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哲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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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化雨：百名校友忆清华试读：
序：清华三传统
许渊冲(1943)
清华大学百年华诞到了，这一百年是清华和国家同命运，共呼吸，经苦难，兴建设，发展到今天的一百年。这一百年从“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发展到拥有“两弹一星”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不能制造一颗铁钉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人造卫星上天，直到研制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电子计算机，几乎没有一件大事没有清华人的参与。即使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兴建中国第一座水力发电站的也是清华1924级的黄育贤学长，后来又有参加建设长江大坝的张光斗教授。而在国外，1923级的顾毓琇学长在美国宾州大学任教时，更对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建造作出了贡献，并且写诗如下:万能电子为人用，此处发明计算机。
神速无妨精又确，工程科学共飞驰。科学不但与工程比翼齐飞，而且和诗词一同遨游太空，因为顾毓琇在1976年国际诗人大会上当选为桂冠诗人，这又标志着清华文理兼通的传统。这个传统在后来的清华人身上也有表现，如1942级杨振宁不但是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科学家，而且对文学艺术也有相当高的造诣。如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退休时就引用李商隐和朱自清的诗句：“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在八十岁生日会上又反用莎士比亚《皆大欢喜》中的人生七个阶段，莎氏第七阶段一切皆空，他却一切都有，可见他的中西文学水平。1945级朱光亚任中国工程院院长时，为每位院士购买汉英对照《唐诗三百首》，为对外交流之用。他还喜欢打桥牌，计算非常精确，把科学精神体现到文娱活动中了。他们都不只是自强不息的科学家，而且体现了清华文理兼通的优秀传统。文理兼通非常重要，因为科学理论研究的是必然王国，而文学艺术创造的是自由王国，文理结合就由必然王国上升到自由王国了。
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关于厚德载物，有一个典型的例子。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迁到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校舍很少，学生借住在兵营废弃不用的旧房子里。三校校长同去视察校舍时，北大校长认为兵营不宜住大学生，南开校长则说环境艰苦，正好锻炼学生的品格。双方意见分歧，这时清华校长梅贻琦就提出一个兼容并包的方案说：大学不是有大楼，而是有大师的学校，如果既有大师，又有大楼，那自然更好，如果没有大楼，只要有了大师，那在艰苦的环境里也是可以培养出人才的。结果就有了后来人才辈出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厚德载物”的表现之一就是团结互助。1929级王淦昌学长参加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他在《我的摇篮》中谈到陶葆楷学长对他的帮助，叶企孙教授给他演练伯努利原理，还有吴有训教授“手把手地教他做实验”，充分体现了清华团结互助的精神。其他清华教授和科学家都是如此，如1936级的何泽慧谈到周培源教授指导于光远做有关相对论的论文，叶企孙教授指导王大珩安装高分辨率的光谱学设备，任之恭教授指导何泽慧做稳压电源，吴有训教授指导钱三强制作一个玻璃真空系统，都是具体范例。
团结互助并不限于清华师生之间的互相切磋，还包括校外甚至国外的学术探讨，这就是清华传统的三大沟通：文理沟通，中西交流，古今贯通。而清华国学院的名师梁启超和王国维都是学贯古今中外的典范。
梁启超1922年在清华文学社讲《情圣杜甫》说：杜甫写《石壕吏》时，“他已经化身做那位儿女死绝，衣食不给的老太婆。所以他说的话，完全和他们自己说的一样……这类诗的好处在真，事愈写得详细，真情愈发挥得透彻。我们熟读他，可以理会得真即是美的道理”。“真即是美”是英国19世纪诗人济慈的名言。梁启超把西方的文学理论应用到中国古代诗词上来，这就是古今中外都结合起来了。
王国维不但应用西方理论，而且有所发展。例如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来的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如晏殊《蝶恋花》中说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土高楼，望尽天涯路。”西风扫清了落叶，诗人登高望远，一览无遗，这就是达到了真境。第二种境界如柳永《凤栖梧》中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一个人做事如果能废寝忘食，流连忘返，即使日渐消瘦，也无怨言。那就达到了善境。第三种境界如辛弃疾在《青玉案》中说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超群脱俗，特立独行的美境。由此可见，梁启超认为真和美是在一个层次上的，而王国维却认为真善美的层次不同。如何分别层次的高低呢?《论语》中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真境可以使人知之，善境可以使人理智上好之，美境可以使人感情上乐之。所以王国维提出的真善美三种境界，愈来愈高。
梁启超、王国维之后，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有清华1933级钱钟书学长。《钱钟书英文文集》总结了中国古代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书中妙语连珠，如他只用两个词就总结了中西文化的异同：Duet ＆ Duel，前者是“二重奏”，后者是二人“决斗”。如朱自清教授认为《诗经》用赋比兴的方法来歌颂古代的和平生活，古代西方的荷马史诗却用赋比的方法来歌颂暴力战争和英雄主义。《诗经》写的是“人法自然”，结果是天人合一的和谐，所以可以形象化地比喻为“二重奏”。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主要写特洛伊战争，写人与人的斗争，《奥德赛》却主要写海上漂流，写人与自然的斗争，所以两部史诗都可以比喻为“决斗”。钱钟书把文化比喻为“二重奏”，这是把抽象的文化比作具体的音乐曲调，1943级的汪曾祺却把晚唐的温李诗词比作“沉湎于无限晚景”，用山间晚霞“作脸上胭脂”，这也可以说是“二重奏”的发展。闻一多教授批评汪曾祺不问政治，汪曾祺却反批闻先生参加政治活动太多。闻先生说汪曾祺向他开了“高射炮”，汪曾祺却说是闻先生先向他“俯冲轰炸”的。把批评比喻为“高射炮”和“俯冲轰炸机”，这又可以说是“决斗”的发展了。这些例子说明清华人如何继承并发展三大传统。总之，清华人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究其原因，还得归功于清华的教育。“自强不息”就要不断克服困难，超越自己，超越前人；“厚德载物”更要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本书就是清华人取得成绩的一些侧影。校训可以英译如后：
自强不息Be steady to strive to be stronger!
厚德载物Make the most of everyone and everything!2011年3月11日
编者的话
孙哲（1970）
在2010年3月纪念《清华校友通讯》复刊30周年座谈会上，我把清华校友文化归纳为爱国奉献，爱校感恩和团结互助，可以说本书是对清华校友“爱校感恩文化”的诠释。
清华学子为什么热爱清华母校？百年清华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培养出大批学术大师、兴业之士、治国之才。作为学子，从清华园走向社会，能适应各种工作，得心应手，为祖国服务，事业有成，“走遍天下都不怕”，爱校之情油然而生。清华校友爱母校审时度势的睿智，爱母校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眼光，更爱母校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方略，感谢母校“团结百分之百”的博大胸怀，感谢母校“双肩挑”的制度培养出担当大任的能力，感谢母校“强迫锻炼”使儿女们获得了强健体魄，感谢恩师传道授业解惑，感谢母校严谨的学风培养出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感谢母校对家境贫寒学子慈母般的关爱，总之，母校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训导融化在清华学子的血液之中，成为每一位校友一生享用不尽的宝贵财富。
百年来，校友对母校的赞颂溢于言表。冯友兰先生说“在清华的几十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代”，季羡林先生说“清华园，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回忆起清华园，就像回忆我的母亲”，王淦昌学长说“我觉得我很有运气，有机会考进了清华大学，遇到了这么多好的老师、好的同学，在这样好的环境中读书”，杨振宁学长说“我走过世界上很多名校，清华的校友对母校的感情最深，清华的校友凝聚力最强。我为自己在清华受到的早期教育感到自豪”，朱镕基学长说“水木清华，春风化雨，教我育我，终生难忘”，胡锦涛学长“清华园里奋发向上的政治空气，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艰苦朴素的优良校风，深深地陶冶了我们，指引我们走过了几十年的历程，至今仍在我们身上起作用”，他们说出了全体清华校友的心声。
2011年4月24日是清华大学百年华诞，母校的万千儿女都想为她献上最好的寿礼。作为清华校友总会，作为《清华校友通讯》编辑部，送给母校最好的寿礼莫过于编辑出版一本校友回忆母校恩德、抒发对母校的情感的书，这就是《春风化雨——百年校友忆清华》的由来。
本书共收集文章100篇，文章作者毕业年度从1911年到2000年，跨度90年，绝大部分文章选自复刊后的《清华校友通讯》。由于是作者的亲历，所以本书也可以作为了解清华历史沿革，了解清华精神和传统的参考书。
本书编排以作者毕业先后为序，毕业年份标注在作者姓名后的括号中；从“文革”后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按“级”标注，括号中的年份为入学年。文章的出处标注在其结尾。
让我们感到荣幸的是，本书邀请到我国著名翻译家、90高龄的西南联大1943级外语系许渊冲老学长题写书名并作序。许老学长对清华三传统的提炼和他对清华校训简洁优美的英文表述令人耳目一新。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徐友春学长对书稿进行了校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1 赴清华学堂读书的回忆
[1]罗邦杰（1911）
清末，中美双方协商议定用庚款来派遣中国学生赴美国各大学深造，创设学堂作为青年赴美深造的预科，在北京和华盛顿各设一游美学务处（在华盛顿者称“留美学生监督处”）。1909年北京游美学务处成立后，就考选第一批留美学生，附设一所游美肄业馆（以后改称清华学堂）。此外，还选定北京西郊清华园为校址，兴工建造校舍。这就是清华学堂的起点。
在考选第二批（1910年级）留美学生时，分为正取生和备取生，正取生直接送美，备取生则送游美肄业馆学习。我从上海民立中学考入备取生之列。因为校舍尚未落成，所以采用了听候通知入学这种办法。
翌年（1911年）过了春节后，我和同考生郑华（辅华，中西书院学生）两人取道汉口搭京汉车去北京，因天津水路尚未开冻。那时候，火车在晚上是停驶的，所以第一夜下车宿驻马店客店，第二夜又下车住保定府客店，第三夜才到了北京。两人在北京下榻的地方不是旅馆和客栈，而是汀州会馆，因为比较经济。
安顿下来后，就去史家胡同游美学务处打听入学消息，得知还需要等待。过了月余，我们两人雇了一辆驴车直接去清华园打听，在工字厅前的布告栏里看到我们即可入学的通知之后，我就迁入了清华学堂。各地的学生也陆续到来。
大约四月初，清华学堂开学上课。副监督为范源濂先生（当时尚不称校长，而称“监督”），正监督为周自齐。不久周自齐出国由颜惠庆代理。教务主任为胡敦复（物理学专家）先生。教师多数是美国人。我记忆中在英、法、德文方面有Smith先生和Miss Billy女士，在数学方面有Heinz先生，物理和化学方面两位美国教师的姓名回忆不起来了。顾××先生教数学，顾珊臣先生教物理也颇有点名气。在中文教师中也有几位是清末名人。
清华学堂1911年入学的学生，来自各方，按年龄和学历是属于第一格的（清华学堂是肄业馆的改称，按肄业馆的制度，所取学生分为两格：第一格，年在二十岁以下，国文通达，英文及科学程度可入美国大学或专门学堂；第二格，年在十五岁以下，国文通达，资禀特异）。来校后，食宿都在工字厅由校方供应，书籍也是由校方供应的，但离校时要交回。听课在新落成的平房内。讲课除中文课外，都是用英语演讲。
读书的认真是可以想象的。但是，最终甄别学生采取何种方式，当时传说纷纭。有的说是学分制，有的说是年级制，莫衷一是。在此关键时刻，外交部派了颜惠庆（曾任公使及大使）前来办理解决。他接洽了美国教师、学堂等各方面后，提出本届清华学堂学生仍按第二批考选学生方法在清华学堂考试，及格者派送赴美留学，以后就照此执行。录取留美学生59名，第一名黄国栋（在孙科任行政院长时，曾任财政部长），最末一名张景芬（后曾任某煤矿总矿师）。全体学生在离开清华学堂前，还去外交部进见外交部尚书陆宗舆，外交部侍郎曹汝霖。
这批学生为游美学务处选送的第三批学生，也是清华学堂的第一批学生。
这是一个回忆，错误之处可能很多，希望同届的和其他年级的同学赐教指正。(《清华校友通讯》复2期，1980年10月)[1] 编者注：1909年1月，在美国政府开始“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的同时，清政府外务部根据与美国公使商定的《派遣学生规程》（草案），立即着手筹办派遣留学生事宜。5月，又会同学部拟定了《遣派留美学生办法大纲》。大纲规定：“设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学部会派办事人员，专司考选学生，管理肄业馆……”1909年6月，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设立之初，租赁北京东城侯位胡同民房办公处，后迁入史家胡同。1909年8月、1910年7月游美学务处分别招考了第一批、第二批学生直接送美。1910年11月，游美学务处向外务部、学部呈请将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学制定为8年，分高等、中等两科，各为4年制，得到清政府的批准。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和肄业馆全部迁入清华园，正式将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1911年4月清华学堂在清华园正式开学。1911年6月，游美学务处又考选了第三批直接留美生共63人（包括本文作者在内），并于同年7月赴美，成为清华学堂的第一批“毕业生”（以上内容参照《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2月）。
2 三年清华生活的回忆
傅葆琛（1916）
我是1913年夏天由天津南开中学以同等学力直接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的。清华学校初成立时（称“清华学堂”），曾直接招考过几批学生，保送到美国留学。后来成立了高等、中等两科。高等科直接招考中学生或同等学力的青年入校攻读四年，毕业后，派送到美国留学四五年不等。中等科则由摊派有庚子赔款的省份每年夏天派选一批高小毕业生入校，人数不等，视所摊派的款额而定。
那时清华学校高等科十几位教员中，除了教国文的马老先生外，全是美国人。我们初到清华，几乎一天到晚都和美国教员打交道。还记得那时清华高等科十几位美国教员中有五位女教员：两位皮凯娣姊妹（Piekett），两位李格娣姊妹（Ligget），还有一位Miss Silly（希丽）教音乐、唱歌。体育指导员也是美国人，他是Shoemaker，他的助手就是马约翰先生。
那时的清华学校建筑十分简单。全校只有一幢二层楼房，那就是高等科大楼和办公室。中等科的教室和学生宿舍都是平房。美国教员住在特建的教师院，虽是平房，但格局设计都是依照美国的社会习惯。
我在清华园虽只是短短三年，但有几件事印象特深。（1）1915年暑假中，我在天津家中接到清华学校校长室的通知，说周诒春校长要见我，有要事商量。我第二天回到清华园，见了周校长，才知道他找我帮助开办一个星期日农民子弟学校，因为两年前我曾和1915级的吴兴业同学试办过这种学校，帮助清华园附近失学农民子弟读书，教师由本校高等科同学义务担任，读的书由学校拨款购买。（2）清华学校附近还有一座古刹，就是远近闻名的大钟寺。它是明代的建筑，寺内有一个钟楼悬挂着一个大铜钟，传说有几千斤重。以木槌或石块击之，声闻十里左右。我和同学们到那里去游览过几次，印象特深，并曾写过一篇《游大钟寺记》，刊登在当时的《清华学报》上。（3）每逢星期日，同学们或是三三两两到紧邻的圆明园残址去探索，从废墟中拾得一些古磁片或小钱，珍惜保存，留作历史纪念品，或是骑驴到附近的颐和园、玉泉山一带游览。校门外赶驴的小伙子们总是围着同学，争拉雇主，鼓吹他自己的驴儿跑得快。同学们也借此机会来一次骑驴竞赛，看谁跑得快，一路上驴蹄声、项铃声、驴夫的吆喝声和骑驴者的“嘟嘟”声，汇成一片天然的乐章，倒是非常有趣。不知这种乐趣至今还存在否？（4）清华学校高等科的食堂是同学们最喜欢、最留恋的地方。管食堂的大师傅们对同学们照顾得非常周到，还给客人做点心。他们做的一种特别点心叫做“高丽馒头”。它是把冷馒头切成片，用打烂的生鸡蛋调匀拌裹，放在油锅里轻微炸一炸，然后取出，撒上白糖，味道十分可口。（《清华校友通讯》复6期，1982年10月）
3 自强不息
李权时（1918）
回忆六七十年前，我在母校八个年头的愉快、紧张的学习生活，仍然是令人十分向往的。在我脑海中印象最深刻的是“自强不息”的校训，它一直是鼓舞我在科学大道上前进的精神力量。
我是清华1911年初建校第一届入学的学生。当时校名叫“清华学堂”，是留美预备学堂性质。第一期入学400多名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入学后，经过复试、编班，我编在1918级（另有1916级、1917级等），同班有60人，我和杨石先是同班同学。我们在清华经过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的学习，要达到美国大学二年级水平。清华毕业，赴美留学，经过考试一般可插入美国大学三年级学习。
提高学生英语水平，这是当时清华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学校采取了很多措施，聘请了不少外国教员，他们是用英语讲课的；中国教员也有不少用英语讲课；教材也有不少是英文的。这样，通过教学，学生既学习了各门基础课的科学知识，同时又提高了英语水平。这里我说个笑话：为了适应以后赴美留学的需要，同学间互相勉励，在日常生活中也用英语会话。有一段时间，彼此曾订了一个“君子协定”，谁说一句中国话，就罚一个铜元。罚款积累多了，就用来买花生米，大家高高兴兴来顿“小会餐”。这个办法相当有效，大家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总之，攻克科学堡垒没有“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是不行的。掌握外语这个工具也是同样的，一定要达到“入迷”的程度，才会快见成效。
我的16岁至23岁的青年阶段是在清华度过的，这正是一个人长身体长知识打基础的重要时期。八年的清华生活，确是丰富多彩的。每天下午到了课外活动时间，全校的教室、图书阅览室、寝室都不许进去，“强迫”大家到操场参加体育活动。我原来不爱好体育活动，也被带动了起来，积极参加了各项运动。那时候，我还洗冷水澡。我今年86岁，比较长寿，这是由于青年时爱好运动打好了身体基础。学校举办英语和国语演讲比赛，我都积极参加，我还当过一年《清华周刊》的主编，这为我以后当《银行周报》总编辑和《经济学季刊》主编也打了一个初步基础。
1918年我在清华毕业，赴美留学攻读财政经济。1920年在碧洛脱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21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2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复旦大学电邀我回国任教。1922年至1945年我在复旦大学任商科主任、商学院长和经济系主任。以后在香港华侨工商学院任教过。1956年我去吉林大学（即东北人民大学）经济系担任研究工作。我是从浙江农村山沟里出来到北京上学的，我的家庭并非什么“书香门第”和“达官显要”，我能在科学大道上得到一些微小的成绩，校训“自强不息”精神给我的鼓舞是很大的。“自强不息”，原来出自《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了主人，科学的春天来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自强不息”精神已经赋有新的内容，我坚信，她必将动员人们为早日实现“四化”发挥新的力量。（《清华校友通讯》复3期，1981年4月）
4 清华八年
梁实秋（1923）
一
我自民国四年进清华学校读书，民国十二年毕业，整整八年的功夫在清华园里度过。人的一生没有几个八年，何况是正在宝贵的青春？四十多年前的事，现在回想已经有些模糊，如梦如烟，但是较为凸出的印象则尚未磨灭。有人说，人在开始喜欢回忆的时候便是开始老的时候。我现在开始回忆了。
民国四年，我十四岁，在北京新鲜胡同京师公立第三小学毕业，我的父亲接受朋友的劝告要我投考清华学校。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为这个学校远在郊外，我是一个古老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从来没有独自在街头闯荡过，这时候要捆起铺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平常的事，而且在这个学校经过八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离乡背井到新大陆去负笈求学，更是难以设想的事。所以父亲这一决定下来，母亲急得直哭。
清华学校在那时候尚不大引人注意。学校的创立乃是由于民国纪元前四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决定退还庚子赔款半数指定用于教育用途，意思是好的，但是带着深刻的国耻的意味。所以这学校的学制特殊，事实上是留美预备学校，不由教育部管理，校长由外交部派。每年招考学生的名额，按照各省分担的庚子赔款的比例分配。我原籍浙江杭县，本应到杭州去应试，往返太费事，而且我家寄居北京很久，也可算是北京的人家，为了取得法定的根据起见，我父亲特赴京兆大兴县署办入籍手续，得到准许备案，我才到天津（当时直隶省会）省长公署报名。我的籍贯从此确定为京兆大兴县，即北京。北京东城属大兴，西城属宛平。
那一年直隶省分配名额为五名，报名应试的大概是三十几个人，初试结果取十名，复试再进选五名。复试由省长朱家宝亲自主持，此公夙来喜欢事必躬亲，不愿假手他人，居恒有一颗闲章，文曰：“官要自作。”我获得初试入选的通知以后就到天津去谒见省长。十四岁的孩子几曾到过官署？大门口的站班的衙役一声吆喝，吓我一大跳，只见门内左右站着几个穿宽袍大褂的衙役垂手肃立，我逡巡走近二门，又是一声吆喝，然后进入大厅。十个孩子都到齐，有人出来点名。静静地等了一刻钟，一位面团团的老者微笑着踱了出来，从容不迫地抽起水烟袋，逐个地盘问我们几句话，无非是姓甚、名谁、几岁、什么属性之类的谈话。然后我们围桌而坐，各有毛笔纸张放在面前，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孝悌为人之本”。这个题目我好像从前作过，于是不加思索援笔立就，总之是一些陈词滥调。
过后不久榜发，榜上有名的除我之外有吴卓、安绍芸、梅贻宝及一位未及入学即行病逝的应某。考取学校总是幸运的事，虽然那时候我自己以及一般人并不怎样珍视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是这样我和清华结下了八年的缘分。
二
八月末，北京已是初秋天气，我带着铺盖到清华去报到，出家门时母亲直哭，我心里也很难过。我以后读英诗人Cowper的传记时之特别同情他，即是因为我自己深切体验到一个幼小的心灵在离开父母出外读书时的那种滋味——说是“第二次断奶”实在不为过。第一次断奶，固然苦痛，但那是在孩提时代，尚不懂事，没有人能回忆自己断奶时的懊恼，第二次断奶就不然了，从父母身边把自己扯开，在心里需要一点气力，而且少不了一阵辛酸。
清华园在北京西郊的海淀的东北。出西直门走上一条漫长的马路，沿途有几处步兵统领衙门的“堆子”，清道夫一铲一铲的在道上撒黄土，一勺一勺的在道上泼清水。路的两旁是铺石的路专给套马的大敞车走的。最不能忘的是路边的官柳，是真正的垂杨柳，好几丈高的桠杈古木，在春天一片鹅黄，真是柳眼挑金，更动人的时节是在秋后，柳丝飘拂到人的脸上，一阵阵的蝉噪，夕阳古道，情景幽绝。我初上这条大道，离开温暖的家，走上一个新的环境，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海淀是一小乡镇，过仁和酒店微闻酒香，那一家的茵陈酒莲花白是有名的，再过去不远有一个小石桥，左转趋颐和园，右转经圆明园遗址，再过去就是清华园了。清华园原是清室某亲贵的花园，大门上“清华园”三字是大学士那桐题的，门并不大，有两扇铁栅，门内左边有一棵状如华盖的老松，斜倚有态，门前小桥流水，桥头上经常系着几匹小毛驴。
园里谈不到什么景致，不过非常整洁，绿草如茵，校舍十分简朴但是一尘不染。原来的一点点中国式的园林点缀保存在“工字厅”、“古月堂”，尤其是工字厅后面的荷花池，徘徊池畔，有“风来荷气，人在木阴”之致。塘坳有亭翼然，旁有巨钟为报时之用。池畔松柏参天，厅后匾额上的“水木清华”四字确是当之无愧。又有长联一副：“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我在这个地方不知消磨了多少黄昏。
西园榛莽未除，一片芦蒿，但是登土山西望，圆明园的断垣残石历历可见，俯仰苍茫，别饶野趣。我记得有一次郁达夫特来访问，央我陪他到圆明园去凭吊遗迹，除了那一堆石头什么也看不见了，所谓“万园之园”的四十美景只好参考后人画图于想象中得之。
三
清华分高等科、中等科两部分。刚入校的便是中等科的一年级生。中等四年，高等四年，毕业后送到美国去，这两部分是隔离的，食宿教室均不在一起。
学生们是来自各省的，而且是很平均的代表着各省。因此各省的方言都可以听到，我不相信除了清华之外有任何一个学校其学生籍贯是如此的复杂。有些从广东、福建来的，方言特殊，起初与外人交谈不无困难，不过年轻的人学语迅速，稍后亦可适应。由于方言不同，同乡的观念容易加强，虽无同乡会的组织，事实上一省的同乡自成一个集团。我是北京人，我说国语，大家都学着说国语，所以我没有方言，因此我也就没有同乡观念。如果我可以算得是北京土著，像我这样的土著，清华一共没有几个（原籍满族的陶世杰，原籍蒙族的杨宗瀚都可以算是真正的北京人）。北京也有北京的土语，但是从这时候起我就和各个不同省籍的同学交往，我只好抛弃了我的土语的成分，养成使用较为普通的国语的习惯。我一向不参加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同时我也没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因为我在这样的环境有过八年的熏陶，凡是中国人都是我的同乡。
一天夜里下大雪。黎明时同屋的一位广东同学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下雪啦！下雪啦！”别的寝室的广东同学也出来奔走相告，一个个从箱里取出羊皮袍穿上，但是里面穿的是单布裤子！
有一位从厦门来的同学，因为言语不通没人可以交谈，孤独郁闷而精神失常，整天用英语喊叫“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高等科有一位是他的同乡，但是不能时常来陪伴他。结果这位可怜的孩子被遣送回家了。
我是比较幸运的，每逢星期日我缴上一封家长的信便可获准出校返家，骑驴抄小径，经过大钟寺，到西直门，或是坐一小时的人力车遵大道进城。在家里吃一顿午饭，不大工夫夕阳西下又该回学校去了。回家的手续是在星期六晚办妥的，领一个写着姓名的黑木牌，第二天交到看守大门的一位张姓老头儿的手里，才得出门。平常是不准越大门一步的。但是高等科的同学们，和张老头打个招呼，也可以出门走走，买点什么鸭梨柿子烤白薯之类的东西。
新生是一群孩子，我这一班里以项君为最矮小，有一回他掉在一只大尿桶里几乎淹死。二三十年后我在天津遇到他，他已经任一个银行的经理，还是那么高，想起往事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
新生的管理是很严格的。斋务主任陈筱田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天津人，说话干脆而尖刻，精神饱满，认真负责。学生都编有学号，我在中等科时是五八一，在高等科时是一四九，我毕业后十几年在南京车站偶然遇到他，他还能随口说出我的学号。每天早晨七点打起床钟，赴盥洗室，每人的手巾脸盆都写上号码，脏了要罚。七点二十分吃早饭，四碟咸菜如萝卜干八宝菜之类，每人三个馒头，稀饭不限。饭桌上，也有各人的学号，缺席就要记下处罚。脸可以不洗，早饭不能不去吃。陈先生常常躲在门后，拿着纸笔把迟到的一一记下，专写学号，一个也漏不掉。我从小就有早起的习惯，永远在打钟以前很久就起床，所以从不误吃早饭。
学生有久久不写平安家信以致家长向学校查询者，因此学校规定每两星期必须写家信一封，交斋务室登记寄出。我每星期回家一次，应免此一举，但格于规定仍须照办。我父亲说这是很好的练习小楷的机会，特为我在荣宝斋印制了宣纸的信笺，要我恭楷写信，年终汇订成册，留作纪念。
学生身上不许带钱，钱要存在学校银行里，平常的零用钱可以存少许在身上，但一角钱一分钱都要记账，而且是新式簿记，有明细账，有资产负债对照表，月底结算完均要呈送斋务室备核盖印然后发还。在学校用钱的机会很少，伙食本来是免费的，我入校的那一年才开始收半费，每月伙食是六元半，我交三元，在我以后就是交全费的了，洗衣服每月二元，这都是在开学时交清了的。理发每次一角，技术不高明，设备也简陋，有一样好处——快，十分钟连揪带拔一定完工（我的朋友张心一来自甘肃，认为一角钱太贵，总是自剃光头，青白油亮，只是偶带刀痕），所以花钱只是买零食。校内有一个地方卖日用品及食物，起初名为嘉华公司，后改称为售品所，卖豆浆、点心、冰激凌、花生、栗子之类。只有在寝室里可以吃东西，在路上走的时候吃东西是被禁止的。
洗澡的设备很简单，用的是铅铁桶，由工友担冷热水。孩子们很多不喜欢亲近水和肥皂，于是洗澡便需要签名，以备查核。规定一星期洗澡至少两次，这要求并不过分，可是还是有人只签名而不洗澡。照规定一星期不洗澡予以警告，若仍不洗澡则在星期五下午四时周会（名为伦理演讲）时公布姓名，若仍不洗澡则强制执行派员监视。以我所知，这规则尚不曾实行过。
看小说也在禁止之列，小说是所谓“闲书”，据说是为成年人消遣之用，不是诲淫就是诲盗，年轻人血气未定，看了要出乱子的。可是像《水浒》、《红楼》之类我早就在家里看过，也是偷着看的，看到妙处心里确是怦怦然。
我到清华之后，经朋友指点，海淀有一家小书店可以买到石印小字的各种小说。我顺便去了一看，琳琅满目，如入宝山，于是买了一部《绿牡丹》。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偷看，字小，纸光，灯暗，倦极抛卷而眠，翌晨起来就忘记从枕下捡起，斋务先生查寝室，伸手一摸就拿走了。当天就有条子送来，要我去回话，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只见陈先生铁青着脸，把那本《绿牡丹》往我面前一丢，说：“这是嘛？”“嘛”者天津话“什么”也。我的热血涌到脸上，无话可说，准备接受打击。也许是因为我是初犯，而且并无其他前科，也许是因为我诚惶诚恐俯首认罪，使得惩罚者消了不少怒意，我居然除了受几声叱责及查获禁书没收之外没有受到惩罚。依法，这种罪过是要处分的，应于星期六下午大家自由活动之际被罚禁闭，地点在“思过室”，这种处分是最轻微的处分，在思过室里静坐几小时，屋里壁上满挂着格言，所谓“闭门思过”。凡是受过此等处分的，就算是有了记录，休想再能获得品行优良奖的大铜墨盒。我没进过思过室，可是也从来没有得过大铜墨盒，可能是受了“绿牡丹”事件的影响。我们对于得过墨盒的同学们既不嫉妒亦不羡慕，因为人人心里明白那个墨盒的代价是什么，并且事后证明墨盒的得主将来都变成了什么样的角色。
思过是要牌示的，若干次思过等于记一小过，三小过为一大过，三大过则恶贯满盈实行开除。记过开除之事在清华随时有之，有时候一向品学兼优的学生亦不能免于记过。比我高一班的潘光旦曾告诉我他就被记小过一次，事由是他在严寒冬夜不敢外出如厕，就在寝室门外便宜行事，事有凑巧，陈斋务主任正好深夜巡查，迎面相值当场查获，当时未交一语，翌日挂牌记过。光旦认为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从不讳言。中等科的厕所（绰号九间楼）在夜晚是没有人敢去的，面临操场，一片寂寥，加上狂风怒吼，孩子们是有一点怕。最严重的罪过是偷窃，一经破获，立刻开除，有时候拿了人家的一本字典或是拿了人家一匹夏布，都要受最严重的处分。趁上课时关扃寝室通路，翻箱倒箧实行突检，大概没有窃案不被破获的，虽然用重典，总还有人要蹈法网。有些学生被当做“线民”使用，负责打小报告，这种间谍制度后来大受外国教员指责，不久就废弃了，作“线民”的大概都是得过墨盒的。
清华对于年幼的学生还有过一阵的另一训导制度，三五个年幼的学生配给一个导师，导师由高等科的大学生担任之，每星期聚会一次，在生活上予以指导。指导我的是一位沈隽淇先生，大概比我大七八岁，道貌岸然，不苟言笑。这制度用意颇佳，但滞碍难行，因为硬性配给，不免扞格。此制行之不久即废，沈隽淇先生毕业后我也从来没听见过他的消息。
严格的生活管理只限于中等科，我们事后想想像陈筱田先生所执行的那一套管理方法，究竟是利多弊少，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本来是应该在幼小的时候就要认识。许多自然主义的教育信仰者，以为儿童的个性应该任其自由发展，否则受了摧残以后，便不得伸展自如。至少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没有受到压抑以至于以后不能充分发展。我从来不相信“树大自直”。等我们升到高等科，一切管理松弛多了，尤其是正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的气焰万丈，谁还能管学生？
四
清华是预备留美的学校，所以课程的安排与众不同，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公民（美国的公民）、数学、地理、历史（西洋史）、生物、物理、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都一律用英语讲授，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下午的课如国文、历史、地理、修身、哲学史、伦理学、修辞、中国文学史……都一律用国语，用中国的教科书。这样划分的目的，显然是要加强英语教学，使学生有更多的听说英语的机会。上午的教师一部分是美国人，一部分是能说英语的中国人。下午的教师是一些中国的老先生，好多都是在前清有过功名的。但是也有流弊，重点放在上午，下午的课就显得稀松。尤其是在毕业的时候，上午的成绩需要及格，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因此大部分学生轻视中文的课程。这是清华在教育上最大的缺点，不过鱼与熊掌不可得兼，顾了英文就不容易再顾中文，这困难的情形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惜的是学校没有想出更合理的办法，同时对待中文教师之差别待遇也令学生生出很奇异的感想，薪给特别低，集中住在比较简陋的古月堂，显然中文教师是不受尊重的。这在学生的心理上有不寻常的影响，一方面使学生蔑视本国的文化，崇拜外人，另一方面激起反感，对于洋人偏偏不肯低头。我个人的心理反应即属于后者，我下午上课从来不和先生捣乱，上午在课堂里就常不驯顺。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庚子赔款、义和团、吃教的洋人，昏聩的官吏……这一连串的联想使我惭愧愤怒。我爱我的母校，但这些联想如何能使我对我母校毫无保留的感觉骄傲呢？
清华特别注重英文一课，由于分配的钟点特多，再加上午其他各课亦用英语讲授，所以平均成绩可能较一般的学校略胜。使用的教本开始时是《鲍尔文读本》，以后就由浅而深的选读文学作品，如《阿丽斯异乡游记》、《陶姆伯朗就学记》、《柴斯菲德训子书》、《金银岛》、《欧文杂记》、阿迪生的《洛杰爵士杂记》、霍桑的《七山墙之屋》、《块肉余生述》、《朱立阿西撒》、《威尼斯商人》等等。前后八年教过我英文的老师有马国骥先生、林语堂先生、孟宪承先生、巢堃霖先生，美籍的有Miss Baader,Miss Clemers,Mr.Smith等。马、林、孟三位先生都是当时比较年轻的教师，不但学问好，教法好，而且热心教学，是难得的好教师。巢先生是在英国受教育的，英文根底极好，我很惭愧的是我曾在班上屡次无理捣乱反抗，使他很生气，但是我来台湾后他从香港寄信给我，要我到香港大学去教中文，我感谢这位老师尚未忘记几十年前的一个顽皮的学生。两位美籍的女教师使我特殊受益的倒不在英文训练，而在她们教导我们练习使用“议会法”，这一套如何主持会议，如何进行讨论，如何交付表决等等的艺术，以后证明十分有用，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谓的“民权初步”。在民主社会里到处随时有集会，怎么可以不懂集会的艺术？我幸而从小就学会了这一套，以后受用不浅，以后每逢我来主持任何大小会议，我知道如何控制会场秩序，如何迅速地处理案件的讨论。她们还教了我们作文的方法，题目到手之后，怎样先作大纲，怎样写提纲挈领的句子，有时还要把别人的文章缩写成为大纲，有时从一个大纲扩展成为一篇文章，这一切其实就是思想训练，所以不仅对英文作文有用，对国文也一样的有用。我的文章写得不好，但如果层次不太紊乱，思路不太糊涂，其得力处在此。美国的高等学校大概就是注重此种教学方法，清华在此等处模仿美国，是有益的。
上午的所有课程有一特色，即是每次上课之前学生必须作充分准备，先生指定阅览的资料必须事先读过，否则上课即无从听讲或应付。上课时间用在练习讨论者多，用在讲解者少，同时鼓励学生发问。我们中国学生素来没有当众发问的习惯，美籍教师常常感觉困惑，有时指名发问令其回答，造成讨论的气氛。美国大学里在课外指定阅读的资料分量甚重，所以清华先有此种准备，免得到了美国顿觉不胜负荷。我记得到了高等科之后，先生指定要读许多参考书，某书某章必须阅读，我们在图书馆末开门之前就排了长龙，抢着阅读参考书架上的资料，迟到者就要等候。
我的国文老师中使我获益最多的是徐镜澄先生，我曾为文纪念过他（见《秋室杂文》）。他在中等科教我作文一年，批改课业大勾大抹，有时全页都是大墨杠子，我几千字的文章往往被他删削得体无完肤，只剩下三二百字，我始而懊恼，继而觉得经他勾改之后确实是另有一副面貌，终乃接受了他的“割爱主义”，写文章少说废话，开门见山；拐弯抹角的地方求其挺拔，避免茸阘。
午后的课程大致不能令学生满意。学校聘请教员只知道注意其有无举人进士的头衔，而不问其是否为优良教师。尤其是五四以后的几年，学生求知若渴，不但要求新知，对于中国旧学问也要求用新眼光来处理。比我低一班的朱湘先生就跑到北大旁听去了。清华午后上课情形简直是荒唐！先生点名，一个学生可以代替许多学生答到，或者答到之后就开溜，留在课室者可以写信看小说甚至打瞌睡，而先生高踞讲坛视若无睹。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一位叶先生年老而无须，有一位学生发问了：“先生，你为什么不生胡须？”先生急忙用手遮盖他的下巴，缩颈俯首而不答，全班哄笑。这一类不成体统的事不止一端。
于此我不能不提到梁任公先生。大概是我毕业前一年，我们几个学生集议想请他来演讲。他的大公子梁思成是我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所以我们经过思成的关系一约就成了。任公先生的学问事业是大家敬仰的，尤其是他心胸开朗，思想赶得上潮流，在五四以后俨然是学术重镇。他身体不高、头秃、双目炯炯有光，走起路来昂首阔步，一口广东官话，声如洪钟。他讲演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他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有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口沫四溅涕泗滂沱，频频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大毛巾来揩眼睛。这篇演讲分数次讲完，有异常的成功，我个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所鼓动起来的。以前读曾毅《中国文学史》，因为授课的先生只是照着书本读一遍，毫无发挥，所以我越读越不感兴趣，任公先生以后由学校聘请住在工字厅主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更以后清华大学成立，他被聘为研究所教授，那是后话了。
还有些位老师我也是不能忘记的。教音乐的Miss Seeley和教图画的Miss Stars和Miss Lyggate都启迪了我对艺术的爱好。我本来喉音不坏，被选为“少年歌咏团”的团员，一共十二个人，除了我之外有赵敏恒、梅旸春、项谔、吴去非、李先闻、熊式一、吴鲁强、胡光澄、杜钟珩、郭殿邦等，我的嗓音最高，曾到城里青年会表演过一次Human Piano（人造钢琴），我代表最高音。以后我倒了嗓子，同时Seeley女士离校后也没有替人指导，我对音乐便失去了兴趣，没有继续修习，以至于如今对于音乐几乎完全是个聋子，中国音乐不懂，外国音乐也不通，变成了一个“内心没有音乐的人”，想起来实在可怕。讲到图画，我从小就喜欢，涂抹几笔是可以的，但无天才，清华的这两位教师给我的鼓励太多了，要我画炭画，描石膏像，记得最初是画院里的一棵松树，从基本上学习，但我没有能持续用功。我妄以为在小学时即已临摹王石谷、恽南田，如今还要回过头来画这些死东西？自以为这是委屈了我的才能，其实只是狂傲无知。到如今一点基本的功夫都没有，还谈得到什么用笔用墨？幼年时对艺术有一点点爱好，不值什么，没加上苦功，便毫无可观，我便是一例。
我不喜欢的课是数学。在小学时“鸡兔同笼”就已经把我搅昏了头，到清华习代数、几何、三角，更格格不入，从心里厌烦，开始时不用功，以后就很难跟上去，因此视数学课为畏途。我校的一位同学孙筱孟比我更怕数学，每回遇到数学月考大考，他一看到题目就好像是“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一般，匆匆忙忙回寝室换裤子，历次不爽。我那时有一种奇异的想法，我将来不预备习理工，要这劳什子作什么？以“兴趣不合”四个字掩饰自己的懒惰愚蠢。数学是人人要学的，人人可以学的，那是一种纪律，无所谓兴趣之合与不合，后来我和赵敏恒两个人同在美国一个大学读书，清华的分数单上数学一项都是勉强及格六十分，需要补修三角与立体几何，我们一方面懊恼，一方面引为耻辱，于是我们两个拼命用功，结果我们两个在全班上占第一第二的位置，大考特准免予参加，以甲上成绩论。这证明什么？这证明没有人的兴趣是不近数学的，只要按部就班的用功，再加上良师诱导，就会发觉里面的趣味，万万不可任性，在学校里读书时万万不可相信什么“趣味主义”。
生物、物理、化学三门并非全是必修，预备习文法的只要修生物即可，这一规定也害我不浅。我选了比较轻松的生物，教我们生物的陈隽人先生，他对我们很宽，我在实验室里完全把时间浪费了，我怕触及蚯蚓田鸡之类的活东西，闻到珂罗芳的味道就头痛，把蛤蟆四肢钉在木板上开刀取心脏是我最怵的事，所以总是请同学代为操刀，敷衍了事。物理化学根本没有选修，至今引为憾事。
我的手很笨拙，小时候手工一向很坏，编纸插豆、泥工竹工的成绩向来羞于见人。清华亦有手工一课，教师是周永德先生，有一次他要我们每人做一个木质的方锥体，我实在做不好，就借用同学徐宗涑所作的成品去搪塞缴上。宗涑的手是灵巧的，他的方锥体做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周先生给他打了个九十分。我拿同一个作品缴上去，他对我有偏见，仅打了七十分。我不答应，我自己把真相说穿。周先生大怒，说我不该借用别人的作品。我说：“我情愿受罚，但是先生判分不公，怎么办呢？”先生也笑了。
五
清华对于体育特别注重。
每早晨第二堂与第三堂之间有十五分钟的柔软操。钟声一响大家涌到一个广场上，地上有写着号码的木桩，各按号码就位立定，由舒美科先生或马约翰先生领导活动，由助教过来点名。这十五分钟操，如果认真作，也能浑身冒汗。这是很好的调剂身心的办法。
下午四时至五时有一小时的强迫运动，届时所有的寝室课室房门一律上锁，非到户外运动不可，至少是在外面散步或看看别人运动。我是个懒人，处此情形之下，也穿破了一双球鞋，打烂了三五只网球拍，大腿上被棒球打黑了一大块。可惜到了高等科就不再强迫了。经常运动有助于健康，不，是健康之绝对的必需的条件。而且身体的健康，也必有助于心理的健康，年轻时所获致的健康也是后来求学做事的一笔资本。那时清华的一般的学生比较活泼一些，少老气横秋的态度，也许是运动比较多一点的缘故。
学生们之普遍的爱好运动的习惯之养成是一件事，选拔代表与别的学校竞赛则是又一件事。清华对于选手的选拔培养与爱护也是做得很充分的。选手要勤练习，体力耗损多，食物需要较高的热量，于是在食堂旁边另设“训练桌”，大鱼大肉，四盘四碗，同学为之侧目。运动员中之德智体三育均优者固然比比皆是，但在体育方面畸形发展的亦非绝无仅有。有一位玩球的健将就是功课不够理想，但还是设法留在校内以便为校立功，这种恶劣的作风是大家都知道的。
清华的运动员给清华带来不少的荣誉，在各种运动比赛中总是占在领导的位置。在最初的几次远东运动会中清华的选手赢得不少锦标，为国家争取光荣。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场足球赛和一场篮球赛。上海南洋大学的足球队在华中称雄，远征华北以清华为对象，大家都觉得胜败未可逆料，不无惴惴。清华的阵容是前锋徐仲良、姚醒黄、关颂韬、华秀升、邝××。后卫之一是李汝祺，守门是董大酋。这一战打得好精彩，徐仲良脚头有劲，射门准而急，关颂韬最会盘球，三两个人奈何不得他，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境，结果清华以逸待劳，侥幸大胜。这是在星期六下午举行的，星期一补放假一天以资庆祝，这是什么事！另一场篮球赛是对北师大。北师大在体育方面也是人才辈出，篮球队中一位魏先生尤负盛名。北师大和清华在篮球不相上下，可说势均力敌。清华的阵容是前锋有时昭涵、陈崇武，后卫有孙立人、王国华，以这一阵容为基本的篮球队曾打垮菲律宾、日本的代表队。鏖战的结果清华占地利因而险胜，孙立人、王国华的截球之稳练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附带提起，现在台湾的程树仁先生也是清华的运动健将，他继曹懋德为足球守门，举臂击球，比用脚踢还打得远些，他现在年近七十而强健犹昔，是清华的体育精神的代表。
清华毕业时照例要考体育，包括田径、爬绳、游泳等项。我平常不加练习，临考大为紧张，马约翰先生对于我的体育成绩只是摇头叹息。我记得我跑四百码的成绩是九十六秒，人几乎晕过去。一百码是十九秒。其他如铅球、铁饼、标枪、跳高、跳远都还可以勉强及格，游泳一关最难过。清华有那样好的游泳池，按说有好几年的准备应该没有问题，可惜是这好几年的准备都是在陆地上，并未下过水里，临考只得舍命一试。我约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两边，以备万一。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子就浮出一丈开外，冲力停止之后，情形就不对了，原来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线下沉。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来得及喊救命，已经再度下沉。这时节两根竹竿把我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这一个月我可天天练习了，好在不止我一人，尚有几位陪伴我。补考的时候也许是太紧张，老毛病又发了，身体又往下沉，据同学告诉我，我当时在水里扑腾得好厉害，水珠四溅，翻江倒海一般，否则也不会往下沉。这一沉，沉到了池底。我摸到大理石的池底，滑腻腻的。我心里明白，这一回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便在池底连爬带泳前进，喝了几口水之后，头已露出水面，知道快泳完全程了，于是从从容容来了几下子蛙式泳，安安全全的跃登彼岸。马约翰先生笑得弯了腰，挥手叫我走，说：“好啦，算你及格了。”这是我毕业时极不光荣的一个插曲，我现在非常悔恨，年轻时太不知道重视体育了。
清华的体育活动也并不完全是洋式的，也有所谓国术，如打拳击剑之类，教师是李剑秋先生，他的拳是外家一路，急而劲，据说很有功夫。有时也开会表演，邀来外面的各路英雄，刀枪剑戟陈列在篮球场上，主人先垫垫脚，然后一十八般武艺一样一样的表演上场，其中包括空手夺刀之类。对于这种玩艺，同学中也有乐此不疲者，分头在钻研太极八卦少林石头的奥秘。
六
五四运动发生在民国八年，我在中等科四年级，十八岁，是当时学生群中比较年轻的一员。清华远在郊外，在五四过后第二三天才和城里的学生联络上。清华学生的领导者是陈长桐，他的领导才能（charisma）是天生的，他严肃而又和蔼，冷静而又热情，如果他以后不走进银行而走进政治，他一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领导能力使得清华学生在这次运动里尽了应尽的责任，虽然以后没有人以“五四健将”而闻名于世。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的捣毁了一部汽车。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那部被打的汽车是冤枉的，可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
六月三日四日北京学生千余人在天安门被捕，清华的队伍最整齐，所以集体被捕，所占人数也最多。
清华因为继续参加学生运动而引起学校当局的不满，校长张煜全先生也许是用人不当，也许是他自己过分慌张，竟乘学生晚间开会之际切断了电线，他以为这一招可以迫使学生散去，想不到激怒了学生，当时点起蜡烛继续开会，这是对当局之公然反抗。事有凑巧，会场外忽然发现了三五个衣裳诡异打着纸灯笼的乡巴佬，经盘问后，原来是由学校当局请来的乡间的“小锣会”来弹压学生的。所谓小锣会，即是乡村农民组织的自卫团体，遇有盗警之类的事变就以敲锣为号，群起抵抗，是维持地方治安的一种组织。糊涂的学校当局竟把这种人请进学校来对付学生，真是自寻烦恼。学生们把小锣会团团围住，让他们具结之后便把他们驱逐出校。但是驱逐校长的风潮也因此而爆发了。
五四往好处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往坏处一变而为闹风潮。清华的风潮是赶校长。张煜全、金邦正，接连着被学生列队欢送迫出校外，其后是罗忠诒根本未能到差。这一段时期学生领导人之最杰出者为罗隆基，他私下里常说“九年清华，三赶校长”是实有其事。清华的传统的管理学生的方式崩溃了，学生会的坚强组织变成学生生活的中心。学生自治也未始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不过罢课次数太多，一快到暑假就要罢课，有人讥笑我们是怕考试，然乎否乎根本不值一辩，不过罢课这个武器用得次数太多反而失去同情则确是事实。
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顿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像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迸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当时以我个人所感到的而言，这一股力量在两点上有明显的表现：一是学生的组织一是广泛的求知欲。
在这以前，学生们都是听话的乖孩子，对权威表示服从，对教师表示尊敬，对职员表示畏惧。我刚到清华的时候，见到校长周寄梅先生真觉得战战兢兢，他自有一种威仪使人慑服，至今我仍然觉得他有极好的风度，在我所知道的几任清华校长之中，他是最令大家翕服的一个。学校的组织与规程，尽管有不合理处，学生们不敢批评，更不敢有公然反抗的举动。除了对于国文教师常有轻慢的举动以外，学生对一般教师是恭顺的。无论教师多么不称职，从没有被学生驱逐的。在中等科时，一位国文先生酒醉，拿竹板打了学生的手心，教务长来抢走了竹板，事情也就平息了，这事情若发生在今天那还了得！清华管理严格，记过开除是经常有的事，一纸开除的布告贴出，学生乖乖的卷铺盖。只有一次例外，我同班的一位万同学，因故被开除，他跑到海淀喝了一瓶莲花白，红头涨脸地跑回来，正值斋务主任李胡子在饭厅和学生们一起用膳，就在大庭广众之下，上去一拳把他打倒在地，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犯上作乱的精彩表演。
五四以后情形完全不同了。首先要说起学校当局之颟顸无能，当局糊涂到用关灭电灯的方法来防止学生开会，召进乡间的“小锣会”打着灯笼拿着棍棒到学校里来弹压学生，这如何能令学生心服？周校长以后的几任校长，都是外交部派来的闲散的外交官，在做官方面也许是内行的，但是平素学问道德未必能服人，遇到这动荡时代更不懂得青年心理，当然是治丝益紊，使事态恶化。数年之内，清华数易校长，每一位都是在极狼狈的情形之下离去的。学生的武器便是他们的组织——学生会。从前的班长级长都是些当局属意的“墨盒”持有人，现在的学生会的领导者是些有组织能力的有担当的分子。所谓“团结即是力量”，道理是不错的。原来为了遂行爱国运动而组织起来的学生会，性质逐渐扩大，目标也逐渐转移了。学生要求自治，学生也要过问学校的事。清华的学生会组织是相当健全的，分评议会与干事会两部分，评议会是决议机关，干事会是执行机关，评议员是选举的，我在清华最后几年一直是参加评议会的。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很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不过清华的罢课当初也不是没有远大目标的。十一年三月间罗隆基写了一篇《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发表在《北京晨报》，翌年三月间由学生会印成小册，并有梁任公先生及凌冰先生的序言，一致赞成清华应有一健全的董事会，可见清华革命之说确是合乎当时各方的要求。
嚣张是不须讳言的，但是求知的欲望也同时变得非常旺盛，对于一切的新知都急不暇择的吸收进去。我每次进城在东安市场、劝业场、青云阁等处书摊旁边不知消磨多少时光流连不肯去，几乎凡有新刊必定购置，不是我一人如此，多少敏感的青年学生都是如此。
我记得仔细阅读过的书刊包括有：《胡适的实验主义》、《尝试集》、《短篇小说集》、《中国哲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域外小说集》，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潘家洵译的《易卜生戏剧》、《少年中国的丛书》，共学社的丛书、晨报丛书等等。《新潮》、《新青年》等杂志更不待言的是每期必读的。当然，那时候学力未充，鉴别无力，自己并无坚定的见地，但是扩充眼界，充实腹笥，总是一件好事。所以我那时看的东西很杂，进化论与互助论，资本论与安那其主义，托尔斯泰与萧伯纳，罗素与柏格森，泰戈尔与王尔德，兼收并蓄，杂糅无章。没有人指导，没有人讲解，暗中摸索，有时自以为发掘到宝藏而沾沾自喜，有时全然失去比例与透视。幸而，由于我的天生的性格，由于我的家庭的管教，我尚能分辨出什么是稳健的康庄大道，什么是行险侥幸的邪恶小径。三十岁以后，自己知道发奋读书，从来不敢懈怠，但是求知的热狂在五四以后的那一段期间仍然是无可比拟的。
因为探求新知过于热心，对于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基本的科学，不感兴趣，敷敷衍衍地读完一年生物学之后对于物理化学即不再问津，这一缺憾至今无法补偿。对于数学我更没有耐心，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藉口曰：“性情不近。”梁任公先生创“趣味说”，我认为正中下怀，我对数学不感兴趣，因此数学的成绩仅能勉强维持及格，而并不觉得惭怍。不但此也，在英文班上读些文学名著，也觉得枯燥无味，莎士比亚的戏剧亦不能充分赏识，他的文字虽非死文字，究竟嫌古老些，哪有时人翻译出来的现代作品那样轻松？于是有人谈高尔华绥、萧伯纳、王尔德、易卜生，亦从而附和之；有人谈莫泊桑、柴霍甫、屠格涅夫、法朗士，亦从而附和之。如响斯应，如影斯随，追逐时尚，皇皇然不知其所届。这是五四以后之一窝蜂的现象，表面上轰轰烈烈，如花团锦簇，实际上不能免于浅薄幼稚。
七
清华学生全体住校，自成一个社团，故课外活动也就比较多些。我初进清华，对音乐图画都很热心。教音乐的教师Miss Seeley循循善诱，仪态万千，是颇受学生欢迎的一个人。她令学生唱校歌（清华的校歌是英文的）以测验学生歌唱的能力，我一试便引起她的注意，因为我声音特高，而且我能唱出校歌两阕的全部歌词，后来我就当选为清华幼年歌咏团的团员。不知为什么这位教师回国后就一直没有替人，同时我的嗓音倒了之后亦未能复元，于是从此我和音乐绝缘。教图画的教师先是一位Miss Starr，后是一位Miss Lyggate，教我们白描，教我们写生，炭画、水彩画，可惜的是我所喜欢的是中国画，并且到了中等科三年级也就没有图画一课了。
我在图画音乐上都不得发展，兴趣转到了写字上面去。在小学的时候老师周士棻（香如）先生教我们写草书千字文，这是白折子九宫格以外的最有趣的课外作业，我的父亲又鼓励我涂鸦，因此我一直把写字当作一种享受。我在清华八年所写的家信，都是写在特制的宣纸信笺上，每年装订为一册，全是墨笔恭楷，这习惯一直维持到留学回国为止。有一天我和同学吴卓（鹄飞）张嘉铸（禹九）商量，想组织一个练习写字的团体，吴卓写得一笔好赵字，张嘉铸写得一笔酷似张廉卿的魏碑体，众谋佥同，于是我就着手组织，征求同好。我的父亲给我们起了一个名字，曰：“清华戏墨社”。大字，小楷，同时并进。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成了我的手边常备的参考书。我本来有早起的习惯，七点打起床钟，我六点就盥洗完毕，天蒙蒙亮我和几位同学就走进自修室，正襟危坐，磨墨伸纸，如是者二年，不分寒暑，从未间断，举行过几次展览。我最初看吴卓临赵孟頫《天冠山图咏》，见猎心喜，但是我父亲不准我写，认为应先骨格而后妩媚，要我写颜真卿《争座位》和柳公权的《玄秘塔》，同时供给我大量的珂罗版的汉碑，主要的是张迁碑、白石神君碑、孔宙碑，而以曹全碑殿后。这样临摹了两年，孤芳自赏，但愧未能持久，本无才力，终鲜功夫，至今拿起笔杆不能运用自如，是一憾事。
清华不是教会学校，所以并没有什么宗教气氛，但是有些外国教师及一些热心的中国人仍然不忘传教，例如查经班青年会之类均应有尽有，可是同时也有一批国粹派出面提倡孔教以为对抗。我对于宗教没有兴趣，不过于耶教孔教二者若是必须作一选择，我宁取后者，所以我当时便参加了一些孔教会的活动，例如在孔教会附设的贫民补习班和工友补习班里授课之类。不过孔子的学说根本不能构成宗教，所谓国教运动尤其讨厌。
五四以后，心情丕变。任何人在青春时期都会“怨黄莺儿作对，怪粉蝶儿成双”，都会变成为一个诗人。我也在荷花池畔开始吟诗了，有一首诗就题为《荷花池畔》，后来发表在《创造季刊》第四期上。我从事文艺写作是在我进入高等科之初，起先是几个朋友（顾毓琇、张忠绂、翟桓等）在校庆日之前凑热闹翻译了一本《短篇小说作法》，这是一本没有什么价值的书，不知为何选中了它。我们的组织定名为“小说研究社”，向学校借占了一间空的寝室作为会所。后来我们认识了比我们高两级的闻一多，是他提议把小说研究社改为“清华文学社”，添了不少新会员，包括朱湘、孙大雨、闻一多、谢文炳、饶子离、杨子惠等。闻一多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年纪比我们大两岁，在心理的成熟方面以及学识修养方面，都比我们不只大两岁，我们都把他当作老大哥看待。他长于图画，而国文根抵也很坚实，作诗仿韩昌黎，硬语盘空，雄浑恣肆，而情感丰富，正直无私。这时候我和一多都大量的写白话诗，朝夕观摩，引为乐事。我们对于当时的几部诗集颇有一些意见，《冬夜》里有“被窝暖暖的，人儿远远的”之句，《草儿》里有“旗呀，旗呀，红、黄、蓝、白、黑的旗呀！”这样的一首，还有“如厕是早起后第一件大事”之句，我们都认为俗恶不堪，就诗论诗倒是《女神》的评价最高，基于这一点意见，一多写了一篇长文《冬夜评论》，由我寄给《北京晨报》副刊（孙伏园编）。我们很天真，以为报纸是公开的园地，我们以为文艺是可以批评的，但事实不如此。稿寄走之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几番函询亦不得覆音，幸亏尚留底稿。我决定自行刊印，自己又写了一篇《草儿评论》，合为《冬夜草儿评论》，薄薄的一百多页，用去印刷费百余元，是我父亲供给我的。这一小册的出版引起两个反响，一个是《努力周报》署名“哈”的一段短评，当然是冷嘲热骂，一个是创造社《女神》作者的来信赞美。由于此一契机我认识了创造社诸君。
差不多同时我也由于通信而认识了南京高师的胡昭佐（梦华），由于他而认识了吴宓（雨僧），后来又认识了梅光迪（迪生）胡先骕（步青）诸位。对于南京一派比较守旧的思潮，我也有一点同情，并不想把他们一笔抹煞。
我的父亲总是担心我的国文根底不够，所以每到暑假他就要我补习国文，我的老师是仪征陈止（孝起）先生，他的别号是大镫，是一位纯旧式的名士，诗词文章无所不能，尤好收集小品古董，家里满目琳琅。我隔几天送一篇文章请他批改，偶然也作一点旧诗。但是旧文学虽然有趣，我可以研究欣赏，却无模拟的兴致，受过五四洗礼的人是不能再回复到以前的那个境界里去了。
八
临毕业前一年是最舒适的一年，搬到向往已久的大楼里面去住，别是一番滋味。这一部分的宿舍有较好的设备，床是钢丝的，屋里有暖气炉，厕所里面有淋浴有抽水马桶。不过也有人不能适应抽水马桶，以为做这种事而不采取蹲的姿势是无法达成任务的（我知道顾德铭即是其中之一，他一清早就要急急忙忙跑到中等科去照顾那九间楼），可见吸收西方文化也并不简单，虽然绝大多数的人是乐于接受的。
和我同寝室的是顾毓琇、吴景超、王化成，四个少年意气扬扬共居一室，曾经合照过一张相片，坐在一条长凳上，四副近视眼镜，四件大长袍，四双大皮鞋，四条翘起来的大腿，一派生楞的模样。过了二十年，我们四个人在重庆偶然聚首，又重照了一张，当时大家就意识到这样的照片一生中怕照不了几张。当时约定再过二十年一定要再照一张，现在拍照第三张的时期已过，而顾毓琇定居在美国，王化成在葡萄牙任公使多年之后病殁在美国，吴景超在大陆上，四人天各一方，萍踪漂泊，再聚何年？今日我回忆四十年前的景况，恍如昨日：顾毓琇以“一樵”的笔名忙着写他的《芝兰与茉莉》，寄给文学研究会出版，我和景超每星期都要给《清华周刊》写社论和编稿。提起《清华周刊》，那也是值得回忆的事。我不知哪一个学校可以维持出版一种百八十页的周刊，历久而不停，里面有社论有专文有新闻有通讯有文艺。我们写社论常常批评校政，有一次我写了一段短评鼓吹男女同校，当然不是为私人谋，不过措词激烈了一点，对校长之庸弱无能大肆抨击，那时的校长是曹云祥先生（好像是作过丹麦公使，娶了一位洋太太，学问道德如何则我不大清楚），大为不悦，召吴景超去谈话，表示要给我记大过一次，景超告诉他：“你要处分是可以的，请同时处分我们两个，因为我们负共同责任。”结果是官僚作风，不了了之。我喜欢文学，清华文艺社的社员经常有作品产生，不知我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有那样大的胆量，单凭一点点热情，就能振笔直书从事创作，这些作品经由我的安排，便大量的在周刊上发表了，每期有篇幅甚多的文艺一栏自不待言，每逢节日还有特刊副刊之类，一时文风甚盛。这却激怒了一位同学（梅汝璈），他投来一篇文章《辟文风》，我当然给他登出来，然后再辞而辟之。我之喜欢和人辩驳问难，盖自此时始，我对于写稿和编辑刊物也都在此际得到初步练习的机会。周刊在经济方面是由学校支持的，这项支出有其教育的价值。
我以《清华周刊》编者的名义，到城里陟山门大街去访问胡适之先生，缘因是梁任公先生应《清华周刊》之请写了一个《国学必读书目》，胡先生不以为然，公开的批评了一番。于是我径去访问胡先生，请他也开一个书目。胡先生那一天腿病，躺在一张藤椅上见我，满屋里堆的是线装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胡先生，清癯的面孔，和蔼而严肃，他很高兴的应了我们的请求。后来我们就把他开的书目发表在《清华周刊》上了。这两个书目引出吴稚晖先生的一句名言：“线装书应该丢到茅厕坑里去！”
我必须承认，在最后两年实在没有能好好的读书，主要的原因是心神不安，我在这时候经人介绍认识了程季淑女士，她是安徽绩溪人，刚从女子师范毕业，在女师附小教书。我初次和她会晤是在宣外珠巢街女子职业学校里。那时候男女社交尚未公开，双方家庭也是相当守旧的。我和季淑来往是秘密进行的，只能在中央公园北海等地约期会晤。我的父亲知道我有女友，不时的给我接济，对我帮助不少。我的三妹亚紫在女师大，不久和季淑成了很好的朋友。青春初恋期间谁都会神魂颠倒，睡时、醒时、行时、坐时无时不有一个倩影盘踞在心头，无时不感觉热血在沸腾，坐卧不宁，寝食难安，如何能沉下心读书？“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更何况要等到星期日才能进得城去谋片刻的欢会？清华的学生有异性朋友的很少，我是极少数特殊幸运的一个。因为我们每星期日都风雨无阻的进城去会女友，李迪俊曾讥笑我们为“主日派”。
对于毕业出国，我一向视为畏途。在清华有读不完的书，有住不腻的环境，在国内有舍不得离开的人，那么又何必去父母之邦？所以和闻一多多次商讨，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有无必要？会不会到了美国被汽车撞死为天下笑？一多先我一年到了美国，头一封来信劈头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我出国去开开眼界。事实上清华也还没有过毕业而拒绝出国的学生。我和季淑商量，她毫不犹豫的劝我就道，虽然我们知道那别离的滋味是很难熬的。这时候我和季淑已有成言，我答应她，三年为期，期满即行归来。于是我准备出国。季淑绣了一幅《平湖秋月图》给我，这幅绣图至今在我身边。
出国就要治装，我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到中国来不需治中装，而中国人到外国去就要治西装。清华学生平素没有穿西装的，都是布衣布褂，我有一阵还外加布袜布鞋。毕业期近，学校发一笔治装费，每人约三五百元之数，统筹办理，由上海恒康西服庄派人来承办。不匝月而新装成，大家纷纷试新装，有人缺领巾，有人缺衬衣，有的肥肥大大如稻草人，有的窄小如猴子穿戏衣，真可说得上是“沐猴而冠”。这时节我怀想红顶花翎朝靴袍褂出使外国的李鸿章，他有那一份胆量不穿西装，虽然翎顶袍褂也并非是我们原来的上国衣冠。我有一点厌恶西装，但是不能不跟着大家走。在治装之余我特制了一面长约一丈的绸质大国旗——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这在后来派了很大的用场，在美国好多次集会（包括孙中山先生逝世时纽约中国人的追悼会）都借用了我这一面特大号的国旗。
到了毕业那一天（六月十七日），每人都穿上白纺绸长袍黑纱马褂，在校园里穿梭般走来走去，像是一群花蝴蝶。行毕业礼那天，我还是代表全班的三个登台致词者之一，我的讲词规定是预言若干年后同学们的状况，现在我可以说，我当年的预言没有一句是应验了的！例如：谢奋程之被日军刺杀，齐学启之殉国，孔繁祁之被汽车撞死，盛斯民之疯狂以终，这些倒霉的事固然没有料到，比较体面的事如孙立人之于军事，李先闻之于农业，李方桂之于语言学，应尚能之于音乐，徐宗涑之于水泥工业，吴卓之于糖业，顾毓琇之于电机工程，施嘉炀之于土木工程，王化成、李迪俊之于外交……均有卓越之成就，而当时也并未窥见端倪。至于区区我自己，最多是小时了了，到如今一事无成，徒伤老大，更不在话下了。毕业那一天有晚会，演话剧助兴，剧本是顾一樵临时赶编的三幕剧《张约翰》。剧中人物有女性二人，谁也不愿担任，最后由我和吴文藻承乏。我的服装有季淑给我缝制的一条短裤和短裙，但是男人穿高跟鞋则尺寸不合无法穿着，最后向Miss Lyggate借来一试，还累嫌松一点点。演出时我特请季淑到校参观，当晚下榻学生会办公室，事后我问她我的表演如何，她笑着说：“我不敢仰视。”事实上这不是我第一次演戏，前一年我已经演过陈大悲编的《良心》，导演人即是陈大悲先生。不过串演女角，这是生平仅有的一次。
拿了一纸文凭便离开了清华园，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哀伤。两辆人力车，一辆拉行李，一辆坐人，在骄阳下一步一步的踏向西直门。心里只觉得空虚怅惘。此后两个月中酒食征逐，意乱情迷，紧张过度，遂患甲状腺肿，眼珠突出，双手抖颤，积年始愈。
家父给了我同文书局石印大字本的前四史，共十四函，要我在美国课余之暇随便翻翻，因为他始终担心我的国文根底太差。这十四函线装书足足占我大铁箱的一半空间，这原是吴稚晖先生认为应该丢进茅厕坑里去的东西，我带过了太平洋，又带回了太平洋，差不多是原封未动缴还给家父，实在好生惭愧。老人家又怕我在美膏火不继，又给了我一千元钱，半数买了美金硬币，半数我在上海用掉。我自己带了一具景泰蓝的香炉，一些檀香木和粉，因为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中最好的一项代表性的艺术品，我一向向往“焚香默坐”的那种境界。这一具香炉，顶上有一铜狮，形状瑰丽，闻一多甚为欣赏，后来我在珂罗拉多和他分手时便举以相赠。我又带了一对景泰蓝花瓶，后来为了进哈佛大学的缘故在暑期中赶补拉丁文，就把这对花瓶卖了五十元美金充学费了。此外我还在家里搜寻了许多绣活和朝服上的“黻子”，后来都成了最受人欢迎的礼物。
民国十二年八月里，在凄风苦雨的一天早晨，我在院里走廊上和弟妹们吹了一阵胰子泡，随后就噙着泪拜别父母，起身到上海候船放洋。在上海停了一星期，住在旅馆里写了一篇纪实的短篇小说，题为《苦雨凄风》，刊在《创造周报》上。我这一班，在清华是最大的一班，入学时有九十多人，上船时淘汰剩下六十多人了。登“杰克逊总统号”的那一天，船靠在浦东，创造社的几位到码头上送我。住在嘉定的一位朋友派人送来一面旗子，上面亲自绣了“乘风破浪”四个字。其实我哪里有宗悫的志向？我愧对那位朋友的期望。
清华八年的生涯就这样的结束了。（原载梁实秋著《秋室杂忆》，北京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
5 “水木清华”众秀钟
铁明（1925）
1917年秋，我初次来到清华园，这是我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事，因为它塑造了我的心灵，影响了我的思想、习惯、作风——凡是我的任何一点可取之处几乎无不与在清华园里几年时间中的生活有关。
那时我还不到十三岁，刚刚在上海县立养正小学毕业。小学毕业之后当然要上中学。上海有好几所有名的中学，最有名的四所是南洋中学、敬业中学、民立中学、浦东中学。我却看中了远在北京的清华园。那时清华园中的“清华学校”是全国一所独特的学校，因为它是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所办的一所留学美国的预备学校。
在暑假中三舅父带领我去南京参加教育厅考试。我得到录取通知之后，心里兴奋得不得了，母亲也十分高兴。独生子将远离膝下到北京去，她不得不从繁忙的教育工作中（她是一个教育家、一个女子中学的倡办人，全力以赴昼夜不辍地工作着，见《教育家的一生——袁希澔先生回忆录》）抽出时间来亲自为儿子准备行装。北地寒冷，老棉袄不够了，做了一件老羊皮袍子，加上罩衫，亲手做了十双布底鞋。不久又带领我去见一个世交叶醴文老先生，他是上海名宿，一个举人，在清华教高等科国文。后来的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叶企孙就是叶先生的儿子。母亲拜托叶老先生带我去北京，并且当面商定我每星期一次到古月堂叶先生处去补习国文，并交一篇作文。
一到清华园里，我可真开了眼界。那时我虽则年龄很小，可是上海的所谓“十里洋场”我是熟悉的，南京北京我已到过，也可算得见多识广，但我却从未看到过这么漂亮的花园，修剪得这么整齐的大草坪，这么疏密有致的树木，荷花池残叶犹存，还有小土山，山旁亭子，小土山上的钟亭，小河，木桥，到处是宽阔平坦而不无曲折的道路，真是景色秀丽。加之以工字厅古月堂的古色古香，科学馆、罗斯福纪念体育馆、图书馆（那时还只是第一段）刚刚落成，都是金碧辉煌，设备齐全。大礼堂还在打桩，全是在国内从未见过的最新式最漂亮而又最坚固的建筑。新楼（即有那桐所写“清华学堂”的那座）和其东的旧大楼则是备有光鲜发亮的打蜡地板和抵御北地风沙的双层拉窗，装有暖气设备，并不过分华丽但极为讲究舒适。高等科宿舍在新大楼旧大楼之北，中等科宿舍和教室在小河之北大操场之东图书馆之西，都是一排排兵营式的宽敞的平房，贯以长廊，隙地广植石芍夹竹桃，富有我国传统园亭之胜。游憩在这么大一个花园中的仅是学生数百名，教职员工人数相称，真是幽闭谧静，无异洞天福地。
非但如此，同学们都是全国各省选拔出来的学子，录取颇非容易。他们相聚一起晨夕与共，有看不完的书，练不完的运动，说不完的话。我是从六七岁起就住在学校宿舍里的，现在当然不会恋家，就是那些娇生惯养公子哥儿出身的同学过不了几天也都乐不思家。
然而母亲对我放心吗？过去我是每星期回家一次，现在则是每年一次了。在她繁忙工作之余能不想念我吗？我到校不几天就坐下来写家信。这恰巧符合了学校规定。中等科学生最大的不过十六七岁，最小的十二三岁。学校设有“斋务处”，这是管理学生的机构。也许“管理”两字不很确切，因为积极诱导远远超过了消极管理，尤其是在陈筱田当斋务长的时期里。斋务处对学生非常严格，为的是积极负起国家和家长交给他们的责任。大约到校不过二三天，斋务长召集我们谈天，会上宣布了许多我们必须养成的习惯，亦即我们必须自觉遵守的规定。校中设有学生银行，所有的钱存入银行，支款使用支票，中等科学生开支票必须有斋务处背书（即凭本人签字之外还要有斋务处图章），而斋务处有一本大账簿，我们每次支款时所支款额与所报用途均有记录，以免我们滥吃滥用。每人发给一本日用账簿，一本按月收支对照表。每人必须记账，账面与斋务处大账簿须基本上相符，月底自己结账，填写收支对照表交斋务处核对。每人每月又必须写两封家信，多写听便，但两封必须交斋务处，下半月的那封自己封口，而月初的那封不封口，由斋务处把上月收支对照表装进寄发。
陈斋务长是一个大胖子，天津人，经常和学生来往谈笑。学生犯了规则，工友拿了纸条子，上面写着某某学生的姓名，说“先生，斋务处找”。我们都怕斋务处找。到斋务处，不论是陈胖子或者哪一个斋务员总是和善而严肃地说理开导，从来不疾言厉色，但是我们都很肯听话，因为我们的确明白了道理。大约1920年左右陈斋务长去职，继任的李斋务长就不一样了，往往采取消极方式，其结果是一个姓万的同学受罚不服，在食堂中公开殴打斋务长，弄得斋务长威信扫地。陈筱田先生是一个出色的教育家，是我这漫长的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出色的教育家之一，决非李胡子所能学像。这一对比，我以为，极其富有启发性，每一个人对于弟妹子女，对于生徒助手，该采取什么态度所收效果最大，不是很可斟酌吗？大而至于治国平天下，又何独不然呢？
清华一贯重视体育运动。我进清华时，体育馆已落成，有淋浴，有游泳池，有健身房。大操场上有正规跑道，正规足球场；有七八个篮球场，十几个网球场。每天下午四点钟是“强迫运动”时间，在四点到五点这一个小时之内全校所有房屋统统关闭，所有高等科、中等科同学统统自动积极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当时全校同学不过五六百人，体育设备充足有余。体育教师马约翰先生原是四百四十码名将，后来又来了一个美国教师Mr .Bryce，也是一个田径好手。国术教师是李剑秋先生。还有国文教师张梦兰老先生是前清武举人，喜欢射箭，有时也来指导学生。
清华的运动在华北是有名的。北京各校无可匹敌者，在华北运动会中亦是稳拿总分冠军的。1918年在太原举行第三届华北运动会，我以童子军资格前往参加旗语、搭桥、救护等技术表演。那次清华几乎包办了大部分项目的冠军。上海的南洋大学（即后来的交通大学）是华东各大学足球冠军，在我到清华园的前一年，即1916年，南洋足球队北征，在京津一带所向无敌，到清华一役被杀得败下阵来，成3∶2之局，偃旗息鼓而归。我虽未及亲见这场厮杀，但老同学们讲述时指手画脚，我们新同学听着也眉飞色舞。我是1925级，也叫乙丑级，到校大概不过一个月就组织了足球队，取名“塞耳听”，意为十三人，穿上足球鞋，在正规足球场上踢正规足球，并不像比我们后一辈的青少年从踢小皮球、小型足球逐步升级的。
高等科毕业时需要满足的许多不太容易的条件之中，其一就是体育。不论何人倘若体育测验不及格就休想到美国去留学。测验包括游泳两个来回，爬绳两次到顶，一百码，四百四十码，跳远，铅球等规定田径项目达到规定成绩。许多“老先生”平素抱着书本用功，学习成绩非常出色，一到高等三年级也就不得不戴着洋瓶底厚眼镜在运动场上勤学苦练起来。就因为如此，“旧制”清华同学在体育运动方面都有一手，绝无例外。
我在美国大学读书时，“体育馆里的运动和田径场球场上的运动成绩和一般（美国）同学相仿，可说是比上虽尚不足，比下却颇有余，学期成绩是B”（见铁明：《我的大学年代（二）》）。在清华园里强迫运动的情景历历在目。我个子矮小，力气也不大，有几项心中颇为踌躇。铅球很重，深恐推不出去压着自己的脚，跳栏又怕绊在栏上摔跤，会被同学们传为笑柄，都是等到晚餐钟响，同学们都不在了，独自留在运动场上偷试，那时只有老工友在收拾体育用品，即使我出了洋相，他也不会耻笑我的。就是这样，我在田径中除了长跑和撑竿跳高之外，球类中则没有例外，我都可以来一下，虽则成绩谈不上好，一直到我三十岁左右时，在省级运动会上，一百米和跳远都还可以得分，网球、棒球都还可以抵挡一阵。（《清华校友通讯》复3期，1981年4月）
6 六十年前六载清华
任之恭（1926）
我在1920年进清华，那时年龄仅14岁。我来自山西太行山里一个偏僻的沁源县，在太原上过一年初中，土里土气，连英文的A、B、C、D刚学了稍许，就考进清华。当时学校要废止一、二年级，就把我插入中等科三年级，我自知程度不够，很不舒服。一位潘老师用英文教代数，刚讲完一课就考试，我不知所问，只得交白卷。他要我降级补习，待我补习合格后才复原。我住在中等科（就是第三院）88号，同房有丁佶、周田、郑骏全（他们现都不在世了）。那时我们都是年幼无知，学监们常笑我等为“湿床”孩儿。我们的寝室最靠近饭厅。冬季每桌有一个火锅，到开门时，大家争先恐后地跑至火锅所在，以先抢肉食及鲜品为快。后来者只得吃些粉条白菜豆腐馒头之类，或喊厨房买些适口的“牛肉丝葱油炝锅面”等。在正饭以外，有钱的同学们可到售品所选食西洋点心等。
到了高等科，先住第二院，最后一年住第一院。那时当了高班生，神气十足，衣裳也讲究多了。我那时土气犹未退尽，看见别人皮鞋，亮晶晶地好看，非常羡慕。
讲到上课方面，我听过王文显（Wong Quincy）先生讲Hamlet，要我们背“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等。我也听过张欣海先生的 As You Like It，照样背“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等。吴宓先生常代王文显先生或张欣海先生的课，他在班里一本严肃，但同学们也常私谈吴先生与毛彦文女士的痴情艳史，往往传之为佳话。
讲到德文课，Dr．& Mrs．Danton的逸事，相当有趣。我上过Danton夫人的课。每逢她进入课堂时，全班学生一齐站起来，祝她“Guten Morgan，Frau Lehrerin．”她的德文班近乎30名学生。她曾教过Theodor Storm 的Immensee故事。学生们坐成一个大圆圈，她往往挑出某一位同学，叫他Herr某名，发问课中故事的某一段，指定被问者回答。有一次坐在我左手的一位同学，他在上课前把所读部分，背得烂熟，但一经被问，他就哆嗦不停（我在旁感觉到他哆嗦的强烈），他仍然整个答不出来。Danton夫人把同一问题发问别的同学，可还是答不出来，一直等到没有人能答复时，她就问到她最偏爱的一位同学。那时的结果是很可以预料到的：那位最好的学生，没有疑问地可以很完美地答复出来。因为Danton夫人这样的威风，大家都私自叫她为“母老虎”。
现在讲一下Malone先生。他一直教世界历史及地理。当他讲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他必然带着全班学生到隔壁圆明园遗址。那里有些没有烧尽的废墟，他当地详细讲解以英国为首的强权帝国，先用鸦片烟毒化中国，后借故火烧圆明园宫殿宝物，全班同学没有人不痛恨英法惨无人道的侵略与蹂躏。单拿我自己说，我所得的英法蛮横的印象，深深留在我脑海中，每逢想到此事，迄今还是痛心在怀。
在我进清华前一年（1919年），就是五四运动的开端。那年同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完毕。巴黎和会是在凡尔赛举行。在《凡尔赛条约》中，同盟国的强权，把以前德国从中国夺取的青岛无理让给日本。顾维钧为中国全权首席代表，他对凡尔赛条件转让中国主权给日本，拒绝签字，是顾维钧的最伟大功绩。
五四运动激发起来的爱国思潮，我们学生们在那几年求学时代，参加了不少次的游行罢课运动。我很记得在多次游行中，高喊“取消二十一条”，“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卖国贼”，“抵制日货”等。
1926年的“3·18”惨案，我隐隐约约记得参加过这次游行示威。我记得许许多多的北京青年学生，成群结队地在北京城里段祺瑞政权大门外（围墙内）提出要求，军警戒备森严。想不到军警最后还是开枪杀人，其中就有清华学生韦杰三烈士在那次事件中殉难。
最后我讲一段很多人都知道的一桩事。凡是清华学生没有人不知道体育老师马约翰。同时清华在那个留美预备时代（我当然是那时代的产品），毕业出洋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经过游泳及格的考验。我自己一向会游泳，不必提了。但对于少数同学，就是一个绝大的难关。问题是：绝对不会游泳的人，如何能Pass游泳考试，达到出洋目的。在此问题无法解决下，当时却有一个妙法。在考试的时候，当教练（有意或无意）不注目的时候，一个同学在池边持一竹竿让被考人紧握竿头，那个同学只要沿池边走动，把被考人送到及格的目的地。这样，教练就可记录被考人游泳及格了。一笑！（《清华校友通讯》复13期，1986年4月）
7 忆马约翰老师
张报（1927）
我原名莫国史，是由广西考送进校的。我在清华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对母校却有深厚的感情。在离校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我都没有忘记她。雄伟的大礼堂、体育馆，雅致的工字厅、荷花池……都记得清清楚楚，至于许多当时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和德高望重的老师们，则更是我梦寐不忘的。
在老师们中间，我最怀念的就是马约翰教授。
记得，我于一九一九年初秋到校后，就在第一堂体育课时认识了马老师。那时的印象是：他身材虽然不高大，但是显得很结实，满面红光，举止有力，声音洪亮，严肃认真，不愧为一个有吸引力的体育教师。据了解，马老师于一九一四年到清华，原来是教化学和英语的，但那时正缺少个主管体育的教师；因为马老师自小爱好体育，而且他认为，要洗雪我国被称为“东亚病夫”的耻辱，就必须发展体育，他乃决心改行，负责体育教学，并专心致志地投入这个工作，取得显著的成果。
那时清华就已经作为“三好”学校而闻名全国。所谓三好者，即校舍好、英文好、体育好是也。至少“体育好”是和马老师的辛勤劳动与教学有方分不开的。
根据我在清华时的情况来看，马老师的体育教学是建立在正确的科学的基础上的。其特点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在普及的基础上求提高。例如，为着普及，马老师每天早晨亲自带全体学生做团体操，配以音乐，和现在的广播工间操相似。每周每班都有一定的必修体育课，要体育及格才许“出洋”（留美）。马老师还组织指导和鼓励学生们参加各项课余体育运动，如球类、田径、游泳等等。每天清早，总有不少同学练习长跑，沿着那时还完整的校园围场跑一大圈（记得周培源同志就是当年的优秀长跑运动员）。每天下午四时左右，下课铃一响，同学们就如小鸟出笼，奔向体育馆、大操场，自投所好，进行活动。练的、游的、跑的、跳的、踢的，各显身手，真是龙腾虎跃，热闹得很。这种活跃，正如荣高棠同志后来所说：“是马约翰先生给我们的。”为着提高，马老师经常安排班际、级际的运动会和各种比赛，从中挑选“尖子”，组成足球、篮球、田径等代表队，精心培养，严格训练，提高水平。结果，清华的田径、足球、篮球等队在北京校际以及华北运动会上都取得优异成绩，有些运动员还参加过远东运动会。这样，在马老师的提倡和指导下清华建树了注重体育的优良传统，赢得了“体育好”的声誉。
这些一般的情况当时给我以深刻的印象，而更使我一生难忘的就是马老师于百忙中给我个人的关怀、鼓励和指导。我自小就爱好体育，特别是游泳和网球。到清华后，有了更好的训练条件，我就更加努力学习。马老师不止一次地看我打网球和游泳，指出了我的缺点，并具体地加以纠正。他鼓励我说：你对这两项运动已有门路，应该坚持锻炼，争取将来参加远东运动会和大卫杯国际网球赛。这对于我是很大的鼓舞，我决心努力这样做。然而事与愿违，我由于受五四思潮的影响，参加学生运动并公开揭露和批评学校当局一些弊端，那时的校长银行家金邦正，不顾同学们的反对和抗议，于一九二一年暑假悍然把我开除。我为正义而斗争，受到反动势力的迫害，我所感到的不是悲痛和羞耻而是愤怒与自豪。但是，我觉得难过的是，我被迫离开了清华，我亲爱的母校，被迫离开了许多亲爱的同学和老师，特别是马约翰老师。
我离开清华后，一直没有忘记马老师的教导与鼓励，随时随地，一有机会就继续锻炼，努力提高水平。结果，我虽然没能参加远东运动会或大卫杯国际网球赛，但也曾取得一些微小成绩。一九二七年年初，我在美国田纳西州的皮巴蒂师范学院赢得了五十米自由式游泳第一名和网球男子单打冠军。那年还参加了该学院所在地纳斯维尔城的全城网球赛，进入半决赛，当地报纸曾誉我“远东来的黑马”。一九二九年夏，我是威斯康星大学外国学生网球赛的男子单打冠军，并和一位姓吴的同学配合，夺得了双打冠军。学校当局把我们的名字和国籍照惯例刻在胜利者的大银盾上，悬之高壁。这也可以说是为祖国争了一点光吧。这些小成绩，虽然是在“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的情况下取得的，但是总算不完全辜负马老师对我的厚望。
回国后，我得知马老师长缨在手未下鞍，仍然坚守在母校的岗位，同时参加了全国性的体育工作，每次北京和全国运动会，他都担任总裁判，他经常到各校各地去演讲，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他已经成为公认的体育界老前辈并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我为此感到异常的高兴。一九六五年五月的一天，我同校友黄育贤及其夫人回到清华园，并特意拜访了马约翰老师。马老师一看我们便欢喜得跳起来。久别重逢，旧谊新情真是难以言达。马老师亲切地说，他还清楚记得我是谁。我听了很受感动。我们看见墙上挂着母校送赠马老师在清华教学四十周年纪念的锦旗及照片，我们衷心地向他道贺，马老师却谦虚地说，他做得还很不够，还要努力再努力，工作再工作。他补充说，他将作为总裁判长参加秋间举行的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当年马老师已是八十四岁高龄，然而仍很健壮，毫无龙钟老态。我们问他延年益寿有何“秘方”？他笑着回答说：“秘方”就是“运动加愉快”。此言虽简，但很全面，物质和精神的因素都有了。这对我又是一个启发，决心付之实现（后来证明，效果很好，我年近八旬还上全天班）。告别前，马老师和师母同我们一起在院子里合影留念。后来我把这张相片寄送马老师并在相片后面题诗一首《回清华园》，诗云:故黉四十五年前，老大归来叹逝川。
平地楼台迷旧路，满园桃李庆新天。
荷花池畔寒光闪，工字厅旁异彩添。
劲节苍松犹识我，相期报国老弥坚。（寒光闪指时逢民兵操练。诗里的苍松指的就是马约翰老师）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听说马老师在北京医院治疗，我去探望他。他依医嘱躺在床上，但是面色很好，精神亦旺。他说口患“牙痛”小病，不久便可出院，并还请我再到他家做客。然而，不幸，他因疲劳过度，心脏病复发而与世长辞！马老师的逝世不只是清华的，而且是全国体育界的重大损失。“我在旧社会干了三十多年体育工作，一心一意想搞好体育，使青年们身体健康，洗雪‘东亚病夫’的耻辱，但是在反动统治时期，根本得不到支持。”“新中国成立仅仅十五年，为什么我们的体育事业就会有这么天翻地覆的变化，获得这样伟大的成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体育是共产主义教育的一部分。”从上面这些引自马老师于一九六四年写的一篇文章《都因为有了党的领导》的几句话，就可以看出马老师几十年如一日从事体育工作的苦心孤诣和崇高理想。我们应该努力实现马老师的遗愿，在钻研科技的同时，要光大清华注重体育的传统，积极发展体育运动，实现“争取至少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的战斗口号，为“四化”作出更大的贡献！（《清华校友通讯》复4期，1981年10月）
8 怀念旧清华
赵访熊（1928）
我生于1908年。1922年秋我从常州高等小学毕业后考进清华学校。时年14岁，身体瘦小，体重仅63斤。1922—1924这两年我在1929级中二及中三学习，成绩优秀。1924年秋升入1928级学习。1928年夏毕业时获得德智体全优奖状。那时我的体重已达110斤，肺活量5250，为全校第一，体力也大有长进。可以说我是在旧清华成长起来的。
在欢庆毕业60周年时，回忆毕业前六年在旧清华学校的生活，是很有意义的。在这六年内，我打好了英语及自然科学的基础，逐年提高了自学的能力以及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能力。这些对我毕业后的学习及工作，起了有利的作用。
旧清华的教学重视基本训练。中二的英文课读本是伊索寓言大字本。一堂课教一页，仅一百多个字。要求能朗读并背熟，师生问答全用英语。这就加强了口语训练。文法课加强造句的训练。在班上是口语造句。谁要在现在时第三人称的动词后忘记加S，老师就大吼一声并扔一个粉笔头打他的头。这样就使学生们在造句时注意不犯初等的文法错误。课外作业常常是造句练习二十句。这种训练的确能提高学生们造句的能力。
旧清华学习纪律是严格的。学生在一个学期中有两门课不及格就被开除。上课迟到要受到批评。迟到五分钟以上作为旷课。旷课三小时记小过一次。三次小过等于一次大过。三次大过开除。考试作弊记大过两次及小过两次。我有一位1929级的小同学就是因为迷于钢琴练习旷课二十七小时以上而被开除的。
旧清华很重视体育。我们都是马约翰的学生。马老重视学生体质的逐年提高。体育部保存着每个学生的体质检查大卡片。每年做一次检查，记下学生的身高、体重、肺活量及各种体力。每个学生在体育课内必须参加田径及球类练习。每年举行全校运动会中有年级间的田径及球类比赛。规定旧制清华学生游泳不及格者不许毕业，当然也不能赴美留学。规定除星期日外每天下午四时到六时必须参加体育活动并洗热水淋浴。重视体育的效果是明显的。总的说来旧清华毕业生的体质是比较好的。
为了达到全面发展的目的，旧清华鼓励学生们参加课外活动。中等科学生必须参加童子军。高等科学生参加军操。自由参加的活动，校一级有歌咏队、管乐队。每一个年级有英语辩论队、国语辩论队，每年参加级际比赛。在高二有英语演讲课程，在课外组织英语话剧公开演出。我在中二及中三时参加歌咏队，在高一及高二时参加管乐队。高二时又参加过英语演讲比赛。高三时参加过英语辩论级际比赛。这些课外活动开阔了学生的兴趣，丰富了生活，对毕业后的社会活动也是有益的。
在这六年中，校方始终在德智体三方面全面地严格要求学生。这就迫使学生养成严格要求自己的习惯。学生逐步地做到主动地认真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学习任务重，就提高自己的自学能力及学习效率来完成任务。我们发现集中精力学习可以大大提高学习效率。下午四点参加一小时户外运动后，到体育馆洗一个热水淋浴，可以解除疲劳从而提高晚间的学习效率。这样晚上就可以较快较好地完成当天的学习任务，保证早睡早起。
回忆我在旧清华六年的紧张而愉快的学习生活，我觉得有很多经历是值得怀念的。旧清华的英语训练方法及体育锻炼的成功经验，是可供现在的中学及大学低年级参考的。（《清华校友通讯》复17期，1988年4月）
9 我的摇篮——回忆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点滴往事
王淦昌（1929）
一九二五年我被录取为清华学校大学部第一届学生，我高兴极了，从上海抱着简单的行李来到北京。那年我刚满十八岁。踏入清华大学校园，首先看到的是那桐写的“清华园”三个大字。那时候的清华大学，校园没有现在大，大约不到现在的五分之一。学校周围是宽阔的庄稼地和乡村农舍，清华大学巍然矗立其中，有如鹤立鸡群，非常突出。清华校园绿草如茵，树木葱翠，五颜六色的我说不出名字的花儿，围绕在各种建筑物的四周，那活泼舒适的体育馆，精致幽雅的图书馆，宏伟壮观的大礼堂，严肃坚固的科学馆，更是令我神往。我生活在这个园林似的学校里，感到无限的幸福，并不由自主地萌生了一种自豪感。我从常熟家乡到上海浦东中学读书时，觉得好像进了天堂，这回更是从天堂走到了另一个更美丽的天堂。所以“清华学堂”在我心目中实际上是“清华天堂”。
进了清华，第一件使我难忘的事是陶葆楷同学给我的帮助。他是留美预备班的学生，比我大一两岁，比我早几年进校，他就像大哥哥一样处处关心我、照顾我，我也很高兴和他在一起。他时常对我说：“我们将来都要离开学校的，无论是在学校当老师还是在某单位、某部门工作，除了有丰富的学识之外，还要有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才能把你的思想、你的知识更有效地传播给别人。”他鼓励我学讲演。最糟糕的是我在中学时只爱好数学，不注重国文的学习，不知讲演稿怎么写，他耐心地教我，教我如何做笔记，如何写稿子，如何讲演。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摸到了“门”。后来我能够比较流畅地写学术论文，写讲义，在给学生讲课或和同事们交谈时，常爱带几分幽默，这都与他当年对我的帮助分不开。
在第一年普通课程的学习中，最使我入迷的是化学课。我在中学时从没接触过化学试验，而在清华大学的化学实验室里，各种各样的试验设备和试剂使我眼花缭乱，我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喜欢，对各种化学反应都有非常高的兴趣，进了实验室我总是认真地、尽可能多地做各种试验，做着做着就忘了时间，常常要有人提醒我或赶我离开实验室时，我才会感觉到肚子饿了，赶快到食堂去找点什么充充饥。
有一次上普通物理课，叶企孙教授在大课堂上给我们做物理实验，表演伯努利（Bernoulli）原理，即将豌豆放在一个很小的、带有管子的漏斗形上，从管子那头吹气，豌豆飘在漏斗中间，掉不下来，也没被吹的气冲走。他要学生们解释这是什么现象，我想了想，解释了这个问题，叶教授听了非常高兴，说我理解问题清晰准确。自这以后，他经常找我，和我谈许多物理问题，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告诉我学习上有困难和问题时，随时都可以去找他。我原来是想学化学的，前面说了我对化学特别感兴趣，可是在一年后，在叶企孙教授的影响下，觉得物理实验也很有意思。就这样，在进入专业课学习时，我选择了物理。从此决定了我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在物理的海洋中遨游！
一九二八年，我已经是四年级的学生了，这时吴有训教授应聘来清华物理系主持近代物理课程，他在教学中尤其重视物理实验，他给我们介绍和剖释了近代物理学的重要实验及其结论，如密立根的油滴实验，汤姆孙的抛物线离子谱，汤生的气体放电研究，卢瑟福的α粒子散射实验等等。他特别注重训练学生从事实验物理学研究的本领，使学生充分掌握实验的技巧，努力提高实验的精确性，把对物理理论的理解建立在牢固的实验事实之上。吴有训教授还手把手地教我做实验，那是一九二九年冬天，我毕业后留校当助教，他给我确定了一个研究题目：“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为了完成这个课题，吴教授和我一起到图书馆找参考书，到学校甚至到市场上挑选仪器设备，教我做实验的方法。于是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开始，我每天上午九时前将六米长、直径零点五毫米的裸铜线水平地架到实验室外五米高的空中。用蜡杆使它绝缘，用静电机使导线具有负三千伏的电势，由于静电机一般给出更高的电势，所以用变电阻漏电法使它保持在所要求的电势。裸铜线架在空中，直到上午十一时，然后仔细地把它绕在一个线框上。在静电机停止工作两分钟后，把线框放入金叶验电器的绝缘箱内，通过显微镜读出金叶的放电率，同时记录下该天上午的大气压、风速与风向、云的性质与分布、气温。
这个实验如果是在夏天倒没有什么困难，最多出点汗，遇到雨天挨点浇罢了；可这是在冬天，整个实验都是在冬天做的，那时候北京的冬天比现在的冬天要冷，我要在冰天雪地的室外每天重复进行架线、绕线、观测气象的劳动，遇上恶劣天气更是糟糕。记得有一次刮大风，裸铜线刚刚架上去就给大风刮倒了，但实验还是要做呀！我又重架，反复与大风搏斗了三次才算架牢，弄得我筋疲力尽，双手都冻僵了，回到室内像针刺一样疼痛。
就这样持续做了六个月，收集到了完整的数据和大气放射性的平均值与最高值的按月的变化，得出了结论，写出了论文。过了若干年，我自己当了教授时，才深刻理解到原来吴有训教授让我做这个题目的目的，除了要透彻研究北平附近气象因素对大气放射性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要锻炼和培养他的学生自己动手做实验的能力和耐心，即使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实验也不能间断。
一九三○年我考进德国柏林大学做研究生，在那里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我上面说的那篇论文被翻成英文发表在《清华大学论文集》（第一期）上，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使我非常惊讶，十分感激，吴教授对他学生做的事就像他自己做的事那样认真，竟亲自翻译并送去发表。它又是一股无形的动力，激励着我在柏林大学认真做研究。
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还有一件使我义愤填膺、终生难忘的事。那是我刚读一年级的时候，学生会召集同学们开会，学生会主席给我们做讲演，说三月十二日那天，日本军舰侵入我内河，遭到我驻守大沽口国民军的阻击，英、美、日等借口所谓“大沽口事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这是多么无理！我们祖国的神圣领土决不允许外国人随意践踏，我们坚决维护领土完整……他的讲演激起了全体同学的爱国热忱，决定联合各大学的学生举行一次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集会游行。那时候我正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毫不犹豫地决定参加，还动员同学汪如峰也参加，他当时有点犹豫，怕影响学习，我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你犹豫什么，硬拉着他也参加了。
参加集会游行的人很多，大约有四五千人，除了清华、燕京大学以外，还有女师大等许多学校的学生。我们先在天安门集会，然后游行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示威（即现在张自忠路原人民大学校址），只见门前和四周站着许多全副武装的军警，枪口正对着我们。听见有同学喊：“同学们，他们要开枪了，注意躲开。”也听见有的同学喊：“不怕，他们不敢向我们开枪，即使开枪也是朝天开。”话音刚落，枪声真响了，我以为是朝天开的，可是随着枪声在我旁边的同学倒下了，血溅到我的衣服上，我傻眼了，抬头一看，女师大的同学也倒下了一片，这时人群全乱了，我夹在人流里不知东南西北地跟着跑。一边跑一边找和我同来的汪如峰，没找着，心想莫非他也给打死了，真是对不起他，没想到竟会出这种事，段祺瑞政府不爱国，还帮外国人镇压爱国的学生，真是岂有此理，罪该万死。在气愤和懊悔交加的心情中，不知不觉到了西直门，那里也聚集了许多从各路跑回来的同学。在人群中突然发现了汪如峰，他也同时看到了我，我们见了面，互相拥抱着，庆幸我们没有被白白地打死；而我同班同学韦杰三在这次事件中遭了难，牺牲了。我们亲身经历这场镇压学生的罪恶场面，目睹着无辜的爱国者惨死在卖国统治者的枪口下，内心里对卖国贼的仇恨更深。虽然事情发生在六十年前，但每当我回忆起这个事件时，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
多少年来，人们公认清华大学是工程师的摇篮，这是当之无愧的，它培养了无数的国家栋梁，在国际上多少学者名人也曾在清华摇篮里哺育成长。我上面记叙的这些往事，相隔已经半个多世纪，可它在我的脑海中始终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我觉得我很有运气，有机会考进了清华大学，遇到了这么多好的老师、好的同学，在这样好的环境中读书，几十年来我始终珍惜这一切。在我后来所从事的教学和科研实验工作中，一直忘不了老师对我的教导、同学对我的帮助，我也力求以同样的方式、思想、态度和方法来对待我的学生、我的同事，可是实际上我不如他们做得好，很惭愧，对不起我的老师，也对不起我的学生。（王淦昌口述 李瑞芝整理）（《清华校友通讯》复19期，1989年4月）
10 在清华六年
徐士瑚（1931）
1925年8月我考入清华学校新开办的大学部一年级,称为清华第一级。由于身体和其他原因，中途转到第三级，于1931年6月毕业。今年正是毕业70周年,我已是94岁的老人了。
1925年清华大学部初创,尚无院系建制。入学考试时,学校只列出报考12门类——国文、英文、历史、教育、哲学、法律、政治、经济、物理、化学、生物、土木工程。我报考了英文类(后改为西洋文学系)。我的考分英文83分,数学只23分,平均分数68分。很可能清华校方认为我报考的是文科,所以数学虽不及格仍录取了我。
1926年2月,寒假期满返校时,由于军阀混战,石家庄至北平铁路中断,我只好在太原家中自修半年。9月初回到清华,1927年年初因病又回老家晋祠养病。8月回到清华,遂升入西洋文学系二年级。我班共有5人——李健吾、乔友忠、庄恺泰、杨先乾与我。1928年开学前,同学好友竭力劝我从西洋文学系转入政治系,两年毕业后可以在政坛上有所发展。我当时居然接受了他们的意见转入政治系,李健吾兄为此惋惜不已。后因学起来枯燥无味,则于1929年开学后,又转回西洋文学系三年级,与1927年入学的张骏祥、田德望、曹葆华、叶郁生、梅岭先及陈钟儒6人同班。1931年6月初,在大礼堂举行了毕业典礼,由校长吴南轩向我们颁发了毕业文凭。
在清华6年,得益于名师的教诲。我的国文是由新来校的朱自清讲师讲授。他中等身材,面色白皙,双目有神,性情温和,彬彬有礼,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写得一手优美的白话文,文言文也写得一样好。他讲的国文,文言文、白话文并重。我们每两周作文一次,他批改得特别仔细,使我们的作文大有进步。“西洋文学概要”是美国人翟姆孙教授担任的。他没有为我们指定任何课本,而是边讲课,边补充材料,讲了8年8遍,终于在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西欧文学史》,翟姆孙先生从古希腊、罗马文学讲起,通过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一直讲到19世纪末年,对欧洲各国各个时代的重要文学运动与重要文学家及其主要著作都有涉及。他讲得比较慢,所以我们记得比较全。凡讲到重要文学运动或重要文学家时,他都指定参考书中某一章让我们课外去图书馆借出阅读,以补笔记之不足。他还常在课上进行临时测验,出个题目,让我们用英文答,时间限定20分钟。某次课堂出题,让我们分析评论德国大文豪歌德著名长篇传奇中女主角媚农时,我一时来了灵感,写了一篇答案,竟得了个E，使我受到很大鼓舞。当时我系教师都采用美国大学计分法,即“最优”用E(Excellence)表示,“次优”用S(Superior)表示,“良”用N （Normal）表示,“及格”用P （Pass）表示,“不及格”用F（Failure） 表示。这门课我学得最好,考试成绩也最优。
我班的“英诗”课是吴宓教授讲授的。吴宓教授中英文造诣均深,他当时在天津《大公报》上主编文学副刊,每周一期,发表了很多为艺术而艺术的评论文章,我是每期必读的。他在清华孤身一人住在工字厅西北角屋子里。“英诗”这门课,我们用的课本是美国大学通用的《十九世纪英诗选》,其中长篇诗多,短篇诗少。他先讲了英诗格律,然后开始讲正文。他的教法很简单,先指定课外预习若干页,上课后我们提出问题,他解答。有时他不指定预习的诗篇,就在课堂上自己边念边讲起来。我自己买了本《英诗宝库》（Golden Treasury）,这是一本著名英国短诗选集,如《唐诗三百首》一样,我曾涉猎过一遍,还能背下十几首,不懂的地方曾请教过吴师。
西洋戏剧由系主任王文显教授讲,他曾用英文写过两出三幕剧《委屈求全》与《北京政变》和五个独幕剧。后来李健吾兄译成中文,由某出版社出版了《王文显先生戏剧选》。1934年,由健吾兄导演,曾在东城青年会礼堂与清华同方部各演出过一次《委屈求全》。王师讲这门课,他从古希腊、罗马戏剧讲起,通过中世纪的宗教剧,把重点放在17、18、19三个世纪的英、法、德、意、挪威等国的大戏剧家身上。对莎士比亚,他仅作了简要的介绍,因为他准备在四年级必修课“莎士比亚”堂上再细讲,对于法国大悲剧家拉辛与大喜剧家莫里哀,以及德国大戏剧家莱辛、席勒,意大利大喜剧家哥尔道尼,挪威大现实主义戏剧家易卜生以及英国戏剧大师萧伯纳等等,王师都做了详尽阐述。王师还指定我们读了莫里哀的《吝啬鬼》。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对两剧王师都做了详尽的分析。
清华一向注重正式体育课,也注重课外各种体育活动。每次毕业或全国运动会,清华学生的成绩总是名列榜首,这不能不归功于体育部主任马约翰教授与郝更生教授及徐文讲师。马师是美国檀香山福建华侨,曾获得美国某大学的硕士学位,他身材粗壮,性情温和,双目炯炯有神,一年四季穿着运动服,即使在数九寒天,也是上套毛皮夹克,下穿短裤、长筒毛袜与运动鞋。一年级马师教我们班。天暖时,在大操场上教我们各种体育活动,如跑步、跳高、跳远、柔软操或打篮球、排球;天冷时,则在体育馆里操作各种体育器械,或打篮球,或游泳。他要求每生必须至少能游20米。马师上体育课要求严格,不准嘻嘻哈哈。他还常讲体育的重要性,不仅仅是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培养人的两种精神,他常用两个英文字表示,一是sportsmanship,二是teamwork。前者是竞赛精神、竞赛道德、竞赛守则之意,后者是各守岗位,各尽全力,不突出个人,处处顾全大局的整体精神。马师还常说这两种精神同样适用于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可惜七十多年来,自己并没有将马师的谆谆教导完全贯彻到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中去,愧对马师也！
回想在清华学习的六年中,恩师的教诲和清华的精神一直是我一生的座右铭。七十年来,我一直从事着教书办学的工作,尽管历尽风雨坎坷,但是为了民族振兴、培养人才矢志不移,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年,虽不能亲去母校参加校庆,但是母校的一草一木都时时萦绕在心,在此我衷心祝愿母校在科教兴国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中取得更大的成就。（《清华校友通讯》复43期，2001年4月）
11 忆清华岁月
欧阳采薇（1932）
我于1929年转学到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在清华园三载寒窗是我生活中珍贵的岁月。我们的课程，从二年级起，无论中外籍教授，全部用英语讲课。当时的教授学识渊博，又善于讲授，引人入胜。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剑桥大学教授理查兹（I.A.Richards）教小说，他对当代英美的小说有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叙述、阐释与评论准确而透彻。他那柔和而稍带英国南方口音、娓娓动听的讲解，至今似仍在耳边。温源宁教授教十九世纪文学，他是当时的名教授，从城内来清华时，每次连讲两学时，不休息，他的讲课形式与内容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学生们自始至终凝神倾听。叶公超教授教中译英。当时这是一门新课程，三四年级生都可选修，但学生不到十人。第一学期，译外交文件；第二学期，译文学作品。我记得曾译《红楼梦》的选段、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除上课外，晚间他给我们每人个别辅导，两星期一次，详细讲解我们的译文应如何修改，使我们获益匪浅，为我后来中译英的工作，锻炼了基本功。吴宓教授尤其使我永远铭记在心。四年级时，我用英文写毕业论文《希腊悲剧中的妇女》，但不知如何着手，向他求助。他耐心指导，从头教我如何搜集与整理资料，写卡片，最后写成论文，费了不少心血。现在回忆起来，这些教师的音容笑貌，宛然如在目前，他们为我敞开了研究文学的大门。
当时清华大学学习空气浓厚。我的课程大都排在上午，下午及晚间我就在图书馆阅读参考书。那时旧图书馆的外墙遮满了爬山虎的藤蔓；建筑虽不算大，但馆内藏书丰富，尤其是欧美文学书籍。我们系的学生，需要阅读大量的文学书。图书馆很安静，真是个极好的学习环境。我记得二年级上学期结束时，教西方哲学史的邓以蛰教授，要求学生写一篇英文论文代替考试。我用了整个寒假，在图书馆看了许多参考书，写了一篇关于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论文。论文写成，我的眼睛却因过度疲劳患了针眼。
但是，清华园的生活有时也活泼轻松。西洋文学系的女生中有四人——黎宪初、李家瀛、尹萃英和我——都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现已改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的毕业生，在中学已同学五年。课余我们常在一起散步或游玩。别的同学暗中给我们起了个外号“四喜丸子”。第四级（即一九三二级）毕业时的年鉴上，还刊登了我们四人的头像，放在一个盘子内。
当时我和黎宪初更是朝夕与共、无话不谈的好友。工字厅后面的荷花池，冬季成为天然溜冰场，离女生宿舍古月堂很近。那年冬季，我和黎宪初时常一起去溜冰。黎宪初是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的女儿，她家学渊源，中文基础很好，写的书信与散文清新流利，亲切而细腻地抒发感情。令人惋惜的是，她英年早逝，已于一九五零年在美国逝世。一九二九年的冬天，我们初学溜冰，都跃跃欲试。有一次，我的冰刀到该磨的时候啦，很滑，我的溜冰技术又不熟练，在冰场上，简直寸步难行，连站都站不稳，一连摔了六七十跤，但仍兴致勃勃。我们虽饥肠辘辘，但也不愿离开冰场去吃晚饭。
二年级时，我们学《西方浪漫主义的诗歌》，我和黎宪初都很钦佩英国诗人拜伦，潇洒豪放，向往自由民主。我们课余阅读法国传记作家莫洛亚（Andre Maurois）的《拜伦传》。书中说拜伦好骑马驰骋。我们想仿效他，但在清华园找不到马，只好退而求其次。那年春天，下午没有课的时候，我俩就常常骑驴到大钟寺、香山等西郊名胜处游玩。
那年夏季，我住在学校练习游泳。刚稍稍学会蛙泳，就又学跳水，感觉很难，总跳不好。我暗下决心，想好好练练。那时清华的游泳池有个规定，必须至少有五人在一起，才准进去。有一天，碰巧游泳池没关门，池内无人，我悄悄溜了进去。我从游泳池边中间的地方跳下去，竟直直地站在池子里，但水已没顶。我看不清哪边水深，哪边水浅，心里发慌，只好乱摸着游。幸亏一会儿功夫，游到了浅水处，爬上岸边。事后，我真有点后怕。
倏忽间，三年过去了，我们即将毕业。我们是清华大学第一班女生，毕业时学校男女生之比约为十比一。学校成立了毕业生就业咨询委员会。我们几位女生去登记，寻求就业的机会。咨询委员会的人员叹口气说：“女生就业难啦！”这使我们对前途感觉渺茫。离校前夕，我和黎宪初常在校园内徘徊漫步，对清华园深深眷恋，不愿离开校园。
对六十年前校园生活的回忆，使我增添了活力。我决心在晚年发挥余热，把我学习到的知识与技能，尽量贡献出来，向国外读者介绍中国古老而又光辉灿烂的文化，多翻译些书籍和文章。尽管体力已不如当年，而干劲依然如旧，我还学习中国山水画与花鸟画。勤能补拙，老当益壮，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清华校友通讯》复25期，1992年4月）
12 毕业七十年后的回忆
董兆凤（1932）
离别母校已整整七十年了，回忆往事，历历在目，不胜感慨。
记得在1928年暑期，我正在浙江吴兴家中午餐时，忽然接到挂号信，我被清华大学录取了。顿时全家欢欣无比，立即整顿行装，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刚满17岁的小伙子，就这样赴沪乘海船去津转京，很顺利地到达了清华。从此我就正式成为清华大学的一名学员了。在校四年值得回忆的事很多，仅简略地分别记录如次。
前言。当时的校长是罗家伦先生，他聘请了很多名教授，而且组成了教授会，再在其中产生了评议会参与学校大计，所以养成很好的民主作风。他唯一缺点，就是好自炫。每逢外地学者来校演讲时他必定续后一大篇，以示博学。在位不过二年，他就“辞职”。后由国民党CC派派来一个吴南轩，到任不过一个月，即因宣布另聘一些籍籍无名的人来任院长，当即引起轩然大波，被全体同学轰出了校门。后来就由政府指派翁文灏先生代理校长，一年后又将留美监督梅贻琦先生接回继任校长，直至解放。
学习。清华因是用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作经济来源，因此经费充足，可以添置各种设备。校址是原来的贝子花园，不仅环境优美，而且远离尘嚣，所以学习之风极盛。那时全校不过六百多个同学，上课时一片宁静，而图书馆因是橡木地板，走路毫无声息。那时每个学生，似乎都有一个固定座位，书籍物件放在原处，人离开后无人侵占，而书库更是开放，从无失窃现象。因此，绝大部分同学课余都泡在图书馆，另外还有一些学会不时举行讨论。
生活。初入校时，伙食八人一桌，六菜一汤，稀饭、馒头、米饭任意，每月六元，另由学校贴一元。学费每学期10元，但到毕业时，八个学期共80元，以毕业旅行名义仍行发还。另外体育费2元，洗衣费3元，每人发两个较大布袋轮换使用，每隔一天来接换一次，不管衣服多少，都洗净熨平。其他费用没有了。在一年级时，二院宿舍，每排六个房间，每两个房间共一个大壁炉，另每排有三个工友负责清扫等杂务。后来都改为暖气了，伙食后来也改为自行点菜，价格较廉。
校风。清华校风较纯朴有礼，无一人吸烟，更无酗酒者。我是清华成为国立大学后的第四级，适逢清华招收第一届女生，不过为数不多。虽然有相互爱恋的伴侣，但从未发现有越轨或不雅行为。
此外，清华同学有不畏权势、耿直敢言的风气。记得某次国民党元老张继来校演说时，迟到了半小时，大家已感不耐烦，而他发言中竟讥清华没有为国出人才。这时突然有本级中文系的同学王香毓站起来大声责问张老：(1)我们学习时间很宝贵，您为什么迟到半小时；(2)你说清华没出人才，不错，我们是没有出人才，不过是没有出政客人才，而在教育界、实业界、科学界中却人才不少；(3)你们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的陵是谁设计的。这时全体掌声，逼使张老当场道歉。
社会活动。清华民主空气较浓，各个政治党派都有，也是公开的。谁是什么党，什么派，相互都知道，但互不相干，也很少争论。因我未参加任何党派，所以对他们的活动既不明了，也不关心。除了各系有学会外，还有好几个省的同乡会。大家叙叙乡谊，感情颇为融洽。
文体活动。清华对于体育非常重视，但以普遍为宗旨。所以每日下午四点图书馆闭门，大部分同学都背着洗衣袋去体育馆或运动场活动。特别在体育馆，除器械锻炼外，篮球场总聚集一二十人，不讲规矩，任意打哪一方，有时甚至硬冲，所以喊声震天，谓之斗牛。此外各种球类也极普遍。记得有次和税务学校赛网球，双方各出数十队，说明运动的普遍性。
在第一次上体育课时马约翰老师教怎么洗澡，当时心中以为大学生了还要你教洗澡。后来他阐述了理论和方法，即先用温水洗净后，再用最热的水冲洗一二分钟，然后全部用冷水冲洗一二分钟。这时最要紧的是必须立即用毛巾全身擦干擦红，因为烫水冲过，汗孔全开，突然冷水一激，汗孔立闭，这时立即擦干擦红，使汗孔又张开，这样，湿气排出来，而热能则帮助你血液循环，浑身发热，非常舒适，所以全校同学都用这个方法。
至于文艺活动，有管弦乐队、军乐队、国乐队、京剧团、昆曲社等。记得管弦乐队某次借座协和礼堂演出时，售票三银元一张。虽是很贵，但仍满座。至于昆曲我校则是第一个提倡昆曲文艺的大学。记得1929年学校聘请了著名文艺泰斗红豆馆主“爱新觉罗·溥侗(西园)”来教授昆曲，后又数次演出，博得极大声誉。
综上记忆所述，使人感觉那时的清华学子，大都勤奋好学，而又精神活泼，虽然人数不多，但相互友好，极少谩骂，更不见斗殴。所以后来只要同学相聚时，就不觉自然年轻数十岁，特别亲热。
希望母校这种好学、活泼、友爱、自强不息的风气，永远保持下去，是为记。（《清华校友通讯》复45期，2002年4月）
13 “水木清华”与《雷雨》
曹禺（1933）
写《雷雨》，大约从我十九岁在天津南开大学时就动了这个心思。我已经演了几年话剧，同时改编戏，导演戏，接触不少中国和国外的好戏，虽然开拓了我的眼界，丰富一些舞台实践与戏剧经验，但我的心像在一片渺无人烟的沙漠里，豪雨狂落几阵，却立刻渗透干尽，又干亢懊闷起来，我不知怎样往前迈出艰难的步子。
我开始日夜摸索，醒着或梦着，像是眺望见时有时无朦胧的幻影。好长的时光啊!猛古丁地眼前居然从石岩缝里生出一枝葱绿的嫩芽——我要写戏。
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道路，在我个人的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到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世态。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泪。我有无人像要刻划，不少的罪状要诉说。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惨痛的人海里，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判断这些叫作“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与灵魂。
从下种到结出果实，大约有五年，这段写作的时光是在我的母亲——永远使我怀念的清华大学度过的。我写了许多种人物的小传，其数量远不止《雷雨》中八个人。记不清修改多少遍废稿，这些残篇断简堆满了床下。到了1932年，我在清华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这部戏才成了一个比较成形的样子。
我怀念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时常在我怎样想都是一片糊涂账的时候，感谢一位姓金的管理员允许我，进书库随意浏览看不尽的书籍和画册。我逐渐把人物的性格与语言的特有风味揣摩清楚。我感激“水木清华”这美妙无比大花园里的花花草草。在想到头痛欲裂的时候，我走出图书馆才觉出春风、杨柳、浅溪、白石、水波上浮荡的黄嘴雏鸭，感到韶华青春，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奇怪，有时写得太舒畅了，又要跑出图书馆，爬上不远的土坡，在清凉的绿草上躺着，呆望着蓝天白云，一回头又张望暮霭中忽紫忽青忽而粉红的远山石塔，在迷雾中消失。我像个在比赛前的运动员，那样忙碌紧张，从清晨赶进图书馆，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夜晚十时闭馆的时刻，才怏怏走出。夏风吹拂柳条刷刷地抚摸着我的脸，酷暑的蝉声聒噪个不停，我一点觉不出。人像是沉浸在《雷雨》里。我奔到体育馆草地上的喷泉，喝足了玉泉山引来的泉水，我才知道我一天没有喝水。
终于在暑期毕业以前写成了。我心中充满了劳作的幸福。我并不想发表，完成了五年的计划便是最大的奖励。我没有料到后来居然巴金同志读了，发表在1934年的《文学季刊》上。
写《雷雨》这段历程是艰苦的，可也充分享受了创作的愉快。
那时我二十三岁，现在七十四了。我十分想念当时许多同学，有不少已是当今世界闻名的科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都是为祖国争光的学者。他们没有辜负清华大学的栽培与陶冶，没有浪费那么可爱的青春。
我时常思慕这些鬓发苍白，为人类获得世界高度成就的同学们。我为母校——清华大学以及谆谆教育我们的师长们自豪。我们不愧是炎黄祖国的子孙。（1984年7月8日于上海）（《清华校友通讯》复10期，1984年10月）
14 牛的自述
黄中孚（1933）
在下是1928年第四级入母校。首先正名“黄牛”雅号之谜：1929年春母校校内周刊某期载有方恩绶投稿的“春季运动会絮”大作。兹忆截录共赏：“……大一新生姓黄名中孚，居然连中三元，三跳第一（跳远，三级跳，撑竿跳），个人总分第一。体力超群，荣获冠军。同时任足球校队中坚，踢得两脚一头好球，勇武精时，观众意应赐封‘黄牛’世袭爵位……”，从此“中孚”的挂名寝息，清华人皆以亲切的“黄牛”代之。当本牛80岁长尾巴时，见到郁振镛的办公室悬的横匾“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心血来潮，老的清华人以自强不息精神干劲，亦当返老还壮。立志有恒每天操练马师约翰的健身术，活动全身关节（joints），活动筋骨。活到老，学到老，运用脑子，达到身心健康，达观快乐无忧虑，欢喜康快自内心，六字诀“动则健，乐则寿”，为了言、行、名合一，乃将“牛”字代以番字“New”同字，乃自强创新的符号。
1928年大一入工学院，翌年即遭停办，有的同学转到别的大学，牛与林文奎，雅号大炮，热爱母校，转入新成立的地学系。入校后即被选为足、排、棒球校队与田径赛选手。大二时被选任足球校队队长。智慧宝库图书馆，设备齐全附室内游泳池体育馆，是每日必到的场所。每天都与马教授约翰见面，向慈祥悦容的导师请教关于体育与健康的问题。我在大二时，某日马师以“毕业后有何计划”问我，答以“任地理学教师”，马师进一步讲“很好！但据我的观察，你的背景，内心蕴潜的智慧，体魄的训练及性格的表现等等，是一位优异的体育教师材料，我建议你毕业后最好在我的体育部工作，先任助教，如何？况且体育非仅促进身心健康，培育运动的道德，并且从各种体育的训练、活动、竞赛中，完成教育的使命与目标。”敬聆肺腑忠教，万分感激，不容犹疑，当机立断，愿遵循师教。唯一祈求或要求是：日后我到美国专攻体育学，并获得学位，否则我宁愿放弃体育教师职。马教授同意慨允将来代我向美国他的母校春田大学申请奖学金。君子协定，师徒握手，心照不宣。
1933年，五年计划随第五级毕业，任母校体育助教。首先向图书馆商准将关于体育的书籍借出，存放在体育馆内新成立的图书室。北平市内师范大学体育系准许我旁听几门课程，同时计划准备游学美国事项。马教授准许我教大一新生，1933年入校第九级的体育课四组，每组每周2小时分堂。1934年相同，大一新生第十级。1935年初夏，马教授代我向春田大学申请准奖学金，豁免学宿费，自己担负川资与膳费。1935年8月11日乘加拿大轮自上海启航。全船只有我一个出洋的学生，匹牛闯天下。一切从头学起，诸事谨慎，学到丰富的新鲜经验，在新的环境中大显身手，发扬自强的干劲！适应各种各类的旅客，从事国民外交。经横滨、檀香山，都登岸游览。8月28日晨抵加国西岸，下午乘轮渡抵美国西雅图市，再乘火车经芝加哥市，安抵麻州春田大学。
因我是清华大学理学士，许多学分成绩春田大学都承认，所以经过一整年的苦读，于1936年暑假后我就修完毕业，我牛是清华人中唯一的体育学学士学位（Bachlor of Physical Education，B．P．E．）。庆幸春田大学再赠奖学金，准备续读体育学硕士学位（M．P．E．）。突奉马约翰教授急电，截录同享：“……祝贺春田毕业，兹因新成立的成都国立四川大学急需年轻能干负责的教师多名，我们极力推荐你，现已代你应聘为该校的体育主任，月薪三百元。恳请速返勿延，道经柏林市，加入中国体育教师世奥运观摩团，再履新成都……”对续读与应聘的抉择，不必考虑，惟师命是从。即日乘轮抵英国西南部登陆，乘火车抵伦敦，观光名胜，再经荷兰、比利时、巴黎抵柏林奥运会村。开学前抵成都，乘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经波兰、苏联莫斯科，适谢子敦驻苏都，带路畅游，再经东三省抵北平市，再到成都履新。
从此脱离亲爱的母校，自己创业，更是感激如严父的马约翰教授的慈爱、眷顾、教诲！（《清华校友通讯》复50期，2004年11月）
15 1930—1932年的简略回顾
季羡林(1934)
1930年夏天，我从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毕业。当时这是山东全省唯一的一所高中，各县有志上进的初中毕业生，都必须到这里来上高中。俗话说“千军万马独木桥”。济南省立高中就是这样一座独木桥。
当时的北平有十几所大学，还有若干所专科学校。学校既多，难免良莠不齐。有的大学，我只闻其名，却没有看到过，因为，它只有几间办公室，没有教授，也没有学生，有人只要缴足了四年的学费，就发给毕业证书。等而上之，大学又有三六九等。有的有校舍，有教授，有学生，但教授和学生水平都不高，马马虎虎，凑上四年，拿一张文凭，一走了事。在乡下人眼中，他们的地位就等于举人或进士了。列在大学榜首的当然是北大和清华。燕大也不错，但那是一所贵族学校，收费高，享受丰，一般老百姓学生是不敢轻叩其门的。
当时到北平来赶考的学子，不限于山东，几乎全国各省都有，连僻远的云南和贵州也不例外。总起来大概有六七千或者八九千人。那些大学都分头招生，有意把考试日期分开，不让学子们顾此失彼。有的大学，比如朝阳大学，一个暑假就招生四五次。这主要是出于经济考虑。报名费每人大洋三元，这在当时是个不菲的数目，等于一个人半个月的生活费。每年暑假，朝阳大学总是一马当先，先天下之招而招。第一次录取极严，只有极少数人能及格。以后在众多大学考试的空隙中再招考几次。最后则在所有的大学都考完后，后天下之招而招，几乎是一网打尽了。前面者是为了报名费，后者则是为了学费了。
北大和清华当然是只考一次的。我敢说，全国到北平的学子没有不报考这两个大学的。即使自知庸陋，也无不想侥幸一试。这是“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的事，谁愿意放过呢？但是，两校录取的人数究竟是有限的。在大约五六千或更多的报名的学子中，清华录取了约两百人，北大不及其半，百分比之低，真堪惊人，比现在要困难多了。我曾多次谈到过，我幼无大志，当年小学毕业后，对大名鼎鼎的一中我连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是凑合着进了“破正谊”。现在大概是高中三年的六连冠，我的勇气大起来了，我到了北平，只报考了北大和清华。偏偏两个学校都取了我。经过了一番考虑，为了想留洋镀金，我把宝压到了清华上。于是我进了清华园。
同北大不一样，清华报考时不必填写哪一个系，录取后任你选择，觉得不妥，还可以再选。我选的是西洋文学系。到了毕业时，我的毕业证书上却写的是外国语言文学系，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改的。西洋文学系有一个详尽的四年课程表，从古典文学一直到现当代文学，应有尽有。我记得，课程有“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英国浪漫诗人”、“现当代长篇小说”、“英国散文”、“文学批评史”、“世界通史”、“欧洲文学史”、“中西诗之比较”、“西方哲学史”等等，都是每个学生必修的。还有“莎士比亚”，也是每个学生都必修的。讲课基本上都用英文。“第一年英文”、“第一年国文”、“逻辑”，好像是所有的文科学生都必须选的。“文学概论”、“文艺心理学”，好像是选修课，我都选修过。当时旁听之风甚盛，授课教师大多不以为忤，听之任之。选修课和旁听课带给我很大的好处，比如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就影响了我的一生。但也有碰钉子的时候。当时冰心女士蜚声文坛，名震神州。清华请她来教一门什么课。学生中追星族也大有人在，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都到三院去旁听，屋子里面座无虚席，走廊上也站满了人。冰心先生当时不过三十二三岁，头上梳着一个信基督教的妇女王玛丽张玛丽之流常梳的纂，盘在后脑勺上，满面冰霜，不露一丝笑意，一登上讲台，便发出狮子吼：“凡不选本课的学生，统统出去！”我们相视一笑，伸伸舌头，立即弃甲曳兵而逃。后来到了五十年代，我同她熟了，笑问她此事，她笑着说：“早已忘记了。”我还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等先生的课，只是浅尝辄止，没有听完一个学期过。
西洋文学系还有一个奇怪的规定。上面列的必修课是每一个学生都必须读的；但偏又别出心裁，把全系分为三个专业方向：英文、德文、法文。每一个学生必有一个专业方向，叫Specialized的什么什么。我选的是德文，就叫做Specialized in German，要求是从“第一年德文”经过第二年、第三年一直读到“第四年德文”。英法皆然。我说它奇怪，因为每一个学生英文都能达到四会或五会的水平，而德文和法文则是从字母学起，与英文水平相距悬殊。这一桩怪事，当时谁也不去追问，追问也没有用，只好你怎样规定我就怎样执行，如此而已。
清华还有一个怪现象，也许是一个好现象，为其他大学所无，这就是每一个学生都必须选修第一年体育，不及格不能毕业。每一个体育项目，比如百米、二百米、一千米、跳高、跳远、游泳等等，都有具体标准，达不到标准，就算不及格。幸而标准都不高，达到并不困难，所以还没有听说因体育不及格而不能毕业的。（《清华校友通讯》复49期，2004年4月）
16 我爱清华图书馆
杨季康(杨绛，1935研肄)
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最爱的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
一九三二年春季，我借读清华大学。我的中学旧友蒋恩钿不无卖弄地对我说：“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图书馆！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书库的地是厚玻璃！透亮！望得见楼下的光！”她带我出了古月堂，曲曲弯弯走到图书馆。她说：“看见吗？这是意大利的大理石。”我点头赞赏。她拉开沉重的铜门，我跟她走入图书馆。地，是木头铺的，没有漆，因为是软木吧？我真想摸摸软木有多软，可是怕人笑话：捺下心伺得机会，乘人不见，蹲下去摸摸地板，轻轻用指甲掐掐，原来是掐不动的木头，不是做瓶塞的软木。据说，用软木铺地，人来人往，没有脚步声。我跟她上楼，楼梯是什么样儿，我全忘了，只记得我上楼只敢轻轻走，因为走在玻璃上。后来一想，一排排的书架子该多沉呀，我蹾着脚走也无妨。我放心跟她转了几个来回。下楼临走，她说，“还带你去看个厕所。”厕所是不登大雅的，可是清华图书馆的女厕所却不同一般。我们走进一间屋子，四壁是大理石，隔出两个小间的矮墙是整块的大理石，洗手池前壁上，横悬一面椭圆形的大镜子，镶着一圈精致而简单的边，忘了什么颜色，什么质料，镜子里可照见全身。室内洁净明亮，无垢无尘无臭，高贵朴质，不显豪华，称得上一个雅字。不过那是将近七十年前的事了。
一年以后，一九三三年秋季，我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清华图书馆扩大了。一年前，我只是个借读生，也能自由出入书库，我做研究生时，规矩不同了，一般学生不入书库，教师和研究生可以进书库，不过得经过一间有人看守的屋子，我们只许空手进，空手出。
解放后，我们夫妇（钱钟书和我）重返清华园，图书馆大大改样了。图书馆不易记忆，因为图书馆不是人，不是事，只是书库和阅览室；到阅览室阅读，只是找个空座，坐下悄悄阅读，只留心别惊动人；即使有伴，也是各自读书。我做研究生时，一人住一间房，读书何必到阅览室去呢。想一想，记起来了。清华的阅览室四壁都是工具书：各国的大字典、辞典、人物志、地方志等等，要什么有什么，可以自由翻阅；如要解决什么问题，查看什么典故，非常方便。这也可见当时的学风好，很名贵的工具书任人翻看，并没人私下带走。
有人问我钱钟书在清华图书馆读书学习的情况。我却是不知道。因为我做借读生时，从未在图书馆看见他，我做研究生时，他不在清华。我们同返清华，他就借调到城里去工作，每周末回清华，我经常为他借书还书——大叠的书。说不定偶尔也曾同到图书馆。“三校合并”后，我们曾一同出入新北大（即旧日燕京）图书馆。那个图书馆的编目特好，有双套编目：一套作品编目，一套作者编目。查编目往往会有意外收获。可是我们不准入书库。我曾把读书比作“串门儿”，借书看，只是要求到某某家去“串门儿”，而站在图书馆书库的书架前任意翻阅，就好比家家户户都可任意出入，这是唯有身经者才知道的乐趣。我敢肯定，钱钟书最爱的也是清华图书馆。
一九五二年“三校合并”后，我没有再到过清华图书馆。我自己是过时的人了，讲的全是过去的事。不知还有几个人能证实我说的是真事而不是鬼话。（2000年2月28日）（《清华校友通讯》复43期，2001年4月）
17 为“科学救国”我弃文学理
钱伟长（1935）
进入大学第一件事就是选系。我在中学里确实爱好文科，面对理科特别是数学、物理视为畏途。但在“九一八事变”后，我和大多数青年一样激发了“科学救国”的热情，可是也并不理解科学是什么，以为数理化即科学，所以我就决心弃文学理。学校里既然有吴有训这么一位人人传颂的科学家在物理系任主任，我自然力图进入物理系。在1931级的106位新生中，要求进物理系的竟有21人。对那些入学考试物理、数学成绩好的同学，系里当然欢迎，而对我却尽力劝说到别系去。我一再找系主任吴有训教授，他就拿我的全部入学考试试卷，恳切地提出我学中国文学或历史最合适，并说中文系的杨树达教授很欣赏我的那篇作文，希望我到中文系去；历史系的教授对我的答卷也特别满意（题目上写出二十四史的名称、卷数、作者、注者），希望我到历史系去。但是我的数理化三科考分的总和不到100分（其他同学的成绩都在200分以上），英文也考得不好（当时理科教材多是用英文本），将增加学习困难。
吴老师极力劝导我学中文或历史，说中国文学和历史也是国家民族所需要的。他见我身体瘦小羸弱，特别关切地说，要根据个人的条件选择系，物理系每届都有一半同学受不了学习负担而转系，对学校和个人都是损失。他担心我承受不了物理系功课的负担。吴老师没有料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下定决心、态度坚决的青年。要弃文学理，是我经过反复思考决定的愿望，是不会轻易更改的了。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恳谈，最后吴老师同意我暂时读物理系，但是要我保证在学年结束时，物理和微积分的成绩都超过70分，同时选修化学，还要加强体育锻炼，向马约翰教授学习。这对我的确是全面要求，每周除上课外，有两个下午的物理实验和两个下午的化学实验，还有课外锻炼，我必须加倍努力克服困难，达到要求，否则就得“转系”。
我得以实现弃文学理的愿望，也必然承担物理系学习的压力。最困难的是第一个学期，除学习正课和做实验外，还要自己补习英文和中学的一些基础数学，只得夜以继日苦读。大学一年级的普通物理由吴老师亲自讲授。吴老师讲课与众不同，从不带讲稿，不是照本宣科。每堂讲一个基本概念，从历史的发展讲起，人们怎样从不全面的自然现象和生产经验中，得到一些原始的往往是不正确的概念，以后从积累的生产经验中发现有矛盾，又怎样从人们有控制的有意安排的实验中，来分辨这些矛盾概念的正确和错误，从而得出改进了的概念。在进一步的实验中，又发现这种概念的不完备性和矛盾，再用人为的实验进一步验证和分辨其真伪。这种人类对物理世界的认识，以及怎样用这种认识来提高我们的生产水平和满足生活需用的各种事实，激发了同学们对知识的追求探索，启迪了同学们掌握学习的正确道路。听这样的课，真是最高的科学享受。
开始我听课记笔记，仍用中学生的办法，但效果不好，每周20分钟的课堂测验，我竟一连七个星期不及格。吴老师不断给我指导，告诉我物理不像学中文，不要追求文字的记忆硬背，而要体会其严格的概念，要学通，通就是懂了，懂了才能用，用了就自然记得了。劝我不要上课只顾记笔记，至多写一些简单的标题和名词，重要的是仔细听讲，力求当堂听懂，课后用自己的语言择其关键简明写出，一堂课至多写出5条到10条就足够了。在写的过程中发现有不明白的，可以看有关的参考书。为减轻我读英文的困难，吴老师给我一本某校的中译本讲义，便于查阅。以后还经常给我具体指导，使我从死记硬背改进到掌握学习的科学方法，培养了有效的自学能力，逐步提高了学习成绩。第一学期物理及格了，学年终了时各科都追到70多分（当时考核成绩是非常严格的，得到70～80分就不易了，很少能到90分的），实现了我的保证，四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吴老师非常重视实验的培养。记得第一堂物理实验课，是安排用一根2厘米的短尺，度量一段约3米的距离，必须达到一定要求的准确度。这种训练是为教育同学们认真对待测量误差问题的。二三年级以后，要同学自己选取实验用具和仪器，并安排连结实验的工具。到做毕业论文时，连测量仪器都是同学们自行设计、自己焊接的。我们在物理系的四年里受到严格训练，不少同学基本上以实验室为家，有人甚至一连多少天睡在实验室里的行军床上。吴老师总是和同学们在一起的，哪里有成果，那里就有他的笑声；哪里有挫折，那里就有他的带着浓重江西口音的鼓励话语，和同学们一齐寻求克服困难的路子。
吴老师和叶企孙教授一样，非常重视科学知识的全面培养，不仅要求我们学好本系的课程，并且指导我们多选修数学、化学等外系的重要课程。我们班就有好几位同学既学了不少数学课，也学了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和工业化学等课，而且严格要求和化学系的同学一样，要做满全部实验课。我们也还分头选读了直流交流电机、热工原理、结构学和结构理论等工学院的重点课，有的同学甚至于读满了两个系或三个系的学分。这样的训练，为一生从事教育、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易于联系实际，适应生产需要。
我在大学毕业后，考取了中央研究院研究实习员，同时也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研究实习员月薪70元，研究生只有每月津贴24元。我因家境贫困，应担负母亲和弟妹的生活，考虑放弃研究生，但心里实在想继续学习。吴老师了解到我的处境，告诉我说争取去考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奖学金。我幸而考取，每年得奖学金300元，就可以解决家庭经济负担，才决定留清华读研究生，直到考取留英公费出国。吴老师爱护青年学子以至于关注到生活问题，这是我亲身感受的。（《清华校友通讯》复51期，2005年4月）
18 校园中的“家”──忆八级女同学在静斋
郑秀（1936）
乔迁之喜
1933年秋季开学后，我级27个女同学，从原分住在古月堂、西北院和新南院18号的女生宿舍，迁入新建成的静斋。六、七、八级和新进校的九级女同学可以自选同屋，分住二、三层楼，两人一室。因人数较少，个别同学可独居一室。我有幸分得二楼对楼梯口较小的一间。此屋虽属“交通要道”，课前课后有不停的脚步声和偶尔喧嚷声，但并不妨碍我在室内阅读或朗读外语。累了，远望窗前的绿树春花或冬日的松柏。渴了，就到走廊边小磁喷池前，喝几口清凉的泉水，顿时心旷神怡，精神焕发。静斋是我们课余消化和巩固课堂所学的知识和钻研疑难课题的好处所。
当年北平有数的几所招收女生的大学，一律规定：女生宿舍，谢绝男宾入内。静斋门口虽未挂“男宾止步”的牌子，但本校男同学和校外男宾来探亲访友，都要通过传达室小刘妈登记、传达，然后在客厅等候。
静斋一层南面朝东第一间是女生指导员的办公室，第二、三间则分别为指导员和女教师的卧室，最后一间充当轻病号临时休养室。洗衣室的一角设有木架，存放同学们换下要洗的衣物布袋，留待洗衣局工友定时取去并送来洗净熨平的衣服。临大门口东面的走廊贴墙边处，安置一排木框镶玻璃的多格式信箱，按学号插放各人信件。传达室的电话随时可用。静斋的生活无疑是十分方便的。
静斋三层楼道、走廊和卧室，分由沈、吴、白三位女校工掌管清洁卫生和门户看管工作。她们十分勤劳，每晨打扫走廊和卧室，把地面拖得油光水滑，门窗擦得一尘不染。每人掌握一把master key，可随时开关各卧室房门。住静斋三年，从未闻发生任何事故。三位校工年龄均约四十上下。传达室的小刘妈，年龄较轻，稍有文化，白天总坐在小传达室里，守在电话机旁而“手不释卷”，偶尔听见她在低声朗读。她的脸上总带笑容，说起话来，细声细语，惹人喜欢，时常得到来宾们的称赞。
还有，男校工于国成，专管外勤，举凡购物、送件、取件以及宿舍小修小补繁杂事务，都由他骑车各处奔走，无论酷暑寒冬，他总是默默地劳动着。
为了表示我们对这几位工友的感激心情，我级女同学毕业前曾集资购买图书和衣物等礼品赠送他们。
秉烛夜“游”
静斋的同学们一般是不开夜车的。晚11点过后，除了走廊、通道和盥洗室留几盏灯光外，卧室一律熄灯就寝。但1935年11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大约子夜时分，我起夜，披衣。打开房门，正准备走去盥洗室，忽然看见斜对面的那间卧室，烛光摇曳，我隐约听见两人在轻声谈话。一位右手拿着钢板铁笔，左手按着钢板上的蜡纸，正在聚精会神地刻写什么。猛然她转过头来对正走出房门的一位同学用苏州话说：“璀璀，侬早点转来核对个么兹（意指‘这个’），阿好？”听得出来是蒋宪端同学的声音。璀璀点点头，就疾步下楼去了。我不便多停留，再望望那烛光摇晃半暗的卧室，急忙向盥洗室走去。无疑是小刘妈刚才给璀璀开的宿舍大门，此刻又把璀璀送出清华园中另一斋去夜“游”了。她什么时候才回静斋睡觉的，不得而知。大约半个月后，震惊世界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我明白了那天夜晚那两位同学秉烛夜“游”，干的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业啊！蒋宪端同学当年在“一二·九”运动中作出了贡献，不幸她于70年代病故北京，特为追忆，以资悼念。
欢度校庆 静斋开放
记得1934年校庆那天，上午九时，静斋的主人们都在迎候来宾，站在各自的卧室门前。最初来宾不多，他们顺序登楼参观各卧室。不料后来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是蜂踊而上，难以招架。来宾中除本校男同学外，不少是邻校燕京大学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同学们的亲属以及年前来校演出的话剧演员白杨和京剧票友俞珊女士。还有，意想不到来了两家报社的记者。那一天，我们各卧室除了打扫格外干净整齐外，只是案头多插上迎春、丁香和榆叶梅之类的鲜花。有的在书架和墙角小木架上方陈置几尊古代文学和哲学名人的石膏像，别无长物。唯独墙上挂的或床前柜上摆的屋主人或她的友人的像片，最引参观者瞩目，一转眼之间便成为他们的“猎取物”了。“失窃”者无可奈何，不过，有的戏谑者不出一个星期，便把原件“完璧归赵”，并附有道歉信。
近中午时分，指导员汪院女士，手摇着铃，拾梯而上，通知来宾们闭斋时间已到，请他们下楼休息，下午继续参观各教学楼、馆、实验室以及图书馆，男、女体育馆各项设施。人云清华有“三宝”——图书馆、体育馆和大礼堂，是当时国内各大学所少有的，闻名遐迩。静斋的主人们略事休息后分赴各食堂会餐，欢度一年一度的校庆盛典。下午举行全校运动会。我级女同学如严仁英、朱国英、陶葆柽、许孝慰、戴中扆、张尔琼等均被选入女篮、女排和田径校队。同学们都爱观看我校足球队与邻校燕大或师大足球赛。当年我校足球队屡战皆捷，不但全市闻名，而且饮誉华北。队长赵燕生、守门员“黄牛”（黄中孚）两位老大哥，被公认为最佳足球队员。还有，我级西洋文学系女同学朱画清，入校前即精通俄、法、英三国语文。她性格安娴，温和尔雅。五级老大哥罗庆隆虽主修化学，但业余爱好文学，他是我校和北平市400米和800米短跑历次比赛夺魁者。经过罗兄真诚追求，双方互相了解，这对一文一武的伴侣相得益彰，终于画清毕业后缔结良缘。抗战胜利后，相偕赴美深造。闻他们现在定居纽约长岛，安度晚年。
晚上全体同学聚集在大礼堂前的草坪上举行灯火晚会，大家围绕草坪四周，先唱起校歌“西山苍苍，东海茫茫……”，然后齐呼校呼“Ri ri ri，Ra ra ra，清华、清华 Ra ra ra！”数百人的呼声，震冲夜空。接着各级同学唱级歌，喊级呼，各个热情奔放，尽情欢乐。最后是我校当时传统节目：toss新生。欢乐的晚会一直持续到近午夜时分，才尽兴分返宿舍。（《清华校友通讯》复13期，1984年4月）
19 感谢母校师长的教导——忆物理系毕业论文
何泽慧 钱三强（1936）
今年四月廿七日，在母校唱起“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的校歌和1936级的级歌“唯风雨飘摇，唯风雨飘摇，鸡鸣四野声……”。同时见到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有的还认得出，有的要说了名字才能认清，有的已改了名字。50年前的小伙子、姑娘们，现在都七十以上，作祖父、祖母的年龄了。回想起我们入学时日本侵占东北，毕业时反对日本操纵成立的冀察政委会而进行“一二·九”运动，那时爱国是不愿当亡国奴。经过五十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真的站起来了，不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盟，成为世界保卫和平力量的一个重要支柱，正在逐步建设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五十年来参加了这伟大斗争的我们这一代，感到无比兴奋。作为当时在母校物理系的学生，我们很自然地想到母校对我们成长的影响。
我们在1932—1936年读书时，物理系的教师队伍是当时国内比较强的：教授中有叶企孙、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霍秉权、任之恭等，教员有沙王彦，助教中有余瑞璜、张景濂、王谟显等。仪器设备比较好，管理员严先生自己动手制造与修理仪器。最大的特点是先生们除教学工作以外，还自己进行研究工作，这在当时的旧中国，是比较少的。正是具备了这样优异的条件，再加上系里有一个好的图书室和实验工厂，使我们一班中以作毕业论文比较认真而著称。四年级时，除几堂必修课以外，我们主要的精力都用在作毕业论文了。
当时周培源先生指导郁钟正（于光远）、谢毓章分别作有关相对论和弹道学的论文；叶企孙先生指导王大珩安装高分辨率的光谱学设备并利用它作光谱线的精细结构；任之恭先生指导陈亚伦和何泽慧作一个试验室用的稳压电源，同时还指导杨龙生和许孝慰作声学测距仪；赵忠尧先生指导杨镇邦作照相板对α粒子的探测；霍秉权先生指导戴中扆（黄葳）研制毛细管电流计；吴有训先生指导钱三强制作一个玻璃真空系统用以试验金属纳表面对提高真空度的问题（这些论文内容因时间久了，回忆中可能有错误，请读者原谅）。
毕业论文的工作从先生指定题目，参阅文献，设计实验，制造设备，进行实验和写作论文（当然理论工作不大一样，没有制造设备等问题），是研究工作的一个全过程，与今天大学中进行硕士论文相差不多。这种训练对学生毕业后进行科学技术工作大有好处。我们在国外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时，由于在国内受到这种训练，因而很快能动手作试验工作，不差于同时工作的外国青年。饮水思源，我们要对当时物理系的先生们给我们良好的教导致以衷心的感谢。
祝愿今天母校继续发扬理工结合的传统，在改革的路上大踏步迈进，为我国造就大批的四化建设需要的人才。（《清华校友通讯》复14期，1986年10月）
20 清华园的情结
陈明绍（1936）
回忆起清华大学短暂的四年读书生涯，紧张而又丰富多彩，打下了毕生事业的基础，学到了做人做学问的方法，真是最难忘怀的岁月和最关键的人生阶段；更值得称奇的是不知不觉中竟与清华园结下了解不开的情结。其中有几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本人原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系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时，按当时方案规定，北大工学院应调入清华大学，我也应调到清华土木系教课。但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末为要进行首都的城市建设，从清华、北大、燕京3所大学调出6位教授参加此项工作，本人正好是其中一位，因而北大工学院虽然调整到了清华，我却一天也未到清华上过课。这样，似乎又与清华没有缘分，但又有不断去清华做报告的机会。院系调整之初，由于专业分得过细，为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在新生未正式上课之前，校方要约请有关专家作专业介绍。当时我任北京市上下水道工程局局长兼总工程师，曾有好几年都奉陶葆楷老师之命，到清华土木系为给排水专业的新生做专业介绍。这样又与清华土木系重结缘分。
在清华上了四年大学，那是国难不断加深的四年。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各省后，亡我之心不死，目标转到了华北，要突破长城南侵。二十九军宋哲元指挥用大刀砍杀日军，守住了喜烽口。当时我正在清华读一年级。清华学生会被高班的国民党同学把持，竟毫无表示，而一年级级会在地下党支持下，提出赴密云县去修路，支援二十九军抗日的行动，学生会在被迫的情况下，只好同意。最突出的事件是1935年冬的“一二·九”运动。日本帝国主义为加紧侵略华北，1935年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大搞“自治”活动。中华民族危机深重。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救国。12月8日晚，清华全体同学在大礼堂开会，决定12月9日参加全市学生大示威游行。组织指挥团，本人被推选为总指挥。该日北平学生六千余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并同反动军警搏斗。但当时国民党当局把清华和燕京学生进城必经的西直门城门预先关上，两校示威大军无法进城，因而决定在12月16日再一次组织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活动。为要组织和鼓动清华更多的同学参加这次活动，地下党决定派人到城里去请一位善于作鼓动报告的许德珩教授（当时北大法律系教授）到清华来作报告。派我进城去约请。由地下党张申府教授写介绍信，通过邢西萍先生（当时称徐冰，解放后曾出任过中央统战部长）带我去会见许教授，请到了许教授来大礼堂作报告。12月16日那一天，清华、燕京学生绕道西便门进城，参加大示威游行。
在清华四年是紧张有序的四年，是严进严出的四年。当时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系的把关课程大致如下：一年级是微积分，把关老师为周鸿经和唐培经（人称“二经”）。同级同学中绝大多数是天津南开中学、北平师大附中、汇文中学……名牌中学来的。他们在高中时大部分都读过微积分，课本就是同一课本。课本上所有习题他们都做过。“二经”老师得知此情况，加大讲课深度，另出一套比课本上的习题难度大得多的习题，我们这些少数南方来的学生，如果不把课本上的习题做一遍，是做不出老师指定要交的习题的。这样我们必须加倍努力。要仔细听讲，先做课本上的习题，再做指定要交的习题。一年下来，有的同学转系了。工学院二年级把关的课程是工程力学和材料力学，把关的老师是王士倬先生。课程并不难，而是每周一次5分钟的小测试（Quiz）在捉弄人，要求在5分钟内把题目答对，计算准确，一般不是100分就是0分。在答题过程中，老师在讲台上不断地大声催说：“快！快！”据说是从美国MIT学来的传统，目的是训练工程师在紧张气氛下，仍能心不烦乱，进行思考，进行计算（当时用计算尺的精度）。确实有不少人过不了这关。到了三年级，土木系把关的老师是蔡方荫老师。真正能在清华土木系四年时间内修完各种课程，按时毕业，这是最关键的一门课。当时蔡先生有一句话：“不能因为我放松这一门课的把关，而丢了清华的脸！”他对我特别厚爱，因为我当时在清华学生会、救国会工作，课外活动较多，他几次在课堂上指着我说：“陈明绍，你还是要好好学习，不要再去出风头了！”解放后他任建筑科学院院长，住府右街椅子胡同，我住灵境胡同，几乎是紧邻。每星期天他从西单商场购物回家，常到我家坐坐，关系十分融洽。回忆起来很有意思。经过紧张学习，过了三关，到第四年级时，虽然一些设计课很花费时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卡”人的课程了。当时我们一同进清华土木系的同学共60人，而一起毕业的同学只有23人（上一级留下的不算），淘汰率达61.67%。
清华有一良好风气，每年新生进校后，高班同学有责任帮助新年级把级会组织起来。进校后不久，即看见通知，在同方部召开第一次级友大会。当时除北方各名牌中学考进清华的同学彼此认识外，其余大多数都彼此不认识。但都知道清华功课抓得很紧，大多数人都不愿去参加这费力不讨好的级会。但当时在“九一八”事变后，有一部分在沈阳东北大学读一年级的同学，曾来清华借读，后被清华录取为正式生。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愿意搞级会。他们与高班同学联系，自动上主席台当召集人，主持当天晚上的同方部大会。因没有经验，未掌握好这四面八方汇聚在一起的新同学，会场显得一片混乱，几乎都要开不下去了。我当时也跟着大家站起来，对主持人提出指责，引起很多人围过来问：“你叫什么名字？”我不愿意说出自己的姓名，那晚我穿一套黄色学生制服。如是场内响起一片喊声：“台上的人下来！那个穿黄色制服的人上去！”就在这情况下，八级级会的工作就落到我头上。以后四年来学生会、救国会的工作也跟着落在我的身上。因此在三年级时引起蔡方荫老师在班上不断地指责我“好出风头”。
级会的作用，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清华非常重要。每一年级的级会有自己的级歌、级呼。开全校运动会时，以级会为单位计分，级会要组织拉拉队去打气。每年校庆日要进行校歌、级歌、级呼比赛。八级级会曾得过多次冠军。特别值得一提的，八级级会曾经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夺旗”获得者。所谓“夺旗”是全校四个年级的一次竞赛。每一年级共派出20位级友为勇士参加，总共80人。在大礼堂前的草坪中间的那棵树上，事先插好一小旗。一声号令，80位勇士齐奔向那棵树去抢夺那小旗，任何一位往上爬树过程，有19位级友保护，而其他60位勇士则用力把向上爬者的腿往下拉。这是一项非常激烈的竞争。1933年校庆那一天夺旗，经过一个多小时消耗力气的争夺没有结果时，我们八级队在未引起人们注意下，19位勇士偷偷地用各人的背搭起一个斜向那棵树的人梯。级友张英骏在未被人注意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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