国际法的形式固定了德意志帝国的西部疆界，并保证德国在次年加入国联。以上两个成果都有赖于 20 年代德国外交部部长、卓10越的国际政治家古斯塔夫·施特拉瑟曼的远见与合作。但是，和平的表象具有欺骗性。大萧条使任何乐观主义情绪烟消云散。欧洲和远东的战后和平秩序很快将会支离破碎。
在远东，日本于 1931 年占领中国东北，并于翌年进攻上海。日本的第一轮侵略举措就让英国的虚弱暴露无遗。英帝国武装部队各军种的首脑们向政府指出，帝国海外领地受到的安全威胁使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地区都处于虚弱的状态。时任外交部国务秘书的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在 1932 年记录道：“如果日本动真格的，我们无力以任何方式制止他们。”这就意味着“除非美国愿意在远东动用11武力，否则我们一定会丧失远东”。而美国并不打算诉诸武力，仅仅是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为，根本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甚至适得其反地让日本看透西方盟国的软弱。事实上，英国的政策亲日更多于亲华，英国政府试图既不得罪日本，让日本留在国联，同时又安抚中美。121934 年初，英国还深陷大萧条的泥淖，国防开支吃紧（同时国内公众和各主要政党一致反对加强军备）。在此背景下，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宣称，和与美国的友谊以及来自中国和其他国联成员国的13善意相比，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对英国来说更加重要。远东的绥靖主义就此成型。此时，日本已经退出了国联。而在欧洲，一个更迫在眉睫也更严重的新威胁正在形成。
在纳粹政权逐渐牢固地控制全德国的关键性早期阶段，英国外交部官员不知道如何应对希特勒。他是在《我的奋斗》当中自我描述的那种恶魔吗？果真如此，那就不仅意味着外交上的风波，而是最终走向战争。或者，这个激进的疯子最终会冷静下来，变成一个至少在外交事务方面“正常的”政治家？当英国外交部还举棋不定的时候，希特勒已经利用英法两国在德国重整军备问题上的根本分歧退出了国联。德国跟远东的日本一样，都是各自地缘政治中最不稳定的因素。此时的德国再也不需要哪怕在表面上尊重国联的集体安全保障原则了。英国的外交政策和公众情绪一向致力于国际裁军，到此时裁军已走入了死胡同。很明显，德国正在秘密地全力重整军备，成为比日本或者法西斯意大利都要严重百倍的威胁。但是在英国，自满情绪、财政困难、政治家的麻木不仁和公众反对备战的情绪使国家束手无策，只能一厢情愿地“希望出现最好的结果”。
1935 年 3 月，德国宣布废除《凡尔赛和约》，公布了建立空军和强大陆军的计划。英国的政策惰性这才告一段落。同月晚些时候，访问柏林的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和掌玺大臣安东尼·艾登带回情报说，德国的空军实力已经和英国不相伯仲。尽管希特勒夸大了德国的军备，但是当以上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在白厅和公众当中仍旧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公众终于认识到了军备的重要性。在此之前，仅有丘吉尔等寥寥数位政治家大力倡导加强军备；在工党和自由党圈子里，备战政策更遭到强烈反对，并且这种反对一直持续到 1938 年。当时，空中力量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新的关键点，敌人在空中的威胁是最致命的。可是英国和德国在空中实力上的差距在短时间之内也无法缩短。以上形势奠定了绥靖主义的基础。
英国难以顾全它在全球所承担的义务，并且忙于从长期的经济萧条中恢复。很明显，英国无法赶上德国的军事实力，更别提超越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数年之内，英德必有一战。但是英国同样也认识到，只有经过长期的军备重整，英军才能具备堪与德国一战的实力，14而这个完成准备的时间可能要迟至 1942 年。即便如此，为了平衡预算和恢复经济的需要，英国政府的国防预算已是捉襟见肘；如果要建立空军并加强海军，就势必削减陆军预算。这个政策大大影响了 151940 年的战局。
因为英国军事上的弱势昭然天下，所以 1935 年，当英法试图牺牲埃塞俄比亚来满足墨索里尼的侵略野心、维持欧洲和平的时候，其军事实力无法支撑政治手段，英国的外交努力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国联再也没有从这次失败中恢复过来。1936 年 3 月，希特勒利用盟国外交上不知所措的状态，派军队进入莱茵兰非军事区。德国的力量更为壮大了。议会保守党议员罗伯特·布思比说出了英国政府的立场和此时的公众意见：“德国进占了莱茵河左岸，却没有人相信我们能16就此采取什么强有力的对策。”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安东尼·艾登将对策局限于外交抗议。他重申了英国政府的和平目标：“我们第一位17的政策目标一直是全欧洲整体上的和平。”3 个月之后，1936 年 7 月上旬，内阁坦承，英国无法从第三帝国的魔掌中救助东欧，德国可18以轻易应对英国所能采取的任何军事措施。
1937 年 5 月，内维尔·张伯伦取代斯坦利·鲍德温出任英国首相。他所继承的外交政策的基调是不确定、不作为和自相矛盾。因为外交政策不得不顾及军事上的虚弱状态，所以英国的外交政策仅限于被动地应对欧洲两大独裁政权所策动的重大事件，而这种应对常常苍白无力。张伯伦不得不直面冷酷的现实，即只有在承认本国实力弱点的基础上，才能制定政治政策。这就意味着英国不得不采取积极措施来绥靖德国，承认德国的利益诉求。张伯伦清楚地认识到英国的弱点，却对德国的目的抱有幻想。和当时大多数国际观察家一样，张伯伦也相信希特勒只不过是又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和很多人都幻想，希特勒仅仅是个区域扩张的狂热分子，而德国在中东欧的领土要求也不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只要双方本着友好与和平的精神进行协商，总能够找到解决办法。他幻想，只要德国的民族主义目标得到实现，战争就可以避免。和平的代价就是给希特勒领土上的好处。对于张伯伦来说，这个代价值得付出。
1938 年的国际危机就在这个大前提下揭幕了。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高潮是张伯伦戏剧性地飞往德国，试图和希特勒达成协议，最终签订了 9 月底的《慕尼黑协定》。我们并不知道，除了战争以外还有没有其他解决危机的办法，但现实是，张伯伦根本没有尝试其他手段。自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开始，丘吉尔对政府的国防和外交政策的批评日益严厉。此时他主张和法国跟苏联缔结“大联盟”，来制止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任何侵略行为（捷克斯洛伐克与两国都有协定），如果必要的话，不惜诉诸武力。丘吉尔的主张在左派和一般公众当中得到广泛支持，但是政府却置若罔闻。张伯伦和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既厌恶布尔什维克主义，同时对斯大林的政治目的抱有深深的疑虑，而且对红军的作战能力颇为轻蔑。他们拒绝和苏联进行任何形式的结盟。
实际上，即便这个“大联盟”能够缔结，也未必会有任何实质作用。苏联领导人声称，如果希特勒敢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苏军早已严阵以待，随时可以反攻德国。其实这里面虚张声势的成分多于真正的决心。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伤筋动骨的红军根本没有做好军事行动的19准备，而且罗马尼亚和波兰肯定会拒绝苏军过境。无论如何，在西方，法国早已准备放弃对捷克斯洛伐克所承担的条约义务，而英国则急于摆脱支持法国进行干涉的诺言。有人警告张伯伦，英国的战备状况不足以支持一场大战，不可能在军事上拯救捷克斯洛伐克。张伯伦相信战争会危及英帝国的生存根基。在远东，1937 年夏天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已经威胁到了英国在远东的利益。（1939 年夏天，天津发生的一个小事件导致英日之间数周的对峙，结果迫使哈利法克斯勋爵20承认，“除非美国支持我们，否则我们在远东完全无能为力”。）在地中海，1936 年夏天开始的西班牙内战进行到此时，佛朗哥已经胜利在望。法西斯意大利也对英国势力构成日趋严重的威胁。张伯伦后来宣称自己别无选择。英国对战争准备不足，他必须赢得时间。开战之后，他在给姐姐的一封信中写道：“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在 1938 年开战，结果一定糟得多，这一点不言自明。我们也许不能预言历史的审判结果，但是我相信，一切证据都表明，我从一开始就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军事上的弱点，因此尽了全力即便不能避免战争，21至少推迟战争的爆发时间。”
我们不知道张伯伦是真心相信自己把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出卖给希特勒是在争取备战的时间，还是真心相信自己赢得了“我们时代的22和平”。我们也不知道，如果在 1938 年夏季和希特勒开战，战机是不是好于 1939 年战争真正开始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如果盟国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采取强硬姿态，能否促使德国内部发生政变导致希特勒下台。上面两个问题最可能的答案都是否定的：1938 年夏季的战机不会好于 1939 年，希特勒也不会被政变推翻。后来的战棋推演结果显示，无论何种情况下，德军很可能迅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英法要么承认既成事实，要么将在比 1939 年更糟糕的军事力量对比下继续和德国作战。德国很可能战胜。而德国内部的抵抗运动当时尚处于萌芽状态，恐怕无法在希特勒在捷克斯洛伐克取得速胜并抵挡住西方盟国之前就迅速组织起军事政变。而希特勒一旦速胜，德国内部的政变就一定会胎死腹中。无论我们如何假设，历史的真相正如后来丘吉尔在下院演说中讲的：“我们在《慕尼黑协定》这件事上，完全23彻底地败给了希特勒。”——但是慕尼黑的败因在于英国长期的军事弱势，在于英国公众和政府长期忽略重整军备的必要性，而应该为此承担责任的不单单是张伯伦政府，以往历届英国政府对此都无法推卸责任。至少，此时英国加快了扩军备战的步伐。到 1939 年 9 月开战之时，尽管英国还是不够强大，但相对于《慕尼黑协定》的时候，英军和德军的实力对比已经向着有利于英军的方向发展了。
1939 年 3 月，希特勒撕毁《慕尼黑协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余下的国土，露出了侵略者的本来面目。英国政府这才放弃幻想，认识到战争不可避免。当月，英国和波兰缔结领土保障条约，事实上把英国的命运放在德国和波兰两家的手中，战争注定不可避免。此后，1939 年夏季戏剧性的国际政治事件此起彼伏，令人目不暇接。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到此时才不情愿地开始准备和斯大林结盟。而希特勒又抢先了一步。1939 年 8 月 23 日双方签订了臭名昭著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意味着战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仅仅过了一周，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入侵波兰。两天以后，随着英法对德宣战，德国和波兰的军事冲突扩大为全面欧洲战争。张伯伦最终承认战争将是长期的，但是相信英国终将获胜。
张伯伦对战争前景的乐观估计来源于对英国经济资源优势的清醒估量。他认为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英国的资源优势终将发挥作用。张伯伦政府也过高估计了德国经济的脆弱性。在西欧“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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