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雪地的脚印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景权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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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雪地的脚印里试读：

自序

40多年前，我带着山乡田野的泥土，走进城市机器轰鸣的工厂；几年后，又带着车间机床的油迹，走进军营，本是拿“枪”的，却握起了笔。

这一“握”就基本没有放下。早年在部队从事新闻工作，“百万大裁军”中，转业到地方宣传部门，主要还是与文字打交道，前些年调到出版单位任职，也还算是“归队”。

就这么干到了今天。在职场上，所写的大都是些新闻、文件、材料和领导讲话等“保饭碗”、对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很重要而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却没有什么“味道”的文字。还好，我对文学有爱好。我把因工作关系接触到的一些人与事以及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生活的体验与感受写成自认为有点“味道”的文字，包括报告文学、散文、特写等多种样式，这就形成了现在这本集子。

集子里的作品，都在中央和省级报刊上发表过。既有上世纪70年代的“旧品”，也有近期新作，时间跨度近40年。有的作品，属“重大题材”，如报告文学《为贺子珍寻儿记》、《

新中国惩腐第一枪

9·13凌晨：在尾随林彪出逃的直升飞机上

飞向光明

李大维少校：为祖国统一而来

集子里的一组散文，抒发了我对亲情、友情的真情实感，展现了我对社会对人生的关注与思考。《女儿，今年你已十八岁》和《未来在于“现在”》是写给女儿的两封长信。信中与女儿谈理想、谈社会、谈人生、谈做人做事，我以为，这两封长信不仅仅是写给女儿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各具鲜明时代特征的50后与80后两代人的思想沟通与交流，是作为“过来人”的50后“说”给正在“成长”的80后“听”的，是写给80后这一代人的。作品是否体现了作者意图，那只有让读者品评了。其余各篇，有我对父亲的深情怀念，也有对战友以及对一些难以忘却的往事的追怀，篇幅或长或短，都是自己思想情感自然与真实的流露。

从军的生涯是我永远的感念。军营一片绿色，绿色象征着希望。在“火红”的70年代，亿万中国青年把当兵作为第一理想，部队聚集了大批优秀人才，空军更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战斗集体。我在人民空军工作生活了十几年，对空军有着挥之不去的特殊情结。我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捍卫祖国蓝天的人民空军，而蓝天下穿绿上装、蓝裤子的军营生活给了我丰厚的馈赠，锻造了我“军人性格”和“军人刚肠”，我为自己生命中有一段当兵的经历而骄傲。在部队时，我接触过空军航空兵、导弹、雷达、高炮等诸多兵种，写过一些表现这些部队训练生活的文字，有些“活动”我随军与部队基层官兵一道参与了全过程。军营的那段时光，正值青春年少，意气风发豪迈，颇有“心怀家国天下”之激情豪情。在收集、整理有关文稿时，我依然“心在跳”、“情在烧”。我把《勇者脚下必有路》、《导弹跨海》、《导弹即将腾空》等表现侦察航空兵和导弹特种兵部队训练生活的几篇特写一并收进本书，借以表达我永远的军人情怀。

以上所写，对自己的情况及本书作品作了简要介绍和说明，权作自序。2014年10月26日夜于南昌红谷滩

人生是个万花筒

为贺子珍寻儿记

1954年秋。北京，正是西山红叶火焰般燃烧的时候。

这天，坐落在大栅栏鲜鱼口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一座常人看来颇为高雅豪华，专供全国各大单位组织干部下榻的寓所——迎来了两位极其普通的乡下“客人”：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个青年小伙。那中年妇女个儿矮小，大自然的风雨在她脸上留下的黝黑暗红的染色以及那身浆洗得干净硬朗的蓝布大襟衣，表明她是个地道的勤劳而朴实的农村妇女。那青年小伙叫她“奶奶”，是母子关系，但又让人感到有些异样。他个儿大，一头乌发发脚生得很后，露出一个宽大方正的额头，相貌令人眼熟。

他们来自遥远的革命战争年代曾有“红都”之称的江西瑞金县的一个小山庄。

可是，这两个貌不惊人、普通得令人似乎不屑一顾的乡下人的到来，却引出了一系列令人惊讶的情景，他们受到了几乎比来访的外宾还要引人注目的礼遇：

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前来看望母子俩并与他们亲切交谈。

接着，几位中央领导及夫人大驾亲临，与他们相见，他们在仔细地端详那青年后，都连连说：“像，很像毛毛！”……

这个被大家称为很像“毛毛”的青年名叫朱道来，他是从上海贺子珍那里来京的。

朱道来的照片转送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仔细辨认后虽没有说什么肯定的意见，但也传下话来，说：“这孩子很像年轻时的毛泽覃！”

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了：朱道来就是当年毛泽东和贺子珍遗落在江西苏区的“小毛毛”……

然而，正当大家为找到了小毛毛而兴高采烈的时候，从南京来的一个中年妇女，找到中央组织部坚持说朱道来是她的孩子，要求归还给她。

事情骤然间变得复杂化了。1

1953年——共和国诞生的第四个春秋，新中国政权日益巩固，朝鲜战场上的枪声也已经停息，那些曾为共和国的诞生立下了殊勋的功臣将帅，在筹划社会主义建设的闲暇之时，不免思念起在革命战争年代失落的骨肉来了。于是，纷纷向中央反映，要求组织上为他们寻找那些失散的骨肉。

这年春天，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先后给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写信和拍来电报，称：

长征前夕，有一批红军战士的孩子寄养在瑞金一带的老乡家里，现在他们想念这些孩子，组织上有责任帮助他们，中央委托江西帮助寻找这些孩子的下落……

同年，幽居在上海的贺子珍也给邵省长写来亲笔信，说她在瑞金时生有一个男孩，叫小毛，长征出发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寄养在老表家里，现在思儿心切，请千万千万帮助查找……

邵省长亲自部署了这件事，把任务交给了江西省民政厅，指示他们要千方百计地完成任务。厅长朱开铨把优抚处干部王家珍叫到办公室，郑重地对他说：“组织上信任你，希望你把这件事情办好，不要辜负红军战士的期望。”

王家珍，这个当时年仅20岁的青年人，1953年元月带着在朝鲜作战时留下的两处枪伤，转业到了江西省民政厅工作。接受任务后，他感到了肩上担子的重量，心里不禁翻腾开了：时隔20年了，20年历经战火，兵荒马乱，国民党把血腥的屠刀一次又一次地指向老区，无数红军战士和他们的子女以及革命群众在敌人的屠刀下倒下了，贺子珍的后代能逃脱敌人的魔爪吗？再说，即使幸存下来，人世沧桑，大地茫茫，又到何处去找寻呢？他有些茫然。但是，他想得更多的是这些革命前辈和他们遗落了的孩子：老一辈革命家为了人民的解放，骨肉分离，流血牺牲；他们的后代从小就离开爹娘，如今应已长大成人，可他们还没有见过亲生父母的面啊！

晚上，王家珍躺在床上，贺子珍信中那急切的呼唤，声声响在他的耳边：“现在我思儿心切，请千万千万帮助我找一找！”

王家珍参军后，早就听老战士们说过，贺子珍是毛泽东的夫人，同毛泽东生过几个孩子，新中国成立后一个人住在上海。对她传奇般的经历，王家珍充满深深的敬意，同时对她的坎坷遭遇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同情心理。他仿佛听到了她含泪发出的呼唤，他暗下决心，不管有多么大的困难，也要帮她找到孩子，即使孩子已不在人世，也要把情况弄个水落石出，报给她一个准信儿。

就这样，王家珍带着党的重托，带着期待和不安的心情，踏上了为老红军寻子的路程……2

瑞金地处江西南部。起伏连绵的丘陵、峥嵘茂密的树木，环绕着美丽的县城。虽然它饱经战火，但依旧那样年轻，那样清秀，那样充满青春的活力。

王家珍直奔瑞金后，先找到县长刘辉和红军女战士、副县长黄长娇汇报了来意，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为了查找线索，他们亲自组织召开座谈会，请当年的苏区老干部、老红军战士一起帮助回忆。那天，在县城工作的十五六个老红军都来了，他们都清楚地记得红军长征前留下孩子的事：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为了不影响部队的行动，中央决定，一律不准带小孩走。所有红军战士的小孩子，从襁褓中、从父母的怀抱里被抱了出来寄放到了老乡的家里……

座谈会上，有几个红军战士说：当时听说贺子珍有一个孩子，也留在这里，但留在哪村哪户却无人知晓。

老红军的回忆提供了一些线索，但偌大一个县，方圆数百里，居住着30多万人口，即使在这里，又该到哪里去找呢？王家珍一筹莫展。他向县里建议，召开一个各乡乡长参加的会议，进一步扩大线索，了解情况。乡长们反映，当年红军留下孩子的事是保密的，很少有人提起这件事，而且那年月灾荒、疫病又多，再加上国民党一次次进犯，许多红军的后代都亡故或被杀害了，少数幸存者，新中国成立后也都相继被认领走了。

事情仍然没有进展，王家珍心急如焚，怎么办？“沉下去，到群众中去调查。”王家珍走了一村又一村，查了一寨又一寨，一个多月过去了，仍然杳无音信。

这天王家珍从乡下返回县城，来到县档案馆查看1934年《瑞金县志》，偶然间他看到这样的记载：“‘毛贼’生有一子，寄养瑞邑。”这个意外的发现，使他为之一振，有说不出的高兴，显然，这些文字是国民党咬牙切齿的咒语，里面充满着杀人的凶焰。但是，它确凿无疑地证实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儿子寄养在瑞金。“只要他还活着，就一定要把他找到！”王家珍情不自禁地说。

一天傍晚，王家珍在叶坪东边的田头同几位老表聊天，闲谈间，一个上了年纪的老表告诉他，听说叶坪乡朱坊村有户姓朱的人家曾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据说是一位红军领导人的，新中国成立后许多红军留下的孩子都被认领走了，可是那孩子没有人来认领……

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王家珍喜出望外，他决定立即去朱坊村。3

朱坊村的庄户人家朱盛苔、黄月英夫妇曾经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这在村里几乎是人所皆知的。

那是1934年10月间的事了。

山区的早晨，一层薄霜，一片静谧，天阴冷阴冷的。朱盛苔一家正吃早饭，忽然，远远地看见两个红军战士和一个地方干部匆匆地朝他家走来，其中一个红军战士抱着个小孩，另一个红军战士拿着一件小棉袍。他们径直走进了堂屋。朱盛苔夫妇以为出了什么事，心里直发愣。那个地方干部走到他们面前说：“有一个红军的孩子，请你们帮助抚养。”就这么简单，黄月英从红军战士手中把小孩和棉袍一起接了过来。

这是一个两岁上下的男孩儿，眼睛哭得又红又肿，此刻还在有气无声地抽泣，显然是舍不得离开爸爸妈妈。黄月英爱怜地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用手给他拭干了泪水。这是个多惹人喜爱的孩子啊，方方正正的脸盘，眼睛大大的，一副机灵模样儿。她看了看那件小棉袍，面子是用一块旧灰色军装布做的，上面缀有好几块补丁，那千针万线的密密麻麻的针脚，缝进了多少爱，多少情，缝进了一颗眷眷慈母心啊！“大嫂，”一位红军战士语气郑重地说，“这孩子就托付给你啦，请你一定要把他养大成人，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你千万千万要保护好他，将来党和人民会报答你的！”另一位红军战士又补充道：“我们代表孩子的父母感谢你们啦！”望着红军战士郑重的表情，想到孩子小小年纪就离开了亲生父母，黄月英心中一阵酸楚，泪水涌满了眼窝。

朱盛苔、黄月英夫妻俩向来以老实、厚道闻名于全村。这是一对苦难夫妻，家境贫寒，人口又多，加之老母卧病在榻，一直在饥饿中熬煎着岁月。只是近年来红军到了瑞金，领导穷苦老百姓闹翻身、打土豪劣绅，才给他们的家庭带来生机，给他们带来了新生活的希望，他们对红军充满了敬意和无限感激之情。为了支援红军，朱盛苔参加了赤卫队，配合红军打仗；黄月英在慰劳队，帮助红军做饭、洗衣服、打草鞋、纳鞋垫。现在，红军把自己的亲骨肉托付给他们，他们觉得这是莫大的信任。黄月英对两位红军战士说：“告诉孩子的爸爸妈妈，请他们放心，我们一定把孩子带大，等着他们回来领！……”

从此，朱盛苔、黄月英夫妇出生入死，历尽艰辛，精心抚养和照料这个革命者的后代。那年月，社会环境恶劣，政治风云变幻，为防不测，他们给小孩改为朱姓，取名“道来”，意即从道路上捡来的……

一晃20年过去了，如今朱道来已长大成人。

王家珍满怀热望地来到了朱盛苔的家。

朱坊村并不大，七八十户人家，朱盛苔就住在村东边的一幢土砖屋里，这是兄弟俩在新中国成立前一年才盖起来的，门前一口明镜似的小池塘，塘边摇曳着几株垂柳，一看就知道是勤劳人家。朱道来就是在这土屋里，在这一片小天地里长大的。

王家珍见到了朱盛苔夫妇，他们都已四十开外年纪。朱盛苔中等个头，脸形略长，皮肤黑黝黝的，身体壮实。黄月英个子较小，齐耳短发，脸上有几颗雀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些。王家珍了解到，这是个10口之家，老母亲、4个男孩、3个女孩。老大长生就是朱道来。

可是，令人失望和懊丧的是，朱道来已经走了。黄月英告诉王家珍：半年前，道来的生母把他认领走了！……4

山区的夜晚是宁静的，只有山风刮着树叶发出阵阵瑟瑟声，如泣如诉。村子里各家各户早已熄灯，整个村子深陷在沉沉的夜幕之中。

唯有村东朱盛苔家，忽闪忽闪地亮着豆大的油灯，忽明忽暗，似有若无，无精打采。

道来要走了。出发就在明日，他就要离开这个生活了20年的家，离开养育了他的亲人，离开瑞金这块血染的土地，到那遥远、遥远的地方去……

几天前，从南京来了一个中年妇女，带着南京军区空军的介绍信来到村上，寻找她失落的儿子。

这个中年妇女的丈夫也曾是当年中央机关的一位领导人，在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了。她早年也参加了革命，在瑞金一带战斗过，据她说，她当年和丈夫生了一个男孩子，长征出发前也留在了瑞金。现在她到这里来寻找，组织上派人把她带到了朱盛苔的家。她同朱盛苔、黄月英夫妇谈了几次，同道来见了几次面，认定了朱道来就是她的儿子，并且要求立即把他带回南京去。

这使朱盛苔、黄月英作了难：说孩子是她的吧，她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证据，连当年把孩子送出来的情况也有许多地方对不上号；说不是她的吧，她也确实有一个孩子留在瑞金，不仅年龄与道来相仿，而且她的丈夫也是红军的一位领导，她说道来很像她的丈夫；还有，留下来的孩子大部分都被认领走了，可道来一直没有人来认领。夫妇俩左思右想，觉得还是让她带走吧，不管怎么说，孩子是为红军抚养的，自己已为孩子的父母尽了一片心，为红军尽了责任，既然现在有人来认领，就让她带回去吧！

可是，话是这么说，20年的养育深情却怎么割舍得了啊！朱道来是他俩提着脑袋、冒着生命危险带大的呀！

红军走了，国民党来了。白色恐怖笼罩着苏区，苏区的土地在淌血。朱盛苔夫妇带着朱道来东躲西藏，可这哪里是长久之计啊！为了保护这根革命者的苗苗，他们勒紧裤腰带，用钱粮去买通村里的一个本家伪保长，求他庇护和遮掩。这个伪保长，人还讲些信用，就是死贪财。他答应为朱道来保密，但要200担谷子、300元光洋作为“保密费”。天啦！200担、300元，哪来这么多的粮和钱呀？！朱盛苔家本来就穷，加上连年的灾荒，一家人的肚皮还填不饱呢！他俩只有变卖了家产，同时像叫花子那样四处去借呀、讨呀，好不容易凑齐了数，背的一身债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几年才还清。最令人担忧的是，国民党的刽子手们常来村里搜查。一个隆冬的夜晚，外面飘着鹅毛大雪，突然，村里的狗“汪汪”地叫个不停。原来国民党深夜偷袭，进村搜查来了。夫妇俩一把拉着朱道来，光着脚冲出后门，躲进山里，直到第二天上午才敢出来，夫妇二人冻得几乎不省人事。

为了道来的安全，为了他的成长，他们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他们为道来吃的苦比带自己几个孩子加起来吃的苦还要多！道来这孩子也很争气，他聪明，读书很用功，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第一，没有人不夸他的。他很勤快，放学回家，总是帮着种地、种菜、砍柴，样样都干。他对祖母、对弟妹们是那样好，那样亲，没有一点儿隔生。他在朱盛苔夫妇身边生活了整整20年，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可现在真要走了，朱盛苔、黄月英能不揪心吗！

屋里的空气令人窒息，半天没有一人作声。黄月英泪流满面，使劲地纳着鞋底，那抽线的声音像一声一声地在人心上拉锯；朱盛苔低着头，闷在那里大口大口地抽烟；祖母已卧榻不起，也在不停地哭泣……“哥哥，好大哥，我们求求你，你不要走啊！”几个弟妹哇哇地哭开了，他们紧紧抱住道来不放，泪水从他们的脸上流到道来的脸上。

朱道来的心在阵阵作痛。他怎么舍得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些亲人啊，他们就是自己的亲爹亲娘亲弟亲妹啊，这个家对他来说真是恩重如山哪！

他清楚地记得，上学的第一天，母亲给他煎了两个喷香的荷包蛋，而弟妹们的碗里却只有青菜、薯干。他舍不得一个人吃，就把鸡蛋夹碎，一个弟妹碗里夹一块，弟妹们拿到嘴上舔了一下，又夹回道来的碗里，说：“我不吃蛋，哥哥要上学，哥哥吃。”每次学校考试，他得了好成绩，弟妹们给他盛饭，把好菜往里按，埋得深深的，悄悄地送到他手上……

想到这些，朱道来也哭成了泪人，他哽咽着说道：“我不走，我哪也不去，我就留在瑞金跟爹爹妈妈和弟弟妹妹过一辈子！”“乖崽，去吧，你亲妈妈来接你，她想你想得好苦，不要伤她的心，往后常来信，有空就回家来看看。”朱盛苔、黄月英一边这样说着，一边揩着眼泪。

朱道来真的走了。他是一步一把泪水离开瑞金的……5

王家珍听了这一切，了解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心中荡起了一股不可遏止的激流，他深为朱盛苔夫妇的崇高思想和品质所感动。他觉得，他们抚养的不仅仅是一个红军的后代，更是老区人民向党向革命奉献的一颗赤诚的心，向革命前辈倾注的满腔热爱之情。

但是，他又不免忧郁和惆怅。一个多月的辛勤奔波眼看就要落空了，唯一的线索又宣告中断。此刻，贺子珍给邵式平省长信中的话，又在沉重地撞击他的心扉，他感到极大的焦虑和不安。

不过，王家珍是个精细过人的青年人。他从与朱盛苔、黄月英的交谈中，从在他们家听到看到的情况中，发现了不少的问题，他的心中升腾起了一团团的疑雾。

他问黄月英：“南京的母亲接道来时，带走了什么东西吗？”“没有。连那年送小孩来时带的那件小棉袍她也不要了，说带着没什么用。”说着，黄月英把小棉袍拿给王家珍，“就是这件。”

王家珍一看，棉袍虽已历时20余载，但仍然保存得很完好，上面的几块补针清晰平整。这是多么珍贵的历史见证啊，可南京的母亲却为何不要它呢？

王家珍看到了朱道来的照片。他愣住了。多么眼熟啊，魁梧的身躯，四方大脸，宽阔的额头，高高的天门盖，颧骨略有突出：“多像年轻时的毛泽东啊！”王家珍情不自禁地惊叹着。

更使他疑惑的是，他看到了道来写给朱盛苔夫妇的几封来信，信中略叙了他在南京的境遇：

他们不喜欢我，嫌我笨头笨脑的，一天到晚对我没有一个笑脸。她喜欢的是妹妹，什么都顾着她；妹妹也看不起我，骂我是乡下佬，土不拉几的，有时她和我争吵，母亲不问什么缘由，总是向着她，一个劲地责怪我。我在这个家待不下去了，我要回到瑞金去，跟祖母、妈妈一起过……

在烽烟战火中离散的亲骨肉回到了母亲的身边，这对一个思子心切的母亲来说，应该把已经失去的母爱加倍地追补给他才是呀！……

一个个疑团、一连串的问号不断地从王家珍的脑海里冒出来。“道来真的是她的孩子吗？会不会搞错了呢？”他决定把这些情况向组织上作一次详细汇报。

情况报告给了朱厅长，朱厅长报告了邵省长，邵省长报告了中组部，中组部又来了电报：“请写出详细调查材料，并附朱道来的照片一并寄来。”

很快，材料和照片由中组部转给了贺子珍。贺子珍看完材料后高兴地向中组部反映：“从材料提供的情况看，朱道来像是我的小毛（贺子珍把留在瑞金的这个孩子叫‘小毛’，这是毛泽东给他取的名）”，并恳求组织上让“小毛”和奶母一起来上海一趟，她想亲眼看看他们。

于是，一张电报飞传南京：“祖母病重，速回探望。”

朱道来接到电报，心急如焚地往瑞金赶。6

上海市，四川北路底栗阳路。

这里有一座古老的两层小楼房，门上有一个小阁楼，从外面看好像是三层。楼的左右两侧是一式矮墙，围成了一个封闭式的小院。院子不大，中间有一条米把宽的水泥小路，两旁栽种了一些树木花草。环境异常地幽静和冷落，是个不大引人注意的偏僻角落。

可是，有谁能知道，就在这个小小的处所里，住的竟是大名鼎鼎的、风云长征路的一代红军巾帼女杰贺子珍。

这位饱经风霜、历尽坎坷的革命者，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戎马倥偬十余载，头部、身上有十几处枪伤，为了革命，她数番险些流尽最后一滴血。她是为数不多的最有资格享受革命胜利果实的红军女杰之一。然而，历史留给她的却是无尽的思念。

她无所事事，白天睡觉，晚上打麻将玩扑克。她害怕黑夜，黑夜是孤独的。她想借打扑克、麻将来打发无聊的岁月，把一切都忘掉。然而这种消遣怎么也掩盖不了内心的苦痛，她整日里沉湎在往事的回忆和思念之中。

她思念着毛泽东。

她太爱他了。打从1927年井冈山相识后，她一直跟随着他，直到1937年分手。她和毛泽东相处的10年，是中国革命最艰难的10年。战火中铸造的友谊、磨难中凝结的感情无论日月怎么流逝，也是无法冲刷掉的。她崇拜毛泽东那渊博的知识、深刻的思想、宽广的胸怀，在与毛泽东相处的岁月里，她以毛泽东的爱好为爱好，以他的忧伤为忧伤。毛泽东受到“左”倾路线的残酷打击和排挤，弄得孑然一身，她紧随其旁，矢志不渝；毛泽东生病，她精心侍候，煎汤熬药；为了让毛泽东看到苏区难得弄到的敌伪书报，她只身入虎穴，搜集报刊，险些丧命；为了给毛泽东管理好文电，她强抑驰骋疆场的巾帼之志，默默地作出自我牺牲……

在毛泽东身边，她学到了许许多多的东西，懂得了许多的革命理论，毛泽东的一切都在她身上留下了投影，烙上了印记，就连叉腰、走路、抽烟的动作，说话的手势及至思维方式都同毛泽东相似……

她常常伫立在院子的中央，向着北方眺望，有时她上街或去公园，看见毛泽东的塑像，便发呆似的深情地久久凝望着。有一次侄儿侄女们给她编织了一个毛泽东的像，她亲自挂在厅堂的正中央。她常常给女儿娇娇（李敏）写信，捎去她对毛泽东的祝福和问候！

她思念毛泽东，也思念她那些失落的骨血，思念她那天真可爱而又可怜的小毛毛，那是她和毛泽东感情的结晶啊！

她同毛泽东结婚的10年间，先后生下了5个孩子。孩子们是母亲心尖上的肉，每个孩子降生前后的情景她至今都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1929年，在红军转战闽西二打龙岩后，贺子珍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这是一个女孩。那时红军行军打仗，战事频繁，所有在红军中出生的孩子毫不例外地不是送回老家就是寄养在老百姓的家里。这个孩子出生才二十几天就托付给了一位大嫂，她想待日后战事稍平就来接她回去。可是3年后红军再次打下龙岩，贺子珍怀着一腔母爱找到大嫂看孩子时，孩子已不在人世了，她这个仅仅当了二十几天的母亲深感对不起孩子。

1935年，在长征路上的担架上，贺子珍生下了第三个孩子。1934年红军从瑞金出发时她是怀着身孕踏上长征路的。沉重的负担压着她。可她从未掉过队。当长征到达贵州白苗族地区正准备翻越一座大山时，她肚子阵阵作痛，要分娩了。此时，后有敌兵尾随追赶，前有高山断路挡道。贺子珍在路旁一间砖砌土屋担架上，一生下产儿就被抬着上了路。后面的同志包裹好孩子追了上来，让她看看并要她取个名字以便日后好相认，贺子珍摇摇头说：“不用了，她是革命者的后代，就让她留在人民当中吧！”说完，因为产后失血过多昏迷过去了。这个长征路上的产儿，这个没有名字的孩子，生下后只有几个小时连母亲也没有看清长的什么样儿就送给了人家。新中国成立后，贺子珍每每牵肠挂肚地怀念这个长征路上出生的女孩，也曾托人查访，但音信杳然，她真后悔当初没有给她留下点什么东西。

贺子珍生第四个孩子是到达陕北后，1936年在保安中央机关所在地的一个窑洞里。孩子降生后，大家都来祝贺。邓颖超怀着对孩子的一种特殊的怜爱之情，把孩子轻轻地抱起来，端详许久，说“真是个小娇娇”，于是大家都叫这个女孩“娇娇”，毛泽东为她取了个李姓，单名一个“敏”字。1947年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后，李敏被送到毛泽东身边上学。

1938年，在异国他乡、在贺子珍离开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后不久，她生下了第五个孩子。经她呕心沥血带了10个月的孩子，一天突然患了感冒，迅即转为肺炎，没来得及送到医院抢救便夭折了。她万分悲痛，在莫斯科郊区公墓里埋下了孩子的尸骨……

对这些孩子，贺子珍有爱抚，有内疚，有失悔，也有难言的苦楚。但她是个革命者，是坚强的共产党人，对于当时的环境、当时的条件她有最深切的了解，革命需要奉献，斗争需要付出代价，她一般是想得开的。可是令她怎么也放不下解不开、日夜牵肠挂肚的是她的小毛毛。

这是她生的第二个孩子，是她带在身边时间最长、付出的母爱最多，也是毛泽东最喜欢的一个孩子。“毛毛还在人世吗？他知道有个妈妈吗？他怎么不来找呀？”贺子珍经常这样地念叨着。

一切就像在昨天，记忆是那么清晰：孩子是1932年11月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产下的。生产以后，贺子珍就患了中毒性痢疾，瘦得皮包骨头。为革命日夜繁忙的毛泽东，既对她倾注了丈夫的无限体贴和温暖，又对孩子倾注了莫大的慈父之爱。那时他身体不好，为了给贺子珍补身子，他把组织上给的仅有的一点“休养费”买来一只鸡，亲手熬汤端到她的跟前，软劝强说要她喝下去。

他对孩子视若掌上明珠，有时坐在母子俩的床边静静地望着，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孩子名儿是他亲自取的。当时，他们住在一个姓杨的老乡家里，那老乡有个儿子，比毛毛大几个月，叫大毛，贺子珍工作忙，把孩子托付给老乡照管，两个孩子常在一起玩耍，俨如一对亲兄弟，毛泽东看见了很高兴，说：好，一个叫大毛，一个叫小毛！这样，小毛就成了孩子的名字，贺子珍一直亲昵地叫“毛毛”。

在小毛毛牙牙学语正讨人喜欢的时候，毛泽东受到了王明路线的无情打击和残酷迫害，被排斥在红军领导之外，毛泽东心中郁积了无限的忧愁。在这艰难的岁月里，小毛毛曾给了他们多少温暖和慰藉，为他们排解过多少忧愁和烦恼啊！有时贺子珍见毛泽东两眉紧锁，闷闷不乐，她就把小毛领来，说：“小毛要爸爸抱！”

小毛便一头扑进毛泽东的怀里，在父子两个又亲又胳肢的哈哈声中，毛泽东的眉心舒展开了。孩子，这天使般的孩子给贺子珍留下了多少甜蜜的回忆啊！

尤其使她永远难以忘怀的是长征前与孩子生离死别的情景：一天毛泽东从宁都赶回，向她讲了中央的指示：“这次红军转移，一律不准带孩子。”贺子珍想到与孩子即将分离，伤心地哭了。毛泽东看看贺子珍，又看看孩子，深情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不然我怎么舍得把他留下呢？”无奈，夫妻俩商定，只好把孩子交给留下来坚持游击活动的毛泽覃和贺怡。此时，天气已渐渐变冷，孩子连件御寒的衣服也没有，贺子珍从邻居那里要来点棉花，把自己的一件灰布军装裁剪开来，就着灯光千针万线地缝制了一件小棉袍。当她领着毛毛和带着棉袍一起交给贺怡时，小毛开始还以为是带他走亲戚，后来知道爸妈要走了，伤心地大哭起来，叫喊着“我要爸爸，我要妈妈……”这撕裂人心的阵阵哭喊声，至今催人落泪……7

近两天，贺子珍脸上有了笑靥，她接到电报：朱道来和黄月英一行已启程赴沪。她激动的心情无法平静，一面张罗准备，一面给在上海警备区任职的哥哥贺敏学打电话，请哥哥代她到车站迎接。

此时，王家珍陪同朱道来、黄月英一行乘坐的列车飞奔在浙赣线上。22岁的朱道来，长成了一个标致英俊的小伙，1.75米的个头，头发向后梳理着，他不大爱讲话，性情憨厚朴实。列车“铿锵、铿锵”在前进，朱道来心中“叮咚、叮咚”在敲鼓，他既想见又害怕见到贺妈妈……

他们到了贺子珍家。

朱道来站在贺子珍的面前了。她仔仔细细地端详着，久久地上下打量着，顷刻间止不住喜泪纵横，声音颤抖地说：“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贺妈妈，您好！”朱道来也激动地叫了一声。那时烈属和红军子弟都称老一辈女革命者为“妈妈”。“好，好！”贺子珍紧紧地抓着朱道来的手，“孩子，这些年来让你受苦了！”说着，止不住泪水又扑簌簌地掉下来……

朱道来的到来，使贺子珍的家一反往日冷落的景象，变得异常欢乐和热闹。人来车往，进进出出，笑语喧哗。

饶漱石来了。

魏文伯来了。

还有贺子珍的许多老战友们都来了。

他们见了朱道来都说像毛泽东，祝贺子珍找到了儿子。

朱道来一行来到后，贺子珍把他们安排在楼上住。黄月英带着随来的小男孩住一间；道来和王家珍两人住一间。贺子珍对他们非常热情，天天叫保姆买好菜招待他们，并请来哥哥贺敏学作陪。

为了防止出错，贺子珍向贺敏学提议：请他带毛毛去检查身体验验血。贺敏学带着毛毛来到一家部队医院做检查，结果发现血型同贺子珍一样。这更加使贺子珍确认朱道来就是她的毛毛。她深情地对道来说：“当初把你留在瑞金，我和你爸爸都舍不得，那是形势所迫，不得已啊！现在你回到了妈妈身边，妈妈心中的这块石头落了地，可你不要忘记养育你的妈妈，她带大你费了很多的心血啊，你要好好陪她到上海玩玩，好好孝敬她。”

贺子珍来到黄月英的房间，灯光下，一个养母，一个亲娘，一个老区人民的好女儿，一个红军女英雄，两个革命母亲在深情地交谈着：“奶妈，”贺子珍说，“这些年连累你了，使你吃了不少苦头，在那样的环境下你带大了孩子，很不容易，我感谢您啦！”“不，不！这没什么，你们为了老百姓，抛儿舍女，骨肉分离，老百姓感谢你们！”黄月英说。“奶妈，当时毛毛是不是由红军战士送到你家的？”“对。两个红军和一个地方干部，还带了一件小棉袍。”“小棉袍？”贺子珍不觉一震，“还在吗？”“在这，我带来了。”说着，黄月英从提包里取出来，郑重地交给了贺子珍。

贺子珍双手颤抖着接过小棉袍，两行泪珠从脸腮上滚落下来。

20年来，每逢寒冬来临，她就记挂着毛毛，他今在何方？肚子吃得饱不饱？身上穿得暖不暖？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啊！“真没想到，你把这件小棉袍保存到今天，真不简单啊！……”

这一晚，贺子珍同黄月英一直谈到深夜，泪水不时模糊了两位母亲的眼睛。

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一行在上海期间，贺敏学一家按照贺子珍的叮嘱，经常带他们上街、逛公园、参观、看电影，还常常给他们买来香蕉、苹果等。吃饭时她尽把好菜往他们碗里夹。她还给道来做了好多新衣服，为黄月英买了很多衣料。她恨不得把对朱道来多年欠下的母爱在一天之内全部补上，恨不得把对黄月英的感激之情一股脑儿地倒给她！

贺敏学一家对他们也盛情相待。每逢星期天，贺敏学就要把妹妹贺子珍和外甥朱道来等一起接到家里，设宴欢聚，共享天伦之乐。

一晃两个月过去了。一天，贺子珍接到华东局转告的中组部打来的电报，要朱道来、黄月英同去北京一趟。贺子珍多少可以猜出此行的目的，她希望他们去北京，可又很担心，不知此次一别，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毛毛？她舍不得他走，她害怕孤独，这种日子太难熬了，她希望毛毛永远留在身边。但是贺子珍是个纪律性很强的人，战争年代培养了她毫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习惯，她希望组织上经常和她联系，特别是独居上海后，更希望组织上常有人来找她，陈毅、魏文伯等领导来看她一次，都会使她兴奋几天。她更盼望着北京有人来，盼望着娇娇的来信，因为这可能捎来毛泽东的书信或钱物，捎来毛泽东对她的安慰和问候。自从离开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她同毛泽东联系多半都是以娇娇为桥梁和纽带。从娇娇的来信中，贺子珍了解到毛泽东对她始终是一往情深，时刻在关怀着她，而他则常常从娇娇那里打听她的情况，让娇娇转达他的思念。现在中组部要毛毛去北京，这说不定毛泽东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兴许毛毛还能见到他父亲呢！

临行前，贺子珍特地给在北师大念书的女儿娇娇写了封信，让朱道来带上。信中说：“娇娇，我给你找到了一个哥哥，他是你亲哥哥，就是我常常和你讲的那个毛毛。他到北京后，你要好好陪同他玩玩，有时间去看望父亲时，请你转告他。”

朱道来启程北上了。那天，贺子珍亲自到火车站送行。月台上，她拉着道来的手说：“毛毛，到北京后，给妈妈来封信，见到爸爸时，请代问他好！”

火车开动了，贺子珍还站在那里，列车前进鼓起的风，吹拂着她的银发，吹拂着她脸上的泪花……8

和煦的阳光像一块巨大的金色的纱布，披盖着美丽、庄严的北京城。金秋的北京，气候凉爽，处处让人感到舒心、惬意。

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一行被作为中组部的客人，住进了大栅栏鲜鱼口招待所。

他们的行动是保密的，就连招待所的同志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和来历，中组部的同志对朱道来提了3条要求：第一，不要一个人外出；第二，不要主动和人讲话；第三，不要对别人讲你从哪里来，来京干什么。

在上海贺妈妈家待了两个月，心境刚刚平静下来的朱道来，这时心里又擂起了小鼓：这是怎么回事？组织上怎么看这件事？我真的是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儿子吗？他仍然像是在梦中。

到京后，中组部的同志常来找道来单独谈话，询问他的学习、生活等情况。

很快，娇娇到招待所看他来了。她一见到朱道来就高兴而又亲切地叫了声“哥哥”。朱道来忙把贺子珍的信交给了她，她说：“知道了，全知道了，妈妈早写信告诉了我。”

此后，兄妹俩常出去玩，娇娇对北京熟悉，带他看电影、逛公园、看古迹，还不时给他买些好吃的，兄妹俩十分亲密。

朱道来的到来，引起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和关怀，也成了他们家里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和他们的夫人先后到招待所看他，都说没错，是毛毛。然而南京那位妇女的到来却使事情骤然间变得复杂化了，给本来似乎有了定论的事投下了阴影。

事情究竟如何裁决？朱道来归属何方？

事情又被汇报到了毛泽东那里，请他作出裁决。

或许是不愿伤害3个母亲的心，或许是出于那博大的胸怀、无私的情操，毛泽东说：“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朱道来被送到了帅孟奇家里。帅孟奇和邓颖超等一样，家里收养了一批烈士的遗孤、革命者的后代。现在，朱道来这个革命者失落的骨肉，又回到了革命者的怀抱。

黄月英一行在京住了一个来月，就要回老家去了。她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虽不甚理解，但她心里明白，自己原本就不知道孩子是谁的，只是受红军战士之托，为红军抚养的。现在，孩子到了北京，到了这么多老红军的身边，她感到红军交给自己的任务完成了，放心了！因此，当组织上问她有什么要求时，她只回答了两个字：“没有！”

然而，党没有忘记这位妈妈。几位中央领导的夫人对她说：孩子是谁的不要紧，不管怎样，你是有功劳的，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中，你冒着生命危险抚养一个红军的孩子，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难，死去的和活着的红军战士都会感谢您，感谢老区人民！

中央组织部领导来到招待所，代表组织给她送来了500元钱、3匹布和一些日用品，表达党和人民对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的敬意和谢忱。

北京站。上车的铃声响了。

朱道来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妈妈，恩重如山的妈妈，他是怎么也报答不了她的养育之恩的！“奶奶（他习惯称黄月英奶奶），你就是我的亲娘，你要好好保重，我永远记住你！你回去跟我问祖母、爸爸和弟弟妹妹好，告诉他们我朱道来永远是瑞金朱家的人！”

黄月英止不住泉涌般的热泪，再三叮咛：“孩子，你在这里要好好听组织的话，好好学习，不要记挂家里，你要常给家里来信，有空时回家来看看，你祖母、爸爸和弟弟妹妹都很想你哪！……”

目睹这一切，王家珍好不心酸。火车已经启闸，他只好忍痛把黄妈妈扶上了车。“呜！——”火车一声长啸，震撼着人们的心肺。朱道来朝着疾驶的火车紧追不舍，一直追到站台的尽头。王家珍老远老远地还看到他站在那里，像一座凝固的塑像……注：本文与人合作，在《星火》杂志发表以后，全国20余家报刊先后转载，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旨在根据我们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当事人王家珍的回忆，记述和反映老区人民怀着对红军战士的深厚感情抚育和保卫红军后代的感人事迹以及帮助寻找红军后代的这一历史事实的经过，而无意判别孩子属于谁，特此说明。收入1996年1月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的《多彩的人生》（与人合作）一书中。新中国惩腐第一枪一

1951年冬。北京晴了些日子的天气骤然阴沉下来，天空布满一层铅灰色的阴云，凛冽的北风卷着尘沙、落叶、枯草在大街小巷横冲直撞，把美丽的京城搅得迷迷蒙蒙。有经验的人们都清楚：一场大雪即将来临。

这天，夜已经很深了，北京团城中南海丰泽园内的灯光仍在寒风刮着树叶所发出的阵阵瑟瑟声中忽闪着。党中央主席毛泽东没有倦意，他大口大口地吸着烟，在室内来回踱着。他走到窗前，抬头望了望窗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继而，他的目光又自然地落在那宽大的办公桌上已摊开的一份报告上面。他的表情是那样的深沉和凝重。

这是一份非同一般的报告。报告是由中共中央华北局呈送的，文中提出了华北局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意见，并报告了河北省委征求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青山、张子善二犯量刑意见的情况，上面写着：地委在家的8个委员一致同意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535人，判处死缓的8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536人，判处死缓的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看着这份报告，毛泽东心里像压了一条铅块，宽大额头下的双眉锁成了“川”字，那眉宇间射出的是对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深沉的思索！

同样的心情和思索，毛泽东早就有过。在新中国刚透出黎明曙光之时，他就在反复思考共产党怎样防止腐败变质的问题。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整风，他号召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这篇史论中，郭沫若总结了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毛泽东告诫全党“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1949年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向全党发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声音：“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很不幸，毛泽东的预言道中了，他最不愿看到的一幕出现了，而且就在眼前。联想到近些天来看到的东北局、西北局和北京市委及全国各中央局，各大军区送来的查处贪污盗窃情况的报告，这是多么地令人触目惊心啊！想到这里，毛泽东的情绪处在愤怒之中：这样下去，几千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成果不是要白白葬送吗？他不禁又想起了《甲申三百年祭》。不！决不能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能让李自成的悲剧在中国共产党重演！

此时，毛泽东已下定了严惩刘青山、张子善二犯的决心。

此时，被关押了一个月的刘青山、张子善正在对自己的生与死作出种种猜测和分析：

或许会被处死。作为高级干部，他们二人对法律是了解的，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再清楚不过了，罪行是极其严重的；他们也深知天津地区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自己罪行的愤怒情绪，如此大罪，不杀，何以平民愤？！而最令他们心颤的是眼下这场一阵紧似一阵的三反运动和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毛泽东。对毛泽东的性格和脾气，他们在战争年代就有所闻。毛泽东办事坚决果断，从不马虎，毛泽东对贪污恨之入骨，他说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更何况自己贪污的数额这样巨大，这次恐怕是难免一死了。想到这些，刘青山、张子善全身便透过一股冷气。

也可能枪下留人吧，自己是为革命、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过贡献的呀！刘青山、张子善也不时自我作出这样的判断。

不错，刘青山、张子善都在年青时代就投身革命，曾是革命队伍中的佼佼者。在他们个人的历史上，曾有过光荣的一页：1931年6月，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战火中，刘青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参加过1932年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后来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国民党对他实行严刑逼供，但他始终没有屈服；张子善1933年10月入党，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参加了绝食和卧轨斗争。那时的刘青山、张子善为革命出生入死，在敌人面前的确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对他们历史上的功劳，党和人民是承认的。他们本应像许许多多的革命者一样，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过去的功劳，当作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事业中，为人民再立新功。可他们却不是这样，在建国后不久，急转180度，急剧地朝相反的方向滑行……二

新中国在隆隆的枪炮声中诞生了。曾为新中国的建立浴血奋战，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幸运者，大多成为新中国的各级党和政府、各个行业、各条战线的第一代领导人。同样，党和人民也没有忘记刘青山、张子善，对他们寄予了无限信任和期望，刘青山被任命为中共天津地方委员会书记（后调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为中共天津地方委员会副书记、天津专区专员（后任中共天津地方委员会书记）。党和人民把管理天津的大权交给了他们。

天津，这座耸立于华北平原的古老而神奇的城市，有它特殊的魅力。它依傍在燕山脚下，渤海岸边，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之一，也是我国北方经济中心、交通枢纽和国际港口城市。华北最大的水系海河躺在这座美丽城市的怀抱里，这源于千里之外的海河之水，滋润着两岸大片大片的土地；大自然也慷慨地赐予它雄厚丰富的地表地下资源。刘青山、张子善对于自己成为这片土地上的领导者是非常满意的。按理说，他们当恪尽职守，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利用天津具有的各方面的优势，想方设法为人民造福，以报答党和人民的厚望。然而，刘青山、张子善思考的不是这些，他们把这些已抛到九霄云外，他们想的是：这江山是老子打下来的，现在该是老子享受的时候了。这时，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在他们的脑海里已荡然无存，代而出现的是那贪婪的私欲。在他们的眼中，天津成了一块巨大的“肥肉”：这具有广阔前景的土地，是自己的无限家产；这千年流淌的海河水及由此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是自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之源。为贪图享受，他们不顾国法、党纪，不顾国防建设，不顾人民疾苦，在任职期间，对上级拨给的救灾粮、河工粮、飞机场建筑费、地方粮、干部家属救济粮、治河民工工资、银行贷款等国家资产和人民血汗，到处伸手盗窃，为数达171亿6272万元（旧币，下同）之巨。他们盗窃这些资产后，即投入所谓“机关生产”，实行个人的单线领导。从这点盗窃的资产中，刘青山、张子善共贪污、挥霍3.7825亿元，其中刘青山1.8399亿元，张子善1.9426亿元。如此巨额的贪污、挥霍，在当时谁不为之惊愕！

那是1951初，华北大地寒气袭人，持续一个多月的零下气温，已将天津远远近近的土地封冻得像块巨石。这年开春前夕，上级传来一道指示，要兴修潮白、永定、大清、龙凤、海河等工程。这是党的号召，当时刚刚翻身解放的人们把“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挂在嘴边，只要党一挥手，他们就奋然前行。现在党号召修河，那是为了给人民造福啊！于是，十多万河工怀着热情，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卷起铺盖，扛上铁锹洋镐来到治河工地。他们在工地上日夜奋战，用使劲地挑泥刨土来表达对党的忠诚。这些善良的河工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此时刘青山、张子善已将罪恶的黑手伸向了他们。

早在接到上级关于治河的通知时，刘青山、张子善就盘算开了：修河，上级有一笔巨款拨下来，这可是送到嘴边的“肥肉”，何不乘机大捞一把呢！于是，刘青山给供应站布置了赚取30亿元的“任务”，张子善则具体指导他们如何克扣，并要求带领河工的中共党组织保证完成“任务”。为克扣河工，他们丧尽天良，将国家发给河工的好粮换成坏粮，任意抬高卖给民工的食品价格。那时，国家粮食并不富足，对民工的供应也有限，民工们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却只能吃到一些坏粮和蔬菜。天津宝坻县有一个黄庄镇，这个村被他们克扣了4430多斤米，村上有10多人吃了他们换过的坏棒子面和小米而得了病。

就在河工们拖着连病带饿的身躯，奋战在工地上的时候，刘青山、张子善的生活却是另一番图景：他们坐的是特地派人从香港买来的高级轿车，吃的是美味佳肴，还经常看戏、请客、送礼，动辄数万、数百万以至上千万元，而且刘青山还吸食毒品成瘾。在他们家里，还存有大量的手表、钢笔、皮衣、雨衣、鹿茸精、布匹、皮鞋、车子以及现款等。这些东西，以今天的眼光看确是“雕虫小技”，但在那共和国总理啃着窝窝头办公、党中央主席要求工作人员洗他的衣服只用肥皂打衣领和袖口，全国人民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支持抗美援朝的岁月里，过着这样的生活，拥有这样一些东西，那是非黑心贪婪之徒所不能的！

1700多年前，希腊有一位叫郎加纳斯的修辞学家曾说过这样的话：“贪求享乐，是一种使人极端无耻、不可救药的毛病。”刘青山、张子善从染上贪求享乐的“毛病”之后，就迅速发展成为一种顽症，一种不治之症，为了贪图享乐，他们什么都可以不顾，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刘青山、张子善就是这样胆大妄为，利欲熏心：

那一年，朝鲜战争还在进行，党中央、毛泽东对加强我国国防力量的建设极为重视，国家决定在天津郊县兴建一个军用机场。这样的时刻建设这样的军事工程，谁敢有非分之想？可刘青山、张子善的黑手竟然也伸了进来，他们前后克扣机场占地赔款和居民搬家费25.4亿元，致使不少家庭流离失所。

他们不顾人民群众的疾苦，非法动用地方粮款28亿8270万元，使很多县的农村小学不能兴办，造成大批儿童不能上学。

他们对农民进行公开的掠夺，为搞“机关生产”，合谋与促使安次、天津两县施行“插牌占地”，他们的化学工厂在天津即占了二百多亩土地，很多农民因此失掉了土地。

他们为开设木材厂挪用救济水灾区的造船贷款4亿元，并派人冒充军官从东北盗买大量木材。

他们勾结奸商张文义等人，从事倒买倒卖的非法经营活动，一次交给张文义49亿元，任其倒卖钢材，使国家遭受21亿元的损失。为便于投机倒把，刘青山、张子善曾将100亿元巨款用私商隆顺号名义投入私人银号，逃避国家金融管理。

他们还以高薪诱聘天津、沈阳、鞍山等地国营、公营企业机关的31名工程技术人员，成立非法的“建筑公司”，从事投机倒把活动……

不仅仅如此，刘青山、张子善在作风上实行专制独裁，压制民主，打击与排斥坚持党的原则、维护人民利益的同志，培植拉拢气味相投、共同作弊的小集团，在政治上搞“唯我独尊”，刘青山公开说：“我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的具体化。”

然而，事物的发展并不会依刘青山、张子善的意志所转移。尽管他们在天津可以一手遮天，尽管他们什么事都可以办成，但唯物辩证法这个宇宙间最根本的规律他们是永远无法改变，无法创造，无法消灭的。就像有生就有死一样，正义从来就伴随邪恶而出现。刘青山、张子善的违法乱纪、胡作非为，从一开始就引起了绝大多数机关工作人员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以天津专区副专员李克才同志为代表的正直的机关干部对刘青山、张子善进行了公开的斗争，许多同志向上级反映或写信揭发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

但由于刘青山、张子善位高权重，又善于玩弄花招，拉拢上级一些官员，不但没能及时解决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反而使一些同志遭到了他们的打击报复。在艰难中，李克才等同志坚信：历史这位铁面无私的巨人，迟早会作出结论，他同机关许多人一样盼望着这一天。“这一天”最终是要来临的。它已经开始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的时代背景下孕育，已经在历史的画卷中拉开了“序幕”，正不可阻挡地向人们悄悄走来——

当时，新中国刚诞生，为抗击美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保卫我国安全；为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残余的武装力量和土匪、特务、恶霸及反革命分子的颠覆破坏活动，巩固和维护新生的红色政权，党中央、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开展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那时，我国国民经济处于极端困难的恢复时期，为渡过难关，支援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1951年10月，党中央、毛泽东又号召全国人民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全国各地揭露出了大量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刘青山、张子善严重贪污腐化的问题被揭露出来，立即引起了河北省委的重视，河北省委很快便将刘青山、张子善的犯罪材料上报华北局，华北局又马上呈送党中央、毛泽东，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注意，毛泽东亲自在报告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随即，河北省成立了以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为首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经过两个月的侦讯和调查核实，终于查清了刘青山、张子善的全部贪污犯罪事实。三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在保定市召开公审大会，审判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

早在两个月前，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刘青山、张子善就分别被逮捕，随后，华北局决定开除刘青山、张子善的党籍。在弄清刘青山、张子善主要犯罪事实的基础上，河北省委于1951年12月14日向华北局提出了处理意见：“刘青山、张子善凭借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私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华北局在研究时，考虑到中央决策时有回旋的余地，在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之后，加了个括号“或缓期二年执行”。

河北省委和华北局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意见，同时报给了党中央、毛泽东。党中央、毛泽东在广泛听取党内和党外民主人士对刘青山、张子善的量刑意见后，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

当刘青山、张子善将被处以死刑的信息传出后，曾出现了一个小小“插曲”：有的看着刘青山、张子善成长的老干部，念其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便托人向毛泽东“说情”，要求“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

刘青山、张子善犯有如此大罪，党怎能容忍？人民怎会答应？党的主席，人民的领袖怎肯饶恕？“说情话”转报到毛泽东，这时，毛泽东发话了：“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毫无余地了，等待刘青山、张子善的将是法律的严厉制裁！

这天，保定下着小雨。设在保定体育场的公审大会会场布置得极为庄严，场内张贴了许多“严惩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等标语口号。

离大会开始还有三个小时，参加大会的省、市直机关工作人员、人民解放军驻军指战员、全省各市、各专区、各县的人民代表手举着红旗，从四面八方而来，会场内一下子聚集了二万一千八百多人。

当时针、分针、秒针不慌不忙地在“12”上重叠时，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对着麦克风宣布：“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电令，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进行公审。”随即一声喝令，刘青山、张子善戴着手铐，在会场千万双愤怒的眼睛注视下，耷拉着脑袋被押上了审判台。

顿时，全场一片肃静，人们似乎屏住了呼吸。“我代表‘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叛变共产党、叛变国家、叛变人民的罪行向大会提出控诉。”扩音器里传来了一个女同志的声音，那是“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副主任薛迅在控诉。她在详尽地控诉刘青山、张子善违法乱纪的严重罪行之后，代表调查处理委员会要求临时法庭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并立即执行。控诉完毕，宋志毅走向麦克风宣判：“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令准，判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该二犯全部财产；同案各犯另行审判。”在数万群众高呼“拥护廉洁奉公的人民政府”、“拥护光荣伟大的共产党”、“毛主席万岁”的响彻云霄的口号声中，刘青山、张子善被警察推上了敞篷卡车，押至保定市东关大教场执行枪决。“砰、砰”两枪，刘青山、张子善应声栽倒在地……

风雨中，浩浩白洋淀依旧在欢唱！9·13凌晨：在尾随林彪出逃的直升飞机上

1971年9月13日零点32分，林彪一伙仓皇出逃的“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飞机上坐的是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等，飞机的飞行、领航人员均是他的心腹和死党。

可是，尾随他们出逃的另一帮死党——“小舰队”核心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一伙劫持的3685直升飞机驾驶员陈修文，却和他们素昧平生，毫无瓜葛。那么，他们是怎样把一个罪恶阴谋的圈套加在陈修文的脖子上的呢？陈修文又是怎样识破他们的阴谋并只身与他们殊死搏斗，最终血洒长空，把林彪一伙叛国的“活证据”交给人民的呢？

这里记述的就是发生在9月13日凌晨的那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9月12日深夜，林彪死党的黑窝乱成了一团

9月12日夜，天黑沉沉的，坐落在北京西郊空军学院的林彪反党集团的秘密据点里，江腾蛟、王飞、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死党，一个个惊慌失措，神不守舍。

昨夜，他们还一个个杀气腾腾，气焰嚣张，公然向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举起了屠刀。林彪的儿子、反革命“联合舰队”的头目林立果，向他们传达了林彪的命令，指令他们：“要主动进攻，先把‘B－52’（他们为毛泽东起的暗号）搞掉，‘歼七’（指江腾蛟）在上海打头阵，不成就让鲁珉（空军作战部长）在硕放实行第二次攻击，炸掉铁路桥，造成第二个张作霖事件！”

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们密谋策划的时候，毛泽东的专列已安然驶过了苏州，驶过了硕放大桥，正向北京疾驶。当他们得到上海方面的爪牙报来的这一消息，顿时惊恐万状，乱成一团。

他们开始了孤注一掷的挣扎。“首长决定马上就走，你们要带好那些文件和钱物，想办法紧紧跟上，越快越好！”林立果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气急败坏。

几个死党一听全都懵了，手忙脚乱地忙碌起来，有的胡乱地往箱子里装文件，有的把材料、本子撕个粉碎，扔进厕所。江腾蛟、王飞乘机偷偷地溜走了。

周宇驰马上找来飞行副大队长陈士印。这家伙长期追随周宇驰一伙，曾是周宇驰秘密学开直升飞机的教官，深得周宇驰的信任。周宇驰催促道：“快，去机场！”他指挥着于新野、李伟信、陈士印提着几个黑皮箱，匆匆下了楼，一头钻进了停在楼前的黑色伏尔加小轿车……

一个阴谋的圈套，悄悄地套在了飞行中队长陈修文的脖子上

夜深人静的北京城已经熟睡了，稀疏的星光被团团乌云遮住。黑色轿车向着西郊的沙河机场发疯似的疾驰。

望着一闪而过的路桩、模糊的树影，李伟信害怕起来，问：“路上有人拦截怎么办？”“打死他！”周宇驰恶狠狠地说，“咔嚓”一声手枪子弹上了膛。

由于情况的变化太突然，这帮家伙事前没有一点准备。周宇驰边开车边对坐在身后的陈士印吩咐：“要找个可靠的，飞行技术最好的。”

陈士印一路盘算着。这家伙对大队飞行员的情况是熟悉的，他一个一个地在头脑里“过电影”，当过到飞行三中队中队长陈修文时，他的思绪停止了。

陈修文，年轻、精明、能干。一米七的个头，身体瘦长而结实。论飞行技术，别说在全大队，就是在全团也是数一数二的。他从航校毕业分配来部队已经8年了，先后飞过初级、高级教练机，飞过轰炸机等多个机种，是一名出色的“全天候”。他不仅自己飞得好，而且担任过飞行指挥员，曾经多次驾机执行过接送周恩来总理去大寨、到珍宝岛参战、运送我潜水员打捞被击沉在我边界河道上的苏军坦克等重大任务。他能在不用无线电联络的情况下“静默”飞行。他组织纪律观念特强，对领导交给的任务说一不二，总是不折不扣地圆满完成。

碰巧，9月12日晚上又是他担任战备值班。“对，就找他！”陈士印打定了主意。他以执行“副统帅”交给的任务为光荣，丝毫没有察觉

轿车驶进了沙河场站营区。

这时，已是9月13日凌晨2点40分。这帮一心想尽快跟上主子外逃的坏家伙哪里知道，林彪乘坐的256号“三叉戟”已在10分钟前的一声震天的巨响中，扎在了蒙古温都尔汗大沙漠里。林家父子已命丧九泉，魂归西天……

轿车停在师部大楼后面的飞行员宿舍旁。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走下车，站在门口等候，陈士印像一个幽灵一样摸进了住在2楼的陈修文的房间。“快起来，执行紧急任务！”陈士印推着睡梦中的陈修文。

大概是陈士印说话的声音太低，或是陈修文睡得太深，没有被叫醒。

是的，今晚陈修文太疲劳了。当熄灯号吹过，其他飞行员都睡了，陈修文还在向大队党委汇报工作。之后，他又来到办公室作明天的工作计划。在他的工作日记本上，1971年9月13日的工作是这样安排的：

1.飞行训练中提醒同志们注意安全问题；

2.找两个闹矛盾的同志谈心；

3.检查几个人的读书计划；

4.召开读书辅导小组会；

5.天气转凉，通知大家取掉蚊帐、凉席，换上垫背、褥单……

直到深夜，陈修文才躺下。“快，快起来，有紧急任务！”陈士印见陈修文没有醒来，用力猛推着。

陈修文被叫醒了。一听说有“紧急任务”，神经质地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穿衣、着袜、蹬鞋，眨眼工夫披挂整齐，并立即去叫他的副驾驶飞行员小陈。

陈士印一把拦住他：“不要叫，你一个人就行了，今天我给你当副驾驶。”说着，顺手抓过一件皮飞行服催陈修文快走。

这时，副驾驶飞行员醒了。陈修文走过去附在他的耳边低声说：“起床后，你帮我把被子叠一下，通知大家我回来检查内务卫生。”“快走，快走！”陈士印急得火烧屁股，催得陈修文在枕头下的手表也没带，床上的被子来不及叠，匆匆忙忙下了楼。

陈修文走出宿舍楼，黑暗中看到几个人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小车旁边转来转去。他走近一看，不禁愣了一下，其中的一个有些面熟，但又记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面。这就是周宇驰。

周宇驰确实是个神秘人物。他是林彪反党集团“小舰队”的核心人物，是林彪为他儿子林立果指定的狗头军师。这家伙个子矮小，秃顶，其貌不扬，可一肚子的坏主意。为了搞反革命阴谋，他经常来找陈士印秘密学开直升飞机。陈修文偶然在机场上和他照过面。

周宇驰见陈修文来了，急忙掏出一张林彪的亲笔“手令”，在他面前神秘地晃动一下说：“任务紧急，要保密，对谁都不能讲。”说完一把拽住陈修文上了车。

听说是执行“副统帅”交给的任务，陈修文感到事关重大，非同小可！蛛丝马迹，陈修文心中起了疑团

夜色中，小轿车奔驰在营区通往机场的公路上。时值初秋，北方的天气已有几分凉意，但陈修文紧张和兴奋的心情，使他丝毫没有感觉。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此刻他没有也不容许他想别的什么，高度的责任心驱使他在思索怎么完成好今天的“紧急任务”。

不一会儿，车子开到了停机坪。陈修文下车走向自己的飞机。这架代号为3685的直升飞机，是他最亲密、最心爱的伙伴，与他朝夕相处已8年之久，他熟悉机上的每一个零件就像熟悉自己手上的指纹一样。他曾驾驶这架飞机多次执行过重要任务，转战南北，形影不离。

不过，以往每次执行任务，领导都会把任务的要求、目的、意义讲解得清清楚楚，可是今晚他又要驾驶3685出征，却还不知道飞往何处……他心里有些茫然，也感到今晚的任务有点特别。

陈修文像往常一样，仔细地进行飞行前的检查。他看到周宇驰他们在急急忙忙地把几个沉甸甸的黑皮箱往飞机后舱里装。“深更半夜装这么多皮箱干什么呀？”陈修文心里自问。

这时，在停机坪站岗的警卫战士走过来，向他们要开启“铅封”的命令。陈士印忙把警卫战士拉到一边，说：“我是副大队长，上面有紧急任务，回头再补办手续。”但警惕的警卫战士还是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团部值班室。

陈修文检查完毕，跨进了驾驶舱。这种型号的直升机，并排有两个座位，左边是正驾驶，右边是副驾驶，正、副驾驶都可以操纵飞机。陈修文坐在左座，陈士印坐在右边，接着周宇驰也穿着陈士印给的飞行服挤进来，坐在驾驶室的右后方。于新野、李伟信爬进了后舱。后舱和前舱是用一扇铁门隔开的，周宇驰上来后，把铁门锁了。

陈修文打开了航行灯。可灯刚一亮，就被周宇驰关掉了。

陈修文打开电台。可正要同航行调度室联络，周宇驰马上阻止：“不要联络，开机！”

马达随即转动了。按照规定，必须等到滑油的温度上升到40度才能接通旋翼升空，但轰鸣的马达声震得周宇驰胆战心惊。

滑油温度才升到25度，周宇驰就指使陈士印扳动了旋翼开关。陈修文见了，用手把开关严严盖住，不满地瞪了他们一眼，厉声说道：“干什么？想把飞机搞坏？”

周宇驰、陈士印无奈。

滑油温度在缓缓升高，26、27、29、30……周宇驰再沉不住气了，喊道：“紧急起飞！”

陈士印从右边强行接通了旋翼。

此时，已是9月13日凌晨3点15分，3685号直升飞机在沙河机场起飞了。“怎么飞？”陈修文不满地问。“航向，320°。”周宇驰命令道。

……

这一连串的不寻常举动，在陈修文脑子里生出了一个又一个疑窦：慌慌张张地执行什么任务？不准带副驾驶、不交代具体任务、不准开航行灯、不准同航行调度室联络、滑油温度不到就强行接通旋翼……这，搞的什么名堂呢？！“飞乌兰巴托！”——叛徒的伪装剥落了，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陈修文闷不吭声地紧握着驾驶杆，认真地观察仪表，操纵飞机在无边的夜空下“静默”飞行，一闪一闪的尾灯像一颗流星，向西北方向飞去……

飞过燕山、长城，突然，耳机里响起了地面机场的呼叫：“3685，3685，我是×××，我是×××，你在哪里？请回答。”这是空军张家口机场传来的无线电联络信号。

听到地面指挥员的呼叫，陈修文赶忙按下通话开关，正要回答，周宇驰又慌忙止住：“任务机密，不要回答。”

既然任务机密不准回答，那为什么地面又在呼叫呢？陈修文好生奇怪，心里的疑团越来越大，军人特有的警觉性提醒他倍加注意。

虽然周宇驰没让陈修文与地面通话联络，但机警的陈修文却把他同周宇驰等人的对话，原原本本地传给了地面。

原来，陈修文在同周宇驰讲话时，机智地按下了驾驶杆上端的“发话”按钮，无线电信号已神不知鬼不觉地传到了地面指挥所。慌乱中的周宇驰和陈士印被蒙在鼓里，一点也没有发觉。

直升飞机在继续飞行。张家口机场航行调度室不时收到陈修文和周宇驰等人的对话，下面是当时调度值班员的录音记录：“往哪里飞？”警惕起来的陈修文问。“向北，保持航向。”周宇驰回答。

再向北就要到国境线了。陈修文对这一带的地形地标十分熟悉。他驾驶飞机飞了8个年头，无数次地飞过这条航线。地面的灯光告诉他：已经到了张家口上空了。按照过去的惯例，必须在这里降落，检查、休息、加油。于是，他打定主意，下决心探一探这次“紧急任务”的奥秘何在。

陈修文压了压驾驶杆，降低了飞行高度。

航行调度室的录音机里，继续录着机上的对话：“干什么？”周宇驰忽然问。“着陆？”陈修文若无其事地答。“不行！”周宇驰吃了一惊，立即掏出一张准备好的“北京→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图”，命令说：“飞乌兰巴托！”

什么？飞乌兰巴托？陈修文头脑里嗡的一声，热血直往胸口冲，他极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坚决地说：“油量不够了，要下去加油！”“你要落地，我就打死你！”周宇驰凶相毕露地掏出了手枪，对准陈修文的右太阳穴凶恶地狂叫起来……

叛徒伪装完全剥落了，罪恶的阴谋彻底暴露了，叛国分子赤裸裸地露出了狰狞的面目。陈修文面对的是一帮凶残的敌人。

此刻，陈修文浑身的热血在奔涌，心在突突地狂跳，面对这伙凶恶的敌人，自己如何来对付他们呢？陈修文在茫茫夜空，只身一人，别无他途，只有跟他们拼，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陈修文迅速作出决断：返航！

为了迷惑这帮家伙，他就手把组合罗盘上预定航向指针倒拨了180度，飞机已经掉头往南飞了，但指针仍然指着北方。“怎么回事？”狡猾得像狐狸一样的周宇驰从另一个罗盘上发现了航向的变化，气势汹汹地问。“那个罗盘坏了，以组合罗盘为准。“陈修文斩钉截铁、无可置疑地回答。“你骗人，飞机怎么拐弯了？”周宇驰仍疑神疑鬼地嚎叫。“有飞机拦截，作机动飞行。”陈修文不动声色地回答。他驾驶飞机故意左左右右地猛转了几个大弯，做出真的像躲避歼击机追击拦截的样子，把周宇驰甩得晕头转向，不明所以。

陈修文加大了油门，驾驶飞机向着北京全速返航……“灯光，北京的灯光！”——陈修文驾驶着飞机飞回来了

就在陈修文与周宇驰机智勇敢地周旋的时候，党中央、毛主席采取了果断措施：部队已进入一等战备状态；驻守在北京、天津、张家口等地的歼击机航空兵，出动了歼击机升空拦截。陈修文看到两架歼击机从头顶上空呼啸而过，地面指挥所也在不停地向他呼叫。歼击机矫健的身影和战友的急切呼唤，给了他巨大的鼓舞和力量。

尽管敌人张牙舞爪杀气腾腾，尽管乌黑的枪口抵着后脑勺，陈修文全然不予理睬，他镇定自若，全神贯注地驾驶着飞机，向着心中一个明亮的目标——北京，一往无前地疾飞！

飞着，飞着，蓦地，正前方跳出了一点灯光，1点，2点，3点……霎时汇成一片灯海。啊，灯光，这是北京的灯光！北京快到了，北京啊，我回来了！陈修文的眼眶被泪水模糊了。

机翼下是浩瀚的灯海，照耀着陈修文的航程，为他导航、为他指路，他恨不得一下子扑进北京的怀抱。

这个出生在淮北平原贫苦农民家庭的孩子，对北京，对共产党、毛主席有深厚的感情。他忘不了，是共产党、毛主席把他从旧社会的苦海中解救出来，使他丢下了讨饭棍，握起了驾驶杆，驰骋在万里长空。他把对党、对毛主席的一腔忠诚全部倾注在保卫祖国的事业上。1956年春，他入伍来到陆军一个连队当炮兵，勤学苦练成为全能炮手，年年寄“五好战士”的喜报回家。1959年初，他被选送到空军航校学习飞行，他呕心沥血钻研飞行技术，以优异的成绩为自己插上了钢铁的翅膀。从此，他转战南北，搏击长空，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艰险的任务，成为一只优秀的长空雄鹰。

陈修文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多次深情地对战友们说：“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就没有我陈修文的今天！”

经过了一场惊涛骇浪，现在他又看到了北京的灯光，陈修文倍感亲切和温暖，他觉得眼睛更亮了，心里更明了，胆子更壮了，他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无所畏惧。

可是，这灯光，北京的灯光，对周宇驰一伙来说，却像无数把尖刀直刺他们的胸膛，他们惊恐万状，感到完了，一切都完了。

周宇驰嚎叫着：“你怎么飞回来了！”他用枪口逼着陈修文：“飞钓鱼台！”

这又是一个作垂死挣扎的毒辣阴谋。

钓鱼台，是党中央领导居住和重要外宾来往下榻的地方。为了达到谋害毛泽东主席的罪恶阴谋，两天前，周宇驰曾坐在小车上窥探过钓鱼台的地形，绘制了钓鱼台的地图。很显然，穷凶极恶的周宇驰死到临头还想在这里制造一起震惊中外的政治事件，捞一根稻草。“办不到！”陈修文轻蔑地看了周宇驰一眼，把驾驶杆攥得更紧了。他从仪表上发现油料剩下不多了，不要多久就会耗尽。他驾着飞机径直飞到了沙河机场的上空。

机场上，部队早已作好了准备，跑道灯、探照灯都已打开，定向台、导航台、指挥塔台的机器全部开着。大家严阵以待，准备捉拿叛徒。

飞机在下降。可是，当下到离地面只有一百来米，眼看就要着陆时，飞机又突然被拉起来，歪歪斜斜地向北飞走了。

原来，飞机上展开了一场操纵飞机的争夺战。陈修文正操纵飞机降落，陈士印却从右边把飞机拉起来。他们两个推推拉拉，飞机摇晃不定，像个醉汉。

陈修文看到飞机的高度很低，担心操纵失控，触地坠毁，便让陈士印拉起升高。因为飞机要保住——这是人民的财产；装在后舱里的皮箱——虽然不知道装的是什么东西，但他断定绝非一般，一定要保存完好。

几经争夺，陈修文又牢牢地控制了飞机的操纵。他－面驾驶飞机继续朝前方飞行，一面在思考如何处置身边这几个坏蛋，头脑里快速地掠过一个个应急方案……陈修文像一头愤怒的雄狮向周宇驰扑去，砰砰两声枪响，鲜血染红了机舱

天已破晓，大地即将醒来。

晨曦中，古长城的轮廓依稀可辨；山坳里，金色的高粱、玉米在晨风的吹拂下，频频点头。陈修文侧目窗外，心里不禁一喜：前面不是怀柔县的沙峪吗！

沙峪，是陈修文熟悉的一块土地。他曾同战友们野营拉练在这里驻训，到群众家里搞过家访，和大伯大妈村干部促膝谈心，与社员群众一起下地劳动，挖地刨沟，挥汗如雨。他熟悉这里的地形地貌，四面的群山将这里围得铁桶一般，中间一条小河蜿蜒而过，眼下正是枯水季节，河床干涸而宽阔。凭陈修文的经验，这里是可以降落直升飞机并解决机上这几个坏蛋的好地方。

陈修文下定了决心：就在这里降落！

但是，他并没有马上降落着陆。他看了看油量表，副油箱里还剩了一点油，必须把它耗尽，不然这帮坏蛋可能会制造事端，让飞机起火爆炸，或者将飞机开走；同时，陈修文觉得要让飞机在低空多飞几圈，为的是向沙峪的群众报个信，唤起大家的注意。

飞机在空中盘旋。一圈、两圈，果然，周围几个村落的群众，被发出隆隆马达声的“飞鹰”吸引住了。就在这时，机舱里预告“油已耗光”的红灯也亮了。

时机已到。

陈修文驾驶飞机下降高度，200米、100米、50米……离地面只有30米了。他敏捷地将座椅底下的防火开关突然提起，一下子切断了油路。

内行的人都知道，这是直升飞机空中停车的安全高度，触地时不会摔坏或爆炸。

就在飞机空中停车坠地前的一瞬间，一个惊天动地的壮举出现了：只见陈修文身子一侧，像一头愤怒的雄狮，向着周宇驰猛扑过去。他伸出一双铁钳般的手，恨不得一把将叛徒的脖子掐断。

周宇驰见势惨叫一声，将身子往后一倒，扣动了手枪的扳机，“砰、砰”两声枪响，两发罪恶的子弹，一发穿透了陈修文的心脏，一发从他的右太阳穴穿进，左太阳穴飞出。

陈修文应声倒下了，喷射的鲜血染红了整个机舱。

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陈士印，被擦耳而过的枪声吓得昏死过去，像断了脊梁骨一样，瘫倒在驾驶舱里。

猫在后舱的于新野、李伟信吓得魂不附体，听到前舱枪响，拿起手枪胡乱向前舱射击。

正巧，子弹打在周宇驰的左胳膊上。受伤的周宇驰破口大骂：“娘的，瞎了眼啦，都打在老子的身上。”

周宇驰像一条疯狗跳下飞机，走到后舱放出了于新野和李伟信，骂了他们一顿娘，接着举起手枪，丧心病狂地朝飞机副油箱连打几枪，企图引爆起火，毁灭罪证，然而油料已经耗光，油箱上只留下几个小小的洞眼，留下了他们失败的记录……三个叛徒同时开枪，两死一生，留下了一个“活证据”

叛徒的一切阴谋诡计，在陈修文的面前，都全部落空。

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如三条丧家之犬，赶紧离开飞机，跌跌撞撞地夺路逃命。

然而，办不到了！

枪声，打破了黎明的静谧，震怒了群山；飞机马达的轰鸣，唤醒了四面八方的群众；8341部队的摩托化分队正飞速向着沙峪开进。

早起跑步的沙峪公社党委副书记第一个向飞机降落的地方赶来，他虽然无法知道飞机上所发生的一切，但他看到这架飞机在头顶久久盘旋，感到有些异样，便叫了几个社员一起赶到了飞机着陆的现场，想弄个明白。

来到机旁，朦胧中他们隐约地看到有两个人搀着一个人，一拐一拐地朝玉米地走去。那就是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

公社副书记爬上飞机前舱，隔着玻璃往里一看，妈呀，一大摊鲜血吓得他险些跌落下来。

他屏住呼吸定睛细看，只见并排躺着两个人，靠左边的血肉模糊，已经死去。靠右边的肚子还在一起一伏地动，没有死。这是陈士印。

他忙唤几个社员过来，七手八脚地把陈士印从飞机上抬下来。

陈士印在地上躺了一会儿，忽地站了起来。这家伙贼喊捉贼，煞有介事地说：“不好，出了叛徒！”他问围观的社员，“你们这里有没有电话，我要向上级报告。”

不明真相的群众哪知其中的内情，两个社员便带着他去村里打电话。

电话没接通，陈士印回到飞机旁要求上飞机用无线电台联络。

高度警惕的公社副书记想，他上去把飞机开跑了咋办？不能让他上去！

副书记吩咐两个社员看守着陈士印，自己带着几个社员分两路行动，一路去公社报告，一路去追赶刚才走了的那3个人。

副书记领着大家跑步追赶了几百米，一个社员发现了李伟信。

狡猾的李伟信身穿军装，搞了个“金蝉脱壳”之计，他指着前方撒谎说：“我是解放军，快追，坏蛋往前面跑了。”骗走了这个社员后，他一头钻进了玉米地。

3个狼狈不堪的坏蛋，上气不接下气地盘腿坐在玉米地里，感到末日已经来到。一向气焰嚣张、颐指气使的周宇驰，此刻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他望着于新野、李伟信绝望地说：“现在一切都完了，跑是跑不掉了，与其让他们活捉，不如我们自杀算了！”这个信奉所谓“江田岛精神”的恶棍喘了喘气，接着说：“你们怕不怕死？如果怕死，我就先把你们打死，然后我自杀。”

于新野、李伟信同时回答说：“不怕，我们自己来。”

周宇驰说：“那好，咱们都拿枪对着脑袋，我喊一、二、三，同时开枪。”

一场人间罕见的恶剧、闹剧、丑剧开幕了：三个家伙都拿起枪，顶住了自己的太阳穴。随着周宇驰“一、二、三”的口令，“砰、砰、砰”3声枪响，周宇驰、于新野的脑袋立马开了瓢。可贪生怕死的李伟信却没有朝自己的脑袋开枪，他把枪口往上一扬，子弹上了天。

多行不义必自毙，周宇驰、于新野自己掘墓埋葬了自己。李伟信这个曾无数次信誓旦旦“不成功便成仁”效忠林家父子的小丑，枪口下苟且偷生，留下了可悲的笑柄。

听到枪声，已赶到现场的解放军战士和沙峪的民兵、社员群众，从四面八方拥来，高喊着“抓坏蛋！”包围了玉米地。

李伟信当场被抓获了。

陈士印被群众扭送交给了人民解放军。

周宇驰、于新野暴尸荒野。

……

朝阳，冉冉升起，山河更加壮丽。

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结束了。一切，又归于平静。伟大的战士，光辉的形象“9·13”作为一个重大政治事件的代名词，记入了历史。

这一天，被指定为共和国执政党“接班人”的林彪公然带着老婆、儿子叛国出逃，留下了永远的耻辱。而一个普通的解放军飞行员陈修文，却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表达了对人民的忠诚，捍卫了共和国的尊严，为人民解放军增添了夺目的光彩。

陈修文的壮举，为党和人民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大批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被保全，如若落到他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

——巨额的美元、卢布免遭损失，这是人民的血汗；

——飞机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这是国家的宝贵财产；

——尤其是叛徒李伟信和陈士印被抓获，为党和人民搞清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许多罪恶事实，留下了无可辩驳的“活材料”、“活证据”。

英雄的战士陈修文，功高泰山，光昭日月。

像英雄董存瑞、黄继光、杜凤瑞、雷锋一样，陈修文以英雄的壮举为人民军队增添了新的光辉。飞向光明——黄植诚少校驾机归来目击记

1981年8月8日上午9时28分。

福建前线某机场。

一架台湾国民党空军F-5F型飞机飞临机场上空。

机场的场站站长、政委以及数百名空军战士、在机场施工的民工们严密注视着……

驾驶这架飞机的是国民党空军五联队少校飞行考核官黄植诚。他不满台湾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早怀投奔光明，回归大陆之心。这天，当他驾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便毅然决然地向祖国大陆飞来。

在机场有关人员指挥下，黄植诚驾驶的飞机平稳地降落下来，缓缓停下。黄植诚打开座舱盖，托起头盔，微笑着在座舱里站起来，这时，机场上的人群向他奔过去，他被卷进了一片热烈欢迎的激情旋涡。“欢迎你，祖国大陆的人民欢迎你起义归来！”场站站长迎上前去，扶他走下飞机。“欢迎你，你是中华民族好样的。”场站政委紧紧握住他的手，代表机场全体指战员表达热烈欢迎之情。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地勤战士、警卫战士跑过来了，民工们围过来了。人们高举着双手向他热烈鼓掌。

黄植诚望着这一张张笑脸，听着这亲切的话语，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花，他感慨万分地对大家说：“我早就想回来了，今天，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是啊，回来了！这里是祖国母亲温暖的怀抱。李大维少校：为祖国统一而来“我勇气十足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离开了慈祥的父母、贤惠的妻子、可爱的女儿；我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为祖国的统一尽一点力量。”“我希望台湾当局不要难为我的亲人。”

1983年4月21日深夜，台湾国民党陆军航空队少校李大维，写完了这张字条，辗转反侧，久久难眠。今天，他接到一个代号为ACP试通飞行任务，决定抓住这个机会，飞回大陆。还有几个小时，天就要亮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刚才，他和分居两地的、在台北代安贸易公司工作的妻子毕德惠通了电话。他们结婚六年了，感情融洽。今天，他多么想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贤惠的妻子啊！可是，眼前的处境艰难，他不能莽撞，只能像往常一样，向妻子问寒问暖。他颤抖着手，放下了电话。

天亮了，浓雾重重。这对李大维来说，正是飞回大陆的好机会。他把亲人的照片收拾进随身携带的手提包，为了不惊动睡梦中的弟兄，没开小汽车，只是轻轻地推出一辆自行车，直奔机场。

花莲空军机场，这时正下着毛毛细雨。他镇定地把空军加油班的人叫来，给飞机加满了油，又去办好起飞手续。为了麻痹在场的官兵，李大维还特意把自己的手提包放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表示副驾驶已经来了。

一切准备就绪。李大维驾驶的U－6A型8018飞机，缓缓地滑行在跑道上。他在这样的跑道上已经滑行了10年。

李大维出身国民党“军人世家”。他1950年生于金门。1970年毕业于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被授予少尉军衔；1972年考入陆军航空队训练班，1973年毕业，被分配到陆军总部航空队，升任上尉；现任陆军航空队第一大队观测中队一分队少校分队长，已飞行2600多个小时，曾两次被评为“国军英雄”，两次受到蒋经国的接见。

他生活在国民党军队上层的圈子里，耳闻目睹了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政治污染，社会黑暗。他感到在台湾生活绝望了，再这样生活下去，自己就要沉沦了。

在绝望中，他开始收听大陆的广播，看大陆空飘来的传单，向来台湾旅游的留学生、观光客打听大陆的情况。祖国体育健儿在国际比赛中屡屡获胜，使他感到作为中国人是骄傲的。祖国大陆的四化建设欣欣向荣，使他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黄植诚少校、马璧教授回归大陆，为他树立了榜样。他决心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

有好几次，他收听大陆对台广播的寻人启事后，曾匿名按照启事的通讯地址，告诉不曾相识的在台军政人员，以便他们早日与大陆亲人通讯。

现在，飞回大陆的机会终于到来了。9时50分，他不慌不忙地拉起了操纵杆，驾驶飞机，冲上了天空。飞机在飞临基隆港上空时，被国民党空军指挥系统发现。U－6A的特点是速度慢。为了防止拦截，他机警地降低了高度，贴着海面向大陆飞行。海风卷起的白色浪花，不时拍打到飞机的起落架上。他沉着地把飞机驶入祖国大陆的怀抱……

回到大陆后，李大维对笔者说：“人都是有感情的。我上有父母，下有妻女，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亲人是残忍的。但是，人又是有理想的，不能光为吃好穿好活着。我无法忍受台湾社会的腐败。我是为理想而来，为祖国统一而来的。”

有这样一位大使夫人

在非洲西北部的摩洛哥王国，中国大使完永祥夫人司徒双女士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她走遍摩洛哥十几座大小城市，举办“中国艺术史讲座”，在摩洛哥掀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她以《从法国17－18世纪的装饰艺术看中国的影响》为题，在巴黎苏尔本大学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戴上了博士帽；她利用通晓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的优势，在摩洛哥上层人士中，在大学里，在世界各国驻摩洛哥的使节和夫人们中宣传介绍中国文化，广泛结交各国朋友，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一位驻摩洛哥的欧洲国家的大使称：“司徒双女士才华出众，知识渊博，具有很强的活动才能，这在世界各国驻摩洛哥的大使夫人中是少有的，她是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的当之无愧的代表……”

人们可曾了解？就是这位大使夫人，胸中裹着一颗赤诚的“江西心”。几年里，她在异国他乡，积极地宣传江西，她以其特殊身份，在摩国上下活动，向摩国人民宣传介绍江西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名优产品等，并不遗余力地为江西牵线搭桥，成为江西走向摩洛哥的“开路人”。司徒双同任期已满的完大使一同回国后，笔者在北京拜访了她。最难忘却江西人

司徒双女士是50年代从新加坡回国的归侨，祖籍在广东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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