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二十一）(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瑞琳主编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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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二十一）试读：

前记：关于刘文典先生，早已流传许多故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犹如雾里看花，云中望月，让人不辨真伪。今特访刘文典先生之子刘平章先生，希望能从他对父亲的回忆中，觅得一些事踪，尽力还原一位真实的刘文典。

一、父亲的经历

曾祖父是安徽怀宁人，早年在合肥做生意，开了一家不小的布号，生活尚算富足。可惜没多久，遇上洪秀全打安庆，俗称“长毛作乱”，家里人把布捆在祖父身上，从城墙上吊下去，这样才侥幸逃了出去。平乱后祖父回到合肥，继承了曾祖父的旧业经营布号。

祖父育有六子二女，父亲是填房夫人所生，兄弟排行第三，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下面有三个弟弟。八个子女中，要数父亲最聪明，祖父便很注重对他的培养。在他幼年时家里就请了私塾先生，教父亲读经书和古文。长到十二三岁，又请了当地美国基督教会医院的院士教他学习英文。就这样，父亲便早早地接触到了中国古典和西洋文化。稍大些，父亲便去了芜湖安徽公学读书，受教于陈独秀、谢无量、刘师培等名师。在研习学问的过程中，也接触到当时的进步思潮，并逐渐被其感染。后来又东渡日本，经人介绍结识章太炎先生，遂成为章门弟子，研习经学和小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当即回国并赶往上海。到上海后，父亲加入了《民立报》，担任编辑和英文翻译，与于右任和邵力子共事。当时，宋教仁、范鸿仙、景耀月、章士钊等都是《民立报》的编辑。《民立报》针砭时弊，揭露君主立宪骗局，批判封建专制度，谴责帝国主义侵略，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号召推翻清政府，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孙中山是年赴上海时，首访了《民立报》，并为之作中英文题字，中文赠词为“戮力同心”，英文赠词为“Unity is our watchword”。这是父亲首次见到孙中山先生。

后来宋教仁遇刺，父亲和范鸿仙等人在《民立报》连续撰文，率先公布袁世凯刺杀宋教仁的真相，追缅逝者，声讨凶手。时隔不久，父亲与范鸿仙等人同赴安徽芜湖，决议成立讨袁第一军、第二军，酝酿讨袁行动。恰在此时，李烈钧在湖口宣布江西独立，通电讨袁，“二次革命”正式爆发。后来“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通缉革命党人，父亲不得已再度赴日本，以记者身份与范鸿仙等人密切往来。1914年7月，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在东京召开，孙中山任总理。父亲经人介绍，宣誓入党，任中华革命党党部秘书，主要负责孙中山英文电报起草工作。期间，父亲还在陈独秀等人创办的《新青年》上发表多篇文章，旨在介绍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和进步潮流，成为《新青年》群体中首批重要作者之一。袁世凯倒台后，父亲由日本回国，经陈独秀引荐，在北大担任预科教授，并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教员，同时担任《新青年》编辑部英文编辑和翻译。1926年，安徽准备筹建安徽大学，教育厅长洪逵向父亲发出聘函，邀请父亲主持安大筹建事宜，父亲欣然前往，并为筹措教育经费多方奔走，费尽心思。安徽大学成立后，父亲被推举为文学院筹备主任，并代行校长之职，主持校务。后来因在维护学生时顶撞了蒋介石，父亲于1928年辞去了安大职务，重回北大任教。第二年应罗家伦校长聘请，进入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同时在北大兼任教授。

据母亲讲，“二次革命”后我们家里非常穷，袁世凯又四处抓人，那时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只好把所有东西都卖光了到日本去。直到1928年抵北平后，父亲先到北大教书，又到清华任教，家里的情况才好转。那个时候父亲在北大和清华两处领工资，一个月大概有七八百块钱，家里雇着几个人，有一个黄包车专门拉我母亲去买菜，还买了部英国的小奥斯汀汽车代步，花了大约两千块钱。另外，我们家好像还在安徽买了栋房子，带有花园，后来被日本兵强占了。刘文典在云南大学会泽院。刘文典的夫人张秋华和儿子刘平章。

当时，我们家有父亲、母亲和我三口人，还有母亲的乳母一家人。因为外婆在母亲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母亲是由这位乳母带大的，所以一直就陪着这位乳母，当成自己的母亲一样。父亲也很尊重这位乳母。父亲让乳母的儿子去学裁缝，我们家的衣服都是他做的，他媳妇做饭，孙子便跟着父亲，相当于书童，帮忙倒茶水拿东西，父亲教他读书认字，还教英文，后来他做文章写字都很不错，比较有文化。另外，母亲的表弟陈迺吉也住在我家，他喜欢画画，家里就让他去学美术，本来是要送到美专深造，因日军入侵，没有办法便让他回去了。此后一直在安庆画画，据说在山水画上还小有名气。

七七事变后，有一天突然有很多日本兵闯到我们家翻箱倒柜，我很害怕，不久父亲就不见了。听母亲后来讲，当时有人劝父亲去伪北大任教，父亲严词拒绝，日本人便有意为难他。父亲通过北京的一个朋友，买了车票，跑到天津，从天津转到香港，再到海防，最后来到云南。父亲走之后的第二年，我和母亲以及表叔陈迺吉，还有母亲、乳母一家也离开了北平，途经上海时就给了一些盘缠，让他们回安徽老家去了，然后我和母亲到了香港。当时我们带着父亲的四大箱书，还有几十件行李，在香港大学遇到了父亲的学生马鉴教授，他劝说我们，母亲带着那么多行李又带着我，路上不方便，建议我们把书留下来暂存香港。这几大箱书就留了下来。这批书是父亲十多年在北平收藏的古籍、手稿和信函，非常珍贵，可惜后来丢失了。

我们从香港到了海防，六叔把我们接到昆明。父亲到云南后开始是在蒙自，然后转到昆明，住在一丘田。父亲和母亲见面以后，只说了几句话，父亲就很生气。在我印象当中，很少听到他们两人有这种口角。那天好像是父亲责怪母亲说：“怎么不把书带出来，我以后怎么做学问，那些行李可以丢掉不要！”

初到一丘田，我们租人家的房子住。那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大门旁边还有一块空地。没多久，日本飞机来轰炸昆明。有一次母亲在房间里，我和父亲匆匆忙忙跑出来，打算到房子外面的空地上，突然间，一架日机俯冲下来，飞得很低，我能清楚地看见那个日本兵戴着皮帽子和风镜，父亲马上抱住我，趴在我身上，这个场景在我印象中非常深刻。我们租房的人家比较有钱，女主人抽烟的时候，经常打骂甚至用烟签子戳使唤丫头，父亲见了很生气，他觉得这个人怎么会如此野蛮，更担心小孩子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不利于成长，他在家里面发了几次脾气后，我们就搬走了。

我们搬到了西站附近的龙翔街。龙翔街靠左边有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我们在耳房上租了一间。住在龙翔街一是为了父亲去联大上课方便，二是有利于跑警报。那时昆明跑警报首先是看看五华山上的灯笼，挂一个就是预袭警报，就要准备跑了。我早上起来，母亲就叫我去看五华山上是否挂上灯笼，一有灯笼我就回家报告，这时父母和我三个人便跑过马路往前走，大概走半公里就到了虹山。当时虹山一间房子也没有，小山坡上还有一块平地，我们花了点钱挖了一个山洞。在那里大概从10点左右，呆到下午一两点钟才回家。跑警报有时会有西南联大的学生遇到父亲，就和父亲一起跑，到我们挖的那个土洞里，拿着书读，还在里面谈谈学问和其他什么。

有次我们跑警报回来，家里房子虽然没倒，但是一上楼看，整个瓦面全飞掉了，没有了屋顶，家里到处都是灰尘。没有办法，就托人到官渡给我六叔报信，六叔找了个马车把我们家不多的行李运到了官渡，从此我们就住在官渡了。在官渡那段时间比较安全，因为敌机是不到那边轰炸的。

到了官渡，父亲心情也比较好一些，但生活还是很苦，西南联大的工资只够买点米，连买菜的钱都没有，就靠变卖我母亲的一些衣物首饰来维持生活。一段时间后，家里面能卖的也差不多全卖掉了。即便如此，父亲也从来没有缺过课。我们当时住在官渡一个叫六谷村的地方，父亲每次去上课，都要从六谷村走几公里的路到西庄火车站，从那里坐火车到昆明火车南站，再步行到联大来上课，晚上常常还要赶回来。当时父亲作了一首诗《西庄》，讲到他上课回来，我在门口迎接他的情境：《西庄》西庄地接板桥湾，小巷斜临曲水间。不尽清流通滇海，无边爽气挹西山。云含蟾影松阴淡，风送蛩声苇露寒。稚子候门凝望久，一灯遥识阿爷还。

抗战中的那段日子我们的确是过得比较艰难，但父亲没有因为生活的变化而影响工作。他没有什么怨言，在那段时间还写了许多关于抗日战争的文章。

1942年，有西南联大的学生请父亲到普洱的磨黑教书。当时邀请父亲的西南联大学生的身份及背景，当事人前些年已发表文章说明了，但那时我们是不知道的。1943年初，父亲、母亲和我便动身了。我们先从官渡到昆明，住在火车站旁边一个小旅馆里面。大概过了两天，联大的四个学生就来接我们，他们分别是萧荻、吴子良、许冀闽和郑道津。我们一行七人先坐汽车到玉溪，从玉溪开始步行，一路上很艰辛。张孟希派来的大队马帮在前面带路，我们各坐一副滑竿，因为许冀闽是女生，特加照顾，也坐了一副滑竿，那三个男学生就走路，一天下来，只能走二三十公里。我们经过元江时，在一些路段会看到白骨，甚是荒凉，这样前后走了大概半个月，千辛万苦才到磨黑。

到了磨黑后，我们就住在磨黑中学大厅旁的小耳房里，在我印象中还带有一个小院子。有一次听我父亲跟母亲闲聊，我才得知，那个时候日本人已经打到了怒江，父亲见磨黑如此偏僻荒远，心想日本人恐怕不会来到这种深山老林。这个时候生活比较稳定，父亲偶尔去给学生讲课，有时也去到张孟希那里。张孟希虽然是个军人，但也懂些古文，经常来找父亲，两人在家里谈这些东西。当地有些士绅，也是盐商，他们有些文化底子，慕名来找我父亲，还请父亲给他们讲过几堂课。

这样过了两三个月，普洱专署长胡道文请父亲去，我们便到了普洱。胡道文是个有文化底蕴的人，他和父亲经常说古论今，相谈甚欢，还特别请父亲做过几次演讲，由当地的士绅一起陪同。在普洱，我们住在一个很大的四合院里，院内还设有一个电台，是专门用于报警的，看见日本飞机经过普洱就立即发电报到昆明，不过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多少日本飞机了，因为美国飞行队来了，管电台的人平常也没有什么事情。

1943年暑假开始时，我们回到昆明，仍旧住在官渡。但不久父亲就转到云南大学教书了，我甚是不解，后来才听母亲说，西南联大解聘了父亲。父亲到云大任教以后，就把他的两个学生要到云大来，一个是张为骐先生，一个是陶光先生。当时张友铭先生跟父亲交往也很密切，我们搬到云大晚翠园以后，两家经常在一起。张友铭还帮我补习过英文，我就拜他的夫人做干姐姐，所以我一直称张友铭为张大哥，称他夫人为干姐姐。

父亲到云大任教授的时候，已经不再跑警报了。不过父亲每次来学校上课，都需要从官渡步行到西庄火车站，乘火车到昆明南站，再从南站走路到云南大学，每星期至少跑一次，往返要走一二十公里。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如果经济上好点，偶尔也坐坐黄包车。

因为路程较远，有时父亲到学校上课，晚上回不去就借住在胡道文家，那时胡道文已经卸任回到昆明了。他家住在平政街，有两栋房子，就把父亲安排在前面的房子住，晚上两人还在一起谈谈学问、谈谈时事什么的。过了一段时间，父亲经吴宓介绍又认识了孙乐斋，孙乐斋也是个很有文化的人，两人谈得很融洽，不过是谈学问居多，孙氏信佛，一家人也都吃素。孙家住在青云路3号，就是现在的省文联，父亲有时也在他家借住，偶尔还在那里吃饭。

抗战胜利后，很多人要回北平，但北大、清华父亲是不想去了，后来中法大学邀请他回北平任教，安徽大学也曾经来信邀请父亲回去主持校务，都被父亲谢绝了，他留在了云南，留在了云大。那个时候熊庆来校长非常尊重父亲，西南联大不聘父亲，云大立即就高薪礼聘，给他的待遇比校长还高。熊校长差不多每个月都要来我们家，嘘寒问暖，对我们的生活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所以留在云大也可能是父亲不想辜负熊校长的心意吧。

昆明时局稍稳定一些后，我们就从官渡搬到了孙乐斋家，租住孙家的房子，住了一年多的时间，熊校长就专门给父亲在云大枇杷园建盖了三间房子，还有一间厨房。枇杷园实际上叫晚翠园，院门上还有胡小石先生题写的“晚翠园”几个大字，可能是因为里面有很多枇杷树，大家就习惯叫枇杷园。枇杷园住了几家人，一是杨桂宫家，一是方国瑜家，还有一位美国女士，我们经常称她为Mrs.Jean，在云大教英文的，解放后就回美国了。此外，还有张德光家、张友铭家、秦瓒家，他们都住在这个园子里。

这个时期，父亲除了教书，偶尔也为别人写点墓志铭之类的文字。我原来只知道父亲给四个人写过墓志铭。1945年给冯友兰的母亲写的一篇墓志铭，此事载于《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给庾晋侯的夫人写过墓志铭。庾晋侯曾任过昆明市长，也是位园艺专家。给唐淮源写过墓碑。父亲对唐淮源很推崇，因为他是云南的抗日英雄。在磨黑时给张孟希的母亲写过墓志铭。后来查阅史料，才知道父亲还为范鸿仙写过行状，为张汇滔写过墓志铭。范鸿仙与父亲是好友，他亡命日本后加入中华革命党，后奉孙中山之命潜回上海，谋再举事。不料他的保镖遭人收买，深夜持刀行刺，致其身亡。父亲闻讯悲恸万分，亲自为其撰写行状。张汇滔系辛亥革命首义淮上军总司令，在“二次革命”中身先士卒，后遇刺身亡，国民政府为他举行葬礼时，特请父亲撰写了墓志铭。

此外，40年代蒋介石六十大寿时，卢汉通过熊庆来跟父亲说写一篇寿序，作为云南送给蒋介石的贺礼。父亲答应帮他写了，写好后还请昆明的一位书法名家书写成一本折子，拿到我们家盖了图章才送过去。除了给蒋介石写了一篇寿序外，父亲还给讲武堂的教务长李仪廷写过寿序，李仪廷威望很高，又是朱德的老师，父亲和他的关系也很好。

在帮这些人写墓志铭、行状以及寿序中，只有卢汉给了父亲一笔报酬，庾晋侯送了一些家具，张孟希送了一些烟土，其他人父亲分文未收。给张孟希的母亲写的时候，抗日战争正如火如荼，西南联大教授的工资都相当微薄，父亲也不例外，家里基本靠典当度日，父亲迫于生活需要才出此下策。给蒋介石写寿序时，父亲已经受聘于云大了，熊庆来给他的待遇很高，他给蒋介石写寿序帮忙的成分居多。现在有些人说父亲是靠卖文章为生，我觉得是不靠谱的说法，不敢认同。

解放后，父亲就戒烟了。父亲说以前抽烟，现在社会变了要戒烟。父亲戒烟的那段时间很辛苦，需要去找医生烧一些烟泡子，就是用大烟制成一颗颗像丸子一样的东西，每天早晚用开水进服，很受罪，但他还是坚持下来了。大概经过两三个月，慢慢减少，后来就戒了。在我印象中，刚解放的那几年，社会秩序以及整个精神面貌非常好，夜不闭户真的是可以做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好，除了镇压一批“反革命”以外，也没有搞更多的运动。那时坐火车也都是互相照顾，乘客在车上还争着打扫卫生，社会风气确实是让人感到舒心。当时父亲跟我讲，我们国家一百多年来一直被外国人侵略，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够扬眉吐气，帝国主义不敢来欺压我们，这个是最难得的事。那段时间父亲精神面貌很好，从思想上从内心里确实是对党对毛主席有一种很深刻的很好的印象。

1954年，我考取了成都工学院，离家读书去了，以后的事情接触得比较少一些。期间，父亲给我的信中总说政府待他非常好，工作很好，身体也很好，鼓励我好好学习。我每次把成绩单寄回来他都特别高兴。我觉得我们家虽然只有三个人，但是过得很幸福，父亲和母亲的感情也非常好。母亲还是有点文化的，她从师范学校毕业，懂些古文，两人经常在一起谈诗论词，父亲还赠诗给母亲，亲笔题写“赠给秋华夫人”，父亲称母亲为“秋华”，母亲称父亲为“叔雅”。父亲对云南、对昆明很有感情，他觉得昆明的气候特别好，适宜居住。对于火腿本身他其实并不怎么喜欢，但很爱吃火腿月饼。他还很喜欢云南的黄金离胡桃，是以前的一种水果，现在很少了，偶尔也能见到，但很酸，以前的更甜些。刘文典与儿子刘平章。

我曾经问过父亲两件事情。一是关于对鲁迅的评价。我问当时为什么很多人反对他？他说，我并没有说什么，我只是觉得鲁迅不应该跟那些人吵吵闹闹，与其把时间花费在吵闹上面，还不如多做点学问。他觉得鲁迅花费了很多时间跟人家打口水仗，和他弟弟周作人的关系也很冷淡，连亲情都不认，父亲对此有些不能理解。虽然父亲的观点是这样，但在搞民主运动的时候，显然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所以当时为此事受到很大的冲击。第二件就是给蒋介石写寿序的事。当时我还很小，根本不了解。后来有一次我从成都回昆明，便问起此事。父亲说他在安徽大学主持校务的时候，是为了维护学生的利益才跟蒋介石据理力争的，其实俩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领导大家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他是有功的，为什么不可以给他写寿序呢？父亲说，个人恩怨虽然瓜落结藤，但绝不记这些东西。这两个重要问题，是特别问他的，而平常我们在家里很少听父亲谈论张三李四的长短。

1956年，父亲被评为一级教授，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去北京开会。这段时间父亲心情舒畅，精神状态也很好。在北京开政协会议回来后跟我讲了两桩事情。一桩是他见到了周作人。不开会的时候父亲爱到北京图书馆去看书查资料，在门口遇到了周作人，当时是3月份，北京还很冷，周作人看起来很不自在，低着头走进去，父亲主动和他打招呼，两个人寒暄了几句，没有提及以前的事情。因为七七事变后，周作人曾经到我们家来劝父亲去北京大学，被父亲婉拒了。父亲就说：“你看这个人啊，一定不能当汉奸。我现在到北京受到什么样的待遇！这么重视我，给我坐汽车，而他是走着路去的。”他说做人一定要讲气节。另一桩事情讲到章士钊。章士钊跟父亲关系很好，他们以前就是好朋友。因为章士钊早年曾经资助过毛主席他们组织的勤工俭学活动，毛主席念旧情，很关心他，也请章士钊作政协委员。开会时他们坐在一起，郭沫若从他们旁边经过，低着头就过去了，章士钊好像对郭沫若并不感冒。政协会上见到很多老朋友，像卫立煌、邵力子、张奚若、华罗庚，等等，父亲还跟卫立煌合影留念，可惜那张照片在“文革”中被毁掉了。

1957年“反右”的时候，我还在成都上学，详情不是很清楚，加上父亲也没有跟我讲太多，我还以为没出什么问题，直到后来云大刘兴育老师给我看了当时的一些资料，我才晓得父亲最后还是受了冲击，不过当时整个情形就是那样子。1957年底我放寒假回到了昆明，有一天父亲突然吐血，我就急忙陪他到南屏街甘列明私人诊所去看病，照了X光片，好像当时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到了1958年4月份，母亲说又吐血了，情况不容乐观，没多久父亲就去世了。

据我夫人回忆，她当时在昆明工学院读书，我父母住在云南大学新村3号。她从昆明工学院出来，经过教学大楼前面的土堆就是我家了。那时我们还未结婚，父亲煮点牛肉或其他什么的，就会叫她来吃。50年代家里还没有电话，父亲便写信给她，信封都是用毛笔写的，所以她到收信处一眼就能认出来，是父亲又叫她去家里吃饭了。父亲过世那天晚上，我夫人正在上晚自习，家里的保姆去找她，说父亲不在了，她就赶紧过来。因为那时我还在成都上学，那一晚家里只有母亲、我夫人和保姆三个人守着他。第二天她去上课做化学实验时，旁边的助教说“国宝不在了”，她听着很不舒服，心里很酸，几欲落泪。

接到父亲过世的消息，我立刻赶了回来。当时在云大开追悼会，大概有一两百人参加，追悼会由白小松先生主持，白先生是位民主人士，时任省政协副主席，曾做过龙云的秘书长。1958年回来的时候感觉比较乱，没多久我毕业分到了昆明。而母亲隔了一年后，觉得在云南容易触景伤情，便回安徽老家去了。

二、父亲的为人

我父亲是一位深爱自己国家的人，很有民族气节。记得七七事变以后，有人来动员父亲去伪北大教书，父亲不去。他情愿放弃家里用着几个人的优越生活，只身一人，从北平坐车到天津，然后从塘沽坐船经过上海、香港到海防，从海防再坐火车到云南蒙自。父亲跟我讲，他到蒙自的第二天早上，见到国旗升起，他深深地三鞠躬，他说，已经一年多没有看到国旗了。我觉得从父亲写的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分析文章以及他翻译的东西来看，应该看出他对国家的热望，对日本侵略者的那种仇恨。他觉得日本侵略者不仅要从肉体上消灭我们，而且还要从精神上奴役我们，要把我们整个中国的文化全部推翻掉，用它的文化来替代，这是他最不能容忍的地方。在这方面，他写了很多文章。

他作为一个文人，而且年纪大了，不可能拿枪，只能靠笔杆子唤起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慨。九一八事变之后，父亲打算翻译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告全日本国民书》（天津《大公报》，1933—9—18.11），当时有很多人反对，觉得父亲“不应该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而父亲不这样看。他觉得“这些爱国志士连‘知己知彼’的古训都忘记了”，“自从沈阳事变发生以来，当局和民众把日本误认为一个欧美式的现代国家，以致应付无方，把国事败坏到今天这样，推原祸始，全是由于对日本的认识错误”。因此父亲“更觉得自己责任的重大，不能不愈加努力了。所以敌人的飞机在我们头上飞翔的时1候，我在下面笔不停挥的一气把它译完”。此书翻译出版后，社会影响极大，很多书店都供不应求。七七事变之后，父亲写了《对日本应有的认识和觉悟》一文（《云南日报》，1942—11—27.2），以他早年在日本的经历和对日本文化的了解，敏锐地指出日本当局的狼子野心——“其布置的周密，计划的深远，处处都可以看得出他是早已处心积虑的在那里打算，决不是现时当国的几个人逞一时的意气，冒冒失失的把国家作孤注。”并大声呼吁国人“因这会的创痛而愤然觉悟，团结一致，御侮救亡”，而不是对于日本统一全世界，“将信将2疑”，甚至“摇头冷笑”。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还写过一篇《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的文章。文中详细分析了日本战败后我们应该怎样对他，是把他们全部杀光，还是其他？他建议中国政府要把琉球群岛拿回来，这样才对我们国家发展有利。现在琉球群岛被他人占着，对我们有威胁，父亲当时就分析了这些问题，是很有远见的。

抗战中父亲很勤奋。在那种困难时期上课需要步行，我们住的地方离学校较远，一天要走十多公里来教书，但父亲一直坚持。对于学生，父亲的态度也不像外人谣传的那样不负责任。父亲是我夫人的干爹，我夫人曾经问过所谓“踢试卷”的事。她说：“干爹，人家说你批试卷是睡在烟床上，把试卷堆起来一脚踢过去，踢得最远的那份试卷分数最高，真有这回事吗？”父亲笑了笑，只是说：“干女儿，我如果是像这样教书，哪个学校还敢聘请我？”几句话已把情况说清楚了。

父亲对一些弱者也很关怀和同情。解放前，有一次父亲从云大出来，远远看到一个人躺在大门旁的墙边上，好似叫花子的模样，奄奄一息，父亲见状便马上过去问他，他没有力气回答。父亲便让家里的佣人送了一碗饭给他，还跑到青云街的警察局里，亲自去找警察局长，后来他们确实派警察把那人带走了，具体怎么处理就不得而知了。这件事对我的触动也很大。

父亲对我的学习要求并不刻板，而是让我自由发展。我对文科没有太多的兴趣，更喜欢数理化一些，数学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茅，父亲从来没有说让我继承或学他的东西，他让我愿意学什么就学什么，他觉得学理工或许还可以为国家多做些贡献。虽然父亲对我学习上的选择态度温和，但是对我的品行要求很严格，绝对不能讲谎话，只要讲谎话一定是要被痛斥的。他教育我做人要诚恳，不能随便批评别人，要诚信，要遵守诺言，从小父亲就给我灌输这种思想，让我终生受用。

父亲在生活细节上对我要求很严。他觉得人应该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饭不能有声音，不能吵嘴或干其他的事，他最讨厌别人随便蹲在那里就吃饭。父亲的字写得不是很好，是什么原因呢？他说小时候他有一个欧洲小人玩具，按一下就会撒尿，里面用来装墨水。后来这个小玩具摔坏了，从此以后他就没有心思再练字了。父亲还说过一件事，他的一个学生，老师问他问题，每问必答，而且对答如流，结果有些同学就很嫉妒。通过细心观察，有学生发现他回答问题时，手就捏着扣子，后来他们就把那个扣子给剪掉了，老师再叫他，他摸不着扣子，从此以后他就答不上来了。父亲说这些都是不好的习惯，不能养成。

父亲的性格其实很开朗。有时候他下课回来，路过家门前面的那个小院子，常常会有很多小孩在那里等他，六十多岁的人了，还和小孩子们在草坪上滚着玩耍，我夫人担心他闪着腰，便提醒他注意，他说不怕，仍和小孩们在草坪上玩。父亲很喜欢小孩子，小孩子也喜欢跟他玩，小孩子爬树时父亲会喊他们下来，小心跌倒，还给他们买糖吃。据我夫人说，有一次云大老师们的小孩在礼堂里表演节目，邀请父亲去，父亲很认真地去理发，回来还洗澡换了衣服。我夫人说，去参加小孩子的节目怎么也要换衣服理发？他说，你看看全云大，就请了我一个教授，其他教授除了家长外没有请一个，我得打理得整整齐齐才行，他很清楚小孩子们请他去的意义。所以，说他“狂”或许是有的，但是他也很有人情味。

在我夫人看来，现在有些关于父亲的传说完全是些莫须有的“罪名”。她去我们家，最喜欢、感受最深的就是很温馨。她说，冬天的时候，干爹干妈一边坐一个沙发，前面摆着一盆炭火，两人吟诗作赋，你一言我一句，真有趣。我们都是学工科的，诗词文章懂得不是很多，但那种气氛，确实让人感到很温暖。我夫人跟我父母相处的时间很长，她在我们家也没听见父亲随意批评别人。

三、父亲的处世

父亲对他学生是很爱护很关照的。陶光是父亲在清华时的学生，1947年陶光到云大教书后，和我们家关系很密切，我现在还保存着几张他与父亲在大观楼和翠湖的合影。陶光时常约我父亲去看滇戏，一来二往父亲就喜欢上了滇戏。他说在云南要看滇戏，看京戏反而还不地道。就在看滇戏的过程中，陶光认识了滇戏名伶耐梅，并对其渐生好感。陶光后来要跟耐梅结婚，父亲没有反对，还帮忙成全。当时耐梅惹上了戏班子里的黑道势力，怕结婚当天出什么事，父亲就特地把庾晋侯请去了，当时庾晋侯在昆明还有一定的威望。婚宴就摆在商务酒店，当天平安无事。陶光和耐梅结婚的第一天住在酒店，第二天没有地方住了，父亲就向孙乐斋租了一间房子给他们。我记得他们搬进去的时候，还在门上挂了点红，披了些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就搬到了翠湖边杨希闵的故居去住了，一直到离开昆明去了台湾。

吴进仁比陶光晚一辈，那个时候好像他大学还没毕业，经常来家里向父亲请教问题，还帮我补习功课。记得在“九九整肃”的时候，吴进仁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被冤枉，抓了关起来。父亲得知这一消息，马上跑去警备司令部，说这是他的学生，没什么问题，你们赶紧把他放了，警备司令部的人还是比较尊重父亲的，给父亲行礼，立马就放了吴进仁。解放后，父亲还帮吴进仁和孙乐斋先生的二女儿撮合，由我母亲做媒，两人成了婚，婚后还生了一个女儿。吴进仁结婚时，父亲专门写了几首诗以示祝贺。《壬辰中秋进仁结婚诗以贺之》（四首）：一、“天上吴刚得意初，高才谢女擅诗书。清光三五团圞夜，玉润珠圆月不如。”二、“鹤舞鸾吟下凤城，玉阶月色净无尘。试看天上姮娥影，始识神仙剧有情。”三、“不羡温家玉镜台，星娥月姊漫相猜。天孙惯织云盘锦，合配陈王八斗才。”四、“凉露无声湿桂花，高烧红烛对仙葩。玉绳低亚银河浅，共倚薰笼玩月华。”（1951年）

父亲对自己的学生，不仅指导他们做学问，在生活方面包括他们的婚姻也都很关心。

当有人遇到危难，父亲会伸出援手。1928年父亲主持安徽大学的时候，有一天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忽然通知他，说一个王姓学生系共产党，应密切监视。父亲于当天下午就将王某叫到办公室，询问情况。王某初不承认，但因省党部证据确凿，只得道出真情。父亲当机立断，动员王某迅速离校，还派专人将其送上了大轮。当天夜里，省党部干事与便衣特务便来安大逮捕王某，一无所获，再询问父亲及其他人，都推说不知去向，王某就这样逃过一劫。听我母亲说，陈独秀出狱后躲在我们家，后来是由李大钊接走的。母亲还说，在宋教仁被刺杀的前天晚上，有人敲门，父亲一开门，那人就一枪打来，打到父亲的膀子，后来那人一看找错人了，便掉头跑了。当时父亲跟宋教仁和范鸿仙在一起搞活动。父亲对李广平也给予过帮助。李曾担任过卢汉的秘书，1956年因为“卢汉秘书”的身份被当作反动派抓了起来，关进省二监。当时他的身体很不好，监狱生活更是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他便写信给父亲。父亲接到他的信之后，立马四处奔走，把他保了出来，并为他找了一个住处，还准备把他介绍到昆明师院教书法和绘画，可惜李广平在随后的政治运动中没能撑下来，最后抱病而终。

在我们面前，父亲不怎么谈自己的事。比如为什么要从联大到云大，或是其他什么的，我就没有听他说起过。在父亲过世后，大概是1973年或者1974年的时候，我回安徽老家探亲，有时晚上没事，就和母亲在房间里一边烤火，一边听她讲关于父亲的一些事情。她也只跟我讲了几件事情，而且还让我不要随便说出去。一件是关于闻一多先生的事情。母亲说那个时候闻先生想到清华任教，父亲当时是代理系主任，闻先生经常到我们家来，后来父亲就同意了聘请闻先生。她还说到陈独秀的其他一些事情。在上海的时候，陈独秀跟我们家关系很好，他又是父亲的老师，父亲很敬重他。有一次，陈独秀到莫斯科开会，为了安全起见，他就把多余的文件让母亲埋在我家的院子里面，开会需要的那些材料，就由我母亲装在小箱子里面，陈先生在前面走，母亲提着箱子跟在后边，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被人发现。等他上了火车，母亲就进到火车站，确定没有事，周围没有什么人了，才把箱子交给他。那时陈独秀曾经劝我父亲、母亲参加共产党，他们没有正面答复，因为当时父亲对政治已经不是很感兴趣了。

1954年，全国开展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在云大的批判会上，父亲自始至终没有提到胡适两个字，他觉得胡适是他非常要好的信得过的朋友，他绝不会那样做的。刘师培过世后，是父亲把他的灵柩送回家乡的。当时刘师培出于某些原因，名声有点不好，过世了大家好像也不很悲伤，无动于衷。父亲租了一条船，把他的灵柩放在上面，亲自从江苏这边把他送回家安葬。这个事情原来我不知道，是《狂人刘文典》作者章玉政找到资料跟我讲的。在成都，我跟着父亲去拜访谢无量先生，见面他就说：“老师，我带我儿子来看您了。”他让我叫太老师，要我给太老师磕头。他尊重老师和长辈的言行，我印象很深刻，受益匪浅。我觉得老一辈虽然经历了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冲击，但是他们的人品道德，他们的一些思想信念，比如“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这种感恩理念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还应该发扬。刘文典与胡适书信。

父亲曾跟我讲，他见过毛主席两次。一次是在北京香山的碧云寺。当时父亲还在北大和清华教书，放暑假时，情况好点儿就到碧云寺避暑，也好看书。那天父亲和母亲正在小院子里坐着，看到了毛主席的岳父杨昌济先生，即杨开慧的父亲，他也是北大的教授，毛主席是来看他岳父的。父亲说看到毛主席时，他还穿着一件很旧的灰布长衫。那时父亲已经知道他是共产党了，还跟母亲说，这是毛泽东，是共产党。这是在毛主席还没有当政前见过的一次。再就是解放后在政协会议上见过一次。他说那天因为说到超英赶美之事，他和华罗庚两人在向毛主席敬酒时表态，说要在中国文学和数学上超过英国，当时的形势也就是这样。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一下沈从文的事情了。我夫人把她查到的资料作了些考证。沈从文在昆明的那段时间，住在丁字坡旁边，也就是以前的唐公馆对门，而我们家住在龙翔街。住在丁字坡的人跑警报，往往是跑以前的英国花园或现在的圆通山后面。我们跑虹山，他们两人是不会遇到一起的，而且我们没跑几次就搬到了官渡。我觉得那时敌机要来了，大家都是慌慌张张地跑，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还能说出“你跑什么？我跑是为……”这样的话，估计那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了。不知道是谁编出来的这个故事。而且沈从文评教授的时候父亲已经离开联大到了云大，所以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吴宓跟我父亲的关系很不错。从吴宓的日记来看，当时父亲准备在云南成立国学研究院，极力推荐吴宓来做主任，经费方面，父亲建议找商界的人来赞助，这件事还没办成，就解放了。还有一件事情，吴宓的日记里写得不准确。解放后中苏关系非常好，苏联汉学家爱德宁来中国访问，父亲作为古典文学家，政府安排他去翠湖宾馆见了几次爱德宁，好像还送了他一套书，两人相谈甚欢，爱德宁邀请父亲到苏联去讲学。后来父亲到成都时还跟我讲过，等他去苏联时，让我陪他一起去。当时父亲刻了一个图章，准备带去送给爱德宁。吴宓好像说父亲有点吹嘘之意，他不相信有这个事情，实际上确有这个事情。我在家里还见过一个石头图章，上面刻着“爱德宁”三个字。但是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了，未能成行。

四、父亲对待学问的态度

父亲对于学问是很严谨的。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有一篇课文是鲁迅的《孔乙己》，父亲说你们现在读的都错了，应该读孔乙“si”，不应该读“ji”，还引经据典来说明。后来，他还说过一句话：矛盾了，怎么说矛盾呢？应该是矛“shun”。这么多人读矛“dun”，他自己知道应该是读矛“shun”。他似乎对字的读音很重视，也很较真。

听母亲说，父亲做学问很投入。父亲大多是晚上做学问，他觉得白天不太安宁，一般从晚上9点钟后开始，做到天亮以后才睡觉。中午我母亲做好饭，把父亲叫起来，他还是迷迷糊糊的，我母亲夹菜给他说叔雅吃这个、叔雅吃那个，此时父亲就是个晕晕叨叨的人，在朦朦胧胧中吃饭，就靠母亲把菜夹到他碗中。那时在大学都是以学术立足，一位教授如果在学术方面没有什么成就，是会被别人非议的。一个毛头小伙子做点翻译或写点感受之类的，难登大雅之堂，必须要有一两部有影响的学术著作才行。压力成了动力，父亲就拼了命地做学问。父亲曾经为了一种资料专门跑到日本去。当时北大规定，教授任期满五年可以休假，也可以出国，他就到日本看书查资料，还专门写了首诗感慨这件事。

很多人说父亲狂，我觉得叫作自信或许更确切些。我曾听父亲说过：“我的名呢，就是在校勘学方面可以留名五百年，五百年之内可能没有人超过我。”父亲的《淮南鸿烈集解》和《庄子补正》都在台湾出版了，并且多次再版。中华书局及其他出版社也在出版。知名大学的图书馆都藏有父亲的这两部书。只要是研究《淮南子》和《庄子》的学者，都会把父亲的这两部书作为必备的参考书。美国的一些名校对父亲的这两部书也很看重。记得有位云大外语系的教授，他的学生在美国一所大学里面看到了父亲的这两部书，还专门翻译过来给我们看，说明父亲的学问在国际上也是有影响的。

解放以后，父亲看到中国人扬眉吐气，看到中国大地一片欣欣向荣，加之他又参加了政协会议，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心情很好，对于研究学问更是兴致盎然。当时云大在王九龄故居里专门给他备了一间工作室，父亲潜心撰写整理《杜甫年谱》和《王子安集校注》，可是初稿刚刚出来，政治运动便扑面而来。父亲白天挨批斗，晚上写交代材料，残酷的精神折磨严重摧残了父亲的身体。有一次批斗会下来，父亲两膝无力，久坐不能起，最后还是由吴进仁搀扶着，才颤巍巍的回到家里，母亲将父亲迎进屋时，忍不住掉了眼泪。在这样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之下，父亲最终没能撑下去，1958年7月便与世长辞了。父亲去世以后，他所编写整理的《杜甫年谱》和《王子安集校注》经过一番周折才回到我们手中，后来请张德光先生负责整理出版，可惜原稿在“文革”中被毁掉了。幸好《杜甫年谱》的手抄本（残本）被吴进仁先生保存下来，目前正在整理出版中。

父亲辞世之时，政治运动正在进行，大环境让人无可奈何，熟识父亲的人还是会忍不住扼腕叹息。据1962年6月云南大学党委办公室《情况反映》附件“部分老教师对于团结大会的反映”记载，中文系教授张为骐说：“刘先生的死，也是死得冤冤枉枉的……他不死，他说过五年内要拿出两部书来，一部是校勘方面的，一部是《论〈文心雕龙〉》，由他、我同吴进仁三人来搞，他不死，不是可以著出两部书来，那是多大的贡献！”体育教研室杨元坤教授说：“在运动中，把刘文典当成权威来打。在学术上只要有真本事，能成权威是好事，为什么要打倒呢？这令老教授感到寒心。”经济学教授秦瓒也说：“最可惜的是叔雅，他那时年纪还不到七十，精神也很好，不死可以活到现在，他也是有名的学者，校勘学是没有人超过他，还长于子书，诗都是其次，不说在云南找不出，在国内也找不出几个来。”这是专家学者们对于父亲死于政治运动中的感叹，也是对国学大家离去的惋惜。

斯人已逝，空余怅惘。

对于已经过去的历史，我们无力更改，只希望能够以史为鉴，不要让那些历史重演，从而让更多具有学术影响力的学者教授能够为国家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而不是空留遗憾。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两个大起大落的历史人物冰　云

作为历史人物，陈独秀和托洛茨基的生平有一个惊人相似的现象：在他们的生命中，有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之前，他们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们的每一项重大作为都会明显地改变历史面貌，并且不断赢得世人的阵阵喝彩；然而，过了这个转折点之后，他们却变成了无足轻重的人物，他们活得越长久，活动越多，受到的打击就越多，他们在一般世人心目中也就越被描绘到反面。

叙述陈独秀的生平，提及他与托洛茨基的关系是极有必要的。这不仅因为托洛茨基是世界各国托派组织的精神导师，而陈独秀是中国托派中最知名的领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托洛茨基对陈独秀的思想及后半生命运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从某种角度来看，是托洛茨基改变了陈独秀的人生历程。

20年代末，在托洛茨基的影响下，陈独秀再次燃烧起了革命激情，并且惊喜地以托洛茨基主义为旗帜，向着自己认定的目标勇往直前。与此同时，托洛茨基也认识到了这个在中国名声显赫的革命家站在托洛茨基主义旗帜下所蕴含的重大意义。自此以后，共同的遭遇和事业让两人在感情上都对彼此保存着真诚的尊崇和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惺惺相惜的特殊情谊——尽管他们并没有过深的个人交往，甚至终生都没有见过面，只是通过报刊和断断续续的通信得到对方的确切消息和政治动态。

如果说在20年代末直到3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关注陈独秀的政治动态和个人状况，更多的还是看中他的政治声望和政治经验，希望他在整顿、发展中国托派事业方面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的话，那么，从30年代后半期起，随着陈独秀与中国托派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渐行渐远，他对陈独秀的关注，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对老朋友的私人性质的关心（自然也包含着对他在思想上能与自己趋于一致，并且发挥政治作用的期待，但这种政治上的用心此刻已经明显退居次要位置了）。

至于陈独秀，自1929年笃信托洛茨基主义后，就严格按照托洛茨基的指示，殚尽心虑地奔波于中国托派的统一和发展事业。他也始终对托洛茨基保持着尊重的态度，即使对他的某些政见无法赞同，也从未对他出言不逊。1932年被捕入狱后，他仍与中国托派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在最初一段时间仍保存着参与政治的浓厚热情，而他对托派事业及托洛茨基的关注之情也未曾稍减。

对于经历过从“时代骄子”沦落为“国民公敌”的反差极大的人生历程的陈独秀来说，他深深体会过世态炎凉、遭人白眼、被人误解欺辱的个中滋味，因此，当他看到流亡在外的托洛茨基遭遇种种刁难的新闻后，愤愤不平，1934年，他满带情绪地给托派国际局写了一封信：

从报纸上见到托洛茨基同志遭受法帝国主义的种种刁难，又见到斯大林主义者的所行所为的如何反动，我感到非常悲痛。斯大林的官僚党制已经摧毁了共产党的活力和精神。他已经把各国共产党的真正领袖代之以他一己的走狗。他在中国所扶植的“领袖们”，甚至还不是他本人的走狗，而是他手下人米夫的走狗。西方的无产阶级多半不会知道，这些“领袖们”的斗争只是为了要控制党的机关。斯大林在[1]替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服务。

这封信表达了他对托洛茨基的关注和无限同情，尽管他的信对改善托洛茨基的境遇不可能发生任何作用，但对于身处逆境的托派来说，发自心坎的支持和理解才是最为重要的。“不要哭，不要笑，只要理解”，这句斯宾诺莎的格言不仅为托洛茨基所欣赏，也是托派成员自勉及相互勉励的人生戒条。

在表达了对斯大林的愤慨和对托洛茨基的无限同情之外，这封信中透露出的另一个信息也是不容忽视的：对当时苏联性质及斯大林的态度，陈独秀逐渐与托洛茨基等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

很长一段时间里，陈独秀强调的是斯大林等人执行的政策违背了十月革命精神和列宁的遗教，因此，他将斯大林与托派的斗争归为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并致力于真正的无产阶级路线（自然是托洛茨基主义）在苏联及共产国际的恢复，致力于“救护十月革命”。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仍旧承认苏联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的感情还是站在这个国家及其施行的政治制度一边的。

但这封信表明，随着对苏联所作所为的愤慨、绝望和深刻思考，陈独秀已经开始质疑苏联仍是“工人国家”的观点，他尖锐地指出：“在苏联，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正在代替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专政。所谓‘工人国家’与苏维埃政权只有名义上的存在。”他还提出，[2]“必须反对以为斯大林政制尚能改良的那种幻想”。他的新观点，不仅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不同，就是与托洛茨基仍将苏联定性为“工人国家”的看法也是大相径庭。相比于陈独秀，苏联毕竟是托洛茨基和列宁亲手缔造和捍卫的，他的感情自然要深厚、复杂得多，因此，即便面对种种现实，他不得不承认苏维埃国家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官僚不但没有销声匿迹，让位于民众，反而变成一种毫无监督的力量统治着民众”时，他仍坚持这个“工人国家”具有双重性质，他只承认苏联共产党发生了官僚化的堕落，这个国家也堕落为带有“极权主义的官僚主义性质”，但他并未从根本上否定这个国家还存在可以挽救的[3]积极方面。甚至到了1939年，托洛茨基在《再谈苏联的阶级性质》一文中仍以比喻的方式说道：“打个比方：一位修理工检查汽车。开车的强盗于糟糕的路面飙车多时，以逃过警察追捕，结果把车折腾得七零八落（车厢撞烂轮胎变形、发动机毛病丛生）。显然，工人师傅有理由骂一声：‘这哪儿是车，分明一堆垃圾！’类似的呵斥表达了工人师傅对司机的愤慨，但与科学分析无关。一旦开始修车，维修者必须从基本事实出发——‘垃圾’的本质是一辆破损汽车。他会区分损坏与完好的零件，以决定从何着手。这便是觉悟工人对苏联的应有态度：他有权斥骂当权集团把工人国家变成‘一堆垃圾’。一旦开始解决政治难题，冷静下来的无产者只能被迫承认自己面对一个‘破损严重’的工人国家；后者的经济马达故障频繁却仍在运转，换掉一批零件会彻底复原。以上仅是比喻，但却是——毫无疑义！——值得思考的比喻。”

陈独秀自1937年出狱后，身居遥远的墨西哥的托洛茨基始终惦记着这位经历牢狱之灾的老斗士。当时，不仅中苏两国恢复了外交关系，就是殊死厮杀近十年的国共两党也暂时握手言和，共御外辱了。因此，托洛茨基担心与国共、苏联都存在恩怨的陈独秀会有生命危险。他在1937年8月11日与李福仁（C.Frank Glass，参与中国托派活动的南非籍美国人，与托洛茨基有较多通信来往，相当于他和中国托派的联系人）的谈话中认为，斯大林与蒋介石的“盟约一签定，他们将杀死陈独秀”，因此他指示李福仁：“我们一定要为他发起一个运动，[4]你可以发起这个护陈运动。”托洛茨基对陈独秀可谓关怀备至。

托洛茨基认为陈独秀“会有生命危险”，并非无的放矢或是出于对斯大林的偏见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更多地是根据对斯大林为人处世风格的了解，以及自己在流亡过程中多次遭到各种反托势力刁难、排挤，甚至多次被暗杀的经验来推断陈独秀的处境的。

自被驱出苏联后，托洛茨基始终处于艰难、危险的生存环境中。1937年1月，苏联最高法院开庭审讯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案”，托洛茨基及其儿子谢多夫作为“人民公敌”被指控为是各种针对苏联的阴谋、破坏、暗杀活动的主谋和指使者；1938年3月，莫斯科又开始审判所谓“右派和托洛茨基联盟案”，托洛茨基父子又被指控为同希特勒、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他们不仅被指控暗杀了基洛夫和企图谋害斯大林等人，还谋害了高尔基、斯维尔德洛夫等人。正因为与斯大林处于针锋相对、不依不饶的位置，托洛茨基成为权倾共产主义世界的斯大林的眼中钉，斯大林时刻图谋将其予以铲除，从而使得反对他的声音从地球上消失。

至于陈独秀，国民党出于安全考虑，再加上胡适、张伯苓的保释，在抗战爆发后就提前将他释放，并且不再用对待政敌的残酷手法对待他，更多地将他当作一个支持抗战的社会知名人士，但国民党也不时派人监视他，绝不愿给他提供一个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乃至重新崛起的机会。他出狱不久，党内就发起了一场指斥他和中国托派为汉奸的风波，在当时相信这一说法的人就没有多少，但多数人出于种种考虑，不但不愿出面为他洗刷冤屈，甚至顾忌党内感受，彻底断绝了与他的关系和来往。

因此，尽管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一样，都是不受主流社会欢迎的“异类”，但陈独秀的处境要比托洛茨基安全得多。不过，这不是说托洛茨基的担心是多余的，而是因为国共两党此后均已明了陈独秀退出政治的态度，他们自然不会为一个根本不再对他们的政治活动造成干扰的人物而大动干戈。

1937年11月，李福仁致信托洛茨基，他在将陈独秀的抗战主张告诉托洛茨基的同时，还表示了自己支持中国托派临委书记刘家良等人与陈独秀决裂的态度。12月1日，托洛茨基在回信中说：“对于我们中国朋友的态度，尤其是对陈独秀的态度，我们应该避免作出鲁莽[5]的判断。”他指出：

我们不应该通过非常鲁莽与非常严厉的手段来和中国朋友们决裂……如果他们现在跨错了一步，同时却不曾跟第四国际破裂，我们[6]一定要用友好的与耐性的态度来批评他们。

托洛茨基不可能觉察不到陈独秀与中国托派之间的分歧，但他却始终不愿中国托派与陈独秀公开决裂，他自己更没有撰文指责陈独秀（出于政治见解的不同，托洛茨基曾多次与自己的追随者公开决裂，而这些人很多都比陈独秀与他的关系更加密切），他所做的，反倒是批评与自己观点接近的中国托派，竭力维护与自己分歧更大些的陈独秀。而这，不能不与他对陈独秀饱含着独特的敬重之情有关。

同时，托洛茨基也不同意李福仁所说的，陈独秀是“投降”后才获释的猜测，他完全同意李福仁说的，“斯大林派现在可能要暗杀陈独秀”的想法，因此，他仍然希望陈独秀能离开中国，他说：“正为了这个缘故，我相信他最好能到美国或墨西哥来。”他要李福仁以他的名义，立即给陈独秀去信谈谈这个问题，他认为：“这对陈独秀来说是一个生死问题，对第四国际说则是一个巨大政治意义的问题，至于他能参加（第四国际）大会所能带来的好处，那就更不必说了。”[7]

由于对陈独秀的处境始终放心不下，1938年2月5日，托洛茨基再次致函李福仁，催促他设法将陈独秀“弄到美国来”，他坚持认为，陈独秀呆在国内会有生命危险：

如果苏联参加战争……到那时我们的所有同志会被消灭。我们必须在这个意义上对他们提出毫不含糊的警告。让陈独秀出来，无论对于他或对于我们，同样是很重要的。他在第四国际中可以起片山潜在莫斯科给第三国际所曾起过的作用——而且，我希望陈独秀还能比[8]片山潜给革命事业带来更多好处。

为了帮助陈独秀出国，托洛茨基还热心地向李福仁提出了他的建议：“他可以出国宣传，使外国工人运动赞助中国为理由，要求当局[9]授权放洋。”

1938年6月25日，托洛茨基得知党争诬陷陈独秀是“日本间谍”及陈独秀一面反对托派临委，一面又拒绝发表“脱离托派”的声明后，他又写信给李：

我非常关怀的问题是陈独秀的人身安全。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我毫不怀疑斯大林派会在战争期间暗算他。……陈独秀如到美国，能为中国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展开很有效的宣传。他以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老革命家、且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家资格来进行这种宣传，对于美国工人所能发生的影响会比莫斯科的代理人们所能发生的要大到一千倍。……陈独秀对我们中国支部保持很谨慎的态度，我绝对能[10]够理解。他在中国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受着当局的管制。

尽管托洛茨基多次热心地邀请他出国参加第四国际的领导工作，但陈独秀还是拒绝了他的好意（他此前也拒绝了老友胡适安排他前往美国写作自传的邀请和王凡西等托派成员希望他前往香港的建议）。他始终认为，既然从事抗战工作，无论如何就应该坚持留在国内。[11]

在全民抗战的浪潮席卷各地，大多数党派都开始调整政治策略时，中国托派却依旧我行我素，坚持着自以为无比正确的激进立场。而这，除了托派成员的教条性外，也不能不与托洛茨基的指示有关。

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经过多次针锋相对的艰难谈判，终于就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协议：中共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取消苏维埃，放弃土地革命，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领导。

在托洛茨基看来，中共对国民党的一系列让步，都是放弃自身独立性的表现，完全是重蹈国民革命时期以无原则的屈服退让而被国民党步步蚕食的覆辙，因此，他始终对这些政策抱着严厉批判的态度。托洛茨基支持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战事业，并且号召中国托派积极参加抗战，他说：“中国一切工人组织的责任在于积极参加，要[12]在目前抗日战争的各条前线上参加作战。”但阶级意识的强烈、国民革命时期中共惨遭失败的经验等因素，使得托洛茨基对国民党始终有种强烈的不信任感，他认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在反动派蒋介石领导之下，是不可能取得真正胜利的，因此，他又强调中国的工人组织“不可片刻放弃他们自己的政纲与独立行动”。与此同时，他还对中国革命力量在战争中崛起，从而代替国民党蒋介石来领导抗战的胜利抱有深切的希望，他说：“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战争时期，与资产阶级仍立于不可调和的对立地位。先锋队的任务在于：根据战争经验，将工人团集在革命先锋队周围，将农民团集于工人周围，以此准备真正[13]的工农政府，即领导数百万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

与托洛茨基相比，陈独秀对抗战的态度不能说有原则性的区别，但侧重点却有很大不同。从内心来讲，陈独秀未必不愿意中国托派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发展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甚至取代国共来领导中国的抗战和革命事业，从这点上来说，他与托洛茨基并无不同。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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