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道（编著）
出版社：北京普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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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一堂趣味历史课试读：
序言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不管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闪耀着永不褪色的光芒。其中那些演绎着生存与死亡、悲壮与辉煌、婉约与豪迈的故事，更是让人激动，让人感奋，让人沉思。
有人说，历史的真相虽然只有一个，但是不同的人会看到不同的历史。好比鲁迅先生评价《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那么一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若用放大镜细究，用一种趣味的眼光去看待，又能看到什么呢？
拂去时光厚积下的尘埃，可以发现那些千百年来看似遥不可及的一幕幕竟是那么生动鲜活！若能在明媚的午后，捧一杯清茶，细细品味，也许可以从中发现，那干瘪的史书充盈着浓浓的市井喧嚣，那冰冷的宫廷满溢着张扬个性的风姿，那严肃森然的制度等级逃不开戏剧性的历史玩笑，那画像上深沉默然的古人也曾色彩鲜明地活着。细看历史，也许它就是另外一副模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会是那趣味重重的事件，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
凡是成功的人，他们都有活跃的思维和丰富的头脑，而了解历史可以让大家明白许多古今中外的大事，扩大知识面，增长见识，而且还可以促成积极进取的人生观。那么怎样使历史更加容易地被人们接受，这就成了追逐的 目标。
我们的主旨是把阅读历史变成一件有趣味的事。这样不仅可以使普通人易于接受历史，欣赏到历史的魅力，体会到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情感，更能使人情不自禁想走进那些美妙的场景，明白其中的真真切切。本书选取了一些妙趣横生的历史事件，比如：孔子有何身世？官渡之战是“以寡敌众”的战争吗？朱元璋的真实形象又是什么呢？……纷繁数千年的历史事件，仔细想想，我们真的了解真相吗？又读透了几个人物，饱览了几片风云？因此，错过这一系列精彩的历史片段岂不可惜！
读历史书可以让人通晓古今，乐知天下。《每天一堂趣味历史课》用另一种视角解读历史，用新颖别致的方式、轻松活泼的语言，将中国历史上众多的趣闻秘事娓娓道来，并对其真相与背景作了精辟入里的分析。本书力求以生动文笔趣说历史人物、趣谈文化传统、趣论成败得失，拉近读者与历史真实的心灵距离。书中所述虽然只是历史长河中的冰山一角，但却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脉络。读者可以在阅读中贴近历史的真实面目，体会古代历史所包含的奥秘，从而更好地理解历史，回味无穷。
总而言之，这本书向读者再现了历史留给我们的乐趣，是一本可取可信、值得阅读和收藏的历史知识读本。▶▶第一篇走近历史，走进历史第一章 那些被误传已久的翻案1.《诗经》是否为孔子删诗而成《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所以又称《诗三百》。它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优秀传统。由于年代已久，关于《诗经》的内容，历代有“孔子删诗”之说，又有质疑和反对“孔子删诗”之说。“孔子删诗”这种说法最早起源于汉代。《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于，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翻武雅颂之音。”《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零五篇。”这些文献都认为《诗经》是由孔子选定篇目的。
支持这种论点的史学家认为：
一、司马迁身处汉代，离春秋战国不远，他依据的资料自然比后人多，也更加可靠。
二、古时候大小国家近两千，即使一国献一诗，也有上千首。而现存的《国风》，有的经历十个、二十个国君才采录一首，可见古诗本来很多。孔子从前人已收录的多篇诗中选取三百零五篇编为集子，作为教科书是十分可信的。
三、所谓删诗并不一定是全篇都删掉，而是删掉篇中的某些章节，或者删掉章节中的某些句子，或者删掉句中的某些字。我们对照书传中所引的，《诗经》中有全篇未录的，也有录而章句不用的，可见这种情况与删《诗经》相吻合。2.《国语》真的是左丘明所著吗《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全书二十一卷，七万余字。它按照按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分别记载了上自西周穆王征犬戎，下至战国初年赵、魏、韩三家灭智氏，约五百年的部分历史人物的言论和史事。自古以来，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都在探讨《国语》的作者究竟是谁，但至今没有定论。
最早提出《国语》作者为左丘明的是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此后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记载：“《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按照他们的说法，左丘明为孔子《春秋》作传后不幸失明，但他“雅思未尽……稽其逸文，纂其别说”，根据作传所剩下的材料又编辑了一本书，即《国语》。
然而，唐宋以后很多学者对左丘明著《国语》一事产生质疑。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最先提出反对意见，他写有《非国语》两篇，明确指出左丘明不是原作者。从此，宋人刘世安、吕大光、朱熹，直至清人尤侗、皮锡瑞等，也都对左丘明著《国语》存有疑问。
即使到今天，这个问题仍是文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虽然一直有人否认左丘明是《国语》的作者，但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在众多争论中，有一种观点得到学者普遍的认同，即《国语》是由各国史料汇编而成，并非出于一人、一时、一地。它主要来源于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的记述，后来经过熟悉历史的人加工润色，大约在战国初年或稍后编纂成书。《国语》的作者究竟是谁，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是《国语》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却有目共睹。《国语》开创了以国分类的国别史体例，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寿的《三国志》、常璩的《华阳国志》、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吴任臣的《十国春秋》，都是《国语》体例的发展。另外，其缜密、生动、精练、真切的笔法，对后世进行文学创作有很好的借鉴意义。3.《孙子兵法》的“孙子”是谁《孙子兵法》是中国历史上一部经典的、影响深远的军事著作，在北宋朝廷作为官书颁行的兵法丛书《武经七书》中被排列首位，书中充满了很多睿智的战略思想。据说滑铁卢失败后，拿破仑看见《孙子兵法》，后悔没有早点阅读，或许能免遭失败。然而《孙子兵法》的作者是谁，到底是不是吴国将军孙武，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历史学家。
古籍《商君书》、《韩非子》都提到“孙吴之书”是指《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但没有说明作者就是孙武。直到《史记》问世，司马迁才明确提出《孙子兵法》为孙武所著。《史记》记载：“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通过描述可知，《孙子兵法》成书于专诸刺吴王僚之后至阖闾三年孙武见吴王之间，也即前515至前512年，全书为十三篇，是孙武初次见面赠送给吴王的见面礼。
由于司马迁写作严谨，后世对“《孙子兵法》为孙武所著”深信不疑。但是宋代学者陈振孙、叶适提出质疑：《孙子兵法》真是孙武撰著的吗？历史上是否真有孙武其人？清人姚际恒也赞同这种说法，认为《孙子兵法》为伪书。然而《汉书·艺文志》记载古兵法有《膑孙子》（孙膑）和《吴孙子》（孙武），区别清楚，本为两人，实无可疑。明代宋濂的《诸子辨》、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著作认为：太史公是严肃认真的史家，其记事立言，翔实可靠，本传中所叙孙武、孙膑事明明白白。
史学界还存有一种意见，认为《孙子兵法》是由孙武与他的门徒们共同撰著的。这与《论语》的创作如出一辙。即孙武讲学授徒，传授军事学术，他的门徒耳受笔录，世代相传，最后在春秋战国期间逐渐地形成了这部丰富的、有比较完整体系的兵法著作。《孙子兵法》的作者究竟是谁？这个谜题至今无人解答。4.《庄子·逍遥游》倡导“绝对自由”吗
庄子的《逍遥游》以其大气磅礴、构思奇妙而成为千古佳作，但长期以来被打上“绝对自由”的标签。其实，这都是对文章内容的曲解。“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文章着重阐述“小智”和“大智”、“小寿”和“大寿”的区别。这种充满辩证主义的思维方式怎么可能是“绝对”？庄子认为，“小”和“大”本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各有各的逍遥。要是己小却不理解“大”，甚至加以讥笑的话，那就是“小智”，是燕雀不知鸿鹄之志的悲哀。文章向人们倡导的是“大智”，“无所可用，安所困若哉”是突破世俗的权、势、功、名、利、禄、物、我、生、死等的束缚，顺应自然，使精神达到无记挂、无阻碍的“逍遥自在”，乃至“无己”即“物我两忘”的境界。
庄子所说的“无待”并非人们一直指责的不讲条件或脱离任何条件的“绝对自由”，而是顺应自然规律，把握六气变化之道，以遨游于宇宙的逍遥自在！《逍遥游》向我们昭示的思想境界是：崇尚“大智”，崇尚像大鹏那样的雄健体魄、磅礴气度，尤其是顺应自然规律，凭借厚积的风力扶摇直上九万里、直飞南海天池的气概。能像大鹏那样展翅高飞，就可逍遥自在。大鹏之游就是庄子所提倡的“逍遥游”。
这种无拘无束的逍遥自在虽然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没有宣扬不讲条件的“绝对自由”。如果这也算绝对主义，那么诸葛亮的“非淡泊无以明志”，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是否是绝对主义呢？5.《后出师表》真的是诸葛亮所著吗
在中国人心目中，诸葛亮能够呼风唤雨、扭转乾坤，简直是神仙的化身。尤其是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巧借东风、大摆“空城计”、三气周瑜的故事更是被世代传颂。所以，诸葛亮在民间被奉为古今第一智慧人物。古往今来，有关诸葛亮的谜题数不胜数，其中，关于“诸葛亮是否著《后出师表》”的争论最为激烈。
经过多年辩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相信《后出师表》是他人所作。原因如下。
首先，作品中最大的硬伤是“赵云之死”。《三国志·赵云传》和注引《云别传》中明确记载赵云死于建兴七年，但《后出师表》却说赵云死在建兴六年。赵云身为蜀国大将军，他死于哪年，蜀国宰相应比他人更了解。何况诸葛亮一向谨慎行事，他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所以，《后出师表》为他人所作。
再者，刘备死后，虽有刘禅继位，但事实上由诸葛亮独揽大权，管理一切国家大事。当他提出再次北伐时，没有人会质疑北伐的前景。而文中却说“议者所谓非计”，不符合蜀国当时的情况。另外，据《吴志·诸葛恪传》记载：“恪遂有轻敌之心，以十二月战克，明年春，复欲出军。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或以固争，扶出。恪乃著论谕众意。”这段描述与“议者所谓非计”所写相吻合。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后出师表》为诸葛亮的侄子诸葛恪所著。只不过他假托诸葛亮之口，希望说服众人。而且，诸葛亮已死，“死无对证”，不能不令他人信服。
时隔千年，《后出师表》的作者是谁？是诸葛亮还是诸葛恪，或者其他人？现在没有统一定论。或许某一天的考古挖掘能带来新的论据，揭开这一千古之谜。6.《兰亭序》似乎并非王羲之的原作《兰亭序》也称《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临河序》等，是王羲之在东晋永和九年为朋友的诗作所写的序文手稿，全文共28行324个字，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因是乘兴挥笔，一气呵成，所以，《兰亭序》可以说是王羲之书法最高境界的代表作品。
王羲之酒醒以后对自己的这幅作品也倍感惊奇，他又尝试了很多次，最终也没有再达到那个高度。他知道，《兰亭序》把自己的艺术潜力发挥到了极致，再也无法超越了。因此，王羲之对这幅作品非常珍爱，把它当成了世代相承的传家宝。
然而，《兰亭序》是否为王羲之所写，历来颇有争议。20世纪60年代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大讨论，争论双方代表为郭沫若和高二适。1965年6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从王谢墓志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一文，该文列举诸理由推断《兰亭序》并非王羲之的原作。
一时间，学术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也都刊登了有关《兰亭序》真伪的论文，以郭沫若、高二适为首的两派展开了一场持续半年之久的争论。但因双方都没有充足证据，这场争论最终无分对错。另外，有人根据史书记载认为《兰亭序》真迹应该在唐太宗的昭陵或者武则天的乾陵。然而，不论《兰亭序》的作者到底是不是王羲之，这篇序文在书法上的成就和地位都是无可取代的。7.《满江红》是否真的出自岳飞之手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满江红》的作者是宋代爱国将领岳飞。他在写这首词时，正值中原饱受战乱的岁月。岳飞怀着一腔热血，矢志抗金，而这首词真实、充分地反映出他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对此，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但是，近些年来，有关专家对这首词的作者产生了疑问，认为它并非岳飞所作。
专家余嘉锡根据对《四库提要辨证》的考证提出了两点疑问。岳飞的孙子岳珂所编《金伦粹编•家集》中没有收录这首词。而岳珂在收集岳飞的文章时不遗余力，此集从编定到重刊历经31年。《满江红》这首词最早见于明代嘉靖年间徐阶所编的《岳武穆遗文》，是根据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入的。赵宽也没有说明这首词的来龙去脉，而且赵宽碑记中提及的岳飞另一首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经历史学家考证是伪作。在此之前，宋、元时期的相关记载和题咏中并未发现它的踪影。
此外，在岳飞的朋友和跟岳飞有交往的其他同时代人的作品中，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这首词。直到四百多年后，并且又是到了跟宋朝的情况有些相似的明朝中后期才发现，这是不是说明朝人为了鼓舞士气才假托岳飞之名而伪造的呢？并且这首词的慷慨雄壮的风格，与岳飞其他诗词作品中的委婉曲折有所不同。
另外，词中有一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这与当时的历史情况有出入。贺兰山在今内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土地。而金国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岳飞不可能以在西夏境内的“贺兰山”来比喻攻打金国黄龙府的志愿。岳飞曾与将士们相约“痛饮黄龙府”，所以他进攻的方向应是今天的吉林省农安县。实际上是明代北方鞑靼族常取道贺兰山入侵甘、凉一带，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将王越曾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一个胜仗。
因此，从“求真”的角度来说，《满江红》并非出自岳飞之手。8.《百家姓》如何排序《百家姓》本是北宋初年钱塘（杭州）的一个书生编撰的蒙学读物，将常见的姓氏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像一首四言诗，便于诵读和记忆，因此流传至今，影响极深。《百家姓》的次序不以各姓氏人口实际排列，是因为读来顺口、易学好记。《百家姓》与《三字经》、《千字文》并称“三百千”。
而为什么《百家姓》以“赵”姓打头呢？经考证，主要有两个原因：
1.“赵”姓由来已经，并且是大姓
根据《姓纂》记载，最初以赵为姓的人是颛顼帝的子孙造父，他以善于驾驭，于周穆王的时候得到了赵城这个地方为封地，就以封地的名称作为自己家族之姓而世代相传下来。当时的赵城，现在的位置大致是在山西省赵城县西南。后来，这个家族曾繁衍到今甘肃、河南、江苏一带。这是赵姓的由来。而这个家族从一开始便十分显赫，在春秋时代，自从赵衰辅佐晋文公定霸，赵氏子孙就世代为晋国的大夫，权倾当朝。
到了春秋末期，也就是周威烈王的时候，赵家的权势更大。历史上有名的“三家分晋”，就是赵家与同为大夫的韩家和魏家瓜分了晋国，而分别自立为一个诸侯。后来，赵国的国势越来越强，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其都城设在晋阳，现在山西省太原北面。可见，现在所有姓赵的人最早都是山西人，后来才逐渐移居他处。“五百年前是一家”，以赵姓人来说，如果认真推溯，又岂止是五百年而已？
2.宋朝的皇帝姓“赵”
自从赵匡胤建立宋朝，“赵”自然成为“天下第一姓”。作者将“赵”姓列在首位，不免有拍皇帝马屁之嫌。但实际上，作者不把“赵”姓排在首位，就有“欺君之罪”，会招致杀身之祸。9.《西厢记》不全是王实甫所著
元代戏剧《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史上的一株奇葩，作者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为我们描绘了书生与相国女儿恋爱的故事。这为后来以爱情题材为主的文学创作提供直接借鉴，如汤显祖的《牡丹亭》、曹雪芹的《红楼梦》都从它那里吸取了反封建的民主精神，激励青年男女不畏强权，追求美好爱情。但是，谁创作了这部影响千年的戏曲名著，历来有不同的说法。
普遍认为《西厢记》为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所著。元末钟嗣成的《录鬼簿》、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都支持这种观点。也有人认为作者是关汉卿，更有人提议《西厢记》为王实甫和关汉卿合写，只不过存在“王作关续”和“关作王续”的问题。
近年来，经过研究者大量翻阅文献资料，又得出新的结论：《西厢记》前四折为王实甫所作，第五折由元朝的民间艺人加工而成。
这种观点的理论依据是：一般说来，元杂剧是一本四折，每人负责唱一折，而现存的《西厢记》却有五折，打破原有限制。如果说这是王实甫力求创新的结果，但是前四折和第五折的创作风格、语言运用，甚至主题思想也大不相同。第五折所用的曲调完全打破了前四折用北曲联套的习惯，唱法也发生改变，自由运用声腔。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元曲创作阵地南移杭州，受南戏的影响，由元代后期作曲家加工整理。而且就前四折来说，如果《西厢记》至此结束，不仅符合中国传统戏剧的结构特点，而且以悲剧结尾，改变当时戏曲作品以大团圆结局的老套戏路。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手法，都要高同期作品一等。所以说王实甫创作《西厢记》前四折，第五折由元朝末年民间艺人加工而成。
探究《西厢记》的作者是谁，这对正确分析《西厢记》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重要意义，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古典戏剧在元代的发展状况。10.《水浒传》真的是施耐庵所写吗
在史学家眼中，《水浒传》无论在思想性上，还是在艺术性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且不说它所反映的社会背景有多么深刻，单就那形色各异、性格迥然的一百单八将，形象之丰富，已经牢牢地刻印在人们的心中。
众所周知，《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但很多学者认为是施耐庵、罗贯中两人合作而成，这不禁令许多人脑海浮现了问号。难道《水浒传》不是施耐庵独立创作的吗？
其实几百年来，关于《水浒传》作者是谁的问题在学术界始终难以统一。一般流行的说法是作者为施耐庵，这在《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等书均可见。
但也有人认为《水浒传》作者是罗贯中。据考证，罗贯中的《三遂平妖传》中二十一篇赞词，有十三篇重复出现在《水浒传》里，这证明两书的作者大有可能为同一个人。但对此有人进行了反驳，因为《水浒传》的写作风格与罗贯中《三国演义》的风格不符，不像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不管怎样，纵览大多数史料记载，施耐庵是《水浒传》作者之一的可能性最大。他与罗贯中合作的可能性也有，但二人具体的合作方式没有人清楚，也没有具体的史据可查。
虽然数百年来，研究者们围绕《水浒传》的作者及版本问题始终不曾停止争论，但对于“水浒迷”来说，《水浒传》的身世越是扑朔迷离，其书越是耐人寻味。11.《红楼梦》之名的由来
长篇小说《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它不但在国内家喻户晓，而且在世界文坛上也是举世公认的文学名著。但是,曹雪芹当初写的小说名并不叫《红楼梦》。
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他一生爱书石，也爱写石头。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曾是康熙皇帝的保姆。康熙二年，他的曾祖父曹玺担任江宁织造之职。不久，曹家由于被抄家，家道急剧败落。曹雪芹的一生正好经历曹家盛极而衰的过程。因其祖、父均有较高文学造诣，他也耳濡目染养成了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穷困潦倒的生活并未使曹雪芹倒下，他“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写出了一本可以传诸后世的不朽之作。这本书写于曹雪芹凄凉困苦的晚年，创作过程十分艰苦，可谓“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可惜没有完成稿，他就因幼子夭折感伤成疾，在贫病交迫中搁笔长逝了。
只是这位曹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这部传世之作的名字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篡改”，改为现在人们所熟知的《红楼梦》。
曹雪芹在作品开头的确曾写道：“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但是当时曹雪芹给这本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的书定的书名并不叫《红楼梦》。
与曹雪芹同时代的清人裕瑞在《枣窗闲笔》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脂砚斋所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
清人戚蓼生是乾隆三十四年进士，也是曹雪芹著作的最早刻印人之一。他的刻本即以《石头记》为名，并附有一篇《石头记序》专论曹雪芹这部著作的艺术特色。此刻本与当时流行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样，都可证明曹雪芹生前从未以《红楼梦》命名他的书稿。第二章 容易误解的文化常识1.宦官不等同于太监“太监”、“宦官”是我们熟悉的字眼，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阴暗产物。在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太监就等同于宦官，二者都属于受阉后的男人。《辞源》把“太监”解释为“在宫内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官”，紧随其后又有“自此，太监遂成为宦官的专称”一句。这里显然也把太监同宦官认作是一回事，由此便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宦官等于太监。
把太监和宦官等同起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误解。太监与宦官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时间上，“宦官”一词至少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而“太监”一词直到辽代才出现。《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当时的宦官一般由身份卑贱的人充当，其来源或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第二，战国时期的“宦官”并非都是阉人，而后来的太监则必须是阉人。早期的宦官可以不是阉人，宦官“悉用阉人”是东汉以后的事情。直到明代，宦官才和太监联系起来，那时的太监一定是宦官，而宦官不一定是太监。明代在宫廷中设置了由宦官所领的二十四衙门，各设掌印太监。显然，太监是宫廷中的上层宦官。在明朝，太监是高级宦官，他们直接管理普通宦官。由于太监是宦官的顶头上司，因此，如果一个普通宦官能被别人称为“太监”，无疑是件很高兴的事情。慢慢地，太监就成了对宫中阉人带有尊敬色彩的一个称谓。
到了清朝，二者有了更紧密的联系，侍奉皇帝和皇族的宦官都被冠以太监之称，宦官制度也被取消了。2.“青楼”最早是指帝王的住所
人们说起青楼一词，十之八九都会想到妓院。其实，“青楼”被当做妓院的代名词是唐宋以后的事了。
在我国许多古典文学作品中，妓院被称为青楼，沦落风尘的妓女被称为青楼女子。其实，这是一种误传。近来有学者研究发现，原来“青楼”最早是指帝王的住所。
据《南宋书·东昏侯纪》载：“世祖（齐武帝）兴光楼，上施青漆，也谓之青楼。”清代袁枚根据这段记载，在《随园诗话》中说：“齐武帝于兴光楼上施青漆，谓之青楼”，并指出：“今以妓院为青楼，实是误也。”可见，青楼原先是帝王之居。
在汉魏时期，青楼一词应是褒义，原意应为“青漆粉饰之楼”，仅仅是比较华丽的屋宇，有时甚至作为豪门之家的代称。正因为如此，三国时曹植有诗曰：“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唐代骆宾王也曾有“大道青楼十二重”的诗句，原来都是称誉帝王所住宫廷楼阁的富丽华贵。
或许是“华丽的屋宇”与艳丽奢华的生活有些关系，所以不知不觉间，青楼的意思发生了偏指，开始与娼妓发生关联。最早称妓院为青楼是出自南梁刘邈的《万山采桑人》一诗，其中有“娼女不胜愁，结束下青楼”的句子。此后的文人墨客们便以讹传讹，都称妓院为“青楼”了。
唐以后，青楼的偏指之意则成了专指，专指烟花之地。
到了宋朝，青楼规模有所发展。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汴梁城里的娱乐场——瓦子，共有八座。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临安城里达三十三座。青楼的设备也开始竞相奢华。
明代最有名的妓院就是秦淮河畔的“十六楼”。然而此时，青楼风光已经颇有一些不美、不雅的景象，出现了不少赤裸裸肉体交易的“私窠子”、“窑子”。
到了清朝，青楼已成了完全的私妓天下，妓女们不再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北京的“八大胡同”，就代表着传统青楼的日见没落。而南方的上海和广州，则开始出现西方式的或中西混血的青楼现象。3.“万岁”是皇上的专利吗
电视剧中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一群文武大臣伏在地上，口中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二字好像是皇帝的专用称呼，旁人冒犯不得。一看到“万岁”二字，便把它与皇帝联系起来，代表皇帝的无上地位。而事实是如此吗？
在《诗经·豳风·七月》中有描写人们欢庆场面的诗句：“脐彼公堂，称彼篁觥，万寿无疆。”意思是人们经过一年的辛勤劳作后举行欢庆仪式，互相欢呼祝颂。这里的“万寿无疆”是人们举杯痛饮时发出的欢呼语。在西周、春秋时，“万年无疆”、“眉寿无疆”等是人们常用的颂词和祝福语，并不是对君王的尊称。
直到汉初，“万岁”在人们口中还常常出现。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蔺相如奉和氏璧入秦，“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可见此时的“万岁”还没有和君王联系起来。“万岁”正式成为皇帝的专用名词，是汉武帝规定下来的。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万岁”被儒家定于皇帝一人。从此，“万岁”成了皇帝的代名词，只有对皇帝才能称“万岁”，表达极其赞赏、崇拜的感情。
另外，电视剧中常有“三呼万岁”，也有的是“山呼万岁”，那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呢？据《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元封元年春正月，武帝亲登崇高，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在现代人看来，这不过是回声而已，可是后世的统治者却把这事看成是吉祥的兆头。于是把“山呼万岁”定为臣子朝见皇帝的礼仪，称作“山呼”。在《元史·礼乐志》里，对“山呼”的仪式有更详细的记载：凡朝见皇帝的臣子跪左膝，掌管朝见朝廷的司仪官高喊“山呼”，朝见的人叩头并应和说：“万岁！”司仪官再喊“山呼”，朝见的人还是如此这般。最后司仪官高喊：“再山呼！”朝见的人再叩头，应和说：“万万岁！”4.苏轼难道用错了“昨日黄花”
在一些体育评论报道中总能发现“昨日黄花”一词，比如“谁能称霸，太阳队已是昨日黄花”，“老牌劲旅成昨日黄花，昔日辉煌恐难再”。明明字典上只有“明日黄花”，怎么变成“昨日黄花”了呢？“黄花”就是菊花，而“明日黄花”出自北宋苏轼《九日次韵王巩》诗：“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在这首诗中，他向朋友表示：既已相聚在一起，就不要急着回去，若等重阳节过后，金黄的菊花便将枯谢凋败，到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可以玩赏的了。除此之外，苏东坡在《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中又用了一次：“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发展到后来，人们就把“明日黄花”作为一个固定词组用来比喻过时过期的事物。宋代胡继宗《书言故事·花木类》就称：“过时之物，曰：明日黄花。”
郭沫若先生就在他的《〈沸羹集〉序》中写道：“这里有些是应景的文章，早已有明日黄花之感。”再比如冰心的《寄小读者·二七》中也有过关于“再经过四次月圆，我又可在母亲怀里，便是小朋友也不必耐心地读我一月前，明日黄花的手书了”的话。
为什么会犯错误呢？原因可能是“昨日”确实能体现“过时”的含义，也符合我们日常生活的惯性思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明日黄花”是苏东坡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下写出的诗词。菊花是重阳节的时令花，而在重阳节赏菊是我国民俗之一。若等重阳一过，赏菊花就成了过时之举。苏轼在诗和词中反复咏叹“明日黄花蝶也愁”，实际上是在表达一种迟暮不遇的感叹，意思说自己已像重阳后的菊花。后人从这个名句中引申出来，以“明日黄花”比喻种种过时的人或事物。
了解了这些，我们就能更好地记住“明日黄花”了。5.古代“不刊之论”是指好文章
曾经有这样一句话：这篇文章见识浅陋，属于不刊之论，总编决定不予发表。很显然，“刊”在这里被解释成“表达、发表”的意思，就是说“这文章很糟糕，不值得发表、刊登出来”。实际上这是犯了望文生义的毛病。要想真正理解“不刊之论”的意思，就要追根溯源。
古代没有纸，在造纸术产生之前，古人写字是用竹简、木牍。竹简、木牍都是用来记事、书写的狭长竹片、木片。成语“罄竹难书”中的“竹”就是指写字用的竹片。古人在简上刻写字，远没有在纸上书写方便。刻写错了也不容易涂改，只能用一种叫“削”的青铜利器削去一层重写，这种行为叫“刊”。“刊”就是消除、修改的意思。《说文解字》中记载：“刊，裰也。”段玉裁注释：“凡有所削去，谓之刊。”因为竹简、木牍都要反复使用，可以把旧文削去，重写新文，这个过程就称“刊削”。所以，这个“刊”字就兼有“写”与“删”两种意思。
而重要的文字才能称为“不刊之论”，指不能被删改的文字。起先只能用于帝王诏令、典章规条之类，后来应用渐广，但也仅能指真理或伟论，其规格甚高、褒义强烈。“不刊之论”最初源于“不刊之书”。汉代扬雄《答刘歆书》中写道：“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意思是说，你的书是可与日月争辉，不容删减一字的大作！
直到宋代才出现“不刊之论”。如宋熙宁七年，郭若虚著《图画见闻志》中讲到：“唐室已上未立曹吴，其显释寡要之谈，乱爱宾不刊之论。推时验迹，无愧斯言也。”
所以，在使用成语时一定要多加注意，每个成语都有它特定的语境与背景。把“无须改动的好文章”理解成为“文字粗劣，不能刊登的文章”，虽然只错了一个字，却已谬之千里。6.“鸳鸯”原本不是比喻夫妻
人们对鸳鸯并不陌生，它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夫妻和睦相处、爱情永恒的美好象征。传说中认为鸳鸯一旦结为配偶，便游则并肩、飞则比翼、睡则交颈。即使一方不幸死亡，另一方也不再觅新的配偶，而是孤独凄凉地度过余生。
于是，鸳鸯常被诗人写入诗中，从而留下“鸳鸯相对浴红衣，短棹弄长笛”、“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等无数动人的佳句。
其实，“鸳鸯”最初并非喻指夫妻，而是用来比喻兄弟之间的友好、亲密。《文选》中有一篇《苏子卿诗四首》，其中第一首有诗云：“昔为鸳和鸯，今为参与辰（指天空中的两个星名）。”而从“骨肉缘枝叶”、“况为连理树”等诗句来看，这显然是一首兄弟之间的赠别诗。另外，晋朝的郑丰有《答陆士龙》诗四首，其中第一首《鸳鸯》的序文中说：“鸳鸯，美贤也，有贤者二人。双飞东岳，扬辉上京。”很明显，这里的鸳鸯是比喻陆机、陆云兄弟二人。三国时代魏国人嵇康曾经写过《赠兄秀才入军》的诗，也是用鸳鸯来比喻兄弟和睦相处、友好无比的。而再上溯到《诗经·小雅》中“鸳鸯于飞”的句子，也不是比喻夫妻的。
那么，从何时起，鸳鸯才成为美丽忠贞爱情的化身呢？据考证，以鸳鸯比做夫妻，最早出自唐代诗人卢照邻《长安古意》一诗。诗中有“愿做鸳鸯不羡仙”一句，赞夫妻之间美好的爱情。当时的文人觉得十分形象有趣，便纷纷效仿。渐渐地，鸳鸯便成为夫妻的代名词。7.元代之前“千金”是指男子“千金”一直是对宝贝女儿的爱称，如果某人的妻子生下一个女儿，我们便要恭喜他们“喜得千金”。一个美丽乖巧的女儿，在父母的眼里是掌上明珠，无异于价值千金。
在中国古代，“金”不是指金子，而是黄铜。当时黄铜十分稀有，“物以稀为贵”，同时“金”又是作为当时重要的货币单位，所以“千金”实为“铜千金”。这并非实指，只是极言其珍贵。
只不过令我们没想到的是，“千金”最初是用来称呼男子的。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范蠡之子因杀人而犯死罪，范蠡说：“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意思是说富贵人家的子弟，不能让他在闹市受戮，因而以重金为他赎命。可以看出，在春秋时期，“千金”是作为富家子弟之称的。
发展到南北朝时，“千金”仍然指代男子，并未发生改变。如《南史·谢朏传》中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南朝梁司徒谢朏幼时聪慧，十岁就能赋诗，特受父亲谢庄喜爱，常把他带在身边。他也非常争气，人们都称呼他为“神童”。有一次随父亲游山，他受命作游记，提笔便成，文不加点。宰相王景文对谢庄夸他：“贤子足称神童，复为后来特达。”谢庄也手扶儿子的背说：“吾家有千金。”
这一“千金”的用法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元代才发生了改变。在元代曲作家张国宾的杂剧《薛仁贵荣归故里》里这样一句话：“你乃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请自便。”后来在明清时期的一些拟话本和小说中，称女孩儿为“千金”的情况就更普遍了。如《红楼梦》第五十七回，薛姨妈笑说史湘云：“真是个侯门千金。”渐渐地，人们都用“千金”来称呼女孩了。“千金”体现了父母对女儿的爱，也彰显出女孩的高洁与尊贵。8.“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的演变
在看影视剧时，有这样一个镜头会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阴险恶毒的男子在说完“无毒不丈夫”这句话后，就“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地去做坏事了。你可能挺纳闷：大丈夫就必须心狠手辣吗？难道“敢笑黄巢不丈夫”这句话，是在笑话黄巢还不够“毒”吗？
其实，这句话是被以讹传讹，而真实含义并非如此。这句话的原形是“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度，是儒家很重视的思想，指做事讲究掌握分寸，要求君子在过和不及之间善于审时度势。不能做到“审时度势”的人不能被称为“丈夫”，这里的“丈夫”是有远见卓识、胸怀宽广的“大丈夫”之意。“无度不丈夫”中的“度”和“量小非君子”中的“量”合起来恰成“度量”一词，其本意有如“宰相肚里可撑船”一词的意思。
这本是一句寓意深刻，旨在培养人们度量、容量的好格言，怎么会转变那么大呢？这要从古时候文人的习性说起。在这副对联式的谚语里，“度”为仄声字，犯了孤平，念着别扭，很容易被读为平声字“毒”。在格律至上的年代，“出”律是不能容忍的，便把这句改为“无毒不丈夫”了。于是这句话，终于成了典型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例句，成了迂腐文人笔下的又一个牺牲品。“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原话里一个丈夫对一个君子，一个度对另一个量，本来是很完美的，可经过上千年的以讹传讹，竟成了“无毒不丈夫”这句我们现在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对子很工整了，意思却已大变。文人们削足适履的做法，让人们误会了它千百年。9.“中庸”思想讲的是什么
一提起中庸思想，许多人便会很反感，不屑一顾，认为中庸就是折中思想，是社会糟粕，是油滑世故无原则，是蒙蔽人们思想的病根，是阻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是软化中国人血性并导致近代中国差点亡国的罪魁祸首。
对于中庸这个概念，许多人只是从字面上理解为“过犹不及、执两用中、不偏不倚、不左不右和取其正中等”。其实，这样理解是对中庸的曲解，比较表面化、简单化，未能掌握中庸之道的真谛。中庸之道并不是算术概念中的平均数和中位数，它常因人、因事而异，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不是机械的生搬硬套。所谓的中庸不能简单地划定为某个中间数字或愈趋向中央愈好，中庸之道应该是取事物中最合理、最合适的部位。
中庸思想的实质内涵是要求我们认识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对任何事物都持谨慎与理智的态度，不盲从、不躁动，适可而止。儒家的中庸首先是指适宜、符合“礼”的行为。“庸”在这里做“用”讲，“中庸”的含义就是使自己的行为适宜、符合实用，也就是符合“礼”。在《礼记·仲尼燕居》中：“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道……子贡越庸而对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乎，夫礼所以制中也。”由此可见，孔子所谓“中”是以“礼”的要求为标准的。
总的来说，所谓“中庸”就是要以人的内在要求如人性、本心等为出发点和根本价值依据，在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中寻求“中道”，也就是使内在要求在现有的外在环境与条件下得到最适宜的、最恰当的、无过与不及的表达与实现。这也就是《中庸》所说的“致中和”、“合内外之道”。如果人们能恰到好处地修身处世做事，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所以，“中庸思想”不是“折中思想”，中庸思想其实是一种伦理学说，也是一种思想方法。它强调的是内心之“中”与外在之“节”的准确契合，以达到“和”的大功用。而“中”的基本原则是适度，无过与不及，恰到好处。追求中常之道，内外协调，保持平衡，不走极端。10.“皇袍”究竟是什么颜色
黄袍往往被看做古代帝王服色的象征，黄色也是皇帝专用的颜色，皇帝下的诏书称“黄敕”，宫内一切装饰和外出乘坐的车辇也是“黄辇”、“黄屋”。
在古代，帝王所著服饰都是有特殊标记的，有一套正规的服饰制度来加以规范，连衣裳佩饰也有规定，一串珠玉、一个图纹、一种颜色，以及丝线长度和衣料等，都有相应的标准。标准的帝王专用服饰出现于周代。
据《周易》记载：“天玄（天青色，非黑色）地黄（土地色）。”周天子在祭天的时候所着服装为玄衣纁裳。玄为黑，纁是指兼有赤黄色，玄衣是黑色的上衣，纁裳是赤黄色的下裳。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争不断，国君的袍服也就无法统一。《韩非子》中有记载：“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这说明齐桓公好穿紫色华服。但其他国家国君的服色不尽一至，没有固定的颜色标准。汉代时期，玄色为皇服更胜，哪里轮到黄袍占据天下！
事实上，帝王著黄袍的规度始于唐朝。在唐朝以前，君王要穿什么颜色的袍服，多是皇廷自家决定，规定不严。黄色更是通用颜色，并没有尊贵的含义。只是唐高祖以赤黄袍巾带为常服之后，有人提出赤黄色近似太阳的颜色，“天无二日”，日是帝王尊位的象征。
至此，赤黄色（赫黄）为帝王所专用，黄袍也被视作封建帝王的御用服饰。百官以及百姓不允许穿黄色衣服，并以品级定袍衫的颜色，即所谓“品色服”，这种规定一直延续到清朝。在清朝，官服除以蟒数区分官位以外，对黄色也有禁例。如皇太子用杏黄色，皇子用金黄色，而下属各王等官员不经赏赐是绝不能穿黄色服装的。11.清朝皇帝的女儿并不叫格格
自琼瑶的《还珠格格》搬上荧幕后，“格格”一词再度深入人心，人们深刻地确认，清朝皇帝的女儿都以“格格”为称呼。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是许许多多关于清朝的电影电视剧误导了人们对“格格”一词的认知。在实际的历史当中，清朝皇帝的女儿并不叫格格。“格格”原为满语的音译，译成汉语就是小姐、姐姐的意思。清朝的前身——后金刚建立时，大汗（当时的皇帝还叫大汗）的女儿、贝勒的女儿或者是一些未出嫁的女子被称为“格格”。例如，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长女称“东果格格”，次女称“嫩哲格格”。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于崇德元年（1636年）开始仿效明朝制度，皇帝女儿开始称为“公主”，并规定皇后所生之女称“固伦公主”，妃子所生之女及皇后的养女称“和硕公主”。《清史稿》中有明确的规定：“公主之等二：曰固伦公主，曰和硕公主。”满语“固伦”为天下的意思，皇帝为九五之尊，所生的女儿自然得配“固伦”二字。但并非所有的公主都能有“固伦”的名号，只有皇后所生的女儿才能受封为固伦公主，其余的嫔妃们所生的女儿自然应该列入第二等，受封为和硕公主。固伦公主和和硕公主分别代表地位的高低。
而电视剧《还珠格格》里提到的小燕子和紫薇，前者与皇帝没有血亲关系，因为有功于国家，所以被视作养女；后者是皇帝在民间的私生女。而紫薇的母亲夏雨荷也没有正式嫔妃的封号，可视为庶出。二女可得的是“和硕公主”的封号，享受和硕公主的待遇，不应降级为格格。“格格”之称一直沿用至清末民初才渐渐终止。由此可见，现在影视剧中把皇帝之女称为“格格”是不准确的。12.观音形象最早是男性
一提到观音，我们的脑海中立刻会浮现出那个手拿玉净瓶、盘坐于莲花坐台之上的女性形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观音菩萨确为女子之身。然而，在佛教经典的记载中，观音菩萨其实是男子之相。
那为什么观音菩萨在中国的形象会呈现为女性呢？他由男身转变为女身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其实任何一个宗教要想在他国立足，那就必须与他国的文化相融合，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融合过程。而观音由男相转变为女相也是这个相容相合过程中的一份子。
据《法华经·普门品》和《楞严经》记载的观音菩萨的化身中，有数种化身都是女性，如童女神、居士妇女身、丘尼身等。这样看来，佛教的“化身之说”以及观音的诸种女性化身确实都为后来观音在中国转变成女性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观音性别在中国的转变符合了中国人民的审美特质。较之男性身体展现出的力量之美，女性给人以线条之美、肌肤之美等美感的享受。女性相比男性而言，其身体本身有着更高的和更加普通的审美意义。所以说观音之身由男性转变为女性，符合了人民的审美追求。
观音性别在中国的转变是封建礼教的产物。观音救世的方式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她肩负着在精神上拯救民众于水生火热之中的重任。在中国封建礼教的压制之下，最需要观音救助的便是女子，而呈现为女相的观音菩萨则能够让中国的妇女感到更有亲和力，愿意为将内心的苦闷向她诉说。
另外，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之中，母亲总是能够给予孩子比父亲更加显著的关怀和爱护，这也是母爱之所以被历代传唱的原因。而观音“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形象就与母亲的关怀倍加相似，也是因为如此，观音为女性之身比男性更具有悲天悯人的特质。
观音在中国由男性转变为女性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确切地讲，到了明朝时期，她的女性形象才真正得以完成转变。而且由上面的探讨可以看出，观音形象的转变并不是偶然的。这种转变不仅有利于佛教在中国的扎根，而且让观音的形象深入到了中国人的内心深处。第三章 不可不知的历史怪圈1.论资排辈的由来
说到论资排辈，不得不提及它的由来，它始于崔亮。但是顾炎武又说，崔亮当初也是有着不得已的苦衷才以论资排辈的方式选拔官员。那么他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当崔亮“论资排辈”的选官方式开始实施的时候，他的外甥刘景安对这种做法非常不理解，于是写信给崔亮想要劝说，然而崔亮回复他说自己另有苦衷。
崔亮说：“汝所言乃有深致……今勋人甚多，又羽林入选，武夫崛起，不解书计，唯可彍弩前驱，指踪捕噬而已。忽令垂组乘轩，求其烹鲜之效，未曾操刀，而使专割。又武人至多，官员至少，不可周溥。设令十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况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执，不宜使武人入选，请赐其爵，厚其禄。既不见从，是以权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产铸刑书以救弊，叔向讥之以正法，何异汝以古礼难权宜哉！”
崔亮的意思是：当今这个时代，有很多人的功绩都建立于战争之中，习武之人势力庞大。但是他们又不懂得文字，也不会写写算算，这样的人怎能将国家打理好呢？由于官员名额有限，而朝廷又不同意给武官封爵加禄，我才只好出此下策，用年龄来限制他们进入官场把持朝政，其实也只是权宜之计。
说到这里，也许大家都会恍然大悟了，原来崔亮是为了限制武夫掌管国事才谋了“论资排辈”之策，他真可谓用心良苦。然而崔亮却不曾想到，他的权宜之计居然会世代流传，经久不衰。“论资排辈”的方式不仅在古代层出不穷，即使是到了现代社会，这种现象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遏制。
由于“论资排辈”所选之人大多不具有卓越的才华，有的甚至都是庸才，以至于现代人一提到“论资排辈”四个字时，心中难免会升起或多或少的厌恶之感。尤其是那些被“论资排辈”的方式挤出去的有为之士，更是对此怒气冲天。如果让他们知道了这种方法出自于崔亮，那这位老尚书恐怕又要含不白之冤了。2.文人为何“相轻”而不“相亲”
三国曹丕在《典论》中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自有了文人之后，文人相轻便一直存在。
相传，李斯和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李斯因为自身才学不及韩非，对韩非非常嫉妒。后来，李斯受秦王重用，做了秦国丞相。韩非本想去秦国沾一沾老同学的光，谋个一官半职，一展自己的平生抱负。而李斯却深恐喜爱韩非著作的秦王重用韩非而冷落了自己，于是，他便用政治手段将韩非迫害致死。
傅毅与班固的才华不分伯仲，但是班固却十分看不起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的书信中说：“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除了看不起傅毅之外，班固还看不起司马相如和杨雄。他评价司马相如和杨雄所作的论颂汉德的文章，不是“靡而不典”就是“美而不实”。为了炫耀自己的才华，他甚至还故意自己动手写了论述汉德的“典引篇”。
魏晋名士嵇康才华出众，超然脱俗。一次，著名谋士钟会邀请了一些有才华的人士一起前来讨教。他们找到嵇康的时候，嵇康正在树下打铁。他挥舞着铁锤敲打不停，过了很久也不跟钟会一行人说一句话。钟会起身离开的时候，嵇康说：“你们是听说了什么而来的？看到了什么而离开的？”钟会说：“我们听到了所听到的而来，看到了所看到的而离开。”嵇康的冷淡让钟会从此对他怀恨在心，后来钟会甚至向司马昭进谗言将他害死。
曹丕认为，文人相轻的原因是“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文章没有严格的规定和标准，所以很难达到尽善尽美，再好的文章也会有瑕疵。文人之间就经常互相寻找对方作品中的瑕疵，然后抓着彼此的把柄轻视一番，在这种轻视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究其原因，文人相轻大都源于嫉妒。3.“缠足”的由来
众人似乎都认为女人缠足由来已久，是从古时候代代流传下来的一种畸形文化。但当考古学家挖掘开一千多年前的古墓时竟然诧异地发现，一千多年前的女尸脚骨并不弯曲，是天足。一时间，漫长的裹脚历史失去了边际，裹脚的历史到底应该从哪里开始算起呢？
元末明初的文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写道，南唐后主李煜在唐人对“弓鞋”痴迷的审美基础上又独具匠心地将弓鞋用长长的布帛缠起来，代替袜子，还让他的妃子亲身试验，满足他的变态审美欲望。也就是从那之后，开创了女子缠足之法。
但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缠足是起源于唐朝。那时的波斯人舞蹈中有过缠足跳舞的惊艳表演，所以大唐的男人们便受到熏染，让女人开始缠足。
缠足成为一种风尚，然后又流传了很多年，在男人们高呼“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时候，他们又称赞女人的小脚如何销魂。不少文学作品中都提到过小脚，“瘦欲无形，看越生怜惜”、“三寸金莲”、“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摩抚”。
古代男子对女人的小脚按照品相高下，还做了细致的分类。例如有“四照莲”，这种小脚便是在三四寸之间，端正无比，瘦削可人。还有一种称之为“锦边莲”，是四寸到五寸之间的苗条小脚。“钗头莲”，即瘦削而更修长的小脚。“单叶莲”便是类似于树叶一样瘦长弯弯的小脚。“佛头莲”，类似于佛头挽髻形状般的小脚。
古代男人们对小脚的痴迷程度，令许多女性们为了造就这两朵金莲而饱受痛苦。小脚虽然让男人们欣赏，却失去了基本功能。三四寸的小脚，站都站不稳，而男人们却认为这是一种美的象征。两朵金莲像一个咒语，诅咒了中国历史上无数的妇女，一生都活在痛苦之中。4.为什么是哥伦布而不是郑和
哥伦布航海时虽然装备简单，却发现了举世震惊的美洲新大陆。人们提及哥伦布，无不啧啧称赞。
但是，早在哥伦布航海前八十七年，郑和也曾七次下西洋。那几次航海，船队规模庞大，船只种类齐全，历次远航随员均达 28 000 人，其中除管理人员、杂务人员、航海技术人员等，也不乏行政官员和军事人员。这样的航海规模在当时绝对空前，甚至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无人能及。
郑和七次下西洋，船队规模之大，船员之多，是哥伦布十倍、百倍所不能及的。但是为什么郑和没有发现新大陆？这的确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其中有几个因素不容忽视。
首先，郑和七次下西洋却与新大陆失之交臂，是源于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的思想。就像鲁迅先生所说：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外国人用来做子弹抵御敌人，我们自己却用来制造烟花；外国人用罗盘在航海中找方向，我们却用来看风水。航海目的上的不同使得二者在航海中所重视的事物不一样，也是郑和未能发现新大陆的直接原因。
其次，科学认识上的差异。中国自明朝初期开始实行海禁政策，这一政策使得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发展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这导致郑和的观念里，对地球的认识一直就是“天圆地方”，从一点出发航海，只会越走越远。但是哥伦布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的观念里，他深信地球是圆的，从一点出发一直前行，一定还会回到起点。虽然从时间上来看，郑和航海的时间要比哥伦布早了近九十年，但是哥伦布所处时期的科学发展的确是更先进。总的来说，科学认识上的差异是郑和没有发现新大陆的最根本的原因。5.文人隐士难道安心寄情于山水
仕与隐的矛盾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志士的一大困扰，由此矛盾产生的隐逸心态也随之盛行。其实，生长于中国名士身上的“隐逸之风”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他们或身归于山林，或朝野于庭而隐于内心。其实，隐逸之风之所以盛行，归根结底还是政治矛盾激化的原因。
魏晋时期政局极不稳定，战乱导致生灵涂炭，士人的性命更是朝不保夕。这个战马嘶鸣的时代，也是名士仕与隐矛盾冲突表现得最为强烈的时代。大一统帝国王朝一去不复返，生长于战乱的魏晋文人将何去何从？他们会选择身在山野而心向国泰民安，抑或是身在朝廷而心归于山林？
政治矛盾的激化是导致中国名士归隐于心的一个主要原因。为了保住身家性命，也为了在清明的政治势态到来之前能够暂时退却，魏晋名士多数选择了归隐山林。
鲁迅先生曾经讲过：“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人世间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
风云变幻，朝代更迭。昏暗的政治时局终不会持久，大一统的国富民强时代也终究要来临。中国文人历来所具有的入世之心也会在政治贤明之际再度出野，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骨子里的入世之心最终还是要显露于山水之中，而山清水秀的隐林生活也许只是多数名士想要大展宏图的一个过渡阶段。因此，虽然有名士终身归隐，却有更多的仁人志士最终还是走出了山林。6.宋朝为什么看起来富强却又贫弱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宋朝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算是最为发达的了。仅从铸币数量就可见一斑，自宋太祖时代开始，铸币的数目到了每年五百万的数量，两年的铸币数就要超过四百年后明朝276年铸造的总和。并且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在宋朝，唐宋八大家也有六位在宋朝。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社会都高度发展的朝代，却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饱受邻近少数民族政权的欺凌。宋朝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远远没有完成一个强大王朝应该完成的大一统局面。特别是南宋，仅仅坐拥半壁江山、苟延残喘。
追溯根源，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是宋王朝从建国开始就重文轻武。赵匡胤立国便是因为兵权在握，从而简单地废掉了小皇帝，自己黄袍加身。他深知唐朝藩镇割据导致灭亡的历史，又知道自己是如何夺得皇权，所以一开国就将军事权力高度中央化，令文官大抬其头。因此宋朝的文治传统深厚，国家俨然一副书生模样。但是宋朝却不幸恰逢强敌环绕的时代，周围的少数民族政权大多处于对外开拓时期，对中原虎视眈眈。所以，以文率武直接导致宋朝积弱的状态。
这些都源于宋朝重文轻武的思想，是重文轻武导致了国家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文臣群体的“恐武症”，及由此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念。宋代最高统治集团对武将无孔不入的高度防范，文官集团对武将群体的极度鄙薄与蔑视，直接绞杀了王朝的锋芒。这样的大宋如何能够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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