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旅人(一场父与子的告别之旅)(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杰西·鲍尔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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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去的旅人(一场父与子的告别之旅)试读：

前言

我哥哥亚伯兰·鲍尔在1998年因唐氏综合征去世，去世时年仅24岁。到那时为止，他已经四肢瘫痪，靠一台呼吸机呼吸多年，并且动了无数次手术。他的病情或许非常严重，但他高尚美好的天性却永不凋零。他年龄虽比我大，个子却矮小得多，我在医院的病床边陪伴他许多年。

很久以前，当我们还是孩子时，他还可以每天活蹦乱跳，玩得不亦乐乎。尽管年龄尚幼，可我那时就知道，有朝一日我将不得不照料他，当他的保姆，有朝一日我必须要和他生活在一起，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尽管还是个孩子，但那时我就知道这将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这种责任感早已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也早已预料到将来会发生什么，甚至那时就开始担心自己可能找不到愿意跟我和哥哥一起生活的人。

上个月，我忽然觉得要写一本关于哥哥的书。我总有种感觉，没人能真正理解那些唐氏综合征患者。至于我自己，每次想到哥哥和他的一生，都会深受感动，心里好像涌入一片光明。我觉得我必须写一本书，让人们走进这些唐氏综合征患者的内心，并逐渐爱上这些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孩子。要知道，事实跟你们想象的并不相同，跟一般人所描绘的也不一样，事情其实是另外一番模样，超乎大家的想象。

但是，要写一个自己非常熟悉的人并不容易，更何况他已经去世了那么多年，我对他的记忆就像是饱经践踏的花园，早已面目全非。我一直在踌躇，不知这本书该怎么写，后来偶然想起，或许我应该写一本关于虚空的书，然后把他放在书的中间，大部分内容都以他为中心，这样他的形象才会如我所愿，甚至更加清晰。

在儿时的想象中，长大后我跟哥哥的关系会如同父子一般，所以我决定写一本关于一位父亲的书，他在濒死之际与已成年的儿子一起外出旅行。在描写旅途中的种种琐事时，我可以在字里行间刻画出亚伯兰的形象，他就是那个儿子。这样，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孩子的真实面目，而且可以想象，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这样写作的时候，从某种程度上看，我可以再次回想起小时候的那些想法，也就是刚刚说过的，我将会成为他的保姆，想象着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人生路漫漫，在不同情况下，我们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有时候甚至要伪装成各种不同的样子，但无论如何，总有一些地方会始终如一。比如我，小时候的一些感觉现在依然能够清晰体会——那就是对未来的深深渴望以及随之而来的担忧和恐惧。这种渴望非常强烈，同时夹杂着些许忧伤。

我想一定会有读者对我这些话产生共鸣，至于其他人，我希望他们也能从中得到新的体验。

A

我回过头来，把铲子靠在车上一块生锈的灰色铁皮上，向我挖好的墓穴里望去。墓穴壁上裸露着的草根还在颤动，我从上面看到了自己这几个月在遥远异乡进行人口普查的经历。仿佛只是偶然，我的眼光顺着这些纤细的红色草根一点点深入到了墓穴底部。先是往左、往左、往左，接着往右，接着又是往左、往左，然后再往右，然后又是往左、往左，最后一直看到墓穴底部。

我觉得自己的手就扶在方向盘上，正驾车在田野间的道路上疾驰。我不再是我自己，而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和我很像，似曾相识，他像支利箭一样射向了我，射向我的心灵，射向我站着的地方。

我认识他吗？有谁能随时随地声称了解自己的外表、了解自己的内心呢？但我们总会有一次又一次认清自己的时候——总有一些事情，哪怕是很细微的事情，能够让你了解自己。但是有吗？对于我来说，此刻我回归了自我，了解了自己，可是我看见的仍然只是周围的一切。映入眼帘的是起伏的群山——连绵不断、无边无际，而我内心深处却没什么东西值得一提。

我在等待。在我等待之时，各种情景不断在眼前环绕——我的一生、我的儿子，还有最近发生的一切。而其他事情开始渐渐模糊，一点点淡去，只是偶尔还会有些鲜明的形象出现。这些鲜明的形象破框而出，来到眼前，通常在这种时候，我会突然忘记了自己是谁，身在何地。

谁能真正理解空白呢？人心总是充满欲望。空白为何躲着我们？放空自己，控制自己的内心，即可感受空白。能够感悟空白是种天赋，每个人都能感悟空白，这种能力是与生俱来的。我知道自己绝对有感悟空白的能力。

年轻时我读过很多书，比如这样的：“进行人口普查的人首先一定要尝试感悟空白，甚至渴望放空自己。”

但事实上，我们总是破坏自己的印象，出现在什么地方就会糟蹋什么地方的风景。人口普查员都明白这一点，只是都小心翼翼地装作不知道。因为如果我们了解这一点，那就无法开始最基本的事业。对我们而言，人口普查就是到未知地带的一种远征。

有人曾说过，人口普查如同提着灯笼在暴风雨之中穿行。“提着灯笼，穿行在暴风雨中。”我曾无数次亲口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对于我，这种感觉不是英雄般无畏，而是相当可笑。进行人口普查的人都有一种无助感，知道自己能做的非常有限。也许正是这种无助感，才让那些从业者开始了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可怕工作。

因为很明显，不管这份工作有什么好处，它都没什么实际意义，而且还要付出许多辛劳。如果我已故的妻子看见我穿着破旧的大衣挨家挨户去敲门，她一定会大笑的，不过我自己却总能感觉到暴风骤雨之中那盏灯笼的温暖。

更重要的，我做这份工作主要是为了我儿子。我儿子让我看到——当然不是通过话语，而是通过日常的各种表现——我们天生就是一对参照物，每时每刻都能对照出对方的样子。他出生时接受了人口普查，直到今天人口普查的工作还在继续。正是因为如此，我才开始了人口普查工作，才有了我们向北旅行的一段日子。

正是因为他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才使我有可能从事人口普查的工作，而这份工作也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是在此之前，在我成为一名人口普查员之前，我偶然接到一份通知。那不是关于人口普查的，甚至没有具体的内容，但它很重要，对我此后的生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从某方面说，就像是一个人拿着一封信向我走来，然后把信放进了我手里——就这样，我知道我将不久于人世了。从事件的表面来看，其实就是某天我正在工作——站在大厅里，正跟一位护士热烈交谈——可是接下来，我就发现自己躺在检查室里，几张关切的面孔俯视着我，好像第一次见到我一样。

我从那儿离开后，去看了医生。医生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帮我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番——这儿戳一下，那儿扎一下，之后便愁眉紧锁。“你可以再检查一下。”他说，“不过我想，检查结果会是什么，你我心里都很清楚。”

他笑了起来。他面对问题的方式就是那样。

我俩一起坐了一会儿，后来他拍拍我的肩膀，问：“可是你儿子怎么办？有没有人收养他？只能去孤儿院吗？”他说起“孤儿院”的样子很是可恶。

我摇摇头。我说有位太太曾跟我和妻子定过协议，如果我或者我妻子出了什么事，她会照顾我们已经成人的儿子。那位太太虽然不太起眼，可是温和、善良，住得离我们也不远。

我走的时候，那位朋友送我出来，可是他突然停住脚步，帮我整理了一下衣领，自己点点头：“我觉得你不能再继续工作了，应该到北部Z市附近一些空气比较干燥的地方转转，那儿对你的身体有好处。考虑一下我的话吧，没必要非死在家乡，那不会让你高尚多少。”

我把儿子从一户人家叫了出来，他正跟朋友们在一起玩。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只简单说我们要出去旅行，儿子要过一阵子才能回来。朋友们围着他闹腾了一阵子，说出去旅行真是太好了。儿子也很兴奋，简直欣喜若狂。他之前一直在用棍子搭造一样东西，现在让我看了看他的成果。我说我很喜欢，可这是什么，这让他很不高兴。“这是我们的家。”他说。“当然了，”我说，“肯定是我们的家啦，都怪我看的角度不对。”

回到家后，我在房间里来回转悠，从一间屋子走到另一间屋子。我不停地在想，我不能在这儿住下去了，儿子也不能。无论如何，谁都不能住在这里。

我把孩子一个人丢在家里，自己出去了将近一个小时。“你的确是一副快死的样子，”她说，“我从没想到你妻子死后你还会活这么久。”“可我的确活着。”我说。“只是眼下还活着。”

我告诉她我要出去旅行，要去北方进行人口普查。“这会让我们有事可做，让我们在最后一段时间里团聚在一起，除此之外，这还会让我们的生活具有一定意义。和生活中其他事情一样，这既可以让我们的生活不失意义，同时又不用刻意去追求什么意义。我可以和儿子待在一起，欣赏相同的风景，见识同样的东西。我们会一路靠近铁路线前行，如果我有什么不测，儿子可以自己坐火车回来。我会先给你送信，你可以到火车站接他。”

她说如果是她，就绝对不会这样规划自己最后的日子，不过她能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最后一次跟儿子一起旅行，我说不定还会有所好转。”“很可能。”她说。

接着我开始请求她日后照顾我儿子，跟她讲述了儿子的情况，交代了他都需要什么。“这我都知道。”她说。“不过我还是得说。”“你想说就说吧，不过我都知道了。我会照顾好他的，你不用担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日子都会照旧过下去的。”“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妻子。”我说。“要跟我生活在一起的是你儿子，不是你妻子。感谢上帝！所以你不用担心。”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人口普查办公室。我在那儿待了很长时间，走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新职位，一份新职业。

我和妻子一直都希望能出去旅行——她总是说，我们为什么不出去旅行呢？——可是最终也没有去成。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说，儿子是我们出去旅行的最佳理由，可是他总有这样那样的原因阻止我们出去。不管怎样，反正妻子在世时我们没有能够出去旅行，然而她刚刚去世不久，我就觉得除了出去旅行我们根本无事可做。看样子我应该找到一种出去旅行的方式，而人口普查就是其中一种。这条路畅通无阻，尽头是某个不知名的地方，接着又是另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接着又是下一个。突然之间，一切都如此清楚明了：我可以当一名人口普查员，这样儿子和我就可以出去旅行了，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我们。

我找到儿子，我们一起回了家，又一起离开家前去旅行。

我身体很虚弱，不过我这样已经好几年了。为了让儿子住在体面的房子里，拥有体面的东西，我一直坚持工作——也许我不应该这么做。自从他出生以后，我们的生活——我的，还有妻子的，就像盾牌一样只围着他转了。

至于他，他只是无忧无虑地活着。有人亏欠你那么多，而他们却依然心安理得、无忧无虑，这种感觉让人难过。不过你为他们做的一切其实也是为了你自己，不是吗？

B

人们通常都会到屋外来迎接我们。

人口普查的第一天，我们来到了B城附近的乡村，看来总算走出了之前的生活圈子，那么，人口普查的工作就要正式开始了。

我曾在人口普查办公室巨大的、约有100英尺的地图上仔细观察过我们的生活圈——那个圈子里的人肯定已经完成了人口普查，所有程序都已经完成了——我们此时已经走过它的界线。我开车拐下公路，沿着一条狭窄的车道驶向一幢高大的房子。这房子的前面是一片狭长的田野，另一边是一湾浩渺的湖水，湖的对岸便是森林的边缘。我们的车一路走一路发出轰轰隆隆的声音，不过这也可以算是它的一个优势：旅途虽然漫长，我们的车却从未出其不意地吓别人一跳。

正如我说的，他们来到屋外，一男一女，两个人一起。人们总是出来得很迅速，不是吗？而且他们总是停在一个自以为安全的距离之内，不过这个距离也会因人而异。我出示了证件，男的笑了起来，拉起衬衣让我看自己身上的标记。“瞧这个，第九次人口普查的标记。这是第八次的，这是第七次的。第六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我在外地采矿，离家很远，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我还没出生呢。”

他妻子身上也有同样的标记。于是我谢过他们，起身要走，不过他们没有同意，非要我们跟他们一起喝杯茶。就在这个时候，我对人口普查这一行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虽然并不是有关人口普查这件事本身的。看来干这一行要做很多事，比如坐在一家农舍的窗户旁，手里握着一个茶杯，透过窗户上的平板玻璃眺望外面的茫茫湖水。那里肯定有很多水鸟，但是眼下一只也没看见。一弯月亮挂在遥远的天空，一片云彩从旁边飘了过去。我儿子在隔壁房间里唱歌，他们给他找了点儿东西供他娱乐。不过我一喝完茶，就立刻跟主人告别，接着我们再次坐进了车里。

一个人一天能拜访多少户人家，能走多少公里呢？在这个行业里，这些答案都不确定。我们能去哪儿就去哪儿，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一定要保持充足的体力。当天晚上，我们找了一家汽车旅馆住下，因为是淡季，房子全都空着。“我不能让你付钱，”老板说，“你是在办公务。”

他是第一个被我刺上标记的人。我把标记刺在了正确的地方，这是我们了解一个人是否被普查过的方式。有人说人口普查的方式很野蛮，这一点就是证据。不过过去我不是也让人口普查员在自己身上、儿子身上和妻子身上都刺上了记号吗？

每一次人口普查的标记都有特殊的形状，并要刺在某一根特定的肋骨上。我觉得刺标记的地方够大了，不过并不是所有人口普查员都是医生，所以有人担心他们会弄错地方。我觉得任何一位人口普查员都有能力找到第三根肋骨或者第四根肋骨，不过以前我作为一位普通公民，也曾经认为人口普查员只是一群粗心大意、一无所知的家伙。我妻子过去也常说，他们出来做人口普查只是因为太无聊了，没有自己的人生追求。我在接受这份工作时就感觉到了这个玩笑的分量，因为这对我来说就像是一种死亡的信号。我应该一直在外面进行人口普查吗？我该在什么时候停下来呢？

格哈德·穆特听上去像是一个男人的名字，事实上这是罗塔·韦尔特的笔名，她是德国斯图加特附近一个城市的市长，是位公众人物。但她一生都不自觉地在描写一种动物——鸬鹚。对她而言，好像一切东西都适用于这些鸬鹚。她每天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一些行事原则都以某种神秘的方式适用于那些敏捷的黑眼睛，那不断发出的“咕咕”声以及它们不可思议的潜水动作。她用一成不变的文字一遍一遍地这样写道：作为一条鱼，而且知道有一只鸬鹚已经发现了你，这肯定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

她的句子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已经不能算是自我抄袭了，只能算是歌曲中的叠句。死亡并不可怕，她觉得，可是知道自己被敌人发现，从而陷入一种无依无靠的危险境地，那种恐惧感才是最可怕的。“无论那条鱼能逃出去多远它都没有生存的可能。”她这样写道，“从它被发现的那一刻起，那条鱼就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被尖利的鸟嘴刺进身体，在痛苦中死去。”

在距离B城主干道6公里的地方，有一幢房子，我走进去，在这儿，我突然有种感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口普查的工作实质就跟那条鱼发现了鸬鹚的道理一样。不过，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那尖利的鸟嘴指的是什么呢？它什么时候会到来呢？如果真有这张鸟嘴的话，它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

罗塔·韦尔特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她总是戴着一顶黑色皮帽，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愿摘下来。不止一位传记作家曾经记载过她就这顶帽子开的玩笑。她说“这是我的假发”，或者说“这是假发”，要不就说“这差不多就是我的假发”。她总是这样不厌其烦地谈起自己这顶黑色皮帽，实际上，那就是她从斯图加特一家商店里一连串买来的皮帽子。而且很明显，那些帽子都是海豹皮制成的。她在《金色池塘》中写了一篇文章证明了这个事实。她在文中这样写道：

海豹与鸬鹚非常相似，不过鸬鹚非常有耐心，而海豹却总是习惯于寻欢作乐，所以经过上千年的演变，海豹一个个都成了花花公子，纵情享乐。

不过她总是戴着一顶海豹皮帽又是什么意思呢？最近出版的一部修订版传记又对这一点提出了疑问：很明显，当时的德国并没有海豹皮帽子，这样的帽子都是由貂皮制成的。不过在斯图加特国家美术馆，我经常见到一幅画，上面是一只栖息在树上的鸬鹚，它的姿势令人难忘。鸬鹚的残暴好像渗进了它栖息的树，渗进了树下的湖水，甚至融入了水里游泳的鱼，并与它们融为一体了。

出来开门的是一位约莫35岁的妇女，身着一件松松垮垮的无袖裙子。她把我和儿子迎进屋里，我们仨坐在她们家的客厅里，脑袋几乎凑到了一起，就像在策划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

说来也奇怪，三个素未谋面的人怎么可以不论说到什么话题都能捧腹大笑呢？可我们就是那样，莫名其妙地觉得非常快乐，并沿着那些话题一直愉快地交谈下去。她一一回答了我的问题。看来她还没有遇见过人口普查员，我是第一个，所以我就在离开之前给她刺了标记。她撩起裙子，这个动作当然会让一个普通人感到尴尬和难堪，不过我以前是位医生，所以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说稀松平常。我找到那根肋骨，做好标记。这期间，她好像讲了一个故事，说她们家以前被人抢劫过一次，而且其中一个盗贼是她认识的人。当时她就在家里，站在窗帘后面。那些盗贼从一间屋子窜到另一间屋子，到处偷东西，还相互聊着天，谈论着她家的房子，还有她。不过她说她一点都不在乎他们拿走的东西，她好像从什么地方继承了一笔遗产，自己的东西根本用不完，即使有需要也可以再买，甚至也不觉得再买东西有多麻烦。因为听着他们的谈论，听到他们对自己东西的评价是一件趣事，她说她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

她可以感觉到，当那个与她相识的人对同伙描述自己时，他们是从这个家和家里的东西中想象出她相应的样子的，于是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但是她知道在那种情况下那样做并不恰当，所以她只能偷偷地笑。“直到现在我还一直记着那种感觉。”她说。我们临走时，她在儿子的脸颊上亲了一下，并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我知道，她的右胳膊以前肯定发生过什么可怕的事，不过她没有提起，因此我们也没吭声。在门口的照片墙上，她一只手指点着：“这一张里，我还是个新娘；这一张里，我也是刚刚结婚；这一张里，是我们的孩子；这一张里，我丈夫已经不在了……对了，你妻子也不在了，对吧？你肯定能从这张照片里认出我吧，尽管我的衣服颜色很暗。”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我们当时有多愉快，三个人都很愉快。我只需要踏进这家的家门，说明自己的身份，表明我的诚意，就收获了这样其乐融融的时光。后来在车上，我开始回想这次相遇时，才意识到这一点。不过，当我们一起挤在她家客厅的餐桌上时，她伸出手来抓住了我的手，我没有发抖，而我儿子则一直握着她那只已经萎缩了的胳膊。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

瑞士的不同地区被划成了一个一个的州。我觉得“州”这个名字非常可爱，总觉得一个孩子在那种地方生活会有很多乐趣。很多人都有一种想法，似乎外面的世界无论什么都很奇妙，而周围熟悉的一切则令人厌倦，我就是这样。我在读一本书时经常试图通过作者的眼睛去观察，他们竟然能在熟悉的事物里发现无穷无尽引人遐想的东西。我知道我也可以，我见过许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这需要改变。其中必须要发生一点变化，如果得不到外力帮助，只靠我自己是不会有什么改变的。

我妻子过去常说，所有人都是精神相通的。她的意思是说，每个人身上都会映射出另一个人的影子，都能立刻感觉到其他人感觉到的东西，有时候甚至有可能让另一个人体会到你的感受。

B城与

C

他告诉我们，告诉儿子和我，说他在维瑙一家大剧院看过她的演出。“不过那时我还不认识她，”我说，“我们相识时她已经不干那一行了。”那人想到维瑙大剧院，想到我妻子的表演，不禁大笑起来。

我没有再说话，等着看他是否还会说点什么，可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盯着眼前笑，不停地笑。后来他闭上眼睛，又睁开了，还在不停地笑。儿子和我背靠在收费站廉价的木头墙上，耐心等待着。地上有一泡屎，可能是狗屎，儿子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因为大群的苍蝇聚集在那儿，此举真是极尽无聊之能事。

最后，收费人的嘴巴终于动了，好像终于要说出自己思考良久的话了。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就是让自己的听众知道他说出一句话有多么困难，从而做好准备。“可是，她表演得怎么样？”我忍不住问道。“我看到她扮小丑插科打诨。”他说，“她那时候很红，开始人们还一点都不了解她，对她一无所知，可是突然之间，她就名满天下了。”“我那时候刚刚结婚，”他解释说，“就住在我工作的店里，天天忙得晕头转向，钱也挣不了多少，甚至买不起体面的衣服。”收费人说这话时脸色阴郁。“你也年轻过，肯定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吧？不过即便这样，我也决定和妻子一起去看看她的演出。那时候，那种演出还是免费的，而且一直都免费，后来知道，那是你妻子要求的。我知道她演的是小丑，可是她哪方面像个小丑不是很清楚，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你清楚吗？我有点儿怀疑。她的表演叫人困惑，她对生命的模仿……”

他不停地前后走动着。“我还以为我都忘了呢，”他说，“我好多年都没想过这些了，不过现在又想起来了。”

我们耐心等着。“她对别人的模仿比我自己四肢的体验还要真实，简直叫人觉得可怕。我的意思是说，叫人忍不住怀疑她的身体里都有什么零件，这些零件是怎么协调，是怎么活动的？她还邀请了一位观众来到舞台上，她自己模仿这位观众的动作。她模仿得惟妙惟肖，后来简直叫人分不清楚是谁在模仿谁。他们俩动作如此一致，就像空中突然出现了一面镜子。观众们好像被催眠了一样，最后，那位观众会忍不住要赶紧逃开，不让她再模仿下去。不过到了那时，她也总会送他们下去。随他们便，都无所谓。报纸上总是称她为一个‘心灵感应者’，不，应该是‘身体感应者’，因为她感应的不是心灵，而是身体。”

他的声音逐渐消失，我们都低着头，凝视着地面。“不过不可能呀，”他说，“她真是你妻子吗？”

我说是真的。“那她长什么样子？”

我说我不想谈论这个话题。

他说我们肯定年龄差不多，他儿子和我儿子也年龄相仿。他还说她儿子居然长成这个样子，想想真有趣，她是个小丑，而她儿子却是这样。

我没再说什么，准备离开。

他改变了话题。“再往北去，”他告诉我，“人们就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靠了，你得小心点。”

他又问我有没有她的照片，不管什么东西，只要能证明我的话就行。并不是他不相信我，只是他以后肯定还会想起这件事，他希望能更确定一点。难道我介意这一点吗？我从钱包里掏出一张照片。他看了看，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她老了，”他说，“老多了。我从没想过她会是这样的。”C

我们离开一个地方，又启程到另一个地方，就这样，天气渐渐凉了下来。这是天气变凉后的第一天，儿子站在门口挂着日历的地方，我站在他旁边，我们一起看着日历。我一页一页翻着，每翻一页，就说出一个字母。我告诉他，这个月我们要穿越H、J和M三个地区，下个月我们要走遍P、S和T三个地区。我在一张纸上画出了我们要经过的路线，我们将沿着这条路线走过整个秋天、整个冬天，一直走到春天。

他说，等我们春天到了某个地方，他想买一副备用眼镜。我同意了。备用眼镜是个好主意，我应该早点想到的。

可是春天什么时候到来呢？“你是希望现在就是春天吗？”我问道。“不，不，不。”他说着让我看了看他的外套。他早就非常期盼能到穿大衣的季节了。“我也是，”我说，“我也喜欢穿大衣的季节。不过等你年龄再大一点，就会发现你的骨头也会变冷，身体没有以前那么暖和了。”

我把自己说得那么老，我们都笑了。“你把自己说得跟爷爷一样老了。”他说。

他想把日历翻到春天的某一月，我们可能会在那个月回来。

我提醒他我们不会回来的，我们要永远离开那个地方。

他突然哭了。“我们要永远离开那座房子。你不记得吗？”

接下来我们到了一个村子。这个地方有三个村庄位于一条线上，它们的位置形成了一个字母“C”，这是“C”上的最后一个村子。一个推着手推车的妇女卖给了我们一点新鲜面包，并建议我们到运河那里再吃午饭，她就是那样打算的。她说运河是一个名叫霍林的人建造的，是他和他的爱人——一个名叫布里格斯的人——共同设计的。很久以前，他们就住在公路旁边，他们的工作室至今还保存着。“当时，因为他们是两个男人，人们还不太容易接受这事。”她说，“可是有关运河的事他们什么都懂，他们的设计最终被采纳了，所以他们不得不监管运河的修建工程，直到完工。由于当时运河已经开始修建，其他人只好接受事实，听之任之了。”

我说其实有很多伟大人物都是那样的。 “事实上，”我开玩笑说，“他们很多人甚至曾经都是女人，不管是他们自己本身如此，还是他们的妻子造就了他们，反正事实就是这样。”不过，她并没有认真听我说话，所以就没有听懂。“你能再说一遍吗？你刚才说的话。”“我说其实很多人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他们的本意，也可能是为环境所迫。”

有时候，交谈是件叫人困惑的事。

我们来到了那个工作室，可惜门锁着，不过门头上有一块黄铜牌匾，上面刻着很小的字迹。看样子，那位霍林是两个人中比较传统的一位，他更喜欢金色型材和传统管道。布里格斯年轻得多，据牌匾介绍，他的灵感通常来源于模样奇怪的东西，比如动物内脏、被炸弹炸得面目全非的地方的照片，以及自闭症孩子的玩具等等。这条运河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没有一个地方是直的。事实上，它的作用就是将附近四散零落的村庄连在一起。所以它就在无边的田野里蜿蜒曲折，穿来穿去，目的就是阻止船只从一条水道或海洋航行到另一条水道，因为这条运河的主要作用是利用驳船来运载物品的。此外，布里格斯还提出了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法，那就是凡运河流经之处，所有果树都要能够被浇灌到。这一点让我想到，在希罗多德有一条古老的大道，以前在这条路上，人们可以连续在阴凉里走上几百英里。那条路在非洲北部，路上有阴凉对当地人来说肯定是种天大的幸运。

我儿子很喜欢浇树这种想法，可我告诉他附近的树全给砍光了，结果他走到离我很远的地方，不愿意回来。

可是，树又不是我砍的。

牌匾上有一张照片，我觉得那像是两个雕像，布里格斯和霍林相互拥抱着，坐在一张长椅上。不过事实上是否真的有这样的雕像我不敢说，至少我们没有时间去找找看。

吃了一块奶酪、一个软柿子和一个面包后，我们来到了运河。正像那位女士说的，这地方确实不错。我们惬意地坐在一个水闸旁边，这座水闸到现在还能用，维护得也不错。迄今为止我见过五六个运河水闸，总觉得这种水闸像是一个磨面机，在它旁边站着时总感觉自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机器里，要么就是在它的边上。这就像是坐在一个巨大的时钟里一样，当然如果我们真能坐进去的话。

我儿子用手摸了摸水闸，爬了上去。他想让我给他照张相，我照做了。他照相时总爱摆同一个姿势，屁股撅着，双手放在一边，样子像是一个枪击手。这个姿势带有浓厚的19世纪色彩，因为他对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情有独钟，反正当时他摆的就是这个姿势。照片我没有洗出来，不过我相信这张照片一定很精彩。那时候光线刚好落在我肩膀上，他衣服袖子上的纹理都清清楚楚，好像有聚光灯照着一样。

午餐时发生了一件事，跟软柿子有关。接下来我就讲一下这件事，大家可以借以了解他的性格。

在我扭过头去的工夫里，儿子把整个软柿子都吞了下去。我不喜欢他这样，于是就说，我觉得他这样做不是很好。不过很快我就意识到，软柿子这种东西就应该是在一扭头的工夫里大口吞下去的，它不是那种可以让你从容等待的食物。这是一个教训。接着，我们大口嚼起面包和奶酪来，没再说话。

水闸旁边的树林里有很多枯藤，那天天气很冷。我跟大家说过了吧，我们开始人口普查时已经临近年末了，也许这还是个好的开始呢。

我们到北部进行人口普查时已经临近年末了。

不过我觉得这么说有点戏剧性，我更愿意用平实的话说出来，平实描述所发生的一切。不管怎样，那天很冷，我们都穿着大衣。

傍晚，我们到了十英里开外的一户人家，发现女主人竟然就是卖给我们面包的那位女士，我们仨都很惊讶。“没错，就是我。”她说，“你们跑了不少冤枉路，这儿的路都是转圈圈的。”“这就是烤面包的地方吗？”“当然了，要不还能在哪儿？”

她并不打算让我们进屋，所以我们就在她家的大门口完成了人口普查事宜。“完事了吗？你们要走吗？”“家里还有别人吗？”“没有，没有别人。”“可是我敢发誓我听到了说话声。”“那是我在说话，我在自言自语。”“你在说什么？”“哦，没什么啦，就是大家经常说的那些。”

我儿子很喜欢听我说起我父母亲，讲一些关于他们的事情。他从未见过祖父母，尽管他很想去见见。他问我能不能去看看他们。“他们已经死了，不在人世了。”我总是这样说。

可是他并不在意我的话，对他而言，祖父母就在某个地方，我讲有关他们的故事时，他们就在那儿，我不讲时，他们才会消失。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我讲过的其中一个故事跟我父亲经常戴的一顶帽子有关。我母亲很不喜欢那顶帽子，总想把它处理掉，可父亲总是想方设法保护它的安全，把它藏起来，不让母亲看见，只是等他们出门时，帽子又神奇地出现在了他头上。

那是一个圆顶礼帽，款式很普通，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不喜欢它。

无论如何，她最终总算大仇得报。有一天父亲出门时她找到了那顶帽子，用剪刀把帽顶剪破了。他太粗心了。

我父亲对此事的报复就是，每当坐在院子里看报纸时，脑袋上就戴着这顶滑稽可笑的帽子。后来这顶帽子传给了我儿子，儿子有时候还会把它戴在头上。每次他戴上这顶帽子，我们就会大笑，有时候还做着用剪刀剪帽子的样子，笑个不停。

人口普查的一部分任务就是为这项工作进行辩护，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乖乖配合的，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在自己身上刺个记号。你走得越远，就越会发现这一点，至少就目前来看是如此。

好在后来我找到了一个说服别人的好方法。我告诉他们，在做人口普查时，人口普查员经过长途跋涉、穿越千山万水才能来到他们家里，而且每个人口普查员都要想方设法说服他们，都希望在他们身上留下那个标记。虽然打发走一个人口普查员很容易，可是你打算跟多少人口普查员进行争辩呢？因此我说：“你最好还是现在就配合我吧，这不是很简单吗？”

如果他们还不相信我的话，我就讲得更详细一点。我说：“在我出生的地方，跟我一样的小孩有几千个。童年时期，我们一排一排整齐地坐在教室里，我们学到的知识只有一点，那就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式来进行人口普查。我们不认识任何人，也不偏爱任何人。我们被一拨一拨地派遣到外地，像波浪一样被吹到四面八方。我们要遇到各种各样不想遇到的人，要见到各种各样不想见到的事。我分配的这条路线上，还有其他上百个人口普查员在奔走，而这还只是今年一年。我可能是这一次人口普查中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但我敢说我肯定不是最后一个。这次人口普查要持续20年，在这20年中，你可能要见到2000名人口普查员。他们会在你家门口停下，重重敲响你家的大门，询问你到底是谁。而且延迟时间越长，情况就会越糟糕，那些人口普查员态度也会愈加冷淡、粗鲁，操作起来动作会更加粗暴。任何事情推到最后都会变得非常糟糕，所以最好还是配合我这么和气的人吧，虽然我可能不是最和气的一个，不过对你应该是最和气的，其他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关心你的。这样其他人来时你就可以说你已经做过了，他们就会高兴地离开。没有人会再对你多讲什么，绝对不会。”

其实我并不确定这种说法会不会很有说服力，但实际上还是挺有效的。

我在想这番话的时候，对它的真实性有点担心，因为就我所知，这一带不会有其他人口普查员再来了。不过我转念想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尽管没有人再来了，但是每个人都想以某种方式被别人了解，如果这个人心里那种愤世嫉俗的情绪——这种情绪我们每个人都有——占了上风，阻挠了人口普查，结果他或她只能是伤害了自己。那会多么可悲呀，这个人就只能等着另一个人口普查员到来了。所以由此来看，我只是诚实描述了事实的对立面。就像地狱里的人说的，任何一件事都和它的对立面一样真实。

如果有人无论如何也不愿回答问题，就是不愿意配合，那我就在地图上做一个记号，表明这个地方有人拒绝了我。后来我发现在做这种记号时，自己的心情并没有受到影响。其实我对于人口普查工作的态度非常矛盾，所以不管事情进展如何，我从未感到沮丧，总是心情愉快。

D

开车时唱歌是我们家的传统，这是因为我们的车里从来都没有收音机。我一直以为带有收音机的车会更贵些，至少过去是这么认为的。如今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一点，所以从那时起，我们的车上就一直没有收音机。我觉得汽车本来就应该是一种机械骡子一样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可以把你带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你想去哪儿，它都能带你去。它不用跑那么快，也不必长得像骡子那样好看——反正我喜欢骡子的样子——不过除此之外，其他功能都应该跟骡子大致相同。当然了，骑在骡子背上的人通常都唱着歌，这副情景岂不比骑着骡子听收音机更赏心悦目吗？

在通往D城的路上，我儿子纵声高歌，我也在唱。我对于即将到达D城一事既害怕又期待。不过我并不确切知道D城在哪儿，所以对于去往D城一事毫无心理准备。大家知道，我父亲的老家就是D城，他在那儿度过了他的童年岁月。我儿子扯着嗓子放声高歌，那首歌的内容是，一头黄油做成的牛，这头牛好像是个诡计，用来耍弄歌里的某个人。这首歌真是太吵闹了，我不得不制止他，不让他继续大声唱歌，他不太高兴。可是我们已经进入D城，我别无选择。我在竭力回忆30年前我父亲所讲的事情，可惜现在大部分都忘记了。

事实上，D城并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感觉甚至可能会与多年前骑马拥入这座城市的野蛮士兵一样，只想一把火烧掉这座没意思的城市，把那些尸体的头骨一个个摞起来。每次看到一个毫无特色的地方，这种感觉就会在胸中激荡。人人都梦想着他所期待的地方也在静待自己的到来，这是每一个旅行者的梦想。

也正因为如此，当你发现在自己梦寐以求的地方矗立着的居然是另一种东西，一个破烂不堪的城市，你心里只能冒出这样的念想：快烧掉它吧，烧掉它！然后把头盖骨摞起来！

就这方面而言，我父亲倒是讲过很多有关D城的事情。我自己也对D城了解很多，不过这倒不是因为我特别想了解它，只是因为孩子时期的我渴望多了解一些有关城市的知识罢了。我在倾听父亲讲话时抱的就是这个目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我努力想要回忆起父亲讲述的内容，可我什么也想不起来，有关D城的所有信息都跟我对城市的普遍理解综合在一起了，要想回忆起父亲的话，我必须首先对自己有关“城市”的观念进行解构，而这并非易事。

无奈，我只有希望这座城市本身能让我想起它，能让我回忆起父亲告诉过我的事情，悲哀的是，结果并没有。

不过，这毕竟是一个城镇，我们挨家挨户地拜访，在那儿待了好几天。据说这里的居民有240位，所以我们得忙活一阵子了。

尽管D城确实不尽如人意，可依然有人住在这里。在进行人口普查时，我们经常会遇到许多奇怪的人，可是又无能为力，我们没法让他们回归正常。不过人口普查所要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但我无法认清并欣赏每一个被普查的人的特质。这确实是个真正的失败，这种失败感在我心中不停萦绕。在跟一个人说话时，我必须了解到这个人独特的地方，然后这些信息又会通过我传回人口普查办公室，这样这个国家（事实上是所有国家）的人民身上最独特、最优越的特性就可以汇集在一起，可以被世人感知。

第二天，我们发现了一个人，他是D城里第一个让我们找到这种火花的人。第四天，我们又发现了第二个人和第三个人。第一个人住在广场旁边一所狭小的院子里，他们家院子里有一个喷泉，上面布满了苔藓。我们敲了敲门，一个留着大黑胡子的人走了出来。我解释完来意，他带领我们来到一个宽敞的房间里，这里摆满了桌子，所有桌子上都摆放着木头拼图、切削工具、板材坯料、钉子、抛光器具、绘图、画笔、线圈、电线等，摞得高高的。“我是个木匠。”他解释说。“你还会做木头拼图？”“没错，我会。”

那些拼图都非常精美，超乎我的想象。我的拼图技术一直很糟糕，我想那是因为我从一开始就主动放弃的缘故。本来应该鼓足勇气、有一个完美开局的，我却从一开始就放弃了。我从一开始就把拼图交给了别人，或者说更可悲的是，我从一开始就在漫不经心地拼拼图。我的确是非常心不在焉，根本没有用心，之所以拼下去只是为了让别人知道我对它有兴趣。如果有一天，我用切碎生姜的缓慢速度终于有了一些进展，比如，拼图的第一部分已经有了眉目，可是这时有个一直观察我拼拼图的人也想动手试一下——在我拼图即将完工之时，他终于忍不住伸手指点一两下，这些人在这个时候总是如此——在这种时候，恰当的做法应当是无视他的看法，自己仔细考虑，哪怕那会延长拼图完工的时间，可是相反，我却总是立刻把拼图交给别人，尽管此时拼图已经差不多算是完成了。这些事情表明，我的天性有多么贫乏。考虑到我的职业就是外科医生，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认为是我们那个地区重要的外科专家，这种贫乏就显得更加荒唐可笑了。能在人体上做的所有手术我几乎都做过，而且大部分都很成功，可是偏偏在拼图这个问题上，我始终没有多大进展。

不过我并没有对那位拼图制造者说这些。就在我陷入沉思之时，儿子在屋里转来转去，不时摸摸各种不同的拼图，那位拼图制造者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儿子。“我可以跟他说话吗？他不会介意吧？他能听懂吧？”“当然了。”我说。“我的意思是，他不会突然发病吧？”“不会的，不会发病的，你可以试试。”

于是那位木匠走上前去跟儿子攀谈起来。他的手不断比画着，肢体语言非常丰富。他俩看着那些拼图，交谈得非常愉快。接着我们去了隔壁的工作室，在这里他们相处得更加愉快了。事实上，那位木匠给我儿子派了一些杂活，让他给自己打下手。于是，我那几天在城里来回转悠着进行人口普查时，儿子就跟着那位木匠一起干活。作为回报，儿子走的时候拿了他一个钻孔机。我甚至不知道钻孔机是干什么用的，他也不知道，于是这个钻孔机就成了那位拼图制造者店铺的一种象征。不过毫无疑问，儿子对那家店铺的印象与我的印象大相径庭，毕竟我在那儿只待了一个小时左右。

在街上到处奔走进行人口普查时，有一天我来到了一个地下室，发现两个私奔的年轻人住在那儿。这些逃跑出来的人是否应当计算在人口普查范围之内一直是个问题，有人认为不用，不过我的观点正好相反。

男孩说话很快，他说他父亲是位拍卖商，而正因如此，他才语速飞快。“他是位拍卖商，所以我说话也快。”他就是这样解释他语速飞快的原因的。女孩说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能解释清楚，我说这是一项非常有用的技能。

那个女孩像极了一只天鹅。我眨了眨眼再仔细看看，没错，她的确很像一只天鹅。我告诉她我希望能叫她波莉·沃恩，不过她根本不知道波莉·沃恩是谁，于是我就解释了一下，说波莉·沃恩也是一个私自逃跑出来的女孩，她系着围裙躲在英格兰某个地方的灌木丛里，她的情人以为她是一只天鹅，射死了她，并因此遭到审判。“那后来怎么样了？”她问。“这个嘛，他想逃跑，不过叔叔建议他说，在审判结束之前不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因为他们绝不会因为他杀死一只天鹅而判他死刑的。”“可她不是一只天鹅呀。”那个女孩说。“你说得对，”我说，“我一直对这首歌里表达的观点不以为然，不过有人认为，其实那位叔叔的意思就是说不管她是个女孩还是只天鹅，大致都一样，无论如何他都会被无罪释放的。”

他们对人口普查之事一无所知，我只得从头到尾解释一番，把所有步骤都做了，而且还给他们刺上了标记。女孩很坚强，但是男孩在针刺到他身上时叫了一声。我问他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他们说他们要走的方向和我的方向正相反。他们打算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地方住下来，并就此咨询了我的意见。我说你们的问题不仅是怎么去这样一个地方，更重要的是去了之后干什么。那个男孩坚信仅凭他飞快的语速这一项本事就足够了，我觉得他说的可能没错。

我告诉他们我父亲大约是在75年前离开了这个地方，他的计划和他们的计划大体相似，并且最终发了财。

那个女孩一直似听非听的，这时却突然插了一句，问我父亲怎么样了，他现在在做什么。我犹豫了一下，终于说他已经不在了。这好像让她有点担心他们自己的未来，我解释说我父亲那时年龄已经很大了。“哦，”她说，“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大概17年前。”

他们相互看看。他们的眼睛在相互诉说着什么，说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反正他们彼此心领神会。“我们那时还没出生呢。”女孩说。“17年前，”男孩说，“她还没有出生，我也没有。”

我对他们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什么事情值得去做，然后就把全副精力投入进去，专心致志去做，其他的就不用尝试了。“不过总有人会试图说服你们，一直都会有人试图说服你们去做你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做的事。在人生岔路口上经常会有人给你提出差劲的建议，这就是青春时期最主要的危险，当然，还有自杀。”

她说她知道这一点，她曾经就此考虑过很长时间，她有两个好朋友都是那样死掉的。

男孩高谈阔论起来。他说对现在的孩子来说，自杀就跟谈恋爱一样。

女孩对此表示同意：“确实像是谈恋爱，而且还像是你在卧室墙壁上画上了一扇门，并且试图从那儿穿过一样。我的意思是，你想一下，门一直就在那儿，可是你却一直都没看见。”

她一边说一边玩着一张烂了的扑克牌，那是一张黑桃八。她突然抬起头来：“不过，我喜欢活着。对我来说，我会选择一直活着。”

她说，她有个阿姨开了一家托儿所，她从那儿了解了很多有关植物的知识，她可以从事那方面的工作。“她自己也可以开一个托儿所呀，跟阿姨一样。托儿所里的所有事物都按部就班，不合规矩的东西就扔掉好了，这样托儿所的小朋友也不会觉得不方便。”“没错，她可以这样做，她还可以卖花或者植物什么的。”男孩听到这些低声说了一句什么，她打了他一下。“那不重要，”他说，“一点也不重要。”

她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

我离开他们来到外面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在冷风中一步一步爬完地下室的楼梯。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泥土气息，阴冷的泥土气息。四周一片死寂，我回头望望，透过地下室破碎的窗户我依然可以看到他们——肩并肩坐在一起，她一边说话，一边用手梳着头发；男孩用手摸摸她的脸。我走开了。

和儿子一起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并不容易。虽然我很喜欢四处转转，虽然他也喜欢，我妻子也喜欢，可是这样做还是非常困难，因为别人对待他的方式与常人完全不同。有时候，我们甚至到冰淇淋店买个冰淇淋都不可能。我们可能来到了冰淇淋店外面，排好队，以为一切都万事大吉了，可事实上，这时候通常其他排队的人会和我们攀谈起来，有时候队伍中几个没人看管的淘气孩子还会骚扰他。不然就是大家直瞪瞪地盯着他看，甚至会问一些可恶的、毫无必要的问题。这时候，虽然我们还可以在这里买到冰淇淋，可是买冰淇淋已经不再是一件趣事了，于是我们只能回到车上，回到家里。到了家，我们立刻进屋，坐在那里不愿再动一动。每次，儿子都兴高采烈地在另一个房间里做他自己的事，而我和妻子则只能坐着回味整个过程。那种被人用异样眼光看待、被人排斥的感觉虽然微妙，却是那么深刻，久久侵扰着我们的心。

年龄渐长后，我们对这些渐渐习惯了，也可能是我们的脸皮变厚了。难道这意味着我们不那么在意了吗？我想应该是，不过似乎我们对所有东西都不那么在意了。

这一天，儿子和我站在D城一家冰淇淋店的窗口前时，我想起了这些事情。就是这时，我想到了20年前一件痛苦的往事。不过这件事和其他琐事一样根本不值一提，哪一件都没什么特色。人类的本性就是很容易变得非常残忍，而且变得非常迅速。他们喜欢这么做，因为这是实施他们权力的机会。

D城没有一个人还记得我父亲。如果我偶然说起我父亲很久以前曾在这里生活过，他们通常的反应就是提到他们认识的某个已经不在人世的人，说他可能认识我父亲。这个话题很不错，双方可以就此架起一座语言之桥，这样谈话才可以继续下去。但实际上，这种沟通完全是一种错觉。

在进行人口普查之初，我曾经三次都做了同样的梦。自从长大之后我就没再这样过。这三次梦境竟然一模一样。梦境伊始，我感觉自己是站着的，刚刚站起来。我在客厅里，后面还坐着几个人，三个抑或四个。我对这些人非常熟悉，可他们具体的面貌特征根本看不清楚。这时有人敲门，我起身去开门。敲门声越来越响，我穿过好几个房间，来到一个大厅。敲门声那么响，我简直不敢相信，好像有人想把门敲破一样。不过我并不害怕。我打开锁，开了门，外面站着一个人。

在梦里，站在门外的是我儿子，可我却不是我自己了。他不认识我。事实上，我觉得他好像在找一个人，而且梦里的我也不认识他。不过，梦里没有一点声音。是后来我才意识到，梦里竟然连一点声音都没有。

可是，如果没有声响，那怎么会有敲门声呢？我经常觉得这一点很奇怪。我觉得这可能是有人敲击门环时空气发生了流动，是空气在震颤。

大家可能觉得奇怪，我们的旅程怎么能进行得那么快呢？进行人口普查意味着从一家到另一家走访，每家都不能落下，可事实上，我们差不多很快就不用这么做了。这并不是说我作为人口普查员不负责任，相反，我对工作越来越认真了。我要说的是，我的态度越来越认真，因此就越来越清晰地知道作为人口普查员的我应该做什么，这让我明白我不再需要每家每户奔走了。

不幸的是，我之前给儿子解释我们要干什么时，说的是我们要到每一户人家走访，可现在计划有变，在看见一户人家时，我们总面临着进去还是不进去的选择。对于第二种选择，儿子表示强烈反对。他对一切正式礼节都非常欢迎和拥护，这是他的本性，因此，我们本打算要去拜访每户人家，如今却有违初衷，不去了，这让他很不愉快。

最终，我们差不多算是订立了一个协议，协议内容就是，如果有一户人家他确实想去，那我们就去好了。不过我还在协议中加入了一个警告：在我决定要不要去之前，他必须先表明自己的意见。否则，我相信他会坚决要求每一户人家都去拜访的。

后来有一次，他希望回到一户我们已经去过的人家，这就引起了另外一个问题。我知道他是喜欢在那一家的经历。那一家住着一对老年夫妇，对人很友好，还送给了我们一些苹果酒和其他东西，也许是枫糖。既然这样，我就同意了儿子的要求。

我们回到那所房子，到门前敲了敲，老太太出来了。

可老太太的样子好像忘记了我们曾经来过这里，不仅如此，她好像根本不认识我们。尽管我不认为她会不记得我们，可是她的确没有流露出一丝不自然的痕迹，样子非常镇静，若无其事。她请我们进来，我们把之前的事情重新讲述了一番，苹果酒的事也讲了。这一次，她丈夫没在家，不过有一个女的在场，好像是位表亲，所以我觉得她这样表演肯定有一定目的。她们肯定把这当成了一个玩笑，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她们还是决定继续演下去。

我很久以前就相信，一个人做善事并不总需要一定原因，做什么事也不必非要合理，这就是证明。

我们逐渐往山区挺进，地势越来越崎岖。一路上有松林、峭壁、湖泊与小溪相伴，这些东西就像是白墨水画出来的长线条一样。在铅灰色的天空下，我们在一条小溪里稍事梳洗，那种寒冷正是人们所谓的从未感觉过的寒冷，一辈子只能体会一次。那种彻骨的冰凉，只有你发现屋里有鬼的时候才能体会到。

我们在一个旅馆里待了三天，旅馆下面有一条瀑布。我随身带了一本穆特的书——《跳水中的几何学》。书里是一系列手绘插图，有时则是临摹的照片。穆特会找到那棵树，了解它的详细尺寸，对于栖息在这棵树上的鸬鹚也一样了如指掌。她照了很多照片，对着照片不停描摹。书里每一页上都是那棵树、那个池塘，按比例缩小。她，穆特，热切地希望世人都能够了解鸬鹚，并采用各种方式去实现这一目标。

我好像可以看见她带着那顶黑皮帽，手里拿着画具，蹲伏在池塘对面，一动不动地制图、画画，心里怀着美好的希望。尽管她是位卓越的市长，社会交往能力极强，尽管她有多个子女、三位丈夫，当时还被誉为优秀的剧作家，不过我还是非常确信，她真正的愿望应该是脱离自己的身体，化身为一只真正的鸬鹚。

大多数想要变成动物的人，其实从本质上讲，只是想要成为一个住在动物身体里的人。不过穆特并非如此，完全不是。我敢说，她肯定是希望成为一只纯粹的动物，从来不曾当过人类。她梦想着自己有朝一日醒来会变成一只鸬鹚，而且这只鸬鹚某天在树枝上休息时，绝对不会想到自己曾经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位市长。当然了，即使我们想象自己以某种方式变成了一只动物，摆脱了作为人类的一切特征，可我们依然难以明白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其实穆特也曾谈到过这一点。她曾在书中写道：

黄昏给一只鸬鹚的感觉与给人类的感觉完全不同。我们人类没有掌握一技之长，我们要想支配一样东西，就必须先改变它们的形状，因此不能理解具有天然的本领是什么感觉。而像鸬鹚这样天生的掌控者，无须努力就能获得对其他动物的统治权，只需要尽量伸长翅膀上每根羽毛，或者伸出尖尖的嘴巴、动一动灵活的眼球就可以了。可是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只能消除牛羊等动物的野性，这样才能驯养它们。要想骑马，我们还要驯服马匹，让它听从于我们的命令，这样才能保证它允许我们骑在背上。但是一旦经过改变，这些动物身上就带上了人类的痕迹，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它们只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而存在。所以，人类对于征服动物的胜利毫无光彩可言。

在人口普查办公室，我的一位上司告诉我：“你要去什么地方都有一个固定距离。你知道这个距离是怎么确定的吗？”

我没有回答。“好吧，你可以说这是由许多变量决定的，比如你的速度、地形地势、人为障碍、疾病等，不过我要说的并不是这些。”

作为一名医生，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上司来指示我该怎么做，因此观察这位上司的所作所为对我来说非常有趣，觉得做与之相关的工作也相当不错。我觉得他对人口普查的了解比我多得多，很多事我都需要他来指导，如果那天我没有了解这些事就离开了办公室，结果肯定会失败得很惨。我这样说是为了解释，为什么那天在他昏暗的办公室里我会那么聚精会神地听他说话。我甚至还可能前后走动了几圈，当然那并非由于局促不安，而是因为对他讲的每一点新知识我都非常期待。

他继续说。“无论老少——当然，你年纪已经不小了——人口普查员的普查范围是由他们的寿命决定的，直至抵达‘最终归宿’之前，他都要一直走下去。现在你就在朝着那个方向前进。不到一小时前，我考察你的履历时就决定要雇佣你，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我觉得你可以胜任人口普查员的工作，而是因为我知道你已经是一名合格的人口普查员了——你一直都是一名合格的人口普查员。不过现在你的努力就要融入这个集体了。”他说着，用手指了指一个木板，木板上用加粗字体写着一行字：人口普查团体是不受国界限制的。“你知道吗，人口普查局的历史其实比这个国家的历史还要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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