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红霞
出版社：三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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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试读：
前言
对于晋商，要说和该说的话很多。
晋商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种典范而奇特的商业现象，又是一个能够以其强势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庞大商人群体。作为一个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商帮，晋商能够在横跨明清两个朝代的500多年间，以锐不可当之势驰骋于中国的商贸和金融业界，并屡出妙招、屡拓新路、屡创商绩、屡赢市场，执牛耳于财货之域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这，委实是一个旷世的商业奇迹，而这奇迹就出现在山西。换言之，也就是由山西商人创造了这样的商业奇迹。作为山西人，对于先祖这样的伟业，在钦佩和敬畏之外，我们更有一份荣誉与研究、传承和弘扬的责任。
笔者生在灵石，长在太谷，生长在晋商故里，听老人讲也算是晋商的后代。民国30年（1941），祖父去天津其姐夫家族开设的“利和当铺”。由于去时已是十七八岁，这样的年龄在当铺学徒已是超龄，于是便在商号里帮厨，最后做到了大厨，学得一手好厨艺。祖父个性耿介，实在不愿意学做买卖，后返回老家灵石做了一介勤劳本分长于治家的农民。祖父家族中与之同辈份的从兄弟、族兄弟有许多很小就在天津、保定、石家庄、张家口等地学做买卖。外祖父生在宣统三年（1911），其父一直在保定经商，主要经营当铺。外祖父十三四岁时父母双亡，掌柜将外祖父接到保定学买卖并承担起了教养的责任。新中国成立前外祖父一直在河北石家庄一带经营银号，据说最辉煌的时候曾是七个银号的掌柜，除维持生活外，挣下的钱大部分都寄回灵石老家让族人帮着买房置地。为此，“土改”时也给自己挣了个富农的成分，除留了一眼偏窑和半床院外其余全部被分了。石家庄解放时外祖父的银号被政府接管，他只能带领一家老小十几口人回到老家灵石，像那个年代大多数成分不好又人口众多的农村家庭一样，外祖父一家过着拮据艰苦的生活，积攒的一些金银细软也在那个缺衣少粮的年代陆续变卖了养家糊口。外祖父乐善好施，急公近义，曾保荐提携资助很多族人乡里到外学买卖做买卖。老人家一生坎坷跌宕，曾掌握过巨额的财富，也窘困到无以果腹。记忆中的外祖父已是年老，终日淡然寡语，会写毛笔字，粗通推拿按摩，偶尔会说起自己做买卖的事情，却也只是零星半点、只言片语，可惜年轻的自己不懂得老人的珍贵，从未对外祖父的身世经历追问过，知道分寸的老人也从不絮叨。当我对晋商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时，老人们早已相继谢世，我知道我错过了许多珍贵而真实的历史……
笔者在号称中国的华尔街的太谷县城长大，住的院子位于县城西大街的巷子里，是民国一位闫姓商人宅院的偏院，这个偏院据说是商号存放布料的库房院。院子上方扎着缀着铃铛的铁丝天棚，院里有条石铺就的丈量布匹的地尺，翻修院里的房子时还从房檐下的缝隙里掉出了账本。传说这家的太太因受不了批斗改造，就在这院子里投了水瓮。——规整的四合院、厚重的砖墙过道、木质的窗棂格栅，这样的院子整条巷子、整条大街、整个县城都是，母校中师的校园就在太谷县城内孔祥熙的宅院里。
这些经历记忆都成为自己与晋商历史文化斩不断的缘分，渴望亲近、走进这段历史，渴望对自己先辈、对自己故土的这段辉煌历史有着清晰准确的了解。知道了我们的来处，才会理解我们的当下，也就清楚了我们的去处。——相信这是与我有着相同经历感受的故土人的共同愿望，也是作为晋商后人的责任与义务！
处于晋商故里的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在王美兰等老师的带动下，20世纪90年代就开展了晋商历史文化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搜集整理资料，组织学生社团，观览晋商遗迹，开设《晋商》选修课，《晋商》课程已成为学校传承地方历史文化的特色课程。笔者一直跟随王美兰老师做晋商历史文化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把自己了解的晋商历史文化按照自己的理解与思路在课堂上介绍给学生，与学生共享晋商先辈的艰辛、荣耀与智慧，这真是一份有趣而又有价值的工作！这本小书就是在课堂教学讲义的基础上完善编著的，书中引用了许多晋商学者大家的研究成果，为此一并感谢！笔者才疏学浅，错漏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批评指正。编者2014年10月
第一讲 海内最富
——晋商成就称雄商界五百年富可敌国晋商自明初走向全国，从14世纪后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在时间上跨越五个世纪，经历了将近20代人的前赴后继。
明朝嘉靖年间（1507-1567）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潘曾与人数说：“天下富家，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结果当时全国共有十七家列入，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两姓”。此时中国号称有十大商帮，分别是晋商、徽商、陕商、福建闽商、广东粤商、江右（江西）赣商、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苏商、宁波浙商、龙游浙商、山东鲁商等。与山西商帮并驾齐驱的是徽州商帮，而山西商帮又超过徽州商帮。谢肇淛（zhè）《五杂俎》卷四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即今安徽），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也就是说在明代中后期，山西商人的财富就不是徽商能比的。明人沈思孝在《晋录》中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史籍文献和实物佐证都能够说明至少到明朝中叶的嘉靖万历之时，晋商已经开始在经营范围和财富积累的过程中崭露头角。
由康熙、雍正到乾隆，山西富户由南部向中部汾州、太原府发展，平阳、汾州两府成为山西的殷富之乡。清代初年，拥有千万两家财的大户人家，中国只有两家，叫做南季北亢。南方是季家，北方是亢家。亢家拥有千万两以上的白银，他是山西临汾人。临汾亢家，在扬州沿大运河建有十几里的私家花园，这是在千万两以上的晋商。另外有八百万两白银以上的实力的晋商，有两家，一个是介休的冀家，一个是介休的侯家。拥有五百万两白银以上的家族，这就是祁县的乔家、渠家，太谷的贠家，榆次的王家和太谷县的曹家。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概念？清朝乾隆三十五年的时候，国家财政收入是三千五百万两白银，言外之意就是说，晋商三到五家财富的总和就和国家财政收入相当。所以在清代中期以前，山西就达到了财雄天下，富可敌国的地步。乾隆年间，“山西富户，百十万家资产者，不一而足”了。乾隆之后，由经嘉庆道光五十年的发展，山西被称为富省。1822年，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文化思想家龚自珍为了缓解内地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稳固边疆的政局曾向皇帝建议，将内地的人口大量向西北地区迁移，但龚自诊认为这个政策不适用于两个地方：一是江浙，因为这里的居民太柔弱，经不起西北的风沙；另一个地方就是山西，因为这个地方太富裕了，没有人愿意去西北吃苦。在谈到山西的富庶时，龚自珍用了这样一个词——海内最富。海内最富的标志不外乎这几个方面：第一、固定资产。在固定资产方面实力强盛，像著名的乔家、渠家、王家、冀家等等各有固定资产三五百万、六七百万、甚至上千万两白银，由此足见其富。第二、他们的流动资金丰厚，也各有上千万两白银。第三、从山西城镇经济发展中尤其是晋中一带一个县城的发展市肆繁华不下江南，诚如美国学者所谈的，太谷是中国的华尔街，有诸多的票号、商号。
咸丰三年（1853），广西道的监察御史章嗣衡，他在上奏皇帝的书中说：“臣伏思国家承平二百余年……四海之广，岂无数十巨富之家。臣耳目浅陋，然所目击者……如山西太谷县孙姓，富约两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仅仅把以上奏折中提到的山西人的家产做一个简单的加法，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还仅仅是一个清朝官员亲眼所见的数量，如果把整个山西富户的全部家产做一个详尽的统计，那得出的数字几乎不可想象。就是这一年，宗室亲王爱新觉罗·绵愉也对咸丰皇帝说：“伏思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过于广东、山西为最，风闻近数月以来，在京贸易之山西商民，报宫歇业回家者，已携资数千万出京，则山西之富庶可见矣。”
山西富室，多以经商起家。到了清代晚期的时候，随着山西商人天才般地创立票号以后，山西的财富又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据统计，在清代晚期的时候，家财拥有一千万两流动白银，全部资产过亿的山西人家，有87家，当时的清政府财政收入8000万两白银。也就是意味着在山西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有87户人家都比国家收入多得多。大盛魁当时的财富如果用五十两的白银铺路，可以从今天的乌兰巴托，当时叫库仑，一直铺到北京。所以叫万里白银之路。光绪时，晋商各家的财富登峰造极，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到了让人想象不到的地步。清代晚年，学者徐珂写了一本书叫《清稗类钞》，据此书记载，全国富商百强中，排名前16位的大财东都是山西人。徐珂在书中对光绪时资产在30万两以上的山西富商还排了一个座次，类似今天的福布斯杂志。平阳亢氏居首，为数千万两，其次有介休侯氏七八百万两，太谷曹氏六七百万两，祁县乔氏四五百万两，祁县渠氏三四百万两，榆次常氏、太谷刘氏、榆次侯氏80万两，太谷武氏50万两，榆次王氏50万两，太谷孟氏40万两，榆次何氏40万两，太谷杨氏30万两，介休冀氏30万两，榆次郝氏30万两。
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清代晋中还有被称为十大商贸家族的：最早成为商贸巨族的介休张原村的范氏家族和灵石静升村的王氏家族；资产最富的是介休北贾村的侯氏家族，其次是太谷北洸村的曹氏家族；票号和商业全面兴旺的是祁县乔家堡村的乔氏家族和祁县城内的渠氏家族；最有名气的典当业家族是榆次聂店村的王氏家族和介休北辛武村的冀氏家族；对俄贸易的首户是榆次车辋村的常氏家族；金融资本最强大的票号资本家是平遥达蒲村的李氏家族。纵横欧亚九千里足迹遍天下
明清晋商经营行业非常广泛，有“上自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之说。从其经营行业来看，大致有盐业、粮食业、棉布业、棉花业、丝绸业、茶业、绒货业、颜料业、煤炭业、铁货业、木材业、烟草业、药材业、纸张业、干鲜果业、饮食业、书业、鞋业、典当业、玉器古玩业、油业、铜业、洋货业、杂货业、账局、票号业等。民国元年（1912），美国驻天津领事馆有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发给各个会馆的，其中山西的会馆首席董事给美国领事回了一个报告说，由于山西商人在盐业、典当、钱业、颜料、纸业这些行业商号众多，不可数计，所以无法统计。
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山西商人把泽潞丝绸、解州潞盐、山西煤铁、平阳纸张等等山西特产运往全国市场，把南方的布匹、茶叶、食糖等运往塞北，把蒙古地区的牛马皮毛运往内地，更把中国土产运往日本、朝鲜，把茶叶丝绸运往俄罗斯，其活动舞台遍及国内以及日本、朝鲜、俄罗斯等国家。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人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凡有麻雀飞的地方就有山西人”。晋商的商路
晋商的对外贸易商路，有船帮和驼帮之分。船帮是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驼帮是通过骆驼（包括骡马、牛车）驮运，经由陆路往蒙古、俄罗斯、朝鲜等贸易的商人。海上贸易
晋商的海上贸易的商路是：长江—吴淞口—黄海—日本长崎，时间是18世纪，即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到乾隆晚期。
山西商人的海上贸易，也称之为晋商船帮。晋商范家直接从事海上贸易进口日铜八十余年，为国家铸造铜钱源源不断补充了铜源。范家远祖明代范至刚，就是有名的“市贸边城”的商人，历经八代传至范永斗。范永斗与其他七家商人，明末清初时在张家口实力最为雄厚。当时，在东北的满族贵族政权正在积蓄力量准备向关内明政权进军，通过在张家口的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龙等八家商人贸易，换取所需军用物资，后又将对明王朝宣战的“七大恨”交由晋商带回关内。所以清入关后，赐范永斗等八家商人为“皇商”，隶籍内务府。为了报答皇家的恩惠，范家在清初康熙征剿噶尔丹叛乱时，就曾随军贸易，承包军粮等物资供应，不仅获得政府嘉奖，自己也获得丰厚的利润。后来，滇铜不足，需要进口日铜，介休范家联络王刚明等六家晋商，通过价格竞争，接办了原来浙江商人对日本采购生铜的贸易，在18世纪，往返于长江口与日本长崎之间。乾隆八年（1743），洪洞商人刘光晟也加入日铜贸易。范家历经几代进口洋铜，到乾隆末年，因为日本限制铜出口，商人欠官铜过多而破产。
同时晋商从国内各地收购特产，出吴淞口经黄海运往日本。购铜商船每年放洋两次，第一次夏至时，就装载日人所需之中国土产杂物，乘季风驶向日本长崎，九月中旬，装载日本铜料等日货回国；第二次是小雪后、大雪前夕放洋，次年四月回国。他们常年漂泊海上，出没洪涛礁屿中，随时都有葬身鱼腹的可能。现在山西介休绵山顶上有一个妈祖庙，就是当年介休范家商船出海时，乞求海神保佑的见证。当时出口商品主要有山西特产潞安党参、辽州麝香、大同石绿、黄芪、汾州甘草、沁州石菖蒲、泽州衣针、太原瓷器、毛毡、天花粉，平阳龙骨、纸张以及丝绸、绉纱、绫子、锦罗、茶叶、扇子、笔墨、纸砚、书籍等等。日本人宫本泰彦在《中日交通史》一书中说：“中国书籍之传入日本，影响日本文化最大，此种输入或翻刻之书籍，入日本学士文人之手，致各地文运大兴。而清之考据学风，亦由是风靡日本学界。又诗集、诗论、诗话之输入，则影响日本诗学；小说戏曲之输入，则影响日本文学；画论、画谱之输入，则影响日本画界。其他医学、博物学等无一不受影响。”
晋商为追逐商业利润而奔走四方，把山西和全国各地的产品如丝绸、棉布、瓷器等通过海路输送海外，东到高丽（今朝鲜）、日本，南到印度和南洋各地，还在海口与葡萄牙、西班牙商人交易。但是这些对外贸易，一般是组织国内特产，运抵沿海港口，交由其他进出口商人与外商贸易，这已不属晋商船帮的海上贸易了。
应当说晋商中的船帮，仅仅是极少数商人。晋商对外贸易活动的重点不在海上，无论贸易规模或时间的延续性，主要还是通过陆路从事对俄罗斯以及欧洲的贸易。陆路贸易
1.丝绸之路。在明代以前，就有很多山西商人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与西亚进行着贸易往来。研究山西外贸史的专家渠绍淼先生在《山西与丝绸之路》一文中写道：“入明以后，由于交通的进一步发达和山西工商业的空前发展，促使晋商将更多的商品远销到国外，并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商帮。明嘉靖以后，晋商中出现不少大的盐商和丝商。但他们没有忘记‘丝绸之路’这条贸易通道，继续把以丝绸为主的商品陆运西方。这时向中东各国所输出的商品种类已大大增多，甚至凤台县（今晋城市）大阳镇生产的缝衣针和绣花针也已大量出口，几乎进入了中东各国的每个家庭，并久负盛名。在晋东南流传了数百年的‘大阳好钢针’民歌，是其生动的纪实。”商业的昌盛，又转过来刺激了生产，省内出现了生产专门化的地区，如潞州（今长治、长子、屯留、潞城、壶关、黎城、襄垣等县）的丝织业即是如此。当时在全国生产丝绸的专门化地区，有四川阆中和本省潞洲，潞丝和阆中蚕丝在国外同享盛誉。潞州营此业的家庭颇多，原料除来自本省外，还去江南和四川等地采集。盛时有织机一万三千余张，登机鸣杼者数千家。其产品质量也是全国最好的，郭子章《蚕论》中有“西北之机潞最工”之说。当时所织丝绸五颜六色，洋洋大观，使阿拉伯和欧洲人对这五彩纷呈的闪闪发光的织物，惊羡不已。
2.沿长城内侧的商路。在明朝就形成的沿长城内侧的商路，西到嘉峪关，东接山海关，长城外侧是广袤的蒙古族游牧地区。这条商路，从北京出发往北，经居庸关、张家口，再进入山西的天成卫（天镇），继续向西经阳和卫（阳高）、大同、榆林、宁夏、凉州、甘州、肃州、敦煌，然后进入新疆的和田、叶尔羌、喀什噶尔，越葱岭，进入阿拉伯地区。这条明代商路在清代仍然很活跃。
3.对蒙俄的商路——万里茶叶之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称的蒙古地区是依清制而言，含历史上的内蒙古和外蒙古。外蒙古是民国10年（1921）才宣布独立的。明前期，汉蒙军事对峙，官方只有贡市贸易，双方生产生活均受影响。边吏时有利用马市中饱私囊，限制贡市人数，蒙古人不能忍受“爨无釜”的生活便入塞骚扰。隆庆四年（1570）宣、大、山西总兵王崇古与当时的吏部侍郎张四维经过多方周旋，促成了“俺答封贡”，汉蒙互市局面形成。从此边界息战，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王崇古是山西永济商人的儿子，张四维的舅舅。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三家联姻，均为大盐商。他们早就有意疏通汉蒙互市，发展汉蒙贸易。自“俺答封贡”到明末，汉蒙双方定期的开关贸易，北来骆驼、牛、羊、马，南来盐、酒、糖、布、茶，相互交换，人民欢迎，商人受益。
清统一北方以后，为商业的发展进一步创造了条件。政府不仅对蒙古贵族宠封高位，通婚联姻，在经济上，更采取了扩大边市贸易和允许内地商人到蒙古牧区经商的政策，受到蒙古的欢迎。除允准边口和京师互市贸易外，康熙在平定准噶尔内乱中，又允准商人从事随军贸易。当然需要申请院票，由库伦、科布多、多伦诺尔、乌里雅苏台、恰克图等地官府监督。特别是清代前期，拓展北方驿站道路，仅在蒙古地区就有交通干线15条，230多个台站，驿路密布，台站林立，不仅为政府所用，也为商人提供了方便，恰克图、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各地四通八达。接着，康雍时期又鼓励汉人出边种地。“喀喇沁三旗，自康熙年间呈请内地民人前往种地，每年由户部给予印票八百张，逐年换给……”此项印票竟成具文“直隶、山东、山西人民出口耕种谋食者岁以为常……东自八沟，西至土城子一带皆食田直隶山东无业贫民，出口耕种者不啻亿万，此汉唐宋明所无”。这项政策，给山西人走出长城谋生开辟了又一条新路。经山西右玉县杀虎口穿过长城，就是萨拉齐、呼和浩特、包头，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土狭民贫”、终年劳作不得温饱的山西贫苦农民，便大量“走西口”。山西有“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挑苦菜”的民谣。山西人到萨拉齐、绥远、包头一带垦荒种地，发现蒙古人不善经商，在口内外之间贩运贸易盈利丰厚，从而很多在蒙的山西人走上了新的创业之路——经商。
在对蒙贸易中，山西商人不断拓展探索，逐渐开发了一条通往欧洲的茶叶之路，这就是经由内外蒙古或者新疆，对俄罗斯及欧洲的贸易路线：
武夷山—铅山—九江—汉口—襄樊—赊旗—清化—泽州—潞安—子洪口—太原—忻州—雁门关—黄花墚—西口（杀虎口）—归化—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
或经由库伦—科布多—古城—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西亚地区；
或经由库伦—科布多—古城-哈密—吐鲁番—喀什噶尔—叶尔羌—西亚；
或经由东口（张家口）—多伦诺尔—齐齐哈尔—呼伦贝尔—海拉尔。
在羊楼洞茶叶生产加工基地开辟之前，茶叶之路的茶叶来自福建武夷山。民国《崇安县志》记载：康熙十九年（1680），“山西茶帮经江西铅山，过分水关，来到下梅和赤石，设栈收购，建厂制茶。”清代衷斡的《茶市杂咏》载：“清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山西茶商的带头者之一榆次常家，在武夷山下梅村、星村等处定点采办，太平天国兴起后是汉口附近的羊楼山、赤壁这些产茶的地方，确保茶叶质量。茶叶由福建崇安县过分水关，入江西铅山县，装船顺信江下鄱阳湖，出九江口，入长江，溯江抵达汉口，转汉水至樊城，贯河南赊旗镇、洛阳，进入泽州，经潞安、祁县子洪口，鲁村停靠，然后经由太原、雁门关，出东口或者西口，抵达蒙古各旗。在汉口以南，一直是用船来运输。到了汉口起岸，就用高脚，就是骆驼、骡子，主要是驼队，运到归化城。
清代，中国对俄国的出口商品主要是茶叶，丝绸出口有所缩减。对俄罗斯贸易的主要市场在恰克图（蒙语词，意思是有茶的地方）、塔尔巴哈台、海拉尔市场。杀虎口和张家口是蒙俄贸易的两大重要枢纽。晋商开辟的南联河南、两湖、安徽、江西、福建，经汉口，直达武夷山、羊楼洞的茶叶产地，北接内外蒙古、新疆、俄罗斯，直达恰克图、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的茶叶之路，兴盛200多年。
湖北茶叶网报道，2007年4月初，当年中俄茶叶贸易口岸恰克图所在地的俄国布里雅特共和国国际旅行社董事长达尔玛女士一行，来汉口考察中俄茶路的历史，他们参观了当年汉口的俄国领事馆、巡捕房、工部局、巴公房子、汉口茶厂和武汉长江大桥，然后又到赤壁市（当年为蒲圻县）的羊楼洞参观茶园，及生产当年的“川”字牌砖茶的砖茶厂，他们为汉口至今还完好保存着这么多俄国人历史遗迹感到兴奋，并说，我们俄国人也没有忘记茶叶之路。
在茶叶之路的雁门关上，有乾隆三十六年（1771）阴三月立的一个石碑，上面写着：“雁门北关路靠崖，往来车辆不能并行，屡起争端，为商民之累。本州相度形势，于东路另开车道。凡南来车辆于东路行走，北来车辆□西路径由，不得故违干咎。”可见这条道路上商运繁忙、车马行人之众的景象。当地政府不得不作出车马行人“靠右行”的交通管制。
4.晋南到西北的商路。从太原向南，经临汾-运诚-永济-风陵渡-西安-兰州-凉州-肃州-敦煌-乌鲁木齐。晋南地区商人到西北地区者，多走这条路线。晋商中晋中、忻州、大同地区商人多走蒙古、北京、河北、天津、东北；晋东南地区的商人多走安徽、河南、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等南方诸省。晋商的舞台
1.蒙古市场
自秦汉以来，中原地区的汉族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政治军事常常处于对峙状态。但是，不管是和还是战，汉蒙民族之间的贸易始终没有停止，只有公开的合法的贸易与不公开的走私的贸易的差别而已。
雍正五年（1727），中俄两国签订的《恰克图界约》，确定中俄两国商人在恰克图进行边境贸易。雍正八年（1730），清政府在中俄边界中方建立买卖城（恰克图中国市圈）。凡由直隶出口贸易者，在察哈尔都统或者多伦诺尔同知衙门领取院票；凡由山西出口贸易者，在绥远城将军领取院票。院票书写商人姓名、货物及所往之地、起程日期。当时，归化、绥远、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多伦诺尔等都成了商业城市，据张正明先生考证，彼时恰克图有商号60多家，乌里雅苏台有铺房1000余间，多伦诺尔有坐贾1000余户。
在内地商人对蒙俄贸易的商路上，有一个的重要的商品运输枢纽是长城上的关口——杀虎口，政府在此设置税卡，晋商称之为“西口”，后改移归化城。出西口后的经营地域，主要是三大营地：前营、后营、西北营地。前营即乌里雅苏台一带，后营即科布多一带，西北营路则是北雅尔、伊犁、古城子（奇台）、红庙子等处。据《绥远通志稿》说：“绥为山西辖境，故经商于此者多晋籍。其时投运货物，经过杀虎口交纳关税后，至归化城行销。”这里的山西商人，分行商与坐商，行商贸易于大青山后和西北营一带，需向绥远将军署领取理蕃院颁发的“龙票”，这种“龙票”不仅便于清政府管理，而且对旅蒙商也是一种特殊照顾，持此“龙票”贸易者，“蒙户如有拖欠，札萨克有代为催还之责，且旗长对于此等商户，纯以礼客遇之。”所以，旅蒙商很少亏折，获利巨厚。行商驱赶着骆驼队，分赴前营、后营及西北营贸易。这种贸易途中没有旅店可宿，须结驼队行进，自携锅帐。驮运出去的商品，以绸缎、布匹、茶、糖、烟为大宗；运回的物资，以绒毛、皮毛、各种牲畜为主。从新疆方面回来的还有白银、金砂、鹿茸、葡萄干、杏瓜之类。运回的货物有一部分在丰镇、归化、包头出售。大约每年将二十余万只羊卖给京羊庄。鹿茸开市之时，交易量日达20万两白银，甘草约50万银元。
专门走草原到蒙民中去贸易的商人因为会说蒙古语，称为“通事行”。当时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大盛魁创办于清康熙年间，民国18年（1929）倒闭，存续230多年。大盛魁兴盛时驼队有16000～20000峰骆驼。人们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够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其从业人员之众，有六、七千人；其活动舞台之广阔，囊括内蒙古各盟旗和外蒙古喀尔喀四大部、唐努乌梁海、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及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塔尔巴哈台以至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内地有北京、山西、山东、河北、湖北、湖南、广东等省。大盛魁的创始人，是清康熙年间的三个穷汉，即山西太谷县武家堡的王相卿和祁县祁城村的张杰、史大学。康熙三十五年（1696），他们因生活无着，随着康熙征剿噶尔丹的部队进入外蒙古乌里雅苏台（前营）、科布多（后营）做生意。当时仅是肩挑小贩，蒙古人称为“丹门庆”（货郎）。征服噶尔丹以后，清兵移驻大青山后的武川，而部队供应仍大部依靠该部原驻防地山西右玉杀虎口。三人后来就在杀虎口开了一个名叫“吉盛堂”的商号。到康熙末年（亦说雍正初年），吉盛堂改为大盛魁，设总号于外蒙古科布多，以后又移总号于归化城（今呼和浩特）。
大盛魁对蒙古族牧民的贸易，有专门的商队“货房子”。“货房子”专销蒙族人所需商品和采购蒙古畜牧产品，采用骆驼队在草原上流动贸易的形式。“货房子”分为批发和零售两种。负责批发的“货房子”，包括帐篷1顶、商人和驼工20余人，骆驼和马200多头，狗十几只，每顶货房为一个销货单位，到指定的盟旗将货物成批赊销。专做零售业务的“货房子”，驼队大小视商品情况，有时只用一二头或三五头骆驼，驮少量货物，走串到蒙古人住的毡房做买卖。大盛魁为了稳住蒙古市场，规定在内地购进商品必须执行以下三条原则：第一，必须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和要求组织货源，如蒙族人喜饮砖茶，它就自设茶庄进行加工，保证质量。第二，从手工匠铺进货，必须以质量第一，选定以后，世代包买。小手工业铺户资金发生困难时，给予借垫。小手工业铺户难得取到这样大的包买主，自然保证质量，按时交货。第三，对蒙族人和喇嘛需要的专用商品，实行专门订货，不随意采购。如蒙靴、马毡、木桶、木碗和喝奶茶用的壶、寺庙喇嘛用品，都是选择工匠，特别订制，以保证商品齐全，质量可靠。因此大盛魁商品信誉极高，蒙族人只要看到“大盛魁记”商品，就争相购买。大盛魁的销货方式很有特点，他们抓住牧民对某些日用商品的急需心里和牧民手中缺乏现银的实际情况，采取赊销办法，甚至到期亦不收取现金，而从牧民的畜产品折价偿还，然后再将这些畜产品运销内地，获取双重商品利益。商品赊销是要计算利息的，即从商品赊销金额为本息，加上利息折合为牲畜或皮张，到期用实物还本付息。这样大盛魁又获得了一项利息收入。尽管这个办法使得牧民购买商品实际价格比较高，但由于大盛魁保证了牧民日常生活用品的质量和及时供应，同时也解决了牧民畜产品的及时销售，所以很受牧民欢迎。至于赊销商品的债务是否能全部按期收回，大盛魁并非全凭个人信用，而是使用一种“印票”。凡赊购商品者，须持地方官负责担保并加盖地方政府印章的印票。印票上写有“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这样，大盛魁就不怕放债收不回来了。
在内地对蒙俄贸易的商路上还有一个重要商品运输枢纽是“东口”——张家口。据一位老商人回忆：“张家口最大的企业是山西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于清初开设至光绪末年倒闭，临倒闭时，光顶身股之职员有二百九十人左右，而未顶身股之职员亦在几百人，有的说共职员一千人左右，有的说七八百人，是清朝时期对外蒙和俄国等地贸易的中国第二大型企业。”这个时期，每天从外地进入张家口之皮张、药材、杂物、牛马羊等可售1000两银子。其他商号如长盛川、大盛魁、大昌川等，都是重要的旅蒙商。大昌川茶店院内还有康熙皇帝赐予的双龙石碑，以表彰山西旅蒙商人的功绩。张家口城在清代的发展，是同山西商人对蒙贸易紧密相连的，张家口上堡的日昇昌巷，是日昇昌票号所建；下堡的锦泉兴巷，是锦泉兴钱庄所建。当时，茶是贸易品的大宗，历年运到库伦的茶叶多达30～40万箱。欧洲大战时，张家口的进出口额一度高达3亿两，但在十月革命与外蒙古独立后，在张家口的山西商人财产损失达到7000万两白银以上。晋商在张家口经营多年，使张家口受益极大，曾出现过金融活跃、商业发达的局面，成为华北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并获得“旱码头”、“皮都”和“塞北江南”的美誉。
海拉尔城，是雍正十年（1732）因该地水草丰茂，树木丛生，禽兽繁殖，土地膏腴，由驻呼伦贝尔将军奏准建城，于伊敏河左岸筑土房为围，划清街道，招山西行商市易，为蒙旗会集场。至今该地还有一个正阳街，为山西宁武人聚居之地，山西人吃醋的习惯也流传在当地蒙民之中。
归化城，在乾隆时已成为蒙古牧区第一大商业城镇。居民稠密，行户众多，一切外来货物先汇聚该城囤积，然后陆续分拨各处售卖。其商庄分京庄、山西庄，亦有俄商在此行销本国之货。其贸易以砖茶、洋布为大宗，其余为绸缎、铜铁、瓷器及日用杂货，俄商行销之物以糖、铁器、布匹为大宗。
包头，是祁县乔家商业发展起来的城市。乔家以包头为中心广设商号，在包头有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三大号，共19个门面，四五百名职工，还有复盛菜园，复盛油坊，粮店有通和店、复盛兴、复盛和、复盛西店，钱铺有广顺恒、复盛协、复盛锦等十几个商号。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
2.西北市场
晋商开拓西北市场，可以追溯到元明时代。传说祁县刘某在家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作，被人瞧不起，愤而出走，多年没有音信，大家都以为此人已经死了。一个大年三十刘某突然回到家中，家人不敢说话，以为是做梦。后来才弄明白刘某出走新疆，在那里筛金沙子发了财，如今带着金沙回来了。据说当年祁县人走新疆有“三不回家”之说，没钱不回家，富了不回家，不穷不富也不回家，有一种回家就是“白骨归里”。乾隆二十一年（1756）清军收复伊犁，祁县人张云中随军贸易进入伊犁，设古城（奇台）为后站，迪化（乌鲁木齐）为中心站，伊犁为前站，以经营茶叶、绸缎为主，长期驻扎新疆，生意很好，来新疆的祁县人越来越多，聚居于伊宁一带，自然形成一个“小祁县”。后来繁衍生息，一代一代，伊宁城东南这个祁县人集中居住的圩子，就正式取名“小祁县”。现在这个村里有300多户，1500多口人，祖籍山西祁县者占90%。当时在古城的山西商人很多，亦有“小山西”之称。祁县人在新疆先后经营有绸缎、茶叶、百货、烟酒、饭店、药材、皮毛、金沙、玉石、运输、银号、票号，出名的商号有三元成、天元新、天元盛、日星功、天成银号、蔚丰银号等等。
山西晋南地区商人在陕西、宁夏、甘肃、青海、西藏多做皮货、药材生意。三义堂在西北地区经营百货、皮毛，总号在包头，商号一直延伸到酒泉、敦煌，商品远销迪化。后来三义堂酒泉分号改为兴盛西货栈，由长途贩运批发贸易改为货物转运，业务覆盖新疆、宁夏、内蒙古，陕西、兰州，并建立了自己的销售网络，用骆驼与汽车运输，货栈业务发展很快，天天客房爆满，押货、接货、发货、联系业务的人络绎不绝。该商号的经营一直持续到1956年公私合营。
3.东北市场
清入关以前，晋商就在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经营商业，并且延伸到朝鲜，购进高丽人参，销售四川夏布。太谷曹家就是发迹东北的。
太谷曹家创业者是明末清初曹三喜，他不愿死守太谷，出外经营，跑到东北三座塔，做种菜、养猪、磨豆腐的小本生意，辛勤劳动，精打细算，生意日有发展，继而用高粱酿酒，开设杂货铺，三座塔人口日渐增多，乾隆时在这里建立朝阳县制，当地流传“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此后，曹三喜的生意扩展到赤峰、凌源，建昌，继而发展到张家口、沈阳、锦州、四平、营口等关外七厅。其经营项目，有酿酒业、典当业、银钱业、杂货业。随着清兵入关，曹家商业由关外七厅发展到关内，逐渐遍及半个中国，经营项目达13行之多，商店总数达540个，其中资金雄厚的钱庄、票号、当铺、粮店、酒坊就有120余个，总资本达1000万两白银，雇员最多时有37000余人。
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领东北以后，在东北的山西商人先后回返山西的不少。截至1933年7月1日的山海关报告，东北沦陷有17万晋商经山海关返回，但是据估计仅回来了1/3，还有2/3还在东北，那就是在东北大约有50多万山西商人。
4.东南市场
明代政府实行食盐开中制，晋商开始进入两淮盐场，在扬州地区非常活跃。山西临汾亢家堡的亢氏家族，就是从事淮盐贸易的大盐商，他在扬州有多少资本没有史料记载。据说：“亢氏业盐，与安氏齐名”，当时扬州有“北安西亢”之说。所谓“北安”，即安麓村（亦有称安绿村者）。安在康熙年间，曾是扬州“盐务商总”，是扬州两淮盐商当中实力很大的头面人物。据记载，在扬州城西北角虹桥小秦淮河附近，建有“亢园”一所。“亢氏构园城阴，长里许。自头敌台起，至四敌台止，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在小东门外，还有“亢家花园”一处。另外，扬州的“个园”是另一位山西商人大同黄家的私家花园。
苏州，乾隆三十三年（1768）山西商人在苏州开设的钱庄有81家，现在的江苏省戏剧博物馆即当年的全晋会馆，就是山西钱庄商人的会馆。会馆建筑辉煌雄伟，据老人说，建筑材料包括琉璃瓦等大多是从山西运去的，并有山西工匠施工，吸收了当地园林建筑的一些特点，同时按照山西人的建筑风格建设。
山东为晋商阳城帮的活动舞台之一，清康熙年间已有阳城上伏村商人于三思、于之桧、于之桐、于钧等迁居山东。
5.中南市场
河南的开封、周口、洛阳、南阳、赊旗、朱仙镇等地，也是晋商的活跃地方。河南有33县有阳城商人。清康熙年间，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康熙皇帝的老师陈廷敬就出生于阳城县黄城一商人兼官僚家庭，他曾讲其家乡人“弃书册为贾人者数矣”，“大河南北……懋迁之人”很多。阳城地方碑刻有很多经商河南的记载：“吾村贸易于青、豫者众”，“商于豫者颇多”，“王海字大量，上伏里人幼从父贾河南”等等。据润城镇一些家谱记载，康熙年间，在豫经商的阳城人很多定居当地。民国年间，阳城帮在河南仍然很活跃，在周口有北留村贾瑞龙三代相传的稻香村果子店，三庄村曹得利、曹利昆经营的杂货铺，宋某经营的万泰油坊，章训村卫氏兄弟经营的煤、锅、碗山货铺等几十家商号，数百名阳城商人，仅卫家山货铺就有50人。在商丘有北留村赫梦兰的晋义杂货铺，润城镇贺得全的钱铺，外商企业贤大货栈20名职员中就有12人是阳城商人，利恒货栈有阳城10人，福盛和全部是阳城人。仅洛阳城内就有一个山西会馆和一个泽潞会馆。
现在河南朱仙镇、周口、洛阳、赊旗镇等当年的商埠，都保存着当年山西人修建的关帝庙，也是他们的会馆。赊旗镇关帝庙，建筑雄伟，前院有两个重九吨的铁旗杆，下面是铁狮子，铁旗杆上有三个斗。中院正殿，供奉关帝圣君，正殿楼上是关云长夜读春秋，大殿前是汉白玉雕刻的石牌坊，数十米之高，中间雕刻福、禄、寿三星。当年会馆宣传：商人用秤，一斤16两，秤杆上一两一个星，满16个星为一斤，即北斗七星，南有六星，加上福、禄、寿三星就是16星。称星谐音就是“诚信”。诚信经商，就有秤满斗足，绝对不能缺斤短两，缺一两折福，缺三两折福、禄、寿，超过三两，不仅没有了福、禄、寿，就连南北都没有了，你这个人就不是正常人了。如果秤星不足，欺诈哄骗，关老爷定会给你治罪。现在，河南省南阳市政府正式在赊旗镇关帝庙挂牌“南阳市诚信教育基地”。
安徽是阳城帮商人的第二大活动舞台。清乾隆年间，有阳城人张洁、魏郭志向安徽颍州的阳城“谋生之人，懋迁彼士者乞募”，道光初年阳城商人杨英奇曾“寄居泗州一子”。民国年间颍州会昌和纸烟公司的经理是阳城润城镇马松山。其它如合肥、太和、三河、六安等地都有很多的阳城商人。安徽亳州山西会馆的戏台，当年晋商修得十分漂亮，人称“花戏楼”。近年安徽卫视台有一个专题节目叫“花戏楼”，就借用了亳州晋商会馆舞台之名。
道光初，山西介休冀家，在湖北樊城、襄阳等地的商铺有70多家，经营以当铺为主的有钟盛、增盛、世盛、恒盛、永盛等10家，次为油房、杂货铺，其中资本在10万两以上的商号多家，这时冀氏有资产达300万银两。但冀氏富后不愿露富，冀国定为掩饰其富，有对联云：“处世无才惟守拙，容身有地不求宽。”
在广州有一条长街叫濠畔街，其房子多是山西票号、杂货商、药材商修建的。海禁未开以前的广字号商铺，如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商号。由海上出口的茶叶，如销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商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潮帮商人又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转销南洋的。老广州称纸币为“银纸”，溯其源乃出自濠畔街的晋号银庄。在濠畔街众多银号中，山西商人办的西号最够气派。起初他们把银砖摆在柜面，每当碎银块上天平过兑不足时，便用银锤敲取银碎以补不足。后来市面碎银流通多了，不必随时敲取，银砖便成为西号彰显气派的陈列品。在执掌广州金融业牛耳时，西号创汇兑交纳之先，发凭单支票作白银保值，商界中人亦乐于使用，广州人称之为“银纸”——这就是后来广州人称纸币为“银纸”的来由。
晋商的茶叶之路，原起福建武夷山下梅村，后来因太平天国，道路不靖，改到湖南、湖北、江西交界处的羊楼司、羊楼洞。在羊楼洞的采购、加工茶叶的作坊有100多家，其中晋商的作坊有80家。蒙古人、俄罗斯人喜喝砖茶，欧洲人喜欢喝红茶。晋商在这里专门加工北销的茶叶，有200多年的历史。砖茶开始称“帽合茶”，是由人工脚踩制成椭圆形茶块。每合重量正料7斤11两至8斤不等，每3合1串。清中叶时，帽合茶发展为砖茶。旅蒙商在湖北羊楼洞加工制作。其他茶叶如绿茶等各品种，在六安、合肥、江西九江等地采购。然后装载北运，直达外蒙古、俄罗斯与欧洲。
6.西南市场
晋商不仅北上南下，而且进军西南边陲。“四川隆昌、荣昌、内江一带盛产夏布，为朝鲜族喜穿之衣，中国人畴昔也有穿者。经营此业者，均多山西中区人”。晋商在四川还做井盐、药材生意，并且把票号设到了自流井、巴塘、里塘、打箭炉、雅安。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贵州茅台酒。据贵州省工商联合会《贵州茅台酒史》记载：“茅台村位于赤水河畔……由四川入黔东盐船，经泸州、合江溯流而上，直达茅台村。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食盐转运点，逐渐繁荣起来。当时运销食盐的商人和票号，大都是山西人和陕西人。……这些商人腰缠巨万，生活奢靡，终日饮宴。为了提高酒的质量，就从山西雇了酿造杏花村汾酒的工人来茅台村和本地酿造工人共同研究制造。据说最初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由一个山西商人郭某雇工制造，继而由陕西商人宋某、毛某先后雇工加工改良。”又说，“茅台酒的产生，最初只是茅台镇的山西、陕西人经营的盐号为了酿酒自饮而附设的个别小酒坊，……据1841年《遵义府志》记载，当时专为销售而酿造的烧坊‘不下一二十家’。”这些酒坊的酒逐渐演变成如今的茅台酒。
在云南昆明的黑龙潭有残碑一块，记道光十八年（1838）建筑文昌等殿宇时，“云贵总督史捐银四十两；云南布政使捐银三十二两；山西太原府榆次孙云汉捐银二十两。”孙氏无官衔，捐款名次紧列布政使之后，大概是在当地经商的山西商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晋阳人周永沣在昆明金殿有三笔捐献：一是大铜鼎一尊，直径约一米多，高约一米半；二是铜殿悬挂铜制牌联一幅，长约2～3米，宽约15～20厘米，厚约2～4厘米；三是重修殿宇捐银60两，周永沣应该也是山西商人。
7.北京市场
自明以来山西商人在北京就很活跃，到清代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北京的粮食米面行，多为山西祁县商人经营；北京的油盐酒店，多为山西襄陵人经营；北京的纸张店，多为山西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北京的布行多为山西翼城人经营；鲜鱼口往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其他如颜料、染坊、干鲜水果、粥行等都是山西人占优势。专为宫廷搬运元宝的“茂盛永”，专为百姓服务的小米粥摊贩，都是山西翼城人。北京至今仍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均是山西浮山、临汾等地商人经营的企业。但是势力最大的还是经营货币信用活动的银钱商人，如钱庄、当铺、印局、账局、票号等。北京前门外的草厂胡同、施家胡同、大栅栏、粮店街一带为山西商人聚居经营之地。当时虽然江浙商人、山东商人、潮州商人等都在京城逐利，而山西商人则独占鳌头。
清朝北京的粮商，多集中在正阳门外大栅栏西口南北向的粮食店，一直到清末民初，仍然是各地粮商云集的街市之一，粮食店街之名相沿至今。临汾亢家在北京所开设的米店，正是设在这里。据记载：“京师大贾多晋人。正阳门外粮食店亢掌柜者，雄于财。”据说，一日，载米入城，“亢自督之。牛车数乘，络绎于道”。途中碰上了“无赖”平某，无故向亢掌柜借米，勒索酒食。亢掌柜“无计，婉求之不听”，白白给他了十石白米还不罢休。后来有一位“王爷”从此路过，拔刀相助，赶跑了平某，为亢掌柜解了围。亢家的米店，很可能是集行商与坐商、批发商与零售商于一身的大商人。亢家在山西临汾有“仓廪多至数千”，藏有米粮“万石”，亢氏的米粮很有可能是从临汾原籍运到北京的。亢家的米店设在粮食店街，他一次可以出售米粮“牛车数乘”，米数十百石，可见其实力之强。
中国人民大学李华教授，1958年带着他的学生在北京市调查，调查结果：当时在北京市保存完好的工商业会馆里，有36%是明朝时山西人的会馆。北京的前门大街，西侧是大栅栏，大栅栏对面的草厂胡同，即前门大街东西两侧大部分都是山西商人盖的。
8.国外市场
晋商涉足的国外市场主要是俄罗斯、朝鲜和日本，对欧洲其他国家以及南洋地区的业务甚微。晋商在俄罗斯经营茶叶、绸缎，购进皮毛、呢绒、金属制品。俄罗斯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纳乌、巴尔古今、比西克、上乌金斯克、彼得堡等都有山西商人。1919年山西省省长阎锡山接见俄国十月革命后从俄国返回的汾阳县商人代表，问及在俄国有多少山西人时，汾阳商人代表说，只知道从俄罗斯返回的山西汾阳商人有一万人。
中国对俄罗斯贸易主要是在恰克图、塔尔巴哈台、满洲里三个市场，三地基本是晋商为主。道光二十三年（1843）仅恰克图市场输俄茶叶12万箱，价值1240万卢布，还有曲沃烟丝、晋城衣针、大同铜器、太原陈醋等。1844年以恰克图为主的对俄进出口占当年中国进出口的16%和19%。俄国对华贸易占其进出口的40%～60%。晋商从俄罗斯进口皮毛、呢绒、金属制品。恰克图贸易是中国与俄国的商品交易市场，与广州海上贸易相对应，构成清廷对外贸易的总体。因为晋商独占恰克图市场，在这里的中俄贸易也可以说主要是晋商与俄商的贸易。恰克图贸易，自雍正五年（1727）开始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中俄天津条约》为止的130年间，可以称为兴盛时期。在这个时期，主要特点是中俄贸易由京、恰两地贸易集中在恰克图进行，贸易额由少到多，进出口商品变化，对晋商发展影响很大。汇通天下执金融界之牛耳
在平遥西大街上，有一座四合院式的古建筑，这里过去是一家商号，商号的名字叫“日昇昌”。今天许多学者，都把它看做是中国现代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单从外观上，很难把它和我们印象中的“银行”联系起来，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学者们在今天对如此简陋的地方，做出这样高度的评价呢？
清道光三年（1823），平遥城中一个叫雷履泰的商人开始尝试用金融票据往来的方式，代替施行了几千年的商业往来必须用金、银作支付和结算手段的老办法。为此，他开办了这间叫“日昇昌”的特殊商号。“日昇昌”的与众不同是因为它经营的商品不是一般货物，而是金融票据、存款、货款和汇款这些业务，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做这样生意的商号。雷履泰虽然只开办了“日昇昌”这一家票号，但他实际上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行业。在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别人仿效“日昇昌”的模式，先后开设了三十多家类似的商号。因为它们都以经营汇票为主，而且又都是由山西人开办，所以当时的人们和后来的研究学者都把它们统称为“山西票号”。
日昇昌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金融领域一个划时代的产物。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货物流通总量的增加，以及远足贸易的普遍开展，如何解决资金融通问题，如何解决异地汇兑问题，就迫在眉睫。山西商人创办“票号”解决了这一历史问题。
一百多年前，人们已经用“一纸之符信遥传，万两之白银立集”来形容山西票号了。这句话不光是夸耀票号的经营能力，更重要的是，它说明了票号给人们带来的便利。“万两白银”即使按今天的标准衡量，重量也将近一吨。带着这样重的贵金属做生意，实在不方便、不安全。用“一纸之符信遥传”这种汇票方式代替现银往来，不仅方便安全，更重要的是，它使原本凝滞的商业血脉顺畅起来，整个社会的财富随着这种顺畅得以迅速增长。
经济学家马寅初曾对票号的历史贡献，做出过这样的评价：“如是既无长途运现之烦，又无中途水火盗贼之险，而收解又可两清。商业之兴，国富以增，票庄历史上贡献不可谓不大。”
山西票号极盛时期是从1900-1910年，那时候大的票号存款在七八百万两，小的有二三百万两，盈利数额巨大。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光绪仓皇逃往西安。路过山西时，票号不仅完全支付了这个流亡朝廷的各种花销，而且还送给慈禧、光绪不小的旅费，其中仅“大德通”一家商号就拿出30万两银子。1904年，山西票号在全国一百多个城市开设了450家分号，经营的金额高达七八亿两白银。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昇昌14个分号，每个分号平均年汇兑量是231万，山西票号当时总分号有358个，还有4家没有注册，358家加上4家的总分号最少400家，一家230多万，那就是八亿多两。就连清政府的政府税收很大一部分也都由山西票号汇兑存储，山西票号获得了“汇通天下”、“九州利赖”的名声。
1905年，当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想要自己开办一家银行，以他这样的身份开设的银行，自然想要比别人开得规模更大，信用更好。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大批干练、成熟的人来经营管理，袁世凯首先想到的就是山西商人。那一年六月三十日，天津《大公报》的一篇新闻中说，“袁宫保以银行为财政枢纽，而欲办银行必须培养人才。山西汇号一切办法尚与银行近似，拟招汇商学徒，在津设立银行专门学堂……已派董观察赴晋劝募矣。”
票号的成功，甚至给西方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九世纪，很多西方国家驻华领事在商务报告中都提到了山西人开设的金融企业——票号。驻汉口的英国领事说，汉口商人与外埠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占先，它的作用几乎与英国银行一样。驻上海的英国领事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描述山西票号。它们的信用度很高，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通商口岸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一天，住在中国上海的一对年轻夫妇，正在筹备一次路途遥远的旅行，旅行的目的地是丈夫的老家——山西。这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回乡省亲，所以准备工作就做得更加慎重、充分。这对年轻夫妇的名字叫孔祥熙和宋蔼龄。日后，他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家庭之一。宋蔼龄对这次旅行，内心充满了不安。1973年，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曾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宋蔼龄内心的感受：“据她所知，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原始的。”但以后发生的事证明，宋蔼龄完全想错了。当她坐着一乘由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进入孔祥熙的故乡山西省太谷县时，她惊异地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罗比·尤恩森在宋蔼龄的传记中写道，仅在这个院子中服侍宋蔼龄的佣人仆役就有七十多人。这样的事并不仅仅发生在孔祥熙一个家族之中，这座县城中许多商人家族都过着同样的日子。因为当时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这里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晋商建筑品冠中华
纵观晋商史，山西商人的辉煌不仅仅是数百年来的发家史，那些零星散落在国人眼前的晋商大院，那些遍布全国的晋商会馆，无处不映衬着晋商那种不屈不挠、睥睨天下的智慧与气魄。
苏州，明清两朝的商业都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人们可以想象到的最奢侈的享受、最精致的生活都可以从这里找到。20世纪80年代，当这座城市的人们准备建立一个戏曲博物馆时，他们选择的馆址竟然是一座当年山西商人修建的会馆，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座会馆中那个精美的戏台。会馆并不是山西商人主要的活动场所，这里只是他们听戏、聊天、联络乡情的地方。现代学者余秋雨在讲到这件事时说：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盖了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要找一个南方戏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为文物永久保存，找来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个临时俱乐部里找到了。会馆不论如何精美都只是当时的山西人偶尔徘徊稍稍放松一下的地方，他们居家过日子的地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因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和电视剧《乔家大院》而蜚声中外的乔家大院，虽然统称为乔家大院，但并不是只有一个院落。它实际上是由6个大院、19个小院构成，占地面积8700平方米，房屋313间。到过这里的人，首先都会被这种建筑规模所震撼，进而自然会联想到这种规模所代表的巨大财富。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样的建筑并不是由一代人建成的，它是乔家六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它的建筑年代从清乾隆年间开始，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前后的时间跨度将近两百年。几乎所有的晋商大院，都是这样经过漫长的时间面积规模由小到大，建筑样式由简到繁，最后形成今天看到的格局。一些建筑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明万历年间。明万历年是公元1547年到公元1577年，距离今天已经有四百多年了。这些老房子的历史，直接印证出了晋商发展的时间脉络。
今天，这样的院子在很多山西县城中几乎随处可见，而昔日这些院子的主人即使在县城中都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物，正是这种普通更加衬托出一种气度，当高耸的屋脊、厚实的院墙密密匝匝地挤成一片时，这样的规模就汇成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象征——富裕。一两百年前，当大多数中国普通百姓还居住在土坯垒成的房舍里的时候，山西人已经把自己的生存环境提升到一个令今天的人们都羡慕的境界。当我们今天穿行在这些山西的古老县城时，当我们重新打量这些高墙大院的时候，每一扇门，每一间屋似乎都隐藏着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财富故事。晋商文化博大精深
明清晋商行走商路五百多年，现在虽然已离我们远去，但是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厚而影响久远的晋商文化。“晋商文化”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一门专门学问，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瑰宝。晋商文化，是在对山西商人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概括基础上形成的一大商业文明体系，内容丰富多彩，包括晋商的财富积累、商路舞台、商业组织、企业制度、经营艺术、商业与金融技术、商业伦理、商业思想、商业教育、家族传承、科学研究、文学艺术、社会文化、建筑居住、祭奉祀习俗等要素，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智慧宝库。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商业文化，山西商人们梳理绵延万里的商业血脉，调度上亿两白银，需要的不仅仅是精打细算或节衣缩食这样的小聪明，而要靠一种气吞万里、俯视天下的大智慧。是这种大智慧造就了明清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他们的自我写照。晋商文化的特点孔祥毅先生将它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唐晋遗风的经营思想。中国古代的尧、舜、禹、夏，都在山西建都。周朝建立以后，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为唐（今山西）侯，唐后来改为晋，唐叔虞就是晋国的始祖。当时周成王指示：“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叔虞到山西后按照成王要求制定的施政方针，既适当保留了夏代以来的一些制度，维护夏人的传统习俗，暂不实行以周礼为中心的宗法制度；同时依照游牧民族生产和生活习惯分配土地，开设田间疆界，以便利农牧生产，暂不实行井田制度，实行了不完全等同于中央政府的政治经济政策。由此晋国孕育出有别于其他诸侯国的唐晋文化，具有政治上博大宽厚、兼容并蓄，经济上求同存异、自强不息的特点。另外，晋人计然“贾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平籴齐物，关市不乏”的经营理念；计然徒弟范蠡的“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商业思想；猗顿“欲速富，当畜五孛”的经验；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艺术，也都成为晋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
第二，关公崇拜的商业伦理。孔子作《春秋》，述《论语》，思想博大精深，是中国的“圣人”，世界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思想影响了中国2500年，其核心是仁爱和中庸。他强调人伦关系，认为人立身处世的标准是忠义、诚信、礼节、德政，应当以此建立一种稳固、和谐的人际关系，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大同世界。这是中国人几千年以来的一整套特定的思维范式和行为准则。关云长山西解州人，一生身体力行“忠义”二字，是忠实实践孔子仁义、忠信的典范，忠肝义胆，诚信磊落，令万民景仰，被政府封为“关圣大帝”，民间视为战神、财神。山西商人财雄势大，足迹所至，到处建有规模宏大的“关帝圣庙”作为会馆，晋商的关公崇拜，一是与关公存在地域亲情，可以关公的忠义楷模团结教育约束员工；二是政府的褒封使关公神化，商人可借关圣帝君的神威保卫自身事业的发展和财产的安全。
第三，地缘贸易的创业之路。山西北边横隔万里长城是蒙古游牧民族，地处农牧两大经济区交接边缘，物资交换断不可少。明朝的“开中法”鼓励纳粮中盐，山西人借地理优势捷足先登。特别是因为山西土瘠民贫，不足以温饱，清王朝统一了北方蒙古地区后，政府奖励农民到内蒙古垦种，终年劳作不得温饱的山西农民便接踵走西口（杀虎口），如太谷王家、榆次常家、祁县乔家等等。勤劳善良的山西农民来到内蒙古垦殖后发现内外蒙古牧民很需要内地日用品，又不善经商，于是他们发挥自身忠厚善良而又灵活机动的性格优点，开始与当地人友好合作，迅速走上商途，并且生意越做越大，商路越走越远，贩运贸易，驰骋九州。
第四，和气生财的理财理念。晋商的理财理念与技术，发端于农业文明与传统的家规，不仅重视治家要勤俭，对人要讲信义，讲厚道，反对营私、巧取。更重要的是有一套传统的理财哲学，和气生财，以儒家的和合精神，事事处处以和为贵，待“相与”善始善终，友好往来，世代相传，严守商道商德。同时不断创新记账核算、信用贷货、信用贷款、信约公履、财务稽核、票据流通、“客栈”、“拨兑”等等，产生了晋商独特的理财理念、操作技术与管理方法。
第五，人本思想的企业制度。晋商的人本思想最突出的表现在企业制度、行会联络等具体的经营管理方面，最为突出的是人身股制度。四五百年以后的今天，美国的一些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试行期股制度，被认为是管理学的人力资本制度创新，相应的人力资本会计核算也被认为是会计学的学科前缘。其实山西商人的人力资本制度与人力资本会计核算比美国早了400多年。晋商的人力资本制度不仅体现了东伙友好合作，劳资双方和谐相处，而且股权融资制度、资本管理的正本副本制度、总分支机构的网络制度、员工退休后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特别是晋商商业行会（大行）及专业行会（小行）积极协调商业事务，处理商务纠纷，组织同人公益活动，解决了商号与商人自己不能解决的困难，此外诸如办义学、置义地、举办文化娱乐活动等等方面，也都体现了人本思想。
第六，官商相维的展业战略。经商发迹的山西商人，总要千方百计交结官僚，借以谋求业务的进一步拓展。清入关以前，晋商与东北满族贵族政权就有贸易关系，努尔哈赤从张家口的八家商人那里获得了大量军用物资，清入关封张家口晋商“八大家”为“皇商”。这些皇商从政府那里获得很多经商的特权与好处，财富积累最快，为其他山西商人所仰慕。为了与官僚和政府交结，晋商纷纷走捐纳、报效、买官的路子，耗费巨资，与政府官僚攀结关系，以借势拓展业务。咸丰三年（1853）阴历五月初三到十月初十日，山西各票号与账局捐资白银34万两、钱7万吊，十月下旬日昇昌等13家又捐6千两。平遥毛鸿翙的父辈至玄孙男子31名捐官，女子亦捐夫人、恭人。晋商住宅建筑也体现了这种思想，比如灵石王家楼栏石雕的“辈辈封侯”，沁水柳家大门墩石雕堂鼓与元宝等等。
对于晋商文化并非只有今天我们在关注研究，早在晋商活跃的历史时期就被广泛关注与研究。1912年，梁启超先生结束了十几年流亡海外的生活，回到北京。梁启超早年参与领导了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为了躲避朝廷的拘捕，他先是逃往日本，后来还曾到英、美等国游历。他不仅亲眼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富强，也体会到造成这种富强的条件之一就是整个社会商业的兴旺。回国之后，他希望那些明显领先于中国的经验能在中国得以推广。要振兴经济，就离不开商人的支持，所以特意出席了山西商人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在这个场合，他说了这样一段话，“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这些话并不是客套。梁启超对山西商人的评价，不仅仅局限在财富的层面上。他更看重山西商人们创造出的一种独特的商业文化。
清末，俄国驻中国领事馆的一位官员鲍戈亚夫斯基提到山西商人时用了这样的话：有些商行掌握了整省的贸易，其办法就是把某一地区的所有商人都招来入股，因此在中国早已有了美国托拉斯式企业的成熟样板。当时另一位西方人、德国学者李希霍芬（1833-1905），在1868-1872年间，七次在中国旅行，著有《中国》三卷。李希霍芬多次到山西考察，他说：“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金融机关——山西票号，掌握着全中国，支配着金融市场，可以说计算的智能劳动是该省的唯一输出的商品，这也是财富不断流入该省的原因。这种财源也受到鸦片的极大损害。在所有中国人中，对中国特有的尺度、数、度量观念以及基于这种观念的金融业倾向最发达的要数山西、陕西两地的人，作为最古老文化的保持者，他们获得了邻人或周围国家居民的精神上的优越感，保持了这种优越感的种族，即使在其后代丧失了政治势力以后也能通过发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显示精神优越的成果来。这种在西南亚洲明显出现的现象，在此地又出现了。山西人作为最古老文化的保持者，他们的优越感能以其他形式继续下去。”
第二讲 表里山河
——晋商崛起原因与发展轨迹山西，像是飘落在地图上的一片南北走向的菱形树叶。山西简称晋，别称三晋、山右、河东。它的东部边界，是雄峻的八百里太行山脉，成为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分界线。西边，是自北而南劈开黄土高原的晋陕大峡谷，黄河从内蒙古高原奔流而下，一泻千里。千里峡谷，山西与陕西隔河相望。陕北“信天游”与晋西“爬山调”，伴着黄河的涛声，激扬两岸。山西南端，母亲河转折向东，奔向太阳升起的地方，仿佛依依不舍，黄河抚摸着山西，缓缓地、默默地与这里的山川告别。这片菱形地域的北端，则是布满雄关要塞的长城。内长城与外长城，晋长城、赵长城与秦始皇修筑的“万里长城”，绵延横亘，划分出了农耕山川与大草原的疆界。山西这种独特的地理地貌内外环境人们用“表里山河”来概括。“表里山河”出自《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表里即内外，外有大河，内有高山。指有山河天险作为屏障。山西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曾经一再左右着山西历史的走向。表里山河不但是描绘山西地理环境的一个词汇，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山西历史的独特视点，我们发现在晋商崛起之路上，地缘政治的影响非常明显，表里山河的地理特点对商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与晋商发展有关的各个关键词盐池、开中制、走西口等无不与表里山河有关。从这个角度出发让我们梳理一下晋商崛起的原因。一、晋商称雄商界500年，纵横欧亚9000里，其起点和山西南部盐池关系密切。
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社会中，山西在农业生产上算不上发达，那么资源就必然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煤炭是现代工业生产的产物，这里当然不是指煤炭。和晋商，甚至可以说和山西千年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重要资源，那就是盐。山西南部的盐池，是中国最古老的产盐区之一，有三四千年的生产历史。《山海经》中记载的神话故事说：早在远古的黄帝时代，中国人已经开始在这里开采池盐。到了春秋时期，《左传》中已经有了开采山西南部池盐的确切记载。汉代时，曾在全国二十郡设盐官三十名，而管理这片盐池的官员为全国盐官之首。由此也可以看出盐池的历史不但古老，而且在统治者的心目中，地位也十分重要。不仅如此，盐还是中国最古老的商品。春秋时候管子就讲，盐是“十口之家，十人食盐。五口之家，五人食盐。无盐尔，饿死而肿。”人如果不吃盐要得大脖子病而致死。人人离不开盐，在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的古代，盐是一个大宗的商品。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他写了篇文章叫《历史与盐》。在这里头他认为商贾的贾，就是出于盬，而盬呢？就是指山西解州的池盐。他还认为，中国商业的起源同盐的关系极为密切。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早的重要商品就是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最古老的商人，恐怕就是山西商人。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化程度提高，晋国经济富庶，手工业发展，很多农产品与手工业制品进入市场，加上汾河与黄河水上交通，商业繁荣。晋文公（前697-前628）登基时，把百工和商贾纳入政府管理之列，使之成为官工和官商，即所谓“工商食官”，制订了“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政策，即减轻商税，除盗安民，商旅沿途往来安全。所以晋国无论是商业还是手工业都非常发达。随着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过渡，“工商食官”制度逐渐废弃，自由商人大批出现。《史记·赵世家》记载：上党“有城市邑十七”。在这些城邑里，一般“列市成行，店铺林立”，牲畜也在交易之列。在太原以北以西地区，农牧相杂或以牧为主，以游牧狩猎为业的戎狄民族，不仅用牲畜和畜产品与商人进行贸易，而且“贵货易土”，连他们赖以发展畜牧业的草地和宅圃，有时也用来同商人交易，换取其所需物资，所以商人们在那里也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山西自古有“盐铁之饶”，凡经营盐铁的商人，都很快发迹。《国语·晋语》中提到这些暴发为巨富商人时曾这样记载“夫晋之富商”，“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富可敌国的山西商人们坐着用金玉装饰的豪华轿车，穿着华丽的服装来往于各诸侯之间。司马迁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杨（今洪洞）、平阳（今临汾）陈西贾秦、翟（指陕西和西北戎狄民族），北贾种、代（山西阳高和河北蔚县一带）。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温（温县）、轵（济源）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可见山西已经成为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商品交换的枢纽。随着商品交换的频繁和规模的扩大，以生产工具和其他实物作为媒介物越来越不方便，不易分割，不易携带，体积大，价值低，而铜的出现与运用，使商品交换的媒介物逐渐被青铜替代。1971年保德林遮峪商代（前1600-前1100）墓葬铜贝出土，堪称中国铜铸币之滥觞，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铸币，比公元前600多年地中海地区一些国家铸币早500到1000年。重商的经济政策，不但培育了晋文公的霸业，而且战国七雄中韩、赵、魏三国也或多或少承袭了这种经济繁荣的余荫。
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些专门研究工商、贸易理论的人物，比如计然就是其中之一。计然，春秋蔡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传说他博学多才，天文地理无所不通。计然外表貌似平庸、愚钝，但自小非常好学，通览群书。越大夫范蠡尊之为师，授范蠡七计。范佐越王勾践，用其五而灭吴。《汉书·货殖列传》载：“昔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见矣。故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推此类而修之，二年国富，厚贿战士，遂破强吴，刷会稽之耻。范蠡叹曰：‘计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后来人们把它叫做计然之策。之后范蠡将计然之策用于商业实践之中，这位昔日的政治家凭借这套理论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商人。计然的“贾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平籴齐物，关市不乏”的经营理念影响了范蠡，范蠡则发展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他经商的手段——“陶朱术”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中国商业的代名词。几十年后，一个叫猗顿的人来到这位大商人门前，他从范蠡那里把这套商业理论学了回来，并在山西南部进行实践。他是个好学生，不久之后他就成为与陶朱公齐名的大商人。据说猗顿与一位名叫郭纵的铁匠一起，发明了用铁锅（称为“牢盒”）煮盐水生产盐的方法，以后这种方法一直延续了下来。今天临猗市还有猗顿的雕像，纪念这位晋商的远祖。在《汉书》中是这样描述猗顿的：“赞拟王公，驰名天下”，可见猗顿在当时的名气很大。根据近来的研究发现，不论是陶朱还是猗顿都是依靠贩盐起家的，陶朱是凭借齐国的海盐，猗顿是依靠解州的池盐。
汉武帝接受桑弘羊的建议实行盐铁专卖，由政府控制盐的生产、运输、批发与零售，盐商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但官管盐效率低下，满足不了社会需要，也无法增加财政收入。北宋雍熙三年（986），开始实行“折中制”，即商人把粮食运到边疆（称为“入中”），商人“入中”后授予盐引（称为“折中”）。然后到指定盐场领盐，销售。这就放开了盐场的运输与销售。庆历八年（1048），太常博士若祥制定“钞盐法”，规定商人交钱四贯八百，买一钞，可到盐池领盐引200个。宋元两代都实行了这种盐引制。这种制度为商人参与盐业贸易创造了条件，形成了河东盐商。这是山西人大规模从事盐业活动的开始。“折中法”是政府在盐业销售中的国退民进，成为晋商形成的历史机遇。二、与贩盐相比，山西人经商的另一支历史源头更得益于表里山河的地利优势。
山西地处边关，是北部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地区之间物资交流的中间地带，自汉代以来就是边贸最活跃的地区，南来的烟酒糖布茶，北来的牛羊骆驼马，在山西北部长城关口互市。山西人有着在边关与游牧民族互市的传统和经验。北上南下，贩运贸易，占尽地理优势。还是由于地处边关，历朝在这里都有大量驻军。因此与北边游牧民族和边防驻军的贸易，始终是古代山西商贸发展的一个特点。在这条商旅之路上，地缘政治的影响更加明显，场景也由黄河岸边移到了青山长城脚下，表里山河的地理特点开始对商业造成深远影响，商业活动也越来越与军事征伐、政治交易纠缠在一起。
汉高祖六年（前201），为了防御匈奴南下，高祖刘邦改太原郡为韩国，都城设在晋阳，封韩信为行王，坐镇北方。公元前196年，又把雁北和太原郡划在一起，称为代国，封他的儿子刘恒为代王。晋阳又成为代国的都城。汉高后八年（前180）吕后去世，周勃等人拥戴刘恒继位，史称汉文帝。刘恒苦心经营的晋阳，不仅是军事重镇，也是北方商业中心，农业也很发达，手工业水平很高，能造耀眼夺目的钢镜、铁镜等商品。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太原郡“户十六万九千八百六十三，口六十八万四千八十八，县二十一”。从晋阳城创建，经秦到两汉时代，是古晋阳的又一个兴旺时期。虽然汉民族与匈奴时有战争发生，但因为地理关系，晋人出塞与匈奴进行贸易很频繁，多在边关进行，称为“关市”。《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记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使马邑人聂翁壹，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聂翁壹“以财雄边”，他除经营大牧群外，还和匈奴进行走私贸易。还有一说聂壹除了商人的身份外，还是个皇家间谍，他由汉武帝亲自指派，以经商的名义为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征伐进行军事侦察。历史竟然以这样独特的方式掀开了波澜壮阔的一幕。聂壹的身影被此后在长城脚下、草原深处燃起浓浓的战火烽烟所遮蔽，有两个山西人卫青、霍去病统领的大军从雁门关出发远击匈奴，据历史记载，双方投入战斗的人员超过四十万。从雁门关外、长城脚下的汉代墓葬群我们就可以猜测出当时战争的残酷。唐朝一个叫李颀的诗人，走过这片古战场时留下这样一首诗：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聂翁壹的后代张辽，也与匈奴联系进行走私贸易，通过边地贸易，为曹魏筹集军饷。除了“关市”以外，还有一种市易叫“军市”，即沿边驻军和军屯之地，都有小型市集。“汉发三将军屯北地，代屯勾注”。勾注即雁门山，就设有军市，通过商人贩运货物，补充军用物资。
西汉以来，潞、泽栽桑养蚕、缫丝织帛已很普遍，使山西得以用丝绸对外易货，除有少数山西商人经“丝绸之路”西去做丝绸买卖外，多半是西域商人来山西交易，间或有欧洲商人前来，各地多留有他们的足迹。《中国交通史料汇编》记载：“清末西人在山西霍州灵石县地方掘得罗马古铜钱十六枚。现钱面镌文，盖悉为罗马皇帝梯拜流斯至安敦皇帝时代所铸者也”，梯拜流斯为罗马第三代皇帝，时值我西汉末、东汉初年。当时，灵石为山西古代三大都会之一，是来往于晋阳、洛阳、长安之间的要冲。灵石出土外币说明那时外商是假“丝绸之路”之便而来到山西的。与此同时，北越长城，途经蒙古，到西伯利亚转欧洲的商路，成了当时东西方贸易的另一条“丝绸之路”的分支。这从西伯利亚和山西境内发掘的青铜器以及太原通往蒙、俄边境和林的路上挖掘出土的汉代漆器都可以得到证明。两汉时期，山西地区商业贸易进一步发展，除了盐铁及其他日用品外，粮食也经汾河、黄河漕运长安。《汉书》卷七十六载：“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刀，入市斗变，吏不能禁。及翁归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馈，百贾畏之。”可以看出，两汉时期城市商业管理已经显得十分重要。
西晋（265-316）到北魏统一北方以前，战乱不停，冲击农耕，商业凋敝。北魏建都平城（今大同，398）以后，社会稳定，商品交换随着经济恢复与发展而趋于活跃，除与南朝通商外，还恢复陆上丝路贸易。随着佛教交流活动的发展而有了频繁的商业往来。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一书中提到，在今吐鲁番、西宁、太原等地，均先后发现过四世纪以来的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银币，即为佐证。在北齐（550-577），晋阳城是各地物资集散地，大量的畜产品、手工业产品在此交易，与国内以至西域诸国贸易往来。甚至城内出现了依靠租赁店铺而获取利润的人。当时，中亚、西亚人成群结队，络绎而来，在晋阳地区进行贸易。政府还设立专门供西方商人开展贸易的场所，便利来华外商的生活和商务活动，促进了中外贸易的发展。1999年7月9日，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发掘了隋代虞弘墓，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考证，虞弘的祖先出自西域，他从其父起就已经依附于一个柔然的部落，成为柔然手下的官员，曾出使波斯和吐谷浑，北齐时作为使节来到中原。不久柔然王朝被高车族灭亡后启用了他，随后又在北周、隋朝受到重用，临终前为隋朝的仪同三司，封爵广兴县开国伯，食邑达到了六百多户之多。在他59岁时，卒于并州（太原）。虞弘在公元579年前后曾统领代州、并州、介州三州的检校萨保府。萨保府是专管入华西域人事务的机构，其首领多为粟特、突厥等胡人，由于职责特殊，萨保的身份非同一般，检校萨保府级别还要高于萨保。在虞弘墓出土地5公里外的太原市王家峰，有一位北齐将军徐显秀的墓，墓内壁画墓主人仪仗队中也有胡人形象。太原之所以具有这样大的吸引力，主要是晋阳向西与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相通，向南可达长安和洛阳，向北通漠北突厥，向东则可到达河北道重镇恒州和幽州。天然的地理优势，山西地区成了民族融合的大舞台。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山西始终参与了与西域文明大交融，特别是素有“古代世界商贩”的中亚粟特人的络绎而至，带来了异域的物产、风俗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晋阳商业文化多民族融合的特点。
公元581年杨坚灭北周建立隋朝，封次子杨广为晋王，镇守太原郡，后来继承皇位称为隋炀帝。公元618年李渊父子灭隋，因其发祥地太原是古唐国，祖父李虎又在南北朝时被北周封为唐公，李渊继承这一爵位，故立国号为唐，当李世民父子率领大军南下中原时，大军中还有一个山西商人武士镬，是有名的木材商，李家父子最初的军费很多就是出自他的腰包。武士镬在唐朝建国后曾官至礼部尚书，但武士镬的出名是因为有一个特别出色的女儿，她就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武则天。武则天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是大唐盛世缔造者之一。太原是大唐帝国的发祥地，遂升为大总管府，领十三县。公元690年改称“北都”，公元742年再改“北京”。唐王朝在晋阳不仅储备军用物资，又大修宫殿城池，贞观十一年（637）李世民派大将李勤在汾河东岸修建东城。后来女皇武则天派刺史崔神庆在汾河之上建筑中城，形成了都城、东城、中城水上连城的北方最大的景观。晋阳城规模宏伟，府库殷实，户丁雄盛，成为除长安之外最大的城市。当时的晋阳交通四通八达，经济富庶，手工业、商业十分发达，是全国铸造货币的中心。铁制武器日臻完美，并州剪刀锋利无比，铁镜、铜镜盛誉全国。此外，晋阳硝石、葡萄酒都是当时的贡品。唐代的晋阳不仅城市繁华，而且文化荟萃，人才辈出。《通典·边防》中《经行记》记载，唐人杜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年（751）至西海（即地中海），在坦罗斯战役后被俘，在大食（今阿拉伯）居住了十年，后被释放，从海路回到广州。他到过该国的都城亚俱罗（即关德，今属伊拉克），看到“梭绢机杼”和“织络者河东人乐义懁、吕礼”。这说明山西手工业很发达，在公元8世纪就已在阿拉伯国家传授技艺了。天宝元年（742）改晋阳为北京后，与首都长安及南京（成都府）、西京（凤翔府）、东京（河南府）合称五京。据记载，当时的太原府“领县十三，户十二万八千九百五，口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七十八”。《通典》卷七说唐代开元年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从公元907-979年七十多年间，并州古城经历了后唐、后晋、后汉、北汉等几个王朝，轮番占领，经济凋敝。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王朝，969年派兵攻打北汉，979年赵光义率兵攻取晋阳，放火焚烧晋阳城，第二年又引汾水灌了晋阳城废墟，先后几次将晋阳地区商民强迫迁往河南等地，很多人离开家园，失去土地，被迫走上了商途。
宋元时期，太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贸易往来增加，成为南北货物的重要中转站和集散地。宋王朝所需的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至道二年（996）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据康基田《晋乘搜略》记载，宋朝庆历（1041-1048）时，“出藏绢两千余市马于岢岚。又诏三司出绢三万市马于府州（今陕西府谷）”。后来，常在并州设榷场和市，“夏人西来，辽兵南下，聚于麟府二州界上，对渡之合河、保德非当冲受敌，征调无时，辽夏皆利于和市。以此为控御之道。互市以缯帛纙绮易驼马牛羊、玉、氈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葁桂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铟沙、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著，听其民便。”山西北部的商人在代州雁门关与塞外商人贸易，私市硫磺、烟硝以及炉甘石入他界，时禁时放，或者经商于塞外甚至通商于欧洲。宋神宗时，山西商人参与中外互市商船的进出口贸易，在山东当时的密州板桥镇与舶来商品交换。元祐时，南方广、闽、浙商人运物至河东路，与晋商交易。山西商人也运山西解州盐到四川换取丝茶。
宋辽对峙时期，山西的大同、应县、朔州为辽东统治区，商业活跃，与西夏贸易往来频繁，西京（今大同）为商品主要集散地，西京西北的过腰带、上石楞坡……设置了对西夏贸易的市场，在朔州也设置榷场，对宋贸易，而民间走私贸易更是不可抑制的贸易渠道。
金代，黄河以北地区商业活跃，黎风《山西古代经济》讲山西洪洞“适当大路要津”，“骅（huá）骖（cān）之所奔驰，商旅之所往来，轮蹄之声昼夜不绝”。北部因与蒙古贸易，铁钱源源流入蒙区。贸易额之大，竟致蒙古人可以利用流入的铁钱铸造武器。
元代，帝国疆域横跨亚欧，塞北通往欧洲的商路进一步拓展。俄国同我国北部已建有完备的驿站，交通畅达，商旅大得其便。在和林（今外蒙古哈尔和林）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国际交易市场。这个市场的物资交换，以谷物易马为主，参与贸易的中国人，无疑都是山西商人。《马可·波罗行记》中写道，太原府工商业颇盛，产葡萄酒及丝，还有人经商到国外，到印度经商谋利，平阳府居住商人不少，太原、平阳之外，泽、潞的商人也相当繁荣。可见当时山西商人不仅活跃于城乡之间，活跃于塞外，而且已经从事对外贸易。三、明中后期晋商问鼎全国原因。
1.明初开中法的实施，是调动晋南商人外出经商的一个重要动因。明初，为抵御退居漠北的蒙古残余势力不断骚扰侵略，巩固政权，设防九边，边军驻扎的重镇均在山西以北，相当于现在的九大军区，屯兵数十万，一度达到了120万人。所需大量粮草、布匹等军用物资，全赖商人从内地采购贩运。为保证军粮的供应，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采纳山西行省参政杨宪的奏章，实行了“开中法”，“召商输粮而与之盐”，即向供应军粮的商人发放“仓钞”（食盐专卖凭证），凭“仓钞”领取“盐引”（贩卖食盐的凭证）。一般情况是200石粮食，政府给一张引票，拿这张引票，就可以去两淮、河东盐池换盐去，换盐以后你再去卖盐。这样中间的差额利润很大。这个政策有三个好处，一个是利于国家，第二便于商人，惠商，第三是利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这是个一举三得的事情。同时明政府推行屯田养兵，方式有三种，一种是军屯，一种是民屯，再就是商屯。所谓商屯就是招募商人到边境地区从事屯垦，将收获的粮食卖给军队。晋商发祥地晋南，自古就是河东盐池所在地，有盐这种商品可供经营。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一地商业要发展，首先产品要有剩余，有可与人交换之物品，这是商业发展的最原始的动因。如前所述盐造就了中国古代第一批大商人，他们中有许多是占有资源优势的山西人。因贩盐有厚利，山西又地临北方边镇，接壤各经济发达地区，位处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山西商人便近水楼台先得月，及时抓住这个机遇，利用优越的地理优势，开始了边地屯田和往边贩运，从而奏响了明清晋商兴起的序曲。
明朝时，扬州是中国盐业最大的交易市场，而扬州最有势力的商人原本不是山西商人，当时大量的盐引都操纵在两淮商人手中，但山西商人不急，只在两淮盐商资金短缺时给予慷慨借贷，条件是稍稍让他们一点对盐业的经营权。当时在扬州的山西商人中间最有名的叫席铭，他初到扬州时有一个当地的商人向他借了不少钱，后来还不了钱，只好拿他的商号抵债，没有想到席铭反倒说你把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东西都给了我，你一家老少难道喝西北风、喝露水吗？于是当场烧掉了借据。由于席铭办事比较公道，而且在关键的时候能够助人，不久就被扬州的盐商推为首领。目光远大为人厚道使山西商人做生意时有一种超乎常人的气度，这一点保证了他们能在商场上纵横自如。很快晋商在扬州风光占尽，他们不仅建立起精美的园林，甚至把一大片瘦西湖的水面都框进了自家的后院。“开中制”虽然为晋商兴起提供了机遇。但有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山西商人无法改变的，那就是这项制度是通过向前线输纳粮食的方式，来换取卖盐的特权。没有粮食就拿不到盐业的经营权力，而当时晋商手中显然缺乏大量屯集粮食的条件，因为粮食恰恰是山西最缺乏的农业产品。那么晋商如何解决这样一个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呢？明朝众多的山西商人中特别要提到蒲州的王氏家庭，他们的经商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整个的山西商人。王氏商业的创始人是王现、王瑶兄弟。他们的祖籍在蒲州，现在的山西省永济县，父亲曾经做过学正这样的小官，可是所挣的薪俸不足养家，所以王瑶和哥哥王现很早就开始迈入了商旅的生涯。在这段明朝的文人笔记中我们可以找到王瑶的身影，“公蒲善士为养生计而商也，生财有道，行货而重义，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寥寥数语就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儒雅忠厚的商人身影，“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做买卖的时候仍捧着书本不放说明他非常喜欢读书。王氏兄弟的这种选择也说明白山西为什么在明代开始就有这么多的人从事商业。这与明代初期山西的社会状况有关，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山西面临的巨大的人口压力，元末明初的一场农民战争，战区主要是在中原地区，十几年的战乱，中原地区人口丧失非常严重，相对来讲山西却是一个风调雨顺的社会环境。明初山西的人口总数达到了四百万。相当于当时河北、河南两个省的人口的总数，另外山西又是一个土地相对贫瘠的地区，明代文人陆琛，在他的《燕闲录》中讲山西是“土瘠天寒，生物鲜少”，可以说从明初一直到后来的近代，山西人口和土地或是资源之间一直存在矛盾。地贫人多使山西人不得不从土地中走出来，在交换和流通中取得维持生存的必需品，明朝中叶王瑶的外孙、宰相级的大官张四维在说到自己先辈涉足商界的理由时说：“吾蒲介在河曲，田陋而民伙，田不能一援，缘而取给于商，计春挟轻资牵车走四方者，十室九空。”这段文字虽然很短，但它不仅谈到了晋商最初的经商动机，而且还向我们透露出晋商在当时是怎么做生意的。“挟轻资牵车走四方”，实实在在地记录了当时晋商的事业是如何开始的。山西没有多余的粮食，但与山西隔河相望的河南，再往南的山东，却都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于是山西人开始推着小车，担着担子，将中原、江南的粮食运往北部边镇。在这种贸易中，不利的自然条件、人口压力都开始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山高水长，在认准了目标的山西商人面前已经变得无足轻重。而多余的农业人口，又恰恰是在传统社会中从事长途运输所必须的条件。从王现、王瑶兄弟的身上我们就可以对当时山西商人的行踪有个大概的了解。在这本笔记中说：“王瑶行货张叶酒泉间，复货盐淮，浙、苏、湖，往返数年”，他的哥哥王现走得更远，“遇张飨、敦煌，穷玉塞、历金城，转而巴蜀”，沿长江下吴越，最后到达山东。在三四百年前，在这些荒凉的古道上，可以看到许多匆匆赶路的山西商人的身影，靠着原始的交通工具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放下其中的艰苦不谈，仅仅这份胆识、这份将天下置于眼底的气度就不得不让人感叹。
这是晋商迈向成功的第一步，这一步迈得并不容易。推着木轱辘小车，载着沉重的粮食和盐，在崇山峻岭中穿行。行路之人不但要忍受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艰难，还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了思乡之苦。一定要走向富裕的信念支撑着他们，从始至终山西人都走得那么不可动摇，这一走竟然持续了四百年的时间。晋商这时开始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历史，到明朝中叶，晋商这个词频繁地出现在官方的文书、文人的笔记中。《明英宗实录》中记载往大同宣府办理输纳粮草军装，及贩马、牛、香、茶等物资的几乎全是山西商人，他们几乎垄断了报边中盐的特权。沈孝思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说“在扬州，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谢肇淛（zhè）《五杂俎》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他说的山右就是山西。
2.一地商业的发展是和全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分不开的。从明代到清末，中国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商业革命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有学者称为商业资本主义。中国的这场商业革命，也就是人们常常说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商业革命的标志，一是商品交易迅速扩大，使得货币金属与商品数量的比例变化引起价格革命；二是国内市场受限，商人积极进入国际市场，国内外市场开始连为一体；三是商业手工业等企业管理制度发生创新，开始实行规范化企业经营；四是商业发展引起金融业的一系列创新，发生金融革命；五是重商主义思想出现。有了全国这样一个大环境，晋商才有用武之地。不过，晋商故乡晋南，在当时并不是全国商业最繁荣的地方，晋商成功，不是因为故乡是商业区，而是由于他们走出故土，参与到了全国商业竞争中去。因为他们抓住了明清时期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这样才使得晋商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能够在全国呼风唤雨。
3.晋南和晋东南在地理位置上便于参与全国市场交易。元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一直在西安、洛阳、开封这条线上，晋南、晋东南属于这些中心地的拱卫区，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开展。
4.是人为和政策的因素。晋南自宋、元以来战事较少，社会安定，人口偏多，明初移民，晋南是重点，这就使晋南人散布到了全国，为晋商外出活动提供了有利的人际条件。
5.弘治五年（1492）开中“纳粟”改“折色”，即纳银，随即商屯解体，边商衰败，晋南商人适时地由边商成为真正的内商。为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求得生存和发展，晋商不失时机地完成了从区域、行业到组织形式的战略转变。原以北方边镇市场为活动舞台的晋商，先转移到两淮、江浙等盐业地区专门经营盐业，继而活动范围扩大到全国各地，业务也由盐业扩大到粮食、棉布、茶叶、绒货、颜料、煤炭、铁货、木材、烟草、药材、牙行等各行各业。为了适应竞争的需要，渐而形成了“行帮”、“朋合”、“伙计”等组织形式。这些实质性的转变使晋南商人由边商成为真正的内商，资本迅速积累，实力日益加强。当然，开中法也好，折色制也罢，都是朝廷向全国出台的经济政策，不独供山西人享有，可山西人抓住了这个机遇，这是晋商成功的重要的主观因素。四、明末清初晋商中心由南部向中部地区转移原因。
明末清初，晋商中的富商聚集地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由山西南部转移到了位于山西中部的汾州、太原两府。清康熙时期，富商集中在平阳府和汾州府，至嘉庆道光时期及其以后，富商几乎完全集中在汾州和太原两府。汾州府包括今天汾阳、平遥、介休、孝义、临县、石楼、离石、中阳等。太原府包括阳曲、太原、榆次、太谷、祁县、徐沟、交城、文水、岢岚、岚县、兴县等。
晋商中心由南部向中部地区的转移，是由下列因素促成的。
首先，晋中盆地数县地势平坦，适宜农耕，农村剩余产品较早地转化为商品，为商业的起步创造了条件。但中部一向缺乏大宗拳头产品，既无盐丝之便，又少煤铁之利，所以在商品经济的优势发展上比晋南、晋东南相对晚一个节拍。
其次，晋中交通区位优势明显，是晋南、川陕等通往省会太原和京都北京的通道，但元代以前，政治经济中心偏南，这方面的优势发挥不出来。元代定都北京，这条交通线就热起来了。到明代全国商品经济大发展，北京中心的辐射作用越来越强，晋中通道当然也越来越重要了。
复次，也是最关键的一条，是明万历以后晋中有了稳定发展商业和开发北边贸易的良好环境，有力地促进了晋中商人走向北边，走向全国。谈到山西商业发展的原因，多数学者重视明初开中法和明中期折色制对晋商的影响，这个观点对晋南商人是比较适宜的，对晋中商人就未必客观准确。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晋中在元末的军阀混战和明中期的蒙古边祸中都是战乱的波及区。所以，明中后期，尽管晋南商人已经遍布全国，晋中仍在一般的商业水平上徘徊。促使晋中商人走向北边，走向全国的契机有以下几个：
1.造成晋中商业兴起的一个重要外部契机是明万历初年蒙古俺答汗和明朝的议和。嘉靖年间，在蒙古比较靠近山西的地方地默川地区，就是现在的呼和浩特这一带，出现了一个新的部落首领土默特部的首领俺答汗，他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他主张通过和谈的方式、通过“互市”来解决边境纷争问题，所以他在嘉靖十三年的时候，第一次主动向明朝政府提出“封贡”，所谓“封贡”就是封他为王，给他一个地位，然后保证他的民众和军队不进行抢劫，但是条件就是你要和我“互市”，你要提供我的生活必需品，然后我用牛、马、羊和你进行交换，但是在整个嘉靖一朝，俺答汗每一次的请求都被严词拒绝了，俺答汗好几次派来和明朝进行谈判的使者都被杀了。明朝的国策就是坚决地对蒙古草原实行经济封锁，但是事实上这种封锁是封而不锁，因为民间它禁不住。明隆庆四年，王瑶的儿子王崇古来到了大同，他的身份不是商人，而是这里的最高军政长官宣大总督。王崇古其实就任宣大总督以后早已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透了，只是需要一个契机，使明朝的中央朝廷改变这个国策。因为他作为一个镇守边关的总督，他只能执行这种国策而无力改变。隆庆四年（1570）九月十三日，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由于俺答汗夺取了他的未婚妻，愤而降明，俺答汗获悉把汉那吉降明后，率骑两万人到平城北60里外驻扎，威胁明廷交出把汉那吉，气焰嚣张。这件十分偶然的边境事件在王崇古看来却是解决蒙汉争端的良机，王崇古无意与其开仗，他想把这个事情圆满解决。他马上上书朝廷，建议“封俺答、定朝贡、通互市”。当时任宰相的张居正主持防务，他力主议和通市，明朝政府采纳了王崇古的建议，史称“隆庆和议”。隆庆五年（1571）三月，穆宗正式颁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赐给印信，名俺答汗所居之城曰“归化”，其弟子侄孙也各授职有差。与此同时，兵部根据王崇古的奏议，制定出了通贡互市的有关条例。同年秋天，第一次开市。明政府共计得马500余匹，俺答汗等不仅从市场上换到了大量生活必需品，而且还得到了明廷的丰厚赏赐。在俺答汗带动下，不久，河套吉能等部也请求入贡，得到批准。自此以后，俺答汗等部每年都进贡互市，部下有违禁掳掠边民者，俺答汗必严惩不贷，同时对附属各部也严加约束，不许他们骚扰明朝边境。这样从明初开始的连续二百多年的战火熄灭了。王崇古是此次议和的主要推动者，连《明史》都承认：“贡币之议崇古独成之。”在《明史王崇古传》中提到了王崇古此后的作为，“崇古乃广召贩，听其贸易。布帛、粮草、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奏塞下，自是边境休宁，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戈，岁省费什七”。作为一个边境官员，王崇古这么卖力难道仅仅是为了消除边患？其实这里面有着商人的利益计算。王崇古生在晋商之家，祖籍蒲州（山西省永济县）。王崇古与其外甥翰林院学士吏部右侍郎张四维等在议和开马市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更应该看到，推动这一政策还是以晋商为代表的商人势力。王、张虽然身在官场，可二人均为晋商家族。王崇古之父王瑶、伯父王现、长兄王崇义、姐夫沈江等都是商人。张四维之母是王崇古的二姐。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妻兄王海等也是晋商。
万历十年（1852），俺答汗死后不久，鞑靼分裂，形成内蒙和外蒙。内蒙古的科尔沁部、察哈尔部很快被东北新崛起的满族降服，以后清兵入关，内蒙古王公归附清廷，整个内蒙古地区变得十分平静，这是晋商向北边拓展的极好机会，晋中商人和明代的晋南商人一样，及时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进军内蒙古市场，进而涉足外蒙和俄国的交易，成为清代陆上外贸的一支劲旅。
2.造成晋中商业兴起的再一个契机是清代开发边疆，晋人进入蒙古和西北市场。清初蒙古、新疆、西藏归入中国版图，但不久噶尔丹叛乱，康熙征剿噶尔丹的军事行动，延续了很长时间，大批晋商跟随军队从事军需贸易，如大盛魁的创始人王相卿、张杰、史大学就是随军贸易的“丹门庆”，还有介休范家等等。叛乱平息后，康熙颁发奖励到内蒙古垦荒种地的政策，鼓励内地人到口外垦荒种地，土瘠民贫、缺吃少穿的山西农民，便纷纷“走西口”，进入内蒙古地区。在与蒙古人交往中，发现蒙古人不善经商，又需要内地来的生活日用品，很多人作起了串蒙古包的游商，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坐商大贾。此时，又赶上边疆稳定和开发成为清前期的一项重要国策，为了加强对辽阔边疆的管理，政府建立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驿站网络。从康熙到雍正初年，东北大交通驿站建成，正北、西北的交通驿站也大体在康熙到乾隆初完成，一方面服务于征剿噶尔丹，一方面要抑制沙俄南下，漠北（外蒙古）、漠南（内蒙古）、漠西（新疆）驿站管理严格，邮传道路便捷。这庞大的邮传之路也成为商旅之路。在山西，清代山西驿站125个，比明代的58个增加了一倍多，为山西商人北进提供了重要条件。
走西口。正是从隆庆和议后蒙汉边界战火熄灭——明代中期，山西人开始“走西口”，截止时间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高潮应该是在明末清初，正是在清政府开发边疆，鼓励内地人到口外垦荒种地的政策推动下，这个时候晋人走西口的数量是最大的。走西口前后持续了将近三百年左右，走西口的大多数是晋北和晋中人。《走西口》是一首古老的山西民歌，据说它已经流传了一两百年。这首歌不但山西人会唱，山西邻近的内蒙古、陕西，甚至更远一点的宁夏、青海、甘肃也有许多人会唱。中国有句老话叫“十里不同音”，说的是民歌有很强的地域性。之所以西北许多地方的人会唱《走西口》，原因大概是，当时有许多山西人曾到过这些地方，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唱这首歌，时间长了，当地人也学会了。
我们通常讲的“走西口”的“西口”即“杀胡口”，在现山西右玉县境内，出了此口就是现内蒙古和林格尔地区。清康熙帝平蒙古噶尔丹之乱返京时曾驻跸“杀胡口”，考虑到汉蒙各民族的和睦相融，康熙将此口更名为“杀虎口”，一字之改颇显康熙帝的睿智。在明代时，为了防止蒙古骑兵南下，这里曾驻扎了大量军队。明朝和蒙古部族关系缓和之后，它又被开辟为双方贸易的市场。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乱，杀虎口又成了供应大军粮草的后勤基地。战争结束后，这里成为山西人进入西北地区的门户。由于来往的客商很多，甚至造成了这个地方一度的商业繁荣。多少年来，山西人北出蒙地讨生活、做买卖多经此口而行。之所以称其为“西口”，乃相对“东口”而言，“东口”即现在的张家口，与杀虎口对照，正好一东一西。所以历史上还有“走东口”一说，走东口也是山西人到蒙地讨生活、做买卖的一条路。西口路和东口路的分界处在今山西山阴县境内一个叫棋（歧）道地的村庄。该村的北边有个叫黄花梁的地方，从这里往西北的一条路通往杀虎口，往东北的一条路通往张家口。（清时张家口虽属直隶管辖，但口外的察哈尔、昭乌达等地区仍为蒙古地盘。）至今黄花梁那“丫”字形旧路仍依稀可见。这里还流传这样的民歌“上一个黄花梁呀，两眼哇泪汪汪呀，先想我老婆，后想我的娘呀！”电视剧《走西口》中田青、梁满屯、王南瓜背身扔鞋决定是“走西口”还是“走东口”的情境当发生在此地。无论走西口还是走东口，都是山西人远赴蒙古地区讨生活、做买卖的一种说法。不同之处在于走西口者远远多于走东口者，且走东口者做买卖的人居多。另外山西人进蒙地还有一条水上“西口路”，即古西口渡。该渡口位于山西河曲县城水西门外的黄河“拐弯”处，也就是晋蒙陕“鸡鸣三省”的地方，因此地民风朴实历史上也叫“君子津”。从西口渡过黄河，右边是内蒙古准格尔旗的大口渡，左边是陕西府谷县的大汕渡。现西口渡已被黄河上两座直通蒙、陕的现代化大桥取代，古渡成了一旅游景点。历史上河曲、保德地方的人从水西口去蒙古地区讨生活清以前就存在，而清时更盛。
山西人走西口的大致路线是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一条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蒙古草原；一条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蒙古，不论走哪条路，首先都要穿过长城上的一系列关口。既然是长城上的关口，最初的作用是作为军事要塞，地理位置自然十分险要。雁门关位于平均海拔1500米的太行山脉之中，它之所以得名，据说是因为这里位置太高，关城建好之后，空中飞的大雁也只能从城门洞中穿过去。一两百年前，走西口的山西人沿着崎岖的山路，翻过这些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山，为了能在春天到达草原，他们又往往必须选择在数九寒天就开始这种漫长的跋涉。在这种条件下，山西人不但走了过去，而且是一代又一代地这样走过。固关是山西东北部的一座门户。通过固关关城的路，由厚重的青石铺成，由于往来人员车马川流不息，年长日久，甚至在这些青石上，轧出了几寸深的车辙印。山西人走西口，遇到的首先是土匪。从府谷县一进入包头，有个地方叫黑土崖子。这个地方是土匪出没的地方，所以好多人葬身在沙漠里面沙蒿里头，被抢被劫；还有就是被冻死的，因为北方草地气候寒冷，不像山西口里那样暖和。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气象部门预报，遇到暴风雪，道路不通，有被冻死的，还有被饿死的，在沙漠里迷失了方向。所以走西口的路上，到现在都能看到山西人的尸骨，白骨累累。山西人就是搭着命在走西口。没有人统计过从清朝初年，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多少山西人在这荒原、沙漠中跋涉过，但山西的许多地方志中，却记载了大量的这样的故事。榆次有个姓董的，他父亲和他母亲结了婚就走了，以后生下他。根本没见过父亲，听说在新疆，在哪里不知道。三次到新疆去找，第一次去失败了。过了几年又给别人当长工，赚了钱以后又去找。第三次走到半路上，遇到从西北回来的一个人，像山西口音，就打听到敦煌有个庙，庙里有个人的长相像他说的。后来他就去了敦煌，找到那个庙里见一老和尚，一听口音是山西榆次人，来访的年轻人跪下就叫父亲，最后一问就是他的父亲。人生代代无穷已，父亲走了，儿子又跟上了。后来一些走出去的山西人终于有了钱，父亲回来盖起一个小院，立下了一个坐标，于是儿子又会沿着父亲走西口的路，再走出去。一代人一代人不断重复着同样主题的故事，走西口几乎像一种山西人共同的命运！
山西人走西口归根结底是因为穷。他们穷困的原因并非因为懒惰，而是因为山西的自然条件实在太恶劣。清朝山西一个读书人在谈到山西时曾痛心疾首地说“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鱼米之利，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汗牛痛仆”的意思就是说牛已经累得浑身大汗了，主人仍要使劲抽赶。在传统社会中，耕牛对于农民来说，不仅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还是他们劳作的伙伴。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会这样拼命使唤。但是即使这样拼命地干，田里产出的粮食仍不够糊口，清朝一个叫任启运的人说“江南二百四十步为亩，山西千步为亩，而田之岁入，不及江南什一”。大同的地方志甚至说大同地区“岁丰，亩不满斗”。土地贫瘠而且人口众多，据康熙时的《山西通志》记载，仅太谷一个县，当时的人口就超过了二十万。而且在清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里自然灾害频繁，山西全省性的灾害就达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旱灾长达十一年。据官方统计，死于这次灾荒的山西人超过了三百万。如此不利的自然条件人口压力往往会导致社会动乱的产生，中国历史上铤而走险的农民比比皆是，土地和人口问题几乎是所有朝代更替的最初原因，但山西人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宁愿走出去，用勤劳和智慧来缓解生存的压力。同蒙地接壤的山西河（曲）保（德）偏（关）代（县）等晋北地区，地瘠土贫十年九旱，自家地养不了自家人。故从明时开始，就有不少人到“口外”垦地打工赚粮赚钱讨生活。《太谷县志》中记载太谷县的人“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盂县志》中说“往往服贾于远方，虽数千里不辞”。《寿阳县志》说乡民“贸易于燕南塞北者亦居其半”。“走西口”的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讨生活”的，另一类是“做买卖”的。讨生活的后来大多移居蒙地成为农民。（当然其中也有做了买卖的）。做买卖的就成了当地人称之的“旅蒙商”，而在旅蒙商中异军突起的就数“晋商”了。所谓讨生活就是在蒙地务农打工或挖甘草刨苁蓉。蒙人善牧而不善耕，蒙地多少肥沃的可耕地被闲置。清一统中国后，历史上所谓的“边境”地带得以较长时间的安宁和稳定，山西人去“口外”讨生活的与日俱增。起初清政府和蒙古贵族不允许汉人在蒙地长期居留，这些打工仔只能春去冬归，人称“雁行”。随着时间的流移，统治者意识到这些“走西口”的汉人对开发和稳定蒙地的经济发展有诸多益处，认为对这种逐年扩大的“打工潮”堵不如疏，禁不如管，因而才数度开放蒙禁，将这些流入蒙地的山西人（当然也包括其他内地人）实行编籍入户。这样大量走西口讨生活的山西人就在蒙地拖家带口扎根久居了。
太原、晋中一带的山西人“走西口”，打工务农的不多，拖家带口者甚少，大都是冲着经商做买卖去的。所以直至现在，晋北人称“走西口”为“讨生活”，晋中人则称“做买卖”。尔后在蒙地雄起的晋商中，成为大财东的当数晋中、太原人。当然落户蒙地的讨生活者成为晋商大户的也大有人在。
由此看来，由于山西中部贫瘠甚于南部，促使中部商人有更大的冒险和吃苦精神，在屯边的地域选择上去的更远，以在塞外经商者居多，他们其中有不少是随军贸易之人，“其筑城驻兵处，则建塞集货，行营进剿，时亦尾随前进，虽锋刃旁舞，人马沸腾之际，末肯裹足，轻生重利其情乎。”（《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五章，纳兰常安：《行国风土记》）大盛魁商号是清代山西人开办的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二万头，活动地区包括喀尔喀四大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今乌兰巴托）、恰克图、内蒙古各盟旗、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其资本十分雄厚，声称其资产可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铺一条从库伦到北京的道路。康熙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中，由于军队深入漠北，“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砂碛地方，运粮尤苦”，遂准商人随军贸易。在随军贸易的商人中，有三个肩挑小贩，即山西太谷县的王相卿和祁县的史大学、张杰。他们三人虽然资本少，业务不大，但买卖公道，服务周到，生意十分兴隆。清兵击溃噶尔丹军后，主力部队移驻大青山，部队供应由山西右玉杀虎口往过运送，他三人便在杀虎口开了个商号，称吉盛堂，康熙末年改名为大盛魁，这就是大盛魁商号的创始经过。今天声名赫赫的晋商大族，当初走西口时，大多还是一些小商小贩，像曹家的祖先，是推着独轮车卖砂锅的；常家的祖先，在张家口摆摊卖布；而乔家的祖先乔贵发，刚到蒙古草原时，甚至连小贩都算不上，他靠卖苦力，给别人拉骆驼为生。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就只能走出去。那首叫《走西口》的民歌，开始在山西的村头、路边响起来。它的歌词其实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别情郎时说的一些家常话。因为分别之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面，所以叮嘱的就多一些，琐碎一些，生怕有什么自己想不到的地方。再舍不得走也还是走了，咬住牙，想着有一天一定要再走回来，后来他们真的回来了。就在这片逼着他们不得不走出去的贫瘠土地上，给妻子、儿女盖起了一座座结结实实、富丽堂皇的院落。这些深宅大院就是在这样的歌声中建立起来的，当然它们不是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乔家大院是经过六代人的手才最终完成；曹家大院修建的年代更久远，它的奠基时间是明末清初；常家庄园的主人，曾是山西商人中最大的外贸世家，他们的宅院是经过二百年风雨和整个家族不断的努力才有今天的规模。
几百年过去了，山西走西口的人到底有多少，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能够回到家乡光宗耀祖的人一定是少数。那么又有多少人自从踏上走西口这条路就音信皆无、尸骨无收呢？包头有块坟地叫祁太义地，就是祁县人和太谷人买的坟地，这是包头最古老的一个坟地。“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最早在包头立足的就是山西人，也就是买卖人，他们有个规定：不发财不回家，那些没发财的，触犯法律判了刑的，丢了面子的祁太人都埋在这个地方。
山西北部，有一个与内蒙古隔河相望的小城——河曲。至今这里仍保留着一个风俗，每年农历七月十五，都要在黄河放上三百六十五盏麻纸扎成的河灯。这个风俗从清代开始，仪式由德高望重的老船工主持，大家十分庄重地把船开到黄河中央，然后开始一盏一盏把河灯放下去。三百六十五盏河灯，不仅代表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一盏灯还代表了一个孤魂，放灯的人希望这些顺流而下的河灯能把客死异乡的灵魂带回故乡来。
3.造成晋中商业兴起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山西中部商人与满人有更多更密切的关系。早在清兵入关之前，晋商便以包头、张家口为基地，穿行于关内外，与满人建立了经济上与人事上的关系。“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十六人，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天命三年四月）“汉民至（黑龙）江省贸易，以山西为最早。”（徐宏亮《龙江过略》）当时的晋商在与满人的交往中，其实是充当着满人的物资供应商和事实上的情报提供者，从物资供应的角度看，明清晋商在清兵入关的行动中所起的作用，是吴三桂也不能起到的。其中著名的有八大商人，道光《万全县志》记载：“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本朝（清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这八家山西商人于明朝末年即在张家口做满蒙生意。他们不顾明廷封锁边关的禁令，与刚刚崛起的满族后金政权的官民进行频繁的贸易活动，向他们提供各种紧缺物资，为清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山西是连通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之间最短的一条通道。这一点，那些想在中国建立强大王朝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清朝皇室入关之前，在制订他们经略中原的战略时，就把山西作为必须控制的地区之一。他们认为：“山东乃粮运一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极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们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清兵一入关，顺治皇帝马上召见了当时最有名的八位山西商人，“宴便殿、赐服饰”，又是请客，又是送礼，最终还把这些商人编入了由内务府管理的“御用皇商”的行列。清政府把张家口附近的五百里地赐给他们开垦，义务是“每年办进皮张，交内务府广储司库”，以供皇家专用。其中，最大的得益者是范永斗，他受命主持贸易事务，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的人参采购业务，由此，范家又被民间称为“皇家参商”。范永斗靠依附满人，成为家产百万级的富豪，而到了他孙子一辈，则靠发战争财成了千万级富豪，也是实际上的清初首富。明清晋商与满人的这种特殊关系，还使得明清晋商能够由明朝的商帮摇身一变成为清朝巩固政权、增加财政收入的工具。不仅元气没有受到大的伤害，反而得以倚仗清廷，蓬蓬勃勃发展起来。
顺治皇帝超规格的礼遇，为清朝后几任的统治者换来了极大的回报。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四十一岁的康熙皇帝，在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台湾之后，又将锋芒指向了蒙古草原上叛乱的贵族噶尔丹。这样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因为在此之前的历代统治者，都必须对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对中原内地的掠夺和侵扰做出反应。而历史上几次大规模地对游牧部落的征伐，都一致选择了山西作为进兵的起点。清军进入草原深处之后，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发生困难。正当朝廷上上下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叫范毓宾的山西商人站出来说“这件事就交给我做吧！”范毓宾的爷爷，恰恰就是参加过顺治皇帝赐宴的那八位商人之一范永斗。范毓宾自愿以低于朝廷运粮三分之一的费用运送军粮。康熙闻奏，立即批准。从此，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范家成为最重要的军粮运输商，他们多次受命于危难，在沙漠万里中辗转运输粮草，不惊动地方官府和百姓，所运军粮都能准时抵达。军粮的价格，包括粮价和运杂费在内，开始时每石为40两白银，以后主动降为25两、19两。一个国家都很难做成的事，一个商人做起来可能就更加艰难。有一次，范毓宾运往前线的十三万石军粮被叛军劫走，他几乎变卖所有家产，凑足一百四十四万两白银，买粮补运。今天，我们可以在《清史稿·列传》中找到范毓宾的名字，它是和朝廷的封疆大吏、王公贵戚的名字放在一起的。在这篇《列传》中说他“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邻，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据《清史稿》卷317载：范毓奇，山西介休人，范氏故巨富，康熙中，师征准噶尔，输米馈军，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再出师，毓奇兄毓宾请以家财转饷，受运值视官运三之一。雍正间，师出西北二路，怡亲王允祥荐毓宾主饷，计谷多寡，程道路远近，以次受值，凡石米自十一两五钱至二十五两有差，累年运米百余万石。世宗特赐太仆寺卿衔，章服同二品。寇犯北路，失米十三万余石，毓宾斥私财补运，凡白金百四十四万。范氏在康雍乾三朝，为清王朝大量输送军粮计百万余石，并出私财支援军饷，为清政府节省费用600余万两。范家以“毁家纾难”的做法，赢得了朝廷的信任和赏识，作为回报，朝廷慷慨地把与西北游牧民族贸易的特权交给了范家。这一下对范毓宾家族来说，称得上是天大的商机，因为在此之前，朝廷是严禁汉人进入草原和牧民进行贸易的。清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帝击败噶尔丹叛军，收服北蒙三部，在多伦诺尔“会盟”后，蒙古各藩要求中央政府允许内地商人到蒙地开展贸易，清政府特许当时在京城已享盛誉的八大晋字商号持“龙票”在蒙地开设“分号”（也即现在的连锁店），这八大“票商”就成了历史上所谓的“红顶商人”。“龙票”是当时由皇帝御准的经商执照，注明经商者的经营地区、商品种类以及经营期限等，且享有一定的专利和特权。不过，后来的“龙票”就成地方政府颁发了，而且也不仅仅只给“晋商”颁发，还有其他内地商家。晋中商人走向北边，继而走向全国的路就这样被打通了。
4.晋中商业兴起还得益于《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清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罗斯在恰克图的小城签订条约，俄国商人终于获得了和中国商人直接贸易的权利。当时俄国商人最希望获得的商品就是中国的茶叶。这种商品，不仅在俄罗斯有着巨大的消费群体，甚至它在整个欧洲都是最挣钱的东西。中俄两国之间的茶叶贸易最终导致了一条商业大通道的产生，它由中国南部的福建省为起点，终点是位于俄国的圣彼得堡，跨越欧、亚两个大洲。这样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欧亚大陆上又形成了一条国际通道，就是万里茶叶之路。这条商业通道俄国方面，由俄国政府控制，它的另一段则完全由晋商把持。
总之，晋中商业明末兴起至清初兴盛，只经历过一场明末农民战争，但李自成“抚流亡、通商贾”政策，一般只杀明朝官吏和豪绅，未对商业造成巨大破坏。尤其是明末赴北边贸易的晋中商人，早与占据东北的清王朝建立了联系。他们在清初的商业活动还受到清政府的庇护和支持，这就更有利于晋中商业的发展了。经过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的屡次征战，西北地区终于被牢固地控制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这种国家大局的稳定，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积极条件，同时一个面积广阔的市场，向晋商敞开了大门。他们通过像食盐这样的一些专门物资，以及完成中央政府的一些垄断经营等等，来获得他们在明清迅速成长的契机。在安定平和的社会环境中，晋中商人先赴北边，再下南方，承担了组织南北贸易的重任，成为全国市场上的活跃分子。他们既为行商，又当坐商，分店遍设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天山脚下，东海之滨，终于占据了全国商业魁首地位。
晋商发展轨迹。
纵观晋商称雄中国商界500年的漫长历史，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段：
第一时段自明初至清朝中叶300多年间，是平阳帮一枝独秀的年代。这一时期平阳帮的突出代表是临汾亢家。亢家既是大盐商，又是大票商、大粮商和大地主，其生意垄断华北，辐射全国。据《清稗类钞》记载“亢氏为山西巨富，自明已然。”《中国经济全书》称：“亢氏……凡二百余年，其家运之隆盛，可谓极矣。”许指严所撰的《象齿焚身录》记载，乾隆皇帝曾说：“朕向以为天下之富，无过鹾商；今闻亢氏，则犹小巫之见大巫也！”马国翰《竹如意》记载：“山右亢某，家巨富，仓庾多至数千，人以‘百万’呼之，恃富骄悖，好为狂言。时晋省大旱，郡县祈祷，人心惶惶。亢独施施然，对众扬言：‘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
第二时段自清朝中叶至清末一百多年间，是“北号南庄”，或者叫平祁太介帮与平阳帮两大商业劲旅竞辉并存的年代。正像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胡平所说：“北方有票号，南方有钱庄，这预示着近代文明进入中国。这个东西呢，是土生土长的，我们的票号、钱庄还开到外国去呢，这些土生土长的东西，有它历史上的功劳，在中国是首创的。”当时的平祁太介帮主要从事大西北、东北、内外蒙古、俄罗斯一带的生意，而平阳帮则称雄于江淮、苏杭、中原、西南、西北及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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