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无邪：《诗经》鉴赏、评析与考证(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傅斯年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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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无邪：《诗经》鉴赏、评析与考证试读：

叙语

下列关涉《诗经》之讲义十二篇，大体写就于民国十七年十二月，其《周颂》一篇，十一月所写，论文辞之一节，次年一月所补也。

日中无暇，每晚十一时动笔写之，一日之劳，已感倦怠，日之夕矣，乃须抽思，故文辞不遑修饰，思想偶涉枝节。

讲义之用本以代言，事既同于谈话，理无取乎断饰，则文言白话参差不齐之语，疏说校订交错无分之章，聊借此意自解而已。其中颇有新义，深愧语焉不详，此实初稿，将随时删定，一年之后，此时面目最好无一存也。

此为论经之上卷，所敷陈诸题多为叙录《诗经》而设，中卷将专论语言文字中事，下卷则谈《诗经》旁涉所及之问题，均非今年所能写就。若所写就者，幸同学匡其失正其误也。“诗三百篇”自是一代文辞之盛，抑之者以为不过椎轮，扬之者以为超越李杜，皆非其实。文学无所谓进步，成一种有机体之发展则有之。故一诗之美，可以超脱时间，并非后来居上；而一体之成，由少而壮，既壮则老，文学亦不免此形役也。《诗经》之辞，有可以奕年永世者，《诗经》之体，乃不若五言七言之盛，则亦时代为之耳。

欣赏之盛，尽随主观，鸠摩罗什有言，嚼饭与人，乃令呕吐。故讲习《诗经》最宜致力者，为文字语言之事，兹编未之及，留待中卷，以此事繁博非短时整理所能得其条贯。若论文辞一节，应人之请强为主观之事作解说，恐去讲章无几，删之亦可也。《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拟目中三节涉及《诗经》者（第二篇四、五、八），即以此卷代之。此卷所论为叙录《诗经》，文学史中所应述说，理非二事，故不别作。十八年一月二十日写记

泛论《诗经》学

春秋时人对于诗的观念：“诗三百”中最后的诗所论事有到宋襄公者，在《商颂》；有到陈灵公者，在《陈风》；若“胡为乎株林从夏南”为后人之歌，则这篇诗尤后，几乎过了春秋中期，到后期啦。最早的诗不容易分别出，《周颂》中无韵者大约甚早，但《周颂》断不是全部分早，里边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的话。传说则《时迈》《武》《桓》《赉》诸篇都是武王克商后周文公作（《国语》《左传》），但这样传说，和奚斯作《鲁颂》，正考父作《商颂》，都靠不住；不过《雅》《颂》中总有不少西周的东西，其中也许有几篇很早的罢了。

风一种体裁是很难断定时代的，因为民间歌词可以流传很久，经好多变化，才著竹帛：譬如现在人所写下的歌谣，许多是很长久的物事，只是写下的事在后罢了。《豳风·七月》是一篇封建制度下农民的岁歌，这样传来传去的东西都是最难断定它的源流的。《风》中一切情诗，有些或可考时代者，无非在语言和称谓的分别之中，但语言之记录或经后人改写（如“吾车既工”之吾改为我，石鼓文可证，吾我两字大有别）。称谓之差别又没有别的同时书可以参映，而亚当夏娃以来的故事和情感，又不是分什么周汉唐来的，所以这些东西的时代岂不太难断定吗？不过《国风》中除豳、南以外所举人名都是春秋时人，大约总是春秋时诗最多，若列国之分，乃反用些殷代周初的名称，如邶鄘卫唐等名，则辞虽甚后，而各国风之自为其风必有甚早的历史了。

约而言之，“诗三百”之时代一部分在西周之下半，一部分在春秋之初期中期。这话至少目前可以如此假定。那么，如果春秋时遗文尚多可见者，则这些事不难考定，可惜记春秋时书只有《国语》一部宝贝，而这个宝贝不幸又到汉末为人割裂成两部书，添了许多有意作伪的东西，以致我们现在不得随便使用。但我们现在若求知《诗》在春秋时的作用，还不能不靠这部书，只是在用它的材料时要留心罢了。

我想，有这样一个标准可以供我们引《左传》《国语》中论《诗》材料之用：凡《左传》《国语》和《毛义》相合者，置之，怕得是他们中间有狼狈作用，是西汉末治古文学者所加所改的；凡《左传》《国语》和《毛义》不合者便是很有价值的材料，因为这显然不是治古文学者所加，而是幸免于被人改削的旧材料。

我们读古书之难，难在真假混着，真书中有假材料，例如《史记》；假书中有真材料，例如《周礼》；真书中有假面目，例如《左传》《国语》；假书中有真面目，例如东晋伪《古文尚书》。正若世事之难，难在好人坏人非常难分，“泾以渭浊”，论世读书从此麻烦。

言归正传，拿着《左传》《国语》的材料求《诗》在春秋时之用，现在未作此工夫不能预断有几多结果，但凭一时记忆所及，《左传》中引《诗》之用已和《论语》中《诗》之用不两样了。一、《诗》是列国士大夫所习，以成辞令之有文；二、《诗》是所谓“君子”所修养，以为知人论世议政述风之资。

说到《诗》和孔丘的关系，第一便要问“孔丘究竟删诗不？”说删诗最明白者是《史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这话和《论语》本身显然不合。“诗三百”一辞，《论语》中数见，则此词在当时已经是现成名词了。如果删诗三千以为三百是孔子的事，孔子不便把这个名词用得这么现成。且看《论语》所引诗和今所见只有小异。不会当时有三千之多，遑有删诗之说，《论语》、孟、荀书中俱不见，若孔子删诗的话，郑卫桑间如何还能在其中？所以太史公此言，当是汉儒造作之论。

现在把《论语》中论《诗》引《诗》的话抄在下面。《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泰伯》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子罕》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先进》南客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子路》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季氏》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诚不以富，亦祗以异，”其斯之谓与？（此处朱注所校定之错简）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从此文我们可以归纳出下列几层意思：

第一，以《诗》学为修养之用；

第二，以《诗》学为言辞之用；

第三，以《诗》学为从政之用，以《诗》学为识人论世之印证；

第四，由《诗》引兴，别成会悟；

第五，对《诗》有道德化的要求，故既曰“思无邪”，又曰“放郑声”；

第六，孔子于乐颇有相当的制作，于《诗》虽曰放郑声，郑声却在“三百篇”中。

以《诗三百》为修养，为辞令，是孔子对于诗的观念。大约孔子前若干年，《诗三百》已经从各方集合在一起，成当时一般的教育。孔子曾编过里面的《雅》《颂》（不知专指乐或并指文，亦不知今见《雅》《颂》之次序有无孔子动手处），却不曾达到《诗三百》中放郑声的要求。

壹　西汉《诗》学

从孟子起，《诗经》超过了孔子的“小学教育”而入儒家的政治哲学。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简直是汉初年儒者的话了。孟子论《诗》甚泰甚侈，全不是学《诗》以为言，以为兴，又比附上些历史事件，并不合实在，如“戎狄是膺，荆舒是惩”附合到周公身上。这种风气战国汉初人极多，《三百篇诗》作者找出了好多人来，如周公、奚斯、正考父等，今可于《吕览》《礼记》《汉经说遗》文中求之。于是一部绝美的文学书成了一部庞大的伦理学。

汉初《诗》分三家，《鲁诗》自鲁申公，《齐诗》自齐辕固生，《韩诗》自燕太傅韩婴，而《鲁诗》《齐诗》尤为显学。《鲁诗》要义有所谓四始者，太史公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又以《关雎》《鹿鸣》都为刺诗，太史公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凌迟，《鹿鸣》刺焉。”其后竟以“三百篇”当谏书。这虽于解《诗》上甚荒谬，然可使《诗经》因此不佚。《齐诗》《韩诗》在释经上恐没有大异于《鲁诗》处，三家之异当在引经文以释政治伦理。齐学宗旨本异鲁学，甚杂五行，故《齐诗》有五际之论。《韩诗》大约去泰去甚，而于经文颇有确见，如《殷武》之指宋襄公，即宋代人依《史记》从《韩诗》，以恢复之者。今以近人所辑齐鲁韩各家说看去，大约齐多侈言，韩能收敛，鲁介二者之间，然皆是与伏生书、《公羊春秋》相印证，以造成汉博士之政治哲学者。

贰　《毛诗》

毛之所以战胜三家者，原因甚多，不尽由于宫廷之偏好和政治之力量去培植它。

第一，申公、辕固生虽行品为开代宗师，然总是政治的哲学太重，解《诗》义未必尽惬人心，而三家博士随时抑扬，一切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必甚多，虽可动听一时，久远未免为人所厌。而《齐诗》杂五行，作侈论，恐怕有识解者更不信它。则汉末出了一个比较上算是去泰去甚的《诗》学，解《诗》义多，作空谈少，也许是一个“应运而生”者。

第二，一套古文经出来，《周礼》《左氏》动荡一时，造来和它们互相发明的《毛诗》，更可借古文学一般的势力去伸张。凡为《左传》文词所动《周官》系统所吸者，不由不在《诗》学上信毛舍三家。

第三，东汉大儒舍家学而就通学，三家之孤陋寡闻，更诚然敌不过刘子骏天才的制作，王莽百多个博士的搜罗；子是三家之分三家，不能归一处，便给东京通学一个爱好《毛诗》的机会。郑康成礼学压倒一时，于《诗》取毛，以他的礼学润色之，《毛诗》便借了郑氏之系统经学而造成根据，经魏晋六朝直到唐代，成了唯一的《诗》学了。《毛诗》起源很不明显，子夏、荀卿之传授，全是假话。大约是武帝后一个治三家《诗》而未能显达者造作的，想闹着立学官（分家立博士，大开利禄之源，引起这些造作不少，尤其在《书》学中多）。其初没有人采他，刘子骏以多闻多见，多才多艺，想推翻十四博士的经学，遂把它拿来利用了。加上些和从《国语》中搜出来造作成的《左传》相印证的话，加上些和《诗》本文意思相近的话，以折三家，才成动人听闻的一家之学。试看《毛传》《毛序》里边有些极不通极陋的话，如“不显显也”，“不时时也”之类，同时又有些甚清楚甚能见闻杂博的话，其非出于同在一等的人才之手可知。

现在三家遗说不能存千百于十一，我们没法比较《毛诗》对于三家总改革了多少，然就所得见的传说论，《毛诗》有些地方去三家之泰甚，又有些地方，颇能就《诗》的本文作义，不若三家全凭臆造。所以《毛诗》在历史的意义上是作伪，在《诗》学的意义上是进步；《毛诗》虽出身不高，来路不明，然颇有自奋出来的点东西。

叁　宋代《诗》学

经学到了六朝人的义疏，唐人的正义，实在比八股时代的高头讲章差不多了，实在不比明人大全之学高明了。自古学在北宋复兴后，人们很能放胆想去，一切传说中的不通，每不能逃过宋人的眼。

欧阳永叔实是一个大发难端的人，他在史学、文学和经学上一面发达些很旧的观点，一面引进了很多新观点，摇动后人（别详）。他开始不信《诗序》。北宋末几朝已经很多人在那里论《诗序》的价值和诗义的折中了。但迂儒如程子反把《毛诗序》抬得更高，而王荆公谓诗人自己作叙。直到郑夹漈所叙之论得一圆满的否定，颠覆了自郑玄以来的传统。

朱紫阳做了一部《诗集传》，更能发挥这个新义，拿着《诗经》的本文去解释新义，于是一切不通之美刺说扫地以尽，而《国风》之为风，因以大明。紫阳书实是一部集成书，韵取吴才老《叶韵》之说，《叶韵》自陈顾以来的眼光看去，实在是可笑了，但在古韵观念未出之前，这正是古韵观念一个胎形。训诂多采毛、郑兼及三家遗文，而又通于礼学（看王伯厚论他的话）。其以赋比兴三体散入虽系创见，却实不外《毛诗》独标兴体之义。

紫阳被人骂最大者是由于这一部书，理学、汉学一齐攻之，然这部书却是文公在经学上最大一个贡献，拿着本文解《诗》义，一些陋说不能附会，而文学的作用赤裸裸地重露出来。只可惜文公仍是道学，看出这些《诗》的作用来，却把这些情诗呼作淫奔，又只敢这样子对付所谓变风，不敢这样子对付大、小《雅》《周南》《召南》《豳风》，走得最是的路。偏又不敢尽量地走去，这也是时代为之，不足大怪。

现在我们就朱彝尊的《经义考》看去，已经可以觉得宋朝人经学思想之解放，眼光之明锐，自然一切妄论谬说层出不穷，然跳梁狐鸣，其中也有可以创业重统者。（文公对于文学的观念每每非常透彻，如他论《楚辞》、陶诗、李、杜诗常有很精辟的话，不仅说《三百篇》有创见）

又宋代人因不安于《毛诗》学，博学者遂搜罗三家遗说。例如罗泌不是一个能考六艺的人，然他发挥《商颂》为《宋颂》，《殷武》为颂襄公，本之《韩诗》（《韩诗》最后佚），而能得确证。

宋末有一伟大的学者王伯厚，开近代三百年朴学之源，现在试把《玉海》附刻各经及《困学纪闻》等一看，已经全是顾亭林、阎百诗以来所做的题目。他在《诗经》学上有《诗考》，考四家诗；有《诗地理考》，已不凭借郑谱。虽然搜罗不多，但创始的困难每每这样子的。这实在都是《诗》学上最大的题目，比起清儒拘《郑笺》、拘《毛传》者，他真能见其大处。

肆　明季以来的《诗》学

明季以来《诗》学最大的贡献是古韵和训诂两事，这都是语言学上的事，若在《诗》之作用上反而泥古，不及宋人。

陈季立（第）顾宁人（炎武）始为系统的古韵学，以后各家继起，自成一统系者十人以上，而江、戴、孔、段、王发明独多。

训诂方而，专治《诗》训诂者如陈奂、马瑞辰、胡承珙诸家，在训诂学第二流人物中；其疏通诸经以成训诂公谊者，如惠、戴、段、二王、郝、俞、章等，不以《诗》学专门，而在诸经学之贡献独大。

但谈古音的人每不能审音，又少充分的认识方言之差别，聚周代汉初之韵以为一事，其结果分类之外，不能指实；而训诂学亦以受音韵学发达之限制，未能建立出一个有本有源的系统来。这是待从今以后的人，用新材料，借新观点去制造的。

话虽这样，诸代人对于《诗经》中训诂的贡献是极大的，至于名物礼制，既有的材料太紊乱，新得的材料又不多，所以聚讼去，聚讼来，总不得结论。

从孔巽轩、庄存与诸君发挥公羊学后，今文经学一时震荡全国，今文经学家之治《诗》者，不幸不是那位学博识锐的刘申受，而是那位志大才疏的魏默深。魏氏根本是个文士，好谈功名，考证之学不合他的性质。他做《诗古微》，只是要发挥他所见的齐、鲁、韩《诗》论而已，这去客观《诗》学远着多呢！陈恭甫（寿祺）朴园（乔枞）父子收集了极多好材料，但尚未整理出头绪来，这些材料都是供我们用的。

伍　我们怎样研究《诗经》

我们去研究《诗经》应当有三个态度，一、欣赏他的文辞；二、拿他当一堆极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去整理；三、拿他当一部极有价值的古代言语学材料书。但欣赏文辞之先，总要先去搜寻他究竟是怎样一部书，所以言语学、考证学的工夫乃是基本工夫。

我们承受近代大师给我们训诂学上的解决，充分的用朱文公等就本文以求本义之态度，于《毛序》《毛传》《郑笺》中寻求今本《诗经》之原始，于三家《诗》之遗说、遗文中得知早年《诗经》学之面目，探出些有价值的早年传说来，而一切以文本为断，只拿他当做古代留遗的文辞，既不涉伦理，也不谈政治，这样才可以济事。约之为纲如下：（一）先在《诗》本文中求《诗》义。（二）一切传说自《左传》《论语》起，不管三家《毛诗》，或宋儒近儒说，均须以本文折之。其与本文合者，从之；不合者，舍之；暂若不相干者，存之。（三）声音、训诂、语词、名物之学，继近儒之工作而努力，以求奠《诗经》学之真根基。（四）礼乐制度，因《仪礼》《礼记》《周礼》等书，现在全未以科学方法整理过，诸子传说，亦未分析清楚，此等题目目下少谈为妙，留待后来。

匆匆拟《诗经》研究题目十事，备诸君有意作此工作者留意。（一）古代《诗》异文辑

宋刻本异文，诸家校勘记已详；石经异文，亦若考尽；四家异文，陈氏父子所辑略尽；然经传引《诗经》处，参差最多，此乃最有价值之参差，但目下尚无辑之者。又汉儒写经，多以当时书改之，而古文学又属“向壁虚造”，若能据金石刻文校出若干原字，乃一最佳之工作。例如今本《小雅》中“我车既攻”，《石鼓文》作“吾车既攻”，吾、我两字作用全不同，胡珂各有考证。而工字加了偏旁。汉儒加偏旁以分字，所分未必是，故依之每致误会。（二）三家《诗》通谊说

三家《诗》正如《公羊春秋》，乃系统的政治伦理学，如不寻其通谊，如孔庄诸君出于《公羊》学，便不得知三家《诗》在汉世之作用。陈恭甫父子所辑材料，既可备用，参以汉时政刑礼乐之论，容可得其一二纲领，这是经学史上一大题目。魏默深在此题中之工作，粗疏主观，多不足据。（三）毛《诗》说旁证

依毛《诗》为注者，多为《毛序》《毛传》《郑笺》考信，此是家法之陋，非我等今日客观以治历史语言材料之术。毛氏说如何与古文经若《左传》《周礼》《尔雅》等印证，寻其端绪之后，或可定《毛诗》如何成立，古文学在汉末新朝如何演成。我等今日岂可再为“毛、郑功臣”？然后代经学史之大题，颇可为研究之科目。（四）宋代论《诗》新说述类

宋代新《诗》说有极精辟者，清儒不逮，删《序》诸说，风义刺义诸论，能见其大。若将自欧阳永叔以来之说辑之，必更有胜义，可以拾检，而宋人思想亦可暂得其一部。（五）毛公独标兴体说

六诗之说，纯是《周官》作祟，举不相涉之六事，合成之以成秦汉之神圣数（始皇始改数用六）。赋当即屈、宋、荀、陆之赋，比当即辩（章太炎君说），若兴乃所谓起兴，以原调中现成的开头一两句为起兴，其下乃是新辞，汉乐府至现代歌谣均仍存此体，顾颉刚先生曾为一论甚精。今可取《毛传》所标兴体与后代文词校之，当得见此体之作用。（六）证《诗三百》篇中有无方言的差别？如有之，其差别若何？

历来论古昔者，不以方音为观点之一，故每混乱。我们现在有珂罗倔伦君整理出来的一部《广韵》，有若干名家整理的《诗经韵》，两个中间差一千年；若就扬子云《方言》为其中间之阶，看《诗经》用韵有循列国方言为变化者否？此功若成，所得必大。（七）《诗》地理考证补

王伯厚考《诗》地理，所据不丰；然我等今日工作，所据材料较前多矣，必有增于前人之功者。《诗》学最大题目为地理与时代，康成见及此，故作《诗谱》，其叙云：“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其上下而有之（此以国别）；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旁行而观之（此以时分）：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结果则不可。康成实不知地理，不能考时代，此乃我等今日之工作耳。从《水经注》入手，当是善法，丁山先生云。（八）《诗经》中语词研究《诗经》中语词最有研究之价值，然王氏父子但知其合，不求其分。如语词之“言”，有在动词上者，有在动词下者，有与其他语词合者。如证其如何分，乃知其如何用。（九）《诗》中成语研究

即海宁王静安氏所举之题。《诗》中成语多，如“亦孔子”“不显”（即丕显）等。但就单词释诂训者，所失多矣。（十）《诗》中晦语研究《诗》中有若干字至今尚全未得其着落者，如时字之在“时夏”“时周”“不时”，及《论语》之“时哉时哉”，此与时常训全不相干，当含美善之义，而不得其确切。读《诗》时宜随时记下，以备考核。（十一）抄出《诗》三百五篇中史料《书经》是史而多诬，《诗经》非史而包含史之真材料，如尽抄出之，必可资考定。

《周颂》

《周颂说》（附论鲁南两地与《诗》《书》之来源）

凡是一种可以流行在民间的文学，每每可以保存长久，因为若果一处丧失了，别处还可保存；写下的尽丧失了，口中还可保存。所以有些并没有文字的民族，它的文学，每每流传好几百年下去，再书写下来，其间并不至于遗失。至于那些不能在民间流行的文字，例如藏在政府的，仅仅行于一个阶级中的，一经政治的剧烈变化，每每丧失得剩不下什么。这层事实很明显，不用举例。照这层意思看《诗》《书》，《诗》应比《书》的保存可能性大。

若专就《诗》论，我们也当觉得最不容易受政治大变动而消失或散乱者，是《国风》；最容易受政治大变动而消失或散乱者，是《颂》。诚然不错，在口中流传并不若于竹帛之文词，容易改变，但难得因一个政治大变化丧失得干净；若保存在官府的事物，流动改变固难，一下子掉了却很容易。《周书》《周诗》现在的样子好不奇怪！《周书》出于伏生者，只有号为“武王伐纣”的两篇，即《牧誓》《洪范》，和关于周公的十多篇，从《金縢》到《立政》，成王终康王即位的二篇，以下还只有涉及甫侯的一篇是西周，此外皆东周了。何以周公的分量占这么大？宗周百年中《书》的分配这么不平均？

再看《周诗》，

《大雅》

现在且就《周颂》说。《周颂》有两件在《诗经》各篇中较不同的事：一、不尽用韵，二、不分章。王静安君以此两事为颂声之缓，皆揣想之词，无证据可言。且《鲁颂》有摹《周颂》处，《商颂》（实《宋颂》）更有摹《鲁颂》《周颂》处。《鲁颂》《商颂》皆用韵，是“颂”之一体可韵可不韵。大约韵之在《诗》中发达，由少到多。《周颂》最先，故少韵；《鲁颂》《商颂》甚后，用韵一事乃普遍，便和《风》《雅》没有分别了。又《鲁颂》《商颂》皆分章，且甚整齐，如《大雅》《小雅》；是《周颂》之不分章，恐另有一番缘故。若如王君声缓之说，《鲁颂》《商颂》之长又要怎么办？

王君意在驳仪征阮君之释颂义，所以把这两事这样解了，其实阮君释颂不特“本义至确”（王君语），即他谓三颂各章皆是舞容，亦甚是。王君之四证中，三证皆悬想，无事实；一证引《燕礼记·大射仪》，也不是证据，只是凭着推论去，拿他所谓礼文之繁证其声缓。《仪礼》各仪因说得每每最繁，不止于这一事，且由礼繁亦不能断其声缓，盖《时迈》一章奏时无论如何缓，难得延长三十四节，若必有这么一回事，必是夹在中间，或首末奏之。又由声缓亦不能断定它不属于舞诗。

阮君把颂皆看做舞诗，我们现在虽不能篇篇找到它是舞诗之证据，但以阮君解释之透彻，在我们得不到相反的证据时，我们不便不从他。因为颂字即是容字，舞乃有容，乐并无容，何缘最早之“颂”即出于本义之外？所以若从阮君释颂之义，便应从阮君释颂之用，两件事本是一件事，至少在《周颂》中，即颂体之开始中，不应有“觚不觚”之感。

现在细看《周颂》，实和《大雅》不同，《大雅》多叙述，《周颂》只是些发扬蹈厉之言，只到《鲁颂》《商颂》才有像《大雅》的。金奏可以叙述，舞容必取蹈厉。若是《周颂》和《大雅》在用处上没有一个根本的分别，断乎不会有这现象的。《周颂》在用韵上和《鲁》《商》两颂的分别应该由于先后的不同，《周颂》在词语上和《大雅》的分别应该由于用处的不同，若《周颂》的不分章又该是由于甚么缘故呢？我想《周颂》并非不分章。自汉以来所见其所以不分章者，乃是旧章乱了，传经者整齐不来，所以才有现在这一面目。

有三证：《左传》宣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本年。’”

我们用《左传》证《诗》有个大危险，即《左传》之由《国语》出来本是西汉晚年的事，作这一番工作者，即是作《古礼》《古文尚书》《毛诗》《周官》之说者，其有意把它们互相沟通，自是当然。但《国语》原书中当然有些论《诗》《书》的，未必于一成《左传》之后，一律改完，所以凡《左传》和《毛诗》《周官》等相发明者，应该不取，因为这许是后来有意造作加入的材料；凡《左传》和《毛诗》《周官》等相异或竟相反者，应该必取，因为这当是原有的成分，经改乱而未失落的。

宣十二年这一段话和《毛义》不同，这当然不是后来造作以散入者。这一段指明《武》之卒章、三章、六章，此是一证。

现在看《周颂》各篇文义，都像不完全的，《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或及《烈文》合起来像一事，合起来才和《顾命》所说的情节相合，此种嗣王践阼之仪，不应零碎如现在所见《周颂》本各章独立的样子。又《载芟》《良耜》《丝衣》三篇也像一事，《载芟》是耕耘，《良耜》乃收获，《丝衣》则收获后燕享。三篇合起有如《七月》，《丝衣》一章恰像《七月》之乱，不过《七月》是民歌，此应是稷田之舞。又《清庙》以下数章，尤其现出不完全的样子，只是它们应该如何凑起来，颇不易寻到端绪。此是二证。《鲁颂》《商颂》虽然有演变，然究竟应该是继续《周颂》者，果然《鲁颂》《商颂》无不是长篇者，若把它们也弄得散乱了，便恰是现在所见《周颂》的面目。此是三证。

外证有《左传》宣十二年所记，内证有文义上之当然，旁证有《鲁颂》之体裁，则《周颂》之本来分章，当无疑问。舞为事节最繁者，节多则章亦应多，乃反比金奏为短，不分章节，似乎没有这个道理。至于在《诗三百》中《周颂》何以独零乱得失了节章，当因《颂》只是保存于朝廷的，不是能“下于大夫”的，一朝国家亡乱，或政治衰败，都可散失的。《国风》固全和这事相反，即《大雅》《小雅》也不像这样专靠朝廷保存它的面目的。

如上所说，《周颂》不分章由于旧章已乱，传它的人没法再分出来，然则我们现在在《周颂》中可能找出几件东西的头绪来？可能知道现在三十一章原来是些什么东西零乱成的？答曰：《周颂》零乱了，可以有三件事发生：一、错乱，即句中之错乱，及不同在一章之句之错乱；二、次序之颠倒；三、章节之亡失。孟子引《诗》，“立我烝民，莫匪尔极”之下，尚有“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今此语见《大雅·思文》篇中，“莫匪尔极”下乃“贻我来牟，帝命率育”两句，不知谁是错乱者，或俱是经过错乱的。

宣十二年传，《武》之三章有“敷时绎思，我徂惟求定”，《武》之六章有“绥万邦，屡丰年”，今《桓》在《赉》之前。至于各章不尽在三十一章，别有遗失，恐怕更不能免的了。所以若求在这三十一章中寻出几个整篇来，是做不到的。但究竟是哪些篇杂错在这三十一章中，还有几个端绪可寻。

其一曰《肆夏》。《左传》宣十二年：“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今在《时迈》，他章无可考。后来乐名《夏》或《大夏》者，恐是由此名流演。

其二曰《武》，或曰《大武》。《左传》宣十二年记其卒章、三章、六章中语，今在《武》《赉》《桓》三章中，他章无可考。据《左传》宣十二年语，《武》乃克殷后作，所纪念者为武成之义，故庄王于此推论出《武》之七德来——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武》为儒者所称道，在儒家的礼乐及政治的理论中据甚高的地位。王静安君据《乐记》所记之舞容，从《毛诗》之次叙，把《大武》六章作成一表，其说实无证据，现在先录其表如下：葛之覃兮　施于中谷　维叶萋萋葛之覃兮　施于中谷　维叶莫莫爰采葑矣　沬之东矣云谁之思　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他事不必论，即就舞容与舞诗比较一看，无一成合者，王君于六成之数每成之容，是从《乐记》的，于次叙是后《毛诗》的，但《毛诗》《周颂》之次叙如可从，何以王君明指之六篇别在三处，相隔极远？故《毛诗》次序如可从，王说即不成立，《乐记》的话如可据，则《武》之原样作《乐记》者已不可闻，他明明白白说：“有司失其传。”

现在抄下《乐记》此一节语，一览即知其不可据。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入，何也？”对曰：“病不得其众也。”（《武》谓周舞也，备戒击鼓警众，病犹忧也，以不得众心为忧，忧其难也。）“咏叹之，淫液之，何也？”对曰：“恐不逮事也。”（咏叹淫液，歌迟之也。逮，及也。事，戎事也。）“发扬蹈厉之已蚤，何也？”对曰：“及时事也。”（时至《武》，事当施也。）“《武》坐致右，宪左，何也？”对曰：“非《武》坐也。”（言《武》之事无坐也。致，谓膝至地也。宪，读为轩，声之误。）“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言《武》歌在正其军，不贪商也。时人或说其义为贪商也。）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对曰：“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有司，典乐者也。传，犹说也。荒，老耄也。言典乐者失其说也，而时人妄说也。《书》曰，王耄荒。）子曰：“唯。丘之闻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也。”（苌弘，周大夫。）宾牟贾起，免席而请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则既闻命矣，敢问迟之迟而又久，何也？”（迟之迟，谓久立于缀。）子曰：“居，吾语女。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居，犹安坐也。成，谓已成之事也。总干，持盾也。山立，犹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诸侯也。发扬蹈厉，所以象武时也。武舞，象战斗也。乱，谓失行列也。失行列则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成，犹奏也，每奏武曲一终为一成。始奏象观兵盟津时也，再奏象克殷时也，三奏象克殿有余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蛮之国复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职而治也，六奏象兵还振旅也。复缀，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乐也。）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夹振之者，王与大将夹舞者振铎以为节也。驷当为四，声之误也。武舞，战象也。每奏四伐，一击一刺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过四伐五伐。”）分夹而进，事蚤济也；（分，犹部曲也。事，犹为也。济，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象用兵务于早成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象武王伐纣，待诸候也。）且女独未闻牧野之语乎？（欲语以作武乐之意。）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济河而西，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櫜’。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反商，当为及，字之误也。及商，谓至纣都也。牧誓曰：“至于商郊，牧野。”封，谓故无土地者也。投，举徒之辞也。时武王封纣子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后周公更封而大之。积土为封，封比干墓，崇贤也。行，犹视也；使箕子视商礼乐之官贤者所处，皆令反其居也。弛政，去其纣时苛政也。倍禄，复其纣时薄者也。散，犹放也。桃林，在华山傍。甲，铠也。衅，釁字也。兵甲之衣曰櫜，键櫜，言闭藏兵甲也。《诗》曰：“载櫜弓矢。”《春秋》传曰：“垂櫜而入。”《周札》曰：“櫜之欲其约也。”蓟或为续，祝或为铸。）散军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贲之士说剑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后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郊射，为射官于郊也。左，东学也，右，西学也。《狸首》《驺虞》所以歌为节也。贯革，射穿甲革也。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衮之属也。搢，犹插也。贲，愤怒也。文王之庙为明堂制。耕藉，藉田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总干，亲在舞位也。周名大学曰东胶。）若此，则周道四达，礼乐交道，则夫《武》之迟久，不亦宜乎？”

此节明明是汉初儒者自己演习武舞之评语。《牧誓》虽比《周诰》像晚出，却还没有这一套战国晚年的话，后来竟说到“食三老五更于大学”，秦爵三老五更都出来了，则这一篇所述武容之叙，即使不全是空话，至少亦不过汉初年儒者之武。且里边所举各事，如“声淫及商”，可于《大雅》之《大明》《荡》中求之；“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在《大明》里；“北出”在《笃公刘》《文王有声》里；“南国是式”在《崧高》里，其余词皆抽象，不难在《大雅》中寻其类似。这样的一篇《大武》，竟像一部《大雅》的集合，全不合《周颂》的文词了。大约汉初儒者做他的理想的《大武》，把《大雅》的意思或及文词拿进去，《乐记》所论就是这。不然，《武》为克殷之容，而“南国是式”，远在成康以后，何以也搬进去呢？

其三曰勺。现在《毛诗》里还有《酌》一篇。酌本即勺字之后文，犹裸之本作果，醴之本作丰，汉儒好加偏旁，义解反乱。《酌》篇即《勺》，历来法家用之，勺字见《仪礼·燕礼》“若舞则勺”，《礼记·内则》有“十三年学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则御”，熊安生谓即《勺》篇。

勺、韶两字在声音上古可通。勺与今在平声之韶同纽，与在去声之召小差，而此差只是由到，珂罗倔伦君证此差通例在古代无有。勺以K收声，韶以U，汉语及西洋语为例不少，珂罗倔伦君亦曾证宵药等部乃去入之对转（见他所著《汉语分析字典序》），我们试看以勺为形声之字，多数在入，而约钓尥诸字在去声，约且在《广韵》与召同部。召与勺在声音上既可同源，我们现在可假设召、勺之分由方言出，因韶之错乱，而勺韶在后来遂为实有小异之名，盖同源异流，因流而变，而儒者不之知也。

今先看古书中韶、勺相连处，《荀子·乐论》：“舞韶歌舞。”孔子时尚未以歌舞为《武》《韶》之对待。（乐则韶舞四句，乃后人三代损益之说，决非《论语》旧文，别处详论之。）而后人谓勺乃但云舞，是舞韶者舞勺也。又《春秋繁露·质文篇》，以《勺》为周文公颂克殷之事，显见《勺》与《武》关系之密切，惟《韶》可如此来源。与《武》为比，若果如《内则》所记为小舞，则不当尸此大用。又《汉书·董仲舒传》引武帝诏，以为在虞莫盛于《韶》，在周莫盛于《勺》，此虽言其异，实是言其同类。大约《召》乐在鲁地者，失而为不完之《勺》，遂有小实，然仍不忘其为周物，其流行故虞地者，仍用“召”名，遂与虞舜之传说牵连，然仍可见其与《勺》同类，此例实证其通也。

再看其相异：《周礼》韶、勺并举，然《周礼》举事物尽是把些不同类且相出入的事凑成者，如六书六诗，原是不别择的大综合，则一物在后来以方言而有二名，二名亦因殊方不尽同实者，被它当做两事，初不奇怪。《荀子·礼论》亦杂举韶、武、勺、濩、象、箭及八种乐器，然《荀子·礼论》类汉儒敷论，故多举名物，不若《乐论》纯是攻墨者之言，较为近古。《吕氏春秋·古乐》《音始》两篇举乐舞之名繁多，独不及《勺》，而举九招之名。如此看去，由召流为勺看，在鲁失其用而有大号，由召流入虞者，仍用韶名，乐舞唐大，而被远称。这个设定似乎可以成立。加偏旁既多是汉儒事，则韶之原字必为召，招更是后起之假借字了。此说如实，则今《诗》中至少尚有《韶》之一章。

召字为乐之称，准以夏颂文王，武颂武王，舞名皆是专名之例，得名当和召公为一事。孔子对于《韶》《武》觉得《韶》能尽美尽善，《武》却只能尽美，未能尽善，当是由于《韶》之作在《武》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且《武》纪灭商，陈义总多是些征伐四国、戎商必克的话，《韶》之作乃在周室最盛的时候，当是较和平的舞乐，用不着甚多的干戈戚斧。《内则》郑注：“先学勺，后学象，文武之次也。”孔疏：“舞《勺》者，熊氏云，言十三之时，学此舞《勺》之文舞也。成童舞象者，成童谓十五以上，舞象谓舞武也。熊氏云，谓用干戈之小舞也，以其年尚幼，故用文武之小舞也。”孔子对此文舞遂称曰尽善，对彼武舞还以为不能尽善。《雅》《颂》在孔子时之鲁国本已乱了，大约由于丧失、改作及借用。《论语》：“子曰，吾自卫及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则必以先已经不得其所。又，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则已把《周颂》借用到他事。《韶》并已亡于鲁，《论语》：“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适齐在年三十五以后，见《孔子世家》，若《韶》还存在鲁国，孔子不会到了齐始闻到，乐得那样。《韶》之大体及本体虽早亡，但从这一个名字流行下来的却不少。在鲁儒家有《勺》舞，在齐有《徵招》《角招》之乐，《孟子·梁惠王下》：“景公说，大成于国，出舍于郊，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乐之乐，美《徵招》《角招》是也。”《韶》如是称道召公，则此处《徵招》《角招》为君臣相乐之乐，去初义还不远。召公之后召虎戡定南国，《韶》乐当可行于南国，后来《韶》既与南国有相干，则南国或有此名之遗留；果然《楚辞》中存《招魂》《大招》两篇。这里这个招字当即是《徵招》《角招》的招字，《大招》不如此解乃不词。《招魂·叙》上有“乃下召曰”，遂把《招魂》之招作为动字，不知《叙》和《招魂》本文全不相干，且矛盾，《招魂》本文劝魂归家，东西南北俱不可止，《叙》乃言下召之使上天，明是有人将这一篇固有之礼魂之歌，硬加在屈原身上，遂造作这一段故事作叙（楚赋中如此例者不一，《高唐》《神女》之叙与本文都不相干）。《吕览·古乐篇》《周礼·春官·大司乐》，皆载《九招》之名，是由召而出；以招名者，在战国至汉初年多得很了。至于后人何以把《韶》加在虞身上，大约由于虞地行《韶》之一种流变，遂以为是出自虞地之先人者。李斯《上秦王书》“郑卫桑间，韶虞舞象者，异国之乐也”，指明了它的流行地了。

其四曰象舞，《毛诗序》在《颂》一部分，虽然说得不大明晰，但还没有甚支离的话，且颇顾到诗本文，或者其中保存早年师说尚多，不便以其晚出及其为古文学一套中物而抹杀（《毛诗》实是古文之最近情理者，不泰不甚，或本有渊源，为古文学者窃取加人其系统内，说别详）。我们如用毛说，则《维清》为象舞之一章。《吕览·古乐篇》：“成王立，殷民反，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舞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商地本出象舞，近人已得证据，象舞应是商国之旧，或者周初借用商文化时取之，熊安生以为即在《武》中，未必有本。又春秋时有万舞，《左传》记其行于楚：“子反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倜，而振万焉。”《诗经·邶风·简兮》记其行于卫：“简兮简兮，方将万舞。”《商颂》记其行于商：“万舞有奕。”或亦是商国之书，远及南服，未知和象舞有关系否？

其五曰嗣王践阼之舞，此舞之名今不知，或可于传记中得到。《闵予》《访落》《敬之》三篇及《烈文》，均应是这个作用。我不是说这四篇应该合起来属一篇，但这四篇中必有如何关系，这四篇都不是单独看便能完全了意思的。现在把《书·顾命》及《诗·闵予小子》《访落》《小毖》《烈文》《敬之》抄在下面，一校便知嗣王践祚之容，当甚繁长。惟四月，哉生霸，王不怿……王曰：“乌乎，疾大渐惟几，病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命女：昔君文王武王，宜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在后之侗，敬御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兴弗悟，尔尚明时朕言，用敬保元子钊，弘济于艰难，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乱于威仪，尔无以钊冒赣于非几。”兹既受命，还出，缀衣于庭。越翌日，乙丑，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官髦、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千戈，虎贲百人，送子钊于南门之外。……越七日，癸酉……王麻冕服裳，由宾阶跻。……太史秉书由宾阶跻，御王册命。曰：“皇后凭玉几，道扬末命，命女嗣训，临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扬文武之光训。”王再拜兴，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乱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宅，上宗曰飨，大保受同，降盥，以异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哜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大保降，收，诸侯出庙门俟。王出在应门之内，大保率四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皆布乘黄朱，宾称奉圭兼币。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皆再拜稽首。王义嗣德，答拜，大保及芮伯成进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诞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用敷遗后人休。今王敬之哉。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

以下《康王之诰》（《康王之诰》是报书，然词义同上）。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惟予一人钊报告，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务咎，底至齐，信用昭明于天下，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之臣，保义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树屏，在我后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顾绥，尔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无遗鞠子羞。”群公既皆听命，相揖趋出。王释冕，反丧服。闵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兹皇祖，陟降庭止，维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继序思不忘。访予落止，率时昭考，于乎悠哉，朕未有艾。将予就之，继犹判涣，维予小子，未堪家多难。绍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明保其身。予其惩而毖后患。莫予荓峰，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虫，拚飞维鸟，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蓼。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无封靡于国邦，维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予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

以上的排列，并非说《周颂》这几篇便是可以释《顾命》的，也不是说这几篇是和《顾命》同一事，也不是说《周颂》这几篇原来是一件，不过把这两事列在一起看，《周颂》这几篇的作用才更明白。

其五曰稷田之舞。《载芟》《良耜》《丝农》三篇属之。《丝衣》一篇尤像《豳风·七月》末章。稷田是当时的大事，自可附以丰长之舞容。

此外必尚有其他残篇在《周颂》内，只是此时，或者永远，寻不出头绪来了。

约上文而言之，《周颂》不分章非原不分章，乃是“不得其所”之后零乱得不分章。其所以在《三百篇）中独遭这个厄运者，由于这些事物的本体原是靠政府保存的，政治大变动便大受影响。只剩了些用旧名而变更成了新体的各种舞乐在民间了。东汉末年文化远高于西周末年，然灵帝以后之大乱，弄得中原众乐沦亡，魏武平荆州，获杜夔，善八音，常为汉雅乐郎，尤悉乐事。于是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东汉之乱尚至如此，遑论西周之亡？

大约《周颂》可分三类，一无韵者，二有韵之短章，三有韵之长章，文辞各不同。

上文中涉及两事，心中寻绎起来觉得关涉颇大者：一、西周亡时是怎么个样子？二、《风》《雅》《颂》中关系南者何以这样大？西周亡时，大约是把文物亡得几乎光光净净。因亡国而迁都，都不是能搬着文物走的，永嘉之乱，没有搬出什么东西到建业来；靖康南渡，没有搬出什么东西到临安来。东晋文化只靠吴国的底子。南宋文化只靠江南诸军内的底子。照例推去，则宗周之亡，至少应该一样损失文献，遑论平王以杀父之嫌，申侯以弑君之罪，自取灭亡之后，更不能服人的。《小雅·正月》《雨无正》两篇，记载周既东之初年景况，一望而知当时的周王竟成流离之子，则《诗》《书》《礼》《乐》带不出来，是当然的。而据周故地者，先是野蛮的犬戎，后是称中国为蛮夏的戎秦，其少保存胜国文物更不必说。

所以现在所见《诗》《书》关于西周者，应该别有来源处，断不能于既东之周室求之。那么。来源处在哪里？我想，一是南国，二是鲁。

先说南国。照上文说，韶乐与召公当有一种关系，如《武》之于武王。《颂》中既有勺一章，则《颂》和南国当不是没有关系的。

就《小雅》论，说到地名人名，涉及南国者不少。《出车》所记是北伐，而北伐之人是南仲，此诗是“狁于夷”后“薄言旋归”者，仿佛当时移镇南之师以为北征。《六月》之尹吉甫不知即是《大雅·常武》之尹否，若是，则伐狁至于太原之人，也曾有事于东南。方叔之方应在西周境内，故狁来侵，则侵镐及方，薄伐狁，则往城于方；《采芑》中以方叔南征，又若移直北之师以为平南。《四月》所记又是“滔滔江汉”，《瞻彼洛矣》亦是东都之诗，《鼓钟》又有“淮水湝湝”之语，《鱼藻》有“王在在镇”之文，然这可是遥祝之语。《小雅》中有地方性之诗，只伐狁涉及西周，其余皆在南国，或东周区域之内；所记之事，除燕享相见的礼仪外，几乎大多数是当周室之衰，士大夫感于散亡离乱之词。《大雅》称述周先德及克殷功烈者颇多，但除去涉及文、武者外，所指地名人名都关涉南国及东周诸侯者。《崧高》之中伯，《江汉》之召虎，《常武》之南仲，乃及《烝民》中“城彼东方”之仲山甫，皆是南国重要人物；即《韩奕》之韩侯，虽未记其涉南国事，但韩亦近洛，只到《召旻》，宗周既亡，所思亦是召公之烈。《大雅》自《烝民》以下无不涉南国者。

如此看来，《大雅》《小雅》之流传和南国当有一段因缘。《大雅》《小雅》不尽是西周诗，有确切之内证。《正月》“赫赫宗周，褒姒灭之”；《雨无正》“周宗既灭”，犹云宗周既灭；《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从此可知《大雅》《小雅》决不是全数出自西周的。

又如上节所举事实，南国成分占这么多，若是出于西周，不会如此偏重南国。宗周三百年间文献，为什么要偏于厉、宣两朝之一隅？又《大雅》《小雅》之记丧乱，就辞义看去，许多已是“亡国之音哀以思”，至少也是出于两代的政景，故这些虽未指明南地的，也只能出于南国或东周之初。

从这些事实上我们可以断定《大雅》中总有不少一部分是由南国传下的。至于《大雅》之述先烈，《小雅》之记礼乐，也许是从南国出来，也许是从东周保存故周礼乐最多的鲁国出来，也许春秋初其他列国中还有些保存的，现在未能决定；不过《鼓钟》明言“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雅南配合在一起，则其中关系之大，恐有过于我们上文所叙者。《大雅》《小雅》各篇，以时代论，集在宣、幽、平时代如此多；以地方论，集在南国徐、淮如此多；以事迹论，集在南国拓土上如此多；以感情论，集在政乱国破上如此多，若把这么一套作为宗周遗物，则由文王算起，大约宗周有三百年，即令前半诗体不发达，也何至有这样的分配？若看做大部分自南国出，这样时代地方事迹分配不平之怪状，都可释然了。《风》中之《周南》《召南》同明指南地，且看它是何时诗，何地诗。

二《南》中之地名，有河、汝、江、汉，南不逾江，北不逾河，西不涉岐周任何地名，当是黄河南，长江北，今河南中部至湖北中部一带。

二《南》中之时代，有《何彼秾矣》篇中“平王之孙”一语，证其下及春秋初世；有《甘棠》一篇中“召伯所茇”一语，证其后于《召虎》多少年，这一篇恐正如《大雅》之《召旻》，因丧乱而思先烈；又《汝坟》一篇也言“王室如毁”，恰是在《风》中对待在《雅》中《正月》《十月》《雨无正》等篇者。《南》《雅》之相对已如此合符，至于词句中相同处更多，不待尽举，且有连着几句同者，如“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同见《小雅·出车》《召南·草虫》。

又《毛序》论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实在只有在二《南》可通，邶、鄘、卫、王、郑、齐、陈都包括很多并没有节制的情诗。

二《南》之作用实和其他《国风》有些不同：第一，二《南》的情诗除《野有死麕》一篇都是有节制的；第二，二《南》中不像是些全在庶人中的诗，已经上及士大夫的环境和理想；第三，二《南》各篇，如《关雎》为结婚之乐，《樛木》《螽斯》为祝福之词，《桃夭》《鹊巢》为送嫁之词，皆和当时体制有亲切关系，不类其他《国风》咏歌情意之诗，多并不涉于礼乐。《小雅》的礼乐在燕享相见成室称祝等。二《南》的礼乐在婚姻备祀（《采蘩》《采苹》）成室称祝等，礼乐有大小，而同是礼乐。《南》之不同于《风》而同于《雅》者既如此多，则说《南》《雅》当是出于一地之风气，可以信得过去了。

说到此，不由不问南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周室之兴，第一步是征服了西方，所谓伐密伐崇戡黎者。这时候文王对于诸夏，仅做到断虞芮之讼而已。第二步是东出，武王只做到了诛纣，禄父还是为商主，只把管蔡重兵监着罢了。到周公乃真灭商，以封曹、卫、鲁、燕等国。成王时又北出灭唐，以封唐叔。

记南国开辟事最早见者是“昭王南征不复”，其前在成康时如何形状，现在全无明文可见。《大雅》《小雅》开辟南国各诗，《毛序》皆归之宣王时，但《国语》载宣王事多非善歌，既败于姜氏之戎，又丧南国之师，又兴鲁难。厉王和幽王并称，当是战国时事，厉王只是严厉，为国人所逐，彼时之周尚强大，能将熊渠之王号去之，或南征各篇上及厉王，也甚可能者。

周之开南国当是很长久的事，南至江汉，封建诸姬，至楚兴乃尽灭之（《左传》：汉阳诸姬，楚实尽之），这样子决不是一时的事。

在周朝最盛的时代开辟了一片新疆土，成了殖民行军的重地，又接近成周，自然可以发达文化。这一片地有直属于王室者，有分封诸侯者，直属于王室者曰周南，分封诸侯统于召伯者曰召南，在这一片地殖民之士大夫所用礼乐，自然可以来自宗周，也可出于诸夏，也不免有些自己的制作。

及宗周政变，这些地方大约也很受些影响，平王带着弑父弑君的罪名来居雒，实在做不出共主的局面来，这些文物的南国，当不能如厉、宣时之盛。不过在楚未大时，尚能保持其文物，至周庄王末年，楚始强大，伐申成随，弄得周人戍申责随，从此不久，楚武文两世几乎把南国尽灭了，江汉间姬姓的势力完全失了。

成随后四五十年间，楚逼中国之势更大，齐桓公遂称伯伐楚，宋襄、鲁僖、晋文继续对付南来之逼迫，为春秋之最大事件，晋两次受伯，一次以义和辅周之东迁，一次以重耳城濮之败楚，两事在周史上重要相等。

周之宗亡于犬戎，周所封建之南国灭于楚，所谓南国之寿命大约从西周的下半到平王都洛后六七十年间，总也有百多年至百五十多年的历史。

以上一段不是牵引的话，乃就《史记·周本纪》《楚世家》《十二诸侯表》《左传》《国语》及《诗》之本文辑合起来的。南国之解既稍清楚，有一谬说可借以扫除者，即周、召分伯一左一右陕西陕东之论。

周公称王灭殷，在武王成王间，其时之召公奭只是一个大臣，虽《君奭》篇中亦不见它和南国有何相干。开辟南国是后起事，那时召伯虎为南国之伯，去召公奭不知有几世了。周室既乱，南国既亡，召伯之遗爱犹在，南国之衰历历在《周南》《召南》、大、小《雅》中见之。亡于楚后，南人文化尤为中原所称，如《论语》：“南人有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信夫。”又如《中庸》：“南方之强也，而君于居之。”到孟子时才以南为楚而诋之，忘其为文物之遗，犹之东晋人仍谓中原人士为“先帝遗民”，宋齐以后并北地汉人亦称为索虏矣。南国之孑遗，他的功烈也在人口及诗中。秦时始以陕分中国为二。儒者忘了历史，遂把召公奭、召伯虎混为一人，以至于东征之周公，平南之召伯，作为同时，更从秦人关内关外之观念，以陕分二伯。汉初儒者实不知史事，司马迁说：“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西周东周且不知，自然会把召公奭、召伯虎混了的。又战国人造《牧誓》，把一切西方南方蛮族加入师中，不知周人自赞他的文王之诗，也不敢说这些大话，只举他伐崇怀虞芮而已。《书》中有《甫刑》一篇，和其他周书都不是一类，且时代前边接不上周公成王那一大堆，后边接不上文侯之命，来源颇可疑。《诗》中有“生甫及申”语，皆“南国是式”者，《甫侯》既是南国之一，《甫刑》又记苗事，当亦是南国典书之孑遗者。

南国而外，《诗》《书》从鲁国出来的必很多。鲁国和儒者的关系，儒者和六艺的关系，是不能再密切的了。战国初年的儒学，多是由所谓七十子之徒向四方散布，汉初年的儒学，几乎全是从齐鲁出来，这些显然的事实还都是后来的。

我们且去看《诗》《书》在早年如何流行。《左传》昭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句话里有一矛盾处，《书》之用为泛名，《经》传皆曰书，是甚后的事，襄昭之世尚不至此。《论语》中尚且以《书》为今所谓《尚书》之专名，则观《书》只能观出所谓《周书》者来，不能观出《易象》与《鲁春秋》来。又《易》和儒学、鲁国之关系最浅，《论语》不曾提及《易》一字（今流行本“五十以学易”，本是古文所改，原作亦，从下读，引见《经典释文》），而《易》之传授见于《儒林传》者，和《易》之作用见于《左传》等者，均不和儒家相涉。是《易》之入儒当为汉代事（另论），和周公无干。《春秋》比附于周公，又是古文学之伪说，前人辨之已详。此处“见《易象》与《鲁春秋》”，显是为古文学者从《国语》里造出《左传》来的时侯添的，以证其古文说，而不知和上文观《书》之书字矛盾。这样看来，见《易象》与《鲁春秋》，应是为古文学者加入者，原文只是观《书》于太史氏，遂感于《周礼》尽在矣。

伏生所传《周书》有《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雒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各篇。《牧誓》《洪范》出来应甚后，文词甚不合，《牧誓》已是吊民伐罪之思想，和《诗》所记殷周之际事全不同，《义解》当和《汤誓》《甘誓》同出战国，为三代造三誓以申其吊民伐罪之论。《洪范》更是一套杂学，有若《吕氏春秋》之目录。《周书》的前端两篇如此，后端则《费誓》已经余永粱先生考证其非伯禽时物，应和《鲁颂》同涉僖公；《吕刑》一篇，上文已说其可出于南国；《文侯之命》《秦誓》已是春秋时物，当另有来源。且以秦之介乎蛮夷间，断难流传其文书于河山以东，恐怕这是伏生故为秦博士，由他传《书》的痕迹。至于中间由《金縢》《大诰》至《立政》十二篇，都是说周公成王间事，诚可由此感觉到“《周礼》在鲁，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然则韩宣子之言，即《周书》大部分出于鲁国之证。又《大诰》乃周公称王东征之始，《立政》乃周公将老归政成王之书，周公占这么大的成分，《周诰》几乎全成了周公之诰，《周书》几乎全成了周公之书。《周书》中这样德重周公，何以《雅》《颂》中不及周公一字，《诗》《书》相反若此？且《金縢》里边的话，只有周公之党与裔可以这样说，宗周三百年中尤其不能独有周公居东数年的话语为大典章，则今伏生所传《周书》之不能出于宗周，可以无疑；而伏生所传《周书》大部出于鲁，即出于周公之党与裔，亦可信矣。然则《周书》只是鲁书，入战国而首尾附益了几篇，有来自别一源者，有是儒者造作者，以成伏生入汉所传。《诗》中可疑为鲁者，为《豳风》。我一向相信豳应在岐周，但现在有三事使我不得不改信《豳风》是鲁传出。

一、《金縢》既不能不信其为鲁国所出了，偏偏《金縢》中有一解释《鸱鸮》之文，异常不通。《鸱鸮》本是学鸟语的一首诗，在中国文学中有独无偶，而《金縢》中偏把它解作周公管蔡间事，必是《鸱鸮》之歌流行之地与《金縢》篇产生之地有一种符合，然后才可生这样造作成的“本事”。

二、《左传》襄二十九：“吴公子札来聘……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果然周公之名在诗中只见于此处，而《东山》征戍之叹音，“无使我公归兮”之欲愿，皆和周公之东情景符合。至于《七月》中词句事节颇同《雅》《颂》，亦可缘鲁本是周在东方殖民之国，其保有周之故风，应为情理之常。

三、《吕氏春秋·音初》篇：“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今《破斧》正在《豳风》，虽附丽之事，不与《吕览》所记者同，然调子却是那个调子。有此三证，则《豳风》非出于豳，乃出于宗周在东方殖民之新豳，当是可以成立的了。至于《雅》《颂》中有专自鲁国出来者否，未可知。

除南鲁两地而外，为《诗》《书》之出产地者，尚有宋。

箕子之守朝鲜，实以相土时即有辽东（《商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故宗周虽亡，犹可保守东疆，如晋宋南迁，只以辽东文化不发达，后来乃忘了这一段故实。微子朝周，实等于刘姓宗室向王莽献符命，所谓殷有三仁之中，竟有他来陪衬比干箕子，当是他的后代宋国的话。殷在亡国时，疆土大，势力也大，牧野之战，“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虽把纣杀了，武庚犹在商国。及周公居东，三年经营，才能灭商。迁商顽民，到底不能绝殷祀，并用些恭维话，称商之德，安诸夏之心。

宋不用姓，亦无封爵之号。周朝的习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然子并非姓，宋国女子以子为号，与箕子之子，公子之子，当是同源。至于公之一辞，本是诸侯及周室大夫之泛称，《诗》《书》所记都这样，侯伯子男乃是封建之号（此一说别详）。所以宋在立国上本有些不同于诸侯者，在遗训上当有些承受自前者，然商之文物，数次被周人扫荡一空，宋在初年当没有若何的事物可记。到春秋时，中国之局面大变，周室等于亡国，中原无有力之共主，而戎狄南侵，至于郑卫，荆楚北窥，尽有南国，诸夏文化几乎又要遭一场大厄，齐桓拿这些号召做了一番霸业，宋襄公跟着又恢复他的国族主义了。《商颂》即成于此时，若末篇《殷武》，直说襄公伐楚的事业，这本是三家旧说，赵宋人有信之者，而罗泌考证，以荆楚一词并非商旧，更是明切。《商颂》既为《宋颂》，则《商颂》必自宋出，若《书》中之宋国成分，则当于《商书》中求之。《汤誓》疑是战国时为吊民伐罪论者做的，可别论；《盘庚》三篇文词不如《周诰》古，而比其他虞夏商周书都古，疑是西周末宋人所追记前代之典。若《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三篇，以文词论，当更后。高宗是儒者所称“三年之丧”一义之偶像，西伯之称当是宋人之称文王者，周人自称曰文王，商宋人称他曰西伯，《诗》《雅》《颂》绝未提及西伯一名，且周人断无称他这一号之理，犹满州决不会称他的先世为建州卫都指挥。殷周之际恐很像大明与清廷之关系，明已亡其半，犹对清说：“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宁不闻乎？”（《史阁部答多尔衮书》）清虏在初步虽和中国已动干戈，还并不敢对明有贬词（《皇太极侵明告示》中可见），直到其帝玄晔才为诡辩，说“得国之正无过本朝”，谓本是异国也。此可解释文王西伯之称，实因周宋而异，然则《西伯戡黎》又是《宋书》了，《微子》一篇说得微子不是降周为山阳公，崇礼侯，而是遁世，这也很像宋人曲为其建国之君讳者。就这些看，至少可以假定《商书》大都分是《宋书》。

此外尚有一国恐怕和儒者所传之《诗》《书》有不小关系者，即卫国。卫国所据本纣之都，其地的文化必高，又是周之宗盟中大国。《论语》：“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或者孔子时代鲁国人造作得很自由，“三家者以雍彻”，竟须借卫国所存以正鲁国了。《风》中亦以卫诗为最多，而《卫风》即是北音。《吕览·音始》篇，北音之始为燕燕往飞，今燕燕于飞，在《邶》《鄘》《卫》。

西周亡，文物随着亡，南亡而“《周礼》尽在鲁矣”。“诗三百”，孔子时已经成了一个现成名词，则其成立必在孔子前。“三百”之名称虽成，然孔子所见《诗》和我们所见还有些甚不同处，“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已不在《诗经》，犹可说孔子嫌它不通，“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而删去了。然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今见《硕人》，下边并没有“索以为绚兮”，这是孔子注意的话，也不在了。《左传》襄二十九年所记吴季札语，不知有没有古文学者改动，若不是改动过的，则魏文侯时，《诗》之次叙已和现在所见者大都同了。《孟子》《荀子》《礼记》引《诗》分合处常和现在所见者不同，又有些篇目不见者，不知是名称和今见《毛诗》不同或是遗失。《大戴记·投壶》：“凡《雅》二十六篇，共八篇可歌，歌《鹿鸣》《狸首》《鹊巢》《采蘩》《采苹》《伐檀》《白驹》《驺虞》。”好几篇今在二《南》者，放在《雅》中；《伐檀》一篇，又在《魏风》，甚可怪。王静安先生以为《诗》《乐》早已分传，恐是。果然这样，则《雅》《南》关系之切，上文所举外，又得一证。

总而言之，《诗》各部分之集合，应当成于孔子之前，雅、颂、南、郑之名均见《论语》，其后流传上大同小异，入汉才有现在所见的“定本”呵。《论语》说《书》处较少，恐怕孔子所见只是些鲁国所传的周公之书，也许有些宋国所传殷家之书，“谅　三年”，“孝乎惟孝”，恐皆出自《商书》。战国时大约《尚书》大扩充了一下子，虞夏传说，吊民伐罪，各种理想，一齐搬进。《大誓》总是战国时儒者所传一篇重要书。入汉而伏生为二十八篇之定本；然真书假书永是闹个不已，只闹到齐梁人大航头上二十八字。《诗》之集合在孔子前，孔子以后不过是些少出入，《书》之集合在孔子后，众来闹着大变动，《诗》《书》在传授的生命上是大不同的。我们上文所叙可供人设想《诗》《书》的成分如何因地分析，以证其时代，我也断定儒者所传六艺都是和十二诸侯年表一样，不上于共和的。杞不足征夏，宋不足征殷，雒京不足征周。附记：以上匆匆论《诗》《书》之成分，只谈到轮廓，其详细的问题待继续考核材料，搜集证据。我的朋友余永粱先生近谓方言颇和《诗》《书》中语有可比较处，正作这番工夫。若成，必得若干比上文所叙确实得多的知识。《大雅》

壹　雅之训恐已不能得其确义

自汉儒以来释“雅”一字之义者，很多异说。但都不能使人心上感觉到涣然冰释。章太炎先生作《〈大雅〉、〈小雅〉说》，取《毛序》“雅者政也”之义，本《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说，以为雅字即是迹字，虽有若干言语学上的牵引，但究竟说不出断然的证据来。又章君说下篇引一说曰：《诗谱》云：“迩及商王，不风不雅。”然则称雅者放自周。周秦同地，李斯曰：“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呼乌乌快耳者，真秦声也。”杨恽曰：“家本秦也，能为秦声，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说文》：“雅，楚乌也。”雅乌古同声，若雁与鸟，凫与鹜矣！大、小雅者，其初秦声乌乌，虽文以节族，不变其名，作雅者非其本也。

此说恐是比较上最有意思的一说（此说出于何人，今未遑考得）。《小雅·鼓钟》，“以雅以南”，这一篇诗应该是南国所歌，南是地名，或雅之一词也有地方性，或者雍州之声流入南国因而光大者称雅，南国之乐，普及民间者称南，也未可知。不过现在我们未找到确切不移的证据，且把雅字这个解释存以待考好了。（《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之雅字，作何解，亦未易晓。）

贰　《大雅》的时代

按，厉王立三十余年，然后出奔彘，次年为共和元年。献公九年，加武公九年为十八年，则献公元年乃在厉王之世，而胡公徙都薄姑，在夷王时，或厉王之初，未尝不合。周立胡公，胡公徙都薄姑；则仲山甫徂齐以城东方，当在此时，即为此事。至献公徙临菑，乃杀周所立之胡公，周未必更转为之城临菑。《毛传》以“城彼东方”为“去薄姑而迁于临菑”，实不如以为徙都薄姑。然此两事亦甚近，不在夷王时，即在厉王之初，此外齐无迁都事，即不能更以他事当仲山甫之城齐。这样看来，仲山甫为厉王时人，彰彰明显。《国语》记鲁武公以括与戏见宣王，王立戏，仲山甫谏。懿公戏之立，在宣王十三年，王立戏为鲁嗣必在其前，是仲山甫及宣王初年为老臣也。（仲山甫又谏宣王料民，今本《国语》未纪年。）仲山甫为何时人既明，与仲山甫同参朝列的吉甫、申伯之时代亦明，而这一类当时称颂的诗，亦当在夷王厉王时矣。

这一类诗全不是追记，就文义及作用上可以断言。《烝民》一诗是送仲山甫之齐行，故曰：“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这真是我们及见之最早赠答诗了。

吉甫和仲山甫同时，吉甫又和申伯同时，申伯又和甫侯一时并称，又和召虎同受王命（皆见《崧高》），则这一些诗上及厉，下及宣，这一些人大约都是共和行政之大臣。即穆公虎在彘之乱曾藏宣王于其宫，以其子代死，时代更显然了。

所以《江汉》一篇，可在厉代，可当宣世，其中之王，可为厉王，可为宣王。厉王曾把楚之王号去了，则南征北伐，城齐城朔，薄伐狁，淮夷来辅，固无不可属之厉王，宣王反而是败绩于姜氏之戎，又丧南国之人。

大、小《雅》中那些耀武扬威的诗，有些可在宣时，有些定在厉时，有些或者是在夷王时的，既如此明显，何以《毛叙》一律加在宣王身上？曰这都由于太把《诗》之流传次序看重了：把前面伤时的归之厉王，后面伤时的归之幽王，中间一大段耀武扬威的归之宣王。不知厉王时王室虽乱周势不衰，今所见《诗》之次序，是绝不可全依的。即如《小雅·正月》中言“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十月》中言“周宗既灭”，此两诗在篇次中颇前，于是一部《小雅》，多半变做刺幽王的，把一切歌乐的诗、祝福之词，都当做了刺幽王的。照例古书每被人移前些，而大、小《雅》的一部被人移后了些，这都由于误以《诗》之次序为全合时代的次序。

叁　《大雅》之终始

至于《文王》《大明》《绵》《思齐》《皇矣》《下武》《文王有声》《生民》《公刘》若干篇，有些显然是追记的。有些虽不显然是追记，然和《周颂》中不用韵的一部之文辞比较一下，便知《大雅》中这些篇章必甚后于《周颂》中那些篇章。如《大武》《清庙》诸篇能上及成康，则《大雅》这些诗至早也要到西周中季。《大雅》中已称商为大商，且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全不是《周颂》中“遵养时晦”（即“兼弱取昧”义）的话，乃和平地与诸夏共生趣了。又周母来自殷商，殷士裸祭于周，俱引以为荣，则与康之敌意已全不见。至《荡》之一篇，实在说来鉴戒自己的，末一句已自说明了。《大雅》不始于西周初年，却终于西周初亡之世，多数是西周下一半的篇章。《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话如把《国风》算进去是不合的；然若但就《大雅》《小雅》论，此正所谓王者之迹者，却实在不错。《大雅》结束在平王时，其中有平王的诗，而《春秋》始于鲁隐公元年，正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肆　《大雅》之类别

甲、述德《文王》《大明》《绵》《思齐》《皇矣》《下武》《文王有声》《生民》《公刘》九篇，皆述周之祖德。这不能是些很早的文章，章句整齐，文词不艰，比起《周颂》来，顿觉时代的不同。又称道商国，全无敌意，且自引为商室之甥，以为荣幸，这必在平定中国既久，与诸夏完全同化之后。此类述祖德词中每含些儆戒的意思，如《文王》。又《皇矣上帝》一篇，文王在那里见神见鬼，是“受命”一个思想之最充满述说者，俨然一篇自犹太《旧约》中出的文字。

乙、成礼

成礼之辞，

《小雅》

丙、儆戒《民劳》《板》《荡》《抑》四篇。此类不必皆在周室既乱之后，《周诰》各篇固无一不是儆戒之辞。

丁、称伐《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常武》五篇皆发扬蹈厉，述功称伐者，只《常武》一篇称周王，余皆诵周大臣者。

戊、丧乱之音《桑柔》《云汉》《瞻卬》《召旻》四篇，皆丧乱之辞。其中《召旻》显是东迁以后语，日蹙国百里矣。《瞻卬》应是幽王时诗，故曰“哲妇倾城”，词中只言政乱，未及国亡。《桑柔》一篇，《左传》以为芮伯刺厉王者，当是刘歆所加。曰“靡国不泯”，曰“灭我立王”，皆幽王末平王初政象，厉王虽出奔，王室犹强；共和行政，不闻丧乱，犬戎灭周，然后可云靡国不泯耳。《云汉》一篇，恐亦是东迁后语，大兵之后，继以凶年，故曰：“天降丧乱，饥馑荐臻。”《小雅·十月之交》明言宗周已灭，其中又言“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故《云汉》或与《十月之交》为同时诗。《小雅》

壹　《小雅》《大雅》何以异

我们现在所见大、小《雅》之别，以《左传》襄二十九年吴季札观乐一节所指为最早，而《史记》引鲁诗四始之说，始陈其义。我们不知《左传》中这一节是《国语》中之旧材料或是后来改了的。我们亦不及知《雅》之分小大究始于何时，何缘而作此分别？

大约《雅》可分为小大，或由于下列二事：一、乐之不同；二、用之不同。其实此两事正可为一事，乐之不同每缘所用之处不同，而所用之处既不同，则乐必不能尽同也。

我们现在对于《诗三百》中乐之情状，所知无多，则此问题正不能解决，姑就文词以作类别，当可见到《小雅》《大雅》虽有若干论及同类事者，而不同者亦多。《颂》《大雅》《小雅》《风》四者之间，界限并不严整，《大雅》一小部分似《颂》，《小雅》一小部分似《大雅》，《国风》一小部分似《小雅》。取其大体而论，则《风》《小雅》《大雅》《颂》各别；核其篇章而观，则《风》（特别是二《南》）与《小雅》有出入，《小雅》与《大雅》有出入，《大雅》与《周颂》有出入，而二《南》与《大雅》或《小雅》与《周颂》，则全无出入矣。此正所谓“连环式的分配”，图之如下：

今试以所用之处为标，可得下列之图，但此意仅就大体，其详未必尽合也。

故略其不齐，综其大体，我们可说《风》为民间之乐章，《小雅》为周室大夫士阶级之乐章，《大雅》为朝廷之乐章，《颂》为宗庙之乐章。

贰　《小雅》之词类

表中类别之词，恐有类似于《文选》之分诗赋者，此实无可如何事，欲见其用，遂不免于作这个模样的分别了。鹑之奔奔　鹊之彊彊人之无良　我以为兄鹊之彊彊　鹑之奔奔人之无良　我以为君我行其野　芃芃其麦控于大邦　谁因谁极大夫君子　无我有尤百尔所思　不如我所之

叁　“雅者政也”

肆　《雅》之文体

《鲁颂》《商颂》述

解释《诗三百》之争论，以关于《鲁颂》者为最少。以为《鲁颂》是僖公时诗，三家及《毛诗》一样，这正因为《诗》本文中已有“周公之孙，庄公之子”，“令妻寿母”（从朱于读）的话，即使想作异说，也不可能。但三家诗以《鲁颂》为僖公时公子奚斯所作，恐无证据。《宫》卒章说“寝庙奕奕，奚斯所作”，是《鲁颂》颂奚斯，不是奚斯作《鲁颂》。三家虽得其时代，而强指名作者，亦为失之。《诗三百》中，除《陈风》外，恐无后于《鲁颂》者（《商颂》时代不远），《鲁颂》亦最为丰长。《商颂》既为襄公时物，宋襄卒于鲁僖卒前十年，则《鲁颂》《商颂》同代，而《鲁颂》稍后也。《鲁颂》拟《大雅》的痕迹显然，反与《周颂》不相干，此亦可证《大雅》与《周颂》文词之异，由于时代之不同，《鲁颂》之时代近于《大雅》，故拟其近者；否则《鲁颂》以体裁论，固应拟《周颂》不应偏拟《大雅》。《商颂》之时代，三家说同；《史记·宋世家》：“宋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韩诗薛君章句》亦然（《后汉书·曹褒传》注引）。独《毛传》立异说，以为“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父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

这一说与《鲁语》合。《鲁语》：“闵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这话是非常离奇的：第一，汉以前不闻有校书之事；第二，《国语》中无端出这一段《商颂》源流说，我们感觉不类。欲断此文之为伪加，应先辨者三事。

壹　《商颂》是宋诗

宋人自称商，金文中已有成例（见《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左传》中此称尤多（详见阎百诗所考）。至于《商颂》之不能为商时物，必为宋时物者，王静安论之甚详，王君说：《殷武》之卒章曰：“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毛郑于景山均无说。《鲁颂》拟此章则云：“徂徕之松，新甫之柏。”则古自以景山为山名，不当如《鄘风·定之方中》传大山之说也。按，左氏传商汤有景亳之命，《水经注·济水篇》：黄沟枝流“北迳已氏县故城西，又北迳景山东”，此山离汤所都之北亳不远，商丘蒙亳以北惟有此山，《商颂》所咏，当即是矣。而商自盘庚至于帝乙，居殷墟，纣居朝歌，皆在河北；则造高宗寝庙，不得远伐河南景山之木；惟宋居商丘，距景山仅百数十里，又周围数百里内别无名山，则伐景山之木以造宗庙，于事为宜，此《商颂》当为宋诗不为商诗之一证也。又自其文辞观之，则《殷虚卜辞》所纪祭礼与制度文物，于《商颂》中无一可寻，其所见之人、地名与殷时之称不类，而反与周时之称相类，所用之成语并不与周初类，而与宗周中叶以后相类，此尤不可不察也。《卜辞》称国都曰商，不曰殷，而《颂》则殷商错出；《卜辞》称汤曰大乙，不曰汤，而《颂》则曰汤，曰烈祖，曰武王，此称名之异也。其语句中亦多与周诗相袭，如《那》之“猗那”，即《桧风·隰有苌楚》之“阿傩”，《小雅·隰桑》之“阿难”，《石鼓文》之“亚箬”也；《长发》之“昭假迟迟”，即《云汉》之“昭假无赢”，《烝民》之“昭假于下”也；《殷武》之“有截其所”，即《常武》之“截彼淮浦，王师之所”也。又如《烈祖》之“时靡有争”，与《江汉》句同；“约错衡，八鸾鸧鸧”，与《采芑》句同。凡所同者，皆宗周中叶以后之诗，而《烝民》《江汉》《常武》，《序》皆以为尹吉甫所作，扬雄谓“正考父晞尹吉甫”，或非无据矣。

按王君此说有三证：一、景山在宋；二、《商颂》中称谓与《殷卜辞》不同；三、《商颂》中词句与宗周中叶以后诗之词句同。二、三两证断无可疑，一证则无力。盖《鄘诗·定之方中》亦有“景山与京”之语，此诗乃卫文公成是丘时诗也。恐景山即是大山之义，未必是专名，虽此证未必有着落，然二、三两证已足证《商颂》为宋诗而有余矣。

贰　《商颂》所称不及宋襄公

王君断定《商颂》为宋诗固是精确不移之论，然又以为是宗周中叶之时，以求合《鲁语》正考父校于周太史之说，则由王君一往不取孔广森、刘逢禄以来辨析古文经作伪之义，故有所蔽，不敢尽从韩义，不免曲为《鲁语》说也。请申韩说。《殷武》初章、二章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荆蛮称楚，绝不见于《诗三百》，西周诗中称伐荆蛮者数次，皆不称楚，则荆楚之称乃春秋时事，此是一证。

西周之世，王室犹强，礼乐征伐，自王朝出，《大雅》《小雅》所叙各种战伐事可以为例，断不容先朝之遗，自整武威；故宋在西周，无伐楚使之来享于宋来王于商之可能：此是二证。《史记·楚世家》：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小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后为熊毋康，毋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挚红立。挚红卒，其弟弑商代立，曰熊延。熊廷生熊勇。……熊勇十年卒，弟熊严为后。……熊严卒，长子伯霜代立……熊霜六年卒……而小弟季徇立，是为熊徇……熊徇卒，子熊咢立。熊咢九年卒，子熊仪立，是为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为犬戎所弑。……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为霄敢。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为蚡冒。蚡冒……二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商代立，是为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随侯，数以立楚为王。楚怒，以随背己，伐随，武王卒师中，而兵罢。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文王二年，伐申。……六年伐蔡。……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十一年，齐桓公始伯，楚亦始大。十二年，伐邓，灭之。十三年，卒，子熊囏立，是为杜敖。杜敖五年，欲杀其弟熊恽，恽奔随，与随袭弑杜敖，代立，是为成王。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齐桓公以兵侵楚，至陉山，楚成王使将军屈完以兵御之，与桓公盟。桓公数以周之赋不入王室，楚许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许，许君肉袒谢，乃释之。二十二年，伐黄。二十六年，灭英。三十三年，宋襄公欲为盟会，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将好往，袭辱之。”遂行，至盂，遂执辱宋公，已而归之。三十四年，郑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败之泓，射伤宋襄公，襄公遂病创死。三十九年……晋果败子玉于城濮。

由这一段看去，楚在周夷王时曾强大，后以厉王故，削其王号。大、小《雅》中所记“蠢尔蛮荆”“荆蛮来威”等语，皆是指厉王、宣王对荆用兵事。此后荆蛮颇衰，兄弟争乱，幽王之乱，不曾乘势以攻东周。数代之故，经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见《左传》宣公十二年），至于熊通（武王），然后又北向以窥中国，历剪南国，亡绝江汉旧封。至于晋文之世，息以周姻之侯，申以方伯之遗，竟为楚之戎卒，北战晋宋矣。厉宣时之伐荆，既非宋之得而参与，而楚在武王文王前，亦无与宋接触之可能，则宋之伐荆楚者，必为襄公，历检《春秋左氏》《史记》，断断乎无第二人也。此是三证。

总之，西周荆不称楚，西周伐荆乃王室事，周既东迁之后，宋楚接触，至襄公始有之，是《韩诗》以《商颂》为襄公时作，太史公述《鲁诗》亦然，皆不诬也。

或疑《殷武》之词甚泰，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若核以《左氏》《史记》所载，宋襄公固未胜楚，霍之盟辱身，泓之战丧师，几乎亡国，晋文救之，然后不亡。若此汤孙为襄公，何至厚颜如此？答之曰：《诗》之语夸，一往皆然，即以《周诗》论，狁侵镐，至于陉阳，临渭滨矣（从王静安所考，陉阳为秦之陉阳，非汉之陉阳）；徐淮侵周，迫雒京矣。而《周诗》所记南征北伐，只记反攻之盛，不言入寇之强。且《殷武》固一面之词，《左氏》所记亦一面之词。

旧来《国语》应是晋三家将为诸侯或已为诸侯时之人所集，以晋楚等传说为资料而成者。今如统计《国语》《左传》时记事，晋最多，楚次之，鲁又次之（《左传》中关涉鲁者甚多，然皆敷衍经文语，当非原有），晋楚间小国如周郑等又次之，宋甚少，齐尤小。且《左氏》称晋楚多善言，记鲁国多乱政，从此可知原本《国语》之成分，来自晋楚者多，宋齐事恐皆是附见他国者，楚人记宋襄公必另是一面之词也。

今试看《春秋》所记，葵丘之会，襄公与焉；咸之会，牡丘之会，淮之会，皆与焉。齐桓甫死，襄公即以曹卫邾莒之师伐齐，胜鲁而定齐难，于是乎继齐桓之伯。次年（僖十九年）执胜子婴齐，与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逾二年（僖二十一年）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大国之盟，宋人为先，俨然盟主也。其年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霍”，襄公然后为楚所欺，乘车之会，楚人伐兵执襄公。次年，“宋公、卫侯、许男、縢子伐郑”，其年冬十一月，然后败于泓。由是而论，襄公固曾主霸，只是断烂朝报之《春秋》，所记不详耳。襄公曾致楚人来，盟之而为主霸，泓之战前，未必对楚无小胜也。且若合襄公前后两世看之，宋在当时关系实大。僖四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僖六年夏，“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伐郑，围新城。秋，楚人围许，诸侯遂救许”。七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世子款、郑世子华盟于宁母”。八年“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于款、郑世子华盟于洮，郑伯乞盟”。是齐桓敌楚诸役，襄公之父桓公皆与焉。（当时郑已臣服于楚，故齐恒诸会，子华听命，郑伯不来。其后宋襄公时伐郑，亦以楚故。楚胜宋，郑文夫人芈氏姜氏劳楚子，取郑二姬而归。）襄公卒后，楚势大张，伐陈灭夔，数次伐宋，几至入其国，诸侯以宋故盟于宋。至僖公二十八年，晋文败楚于城濮，然后中国不为楚灭。是则晋文定功，亦缘宋之故也。齐桓晋文之间，宋襄虽小霸而不卒，然齐桓晋文御南蛮之事业，宋公三世（桓襄成）皆参与之。则“奋伐荆楚”之语，括召陵之盟以言可也。

若《殷武》作于襄公卒后，括城濮之役以言亦可也。《殷武》固只言战荆而胜之，未言荆楚来享。总之，《楚语》以楚为本，一种说法，《殷武》以宋为本，又是一种说法。其详则“书阙有间”，不可考矣。

就《殷武》看，宋之民族思想在春秋中世又大发达，所谓“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者，乃指周之先世臣服于商。姜为周所自出，《大雅》“厥初生民，实为姜嫄”，《鲁颂》“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至于氐，疑即狄之异文。

叁　《商颂》非考父作

正考父相传为孔父嘉之父，孔父嘉与殇公同为华父督所杀（桓王十年，西历前710年），下逮襄公之立（襄王二年，西历前650年），已六十年，时代不相接。故《史记》《韩诗》以《商颂》为襄公时者则是，以为即是正考父作者则非。战国末汉初人好为诗寻作者，故以《周颂》一部分为周文公作（已见《国语》），《鲁颂》为奚斯作，《商颂》为正考父作，无非于其国中时代差近之闻人，择一以当之。此是说诗者之附会，不暇详考年代者也。

宋襄公之为如何人物，《春秋》家与《国语》《左氏》所记绝异。

泓之战，《公羊传》以为“虽文王之师不为过”。凡记襄公事，无不称之，襄公受窘，无不讳之。《公羊》于齐桓称之甚矣，亦未至如此。故宋襄公者，《公羊》家之第一偶像。《论语》《孟子》无谈及襄公者。然以孔子之称管仲齐桓，孟子之论《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又曰“戎狄是膺”，诸义衡之，宋襄自是历来儒家所传之贤圣，为中国文化奋斗者也。

儒与宋颇有关系，《国语》则出自晋，不与宋相涉，又非儒家之义，故其记襄公与《诗经》《春秋》有异。刘子骏刺取《国语》材料以为《春秋左氏传》，凡《公羊》之义彼可得而反者，无不设法尽力反之。《公羊》义之甚重者，如新周、故宋、王鲁，《左氏传》则全无以鲁为王之义，而改《公羊》春王正月之王谓文王一义曰“王周正月”，更以周为绝对者，非溯统而述文王。至其抑宋，更不待说矣。

故《商颂》为宋襄公之颂，儒者所传故说，与事实相合者也。引申而有正考父作之论，传《诗》者之小附会也。改正考父之作为校，而曰是商代之诗，刘子骏作伪时所取义，以抑宋之地位，以与三家诗立异，以与《春秋》家立异，于《鲁语》中羼入一种不伦不类之言，以证其说者也。刘子骏盖以自己校书之事加之古人，而忘时代之异，《商颂》说之三段迁移如此。

综观《鲁颂》《商颂》，齐桓管仲事业之盛可见，宋襄鲁僖皆叨桓公之光者耳。齐桓之伯，北伐山戎，以救邢封卫，南伐楚，陈诸侯之兵于召陵，楚既受责，略东夷淮徐以归。方厉宣之世，狁临渭，徐淮犯雒，南北交侵中国，宣王能自保未能大定也，故幽王遂亡于犬戎。周既东之后，楚又张大，申息随邓江汉诸姬，无不剪灭，进迫河洛之间。齐桓遂于北方功定之后，率诸侯之师以威之，虽未能战而胜楚，楚不敢不受盟也。鲁僖实躬与桓公历年之盟会，伐楚之役，与师往焉，东略而归，遵徐淮而反。

疑《鲁颂》中所言淮夷来同，徐方来同者，未必非由召陵班师之役，桓公助之开始经营。桓公晚年，徐从诸夏，楚伐之，诸夏救之。桓公一死而宋鲁閧，宋纳齐孝公，鲁亦纳公子无亏，宋败鲁。从此宋东联东夷，主诸夏之盟，以斗楚，鲁则折而为楚（僖十九年，鲁与楚盟。鲁之折而为楚者，疑由子志切略地徐方，故远交楚而近攻徐。徐在桓公末年，已折为中夏，楚伐之，同时楚人入舒，舒亦淮上国也。楚鲁夹攻徐，则鲁之拓地徐方自易。鲁僖为自己之利，忘诸夏之义矣）。宋襄之主盟不成者，恐亦由于恢夏殷商之观念甚炽，姬姓诸国所极不愿，然毅然抗楚之北上，为齐桓之所不敢为，继齐桓之志，开晋文之业，诚春秋前半之最大事件。若鲁僖则始追齐桓之后，继背诸复而为楚，终乃于泓之战后受楚之献宋俘。乃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亦颜之厚矣。若《商颂》之语，虽为辞近，就感情论，及诚真无隐。

宋人质直，故谈愚人每曰宋人（《庄子》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孟子》宋人有悯其苗之不长而揠之等），而大史公评鲁公“揖让之礼则从矣，而行事何其戾也！”礼云礼云，乐云乐云，鲁道之交，如是而已。

《国风》

壹　“国风”一词起来甚后

现在《国风》各部分都是当时列国的通信歌乐，统言曰诗（与雅颂同），析言则曰周南、召南，曰邶、鄘、卫，曰王，曰郑等，必曰风，风乃该雅。山川有异，建国各殊，风土不同，感觉不一，春秋时有人集合之，大体上如我们今日所见，但当时歌诗决不止此，恐和汉魏乐府，唐五季北宋词一样，流传世间者万千中之十一耳。

始也风可该雅，继则以风对雅，言风雅犹今言雅俗，后来风雅成一名词，如杜子美时“别裁伪体亲风雅”，风雅即等于雅，犹之乎吉凶皆是德矣。

贰　四方之音

既如上所述，则论国风必以其为四方不齐之音，然后可以感觉其间之差别。《吕氏春秋·音始篇》，为四方之音各造一段半神话的来源，这样神话全无一点历史价值，然其分别四方之音，可据之以见战国时犹感觉各方声音异派。且此地所论四方恰和《国风》有若干符合，请分别述之。

甲、南音禹行功，见涂山氏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侯禹于涂川之阳，女乃作歌。歌曰：“侯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以“侯人兮”起兴之诗，今不见于二《南》。然吕不韦时人尚知二《南》为南方之音，与北风对待，所以有这样的南音原始说。二《南》之为南音，许是由南国俗乐所出（周殖民于南国者，用了当地的俗乐），也许战国时南方各音由二《南》一流之声乐出，《吕览》乃由当时情事推得反转了，但这话是无法考核的。

乙、北音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遗二卵，北飞，遂不返。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以“燕燕于飞”（即燕燕往飞）起兴之诗，今犹在《邶》《鄘》《卫》中（凡以一调与起为新词者，新词与旧调，应同在一声范域之中，否则势不可歌。起兴为诗，实即填词之初步，诗填词法严，起兴自由耳）。是《诗》之《邶》《鄘》《卫》为北音。又《说苑·修文篇》，“纣为北鄙之声，其亡也忽焉”，《卫》正是故殷朝歌。至于《邶》《鄘》所在，王静安君论之最确，抄录如下：郑氏诗谱曰，邶鄘卫者，商纣畿内方千里之地，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以邶为近畿之地。《续汉书·郡国志》，径于河内郡朝歌下曰，北有邶国，则以邶为在朝歌境内矣。彝器中多北伯北子器，不知出于何所。光绪庚寅直隶涞水县张伯泾又出北伯器数种，余所见拓本，有鼎一，卣一，《鼎文》云，北伯作鼎；《卣文》云，北伯作宾尊彝。北即古之邶也。此北伯诸器与易州所出祖父兄三戈，足征涞易之间，尚为商邦畿之地，而其制度文物全与商同。观于周初箕子朝鲜之封，成王肃慎之令，知商之声灵固远及东北，则邶之为国自当远在殷北，不能于朝歇左右求之矣。邶既远在殷北，则鄘亦不当求诸殷之境内，余谓鄘与奄声相近，《书·雒诰》“无若火始焰焰”，《汉书·梅福传》引作“毋若火始庸庸”；左文十八年传“阎职”，《史记·齐太公世家》《说苑·复思篇》并作“庸职”，奄之为鄘，犹阎之为庸矣。奄地在鲁，左襄二十五年，“齐鲁之间有弇中”。汉初古文礼经出于鲁淹中，皆其证。邶鄘去殷虽稍远，然皆殷之故地。《大荒东经》言“王亥托于有易”，而泰山之下亦有相土之东都，自殷未有天下时已入封域，又《尚书疏》及《史记集解索隐》皆引汲冢古文“盘庚自奄迁于殷”，则奄又尝为殷都，故其后皆为大国。武庚之叛，奄助之尤力，及成王克殷践奄，乃封康叔于卫，周公子伯禽于鲁，召公子于燕，而太师采《诗》之目尚仍其故名，谓之邶鄘，然皆有目无诗。季札观鲁乐，为之歌邶鄘卫，时尚未分为三；后人以卫诗独多，遂分隶之于邶鄘，因于殷之左右求邶鄘二国，斯失之矣。

丙、西音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蔡公抎之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于西河，实为长公（周公旦如何可及昭王时，此后人半神话）。殷整甲徙宅西河，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长公继是音以处西山，秦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

然则《秦风》即是西音，不知李斯所谓“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者，即《秦风》之乐否。《唐风》在文词上看来和《秦风》近，和《郑》《王》《陈》《卫》迥异，不知也在西音之内否。

丁、东音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负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胜也，之子是必有殃。”乃取其子以归，曰：“以为余子，谁敢殃之？”子长成人，幕动坼橑斧斫斩其足，遂为守门者。孔甲曰：“呜呼，有疾，命矣夫！”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

今以《破斧》起兴论周公之诗，在豳，恐《豳风》为周公向东殖民以后，鲁人用周旧词，采庸奄土乐之诗（已在《周颂》中论之）。

从上文看，那些神话因不可靠，然可见邶南豳秦方土不同，音声亦异，战国人遂以之为异源。

戊、郑声《论语》言放郑声，可见当时郑声流行的势力。李斯《上秦王书》：“郑卫桑间……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缶而就郑卫。”不知郑是由卫出否？秦始皇时郑声势力尚如此大，刘季称帝，“风变于楚”，上好下甚，想郑声由此而微。至于哀帝之放郑声，恐怕已经不是战国的郑声了。

己、齐声

齐人好宗教（看《汉书·郊祀志》），作侈言（看《史记·孟子驺子列传》），能论政（看管晏诸书），“泱泱乎大国”，且齐以多乐名。然《诗·风》所存齐诗不多，若干情诗以外，即是论桓姜事者；恐此不足代表齐诗。

叁　“诸夏”和《国风》

又：“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论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左传》：“任宿句，风姓也，实司太皡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荀子》：“君子居楚而楚，居夏而夏。”

历来相传夏商周为三代，商周两世的历史，我们晓得的还多，夏世则太少了。不知太史公据世本以成的《夏本纪》在世次上有多少根据，但“启”之一词，已经等于始祖，其上乃更有禹与尧舜之传说生关系者，大约总是后来人所加。启之母为涂山氏女，或即和周之姜嫄，殷之有娀为同类之传说，而启之开夏或即由于灭甘乃大（《甘誓》已言五行，出必甚后，当在战国末矣）。

夏之世系大约已不完全，相传夏故域在汾水流域，而其后代之祀在壅丘，当黄河之南，去殷商不远。又在陈者有夏氏，疑夏在盛时之疆域，北包晋唐，东至山东境，南及于江汉，此区域中文明古国至多，到春秋时这些痕迹犹在。国为南汤践灭，而文物犹在，故这一带地方的列国叫做诸夏。

商虽灭夏，然以取夏文化之故，或者也以诸夏自居，犹之乎满洲人入了山海关，便也自称中国，称人蛮夷了。周人入了中国，把中国“周化”得很利害，封建制度即是扩大周化的，而周行周道周宗周京一齐周起来，而文化的中国之名仍泛用夏。《周颂》中那几篇无韵的文辞甚古，说到夏者两处，在有韵的《周颂》及大、小《雅》中夏之称不见了，《周颂》中说到夏的几句话。大意是谓武成功立，藏起干戈弓矢来，与诸夏相安，这很像克服了中国与人休息的话。这样看来，诸夏在西周之初是很常用的名词。

直到战国末年，还以楚对夏，大约由于楚向北发展，诸夏又受了一回震动，诸夏之一部分遗留，即为周之南国者，为楚所并，而楚风变夏。然楚夏对当之称犹在民间。夏一个字在商周千多年中的命运，仿佛像汉一个字在魏晋以后至于现在的命运一样。那么晋之南，汉之北，一切小国，在势力上几乎都是四邻大邦的附庸，在文化上却有很长的遗留，或者郑魏陈桧以至于曹，以至于唐，一切不同的列国之风，就音乐论也许保留了些诸夏之旧。发扬蹈厉每是新国之容，濮上桑间，玉树后庭，乃歌胜国之文华也。

肆　起兴

六诗之说始于周官。《毛诗叙》说：“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自秦始皇数用六以后，汉儒凡事都以六为纪，不可以五，不可以七，六艺六书皆不恰恰是六。六在汉代犹之七在佛经上，成了一种“圣数”啦！所以六诗一说，本不必拘泥求之。

大约说六诗者有两类：一、以六诗皆是诗体之称，如《郑志》；二、以风雅颂为体，赋比兴为用，如《朱传》。

近人章炳麟先生谓赋比兴为诗体，为孔子所删。赋比兴之本为诗体，其说不可易，至读《诗三百》中无赋比兴者，乃孔子所删，则不解删诗之说，本后起之论，宋儒辨之已详也。章君又谓赋即屈荀之所作体，其言差信，谓比即辩亦通，独谓兴为挽歌，乃甚不妥。强引周官以论兴，说得使人心上不能释然。寻绎《毛传》独标兴体，必有缘故。

前见顾颉刚先生一文论此，谓兴体即后人所谓起兴，汉乐府以至于现行歌谣犹多如此。据原有歌中首句或首两句，下文乃是自己的，故毛公所据兴体，每每上两句与后来若相干若不相干。此论至不可易。

起兴之用，有时若是标调，所起同者，若有多少关系。例如《邶》之“习习谷风”和《小雅》之“习习谷风”，长短有别，皆是弃妇词。“关关雎鸠”和“雝雝鸣雁”相类，皆是结婚词。“燕燕于飞，泄泄其羽”，和“雄雉于飞，泄泄其羽”相等，皆是伤别词。即《吕氏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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