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秘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继兴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民国秘闻试读：

风云激荡看民国

第一部分 揭秘

孙中山的博士学位是以讹传讹

人称孙逸仙博士的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其实从未取得过博士学位，称他博士完全是以讹传讹。孙中山原名孙文，1866年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字德明，号日新、逸仙。因流亡日本时，曾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化名“中山樵”，故世称“中山先生”。1879年，14岁的孙中山受在檀香山发展的长兄孙眉接济，与母亲一道乘轮船远赴夏威夷檀香山，始见“沧海之阔，轮舟之奇”。到达檀香山后，孙中山进入当地英国国教会开办的用英语授课的小学“意奥兰尼书院”， 1881年于此校毕业后，孙中山又进入当地最高学府、美国教会19岁时的孙中山学校“奥阿胡学院”(相当于中学)继续其学业。在檀香山读书时，长兄孙眉的农场有一佛堂，孙中山在这里看到，患病的中国工人不去找医生，却跪在关帝像前祈求保佑驱魔除病。孙中山很生气，忍不住说：“你们有病去找医生才对，吃神茶、香炉灰怎能把病治得好呢？”檀香山有位广东顺德人杜老师，孙中山常向他请教学问。见他屋中多医书，问其原因。杜老师说：“北宋范文正公曾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我崇拜他，也学做医生。”孙中山觉得，做不了良相再做良医，这不恰当，可先从良医做起。当时，先进的西医术已经传入中国，他于是坚定了学习西医的信心。1886年秋，孙中山进入广州博济医学堂学习医学；1887年9月，再转入香港西医书院学习。1892年7月，21岁的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成绩全校第一，由教务长康德黎博士为他颁发了毕业证书。而其实当年毕业生只有2人(1897年10月，与孙中山同时进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华人青年共13人，经反复淘汰，到第5学年，有资格参加毕业考试的只有4人，评分结果，只有孙中山和江英华两人及格，孙中山居首)。香港西医书院乃香港大学的前身。香港大学将孙中山定义为香港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并保留着其满分之试卷，在荷花池中树立着国父铜像，供后人景仰。孙中山后来在回校探访时曾说过：香港以及香港大学是我知识的出生地。

笔者曾细览了许多记载孙中山这段历史的文章和著作，发现在叙述中大都回避谈孙中山的“学位”问题。孙中山确实从未获过医学博士学位，只是香港西医书院的本科毕业生而已，其博士头衔十有八九是人们把Dr.(医生)误译所致。“孙逸仙博士”的称谓，流行于国内外数十年，想必也多指“医生”而兼有敬仰之意吧。

尽管未曾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但孙中山还是不失为一位晚清名医。他行医的故事不少，其医德更有口皆碑。

由于孙中山毕业的香港西医书院当时未获得港府立案认可，因而孙中山不能获得香港的行医权，只好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一次，孙中山还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返乡时，路过澳门，当地士绅曹子基家中有人久病不愈，经孙中山医治后即刻康复，由是，孙中山的名气在澳门流传。及至孙中山毕业，澳门士绅即推荐他到镜湖医院当西医师。同年12月，孙中山在澳门开设一间中西药局，自己单独行医。行医不到3月，即“声名鹊起”，“户限为穿”。孙中山行医成功，受到葡籍医生的嫉妒和排挤，孙中山被迫改到广州行医。

孙中山医德高尚，对穷苦百姓常怀仁爱之心。他在澳门镜湖医院和后来在广州行医时，均刊登广告，言明每日上午10时至12时为义诊时间，不收分文。当时有一位老人的孙子得重病，因无钱医治而万般无奈，孙中山免其诊金、药费，为小孩动手术，摘除一颗重达一两七钱的结石，使小孩解除了病魔之扰。

孙中山在其短暂的悬壶济世生涯中，很注重先进理念的传播，不忘帮助乡民破除迷信，以弘扬医学之科学观念。1892年，翠亨(孙中山的出生地)村民陆檀生的妻子难产，一天一夜不能分娩，接生婆束手无策，情势十分危急。孙中山知道后，马上来到陆家，要为产妇接生。但其时民智尚未开，陆家人认为男人为女人接生，就会给分娩者的全家都带来霉运，于是百般阻拦，说什么也不让其接生。孙中山耐心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为产妇成功地做了手术，使得母子平安，皆大欢喜。同年，香山县南朗镇的程汉章的妻子亦难产，情况也是很危急，孙中山闻之迅即赶到程家，及时为产妇施行手术，最后用钳子夹住婴儿额角，使之顺利出生，母子也都平安。通过这些行医活动，孙中山了解了社会之实际状况，他认识到，救民出愚昧之水火，是改变中国落后所必须走的路。

孙中山不仅有高尚的医德医风，而且有着精湛的医术。当时在一个叫前山的村子，有一位叫魏恒的人，患痔疮20余年，求医各地未能医治，痛苦不堪。后经孙中山施治，不到七日便治愈了。澳门的《镜海丛报》1893年7月25日登载题为《神乎其技》的文章，称赞孙中山医术高明，“不过七日之功”而治愈患者20余年痔疾。孙中山的名气更大了，乡人纷纷请孙中山治病，“或十数年之肝风，或数十年之脑患，或六十余岁之咯血，均各奏效神速”。

这一年的《镜海丛报》还以“镜湖耀彩”专栏，登载了孙中山治愈的六个病例，盛赞其医术高明。有舆论赞其医德：“数月病源，一朝顿失。复荷先生济世为怀，轻财重义，药金不受，礼物仍辞。”澳门知名人士卢焯之、陈席儒、吴节微、宋子衡、何穗田、曹子基等还联名在报章上两次刊登《春满镜湖》广告，介绍孙中山行医情况，以及其高尚医德。

由于孙中山经常义诊或免收药费，尽管求医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但孙中山医馆仍然收不敷支，可换来了患者及家属的交口称赞。行医数年后，孙中山又进一步认识到，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国来说，“医术救人，所济有限”，所以，他决计“借医术为入世之谋”，从事革命活动。后在他的领导下，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体，他本人也被誉为中华民国国父。

美国报纸百年前对宋霭龄的准确预言

1904年4月28日，上海黄浦江的码头上，一位15岁的少女被父亲送上了“高丽号”轮船，前往美国乔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留学。那时，女人出国留学者凤毛麟角，她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出国留学的女性。这位15岁的少女就是宋霭龄，送行的是她的父亲宋耀如。她随同父亲宋耀如的朋友步惠廉牧师一家前往大洋彼岸的美国，步牧师是宋耀如在万德毕尔特大学的同窗好友。也正是得之于他的大力引荐，宋蔼龄才得以进入威斯理安女子学院入学就读。威斯理安女子学院在当时的美国可是大名鼎鼎，因为这是美国第一所得到政府认可的女子大学，属于卫理公会教派，是专为上层社会女性设立的学校。少女时代的宋霭龄据宋霭龄后来回忆，此行颇多坎坷。“高丽号”轮船在大洋上漂泊了两个多月，终于在7月1日停靠在旧金山码头。但是一位美国移民局官员说霭龄的证件不合格，大声咆哮着不许登陆。另一位官员建议将她安置在扣留所，但这个移民局官员断然拒绝了，他说这个地方不适合任何畜生般的人居住。面对如此的侮辱，幼小的宋霭龄握紧拳头退回“高丽号”上，敢怒而不敢言。

就这样，宋霭龄从港里停泊的这艘船转移到另一艘船上。在三周沉闷无聊而又提心吊胆的时间里，先后换了四艘几乎全空的船，直到有关蔼龄问题的消息传到旧金山一位传教士那里，他向首都华盛顿的政府部门进行了交涉，宋霭龄才获准上岸，终于得以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就学。

1905年12月，慈禧太后信任的教育顾问、宋霭龄的姨父温秉忠(曾是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受清廷派遣，率领一个中国教育代表团赴美考察。1906年1月，温秉忠把宋霭龄从梅肯市接到华盛顿，带她一同出席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白宫举行的宴会，使宋霭龄成了宋氏家族与美国历届总统的接触与交往中面见美国总统的第一人。在宴会上总统问这个16岁的中国姑娘觉得美国怎么样，宋霭龄说：“美国是个非常美丽的国家，我在这里很快活。但是，你们为什么说美国是个自由国家呢？”她迅速地把自己前一年夏天在旧金山的遭遇简略地叙述了一遍。“如果说美国真是那么自由的话，为什么要把一个中国姑娘拒之门外呢？我们决不会这样对待到中国去的客人。美国还说是个自由的国度呢!”听了她发一通怨气后，总统大感意外只是喃喃地说他很遗憾，就转向下一位客人。

第二天，华盛顿的报纸报道了这件事，题目是：《中国少女抗议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

1909年，宋霭龄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时，镇上的人们都对这个叫“艾丽斯”的中国女孩印象深刻，毕业晚会上她用甜润的嗓音朗诵了《蝴蝶夫人》剧中的一段台词。梅肯城的人们为了欢送蔼龄学成归国，在她起程的前一日，在《梅肯电讯报》上刊发了大半版赞她的文章，并预言：“宋小姐将会成为中国领袖的夫人。”

谁知这个预言后来竟然奇迹般地变成了现实。不仅宋霭龄成了中国领袖夫人(孔祥熙官至行政院院长，宋霭龄于1914年春嫁给了丧妻不久的孔祥熙)，后来同在这一学校就学的宋庆龄和宋美龄也成了“国母”和“第一夫人”。

宋庆龄和宋美龄去威斯理安女子学院读书，比姐姐宋霭龄要顺利得多。1907年夏，温秉忠又率团赴美访问，同时把宋庆龄和宋美龄带去美国读书。由于温秉忠的外交身份和同行的还有美国教育家格兰特等知名人士，宋庆龄和宋美龄在到达旧金山时顺利地通过了移民局的检查，没有像宋霭龄当年在旧金山那样被扣留在船上19天。威斯理安女子学院也因培养出曾经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宋氏三姐妹而在中国名声大噪。

张学良的三次婚姻

张学良一生结过三次婚，元配夫人是于凤至，第二个夫人是谷瑞玉，第三个夫人是赵一荻，即赵四小姐。人们皆知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对谷瑞玉则知之甚少。

张学良的元配夫人于凤至，自幼聪明伶俐，文采出众，并写得一手清秀俊逸的毛笔小楷。在张家大院的小一辈女人中，张学良的妻子于凤至，最受张作霖重视。这不仅仅是由于儿媳妇的品貌出众，还因为他十分珍视同于凤至的父亲于文斗的旧谊。

张作霖1908年奉徐世昌之命赴郑家屯剿匪期间，到把兄弟于文斗的家中，看中了于凤至的文才人品，就决定由她来做自己的长儿媳妇。当时张学良在奉天(沈阳)求学，追求他的高官之女甚多，他对于凤至这样出身低微的小镇民女根本看不上，所以，当他奉父亲之命，去郑家屯相亲时，写了一首《临江仙》词嘲讽于凤至，暗示于家是在巴结已握有东三省军政大权的张家。于凤至当即回敬了张学良一首《临江仙》，词曰：古镇亲赴为联姻，难怪满腹惊魂。千枝百朵处处春，卑亢怎成群？目中无丽人。海誓山盟心轻许，谁知此言伪真？门第悬殊难知音，劝君休孟浪，三思结秦晋。

张学良读罢大吃一惊，深悔自己险些与一位才华超群的少女失之交臂。遂回心转意，同意迎娶于凤至。与张学良结婚以后，于凤至深知自己纵有满腹经纶，若没有相当的学历，也难以在张家这豪门大户立足的，所以坚决要求进东北大学读书深造。于凤至的文采学识，张学良常常自叹不如。

于凤至不仅聪慧，而且很漂亮，爱新觉罗·溥杰就曾盛赞于凤至“长得很美”。她生就一张很古典的脸，清清秀秀的，宛若一枝雨后荷塘里盛开的莲。

张学良的第二个夫人是谷瑞玉，人称“随军夫人”。

谷瑞玉，天津人。1904年2月出生于天津附近杨柳青一大户人家。1922年4月第一次奉直战争爆发，当时谷瑞玉刚刚18岁。这年7月间，谷瑞玉在出席二姐夫的家宴时，有幸与张学良结识。豆蔻年华的谷瑞玉不仅天生丽质，而且通晓英语。一年之后，谷瑞玉任张学良的英语翻译，其后二人感情日笃。

1924年9月，第二次奉直战烽火再起。当时，张学良统率着东北军第三军，日夜坚守在山海关九门口前线。正在战事的紧急关头，谷瑞玉来到前线去陪少帅。谷瑞玉在奉直激战的前线陪伴着张学良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终于迎来了东北军的最后胜利。张学良与谷瑞玉在战地结合的情况传到张作霖的耳朵后，他只好对儿子与谷瑞玉的婚事表示默许，于是，1924年10月，张学良与谷瑞玉遂在天津结婚。

1928年2月，张学良升任第三方面军团总司令，驻防保定。而素有“随军夫人”美称的谷瑞玉独自居住津门，学会了跳舞、泡酒吧等，常与人打麻将至深夜不散。还经常到北京一连数日听戏不归。数月后，张作霖在皇姑屯遇难。在秘不发丧期间，在天津居住的谷瑞玉未经许可，独自贸然返回沈阳。正是由于谷瑞玉的擅自行动，引起了日本关东军的注意。日本报纸上因此怀疑“秘不发丧”的真伪虚实，称“张学良的如夫人谷瑞玉由津返回奉，说明张作霖在皇姑屯必死无疑。否则一向与大帅府关系并不密切的如夫人是不会在张学良不在奉天的情况下独自返回关东的。”谷瑞玉的贸然行动，埋下了在政治上与少帅分道扬镳的祸根。

谷瑞玉的任性，使她与张学良间的裂痕越来越大。1928年冬天，奉系旧军阀杨宇霆、常阴槐等心生异念，阴谋取张学良而代之。杨宇霆千方百计地收买谷瑞玉作内线，张学良发觉杨宇霆动机可疑，曾提醒谷瑞玉别上杨宇霆的当，然而谷瑞玉却我行我素。是年12月杨宇霆假借为父祝寿之名，请谷瑞玉与少帅一道去杨宅赴宴。张学良随谷瑞玉前往后，险遭一群日本浪人的暗算，幸亏于凤至夫人早已识破了杨宇霆的图谋。此事发生后，张学良对谷瑞玉的误解更深，其婚姻名存实亡。1931年1月，张学良与谷瑞玉解除了婚姻关系。张学良在天津的英租界为谷瑞玉购买小楼房一幢，又给她10万元供其生活之用。

张学良的第三个夫人是赵一荻，她与张学良相濡以沫，共度幽禁岁月，一直到终老。

赵一荻原名赵绮霞，原籍浙东兰溪，1912年，她出生于一个颇有名望的官宦之家。父亲赵庆华是北洋军阀直系政府时期铁路局局长。因在家中排行老四，人们都称她为赵四小姐。她十分美貌，而且冰雪聪明，十四五岁就曾成为《北洋画报》的封面女郎。

1927年，刚刚过完15岁生日的赵一荻，在天津的舞会上认识了张学良。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坠入爱河。此后的日子里，张学良一有空闲就和赵一荻散步、聊天、打球、下棋或者谈论新诗。

父亲赵庆华知道女儿与有妇之夫张学良在一起，一气之下将赵一荻软禁起来。在六哥赵燕生的帮助下，赵一荻与家人不告而别，去东北投奔张学良，成了张学良的编外夫人。

其父赵庆华气急败坏地只好在报上发表声明：“四女绮霞，近日为自由平等所惑，竟自私奔，不知去向。查照家祠规条第十九条及第二十二条，应行削除其名，本堂为祠任之一，自应依遵家法，呈报祠长执行。嗣后，因此发生任何情事，概不负责，此启。”赵庆华随即声言自身惭愧，从此辞离仕途，退隐而居。

赵一荻以张学良秘书的身份，搬进帅府后，非常感激于凤至的宽厚仁德，对她更是恭顺敬重。她和于凤至和睦相处，情同姐妹。1929年，赵一荻为张学良生下了唯一的儿子张闾琳。“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张学良在南京身陷囹圄，随后，赵一荻陪随着张学良开始了漫长的幽禁生涯。在与世隔绝的寂寞中，他们俩人相依为命，张学良把一切希望和欢乐都寄托在赵四小姐的身上，赵四小姐则尽自己全部的力量给张学良以安慰和照料。见过的人都说，赵四小姐经常身着蓝衣，脚登布鞋，几乎洗尽铅华，终日陪伴在张学良身边。

在台湾幽禁期间，张学良皈依了基督教。要笃诚地信仰耶稣，就必须依循基督教义的规定，在于凤至和赵一荻之间作出选择。此时，张学良的心里确实格外沉重。最终，他作出了痛苦又无奈的决定，和于凤至解除婚姻关系。

张学良执笔给在美国的于凤至写了一封信，于凤至给张学良写了回信：“你们之间的爱情是纯洁无瑕的，堪称风尘知己。尤其是绮霞妹妹，无私地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任劳任怨，陪侍汉卿，真是高风亮节，世人皆碑。其实，你俩早就应该结成丝梦，我谨在异国他乡对你们的婚礼表示祝贺!”

1964年3月，结发妻子的离婚手续，从美国寄到张学良手中。1990年1月30日，于凤至在睡梦中安然逝去。

1964年7月4日，张学良与赵一荻正式结婚，结婚典礼在台北市杭州南路美籍友人吉米·爱尔窦先生的寓所举行，来宾有宋美龄、张群等要人。2000年6月22日，赵一荻病逝于美国夏威夷。一年以后的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也在美国夏威夷病逝，享年101岁，结束了其传奇的一生。

最早获得中将军衔的黄埔生

历史很幽默。黄埔生中最早获将军衔的竟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生、共产党人李之龙。他在第一次东征时任学生军教导团营党代表，因表现出色，于1925年10月被调任国民政府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兼海军参谋厅厅长，授少将军衔，是黄埔生中的第一个将军。1926年1月，海军局局长苏联人斯米洛夫离职回国，李之龙升任海军局代理局长(国民政府海军最高首长，直接指挥管辖各舰)，并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其军衔与校长蒋介石相同，这时的蒋介石也是中将，其中将军衔于1924年5月获得)，也是最早被授予中将军衔的黄埔毕业生。

李之龙无疑为“赤黄埔系”(指黄埔师生中的共产党人)争足了面子。反观国民党黄埔系学生中，发展最快的应该是与李之龙同为黄埔第一期的胡宗南。胡宗南在1927年5月升任第一军第一师少将副师长兼第二团团长，成为国民党黄埔系学生的第一个将军，但其成为少将却比李之龙晚了近两年。1931年1月13日，胡宗南升任第1师中将师长，其获得中将军衔的时间比李之龙晚了整整5年。

李之龙生于1897年，字在田，号赤显，湖北沔阳(今仙桃市)杜窑人。7岁随父亲到武昌。1912年考入武昌外语专门学校英语科。1913年7月追随孙中山参加“二次革命”湖口起义，失败后被校方开除。后转入国立武昌高等商业学校学习。1916年秋考入北洋政府在山东烟台开办的海军军官学校。在校期间，他写了一本《实践健身术》，此书成为海军学校必读课本，并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连续再版9次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此书让他名声大噪。

1919年，李之龙发动海校学生上街游行，响应北京五四爱国运动。1921年结识董必武、陈谭秋后，回武汉参加革命活动，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任教武汉中学和河南陈州中学，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3年2月，参加“二七”大罢工，罢工失败后遭湖北政府通缉。

1924年年初，李之龙任中共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旋奉调广州任苏联顾问鲍罗廷英文翻译。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在学生第二队。7月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成立，他又以学生代表担任第一届执委。执委5人中，除蒋介石和陈复外，李之龙、金佛庄、严凤仪均为中共党员。10月参加平定商团叛乱。11月毕业后留军校政治部工作。1925年1月，李之龙与陈赓、蒋先云等组织血花剧社，任社长，创作并主演话剧《新时代》。2月，和蒋先云、王一飞、周逸群等发起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该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后参加第一次东征，任学生军教导团营党代表，因表现出色，10月调任国民政府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兼海军参谋厅厅长，授少将军衔。1926年1月，海军局局长苏联人斯米洛夫离职回国，李之龙升任代理局长，并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后又兼任中山舰舰长。他是黄埔学生中最早佩戴将星肩章的。

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交通股股长欧阳钟亲赴海军局，称接军校教育长邓演达的电话，谓奉蒋介石令海军局派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调遣。李之龙随后签发调宝璧、中山两舰赴黄埔听命。翌日晨，宝璧、中山两舰先后由省河起航前往。但中山舰于上午9时抵黄埔向军校报到时，教育长邓演达称并无调舰来黄埔之事，蒋介石则指示将中山舰调回广州。3月20日凌晨，蒋介石下令广州戒严，并任命欧阳格(欧阳钟的叔父，时任海军学校校长)为海军舰队临时总指挥，并逮捕了李之龙，对中共和苏联顾问团的在国民革命军内的力量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打击和削弱。4月14日，蒋介石将欧阳格免职并拘留，同时宣布李之龙无罪释放。但李之龙已失去了海军局的一切职务。这一事件史称“中山舰事件”。

获释后，李之龙到北伐军总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兼任新剧团主任。北伐军攻克武汉后，随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任中央人民俱乐部主任兼《血花日报》社社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共分裂。李之龙在中央人民俱乐部主办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三二○”反革命政变真相》一文，揭露“中山舰事件”真相，公开痛斥蒋介石。

宁汉合流后，李之龙在武汉秘密组织新海军社，从事兵运运动。随后潜往上海，企图策动中山、宝璧、自由等军舰的起义。不久潜往广州，以港商身份从事海军兵运工作。未几，李之龙身份暴露，被迫东渡日本。

1928年2月6日，李之龙从日本乘坐法国邮轮经香港秘密回到广州，准备继续在海军中进行策反工作。一下船就被特务发现，当晚深夜特务包围了李之龙在豪贤路136号的住所，再度被捕。次日，蒋介石得知李之龙被捕，立即打电报给主持广州“清党”的李济深，命令把李解往南京。李济深接电后，打电话给承办李之龙案件的海军第四舰队司令陈策，叫他将李之龙押送到自己的司令部来。然而在2月8日，陈策以“策动海军叛乱”罪名判处李之龙死刑，同日，李之龙被杀害于广州黄花岗，时年31岁。临刑前，李之龙给妻子写了一封遗书，里面说道：“我革命的义务现在结束了，不要悲伤。希望你把孩子抚养成人，继承我未完成的革命事业。”

报业巨子史量才被刺引发的连环案

1934年11月13日，养病归来的报业大王、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在二房太太沈秋水、儿子史咏赓的陪同下，乘坐防弹轿车，沿沪杭公路，从杭州西湖边的别墅返回上海。同行的，还有侄女沈丽娟、儿子的同学邓祖询。

时值寒秋，天玄地黄，来往车辆也甚少，更平添了几分荒凉。行至海宁县翁家埠附近时，忽见一辆敞篷别克横在前面，好像出了故障，司机赶紧放慢车速，准备缓缓穿过去。突然，从别克车中扑出6名手持驳壳枪、身着黑色短装的歹徒……

参加这一次罪恶行动的6名杀手，是国民党军统特务赵理君、王克全、李阿大、施芸之、许建业等。史量才和他儿子的同学、司机3人当场遇害。军统特务为何要暗杀史量才呢？这得从史量才与蒋介石的积怨说起。在那个血雨腥风的时代，史量才曾感慨：《申报》这二字，印在报纸上，别人眼中看去是黑的，我的眼中看去却是红的。史量才，原名家修，祖籍江苏南京，1880年生于上海青浦申报对史量才被刺案的相关报道县一个商人的家庭。1899年考入松江府娄县县学为附生，但不久受新思潮影响，放弃仕途，于1908年任上海《时报》主笔。1913年任《申报》总经理。1929年又陆续购进《新闻报》和《时事新报》等大部分股权，成为国内最大的报业资本家。

史量才常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他认为报纸是民众的口舌，总要为人民说话，才站得住脚。“九一八事变”后，他更坚定了爱国、民主立场。他聘请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做《申报》的设计部部长，请李公朴主持《申报》流史量才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他一改“自由谈”的面貌，聘请进步作家黎列文主持，专以发表新文艺作品，经常刊登巴金的《沙丁》、茅盾的《林家铺子》等比较进步的左翼作家的作品。在《申报月刊》创刊上刊载胡愈之的《动荡中之世界政治》等进步文章。

手中握有舆论工具的史量才自恃《申报》的机构在上海租界里，国民党政府奈何不了他，所以对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常常旁敲侧击予以批评。他主持的《申报》还先后刊登鲁迅和陶行知化名“不除庭草斋夫”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文章，并发表了几篇《剿匪评论》，反对蒋介石围攻红军。他以中南银行名义，出席南京经济会议时，拒绝认购巨额债券，在十九路军上海抗日时期还捐出了巨款。这些举动招来了蒋介石的忌恨。

1932年6月，南京中央大学发生了殴打校长段锡朋事件。当时，中央大学校长一职虚位以待近半年，经费也多有拖欠，因此行政院派教育部次长段锡朋兼代中央大学校长，学生们对官僚政客段锡朋出任校长极为不满，群起而向其发难，段锡朋则扬言捉拿带头闹事的学生，结果引起了学潮，《申报》据实报道了此事，认为教育日益败坏，最大根源在官僚主义的侵入，并批评了国民党政府诸多政治和军事举措。时任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在盛怒之下，罗列《申报》危害党国的罪状，向蒋介石举报，1932年8月，上海警备司令部受蒋介石指示，下令上海租界以外的国统区，一律禁止《申报》的邮递，后经过史量才多方斡旋，蒋介石才解除了禁令，但要求由国民党中宣部派员指导《申报》的编辑和发行，遭史量才断然拒绝。

1933年年底，宋庆龄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英文宣言，抗议蒋介石派人暗杀邓演达，杨杏佛将它翻译成中文，要求史量才设法发表，史量才虽然没在《申报》上刊登，但通过他的关系，此宣言还是在别的媒体上公之于众了。凡此种种，迫使蒋介石下了除掉史量才的决心。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与妻儿等人由杭州回沪，在行驶至海宁附近翁家埠达闸口时，遭国民党特务枪击而死。

史量才被杀案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经由最高统治者授意的三大政治谋杀案之一，是宋教仁、杨杏佛被刺血案之后的又一血案。“史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特别是此前顾祝同在江苏省政府主席任内悍然杀害了记者刘煜生，激起了全国新闻界和各界的轩然大波，为此国民党军政部不得不公布了一个“保护新闻事业人员训令”。然而，“刘案”后不久，又发生了中国新闻巨子史量才的被刺案。蒋介石鉴于中外舆论的压力，一面向史量才的亲属致以唁电表示哀悼，同时猫哭耗子地为史量才题写了“哲人其萎”的挽词。国民党政府也不得不装模作样，布置侦查和破案，并且悬赏5万元捉拿凶手。

谁知，对史量才被杀案的追查，又引发了连环案：国民党著名将领、曾任浙江省主席的鲁涤平与爱妾先后丧命。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史案”发生在浙江，当时就由当省府主席的鲁涤平去主持追查此案。本来，这是搪塞舆论的把戏，也就是说，这是“做戏”给人看的，掩人耳目而已。不料，不知底细的鲁涤平竟然“假戏真唱”，开始认真地着手侦查起来。这除了他不知道蒋介石命令限期破案是另有“猫儿腻”之外，有人说，这也是他发自内心敬仰史量才其人所致。还有人说，鲁涤平因非蒋介石嫡系，恐怕在“史案”中自己成为牺牲品，所以索性放开手脚，把案情调查清楚，借以保全自己。因此，他才会在浙江任内，破天荒地以职责为重，甚至带病追查案情，并且居然在蒋介石连续三次下令在浙江全省严密缉查和悬赏捉拿凶犯之后，又下发“最后通牒”，要求浙江和杭州的各级负责机关呈报缉查结果，否则将予以严惩。

很快，鲁涤平发现了“史案”中的一些蹊跷之处——为什么案件发生在沪杭公路的海宁翁家埠段，但凶手所乘轿车的车牌却被遗弃在西湖的苏堤上？而且，这辆轿车何以竟是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如此这般，案情就和戴笠(警官学校校长)、赵文龙(公安局局长)、俞济时(保安处处长兼警备司令)等不无瓜葛了。

此时的蒋介石，惧怕因不知杀史内情、又获知情由的鲁涤平会认真侦查破案，于是，他就以办案不力为借口，将鲁涤平调离浙江，接替陈调元，去南京就任所谓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闲职。而鲁涤平的原职，就由黄绍竑来担任了。

蒋介石恼怒于戴笠等人在“史案”过程中手脚做得不干净，给鲁涤平抓到了把柄，再加上听到鲁涤平私下里的一些“牢骚”，于是一怒之下，命令戴笠暗嘱赵文龙对鲁涤平下手。于是，在1935年3月15日的一次宴会上，鲁涤平的酒食中被人暗放了毒药。结果半夜毒发，鲁涤平一命归阴。蒋介石还假惺惺地为鲁涤平作了挽联：“遗爱在钱塘犹见白苏政绩，大星陨衡岳长留褒鄂勋名。”

按下了葫芦，又漂起了瓢，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鲁涤平的猝死，引起了其妻丁静安和爱妾沙佐安的疑心。当时说鲁涤平是因中风抢救不及而死，一般人都信以为真。可是，他的妻子和爱妾却不这么看。因为随侍在鲁涤平身边的这一对妻妾知道，主子虽然一向身体不佳，却没有高血压之类的疾病。她们还从鲁涤平生前的口风中，得知了“史量才被刺案”的不同寻常。鲁涤平猝死之时，她们更亲眼看到了其死相的难堪，尤其是在他临死时的喃喃中，断断续续地吐露出的一些隐情也被她们听到了。然而，身处高墙深院中的鲁涤平的妻妾们，却不知“江湖”的凶险，鲁涤平的爱妾沙佐安居然扬言要在鲁涤平开丧时为其一洗冤屈。

因刺杀史量才露出破绽被上峰责骂的赵文龙等人，闻此后异常慌张，他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次举起灭口的魔爪。于是，鲁涤平的爱妾沙佐安在鲁涤平开吊前夕，竟然跳楼殉夫了。其真相应该是“被跳楼”。

在那个国民党势力一手遮天的年代，史量才被刺案及其引发出来的连环案，喧嚣一时后，俱归沉寂，均不了了之，徒留下历史老人的一声声沉重的叹息。

日军当年为何未能占领陕西？

抗战时期的陕西在全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陕西作为西北之咽喉，尤其是陕甘边区作为全国模范抗日基地、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示范区，既是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又是坚持抗日战争的后方基地。它成为日军狂轰滥炸的主要目标之一，8年中，日军飞机轰炸陕西560多次，投弹1.36万余枚，死伤民众万余人，炸毁房屋4.3万余间。其轰炸时间之多，范围之广，均居全国前列。

然而，在整个抗战时期，除陕北的府谷沦陷数小时外，日军基本没有能够侵占陕西的一寸土地，这是为什么呢？

1937年7月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华北大、中、小城市和交通沿线的土地，又向南方大举进攻。这年秋天，日军又派出兵力，直扑陕西。他们认为打下陕西，就可进军西北和西南，配合其南下大军，速战速胜灭亡中国。

日本方面认为，陕西是抗日中坚——中共中央所在地，而西安是张、杨逼蒋促成全国抗战的基地，打下陕西是对中国抗战精神的致命一击。所以对于陕西，他们是志在必得。

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双方的实力对比十分悬殊。抗战开始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主力已开到晋西北前线，在关中的杨虎城部队主力也开到了山西、河北交界的前线。陕北留守的部队只有1万多人，要防守300多公里的黄河西岸；关中留守的6000多人，要防守100多公里的关中东部。日军先后投入进攻的部队有5个师团，3个旅团，四五万人，三倍于我军；又有空军、炮兵配合，日军以为攻取陕西不是什么难事，以为胜利在握指日可待。

但是，当自命不凡的日军迅速推进到陕西东界的黄河东岸，一看到黄河，就为之失色：世界上竟有这样雄伟的河流，太可怕了。不得不停止了前进的步伐。黄河从陕西省的府谷向南到韩城禹门口，奔腾在陕西、山西间的峡谷中，似从天而降，又一泻千里，吼声震动，力冲万钧。黄河在禹门口，猛出峡谷，一展数十里之宽，如海如潮，泥潭、沼泽四布，流向深浅莫测，古来即为渡军之大忌。

汹涌澎湃的河水巨澜翻卷，黄河天险让日军很是头疼。

既来之，则战之。经过一冬的谋划，日寇采取的战法是：先用空军对我守军狂轰滥炸，使我军无力还击，然后用武装的船只强渡占领渡口，后续部队迅速登陆，汽车、装甲兵马上开来。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我军以沉重打击。

而对于随时可能打过黄河的侵略者，我军严阵以待，决心御敌于黄河彼岸。抗日军民在山区中修了坚固的工事，配备了强大的火力，在敌人船只开到河中时，打个人仰马翻，并向对岸敌军发射迫击炮，坚决顶住，并迂回渡过黄河，从背后打击日军，使其有被前后夹击之忧，无法组织渡河战役。

从1938年到1939年年底，日军从府谷渡口到潼关渡口，发动了大小20多次的渡河战斗，均以失败告终。

1939年，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公开投降了日本后，竟然无耻地建议日本要尽快占领陕西，说这样就可迅速战胜八路军和盘踞在陕西的杨虎城所部。日本人于是又对陕北宋家川(吴堡县城所在地)这个大渡口，一连进行4次攻击，最少时用兵500人，多时1500人，飞机大炮开路，战船跟进。但我军在敌人滥炸时，集中向敌船发射火力，打得敌人人仰船翻，落荒而回。但回到东岸时，准备渡河的后续日军又遭到突如其来的袭击，阵营大乱，赶快向太原方向退去。日军先后在府谷、神木、佳县、吴堡、枣林坪、马头关、大庆关、潼关发动的进攻，也是每次出动5000到10000人的兵力，都遭到同样的战法而被击退。值得一提的是，杨虎城所部在朝邑(今大荔)、邓宝珊所部在榆林向企图从东、从北(包头)强渡黄河的日军，都予以了狠狠的打击。府谷和大庆关(朝邑)都被日军一度占领，很快就被抗日的力量反击并收复。

1939年后八路军在华北建立了根据地，深入敌后，不断向日军发起攻击，使得日寇再无力西顾了。此后，他们偃旗息鼓，不再企图打到陕西了。

1939年被我军俘虏、曾在宋家川参加渡河作战的日军一司号兵山田回忆说：“船到河心，每一个浪就是一座大山，船过了一个浪头，我们都吓得一脸煞白，全身发软。哪还能打仗，大大的可怕。”

黄河天险加上抗日军民的顽强抵抗，致使日军始终未能占领陕西的一寸土地。使陕西得以成为抗战的大后方，特别是成为中共中央指挥抗战的大本营，又成为解放战争胜利的领导中心。

“二战”时日本为何独不敢侵略澳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千米。特别是作为法西斯轴心国之一的日本，在战前吞并了朝鲜与中国的台湾，在“二战”中又侵略了中国、菲律宾、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文莱、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以及时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等地区，唯独对弹丸之地的澳门却不敢染指。这是为什么呢？

据刘成禺著《世载堂杂忆》中的说法，日本之所以在“二战”中不敢对澳门下手，主要是由于当时巴西的一个照会唬住了日本的缘故。

作为晚清以至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刘成禺亲身经历了许多历史大事。诸如1903年他加入兴中会，并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运动，在美国主办《大同日报》，宣传革命思想。他生平交友广泛，与当时的上层人物大多都有来往，所以他的著作内容广泛，而且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同时他还是位有名的诗人，董必武评价他说道：“武昌刘禺生以诗名海内，其脍炙人口者为洪宪纪事诗近三百首，余所见刊本为洪宪纪事诗薄注四卷，孙中山、章太炎两先生为之序。中山先生称其宣传民主之义。太炎先生谓所知袁氏乱政时事刘诗略备。”

刘成禺一生著作甚丰，主要的如《洪宪纪事诗》、《世载堂诗集》、《太平天国战史》、《世载堂杂忆》等。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全书近20万字，是他在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新闻报》副刊上发表的短文集。当时广为流传，现有流行的大多为钱实甫整理，196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版本。此书主要从多方面反映了晚清以至民国时期的人物事迹、政治制度、社会变革等等，是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在《世载堂杂忆》中，刘成禺较为详细地诠释了“二战”时日本为何独不敢侵略澳门：古代巴西为印地安人居住地。1500年4月22日，葡萄牙航海家佩德罗·卡布拉尔抵达巴西。他将这片土地命名为“圣十字架”，并宣布归葡萄牙所有。由于葡殖民者的掠夺是从砍伐巴西红木开始的，“红木”(Brasil)一词成为巴西国名，并沿用至今，其中文音译为“巴西”。16世纪30年代葡萄牙派远征队在巴建立殖民地督。巴西地广人稀，一直苦于无人开发。葡萄牙人曾给大清朝表达过欢迎移民的意愿，希望中国人移民巴西，一起开发这个南美洲面积第一大的国家。为了保证不留后遗症，葡萄牙殖民者提出了以下条件：(一)凡中国人民愿移民巴西者，一定要入巴西国籍。(二)中国人民愿移民巴西者，一定要有家眷同往，拒绝单身汉。(三)中国人民愿移民巴西者，必须以农工为业，拒绝无业游民。中国人向来安土重迁，这些苛刻的条件无异于把他们连根拔走，彻底断了和祖国的联系，当然没人愿去。而大清国执政者对这些合作条件也不满，于是便懒得答理了。看到中国对此很不热情，巴西只好转而与地狭人多的日本商量，日本人喜出望外，立马就答应了，并从此陆续地大量地向巴西输出劳动力。直至“二战”开始，已有三百多万日本人移民到巴西。“二战”中日本大肆侵略，除了大规模侵华外，还将魔爪伸向了东南亚和周边地区以及太平洋诸岛屿。殖民澳门的葡萄牙很紧张，担心日本也会侵略澳门，于是让自己的兄弟国巴西给日本发了一个照会，照会中称：“如果日本人以武力入侵澳门，巴西就把所有日侨撵回本国。”这一威胁还真管用，把日本人吓出了一身冷汗，是啊，若300万人一起被扫地出门赶回老家日本，不仅会造成很大的混乱，还会衍生很多的麻烦，所以投鼠忌器的日本人屈于巴西的施压，在“二战”中从始至终都没敢对澳门下手。

中国为何开战十年后才向日本宣战？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人民就开始浴血奋战抗击日本侵略者。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纷纷组织抗日武装，奋起抵抗。这些抗日武装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比较著名的有以马占山为总司令的黑龙江抗日救国军；以王德林为总指挥的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以李杜为总司令的吉林自卫军；以邓铁梅为总司令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以耿继周为首领的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以苏炳文为总司令的东北民众救国军等。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有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东北军官兵、地方官吏和士绅，还有遍布东北各地的绿林武装以及红枪会、大刀会等。迫使日军不得不多次向东北增兵设防。

紧接着，日本军国主义为了转移视线，又将侵略目光投向东三省之外，于1932年1月28日武装进犯上海，遭到以十九路军为主的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爆发了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亦称淞沪保卫战。

按照国际惯例，交战国一旦长期开战，都会宣布断交进入战争状态。然而此后十年，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竟然既没有正式宣布断交，也未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才正式向日本宣战。

中国为何在日本侵入十年后才向其宣战？此中有什么隐情？笔者通过分析史料后认为，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中日双方当时权衡利弊的结果。

原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一直对日本存有幻想。1937年卢沟桥事变第3天，蒋介石仍让外交部部长向

日本驻华大使发出照会，要求与日本进行谈判，希望能和平解决战事。但谈判建议很快遭到日方拒绝，日方傲慢地说:“军刀既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

谈判不成，蒋介石既尴尬，又恼火。“娘希匹，这些倭寇真可恶。”7月16日，蒋介石压着一肚子火气，指示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讨论对日宣战问题。经过对抗战敌我态势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分析，与会人员充分权衡对

日宣战可能产生的利弊后达成共识，一致认为：“不宣战、不绝交”是中国目前对日关系的上策。其理由有以下几点:一是恐援华军需物资的海运线被切断。中国的军需物资远远不能自给自足，绝大部分须依靠外国进口。如果中国公开对日绝交宣战，日本就会以交战国的身份通知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和军需原料输入中国，并切断中国的海上运输线，而中国则没有能力保护大量的外国援华物资由海上输入中国。二是担心德国军械装备来华受阻。中国在近几年的整军备战中通过德国军事顾问团刚刚整训装备起几个德械师，当时在德国还有大量预订的重要军事装备没有到货，如果宣战，日本就会名正言顺地迫使德国取消对华军售，这对中国的持续抗战十分不利。三是无力解决双方的侨民问题。如断交与宣战，中国在日本的侨民将被驱逐或拘捕，而中国目前又无撤侨和护侨的能力，相反日本在华侨民则可迁入英法等国租界继续发挥侵华第五纵队的作用，而中国政府却无法驱逐和干预。

正因为不得不考虑与顾及以上的诸种因素，蒋介石才投鼠忌器隐忍不发。在相当长的抗战过程中，他一直采取着一面守城一面媾和的策略。不过这位委员长组织的几次大型保卫战确实打得很卖力很惨烈，尽管最终都失败了，但重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同中国一样对宣战问题十分重视。其内阁曾多次就与中国宣战和断交问题进行讨论。军方的一致意见是“以不宣战为宜”。其理由是，宣战虽然可以阻止中国与第三国的经济往来，最大限度地切断中国军事装备的输入，但日本也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大部分军用物资原料要靠国外进口，如果宣战，同情中国的国家就会限制对日战略原料的出口，日本甚至还会遭到国际上的经济制裁，这对日本来说无疑是弊大于利。

忍耐，再忍耐。终于，机会在等待中来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反法西斯的阵营越来越强大了。这时，蒋介石才再也不需要权衡利弊了，彻底放弃了对日媾和的念头。1941年12月9日，是蒋介石扬眉吐气的一天。这一天，蒋介石政府代表的中国正式对法西斯日本、德国、意大利宣战。

首揭汪精卫叛国丑闻的新闻怪杰

1939年12月，汪精卫秘密离开重庆经由昆明飞抵越南河内，于12月9日在河内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响应日本政府的近卫声明，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中日和平”，力劝蒋介石投降，声言日本政府的声明是和平的原则，国民政府应以此为依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从此，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

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党内亲日派脱离中央投日，对国民党来说，自然是一大丑闻。国民党最高当局当然不愿家丑外扬，于是便“严密封锁”消息，禁止媒体报道。重庆各报虽略知内幕，但身处“陪都”之地，在新闻管制的高压政策下，都无法揭露此事。

结果，第一个将这则惊天新闻公之于众的是民国新闻怪杰严怪愚，他是湖南《力报》采访部主任，当时正在重庆采访。

严怪愚本名严正，湖南邵东县人。早年上湖南大学时，常用严怪鱼为笔名发表抨击时弊的文章。此名来自他家乡的一种鲇鱼，此鱼习性古怪刁钻，故当地人常用“鲇鱼拐事”或“鲇拐子”来形容性情怪僻之人。严正取其谐音而用之。后来，有人指责他又怪又愚蠢。于是他索性以严怪愚为名了。

1935年，严怪愚从湖南大学经济系毕业，供职于湖南《力报》。1936年“三八”妇女节，26岁的严怪愚与大家闺秀姚家严怪愚芳参加了长沙市政府举办的湖南第一次集体婚礼，这件事在当时很轰动。姚家芳的父母极力反对女儿嫁给一个“穷书生”。但严怪愚不向反对势力低头，情愿托朋友向成衣店赊账为新娘子做嫁衣，亦不去讨好很有钱的岳父，其个性由此可见一斑。

严怪愚婚后半年多，曾与省府主办的《国民日报》打了一场“笔墨仗”：1936年10月19日，文坛巨匠鲁迅先生逝世，国民党政府竟下令禁止新闻界著文悼念。在严怪愚的力主下，《力报》挺身而出，冒着风险刊登了一系列悼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其时，刚好段祺瑞也辞世了，当时在东南新闻界风头十足的《国民日报》主编罗心冰，就抓住鲁迅与段祺瑞两人的遗嘱大做文章，还出特刊追悼段祺瑞，与《力报》唱对台戏。罗心冰在一篇《随便谈谈》的文章中，说段祺瑞至死不忘国事，仍在为国家操劳，贬责鲁迅死也不忘个人恩怨，为儿女操心。因此，他得出结论说，“鲁迅之死不算得损失，段祺瑞之死才算得损失”。严怪愚马上在《力报》上撰文回驳，他写道：“鲁迅的遗嘱，我喜欢他的‘硬’，喜欢它刻毒而近乎实在……段祺瑞的遗嘱，我喜欢他的堂皇，口气足，虽然实际上做不到，事实上近乎夸大，可是到底可以给‘幻想’一点安慰。但我更爱鲁迅，因为他一生没有做过‘媚’的文章，他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沿，为民众的觉醒而呐喊。的确，段祺瑞功在‘民国’，那么，鲁迅则功在‘国民’了。”

于是两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在报端上打起了笔仗，此番论战，严怪愚明显地占了上风。老报人罗心冰万万想不到自己会败在年仅26岁的严怪愚手里，他大骂严怪愚“领了俄国卢布”和“啃了俄国的黑面包”之余，只好央人斡旋调停，论战才告结束。

抗战开始后，爱国心切的严怪愚同范长江等一批热血青年记者，活跃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前线。1938年春，他作为随军记者来到徐州大战的前线，同其他记者一起受到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的接见。

在徐州前线，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次，严怪愚在阵地上捡到一个炮弹引线管，他不知是什么东西，拨弄了几下顺手一扔，结果“轰”的一声，震耳欲聋，等他清醒过来，发现右腿已被炸得鲜血淋漓了。一些士兵替严怪愚包扎伤口时取笑说：“严书生，怪愚，名不虚传。好在你命大，不然早就报销了!”他也忘了疼痛，跟着众人笑起来，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短短的两个月的前线岁月，他采写并发表了《凭吊台儿庄》、《陇海东线》、《我们新的长城——黄河防线》等10万多字的战地通讯，用他那饱蘸感情的笔锋，揭露了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行径，讴歌了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业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同时，严怪愚还冒着“倾共”嫌疑，毅然在《力报》上刊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久，在武汉，由范长江、陈侬非等人介绍，严怪愚毅然参加了党领导下的“青年记者协会”和“中国新闻社”。

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日时，国新社名记者范长江也在重庆，他得到消息后由于种种原因发不出去，情急之下，他想到了严怪愚，于是就将有关材料转给了严怪愚，说：“这可是全国乃至国际上轰动一时的丑闻和要闻，重庆各报均不敢发表。《力报》办在湖南，‘山高皇帝远”，老弟，你敢不敢斗胆捋虎须，把这个马桶盖揭开，以唤起全国民众的警觉!”

严怪愚浏览了一下材料后不禁拍案而起，大呼：“可耻!可耻!真是民族败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领土，杀戮我同胞，而今竟有人认贼作父，想将五千年文明古国拱手相让。我必须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马上予以揭露。”

当晚，严怪愚就按捺满腔愤怒写成《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稿，连夜电发《力报》总部。主编陈楚收电后，翌晨即以头版头条刊登出来，这篇电讯稿一针见血地指出：“汪兆铭先生倡导的和平运动，是公开投敌的可耻勾当，也是片面抗战路线的必然趋势。日寇在华进行政治诱降，看来已初见成效，国人切不可等闲视之!”

严怪愚的这篇新闻稿一出，石破天惊，整个国统区都为之震动，群情激愤，纷纷要求严惩卖国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慑于重庆当局的恼怒，一时惶惶不可终日。因抓不到远在重庆的严怪愚，才煞有介事地掩饰，忙登报谎称：“严怪愚造谣惑众，诬连党国，在重庆捉拿归案枪毙了。”

但纸是包不住火的。半个月后，国民党当局也改变了策略，一脚踢开汪精卫，中央社和各报社才纷纷报道了汪精卫的叛国丑闻。国民党中央还宣布将汪精卫开除出党。这样，严怪愚和《力报》同人才幸免于难。薛岳则转怒为喜，自鸣得意。他手下的文人政客们还厚颜无耻地吹捧道：“湖南最先刊登汪精卫已投敌的消息，证明薛主席有胆有识，政治开明，领导有方，抗战坚决……”(1984年，严怪愚病逝之后，香港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八大名记者不屈不挠的一生——严怪愚猛捋汪精卫的虎须》的长文，追忆了这段往事。)《力报》因捷足先登揭露了汪精卫的叛国丑闻，影响面迅速扩大，发行量由原来的3000份猛增到12000份。严怪愚因其果敢的壮举而赢得了“新闻勇士”的美誉。

此后，严怪愚还曾枪挑“模范省”。

事情是这样的：1939年秋，严怪愚从重庆回长沙，出任《力报》总编辑。当时国民党桂系大员自吹广西是“模范省”，有“国防强大”、“建设繁荣”、“道德高尚”三大成就。于是，严怪愚怀着好奇心亲自入桂采访，写了篇《春草遥望近却无》的通讯，揭露某些人弄虚作假制造广西繁荣的假象，使所谓“模范省”名誉扫地。文中说：“广西的国防确实很强大，省城桂林有一架进口的暂时还不能起飞的军用飞机足以证明；广西的建设确实很繁荣，不睁开眼睛就看不到衣衫褴褛的难民流入湖南；说到道德那就更高尚了，要在离城三五里的偏僻处才可以看到暗娼和抽大烟的，如此‘模范省’怪不得闻名遐迩了。”国民党军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白崇禧看了，竟在广西“扩大行政纪念周”上，指名道姓把严怪愚大骂一通，并扬言要捉拿严怪愚并把他枪毙。

严怪愚的所作所为，令一些党国大员极为恼怒，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对他进行利诱，但都被他拒之门外。“政学系”在桂林创办《大公报》邀他加盟，他也拒绝，认为那会失去言论自由。然而，他对当时较弱小的中共，却冒生命危险去同情和支持。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国府勒令中共代表团限期撤离上海。代表团起程时，迫于紧张的局势，各方人士都不敢在便衣盯梢下前往送行，月台上只有一个送行者，他就是严怪愚。第二天，上海《申报》消息称：“昨日中共代表团成员全部离沪，只有《东南日报》特派员严怪愚先生一人在风雪中送行……”《晚晚报》因发表了严怪愚的一篇描写何键公馆黑幕的小说，就被当局查封，也使得他很久不能用严怪愚这个名字发表文章。1940年，湖南当局趁取缔八路军驻湖南办事处之机，诬陷严怪愚主持的《力报》“言论荒谬”、“协同‘八办’阴谋推翻政府”。于是，报馆被查封，三人遭捕，严怪愚被投入监狱达八个月之久。此举惹起民众抗议，许多读者拒绝办理退订手续，要求《力报》复刊。出狱后，严怪愚即与冯英子找省党部书记廖维藩交涉复刊，廖同意复刊，但提出复刊后的《力报》必须听从政府指令。严怪愚即刻表态：“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当即拂袖而去。后来，他们辗转到达湘西沅陵，在那里恢复了《力报》，还创办了《中国晨报》，使之成为西南抗战运动的舆论阵地。

1949年4月，白崇禧退据长沙，紧张地部署湖南防务，但对严怪愚的一“箭”之仇(指其揭穿广西“模范省”的檄文)仍然耿耿于怀。在他开列的“黑名单”中亲笔加入了严怪愚的名字，为了稳住严怪愚，白崇禧特意托人约请当时任《长沙晚报》社长的严怪愚与他当面谈谈。严怪愚料知凶多吉少，只得秘密回到老家邵阳暂避锋芒。)

1949年8月，在衡宝战役中，一介书生的严怪愚加入湘中二支队，像战士一样居然也端起了汤姆逊冲锋枪，与桂系王牌军激战，昔日对桂系的口诛笔伐演变成真刀真枪的较量，这是正处溃败之际的白崇禧始料不及的，这是历史的黑幽默。

解放后，严怪愚任湖南省邵阳专区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兼《工商晚报》编辑；1951年任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副主任兼编委主任。后任教于长沙一中、长沙师范专科学校。

在新闻界，严怪愚与范长江的感情最深。1979年，严怪愚在上海一本杂志上读到冯英子撰写的《悼长江》，才知道范长江于1970年被“四人帮”迫害死了。严怪愚怆然泪下，留下两行诗句：“往昔依稀人不见，小窗微雨立多时。”1984年3月1日，严怪愚谢世。

被誉为福尔摩斯的延安情报奇才

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社会部二室治安科科长陈龙(重庆谈判其间曾43个昼夜寸步不离毛泽东，“三龙护驾”的主角之一)、总政锄奸部侦察科长钱益民、边区保卫部部长陈泊是延安情报界、保卫界的三大侦察专才。而这三大侦察专才之一的陈泊，是一位独臂侦察英雄，被毛泽东称赞为“延安的福尔摩斯”。陈泊又叫布鲁，原名卢茂焕，海南岛人，青年时代加入了中共琼海地下党组织，担任过交通员、侦察员，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1928年5月，海南的地下党受挫，陈泊被迫逃亡海外，先去了新加坡，后又转到马来西亚，与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担任了马来西亚总工会纠察总队的总队长。陈泊东南亚的革命斗争也很残酷。新加坡区委书记李锦标不幸被捕，他经不起酷刑讯问，成了可耻的叛徒，先后出卖党内同志上百人，新加坡地下党组织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1932年秋，陈泊受马共中央的指令，参与诛除大叛徒李锦标的行动。陈泊他们本想用自制的炸弹将李锦标炸死在酒店。不幸的是，在做炸弹试验时突然发生爆炸。等他醒来的时候，人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左手已被炸飞一截。为保住他的生命，医院给他做了高位截肢手术。警方人员见他苏醒过来，在病房里进行了审讯。机警的陈泊知道警方还不了解他们自制炸弹的背景，也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便一口咬定自己是“爆炸的无辜受害者”，要求警方查清作案人，赔偿他的医疗费和损失。警方审来审去，拖了将近一年，没有任何结果，只得把他连同一批政治犯驱逐出马来西亚。

陈泊回到海南，不久来到广东，与我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中共广东省委的情报部门决定让他奔赴延安。陈泊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长途跋涉从广东到达了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根据陈泊的特长，安排他在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担任侦察科科长，他从此开始了为我党屡建奇功的情报工作生涯。

毛泽东盛赞：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

陈泊搞情报工作很有一套。他几次独自到距延安数百里的边境情报点去检查工作，颇多斩获，每次都能带回很有价值的情报。

一次，陈泊从内部特情提供的情报中获悉，西安国民党中统机关将在近期派遣一名特务进入边区，公开身份是《中央日报》记者，其任务是检查边区各县国民党党部执行“溶共”、“防共”、“反共”方针的情况。经过请示，陈泊果断布网，很快抓获了这个所谓的《中央日报》记者。陈泊连夜进行审讯，这个特务坦白交代了全部计划。陈泊决定自己取而代之，化装成此特务，到几个县去摸摸国民党潜伏特务的老底。

事不宜迟。第二天，陈泊穿上被捕特务的衣服出发了。他首先来到延长县，手持《中央日报》的记者证，来到国民党县党部，开口就指名要见书记长。已接到上峰通知的书记长，对他不敢怠慢，热情相迎，上茶献烟。在外设军警岗哨、内有暗探把守的县党部，陈泊大大咧咧地跷起二郎腿，听取书记长和官员们的报告。这些人将他们收集到的我方情报，向这位“钦差大臣”一一汇报。陈泊又记又问，还要看材料。他特别注意每一项情报的来源，包括每一个秘密情报点的具体人员。听完了汇报，还要郑重其事地“指示下一步的工作”，以国民党官场的一套，对这些人大加训斥。他回到延安后对侦察员们得意地说：“这一次真是骂得痛快!什么‘饭桶、熊包、笨蛋’，连珠炮一样喷出来。”

在延长县得手后，陈泊又接连到延川、清涧等6个县，对这些地方的国民党内部，进行了探查。回来后，他详细整理了各个县的材料，向保卫部门下达密令，各县公安局按图索骥，捕捉暗藏的特务。

首战告捷，陈泊旗开得胜。这次捕捉活动抓获了特务40多人，大大削弱了国民党潜伏在延安边区的特务力量。同时，我党将这些县的国民党党部反共的罪恶活动加以公布，使国民党西安当局在政治上非常被动，灰头土脸。因为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的这些破坏合作的见不得人的勾当，遭到了国人的唾骂。

1942年春节前夕，陈泊接到密报：秘密哨所抓获一个来自国统区行动诡秘的男子，名叫陈兴林，这个陈兴林在审讯中供认负有国民党军统交办的重大使命，愿意弃暗投明，但只能向中共保卫部门的负责人谈具体情况。

陈泊感到这个人的价值重大，于是连夜秘密会见陈兴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陈兴林痛哭流涕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特别是交代了这次潜入边区的任务。陈泊听后，不由得大吃一惊。

原来，陈兴林是被迫加入军统的，他本是在西安读书的热血青年。1938年10月，他和几位同为热血青年的同学相约一同去延安，准备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谁知走到临潼时，落入了国民党军统特务之手，他们被强行送到西安郊外的一个训练基地。经过3个月的“洗脑”和强化训练，陈兴林以优异成绩被派到汉中特训班当教员，给学员们上课。

汉中特训班很绝密，是军统头子戴笠一手创办的特务组织。特训班学员都是被骗来的初中文化以上的青年男女，人员准进不准出，互相一律以代号相称，彼此不知道真实姓名。训练的内容除思想上的反共教育外，还有枪法、爆破、暗杀及如何窃取情报的技术等。这种训练3个月为一期，毕业后即伪装成进步青年，派往延安长期潜伏。但规定横向之间不可发生联系，也不同上级机关进行联络。国民党军统将这些人员称为“第五纵队”，给他们布置的任务是等候时机，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实施刺杀延安的党政军领导人，破坏军事设施等。

其时，汉中特训班已先后办了九期。陈兴林从第一期到第九期，始终是教官。1941年年底开始，国民党胡宗南部欲大举进攻延安，需要部署那些已经潜伏下来的特务，做里应外合的准备。可是由于这些人按要求长时间不与上峰联系，特务机关既不知道他们潜伏在延安的什么单位，也不知道这些人叫什么名字，唯一的办法就是选派一个熟悉这些特务的人，打入延安去，从接触中逐个认识，布置任务。陈兴林被选中了，因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从一期到九期的学员，他个个认识。

当陈兴林接受了任务装扮成一名小商贩，踏上了去往延安的路时，刚到界子河，就被我方的巡查人员抓获。

陈兴林之所以在审讯中流露出愿意向共产党投诚的思想，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经过多年的观察、思考，认为共产党的确是大大有别于国民党的政党，其一切行动表明，这个党完全是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的。他听说八路军已经解放了他的家乡庆阳县，不由得分外思念老母亲和去年成婚的乡村妻子。

陈兴林向陈泊谈完这一切后，提出一个要求：让他自由地回老家庆阳三天，探望老母和去年才成婚的妻子后，再返回延安。

对于已经投诚的陈兴林提出的这一回乡看看的要求，边区政府保卫处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大部分人持反对态度，说这是军统特务惯用的伎俩，肯定是想借机逃走；有的人建议派便衣人员武装跟踪，或者将陈兴林母亲和妻子接到延安来。

沉稳冷静的陈泊与上述两种意见截然相反，他主张让陈兴林自由地回庆阳去。他的理由是充分的：一是庆阳已经成了八路军的天下，陈兴林能往哪儿跑呢？二是他即便逃了，其家室还在，陈兴林能不担心家人的安全吗？三是他既然主动交代了一切情况，就是诚心的，否则不怕我方公布他的材料吗？

陈泊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社会部的肯定，陈兴林回乡看看的想法得到了批准。

陈兴林临行前，陈泊亲切地对他说：“你放心回去，我们决不会派人跟随你。”他还给了陈兴林一些边区的货币，让他买些衣物食品回去，并送给一只大烧鸡和几块布料，作为回家的见面礼。陈兴林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感动得泪流满面。三天后，陈兴林如期回来了，见到陈泊就感动地讲起回家的感受，说共产党对老百姓真好，去年庆阳闹了旱灾，边区政府给农民发了救济粮和救济款，他家也得到了200斤细粮。在老家的所见所闻，更坚定了陈兴林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心。“五四”青年节很快就到了，延安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集会。陈泊带上陈兴林和十几名挑选出来的保卫干部，便衣武装隐蔽在会场入口处的彩门两侧。从9时起，延安各单位的队伍打着写有纪念“五四”字样的旗帜，唱着歌列队进场。作了伪装的陈兴林睁大眼睛望着。从人员入场到大会结束，陈兴林指认出特务36名。会后，保卫部门进行逮捕，又加以突审，这些潜伏特务大多数招供，其后再经过这些人指认，相继抓获同党20多人，总共60多人的潜伏特务被一网打尽。令中央社会部和中央军委保卫部震惊的是，这些特务的潜伏范围之广，潜伏程度之深，是无法想象的。从中央党政机关到延安的地方政权，从高校到群众团体乃至一些兵站，无所不在，还有少量的钻进了高度机密的中央机要交通部门!这么多的“卧底”，如不是这次及时抓出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国民党军统“汉中训练班”大案被一举破获的情况上报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后，中央领导人都感到十分振奋。毛泽东还特地找来中央社会部的负责人康生，询问此大案侦破的具体情况。毛泽东听了汇报后，不禁赞叹：“当为奇功!奇功!”接着又问：“是何人具有如此的神通？”

康生说：“这是布鲁同志一手操办的。”

布鲁就是陈泊的另一个名字。“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毛泽东风趣地说完，又问了陈泊的简历，慨然道：“可惜我们只有一个布鲁，再来10个布鲁就好了。要用布鲁这样的人保卫延安!”

陈泊被毛泽东誉为延安“福尔摩斯”的事，很快在延安保卫战线和情报部门传开了，大伙见面都叫他“福尔摩斯”同志。

不久，陈泊被任命为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处长。

中央社会部吸收陈泊参加，认真研究，决定对这次抓获的60多名特务，一个也不判刑，而且对认罪好的释放出去，让他们走自新之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些对于共产党有着重新认识的特务人员，释放后没有一个人重回国民党军统，大多数人成了拥护抗日救国的革命者。陈兴林本人，两年后也光荣地成为了共产党员。

慧眼识破前来谋害毛泽东的假新四军旅长

破获“汉中训练班”大案的一年后，陈泊以其杰出的谍报才干，在情报战线再建奇功，那就是及时地洞察出军统特务企图借机刺杀毛泽东的阴谋。

1943年6月上旬，八路军延安留守兵团驻吴旗长官庙的警七旅补充团的一个警戒哨，在一天凌晨发现有人偷越山口，立即调集部队进行围歼，共打死武装特务7人，但没有留下一个活口。为此，留守兵团肖劲光司令员对补充团作了严厉批评。

相隔数日，在富县的边境，又发生半夜绕越哨口的事件。哨所的八路军战士开枪射击，二人被打死，一人重伤被俘，不久就死去。三人均着便装，学生模样打扮。

边区接连发生的两起特务偷越事件，无疑是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引起了陈泊的高度警觉。他向中央军委保卫部部长钱益民汇报了自己的想法。第二天，由中央军委保卫部牵头，召开了留守兵团、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延安公安局等单位的联席会议，作出了加强延安的防特反特，特别是保卫中央领导人安全的决定，具体措施是在边区搜索武装特务、严密监视“抢救运动”中有特嫌的人员等。

陈泊每天要保卫处的有关人员，从中央军委和中央办公厅，抄来中央主要领导日常活动的安排计划，认真阅看。这天，他从安排计划中看到这么一项内容：6月22日上午10点，毛泽东接见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田守尧。在笔记本上记下田守尧的名字后，陈泊当下来到中央军委，向钱部长询问情况。参谋人员拿出田守尧报到的材料，上面写道：田是今年3月上旬从华中出发，经渤海、冀东、平西进入晋西北，从那儿进入边区的。他抵达晋西北时有电报发给中央军委，但所持的中共华中局的介绍信在渡海战斗中丢失。

陈泊看完材料，向钱益民提出：能否向晋西北的两个兵站去电，查证田旅长是否从那儿经过？

当天下午，陈泊接到通知：晋西北八路军兵站回电，今年5月下旬，并无新四军旅长田守尧从那儿路过。

陈泊火速来到钱益民部长的办公室，斩钉截铁地说：“我建议马上审查那个田守尧，再决定毛主席是否接见。”

钱益民问他有何怀疑的证据。陈泊回答：“我认为吴旗、富县发生的几起特务越境事件，表明国民党特务企图混入延安。而在延安，装扮成军人是不容易发现的。这个田守尧，从3月份就离开华中，到现在3个多月了，这中间可能发生很多的变化。为什么田守尧在材料上填写路过晋西北，而兵站回电没有这样一个人，这里面有问题!”

一语惊醒梦中人。钱益民觉得陈泊说的很有道理，于是把审查田的任务交给了陈泊，让其尽快把事情弄清楚。经陈泊整整两昼两夜的艰辛审查，真相终于大白了，这个“田守尧旅长”果然是军统派来刺杀毛泽东的高级特务!

原来，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田守尧，于1943年3月初与该旅参谋长彭雄等人，从山东出海绕赴延安来参加会议。他们在渤海的连云港与巡逻的日军遭遇，所有人员无一生还。日军不知道这次海战中击毙的是什么人，但军统特务很快查清楚死者中有八路军旅长田守尧，并将这一绝密情报电告重庆军统总部。在戴笠的亲自策划之下，军统派出数批特务潜入延安，包括这个精心选出来的“田旅长”。这名高级特务在中央军委招待所住了5天，没有人对他的身份表示怀疑，眼看还有两天就要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却没能逃过陈泊的火眼金睛。功亏一篑，戴笠的阴谋再一次破产了。

6月29日上午，刘少奇同志在延安对记者发表讲话，揭露国民党派遣特务进入延安扰乱并企图刺杀中共领导人的事实，一时舆论哗然，国民党方面狼狈不堪，再一次背上破坏国共合作的恶名。

陈泊在情报战线又打了漂亮的一仗，保卫了毛泽东的安全。他因此而受到中央社会部的内部表彰，这位延安“福尔摩斯”更出名了，成了军统特务的克星。

解放战争时期，陈泊及其妻子吕璜都奔赴到东北前线。陈泊任中共松江省委常委、社会部部长，兼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吕璜任滨县公安局局长。

其时，刚从国民党手中夺回一个多月的哈尔滨，社会环境极为复杂。日伪军和警宪特务、土匪四处破坏。白昼黑夜，市区郊外，枪声不绝于耳。陈泊从被抓获的一般特务身上入手，派人打进去充作内线，破获了潜伏在哈尔滨的国民党地下党部，抓捕特务、反动官吏近300人。接着，在解放军驻军的配合下，陈泊指挥了几场搜剿战斗，将蒋介石新近任命的“冀东挺进军上将总指挥”、新编第二十七军军长姜鹏飞及其“军部”机关一网打尽。这两记重拳的出击，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在哈尔滨潜伏的敌特力量。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陈泊与吕璜一路南下，出任广州市公安局的首任局长。把他放到这一重要位置上，是叶剑英专门向中央要求的。陈泊不负叶剑英的厚望，从地方和部队调进大批人员，充实公安队伍，又从国民党警察局挑选接收了近千名警员，以强大的力量频频出击，搜捕隐藏于各个角落的敌特警宪，仅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迅速肃清广州市的潜伏敌特力量。

1951年1月24日深夜，陈泊与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坤同时蒙冤入狱。公安部派出的办案部门宣称，陈泊是“英国特务”，是港英当局特务的重要成员，并以陈泊“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0年监狱生活过去之后，他仍然得不到释放，又被押送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监督劳动，又在劳改农场苦熬了11年。1972年2月25日，陈泊终因疾病的折磨，在农场医院含冤去世，终年63岁。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拨乱反正，陈泊蒙受的冤屈终于得以平反昭雪。

唯一获毛泽东诗悼的国民党军将领

毛泽东曾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这些流传甚广的诗词不仅是一代伟人的心灵史，更是民族的精神史。这些诗词题材很广泛，但其中吊挽将帅的只有两首。

能有幸享此殊荣的，一位是共和国的元帅罗荣桓，另一位却是国民党抗日名将戴安澜。

1943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曾写一首《五律·挽戴安澜将军》：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这首诗根据1943年戴安澜将军追悼会挽联挽诗登记册刊印。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第474页。)

这位被毛泽东称为“海鸥”将军的人，名叫戴安澜，号“海鸥”。戴安澜因此成为了唯一获毛泽东诗悼的国军将领。

戴安澜是安徽省无为县风和村人(牛埠镇)，生于1904年11月25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作战身先士卒，屡立战功，后晋升为团长。抗战爆发后，先后在国民党军队中任73旅旅长、89师副师长。1939年，戴安澜升任国民党军第200师少将师长，这一年他仅35岁。据笔者考证，第200师是中国军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机械化师。1939年冬，国民党第5军军长杜聿明率部在广西大明山区与日寇战于昆仑关(在广西南宁市东北宾阳县附近)。昆仑关地形险要，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侵占昆仑关的日本军队是在日俄战争时期号称“钢军”的第5师团之主力戴安澜第12旅团，及后来增援的两个联队，由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亲自在九塘指挥。杜部戴安澜将军率机械化师担任正面反攻，用火牛战术，冒着密集的炮火，爬向日军堡垒，冲毁敌军层层铁丝网等防御工事，重创日寇。

戴将军亲赴战壕指挥，冲锋陷阵，首克同兴堡。昆仑关战役一个多月，歼敌6000余人，俘获甚多，毙敌旅团长中村正雄和联队长三木吉之助于九塘和昆仑关之间。昆仑关战役使日军第12旅团已经名存实亡。中国军队虽然伤亡14000余人，但基本干部仍健全。中国军队能全歼日军一个精锐旅团，基本消灭了其各级指挥官，首次以攻坚战打败日本“钢军”。战斗中戴将军身负重伤，仍奋勇作战，因此荣获国共两党联合颁发的三黄“宝鼎”勋章。戴将军初到昆仑关部署阵地时，即发出豪言壮语，说：“中国古时有上元三鼓夺昆仑之佳话，吾拟元旦夺取昆仑关。”后来果然如期攻夺。此役后，戴安澜被誉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

1941年12月，日寇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横冲直撞，连陷香港、关岛、威克岛、菲律宾，侵占号称东方直布罗陀的新加坡军港。继之将其魔掌深入东南亚各国，进犯缅甸，西进印度洋上，直叩安曼群岛之门。驻缅甸英军，一路惨败，士无斗志。日寇步步北犯，致使我国西南边疆遭受严重威胁。

1942年年初，我国派出远征军进入缅甸。3月18日，戴将军率第5军第200师担任过远征军先头部队入缅抗日，进驻缅甸南部的同古(东瓜)地区，同日寇第55师团展开激烈战斗，戴以孤军深入，奉命固守10天，以待援军。

同古地区乃一片平原，无防守之地势，3月20日，日军向驻守同古的第200师各主要阵地发起了进攻。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戴安澜表示了决一死战的坚定信念，于当日晚召集全师营以上军官开会，带头立下了“誓与同古共存亡”的遗书，他说：“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的盛举，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同古。”并宣布了如下命令：“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由步兵指挥官替代，各级照此办理。”

后经十余日激战，敌军终于无可奈何，乃陆续增援，至兵力超过我军5倍。然其死亡人数亦超过我军5倍以上。戴安澜将军威名令敌胆寒。这是中国远征军对英军、缅军作出的重大贡献。当时，英国《泰晤士报》也予以报道，表示赞赏。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远东战场上唯一的捷报。

戴安澜将军完成固守同古，以待援军之使命已完成，遂奉令突围，经一天一夜激战，进克棠吉据点。后因大批日寇由泰国、老挝边境窜入我军后方进行围攻，戴将军孤军作战，四面受围，形势危急，上级急令其突围回国，相机歼敌。戴将军率部突围，退入泰、缅、老边区原始森林地带野人山，无衣无食，以野草杂菜充饥，爬山越岭70余日，艰苦至极。

敌军据险阻击，1942年5月17日，大雨滂沱，戴安澜将军在一个小平山坡上指挥夺取敌军阵地时，不幸被敌军枪弹击中胸、腹部，血流如注，当时又无医无药，伤口发炎溃烂，进军至茅邦时，流尽最后一滴血，5月26日下午5时40分与世长辞。年仅38岁。全军闻之，无不泪下。

回国后，第200师官兵护卫着戴安澜将军的灵柩，途经昆明、贵阳等地，至全州，将灵柩安放于湘山寺内。沿途民众，隆重奠祭，无不怆然泪下，哀叹痛失英豪!他的精神和业绩，在当时曾得到包括国共两党和美英盟国在内的各方面的高度评价，称他是近代以来中国军人中“立功异域，扬大汉声威”的“第一人”。

美国官方认为，同古保卫战是“所有缅甸保卫战所坚持的最长的防卫行动，并为该师和他的指挥官赢得了巨大的荣誉”。蒋介石对此的赞誉是：中国军队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重庆的报纸称同古保卫战“无论在中国抗战史或世界大战史均有其不朽的价值”。英国的《泰晤士报》称之：“同古之命运如何，姑且不论。但被围守军，以寡敌众与其英勇作战之经过，实使中国军队光荣簿中增一新页。”

1943年4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西全州的湘山寺为戴安澜举行了国葬仪式。国共两党的领导人也纷纷送来挽诗、挽联和花圈，对戴安澜的以身殉职给予极高的评价。在重庆的蒋介石献赠挽联一副，祭奠戴安澜：“虎头食肉负雄姿，看万里长征，与敌周旋欣不忝；马革裹尸酹壮志，惜大勋未集，虚予期望痛何如？”在延安的毛泽东也撰写了本文前面所提的那首大气磅礴的挽诗，遥祭戴安澜将军的不朽英魂。

陈嘉庚曾提“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提案”

次日，忧国忧民的陈嘉庚又给汪精卫打了电报，口气严厉了许多，说：“今日国难愈深，民气愈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继续抗战，终必胜利。中途妥协，实等自杀!孰利孰害，彰彰明甚，若言和平，试问谁肯服从？势必各省分裂，无法统摄，不仅和平莫得实现，而外侮内乱将更不堪设想。坐享渔利，惟有敌人!呜呼!秦桧阴谋，张昭降计，岂不各有理由……海外华侨，除汉奸外，不但无人同意中途和平谈判，抑且闻讯痛极而怒。”但汪精卫却不为所动，俨然我行我素，铁了心要做投降派。

至此，陈嘉庚感到汪精卫已经在投降的路上走得太远了，看这个架势他是准备一条道走到黑了。对于这种投降的论调，他决定必须予以无情的揭露和坚决的打击，以正视听，以鼓舞全民抗战的斗志。

两天后，即1938年10月28日，抗战时期的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身在新加坡的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向大会发去一个电报，电报原文为：“议长秘书公鉴东电悉庚因事未能赴会甚歉兹有提案三宗乞代征求参政员足数同意并提请公决(一)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二)大中学校在抗战期间禁放暑假(三)长衣马褂限期废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陈嘉庚叩首。”

这份电报全文共有110个字，内容中实际上包括不能谈和、学校抗战期间不能放假和废除长衣马褂三个提案。其中，第一方面的内容“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最为著名，后经会议秘书处精简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11字。

这一电报提案，不啻于一枚重磅炸弹，震惊宇内。著名爱国人士、出版家、政论家邹韬奋在其所著《抗战以来》一书中，对之作了极为生动的描述和高度评价。他说：“开幕之后，霹雳一声，陈嘉庚从新加坡来了一个‘电报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这寥寥11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同时，他还具体描述道：“当汪精卫议长高声朗读‘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时，面色突变苍白，在倾听激烈辩论时，神色非常不安，其所受刺激深矣。”

1940年，66岁的陈嘉庚还亲自率领慰劳团回中国访问，他参观了重庆、延安等地，与国共两党都进行了接触。1941年日军占领新加坡，陈嘉庚被迫到印尼辗转易居避难，他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在无其他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写下了闻名于世的华侨史名著《南侨回忆录》。由于得到华侨，特别是厦大、集美两校校友誓死的掩护，多次化险为夷，得以安全地度过3年多恐怖时期。1945年10月2日，陈嘉庚在校友的护送下，从东爪哇玛琅抵达雅加达，同年10月6日，重返新加坡，受到500个社团的联合欢迎。同年11月8日，重庆团体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高度评价陈嘉庚，称他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及王若飞在会上为陈嘉庚献祝词：“为民族解放尽了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尽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陈嘉庚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和国会表示抗议。并且抵制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指出蒋介石“一夫独裁，遂不惜媚外卖国以巩固地位，消灭异己，较之石敬瑭、秦桧、吴三桂、汪精卫诸贼，有过而无不及”。

1949年5月，陈嘉庚应毛泽东的邀请，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当年9月，以华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此后，陈嘉庚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病逝于北京，享年87岁。后安葬于福建厦门集美鳌园。

第二部分 传奇

准确预言上海世博会的民国奇人

关于上海世博会，曾有过一个非常传奇的百年前的梦想。整整100年前，也就是1910年，一位名叫陆士谔的晚清小说家创作了幻想小说《新中国》，畅想百年后的上海风貌。陆士谔在这部小说中预言100年后，中国将举办万国博览会，地点便在上海，更具体到会址选择在浦东陆家嘴、洋泾浜一带。这样的畅想，在当时饥寒交迫的国人看来无疑十分荒诞和离奇，无异于痴人说梦。可百年后的今天，书中的描述竟然完全应验了!

温家宝总理在第七届上海世博会国际论坛的开幕式上也提到此书，说：“1910年，一位叫陆士谔的青年创作了幻想小说《新中国》，虚构了100年后在上海浦东举办万国博览会的情景。”

陆士谔的小说《新中国》，以第一人称记叙，小说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初一，人们均为过年忙碌，小说中的主人公陆云翔却闷闷不乐，便独自喝闷酒，一会儿就昏昏欲睡，似睡又醒，夫人李友琴约他逛街，陆云翔便鬼使神差随其出门，举目一望，惊诧万分，世界已发生了巨变，一个全新的中国扑面而来：万国博览会在上海浦东举行，因为“上海没处可以建筑会场，特在浦东辟地造屋”，陆云翔与妻前往参观，只见“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浦，直筑到对岸浦东”。妻子告诉他，大桥是为开博览会才建造的。为了去会场和市民的出行方便，还在上海滩筑就了越江隧道和电车隧道(地铁)……有趣的是为造地铁，还发生了争执，有说造在地下，有说要造高架，辩论结果：机车在高架上行驶噪音太大，且支撑高架的铁柱影响市容，又不方便，最终定下造地下电车隧道。以往常碰撞行人的电车已改为地下行驶，“把地中掘空，筑成了隧道，安放了铁轨，日夜点着电灯，电车就在里头飞行不绝”。

匪夷所思的是，陆士谔在梦中规划的浦东大铁桥、越江隧道和地下电车隧道，竟然与现今上海三大工程的南浦大桥、延安东路越江隧道及地铁一号线的地点方位完全吻合。

其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可陆士谔却让他的主人公在梦中展现了一个独立、自由、强盛的新中国：“现在海外法权已经收回，马路中站岗的英捕、印捕皆已不见；裁判所的裁判官、律师皆为中国人，所判均极公平；外国人侨寓在吾国的，一律遵守吾国的法律；洋人变得谦和，国人则个个扬眉吐气……那租界的名目也早已消除长久了。”……他设想在陆家嘴建造金融中心，“现在浦东地方已兴旺的与上海差不多了，中国国家银行分行就开在浦东呢”；他设想在当时外国人的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广场)建造大剧院——新上海舞台；他设想新中国上海的公立大学“共设26个专科，学生数万，欧美日都派有留学生”；他设想汉文汉语成了世界的公文语；他设想新中国工厂中机器有鬼斧神工之妙，产品胜欧货远甚；他设想新中国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

在这部奇书的结尾，陆云翔被门槛绊了一跤后跌醒，方知是南柯一梦。夫人李友琴对他说：“这是你痴心梦想久了，所以才做这奇梦。”陆云翔答：“休说是梦，到那时真有这景象也未可知。”妻子又说：“我与你都在青年，瞧下去自会知道。”陆云翔答：“我便把这梦记载下来，以为异日之凭证。”……看到这里，无法不让人叹为观止，为之叫绝。

这部小说中的男主人公陆云翔，就是作者陆士谔本人，陆士谔字云翔。女主人公李友琴，也是陆士谔夫人李友琴的真姓名。李友琴系浙江镇海茶叶商人李兰孙之次女，貌若天仙，酷爱阅读小说，深为陆士谔小说字里行间所述而着迷，遂成知己。虽双方家庭皆不赞成其结合，李家嫌陆家贫寒，陆家嫌李家经商未免世故，但共同的爱好与理想促使两人最终走到一起，次年结为伉俪。婚后，陆士谔更是以惊人速度写作小说，而夫人李友琴则多次为其小说写序、跋及总评，夫唱妇随其乐融融。

陆士谔(1878-1944年)，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生于千年古镇珠溪镇(今朱家角)，名守先，字云翔，号士谔，亦号云间龙、沁梅子等。一生创作了百余部小说，以《新上海》与《新中国》最著名(《新上海》将清末上海十里洋场种种光怪陆离的“嫖、赌、骗”等丑恶现象做了深刻记录，写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为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十大古典社会谴责小说”之一)。其中，以清初社会现实为背景的武侠小说20余部，其中《血滴子》尤为走红，以至世人多以为雍正之传位和丧命，都是出自血滴子成员之力。另撰有《也是西游记》、《飞行剑侠》、《七剑八侠》、《七剑三奇》、《三剑客》、《红侠》、《黑侠》、《白侠》、《顺治太后外纪》、《女皇秘史》、《清史演义》、《清朝开国演义》等书。他创作的以抗击英法联军为题材的小说《冯婉贞》的部分内容竟被编入《清稗类抄》，后人又将此作为史实编进了历史课本。

更令人称奇的是，陆士谔的主业并非文学写作，而是悬壶济世。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