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阙失与重构(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凤辉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阙失与重构试读：

总序

中国播音学的学科发展历程是艰难曲折的，她以自己独具特色的坚定方向和海纳百川的学术胸怀，筚路蓝缕，勇往直前，在几代人戮力同心的苦苦探索中，在孜孜以求的崎岖道路上，打通了这样一条攀登的路径，开垦出这样一片肥沃的土地，在这里，有志者可以播种花果树木，可以营造亭台园林。每当我们想到“播音”，一定会心潮起伏，激情洋溢。因为事业所系，生命所系。一

不论是旧中国，还是解放后，不论是靡靡之音，还是真理之声，广播的有声语言，一直没有间断过。从正面和反面，都给了我们经验和教训。有的经验是具有普适性的，任何时候都应该汲取；有的教训，尽管带有时代的局限，也会给人们有益的启示。

1940年开始的人民广播，继承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黄钟大吕，既反对无病呻吟，也反对气势凌人。播放过胜利进军的战斗号角，播送过翻身解放的欢歌笑语。其间，也有过六七十年代高亢激越的“大话”和80年代后期散漫零碎的“神侃”，但那成型的主流话语形态，仍然高扬着汉民族共同语的大纛，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导向与品位，感召人们传承民族精神、华夏文化，为祖国的繁荣和昌盛而甘于奉献、勇于创新。

我们不会忘记，延安窑洞频传的捷报，天安门上庄严的宣告，阶级斗争为纲的退隐，市场经济调控的完善，政治民主稳健的步伐，文学艺术繁荣的氛围，科学教育发达的设计，国际交往成功的范例，综合实力提升的轨迹……

我们不会忘记，广播传播的巨大发展，电视传播的飞速进步，节目形态的多种多样，节目内容的丰富多彩，卫星覆盖的日益广阔，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语言文字的逐步规范，有声语言的无穷魅力，媒体竞争的激烈态势……

我们不会忘记，新闻播音的主体地位，专题节目的色彩纷呈，综艺节目的多层娱乐，体育现场的专注热烈，影视配音的动人心弦，访谈对话的机敏深刻，老年问题的深情关注，少年儿童的成长培育，传受和谐的人文关怀……

我们不会忘记，学科理论研究的举步为艰，学科教育实施的崎岖坎坷，学科人才培养的幽眇难传，实验机器设备的陈旧匮乏，经典示范作品的散佚流失，学术论著发表的狭小空间，学术梯队建设的耗时费力，强化语言功力的孤掌难鸣……

多少人对此情有独钟，多少人为此废寝忘食，多少人由此发奋图强，多少人因此刚正不阿……

广播电视事业的突飞猛进，广播电视节目的五彩缤纷，已经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些精神消费中，包含着虚假和低劣的产品，令人担忧，应该给予清醒地审视和严格地批判。固然，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但是，哲学的智慧之光和生活的实践之刃不能缺席，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大众传播者，尤其不能熟视无睹！二

播音教育，特别是学历教育，从1963年9月算起，至今也有43年了。起步时，是三年大专学历，到了1980年，从1977级开始，升为四年本科，属于文学学士；同年，开始招收硕士学位研究生；1999年，可以招收艺术学的广播电视语言艺术方向的博士学位研究生。从2002年起，招收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中国播音学方向的博士学位研究生；从2006年开始，转而进入二级学科——招收新闻传播学所属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专业的中国播音学方向的博士学位研究生。这样的变迁，证明了两点：

其一是，播音有学。播音，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是照着写好的稿子“念字出声”，她是一种有声语言的创造性活动，她是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在话筒前、镜头前“以有声语言为主干或主线，出头露面，驾驭节目进程”的创作过程。她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思想指导，以新闻学与传播学为理论根基，以艺术学为传播重心，以语言学为规范要素，以语言功力为主体特性，以审美价值为创作理想。她总是顺应历史和时代的潮流，继承民族优良传统，吸取世界文化精华，坚持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忠于人民，服务大众，维护祖国利益，充满人文关怀。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她必须“乐于在场，勇于出席，善于发言”。因此，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应该恪尽职守，集思广益，遵循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的要求，实现大众传播中的公众形象和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形象的统一；要“以播为主，一专多能”，力求做到“有稿播音锦上添花，无稿播音出口成章”。在传播中，应该达到“信息共享，认知共识，愉悦共鸣”。由此可见，播音学是一个多学科、多层次的新兴交叉学科，并不是某一单个学科的衍生物。以《中国播音学》为标志的学科理论体系和学术价值建构，已经被社会普遍接受。

其二是，播音有术。播音，是在实践中生成的，也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她的理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她的实践，又有独特的操作性。在用气发声、吐字归音的训练中，有行之有效的路径和方法，必须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在语言表达上，从有声语言的特点、创作的正确道路、思想感情的调动、语言表达的技巧，到话筒前的创作状态，都有一整套规律和一系列要求。播音创作过程，是“理解内容-具体感受-形之于声-及于受众”的过程，应该讲求高质量、高效率，要推进民族化、风格化，体现韵律美、意境美。她强调“语言功力”——宏阔精微的观察力、融会贯通的理解力、条分缕析的思辨力、具体丰富的感受力、精妙高超的表现力、独具只眼的鉴赏力、应付裕如的调检力、体察入微的回馈力。她要求实现“以事醒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美愉人”。技巧训练，先要“刻意雕琢”，然后再“返璞归真”。在节目策划、文案写作、采访编辑、灯光背景、化装服饰、体态举止等方面，也都提出了可应用性目标。这些内容，丝毫不能须臾离开实践，否则，任何理论研究都不过是“隔靴搔痒”。但是，只停留在实践和应用层面，不进行理论提升，就会作为“简单的传声筒”；或者脱离实践，凭空进行理论研究，就会成为“辞藻的编排者”，即使再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显示不出有声语言的魅力，揭示不出有声语言的内涵。

关于播音的学理和术用，现在的研究还显得稚嫩，有待进一步总结、梳理、充实和完善。

播音有学、有术，她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久远的，学士、硕士和博士们，都将从中得到多维的探索之路。我们期待着他们的丰硕成果。三

到2006年7月，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已经有7人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可喜可贺之余，需要冷静思考。他们的研究成果，应该说是走向前沿的，具有开拓性的。我们国家的论著浩如烟海，但大多从文字语言角度进行研究，而从有声语言角度进行剖析的，或者只囿于字音、声腔，或者限于韵辙、诗律，竟很少可以参照。这同“口耳之学，幽眇难知”，也不易保存流传有关，也同人们对此重视不足，认为说话人人都会有关。尤其是长期以来，“重文轻语”，觉得会写文章就有水平，会说话却不算什么。至今，业内还有这种倾向，诸如“编辑水平高，播音水平低”、“能写稿子水平高，只搞播音必然水平低”、“有稿播音被动，没有个性；无稿播音即兴，说话主动，能张扬个性”、“声音和形象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文化”、“规范就是字音标准，播音只是会说普通话”……如此等等，似是而非，不一而足。

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不可能停留在启蒙和普泛的认知上面，而应该走向规范化的深层，攀缘审美性的峰峦，开掘独具特色的语言内涵，展现视通万里的音声风韵。于是，我们的博士生们在前辈先贤的启示下，每个人依据自己的研究课题的需要，开始了只争朝夕的深钻苦研的学术之旅。

研究的核心命题，都紧紧围绕“广播电视有声语言创作”；研究内容，从人文精神、审美价值、诗意生存、诗性功能、生命活力、传播特质，到节目主持人本体论等等；研究范围，有广播，有电视，有哲学、文学、艺术、新闻、传播等视角；研究方法，有比较、调查、定性和定量分析……

在研究过程中，选题的难度是既不能完全学理化，又不能陷入操作性；观点的确立必须从当下的大众传播现象中总结抽绎，实证的采集必须从纷繁的各类节目播放中捕捉提取；论证的力度，要努力避免引证的陈旧偏狭、实例的单薄脆弱，还要力求推论判断的坚实，把握历史的厚度和时代的高度；为了把创新点和前沿性论述清晰，都会集中主要精力，字斟句酌，增补剪裁，精心铺陈，数易其稿。此外，还要反复推敲标题、论题、章节序列、表述逻辑，以及讲究语法规范，正确征引原文，仔细校对注释和标点符号。

在开题和答辩之前以及进行中，都坚持广泛听取专家们的批评和建设性意见，争取当面聆听指教。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对论文、对学科、对文化观、艺术观、语言观、传播观、价值观全面吸取学术营养的大好时机。所有经过开题、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中，都饱含着各位专家的心血，都融会着他们的生命智慧和美学理想。如果说，这些论文达到了优良的学术水平，那其中，就有专家们的提携之力和教诲之功。在中国播音学博士文库起步建设的时候，我们应该向所有关心、帮助我们的专家学者，表达最诚挚的感谢！

随着播音学科的成长和成熟，我们这个学科的社会认知度越来越高了，关注、了解她和熟悉、研究她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人们从广播电视传播中，知道了播音主持工作的重要性，知道了播音主持工作的特殊性。

播音主持工作，需要“德才兼备、声形俱佳”的特殊人才，需要先天资质和后天习得，尤其需要坚实的语言功力，需要众多学科的有力支撑，需要深厚扎实的理论修养，需要社会经验的不断积累，需要具体丰富的实践体悟，需要公众形象的培植塑造，需要个人风格的不懈追求。其中，创造和艺术个性，创新和美学理想，覆盖了整个传播层面，覆盖了全部节目流程，根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轻重主次之别。理性的迷茫，认识的偏颇，必然会带来使命感的游离，必然会造成事业心的阙失。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义不容辞地肩负着针砭“识”弊的责任。如果躲进象牙之塔，不问时势，那不过是纸上谈兵，现实意义就荡然无存了，学术价值也会消失殆尽。我们的学科，就是在同各种错误观点和理论干扰的论辩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退缩和忍让是懦夫和懒汉的生存哲学，缺乏学术勇气，只会让别人指着脊梁说：“无言以对，没真东西！”陆续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毕竟证明了，我们在理论和学术上，没有沉默，没有失语，没有缺席。四

从入学的和毕业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看，从已经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看，我们的学术视野还不够开阔，我们的学理阐释还缺乏深度，我们的论证方法仍然显得粗疏，我们的播音实践总不如一线的人们那样丰实。因此，今后的路正长，究竟如何走下去，确实应该深思熟虑，广采博收。

首先，还是坚持实践，争取到电台、电视台播音，真正进行有声语言创作；或者在校内的话筒前、镜头前和教学活动中，严格按播出要求训练，主要是体味有声语言的表达要求和形态变化，在思想感情不断运动的状态下，深化文化蕴涵，全面加强语言功力的整体表现力，并且具体而入微地领悟规范空间与审美空间的奥妙。这是进行播音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揭示语言传播规律的必要路径。

其次，继续吸纳相关学科的前沿成果，进行跨学科研究，努力开辟新领域，拓展新空间，夯实本体论研究，扩展分支研究。要打破封闭式、微观式、平面式、单项式研究思路，建立开放式、宏观式、立体式、综合式研究思路。

再次，充实扩大“有声语言精品库”、“有声语言赝品库”，保存和积累视听作品资料；要大力开展受众调查，整理反馈意见，建立“受众调查库”；要大量搜集关于播音学的文章、著作和各种批评建议，列出篇目，做出摘引，汇集成册，陆续编纂，有价值的，可以出版。

最后，提倡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学风。摒弃浮躁心态，甘于寂寞；远离声色诱惑，勤于苦舟；鄙视急功近利，乐于清静；拒绝阿谀奉承，忠于真理；轻蔑拉帮结派，善于慎独；顶住围攻报复，敢于抗争；虚心接受批评，刻于座右。掌握学术话语，填充学科空白，追求澄明之境，催生语言经典，真是时不我待，任重道远啊！

我们的中国播音学，应该是“独具特色、独占鳌头”的，世界鲜有，国内领先。开办播音主持专业的全国一百多所院系，都在看着我们，并跃跃欲试地、摩拳擦掌地企望超过我们。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互相学习，相互帮助，更是事业发展的需要。在竞争中，发挥优势，凸显特色，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既授人以渔，又馈我以鱼，大家受益，何乐而不为呢？

不久，很多院系就会逐步设立播音学硕士授权点、博士授权点，播音学方向的博士们，必将人才济济，人才辈出。到那时，我们的文库收入的博士学位论文就要汗牛充栋、流传四海了！

播音学的百花园，一定是姹紫嫣红开遍；播音学的学子们，一定会并肩携手向前！

感谢审订委员会的全体专家！感谢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播音系张颂 写于“三书屋”2006年6月6日

序言

李凤辉是中国播音学的第一位博士，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阙失与重构》，是中国播音学博士文库的首篇。这都是值得庆祝和纪念的。

经过几代人多少年的奋斗和拼搏，才创立了中国播音学。作为第一位播音学博士生导师，我的压力很大，不知道如何指导，不知道怎样设课，不知道上课讲些什么，不知道论文写些什么。

我只知道，博士课程和硕士课程不同，甚至存在质的区别。硕士研究生，学习本专业知识，研究本专业业务，学位论文理论结合实际，富有新意，每篇三万字以上；而博士研究生，要在硕士课程基础上，增加学科前沿课程和专业主干课程，还要学习相关专业的重点课程和精选课程，并要完成若干篇学术论文。学位论文要有科学性、前沿性、创新性，每篇十万字左右。这个“质”，是全方位、多维度的，是“接着说”和“自己说”的，是学理论证的，是自圆其说的。

依据这个认识，我和李凤辉共同讨论，反复推敲，列出大纲，通过了开题报告。此后，他便投入了紧张的写作。直到读博第四个年头，他才修改定稿，并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博士学位论文写作是艰苦的，特别是在职读博，除了日常教学、做班主任，还有许多课题的任务要按时交卷，他经常是废寝忘食地搜集资料、埋头写作。由于他本科是学哲学的，对于中国哲学很有兴趣，时当“人文精神”大讨论，更使他感到振奋。因此，他便以此为题，进行了多视角思考，先写出了五万字的历史沿革，而后又积累了多种视听资料。最后的论文，虽然存在某些不足，但是从整体看，还是达到了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

在这篇论文中，主要论述了人文精神在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中表现出的阙失状况，以及他认为应该重构的设想。这个选题既有学术价值，从学理层面考察和探讨了人文精神在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中的表现，及其基本特征，研究了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主体性建构和主体间共建问题；又有现实意义，针对人文精神在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中的各种阙失，分析了产生的语境及原因，并从引导的定性与定位角度，指出各种“失当”的主要症结和具体例证。这些，对于大众传播视听作品的价值取向，无疑具有观念上和实践上的指导性、建设性作用。当然，这篇论文在几经修改后，仍存在某些不足之处，如：论述人文精神的特征及其表现，稍觉空泛；个别例证的典型性、唯一性显得单薄了些。

应该说，人文精神，源于《周易·贲》的“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关于人的待人接物，与他人的关系，包括与群体、社会的关系，是人自身修养形成的网状文饰，可以反观其内心世界。这种文饰，有真假、善恶、美丑、雅俗、精粗之分，因此，人文精神也并非都是真善美的。传播语言的本质就是人文精神的音声化，那含义是要强调“言为心声”，说出来的话语，就是人的内心反映，不论是“心口如一”，还是“口蜜腹剑”，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概莫能外。语言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一种功能性表述，如果从人类高级神经活动和认知、审美、表情达意、言志传神的实质性剖析，它又是人文精神的音声化，其音声化内涵，应该指向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在内的遣词造句、布局谋篇的语流态势及趋向。作为“工具”的形象比喻，无可厚非，不过，它迥异于尺笔、锄犁等物质器械，而是人类内心活动的外化，成为人体有机构造的必要组成部分。它的自身调整、社会联网，它的随机应变、与时俱进，开辟了人类集体创造性、审美性的广远时空。这种理解，给了我们认识语言、掌控语言传播的新路径。

人文精神，当代的主流表现，应该具体表述为：体现时代精神，充满人文关怀。我们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提倡和实行终极的人文关怀，以便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建设富强和谐的社会。

李凤辉作为中国播音学的第一位博士，思想压力很大，因为，他深知责任的沉重。希望他坚持不懈地继续努力，在教学、科研、实践等方面都更上一层楼。张颂 写于三书屋2006年6月8日

绪论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阙失与重构》基础上，经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而成。

本书所论及的语言传播是指广播电视中的有声语言传播（当然也包括眼神、表情、体态、穿着打扮、空间氛围、距离感觉等副语言）。

本书所论及的语言传播属于大众传播，而不是人际传播。语言及语言传播始终伴随着“人”的成长历程。人类祖先在与大自然抗争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以个体的力量不足以谋得生存，只有依靠群体的合力才能壮大力量、获得食物，协作成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要求；协作就需要具备简单而有效的交流与协调的中介、工具，语言以其便捷及与人密不可分的天然关系应运而生，解决了人们“非说不可”的需求，语言的产生，开始就具有了“传播”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进行交流与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大，为了使交流更加顺利，人们必须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国家作为群体的代言人在传播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群共同体的利益，大众传播开始占据重要位置。本书所论的语言传播就是以谋求最广大民众的根本福祉为最终目的的大众传播。

本书所论及的语言传播主要指广播电视中的有声语言及副语言的传播，而不是其他语言的传播。语言的形态是非常复杂的，粗略区分，就有文字语言与有声语言。本书所论主要指有声语言。在广播电视领域中，还有其他形式的“语言”：画面语言、镜头语言、编辑语言、蒙太奇语言、音响语言……。本书只论及其中有声语言（包括副语言）的情况，而不涉及其他“语言”。

我们认为，语言的根本属性是其人文性，语言传播的本质是人文精神的音声化。

我们是从“文化论”、“存在论”的角度去看待语言的。语言积淀着文化的精华，反映着文化的厚度，折射着时代文化的高度，展示着个体及群体文化的广度与深度，昭示着民族文化未来发展的向度。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般专指精神财富。所以它包括典章器物、文物文献、文学艺术、教育科学。“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伽达默尔语）。人们时时刻刻都生活在语言的世界中，通过对语言的了解、探索、掌握，来改造世界。世界只有通过语言进入人的视域才有意义，否则就是自在的世界而与人无关。一切存在物都是语言性的，一切存在物都能“言说”。哪怕是一块万年的顽石也在对驻足于它面前的人们“诉说”着那亘古以来的天地沧桑，那无尽风雨的吹打，那无数的沧海桑田的变迁，那数不清的人事浮沉、世代更替……“语言是存在之家”（海德格尔语），“让我们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引诗人荷尔德林语）。语言与存在，尤其是与人的存在具有同一性。一个人的语言的存在也就是他属人的存在。当然，我们所进行的讨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物质统一论”的基础上进行的。严格说来，我们是在“存在论”的基础上重新认识语言，是带有价值论色彩的存在论。“言为心声”，我们可以通过语言来了解人的思想、意图、素质、文化。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语言也会遮蔽人的真实存在：“巧言令色”、“心口不一”、“言不由衷”、“口蜜腹剑”、“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等，这是语言交际的异化。但语言的异化形态恰恰是在反面反映了人的一种存在状态：天长日久，纸终包不住火，真相终会大白，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人文精神”是确证“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性的文化精神。人文精神是一个中性概念，有文野之分、高下之判，有精粗、美丑、善恶、真假、新旧、雅俗之别。所以孔子所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人文精神，而杨朱所说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也当属人文精神之列。

本书所论述的人文精神是广义的人文精神，是包含科学精神在内的人文精神。

而本书将要论述的“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则不是笼而统之的人文精神，是指时代的人文精神的主流与精华。这是由语言传播的大众传播性质、广播电视的性质所决定的。广播电视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站在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的立场上，以新闻工作者的敏感、责任，生动、准确、及时地向人民反映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大事，传递新信息、新经验、新动态、新成就、新人新事、新风貌，营造团结鼓劲的社会氛围，教育、团结、鼓舞全国人民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因此，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具有主流性、主导性，是符合全体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文精神；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具有先进性，是时代和历代人文精神精华的结晶；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具有主体的内省性，语言传播创作主体要充分汲取时代的、民族的、先进的文化精神的精华，把它化为自己的人文精神；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具有情感性和音声性，创作主体要把那先进人文精神的精华内化为自己的生命体验、人生理想、人生追求、人生感念，化为自己的性灵，融入自己的血液，融入自己的感受，转为生理与心理的冲动，要形之于声，最后体现为有声语言的创作活动和成果；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具有主体间的关怀性，它最终指向广大受众，高山流水响，不为自娱，而是为了与千万人取得共鸣，其最终目的是要影响受众，引导受众人文精神境界的提升；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具有全面性与深刻性相结合的特点，它关怀每一个受众的各个层面的需求，但同时更注重对人的深层需求、对人本质的关怀，促使受众无限接近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自在的创造性本质。

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主要表现为：立准、保真、向善、臻美、创新、趋雅、求精。

但是我们今天必须认真面对语言传播中人文精神阙失的现实。我们对语言传播人文精神阙失的现象进行关注、反思、研究的大背景，是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近年来的飞速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其首要的成绩就是导向正确。准确、及时、高效地把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送达人们的耳畔、眼前、心中，化入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际行动，对党和国家的一系列重大活动进行连续、全面、丰富的宣传。事业发展逐年迈上新台阶，规模不断扩大，实力稳步提升。对广大受众的服务有力，出色地实现了“信息共享”、“认知共识”、“愉悦共鸣”的功能。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紧跟建设与发展的新形势，以日益丰富多彩的形式，向人们传递新信息、新情况、新成就、新经验、新精神。节目创新的力度更大，频道（率）专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节目细化，受众细化，服务更有目的性，也更有效。

广播电视在国家精神文明建设中，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中所占有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所形成的影响是深远的。所以，党和国家以及广大人民群众都对它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另一方面，它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日渐复杂，所面临的挑战也日趋激烈。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开放的领域更加广泛，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所有产业，都将面临如何调节“全球化”与“本土化”、“民族化”的矛盾冲突问题。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资本输出的全球化。当然，“全球化”也为经济和文化上都处于相对弱势的国家提供了发展机会，这些国家也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来发展自己，但必须敢于面对跨国资本剥削的严峻挑战。更应引起高度警惕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向其他国家输出大量商品时，也会同时输出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全球化”在文化领域内的实质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在经济上的强大优势，力图确立其文化的“中心”地位，而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边缘化”，消解甚至消灭掉。广播电视及其产品是其实施“全球化”战略的“急先锋”。

为了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但能在与西方强势文化的竞争中赢得主动，而且能把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推向全世界，我国的广播电视必须先内强精神，外健体格；必须清醒地面对自身存在的病痛，找到病灶，查出病源，然后对症下药，消灭病菌，固本培元，争取以最佳状态去迎接挑战。

我国广播电视语言传播所面临的主要病症是人文精神的阙失。这种阙失主要表现为：①引导不当。创作主体对受众的人生态度、生存境界、价值观念，对政策及先进文化等方面的引导出现偏差。导向正确是人民之福，导向错误是人民之祸。导向的偏差必须得到及时纠正。②主体缺席。主要表现为主体萎缩、矮化，主体膨胀，主体定位迷失，创作主体缺席。人文精神是创作主体的人文精神，主体旁落，人文精神则失去了容身之所。③品位无味。通俗品位，滑入迎合媚悦、浅薄低俗的官能刺激；高雅品位，趋于模糊笼统，缺乏吸引力。品位无味，坏了受众的胃口，危及受众的精神健康。④关切不切。即对语言传播的人文关怀做庸俗的、浅表的、片面的、偏执的、畸形的理解，并付诸语言传播的实践。虚假的关怀比不关怀更有迷惑性，更不容易识别，似是而非，似有实无，所以其危害也更大。我们必须在理论上彻底戳穿其本来面目，引起人们对它的警惕。

中华民族从来不拒斥域外文化的传入，那广阔的胸襟，以虚怀若谷的风度，总是汲取着它们的精华，并化入自己的血液。正因为如此，在悠悠数千年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中，中华文明才能屡次从容面对种种危机与挑战，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一个没有间断的文明，历久弥新，在21世纪的今天愈加散发出迷人的魅力。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一致、爱好和平、艰苦朴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充盈其中，也必将发扬光大!

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发自创作主体，作用于接受主体，因此，它的重新建构工作也要先从重构创作主体的主体性入手，最后达到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间共建。

语言传播创作主体的自省、自重、自立、自强，必会使我国的广播电视在与全球强势媒体的激烈竞争中充分发挥其吸引力、感召力、影响力，进而为促成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共建当代人文精神的良性循环，为建设人类文化精神家园中“金声玉振”的“理想国”而奋然前行。

第一章 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阙失

广播电视是我国的强势媒体，影响巨大，成绩巨大，责任重大，党和人民对它的期望也越来越大。随着文化市场开放力度的加大，我国的广播电视将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强势媒体的激烈竞争，它必须要壮大自身的实力以迎接挑战。事实证明：各国的广播电视媒体都是其国家利益的忠实代表，甚至已经成为国家机器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件。我国的广播电视必须不断增强自身的实力，在与世界强势媒体的竞争中更好地维护国家的利益，体现民族精神，捍卫文化安全。这就是本书对我国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人文精神阙失现象进行反思的基点和背景。

第一节 对语言传播人文精神阙失现象进行论述的语境

一、我们是在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和飞速发展的语境中，对其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阙失现象进行论述的。

广播电视是当今社会覆盖面最广、影响最广泛、传播最迅捷、受众最多、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体，在党和国家的宣传工作中负有神圣使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进程中负有重大责任，在熔铸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方面承担着光荣的职责。广播电视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是教育和鼓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最现代化的舆论工具。广播电视要多出精品，为广大受众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精神食粮，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快捷有效地反映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尽可能地把先进生产力的影响传播到最广泛的区域；要切实引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伟大事业中充当生力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国的广播电视具有优良的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站在党性的立场上，积极反映一切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准确、生动、及时、多方面地报道、介绍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祖国的各项成就以及国际时事、动态，语言通俗、简短，有趣味和具有吸引力，以各类节目、多种形式为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并采取各种办法收集广大听众和观众的意见，尽力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需要。全体从业人员坚持党性原则，严格职业道德规范，发扬‘延安精神’，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素质，加强思想、文化、业务基本功力，努力提高节目质量传播质量。”在这方面，广播电视已经和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取得了巨大成绩：

1.总体舆论导向正确。广播电视首要的功能是宣传功能，它是党的重要宣传阵地、思想文化阵地。能否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关系到全党和全国工作的大局。我国的广播电视始终能树立牢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完整、全面、准确、及时、高效、深入、鲜活、生动地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送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眼前、耳畔、心中；把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上来，成功地营造了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团结鼓劲、豪放进取的良好社会舆论氛围；在宣传党的“十六大精神”、“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要思想，在“两会报道”等重大活动中，组织有力，安排周密，重点突出，形式活泼，及时高效，引导有力；在宣传我国在国际上的重要作用，推进“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格局和态势，提高我国国际声望等方面，态度鲜明，有理有据，深入人心。

我国的广播电视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新闻原则，通过一个个生动感人的典型，热情歌颂创业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大力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公民品德，弘扬主旋律，倡导伟大的共产主义情怀。

我国的广播电视通过对一个个人民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和引导，实施社会监督功能，明辨真伪，分清是非，扶正祛邪，凝聚力量，弘扬正气，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奋发向上、为民族振兴大业而努力奋斗的豪迈热情。

我国的广播电视通过丰富多彩的节目，热切关注人们的生活状态，关注他们所遇到的困难，热情引导人们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尽量制作高品位的节目，以情感人，以善引人，以美怡人。

2.服务有力。我们的广播电视一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广播电视高唱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食粮，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保障、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广大受众是广播电视的服务对象和传播的终点，通过向受众提供尽可能周到的服务来实施对受众的引导，是广播电视实现其引导功能的重要途径之一。我国的广播电视历来坚持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原则。广播电视力争在第一时间准确、快捷地为广大受众提供内容广泛的信息，为他们的生产生活提供重要参考；在重大事情与事件上，广播电视能及时为广大受众释疑解惑、明辨是非，帮他们认清真理、警示错误。广播电视尽量用高质量的精神产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为了更好地为受众服务，广大采编播人员积极主动地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深入生活，在广大人民群众鲜活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汲取无尽的力量，发掘真实感人的人物、事件，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真切地反映基层的情况、反映群众呼声，努力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增强了节目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传播逐渐深入人心。

3.事业发展迅速。广播电视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经济效益也在逐年增长。广播电视的受众人数随着覆盖率的扩大而稳中有升。广播电视是许多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它对广大受众的生活工作乃至思想情趣的影响越来越大。

4.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广播电视事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新闻性，它站在时代发展的最前沿，把最新的信息、最新的动态，以最快的速度传达给广大受众，所以它本身就有与时代共同发展的品质。

5.宣传创新。广播电视努力根据党和国家工作的新任务、新重点，密切联系国内和国际的新局势，密切结合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实践，密切配合现代化建设事业中遇到的新课题，紧密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新认识，大力宣传党的新思想、新原则、新方针、新政策、新要求，大力宣传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改革的新经验、生产力的新发展，思想道德建设及社会新风尚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新趋势、新典型，反映时代风貌，折射时代氛围，参与熔铸时代精神。加强对外宣传，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断扩大在全球的影响。

6.科技创新及体制、机制、管理创新的力度不断加大。节目改革力度不断加大。频道专业化格局初步形成。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需求层次日趋细化，受众本身也有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地域、不同趣味的区别，广播电视频道专业化是适应受众需求多元化要求的结果。中央电视台已经形成了新闻综合、经济资讯、综艺、国际、体育、电影、电视剧、科学和教育、戏曲、西部、音乐、少儿等十几个专业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深化第二、三、七套节目频率专业化改革，推进第一、五、六、八套节目频率专业化改革。日益丰富多彩的节目正在为广大受众提供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食粮。在频道趋于专业化的同时，栏目也在力争突出特点，认真研究受众的需求，真正深入实际，找到独特的视角，走个性化之路。节目也在走精品化之路，抓节目质量的提高，以精品节目带动经营和创收。

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广播电视语言的规范化、多样化取得了可喜成果。特别是在强化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实行持证上岗、进行业务培训、加强播出质量审查、播出效果监督等方面，注重了人文精神的浸润，有力地提升了广播电视的节目质量，受到了普遍欢迎。另外，在评聘专业技术职务、进行各级各类评奖等方面，也突出了对素质、导向、品位等的高标准要求。

我们是在我国广播电视取得巨大成绩和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对我国广播电视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进行反思的。成绩巨大所担负的责任也重大，就像一个即使非常强健的人也要注意对疾病的预防一样，越是在取得巨大成绩的情况下，我们就越要清醒地面对它所存在的问题，而不应讳疾忌医。

二、我们是在世界经济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矛盾冲突的语境中，对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人文精神阙失现象进行论述的。

进入21世纪，日益强大的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创造新辉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在经济建设中，中国正逐渐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当中，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一个新的动力源泉，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我们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也已初露端倪，有人出于善良的动机和愿望，认为文化全球化会让世界上不同的文化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但是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资本输出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的强势文化利用其影响力，意图以西方文化来主宰和主导世界文化的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依托其先进的生产力和成熟的工业化运作经验，大量生产文化产品并输入其他国家。文化产品与经济产品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所承载的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文化优越感、民族优越感，甚至是国家意志、阶级意志等意识形态因素。现在，外来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已经凸显，在外来影视文化的影响下，前几年曾在我们的广大青少年中刮起“崇日风”，韩国的影视剧也能在青少年中刮起“哈韩风”，很多青少年在服饰、发型、言谈举止上模仿剧中人物。文化风潮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如果我们的广播电视不去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那就会把它拱手让给西方敌对的、腐朽的思想；如果我们的广播电视不能用我们的主流文化、民族文化的精华，有力地去影响、去熏陶、去陶冶我们的受众，那他们就会被形形色色的外来文化所浸染、所俘虏。

西方文化渗透的影响是深远的，产生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敏泽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在西方“中心”价值观的全球化思潮侵蚀下，在中国也不乏思想完全解除武装、匍匐在“西方中心”文化及其价值观之下并大力加以宣扬之人。他举例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论述我国当代文学的书就曾武断地说：“没有人怀疑，冷战已经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彻底结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不再令人信服，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美国已经是一个没有对手的超级大国。世界的多极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人们的理想愿望，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已经为世界未来指明了方向。”在同一篇文章中，敏泽还提到，还有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的主流”就是西方价值观念的“自由主义”，它将“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引进全球化的世界”，这既是“中国的前途”，也是“中国复兴的希望所在”。对于这些人来说，西方“中心”文化的价值观不仅“为未来世界指明了方向”，而且它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不再令人信服”，“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希望”，都寄托在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念的推广上。

这种现象已经成为文化的乃至意识形态的实实在在的危机了。因此，进一步巩固思想文化阵地，抑制乃至彻底清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影响已经迫在眉睫，而广播电视在这方面的责任是义不容辞的。

按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承诺，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将逐步有限度地开放文化市场，西方的强势媒体将逐渐把他们的产品大量输入中国。更严峻的是，他们还将直接进入中国，设立办事机构，不但要挖我们的人才，凭借其发达的生产能力，生产出更多的文化产品，占有我们的市场，就像现在众多跨国公司在中国所做的一样，要通过其文化产品输入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其影响如上所述。

广播电视健康的肌体正在遭受着打着“全球化”美丽旗号的西方思潮的侵袭，正在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错误观念、心态的干扰。我们必须弄清已经侵入我们肌体的病菌具体都是哪些，找到病源，对症下药，趁其对肌体的感染还没有呈扩大之势的时候，尽早清除之，并为提防将来更隐蔽、更“迷人”的侵袭，做好准备。这正是本书的目的之一。本书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上，对我国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人文精神阙失现象进行反思的。

三、我们是在广播电视应勇敢地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语境中，对其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阙失现象进行论述的。

作为全体中国人民最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并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这是每一个华夏儿女由衷的愿望。作为有着五千年光耀人类历史的灿烂文明的古国，中国正期待着文化的复兴。人们普遍认为，经过“站起来”、“富起来”之后，“强起来”成为赶上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的世界强国是国家意义上的民族复兴的目标。所以，我们要埋头苦干，不断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牢牢抓住发展这个主题，稳步提升国力；我们要韬光养晦，扩大政治影响力。然而，世界强国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军事意义上的强国，更指文化意义上的强国——“文化强国”。因此，我们必须要加强文化建设的力度，使中华文化取得与世界其他国家同等的话语权、决定权。在振兴中华文化方面，我国的广播电视应该是急先锋。广播电视工作者要倾尽自己的热情，竭尽自己的才华，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不仅如此，我们不能坐等人家走进来，我们自己也要主动走出去，让浸润着博大精深、厚重大气的中华文化的钟吕之音响彻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全世界都能听到中国的声音，让全世界都能看到中国的形象，让全世界都能感受到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让全世界都能领略到中华文化的神奇魅力。

广播电视要深刻领会民族文化的精髓，要反映民族文化的水准，要承担复兴民族文化的重担，要展现民族文化的风采，要广泛传播中华文化的影响。广播电视，任重而道远!

广播电视只有正视自己在继承和传播中华文化方面的不足，才能尽全力去提高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悉心学习，认真继承，全力弘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倾尽自己全部力量。这是我们对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人文精神阙失现象进行反思的又一个背景。

综上所述，对广播电视人文精神阙失的现象进行深刻反思，全力探寻其内部规律，努力寻找其重构途径，重新建设语言传播的精神家园，已经刻不容缓了。

第二节 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阙失

如今，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阙失已不再是危机的预警，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第一，引导失当。

广播电视最主要的功能与职责就是宣传，世界各国的广播电视在这一点上都无一例外，不同的是为谁宣传、怎样宣传，宣传手段和技巧有高明和平庸之别，表现方式有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和半遮半掩、羞羞答答之分。“美国之音”工作人员守则的第一条就是：凡本台工作人员必须持国务院观点，否则请你走人。那观点已非常鲜明，而绝不像它在节目中所“宣传”的那样：“本台力求完全客观、公正”、“以上评论只代表评论者个人的观点，而不代表美国政府的观点”。

宣传，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使人相信并乐于接受，进而行动，这就是引导。我国的广播电视要“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这一点是明确鲜明的。我们认为，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实践中的“引导”应该是广义的，应体现在生存的、价值的、政策的、审美的、文化的等方面。如前文所论，“导向正确”是我国广播电视的一大成就和优良传统。现在的情况也当然如此，但这只是指总体，在某些节目及一些主持人的语言传播中，却存在着引导失当的现象——

1.人生态度引导失当。每个人的生存状况、生活方式、生活理想是不一样的，但人们生活的态度在总体上应该是乐观开朗、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这是每个个体人文精神的出发点。语言传播要“鼓舞人”，不仅要用明达的政策与大好的形势鼓舞人，还要倡导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帮助人们克服消极悲观的生命取向，张扬生命的内在活力，引导人们活出精彩。但由于有声语言所独有的创造性，在传播实践中，同样的内容，用不同方式表达，却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在一些节目中就存在着这种现象。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的《不老人生》曾讲述一位叫王吉东的双目失明的老人及其家人的故事。他们不向命运低头，自强不息，艰苦创业，勤奋劳作，活出尊严，活出亮丽，活出色彩，活出质量。解说的总体色彩应该深沉含蓄同时又要昂扬向上，给人以力量。而在播出的节目中，传播者却以哀痛甚至略带绝望的色彩去讲述，以下面这段为例：生活就像爬大山，对王吉东来说，真是一点不错。这夫妻二人互相依靠，组成了牢不可分的共同体，沿着生活崎岖的山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爬过去。

解说者把“爬大山”、“一点不错”、“崎岖的山路”、“爬过去”表现得气衰声咽、悲痛欲绝，给人以痛苦挣扎、无可奈何之感，掩盖了主人公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削减了积极进取的生活热情，完全丧失了创造生活的人生意义，与主题及人物的精神风貌背道而驰。产生这样传播效果的原因，一方面是创作主体本身的生活态度消极；另一方面，这种表达方式可能是创作主体的一种创作追求或个人偏好。这种态度如果只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很可能会影响亲人朋友，但那影响毕竟有限，但当其进入大众传播领域，被强大的电子媒体广为传播之后，其消极影响的范围就扩大了。

2.生存境界引导失当。我们认为语言是人的生存现实的反映，即语言的根本属性是其人文性。语言折射着人们的“生存空间”和“规范空间”、“审美空间”。语言传播应该完全摒弃生存空间的切近随意、芜杂散乱，及其天生的地域性、私密性，而撷取其亲切平易、丰富灵动、鲜活生动，进入到规范空间的庄重规整、落落大方、胸襟开阔、普适宽广、共鸣共享，追求审美空间的音韵优美、蕴藉深远、言简意赅、辞约义丰。这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特点、主流、责任。但在目前的语言传播中，满足于“平民化”的“自然”与人际交流的“随意”，满足于对生活原生态原封不动的摹写现象有一定的普遍性。“自然谈话”、“说自己的话”、“引入人际交流”成为一种时尚。有些人反感规范空间的时代呼唤、契约拉动、高瞻远瞩，有些人甚至以模仿更“自然”、更接近生活原生态的港台地区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及其风度、格调作为语言追求乃至生存追求。至于那有声语言的音美、情美、形美，那民族语言的韵律与意境、风格与蕴藉、文化的深度、历史的厚度、时代的高度就更是凤毛麟角了。人们更向往和崇拜的是新奇的句式、复杂的修辞、“高深的文化”（泛文化）、“精细的思维”、“绝佳的素质”、“专家学者的类型”，甚至于“记者的出身”、“采编播的合一”。“口语至上”是人生存境界的浅化、低化、退化，当它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而变成众人的人生诉求的时候，就会使人感觉：似乎人生当如此，无复他求，甘心居于个人存在的狭小世界，不能领略广阔世界图景的波澜壮阔与开阔胸襟，远离高远人生境界的畅达与澄明。

滋生“口语至上”语言观、文化观、生存观的土壤是几千年小农经济的狭隘目光：人被固定在土地上，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交流范围狭窄、自给自足；催生这种满足于人生生存层面的随意与芜杂的因素，还有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它主张“解构”“意义”，放弃“理想”，逃避“崇高”， 拆除艺术与非艺术、美学与非美学、文化与非文化之间的界限，所以，生活的也就是艺术的，艺术并不比生活高明，主持人并不比受众高明（不论是“身份”还是语言功力）；西方发达国家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兴起的所谓“大众文化”的消极影响，也是使语言传播满足于生存空间狭隘视域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种“大众文化”并不是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确指的“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而主要是一种消费文化。它以市场为依托，以娱乐为主要功能，以现代化的生产和传播手段为基础，面向“有足够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大众文化”倡导的是消费观念，不仅消费物质产品，也消费精神文化产品。作品大多为即时消费，用完就扔，只图当时快感，并不想回味无穷、追求不朽和永恒，其结果就是“语言自来水”和“文化麦当劳”。它不求高深的学问，也不受制于崇高的理想，没有心灵的重负，只求快乐。受众丧失对高深智慧、高尚精神、高远境界的向往，而满足、陶醉于声色犬马。商人与明星联手向大众抛媚眼，受众喜欢什么就提供什么，大众喜欢感性快乐，他们就生产之而不惜降低格调与情趣。对低水平生存状态很满足的最终结果就是，受众对人存在的现实感被消解：“大众文化有效地取消了人们对于世界和自身现实处境的实际感受，同时也使人们将对于改造世界的实践热情遗弃在那些灾变的影像奇观和天道有常的幻想之中。文本中那些欢声雷动的场面是公众廉价的避难所，它是一种逃避，而且不只是逃避现实行动，也是逃避对于现实的思想。”

3.价值引导和精神引导失当。这里所说的“价值”是指广义的价值，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想道德等。广播电视及其语言传播要宣传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无私奉献的价值观，要全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大力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尤其是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和正常秩序的以诚实守信为核心的公民道德。要加强对广大青少年的人生理想、生命追求、是非爱憎、思想道德的引导，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和人生境界、生命境界。主流是正确而鲜明的，但在语气等具体细节的处理上，在可感、可亲、可近的效果体现上，在精神精髓的传承上，却有失精当：有主持人大肆宣扬一夜成名的名人，大肆渲染某明星的广告费是多少，一场晚会要换多少件衣服；说起“大款大腕”、“款姐富婆”豪奢气派、挥霍无节的时候，心驰神往、目眩神迷；说起歌星、影星、球星的些许琐事、生活细节、兴趣爱好、恩恩怨怨、爱恨情仇时津津有味，乐此不疲。而在宣传生产战线上先进人物、劳动模范的高远思想境界时，在宣传贯彻党的方针路线的先进典型时，在灌输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时，却言不由衷，蜻蜓点水，生硬外在，疲于应付，过口不过脑，入耳不入心，形式大于内容，矫情胜过真情，被动多于主动，外放大于内省，重复大于创造。“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价值引导和精神引导的失当和乏力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轻则不能有效地扼制思想道德的滑坡，重则亡党亡国，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这方面前苏联的教训可谓切肤、痛心、惊心：“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对党内、国内思想混乱局面的应对乏力，对西方恶意渗透的听之任之，终于导致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在一夜之间解体，几代人经过不懈奋斗积攒下的70年积业毁于一旦，昔日的“两超之一”，今天已彻底沦为一个二流大国。“没有一个真正优秀的民族，不在经济勃兴的同时，开展出色的人文精神和价值体系的创造，并使之化入自己民族血肉和灵魂中，作为精神形态的生命线的。这大概就是《易经》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要义所在。”我们不妨去看一下美国的情况：20世纪前期，美国经济崛起，但尚未建立起文化上的优势，没有成为一个文化上的强国。在欧洲人的眼中，美国的文化品位始终是“逃学顽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olt）总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演讲的时候强调，要把“我们的文化中那些经过烈火考验的精华传给青年一代”，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生命得以延续”的问题。二战后，美国斥巨资巨力投入到他们“美国学”的研究和建构中，从历史渊源和文化结构诸层面阐释他们的“熔炉文化”和“清教-扬基（Yankee）精神”，建立起一套处于强势地位的美国的人文价值系统。如今，其价值观念与文化产品一起，源源不断地输往世界各地。这种文化优势使得原来瞧不起美国文化的欧洲人为之侧目，并不得不加强文化自卫。在这方面，法国的反映最为激烈，所采取的措施也最为有效。

4.政策引导失当。这里所说的政策也是在广义上使用的，即它包括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国家的宪法及各项法律，各行业、各部门的规章制度等。法律和政策是告诉人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怎么做”的行动指南，当然也是语言传播工作者的行为准则。语言传播工作者应该是一个“善于传播的人”，他必须全面了解“上情”，充分掌握“下情”，这样才能沟通“上情”与“下情”，才能以“上情”引导“下情”，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要对受众说足说透，什么却是点到即可。对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理解，是语言传播工作者必备的基本功和基本素质，是“上情”的主要内容。在语言传播实践中，常有人并不了解国家的有关政策法规，却信口开河，妄加评判，甚至攻击国家的有关政策。前几年，有一档省级卫视台的夜话节目，因公然攻击国家的政策而受到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勒令停播整顿的处理。这虽然只是极个别情况，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但其间反映出的问题和倾向却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闻者必须从这件事情上汲取教训：在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法规订立之前，人们完全有权利对其品头论足，以使其更加完善，但一经国家批准生效，任何人都必须无条件执行。“有法必依”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凡是在节目中涉及有关政策法规的问题时，语言传播工作者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绝不能滥用自己的话语权力，千万不能自以为高明，乱开药方，乃至谬种流传，误导受众。坏的影响形成容易，要消除就太难了，好多人可能并不是这个节目的固定受众，只是偶尔的收听、收看，待传播者发现错误并改正时，很可能有一大部受众并没有听到或看到，则其贻害无穷。

一段时间以来，许多电台都开办了反映问题的热线投诉节目，听众打来电话反映问题，主持人呼吁有关部门协助解决。这类节目通过广播形成社会舆论压力，相关部门不敢怠慢，所反映的问题大多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圆满解决，电台也因此受到了受众的赞誉，节目甚至成为电台的王牌节目。但我们认为，广播工作者尤其是语言传播工作者千万不能以此自满、自蔽、自矜，甚至自倨，而要保持清醒头脑，自省、自察、自节。这种现象实质上是由媒体对自己的政策导向责任理解有偏差造成的。广播电视及其语言传播工作者在政策导向上的职责是使法规政策为受众所熟知，化为其行为规范或行为指南，而不是去干涉执法及行政部门的具体工作。广播电视在政策引导上的话语权力，只能是“转述旁白”，而不能是“自说自话”，要严格按政策的本意去传达，这才是到位的引导，而绝没有“自由发挥”的权利。

5.文化引导失当。我们广播电视工作者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所生产和提供的“食粮”为生的，不仅如此，人民群众还给予了我们无比的信任、无上的荣誉，也寄予我们以殷殷的期待。从这一点上，称受众为“上帝”倒不如“衣食父母”恰当。“上帝”含有主人与奴仆之意，奴仆必须唯主人之马首是瞻，言听计从；而“衣食父母”者，给我以生命，供我以衣食，容我于“意不适”之时，授我以永远之“避风港”，寄我以殷切期望……广播电视工作者须努力工作，采撷人类文明的精华，尤其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奉献于我们的衣食父母。这精华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但以此来衡量现在的广播电视及其语言传播，我们应该感到惭愧，我们不但还没有做到以如此之精华回报我们的衣食父母，而且还在有些节目中送上封建的、迷信的、落后的、帝王将相的、唯心的、宿命的、反科学的、殖民的、后殖民的……形形色色的文化糟粕。“豪华奢侈、挥金如土，吃喝玩乐、放荡不羁，三角恋爱、如胶似漆，愚昧无知、自甘堕落，凶残歹毒、无敌天下，福禄双全、幸运有加……人间的恩恩怨怨，老天的赏赏罚罚，把不少人搞得晕头转向，一大批‘追星族’风起云涌，不惜荒疏学业；一大批‘宿命论’从天而降，放弃全力成才。‘祝你好运’‘血型定前程’，求神问卜，测字看相，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尤其应当引起我们警惕的是混杂在语言传播中殖民和后殖民的文化意识。其表现形式是隐蔽的，其影响是长期的，但唯其具有“潜移默化”之功效，因此其危害也更易侵入人心，达于脑髓。下面是福建东南电视台《娱乐乐翻天》节目中的一段主持人串联词：接下来我们这条是关于费翔的。噢，一个真正的“万人迷”。什么叫“万人迷”呢？当然就是有一万个人以上去迷。其实呢，我就是觉得人一定要混血才会漂亮。比如现在的很多模特儿包括演员啊，像Megikil啊，以及包括一些在国际上很流行的一些著名的演员其实都是混血。巴主播其实也是混血，但只是民族混血：满、蒙、回、汉四族混血。但是我跟你讲，没有外国血统根本就没用。只有外国血统的时候才会……才会那样……才会帅，才会有一万个以上的人来迷他。

语言传播者重新拾起早就已经被人们抛入历史垃圾堆中的“血统论”，并“巧妙”地嫁接以“种族优秀论”——“有外国血统才会漂亮”，才会成为“万人迷”，所以最好是从“根本”上进行血统“改造”。这种散发着腐朽殖民意识气息的思想瘟疫，却堂而皇之地通过卫星、通过现代化的传输手段，向全国广为散播，从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消蚀着我们的民族自豪感，践踏着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消解着我们的民族认同感。

先进文化及人文精神的核心是有着与时俱进品格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其基础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其有益补充是除此之外所有人类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语言传播先进文化导向的品格是心胸开阔、海纳百川、撷英集粹的，而不是偏狭自闭、“武大郎开店”、“关起门来，老子天下第一”，也绝不是良莠不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我们汲取其他民族文化精华的目的是为了强壮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肌体，是用“我们的头脑”，借“他者的眼光”来看“我们的问题”，而不是“以他者的头脑”来分析“我们的问题”，或者干脆以“他人的头脑”完全代替“我们的头脑”。在语言传播中，我们绝不能为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所目迷五色，进而惊艳折服，艳羡之，赞誉之，向往之，传播之，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视之若敝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将成为游荡在“旷野上的精神废墟中”可怜的但不会有人怜的“流浪汉”。

语言传播先进文化的正确引导关乎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巩固、完善、美化。语言传播先进文化的有力引导关乎国家的文化安全。如果语言传播工作者不能和其他文化部门的文化工作者一起，建设继承了中华文化传统精髓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那就只能坐等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来“全球化”我们。到那时候，我们的民族文化就将面临萎缩乃至消亡的危险。目前的形势已经不容乐观，有资料显示，目前美国控制了世界75%电视节目和60%以上广播节目的生产和制作，每年向国外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达到30万小时，许多国家的电视节目中美国节目往往占到60～70%，有的占到80%以上，而在美国自己的电视节目中，外国节目仅占1%～2%。文化产品是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每年的出口额达到600多亿美元，甚至超过航天航空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额。仅《泰坦尼克号》一部影片的利润就达18亿美元。比巨大的商业利益更令人忧虑的是伴随着文化产品渗入输入国的其社会政治理念、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尤其是“西方文化中心论、优越论”。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不断受到侵蚀，本土文化、民族传统受到极大的影响。许多民族的语言、艺术品种受到极大冲击，甚至濒临灭绝，民族认同感被大大削弱。多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是不惜工本地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和平演变。这其中有理论层次上各种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的观念、价值的潜移默化，更有广播电视的耳濡目染。

造成语言传播先进文化引导失当的根本原因是创作主体及其创作群体对先进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对民族文化继承、体认的力度不够，认识与能力的双重阙失加剧了语言传播先进文化引导力度不足的现实。

第二，主体缺席。

语言传播人文精神是通过创作主体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在对创作依据进行创造性的改造和内化的过程中，在“及于受众”、服务受众、影响受众的过程表现出来的。其核心是创作主体的主体性的发掘、发挥、实现及其程度。而语言传播人文精神阙失的核心表现之一也就是创作主体的缺席。

1.主体的萎缩与矮化。人，都具有主体性，但其主体性的层次是参差不齐的。有学者把人的主体性划分为由低到高的九个层次：自在的主体性、自然的主体性、自知的主体性、自我的主体性、自失的主体性、自觉的主体性、自强的主体性、自为的主体性、自由的主体性。一般来说，人的主体性层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提升的。这只是就一般性而言，在现实生活中，一个成年人也不会总是处于主体性的高级阶段，尤其是当其生活与事业遇到重大挫折时，即在他处理与客体或其他主体的关系过程中，其主体性的实现受挫时，他也会偶尔退回到低层面的主体性。语言传播创作主体因工作性质的要求，其主体性应始终处于自为和自由的主体性阶段，“自为”是其主体性的最起码要求，即创作主体要通过自己的劳动使创作依据发生改变，并且要对受众产生正向的影响。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但在语言传播的现实中，却时常有人退回到“自为”以下的主体性层面上。当下在语言传播的实践及理论领域颇为流行的“人际交流的回归”，其实质就是创作主体由自为的主体性下滑、萎缩至自在的、自然的主体性阶段。创作主体的高级层面是建立在扬弃低层主体性的基础之上的，它应该保留低层主体性的精华，这在语言传播现实中体现为：作为大众传播的语言传播是要充分汲取、存留人际传播的灵动性、激情性、内在性、质朴性、真诚性、原发性之精髓。遗憾的是，低层面主体性的这些精华在语言传播的实践中却没有被充分汲取，而人际传播中自在、自然主体性的散乱、 芜杂、粗陋、随意却被过分张扬：“自然地说”、“像说话”、“丢掉播音腔”，摹写生活的原生态、不适当地显现人类更接近动物性的低水平的欲望，少谈甚至不谈理想、责任、意义，大谈消费、追星、自我感觉、名人明星们的吃喝玩乐、争风吃醋、明争暗斗……

语言传播中创作主体主体性的这种自我萎缩与矮化的结果就是丧失对受众主体性层面的提升功能，甚至延缓青少年主体性层面的提升进度。广大青少年正处在主体性提升的关键时期，即由自然的、自失的主体向自觉的、自强、自为的主体性提升，在广播电视的耳濡目染中，他们就很有可能会误以为那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在家庭的呵护下的主体性即为人的主体性的全部。由于人所共有的惰性，他们就会迷恋于这种在家人呵护下的依附性的主体性。这样的影响对一个幼小个体的主体性成长来说，是灾难性的。当然我们所进行的分析是在排除了家长、学校、社会的正面影响的、纯粹的情况下进行的，在现实生活中肯定没有那么严重（但愿如此）。但是，广播电视作为对青少年影响最大的社会因素之一，如果不能帮助他们不断地、顺利地提升其主体性的层次，反倒起相反的作用，不但无功，反而有过，那我们怎能对得起供我们以衣食、寄我们以希望的广大受众呢？

2.主体膨胀。人的主体意识是以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为前提的，即在同客体、同其他主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中，时时刻刻都意识到：这是“我”在说，“我”在做。但这只是人的主体性实现的前提而已，人只有在与客体及其他主体的关系中明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的时候，才表明其主体性正在日趋成熟。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人的那句话说得言简意赅、切中肯綮：“知困，然后能自强也。”（《礼记·学记》）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提出的著名论断：“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当作如下理解：主体只有在充分理清自己同所有其他主体的关系时，也即充分认识他的责任、义务、权利，其所能为、其所不能为、其所必为的时候，他才能行当应行，止所当止，既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又充分认识到其个体主体的局限、所受到的限制，此乃为人成熟的主体性的“现实性”。这在语言传播中就表现为：创作主体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在创作与传播过程中，努力发挥出自己最佳的主体能动性，在日常生活中密切关心党的大政方针、国家大事，热诚关切普通人的生存与要求；另一方面，他又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个体的主体性只有在充分融入到节目群体中，融入到党、政府、人民对我们的要求中的时候，其主体性才是完整的、真实的、有价值的，从而是“现实的”。这样，他在节目中就能自觉强化传播目的所需要的那部分自我，弱化、淡化不符合传播目的的那部分自我；在节目群体中，他就能真正做到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力合作，一心只为制作精品节目，一心只为实现传播目的，心无旁骛、心无杂念、专心致志、形神合一。

但在语言传播的现实中，上述情况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是这样。由于广播电视职业的特殊性，“一夜成名天下知”，成名之后，有的人就开始把持不住自己，无视广播电视传播的规定性、群体性、公众性，脱离传播规律，误以为己本天才，节目之功，全在于己，节目之失，全在于人，有责必推，有过必躲，有利必趋。在节目中，不论节目是否需要，张扬自我，不遗余力：个人的兴趣爱好、穿衣戴帽全都搬上屏幕，诉诸声音。不论节目是否需要，总要不失时机地进行“自我才艺表演”，简单的事情，却非要拐弯抹角；简单的道理，却非要七绕八绕；一句话能说清的，却非要说上七八句；简单的修辞能解决的，却非要追求复杂；需要与节目中的对手、搭档、嘉宾一起说的，却全都由“我”说……给人以“有学问”、“有文化”、“高素质”、“全知全能”之感。此之谓“主体膨胀”。

主体膨胀发展到极致就是主体执著地以自我为中心，排斥他人的主体性，就像狄德罗所说的那架有感觉的钢琴，“在一个发疯的时刻”，“以为自己是世界上存在的唯一的钢琴，宇宙的全部和谐都发生在它身上。”在语言传播中就表现为只听得赞扬、恭维，只能接受鲜花和掌声，而听不得批评与忠告，闻过则怒。在本单位或本节目中，“武大郎开店”，凡是能力比自己强的，一律想方设法排挤走，把节目变成自己的领地、属地，及至宝刀已老、气喘吁吁，仍勉力支撑，不肯下台。在业务实践中，“有资料藏起来，有经验昧起来，有高招留一手，有甜头留一口。”

主体膨胀的结果，就如同小孩吹的肥皂泡一样，初时五彩缤纷、漫天飞舞、神采飞扬，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胀极而碎、灰飞烟灭、重归于寂。人本得天地之垂青，自黄土而来，禀宇宙之精气而有灵，最后都要复归于黄土，岁久成尘。因此，在人生命之有限时间，何不以一己之力融于群体，服务于社会，融吾生之须臾，入长江之无穷。如此，主体则会“喜而笑”，坦荡豁达、不为名累、不为物役，真心诚意、关怀众生，勤勤恳恳、踏踏实实、无怨无悔，全心全意为受众服务、为人民服务，甘为喉舌、勇为喉舌、做好喉舌。

主体膨胀的结果，必将导致主体定位的迷失。“我是谁？”多么简单的问题啊!但其实为“斯芬克斯狮”之谜，不知难倒了古今中外多少先贤圣者。在语言传播中，这也是一个貌似简单却极易出现偏差的问题。弄清“我是谁”，是探寻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前提。人民广播的实践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我”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尽我所知、尽我所职、极我所能，把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把国家的政策法规，把国家建设的新情况、新成就，把国内外新近发生的大事、要事，把中华文化及人类一切文明的精髓，鲜明、准确、生动地呈现给广大人民群众。在语言传播中，“我”就是一个“善于传播”的，党、国家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然而，“熟知非真知”（这里只是借用，非指其哲学本意），在我们的语言传播实践中，不知“我是谁”的情况却并不罕见：“我是演艺明星”。为了吸引受众眼神，为了一举成名，个别主持人往往会忘记自己的“社会角色”，在节目中尽情“表演”，扭捏作态，嗲声嗲气，突出自我，迎合媚俗。“我是法官”。面对采访对象或访谈对象（尤其是面对犯罪嫌疑人、有过失的肇事者等），居高临下、语带训问、厉声厉色。——不论是谁，即使是巨贪惯盗、行将付狱之人，他们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作为一个人，其生命应受到应有的尊重，这是现代文明的胸怀。犯罪、犯错之人当然要受到惩治，为其行为付出代价，但那是法律和各职能部门之责，非吾之责，必须分清。“我是社会的中心”。热线电话，受理投诉，施加压力，敦促解决，众声赞誉，欣喜有加，怡然飘然。——广播电视与社会各部门各有分工，各尽其责，虽有舆论监督之责，但不应插手其他部门之具体事务，甚至欲做其他部门的指挥棒。语言传播要“善于传播”，而不要“耽于干预”。“我是专家”，至少也是“专家型主持人”、“学者型主持人”。昂首高视、指点迷津、开启民智、启迪“群氓”、滔滔不绝，比专家更“专家”。——“我”应是串珠之线，虽也会有珍珠出示，但并不妨碍“串”之主责。如果非要做“专家”，那也应该是驾驭节目进程的专家。“我是邻居大妈的儿子”。吃喝拉撒，喜怒哀乐，一如常人，“并不高明”，泯然众人，“亲切可近”。——如果说“像”，似还有创作主体的取舍，但若武断为“是”，则突出了人际传播的普遍性，忽视了大众传播的制约性，也就削弱了大众传播存在的价值。

……

如此等等，还能开列出一大串，但症结一致，即主体定位迷失。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如果不能明确自己的主体定位，就不能强化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职责。不但根本不可能完成“教育、引导、鼓舞、团结、鼓劲”的职责，反而会误导受众，贻害社会。其思想根源主要是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和“大众文化”影响下的新闻观、传播观：不讲宣传与引导，只讲迎合与媚悦。那些把西方新闻传播观念奉为圭臬，并如获至宝、大肆宣扬的某些“理论家”，对此是难辞其咎的。这种新闻传播观又与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的狭隘眼光与兴趣相结合：要么就是血缘宗亲、三亲两故，要么就是帝王将相、皇亲国戚……共同加剧了语言传播创作主体的迷失。

3.创作主体缺席。“创造性”是人的主体性的核心要素之一。罗曼·罗兰借用笛卡尔的著名句式说：“我创造，所以我生存。”语言传播，是有声语言创造性的活动。不论是有稿的，还是无稿的，主体都要明确立意，紧扣目的，理清思路，调整心路，调动感情，活化思维，突出重点，驾驭进程，或者化人为己，或者催内向外，都要形之于声，及于受众，影响受众。这是语言传播主体创造性主体性的要义，这也是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对学生最起码的要求。但语言传播的实践中，创作主体缺席的现象却并不少见：无态度、无感受、无感情、无意思地“创作”；有字无句、有句无章地“播音”；无重点、无变化、无驾控地“主持”……其中最具典型性的就是“固定腔调”，如报告新闻中有“八股腔”，配片中有拖腔，体育解说有高腔，主持人节目中有“快腔”、“媚腔”、“软腔”、“艮腔”、“土腔”等。其特点是语意不清、感受不深、感情不真、语势不变、声音不实、状态不活。

创作主体缺席的后果就是传播活动无效。信息无法传达，认知达不成共识，愉悦成为传播者的“自娱”，大好的资源被浪费了，沟通的渠道堵塞了。此为传播者的失职。究其原因，一是创作主体语言功力不足，吐字归音、用气发声、观察理解、感受表达、驾控调检、文化积淀、传统传承等方面的功底和能力不足；一是主体的怠惰，不动脑、不过心、不用心、以不变应万变、“吃老本”、图省事；一是观念在作怪，以某种腔调为“风格追求”、为“个性显现”、为“亲切近人”之手段。

4.关怀主体的缺席。语言传播人文精神是内向关怀与外向关怀的统一。一方面，它指向创作主体自身，创作主体须时时自察，强化自醒；另一方面，它必须指向广大受众。内向关怀的最终目的也还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外向关怀——对受众的关怀。他在创作准备以及进行创作的时候，就是要带着受众的需求，以传播目的之箭瞄准受众根本利益的靶心，努力做到目的明确、目标明晰。他要想受众之所想、急受众之所急、供受众之所需，同呼吸、共命运、齐爱憎，一起向人文精神的更高境界进发。但在语言传播的实践中，关怀主体的缺席一般表现为：超然事外，卓然人上，“心如止水”；绝对“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不能从采访或访谈对象的立场上真正设身处地地体会他们的感受，分担他们的疾苦；创作主体始终停留在“我的世界”中，总是习惯于从“我的世界”的视角去观察对象的世界，而不能走入到谈话对象或节目受众的世界中去，从而从“我们共同的世界”的视角去看问题、察疾苦、献关爱。关怀主体严重缺席的表现一般为：主持人在与采访对象或嘉宾的交流过程中，乱开玩笑，搞恶作剧，致人尴尬，甚至伤人感情。当然关怀是有层次的，以上所论及关怀的阙失所涉及的都是基本层面的关怀，至于那深层关怀阙失的现象，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关切不切”的问题中加以论述。

第三，品位无味。

在广播电视中，节目处于主体地位。语言传播要通过不同品位的节目达到服务受众、引导受众、鼓舞受众的传播目的。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也渗透在不同品位的节目中，因此节目的品位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文精神的品位。我们认为，从文化层面上看，节目可以分为三大品位：高雅品位、平实品位、通俗品位。每个品位中又分高、中、低三个档次。通俗品位，是一种文化娱乐，易感受，可参与，较宽松，不拘束。平实品位，是一种文化服务，易认同，可学习，较切近，不严格。高雅品位，是一种文化审美，易感悟，可欣赏，较深刻，不模糊。各品位和档次之间没有严格界限，不同品位和不同档次又可以交叉、重迭、相互渗透。

语言传播人文精神阙失现象主要发生在通俗品位和高雅品位的节目之中。

1.通俗品位，浅薄庸俗，当前表现为迎合和媚俗。

通俗品位是有下限的，那迎合媚俗、低级浅薄不在通俗之列：“受众是上帝”。套用商业领域中“顾客就是上帝”的口号，受众需要什么，我就提供什么，受众爱听（看）什么，我就播什么。在此旗号下，什么低级庸俗的东西都敢拿到节目中去播。前面，我们已经对语言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进行了梳理，这里不再赘述。单就商业领域来说，那些著名的大店也绝不会提供劣等污秽的商品，而更注重其所售商品的品位、质量、档次，并以此为其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立足的根本。更何况广播电视的主要职能是要在为受众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对其进行引导、教化、鼓舞、提升。“文艺若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

物欲化。引发上个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物欲的泛滥。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明确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经济走上了迅速发展的快车道。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市场本身所特有的利益驱动逐渐呈泛化之势，而相应的引导和制约机制还没来得及跟上（因为政策和法规总是针对社会生活中所暴露出的具体的问题而制定的，它相对于迅速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来说，总是要显得滞后一些）。物欲的泛化也迅速波及广播电视及其语言传播，表现为重金重奖，发钱赠物，诱发物欲，引人关注。在一些所谓“益智类”节目中，更是把千万巨奖与参与者的瞬间抉择、一念之差，紧密联系，时时提醒，台上台下、屏幕内外，如痴如醉、心摇神荡。人在物欲的引诱及刺激下的不受意识控制的种种表情、动作、心态，通过一个个特写镜头，纤毫毕现，广播全国。

物欲，即有人所说的“情欲”，是人的一种正常情感反应，它处于人情感的最底层。人首先是作为动物而存在的，要生存就得吃喝、消费，每个人概莫能外。但这也正是人最接近动物性的层面，人人不学而能，无需张扬，必须引导，加强规范。物欲通过广播电视而更加泛化，必然会助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滋生不劳而获的侥幸心理，削弱人们通过艰苦劳动而创造美好生活的人生信念。

私语化、私欲化。私语本为个人感受、个人境遇、个人经历、个人心理、个人欲求之显化、外化，它良莠混杂、随便闲适，用来自娱自乐，随意消遣，无伤大雅，但如果把它引入到大众传播中来，就降低了大众传播的品质。在一些“夜话”节目中，生活琐事、鸡毛蒜皮，感情困惑、空虚寂寞、百无聊赖，闲言碎语、飞短流长，不厌其详。

通俗底限的打破，加深了物欲泛化的危机，刺激了人的原欲，降低了人生的境界，引发了人性的倒退，诱发了人文精神的萎缩。

2.高雅品位，模糊笼统，生硬外在，似是而非。

高雅品味的倡导要注意上限，其中古奥难懂、晦涩艰深是不在高雅之列的。我们认为，有声语言中的高雅品位，关键是要有感染力，有吸引力，可感悟，其核心问题是要能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产生共鸣，即在及于受众的“达于耳”、“入于心”的过程中，受众心中也产生了与创作主体相同或相近的感觉、感受、情绪体验。在高雅品位中，品味无味主要表现为：语言传播活动自身感染力不足，不能展现有声语言的无穷魅力，引不起受众的兴趣，不能引发认知、感觉、感受、情感乃至价值取向上的共鸣。

气促情欠，音粗声糙，全无韵律。有声语言美感魅力的展现和高雅品味的召唤，在形式上体现为“字正腔圆、清晰持久、刚柔自如、顺耳动听”。当然，对于有声语言创作来说，形式与内容是浑然一体、水乳交融的，形式是饱含丰富内容的形式，而内容是精美形式所凸显的内容。形式美与人的情感是不可分割的。苏珊·朗格把艺术定义为“艺术乃是象征着人类情感的形式之创造”。音韵优美之形式美，蕴含着创作主体独特的人生况味，渗透着主体细腻的生命感念，折射着主体高远的人生境界，因此，它焕发着有声语言的独特魅力。但在语言传播实践中，我们经常听到的是既没有多少语言天赋，又没经过训练的人在“播音”，在“主持”，那浓重的方音、粗糙的声音、喑哑的声音、单细的声音、干涩的声音、尖利的声音、混浊的声音、毫无生气的声音……在语言传播的天空中飘浮，冲击着我们的耳鼓，折磨着我们的神经，败坏着我们的语言形象。那呕呀土气、啁哳小气，在无情消解着汉民族共同语的端庄厚重、深沉刚毅、一字千钧、胸襟开阔、大气磅礴、灵动畅达、元气淋漓、音韵优美、怡神荡气的民族性特质的魅力。

意碎情跛，生硬外在，毫无蕴藉。有声语言高雅品位的魅力还应表现为语流的运动，如春日融雪，春水淙淙，转秀峦，穿幽谷，过丛林，顺势而行，毫无阻滞，元气内聚，活力外现，沿途传递着春的消息，播撒着新的希望，不断接纳着新的溪流，最后竟至浩浩汤汤，直奔海之澹澹——传播目的。语意明晰，语感具体，转换自如，不梗不塞，从容畅达。而在语言传播中，那语流的梗塞、语意的破碎、语感的苍白、语势的单一、语境的缥缈，那语言处理的随意、语言韵致的鄙陋、语言文化的贫乏，则如暴饮燕窝、暴食鱼翅，饕餮着民族文化的精髓而不问其味，挥霍着宝贵的文化资源而无视其珍。

中央电视台有一个朗诵名篇佳作的审美欣赏类栏目叫《子午书简》，其中所选的篇目大多出自大师巨匠之手，笔法细腻，视角独特，感触独到，蕴意深远，尺水狂澜。这个节目立意高远，切中时需，意在传播高雅品味的文化精华，以情感人，以境引人，以美怡人，以操冶人。但遗憾的是，由于有声语言创作质量的原因，我们并不能领略到其中为数不少作品那令人神往的神采、那摄人魂魄的灵魂张力、那生动具体的生命活力。设若再想领略有声语言创作主体自身的生命情致、美感境界，则如缘木而求鱼——非讥求者，唯言供者之失职。现择节目中所朗诵的鲁迅先生的散文《雪》中的一段来做分析：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蜡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蝴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

标有“∧”的地方全是停顿。本来鲁迅先生这篇散文的文气运行如山溪行涧，疾徐有致，缓而不滞，蕴藉幽远，深沉内在，而现在却如檐上滴水，时有时无，断处音断意亦断，语停韵亦停，生机全无，灵性顿失。情思则如寒冰塞水，幽咽难行。中医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语梗音塞，意跛情滞，百病丛生。不客气地说，创作主体把秉承鲁迅先生之生命精气的一条健硕大汉，“还原”（不如说是“创造”？如果这是一种“独特的风格”的话，那确乎应归“创造”之功）为一个骨瘦如柴、气喘吁吁、连站立都困难的病夫。

文中加“·”部分全是重音，顽石夯土，既重且硬，如鲠塞喉，却又吐之不出；如块垒积胸，他人之酒杯又遥不可及，真是苦不堪言，“有口难言”！

散文形散神聚。这里又说雨，又说蝴蝶、蜜蜂，又说梅花、“冷绿的杂草”，但都是围绕“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这一核心而起铺垫、陪衬作用的，处于隐、次地位，所以要读出蕴藉，留有余味。而主体在朗诵的时候却平均用力，就如弃耀眼的珍珠于土中，却没有用“神”这根金线来串联。

含混模糊，缺乏生气，了无意境。有声语言，意境之生，在于虚实相生，实境逼而虚境生，实境须入虚境才得其妙，虚境看似虚，实则实；意境之生，在于动静相得，静中蕴动，以静衬动，动极而静；意境之生，在于情景交融，景因情显，景中须含情，否则如无魂之躯、行尸走肉，情因景彰，情须蕴于景，否则如空中楼阁、心造幻影；意境之生，在于万有一体、一气贯通、元气淋漓、生机盎然、生气勃勃、生生不息……有声语言创作，需实境清晰、动静相生、景真情挚、元气充沛，才会彰显汉民族共同语的意美、境美、情美、意境美之神韵魅力。在语言传播的实践中，我们听到更多的却是实境的模糊、虚境的缥缈、动静的分割、生气的阻滞甚至缺乏。现以中央电视台的教育审美类节目《岁月如歌》之《江南行·兰亭小记》中的一段为例，剖析之：在兰亭，你会看到一处修竹环抱的开阔平地，一“之”字形小溪蜿蜒于其中。这里就是《兰亭集序》中所写的曲水流觞处。中外书法爱好者常来这里效仿王羲之当年的曲水流觞雅事。流觞亭内那幅扇开的兰亭修图，描绘了王羲之等四十二位名士当年在兰亭曲水流觞的情景。……“永和九年，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之兰亭。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乐之盛，一觞一咏，亦足矣畅抒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合畅，（此处应有一“仰”字——笔者注）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有（为“游”之误——笔者注）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兰亭集序》文采灿然，字字玑珠。但其更大的成就在其书法艺术，通篇气息淡和空灵，潇洒自然，用笔遒魅飘逸，自然天成，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代表作。

即身兰亭，天清气朗，眼前地平野阔，竹林扶苏，清流潺潺，追忆当年四十二位雅士，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俱，风雅随曲水流转，神气伴清风飞扬。但在电视片解说者平直如线的语流中，所有这一切皆列于平面，听者眼中全无画面，茂林修竹之幽不见其踪，曲水流觞之雅亦难觅其影。画面既失，美感已泯。实境模糊，则虚境无从生，动静无间，如池塘死水，波澜不兴。

另，《江南行·兰亭小记》以书圣王羲之那篇著名的《兰亭集序》为核心，抚今之鹅池碑亭、茂林修竹，追昔日之曲水赋诗，溯后世帝王墨客之追附效仿。而《兰亭集序》通篇紧扣“死生”二字，叹当时之士大夫空谈死生，不尚实务，俯仰天地，气贯寰宇，感叹苍凉，逸趣无穷。而在电视片的解说中，创作主体气滞声凝，元气不足，生气奄奄，灵气缥缈，贯通动与静、虚与实、有与无、远与近，情与景、意与境的贯穿线断了，景单情欠，意涩境幻，那蕴藉、那韵味、那境界就全都无迹可寻了。

总之，在高雅品位节目的创作过程中，部分创作主体实际上是以初级水准的语言功力驾驭高难度的艺术创作，是对高雅品位和高层次审美理想的浅表化、庸俗化。这种对高雅品位的庸俗化理解和庸俗化操作，对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对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人生境界的提升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一定程度上，它要比那些旗帜鲜明地反对高雅品位、鼓吹媚俗流俗的理论与实践的危害更大。它就像当年被马克思所严厉批判的形形色色的庸俗化的社会主义思潮一样，败坏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声誉，混淆了人民的视听，误导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这种庸俗化的高雅品位损坏了受众对真正高雅品位节目的胃口。既然“高雅品位”如此索然无味，远不如那些宣扬官能刺激、刺激消费欲望的真正低俗的东西来得方便，“可感”、“可听”、“可看”，那些缺乏辨别力的人就会由此弃绝高雅，心安理得地去吸食鸦片，拾人牙慧，捡拾垃圾。

造成高雅品位庸俗化现象的根源在于创作主体语言功力的不足，甚至语言功力的阙失。至于以此自诩、自矜、自得，甚至于美其名曰为“新风格”的，其背后就是“自然主义”语言观、艺术观在作祟了。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下语言传播的现实中谈“高雅品位的无味”或美学品格的缺乏确乎有些“超前”。因为，我们现在仍然在为清除语言传播中假、丑、恶的东西而呼吁，而美的境界还只是一种理想。但臻美毕竟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把高雅品位存在的问题提出来，与广大同仁一同自省、自励。

第四，关切不切。

这里的第二个“切”是贴近、殷切、切实之意。语言传播最终是要为受众服务的，要关注、关心、关爱受众，在这一点上，应该没有歧见，前文所讨论的人文精神关怀主体缺席的情况毕竟尚属少数。但在如何实施关怀的问题上，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和做法。我们认为，广播电视及其语言传播对受众的关怀是在“以事醒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的过程中，通过“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而实现的。语言传播对受众的关怀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是高标准、高要求的。既提供萝卜白菜，更提供鱼翅熊掌；既关心物质，更关心精神；既关心温饱，更关心发展。要以前者为基础，以后者为发展的方向乃至关怀的重点。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广播电视及其语言传播中的人文关怀是对党和政府负责与对人民关怀的统一，而不是片面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理论上的明晰会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中明确方向，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信心都不会动摇，坚定不移。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的利益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更不寻求自己的特殊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战斗力之所在，先进性之所在，力量源泉之所在，希望之所在。在一项新方针政策的具体落实过程中，可能会有极小部分人的利益受到影响，但语言传播者一定要看到其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终极方向。当然，我们也反对个别人打着为人民谋长远利益的旗号，故意损害群众利益的情况。

所以，达不到以上要求的关怀就不是切实的关怀，即我们所说的“关切不切”，就是人文关怀阙失的一种表现。目前，“关切不切”主要表现为：

1.片面的关怀。我们说语言传播的人文关怀是全面的人文关怀，意指我们关怀的对象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关怀他们生产生活的一切方面。片面的关怀，首先表现为只关怀部分人。有的论者在谈到人文关怀的时候，注意力几乎全都在关心残障人士、弱势群体上面，浙江卫视的《亚妮专访》是人们常提的例子。《亚妮专访》是一个能够在节目中体现广播电视及其语言传播人文关怀的比较不错的栏目。我们在这里丝毫没有批评这个栏目的意思，而是想说明是不是我们要把所有的节目都办成《亚妮专访》呢？当然不是。残障人士需要关怀，其他人士也需要关怀呀！节目分工不同，只要大家都能在每个人的节目中为一定的受众群体服好务，那我们广播电视作为一个整体不就能为所有人服务了吗？

片面的关怀，还表现为只关怀受众一方面的需求而不及其余。在美国故意轰炸我国驻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并致三名中国公民失去宝贵的生命之后，众多媒体为了抢新闻，制造所谓的“看点”，都纷纷把镜头对准罹难者家属之悲痛表情，并以特写镜头放大之，公示之。在采访中，如果只是强求其回忆死者生前之亲情，而不去关怀其道德——情操的高尚，工作、生活、学习等的历练，自强不息、无私奉献等等，那就是对关怀的片面理解。我们古人就讲“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上所述人文关怀没有超出这一层面，而那全面的人文关怀至少还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舍生而取义”呢!

2.浅表的关怀。关怀是有层次的，从受众的需求角度讲，有从生存到发展，从物质到精神，从怜恤之心到舍生取义的志士之心，从市井之音到高山流水……在关怀的层次上，应该是以浅层关怀为起点，必须深入进行更深层的关怀。人文关怀浅表化表现为：只注重低层面、浅层面的关怀，而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漠视人民大众对深层关怀的深情呼唤、殷切期望。

只停留在对受众生存需要的关怀上面。我们认为，人的存在及由语言所反映的人的存在状态至少有三重空间：存在空间、规范空间、审美空间。但有些人只愿意关怀受众的生存空间，而且是生存空间中个别的、低层的东西，“自然些，再自然些”、“说，要像说话”、“扔掉播音腔”……含混的吐字、粗糙的声音、丑陋的容颜、怪异的表达，满足于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追逐时尚、进入流行……甚至使用乡音俚语，张三李四、个人隐私、飞短流长，“自给自足”、自娱自乐却非要进入大众传播，津津乐道，乐此不疲。

只停留在形式的关怀上面。“再亲切些”，软语轻声，嗲声媚气，低声下气，轻浮飘忽，但却恰恰不去重视充实节目的内容，提高节目的质量，提升节目的品位。

只注重基础品位的关怀，忽视高品位的关怀。名人轶事、个人隐私，居家休闲、吃喝用度，股市风云、商海狂潮，神气完足、滔滔不绝；及至文化经典、民族精粹、怡情励志，则仓促上阵、力不从心、敷衍应付。

3.偏执的关怀。表现为低估受众的欣赏水平、文化水平、认识水平、认知水平，甚至生活自理能力。如天气变化、加衣戴帽，须加叮嘱；雨大路滑、多加小心，刻意提醒；平白道理，唯恐难懂，七绕八绕；简明消息，只怕不解，掺水加料。“但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由我看来，其实也并不如读书人所推想的那么愚蠢。”

4.畸形的关怀。主要表现为只讲“迎合”，回避“引导”。只要是受众需要的，就可不管层次、不问品位、不论内容、不讲质量、不讲责任，“热情服务”、送货上门。封建的、迷信的、唯心的、宿命的、原欲的、庸俗的、粗俗的、滥俗的，“包你满意”。至于“引导”与“灌输”，那是“政治宣传”，已不适应“平民化时代的需要”，弃之如敝履。

如果我们听任以上现象蔓延，就会只认经济效益，回避社会效益，就有可能加剧道德的滑坡，人文的失落。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传媒，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广播电视的社会效益永远都应放在第一位。这已不需理论阐释，而必须真正化为广播电视及其语言传播实践中的实际行动。

引发上述关切不切现象的原因，除了前文所提到的几个原因之外，就是对受众的低估与对引导之责的懈怠。这二者是合一的。你不去引导，受众的科学文化、思想道德、教育审美水平当然不会在一夜之间提升。另一方面，受众也并非如有些人所推想的那样，都喜欢集怪猎奇、招欢买笑，他们是分层次的，况且就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会有高水平的文化需求。还是让我们再次聆听鲁迅先生在几十年前对此问题所做的经典论述：“说起大众来，界限宽泛得很，其中包括各式各样的人，但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由我看来，其实也并不如读书人所推想的那么愚蠢。他们是要智识，要新的智识，要学习，能摄取的。如果满口新语法，新名词，他们是什么也不懂；但逐渐的捡必要的灌输进去，他们也会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许还赛过成见更多的读书人。”“不过也不能听大众的自然，因为有些见识，他们究竟还在觉悟的读书人之下，如果不给他们随时拣选，也许会拿了无益的，甚而至于有害的东西。所以‘迎合大众’的新帮闲，是绝对要不得的。”

好的！“逐渐的捡必要的灌输进去”，灌输就是教育，就是引导，就是“汇天下之精华，扬独家之优势”!这就是广播电视及其语言传播的责任，这就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特点。关键是要看你怎么去灌输。这将是本书后面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章 语言传播的本质是人文精神的音声化

语言到底是什么？“工具论”认为，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进行交际的工具。“符号论"认为语言是人所创造的符号。我们认为，只有从语言与社会及人的关系中才能理清语言发展的脉络，只有在语言与劳动、交往、文明的结节点上，才能认清语言的本质。

第一节 语言的根本属性是其人文性

语言的根本属性是其人文性。“人文”的含义就是人之为人的特质。《易经·贲卦》中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的本义是物之交错杂陈的纹理，《说文·文部》云：“文，错画也，象交文。”文，可以引申为文饰、条理，乃至规范之意。天即自然，人即人化，即文化。“语言的根本属性是其人文性”的意思是说，决定语言性质和属性的核心要素是语言所折射出的人的存在状况、精神、修养、品位、境界等。

从源头看，语言的产生是和人的产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是由于人现实的生活需要而产生的，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对于人类的祖先来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仅靠个体的力量是不能与之抗衡的，他们只有通过共同的活动（即劳动的前身）来改变人与自然的力量对比。随着手的发展，人开始了对自然的统治。在共同的劳动中，人类的祖先意识到需要有一种简便有效的方式来进行协调，于是语言便产生了。恩格斯在《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说：“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之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人类祖先最早感到“非说不可”的就是“哼唷——哼唷——”的劳动号子。语言和劳动一起，促使人类的祖先完成从猿到人的转变，“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而反过来，人脑功能的不断完善也成为劳动和语言发展的不竭动力。从语言的产生和人类产生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语言是人类的祖先从动物界走向人类社会的动力，是人之为人的前提。

而人在语言中，尤其是语言传播中的存在状况，是人的全部存在状况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个缩影。语言的产生是人类迫于生存的压力而“非说不可”的，在语言产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处于谋得温饱的“生存空间”。至此，人才开始成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成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结节点。在语言的“生存空间”中，语言是粗砺的、原始的。语言传播也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不同区域之间的人们难于交流。而由于社会发展阶段所限，人们也没有意识到有这个必要。

生产在不断发展，社会在日益进步，人的社会化程度也在日趋提高。大工业的飞速发展打破了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狭隘性，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推向更加广阔的范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尤其是现代科技的发展，电子媒介的逐步普及，使人与人交往的深度与广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语言传播也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了。它要求冲破一切藩篱，制订和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语言就进入了“规范空间”。在规范空间内，人类的文明成果得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被更多的人所分享。哪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普及共同语，这个国家和民族才有可能以最快的速度推进信息化进程，它也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分享“全球化”所带来的益处。在语言传播领域中，仍然有一小部分人留恋小农经济时代的各自为政，视规范为对“自由”与“风格”的扼杀。但这就如浩荡前行的历史大潮中的一股逆流，在掀起几个漩涡后，旋即就会汇入奔涌的洪流，不留一丝痕迹。

但是规范所形成的尽可能大的空间只不过是为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共享创造了条件而已，它只是手段而远非目的本身。语言规范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本质的不断向新的深度和广度的拓展。人类文明的光辉是在感性与理性的互相激发与悟性的滋润下才能彰显的。人的全面发展首先是物质与精神的协调发展，物质的丰富根本不能填补精神的匮乏。动物的生产和它自己相等同，而人却能创造出对象世界，并在对象世界中反观自身。在语言传播的“信息共享”之后，那“认知共识”与“愉悦共鸣”就显得水到渠成。语言也就进入了审美空间。在经历了对自然及相互之间长达数十万年的杀伐征战后，人类也意识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可贵。在语言的审美空间内，要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而当这种和谐与语言内部自身的和谐融为一体的时候，人便找到了精神的家园，达到了至美之境。

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来看，“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首先，语言与思维是互相促进的，它们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共同发展。前面我们曾提到，劳动和语言一起促进了思想的物质载体——人的脑髓的形成，而人的脑髓的形成也同样推动了劳动和语言的发展。其次，语言与思维是缠结在一起的，“‘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再次，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思想要通过语言来实现，但是思想并不能自发地变为语言，主体需要经过长时间的锻炼、训练、积淀、强化才能使语言和思想、思维逐渐融为一体。然后，主体还要经过恰当的外化才能使思想在语言中生发、展开。在这方面，主体是“非下苦功不可的”，不论是文字语言还是有声语言，也不论口语抑或书面语，都是如此。那种认为只要思维好，语言理所当然也会出色的自然主义观点是缺乏理论常识和语言实践支撑的。

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来看，它蕴藉着文化的内涵，传承着文化的传统，折射着文化的水准，拓展着文化的空间，昭示着文化发展的方向。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许嘉璐教授认为，语言既不属于主观世界，也不完全属于客观世界，它具有介于二者之间的性质。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为其介于主观与客观之间，才能作为桥梁有效地沟通主观与客观，作为主观作用于客观的媒介；也才能作为重要的介质，既保存了主观世界又保存了客观世界的人化成果。因此，语言是文化非常重要的载体。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指的是广义的文化，即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过程中形成的全部财富的总和。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文化就是人化。语言在文化的维度上记录着人类进步的成果，反映着社会的文明程度，体现着个体进化的程度，更会反射出人而“非人”的缺憾，从而昭示人类前进的方向。

文化传承物的根本属性是语言性。海德格尔说，即使像雕塑这样的历史传承物也在向驻足于其面前的参观者“诉说”着它所目睹的繁荣与衰败，它所历经的丽日与风雨，它所见证的沉沦与崛起。文化观念及其诸多形态只有进入语言之后才能被理解、接受、消化、弘扬、传承。

从语言的本质与人的本质关系来看，语言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首先表现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只有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才成为人，而语言是协调人与人关系的最为便捷有效的手段。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人的终极本质是自由自在的创造，“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人创造了对象世界，同时也改造了主观世界。在语言之中，尤其在语言传播中，人的创造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和展示，人创造的成果要通过语言才能得到保存、彰显和流传。

而语言是有其鲜明的民族性的。汉语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语，又体现了这个民族的民族特点、民族精神、民族心理。汉语为非形态语言，意象铺排、具象生动、字义精当、言简意赅、辞约义丰，这就为有声语言表达留下了丰富的可拓展空间。汉语普通话四声相间、抑扬顿挫、音声和谐、气韵生动、琅琅上口又使得有声语言的表达充满了音声美、韵律美。中华民族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则体现为汉语及普通话的庄重大气、质朴厚重、落落大方、一字千钧等。这都构成了汉语及普通话的独特人文内涵与人文特质，“汉语的人文性用哲学语言来表述，就是重了悟不重形式论证”。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于其特殊性——对于文化的全息性。正因为语言有这样的特点，语言的理解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理解，同时语言理解需要文化理解；语言理解的层次越高，文化理解的层次也就越高。语言的传播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文化需要借助语言来传播；传播者的语言功力越高，他所进行的文化传播行为也就越成功。语言的表达就是文化的内省与外放的结合；语言传播者越是能用其悟性涵化其感性、知性和理性——文化的不同表现，他的传播语言也就越能够动人心魄、怡人性情。

我们认为语言传播的本质是人文精神的音声化。那么，什么是人文精神呢？

第二节 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精神的精华

当今的中国处在大步迈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时期。经济快速发展，国力迅速提升，国家的影响力正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拓展……而社会内部也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推动中国迅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急遽的变化。传统的价值体系不断地被消解，而新的价值规范尚待建立。显然，人们的精神发生了危机。危机的潜在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一个精神虚弱、文化孱弱的民族，哪怕经济发展的水平再高，也是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在思想界和知识界，一些富有责任感的学者对此深感忧虑。上海的一些批评家敏感于文学界的危机，做出严肃的思考。经过一段时间的切磋酝酿，于1993年在《上海文学》第6期上以《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危机》为题，发表了王晓明与几位青年学人的对话。他们由文学的危机谈到了人文精神的危机，严厉地批评了文学没有自己的信仰，部分作家和导演用“玩文学”、“玩电影”取代自己的社会责任，或媚俗，或自娱，迎合大众看客的心理，调侃一切，“以废墟嘲笑废墟”，或专注于形式技巧，在形而下的自娱中丧失了人文精神，丧失了对存在可能性探索和构造的想象力，走向浅薄的虚无主义。由此拉开了“人文精神”讨论的序幕。

这场大讨论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参与讨论的各方对人文精神的具体所指含糊不清，讨论的逻辑起点也不一致。近几年来，学界对于人文精神的研究趋于理性和成熟，学者们纷纷从各自所擅长的领域对人文精神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在统观了这些年人文精神的研究成果后，我们对人文精神的诸种规定性做如下的梳理：

一、人文精神的涵义

人文精神是确证“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性的文化精神（这里所说的文化不是泛文化，而主要是指“心”的层面或精神层面的文化）。它的主要内容是人对于人自身、他人、群体和社会及人类的认识以及所采取的态度，即对人的存在、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力、人的意义、人的理想、人的发展、人的解放的感受与思考以及由此而诉诸的行动的总和。我们认为，它应该包含以下层面的含义：

1.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它把人作为终极关怀的目标，尊重人之为人的权利，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承认人追求自由、幸福的权利，呼唤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重大价值。

2.人要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它承认人的理性，重视教化的作用，追求完善的道德和理想人格。

3.它的核心是人对于现实的超越和对人的自由本质的永不停歇的自觉追求。

二、人文精神的性质

在分析完人文精神的内涵后，我们认为人文精神具有以下性质：

1.历史性“人文精神”的内涵并不是恒定不变或始终如一的，相反，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比如，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从最朴素的“尽人事，远鬼神”、“敬德保民”、“德配天地”，从重视人及人的现实生活开始，经历了人性的异化、个体的湮没，到近现代人的觉醒，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人文精神都有不同的内容。而西方的人文精神也经历了一个从重视人文教化到把人从神的压抑中解放出来，高扬人的主体性这一历程，而当代又面临着个体主体性恶性膨胀的危机。所以，“人文精神”成了今天人们众说纷纭却莫衷一是的概念。

2.时代性

历史性是从历时性的角度分析“人文精神”所得出的结论，而从共时性角度来看，它就具有时代性。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一个”时代的具体的人文精神。“文艺复兴”时，高举“兴人权，反神权”的大旗，美国的惠特曼时期鼓吹的是“自由”与“民主”，而今天，对“个体的独特性”也在世界范围内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宋朝和明朝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时代，而“五四”则是高呼“人性解放”的时代。每个时代的人文精神都深深地打着这个时代的烙印。

3.民族性

通过对中西方人文精神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从大的民族概念来说，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民族的人文精神在总体上强调个体对群体的服从，讲秩序，求执中，尚亲情，并由此衍生出宗法观念，倡伦常，追求社会的总体和谐。而西方民族的人文精神则大体以个体为本位，强调以个体的发展来带动群体的发展，从而求得动态的平衡。在中西方的各个狭义意义上的民族之间，其人文精神也还有大同下的小异。

4.阶级性

人文精神的阶级性是指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人文精神，因为它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存天理，灭人欲”是当时的统治阶级吸收了知识分子对传统儒学的改造，又进行利于本阶级的强化后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人文精神。而“五四”时期“人性解放”的呐喊所反对的是封建的人文精神，倡导的是刚刚觉醒的无产阶级的人文精神。“文艺复兴”中高扬“人权”反对“神权”虽然今天它已经成为普适性的人文精神的一部分而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所代表的就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人文精神。而各种“新人文主义”所宣扬的反现实、反传统、反理性而高扬“爱欲”，代表的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到压抑而变成“单面人”的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声音。

5.普适性

人文精神虽然有阶级性，但不同阶级的人文精神都有普适性的一面。因此，它的阶级性并不会成为我们汲取和吸收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人文精华的障碍。人文精神虽然存在着历史的、地域的甚至阶级的不同，但更有着人类共同的、普遍的适用性，因为它毕竟是对“人”的思考。在人性论方面，中西方都认为，人性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关键是要引导人们自觉趋善去恶。对于人的存在以及人的存在状态的关注是人类共同的，人们都有关爱、同情弱势群体的内在倾向，这正如孟子所云，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像有爱心、乐于助人等品德也都是受到各个民族共同推崇的美德。而对人全面发展的践行、对人摆脱物与人双重制约而达到真正自由的追求、对人的解放的渴望，则是指引全人类文明和进步的永恒灯塔。

三、人文精神的特点1.它的内涵是多级差的

它既包含对人生存状态的思考，也包含了对人的修养、境界、价值的思考；它既包含了对个体的人的思考，也包含了对群体的人、社会的人的思考。因此，它的内涵是有层次的。2.它的内容是多元、多质的

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人同人群的人文精神的思想内涵是有差别的，它们良莠不齐、杂然相间，必然存在着高低、文野、雅俗、美丑之分和善恶、新旧、利弊、益害之别。比如在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中，就既有孙中山“聪明才力愈大者，当尽其能力而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的“替众人服务”的奉献精神，也有杨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和民间流传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极端利己主义。

在西方，也有萨特的“他人即地狱”的消极人生观。马尔库塞发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富裕，但却沦为病态畸形的“单面社会”。这种“单面社会”中的“单面人”被国家的整体主义所倡导的普遍的政治经济需要所压抑，表现为对人的本能欲望、天性和反叛意向的禁锢和扼杀。但他却试图通过张扬人的生理本能来实现人的解放。

所以，我们只有对各种各样的人文精神进行审慎认真的鉴别和分析，才能做出正确的评价和选择。3.人文精神是通过人的实践体现和发展的

人文精神不仅是一种停留在头脑中的思想，更要落实在个体的行动上；它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生命的承诺。它必然要通过人的行为和选择表现出来。孟子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体现的就是对善的和高尚的人文精神的践行。并且，属于时代的人文精神不只是文化界和思想界的事情，它也能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建设，在与时代的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中实现。

四、人文精神的哲学本质

其实，“人文精神”的关键并不在“精神”上，也并不仅仅隶属于Humanities（人文学科） ，“人文精神”的关键在一个“人”字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文”是与“天文”相对举的： “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是指一种由人类自身建造的，与自然秩序（天文）相对的文化意义秩序。而文化即人化，因此，人文精神从总体上讲应该是指人对于贯通于人类历史全过程，渗透在人类文化活动及其成果所有方面的那种使人成其为人的自觉关注与自觉追求。从哲学人类学层面，即人的哲学本质，这一人性的最高规定入手，有助于厘清人文精神的本质。

人的哲学本质在于自由。这种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不同于现实层面的种种自由（后者通常被表述为人按照自身的意愿进行选择的权利与能力，或按照客观规律行动而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它是高于现实层面的自由并扬弃其于自身之中的一种根本的哲学通质。它并不是某种具体可达的境地，而是一种超越性——人类不断超越既在现实的状态和趋势。动物生存活动无论达到何种复杂高级的程度，总还停滞于某种惯性运动之中，而人类却永恒地保持着不断打破既在状态的开放、进取姿态。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意味着一种大的自由，但人类总能从大自由中感受到新的不自由。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却无时不在枷锁之中。”意识到“枷锁”就意味争取更大自由的开始。

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人文精神决不能被局限为某种对普通人、小人物命运的现实关切，也决不仅仅等同于特定时代思潮或仅仅指栖居于某种精神文化、学术领域之内的人文意识。人文精神的哲学本质是指人在任何时空条件下，从事任何文化活动时必须保持的一种对人类自由本质的自觉追求的价值取向。

五、新时代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重在践行，重在建设。在我们昂首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时代人文精神，弘扬什么样的人文理想？1.它是继承了以往人类一切文明形态中先进因素的人文精神

新时代的人文精神应该包含古今中外所有人文精神的精华。从“五四”运动以来，在对待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问题上，思想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比如胡适的“全盘西化”和新儒家的“儒学复兴”。其实，“现代化”既不可能是“西化”也不可能是完全的“中化”，而应该是充分吸收人类一切文明形态的优良成果的现代化。新时代的人文精神作为先进文化的必要组成部分，也应充分吸收中西方人文精神的精华。

中国的传统人文精神珍视人的生命，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孔子的“仁爱”，孟子的“兼爱”，都是以人为根本。道家的生命哲学更是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生命的最高追求就是羽化登仙，成仙之后，人就可以飘然神游于自然与社会之中而无挂碍，人就获得了绝对的自由。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最终追求是作为人的整体的社会的和谐，在大的“人”实现的前提下实现个体的人；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以“明人伦”为基点，强调人在家庭、家族乃至社会中的角色意识，虽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被封建统治者利用并使其走向了极端化，但其合理的内涵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的一部分，应该得到弘扬；中国人文精神强调在道德理想和理想人格的实现过程中践行的重要性，即强调个体的自主自觉的实践性。

西方的人文精神传统重视个体的独立性和个体主体的自觉，而个体的真正独立与发展是群体发展的前提。西方人文精神当中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自由、民主思想是塑造现代人格的前提。西方人文精神有理性主义传统，尤其是认知理性发达，而这正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所缺少的。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本质实现。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成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新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在充分吸收了以上人文精神的精华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2.它是历史与人文相统一的人文精神

在人类的精神领域，我们区分了人文精神与非人文精神。但其实人类全部精神探索的根本立足点都是为了确证人的存在，提升人的力量，实现人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全部精神财产都天然地被赋予人文性质。但是由于人自身存在的复杂性，不同时代的人文精神都是对立的，都有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的趋势。在初民社会，对神灵、神权、灵魂的信仰等宗教因素，曾培养了与自然性的动物性相区别的人性。基督教的博爱互助精神是对罗马帝国残暴血腥统治的控诉，体现了当时的人文精神，但后来它的神道主义又与近代的人道主义相对立。

所以，处于上升期的历史阶段和历史状态中的人文精神往往同历史进步的方向同步，强调昂扬向上、奋发进取，和其他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一起，推动历史的前进。处于相对平衡发展历史阶段中的人文精神和历史的进程保持着大体上的平衡和相对的和谐与统一。而在没落期的历史阶段和历史状态中，统治者所倡导维护的人文精神就会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妨碍人的全面健康发展，也就丧失了它存在的合理性，逐渐被历史所淘汰。

所以，新时代的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必须代表人类先进文化发展方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助推剂。3.它是涵盖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

人们在强调人文精神的时候，往往把它和科学精神对立起来，认为弘扬科学精神会不利于人文精神的发展，甚至会成为人文精神发展的阻力。造成这种对立的根源是狭隘的科学观和人文观。狭隘的科学观用功利主义的观点看待科学，认为科学只不过是一种工具，是人征服自然的一种手段。狭隘的人文精神的观点则把人文精神看作与科学精神对立的“文人精神”或“人文学科”的精神。按照以上两种观点，科学就变成了一种与人的思想、人的精神、人的情感没有关系的“客观知识”或“工具理性”。

科学精神是人类所从事的科学活动所体现的精神，这种精神肯定是人的精神。科学精神的人文意义在于：首先，科学作为一项认识活动所体现出的最根本的文化精神是对真理和知识的不懈追求。这其中包括自由探索的精神、勇于批判的精神、大胆创新的精神、严谨求实的精神；其次，科学作为一项智力活动，促进人的智力不断发展，永远向着“更高、更快、更强”的方向前进；最后，科学体现了人类为自由与解放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人的劳动才能成为真正自由自觉的行为，人才能拥有自由的时间来完善和发展自己。并且，只有科技发达了，人才能从自然和社会的制约下获得解放，进而实现思想和精神的解放。

而人文精神是人类对实现人的本质的思考，它以追求实现人的“自由自在的创造性”为目的。因此，真正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包含了科学精神在内的人文精神。4.它是建设精神文明和谐社会的智慧源泉

人文精神是人类的文明精神。人文精神的建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一。

根据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科学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的人文精神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方面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并且可以大有作为。新的人文精神应该能够在个体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的基础上，使社会、群体达到和谐的状态，既能发挥个体的个性又能保持群体的秩序，在个体丰富性之上建立社会的丰富性。新的人文精神在强调权利的同时也强调责任和义务。新的人文精神应该是以建设和塑造现代人的素质和理想人格为目的。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形态仍然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实现现代化是最现实的目标，因此，新的人文精神的目的必须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目标。

第三节 语言传播的本质是人文精神的音声化

我们认为语言传播的本质是人文精神的音声化。

在前文中，我们讨论了语言的根本属性。语言作为文化体现与载体，又是文化的反映，是超越时代、超越政治、超越观念的。而语言传播则必须在特定的时代中，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传播信息，提供娱乐，引导人们的认识，凝聚社会的力量，提高人的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质量，提升人的境界。现代的语言传播活动借助先进的电子媒体，更综合、更集中地体现了语言的人文本质。

人文精神是人的存在、人的尊严、属人的生活、人的权利、人的义务、人的理想在典章器物、精神产品、思想意识当中的反映。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对真善美等人类崇高价值理念发自内心的不懈追求。人文精神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的自由自觉创造本质的不断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