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温斯顿·丘吉尔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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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套装全12册)试读：
总目录
CONTENTS封面
版权信息
从战争到战争
晦暗不明的战争
法国的沦陷
单独作战
德国东进
战争临到美国
日本的猛攻
挽回非洲局势
战胜意大利
从德黑兰到罗马
胜利的浪潮
铁幕
目录
CONTENTS从战争到战争
致谢
序言
为新版写几句
第一章 胜利者的蠢事
第二章 和平的鼎盛时期
第三章 潜伏的危险
第四章 阿道夫·希特勒
第五章 被蝗虫吃光的年代
第六章 日益阴暗的景象
第七章 空中均势的丧失
第八章 挑战和反响
第九章 空中和海上的问题
第十章 对意大利的制裁
第十一章 希特勒动手了
第十二章 重整军备的间歇期 西班牙
第十三章 德国武装起来了
第十四章 艾登先生担任外交
第十五章 强夺奥地利
第十六章 捷克斯洛伐克
第十七章 慕尼黑的悲剧
第十八章 慕尼黑之冬
第十九章 布拉格，阿尔巴尼亚，英国对波兰的保证
第二十章 苏联之谜
第二十一章 到了战争边缘
附录
（1）与格兰迪伯爵谈话的内容
（2）我关于海军航空兵的备忘录
（3）关于军需机构的备忘录
（4）1936年7月28日我在两院保守党议员代表团谒见首相时的发言
（5）第一线飞机产量比较
返回总目录本书的铭言
战争时：坚决刚毅
失败时：顽强不屈
胜利时：宽容敦厚
和平时：友好亲善
致谢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在军事方面得到亨利·波纳尔爵士中将很大的帮助；在海军问题上得到艾伦准将的帮助；在欧洲和一般问题上得到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迪金上校的帮助，他在我写作《马尔巴罗传》一书时也给了我帮助。爱德华·马什爵士在措辞用字方面帮了我很大的忙。对于其他审阅过原稿并提出意见的许多人士，我也表示谢意。
伊斯梅勋爵也曾给我很珍贵的帮助，他以及我的其他一些朋友还将在以后继续给我帮助。
承蒙英王陛下政府准予复制某些官方文件的本文，此类文件的王家版权法定属于英王陛下政府文书局局长所有，特此致谢。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序言
我曾在《世界危机》、《东战线》和《战后》三书中记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情；我必须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各卷乃为承前之作。如果本书全部完成，与以上各书合起来，将成为又一次“三十年战争”的记载。
同前面各书一样，我尽力之所及，仿效了笛福的《一个骑士的回忆录》的撰述方法，在那本书中，作者以一个人的个人经历为线索，记述和议论重大的军事和政治事件。我也许是唯一的身居政府高位并经历了有历史记载以来两次最大劫难的人。不过在第一次大战中，我担任的还是次要的职位，而在第二次对德战争中，有五年多我是英王陛下政府的首脑。因此这本书是我以不同的立场和非以前各书所能有的更大的权威来写的。
我的全部公务工作几乎都是我口授秘书办理的。在我任首相的时期内，我发布的备忘录、训令、私人电报和节略，总数几达一百万字。那时每天都得处理许多重要的事情，而所根据的又是当时所能得到的资料，因此，当时逐日逐日写出来的这些文件自然难免有许多缺点。但综合在一起，这就是由一个在不列颠帝国和联邦的战争和政策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在当时所看到的那些重大事件的真实记载。我不知道现在是否有，或过去曾否有过这种关于战争和政府工作的逐日记录。我并不把它称为历史，因为编写历史是属于后代人的事，但我有信心地宣称，它是对历史的一个贡献，将对后世有所裨益。
这三十年来的行动和主张，包含和表现了我的毕生努力，我愿人们据此而对我作出评断。我恪守我的一个原则：对于在战争或政策上的任何措施，除非事前我曾公开或正式发表过意见，或提出过警告，我决不做事后的批评。实际上，我在事后的回顾中，已将当时争论中的许多严峻之词改得温和些了。我记述了那么多我所爱戴和尊敬的人同我的分歧，使我十分难过，但是，如果不把过去的教训提出于未来之前，那就不对了。本书记下了那些诚实而善良的人的行为，但愿不至于有人因此而轻视他们，却不去扪心自问，不检讨自己履行公职的情形，不吸取过去的教训作为他自己的未来行为的借鉴。
不要认为我希望人人都同意我所说的一切，更不要认为我只写些迎合公众的东西。我是依照我所持的见解提出论证的。我已竭尽所能极其谨慎地核实材料，但是由于缴获敌方文件而有所披露，或有其他新的发现，不断有许多史实公布于世，这就有可能对我所下的结论提供新的东西。在全部情况尚未明了之前，应以当时的确实可靠的记录和用文字写下的意见作为根据。这样做之所以是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有一天，罗斯福总统告诉我，他正向公众征求意见，对这次战争应该起个什么名称。我立即说：“不需要的战争。”从来没有一次战争比这次战争更容易加以制止的了。上次大战给世界以重大的破坏，留剩下来的东西，在这次大战中又给毁光了。现在，在亿万人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和牺牲并取得了正义事业的胜利之后，我们仍然没有得到和平或安全，现在我们又处在比我们曾终于克服了的那些危险更为严重的危险之中，这可以说是人类悲剧中的高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殷切地希望，新的一代能够纠正以前的一些错误，从而根据人类的需要和光荣，控制住正在展开的可怕的未来景象。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于肯特郡，韦斯特汉，恰特韦尔庄园1948年3月为新版写几句
趁这次重印的机会，我有可能改正一些细节上的错误。我感谢那些曾注意到这些错误并提出修改意见的人。同时我必须表示，我十分珍视本书所受到的普遍欢迎。许多人曾给我写信谈及本书，我谨对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这次出新版，使出版社得以用较大的字体重新排版，希望这一变动会使所有的读者感到满意。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于恰特韦尔庄园1949年6月14日
英国世界的人民如何由于他们的不明智、麻痹大意和好心肠听任恶人重新武装。第一章胜利者的蠢事
1919—1929年
为消灭战争而战——血流干了的法国——莱茵河国界——凡尔赛和约的经济条款——对赔偿的无知——圣·日耳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消灭了奥匈帝国——魏玛共和国——美国拒绝英美对法保证——克雷孟梭的下台——彭加勒进占鲁尔——马克的崩溃——美国的孤立政策——英日同盟的终止——英美裁减海军——法西斯——第二次大战如何容易避免——一个可靠的和平保证——胜利者忘记了——战败者牢记于心——第二次大战的道德沦落——原因在于未能使德国废除军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们深信不疑，并且几乎普遍地希望世界将享受和平。如果大家恪守正义的信念，根据常理和审慎来处理事情，各国人民的这种衷心热望本来是很容易实现的。“为消灭战争而战”一语，已成有口皆碑，人们并已采取措施，使之成为事实。当时被认为握有美国大权的威尔逊总统，曾使国际联盟的设想深入人心。在凡尔赛的英国代表团，把他的设想加以塑造和具体化，使之成为一种机构，并将永远成为人类艰苦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胜利的协约国，这时至少对他们的外敌而言，是强大无比的。他们必须应付国内的严重困难以及许多他们不知如何回答的难题。但是，位于大半个中欧的变乱祸首的各条顿国家，已匍匐在他们面前；因受德国沉重打击而深受巨痛的俄国，已陷于内战骚乱之中，并逐渐落入布尔什维克或称共产党的手中。
1919年的夏季，协约国军队驻扎在莱茵河一带，而他们的桥头堡则深深楔入到被击败的、被解除武装的和饥饿的德国境内。各战胜国的领导人在巴黎讨论和争辩未来的措施。欧洲的地图放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改绘。经过艰难困苦和冒险拼命的五十二个月以后，条顿国家同盟终于俯首听候他们发落，同盟中的四个成员国，没有一国能对协约国的意志做最微弱的抵抗。罪魁祸首的德国被公认为是使世界惨遭这场浩劫的元凶，现在完全听命征服者的摆布，而征服者自己经过这番折磨也显得踉踉跄跄。这一次战争不是政府之间的战争，而是民族之间的战争。各大国的全部生命精力都倾注于愤怒与杀戮之中。在巴黎集会的各战时领导人，在那时感到人类历史上空前强大和猛烈的潮流的压力。乌得勒支和约和维也纳和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那个时候，贵族政治家和外交家，无论是胜利者还是战败者，在开会讨论时都谦恭有礼，而没有民主政治那种吵吵嚷嚷的争论，他们尽可以根据共同承认的基本原则来改造各种制度。现在，饱受苦难的各国人民，受到大量的宣传教育所鼓动，致使亿万人一致坚决要求必须进行彻底的报复。站在使人头昏目眩的凯旋顶峰上的领导人，如果在会议席上放弃战士们在沙场浴血战斗赢来的东西，那就非倒霉不可。
法国凭它的努力和牺牲，理所当然地居于领导的地位。法国人为了保卫法国的国土，在国土上抵抗入侵者的战斗中，几乎死了一百五十万人。巴黎圣母院的钟楼，在一百年内曾五次（1814年、1815年、1870年、1914年和1918年）目睹普鲁士刺眼的刀光剑影，听到震耳的枪炮轰鸣。而在这一次，法国十三个省处在普鲁士的严酷军事统治之下达四个悲惨的年头。大片大片的地区接连地遭受敌人的破坏，或在两军激战中沦为一片焦土。从凡尔登到土伦之间的每一间农舍、每一个家庭几乎都在悼念死去的亲人，或者在照顾伤残的幸存者。曾经参加1870年战争和受过那次战争之苦的法国人，其中有许多人已经成为显要人物，在他们看来，法国在这一次刚刚结束的无可比拟的更为惨酷的战争中竟然获得胜利，几乎是一个奇迹。他们一生中对德意志帝国向来抱有恐怖的心理。他们没有忘记俾斯麦1875年曾企图发动预防性战争；他们没有忘记1905年迫使德耳卡塞去职的无情威胁；而1906年摩洛哥事件、1908年波斯尼亚纠纷和1911年阿加迪尔危机，都曾使他们战栗不安。德皇的“铁甲拳头”和“闪亮的盔甲”的演说，在英美人听来也许会引为笑柄，但在法国人心里，却是确确实实的灾祸的预兆。差不多五十年来，他们都在德国武力恐怖之下生活。现在以鲜血为代价，解除了这长期的压抑。和平与安全终于实现了。法国人民怀着热情激奋地呼喊：“绝不能再有第二次！”
但前途充满了不吉之兆。法国的人口不及德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法国的人口没有变动，而德国的人口却在增长。在十年或不到十年之内，每年将有大批德国青年达到服军役的年龄，其人数必定比法国的多一倍。德国曾经几乎是以一国之力而与几乎整个世界作战，而且几乎征服了世界。熟知情况的人知道得很清楚：有好几次，大战的胜负安危在千钧一发之间，只是由于一些偶然事件和机会才使大局转危为安。然则，将来万一再有什么风波，强大的协约国是不是还会再度派遣几百万大军到法国战场或东线来呢？俄国正陷于瓦解和动乱之中，已变得面目全非。意大利颇有站到敌方一边的可能。英国和美国同欧洲远隔重洋或大海。英帝国似乎是靠除了帝国公民之外别人就很难了解的联系团结在一起的。将来究竟在什么形势之下，才能使参加维米山战役的强劲的加拿大军、参加维莱—布雷顿诺战役的光荣的澳洲军、参加遍地弹坑的帕森达勒作战的无畏的新西兰军，以及曾于1914年严冬坚守阿尔芒蒂埃尔战线的刚毅的印度军团，再度开到法国和佛兰德来呢？爱好和平、麻痹大意和反军国主义的英国，什么时候会再度派遣二三百万大军在阿图瓦和皮卡迪的平原上驰骋呢？什么时候美国的二百万优秀子弟会再次远渡重洋，开到香巴尼和阿尔贡来呢？当时的法国，虽然是无可非议的主人，但已疲惫不堪，人口损失惨重；它在瞻望未来的前景时，既深感庆幸，又惶恐不安。安全在何处呢？如果没有安全，则所获得的一切似乎都是毫无意义的，而且生活的本身，即使在胜利的欢呼声中也是不可忍受的。最迫切的需要是安全，要不惜一切代价和采用一切方法，哪怕是严厉的，甚至是残酷的方法来取得它。
在停战那一天，德国军队开回本国，秩序井然。这时，戴上了荣耀桂冠的协约国总司令福煦元帅，以军人的气概说：“他们打得不错，让他们保持他们的武器吧。”但他要求今后法国的边界必须移至莱茵河。德国会被解除武装，它的军事体制会被砸碎，它的要塞会被摧毁，德国将变得贫穷，它将要担负无法计算的赔款，它将陷于内乱；但所有这些，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内，都会成为过去。“全部日耳曼民族”的无法摧毁的威力将会卷土重来，未扑灭的普鲁士武士的火焰将会再度燃烧起来，但是又宽又深、水流湍急的莱茵河，一旦为法国军队所据守和设防，即可以成为防卫法国的天堑，在河那边的法国人就可以世世代代过和平的日子。但英语世界的感受和见解却与法国的大不相同，没有他们的援助法国早已被征服了。凡尔赛和约中关于领土的条文，实际上是让德国领土原封不动。它仍然是欧洲最大的单一民族的国家。当福煦元帅听到凡尔赛和约签订的消息时，他非常精确地说：“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的休战。”
和约中关于经济的条文，其苛狠和愚蠢，竟达到显然不能实现的程度。德国被宣判必须缴付惊人的巨额赔款。这个规定反映着胜利者的愤怒，也反映着战胜国的人民根本不知道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战败国能付得起相当于现代战争费用的赔款数额。
群众始终不了解这种最简单的经济事实，而一心想取得选票的领袖们，又不敢向他们说清楚。报纸和领袖们一样，反映和强调流行的见解。几乎没有人出来说明：赔款的偿付，只能用提供服役，或者用车辆或轮船载运物资输出到国外去的办法来实现；而当这些物资运到要求赔偿的国家之后，除非该国是极其原始的或受严格控制的社会，否则其国内工业就会被打乱。实际上，要掠夺一个战败国家，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所需要的、可以搬动的东西运走，和驱使战败国一部分人担任永久的或暂时的劳役。这一点甚至连俄国现在也已经学会了，不过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利益是无法与战争的费用相比的。但当时各国的当权者竟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能超越或摆脱公众的愚昧之见，而向选民宣布这种基本的、无情的事实；即使他们说了，恐怕也没有人相信。胜利的协约国继续坚持要压榨德国，“直到这些小个子吱吱叫为止”。所有这些对世界的繁荣和日耳曼民族的情绪都有深远的影响。
不过这些条文事实上始终没有执行。恰恰相反，战胜国虽然没收了约十亿镑的德国资产，但几年以后，主要由英美两国给德国的贷款却在十亿五千万镑以上，从而使德国能够迅速地从战争的废墟中复兴起来。这显然是慷慨的做法。但与此同时，在各战胜国中，苦难、不幸的人民还在千篇一律地大叫大嚷，而他们的政治家们又提出保证，要德国交出“最后一分钱”，这就不能期望和获得德国的感激或好感了。
德国结果只付出也只能付出后来规定索取的赔款，因为美国正慷慨地给予欧洲，尤其给予德国以大量的贷款。实际上，自1926年至1929年的三年中，美国从各方面以分期偿还的方式所收回的赔款，大约只及没有希望得到偿还的对德贷款的五分之一，然而每个人似乎都很高兴，而且看来都认为这种局面可以永远继续下去。
历史将判定所有这些做法是属于疯狂的行为。他们帮助滋长战争祸根和“经济风暴”（关于这个问题，在后面还要讲到）。德国现在向四面八方借钱，贪婪地吞食每一笔向它慷慨提供的信贷。在援助战败国问题上的错误意见，加上这种贷款的合算利率，使得英国的投资家也参加进去，虽然在规模上要比美国的小得多。这样，德国得到了十五亿镑贷款，对比之下，它付出的赔款却只有十亿镑，而且支付的方式又是多种多样，或则让出在国外的资产和外汇，或则利用美国的庞大贷款变戏法。所有这些就是一篇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愚蠢做法的悲惨故事，编写这篇故事，又损耗了多少的辛劳，败坏了多少的美德！
第二个重大的悲剧就是圣·日耳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彻底拆散了奥匈帝国。多少世纪以来，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幸存化身，曾使许多不同的民族得享一种共同的生活，享有贸易和安全的利益。但在我们的时代，这些民族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力量和活力能够以自己的力量抵抗来自重新振兴的德国或俄国的压力。所有这些民族都希望脱离联邦或帝国的体制，而鼓励他们这种希望的，就是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政策。东南欧迅速地分裂为各个小国，结果是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的相对扩大，它虽因战败而疲惫不堪，疮痍满目，但其领土还保持完整，并且在当地占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哈布斯堡帝国所属的各民族和各省，凡获得独立者，都无不陷于像古代诗人和神学家们对堕入地狱的幽灵所描写的那种悲惨境地。华丽的首都维也纳，这个长期得到保护的文化和传统的故乡，也是许多公路、铁道和河川的交通中心，却变得冷落凄凉，饿殍遍地，好像是一个大部分居民已离散的贫民区中的大商场。胜利者把西方自由国家追求已久的理想强加于德国人身上。德国人从此解除了强迫军役的负担，无须再维持庞大的军备。他们虽无信用可言，但大量的美国贷款却源源而来。在魏玛，根据最后的修改意见制定了一部民主宪法。皇帝被废黜了，非显贵者被选举出来。在这个脆弱的建筑物之下，强大的、虽战败而实质未受损害的德国民族的热情，却在汹涌澎湃。美国人对帝制早有成见，劳合·乔治对此又没有企图加以抵制，这样就不啻明告被击溃的帝国，建立共和比维持帝制将会从协约国获得较好的待遇。其实，明智的政策应该是使魏玛共和国改变为立宪君主制度，由德皇的年幼的孙子当立宪君主，另设摄政院执政，从而使它得以加强和巩固起来。但可惜没有这样做，这样就使德国人民的国家生活中出现了一个真空。所有的实力派，包括封建势力和军人，本来可以在立宪君主制度之下集结起来，并为了这个制度而尊重和支持新的民主议会制，现在却暂时处于分崩离析之中。魏玛共和连同它所有的自由主义的装饰和祝福，都被视为由敌人强加给他们的，它不能取得德国人民的忠心和吸引他们的想象力。有一段时期，德国人民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年迈的兴登堡元帅身上。其后不久，种种强大的力量陷于彷徨无主的状态，真空暴露了出来，过了一阵之后，一个具有残暴天性的狂人，前所未见的侵蚀人类心灵的极其刻毒的仇恨的集中代表，就大踏步地跨进了这个真空——这个人就是下士希特勒。
法国已因战争而弄得民穷财尽。从1870年以来一直就想打一场复仇战争的那一代人已经取得了胜利，但其国力却受到严重的损耗。迎接那胜利的曙光的是一个筋疲力竭的法国。自取得辉煌胜利之日起，法国就对德国抱有极大的恐惧心。正是出于这种恐惧心，福煦元帅为了法国的安全和应付远为强大的邻邦，要求把法国国界推至莱茵河。但英美的政治家们认为，如果把德国人居住的区域并入法国领土，就违背了威尔逊总统所提出的十四点，也违背了凡尔赛和约所根据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的原则。因此他们拒绝了福煦和法国的要求。为了争取克雷孟梭，他们答应：一、英美共同保证法国的安全；二、设立非军事地带；三、德国全面地、永久地解除武装。克雷孟梭接受了，尽管他自己内心不愿意而福煦也表示反对。于是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雷孟梭签订了保证条约，但美国参议院却拒绝批准条约，否决了威尔逊的签署。在缔结和约的全部过程中，我们极其尊重威尔逊总统的意见和愿望，而末了我们却得到不十分客气的通知，说我们对于美国的宪法应有更好的了解。
在法国人民的恐惧、愤怒和一片混乱之中，世界闻名的权威，并且同英美两国有特殊接触的克雷孟梭这个严厉又卓越的人物，一下子就被法国人抛弃了。普鲁塔克 [1]说过：“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法国在遭到如此严重削弱的关头，便犯这种脾气，那是很轻率的事。在第三共和中，政治集团的阴谋活动又再度活跃起来，政府各部长频频更换，参与其事者或则有利可图，或则以此为乐。不管怎样，这已成为第三共和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要找出一个相当于克雷孟梭那样的强有力的人物来接替，实在是很困难的了。
继克雷孟梭而起的最强有力的人物就是彭加勒，他企图建立一个在法国的庇护和支配下的独立的莱茵兰。这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他为了强迫德国缴纳赔款，毫不踌躇地进兵鲁尔。这当然是为了要迫使德国遵守和约，结果却受到英美两国舆论的严厉谴责。由于德国的财政和政治陷于普遍混乱之中，加上在1919年至1923年期间缴付了几笔赔款，结果使马克迅速崩溃。法国占领鲁尔，在德国激起了极大的愤怒，并因此而导致大量滥发纸币，有计划、有目的地全部摧毁这种通货的基础。在通货膨胀的最后阶段，四十三万亿马克才值一个英镑。这次通货膨胀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引起了极端恶劣的和影响深远的后果。中产阶级的储蓄被一扫而光，这就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帜提供了天然的追随者。托拉斯的发展如雨后春笋，以致破坏了德国工业的整个结构。全部流动资本都没有了。内债以及以固定资本作为担保和抵押的工业债务，当然同时也得清算，或者赖掉，但这也不足以补偿流动资本的损失。所有这些情况所引起的直接结果，就是一个破产的国家在国外大规模借贷，这成为以后几年中的特色。德国人悲痛交集——就像他们现在的情形一样。
英国人对德国的态度，起初是非常严厉的，但不久就转到另一个方向去，而且走过了头。劳合·乔治与彭加勒有分歧，彭加勒那容易激动的性格已成为实现他的坚定而有远见的政策的障碍。这两个国家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合不来；而英国人对德国的同情甚至敬慕，已强烈地表现了出来。
国际联盟刚刚成立就受到一次几乎致命的打击。美国抛弃了威尔逊总统所提出的原则。总统本人准备为他的理想继续奋斗，但他正在着手进行竞选运动时突患中风，在此后将近两年漫长而又重要的时期中，一直为疾病所缠，成为一个不能工作的残废，直到1920年，共和党在总统选举中获胜，这就把他的党和他的政策都撤换了。在共和党取得胜利以后，在大西洋彼岸，孤立主义思想立即就大行其道。让欧洲去自作自受好了，但法律规定的债务则非偿还不可。与此同时，又提高了关税，阻碍货物进口，但债务的偿还又只有靠这些货物。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中，美国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裁减海军的建议，英美两国政府很热心地凿沉它们的舰只和拆毁它们的军事设备。根据奇妙的逻辑，认为除非战胜国自己也解除武装，否则在道义上便无解除战败国武装的理由。法国不但在对莱茵河国界的要求和保证条约上均已完全落空，而且因为法国仍然维持一支大大削减了的以普遍服役为基础的军队，竟使法国成了英美的指责对象。
美国向英国明白表示，日本所恪守不渝的英日同盟如果继续下去就会成为英美关系的障碍。于是这个同盟就告终了。同盟的废止，在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认为西方世界把一个亚洲国家一脚踢开。许多联系被切断，而这些联系很可能对后来的和平具有决定性的价值。但与此同时，日本也有可以自慰之处：德国和俄国的失败，在一定的时期内使它在世界各海军强国实力排名榜上上升到第三的地位。根据华盛顿海军协定关于主力舰五、五、三比例的规定，日本在主力舰的实力上同英国和美国比起来虽属较低，但给它所规定的比额，就它的建舰能力和财政能力来说，也还得要好些年才能达到。日本还密切注视着，英美两个最大的海军国家正在彼此削减其本身的实力，以致远远没有达到它们的资源所能供应的程度，也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义务所提出的要求。因此，无论在欧洲或在亚洲，胜利的协约国在争取和平的名义下迅速创立起来的条件，却为下一次新的战争扫清道路。
当所有这些不幸的事件一件件出现的时候，在大西洋两岸的人们却在无休止地空谈着那些好意的陈词滥调；这时候，在欧洲却出现了一个新的争斗的祸源，它比沙皇和德皇的帝国主义更加可怕。俄国的内战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绝对胜利而告终。开去征服波兰的苏俄军队，诚然在华沙之战中被击退了，但德国和意大利却几乎被共产党的宣传和阴谋所征服，匈牙利曾一度确实落在共产党独裁者贝拉·库恩的统治之下。虽然福煦元帅英明地说过“布尔什维主义始终没有跨进胜利的边界”，然而，在战后最初的几年中，欧洲文明的基础却显得岌岌可危。希特勒下士在慕尼黑竭力煽动士兵和工人疯狂地仇恨犹太人和共产党人，说他们应负德国战败之责，以此来使他自己能够为德国军官阶层效劳；而另一个冒险家本尼托·墨索里尼则为意大利提供了一套新的治理方案，声称它可以把意大利人民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并趁机为自己夺取独裁权力。纳粹主义是从法西斯主义发展起来的。于是，这些本属同一血统的运动就开始活跃起来了，很快就把世界推到更为可怕的争斗之中；现在谁都不能说，这种争斗已因这些运动的毁灭而告终了。
虽然如此，一个可靠的和平保证还是依然存在的。德国已被解除武装，它的所有大炮和武器已被摧毁，它的舰只已在英国的斯卡帕湾自行凿沉，它的庞大军队已被解散。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为维持国内秩序，只许有一支人数不超过十万人的长期服役的专业军队，并不能以此为基础增加后备人员。每年在限额内补充的新兵不再接受军事训练，训练军队的干部已被遣散。用了一切办法把军官人数减剩十分之一。任何军事飞机都在禁止之列。潜水艇已予禁止，德国的海军只限定在几艘一万吨以下的舰只之内。几个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国家像联成一条防线一样，把苏俄同西欧隔开，这些国家刚刚摆脱了现在以一种更可怕的新形式出现的沙皇帝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昂首独立，似乎屹立于中欧。匈牙利曾经吃错了贝拉·库恩的药而出了乱子，现在又康复过来了。心满意足于荣誉桂冠的法国陆军，是欧洲无与伦比的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此后的若干年内，人们相信法国的空军也是第一流的。
直到1934年，征服者的力量，在欧洲，而且也可以说在整个世界，还是所向无敌的。在这十六年中，前协约国的三个国家，或者甚至只需英法两国和他们在欧洲的伙伴，只要下个决心，随时都可以用国际联盟的名义，以国际联盟的道义力量和国际力量为后盾，来控制德国的军事力量。但可惜都没有这样做。相反，直到1931年，战胜国尤其是美国，却用尽一切努力，以令人困恼的国外控制的办法来向德国勒索每年该付的赔款。而德国之所以能够付款，又全靠美国所给予的为数更大得多的贷款，这就使整个过程变得十分荒谬。除了怨恨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在另一方面，到1934年止，如果严格执行和约中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条款，本来不需使用武力，不需流血，也可以长久地保卫人类的和平与安全。然而，当违约的情形尚属轻微的时候，谁都不去管它；而当违约情况达到严重的程度时，又不加以正视。这样，持久和平的最后保证就付诸东流了。战败者的罪行在胜利者的愚蠢行为中找到了助长的条件和解释，虽然绝非找到了宽恕的理由。如果没有这些蠢事，则犯罪既没有受到诱惑也没有机会。
我在这章中叙述了一些事件和印象，在我的心目中，是要说明在动乱的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悲剧是怎样降临的。这个悲剧不仅表现在战争所必然引起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在第一次大战中，士兵们进行可怕的残杀，各国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已化为乌有，但是，除了俄国革命的极端过火的行为之外，直到战争结束，欧洲文明的基础结构仍巍然屹立。当大炮轰击的硝烟和尘土突然消散的时候，交战各国虽然敌忾犹存，但彼此之间仍然承认对方的历史悠久的种族人格。战争的法则大体上还被尊重。在作战双方的军人之间还存在着专业性的共同基础。无论战胜国和战败国，都保持着文明国家的风度。庄严的和平被建立起来，它除了行不通的经济条款之外，却符合在十九世纪不断调整着的各文明国家之间关系的原则。法治得到公认，世界性的机构得以组成，以保障我们所有的人，尤其保障欧洲，防止变乱的再起。
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消失了。自愿处在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德国人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其规模之大和性质之恶毒，是人类历史上一切黑暗记录所未有的。德国的集中营有计划地和大规模地屠杀了六七百万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其恐怖的程度，比成吉思汗的乱斩乱杀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杀人的规模上，成吉思汗更显得小巫见大巫了。在东线战争中，德国和俄国都计划过而且推行过全部人口的消灭。空袭不设防城市的暴行，一旦由德国开始，实力日益强大的盟国就以二十倍的规模来回敬，终于以使用原子弹把广岛和长崎毁灭而达到高峰。
现在我们终于从物质毁灭和道德沦落的灾难中挣脱出来了，像这样的情况是过去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所不能想象的。可是在我们经受种种苦难并获得成功之后，还遇到各种问题和危险，其可怕的程度比起我们过去好不容易才克服的那些问题和危险来，不是小一些，而是大得多。
我的目的，就是作为一个在那些日子里生活和工作过的人向读者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本来是如何容易避免的；善者的软弱如何助长了恶者的凶狠；各民主国家如果不联合为更大的机构，则它的体制和习惯又如何地缺乏唯一能给老百姓带来安全的那些毅力和信心的素质。在十年或十五年的时期内，我们在自卫问题上又如何没有政策可言。在这本书中，我们将看到，慎重和克制的意见如何有可能成为导致严重危险的主要因素；出于安全和想过平静生活的愿望而采取折中妥协的办法，如何直接形成灾祸的中心。我们也将看到，在这些年内，不论各国政治如何变动，各国共同采取广泛的国际行动，又如何是绝对的需要。
最简单的政策是：使德国在三十年之内废除军备，而战胜国则保持充分的军事力量；并且在此期间，即使不能同德国达成协议，也得建立一个更有力的真正的国际联盟，这个国际联盟要能够保证条约的贯彻执行，或者必须经过讨论和各方同意才能加以修改。既然，三个或四个大国的政府曾经一起要求本国人民作出最大的牺牲，人民也为了共同的事业毫不犹豫地全力以赴并终于获得了盼望已久的结果；那么，各国应该保持协调的行动，以便起码不丢掉最根本的东西，这应该说是很合理的要求，然而，对于这个并不过分的要求，胜利者的实力、文明、学问、知识和科学都不能给予满足。他们还是过一天算一天，由一次选举到另一次选举，结果二十年的时间刚刚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信号就出现了。我们对那些曾经精忠英勇战死沙场的人的儿女，又只好作这样的描写：
他们并着发痛的肩膀前进，
迈着沉重的步伐，
离开生命的光明旷野。 [2]。第二章和平的鼎盛时期
1922—1931年
鲍德温先生的登场——劳合·乔治的下台——保护关税政策的恢复——英国第一个社会党人的政府——鲍德温先生的胜利——我出任财政大臣——战债与赔款——国内各阶层的状况不断改善——兴登堡当选德国总统——洛迦诺会议——奥斯汀·张伯伦的功绩——和平的鼎盛时期——平静的欧洲——德国恢复繁荣——1929年的大选——我和鲍德温先生的分歧——印度——经济风暴——美好的希望破灭了——失业——麦克唐纳第二任政府的倒台——我开始被赶出政治舞台——英国的金融动乱——1931年的大选
1922年间，英国出现了一位新的领袖鲍德温。他在国际舞台上原是一个不知名的或不被注意的人物，在国内事务中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角色。他在战时曾任财政部财务大臣，而这时则当贸易大臣。从1922年10月他取代了劳合·乔治起，直到1937年5月摆脱沉重的工作，满载着荣誉和公众的尊敬，严肃而沉默地退休到伍斯特郡故乡时为止，他是英国政治上的统治力量。我和这位政治家的关系，是我下面所要讲的事情中的一部分。我和他的分歧有时很严重，但在所有这些年月中，直到后来，在我们个人之间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会见或接触，我也从来没有感到在个人之间不能和他真诚交谈和彼此了解。
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受到因爱尔兰法案而引起的来自党内的压力，随着势在必行的大选的临近而日益增加。问题产生了：在大选前我们是仍维持联合政府还是先把它解散。联合政府内的各政党和各内阁大臣曾经共事多年，共同担负许多责任，所以在全国人民之前保持团结似乎更符合公众的利益和英国政治的风度。为了使远为强大的保守党容易接受起见，首相和我曾在这一年初用书面提出辞职，并以私人身份支持保守党的奥斯汀·张伯伦组织新政府。保守党的领袖们仔细考虑了这封信的建议以后，坚决地答复说他们不能接受我们这种牺牲，并说我们必须共同进退。这种侠义的精神未能得到党内其他党员的支持，这时保守党觉得自己十分强大，足以独掌国家权力。
保守党以压倒的票数决定和劳合·乔治破裂而结束了联合政府。同日下午，首相辞职。早上他们这些人还是我们的朋友和同僚，到晚上他们就成了我们的政敌，一心一意想把我们逐出政治舞台。所有曾经和我们一起作战的杰出的保守党人以及大多数内阁大臣，除了唯一的出人意料的例外的寇松勋爵，都随劳合·乔治告退了。其中包括保守党四个最能干的人物：阿瑟·鲍尔福、奥斯汀·张伯伦、罗伯特·霍恩和伯肯黑德勋爵。在这个紧要关头，我因患阑尾炎而施行手术，等到第二天早晨恢复知觉时才知道劳合·乔治政府已经辞职，我不仅失去了我的阑尾，也失去了我的自治领及殖民地事务大臣的差使。我自认为，我在担任该职时，不论在议会和行政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一年以前曾经因严重的健康原因离开我们的那位博纳·劳先生，勉强承诺出任首相之职。他所组成的内阁，可以称之为“第二届十一人内阁”。杰出人物鲍德温先生任财政大臣。首相请国王下令解散议会，而人民也想有所改变。博纳·劳先生有鲍德温先生在旁协助，再加上比弗布鲁克勋爵做他的主要的支持者和顾问，获得了七十三票的多数，很有希望能执政五年。1923年初，博纳·劳先生辞去首相职位而退休，后来病发去世。鲍德温先生继任为首相，寇松勋爵只好在新政府里当外交大臣了。
这样就开始了从1923年起的十四年时期，这也许可以称为“鲍德温—麦克唐纳的统治时期”。这两位政治家，最初轮流迭替，到后来在政治上结成兄弟之谊，共同统治着英国。在名义上，他们代表互相反对的两个政党，代表两种不同的理论和互相敌对的利益，但实际上他们气味相投，见解一致，方法相同，这确实是我国宪法自有首相一职以来任何两个首相之间从未有过的。奇怪得很，两个人彼此极为投机。拉姆齐·麦克唐纳抱有古老的托利党的许多看法，而斯坦利·鲍德温除了工业家那种根深蒂固的拥护保护关税这一点之外，在性格上比起工党内的许多人来，却是一个温和的更为真诚的社会主义代表。
鲍德温先生并没有因为自己突然取得政治显位而目眩心迷。在别人向他道贺时，他说：“请你为我祈祷。”不久，他就有些不安，害怕劳合·乔治将以保护关税为号召，联合许多与战时内阁同时离职的、持不同政见的保守党领导人来分裂政府的多数，甚或向党的领导提出挑战。于是，在1923年秋季，他决定先发制人，由他自己提出保护关税的问题。10月25日，他在普利茅斯发表演说，其结果只是使新选出的议会还没有到期就寿终正寝。他极力表白自己并没有这种图谋；但若信以为真，那就未免低估他对英国政党政治的深刻认识了。根据他的建议，议会于10月解散，于是在不到十二个月之后，又举行第二次大选。
自由党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集合起来，我也加进去了。我们在选举中取得了一个起平衡作用的地位；它虽然是少数党，但如果阿斯奎斯先生有意，也很可能组阁。拉姆齐·麦克唐纳先生领导的工党在下院中仅占五分之二稍多的议席，鉴于阿斯奎斯无意组阁，麦克唐纳先生才成为大不列颠的第一任社会党人的首相，并且靠了历史较长的两个政党的默许和相互争吵，总算任职一年。英国处在占少数的工党的统治之下，极不安定，政治气氛对自由、保守两个反对党极其有利，以致它们挑选了一个时机，在一个主要问题上一举击败了工党政府。于是又举行另一次大选——这是不到两年之内的第三次。选举结果，保守党所得席数比各党加起来还多出二百二十二席。 [3]在这次选举之初，鲍德温先生的地位是很微弱的，他对选举的结果并无特殊的贡献。不过以前他一直是保守党的领袖，所以当选举的结果公布时，他当然又当上了首相。
这时我颇得保守党的爱戴。在大选后六个月的威斯敏斯特的补缺选举中，证明我确实掌握了保守党的力量。我虽以一个独立宪政主义者的身份参加竞选，但有许多保守党人为我效劳，投我的票。在我的三十四个委员会办公室里，各由一名保守党议员主持其事，他们这样做是违抗党的领袖鲍德温先生和党机构的本意的。这也是前所未闻的事情。在总数的两万多票中，我只是以四十三票之差而失败。在大选中，我作为一个“宪政主义者”以一万票的多数重新当选为埃平选区的代表。那时我是不会用“保守党”的名义的。在两次选举之间，我和鲍德温先生有过几次友好的接触，但我不认为他仍能保持首相的地位。现在当他获胜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他对我会有什么看法。当他邀请我出任我父亲一度担任过的财政大臣时，不仅使我感到突然，也使保守党为之目瞪口呆。一年以后，我个人方面没有受到任何压力，而只是以我的选民的赞同，重新正式加入离开已有二十年之久的保守党和卡尔顿俱乐部。
我在财政部遇到的第一个国际性问题，便是我们对美国的债务。在战争结束时，欧洲协约国共欠美国约一百亿美元，其中英国欠四十亿美元。另一方面，其他协约国，主要是俄国，共欠我们七十亿美元。1920年英国曾提议把战债一律取消。这样一来，英国至少在纸面上损失七亿五千万英镑。由于自那个时候以来，币值跌了一半，所以事实上的数字可能还要多一倍，但始终没有找到任何的解决办法。1922年8月1日，在劳合·乔治执政时期的鲍尔福照会宣布，美国如不向英国索债，英国也将不向它的债务国索债，不管是盟国或以前的敌国。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声明。1922年12月博纳·劳政府派遣了一个由财政大臣鲍德温率领的英国代表团访问华盛顿，结果英国同意：不论它从它的债务国收回多少债款，英国应付还对美国的全部战债，利息由百分之五减至百分之三点五。
这个协定引起了熟悉情况的各界人士的深切关注，尤其是对首相本人。英国在战争中，也同这次战争一样，自始至终进行战斗，已弄得民穷财尽，而这个协定，又使英国在今后六十二年中每年必须支付出三千五百万镑。不单在英国，就是许多并无利害关系的美国财政权威，也认为这个协定的根据，无论对债务者和债权者来说都是一种严厉的、缺乏先见之明的条件。柯立芝总统说：“他们借了我们的钱，不是吗？”这句简洁的话虽属真实，但亦未尽然。各国之间的偿付，如果采取运交货物或劳务的方式，尤其是采取互利的交易，那不仅是公道的，而且对双方都有好处。但是，如果偿付的方式只是独断地、人为地要把战时财政所引起的那些十分巨大的款项加以兑付，那就势必扰乱世界经济的整个进程。这种偿付方式，无论是向一个共享胜利但战创深巨的盟国索取，或者向一个战败的敌国索取，同样都会产生这种情况。鲍德温-柯立芝债务协定的执行，是其后不久使世界陷于经济崩溃、阻碍世界复兴并激发仇恨心的一个明显因素。
美国新近把关税提高，并且几乎把所有已经采掘的黄金都放到它的地下金库里去，这使对美国债务的偿还付息更为困难。它强加给欧洲其他协约国的决定也是差不多的，只是比较轻而已。这种做法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使各国向德国加紧勒索。我完全赞同1922年鲍尔福照会的政策，并在当时曾为之辩护；在我任财政大臣时又加以重申，并为此而采取了行动。我认为，如果英国因为这个缘故而不仅成了美国的债务国，而且也成为替美国索债的人的话，那么，华盛顿方面一定可以看出索债之举实在不明智，可是在美国并没有产生这种反应，事实上却对这种议论大为不满。美国继续坚持英国必须每年偿还债务，只是减低了利率。
因此，我们除了要德国偿付已经削减的赔款之外，又必须和其他协约国商讨解决办法，以便我们能够取得每年须向美国国库缴纳的三千五百万镑。于是，德国就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还得被迫接受一个干涉德国内政的讨厌的国际监督机构。美国收到英国三次如数付款，而这笔款又是英国根据修订过的道威斯计划的比例向德国勒索得来的。
那时，我住在唐宁街11号，和鲍德温先生比邻相居几乎达五年之久。我每天早晨去财政部办公，路经他的住处时，几乎都去看他，并在内阁会议室里谈几分钟话。我是他的主要僚属之一，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都负一份责任。在这五年期间，国内的复兴有了可观的成绩。这个政府是一个沉着而又干练的政府，在此时期内，逐年都有显著的进步和恢复。在政纲方面，虽然不能吹嘘说有什么惊人的或引起争论的了不起的大事，但无论根据经济的还是财政的标准来衡量，人民大众的生活确见改善了。在我们任期终了之时，国内和世界的景况，比起我们就任之初来要舒适和富饶得多。这是一句平凡的但也是很实在的评论。
在整个欧洲，政府获得了好名声。
这时兴登堡在德国上台掌权。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和战败后的德意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艾伯特，于1925年2月底去世。现在全国必须选举一个新总统。所有的德国人过去一向是在家长式的专制政治之下长大，并受到言论自由和议会反对派这种影响深远的习惯的调节。失败的战神张着羽毛脱落的翅膀，给德国人带来了极端的民主体制和各种自由权利。但德国所经历的一切使全国四分五裂，彷徨而无所适从。各党各派互争雄长，争权夺利。在一片混乱之中，出现了转向兴登堡元帅的强烈愿望。兴登堡这时已退休在家，但仍受人们爱戴。他仍旧忠于流亡国外的皇帝，赞成“按照英国的样板”恢复帝制。这自然是最合理但又最不投合时好之举。当他被提名为在魏玛宪法下的总统候选人时，他感到十分不安。他再三地说：“让我过平静的生活吧！”
然而，请他出山的压力继续存在，最后找到了提尔皮茨海军大将去说服他，才使他不再犹豫，放弃他的本意而为国家负起责任。对于为国尽职，则是兴登堡向来勇于承担的。兴登堡的竞选对手是天主教中央党的马克斯和共产党的台尔曼。4月26日，星期日，德国举行选举。投票结果出乎意料地彼此接近：兴登堡，一千四百六十五万五千七百六十六票；马克斯，一千三百七十五万一千六百十五票；台尔曼，一百九十三万一千一百五十一票。兴登堡声名显赫，这次竞选又出于多方劝说才勉强答应，与各方利益又无牵连，在竞选者之中占了上风，结果以不及一百万的多数获选，在全部票数中还没有达到绝对的多数。当他的儿子奥斯卡尔在早上七点钟把他叫醒并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他把儿子骂了一顿：“你为什么要早一个钟头叫醒我？就是到了八点钟，事情也会是一样的呀！”说完又去睡觉了，直到平常要叫醒他起床的时间才起床。
兴登堡的当选，在法国一开始就被视为德国的新挑战。英国方面的反应则比较平稳。我一向希望看见德国恢复它的荣誉和自尊心，让战争带来的仇恨心归于消失。所以这个消息根本没有使我感到焦虑。劳合·乔治在我们再次见面时对我说：“他是一个极通情达理的老人。”的确，当兴登堡还没有老到糊涂之前，他确实是这样的人。即使他的一些最激烈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一个废物也总比一个暴君好些。” [4]不过，他已经七十七岁了，任期有七年之久。几乎没有人会预料他能再度连任。他在各个政党之间尽力做到不偏不倚，他在总统任期内的确给予德国以一种并不威胁其邻国的稳重的力量和安宁。
1925年2月，德国政府向当时法国总理赫里欧提出一个建议。德国政府的备忘录声明，如果在莱茵河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尤其是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能签订一个以美国政府为保证人的公约，规定在一个长时期内承担不对订约国发动战争的庄严义务，则德国愿意宣布接受。此外德国也可以接受一个保证莱茵河区疆界现状的公约。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法国政府着手同它的盟国磋商。在英国方面，奥斯汀·张伯伦于3月5日在下院公布这项消息。由于法国和德国出现国会危机，延缓了谈判的进行，但经过伦敦与巴黎之间的协商后，在1925年6月16日由法国驻德大使在柏林向德国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提出一个正式的照会。照会宣称，除非以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作为先决条件，否则不能达成任何协议。德国不得提出修改和约条件的任何提议。比利时应列入订约国之内；最后，应订立一个法德仲裁条约，作为莱茵兰公约的当然补充。
6月24日，英国下院就英国应采取什么态度举行辩论。张伯伦先生说明，按公约规定，英国所承担的义务只限于西欧。法国也许要确定它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特殊关系，但英国将不承担在国际联盟盟约明确规定之外的任何义务。各自治领对西欧公约并不热心。史末资将军希望避免区域性协定，加拿大态度冷淡，只有新西兰准备无条件接受英国政府的意见，但我们仍然坚持。在我看来，解决法、德两国千年来的冲突，似乎是我们最高的目标。如果我们能把高卢及条顿两大民族，在经济上、社会上和道德上促成密切的团结，以防止发生新的纠纷，而实现共同的繁荣和相互的依赖，使过去的对立消失，则欧洲即可再度兴旺起来。在我看来，英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似乎在于调和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纷争，此外似乎没有其他利益可以与此相比或与此相抵触。直至今日，我的见解仍然是如此。
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先生提出了为各党所尊重的见解，内阁一致对他给予支持。德国在7月间对法国的照会提出答复，接受把西欧公约和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两件事结合起来，但说明关于普遍裁减军备的问题有先行成立协议的必要。白里安先生来到英国，就西欧公约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进行长时间的讨论。8月间，法国取得英国的完全同意，正式答复德国。德国必须无条件加入国际联盟，作为必要的第一步。德国政府接受了这个条件。这就是说，和约的规定，除非或直到经过互相同意而加以修正，将继续有效；德国也没有得到协约国裁减军备的具体保证。此外，德国人在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压力和激情之下所提出的其他要求，如要求取消和约中关于战争罪责的条款，要求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暂不解决，要求协约国军队立即自科隆撤退等，德国政府都没有十分坚持，但即使坚持，协约国也不会答应的。
在这个基础之上，洛迦诺会议于10月4日正式举行。在光坦如镜的湖水旁边，英、法、德、比、意的代表共聚一堂。会议的成就是：第一，五国订立了相互保证条约；第二，德国和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德国和波兰、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分别订立了仲裁条约；第三，法国和波兰、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分别订立了专门的协定，协定规定：如果西欧公约破裂并接着发生无理的军事行动时，法国保证援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这样，西欧民主国家一致同意在任何情况下保持相互之间的和平，一致反对任何订约国破坏协定，对兄弟国发动侵略。英国向法、德两国提出庄严的保证：如两国中任何一国成为无故侵略的对象，则对该国给予援助。这种影响深远的军事义务获得了议会的承认和全国的热烈支持。这样的一项工作，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至于英国或法国是否有义务裁减军备，或裁减至何种程度这个问题并没有受到影响。我作为财政大臣，上任不久就碰到这些问题。我对于这种两个方面的保证有如下看法：如果法国保持军备，而德国废除军备，则德国当无进攻法国的可能；在另一方面，如果法国进攻德国，这就会自然而然地使英国成为德国的盟国，这样法国就绝不会进攻德国。这个建议，在理论上似乎有危险——如德、法之间发生战争，我们就得保证加入这方或那方——但是像这样的一场灾祸实际上是很难遇到的；这反而是防止灾祸的最好方法。所以，我对于法国裁减军备和德国重新武装，向来都表示反对，因为这会立刻给英国带来更大得多的危险。在另一方面，英国和国际联盟（根据协定德国已加入国际联盟），给德国人民提供了一种确实的保护。这就造成了一种均势，在这种均势中，以结束德法之间的纷争为其主要利益的英国，基本上居于公证人和仲裁者的地位。我们希望这种平衡局面能维持二十年，在此时期内，在长期和平、信任增长和财政负担的种种影响之下，协约国的军备也将逐渐缩减。显而易见，德国的实力一旦和法国大致相等，危险就会出现，更不用说德国变得比法国更强大了，但所有这些情况都似乎因有庄严的条约义务而被排除。
洛迦诺公约只涉及西欧的和平，因而希望继之有一个所谓“东欧的洛迦诺公约”。如果能够以防止德法战争的可能性的同样精神和措施来控制住德俄之间未来战争的危险，那我们就会感到很高兴了。但即使是施特雷泽曼领导下的德国，也不愿意放弃德国在东部的要求，也不愿接受领土条约中关于波兰、但泽、走廊地带和上西里西亚的规定。苏俄处在由各个反布尔什维克的国家所组成的“防疫线”的后面，在孤立的状态中盘算着。虽然我们继续努力，但在东欧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对于使德国在东部边界上得到较大的满足的企图从未置若罔闻。但在这短短的有希望的几年中，始终没有碰到好机会。
人们对1925年底洛迦诺会议所产生的条约都热烈欢迎。鲍德温第一个在外交部签字。外交大臣因为没有官邸，借用我在唐宁街11号的餐厅，同施特雷泽曼亲密、友善地共进午餐。我们在极其友善的气氛中聚会，并且一致认为，如果欧洲最大的国家真正团结起来，又自感到获得了安全，则欧洲的前途将是无限美好的。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文件获得议会真诚的同意以后，奥斯汀·张伯伦先生获得了嘉德勋章和诺贝尔和平奖金。他的成功就是欧洲复兴的满潮标记，从此便开始了和平复兴的三个年头。尽管旧有的敌对只是处在睡眠状态中，新兵击鼓之声已隐约可闻，但我们还是有理由希望：根据确实得到的基础，我们将打通一条向前迈进的道路。
在鲍德温第二届政府结束的时候，欧洲风平浪静，不仅为过去二十年所没有，而且在此后至少二十年中也没有。自从我们缔结了洛迦诺条约以后，对德国有一种友善的情感，法国的军队和协约国派遣军在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日期之前老早就从莱茵兰撤退了。新德国加入了不完整的国际联盟。在美、英贷款的体贴入微的帮助之下，德国很快就复兴起来。它新建的远洋轮船获得了横渡大西洋最快客船的荣誉称号。它的贸易有飞跃的发展，国内情况十分繁荣。在欧洲，法国和它的同盟体制也似乎安然无恙。凡尔赛和约关于废除军备的条款也没有遭到公开的破坏。德国的海军已不复存在。德国的空军在禁止之列，并尚未再起。在德国有许多有势力的人物，至少为了慎重起见，强烈反对进行战争，而德国的最高统帅部也不相信协约国会容许他们重整军备。另一方面，在我们面前却展开了我在下面称之为“经济风暴”的形势，但对此有所察觉者，却只限于寥寥可数的一些财政界人士；而且他们看到前途太严重，也吓得噤若寒蝉。
1929年5月的大选表明：政党的盛衰交替以及正常的求变之心，是影响选民的强有力的因素。在新的下院中，工党较之保守党只占微弱的多数。约有六十席的自由党却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很明显，在劳合·乔治的领导之下，自由党一定会对保守党采取敌对的立场，至少在开始时是如此。我和鲍德温完全同意：我们不应以一个少数党的地位或依赖自由党的靠不住的支持来组织政府。因此，虽然内阁和党内对应采取的方针有些意见分歧，鲍德温还是向国王提出了辞呈。我们全体乘专车到温莎，缴奉印绶，正式辞职；6月7日，拉姆齐·麦克唐纳第二次任首相，成为依赖自由党支持的少数党政府的领袖。
这位社会党人首相希望：他的工党新政府将对埃及作出重大让步，在印度进行远大的制度上的改革，以及重新作出努力以促成世界的、至少是英国的裁军等等，借此来使工党政府扬名天下。他算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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