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昉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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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改革红利(影响力书系)试读：
前言
2011年出版的《超越人口红利》一书，从各个方面论证了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以及如何未雨绸缪，探寻未来的经济增长源泉。在该书出版后的第二年即2012年，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便出现大幅度的绝对减少，劳动力短缺愈演愈烈，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持续上涨，中国经济不仅完成了刘易斯转折，而且正在迅速丧失长期赖以支撑高速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
绝非偶然的，中国经济从2012年开始明显减速，而且这个减速趋势一直在持续。在经济学争论中的反映则是：首先，经济学家跃跃欲试，分别提出各种关于减速的理论解释和经验论证，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趋势做出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判断；其次，基于对减速原因的各异观点以及对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不同判断，经济学家分别从供给方面和需求方面解释减速原因，因而提出了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的政策建议。
由于研究资源和政策资源都是稀缺资源，配置到哪个领域无疑应该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则。据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说过一句话：需要一堆“哈伯格三角”才能填满一个“奥肯缺口”。这里讲到的两个经济学概念，前者指因垄断、价格扭曲等体制因素造成的福利损失，后者指实际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能力的幅度。托宾这句话的意思是关注宏观经济问题，比关注体制问题更加有意义。
在关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争论中，一些研究者认为经济增长减速原因是需求不足，因此，通过加大投资，预期的增长潜力可达8%。这与本文作者从供给方预测的潜在增长率相比，预期判断相差接近2个百分点，按照中国目前超过62万亿元的GDP总量计，这种不同的判断意味着每年有超过1万亿元GDP的差别，所以这个争论也可谓“万亿元之争”。如果中国经济的确是在潜在增长能力之下增长，研究如何填满“奥肯缺口”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问题在于，与作者所做的估计比较，迄今为止各年份的实际增长率仍然在潜在增长率之上，例如，作者估计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2012年为7.89%，2013年为7.48%，2014年为7.14%。如果2015年中国经济能够实现7%左右的GDP增长，则仍然在潜在增长能力（6.86%）之上。另一方面，由于体制障碍造成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供给不足和生产率低下的问题，可以也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予以解决，根据本书作者的测算，通过改革增加劳动力供给、扩大人力资本积累、提高生产率和均衡人口发展，产生的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可以高达未来GDP总量的1～2个百分点，可见改革红利也颇为不赀。
因此，本书作者强调通过深化相关领域的经济体制改革，赢取改革红利。为此，作者不仅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较为理论性和技术性的学术论文，还在报刊上撰写了更为直截了当论述相关问题、面向大众读者的各类短论。本文集选取了作者近年发表过的成果，并安排在六个板块中，分别为：第一篇“适应经济增长新常态”、第二篇“坚持改革的正确方法论”、第三篇“探寻新的经济增长源泉”、第四篇“认识新常态下的劳动力市场”、第五篇“积极应对‘未富先老’”和第六篇“深化关键领域的改革”。
在《超越人口红利》一书出版时，中国经济学家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为国家“十二五”规划提供政策建议。现在，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开始思考如何应对“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特别是为如期完成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任务献计献策。如果说，《超越人口红利》一书对于5年前认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有所帮助的话，希望以“赢取改革红利”为主题的本书能够服务于经济学家这一责无旁贷的职责，对读者思考相关问题有所裨益。2015年3月11日第一篇适应经济增长新常态把握经济走势，坚持稳中求进
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2000美元，是定义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分界点。2014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7000美元，正在向高收入阶段迈进。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常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完成党的三中全会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标，顺利度过这个双重关键时期，不仅需要我们付出更多努力啃硬骨头和涉险滩，也要求我们很好地把握经济走势，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一 从发展阶段把握经济走势
1978～2014年期间，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下，我国GDP年均实际增长率为9.7%，在同期世界经济增长中堪称一枝独秀。取得这样的经济成绩，是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有利因素造就的。从供给能力角度看，是得益于人口结构朝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变化。也就是说，在这个发展阶段上，我国经济增长享受到充足的人口红利，突出地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其他年龄组的人口，保证了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加之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有利于资本积累，以及保持了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使得投入驱动成为可行的经济增长模式。此外，大规模劳动力转移带来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也使这一时期的生产率提高潜力得到释放。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大幅度提高释放出巨大的消费需求，城镇化、工业化和区域发展拉动了大规模的投资需求，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开辟了国际市场，使得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也十分强劲。
进入“十二五”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以及影响增长的供给和需求因素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国内供给能力看，随着2011年以来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逐年减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现象愈演愈烈，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2004～2013年，作为普通劳动力代表的农民工工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12%。与此相应，投资回报率也呈加速递减趋势，一些以往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经营的中小企业难以为继。由于农业中劳动力的剩余程度缓解，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下降，生产率提高的空间也缩小了，这导致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下降。
世界金融危机以及随后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使得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复苏乏力，也抑制了贸易增长，对我国外需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大幅度下降，主要还是因为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降低所造成的。根据计算，我国传统上具有比较优势且占出口主导的11种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指数（即我国该类产品出口比重与世界同一比重的比值），从2003年的4.4显著下降到2013年的3.4，下降幅度为22.7%。由此证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下降幅度快于世界同类产品贸易量的下降幅度，主要还是供给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上述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造成的影响，可以用估算潜在增长率的变化定量来表示。潜在增长率是指在一定的生产要素供给能力以及生产率提高速度下，一国经济在没有周期性失业和明显通货膨胀条件下所能实现的GDP增长率。测算表明，我国潜在增长率从1995～2010年间的年均10.3%，明显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年均7.6%，在“十三五”时期则会进一步下降为6.2%。实际上，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为特征的新常态，是经济发展发生阶段性变化的结果，而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则是这个增长速度新常态的定量证明。二 靠深化改革实现稳中求进
经济发展转入新常态这一变化，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但是，如何应对新挑战、抓住机遇从而大有作为，需要深刻认识和主动适应新常态。需要做出准确判断的是，我国面临的经济增长减速，不是需求方面因素造成的周期性冲击，而是供给方面的阶段性变化导致的长期趋势。虽然在任何时期短期的需求波动都可能发生，也需要宏观经济政策予以调控，但是，我们所要理解的新常态显然主要不是需求周期造成的。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宏观经济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递减，以及欧美国家经济复苏对我国出口的拉动弹性下降得到证实。而既然经济增长减速主要是潜在增长率决定的供给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则通过推进诸多关键领域的改革，创造更好的生产要素供给条件和生产率提高激励，完全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从而抓住新的发展机遇。
首先，劳动力供给尚有巨大的挖掘潜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13年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为31%，即使剔除由于口径因素造成的高估，农业劳动力也仍然达到22%，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因此，加快推进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稳定和增加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供给。目前已经转移到城镇的农民工已达1.7亿人，一旦他们能够取得城镇户口，或者均等地享受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其劳动参与率也可以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从农业劳动力比重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以及已经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分步实现落户来看，未来20年仍有足够大的劳动力供给潜力可供挖掘。而长期来看，渐进提高退休年龄和逐步调整生育政策，都可以产生改善未来劳动力供给的效果，延长人口红利机遇期。
其次，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仍需大幅提高。进入新常态后的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都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对教育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提出更紧迫的任务。目前我国成年人受教育年限仍然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主要表现在基础教育的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完成率低；农村青少年义务教育后升学率低，从而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低；由于历史原因，现有职工队伍中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等等。因此，通过深化相关领域的改革进一步提高教育的均等化程度、推动普及高等教育和加强职工培训的有效性，可以显著提高整体人力资本，通过获取人才红利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最后，提高生产率有着无限的空间。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增长速度越是依赖生产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经济整体层面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就是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在我国过去的高速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主要来自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的转移。虽然今后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仍然有利于改善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更多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将来自企业之间的优胜劣汰，即有竞争力的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萎缩甚至退出经营。因此，对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抓手不是代替企业去选择投资方向和经营策略，而是通过推进全面改革，创造公平而充分的竞争环境，同时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推动企业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
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潜在增长率下降是必然要发生的，由此导致的经济增长速度的长期下降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现存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因素，仍然阻碍着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和生产率的合理提高，因此，旨在消除这些体制性障碍的改革，可以从诸多方面挖掘潜力，提高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根据测算，如果一系列重要领域的改革，包括具有立竿见影效果的户籍制度改革、未来长期显示效果的教育体制改革和生育政策调整，以及具有长期可持续效果的竞争环境的构造，等等，能够及时和实质性地推进，综合的改革红利可以表现为近2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提高。三 在新常态下达到增长目标
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应主动适应新常态要求，不再单纯追求增长速度，不以GDP论英雄。因此，理性确立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有助于在观念上适应新常态，做到认识到位、方法对路和工作得力。确立增长目标的一项基础工作是对未来GDP增长率做出预测，而认识不同决定了预测方法的差异，这种差异通常会导致大相径庭的预测结果。
在没有发生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情况下，简单的外推法，即用过去的增长速度预测今后的增长速度，常常也可以准确地预见到未来的经济走势。然而，一旦经济发展阶段发生变化，则一系列影响增长速度的参数也就改变了，依靠简单的外推法就无法做出准确的增长预测了。近来一些经济学家尝试把发展阶段的因素纳入其预测方法，即所谓“趋同法”，认为以人均GDP作为衡量标准，收入水平相对低的国家应该比收入水平相对高的国家有更快的增长速度。按照这个逻辑，目前我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20%多一点，相当于日本20世纪50年代初的水平、新加坡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水平、韩国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水平。由于这些国家在达到类似发展水平之后继续保持了大约20年的高速增长，所以这类预测断言，我国仍有20年的高速增长期。作为一种对经济增长潜力的判断和预期，根据这种方法做出的预测有其参考价值，但是，这种预测本身并不能告诉人们预测结果中所包含的“潜力”因素是什么，以及怎样去挖掘，因此，其预测结果常常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可以无条件达到较高的增长速度。
近期还流行着一种对我国增长速度将大幅度放缓的预测，其依据的方法被称为“趋中律”，即根据一个观察到的“回到平均值”统计现象，主张任何高速经济增长都是异常的表现，最终增长速度必然回归到世界平均水平上。据此，萨默斯等两位哈佛大学教授估计，中国在2013～2023年间，GDP年平均增长率将仅为5.01%，2023～2033年间则将进一步降低到3.28%。与此相类似的其他研究还表明，大约在一个特定的人均GDP水平上，高速增长必然终结，而中国正处在这样的收入水平转折点上。但是，这里采用的花哨“规律”，充其量只是一个统计现象，不能对其关于减速的判断做出科学合理的经济解释。
无依据地低估中国未来的增长率从而唱衰中国的论调，固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而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做出过高的预测，也不利于帮助社会建立合理的预期。笔者及其研究团队基于劳动力供给、固定资产形成和生产率提高等趋势，以及改革红利的潜力所做出的潜在增长率估计，预测了今后一段时期我国GDP增长率的可能性区间，可以作为2015年和“十三五”时期的增长速度预期目标的依据。鉴于2015年我国潜在增长率的自然下限为6.9%，加上改革红利的潜在增长率上限为7.2%，我们建议把2015年GDP增长率目标定在7%左右。鉴于“十三五”时期上述潜在增长率的下限和上限分别为6.2%和6.7%，并且有必要假设更多的改革红利释放，可能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因此，我们认为在“十三五”时期，设定6.5%～7.0%的GDP增长率预期目标是适当的。
这样的增长速度目标既是稳妥的，又不失进取精神。首先，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能力相符，就意味着既不会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也不会遭遇就业冲击。2014年出现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的下降趋势，主要是高投资增长率降下来产生的预期因素，以及一些产业的产能过剩造成的。由于就业需求仍然旺盛，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上涨，因此，对于通货紧缩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其次，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能力相符，有利于消除产能过剩、缓解资源环境压力、挤掉GDP统计中的水分，因此是更加健康、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续的增长速度。最后，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是一个积极、现实、合理的假设。通过清除阻碍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障碍，改革可以为我们赢得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按照目前测算的潜在增长率确定增长速度目标，加上合理预期的改革红利，可以实现党的十八大确立的2010～2020年间GDP总量翻一番的目标，即GDP总量在2010年40.15万亿元的基础上，按照不变价格2020年达到80.3万亿元。由于“十二五”时期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发展，相应的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也完全可以实现。原载2015年第1期《求是》防止产业结构“逆库兹涅茨化”
有的研究者认为，由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前者的发展逐渐领先于后者，是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之一。且不论这个判断的政策含义是什么，这个判断是否正确并非一个纯理论思辨的问题，而是需要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才能做出的结论。本文认为，总体来说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朝着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方向进行的。同时，加快旨在促进生产要素市场发育的改革，有助于产业结构沿着升级、优化的方向得到调整，可以避免产业结构演变的“逆库兹涅茨化”。一 生产率提高是产业升级的要义
虽然很久以来经济学家就总结出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如克拉克发现并揭示，产业结构调整通常沿着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顺序进行演化，然而真正揭示产业演进动力和结果的，则是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他指出，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是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从而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我们可以将此视作“库兹涅茨式”产业结构演进。由此，如果产业结构演进的确遵循第一、第二和第三次产业的顺序，其隐含的假设则是生产率按照相同的产业顺序依次提高，因此，一国经济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得以不断改善，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改革开放时期，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基本上是按照生产率提高的规律进行的，产业间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构成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部分，对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做出显著贡献。例如，从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即每个劳动力生产的该产业增加值来看，在1978～2013年间，农业劳动生产率从劳均0.04万元提高到劳均2.92万元，从相当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6.4%提高到31.8%。这个生产率提高固然有技术进步带来的增产等因素起作用，更主要的则是农业劳动力比重持续下降的效果。根据对官方数据进行调整后的重新估计，这一期间，农业劳动力比重从70.5%下降到21.9%。
然而，并非按照从第一产业先后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样的顺序所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就自然而然产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效果。近年来，有的观察者开始注意到，劳动力从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的转移有时反而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如果这是实际中发生的事实，则意味着出现了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逆库兹涅茨化”现象。
继1994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之后，2014年第三产业GDP占比首次超越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占到全部GDP的43.9%和46.1%。这个变化被普遍看作是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如果这个变化的背后隐藏着生产率下降的事实，则需要重新审视一直以来把提高第三产业比重作为结构调整目标的政策导向，或者需要重新审视提高第三产业比重的恰当方式和途径。从总体上观察，2013年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为劳均10.8万元和劳均8.8万元，后者比前者低18.5%。由此看来，有人认为第三产业比重提高会降低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甚至要对经济增长减速负责，也不无缘由和针对性。存在这样的担心固然可以具有未雨绸缪的作用，不过，得出这个结论的统计依据却不足。
对这个问题给出答案，关键不在于第三产业比重是否提高，或者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是否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在于两者的相对变化趋势是怎样的。我们可以借助于一个统计指标——比较劳动生产率（即每个产业的产值占比与就业占比之间的比率），来观察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是否合理。在仅仅考虑这两个产业的情况下，长期以来，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一直明显大于1，意味着以较小的劳动力比重创造了较大的增加值比重，而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一直明显小于1，即以较大的劳动力比重创造了较小的增加值比重。这说明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未达到最优状态。但是，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呈现向1收敛的下行趋势，而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呈现向1收敛的上行趋势。这样的变化趋势，特别是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超过第二产业的转折点，是资源配置向合理方向变化的标志。二 潜在的产业结构“逆库兹涅茨化”
不过，对于产业结构发生“逆库兹涅茨化”的现象做出警示，也不是完全没有针对性的，其实，在现实中已经出现某些值得关注的问题端倪。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将明显减缓，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要求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把增长的动力从投入驱动转向生产率驱动。实际上，一个经济体逐渐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转向新古典阶段，意味着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微观层面看，企业提高效率的努力可以多种多样，如采用新技术、开拓新市场、改善管理等，从宏观层面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归根结底是通过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体现出来的，因此，产业结构调整必须遵循提高生产率的原则。潜在和实际存在的逆库兹涅茨产业结构调整现象，至少有以下两种表现。
首先，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没有完成，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和生活的农民工，由于不能均等享受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不能享受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等社会保障，在他们仍然具有很高就业能力的时候往往就退出城镇劳动力市场。现实中，农民工一般在40岁以后就考虑返乡。虽然返乡后他们仍然处于就业状态，但是，从非农产业回归到务农状态，从沿海地区的城市经济就业回到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经济就业，必然意味着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所以，如果说劳动力从农业和农村转移出来，到城镇非农产业就业是一种对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的资源重新配置，推动了库兹涅茨式的产业结构演进，这种农民工返乡则表现为逆库兹涅茨现象，不仅减少了劳动力供给，更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其次，劳动力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是库兹涅茨式的产业结构演进还是与此相背离的变化方向，取决于从怎样的第二产业转移到怎样的第三产业。实际上，第三产业是一个涵盖甚广的大产业，既包括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传统服务业，也包括一系列与新科技紧密结合的现代服务业，各类服务业的生产率水平大不相同。我们可以利用第一次经济普查和第三次经济普查的数据，考查2004～2013年间第三产业的发展及其构成的变化。如果我们把第三产业大体上划分为“传统服务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包括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两类部门，在此期间前者增长了117.4%，2013年占全部第三产业的比重为34.7%；后者增长了68.3%，2013年占全部第三产业的比重为65.3%。两种类型服务业的发展趋势既是同方向的，也有不尽相同的诱因和动力。在经济发展进入更高的阶段下，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对各种生活服务业发展提出更大的需求，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驱动力，也越来越有赖于诸多现代服务业部门的加快发展。一方面，传统服务业增长明显快于现代服务业，这无疑是一个降低生产率的因素；另一方面，由于现代服务业占比高，因此其对第三产业发展的贡献更大，则成为提高生产率的因素，后者的效果超过前者。
当我们讲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资源重新配置时，并不一定意味着第三产业与制造业的此消彼长。实际上，制造业升级也包括从价值链“微笑曲线”的底端向两个方向上延伸，从而从制造过程生长出研发、设计、营销、售后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后者帮助制造业变得更具竞争力。这样，制造业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可以同步实现。国际比较表明，分别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许多国家的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都高于我国，但是背后的逻辑以及第三产业的内涵却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比重较高，而且通常是在高度工业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服务业。例如，在美国、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制造业大国，服务业比重已经高达70%～80%。另外，一些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上的国家也有较高的服务业比重，却往往是制造业缺乏比较优势，甚至是产业结构“去工业化”的结果，表现为传统服务业为主的特征，并不代表一种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优化，反而可以被看作其经济增长结构性弊端之一。三 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改革思路
把结构演化真正变为生产率提高导向型的产业升级和优化过程，最重要的原则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而避免政府过多使用政策手段人为推动结构调整。在面对产业结构调整这样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的问题时，政府往往急于寻找可以产生立竿见影效果的政策抓手。除了一般性的倡导之外，传统上政府习惯使用的并且在以往被认为“行之有效”的政策抓手，主要是实施附带着一系列奖惩措施的产业政策，即从财政、税收、信贷、审批等方面支持意欲鼓励发展的产业，或者抑制意欲限制发展的产业。正如国内外大量发展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虽然一般来说实施产业政策的本意是好的，也可以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实践中也不乏相关激励措施使用过度，扭曲了生产要素价格，把自然的产业结构演进变成人为干预过程的事例，常常出现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的效果。
在观察到产业政策实施中存在问题的情况下，一些研究者建议放弃这种政策形式以及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干预，完全由市场自发调节产业结构的演进方向、节奏和力度。这不啻为一种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想法。实际上，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与政府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并不矛盾，而且，政府履行职责也仍然有切实有效的抓手。目前，遵循提高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原则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防止产业结构变化的“逆库兹涅茨化”倾向，政府的抓手在于推动深化若干重要领域的改革，其中特别是有利于生产要素市场发育的改革。
生产要素市场发育的关键是把价格信号搞对。一方面，只有生产要素价格充分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全国乃至每个地区的比较优势才能得到显示，从而产业结构的调整才是与比较优势相符的。另一方面，生产要素充分流动才能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产业结构的形成。首先，促进劳动力转移并使那些已经实现就业转移的农民工真正在城市落户，使其稳定从事非农产业就业，不致发生逆向转移从而重新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要求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其次，旨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产业结构变化，归根结底要表现为千千万万个企业和投资者遵循要素相对价格变化的方向，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退出丧失了比较优势的产业。充分竞争和公平待遇的金融服务，既可以帮助企业和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理性的选择，又可以避免优惠政策可能导致的对比较优势的错判，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上出现盲目的一拥而上现象，这对深化金融体制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实现资金的合理分配和有效使用提出紧迫的要求。原载2014年12月30日《第一财经日报》中国需要接受潜在增长率下降
目前在中国，对人口问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仍有不少认识误区。比如把人口变化的长期趋势和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变化混为一谈，总是尝试用解决周期问题的手段来解决长期的结构问题；在关注经济增长变化趋势时，把供给因素与需求因素混淆；还有人预期中国人口总量要达到15亿，不知道人口变化往往比人们的预期要快。例如在日本，人们的认识就常常跟不上人口变化，日本人口已经连续3年绝对减少了，今年（2012年）减少了几十万人。
我认为可以从劳动年龄人口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分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为需求不能代替供给，从政策层面上说，并不能通过寻找新的需求因素，运用刺激手段，借助所谓的经济增长点来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
如果把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或减少看作劳动力供给的话，中国劳动力供给已经不是增长率下降，而是已经从2010年开始绝对减少。即使按照许多人建议的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即夫妻双方有一人是独生子女即可生两个孩子），也改变不了人口变化的大趋势。再加上中国在劳动年龄人口上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不仅受教育程度低，而且随着年龄提高，其受教育程度迅速下降。也就是说，当中国人口到达官方规定的退休年龄时，即男性60周岁，女性大部分55周岁，其受教育程度很低，很难实现充分就业。
再看需求方面，虽然我们不能明确未来的劳动力需求有多大，但是从过去10年来看，假设城市就业人口是城市居民就业人口和农民工进城就业人口之和，那么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还是非常快的。劳动力需求取决于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即使中国GDP的增长下降，劳动力的需求还是会增长，到那时劳动力供需关系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将产生何种影响呢？
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从各种要素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都可以看到人口红利的因素。随着中国人口转变到了一个新阶段，劳动年龄的人口如果到了绝对减少的程度，那么所有因素都会随之改变。到那时，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一定会随之下降。
自2004年出现“民工荒”开始，中国劳动力短缺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依赖人口红利的增长基础发生了变化，总体上中国经济不会再有原来的增长速度。根据我们的估算，在“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时期，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有明显的下降，2011～2016年是7.2%；2016～2020年是6.1%。
我们需要认识到，潜在经济增长率是不能被超越的，即不应该通过一些干预性的政策手段去超越。如果政府通过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刺激需求，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会造成诸多不良后果。包括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和刺激政策，如果旨在超越潜在增长率，往往会扭曲生产要素的价格，使产业结构偏离比较优势，造成通货膨胀、宏观经济不稳定、产能过剩、保护落后部门和企业等诸多不良后果。目前已经显现出一些这样的端倪。像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超越了沿海地区，从宏观上看就一定是偏离了中西部的比较优势。许多政策扶植的产业与目前中国产能过剩的产业也是高度重合的。
中国经济的出路在哪儿？高增长还能持续多久？我认为，潜在增长率虽然不能超越，但是通过正确的政策干预，也是可以改变或者提高的。这需要进行一系列改革和政策调整。例如，改革户籍制度可以稳定劳动力供给，进一步挖掘劳动力供给；改变教育资源的区域不公平现象，进一步扩大人力资本，可以增加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清除生产要素在企业、部门、产业之间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提升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使单位生产要素贡献更多的经济增长。这些都是增加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重要方面。
不过，上述改革的效果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所以，我们看待改革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不能过于功利，要着眼于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最为重要的是必须先在心理上接受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这一判断，才能够着眼于长期的经济增长，稳妥推进各方面的改革。原载《凤凰周刊》，http：//www.51fenghuang.com/news/zhong/1468.html关于我国经济总量世界排位的思考
世界银行在2014年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宣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总量预计年底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对于这个判断，我国官方没有也不必做出明确的评价，但是，应该密切关注，充分研究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的含义。本文拟简述对我国经济总量排位的思考，并提出几点政策建议。一 对世界银行的预测应该采取的态度
第一，目前国际上关于购买力平价的估算存在诸多问题，不应该引以为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进行国际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比较时，不仅使用汇率法计算GDP总量和人均量，也提供一套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分国别数据。由于一般认为，各国的价格水平不尽相同，汇率也不能完全反映市场均衡水平，所以，一些国际机构和学术单位，常常按照各国货币对一揽子商品的实际购买能力，计算出购买力平价，修正GDP总量和人均水平。这种估算在应用于我国时，往往会有意无意地产生两个误判：一是低估我国实际物价水平，二是暗含我国汇率仍然被低估的假设。其结果可能过早改变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实际上，我国官方从未承认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数字。因此，按照一贯的原则，我国不应正式对世界银行的这个预测做出反应。
第二，对于我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预期，应该有所预判并及早研究，形成政策储备。应该看到，按照我国过去的实际增长速度，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的增长速度预期，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是迟早的事情。例如，按照汇率法计算的我国经济总量，在20世纪90年代，从占世界第十位提高到占世界第六位，在21世纪的前10年，则分别超过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位居美国之后占世界第二位。几年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已经预测，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总量将于2017年赶超美国。一般认为，按照汇率法计算经济总量，中国也将在2030年之前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对于世界经济版图这一迟早要发生的重大变化，我们应该及时做好严肃的研究和充足的政策准备。二 预期或实际成为“世界第一”的含义
第三，被反复渲染的赶超美国预期，具有正面和负面双重影响。从正面来看，我国经济将继续快速增长的预期，有利于消除悲观的经济形势判断，增强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从连续增长转为绝对减少，人口红利逐渐消失，GDP增长率从“十二五”期间开始已经有所减缓。在国内外分析家中产生了一种经济悲观情绪。一些国际上的观察家关于中国经济将要“撞墙”，或者像美国底特律那样深陷“锈带”命运之中，乃至泡沫即将破裂的各种预言不绝如缕。我国经济增长中长期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尽管正在得到改善，也成为唱衰中国经济的素材。国内一些经济分析人士也受到增长速度减缓等现象的影响，陷入经济悲观主义，影响客观冷静的判断，乃至提出不恰当的政策建议。在这种氛围下，由世界经济发展的权威机构发布看好中国经济的新闻，有利于消除分析家和投资者的悲观情绪，为我国经济发展保持持续动力赢得信心。
然而，中国经济超越美国的预测被不断炒作，也会刺激美国的神经，使其做出进一步遏制我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的举措，不利于保持我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例如，2013年，美国哈佛大学学者阿里森发表文章，认为中美面临着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两千多年前，雅典将领、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指出，历时长久、后果惨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起因正是雅典的崛起及其在斯巴达所引发的恐惧。阿里森还举出诸多其他历史事实，证明在大国关系历史上的确存在着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即使经济总量日益接近甚至最终超过美国，我国人均GDP排位仍将长期靠后，缩小与美国在科技、军事、文化等方面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差距，仍然需要付出长期、艰巨的努力。因此，我们应该放低姿态，赢得时间，加快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
第四，我们应该加紧研究作为对世界经济、政治、外交负有更多责任的大国策略。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各国对我国所要承担的国际责任有更高的期望。其中不乏来自那些意图遏制我国和平发展的国家的恶意要求，如在履行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和承诺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否定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也有来自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大幅提高而产生了更多期待。对此，我国应有足够的研究，形成具有长期性、大局性和战略性的策略，一方面利用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加快对外投资“走出去”的步伐，提高制定国际交往规则的话语权，创造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争取长期保持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本着以我为主、以国内发展为主的原则发挥应有的国际作用，形成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经济体的世界经济格局。三 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选择
第五，准确判断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性特征，防止政策失误把增长速度放缓演变成经济发展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虽然按照以往的增长率预测，我国终将在总量上赶超美国，在人均GDP水平上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从劳动力供给、资本回报率和生产率提高的趋势判断，我国GDP增长率预期将逐年有所下降。根据我们的估算，GDP的潜在增长率，即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速度可以维持的正常增长速度，正在从1995～2010年这15年的平均10.3%，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平均7.6%，到“十三五”时期还会继续下降到6.2%。应该认识到，这个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是供给方面能力变化的结果，而不是需求方面的冲击造成的。因此，应准确认识经济增长换挡期，冷静接受与潜在增长率相符的较低增长速度，正确的应对策略不是加大对经济的刺激力度，而是通过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第六，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获得制度红利，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抑制经济增长的制度性障碍，包括户籍制度对劳动力供给潜力的制约、现行投融资体制对投资效率改进的制约，以及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歧视性待遇导致的对生产率提高的制约等。通过推进改革破除这些制度障碍，可以立竿见影地提高增长率。例如，我们的测算表明，在2011～2020年期间，通过一系列改革，每年把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把潜在增长率提高0.88个百分点；如果把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把潜在增长率提高0.99个百分点；而通过逐步调整生育政策，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接近1.8的水平，则可以在2030年之后显示效果，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10%～15%。原载2014年第8期《群言》媒体访谈 从“帕累托改进”走向“卡尔多[1]改进”
告别了三十多年的高歌猛进，中国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遭遇叠加三重下行压力。2014年是中国经济改革元年，目前经济运行已进入三季度末期，如何客观认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潜力？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路径是什么？
对此，《上海证券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根本原因在于潜在增长率。解决方案应该是针对供给方，努力提高潜在增长率，而不是刺激需求。“改革与增长不是或此或彼、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可以产生显著的红利。改革的意义在于形成改革共识，坚定改革决心，选择有利于推进的改革方式，从‘帕累托改进’走向‘卡尔多改进’。”蔡昉说。中国经济面临下滑压力已形成共识
上海证券报：8月份宏观经济数据显示，投资不旺，内需继续乏力。微刺激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好像已是现实。您怎样看待？
蔡昉：这两年官方的表述在讲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减慢。自2011年初以来，已经连续有十几个季度的经济增速都在个位数，明显低于过去35年的平均经济增速。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决策者、经济学家和观察家大都认识到，中国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速度常态，至少从理论上都承认：这是长期的、结构性的现象，而不是一个周期性的减速，或者短期的冲击现象。但是，在提出政策对策时，大家还是会从周期性的需求方面的冲击来考虑。
美国经济学家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既是经济史学家，也研究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他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几位合作者，做了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这项研究找到所有具有经济增长时间序列数据的国家，研究发现，任何一个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终究在某一时刻要减速。后来经过归纳，“特定发展阶段”对应的人均收入水平有高有低，平均大概是在人均收入17000美元。这是按照购买力平价的计算，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目前的收入水平。因为指标不同，再加上汇率因素，这些国家平均减速的幅度，比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的情况还要严重：从减速前七年平均6.8%的增速，下滑到了减速后七年平均3.3%，减速幅度达到一半以上。这是看到的所谓一般规律，其实只能叫平均规律。
从这一点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中国现在的经济减速，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按照自然趋势或者重力规律还要继续往下减；第二，减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也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因此，现在大家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20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有一句话：“增长速度应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也就是不再强调一定要追求8%的增长速度。
上海证券报：您刚才提及，在提出政策对策时，大家还是会从周期性的需求方面的冲击来考虑？
蔡昉：尽管大部分人都认为，经济减速不是周期性现象，而是结构性的长期现象，但是当大家提政策建议时，常常还是会从需求方入手。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说，需求方因素大部分情况是短期的冲击性因素，而非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对于长期结构性因素，应该从供给方，也就是增长能力来解决。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讲到中国的主要问题是长期的人口红利和劳动力，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丰富的剩余劳动力，现在受到的制约则转变成了需求方因素，就是中国的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如果中国解决不了消费不足的问题，其经济就会“撞墙”。这么大的国家撞到的可不是普通的墙，而是THE GREAT WALL（长城）。克鲁格曼是一贯唱衰新兴经济体的。针对他所讲的消费问题，林毅夫教授认为消费是一个结果，不应该作为原因提出，去抓消费刺激经济增长是不对的。我认为这个批评是正确的。所以，林毅夫教授提出了要推动投资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我认为两个人讲得都有道理。中国长期需求方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外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三驾马车，一直是不平衡的。先是过度依靠外需，随后过度依靠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的贡献还不大。所以，克鲁格曼讲的是长期的需求平衡问题。而林毅夫讲经济增长要靠投资，因为技术进步和新的比较优势都体现在投资中。其实，人口红利消失后我们会面临储蓄率下降的问题，所以他的观点不仅对中国，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都是具有针对性的。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源于供需双重因素
上海证券报：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是什么？是供给因素还是需求因素？
蔡昉：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需求制约，也不是短期冲击，而是供给方潜在增长率的下降。鉴于此，我更强调供给方因素。在宏观经济学家、增长经济学家中，形成了两类观点，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归到供给派，有多少人可以归到需求派。虽然有些经济学家自称“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不太恰当，但是至少有人关注供给方因素，就是增长能力如何提高。当然更多人关注需求方因素，即有没有足够的需求刺激经济增长。
我把供给和需求的因素合在一起，形成不同的组合，就可以认识中国的经济增长，解释中国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情景。
供给方因素要观察潜在增长率，即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土地、资源）供给和生产率进步能够支撑怎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供给能力可以强，即在潜在增长能力很高的时候；也可以弱，即在潜在增长能力降低的时候。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方因素也可以有强有弱。强供给、弱供给、强需求和弱需求的不同组合，就形成了四种宏观经济格局，其实也是四种经济增长常态。
逐一认识这四种经济增长类型，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现在处在什么发展阶段，到底是什么在制约中国经济增长。
先谈第一种情况，强供给和强需求的组合，即高潜在增长率与日益增长的需求共同导致改革时期的高速实际增长率。
我和同事估算了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也就是在给定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资本的积累速度、生产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改善的情况下，能够支撑的正常经济增长速度。
推算历史，总体来看，中国过去30多年的潜在增长率就是10%。但是，与之相伴的是总和生育率（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的下降，人口增长速度是在下降的。因此，得到的直观结论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和人口变化密切相关的。即中国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靠的是人口红利——劳动力的增长、人力资本也就是教育水平的增长、人口抚养比（劳动年龄人口能够支撑的依赖型人口）的下降，以及劳动力的流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中国有条件形成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形成率，有条件避免资本报酬递减，资本积累是可以对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的。
因此，大体上看起来，中国过去9.8%的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上都来自人口红利。过去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很快、比重也在快速增加、人口抚养比下降，而在今后，如果人口因素逆转：劳动年龄人口不增长或者负增长、人口抚养比提高而非下降，将是什么状况？所有这些之前有利的人口因素都变成了负向，中国出现的这些人口的逆转变化，就发生在2010年。“强供给-强需求”二者结合，就出现了30多年来“强供给-强需求”带来的中国高速经济增长。
上海证券报：后续三种组合，会带来什么变化？
蔡昉：第二种情况是强供给与弱需求的组合，即增长出现缺口，导致周期性失业。强供给在潜在增长率很高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弱需求，就是需求和供给不能相匹配的状况。
其实，那个时期也不是没有经济波动，有的时候还是强供给，不过需求可能更强，比如过度投资和大干快上。或者遭遇某种危机，比如东南亚金融危机或者国有企业下岗，也造成了实际增长速度和潜在增长速度不相一致的情况，也就是增长缺口。
因此，即使在“强供给-强需求”期间，也有增长缺口，造成失业现象或者通货膨胀。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应该相匹配，两者之间不应该有太大的差距。
第三种情况是弱供给与弱需求的组合，出现在过去两三年，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恰好完全匹配（7.5%上下）。
中国经济减速是由于2004年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以及201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
201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7.7%，测算的潜在增长率也在7.6%～7.7%。2013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7.7%，测算的潜在增长率大致也是这个情况。如果2014年的经济增长降到7.4%～7.5%，那也还是大致跟潜在增长率相匹配的。这是估算的潜在增长率，与近两年的经济减速恰好是吻合的。这种增长既没有通货膨胀，也没有增加失业，其实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过去中国制定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时，经常定在7%或者7.5%，但是在真正的执行过程中，从朱镕基总理到温家宝总理，都不允许低于8%，因为那时的潜在增长率高于8%，不“保八”就会产生失业现象。所以“保八”已经成了一个习惯做法。但是李克强总理就不讲“保八”了，定7.5%的目标，如果实现了7.5%就能接受，因为没有看到严重的失业问题。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潜在增长率下降，实际增长率跟着下降，不会出现开工不足、生产要素利用不足的情况。
2004年之后，农民工的工资急速上涨，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实际增长速度是12%，一直持续到现在，增长还在继续。在2010年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甚至很多人都不会想到的现象，就是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已经停止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消失了。
总之，过去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很多因素也都发生了变化，很自然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是必然发生的，这就是所测算的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从“十二五”时期一路下滑。大体上是从过去的10%，下降到“十二五”期间的7.6%；如果是自然下降，到“十三五”时期，会降到6.2%。
值得关注的是，劳动力市场强劲，但没有出现周期性失业现象，因为劳动力已经出现短缺。同时，农村劳动力剩余情况没有那么严重，因此大规模劳动力转移能够创造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全要素生产率也不会增长那么快了，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使中国的经济增速下降，那么新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相符，也就不会出现失业现象。
第四种情况是弱供给和强需求的组合，即如果不接受目前的增长率而过度刺激将导致超越潜在增长率。弱供给指的是已经下降的潜在增长率，也就是目前的7.6%，下一个五年规划时期是6.2%。如果我们不习惯这种下降的增长速度而对经济采取各种刺激政策，设想一下会出现什么情况？
虽然我们从很多渠道听到，李克强总理能够接受最低7.2%的增长速度，但是设想地方政府不接受，则会出台各种地方版的刺激政策。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呢？打个比方，如果刘翔的生产要素供给（体能等）和他的生产率（训练水平）能够允许他跑出12秒/100米的成绩。但是社会需求（主管单位的行政干预、社会舆论的忽悠、广告商的物质诱惑）硬要刘翔跑出10秒/100米，结果就是让他经常性地受伤。
因此，在未能改善生产能力的情况下，要刺激经济，就会出现很多行业甚至基础设施都产能过剩的情形。许多产能利用率低得厉害的行业，恰恰就是那些被当作刺激政策载体而列入鼓励名单的行业，甚至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十大振兴产业名录上。这说明，潜在增长率下降意味着比较优势弱化，没有真实的投资需求，过度补贴只能造成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记住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的教训
上海证券报：“4万亿”经济刺激带来的后遗症还在发酵，大量的货币投放并没有如愿进入实体经济。钱去哪里了？
蔡昉：是的，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和刺激性产业政策导致超过实际需求的货币增长流向哪里了呢？
日本的教训告诉我们，钱会流向股票市场、房地产、海外资产及其他虚拟经济领域，凡此种种。结果形成经济泡沫，也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严重的日本泡沫经济。之后，日本经济陷入了“失去的20年”。
日本当时的情况和现在的中国非常相似。有20年的时间，经济增长速度是9.2%。抚养比降到最低点后，经济增长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也将近20年，其潜在增长率也在下降，实际增长率是3.8%。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人口红利彻底消失（这也是中国正在经历的阶段），结果实际增长率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只有0.85%，几乎是零增长。即使是0.85%，也是靠负通货膨胀率推动起来的，实际上只有0.24%的增长速度。因此，日本经济被称作“失去的20年”。
有很多人将日本和中国进行比较，有人说中国像日本的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充其量是70年代，这是按照人均收入水平计算的。但是，如果考虑中国“未富先老”、比较早地用光了人口红利，遇到了人口红利消失的新的人口发展阶段，那么中国更像是日本的20世纪90年代。
虽然日本走了弯路，失去了20年，但是由于当年日本已经是高收入国家，所以，可以说日本是陷入了“高水平陷阱”。但是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来得太早。如果中国不能吸取日本的教训，走日本的老路，那么就会跌入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国目前所要避免的，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我把“中等收入陷阱”看作一个“四部曲”，走完这四步，就会“成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一步，经济增长减速，这是必然出现的，是自身不能决定的。第二步，面对减速，没有意识到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减速。如果像日本一样，选择了刺激需求而非通过在供给方面改变潜在增长率的政策，那就会造成所有坏的结果：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传统体制的复归，增长方式不能转变，产能过剩，通货膨胀，等等。第三步，收入分配恶化。刺激政策是错的，终究没有改变经济增长下滑的结果，反而导致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收入分配恶化。即当收入蛋糕不能再继续做大的时候，有话语权的群体拿到越来越大的份额，那个时候的收入差距扩大就是以弱势群体的绝对恶化为前提。第四步，矛盾激化，导致改革陷入僵局。一方面，这部分绝对恶化的弱势群体会产生不满，变成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强势群体会把有利于自己的资源分配体制固化，因此会反对一切改革。因此，体制会变得越来越有利于既得利益，越来越不利于分享的经济增长，体制越来越僵化。这个时候，体制改革举步维艰，就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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