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振涛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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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鼓重槌：张振涛音乐文集试读：
序言：响鼓重槌
下槌的起因记得参观湖北省博物馆时，站在复制的曾侯乙编钟前，手执近两米长的“濡木”，双眼盯住一束灯光下两千四百年前的成排编钟，重重撞了一下。当“濡木”撞击钟壁，轰然发出一声闷响时，不觉心跳有点儿加快，手心有点儿发潮。当年在湖北省博物馆任副馆长的冯光生指着钟壁上图画般的“钟铭”笑着问我：“能识几个字了？”“钟磬乐悬”的礼法威严，是从金属体冰冷冷的触感中让人体会到的。“对面王侯”自然是虚拟的“威慑源”，逼视冷目不复存在，但钟壁铭文依然让人感到主人构筑的“话语壁垒”的冷峻和威严。一个个金灿灿的铭文，不但两千年后没有几个人读得懂，就是两千年前也没有几个人读得懂，因为它们构筑了一套方国宗族的话语，乐律学不过是整套知识体系中的一个分支。一旦“话语”与“权力”勾连，懂得话语的人就得在“秦灭六国”之际脑袋搬家。因为有这份知识储备的脑袋，对于渴望建立大一统帝王的秦始皇来说，可不是什么省心的“备份”。所以隔了两千四百年，这套“镂金版、刻钟鼎”的铭文，有三分之二谁也读不懂了。幸好，编钟的音响救了当代人。音乐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联手，靠千古不移的音阶规律，把谜一般的铭文读下来了。“钟磬乐悬”是建构礼乐制度的支撑物，吸引着学者们探下身来解读，但除了从事音乐古考的专家外，一般人难有机会，手执“濡木”撞击“古代”。所以有此机会的人，就有责任把这份感受介绍出来。有关乐器的一组文章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类似介绍，慢慢积累，竟有十几篇了。
音乐学家的责任之一，如同科普作家一样，是要把有点玄乎的专业知识介绍给一般读者。国外大学教授都要求写一点普及文章，把最新知识转化为一般读者可以理解的知识。别小看这种文字，并不好写。学术论文可以不考虑读者对象，普及文章则必须考虑读者对象，所以科普读物写作难乎其难。“写出具有‘非小说’那样的‘可读性’而又不失学术水准的作品也非不可能，恐怕在今日中国还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得到。”1因此国外大学都要求一流教授做些极有挑战性的科普工作，这已经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应尽的社会责任。运用既有的研究成果并将之与科普理念结合起来再以吸引人的叙事能力编织成一份观照古今、通俗易懂的文本——谁说音乐学家不需要文史素养与文学叙事的综合能力？
写这类文章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难成大事”的自知之明。构建理论体系，“犹河滨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见其不知量也！”2既然做不成大事，不妨做点普及工作。
王蒙写道：“韩少功说过一个很有趣的话，他说我喜欢没事想事，想清楚了我就写论文，想不清楚我就写小说，写小说就是想不清楚的事。”3这些短文也是我想不清楚“大理论”却堵了一肚子感慨的结果。套用上面的话：想清楚了写论文，想不清楚写杂文。
写了几本书，空余下来，换换脑子，写点与学术不太一样的东西。音乐家渴望用文字描述音乐，虽然胜例罕见，但依然不断地写。舒羽《流水》中说：“用文字去巩固音乐，犹如用鞭子去抽打空气。”4文字的功用在于抒发音乐家对音乐的感受和见解，不管是否说不说得清楚。霜重鼓寒声不起
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在文字呈现方式上总有一种渴望采用异于日常口语、带点神圣和优雅去表达的意愿。推敲文字，提升意境，尽其神理，抵达境界。曹丕把文章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地位，文人自然有了“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的幻想。这些都在生长年代有意无意带给我们的作文标准。表达上能博雅并观，再好不过。正统观念培养的人，多多少少都希望文字能够通过内心自检。
一般来说，人们叹服的文字都是自然流出来的，行云流水，载云而成。有些人的文章，却是挤出来的。我属于挤出来的那种。我们的文字为什么不能像前辈那样“流出来”？因为我们从小接触的语言大都是由不怎么美也不怎么好的词汇构成的。流行语言不但不是令人生出美好情感的，而且是令人生出厌恶情绪的，生硬冰冷，枯燥乏味。上面说的那种人们喜欢的“自然流露”，像李白的诗、苏东坡的词、范仲淹的散文以及《文选》和《古文观止》的那类文章，都以传统文化语境为背景。远了不说，就说前几代人的流露，都是“读书破万卷”后的流露，是以“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宋词元曲”打底子的流露。从小背书，背了半辈子，一肚子，到了一定年龄，文字出来自然如涓涓流水。我们从小背了些什么？不是“语录”就是“社论”，灌进脑子里的口号变不成隽永文字。这种积累对于写作非但没好处反而只有坏处。这让我们不能也不敢“自然流露”。不经过加工就不成体统。所以我们的“自然流露”，或者说未经加工的语言都过不了自己这一关。这就是教育残缺的我们天生不足而极力渴望后天弥补的。不是不想“自然流露”，而是不能“自然流露”。“流露”就是“露馅”！这也是我作文时不得不一遍遍写、一遍遍改的原因。
写《包法利夫人》的法国作家福楼拜，据说写作速度非常慢，每天像蜗牛一样写很少的字，改来改去，直至满意为止。亚当·斯密说：“我是一个迟钝、非常迟钝的作者，每一篇作品在我能够勉强满意它之前，至少要写上六七遍。”5读到这类记述，稍感宽慰，知道世界上还有像我一样的人。虽不敢妄比前贤，然一遍遍写一遍遍改，“一诗千改心始安。”过去曾是质量为数量让步，换来身份和荣耀，现在却是数量为质量让步，获得经得起内心检验的安慰。
年轻时作文，总想拿去赶快发表，享受“成就”感，但拿到刊物就发现了一堆毛病，于是止不住再改。加入学术圈，觉得必须发表足够的文章才能慢慢翘起学术天平另一端的评价砝码。记得发表第一篇学术文章是在1984年《中国音乐学》。我到新源里西一楼的编辑部校稿，心里扑腾扑腾乱跳，可见对发表文章多么重视。这是我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了得吗！现在想想真是幼稚，但在当年真当回事儿。那时觉得自己不行，现在不同了，发表文章，越来越掂量是否能够经得住推敲。老师黄翔鹏教导我，最好把刚写完的文章放在一边，直到因为一个时期不断琢磨而提升的温度平息下来，才能看清哪里有毛病，再改正才能稍近满意。
顾炎武说：“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6知道此理，后悔因为年轻而没有控制住。所以虽然文章发表了，还是止不住完善。一遍遍看，一遍遍改。因此现在呈现的文字大都是发表后又经过了一轮轮加工的。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我想把家收拾得像个样。
每个人都渴望把自己的鼓，敲出响遏行云的动静来，但时代让你的鼓面或绷紧或松弛，动静的大小，由此而定。“霜重鼓寒声不起。”响鼓重槌是一种追求，做得到做不到则是蒙着鼓皮的共鸣体“鼓腔”使然了。不管有没有那么大的响声，毕竟是一个时代的动静。
音乐学家眼中的音乐学家
其万折也必东——田青近年的行与思
我接触的人中，大部分都能想象到他下一步会做什么，但有两个人，你无法预测下一步他会做什么，一个是黄翔鹏，一个是田青。他们都是拥有这个时代相当稀缺的思想和独特品质因而能够从心灵层面摆脱陈规并活在身边的真实的人。他们的文章总是出人意外，“笔落惊风雨，语出泣鬼神。”（杜甫）提出的见解也总是令人警醒，对待国家整个文化事业和音乐学事业，不但能够从大处高屋建瓴、提出非同寻常的见解，并且总以其出手不凡的实践，影响一大批人。生命力和创造力旺盛的人，就是不知道会想到什么点子并做出出人意外又顺应历史潮流之举的人。参与非遗实践
21世纪初，中国文化界出现的最大事件莫过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始起，概念莫明，机制莫筹，天下扰攘。这时，社会需要一批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辨析名称，阐释义理，进而推动政府制定长策。于是，冯骥才、乌丙安、刘魁立、资华筠、刘锡诚、田青等一大批学者，聚集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非遗代表作名录”的实施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周围，召开会议，撰写文章，设坛宣讲，编撰书刊，举办展览，组织演出，先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再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更立“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后置“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数年之间，大政格局，建构完成。四级名录，巍然而立。上有国家级，中有省市级，下有区县级，分层设立，渐成纲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设立再起波澜，“非遗法”出台，顺风顺水。国家体制在此范围内相当有效，文化部完成顶层设计，一系列机构相继设立。工作千头万绪，都需能兵强将。田青主当其位，任“国家非遗中心”副主任，成为共掌大局的核心人物，不但为此项事业的推动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为核心理念的梳理提供了思想资源。面对大事、盛事，应对急事、难事，他身做柱石，当一面重任，展现出非凡的专业智慧和组织能力。
一个人可能终其一生也不一定遇到适合发挥自己专长的机遇，所谓有识者未必逢其时，当时者未必有其识。田青幸运，遇到了最大程度发挥才干的“非遗”时代，储备了大半辈子的知识，一股脑派上了用场。人逢其时，器逢其用。实在说来，没有比他更合适这一位置的人了。
田青于21世纪所写的文章和排得满满的讲演，一个突出主题，就是把“五四”时期被打翻在地并于“文革”期间“再踏上一万只脚”的“传统文化”，重新扶至国家殿堂，把琴学、昆曲、原生态民歌以及在科学名义下被“污名化”并与“封建迷信”混为一谈的古老乐种，于触底的危境，反推至正席。把遗产作为又一次力挽文化失重的载体，承载当下国人的心灵重托，成为渴望文化复兴的大国在经济崛起之外的另一支点。正如学术界评价的，“非遗”的意义就在于把贯穿于从“五四”到“文革”整整一个世纪对传统的批判彻底翻转过来，不但正名正义，而且合理合法。
他的一系列有关该主题的阐说，都成为21世纪初期学术视野上令人感到沉重、也令人愿意放慢脚步停下来细细聆听和思索的话题。无疑，这是他近年来演讲论说和奋笔疾书最具看点的部分。这一重大的社会事件成为他思想和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若没有一次次会议迫使他站在台前、迅速反馈、立刻阐述一番道理的需求，就没有从理论上深入思考并把大半生的“前积累”融会贯通的机缘。问题一起涌来，一下子摊到了一张巨大的桌面上。翻来覆去的讲演与书写，使他的思考日益缜密。如何衔续传统，如何面对现代，如何把过去的批判对象变为被去弊、被扶正的历史资源，以及实践中保护传统音乐的可操作性等问题，都被他采用新的参照坐标加以重新梳理，许多老说法因之而焕然一新。频密的社会事件客观上催促了他，让站在现场于第一时间解答当代人困惑的主持者，迅速做出与学者身份相对应并足以使当代人满意的反馈。他明白，自己的努力就是力图对百年社会转型造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抬不起头来的状况进行辨析和澄明。与此同时，国学复兴、文化生态保护区、古村落保护等一系列社会关切，都提上议事日程。这些命题恰恰是他一直渴望做而没有机会做的，于是，打通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壁垒，使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空前高涨。人生阅历和思想成熟期恰恰赶上重大社会事件的需求，使他在近十几年，学开新境，迈进了“正常年景”难得一遇的一片金色秋景之中。
听听他的积累吧。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7
一次会议上，他一字不差地脱口背出一大段鲁迅的话，首尾近百字，诵之如滚瓜，当时确实把大家惊着了。话不算短，若无早年积累，绝难吐纳吉珠。厚积之水，堪负大舟。
涉及全国各行业的大规模文化复兴运动，理念来自联合国，推力来自政府，行为来自学者。学者成就了非遗，非遗也成就了学者，使其积累获得了从新的意义上阐述的空间，发挥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政府渴望用通俗形式把刚起步的“非遗”理念普及到百姓，田青以自己的智慧，找到了方法，让模模糊糊的“非遗”概念溢出书面，进入大家的理解现场，这个创意让主管该领域的政府官员美得不行。作为“暴风眼”中的人物，人们从他的阐述中找到了内心映照，对待传统的态度慢慢恢复常温，进入政府和民间的生活和操作系统。在中国，行政职位就是学术地位，学术话语就是权威话语。田青“位大将，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8。国嘴
看田青书的人不如听他讲演的人多，对于学者来说这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但这个时代，大家的确更愿意不费气力地接受新理念，比起阅读来，更愿意听讲演。在中国这样一个不培养讲演也不擅长讲演的国度，具有如此能力的人，十分罕见。以讲演名世也以讲演折腰终于还是以讲演获誉的人，以征服千万听众的魅力，独享“非遗”鼓吹者的桂冠，最典型的就是文化部于“文化遗产日”期间主办的一系列非遗项目展演。来自各地的非职业演员，在他的带领下，意气风发，在极短时间内推出了几台大型节目，当时还很不被城市人看好的品种，若无他充满学术品位和生动智慧的主持，就会减色几成。大部分人不了解节目意义，没有解说，效果截然不同。他主持的包括昆曲、古琴在内的音乐会，解释角度新颖，既风趣又不说教。脱口而出的机智，魅力不凡，许多话简直可以做标题。“昆曲等了你六百年，不差三十年。”这类风趣也沉重的话，马上成了流行语和标志口号。
美国作家阿瑟·克里斯托（Arthur Krystal）说：“一句说得很巧妙的话可能只是因为巧妙才有说服力。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他的类比精确有力，感染力很强。诗词曲赋，典故民谚，左右逢源，触境生春。《旧唐书·马周传》说：
吾见马（周）君论事多矣，援引事类，扬搉古今，举要删芜，会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字不可减，听之靡靡，令人忘倦。昔苏（秦）、张（仪）、终（军）、贾（谊），正应此儿。9
以此转赠田青，大致不差。江湖之上，可以轻松放言，庙堂之上，却须拿捏分寸。万众瞩目，高官莅临，出口成章，终不逾矩，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到日本的“破冰之旅”，带领“非遗”演出团演出“守望家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场晚会”，两国领导人台下就座。那可不是开玩笑的，田青的“国嘴”真得是代表国家。
许多场合，他以智慧化解了危机。台湾“汉字文化节”开幕式上，台湾学者发言道：“你们总说两岸团结，可我在大陆看电视，打开一个频道是解放军打国民党，换一个频道还是，再换一个还是。到处传播仇恨，哪有半点和解诚意？”会场气氛瞬间凝滞，按顺序走上台的田青如何开场，成了瞩目焦点。他从容道：“当代大陆年轻人看解放军打国民党，就像看《三国演义》，是拉开距离的看故事，没有爱恨情仇，不必认真。”移花接木，全场哄然，一笑了之。不然，代表团面临的具体事宜就不会那么畅顺了。
我印象更深的一次是央视“青歌赛”现场，原生态组评委鬼使神差地打出了清一色的分数，立马引起质疑。监审组要求评委解释，田青笑言：“就像打牌时摸到清一色的四张老K，怎么办？天作之合，谁也没法预计。”尴尬瞬间化解。心里有了，口里就到了，没时间打腹稿，张口就来，音乐界能做到的，唯此一人。
讲演似乎是内行不能为、学者不屑为亦不能为的西方传统，不但需要本土的国学知识，还需要西方的讲演技术，更需要面对千千万万观众镇定自若、谈笑风生、场面越大精神越昂的心理素质。一次次会议和音乐会上，他灵感喷涌，出口成章，一句快过一句，声音里流露的学者的权威和智者的语调，以及特有的略带沙哑却极富有文人气的音色，让在座者感受到音乐家的激情与理论家的风采。他不但当得起“非遗功臣”之名，而且当得起“国嘴”二字。同事们调侃他，辛辛苦苦希望成为文学家，却毫无费力地成为演说家。不能不说，他在“非遗”领域展示的光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把睿智、深刻、犀利的见识，与旁人无可匹敌的娴熟语言技巧罕见地融为一体的本领。借用“原生态”话语
改革开放以来有两种音乐形式对乐坛形成了强烈冲击，一是80年代的“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二是21世纪初的“原生态民歌”和“非遗”。第二个领域，田青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他是极少数能够制造社会事件的人，具有如此能力的人，一要具有发现足以引起社会关注点的能力，二要找得到点燃关注的人物，三要具有充分阐释关注价值的能力。
1998年中央电视台第八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出现了“李琼现象”（参加“民族唱法组”但又不同于“学院派”的“民族唱法”），揭开“原生态”序幕。学院派的“科学性”和“规范性”遭到质疑。2002年第十届“青歌赛”“索郎旺姆现象”再掀论争。2004年第十一届“青歌赛”，“李怀秀、李怀福现象”引发了“原生态”与“学院派”的真正交锋（大部分评委打出最低分，田青打出最高分），评委之间、歌手之间、观众之间、网民之间，形成大讨论。虽然初始莺啼赢得满堂喝彩，但李怀秀、李怀福姐弟最终没能获奖。“非遗”理念的确立，使国人意识到绝不应无视而且必须尊重族群的既有差异。央视顺应民心，于2006年第十二届“青歌赛”正式设立“原生态唱法组”，成为继“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鼎立格局之外的另一新看点。电视上站满了新角色，观众欢呼，网评如潮。李怀秀、李怀福姐弟最终获得原生态组一等奖，“原生态唱法”已如风行草偃。
对于民族唱法“千人一面”、科学与艺术、中国人的审美取向等关乎歌唱又超出歌唱的命题的讨论，席卷了气场强大的评委席。田青认为：20世纪“科学”变成最高褒奖词，但艺术与科学是两回事，科学讲可重复性和规范性，艺术讲独特性，前者恰恰是后者的天敌。与学术界对“科学至上主义”的重新审视相应和，科学以及被称为或自称科学的现代“迷信”，在音乐界遇到抵制，这是第一个风向标。
事件固然重要，但我们更关心的是，田青从“原生态”的出发点如何推演出一套保护非遗的理论，或者是否可以把该事件作为观察他理论思考的一个现成抓手。“原生态”一词来自民间，本身可能没有什么深刻道理，但这个让学界议论纷纷的词，却让田青推演出了一系列深刻道理，从中可知，善于吸纳社会智慧的学者如何剥离该词的外壳并从中获得接地气的泥土芬芳。
他的理论推定如下：既然袁隆平从一颗未经加工的原始稻种中培养出了高产稻，那么艺术田野上也应该保留一些未经改编、未经“学院派”加工的民间良种。在20世纪的乐器改革中唯一未被动过手脚的琴学以及古老的昆曲，是不是应该采取这种保护方式呢？田青坚持：大部分艺术可以与时俱进，但有些品种则要原封不动，因为它们是我们在某些时刻矫正自己发展方向时可以返回的原点。为什么不能让琴学原地不动，昆曲原地不动？让一两个艺术品种采取“博物馆式的”封存方法原地不动，让走得过急的人依然可以看到几百年前的本色，听到几百年前的音色，这且不就是杨荫浏于20世纪40年代在《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一文中提出的保存“仅存的一些国乐成分”的方案吗？这难道不是让苦于无法保持“中庸”总是采用“狗熊掰棒子”式的方法对待“发展”的社会停下脚步、矫正步态的有效方法吗？年轻时，我们渴望高楼大夏、流行音乐，随着年龄成熟，慢下来了，这时，我们再想看看历史，听听乡音，却发现昆曲加进了大提琴，古琴加进了电声，到了那种情状，我们如何返回故乡？作为过来人，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把经验告诫后人，留下迄今为止已经保存不多的古老良种，以待后人成熟，蓦然回首，记住乡愁。
远有顾炎武“守先待后”的愿景，近有杨荫浏“国乐成分”的训诫，这条文脉，传扬不已。“经纬万端，究其条绪，咸为原本。”（孙诒让《周礼正义》）这或许就是田青之所以愿意让原生态民歌、琴乐和昆曲保留下来“垂示来兹”的深意。田青与杨荫浏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面临的问题也不一致，但发自心底的伤痛和祈请，都是文化遭难时的心得，有着极其一样的相通性。
人们在“改革”“创新”“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潮流”等冠冕堂皇的口号下，强加给本不属于古老品种发展规律的内容和形式，大大破坏了传统的本色。民乐加入大提琴、大部分剧种加入了电子琴等已经不再具备传统意义的方式，不但不为中国音乐加分，反而令人不辨神色。这几乎成为田青的底线，谁跨过，他真的跟谁急。
日本保护“能乐”和韩国保护“雅乐”的方式，从另一个角度给了田青以启发。这是中国人愿意听的事例。看上去与中国古代艺术品种极其相似的表演，几乎可以让每个中国艺术家指认那就是自己几百年前的样子。原本传自中国的品种，至今保持了传入时代的样态。如果我们找不到面目清晰的祖先，至少可以从日本能乐和韩国雅乐中看到影影绰绰的形态。那种声音让中国人觉得亲切和熟悉。无须说，大部分中国人从慢得不能再慢的表演形态上看到了祖先。
另一个事例来自欧洲建筑。田青把令国人羡慕的视野作为他的另一思想资源。他常举例说，越来越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到欧洲旅游，回来后无不感慨人家保持老城原貌的远见。教堂宫殿依然保留在建立年代，绝不拆来拆去，体现着几个世纪前艺术形态的建筑，告诉当代人原来的审美风尚，从而在极大程度上牵制了发展的盲目性。“世界上很多古城都是小心翼翼地、常常是选择放弃现代化带来的便利来呵护自己的历史。”10懂得此话的人，一定是像田青一样站在布满青苔的牛津河边思考过自己生长的城市的人。他在讲演中提到的对江南“新貌”的失望和对“小桥流水人家”的怀念，就是在“走向世界”的经历中建立了正确参照系的感慨。
从“原生态”一词的梳理中，可以看到隐伏于田青思想的一条线索，衔接起来就是他近年思考的系统。人们渴望知道田青为什么会成为社会实践能力极强的人？他的“知识成本”和“心理成本”来自哪里？可以说，“原生态”这颗种子之于田青，如同苹果之于牛顿。这颗种子无疑是启发田青系统思考“非遗”保护理论的原点，如同袁隆平的原点一样。田青相信，苹果到了乔布斯手里改变了世界，种子到了他手中也同样能改变人的观念。
一颗原生种子，经过嫁接驯化，再生代既失去了种子作用，也失去了高产功能。被嫁接过的新品种之前的原生品种应该得到保护，其价值就在于能够从长远利益中获得再生活力。如果不确立高于当前品种之上的原生价值，那么第二代、第三代，在失去繁殖力或萎靡时，就无法回到原点，导致种群隔断根脉。音乐界许多问题不就面临着这种尴尬吗？学者知源察变，从民族文化的长远利益考量，提倡保留珍贵的基因，这不是要建立人为的法则，而是要恢复自然的天则。
田青在此层面上解读了“原生态”一词，让这个大众创造的词，蕴含了他的原创性和前瞻性。他借鸡下蛋，借题发挥，让这句看似谁都能懂的大白话与“非遗”大命题连接，以出色的学术拿捏能力，将该话题涉及的世纪反思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梳理和演绎。他是能够把思想触角抵进敏感地带的学者，初踏的似乎是一方浅水，却搅动了万丈狂澜。要是没有足够的敏感一把抓住，就可能滑过去。所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他让“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11的“原生态唱法”，获得了完全不同的学术意义。
音乐学家的“借力”，是希望把一种理念普及社会。当年杨荫浏借底层艺人“翻身做主”的大力，把《二泉映月》普及全国，田青则借“非遗”大力，把原生态的保护理念普及全国。两位所长的“借力”，恰如其时，恰如是分，让民间获得提升。“青歌赛”的侃侃而谈也许用得上“舌战群儒”的历史标题。他的冷面批评让不少人惊呼：“你简直不想在圈子里混了！”田青回答：“此非末学一人之事也。”12大是大非，他不留情面，只对文化遗产负责。大部分评委难于在超过数十次的点评后还能保持被关注，因为批判精神和一针见血的勇气，他保持了这样的点击率。扎痛耳膜：文化保守主义
过去的世纪，中国像许多国家一样经历了无数次重大而急速的变化。1949年后，在重建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过程中，经历了“大跃进”“三年饥荒”“文革”的梦魇，80年代重定方向，急速发展，罔顾文化，连跑带冲。迅速崛起的速度使不到三四代人的时间内文化遗产迅速衰落，所以，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回答民众面临的“文化认同”问题。寻找文化之根，重新阐述被无情批判和彻底否定的传统迫在眉睫，因为失去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已经显露出危象征兆。
一批学者把目光转向传统。所谓保守主义，就是对“现代性”持有部分否定的观念。中国三十余年来的现代化燥热以及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其造成的负面影响，逐渐形成了一种回归传统的氛围。国际环境的开放，也让人们看到了另一种“现代”，看到了重塑传统的依据。这部分知识分子，以本土、本民族文化为安身立命的基础，对待外来文化尤其西方文化，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经济增长、物质消费、环境污染等，持有警惕（当然不是对本土传统一概拥护），因而成为文化解说的重要一维。龙应台的话可谓典型：“文化‘呆滞停顿’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一定要‘蓬勃发展’的文化呢？”
田青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不缺被评论，从央视“青歌赛”面对原生态歌手对决时的质疑，到保护“非遗”与京城“四大怪”（听古琴、看昆曲、喝普洱茶、做瑜伽）的讥讽，乃至比喻为“三寸金莲”的尖刻。当然，大部分人对保护传统文化的热情多存善意。“三寸金莲”是“封建糟粕”的代表，有人以此为撒手锏对付“非遗”，与昆曲、琴学相提并论。田青对“三寸金莲”的解读让人想不到，他把当今少数民族的刺面、鼻环乃至当代人为美而整容的行为联系一起。一般认为，“三寸金莲”是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残忍虐杀，然而与此相仿佛的行为一旦进入“审美”，局外人看起来的“残忍”就有了族群认同性质，因而必须给予非同一般的判断。怎样对待“三寸金莲”似乎成了比“三寸金莲”本身更引人注目的话题，成了是否认同新的评价模式的问题。在当代中文里已经不再具有意义的概念，一旦进入文化解读，便有了整体翻牌的意义。中国存在把“保守主义”与“封建余孽”一锅煮的问题，存在以“进化论”来解释一切的历史观。
田青曾总结，北京市政府允许春节期间燃放爆竹是“非遗”理念的第一个“伟大胜利”，传统节日纳入国家假日体系是第二个“伟大胜利”，“妈祖信仰”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是第三个“伟大胜利”。这些过去统统被视为顶尖级“封建糟粕”的项目，不但获得了名正言顺的法理认可，而且由此引申出一系列相应观念的调整，传递的信息远不止项目本身。
田青奋不顾流俗，坚持“保守主义”的理念与其说是来源于思想不如说是来源于文化，来源于传统音乐的熏陶和音乐史研究，来源于对琴学、昆曲的深度痴迷。所以他总是把昆曲和琴学作为传统面临危机的头声警告。结语：社会实践是音乐学家的责任
音乐学家在有限的生命中究竟应该做什么？研究学问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一个音乐学家仅仅做个书斋里的学者还是有社会担当，让所思、所想贴近社会，将所学、所得回馈社会的人。这是田青近十几年来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思考的问题。学者往往甘于边缘存在，不为潮流所动，追求学问，与社会渐行渐远。作为个体学人，如果能从正面对社会有所裨益岂不更好？生命与时代的迫切需求连在一起，思想就获得增值。遵循这种思路，田青“处心有道，行己有方”，愿意将“非遗”实践作为自己对音乐学反思的一个机遇，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他以这种方式自我表达、回馈社会并获得认同的途径。
迫切的现实体现为一种为民族文化的起死回生而殚精竭虑的群体实践时，往往会形成一股非凡的力量。我们震惊于田青的又一次突进，就是因为他投入到这样的实践之中，因而形成“其万折也必东”13的力量。原载《人民音乐》2015年第4期
呈师书——为曹本冶教授而作
2012年6月，曹本冶在上海音乐学院主持的“仪式中心”工作即将结束，学生们聚到上海与老师话别。16日上午，上海音乐学院举行了一个简短仪式，萧梅主持，杨燕迪、韩锺恩、洛秦、赵维平，代表上海音乐学院发言，方建军、杨民康、臧艺兵、周显宝、齐琨、杨晓、林丽君、于长军、李萍、王丹与我，作为学生，陆续发言。与老师话别，自然说些祝愿的话。客客气气的话，说起来容易，倒是要认真总结一下曹老师对民族音乐学的贡献，反倒不是说起来那么容易的事。总结虽不易，却也有必要。
20世纪80年代，中国音乐学重新起步。实在说来，沿着老路已经走到了“技术崩溃”的尽头，在原有的小圈圈里绕来绕去，大家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好谈的了。于是，提出新概念，寻找新角度，势在必行。但是，何处才能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呢？一个朦朦胧胧的概念出现了，大部分人不知道这个称呼上不怎么明确的“新词”到底意味着什么，甚至连最善于归纳的学者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学科还是一种方法。民族音乐学的引入是学界大事，接受了新观念的震惊后，大家立刻意识到将其本土化的必要性，许多领域表现出中国学者积极汲取又善于消化的能力。真切体会过学脉转型的困，另起炉灶的难，才能掂得出本土化的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所以，虽然可以拉出来一份很长的书目，但代表性著述其实有限。这些被学界认可的代表性著述的唯一共同点，就是西方理论的“华化”。
乡土文化的实践中，只有处于一个整体仪式中才有我们所说的“音乐活动”。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把好端端的“楼台七宝”拆了个七零八落，把“音乐”单独抽出来，分析来分析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谁让拆的？刚刚学过西方“系统音乐学”的音乐家自己干的，老百姓从来没把整体仪式分开过。专家重技术，忘记了“音乐”之所以成为乡土生活的一部分而非单纯“艺术”的整体背景。
曹老师做了一件极其简单又极富魅力的事：把“音乐”放回“仪式”。这个理念并非他的发明，来自胡德和梅利亚姆“文化中的音乐”。曹老师所起的作用，就在于把西方的理念本土化，提出了一个憋在中国学者心头“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来的概念——仪式音乐。
相当一段时期，中国音乐学家感到采用西方的“宗教”一词描述中国的“民间信仰”，有隔靴搔痒之嫌。采用“民俗”一词，又意犹未尽。冥思枯索，终无所归。“宗教”一词，来自日语翻译的西方概念，本身不是中国人的行为方式。14“民俗”一词，也是舶来概念，又略感“随意”。两个概念，前一个不够中国，后一个不够严肃。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都没有挖到事物根子上。而且，沿用翻译概念，往往因为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对于背负深厚历史文化的中国学术群体来讲，已经没有办法简单抄袭西方（虽然音乐技术领域可以借鉴他人术语），一旦深究学理，非要找到自己的概念才行，要是拿一个表面相同内涵隔阂的概念应付，迟早会感到作茧自缚。
曹本冶提出的“仪式音乐”，让大家感到，终于找准了一个达意传神、贴切到位而且本乡本土的概念。他道出了大家心底那种不但可以登堂入室而且可以上天入地的“境界”。非但如此，这个概念还能够立足于跨域沟通的双重语境上，即中即西。既立足本土，又交通西方（对应于英文Ritual），既让中国人心领神会，也让外国人懂得你在说什么。不言西方之“宗教”，不言舶来之“民俗”，不言宫廷之“礼乐”，不言寺庙之“科仪”，举上下两端而执其中，“仪式”一词，意尽于言。名词与实践，不相宜则词不达意，词不达意则不能本土化，不能本土化则学科的基础动摇。“仪式”既包含了“上帝之城”的“宗教”意义，又包含了“世俗之城”的“民俗”意义，既涵盖了宫廷“礼乐”的本质，又涵盖了民间“科仪”的形式。兼而有之，含而容之，承上启下，左右相宜。
曹老师确立了“轴心”后，顺势推导出一系列成龙配套的概念群，建立了一套环环相扣的程序以及富于理论想象的空间。“新概念”无疑给曹老师本人的研究烙上了规定走向的印记，从此进入了一个不断发掘“深描”语境的地带，并随着路线图进入到建构理论的深水区。把西方的“音乐”改造为中国典籍的“音声”，以“旧瓶装新酒”的叙述模式，重构了“音声环境”（Soundscapes）。无疑，“仪式音乐”和“音声环境”，因大面积传播而备受关注，引用率之高，俨然成为一段时期的关键词。
我们希望总结的，或者说学生们常常私下议论的关键就是：曹老师为什么能够提炼出这个既让中国人懂得也让外国人明白的概念？平心暗想，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他居住在一片既中国又西方的区域！
香港是个长期以来被内地学界忽视的地方，甚至习惯于用“弹丸之地”之类的贬义词去形容那片确实不大但也确实保持了独特品性的地方。无须说，那里恰恰是学者们渴望获得双重文化语境的地方。临近内地，又隔岸观火；靠近西方，又若即若离。生活与内地水乳交融，精神与西方形影不离。与内地山水相连，文化背景相同，话语系统不同；与西方隔海相望，文化背景不同，话语系统相通。意识形态不受制内地，文化形态却根植内地；意识形态受制西方，文化形态却脱离西方。总之：粤菜共西餐同享，唐装与西服互替；牧师共道士同唱，寺院与教堂竞荣；椰胡共提琴一色，白话与英语齐飞。
无须说，置身于殖民地的学者还有一种内地学者无法感受的从切肤之痛中解剖中国文化病根、冷眼旁观的洞见，以及超脱单色话语的“校正”，挑战东西方的一统模式，并从两种文化中获得比较维度，站在第三方立场批判双方而无所顾忌的自由率性，指陈得失，无所回避。这些都是学者从事一项研究时渴望拉开一定距离审视对象所追求的双重乃至多重视域（我们只有在阅读翻译著作从“他文化”的视角获得俯视快感时闪过相类体验）。在过去的宣传中那个制造了“殖民地”的“看不见的手”，试图把那里造成“人间地狱”，却无意间造成了“人间天堂”（其实，人家本来就想把那里造成天堂）。可惜，我们一直没有把这种优势与这方边缘区域的特殊群体联系起来，让香港学者的话语被“弹丸之地”的商业气息和流行文化一勺烩了。15须知，维多利亚港湾不光有“舳舻争利涉”，还有“来往接风潮。”（孟浩然《舟中晓望》）大概就是地理上、语言上的近邻，让内陆学界误以为文化上、思维上的近似，因而鲜有人对香港文化进行深入细微、不带偏见的思考，结果是：比邻若天涯，相见不相识。
毫无疑问，这片说不上是先天优势还是先天劣势的边缘，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已经成为一片穿越国家界限、超然行政区划、横跨文化隔阂的“飞地”，因而让既接受“海风”也接受“梅雨”的学者，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双方便利：入得内地，出得海外；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或许，这就是曹本冶能够瞅准这个憋在我们胸口就是倒不出来“关键词”的临风口。或者说，提炼这一概念的“景深”，就在这里！所谓“深识事端，动无不中”。
事情往往如此，站在边缘的人脱口而出，反倒令深处庐山的人醍醐灌顶，原来可以这样简单表述！原来这样简单表述才能让中外接受！究其原委，盖因“单色”知识体的遮蔽。看似简单，内地学者找来找去，寻寻觅觅，失之交臂；外国汉学译来译去，恍恍惚惚，不得门径。内地学者不是看不到身边仪式，也非没有能力总结“中国经验”，然而“灯下黑”，“局内迷”，就是没有戳破这层似乎薄而又薄其实没有一点气力便难以捅破的窗户纸。“仪式音乐”，植根乡土，立足传统，源自典籍，对应西方。“有广譬而求之者，有举隅而反之者。”16它道出的是中国学者的心声，而且是当代学者的心声，并且让所有听到的人明白。根深蒂固的“老说法”，既转俗成真，又回真向俗。
曹本冶让学界幡然醒悟，了解了“殖民地”学者的只眼慧目和独立精神。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结合了香港、内地、西方的三种优势，这一点是大多数恃才傲物的香港学者和居高临下的内地学者不愿意做的。他这样做了，因此获得了登高一呼、天下响应的声誉。
我们不愿意碰这个词的背景当然是因为含有的那么一丝丝“封建意识”的“味道”，这股“味道”与内地学者习惯的“阶级划分法”格格不入。我们采用的那类过多附加了“阶级成分”的术语，一旦进入世界语境、学术语境，立刻呈现出“剑拔弩张”或“明枪暗箭”的“红色”或“暗红色”，显示出因“阶级”设线、因“道德”设限、因“国家”设界、因而“事过境迁”的老态，而人家提起的没有特定内涵因而可以普遍应用的概念，立刻就会产生巨大影响。内地学者不愿鞭挞自己短处，但只有通过反思负面经验才能看清新疆域。借用曹本冶的“远近”关系的话说，没有这种精神上走出去的“远”，就看不清自己深陷迷境的“近”。
在美国接受教育，他对中国传统“掉书袋子”的旁征博引不以为然，绝不会拿英文世界的短处去碰中国历史的强势，内地学术界称引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也不涉及，内地学界习惯的将某一概念限定于特定范畴、褒贬有度、黑白分明的要求自然也不遵守，而更加遵循国际学术界通行的允公允中的通约性。教育背景和自由意志，使他切入问题的角度具备了世界视野，一开始从事田野考察时，就采用了我们根本不拿其当回事的记录整体仪式的立场。当大多数身为学界的人还对沾染着“封建迷信”色彩的“民间信仰”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时候，他已经在记录的仪式现场并且秉笔直书核心信仰了。他个性强烈，特立独行，没人能改变他，没人能阻止他。当地人窃窃于他“过多”接近内地的讥讽，内地人面对他经费充盈的酸溜溜，他都置之不理。当然愈挫愈勇、矢志弥坚的性格，是以香港学者不必随附官方的背景直接对应的。这使他不但在音乐学领域成为一位性格鲜明、不可多得的人物，也在对以往成规的反思中扮演了孤独反对者的角色。以独立的香港身份，跨越区域，深入内地，联手众多内地学者，一起揭开乡土音乐生活的真相，守护本土学者应持的良心。因此，他收获了学界敬重，被誉为“独闯一片天地”的学者。
外国理论本土化，是从政治理论到艺术理论不断被反复言说的主题，这一立场被反复表述，讲来讲去，主要是讲各个领域如何通过自己的实践体现本土精神，让外国理念适应中国文化的本质。民族音乐学的探讨不在于作者发明了什么闻所未闻的理论，而在于提出了哪一种观察乡土文化的角度。从“仪式音乐”的提出到“音声环境”的提升，从“思想—行为”到“远—近”“内—外”“定—活”，就是把西方理论本土化的积极思考和一系列落到实处的尝试。中国音乐学研究终于开始找到从关乎乡土文化本质到提出新的叙述方法的角度了。
当今世界的民族音乐学思想库中，不光有埃利斯（Alexander John Ellis）、库尔特·萨克斯（Curt Sachs）、孔斯特（Jaap Kunst）、约翰·布莱金（John.Blacking）、布鲁诺·奈特（Bruno Nettl），梅利亚姆（AlanP.Merriam）、查尔斯·西格（Charles.Seeger）、曼托·胡德（M.Hood）、蒂姆西·瑞斯（Timothy Rice）等，还有一批中国学者提出的概念，曹本冶的“仪式音乐”和“音声环境”就是其中之一。国外民族音乐学离不开梅利亚姆的概念，今天我们也不得不说乡村仪式研究离不开曹本冶的概念。只看到外国民族音乐学显然是不合时宜了。曹本冶是以奈特开始直至北美学派、最终演进为恩克蒂亚（Nketia）这一流派中的一员，但我们为什么把他列入中国音乐学家的序列呢？因为在本土化方面，他的确排在我们心目中民族音乐学学者名单的顶端。“立德之基有常，建功之路不一。”17如果让我们更多地评价曹老师的学术功绩的话，大概可以说的还有两件事，一是他投身组织了持续多年的“仪式音乐研究”项目，二是培养了一大批学生。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一段时间成为内地民族音乐学群体的集散地，为仪式音乐研究的实践和传播培养了一批人。这个“军团”为乡村仪式音乐的专业化记述，开拓了范围颇广的领地。香港中文大学的刘红、薛艺兵、杨民康、周楷模、方建军、臧艺兵、杨红、齐琨、杨晓、周显宝、罗明辉等人，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连续不断、质量不凡的成果，的确让音乐学界刮目。
利用香港政府的雄厚财力培养内地学者，是曹老师的一大发明。他的过人之处也在于把一批有经验的学生聚拢在一起，不但可以使自己近距离地感受大陆学术群体的长处，而且翻开了内地学术界与香港学术界深度交往的历史。教学相长，他既充分肯定内地学者贴近民俗的长处，也指出受制于“单色系”教育和一统模式的短视。
许多人不以为然地说：你们这批人大都在内地积累了经验，到香港不过是镀层金而已。确实，我们这批“高龄”学生在田野考察中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然而没有香港中文大学的环境，没有马上就能够阅读世界上最新出版物的图书馆，没有不受制于任何条条框框的自由，没有曹老师带领大家畅所欲言的讨论，没有来自世界各地学者的会议和讲座，没有丰厚的奖学金因而不愁吃不愁穿（“这可不是适合饿着肚子讨论的问题啊”），没有撰写博士论文的最后一搏，我们就达不到现有高度。内地机制中，许多领域约束手脚，仅仅图书馆里的“禁忌”就让人憋气，更别说那些贵得惊人却带来鲜活理念、上个月刚从英国牛津出版社运来的图书。可以说，只有在内地“困扎”停当，再到香港放开手脚，才能脱胎换骨，鲤跃龙门。无此境况，成功率绝对不会这么高。
香港中文大学沿用国外大学模式，通过大量阅读和思想交锋训练学生。老师每周布置一组阅读材料，厚厚几本代表性人物的代表作，摞起来可以砸死人，今天想起来都觉得恐惧。稍稍计算一下，一个礼拜不吃不喝不睡不玩，也不可能读完指定书目。困难的不止阅读，课堂上对作者及其研究方法的口头总结和书面评价，才是“是骡子是马”的检测场。面对年龄上小一轮的香港学生的诘问，让我们这些心有余而“言”不足的“高龄学生”一次次汗颜。年龄大，英文差，读得慢，词不达意，强烈的紧迫感让人在不该学艺的年龄突飞猛进了一把。生活中的粤语和学业中的英文，使人感受到心理压力，还有那种以语言为划分标准把香港划归现代文明而将内地划归不开放的传统社会以及试图通过这种划分表达只有香港才堪与英国比肩的“潜台词”，让人精神昂扬，必欲翻身而后快为内地争气。只有在孤独中忍耐、挣扎过的人，才能刻骨铭心于那段无法编排的强刺激带来的生命勃发。读过许多留学生写的克服语言障碍、适应生存环境的故事，那些曾因作业中红笔满篇的修改而沮丧却必欲超越当地人而名列前茅的坚定信念，反映了一代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教育”留在骨子里的“后遗症”。可以骄傲地说，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历史上最好的一批学位论文，就出自这批心中有股不平气的“高龄学生”之手。当然，外人还是难以理解面对经济大潮席卷而来只身跑到香港读书因而潜心学问并于绝处逢生的澎湃心潮。这一点，我们明白，且难与外人语。
说到转变，我想谈一个实例。到香港前，我怀着当时学术界惯有的偏见，不屑一顾寺院道观的僧侣道士，因为在我们成长的生活景观中（“扫除一切害人虫”）根本没有和尚道士，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在乡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我们眼中只有干部、农民、工人、学生等，他们是社会的主要成分，主宰生活，指挥棒握在干部手中。然而，曹本冶不断在我面前提醒和尚道士的重要性，我却一直当耳旁风。直到有一天，我在汇总自己的笔记时发现，一个个重要的被采访人几乎众口一词：他们过去的身份是和尚道士。也就是说，过去掌握音乐、科仪等复杂技能的人，绝不是一般农民！主导底层社会生活内核的阶层就是和尚道士！而所有的乡村行为（音乐文化）无疑就来自这份信仰。一份份自己记录的笔记摆在面前，串联起来使我大为震惊。为什么这个我几乎从没看上眼的阶层主宰着乡村生活的基本样式，乃至乡村音乐的基调？至于具体到只占乡村总人数不到百分之一的和尚道士阶层为什么在乡村生活中成为主心骨，我完全没有意识而且不知道怎样解释。解释原委，自然要从僧侣阶层与民众生活的密切机制和维持乡村精神的核心信仰中寻找，这当然是曹老师一直在解释的。这个时候，我才懂得了他的博士论文为何把解读道教仪式音乐作为立点的原委。他逼近仪式的表演机制，提出支撑仪式行为的核心是“民间信仰”，并把一整套贯穿“音声环境”的理念对应于“执仪人”——道士僧侣。无日无夜、翻来覆去的阅读，让我第一次对乡村仪式“执仪人”的“阶级成分”有了深刻记忆，第一次感到信仰与生活的密切关联，找到了运用理论解释中国实践的钥匙，这种感悟，无疑来自曹老师的灌输。
大学里的科研经费都来自各种项目，老师申请到的最大一笔是台湾“蒋经国研究基金”，上千万元，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研究人员数年间的田野考察、出版补贴、劳务稿费。老师可不是个书呆子，厚厚的申请报告看得出所下的功夫，透出学者应付生活的能力。“蒋经国研究基金”看上去更像一项有政府支撑、私人资助而且持续数年的台湾形象广告，因数额巨大而吸引了全世界有头衔的人，竞争激烈（英国的钟思第的申请就未获成功），殊难成功。遇此繁杂手续，他全力以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作为学者，哪里知道做研究还要办理诸如填写报表、提供预算、罗列计划、阐述意义等一系列“烦心事”。表格上每个单元的篇幅，足以顶得上一篇学术论文，不但要清清楚楚，而且要有说服力。一套表格填下来，真让人扒层皮。在西方的“游戏规则”中，以教授为职业的人必须面对不全力以赴就绝难成功的“烦心事”。老师把每次申请当成一次机会，其间的经验对于处于不同制度却面临同样问题的我们也弥足珍贵。
一个人的成长需要环境和老师。2011年在中国音乐学院杨红主持的课题“秦直道”论证会上，眼睛不好的董维松教授说：“我眼力不及，帮不了杨红，你们都来帮帮她。”言之未完，泪如雨下。这让我突然感到，一个人有老师关心是件多么福分的事。同样，曹老师在香港为来自内地的学生争取每一个与当地学生同等机会而毫无客气据理力争的样子，也让我感受到老师的那份关爱。刚到香港，宿舍未定，不知道第一个晚上睡在哪里。面对流落街头的危境，曹老师竟乐呵呵地打开房门，让我在他办公室里度过了留学生涯的“初夜”。除了一只行李箱，我徒有四壁，曹老师把女儿的电脑送给我，免我之忧。无须说，我的博士论文就是从那面屏幕上一点点“闪”出来的。自然，曹老师还时不时把“高龄学生”们带到各家酒店享受粤菜。无敌海景、豪华酒店的落地窗前，令人口舌生津的上等西餐，让我们这些在刀子、叉子、勺子面前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动哪件家伙“解读”一道道需要不同工具的“对象”的人，了解了中西合璧的香港文化，并产生了“何不食肉糜”的古老愉悦。每上一个台阶，人们都会看到老师的身影。我至今依然相信，维多利亚港湾的岸头永远有挚爱我们的老师，他拉着我们进入那片深蓝色的海湾，也托着我们进入精神世界中蔚蓝而深邃的空间。
作为延续，上海音乐学院在曹老师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之际建立了“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上海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把研究中心平移到内地，使回到内地的“香港军团”再次获得了连接。仪式音乐研究中心成为引领民族音乐学开启智慧的资源库，上海音乐学院提供了吸引更多人参与的机遇。然而转瞬之间，老师“又一次”退休了。离开连接空间，让学生们感到自己的一段历史似乎也“退休”了。虽然与老师也不是常见面，甚至相当长时间也无缘见面。然而他的名字频频出现于学术和生活空间中，便构成了我们感知社会的网络。网络不存在了，好像自己也不存在了。只要老师在身边，我们就能相互感知：北京的薛艺兵、杨民康、杨红、齐琨，上海的刘红，广东的周楷模，天津的方建军，武汉的臧艺兵，成都的杨晓，福建的周显宝，以及依然在香港的罗明辉——这个网络都因老师而连接着。老师是学生们寻找自己所处“生物圈”的标志，一个确认自己位置的圆心。
开会那天，上海音乐学院会议室的墙上有一幅画，画境好像是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小时读此，觉得李白大概正值盛年，后来才知，写此诗时，他已烈士暮年，但心态却那么年轻，看不出半点“花甲”。学生们希望老师也能保持如此心态。
一个人一生能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就了不起，能够留下一个被学术圈长久使用的概念更不容易。什么名词概念没在中国学术界盘旋过？但留下来的不多。让各持己见和挑剔的学界接受一个概念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人们从不同角度审视度量，数年或数十年过去了，被肯定和流传的新概念并不多。一位学者有一个概念出自自己笔下，如同作曲家的一首作品万世流芳、科学家的一个定理被后世应用一样，自然值得自豪，因为这种不是被版权局批准而是学术界自觉运用的概念委实不多。我们为跟随过老师而自豪。之所以写下这些，当然是因为老师对我们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让越来越“高龄”的学生们念兹在兹。原载《音乐艺术》2014年第1期
杨荫浏与四大知识群体
杨荫浏的一生可分四大阶段。第一阶段在家乡无锡（1899—1928），第二阶段在基督教“六公圣会”（1929—1941）工作，18第三阶段在重庆青木关和南京“国立音乐院”（1941—1948），第四阶段在北京的中国音乐研究所（1949—1984）。
四个时期，对应于四个组织，四批人，四种文化质地。四种组织是：民间“天韵社”，基督教“六公圣会”，大学“国立音乐院”，研究机构“中国音乐研究所”。四批人或者说四大知识群体是：传统曲社的民间音乐家，西方教会的宗教音乐家，陪都大学的文人教授，新中国的音乐家。四种文化质地是：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民国文化，现代音乐学。几种背景甚至可以明显地体现在他的服装上：长衫、西服、大襟服、中山便装。四段人生，四种组织，四批人物，突显了杨荫浏身上的四种知识结构。杨荫浏受惠于四种文化背景，四种文化背景源自四个知识群体，四个知识群体对应于四段人生。四种“原色”，构成杨荫浏的生命基调。
杨荫浏交往的四大知识群体的代表人物有：家乡的老师吴畹卿、阿炳；西方老师郝路义（Louis Strong Hammond 1887—1945）与“六公圣会”的刘廷芳；重庆的朋友：沈从文、杨宪益；中国音乐研究所同事：李元庆、曹安和等。当然，对杨荫浏产生影响的不仅是四个团体的几个人，而是以吴畹卿、阿炳、郝路义、刘廷芳、沈从文、杨宪益、李元庆、曹安和为代表的那个知识群体。有师承关系、协作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亦师亦友，亦伴亦侣。
人的社会关系有的来自地缘，有的来自业缘，有的来自机缘。人在其中接受教育，培养信念，感受时代，获得信息。与之交往者的品位档次，决定了接受者的品位档次，“识趣既高，兴象自别。”19杨荫浏的运气就在于接触的人物大多是时代精英，因而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和坚定的信念。从其人生历程的纵向坐标延伸至横向坐标，可以看到他所接触的人物的基本价值取向，因而也可以通过这些人物梳理他的生命主题。家乡传统文化
无锡“天韵社”是给予杨荫浏传统音乐教育的最重要的社会团体。成立于明代天启、崇祯年间（1621—1644）的“天韵社”，到了吴畹卿（1847—1926）时代，呈现出传统文化日落返照时的辉煌。少年时代，杨荫浏进入弥漫书香、触目皆宝的曲社，持续了十五年。他聪明过人，凡三弦、笛子、琵琶、二胡，诸般乐器，莫不一试即通。曲社浓厚的氛围，为少年杨荫浏的启蒙心智打下了基础。可以说，从乐器到演唱，从十番到昆曲，从音乐学到音韵学，基本功训练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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