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开发与乡村文化变迁(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郭凌,杨启智

出版社：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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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开发与乡村文化变迁试读：

前言

伴随逐渐卷入全球化的发展浪潮，作为“地方”的中国乡村社会开始转型。在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以“地缘”与“亲缘”为社会框架、以“乡土性”为文化特性、以“差序格局”为结构特征的乡村社会遭遇瓦解，乡村社会遭遇文化断裂，处于与现代文化的整合、重构的艰难过程。中国乡村旅游正处于快速发展与乡村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以旅游市场经济繁荣为表征的现象背后，隐藏了更深层次的乡村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社会文化的变化。借助游客、投资商、国家与社区居民等多方行为主体在旅游发展中产生的作用力，乡村文化以动态的“再生产”方式实现着维持、更新与传承。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社会，已经成为全球性与地方性视域下“文化变迁”与“社会转型”问题的交汇点，折射了旅游发展与经济、政治、文化、权力结构等复杂问题的交互作用，对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文化变迁的关注，不仅突显了人类学研究对交叉学科领域的学术思考，更是对现实问题的人文关怀。编者2013年10月2013年10月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视角与理论框架

1．文化再生产的过程

一方面，文化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维持自身平衡，使社会得以延续。另一方面，文化再生产的结果体现了占支配地位的利益集团的意愿，是他们使文化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一样，都是为了维持一种体制的持久存在。然而，文化再生产同时也包含着对此的背离和反抗，它不是从现在到未来的没有矛盾的直线发展，而是一个既有冲突也有矛盾的制度的关系网络。被再生产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体系，而是在既定时空之文化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文化以再生产的方式不断演进，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进步。

2．文化再生产与象征性实践

实践是理解文化再生产的背景。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中，实践既是在一定观念指导下的个人行动，也是再造文化和社会秩序的途径。布迪厄承认文化对行动、行动者的强大影响，但同时也指出文化的制约力有范围限度，人们在实践中必然根据主观需要、客观条件对文化有所继承、发展。

布迪厄认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文化也是人们通过实践而不断再生产的“产品”。因此，人类的实践从本质上就是文化再生产活动。一切人类的实践活动，都是创造和更新文化的活动。

在研究文化再生产与象征性实践的关系上，布迪厄首先将文化再生产活动的行动者，置于惯习与结构的双重结构中，以其相互关系为优先地位，考察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的网络；其次，分析行动者在实践过程中的内外与外在惯习，以及惯习与行动之间的关联；再次，分析惯习与行动在文化再生产的各个场域中的变化及变化可能与变化影响，从实际与可能两个层面揭示实践的逻辑；最后，在语言权力等象征性文化中介的作用中，分析行动和实践透过象征文化中介可能展现的象征性实践运作逻辑。

就此，象征性实践具有双重性意义结构，即实践的同步同质双向互动。在象征性实践下，社会和行动主体、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之间相互渗透转化进行的一种双向循环的互动和互生过程，构成了社会和人类实践活动的象征性结构。布迪厄正是通过对象征性实践的双重意义的分析，解释社会运动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共时交错关系，透视它的多向、多元和多维度的结构及其趋势动向。

3．文化再生产与文化产品（1）文化再生产与文化产品的关系

英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往往将文化产品视为固定化的文化经验形态，研究以“产品”形式表现的人类精神创造的结果，即制度化、组织化、物化、形式化的社会文化运动结果，往往专注于对文化运动结果的研究。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超越了传统的文化产品研究。

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研究的文化产品包括两类，分别是传统人类学所关注的制度化、组织化、物化、形式化的社会文化运动结果，以及创造这些产品的运作过程与实际转化过程。因此，文化再生产应当视文化产品为多维度的循环往复与相互渗透的文化再生产运动阶段性的成果。除了文化产品，形成文化产品的过程以及过程中各种关系的相互关系也是研究的重点。（2）文化产品的分类

文化再生产运动中，时空结构是生产文化产品的一般结构。时间发展是连续性的，因此文化再生产的时间结构是连续性的，文化产品随着文化再生产各个不同发展阶段而积累，时间结构是文化再生产运动的静态结构。空间结构在横向上可以被分为上、中、下三种层次，对应了文化产品的三种类型，分别是表层文化（产品）、中层文化（产品）与核心层文化（产品）。

表层文化是通过外在的物品表现出来的文化，如人的语言、饮食方式、居住习惯、节庆的表现等，它的特征是具有可感性，即它是有形的、具有物态实体的文化事物，常常给人以强烈的直接冲击，让人感受到文化的存在和力量，是文化创造的基础和表现。这种文化对应在分类上是物质文化，而物质文化则包括人类所从事的物质产品创造活动及其劳动产品的总和。

中层文化是一个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中层文化对应着制度文化与由此形成的行为文化。制度文化是人在社会实践和人际交往中，为了处理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调整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准则、条例的总和，是人创造的符合人生存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和准则，包括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法律制度、宗教社团以及教育、艺术组织等。行为文化是人在社会实践尤其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和定势，是以民风民俗形态出现，见于日常生活之中，具有鲜明民族性和地域性的行为模式。

核心层文化是一个社会共同的关于人为什么存在的假设，它触及该社会中人们最根深蒂固的、不容置疑的东西——精神文化。比如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意识等。它的特征是抽象性和相对独立性，是以观念形态呈现的文化现象。

正如文化再生产的复杂性，文化的各个结构层次之间是一个有机整体，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为表里，不能割裂，只是为考察文化提供不同的切入点，才分层论析。因此，文化的这三个层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核心层驱动影响中层，中层驱动又影响表层。（二）文化变迁

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最早把文化作为专门术语来使用，他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将文化定义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所掌握和习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因此，民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与传承的一切知识、信仰、行为的总和，以物质与非物质的形式表达，即为文化。

1.文化变迁的概念与理论回顾

文化变迁是人类学上经常使用而含义广泛的名词。文化是发展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任何文化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变化的历程，没有绝对的停滞。尽管在人类社会中，文化的稳定是总的趋势，但是文化变迁仍然是不可阻挡的文化现象，无论我们是否感知，文化的变迁都在进行。文化的变迁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因素。

文化变迁理论最先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文化进化理论。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用自然选择、遗传等生物术语阐述了物种的进化历程。文化变迁理论至今经历了古典进化论学派、文化传播学派、文化历史学派、功能主义学派、新进化论学派及冲突论与互动论的理论探索过程。

古典进化论的代表者泰勒认为，“人类文化历史是自然历史的一部分，我们的思想、愿望和行动适合那些支配着波动的运动、化学元素的化合及动植物生长的如此确定的规律”。因此，古典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和文化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变迁的过程，各地民族的社会发展大致经历或将经历相同的发展顺序。

文化传播学派以德国人类学家拉策尔为代表，兴盛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以传播的观点来解释人类文化的相似性的人类学理论派别。文化传播学派认为文化变迁的过程就是传播的过程，人类文化的发展历史是文化传播、借用的历史，各民族文化的同一性，更多的是文化传播的结果而非人类心性的同一性使然。

文化历史学派崛起于20世纪初，创始人是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文化历史学派主张使用单个文化特质的传播来构建文化历史，认为文化的变迁有着各自不同的演变规则，而非仅仅遵循单一的演进过程。

功能主义学派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功能主义者赞同文化是变化的，是通过功能的变化、消失和替代来实现自己的变化，而文化变迁就是在这个动态过程中实现和完成的。“一个文化的统一体会由于某个极其不同的文化的碰撞而处于严重的动乱之中，甚至也许会被摧毁和取而代之”。功能主义的继承者帕森斯对社会文化变迁理论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采用行动系统理论解释社会文化变迁的框架，提出四组有关社会变迁的问题：社会均衡、结构变化、结构分化与社会进化，并且认为社会进化就意味着文化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力量不断加强与进步。功能主义学者认为文化变迁的动因既来自外部，也来自内部，内部文化的变迁是演化，而外部文化的变迁则是传播的结果，并且因为内部人们不断产生新的要求，因此作为满足内部需要的文化不断变化，这就是马林诺夫斯基所称的“文化迫力”。对此，布朗与马林诺夫斯基有着相似的看法，也将社会变迁分为内部与外部变迁，社会的变迁来自人类不断发展、调适社会以满足自身的社会发展。

20世纪30年代，莱斯利·怀特对博厄斯的历史特殊论公开发难，重新提出进化论的研究方法。由于其理论观点与19世纪的古典进化论有所不同，故被称之为“新进化论学派”。新进化论学派在坚持文化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基本进化观点基础上，分化出许多不同的文化进化观点。例如，新进化论学派代表人物怀特认为，文化的进化就是人类利用能量总量的提高或利用能量之技术效率的提高；而另外一位代表人物斯图尔德则提倡对具体的文化作具体的分析，尤其要通过考察不同的文化与各自的环境因素之间的互相适应关系，来论证该文化的发展变迁问题。

冲突论与互动论是与新进化论同时代的文化变迁研究派别。冲突论认为文化的内部与外部冲突是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动力；互动论则认为正是人与人的互动改变着社会，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变迁。

综观六大学派对文化变迁的研究历程可以看到，人类学家们只是在文化变迁模式、动因、类型等问题上持有分歧，而在文化是变迁的这一问题上是达成了共识的，并且承认文化的变迁是他们研究的前提与出发点。存在分歧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文化变迁本身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而每个学派都是从自身的基础理论出发构建文化变迁研究的框架结构。

2.文化变迁的动因

文化变迁的动因、模式与类型是经典理论研究中不同学派的分歧所在，也是文化变迁中研究的焦点。文化变迁重在“变”，因此，分析文化变迁的动因是文化人类学家的首要工作。对于文化变迁的动因，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包括以下几种：

赫伯特·斯宾塞（1851）与爱德华·O.威尔逊（1975）的“生物动因”，其视生物本身为文化变迁的动因，将社会文化的发展视为生物有机体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

F.拉策尔（1897）的“地理动因”，将文化变迁的动因归结为地理环境的改变，即环境改变了，原有的文化也会随之而产生一定的变化。

玛格丽特·米德（1928）、露丝·本尼迪克特（1934）的“心理动因”，将心理因素视为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因。

格雷布纳（1905）、安克曼（1905）、施密特（1913）的文化传播动因，将外来的文化的传播看成文化变迁的动力，着重研究各民族物质文化的变迁。

J.D.贝尔纳（2003）、威廉·J.古德（1963）的科技与工业发展动因，将科学的发明、发现、技术的进步视为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因。

约瑟夫·熊彼特（1912）的创新动因，认为开发新产品或者改良原有产品、使用新的生产方法、发现新的市场、发现新的原料或半成品、创建新的产业组织推动着文化变迁。

罗伯特·雷德菲尔德（1941）、赫伯特·甘斯 （1982）、艾略特·利博（1967）探讨了城市化与文化变迁的关系，将城市化视为文化变迁的动因。

哈维兰（2003）的环境、个体与群体动因，认为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等环境因素的变化推动文化变化；文化内部的人观察文化的方式的不同等个体因素导致文化变化；与其他文化接触、传播而导致的文化变化因素是群体因素。

3.文化变迁的类型

文化变迁分为有意识的变迁与无意识的变迁。文化的有意识变迁包括文化的主动变迁、指导变迁和强迫变迁，而文化的遗失则是属于文化的无意识变迁。

文化的主动变迁包含创新、传播、涵化三种形式；文化的指导变迁又称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包括指导变迁的目标、指导变迁的方式两大研究领域。杰若德与罗伯特在《有计划变迁的策略》一书中概括了社会层次上基于短期与长期时间维度而确认的个体、中介、宏观三大领域六类变迁目标，提出变迁代理人的概念，将变迁代理人分为领导者与支持者，并详细研究了两类代理人在指导变迁中的角色、地位与作用，并确定了三种指导变迁的方式：强制、劝说与教育。文化的无意识变迁则指文化的遗失，是指放弃文化或者文化的一部分。

4.文化变迁的研究方法

文化是变迁的，文化的变迁是永恒的、绝对的。传统的人类学家对文化研究的方式也是本书将要采用与借鉴的。一般情况下，人类学家对文化变迁的研究主要采用三种方式。第一种是还原，即通过让研究的社区的人追溯往事和查阅历史文献，从而实现变化发生后重新还原构成变化的模式和过程，由此来发现文化变迁的历史演进轨道。第二种是重复调查研究，即几年后重新回到原来调查、研究的社区进行再调查、再研究，通过两次调查研究资料的对比来揭示文化变迁。第三种是比较分析，即通过对各类文化模式的比较分析来进行。比如把两个不同文化模式的社区放到一起进行比较，看两个社区所拥有的文化特征选择情况。（三）布迪厄的实践观

布迪厄试图建立一种实践理论，可以用来分析特定的群体或个人实践的机制，反映其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动态问题，这就是围绕惯习、资本、场域建立的实践观。

1．惯习

惯习是布迪厄社会理论中最基本的概念，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个人意识中内化了的社会行动的影响的结果，尤其是特定社会中教育制度在个人意识中内化与象征性结构化的结果，是一种反思，由生存心态、特定行为方式构成的思维与行动模式与系统。惯习也是一种反作用，因为思维与行动模式系统一旦构成，将自然地内化个人与群体意识内部，指挥个人与社会行动的方向，从而成为社会行为、生产方式、生活风尚的总根源。惯习对社会行动者的行动具有指导意义，一定程度决定或影响了行为的方向与开展的可能。

2．资本

布迪厄认为，资本是“积累的，以无纸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肉体化的形式劳动，这种劳动在私人性时，即排他性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者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就使得他们能够以物化的或者活的劳动形式占有社会资源。”资本交换与博弈实际是个人或者群体在社会场域的权力博弈中的表现。资本的多少与类型决定了主体在社会结构空间中的位置。

布迪厄把在社会空间各个市场中博弈的资本划分为四类，分别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象征性资本。

经济资本由生产的不同要素、经济财产、各种收入及各种经济利益所组成。经济资本的实质就是主体在社会中所占有的生产资料。文化资本同经济资本一起，构成一切社会区分化的两大区分原则。社会资本是借助于所占有的持续性社会关系网而把握的资源或者财富。社会资本不是天赋的，要通过长期的社会交换获得与确认。象征性资本是用以表示礼仪活动、声誉或威信资本的积累等象征性现象的重要概念。象征性资本有着被否认与被承认的双重性质，而否认与承认的结果则是由资本的博弈决定的。

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象征资本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前者被转化为象征资本的过程，就是各种资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被“结构”的过程，资本的分配过程是权力博弈的过程，资本的分配结果是权力博弈的结果。这一过程，即资本在场域博弈的动态过程，构成了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重要思想。

3．场域

布迪厄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场域，将其描述为“某一个社会空间中，由特定的行动者相互关系网络所表现的各种社会力量和因素的综合体。”

布迪厄认为“从分析角度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由这些位置所产生的决定性力量已经强加到占据这些位置的占据者、行动者或体制之上，这些位置是由占据者在权力（资本）的分布结构中目前的或潜在的境域所决定的；对这些权力（资本）的占有，也意味着对这个场域的特殊利润的控制。另外，这些位置的界定还取决于这些位置与其他位置（统治性、服从性、同源性的位置等）之间的客观关系”。场域是布迪厄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资本是场域的基本分析工具，也是场域中权力博弈的基本工具，是博弈的目标与手段。惯习作为一种生存状态，贯穿资本在场域博弈的始终，以其“前结构”指导着博弈的行为与方向。

场域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两类：一是在特定社会空间中的各个行动者的相互网络关系，主要包括行动者的意图、产生意图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地位，贯穿于行动规则和程序中各种策略的制定原则，以及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行动过程中的现实与潜在的行动动向等。二是决定场域的是行动者的惯习、由各种符号系统所表达的文化因素等，场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不同的行动者的相互关系网组成。

布迪厄指出了分析场域的资本博弈必须考虑的四个基本关系：一是场域与权力的关系。场域是权力的延续，权力博弈决定了场域的运作及场域中的资本博弈。权力场域对其他场域而言，总是有着制约甚至支配的作用。二是场域中的资本博弈是场域博弈的象征化意义。博弈的主体是行动者，包括个人或者群体；分析行动者的地位，对多行动者占据位置的多维空进行阐述，寻找并勾勒主体的位置、关系，是分析场域资本动态博弈的前提。三是行动者的惯习是社会实践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惯习的形成受社会条件的影响，惯习一旦形成就会对主体在社会中的行动起到指导或者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四是场域只是一个中介，外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资本因素并非直接作用于场域中的行动者，外在的作用只有被结构化后，才能够通过场域这个中介作用于行动者。

4．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

布迪厄的资本、惯习、场域三大概念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正是用于回答社会实践观的三个基本问题的，即实践中行动者实践的工具、实践的逻辑与实践的空间的问题。

实践是来自马克思的概念。马克思指出，人的存在是实践的，而非观念的。他还指出人在实践中创造历史，但人并非不受客观制约地创造历史。布迪厄在对卡比利亚柏柏尔人的人类学研究中，将实践的概念充实、创新，发展了具有很强解释力的社会理论——社会实践观。

在社会实践中，惯习创造资本博弈的逻辑，在不同的场域中，资本通过博弈以实现社会实践运动。场域与资本构成社会结构，行动者在惯习的指导下进行资本博弈，这两部分组成人类社会。资本和惯习确定了行动者的社会位置，行动者运用资本在惯习的指导下，在场域中不断通过社会实践创造、调整、建构自身与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实现结构的内在的外化。结构，尤其是结构中的资本，又制约着行动者的实践活动，实现结构的外在的内化，这也就是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双重结构，行动者运用资本于惯习的指导下，在场域中实现资本博弈的过程中，双重结构不断重建与更新，其同步同质、双向互动也是社会运动的动力源泉。二、理论框架（一）布迪厄社会理论为文化变迁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1.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为文化变迁研究提供了分析框架（1）行动主体

旅游地居民作为行动主体，不仅参与旅游的发展，而且在文化变迁中起重要作用。作为旅游地资源的拥有者，乡（村）领导运用象征性资本，旅游地居民运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参与旅游发展，分享收益，与外来投资者、政府、游客在场域中进行资本博弈。旅游发展后的人际关系与社会交往变化，也体现了社会资本的运作过程。游客大量涌入所带来的外来文化，对乡村文化造成巨大冲击，也是造成文化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家作为行动主体，运用其政治权力在场域中与其他资本相互作用。在内部场域，权力对乡村旅游规划、乡村发展方向等有决定作用；在外部场域，城市化进程中的国家决策更影响了城市—乡村之间资本要素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在文化变迁中，国家往往通过无形的意识形态、有形的政策法规实现对文化的控制。启动并加速城市化进程、编制城乡规划、批注乡村旅游发展规划都是政治权力作用于乡村旅游的运作形式。

外来投资者作为行动主体，与国家、旅游地居民一起参与乡村旅游发展，以其使用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分享旅游收益，完成主体之间的资本博弈。

游客作为行动主体，其消费品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产品的开发，产品的开发以市场为导向，因此游客的行为决定了市场的运作方向。游客消费与其手握的金钱密切相关，因此经济资本参与了场域中的资本博弈。（2）场域的划分

文化变迁是一个场域。结合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以发展旅游的乡村为研究对象进行划分，将文化变迁场域分为内部场域与外部场域。划分的依据是发展旅游的乡村体现了场域的基本内涵：①旅游发展的乡村与城市相隔，代表了一个独立的物理空间。②乡村中独特的景观、人文风情，因为其“乡村性”，赋予了它不同于城市文化的乡村文化特质。③乡村是一个独具特色的社会空间，乡村中的乡村文化为其提供了与其他场域相区别的标识。这一切都意味着乡村能够构成独立的场域。

本书中的内部场域是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乡村内部资本相互关系而形成的场域。在内部场域中，不同的行动主体由于其对资本占有而拥有不同的位置，这些位置实际上起到了区分作用，主体由此被置于具有各种不同的社会意义上的地位，这些位置既是客观存在的，又是被建构的。外部场域是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乡村外部资本作用于旅游发展而产生的相互关系所构成的场域。研究乡村旅游发展后的文化变迁，不仅要关注旅游发展后乡村内部文化资本博弈的状况，还要关注乡村外部场域资本博弈加载于旅游发展过程的力量，以及内、外力量间的相互关系。因为就所调查的地区来说，由于城市化的进程，村民的活动早已跨越了乡村边界，其社会活动的参照是其接触的更大的社会空间。

正是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所形成的合力，推动了乡村文化的变迁，合力的方向，就是乡村文化变迁的方向。（3）资本的划分

布迪厄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文化的变迁不仅仅是单一文化资本内部相互关系的结果，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在场域中的相互交织，共同推动了文化的变迁。

乡村旅游中的经济资本包括旅游发展所需要的土地、劳动力以及市场等。在经济活动中，行动主体之间形成的经济利益关系，是经济资本相互博弈的结果，这一结果正是解决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问题的理论关键。

乡村旅游发展中的文化资本包括旅游参与主体的教育程度、经济投资能力、参与心态三类，分别对应了布迪厄文化资本的三种基本形态。参与主体的教育程度决定了行动主体是否有能力参与旅游发展；经济投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旅游参与的程度以及收益的分享；参与心态，特别是旅游地村民的参与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动主体对旅游的态度，影响到了旅游地的生命周期与发展前景。因此，乡村旅游中文化资本的相互关系，是解决旅游社会参与等问题的关键。

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社会资本运作体现为，为了旅游发展行动主体进行的社会交往活动将被用于分析乡村旅游中人际关系在资本博弈中的变化。

乡村旅游发展中的象征性资本，包括了旅游发展对乡（村）委会及国家力量、声誉、威信与权威的影响。象征性资本在旅游开发的权力博弈中运作如何，表现在是象征性资本的积累或消耗，还是一种复杂交织。

依据资本的划分，结合场域的研究，本书进一步将乡村旅游发展的内部场域划分为经济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与地理空间，其中地理空间是对空间结构的发展，考虑到将对内部场域与外部场域相互关系的分析，地理空间拟被视为链接内部空间（乡村）与外部空间（城市）的桥梁。这是资本在场域运用中的发展。（4）惯习

国外学者在开始研究旅游文化变迁的时候，大多会注意“输出社会”的集体意识分析，而较为忽略“接受社会”。例如，特纳（Turner，1975）出版的《成吉思汗的马队》将旅游比拟为野蛮的蒙古帝国，旅游者就如马队一样践踏着旅游地，旅游似乎就是掠夺；格拉伯恩（Graburn，1983）将旅游视为朝圣的过程。旅游文化变迁研究初始，旅游目的地社会和居民常被认为处于被动配合的地位，因此，行动主体（旅游目的地社会与居民）的心理习惯与倾向也就被忽视了。

本书对乡村旅游发展后乡村文化变迁中的惯习的关注，实则是关注了行动主体在文化变迁中的能动作用，即关注旅游地社会整体在文化变迁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5）社会实践理论的宏观运用

行动主体在场域中运用资本遵照惯习而进行的社会实践运动，是文化变迁源源不断的动力，也是文化变迁的实质所在。因此，社会实践理论作为基本的分析框架被宏观运用于本书旅游发展中的文化变迁研究中。

2．文化再生产理论为文化变迁提供了分析问题的方法论（1）文化商品化问题

通过文化植入而实现的文化商品化过程，是文化资本运作的结果，这一结果与经济资本市场化相互交织。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文化被视为商品，文化商品的销售被指望带动饮食、住宿、购物、交通、娱乐等第三产业乃至整个乡村的经济发展。在旅游发展中，原本封闭环境形成的乡村文化在市场中经受考验，仪式化、舞台化后的乡村文化，在大众消费中经受着在市场重现生机与庸俗化的双重考验，而这一现象是旅游发展过程中文化商品化问题关注的焦点。（2）文化产品的类型

文化再生产运动中，时空结构是生产文化产品的一般结构。时间发展是连续性的，因此文化再生产的时间结构是连续性的，文化产品随着文化再生产各个不同发展阶段而积累，时间结构是文化再生产运动的静态结构。空间结构在横向上可以被分为上、中、下三种层次，对应了文化产品的三种类型，分别是表层文化（产品）、中层文化（产品）与核心层文化（产品）。

在本书中，旅游发展前后的文化特征也是以文化产品的类型来表述的，文化特征被解构为表层文化、中层文化与核心文化。表层文化即符号文化，包括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景观、聚落、人口等能够体现乡村旅游文化特征的因素；中层文化包括制度、行为、亲属关系等；核心文化则体现在价值观与认同上。（3）文化再生产与社会实践

文化在实践中实现再生产，而文化的再生产则作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具体表达与动态过程，蕴含了文化变迁的动力，因为文化正是以再生产的方式，推动了乡村旅游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文化再生产理论是社会实践理论在社会文化研究领域的衍生，因此，文化再生产以社会实践为理论背景，二者为本书提供了基本分析框架与基本理论基础。（二）文化变迁理论为布迪厄社会理论提供了分析视角

1.文化变迁是本书分析的对象

本书运用布迪厄社会理论就是为了分析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变迁，因此，文化变迁本身无疑是本书分析的对象。以布迪厄社会理论为分析框架分析文化变迁，同样，文化变迁也进一步为布迪厄社会理论提供了分析视角。

2.文化变迁理论为本书的对策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文化变迁，尤其是文化变迁理论中的指导变迁，与布迪厄策略观相结合，所提出的文化变迁中的指导变迁策略，实际是本书具有实践意义的对策。（三）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局限性及本书对其理论的发展

1. 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局限（1）主客观的二元对立

我们发现，理论本身运用于实践、行动化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理论的变形。布迪厄在理论上克服了二元对立，但在经验研究，特别是惯习的运用中，又回到了客观决定论。

布迪厄认为，行动者的场域形塑决定其惯习，因此统治阶级的阶级场域形塑决定着其阶级惯习，并通过教育把本阶级的文化和价值观（阶级惯习）强加到他人，尤其是被统治者身上，以不断维持与强化其阶级统治，被统治者的无意识的同谋使得现存的社会秩序永久“合法化”。作为社会成员，行动者的场域决定了他的惯习，决定了其所拥有的资本的多少，决定了他的前途。每个人在惯习的形成即社会化过程中，无意识地被迫接受占统治地位的已经合法的统治阶级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

布迪厄强调，优势地位阶级的文化和价值观被“误识”为整个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并在场域中传播，被人们内化成为一种惯习。行动主体在场域依照形成的惯习而行动，已有社会结构得以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出来。在整个过程中，行动者完全是自觉地、被动地接受统治阶级的文化和价值观。

因此，布迪厄在社会实践理论，特别是惯习的运用中，实际是假设了行动者的主观性的惯习，尤其是他们的能动性完全没有也不能发挥任何作用，由此，社会结构完全主宰和决定了行动者的一切。这样，布迪厄又落入了他力图克服的主客观二元对立之中。（2）缺少历史变迁的视角

美国学者对布迪厄实践理论的质疑深受经验主义传统影响，典型的诘难方式是对于布迪厄立足于法国、局限于特定时间段的经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有效性和可推广性质疑。

2. 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发展

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是一套完整的动态分析系统，既包括理论构建本身，也包括对理论的运用过程。因此，对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发展，既包括对理论构建的发展，也包括对理论分析、运用过程的发展。（1）对于象征性资本的发展

象征性资本不仅是声望意识，还应当是实在的资本。布迪厄认为：“象征资本涉及对声望、名声、奉献或者荣誉的积累，并建立在一种对知识（Connaissance）和认知（Reconnaissance）的辩证基础上”。“从我读到的关于中国的著述中，那些有关‘荣耀’、‘面子’等各类声望意识，让我觉得‘象征性资本’不仅存在于中国社会，而且十分重要”。

这里，需要扩展布迪厄的观点。象征性资本不仅仅是‘荣耀’、‘面子’等各类声望意识，应该把其理解为一种象征意义和象征权力的资本。换句话说，每种客观资本都有其（显在或者潜在的）象征意义和权力，声望、名声和面子等不过是象征意义和象征权力的一类表现和积累的方式。（2）在历史变迁中进行社会实践

不可否认，理论的实证研究由于其历史局限性，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是否具有普遍性、有效性和可推广性的质疑。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不应当被机械地搬到中国，因为本书以“乡村”旅游的文化变迁为研究对象，而在中国农村这么一个特殊的场域中，同质性与封闭性显著，这两个特征更加要求在分析的过程中汇总、考量历史的变迁。特别是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文化变迁，实际是由现代化变迁与社会记忆下的时间运动交织的网络。而社会记忆理论表明，遗失或捡拾什么样的历史或传统，取决于历史和传统对现实的意义。

作为西方人类学家杰出代表的布迪厄，其社会理论是在其生活的经验世界里和西方以外的简单社会中提炼出来的，而中国的乡村社会则是存在于有着高度发达国家制度、高度分化、深厚历史传统与文明的复杂社会中，要实现用本土化经验检验西方理论并与其对话，就要从本书的实际出发来提炼理论，并让本土化的建构服从经验证据的检验，即以本土化观统领西方理论来认知自身，摆脱其话语权，与之实现理性对话。这也是本书在文化变迁的历史中研究社会实践的意义所在。

因此，在历史变迁中研究乡村旅游发展的文化变迁，是对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运用的本土化发展。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外旅游文化变迁研究领域划分比较细致，包括政府以及政策在旅游发展的社会文化变迁中的角色，旅游发展的主客关系变迁，旅游发展对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变迁，旅游与妇女、儿童等家庭变迁，旅游带来的生活质量变迁，旅游发展带来的文化特性变迁，旅游带来的旅游地节庆、特产变迁七大领域。国外研究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20世纪90年代至今四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一）国外旅游文化变迁研究领域

1.政府以及政策在旅游发展的社会文化变迁中的角色研究领域

国外研究学者大多认为，政府以及政策的制定应当在旅游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赞同此观点的学者包括托马斯等（Thomas H，1998）、赫尼根盖尔（Heneghan，2002）、布拉姆韦尔等（Bramwell B，2000）、霍尔等（Hall C M，2003）、迈克尔（Michael Barke，2004）、詹金斯（Jenkins J M，2005）、贾马尔等（Jamal T B，1994）、里克特（Richter L K，1983）、阿帕德海耶（Rudra Upadhyay，2008）、高舜里（Shunli Gao，2008）。

在上述研究中，托马斯等以英国为例探讨了旅游发展对英国政府政策的制定以及政府行为的影响。

赫尼根盖尔（2002）认为乡村旅游的经济效益仅仅是乡村旅游效益的一部分，乡村正是以其独特的乡村环境、地域文化、历史、民族风俗、地理等要素为支撑的。因此，应当将乡村旅游视为乡村发展计划的一部分，政策在旅游发展的合作与博弈中应当起到主导作用。迈克尔（2004）的论文描述了乡村旅游在西班牙快速发展的情况，提出发展乡村旅游给西班牙乡村的利用方式带来的重要变迁，乡村旅游发展中旅游政策的制定应当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阿帕德海耶（2008）分析了政府应当怎样在旅游发展中指导变迁，认为政策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将起到重要作用，提出政策的制定不仅要考虑收益得失的平衡，还应当以带来人类福利以及欢乐为价值目标。乡村旅游中除了自然资源，人文资源也是旅游吸引物之一，旅游的发展要在保护两者的基础上进行。高舜里（2008）探讨了乡村旅游20年的发展在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系统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政府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应当以积极的姿态指导其发展。

2.旅游发展的主客关系变迁研究领域

旅游是一种短暂的停留活动，在停留期间，游客与东道主之间相互交往，旅游影响东道主个人以及其社会的生活质量、价值观、劳动力状况、家庭关系、态度、行为模式等文化各方面的变化情况。此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康奈尔等（John Connell，2008）、科恩（Cohen E，1984）、马西森等（Mathieson，1982）。

康奈尔等通过对亚太地区乡村旅游的案例研究，探讨了游客与乡村的联系，以及乡村旅游对当地发展（包括经济变迁、社会变迁、文化变迁与环境变化）的综合影响。马西森等认为东道主与游客之间的文化与经济差异越大，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影响越明显。

3.旅游发展对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变迁研究领域

旅游发展对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领域涵盖甚广，包括旅游发展对旅游目的地语言变迁影响研究，旅游发展带来旅游目的地犯罪、酗酒等负面影响研究，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变迁影响研究，旅游发展对旅游地人口影响研究，旅游发展对旅游目的地劳动雇佣关系影响研究等。

第一，研究旅游发展对旅游目的地语言变迁影响的代表学者有怀特（White，1974）、 内科科文（Nettekoven，1976）、布鲁厄姆等（Brougham，1977）、杰夫斯等（Jeffs，1989）、华莱士（Wallace，1997）。

第二，研究旅游发展带来旅游目的地犯罪、酗酒等负面影响的代表学者有杨（Young，1973）、格雷本（Graburn，1983a）。

第三，研究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变迁影响的代表学者有格雷本（Graburn，197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76）、安多里克（Andronicou，1979）、马西森等（Mathieson & Wall，1982）、格林伍德（Greenwood，1989）、梅森（Mason，1990）、埃文斯（Evans，1994）。

第四，研究旅游发展对旅游地人口影响的代表学者有凯德（Kadt，1979）、艾丁顿（Eadington，1979）、达菲尔德（Duffield，1981）、盖茨（Getz，1986）、克兰德尔（Crandall，1987）、杰夫斯等（Jeffs，1989）。

第五，研究旅游发展对旅游目的地劳动雇佣关系影响的代表学者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76）、克兰德尔（Crandall，1987）认为旅游给当地带来更多就业的机会；沃恩等（1982）、帕帕多普洛斯（Papadopoulos，1985）、欧科克（Allcock，1986）认为很多被雇佣的当地居民不但在技术博弈上有劣势，获得的薪酬也很低；韦伯（Verbole，1995）、克里克（Crick，1996）认为乡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旅游社区的传统带来了深远影响，乡村旅游发展后当地农业产业比例下降。

第六，研究旅游发展对旅游地社区以及社区参与状况变迁影响的代表学者有达菲尔德（Duffield，1981）、海与克兰（Haukeland，1984）认为旅游带来了旅游地社区结构的变迁；霍尔（Hall，2003）分析了旅游社区各方力量；贾马尔等（Jamal，1994）分析了旅游规划中的旅游社区合作理论。

4.旅游与妇女、儿童等家庭变迁研究领域

此领域的代表性研究包括布瓦赛万等（Greenwood，1972）、史密斯（Smith，1989）、 卡尔森（Carlsen J，2005）。学者基本认同旅游加速了妇女、儿童的行为流动，妇女在原有社会生活的角色发生变化，家庭、社会地位上升，儿童的生活方式也发生变化。其中，史密斯（1989）深入探讨了乡村旅游发展对旅游发展地的女性就业、雇佣方面的影响。

5.旅游带来的生活质量变迁研究领域

此领域的代表性学者有贝莱尔等（Belisle，1980）、加兰（Garland，1984）、米尔曼（Milman，1988）。他们认为旅游的发展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地居民生活的物质条件更好了。

6.旅游发展带来的旅游地文化特性变迁研究领域

此领域的代表性学者有克罗宁（Cronin Michael，2003）、沃尔顿（John K. Walton，2005）。其中，克罗宁研究了旅游对爱尔兰社会、文化、特性等各方面带来的影响。沃尔顿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认为旅游发展带来了游客与旅游地居民的社会、环境等文化特性相互的重构与冲突。

7.旅游带来的旅游地节庆、特产变迁研究领域

此领域的代表性学者有鲁宾逊（Robinson，2006）、乔利夫（Jolliffe，2007）。其中，鲁宾逊（2006）以案例的形式探讨了旅游与节庆之间的关系，认为旅游发展过程中的节庆在重塑社会生活方面起到了深远作用。

8.全球化与旅游文化变迁

麦肯内尔（Macleod，2004）、科尔（Cole，2008）在全球化背景下，以旅游人类学眼光对印度尼西亚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地方社区、游客、政府之间带来的文化变迁过程及影响做了深入研究。（二）国外学者旅游文化变迁的研究方法

在对旅游文化变迁的研究中，以田野调查为代表的实证研究一直是进行旅游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重要手段。近年来，经济模型研究方法被引入旅游文化变迁研究中，实现了研究方法的跨学科，研究手段从单纯定性研究向定性、定量相结合研究过渡。

1.人类学跟踪研究方法

在丹尼森·纳什（1991）的《旅游人类学》、史密斯的《主人与客人：旅游人类学》及近十年来的论文、报告中，多数案例研究采用了具有时间跨度的跟踪方法，即在第一次研究旅游影响时，将其作为一个基准，在跟踪研究中与首次的研究进行比较。

2.以细化与量化为主要目的的模型构建

以1977年史密斯的游客类型模型为开端，多克塞（1975）创立了激怒指数理论，开始阐释旅游地居民对旅游者的涌入产生的心理体验与行为反映。自巴特勒（Butler）于1980年将生命周期模型运用于旅游地发展演化过程的研究之后，大批学者对其在实践中进行验证。霍维宁（1981，1982）对宾夕法尼亚的兰开斯特（Lancaster）的研究指出，旅游地的生命周期与其区位、资源多样性和规划有效性密切相关。阿伦特（1985）对路易斯安那的研究则把旅游地生命周期与自然环境作用、休憩开发密度联系起来。库珀和杰克逊（1989）对男人岛（Isle of Man）的研究表明，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旅游地发展和市场开拓提供了良好的描述工具，并指出旅游地生命周期与旅游地经营者的决策以及旅游地的环境因素有关。盖茨（1992）对尼亚加拉瀑布的研究则指出旅游地生命周期与旅游规划之间的潜在关系。

也有学者对此模型发出质疑，质疑主要集中于模型是否具有实际运用价值。海伍德（1986，1992）认为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没有考虑渐进的、持续的变化，也不能反映目的地间的博弈、社团或当地社区的战略、导致经济轻微衰退的条件、境况性因素等的影响。乔伊（1992）指出模型没有考虑产品特性变化的影响。皮尔斯等（1991）指出模型无法区分各个阶段。

到20世纪80年代旅游人类学研究者在居民对旅游影响态度研究模型的尝试中，模型构建成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重要手段。模型构建在旅游研究中的出现，代表了旅游人类学研究向具体、可操作性方向发展。西方旅游人类学家对于模型的态度也是值得借鉴的，即重视、不迷信，充分发挥后现代主义精神，坚持在田野调查中验证与修正。（三）国外乡村旅游文化变迁研究评述

国外对乡村旅游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开始备受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乡村旅游业的发展速度有关。国外对乡村旅游的研究首先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入手的，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在于乡村旅游对振兴农村经济的影响，80年代后随着乡村旅游业的深入发展，有关经营、开发、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迫在眉睫，对乡村旅游进行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愈益凸显，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于此，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得到扩展。

近年来，国外旅游学者对乡村旅游文化变迁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乡村旅游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在乡村旅游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研究中以旅游人类学研究为代表，旅游人类学坚持了“关注文化接触和由此引发的文化变迁”这一人类学研究传统，选取了从旅游目的地社会、游客、客源地三个角度出发，研究（乡村）旅游对上述三方面的文化变迁影响，并且特别关注目的地居民对待旅游态度的变化，强调对旅游目的地居民的人文关怀。例如，对乡村旅游中女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研究都属于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变迁研究领域，对乡村旅游文化影响的综合、动态研究已经成为西方旅游影响研究的方向。

在这些理论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涵化”（Acculturation）理论。涵化理论关注在旅游活动中不同文化的群体发生持续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的变化现象，特别是弱势文化群体很容易被强势文化群体侵蚀而丧失原有的文化，这对应在乡村旅游中，就是乡村文化的“现代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乡村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理论研究在不断完善，从六七十年代的以揭示乡村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人类学案例研究到80年代以揭示影响人们乡村旅游感知的各种因素的社会调查研究，再到90年代以重视结合乡村旅游自身特点分析说明问题的研究，理论不断深化，并且上述学者在旅游研究方法上都坚持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中“田野调查”的基本手段，深入到村落等旅游目的地进行实地考察研究，有着极大的应用价值。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乡村文化变迁研究始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费孝通、李安宅、梁漱溟、晏阳初等一批社会学者作为我国乡村文化变迁研究的先行者，为我国乡村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

费孝通是国内文化变迁研究的先行者之一，他关于文化变迁研究的成就既体现在理论层面也表现于方法论层面。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6）、《内地农村》（1946）、《生育制度》（1947）、《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1947）不仅开创了以村落为单位的实地研究法（社区研究法），也第一次将横向类型比较法这一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运用于乡村文化变迁研究中。此方法也成为乡村文化变迁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李安宅的《印第安人祖尼的母系制度》（1935）通过对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名叫祖尼（Zuni）的印第安人部落进行民族学调查，详细叙述了祖尼部落母系制度的结构与演变，至今尤为国际同行专家所引证。李安宅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1938）深入甘南藏族地区拉卜楞寺，从事藏族文化促进工作和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对藏族宗教、文化和民俗变迁做出了详细论述。其后，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杨庆堃对“山东集市系统”的研究，林耀华对“义序”的宗族研究等，都是基于“社会问题”的研究和实验。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通过乡村研究的实践，中国社会学界已开始了对文化变迁和应用人类学的学术攻关。

而国内系统的文化变迁研究始于1994年，这时文化人类学者开始对外文经典著作进行介绍与引入。经过20余年的长足发展，文化变迁已从文化人类学深入到各个学科领域，成为交叉学科研究的热点。旅游文化变迁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国内学术界对旅游文化变迁的研究主要涉及五个方面：一是介绍国外相关研究；二是构建国内研究理论框架；三是对民族旅游文化变迁领域的关注；四是对乡村旅游文化变迁领域的探讨；五是国内乡村旅游文化变迁研究评述。（一）介绍国外相关研究

由于“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的专业术语，国外学术界对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也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并未从一开始直接提出“旅游文化变迁”的概念，对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的关系研究多散见于旅游发展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因此，国内学者对国外文化变迁的关注也始于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引入上。2001年，杨慧、陈志明等在论文集《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中首次向中国学者详细介绍了国外旅游文化变迁研究的情况，把以科恩（Cohen）的《东南亚的民族旅游》、格雷本的《近日东南亚与人类学》、彼特斯（Peters）的《丽江利用旅游业促进文化遗产的个案研究》为代表的一系列国外知名人类学者与其著作介绍给中国旅游研究的学术界。其中，彼特斯的《丽江利用旅游业促进文化遗产的个案研究》一文更是成为国外旅游人类学者进行中国旅游人类学案例研究的典范。同年，宗晓莲发表的《西方旅游人类学两大研究流派浅析》与《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评述》两篇文章，是旅游学者第一次对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系统梳理与评述；张晓萍的《旅游人类学在美国》则进一步对国外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尤其是美国旅游人类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初步介绍。（二）构建国内理论研究框架

国内学术界在介绍国外相关研究的同时，也重视系统构建国内研究的理论构建。杨慧的《中国人类学研究50年回顾》（2000）是旅游研究学者对人类学本土研究做的第一次系统梳理；徐建新的《人类学眼光：旅游与中国社会》（2000）一文从旅游人类学研究的角度，对旅游开发本身、旅游发展过程中的身份等符号认同问题、旅游发展中的社会文化环境保护问题三个方面展开了思考，文中所提出的旅游发展中的社会、文化、环境保护问题初步显露出国内旅游影响研究框架的雏形。2001年，覃德清等发表了《西方旅游人类学与中国旅游文化研究》一文，在文中通过探讨西方旅游人类学的学术渊源、研究立场，最后提出国内研究应将西方完备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结合起来作为旅游文化研究的哲学根基的观点。2004年，宗晓莲在其《国外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进展》一文中对国外旅游社会影响研究做了阶段性划分，并借助杰弗里（J. Jafari）的平台理论描述了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整体知识发展体系，为后续国内学者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理论积淀。国内学术界对理论研究框架的构建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彭兆荣、纳日碧力戈的《人类学关键词》从批判的立场出发对20世纪以来现代性问题争论在人类学专业术语与符号学中反映的梳理，为新时代旅游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理论背景。2011年，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纳尔逊·格雷本通过《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兴起》一文，回顾了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历程，评述了中国学者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并对当下旅游人类学的发展、主要研究课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在“旅游成为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科不得不面对的议题，理解旅游也成为理解当代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途径”的今天，不断有学者探索如何以经验为基础进行理论总结，如何通过深入到旅游现象内部来把握旅游产业的运作机制摸索案例的理论分析方法。（三）对民族旅游文化变迁领域的关注

伴随中国旅游发展进入调适期，过热的旅游业对旅游区自然、生态、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逐渐暴露，民族旅游地区文化变迁及变迁过程中的文化保护等问题的研究逐渐受到学者们重视。受国外研究进度的影响，国内研究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文化变迁”的概念，对民族旅游开发中文化变迁现象的关注散见于欠发达地区民族旅游资源开发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中。国内学术界对民族旅游文化变迁的探索主要包括理论创建、对文化变迁表现的描述、对文化变迁的价值探索、对文化变迁模型的构建四个方面。

在理论创建方面，作为对国外理论及中国民族旅游实践的验证与回应，文化变迁理论被引入民族旅游资源开发的社会文化影响的个案研究中，开始了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的本土化过程。宗晓莲在《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为例》中，运用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分析了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文化变迁现象， 指出重视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启发、指导意义，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在实践中更好地看清现象、认识本质，是文化变迁研究的正确选择。王敏将人类学中“文化自觉”理论引入旅游研究， 提出从少数民族旅游地区的当地居民提高自身意识出发解决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及民族文化保护的问题。

在诸多研究当中，民族旅游文化变迁的具体表现具有可观测性，这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领域。孙九霞在其《旅游对傣族物质文化变迁及其资本化的影响——以傣楼景观为例》中，通过对社区参与程度较高的傣族园景区的田野调查，运用人类学参与观察和访谈法，选取傣族竹楼作为傣族园的物质文化代表，对傣族竹楼的建筑形式、材料，以及使用空间在旅游开发背景下产生的变化展开了实证研究。高婕从生产方式改变、生活方式流变、民族认同及价值观变迁三个方面对黔东南苗寨的民族旅游文化变迁现象进行了关注。

在对民族旅游文化变迁的价值探讨中，多数学者认同民族旅游对引发民族文化变迁有着双重效应。李林认为，一方面，民族旅游有利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发扬传承、民族认同感的加强与民族自豪感的产生；另一方面，民族旅游又极易导致民族传统文化的消逝，带来民族认同感弱化、民族自信丧失。玉时阶以越南老街省沙巴县大坪乡为例指出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始终是一把双刃剑，处理好旅游开发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关系，是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开发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对文化变迁模型的构建是近年来的新趋势，国内学者运用跨学科的理论视野，通过建模的方式对民族旅游地区文化变迁现象进行解读。李文勇等以科恩的主客二维动态真实性与舞台化关系模型为基础，从旅游文化符号、象征性旅游文化符号、隐喻性旅游文化符号、指示性旅游文化符号四个方面关注旅游发展中的文化变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丰富与发展了本真性理论。（四）对乡村旅游文化变迁领域的关注

中国乡村旅游自发展之初，就被视为振兴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国内学术界对乡村旅游的关注大多集中在乡村旅游的发展驱动力、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等方面，对乡村旅游文化变迁的探索较弱，主要包括对文化变迁的价值判断、文化变迁的动因分析、文化变迁的居民感知三方面内容。

国内学术界对乡村文化变迁的价值判断可以总结为三类观点。第一类是肯定的判断，认为旅游开发为乡村文化保护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乡村文化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例如，李小丽、赵振斌以西安市周至县厚畛子镇花耳坪村为例，探讨了生态旅游社区参与对乡村亚文化价值观变化的影响，认为旅游发展后村民环保与生态意识在传统上有显著增强。孙九霞从农村“守土”文化出发，认为乡村旅游发展是新的“守土”形式。第二类是否定的判断，认为乡村文化在旅游开发中的符号化与商品化的现象，扭曲了乡村文化的真实内涵，从而破坏了文化原有的传承机制。潘盛俊指出，我国乡村旅游业开发存在乡村旅游业的商业气息过浓、本位文化产生变异等问题。左晓斯指出，乡村旅游给乡村社区带来的更多是社会文化及环境冲击，将乡村旅游视为当今不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的缩影。第三类是中立的判断，认为旅游业的发展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旅游发展中的乡村文化变迁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孙亚辉认为，旅游的影响是古村落文化演变的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合理的旅游开发能对古村落文化的发掘起到促进作用，过度的旅游开发会使古村落文化的存续陷入尴尬的境地。

伴随对乡村文化变迁的价值判断的探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客观认识文化变迁的动因。吴亚平通过对屯堡乡村旅游发展的情况考察，指出政府、民众、旅游开发商、外来文化四种力量是改变屯堡原有传统民俗的决定性因素。王晓丽通过对桂林市永福县大西村麻冲屯在金钟山风景区开发前后社会文化变迁的人类学考察，得出促使麻冲屯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因，既是金钟山风景区的开发，又是麻冲屯社会自身发展的需要。

对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文化变迁的态度的关注，既是对乡村旅游开发社会文化负面效应的深刻反思，也体现了学术界对旅游社区居民体验的人文关怀。杜忠潮、耿涛通过正确认识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为制定科学合理的旅游发展策略，促进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依据。王小辉在对焦作云台山景区岸上乡居民进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认为旅游社区居民关于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感知对景区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中感知最强的是发展宣传了本地传统文化，对于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社会道德标准下降的感知也较强。（五）国内乡村旅游文化变迁研究评述

在国内的乡村旅游文化变迁研究方面，中国乡村旅游研究开始于乡村旅游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作用即旅游扶贫的研究，并且最初的研究对象也主要集中于农业旅游或者农业观光旅游上。随着研究的深入，20世纪90年代国内乡村旅游研究深入到了各个层面，从单一的经济作用研究到人们开始关注乡村旅游与当地社区的互动，但是这时的研究也停留在理论研究的层面，热衷于引进国外乡村旅游现成的理论成果。进入21世纪后，受西方旅游人类学的影响，学者们更加关注乡村旅游对旅游目的地社会以及文化，特别是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开展过程中对民族文化的影响，从西方引进了乡村旅游人类学理论，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在研究内容上，从宏观研究向具体乡村旅游实证研究（微观研究）过渡，开始注意持续的乡村旅游实证的追踪研究，定性、定量研究增多；在研究对象上，从单纯的关注旅游经济作用逐渐转变为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作用；在研究范围上，从引进外国理论到逐步构建本土乡村旅游文化研究转变为对中国乡村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发展趋势。

第一，国内（乡村）旅游文化变迁研究基本都集中于（乡村）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方面。因此，通过综述应该进一步清楚文化变迁与旅游发展的关系、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与旅游文化变迁的关系。文化变迁研究是一个宽泛的话题，引发文化变迁的有旅游因素也有其他因素，文化变迁不仅反映在社会文化领域，还出现于其他社会领域，因此旅游只是引发或者推动文化变迁的一个因素而已。研究旅游引发的文化变迁，不仅应当关注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还应当关注由旅游引发的、与其他推动变迁的因素的互动，将旅游视为文化变迁连锁反应的一个环节。

第二，正确认识旅游对文化变迁的影响作用。旅游只是推动文化变迁的一个因素，旅游学者往往喜欢在放大镜下研究旅游的影响、研究旅游与文化变迁的关系。但是现实表明，旅游的影响、旅游对文化变迁的作用大多仅仅出现在旅游目的地，甚少对整个文化或者族群产生深远的影响，旅游对文化的影响本身就具有局限性，这也是为什么旅游影响研究或者旅游文化变迁研究学者喜欢结合个案研究的原因。更进一步，旅游对文化的影响有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除了传统旅游学界研究的旅游经济、社会、文化影响外，其余的影响很多是间接的，例如旅游与乡村治理（政治）等。间接影响无疑给量化研究带来了困扰，系统论、动力论等一系列理论被引入旅游影响研究，也从侧面反映了旅游对文化变迁作用的局限性。

第三节　研究框架与研究意义

本书分为五章。

第一章，对国内外有关研究做了详细、系统的梳理，研究了布迪厄社会理论、文化变迁理论、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理论等与本书研究相关的一些基础理论。

第二章，分析了社会转型背景下乡村旅游兴起的背景及表现形式，包括历史背景、经济背景、社会背景、文化背景。

第三章，对成都乡村旅游发展的典范区域——成都市三圣乡红砂村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此为本书实证研究的核心，通过对研究对象——四川成都三圣乡红砂村乡村旅游地背景的介绍、实证研究问卷与访谈的设计以及调查结果中被调查者基本情况、调查信度、相关度的分析，对乡村旅游发展中的表层文化、中层文化、核心文化进行动态分析，勾勒出乡村旅游作用下的乡村文化变迁情况。

第四章，乡村旅游发展中乡村文化变迁的内外动因分析。运用布迪厄实践观与文化再生产相关理论，通过对乡村旅游发展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象征性资本在经济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国家政权场域的相互作用，透彻分析旅游发展过程中文化的动态变迁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乡村文化变迁模型，勾勒、描述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乡村文化变迁情况，通过对各个因子的赋权，构建乡村旅游发展中乡村文化各因子相互作用、互动的模型。

第五章，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乡村文化指导变迁的具体策略分析。以布迪厄策略观为理论依据，通过对指导变迁在乡村文化变迁的作用的探讨，从指导变迁的价值前提、目标出发，提出选取合适的变迁代理人与调整个体、群体、国家三方行为，以实现指导旅游发展中文化变迁的具体策略。二、研究意义

本书将着手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变迁、文化再生产视角下，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如何处理旅游发展与文化变迁、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文化开发与传统保护等问题，因而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一）理论意义

国内关于旅游文化变迁的研究已经硕果累累，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相关研究对象也在不断地拓展，然而对于乡村旅游所引发的文化变迁的专门研究还比较少。本书的理论意义包括：

第一，以乡村旅游发展地为对象，以布迪厄社会理论为框架，尝试对乡村旅游发展前后乡村文化变迁进行定量的动态研究，拟丰富乡村旅游开发社会文化影响理论研究体系与相关研究方法。

第二，从文化变迁与文化再生产视角将各利益主体纳入“乡村社区”这一微观场域，并进一步探讨旅游是否可以通过推动乡村文化的自觉，成为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平台，拟丰富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理论研究的内容。

第三，以“场域”为理论背景，深入探讨乡村旅游发展中文化变迁的动因，在历史变迁中研究乡村旅游发展的文化变迁，是对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运用的本土化发展。（二）现实意义

我国是一个正处于全球化与乡村城市化的重要社会转型时期的农业大国，乡村城市化与乡村现代化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城市化与现代化背景下发展乡村旅游，乡村旅游与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三股力量的交织、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乡村文化的变迁。本书的现实意义包括：

第一，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可以较为客观地了解城市化进程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作用中乡村文化变迁的动态过程，以及乡村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状态。

第二，构建的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文化变迁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定量分析乡村旅游发展中文化变迁的过程，以及乡土文化变迁中各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实现在城市化进程与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对乡村文化的指导变迁。

第三，能为在乡村旅游发展中遭遇文化震撼、实现文化调适等问题给出一点参考，为促进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相关部门编制旅游发展规划提供一定的参考。

第四节　研究的方法与实证调研过程

乡村旅游改变了乡村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将引发乡村文化的一系列变迁。本书的研究思路是从布迪厄实践观与文化再生产相关理论出发，试图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分析方法，探讨乡村旅游发展中，乡村内外场域文化变迁的动态过程以及文化因子相互作用的状态。（一）文献法

通过有关文献的系统检索，建立文献数据库，然后用传统的综述方法和先进的元分析方法进行数据挖掘研究，在分析当前旅游对文化影响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有关文化人类学基本理论，总结出重要的变量或是影响因素，为本书的研究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基础，拓展研究思路。（二）访谈法

对案例研究地进行实地调研访谈，重点访谈对象为乡村旅游发展有代表性的红砂村当地居民与乡村旅游从业者，之后对访谈的数据进行转录、编码，获得编码系统，并进行准确的统计研究，对资料进行概括化的说明。（三）抽样问卷法

乡村旅游目的地文化变迁既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上的原因，也有历史上的因素，既有理论上的层面，也有操作上的层面，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现象。为了强化本研究的时代性，使成果能够直接服务于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建设与实际问题的解决，笔者在案例研究地对乡村的现状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后，将回收的有效调查数据输入计算机，建立数据库，然后进行定性和定量统计分析，构建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变迁模型，探讨乡村旅游地社会变迁的根源互动过程，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和对策。二、案例的选取

成都市三圣乡红砂村旅游区（花乡农居）隶属成都市锦江区三圣街道办事处。旅游开发前的红砂村文化的空间外形边界较为明显、容易界定，朴质的乡村自然风光，集生产、生活与景观一体的农村居住型风貌，健康、朴素、简单的乡村生活，较为典型的客家聚落，与城市及相邻村庄相比，有着独特的农耕文化意境。根据《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1995—2020年）》、《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等规划文件，红砂村因位于成都中心城与周边区域之间的生态绿化间隔带，肩负着成都中心城区与龙泉驿区城市团组之间的生态绿化间隔带功能，被保留为城市规划中八大“绿肺”之一。2003年，红砂村考虑到红砂村地处城东通风口，不能通过工业经济实现乡村发展，又因保存了较为完好的自然风光、乡土风情与区位优势的现实情况，成都市政府以举办省花博会为契机，采用国家计划主导形式，成立以国家、村集体、村民与外来投资者为股东的红砂花乡生态旅游管理有限公司，以花卉产业促旅游、旅游带动花卉经济发展模式启动旅游，从而开始了红砂村乡村文化与自然资源的商业开发、产业化发展道路。

案例地的选取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案例地是典型的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城郊乡村。红砂村位于成都城郊地带，强烈地受到城市经济辐射，加之长久以来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带来的结构性矛盾，红砂村乡村社会长期处于一个剧烈变化的转型格局之中。第二，案例地具有典型性。红砂村乡村旅游开发于2003年，是四川第一批AAAA级乡村旅游区，经过十年的旅游开发，现在的乡村文化与开放前的乡村文化形成鲜明对比，能够清晰地展示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变迁的影响。第三，红砂村社区是笔者近六年一直在关注的案例地，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与前期研究成果。三、调查过程

课题组在2008—2013年期间，对案例地进行了持续跟踪观察。程序一般为根据前期的资料整理，结合红砂村的现实情况，拟定访谈提纲，进行预调查；整理、完善访谈提纲，并以个别访谈和集体座谈的方式开展访谈。2012 年3月至 2013 年8月，课题组成员对红砂村进行了四次实地调研。四次调研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第一次调研是2012年3月至5月，主要目的是对红砂村社区旅游发展历程与阶段进行回顾，并通过预访谈的形式，对旅游开发背景、旅游开发前红砂村的乡村文化形态、旅游开发后红砂村的乡村文化形态、旅游开发与文化资本化过程等问题进行了初步了解，为问卷与正式访谈提纲的设计收集到了背景资料。

第二次调研是2012年8月至10月，主要目的是针对研究的核心内容，进行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主要采取了街上随机调查、上门调查的方式，共发放问卷350份，收回有效问卷307份，有效问卷率为87％。考虑到对旅游开发前后红砂村文化的了解情况，问卷调查的对象主要是红砂村的社区居民、政府管理者、旅游从业者，深度访谈的对象则包括政府管理者、红砂村原住居民、旅游从业者、游客，访谈对象共计40余人。

第三次调研是2013年3月至6月，主要目的是针对第二次调研中的问卷及访谈反映出的问题进行补访谈。为了增加对问题的解释力度，以及对外围知识的了解，深度访谈的对象调整为红砂村原住居民中60岁以上的老人、原住居民中的旅游从业者、成都本地游客以及参与红砂村旅游发展的前社区管理者，补访谈对象共计23人。

第四次调研是2013年7月至8月，主要目的是在前三次调研的基础上做资料的收集与比较分析工作。四、实证研究的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的设计（一）实证研究问卷的设计

实证研究问卷的设计主要是借鉴以往的研究结论并结合红砂村的实际情况而进行的，问卷内容包括37个认知项目，采用李克特量表法分为完全同意、比较同意、不知道、不太同意、完全不同意五个量度。（1）问卷的第一部分是有关受调查者的社会人口特征，包括：受调查者的来源、年龄、性别、职业、学历、本地居住时间、月收入、旅游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与旅游者接触的次数、在本地居住的时间、住房距离旅游中心的面积、是否在城市购房等特征。整个问卷的受调查者的社会人口特征有11项。（2）问卷的第二部分是受调查者认知项目，为37项。受调查者认知项目的设计基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对于文化变迁的界定。传播学派侧重于进化论所忽视的文化的地理、空间和地方性变异，着重研究文化的横向散布。功能学派则着重于社会文化的功能、结构的研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变迁是“现存的社会秩序，包括它的组织、信仰和知识，以及工具和消费者的目的，或多或少地发生迅速改变的过程”。本书认知项目的设计就主要借鉴了功能学派有关文化变迁的观点，认知项目主要围绕“社会秩序”中的“组织、知识、工具与消费”因素进行设计。

另一方面，对于文化分类与层次理论的采用。文化分类与层次理论是文化变迁理论中本书所选取的基本分析工具。根据文化分层理论，本书将文化分为表层文化、中层文化与核心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对乡村文化进行了解构。其中，基于地缘与亲缘而产生的居住方式、生计方式、聚落景观、人口等凡是具有符号意义的认知项都被归为文化分层中的表层文化，而与婚姻、家庭、邻里关系、交往圈子、宗教、信仰、道德、法律有关的认知项，则代表了文化分层中的中层文化，观念、归属与认同则对应了文化分层中的核心文化。基于文化分类与层次理论而设置的认知项，也是在解构乡村文化的基础上所设置的认知项，三个层次的文化及表现形式在问卷与前文对文化的解构中一一对应，实现了前后理论的衔接与应用。（二）深度访谈的设计

1.深度访谈的对象

访谈的对象分为三部分。（1）在红砂村的居住者。他们是乡村旅游资源的主人，他们经历了红砂村的旅游发展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他们对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变迁有着切身的感受，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人。（2）红砂村60岁以上的老人。对红砂村6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访谈，是为了更加直观与详细地重构旅游发展前的红砂村文化特征。根据2001年陈世松、刘义章对成都东山乡镇客家聚居村的调查统计，截至2001年，红砂村总人口1110人，客籍比例70％，客籍人数777人，主要大姓包括林、李、刘、曾、陈。其中林姓主居于红砂村5、2、4组，次为1组，总人数约300人；李姓集中于6组，总人数约150人；刘姓集中于1组，总人数约100人；曾姓主居于2、3组，总人数约100人；陈姓散布于各组，人数不详。

乡村旅游发展后的红砂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笔者跟随刘、陈二位教授的足迹到红砂村调研、走访曾经的1、2、3、4、5组，却发现物是人非。因为旅游而进行的乡村建设，不仅改变了乡村的景观、建筑、交通、道路，也打散了客家人的聚居。曾经的大姓聚居组因为旅游的发展而不复存在。流动的旅游从业者替代了客家人，成为这片土地新的主人。万幸的是，笔者通过东山客家论坛发帖，联系到几位年轻的红砂村客家人，在他们的带领下，也才能够探寻到红砂村客家人的踪迹，并且在他们的帮助下，对21位客家人成功地进行了深度访谈，收集到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为了证实访谈的真实性，笔者本意在后文附录受调查者的个人信息，然而遗憾的是，因为涉及对红砂村旅游发展的负面观点，大部分接受访问的客家人婉拒了笔者的请求。接受笔者深度访谈的客家人，涵盖林姓、曾姓、刘姓与罗姓，年龄范围从24岁到71岁，男性11人，女性10人，60岁以上的客家人占受访谈者的63％。（3）红砂村旅游从业者。在红砂村乡村旅游发展中从事相关旅游工作的人群，由于积极参与旅游发展，对旅游带来的文化变迁感知较为强烈，认知较为直观。

2.访谈的设计

本次访谈为深度访谈。深度访谈是一种无结构的、直接的、一对一的访问形式。深度访谈对访谈员的要求比较高，访问过程中，需要由掌握高级访谈技巧的调查员对调查对象进行深入的访问，用以揭示对某一问题的潜在动机、态度和情感，最常应用于探测性调查。（1）访谈提纲简介。访谈提纲的设计依照深度访谈的要求，旨在挖掘问卷背后作答者的潜在动机、态度和情感，访谈本身不仅是作为问卷的补充而存在的，更基于问卷本身不能够直接揭示动机、情感、态度等潜在心理因素。鉴于被访谈对象的具体情况，访谈提纲的设计，采用了市民化、口语化，而非学术化的表述，以方便与被访谈者交流。（2）问卷与深度访谈相结合，尤其是对乡村旅游发展后红砂村居民的深度访谈，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受访者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变化，来分析乡村旅游发展后核心文化的变迁过程。

核心价值观简单来说就是某一社会群体判断社会事务时依据的是非标准、遵循的行为准则。因此，本书受访者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受访群体对乡村旅游发展后判断核心文化是否变迁的一个标准体系。（3）本书的受访者的核心价值观满足以下三点要求：①它必须是受访者的肺腑之言，是受访者在乡村旅游发中身体力行并坚守的理念；②核心价值观必须是受到乡村旅游开发影响的精神准则；③是最重要的关键理念，数量不会太多，通常是五到六条。

第二章　乡村旅游兴起的背景及表现形式

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背景出发，对乡村旅游进行了具有代表性的诸多定义。在有关乡村旅游的代表性定义中，“发生在乡村（农村）领域内”、“基于乡村的农业资源（自然景观）”、“基于乡村建筑、乡村聚落、乡村民俗、乡村文化、乡村饮食、乡村服饰等人文旅游资源”、“乡村旅游供给”、“乡村旅游需求”、“乡村旅游的观光休闲性”、“乡村旅游的学习考察性”、“农业旅游”、“乡村旅游景观开发设计”、“乡村性”等词汇分别成为界定乡村旅游的关键词汇。本书因此将乡村旅游定义为发生在乡村领域的，以乡村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为吸引物的乡村性的旅游活动。

第一节　乡村旅游兴起的历史背景

后工业时代的旅游不仅仅是一种时间的打发，更是作为生活的必需品静静地存在着。后工业社会的特点不仅仅是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由其经济基础带动的上层建筑变迁，也同样推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消费活动全面融入现代生活，实质是与后工业时代一起来临的。因此，后现代消费社会的兴起是乡村旅游兴起的历史背景。一、后工业消费社会产生的基础（一）社会基础

　从生产到消费的社会转型是后现代消费主义产生的基础。根据王宁（2001）的研究，消费就是“在现在经济与社会条件下，人们为了满足其需求和需要，对终极产品、设施或劳务的选择、购买、维护、修理与使用的过程。该过程被赋予一种意义，并导致一定的满足、挫折或失望的体验。”“消费”一词在英语最初的使用中，意指“毁坏、用尽、浪费”，消费者中的消极内涵一直存在。正如凡勃伦在其《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对美国暴发户式的“炫耀性消费”予以批判，直到20世纪中叶，消费才由“政治经济术语转化为一般大众用法”。这样的词语更替，折射出的是社会的历史演变。20世纪中叶正是西方从生产到消费的重要转型历史时期。（二）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基础

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农耕社会与生产力初步发展的工业社会，生产被视为社会再生产的起点、动力与终点，社会再生产的目的无非就是积累更多的财富以及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通过对社会再生产环节观察后发现，消费而非生产才是推动整个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消费才应该是社会再生产环节的起点与终点，因为只有消费发达，才能从根本上扩大需求，从而促进生产规模的扩大，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三）物质基础条件

后工业社会中，消费对生产的拉动作用成为刺激后现代消费产生的重要原因。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一国的总需求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与出口需求构成，根据国际经验，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要达到50％以上，才能够维持长期的经济增长，这说明了消费对拉动经济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消费，特别是教育消费与医疗消费对人力资源资本的创造，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二、后现代消费主义社会中乡村旅游兴起的条件（一）物质基础条件

由生产力发展推动的物质基础进步是乡村旅游兴起的根本条件。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到乡村地区旅游是放弃一定的时间与金钱以换取身心的休息、放松与精神消遣的行为。正是生产力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让人类从劳动中得到进一步解脱，闲暇时间随之增多；并且货币收入的增加促使人类追求物质以外的更高要求的生活质量，用旅游代替货币正是经济进步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二）科学技术条件

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科技革命，推动了交通运输的进步，新的交通工具不但缩短了从城市到乡村的距离，更减少了旅途花费的时间，拓宽了旅游者的足迹，创造了偏远乡村的可进入性。（三）思想意识条件

乡村旅游产生的思想意识条件，是物质基础条件的衍生。生活在工业社会的游客，深受噪音、环境污染等的困扰，回归自然成为其生活的向往。乡村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与浓厚的人文风情，成为游客释放自我、回归自我的最佳选择。（四）制度保障条件

国家的高福利制度，尤其是带薪制度，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时间与物质条件。因此，从后工业消费社会的兴起与乡村旅游产生条件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生产力发展与科技进步所带动的物质基础改善与思想观念变迁，是二者产生的共同背景。后现代消费社会的兴起无疑是乡村旅游兴起的历史背景。

第二节　乡村旅游兴起的经济背景

乡村旅游在各国的起源不同。在中国，乡村旅游自发展以来就被委以拉动乡村地区经济增长的重任，乡村旅游扶贫（Pro-poor Tourism）的研究也犹如雨后春笋，在学术界开展。因此，乡村旅游扶贫的经济功能无疑是其发展的原始动力。一、贫穷的乡村地区需要发展新的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有着贫穷而广袤的乡村地区。近些年来，农业、农村和农民（简称“三农”）问题正在成为影响中国政局稳定和困扰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存量为4320万人。如何解决这部分人口的脱贫致富问题，直接关系到“三农”问题能否彻底解决和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实现，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国乡村扶贫发展战略一共经历了四个阶段。从1949年至1978年的自救式扶贫，到1979年至1985年的救济式扶贫，再到1986年至1993年的造血式扶贫，最后到1994年至2000年的开放式攻坚扶贫，其扶贫开发的内容均局限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我国农村经济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证实，农业生产活动领域的农民增收空间已经非常狭窄，通过发展传统农林牧业减缓或消除贫困的效果已不再明显。乡村旅游是一种重要的扶贫手段，较之以往的单纯资金投入的“输血”式扶贫，通过发展旅游的“造血”式扶贫不仅成本更低，效果也更明显。

因此，为了尽快消除贫困，我国政府在1994年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寻找更广泛的领域探求新的扶贫方式，其中乡村旅游就是跳出了农业发展仅靠农村经济的单一思路，是新时代扶贫工作的重要战略。二、乡村地区面临旅游发展的机遇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贫困乡村地区大多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然而经济贫困地区往往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旅游资源，为这些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前提条件。不发达的乡村大多面临以下共同的旅游发展机遇：（一）自然文化资源丰富

中国乡村贫困地区是我国自然资源富集地区，草原、林木、能源、矿产资源较为丰富，乡村独特的乡村性对游客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此乡村地区拥有旅游发展可以有效利用的各类资源，这些都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天赋条件。（二）资源有效利用率低

中国乡村贫困地区是全国主要的农业经济区域，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闲置率高、利用率低，乡村旅游可以让乡村在生产利用之外的闲置资源被充分利用，让原来不是资源的要素变成资源，让已利用的资源进一步发挥作用，提高利用率。而在农业生产基础上形成的土地利用景观与农业景观，在现代工业背景下为人们的多方需求与多种方式的利用提供了可能。

因此，乡村旅游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丰富的旅游资源为其发展提供可能，资源低效率运行是其发展的必要，旅游市场需求的日益增长为落后乡村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和贫困人民的脱贫致富带来了新的契机。

以旅游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其开发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乡村旅游作为扶贫开发的一种新形式，其首要目标是解决村民脱贫致富的问题。而脱贫致富主要依靠旅游资源的开发，要长久地实现脱贫致富目标，必须实现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这一点，旅游扶贫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价值目标是统一的。三、旅游是乡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一）旅游经济带动功能的理论基础

根据增长极理论，旅游业具有综合性、关联性及乘数效应特征，贫困乡村地区优先开发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的地区旅游业，能带动周边地区相关产业的开发，并最终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旅游区（圈），从而对地区经济实现辐射。

而根据旅游乘数理论，乡村旅游发展使外来资金“注入”乡村旅游地经济之中，这种注入资金在乡村经济系统内渐次渗透，依次发挥直接效应（direct effects）、间接效应和诱导效应，刺激地区经济活动的扩张和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二）旅游经济具有经济带动功能

乡村旅游发展有利于贫困地区脱贫：贫困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和社会发展缓慢，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是这些地区也有自己的优势，即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旅游业的自然环境条件较好，非常适合发展旅游。

一些贫困乡村地区蕴涵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旅游业是贫困地区最有博弈优势的产业之一。相对于工农业投资数额多、市场风险大来说，旅游投入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和投入产出比，具有很好的经济回报。

2004年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数字显示，中国二十多年来通过发展旅游直接受益的贫困人口有6000万~8000万人，占全部贫困人口的1/4~1/3。世界旅游组织可持续发展部项目官员费利浦·里迈斯特说，旅游是当今全球发展的动力之一，可以帮助全世界3/4生活在农村地区的极度贫困人口更好地摆脱贫困。

第三节　乡村旅游兴起的社会背景

产业结构的转型与乡村社会的转型是乡村旅游兴起的社会背景。产业结构是指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在社会生活各个部门间配置的比例关系，反映一个国家产业之间的关系结构及其变化趋势。社会转型既包括社会结构变动，也包含社会形态变迁。社会结构的变动是指社会结构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包括社会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体系与观念转变等；社会形态变迁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一、乡村旅游兴起的社会背景之产业结构的转型

农村产业结构总体上由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次是指产业序列结构，即由通常所说的农村的三次产业（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各业，其中农业包括种植业和其他农业；第二产业是指农村制造业、加工业、建筑业等；第三产业是指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构成。第二层次是指产业基础结构，即广义的农村结构，包括农、林、牧、渔各业。第三层次是指产业主体结构，即狭义的农业结构，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其他作物等。（一）农村产业结构战略转型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契机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构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任务进行了安排部署，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方针”。2007年，党中央、国务院再次明确提出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既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精神，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当前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着一些问题，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是重要原因。加速发展农村经济，必须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因此，我国正面临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时期。农村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乡村旅游的发展，特别是乡村旅游消费的变迁，也符合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

1.调整产业结构有助于实现乡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可持续性是第一位的。因此，要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上下工夫，停止开垦扩田，改变粗放经营，在生产脆弱的地区实行退耕、还林、还草，实现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调整产业结构有助于着力培育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

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广大农村地区的产业素质不高、结构性问题突出。

3.调整产业结构有助于解决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前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是农产品价格相对偏低，农资产品价格相对偏高，乡镇企业效益下滑，影响了农民的增收。因此，要从整体上按照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以及农资产品的生产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主要问题。

4.调整产业结构有助于夯实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能够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能够积累资金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改变农村收入结构、就业结构，推动农村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

5.调整产业结构有助于促进农村经济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

在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为供给质量上的集约增长方式的同时，对农村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在保持总量基本平衡的基础上，突出质量和效益。

6.调整产业结构有助于统筹城乡经济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统筹城乡经济发展。通过优化和调整农村经济的产业结构，农村地区整体上能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在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自然会向农村流动，从而加速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二）乡村旅游的发展符合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

1.乡村旅游消费生产着农业生产

乡村旅游消费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的关系，正如消费对生产的作用。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生产与消费的辩证统一关系做了精辟的论述，指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即“消费生产着生产”。

消费对生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消费使产品得以“最后完成”与实现。因为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才能成为现实使用的产品。第二，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消费的需要向生产提出了要求，使生产有了目标和动力；或者继续生产原有产品，或者创造新产品；否则，没有消费的需要，就没有生产。第三，消费还为生产提供了主体，使得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通过吃、穿、用、住等消费行为再生产出来。

乡村旅游消费刺激了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而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又是通过对乡村资源的利用与农村生产而完成的，因此，乡村旅游消费进一步生产着农村生产。以乡村旅游减少农产品销售的中间环节，从而推动农产品生产为例，在传统农业中，农产品要经过多个流通环节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中间环节越多，农村产品流通越慢，农业产品价格越高，极不利于农业生产发展。乡村旅游涉及吃、住、行、游、购、娱等要素，各类农业产品直接面对消费者，减少中间流通环节，降低经营成本，为农业产品打开市场，为农业生产提供动力。

2.旅游消费刺激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消费结构是消费者为了使自己的既定收入效用最大，而依据价格对各种消费品和劳务消费数量进行调整的行为结果。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蕴含着消费（结构）对生产（结构）的不容忽视的作用的思想；恩格尔定律为人们考察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中的结构转换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即伴随着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收入水平的提高引致消费结构的变化，而这成为产业结构转换的一个重要动因。（1）乡村旅游消费增加，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供资金支持。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要以资金和资本为物质基础，而长期落后的农村经济使广大农村地区农业资本积累少，缺少产业结构调整资金。与以往给资金、给项目为主的“输血式”乡村发展相比较，乡村旅游消费带来的资金是“造血式”的。以乡村自然与人文环境为旅游吸引物，提供的旅游产品源于传统、原生的乡村生活和环境，土地利用方式以农业、林业和自然占地为主，以其强大的辐射效应、丰厚的经济效益、良好的生态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明显的比较效益优势。因此，乡村旅游消费能加速农村资金流转，能在短期内有效缓解农村资金供给不足，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供资金支持。（2）乡村旅游消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农村产业结构的盲目转型。在现代社会，农业经济已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农产品需要走向市场，才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要以消费者的需求状况及未来变化趋势为基本依据。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和对产品性能、质量、档次等方面的要求，各种产品的市场供求状况等，都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密切相关。乡村旅游首先其本身就是消费的形式，并且作为第一产业，乡村旅游消费的增加必定刺激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引发三大产业结构比例的变化。乡村旅游其次还是很好的交流平台，在封闭的乡村与城市之间引起信息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从而了解旅游者的消费偏好、消费倾向、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等，对消费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进行准确预测，把握不断变化的市场，把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纳入市场化轨道，避免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盲目性。

3.乡村旅游发展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分布

我国农村目前产业结构分布不合理，其中第一产业比重过大，第二、三产业比重小、发展缓慢。旅游属第三产业，乡村旅游发展就是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并且，旅游业又是一个综合性产业，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必须在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得到满足，因此，现代旅游业向传统农业的延伸无疑会打破传统种养产业的思维定势，带动服务业（交通运输、商饮服务、文化娱乐）和制造业（地方工艺品制作等行业）发展，由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向农业和非农业共同发展的结构，实现三大产业发展的相互促进，从而改变乡村第二、第三产业落后的局面。二、乡村旅游兴起的社会背景之乡村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西方学术界，用以解释20世纪最后20年苏联、东欧和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张国刚，2008）。而世界城市化的空间过程研究表明，新城市化、城郊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四个连续的变质阶段构成了其生命周期。在这个生命周期中，处在城郊的社区凭借毗邻大城市的人气、通勤的便捷性和丰富地方化的文化资源等，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发展起来的乡村旅游不仅成为了人员、资金、信息流的节点，而且还是城郊社会转型的巨大引擎和推手。正因为如此，这一命题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一）城郊乡村特征及城郊乡村社会转型面临的挑战

1.城郊乡村特征

城郊乡村以其紧邻城市或位于城市周边的地理优势，能够强烈地受到城市的经济辐射，从而在地理空间、产业体系、人口发展等方面呈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在地理空间方面，城郊乡村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

城郊乡村具有的独特区位优势体现在地理过渡性、双向依赖性、生态屏障功能三方面。在地理过渡性方面，城郊乡村位于城市外围，紧邻城市，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纽带，因此具有城乡过渡的地理特征；城郊乡村容易享受城市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的扩散效应，且其丰富的地产资源与人力资源，也可以为城市提供一定的低成本发展空间，因此与城市具有双向依赖性。城郊乡村位于城市和乡村的交错地带，发挥着“城市绿肺”的功能，而成为大城市的生态屏障。

第二，在经济空间方面，城郊乡村产业体系相对完善，经济发展具有多样性。

较一般乡村而言，城郊乡村以其区位优势，容易与大城市发生资金、技术、人力资源和信息的交流，更有机会得到发展二、三产业所需的各种条件， 一、二、三产业体系较一般乡村更为完善。产业体系的相对完善带来了城郊乡村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工业、特色农业、休闲农业发展齐头并进。

第三，在社会空间方面，城郊乡村人口集中，对流动人口吸纳能力强。

城郊农业人口的增长与城市化的扩张息息相关。城市产生大量就业机会，因此城市化也是一种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空间过程。普通的乡村社会，由于青壮年进城务工，城郊乡村毗邻城市，其独有的地理优势，能够有效吸纳人口，尤其是吸纳外来人口的能力强，因而人口流动性大。

第四，在文化空间方面，城郊乡村文化呈现多样性与过渡性特征。

城郊乡村文化既不同于典型的城市，又区别于典型的乡村，因此具有文化过渡性。并且，由于城郊乡村社区的人口主要由农村人口及外来流动人口与城市人口构成，文化空间因而呈现出多样性特征。

正是由于遭受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巨大冲击，在全球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城郊乡村社会转型并非一帆风顺，较普通乡村社会转型而言，城郊乡村社会转型还面临着城郊发展失衡的巨大挑战。

2.城郊乡村社会转型面临的挑战

第一，在城郊乡村产业结构转型中，城郊乡村社会第一产业衰弱，并以地理优势承接城市的工业产业的转移，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出现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均衡，第三产业与第一、二产业的整合性差的问题。

第二，在城郊乡村社会职业转型中，城郊乡村居民职业转型的主要形式仍然是从“农民”到“农民工”，城郊乡村社会职业转型长期存在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整合性较弱的问题。

第三，在城郊乡村社会身份转型中，“农民工”仅仅是对“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工作在城市”群体的职业称呼，从“农民”到“农民工”的职业转型，并不等同于“农民”向“城市居民”的身份转型。

第四，在城郊乡村文化转型中，乡村本土文化气息远行，现代文化大多逐渐进入城郊乡村，城郊乡村社会遭遇文化断裂，处于与现代文化的整合、文化重构的艰难过程中，面临“失范”的困境。

城郊乡村社会转型面临的挑战源于长久以来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带来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城郊乡村社会将长期处于一个剧烈变化的格局之中，应当引起高度关注。（二）发展乡村旅游对促进城郊乡村社会转型的作用

乡村旅游是以乡村自然风光与乡村文化等各类资源为旅游吸引物，为游客提供观光、休闲、度假、娱乐等多项需求的旅游经营活动。发展乡村旅游，能极大地促进乡村的社会转型，即在实现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社会结构调整、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同时，实现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社会和谐，实现公平正义。

第一，地理空间上，发展乡村旅游能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优化城乡整体地域网络空间结构，逐步走向城乡一体化。

城郊乡村旅游规划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就城论城、就乡论乡的城乡分割型的规划建设做法，从城郊乡村的旅游功能、城乡空间布局出发，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把城郊乡村居民点、乡村工业布局、乡村基础设施网络与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城乡规划相结合，作为整体进行统一规划和建设，从地理空间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城郊乡村旅游作为以人文风光与自然风情资源为城乡居民提供休闲与旅游服务的开放性经济功能体，凭借其在开发中的区位选择和空间分布的特殊性，突显城郊在城乡整体地域网络空间中资本、技术、土地、信息、劳动力等资源要素的聚集与扩散节点的地位，因此发展乡村旅游，能从经济空间上优化城乡整体地域网络空间结构。

第二，经济空间上，发展乡村旅游能促进城郊乡村的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乡村旅游是第三产业，发展城郊乡村旅游就是发展第三产业，从而优化城郊乡村第一、二、三产业结构。城郊乡村旅游整合了乡村资源，不仅进一步发挥原先在第一产业中已利用资源的作用，也将农业与工业生产利用资源之外的闲置资源融入旅游，提高已利用资源利用率，使传统农业增添了附加值，让资源在旅游中产生更大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有效促进了城郊乡村的产业结构调整。从单纯的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旅游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必然带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城郊乡村旅游在经济发展中实现了“大农业”和“大旅游”的有效结合，加快了城乡经济融合和三次产业的联动发展，不仅扩大了城镇居民在城郊乡村地区的消费，还加快了城市信息、资金和技术等资源向城郊乡村的流动。

第三，社会空间上，发展乡村旅游能通过人口流动、产业聚集等吸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促进城郊乡村居民的职业转型。

现实证明，在旅游发展后的城郊乡村，居民大多跳出“农民工”的单一职业选择，通过旅游参与具有了多元化的经营方式与产业方向。并且，作为第三产业的城郊乡村旅游，具有产业联动性强，吸引劳动力数量大、层次多的特征。城郊乡村旅游因此无形中形成了一种人员流动的拉力效应，不仅吸纳了城郊旅游地大量剩余劳动力，还以其辐射效应，通过人口流动产业聚集吸纳大量城市流动人口。

第四，文化空间上，发展乡村旅游能促进城郊乡村文化转型。

城郊乡村文化转型，需要解决乡村文化断裂问题，这就需要重建文化认同的途径。城郊乡村旅游产品和城市游客消费偏好的独特性，要求城郊乡村必须保持与城市地区差异明显的文化和景观氛围，因此以旅游为支撑产业的城郊乡村往往会自觉或愿意保护本地区的环境、文化和景观遗产，乡村旅游从而成为其重建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

第五，发展城郊乡村旅游，最终有效地促进城乡融合。

旅游资源的资本化促进了技术与生产要素的城乡融合，资本化的乡村旅游资源，吸引了大量的城市投资，城市资源与生产要素以各种形式参与城郊乡村旅游发展，实现了技术与生产要素的城乡融合。发展城郊乡村旅游，也推动了城乡规划的融合。

第四节　乡村旅游兴起的文化背景

乡村文化的吸引力是乡村旅游兴起的文化背景。所谓乡村文化，就是人类与乡村自然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所有事物和现象的总和。乡村文化的各构成要素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和沉淀下来的，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很多要素都可以转化为乡村旅游产品。一、乡村文化的特征（一）五谷文化是中国乡村文化的本质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中，把中国乡村的传统文化形象地表述为“五谷文化”。在其《乡村中国》一书中，费老这样写道：“几千年来，汉族人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主要是简单的农业生产方式，通过种植业的收获取得食物，种庄稼的历史培植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因此，五谷文化是中国乡村文化的本质。（二）乡村文化具有封闭性

农民生活范围（即地域）是封闭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在土地上的……不太有变动。以农业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乡村文化的封闭性主要表现在不同村落之间缺乏常规性联系机制，没有经济的、文化的和人际上的广泛交往，流动性很小。（三）乡村文化具有亲缘性

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没有陌生人的概念，这一点又称“亲缘”。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是相互渗透的，往往同乡、邻里也是同宗、同姓，正所谓“一表三千里”、“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数，少长游有群”以及“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四）乡村文化具有乡村性

乡村文化中具有乡村性，这是乡村文化的核心特征。其中，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是乡村文化的载体。（1）乡村地域具有独特的自然生态风光。乡村地区地域辽阔，人口密度较小，居民点的人口规模较小，人口相对稀少，受工业化影响程度低，保存着生态环境的相对原始状态，其土地利用类型以农业用地和林业用地等自然用地为主，建筑物占地面积较小，即具有乡村型的自然景观、水光山色等，无不体现了乡村自然的魅力。（2）乡村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相对保留着自然原始的状态。社会生活较为传统，与亲缘性相对应，社会接触多为直接的、面对面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密切；社会生活以家庭为中心，家庭观念、血缘观念重；社会行为标准受风俗、道德的影响较大；社会变化和生活节奏相对较慢，人们具有保守心理等。乡村文化中的耕作习俗、民俗风情等无不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因此，乡村文化的乡村性就是无论是乡村文化本身，还是文化的载体（乡村建筑、乡村聚落、乡村民俗、乡村饮食、乡村服饰等），它们都具有区别于城市的乡村特点，即乡村风土（乡村特有的地理环境）、风物（乡村特有的景物）、风俗（乡村特有的地方民俗）、风景（乡村可供欣赏的景象）等乡村风情。二、以乡村文化为主的旅游文化是乡村旅游的吸引物（一）乡村文化是旅游吸引力的来源

城乡之间在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方面的差异性是吸引旅游者，尤其是城市游客的根本原因。因为差异性的存在，游客在对乡村文化的感受和体验中可得到乡村旅游需求的极大满足。（1）享受自然的满足。长期在城市生活的游客，面对拥挤喧闹的环境与紧张的生活节奏，产生了返朴归真的渴望。而在乡村，天人合一式的环境，健康、朴素、简单的生活，优美的自然风光，纯朴的乡村文化，有着城市无法比拟的神韵和意境，这也是乡村与现代化城市环境、生活的差异，对自然的回归成就了乡村的旅游吸引力。（2）求知的满足。乡村独特的田园风光、民居建筑文化、农耕文化、饮食文化等，对于缺乏对自然乡村了解的长期生活在城市的青少年来说，充满了知识性与趣味性，乡村旅游满足了其扩大视野、陶冶情操的求知需求。（3）回归家园的满足。乡村是人类最初的聚居地，乡村旅游有意无意地在维持着城市游客对最初家园的依赖，乡村对旅游者产生巨大的回归吸引力实际上是人们对地域、亲缘、血缘关系的维系或重续，是现代人心灵的回归。

乡村文化的吸引力图解如图2-1所示。图2-1　乡村文化的吸引力图解（二）乡村文化向旅游文化的转化

乡村文化的吸引力并不等同于所有的乡村文化都能够开发成为旅游产品，只有乡村文化中能够激发旅游者旅游动机，为旅游业所利用并能产生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客体，才能被开发为旅游产品，最终吸引游客。也就说，乡村文化要吸引游客，有一个前提，就是乡村文化要向旅游文化转化。

1.旅游文化的概念与构成要素

1977年，美国学者罗伯特·麦金托什和夏希肯特·格波特在其《旅游学——要素·实践·基本理论》一书中将“旅游文化”定义为：在吸引和接待游客与来访者的过程中，游客、旅游设施、东道国政府和接待团体的相互影响所产生的现象与关系的总和。本书从文化的内涵与构成要素入手，认为所谓乡村旅游文化是经过旅游开发的乡村文化，以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介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的，在旅游活动过程中业已形成的观念形态及其外在表现的总和。旅游文化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

旅游文化由三大要素构成，包括：第一，旅游文化中的主体，即游客与旅游地的从业人员以及被卷入旅游活动、与旅游者有直接或者间接接触的旅游业从业人员。第二，旅游文化客体，旅游客体即旅游产品，以行、吃、住、游、购、娱为依托，物质文化是旅游文化中最重要的旅游客体。第三，旅游文化的介体，即旅游业和贯穿在其中的旅游活动。

2.乡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文化的旅游开发

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只有对乡村文化实现旅游开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乡村文化如何转化为旅游文化的问题。乡村旅游对乡村文化的旅游开发，包括对乡村表层文化的旅游开发、对乡村中层文化的旅游开发与对乡村核心文化的旅游开发。（1）对乡村表层文化的旅游开发，包括对建筑、景观等有形的乡村文化的开发，即通过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开发将其开发为旅游景观。对表层乡村文化的开发是有形的乡村文化向旅游文化的转化过程。（2）对乡村中层文化的旅游开发，包括对制度文化与行为文化的开发。制度文化是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产物，制度文化较少用于旅游开发，不过在旅游中，构成了活动参与者应遵守的规则以及职业道德等约束机制。

行为文化是指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在旅游活动中的约定俗成的习惯定势行为。因此，此类文化在旅游中以文化风俗、乡村制作、乡村文体活动、农业生产、乡村饮食等特色旅游服务方式等得到体现。（3）在乡村文化的不同层次中，乡村核心文化较少被直接开发为旅游的精神文化，但是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能够体现深层的乡村文化，其形成的对本土文化的观念、态度以及接受外来文化的心态等都属于此类。

通过上述途径的开发，乡村文化最终被转化为旅游文化，为游客所欣赏、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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