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民政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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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3辑)(总第7辑)试读：
学者风采
南东风（1959～ ），1977年入伍，1983年入党，1982年7月新疆大学政治系本科毕业，获哲学学士学位，1987～1990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获法学硕士学位。1990年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政治教研室工作，教龄31年，现为政治教研室主任、教授（技术5级），大校军衔，学院政治理论课教学带头人。总政治部高教系列评委库成员，总政直工部理论宣讲专家库成员，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特聘教授。先后获得军队级教学成果奖、政治理论研究成果奖，军队育才奖金奖，总政优秀共产党员，军艺首届十佳教员，享受军队专业技术人才二、三类岗位津贴。
三十年如一日踏实耕耘在三尺讲台，先后为研究生、本科、大专、中专和任职教育培训各层次讲授各类政治理论课20余门。出版《解放军文艺史》等著作（教材）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特别是在军队文艺史论方面造诣颇深。1993年主编出版《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1977至1992年活动实录》一书，是第一部全景式介绍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工作、生活的纪实性作品，曾在《北京日报》《文摘报》等报刊杂志连载百期。2014年，主持教学成果《德美融会 知行合一——构建军艺特色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的探索与实践》获军队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特稿·
>传统军事文化对中国军队联合文化形成之影[1]响倪乐雄【摘要】当今，在社会价值体系尚未完全重建的背景下，某些负面的、根植于传统中国军事文化的现象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在战争技术已经发展到太空领域的时代，它们是建设联合文化时必须克服的深层障碍，侵蚀着由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先进作战理论、先进的军兵种编成和先进后勤保障组织起来的现代化军队。联合文化建设就是要从文化的根源上彻底铲除妨碍诸军兵种联合作战原则的天敌。【关键词】传统军事文化 中国军队 联合文化【作者简介】倪乐雄（1956～ ），男，上海市人，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东西方战争文化比较、战争史、中国军事现代化、中国海权战略、国际军事与外交。一 中外军事史上协同作战及其观念
军事领域的联合文化萌发于战争实践中的协同作战。在中国历史[2]上，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发明的“鸳鸯阵”可谓古代战术层面最经典的协同作战范例，包含了古今中外各种协同作战最重要的原则。“鸳鸯阵”阵形以11人为一队，最前为队长，次二人一执长牌、一执藤牌，长牌手执长盾牌遮挡倭寇的重箭、长枪，藤牌手执轻便的藤盾并带有标枪、腰刀，长牌手和藤牌手主要掩护后队前进，藤牌手除了掩护还可与敌近战。再二人为狼筅手执狼筅（三米长毛竹前端削尖且留四面尖锐枝丫），狼筅手利用狼筅前端的利刃刺杀敌人以掩护盾牌手的推进和后面长枪手的进击。接着是四名手执长枪的长枪手，左右各二人，分别照应前面左右两边的盾牌手和狼筅手。再跟进的是使用短刀的短兵手，如敌人迂回攻击，短兵手即持短刀冲上前去劈杀敌人。“鸳鸯阵”不但使矛与盾、长与短紧密结合，充分发挥了各种兵器的效能，而且阵形变化灵活。可以根据情况和作战需要变纵队为横队，变一阵为左右两小阵或左中右三小阵。当变成两小阵时称“两才阵”，左右盾牌手分别随左右狼筅手、长枪手和短兵手，护卫其进攻；当变成三小阵时称“三才阵”，此时，狼筅手、长枪手和短兵手居中，盾牌手在左右两侧护卫。这种变化了的阵法又称“变鸳鸯阵”。此阵运用灵活机动，正好抑制了倭寇优势的发挥，在与倭寇的作战中，每战皆捷。
戚继光“鸳鸯阵”各种冷兵器分工明确、配合环环相扣，可谓精巧细腻，但行动起来浑然一体。虽属战术层次，却反映了古今中外协同作战或联合作战的普遍原则，比如诸兵种高度协同、局部服从全局，这两项原则不仅适用于战术范围，也适用于战略范围；不仅可用来指导战场作战，也可用来指导国防建设等。中国古代协同作战主要是步车协同、步骑协同和水陆协同。其中不乏经典战例，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
西方历史上，著名的坎尼会战也是一次出色的协同作战。当迦太基步兵线形由前凸变成后凹的半月形、两翼向罗马军团方阵圈击并将其装进“口袋”时，迦太基的骑兵及时赶回封住了“袋口”，从而使[3]坎尼会战成为战争史上最完美的步骑协同的战例之一。
近代拿破仑的步炮骑协同也是堪称第一流的联合作战，“步兵、骑兵和炮兵，三者相倚为用，均需相互协作。因此，对于它们的配置[4]务求稳妥，要在一旦遭受突袭时能够互相支援”。拿破仑的军事杰[5]作——奥斯特利茨会战就是法军三个兵种协同作战的完美之作。
协同作战的观念中国自古有之，孙子曰：“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6]首尾俱至。……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孙子以常山之蛇做比喻，强调的就是高度一致的协同作战。而协同的最佳状态是[7]“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尉缭子认为：“一人之兵，如狼如虎，[8]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六韬》引：“太公曰：凡用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9]几于神。’”可见古代兵家对诸兵种协同作战有着强烈意识，要求非常之高，将联合协同作战的最高境界归诸“一”，而“一”就是整体性、一致性，即在战略或战役的总目标之下展开各自的作战部署和行动。不过这种联合作战观念当时还只是停留在军事思想层面，还没有上升至文化层面。二 联合文化的表现形态
军事文化是人类在从事战争活动或军事事务过程中长期形成的物[10]质形态和精神形态之总和。联合文化是军事文化之一种，是被军事文化概念包含的子概念，它是人类社会中武装力量长期以来在各军兵种联合作战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各军兵种协同作战及其思想自古有之，并非美军首创，只是美军首创了理论术语，将联合作战首次上升[11]至文化高度加以认识和阐释。
联合文化有它自己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联合文化的物质表现形态贯穿于整个战争运作过程，诸军兵种联合作战只是联合文化中物质表现形态之一，占其中很小的部分。联合文化的物质形态范围还可以延伸到与联合作战相关的国防领域和行为方面，包括国防体制、动员、预算，国防军编成、装备、战略战术设计实施和作战样式等。联合文化的精神形态包括支配联合作战的一系列国防行为背后的心理、思想、价值观、认同感等，以及联合作战领域各层次行为的主观动因。[12]三 联合文化与军事理论的关系
既然上升到文化层面，在文化境界中塑造人，那么人与人的不同主要是精神状态的不同；精神状态不同直接导致行为状态以及与之相关方面的不同。精神状态范围包括思想及思维方式、世界观、价值观、认同感等。形成联合文化的途径就是将诸军兵种联合作战观念上升到军人的思维方式、世界观、价值观、道德伦理观和认同感层面，并渗透其中、融为一体，成为主导，并且使联合作战在精神领域从自在成为自觉，在实践领域由被动变为主动。
联合文化是在文化层面塑造军人，军事理论主要是在知识层面塑造军人。军事理论只是人类文化朝着军事领域方向，通过许多环节后具体展开的分支，属于知识范畴，具体知识体系虽然终极源头可回溯至文化层面，但不完全等于文化，也不能等于文化的精神层面，更不能替代文化的精神价值观、道德伦理观和认同感。
在以往古今中外的战例中，有些协同作战失败是因为没有掌握协同作战的方法——知识，但也有另一种情况，即掌握协同作战理论和方法，熟悉联合作战战略、战役、战术的将领未必按照其原则行事，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原因就在于他们在文化层面即精神价值观、道德理论观和认同感等方面排斥协同作战的军事理论和方法。就像社会上一些人熟知为人处事应该遵守的道德原则，却并不在行动中履行这些原则，甚至违背这些原则，原因在于道德伦理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一种知识，而不是支配自己行为的文化精神、价值认同及“绝对命令”的道德自觉，所以这些人懂道德，但不按照道德原则行动。
掌握知识与使用知识是两回事，掌握知识依赖智慧和勤奋，使用知识除了智慧外，更依赖行为准则中属于精神领域的价值判断。比如航空母舰的功能是把有限制空权变为无限制空权，是争夺海上制空权的关键舰种，这是一种知识，但过去我们把航母等同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于是长期不建造航母，甚至宣布永远不要航母。这是典型的知识运用受到文化伦理价值判断严重干扰的例子。理性掌握知识，不负责具体行动；伦理价值取向决定行为选择。因此，联合作战的知识、理论本身不能保证其在实施中到位，上升至联合文化层面才能保证。四 创建联合文化的目的和途径
创立和传播一种特殊文化的目的在于塑造一种特殊类型的人，使之有效地适应和完成某种工作任务。创建和传播联合文化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培养能够承担联合作战任务的指战人员，以争取现代化条件下各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胜利。各军兵种人员自觉地按照联合作战各种原则进入战斗状态，是创立联合文化的最终目的。
我军应根据现有条件、运用各种手段、通过各种途径来创建和传播联合文化的各种原则。文化育人在于精神灌输和观念根植，协同作战的第一原则是局部服从全局，联合文化培养的是心灵和行为、思想与行动能够自觉遵循局部服从全局的国防人才及诸军兵种指战人员。
第一，全军院校要开设联合文化的主课程，作为基础课或必修课。这门课有别于纯军事的协同作战理论课程。第二，在灌输军人价值观的教学中和军人守则里，把联合文化的原则上升至军人的职业道德观念。第三，在各军兵种作战条例里，要将联合文化作为首先强调的总则写入联合作战原则，将之置于各军兵种作战原则之先予以强调。第四，运用传媒、影视等手段，如在军营经常放映中外协同作战成功的影片和外军资料片。运用文化娱乐和文艺创作手段，如歌曲创作等方式潜移默化地培养部队的联合文化意识和价值取向，因为音乐有教化和移风易俗的内化心灵的作用。过去有首歌《我爱祖国的蓝天》，其中歌词有“水兵爱大海，骑兵爱草原，我（航空兵）爱祖国的蓝天”，反映的是军种文化，而在联合文化观念中，歌词可能要改成“水兵亦爱蓝天、航空兵亦爱大海”了。第五，各军兵种院校要大力增加其他军兵种的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各军兵种要互相渗透，低、中、高级军官应该精通“三军”的作战理论和武器装备，并制定在不同军兵种院校定期学习轮训制度和不同军兵种部队各级岗位见习或服役的制度。五 中国传统军事文化负面因素对创建联合文化的影响（一）小农意识
中国是农业国家，小农经济意识支配了日常生活几千年之久，也渗透到中国的军事文化中，“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比如战场上见死不救的现象，几乎在历史上每朝每代都存在，究其本源在于小农经济生活锻造，已成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本能。在缺乏核心价值引领的时代，战场上的救援行为往往缺乏主动自觉，要在上级[13]指挥严令下被动执行救援任务。小农文化意识造成对友邻部队天然的冷漠往往导致战场配合效率大打折扣。孟良崮之战，国民党部队在救援被围的张灵甫七十四师时，除了个人之间的恩怨外，小农意识产生的文化本能对他们的协同影响也是重要原因。我军联合文化的建设首先就要彻底根除小农意识形成的文化本能的千年惯性，从深层的文化根源上铲除妨碍联合文化建设的土壤。（二）地方主义
中国特有的国情之一是“地方主义”，地方主义的特点是同一地方的人们会产生天然的亲切感，继而形成向心力，但同时也产生对其他地区的人的天然陌生感和排斥力。“地方”的这一功能长期成为中国军队中拉帮结派的工具和手段。当然不仅在军队中，在地方公众、日常生活中也存在这种现象。地方主义是个贬义词，指的是“地方”成为思维、考量、选择、判断、决策、行动、用人等方面重要甚至唯一的准则，于是，地方由原来的“倾向性”上升为“主义”。“地方主义”是把双刃剑，具有团结和分裂双重功能。在军阀割据时代，对于坚持某一地区革命斗争有正面作用，但一旦军队进入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时期，需要大局观时，地方主义的危害便暴露无遗，它和联合文化所强调的整体性原则和大局观是格格不入的。（三）“山头”主义
历史上，解放军的来源不一，有学者称之为“山头”：按建军时间分，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百色起义、湘南暴动、黄麻暴动等，按方面军分有一、二、四方面军，因历史原因和革命条件的限制，我党武装力量形成了不同的“山头”。这些“山头”在革命战争年代各有贡献、都为创建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和地方主义一样，过分讲究“山头”也会在军队中造成不团结、内耗的负面作用。在一、四方面军会师时，正值红军长征受挫，在中国革命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张国焘不是团结一心、共同对敌，而是将“山头”凌驾于党中央和全军之上，自恃自己实力强大，要在政治局增加四方面军的“交椅”，差点造成红军火并及党和军队的分裂。传统军事文化中的山头主义、派系意识与联合文化的局部无条件服从全局的原则是不符的，也是在建设我军联合文化过程中必须加以克服的。（四）本位主义
本位主义泛指一切从某个团体、单位出发来进行价值、利益评估和取舍的现象。“地方主义”和“山头主义”本质上也是本位主义的两种特殊表现形式。本位主义也是人类组织与生俱来的附属物，存在于古今中外一切组织中，具有普遍性。本位主义的凝聚力和排斥力是同时存在的，它的负面作用在强调高度协同的现代化战争中是致命的。联合文化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本位主义的否定。（五）“大”陆军传统
中国数千年农业社会的历史锻造了武装力量以陆军军种为主的传统，因为在古代社会，中国军队的主要功能是防止内部叛乱和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在近代以前，来自海上的威胁很少。近代以来，来自西方和日本的海上入侵取代了古代北方和西北方向的威胁，因科学技术和工业的落后，陆权主义传统惯性，加之长期内战加外战，中国国防力量短时间内不能适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以空军军种和海军军种为依靠的战略制空权和战略制海权决定战争胜负已成为20世纪战争的时代特征时，中国仍被迫以落后庞大的陆军军种勉强进行应对。在反侵略战争中，利用地域宽广和国土纵深，陆军不乏良好表现，成功抵御了侵略，且国防任务主要是保卫本土，这就必然地产生大陆军的强烈意识，同时多多少少影响空军特别是海军的发展。
当改革开放导致中国由传统农耕社会转型成现代海洋国家，当中国出现数千年未有的“海上生命线”和维系本土生存的“海外重大利益地区”问题时，国防范围已经越出本土，海空协同已成战场主角，陆军相对已居次要地位。在国防预算、军费拨款、武器装备设计更新等方面，陆军主宰战场的传统思维显然与时代的战争要求不相符合。今后陆、海、空三军协同联合，甚至将以空中精确打击为主、陆军在地面进行辅助行动的作战样式为主。联合文化的建设必将在相当程度上颠覆以往历史造就的大陆军传统。（六）嫡系意识
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军队中的嫡系意识根深蒂固、源远流长，无论是革命军队还是反革命军队一概不能摆脱嫡系意识。嫡系意识是以政治分裂为背景的军阀混战时代产生在军事领域的畸形物。作为旧时代的落后军队意识，在国家政治统一后，其惯性尚未全部消失。这点比照先进发达国家的军队便可一目了然。西方发达国家的军队无嫡系和非嫡系之分，嫡系意识是旧时代军队的残存物。可以说，军队是否存在嫡系意识是衡量军队是否现代化的一个指标。
嫡系意识是旧时代军事文化的产物之一，对现代化军队建设危害极大。军队中分嫡系与非嫡系造成军队内部的裂痕、将领之间的矛盾和部队之间的严重隔阂。国民党军队的战场失败，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嫡系和非嫡系部队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仅严重削弱海、陆、空三个军种的协同，就是一个军种内部都四分五裂。在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非嫡系部队指挥官巴不得得宠的嫡系部队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栽跟头，在外围担任救援任务的将领行动故意迟缓，导致七十四师全军覆没。嫡系意识作怪会使同一军兵种内部的协同都无法实施，更不用说更高层次、更复杂的不同军兵种之间的协同了。（七）我军共产主义军事文化对传统军事文化的克服
上述六种传统负面军事文化现象几乎存在于并影响了所有的中国近现代军队，而且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军事效率。在所有中国军队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抵制和克服负面的传统军事文化因素方面做得最为成功。其中的原因是：解放军政治上定位是执行中国革命任务的武装集团，中国革命对外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对内根据中国实际国情进行土地革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解放占人口95%以上的贫苦农民和工人阶级，这就使革命战争没有停留在利益层面，而是超越了利益层面上升至理想层面，并且成为共产主义军事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解放全中国和解放全人类是我军军事文化的灵魂，在这种以崇高理想为核心的军事文化体系中，一切负面的传统军事文化因素与之冲突并全部处于下风，处于被消解的地位。“解放军是大熔炉”，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各种农工武装、旧军队、土匪、伪军等，只要进入解放军行列，就像废铁放入高炉，最终百炼成钢，发生质变，关键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派生出来的崭新军事文化具有联合一切、改造一切旧中国武装力量的功能。中国革命战争中产生的军事文化是名副其实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联合文化”，它使军队里每个个体自觉地把自己的灵魂与组织目标融为一体，这是我军能够团结一致、战无不胜的根源。这就是我军曾经达到的境界，一种曾经凝练成功的真正的“军魂”。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和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如何保持我军优秀军事文化传统是个重要的课题。
当然，“水无至清，人无完人”，既然有需要抵制、克服的事实，也就是承认我军内部也存在着旧时代延续的负面军事文化现象，问题是在所有中国军队中，我军相对而言是用崭新的军事文化消解负面的传统军事文化最彻底的军队，因而能够战胜所有的敌人，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而当这种共产主义的军事文化遭到“文革”“四人帮”破坏时，本位主义、嫡系意识就会有所抬头甚至沉渣泛起，进而造成军队在“文革”期间的派系分裂，严重影响了战斗力。
上述初步归纳的六种负面的、根植于传统中国军事文化糟粕的现象，在今天社会价值体系重建尚未完成的背景下，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它们是建设联合文化时必须克服的深层障碍。在战争技术已经发展到太空领域的时代里，这六种弊端简直就是一堆霉烂的细菌，侵蚀着由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先进作战理论、先进的军兵种编成和先进后勤保障组织起来的现代化军队。联合文化的建设就是要从文化的根源上彻底铲除妨碍诸军兵种联合作战原则的天敌。〔责任编辑：李秋发〕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Military Culture on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Military Joint Culture
Ni Lexiong
Abstract：Some negative phenomena root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ilitary culture may revive when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values system is unfinished. These phenomena are the deep-seated barrier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nited culture in an era of war technology being applied in outer space. They are eroding the modernized army which is organized by advanced weaponry，operational theories，formation of the services and arms and logistical support. To construct united culture is to thoroughly wipe out the natural enemy disturbing various services and arms’ principle of joint operations from the root of culture.
Keywords：traditional military culture；Chinese Army；united culture〔英文校译：梅娟〕[1] 本文获解放军第三届联合作战政治工作理论研讨会论文一等奖。[2] “凡鸳鸯阵，乃杀贼必胜屡效者，此是紧要束伍第一战法。今开式于后：二牌平列，狼筅各跟一牌，以防拿牌人后身。长枪每二枝各分管一牌一筅。短兵防长枪进的老了，即便杀上。伍长执挨牌在前，余兵照鸳鸯阵紧随牌后，其挨牌手低头执牌前进，如已闻鼓声而迟疑不进，即以军法斩首。其余兵仗牌刀遮抵后，紧随牌进交锋，筅以救牌，长枪救筅，短兵救长枪，牌手阵亡，伍下兵通斩。要依此法，无不胜矣。”（参阅戚继光《纪效新书》卷二，紧要操敌号令简明条款篇）。[3] 〔英〕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战略论》，军事科学院译，战士出版社，1981，第44页。[4] 参阅彭光谦、沈方吾《拿破仑军事语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5] 〔英〕马绍尔·科沃：《作为军事指挥官的拿破仑》，钮先钟译，台湾军事译粹社，第149页。[6] 《孙子兵法·九地》。[7] 《孙子兵法·九地》。[8] 《尉缭子·武议》。[9] 《六韬·兵道》。[10] “所谓联合文化，是随着联合作战的发展而形成的，保障军队赢得联合作战胜利的一种军事文化。”参阅李瞰《联合文化：超越军种的时代强音》，《解放军报》2011年8月4日。[11] “‘联合文化’是美军适应军事战略转型提出的新概念。美国‘联合文化’的概念建立在联合作战的实践之上。”参阅郭平阳、赵莉《“联合文化”研究综述》，《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12] “联合文化的主旨是培育军种共同的使命观、价值观和行动观。”参阅李相影、陈辉吾《对构建军事联合文化的冷思考》，《解放军报》2012年6月28日。[13] “联合文化并非信息化战争所独有的风景，它曾是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文化，为人所创造，又影响人的思维见地、行为取舍。革命战争年代，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林立，每临战事常常是消极自保、敷衍塞责，甚至互相倾轧、见死不救。”参阅赵广志《细说解放军联合文化》，《解放军报》2012年4月12日。·专论·
>困境与探索：中国工农红军的人才选拔与培养张沛【摘要】中国工农红军在创立初期，由于环境恶劣、斗争残酷，各类人才十分缺乏，人才培养条件极其简陋，人才成分也较为复杂，人才的选拔培养已成为影响红军生存发展的重要问题。为此，红军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人才选拔培养工作，通过公开招聘、争取俘虏等方式引进人才，通过相对优厚的福利待遇保留人才，利用各种培训机构培养人才，造就了大量军政指挥及专业技术人员，为红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力保障，为人民军队的人才选拔培养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关键词】红军 人才 选拔 培养【作者简介】张沛（1980～ ），男，四川通江人。西安政治学院军队人事管理学系军队干部工作教研室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军队干部工作史。
1927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通过一系列武装暴动，组建和掌握了第一支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能够生存并发展壮大，红军十分注意各类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有益探索，为日后人民军队的人才选拔与培养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一 中国工农红军创建初期人才选拔培养所面临的主要困境（一）人才队伍基础薄弱，各类人才数量较为短缺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许多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革命工作经验的人遭到逮捕或杀害，致使在组建初期，红军人才队伍的基础十分薄弱，懂军事、能指挥、会打仗的军政人才极为短缺。当时的中央军事部就曾提到“军事干部人才的缺乏与薄弱……以致军运工作常[1]不能走向正轨，这是目前一个很大的危机”。同时，由于斗争环境较为恶劣，在作战过程中又不断有人员损失，这种人才短缺的情况在红军中普遍存在，成为影响红军开展军事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如红四军在1929年报告：“因战事太多，老的干部损失太大，战斗力不及[2]从前……军官及政治工作人员之缺乏，达于极点。”红五军也提到“五军目前的困难，即是物质与人才成为了五军涉水燃煤的吃紧问题……现在的五军不独不能扩大其组织，并且有难维持现状的模样……所以欲想挽救五军目前的危机，惟有请求省委与中央速派大批[3]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前来不可”。由此可见，军事政治人才的缺乏不仅在相当范围内存在，而且已发展到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程度。
由于革命根据地大都建在偏僻的农村，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除去指挥人才外，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也十分匮乏，这当中尤以医疗卫生、通信、机炮、工兵等专业人才最为缺乏。这些专业人才的缺乏也出现了一个与红军发展相吻合的过程。最初，出于作战需要，红军从组建伊始就提出了对医务人员的需求，随着革命的发展，红军装备逐渐改善，部分部队拥有了缴获的无线电台，于是开始出现对通信人才的需求。进入大规模反“围剿”阶段后，随着作战形式的改变、作战规模的扩大和参战部队的增多，红军开始建立相应的专业技术部（分）队，从而使红军对炮兵、工兵专业的人才需求开始增多。在笔者统计的《建国前干部工作文献史料选编》所收录1936年前红军关于选拔培养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干部的12份政策文件中，与医疗人才有关的就有4份，与无线电人才有关的有2份，与炮兵人才相关的有1份，由此可见，这几类人才的紧缺已成为红军亟须解决的问题。并且由于其专业要求较高，补充渠道有限，这些人才的短缺现象在红军中长期存在。在1934年一年之内，仅中央军委就发布了2份专门针对无线电专业人才培养的命（通）令，从这些命（通）令可以看出，红军各军团此类人才的培养数额均只有4～6名，江西、福建、闽赣等军区的培养数额仅有2名，远远低于其他专业干部的培养数额。（二）人才培养条件简陋，培养方式较为落后
红军初创时期，敌我力量悬殊，条件较为艰苦，加之不断机动、作战，部队的战斗、工作节奏非常紧张，人才培养条件十分简陋。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所说：“普通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在这样的特殊条件下，红军难有精力和条件开展正规化、规模化的人才培养。因此，在人才的培养方式上只能因地制宜、因陋就简，采取了一些较为应急的方式。在师资力量的配备方面，由于“许多领导干部甚至高级干部缺乏培养人才的能力，以至于不得不利用一批民团及俘虏，加之又缺乏经常的政治生活，造[4]成部队较为散漫”。在培养方式及时间的确定上，由于作战、工作时间的随机性非常大，因此不得不通过在部分地区建立流动训练班、在中央开办短期训练班、印发军运小册子等方式来进行，这些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才培养与需求的矛盾，但由于规模太小、生源数量得不到保证、迫于斗争的需要不得不经常转移等因素，难以满足红军对各类人才的需求。（三）人才成份较为复杂
红军初创时期，军队主要来自起义的旧军队、各地的工农赤卫队、一些同情或支持中国共产党斗争的地方武装等。这当中部分具备较好军事素养或其他专门能力的人在加入红军之时由于对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缺乏思想准备，从而给红军发展埋下了隐患。但在红军组建初期，出于军事斗争的现实需要，正值用人之时，部分部队对人才成份的复杂性没有足够的重视，同时由于缺乏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对他们的思想动态未能及时掌握并采取有效对策，因而造成了日后的出走、逃跑，甚至叛变投敌的情况。中央军委也指出：“现在在红军中因为人才的缺乏，而对于阶级组织路线忽视的倾向，还非常浓厚的[5]普遍的存在着。”这种情况的存在，直接导致了一些身处要害部门，具备一定才能人员的逃跑或叛变。如红五军团的作战科员、谍报科员，三军的作战科长等都在战事紧急的时候逃跑，给部队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损失。二 中国工农红军对人才选拔培养所开展的有益探索
针对红军时期人才选拔培养工作的种种困难，中共中央、红军各方面军及各根据地等都主动作为，从实际出发、从革命斗争需要出发，在战争中摸索，在斗争中总结，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人才选拔培养措施，为红军的发展壮大以及日后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保障。（一）通过多种方式选拔人才
面向社会公开引进人才。为满足革命斗争的需要，各根据地和红军各部都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人才。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初就曾公布了招聘人才的启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现以苏区缺乏技术人员，特以现金聘请，凡白色区域的医师、无线电人才、军事技术人员同情于苏维埃革命而愿意来者，请向各地共产党组织及革命群众团体接洽，并填写履历，转询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内务人民[6]委员会，即可答复并谈判条件，于订立合同后，护送入苏区。”除此之外，各根据地也结合自身的实际面向社会广纳贤才。如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苏维埃》登载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招聘各种军事人才的启事》，其中就提到“欲召集全赤区各军事技术[7]人才……专门研究、共谋应付革命发展之需要”。通过这些公开招聘的方式，引进了一批立志革命斗争且具备专门技能的人才，使红军的人才短缺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从旧军人和俘虏中遴选人才。为弥补自身培养人才的不足，红军十分重视从旧军队和俘虏中争取各类专业人才。1930年4月，中央军委即决定公开招用旧军队下级军官。1931年8月，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各地红军对俘虏的士兵即便是敌军中的下级干部，亦应利用。在反“围剿”作战中，红军从国民党军手中缴获了相当数量的机枪、火炮和通信器材。据不完全统计，从1930年12月到1932年12月，缴获的重机枪达500余挺，迫击炮200余门，山炮20多门，电台20多[8]部，并俘虏了一批专业技术人员。为尽可能让这些人员为我所用，红军各级指战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争取工作。在龙冈战斗中，毛泽东、朱德甚至亲自做被俘的国民党军第十八师电台工作人员王诤等人的思想工作，说服他们参加红军。经过积极争取，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红军组建专业部（分）队的骨干力量，部分人后来还成了我军的高级将领。（二）管理与优抚相结合，尽力保留人才
加强对人才的计划管理。随着红军的发展壮大，红军陆续创建了部分培训机构为红军培养各类专门人才，虽然是在战争年代，但这些机构的招生数额、考核筛选、分配使用等均严格按照计划实行，这与红军初创时期相比有了较大的进步。在1934年6月29日中央军委发布的《关于各部选送学生应严格审查的命令》中就指出了红军各部未按计划送达彭杨学校的学生，其中江西军区6人，福建军区3人，赣南军区2人，二十二师16人，军委直属队2人，并指示各部要按照规定数目迅速送达学校。在当时的战争年代中，这样的统计之精确，要求之严格，可见红军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显著进步。除此之外，红军还严格掌握一些专门人才的使用，尽力使其专业与岗位相符，以防止人才浪费。如1933年，红一方面军就专门下达训令，指出：“三、五军团均有把卫生员调去任指导员或改变其职务，甚至四师负责同志竟决定医助做医生，事前不征求卫生机关同意，事后连通知都没有一个……这显然是不尊重编制所令之自由主义表现。因此，除责成三、五军团首长详查并设法将已调之卫生员补足外，特此训令各级首长，以后再[9]不许有这种事情发生。”
提供较好的福利待遇吸引保留人才。首先是从政策上给予红军优良的待遇，既使红军无后顾之忧，又能吸引各类人才踊跃参军。为扭转过去各地苏区政府对于执行优待红军及其家属不够得力的现象，第一届苏维埃大会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主要有：“（1）凡红军战士家在苏维埃区域内的，其本人及家属均可以一般的分得土地、房屋、山林、水池等。（2）在白色区域以及新从白军中过来的，则在苏区内分得公田，由当地政府派人代耕。（3）红军中退伍士兵不能服务准给长假的，准由红军公田分配土地给他耕种，如有在苏区住家的，其家属仍分得土地。（4）红军战士在服务期间，本人及家属免纳一切捐税及房租；红军与家属通信，由直属机关盖章，不贴邮票；子弟读书，免纳一切用费；他的老婆离婚，须得他本人的同意。（5）红军在服务期间，伤病休养时，由国家供给一切费用。（6）在红军中服务5年以上，年龄满45岁的退职休养，国家供给他的终身生活费，每年至少50块大洋；红军死亡或残废了的，他的子女弟妹由国家设革命教育学校教育，并供给生活费，直至18岁由国家介绍他们职业[10]为止，父母妻子由国家给以津贴。”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颁布了执行优待红军条例的19项实施办法。这些措施和规定使红军官兵及其家属得到苏维埃共和国的各种优待，对于动员和鼓励群众踊跃加入红军起了促进作用，客观上也有助于吸引人才。
与此同时，为了能使红军中的各类专门人才最大限度地得到保留并充分发挥出工作积极性，红军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待遇保障措施。早在1932年，中央军委就专门颁布了《关于红军技术人员津贴费的规定》。在此规定中，明确了津贴费的性质是“津贴特别技术人员之费也”，“医官及枪工的津贴，每月不超过大洋十元”。而这一时期红军的重伤员只能领得六元大洋的负伤费，伤残军人每年抚恤费也只有大洋五十元。由此可见，在当时经济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红军仍然在津贴待遇方面给予了专门人才以特殊的优待。除此之外，各根据地或方面军也根据自身情况出台了一系列优待政策。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所面临的困难极其艰巨，全军开始减少津贴和零用费的发放。在这种情况下，部分部队和根据地在对各类技术人才的福利待遇保障方面也开始出现不严格落实标准的现象，从而造成这些人员“屡发生逃亡落伍的事，医务技术[11]人员发生的特别多”。为此，中央军委专门指示：“在目前因为经济的困难，暂时减少津贴、发零用费的意义要重新来一次解释工作，使他们在自愿的原则之下，来拥护军委这一决定。假如他们在改正发零用费后，感觉着无钱用的话，对于技术特别好的人员，可给予用苏维埃纸票兑换现洋的便利，同时打土豪来的食物用具应多多的分配给他们，使他们不感觉缺乏……已规定了马匹、特务员、练习生与行李担子的技术人员，应不使他们感觉缺乏……对于有病的更要很好的照[12]顾，不要使他们掉队。”红军中各级首长尤其是政治工作人员在政治上的不断争取，同时结合上述的各项福利待遇方面的保障，有效地缓解了专门人才离队落伍的现象，这些人才的保留为红军的发展尤其是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三）通过各类培训机构培养人才
红军中各类培训机构的建立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建军之初，中共中央即通过各种途径培养红军所需的一些专业人才。除了在上海秘密开办无线电训练班外，还选派了一批优秀党团员前往苏联留学，并派人报考国民党军的无线电学校。1928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创办红军干部学校的要求，中央军事部于10月要求各地红军开办流动训练班。根据这些指示精神，从1927年秋到1930年春，各地红军根据各自的条件和发展的需要，相继创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教导队、随营学校和红军学校。如毛泽东在1927年创办了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教导队，初期招收100余人；朱德、陈毅于1928年创办了红四军教导大队，后发展为闽西红军学校，从1931年至1933年，该校累计招收了六期学员，共培养军政指挥人才6000余人。各地红军初创时成立的这些培训机构为随后相对正规的红军学校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红军进入大规模反“围剿”作战后，部队发展很快，作战频繁激烈，急需大量军政干部。同时，各部队对通信、机炮、工兵、卫生等专业人员的需求也急剧增大。为此，各地红军学校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并创办了一些新的学校，如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下辖若干分校）、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等。这些学校的培养对象，主要是部队的基层干部和优秀士兵，学制一般为3～6个月，分步兵科、炮兵科、工兵科、机关枪科和政治科等。其中炮兵科和工兵科专业性较强，学制稍长于其他各科。同时根据部队需要，红军学校实行灵活的学制，“将重要的科目提前实施，使教育期时间[13]能伸能缩”，以便当部队有特殊需要时，能及时输送人才。
1933年，在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一部的基础上，红军组建了红军大学，该校的成立使红军拥有了专门培养中高级军政指挥人才的学校。在对学员的培养中，为使其能够更加紧密地联系实际，学校常常派学员到前线参加战斗指挥，甚至让其代替伤亡的部队指挥员指挥作战，这种使学员在实战中接受锻炼与培养的方式成为该校人才培养的一大特色。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该校也随同红军部队一起长征，在胜利到达陕北后更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成为日后闻名遐迩的“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
在红军时期，红军通过各类培训机构共培养各级各类军队指挥人才1万余人，专业技术人才数千人，他们为红军的壮大、革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的许多人日后都成为红军的高级将领，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卓越功勋。三 经验教训
红军的人才选拔培养工作始于人民军队创建初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发展、成熟完善的过程。在开展这一工作的过程中，也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一）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要始终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并以正确的人才理论为指导
在红军组建及发展的过程中，条件十分艰苦，逆境始终相随，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清醒地认识到无论外部条件如何恶劣，人才的选拔培养工作不能停止，只能加强，人才工作的成效越显著，越有助于红军早日摆脱困境，发展壮大。在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后的第二年，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就明确地提出了革命根据地的人才发展战略，明确提出了人才概念并详细论述了人才素质的重要性。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还阐述了人才的重要性和人才的培养问题。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人才思想得以萌芽、形成并具备了基本的理论形态。这些成果、经验对红军乃至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及人民解放军的人才队伍建设都起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党领导人民军队在新的形势下，正是由于很好地继承、运用与发展了工农红军在人才选拔与培养方面的成功经验，才赢得了历次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的重大胜利。其中有不少原则，在今天仍对中国军队人才队伍的建设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二）对人才的选拔必须全面考察，防止思想不纯、意志不坚的人员进入革命队伍
由于斗争形势严峻，人才缺口较大，红军中部分部队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过于看重其专业能力而忽视其他方面的考察，导致了日后的损失。在从旧军人和俘虏中遴选人才的过程中，由于甄别审查不严，出现个别拖枪投敌或领导投敌的严重现象。从社会公开招募的一些技术人员，后也因畏难怕苦、意志动摇脱离部队，部分人员甚至携带器材逃跑。事后调查发现，这些人员在进入红军队伍时，最初并没有经过严格的鉴定，也不完全是因为他们作战英勇、诚实可靠而被提拔的。有些完全是因为当时人才缺额较多，为填补空缺临时补充的，这就很容易发生面对强敌临时反水倒戈的问题。为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中央军委在1934年发布了《关于提拔红军中俘虏分子的规定》密令，要求：“以后凡提拔俘虏分子为干部，必须是在长期战斗中表现对于[14]革命忠实勇敢和坚决的分子，并须经上级首长的考察和批准。”并提出了三条具体的实施办法：一是凡提拔俘虏，其直接领导必须将其在战斗中的表现报告军团或军区首长并经鉴定和批准；二是送红军学校学习的人员必须经过严格考察，要求必须是在战斗中表现忠诚勇敢积极坚决的人员，同时也要经过组织鉴定和介绍；三是各红军学校对前来学习的俘虏分子也要严格审查，如有不实即汇送军委处置，不得留校。这些办法经过不断完善充实，逐渐形成了一套考核选拔人才的机制，对各类人才的甄别、鉴定、使用等逐渐规范，为红军补充了大量思想坚定、业务精湛、能力突出的人才。（三）对人才的使用培养必须注重其现实表现，摒弃“唯成份论”
在红军初创时期，我党思想上理论上都不够成熟，由于阶级和认识的局限性，党内发生了过分强调家庭出身和阶级成份、排斥知识分子的错误。在这个大背景下，红军中也出现了“唯成份论”，给人才的培养使用带来了冲击。1933年2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训令，要求全军登记工人党员，提出指挥人员应当是工人出身的干部。有些部队在“左”倾错误影响下，把反机会主义变成反知识分子，把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变成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凡此种种有的部队甚至形成这样一种风气：只要是读过几年书的，就认为成份不好；成份不好的人就不能重用。错误地处理了一批有文化有技能有专长的官兵，相当一批人才在部队受到不公平待遇和不应有的打击。在当时的条件下，人才数量本来就不多，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都迫切需要大量人才，但这些错误政策使红军的人才队伍建设受到了影响，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教训是沉痛的。可喜的是，党和红军最终还是从这条错误的路线中走了出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党的政治路线的发展变化，红军的干部路线及人才的使用培养政策经过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之后，逐步形成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和一套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责任编辑：李秋发〕
Dilemma and Exploration：Personnel Selection and Cultivation of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Red Army
Zhang Pei
Abstract：The Red Army had a shortage of talented people in its early days due to the harsh conditions and cruel battles. With the poor personnel training conditions and the complex class status of the members，the selection and cultivation of talents had become a crucial problem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d Army. Therefore，a series of fruitful work had been conducted for the selection and training of talents through the following measures：fetching talents through open recruitment and absorbing captives，retaining talents with relatively generous welfare，and training talents in various training institutions. Consequently，numerous commanding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were cultivated for the army，which ensured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the Red Army，and accumulated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perfection of talent selec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of the PLA as well.
Keywords：the Red Army；talent；selection；training〔英文校译：陈伟昉〕[1] 《中央军事部：关于干部训练的计划》（1929.10），转引自刘岩《建国前干部工作文献史料选编》，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2000，第693页。[2] 《红四军前委报告：请求中央派军事政治干部来四军工作》（1929.3），转引自刘岩《建国前干部工作文献史料选编》，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2000，第402页。[3] 《红五军报告：请求省委与中央速派大批军事政治工作人员挽救危机》（1929），转引自刘岩《建国前干部工作文献史料选编》，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2000，第402、403页。[4] 《红一方面军：关于培养训练干部问题的指示》（1936.7），转引自刘岩《建国前干部工作文献史料选编》，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2000，第701页。[5] 《中央军委：关于清洗出阶级异己分子的训令》（1932.10），转引自刘岩《建国前干部工作文献史料选编》，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2000，第1205页。[6] 房列曙：《中国历史上的人才选拔制度》，人民出版社，2005，第734页。[7] 《四川档案史料》1983年第1期，第43页。[8]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第239页。[9] 《红一方面军：关于不得把卫生人员调任改职的训令》（1933.12），转引自刘岩《建国前干部工作文献史料选编》，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2000，第585页。[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259～261页。[11] 《中央军委关于优待技术人员问题的指示》（1935.2），转引自刘岩《建国前干部工作文献史料选编》，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2000，第588页。[12] 《中央军委关于优待技术人员问题的指示》（1935.2），转引自刘岩《建国前干部工作文献史料选编》，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2000，第589页。[13]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第232页。[14] 《中央军委命令：关于提拔红军中俘虏分子的规定》（1934.5），转引自刘岩《建国前干部工作文献史料选编》，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2000，第282页。积极建设任职教育优良学风 培养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郁永斌【摘要】牢牢把握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积极建设新时期军队院校任职教育优良学风，加紧培养大批“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优秀军队任职干部和士官的人才战略工程的关键，也是实现质量建军、科技强军的国防建设重任的关键。【关键词】强军目标 军队院校 任职教育 优良学风 新型军事人才【作者简介】郁永斌（1968～ ），男，江苏启东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部队政治工作系军事政治与国家安全教研室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西方政治思想史。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要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必须培养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军队院校作为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主渠道，如何保证大批新型军事人才的培养质量，成为军队院校教育的当务之急。军队院校学风建设与军队作风建设一样，其重要性已经彰显。积极建设军队院校任职教育优良学风是提高军队院校任职教育质量的根本保证，是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的基础。一 建设新时期军队院校任职教育优良学风，关系党在新形势下强军目标的顺利实现
学风建设在新形势下尤其重要，关系着党、国家、军队和人民事业的兴衰。党员、干部、军人和群众的学风正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兴旺发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有希望，中国梦、强军梦才能实现。那么，什么是学风呢？学风是“学校的、学术界的或一[1]般学习方面的风气”。
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指出：“学风与作风、文风紧密相连，也是党风的体现。在哲学上，学风是认识论问题。对一个政党来说，学风是思想路线问题，反映着党的理论自觉程度，反映着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反映着党的精神面貌。重视学风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当前党内的学习风气和学习情况总的是好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些党员干部学风不正的现象依然存在”。“第一，最大的学风不正就是不重视学习、不注意学习。”“第二，学风不正最普遍的现象是‘空对空’、‘两张皮’，也就是学习和应用不统一、[2]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第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严重。”学风不正现象在军队及军队院校任职教育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军人只有端正学风，我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才能实现，军队事业的人才建设质量和军队院校的任职教育质量才能不断提高。“端正学风，就应当很好地坚持学以致用，切实解决学与做相脱节、知与行相脱离的问题，[3]真正在求实、务实、落实上下功夫。”
军队及军队院校的学风正了，才能锻造高素质军人，才能为中国军队源源不断地培养和输送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是新形势下军队院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风建设更加重要。
2011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召开了第十六次全军院校会议，将军队院校分为学历教育院校和任职教育院校两大体系，共63所。其中，学历教育院校16所；任职教育院校47所，包括联合指挥院校、军种（系统）指挥院校、兵种（专业）指挥院校和士官院校。军队学历教育院校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生长型干部；军队任职教育院校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各级各类优秀军队任职干部（也可称军官）和士官，培养现代战争需要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成为新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教育的主体。“这次院校调整改革，我军着眼新型作战力量建设，调整和改建了一些新型院校，使院校结构体系更加科学合理、[4]新型军事人才有了系统培养的渠道。”新时期军队院校任职教育体系更加完善。
所谓“军队院校任职教育”，就是以部队岗位需求为基本指向，以提高岗位任职能力为教育目标，是军官（士官）任职和晋升应当接受的培训形式。
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是在学历教育基础上为适应岗位逐级晋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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