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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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译钢铁帝王稻山嘉宽试读：
内容提要
日本历届内阁多年来没有间断过讨论统一钢铁业的大事，为此伤透了脑1934年2月1日终于水到渠成，日本制铁公司诞生了，历届内阁无休止的讨论也随之结束了。日本制铁公司是以国营钢铁厂为主体，由轮西制铁公司、釜石矿山、三菱制铁公司（即设在朝鲜的兼二浦制铁所）、富士制钢公司、九州制钢公司5家公司合并而成的统一的钢铁企业，总部设在东京九之内邮船大厦内，首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由原八幡制铁所长官中井出任，领导班子由参加合并的各公司代表以及政府股份的代表陆军部、海军部、商工省、大藏省、铁道省官员组成。
第一部 生平履历
一 钢铁时代
有人喜欢回首往事，在神往与乡愁中度日；有人愿放眼将来。为实现理想而生活。我无论如何不属于怀古思旧的一类。
过去了的事我总也记不住。比如出国旅行时，我不仅记不住自己住过的饭店，甚至一跨出饭店大门，马上就会把身后偌大个高楼忘得一干二净，看来我根本就没有要记住它的意识。
不是吹牛，我这个人天生就不喜欢回首看人生，不喜欢在回忆中自寻烦恼，而总是拼命力已经过去的事画句号。
偏偏是我，接到了《我的履历》丛书的约稿。当然，我这个不会发感慨的人，是写不出趣味横生的回忆录的。但我还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起码不至于连如实叙述过去了的事情本身，作一点自我反省都不能。当然我不可能编谎话，但我也决不愿写那种故作姿态，似乎蒙上了一层面纱的自传。所以我对约稿力辞不受。
可是，我早就屈服了，笔也举起来了，文章也写起来了。这是因为小岛的劝说。我要负特殊使命出访加拿大时，曾与记者小岛同行，并与他成为肝胆相照的知己。他下饵放线，说是将我的口头禅“钢铁时代”之内涵写进履历就足矣，一举钓起了我这条“小鱼”。
终于要落笔写了，这使我无论情愿与否，都必须去追寻早已淡漠了的记忆。当然，难忘之事我也有若干，归纳思考之余，我由衷地发出了一大感慨——我的过去是幸福的，现在仍感到幸福和自豪。
这幸福决非是我所处的环境，我的物质生活之福，也就是此生平稳，无灾无难之幸。而是来自我们这个时代，即20世纪中最具现代化特点的钢铁大军的发展壮大。我为自己投身到了这一划时代的发展中感到无比幸福。堂堂五尺须眉，心怀壮烈，跋涉一生，怎能不由衷感怀。
钢铁是一切产业之本，我们今天的生活己不可一日无钢铁。居家度日的锅、盆、刀、铲自不必说，出门代步的电车、汽车、自行车，耸立路旁的高楼大厦也无一不是钢筋铁骨。即便是农村用的犁、锹、镰、脱粒机、耕种机、农药喷撒机，浑身也都是钢铁。钢铁产品在当今世界所有全金属性制品中占95.5%。
这些，仅仅是平面观测到的一部分。钢铁还是机器制造的主要原料。现代社会中生活着50多亿的世界人口，为了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就是为了尽可能地满足人类的物质欲，就必须尽可能多地生产产品，而这一切，除借机器之力别无他法。
现在的世界被称为机器革命的时代。这也是由于随着机器的发明、改良和进步，大量生产民众所需产品而成为可能。
无论幸与不幸，战争是文明之母。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机器的发明与改良取得了飞跃进步。今后，只要全人类共同辛勤劳动，就有可能在地球上消灭贫穷。人的劳动力原来是无法储存的，正是机器浓缩了劳动，因而也就有了“时间就是金钱”的名言。
人类发明了用机器储存劳动的方法，为了用于将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可将现在的劳动潜力变成机器设备。这种被喻为神奇的幸福之泉的机器，都是以钢铁之身问世的。我身为一个投身钢铁生产的人、一个从事左右人类幸福的产业的人，难道不该以此为幸，以此为福吗？
当今的时代被称为钢铁的时代。它的另一层意义，就在于人们可通过对钢铁的控制，将自由主义经济的无穷变幻，稳定在更理想的水平上。
也就是说尽可能稳定钢铁的价格。为实现这一目标，在钢铁需求量有所减少时，不应浮动价格，而应减少产量，而当需求量有所增加时，则只应增加产量。
当然，这种结构必须建立在自由主义经济的基础上。有决定产品价格与产量之自主权的钢铁企业，应充分认识本企业的经营活动将会给经济全局带来何种影响，有所认识后还应尽力排除无效竞争，努力稳定价格。因为钢铁的价格若能稳定，就可阻止产业界局部的繁荣与萧条对经济全局的影响。
钢铁是工业的食粮。愈是成熟的工业国家，钢铁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就愈大。当今世界能对经济的稳定带来不良影响的因素，除“大米”、“金钱”，就是“钢铁”了。
在日本经济中，国际收支一向被喻为薄弱环节，实际情况也基本如此，所以日本才一直致力于开发出口，以强化国际收支。可经常发生的问题并不是国际收支的好坏，倒是进出口的平衡。
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上，迄今一直是金融界单枪匹马、孤军奋战的。因此，突发的金融紧缩常常会引起不必要的经济混乱，使产业界丧失利润，发生拒付、破产现象，并给产业界留下无穷的后遗症。
逢到这种时候，我们就应该考虑如何通过对钢铁的控制寻求进出口的平衡。我认为这样做既不致因不平衡给整个经济造成不良影响，使得经济顺利发展，还可改善对外贸易状况；可谓一举两得。欧美的发达国家不仅已开始了这种努力，并且初见成效。
只是，日本的经济政策中似乎欠缺这方面的考虑，政府因垄断禁止法的解释和运用而作茧自缚；企业家则急于加强自卫能力而不顾民众的实际利益。非但如此，发出上述异议者，还要被指责为唯我独尊的“钢铁就是国家”论者。就算我们对指责俯首称是，可这样下去，日本经济怕是永远不得出头之日了。
我的履历，要自结论说起，这就是我的宗旨。我希望钢铁价格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变化，希望千方百计地稳定钢铁价格。我愿为此奔走呼号。味同嚼蜡的履历书是不会吸引读者的，所以干脆来个我行我素，开篇就敢作出了结论。性急是我从婴几时代就有的毛病。
二 凑着除夕的热闹落生的“毛小子”
母亲唤我叫“毛小子”，因为我落生的日子比母亲的预产期早了一些。
我出生于1903年12月31日，1904年恰是阴历龙（甲辰）年，而母亲大概愿意我属龙，因为传说中的龙能腾云驾雾给人带来升腾的好运，所以她希望我坚持到第二天，即龙年的元旦再出生。听说母亲为了能赋予我这“好运”，坐在椅子上拼命忍耐着阵痛的折磨，以尽力拖延时辰，而我却偏偏要在兔年的最后一天敲响人生的大门。为一天而抱憾，难怪母亲说我是个“毛小子”呢。
不过，我的户口薄上出生年、月、日一栏内，却明白写着1904年1月2日。也许父母怕我消受不起每逢元旦作寿的大福，反致折寿，有意将日子晚说了3天。兔年生人过龙年人的生日，使我在当今的财界里享有既能出席“卯会”、又能参加“辰会”的殊荣。真是不折不扣的兔翻身、龙抬头。
母亲一直保存着那张为阻止我的出生而坐过的椅子，直到关东大地震的火灾中，它与我家房子同归于尽时。母亲为这把椅子起名叫“门栓”，它曾是我的不可多得的纪念品。
我出生时的房子，座落在现在的东京中心的中央区银座六丁目，当时，那地方被人称为了町。现在，我家遗址上已建起了一座地下停车场，我幼时睡觉的地方正在张开大口把一辆接一辆的汽车吞入腹中。当然，那周围的一切己没有丝毫旧日的影子了。
我出生时，父亲正在经营着祖业“稻业银行”。说是银行，在当时不过是个比当铺高明不了多少的钱庄。在那之前，我的祖上还办过邮局。我记得家里铺面上既有邮局特有的小窗口和客户等候叫号的长凳，又有与这格局极为不协调的大钱柜，那曾是我们捉迷藏的好去处。前几天我还见到了当年我家的管家加藤左门老人，他说我家银行的旧址就是现在银座大街（当时叫八官町）上的三昧堂画廊。
创办稻山银行的，是我的祖父稻山久仙。祖父是千叶县君津郡农民坂本藤右卫门的次子，坂本家早年则是安房贵族里见氏手下的武士，1614年里见家被移封伯耆地方时，坂本家没有随主迁移，而留住君津当了农民。我不很了解当时的情况，只知道八幡制铁所计划在当年的君津郡兴建一座流水作业式的炼钢厂，而且轧钢厂工程已在紧张施工之中。这地方似与我有着奇缘，新工厂的名字叫君津制铁所。
那时候，农户的次子必须出外谋生。据说我的祖父11岁时就只身一人到了东京。到达东京之前，祖父为鼓“立志”之气，特地取道伊势神宫去参拜，对神发誓要立身立业。伊势很远，但当时可跟在来京城参见幕府将军的诸侯队列之后同行。因为诸候必在每一宿营地行善施米，不花分文便可填饱肚皮。
祖父经常对我们谈起当时的情景，以及他曾目击过的安政大狱、樱田门外事变的情景。总而言之，祖父抱定“立业”之心闯入东京，我深信他进京后是勤奋异常的。不久，他做了稻田家的入赘女婿，继承了稻田家的家业，开始以山下町为舞台成家立业，并且逐渐取得了成功。
祖父一直活到虚岁85岁，直到我大学毕业前夕才过世。这使我得以师承祖父、父亲两代人的思维方法。祖父对我们的教育可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勤俭节约。关于他的俭省，我后来曾从一位意外的人那里听到过一个意外的故事，那是我当上八幡制铁所常务董事以后的事。
那位给我讲了意外故事的意外的人叫菊池宽实，时间大约是五六年前，当时我正在八幡制铁所任主管营业的常务董事。一天，菊池找上门来，说要见我。我一时摸不透来意，并没重视，只是去看看罢了。原来菊池是想在千叶县办一家铁矿砂厂，并希望得到八幡制铁所的帮助。菊池当时手里已有了铁矿砂矿，就只差八幡制铁所点个头，他的厂就算办成了，他求我务必帮忙。
当时，我正苦干炼铁原料只有铁矿石，过于单一，并已注意到尽早开发铁矿砂的重要性。菊池地址在千叶县，千叶地处东京湾沿岸，地理条件很好。为进一步了解情况，我又和菊池一起去了船桥的疗养中心，在那里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
我们终于达成了协议，一家名叫“千叶砂铁工业”的公司诞生了。这家公司最近已与由菊他的密友佐野友二经营的“不二吊窗工业公司”合并。我感到遗憾的是，由于菊他的公司未能贯彻初建时的方针，使它与另一家公司的合并并非出于业务发展之必需。言归正传，就在我与菊池交涉千叶铁砂厂的组建事宜时，他向我提起了我的祖父。
1907年，当时菊池还是个学生。一个偶然的缘故，他到祖父那里去办事，完事后正欲返回，被祖父在大门口处叫住了。“想要这个吗？”祖父拿着3张10元一张的钞票遮着阴凉，还不时用3张票子拍打着前额。菊池当然回答说：“想要。”“那就用功学习，早日成个气候。”祖父说着，露出了和蔼的笑容。
当时，只要付得起30元钱，就可得到选举权。也就是说用余力随时能挣到30元钱的工资的话，就是成了气候的人了，祖父是想让菊池明白这一点。当然，菊池马上就明白了祖父的用意，并且一直牢记着祖父的一片苦心，多年来奋斗不止。
我还听祖父说过，那个时候榎木武扬没少乘车来我家借钱，除他以外，祖父的银行还有许多客户，菊池便是其中之一。没想到我和菊池如此有缘，终于从他那里听到了关于祖父的还不为人知的故事。
祖父的勤俭方针对家人也一丝不苟。我的父亲稻山传太郎成了家有了我们几个孩子以后，祖父就离开了山下町的家，搬到位于现在的有乐町日本剧场后的房子里去了。但稻山祖业的经营大权仍在祖父手中，我们一家的日常生活费亦须每月去祖父家领回。这笔钱每每来之不易。每逢我家派人去领钱，总少不得听他一顿絮叨，什么勤俭之本啦，省钱之须啦。说够了还不给，总得往后推延几天，这才掏出钱来。若换了我，我会觉得反正都是必需的开支，不如痛痛快快拿出来，大家都欢喜。但祖父似乎觉得晚给一天，我们也不会饿死，反而省下了一天的开销，何况只有得来不易，我们才会缩减开支，母亲为了每月的零星用度真没少伤脑筋，而每月肩负领钱使命的则大都是我的三姐。我记得她总是哭着回来，可奇怪的是每次非三姐不能领回钱来。
祖父的节俭精神，说实话还是给了我们不少教益的。现在仍然健在的我的两位姐姐都是嫁给了普通的公司职员的，她们从不觉清苦，知足长乐，因为幼时的祖训己使她们很能习惯最一般的生活。
三 父亲的生活
父亲与祖父截然相反，是典型的市民阶层。他善于接受新鲜事物，也很少发脾气，还极好游宴玩乐，不过决称不上奢侈。我觉得他是个精通游宴的正派人，一位敢于挣脱束缚但又不出大格的人。他总是说：“没有比借钱吃喝玩乐再糊涂的了，那样准得吃苦头，”“学会花钱可不容易，因花多少就应得到多少。”父亲教我懂得了实用主义。
父亲的两位弟弟都读了大学，唯独他很早就开始帮助祖父经营家产，因此我们一家的生活费由祖父支付，父亲则从祖父那里分得一处位于银座的、早先名叫“摩那朱”的西式食品店一带的家业，并以这项收入为资本，一门心思地玩乐。父亲的确是个好游宴玩乐的人，但玩得挺有分寸。我20岁成人之后，他就不由分说地把我拉出了家门，开始教我怎样与女人游宴。
今天想来，父亲与我年龄相差33岁，当时50出头，游宴伙伴逐渐减少，与我同乐成了他的最大享受。而我为孝敬他，也就拼命迎合。
我与父亲结伴同玩时，祖父已经不理家务，稻山家已传到了父亲这一代。我们一家也已于大地震后搬进了有乐町祖父的房子里。我的享乐之道的第一课，就是被告之：男子汉应该会玩乐，但必须是用自己挣的钱。我明白了为什么有的时候，父亲终日闭门不出，只是枕着个装海带的小铁罐在火盆前呼呼大睡，这种时候一定是他资金短缺，无钱出门的时候。看来他是决不逞一时之能，吃日后之苦的。
比起我的哥哥稻山太郎，父亲更愿带我出门。可能是由于哥哥曾在山口高中学习，大学毕业后顺利进了安田信托公司名古屋分公司工作。父亲第一次带我与艺妓同宴，是在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是个开通人，他认为不仅是男孩，就连女孩也有必要在出嫁前到吉原那些专营为附近妓院拉客的茶馆去见识见识，甚至亲自击鼓为新露面的艺妓伴舞来给她们看，似乎是想让她们知道未来的丈夫的生活。
我第一次随他下馆子，是在一家叫“生稻”的和式餐馆，同去的除我们父子，还有我的五六位同学。席间，父亲率先站起来唱曲儿。然后又跳舞给我们看。于是我们全都站了起来，学着他的样子跳。欢快之中，父子俩没有隔代之感，超越了年龄、身份的鸿沟，我觉得这才叫玩到了点子上，玩出了水平。父亲还教给我另一条哲理：“玩要尽兴，花了10元钱，就该玩足10元钱的花样，若只玩了个七八成，就说明钱花亏了。”
过去游宴的费用多是半年一结算，帐单上的文字也不象今天这样简单，都是些斤斤两两、分分毫毫的明细帐。结算时，店家就会将一个塞满帐单的鼓鼓囊囊的信封交给主顾们。父亲总是掏出自己的小帐本与信封里的帐单一一核对。
他通常是睡觉前躺在被窝里研究那些帐单的，并且总少不了把我叫到枕边与他共同回忆曾有哪些艺妓侍过宴。若帐单上有一丝一毫的差错，他都会在付钱时和老板娘算个明白。他每次都对老板娘说：“我要是想赖帐，何必这样一丝不苟地和你算细帐，正因为我是想付钱的，才这样分毫不差地和你算。”我听后若有所思，而每当我和老板娘串通一气作假帐时，总会不约而同地抬头对视，身冒冷汗。
还有一件叫我不得不佩服父亲的事。我参加工作后，他每天都要望眼欲穿地等候我下班回家，然后和我一起去柳桥。他决不乘出租汽车，总是说出去玩儿有什么可急的。他先是一步一步地走到银座大街，然后再乘市立电车或者公共汽车。当然一玩就得玩到深夜，实在太晚找不着车时他才叫出租车，算盘打得十分精细。这一切使我彻底认识了父亲的玩乐观。父亲自16岁起做了60年吉原街上的常游客，这是最使他得意的事。也许正是精打细算才是他60年长乐不衰的秘诀。
遗憾的是，我只能从游宴玩乐的角度上介绍我的父亲。也许他这精打细算式的玩乐应说是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有人说实用主义的祖先是美国，但我想善意地告诉人们，老江户人才真正是讲求实用的。
我母亲的娘家姓山根，住在东京西南。过了玉川桥从沟口沿玉川河上游走一里地有个地方叫神木，山根家就在那里。记得我小的时候，他们家有葡萄园，有蚕房，还挂着“稻山银行”的招牌，日子过得相当红火。当然，现在已是连影子都找不到了。据说外祖父家原是当地名门，还是擅长汉学的书香世家。
父亲的前妻与母亲是姐妹，她为父亲生下长女千代子、长子绚太郎后就去世了。于是父亲又续娶了母亲。母亲生有三女一男，即父亲的次女和寿子、三女恭而子、我和四女静江。因此我们兄妹一共是6人。
我直到很大了才知道我们兄妹是同父异母。也许因为我们的母亲是亲姐妹，我们兄妹的关系才得以亲密无间。我非常感谢父亲这样的精心安排，非常敬重他。是的，父亲喜欢玩乐，但他决不是个败家子，他严格区别玩乐之需和家庭所需，从不混为一谈。
祖父和父母去世后，稻山家与山根家仍亲密来往。这源于何故己不得而知，总之两家人形同一家，交往甚密。尽管两家人一家是城里人，一家是乡下人，但他们本质上有相通之处，或许这就是原因所在。这共同之处当时讲叫“时髦”，现在则叫“开放型”，总之，这两家人的思想，常常是先于时代而进的。
我的祖父虽说节俭，但生活方式是相当西洋化的。例如他喜欢用椅子，当然是摆在榻榻米上用……还有，他的养生标准也相当新派，如同现在某些人开口必谈维生素，甚至每餐必食苹果，而且必得是直接从秋田县果园摘下不久的新鲜苹果。
除此之外，祖父还是个欧美派。有一次我说：“日本恐怕要和美国开战了。”不料祖父变色道：“可不能干这种糊涂事，和美国打仗可就太不知天高地厚了。”这在那些沉醉于日俄战争的胜利之中的老一辈日本人中是很少见了。更有一罕事，祖父每年圣诞节都要率领全家去帝国饭店吃西餐。
而山根家也是与那些浑身乡土气的汉学世家完全不同，思想是非常现代派的。母亲的长兄山根牧太经常与父亲同游同乐，他不仅与祖父、叔父的银行论有着共同语言，还在神木的家门的挂出了“稻山银行分行”的招牌。他甚至还经营化妆水的制造出销售，这在当时的日本堪称凤毛鳞角了。
我的这位舅父为自己生产的化妆水起名为“美振水”。这个名字，无论是字面上还是读音中充满了西洋味，哪怕是拿到今天来，仍可是个叫得响的、有魅力的商品名称。化妆水是瓶装，瓶呈四方形，底部稍窄，瓶盖为球形，瓶颈上系一蓝色彩带。化妆水本身是一种从葡萄中提取出的液体。舅父以果汁为时髦妇女养面的做法，是合乎科学道理的，他的化妆水应是日后的丝瓜美容水的前身，只不过它的问世早了一些。为了这个生意，舅父是连房产都搭了进去的。
舅父的弟弟山根章一舅父好玩照相机，玩着玩着就在市内的神田开了家照相馆。说是照相馆，其实也很与众不同，他专门搞那些焦点模糊不清的柔和照片，应说是现代的艺术照片的祖先。他干这一行倒是善始善终，一直干到了老，但当初也因为过于时髦而没什么生意。
这种爱赶时髦、领导新潮流的特点共同表现在祖父和山根一家的身上。两位舅父的事业虽具先见之明，终因不合时宜而不能成功。我从小看到这些，因此懂得了搞实业不能盲目冒进的道理。
四 顽皮的小学主
我就读过的小学在数寄屋桥下，叫泰明小学，当时离我家不足数十米。我于明治年后期的1910年春进入了小学。这所泰明小学当时己创立80余年，校史之悠久在东京屈指可数。它的毕业生中曾涌现出许多日本各界名流，第34届内阁总理大臣近卫文磨便是其中之一，据说著名诗人、作家岛崎藤村也与他是同窗。
记得近卫公就任总理大臣时，曾幽默地说：“敝人当选总理实数顺理成章，本届内阁之业绩定创历史之最，只因为将降大任（日语“大任”与“泰明”同音——译者）于近卫（日语“近卫”与“最佳”同音）内阁也。”这段话令我的母校名声大振。
不过泰明之声名似乎更得力于它的毕业生中的辈出不穷的游乐界名人。现在仍很活跃的新桥一带的有艺妓陪宴的酒店的老板娘喜代龙三岛、金乐、艺妓和艺人王郎凡、鞠千代、染福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余者亦有众多，数不胜数，日本古典舞蹈大师吾妻德穗也名列其中。
与我同辈的知名人士中，有当时锅町街现在叫酒店街街角的黑泽打字机行（亦名黑泽商店）的经理黑泽敬一，银座双美商会（专营照相器行）的横田大作，白牡丹商店店主松田信四郎，著名老字号鲜果店干匹屋的店主之弟斋藤义雄，以及日本古典舞诸流派之一的花柳派门人，前不久已改名为寿应的先代寿铺之弟花柳芳次郎和同派门人俗名相川之辅的花柳三之辅。两三年前，我与芳次郎于50年后在神户“干汽船公司”总经理干先生经常光顾的名叫“播半”的餐馆重逢，他还请我关照他搞的电视节目。要不是他告诉我：“说来见笑了，敝人是花柳派门人。”我还真没认出来。此时，我又似乎在他的脸上找到了过去的影子。我们对酒当歌，沉浸在对过去岁月的怀念之中。芳次郎之子花柳宽都已当上新桥见番的花柳派专职教师了，第二代的成长令人倍觉时光的流逝。
小学同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被同学们呢称为“阿三”的相川三之辅。他迷恋舞蹈，还是个小学生就已穿起黄色八丈绢料子的和服，这是我们根本不敢问津的，只配呖舌称羡。而且每当现在的朝日新闻总社东边的毕加德利剧场（该剧场的前身叫“邦乐座”，但我上小学时还没有）后面的，困松井须磨子的自杀而名噪一时的“有乐座”剧场一有舞蹈聚会，阿三必会堂而皇之地告假前往献舞。当时我真眼馋死了。那个时候，阿三是全班最瘦弱的一个（现在已经面目全非），可上、下学的路上却常常被别的孩子当马骑，并且往往是我当马头、“马背”阿三身上则总是骑着个最霸道的孩子。
那时的小学生服装是和式中长外套和半身裙服，男孩是宽腿裙裤，女孩则是齐脚背的方裙。我们班级里服饰最讲究、最具少爷派头的是黑泽，而我总是穿哥哥穿小了的衣服，从来都是藏蓝色的棉布料子，并且袖头常常被我抹鼻涕抹得油亮亮的。
说到衣服，我又想起一件事，我为这件事被老师罚得好苦。现在想起来，仍觉得罚我的那位老师实在不值得恭维。
那是我小学一年级时的事了。有一天午休时，我在操场的单杠下面玩儿，恰巧有个女孩子正在十分高明地在上面翻来翻去，我情不自禁地抬起了头。就在我抬起头的那一刹那，身体被老师一把抓了起来，我还记得当时他口口声声地说我是个不可救药的孩子，他对我的处罚是让我提一桶水在厕所的穿堂里长时间地罚站。
这一水深火热的状态直到三姐恭而子回家吃午饭时向母亲哭诉：“阿嘉还罚着站呢”，母亲急忙跑来解救才得以结束。从那以后，我不得不对大人们五花八门的想象力提高警惕了。
要说惩罚，我在小学时代还曾经历过三次，一次是挨父亲的，两次是挨母亲的。而我一生也只挨过父母三次的惩罚，因为我的父母原本并不是爱发火的人。
记不清是小学几年级时的事了。我家对面是当时著名的牙科医生高岛多米治开的诊所。一天，高岛家的两位小姐来约我妹妹一同去赤羽的浮间原去采樱草。两位小姐中的姐姐满州子虽还年幼，却已令我十分倾心。我满心欢喜，飘飘然地将她们姐妹的来意告诉了父母。可我万没想到父亲竟不允许我们去。我和父亲争了起来，忘形之中不觉骂了一句：“真是个死心眼的老头！”这下可惹了祸，父亲怒不可遏：“什么叫死心眼？！我就是不能让你们几个孩子自己去乘渡船！”当时去浮间是必须摆渡过条河的。我虽失去了一次令人神往的郊游，却更深刻体会到父亲的敌犊之情。
惹母亲生气一次是因为我与和寿子大姐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拌嘴，我动武把她摔出了老远，这件事之后我再不曾打过人。另一次是我制造的一出捉弄恭而子二姐的恶作剧。一天，我无意中听见恭而子二姐报怨女友不来信，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捉弄人的念头，我给她写了封信并投进了家门前的邮筒。没多长时间，邮差就送信了，恭而子二姐欢天喜地地接过信，拆开未及细读便已经变了脸。待母亲知道了原由，我己逃之夭夭，她怒气冲冲地一直追到数寄屋桥下。我终于被捉拿归案，母亲把我按在院子里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屁板。我至今记得她的怒斥：“这么小就有那么多坏心眼儿，长大了还了得！”
那个时候，母亲每天发给我3分钱的零花钱，我喜欢吃咸味的酱油饼干，零花钱也大都喂了肚里的馋虫。当时住地有家铺子卖一种名叫天狗的酱油饼干，又大又好吃，拿1分钱买酱油饼于，然后把10块饼干鼓鼓囊囊地揣在怀里，得意洋洋地凯旋而归。那时的情景至今令我怀念。
其实，比起酱油饼干我更爱吃奶油点心。只不过当时这种东西还很少见并且贵些，只有锅町的风月堂糕点铺里有卖，价格是3分钱1块。这种名为“风月”的奶油点心表皮很脆，带有一点白粉未，咬起来喳喳作响。我总是先吃表皮，再用舌头舔里面的奶油馅，真是其乐无穷。现在似乎整个东京也找不出一家能做出那么好吃的奶油点心的糕点铺来。
不过，每日3分钱的零花费是不允许充分享受奶油点心的，只好望眼欲穿地盼过年，因为过年会得到一笔压岁钱。压岁钱一到手，我就迫不及待地去买奶油点心，简直就象牛郎去会织女。
五 投考高中，几起几落
小学毕业前夕，我终于获得了优等生奖。优等生奖，多么动听，岂不知为了点小小的荣誉，搞得母亲在授奖式上七上八下的。
因为我这奖来之不易，母亲才破例地、并且是空前绝后地决定出席我的毕业典礼。仪式进行到颁奖一项时，主持人开始宣读获奖人姓名，被点到的人一个个走上了台，却怎么也听不到“高田嘉宽”（当时我随叔父改姓了高田）的名字。5人、8人、10人……母亲的心悬了起来，垂首屏气地等待着，甚至有些泄气了。突然主席台上传来了“高田嘉宽”的呼叫。看着我劲头十足地应声而起，母亲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也难怪，我排行第13，并且优等生一共也只有13名。
无论如何我终于当上了优等生。那个时候与现在不同，家长不大关心子女在学校里的事，小学读完了，我必须自己为自己的升学作准备。充分征求了朋友们的意见之后我决定按自己的喜好选几所东京的名牌学校，再按自己的愿望将它们排列起来依次投考。
我选的学校是府立一中、四中以及私立的开成中学、麻布中学共四所。现在我只模糊记得，我是按开成、一中、四中、麻布的顺序投考的，考试的第一天，我进了三次考场。只有一中的考试是第二天举行的。结果是四试均不中，我不得不考虑退路了。在父亲的建议下，我向神田的锦城中学（该学校曾是一所英语专科学校，据说父亲曾是那所英语学校的学生）交上了报考申请。考试只进行一天，并且只有口试，我顺利通过了。我到底是泰明的毕业生，而且还是泰明的优等生嘛！这样，我终于跻身中学生的行列了。
我考上了锦城中学。仔细想来，恐怕象我这样几度投考、数次落第的人是不多见的。后来，我仍不甘心于府立一中的投考失败，于中学二年级时又参加了一次插班考试，结果还是不中。三年级时再试身手，这回算是顺利通过了整整两天的考试，我十分得意，自认为心中无疑，甚至连一中的制服帽都暗自买好了。谁知一中在11名候选人中只取9名，我竟成了两名被淘汰者之一，这使我再次扮演了一个残酷故事的主角。我这“落第命”在后来的高考中曾重演，而在大学毕业后的就业考试中则以五六次之多反复重演。
我入锦城中学后，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直到三年级上半学期，我一直连任副班长，而成绩高踞榜首的则是几年前已去世的住友信托银行副总经理泽野，只是，我能取得如此的优良成绩，实在是不无原因的。当时锦城中学的学生常去奇屋桥畔的教会去领焦糖，除去吃糖，我还学会了不少英语，上中学时，已经能读懂英文《国际领导者》第三卷。
但好景不长，到了初中三年级时，我的那点老本就已开始不够用了。我不算勤奋，有的同学从入学起就点点滴滴地吸收、积累，一步步缩短着与我的距离，他们学习成果的具体表现就是我的成绩每个学期都要下降一个档次。由此，我终于懂得了勤奋出天下。
当时的锦城中学以校长为首，的确是集中了一大批优秀帅资的。校外兼职教师有读卖新闻优秀青年记者久来正雄，有外语学校老师吉冈；本校教师中则有数学老师根泽，国语教师宫崎晴美，汉文老师七里等等。他们的努力，使我们年级有36人分别考进各高中及一桥学校，开创了锦城中学的黄金时代。
36人中有现在的众议院议员南好雄、东洋信托银行总经理荒井清、武藏野银行行长熊田克郎。
这里，为光母校门楣，请允许我再列举几位虽不与我同级却同为锦城校友的名人。他们是现外务大臣椎名、自民党干事长田中、众议院议员干叶三郎、三井物产公司董事长靳关、川铁公司总经理西山、三菱人造丝公司董事长贺集、中外制药公司总经理上野、般桥健身中心总经理丹泽、宫地铁工所董事长官地等。这些校友至今仍不时聚会，白首忆当年。
四年弹指一挥间，我又该考高中了。关西一带的高中是无论如何也引不起我的兴趣的，而生我养我的东京虽是个温柔富贵之乡，却实在无法苦吾心志、劳吾筋骨，于是我选择了东北，在结束初中学业的同时，报考了水户高中。
时值1920年。
1918年水户高中刚刚成立时，国家颁布了《高等中学令》。偏偏那时，我患了胃病，连乘火车远行的信心都不足，自然对即将来临的入学考试也因无法充分准备而心虚，再加上我惯有的“落第命”，使我又一次尝到了失败的苦果。当时我若能榜上提名，就会有幸与小川荣一、赤城宗德、江手英雄等人同窗了。投考水户高中落第后，我在神田的补习学校里卧薪尝胆整一年，第二年报考了仙台第二高中。如前所述，那时我除了千方百计地想离开父母之外，就是想找了一个能尽量摆脱我心志的环境。这次我如愿以偿，考取了仙台第二高中理科甲类。
前文已略提一二，我直到进八幡制所都是姓高田，因为我是在叔父高田贞三郎家上了户口的养子。过去，凡长子都可免服兵役，稻山家为使叔父逃避征兵，就花钱在高田家为叔父买了个户口，到我这辈，又来了个如法炮制。当时，为了叔父的户口祖母出了相当大的价钱。这高田家原是日本古典舞水木派的掌门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水木派大师大村正笃曾说我稻山是掌门人的后台。至于我们几家的相互关系，我实在无暇细究。
我的这位叔父1903年，也就是出生的那一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与他同期毕业的有安田财阀的元老结城太郎，三菱集团的岩崎小弥太，正金公司的大久保利谦，原大藏大臣马场英一；著名学者上杉慎吉、牧野英一、吉野作造等；因箱根环翠楼饭店而名噪一时的铃木英雄，当过知县知事的坂田干太，至今仍精力过人的原八幡制铁所长官、后来的日本制铁公司首任总经理中井励作……真可谓开口皆鸿儒，往来无白丁。
我曾读过一次叔父的日记，上面写着：“走出了大学之门，各学友都已就业，今后的天下，将是政治之盛世，若有意为国为民谋实利，则非众议员不能为之。因而又需财力，而为财力必营实业。”叔父为此目标曾干过股票交易，也筹建过矿山，为能有所成而不惜一切；叔父还曾试图与日光的高德金矿及甲府的芦安矿山合作；这一切我都还记得。
我家在山下町的房子里，设有矿石分析室和设备，并一直使用到关东大地震。我清楚的记得，叔父几次从芦安的荒山里打电报来说“发现大矿脉”，而当全家欢欣雀跃地准备好美酒佳肴，等着为他接风时，他又会拍来“矿脉消失，遗憾”的电报。叔父空怀壮烈，理想成灰，终于于1978年前告别了人世，但他把追求留给了我，我之所以选择了高中理科甲类，是因受贞三郎叔父的影响希望能搞采矿专业。
我逢考试惯会押题，尽管科目各不相同，但我押起题来却总是颇有准头，就连微积分我也是先押上题再死记硬背，生吞活剥，最后是进考场。我的教师也是我借宿的明善索的同室伙伴，叫小野敏雄。当时，若出五道题，那么只需押对三道题便顺利过关。如此凭着我的运气，高中几年居然也一帆风顺，不曾有过不及格的败绩。
我这押题的本领还曾使妹妹受益匪浅。我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妹妹静江和她的泰明小学的朋友共7人报考了第三高等女中。我陪她们同赴考场。临进场前，我把她们叫到校园的一角，开始猜题：“××题准会有，你们应如此这般对答。”
结果可真不得了，我猜的题无一不中，妹妹一伙人自然也是无一不中，8人全考进了第三高等女中。
无论是福还是祸，因为我这押题的歪材，使我想不起高中时代是否还有苦用功的时候。
老东京人都惯于熬夜，特别是高考前后，简直达到黑白颠倒、昼夜不分的程度。所以我不怵熬夜只愁早起。我们一般是早晨不起，大都躲在宿舍里一睡一上午，下午才起身上学。象我这样的逃学旷课的学生一定罕见，当然我作这种自我评价决非意在自擂。
六 青春时代
仙台是座绿色的城市，向有“绿都”美称。广濑川悠然流淌环绕全城，城市背靠青叶城堡，面对宫城野平原，远处的大念寺山深埋在绿树翠叶之中。街上学校、教会、银行、保险公司的建筑之间点缀着家家店铺，整个城市简朴清新。全市有木制结构电影院一座，咖啡馆二三家，当然还有许多和式餐馆。只是我当时已打算不再进那些餐馆去和艺妓们吃喝欢舞，所以看都没正经看过。街上走着的女学生们大都身裹毛披肩，脚穿木屐，故意走着小碎步以不致滑倒在冰冻的道路上。
当时，东京的文明生活已经由本州岛的东部传入了北海道，可比东京寒冷得多的仙台市，却连北海道那样的取暖设施都不具备。好在我原本就是为“苦其心志”而来仙台的，生活的艰苦也是在准备之中的，就连秀美的大自然和古朴的文化我都有意没去接触。
我住进了仙台城根的明善素。当时每月的住宿费是20元（包括伙食），而家里每月寄给我45元，应该说足够开销了。可钱这东西往往是看起来够用了，花起来就觉得少了。到二年级期末时，我已欠下近100元的帐了。
原因之一是我挑食。我家的家风是男孩可以要求母亲为自己做爱吃的菜，这就养成了我挑食的毛病。我不大喜欢吃蔬菜和鱼，专爱吃牛肉，顶多每周吃一次猪排。没办法，我只好时常去东一番街的西餐馆吃晚饭。
原因之二是我买夜点。明善察内设有小卖部，经营些日常食品和汽水、奶油点心之类的食品。深夜打完了乒乓球，输家是必须请客的，偏偏又是胜少败多，少不了叫开小卖部的门给伙伴们买点心。一来二去，我欠小卖部的帐加上待付的住宿费，欠款就有300元之多了。
就是这时候，一场前所未有过的灾难——关东大地震袭击了日本。正如算命先生看了我的手相后夸我是“金运大吉”那样，地震的灾难不仅没有祸及我身，而震后我重返仙台就学时，政府已对灾区学生采取了免收学费和住宿费的救济措施。当然，我没将救济之事告诉家里，每月仍然收到45元的汇款。就这样，我因祸得福，顺利地渡过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个人的经济危机。
地震发生的那天我正在大矶城，我家在大矶城里有所小房子，可以说是座名不符实的别墅。每到暑假，我们兄妹都到那里去，一直要住到开学才回东京。
1923年8月31日晚，父母带姐姐妹妹们返回东京，我一人留在大矶，并于8月30日起就住到离我家“别墅”不远的松并木一带的朋友大西家（是个开酒店的人家）玩去了。
9月l日正午，我正与我的朋友，大西家的孩子阿慎躺在一起闲聊，突然，耳边响起一声巨响，房子也随之剧烈地摇摆了起来。“地震！”我们一跃而起，却怎么也无法迈到近在眼前的院子里去。阿慎的爸爸正在院中除草，他紧抱着小草捆在颤抖的大地上咕碌碌地滚作了一团。我和阿慎终于抓住了院中高大的白果树干，就在这刹那间，邻居家的土地爷祭坛和牌位在我们的眼前呼啦啦地倒塌了下去，接着便传来一声年轻女人的惊叫声。可阿慎的妹妹却使劲地笑了起来。
余震稍减后，我们就头顶棉座垫，到街上去凑热闹。震后的惨景令人不忍目睹，我家那两层楼式的小“别墅”已经完全趴倒在地了，若不是我去了大西家，恐怕从地震之时起，我就不在人世了。余震仍在逞淫威，大西叔叔将木墙板和榻榻米搬到附近的空场上，搭了个4平方米大小的棚子，我们几个孩子终于有了睡觉的地方。孩子们有三男三女，男女各睡一头。我的对面是两国一带福井楼餐馆的老板野波的二女儿，我记得她是双叶女校的学生。
那之后的第三天，我决定回东京去，一来看看父母家人，二来也向他们报个平安。
大矶城里，地震过后不久，就爆发了朝鲜人的暴动，当地青年团体组织的自卫队手持长矛在街头巷尾站岗，无论到哪里去，岗哨都以“山”、“川”的口令为号掌握通行，搞得是草木皆兵。我拜访仙台二高的同学桥爪辰雄家建在大矶城里的别墅，桥爪日后进了富士银行，他现在是东京钢铁专用码头的副总经理，震后的第二天，大西叔叔对我说：“你上有父母，下有兄弟姐妹，还是尽快回去看看吧。”而我本来留在大矶是有自己的打算的，可地震闹到这步田地，骨肉之情也就不容我再作一已打算了。我决定第二大早上离开大矶，行前，我去桥爪家约他同行。
好家伙，桥爪的母亲还没听明白我的意思，便不由分说、气势汹汹地叫了起来：“辰雄是我家的独苗苗，决不能轻易放他去东京！”我觉得人家也有人家的难处，就知趣地退了出来。直到前几天桥爪才告诉我，那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的确是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的。他的老母亲若还活着的话，今年正好该是100岁了。
9月4日早晨，我结束了在大矶的、难忘的震后生活，带了根长矛护身，乘火车穿横滨，在东神奈川寺庙的庭院里露宿一夜后到达了东京。我家在银座，我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它已不复存在，下车就直奔高树町贞三郎叔父的家。果不其然，高树町一带未遭火灾，我们全家都在这里避难，一家老小无一伤亡。
不过没想到在这场意外的灾难中我竟能给家里带来一次金钱运。我到了高树町叔父家后，父母马上就一文不少的将两个月的生活费交到了我手上。原来，地震发生的前一刻，父亲正准备把这笔钱给我寄到仙台去，未及出门地动山摇就已经将房倒屋塌的灾难摆在全家人面前了。非常时期内银行冻结储蓄，手头有够两个月生活开销的现金，这在整个东京也不见得能找得出一二，我家因有这笔现金，才不至在震后非常时期内为大米和牛肉为难。
回到东京的前几天，我为大矶的那些朋友代报平安，穿着草鞋挨家挨户地跑了一圈。一天我在九段坡道下见到了一家在门板上摆摊卖香烟的小贩，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并不发困难财，照旧按日常价格出售商品，我情不自禁地自语道：这才是正理，价格就是不应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浮动。
震后社会生活恢复正常以后，我又与父母泪洒长亭，回到了远离灾区的仙台，又开始了一如既往的学生生活。我的宿舍附近有条河叫广赖川，河对岸的大念寺山脚下有一家专营草荡牛奶的小吃店，鲜红鲜红的草毒谁见谁爱。店老板有一位可怜的跛足女儿，她的美貌却是百里挑一，每每在她家店里漂亮的小亭子里跑堂。于是光顾那家小吃店就成了我们每日的必修课。
一天，我们象往常一样去吃草毒牛奶，走广濑川桥头时，迎面碰上了一位名叫加利的英国人，他和颜悦色地向我们打招呼说：“where are you going（上哪儿去啊）？”现在已官拜梁濑公司专务董事的漆山一居然能应声答道：“I’m stawberry going（我们草莓的去）”。我至今仍认为，我和他的英语差别，完全表现在这种时刻的大胆与否之中。
我的这种悠哉游哉的生活到四年级时好景就不长了。考高中时虽选择了理科甲类，但并不等于说四年之后我仍梦想迸大学工科。我的第一制图课成绩不好，观立体图形时的想象力简直就是零。我想到了学医。为了选择去路，我特意到东北大学附属医院参观了一次手术。
那是一例右侧颜面癌的切除手术，由教授主刀。护士们手脚麻利地舞弄着上血钳，还有一名护上负责监视患者体力是否能与手术保持平衡，并不时检查患者的脉搏。主刀教授取出刮骨刀，屏住呼吸为患者刮右颊骨，一片血肉相交的景象模糊了我的双眼。突然，护士报告患者脉搏异常，于是手术就此中止，没有必要进行下去了。我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只觉这一切催人作呕，逃一样地跑回了明善寮。与此同时我作出了下一步的选择。
七 免试进入东京大学商学专业
我决定学法律，报考大学的法律系。这也是因为我哥哥从山口高中毕业后考入了东京大学法律系，当时正读二年级，每当我回家见到他时总免不了听他高谈阔论一番。我生来不愿逊色于人，回到仙台后也就读起鸠山一郎的《民法总论》来了。没有比无知更可笑的事了，我居然认为这本书就代表了“法律”二字的全部意义。
可是，要从高中理科跨专业投考东京大学的其他学科，只有在无竞争无考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法律系当然不在其中，偏我又不急放弃“苦其心志”的自我磨炼，到京都那个艺妓歌舞无休时的世界里去读书。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哥哥建议我报考东京大学商学专业，说是或许能撞上免试的大运。当时，恰逢东京大学经济系新设衙学专业，多方权衡之后，我终于摆下了背水之阵，向东大经济系提交了报考商学专业的志愿书。看来上天有眼赐我好运，那年商学专业正好免试。这样，我于1924年进了东京大学。
我终于开始了大学生活，摘下高中时代帽檐上缝有一条白线的制服帽，戴起了东大四角形的学生帽；装束、谈吐、作派也随之变化一新，就连思维方式也与过去不同了，我觉得没有比人的变化更不可思议的事了。我这从没熨过裤子的人也学会小心翼翼地保持着笔挺的裤线，故作轻松地随便夹着两三本法学书籍，穿过本乡大街成排的白果树，大摇大摆地跨进东大红色的校门.而昨天，我还不过是个故意把帽子蹭脏了揉皱了才心满意足地戴在头上的邋里邋遢的中学生，一个以能从牛肉铺里把火盆藏在大衣襟里偷出来为荣的半大小子。
不过，我上大学时还是在学业上下了一番功夫的。最初换到商学专业时，听老师讲课简直如听天书，两眼一摸黑，仿佛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直到这时，我才认识到了自己的幼稚。高中不过三年，况。且我还没正经用功，就如此轻率地走了换专业的这一步，实在令我自己吃惊。
为适应这门陌生的专业，我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个月里，我读了历史书，还粗粗看了一遍哲学入门。初入东大的这段时间里，我虽小吃苦头，但对我后来的一切直至今天都不无益处。现在我深深认识到，除去那些需要特殊知识和技能的工作之外，凡是想要以管理者的身份参加企业经营的人，都不应把自己束缚在大学里的那点专业知识上，而应在走上社会之后，不断学习其他专业知识来充实自己，例如搞理工的学点法律和经济常识，学经济的则必须学一点理工科的常识。
进入东大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没有旧交为伴，高中时代的同学纷纷选择了专业，各奔东西了。但是没过多久，我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发现了两位旧相识。一位是锦城中学的同学，叫荒井清（现东洋信托银行行长），他从锦城中学毕业后上了第五高中，又与我同期考入东大经济系经济学专业；另一位叫荒木秀郎（后曾就职于日本电气公司），他是毕业于仙台第二高中文科类后进入东京大学商学专业的。
当然，我们虽是旧交相互间又都有空白。荒井与我虽是锦城同窗，但高中三年天各一方没有往来；荒木虽是仙台二高的，却与我曾是文、理科相隔。这些空白一旦被重逢后的友谊填补后，我们三人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直至今天，特别是荒井清，他是我学习中的好伙伴。每星期六放学后，我们就从本乡步行到茶之水，再从皇宫前走到有乐町我家门前，边走边就宪法或经济大发议论，不谈到口干舌燥不罢休。
当时，法律界正当上杉、美浓部两教授的所谓宪法论战时代，我们俩的议论也多是以宪法为中心。我虽自己不觉得，但人们现在总说我“好斗”，就算我真的象人们所说的那样，也是大学时养成的习惯，并且荒井对此应负一定责任。
陪我玩儿的伙伴则是荒木秀郎。荒木的姐姐后来嫁给了梶井刚（原日本电信电话公司总裁、日本电气公司总经理），于是我又得以与梶井相识。现在回过头去想一想，梶井可真没少带我们玩儿。每星期日，我们必宿麻将旅店，可说是无一例外。梶井的乐趣并不在赌，只是将胜负列表，然后说。一句：“怎么样，高田？”就似乎得到了最大满足，他需要的仅仅是刺激。我的麻将瘾和技术，都是那时的成果。
前面我已吹牛说我在大学用功学习了，此话并非谎言，只是我没有为此牺牲娱乐罢了。我素来爱玩儿，象棋、围棋、联诗作对、麻将、台球、乒乓球，古筝、钢琴都曾有所尝试，游泳、滑雪、滑冰也都来过，只是涉足其广无一精通，不过在交友和消遣方面却是绰绰有余。
我天生年一种惰性，加上熬夜睡早觉的毛病，形成了我很不善于野外活动的特点，我至今没有登过富士山，甚至认为与其上去又下来，还不如在下面等着。这么个兴味索然的人，居然有一次被朋友们强拉上了赤城山，过了几天野外的帐篷生活，一起去的有北村洋二（现日产建设公司会长）、田中俊夫（原三井物产公司职员）、漆山一（现梁濑公司专务董事）和我共4人。对于我这个不贯于登山的人来说，赤城的山路就好比人常说的蜀道，艰难异常，根本无从谈起欣赏夏日满目浓绿的山中风景。走不了几步我就央求大家停下来歇一会儿。于是总有一对青年夫妇和一位看上去象是他们的弟弟的年轻人时而走到我们之前，时而落在我们之后。几次擦肩而过，我们不知不觉地与他们打起了招呼。
虽是萍水相逢，也能成为朋友。年轻的夫人每天都要到我们的帐篷里来做客，夜晚还与我们一起泛舟湖上，在夏季的月圆之夜寄托我们的旅情。因为有了这位年轻妇人，使我们的野游添了许多乐趣，耐人久久回味。
40年后的一个夜晚，我应邀出席芝蒲共同工业公司总经理佐藤主持的宴会，席间他亲口对我说，他夫人非常怀念曾在赤城与我们同游的旅行。这话令我着着实实地吃了一惊，尽管我已改姓稻山，但这位夫人于报上见到我的照片时仍坚持说，名字虽不同，但人决不会错。女人的记忆堪称非凡。那之后，我曾有幸与这位夫人在某人的结婚典礼上重逢，使人大有曾几何时之感。
我虽不是玩体育的料，却入学不久就被选进了曲棍球队，真让我受宠若惊。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被人称为“运动员”，不过也是最后一次。我入学的那一年，正好东京大学正设曲棍球俱乐部，由于曲棍球与冰球关系密切，学校就有意识地在东北地区的一些学校的毕业生中挑选选手，于是东大曲棍球队就由北海道高中、仙台第二高中、松本高中毕业的学生组成了。之所以想到了我，怕也是出于无奈，另外队友们除希望我来凑足数，还希望集训时我能不断地出些玩儿的新花样儿。我们曾在东京的尾久和松本集训过，不过更令我难忘的是，在一次与早稻田大学二对二的比赛中，我瘦小的身躯被一条大汉撞得人仰马翻，奇怪的是我竟然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喜悦。
也许我因此与曲棍球结下了不解之缘。去年，我继已故的杉道助之后，被捧上了日本曲棍球协会会长的宝座。我自知力所不能及，但由于北村洋二和掘越治弥（现东京油船公司总经理）答应代我料理所有事务，有了这一条件我才接受了会长的头衔。在祝贺我就任会长的宴会上，石井光次郎致词说：“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稻山会与曲棍球发生过联系。可发展，提高曲棍球运动的水平，却不可缺少资金。”我想，这才是他们推选我当会长的真正用意。
八 哥儿俩互选未婚妻
我的曲棍球生涯到大学二年级时就结束了，因为我受了一次重伤。我妹妹的女友中有一位叫本宿高子的小姐，她是一位陆军大佐的独生女儿。当时在我眼里，她就好比是一朵盛开的红玫瑰。有一次父母去日光旅行，回来那天，我和妹妹还有高子三人一起在我家边玩儿边等他们。天晚了，洗澡水烧好了，高子和妹妹先洗，紧接着我也钻进了洗澡间。脱光衣服后，我先蹬在浴槽沿上，弯下腰去想伸手拉上低处的玻璃窗。就在我屈身蹲下去的一刹那，不知是哪位神仙的妙算，一场大祸临头了。
事关我命运的大事件竟发生在我弯腰关窗的一刹那，我一脚踩空，伸出去准备关窗的右手撞到了玻璃上，人也从两尺多高的浴槽沿上倒栽了下去。“糟了！”我暗自叫苦不迭，赶紧爬起来，从身旁的架子上抓起内衣内裤穿上了。我想系好内衣的带子，可手怎么也不听使唤。我家请来侍候祖父的女佣阿静大婶听见动静后，在走廓上边向洗澡间跑边喊：“赶快拿干手巾压住伤口……”听到她惊慌失措的哭喊，我下意识地低头一看，只见右手腕被划开了一条三寸长的血口子。幸好手巾是干的，飞跑过来的阿静婶顺手抓起干手巾给我把伤口包扎了起来，直到这时我仍没有从麻木中完全苏醒过来，甚至没有觉出痛来。
过了一会儿，伤口情况有些不妙，我被送进了锅町的平岛医院。手术结束时医生安慰我说：“好了，多亏神经没被割断。”没过多久父母也回来了，我似乎听见妹妹和高子向他们道歉，说是自己太不经心，之后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事件的全部过程就是这些，但它叫我终生难忘。事实上，我右手腕的神经的确是被割断了，半年后，我因必须接受第二次手术住进了神田的浅见医院，一住就是20来天。手术后我的右手打上了石膏，哪也去不成，只能在家里躺着，百无聊赖地打发着日子。但是我的一位好朋友自我出院的那天起就天天来看我。他并不和我聊天解闷，只是陪我躺在榻榻米上默默地分担我的孤独。他就是我读仙台第二高中时一块住在明善寮的朋友，现大阪煤气公司技术专务董事吉田祐吉。
吉田大学毕业后，可能是职业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长期患病，我也曾去看他。后来我们久未联系。去年，在一次宴会上，我有幸与大阪煤气公司的井口董事长藤阪总经理等人同席，吉田也在座。岁月变幻着世界上的一切，年轻时的朋友已变得叫人认不出来了。当席间的话题转到“净琉璃”清元调时，我的记忆复苏了，40年前他给我的友情重新浮现在眼前。我由衷地，又一次表达了不尽的谢意。我们的友情即无需通过结伴玩耍来沟通，也无需通过交谈来加深，我们可以共同渡过许多枯燥的时光，是真正的心心相印。
我的右手，虽经过第二次手术，却并不见有多少好转，而且拇指与食指间的肌肉萎缩，简直不能自如地拿筷子，握笔了。最令我感觉不便和难堪的，是在家人的结婚仪式上被派作记帐，因为老式婚礼有规，收贺礼开帐单必须用毛笔，不容含糊。人都说神经修手术若不在受伤后马上进行，十有八九是不能接活的。
我读大学的三年里，家里发生了不少变化。祖父患牙龈瘤去世；大姐千代子嫁给了王子制纸公司职员长井弘六，怀孕却被误诊为盲肠炎，一副虎狼药夺去了她的生命。
祖父去世后，家里除去父母就只有哥哥、妹妹和我了。二姐和寿子和三姐恭而十分别嫁给了伊藤清和新井甲午郎（均已作古），先后离家他去。父亲以花甲之年继承祖业，为祖传产业的震后中兴呕心沥血，我的学业，哥哥的婚事，妹妹的出嫁也都等着他操持，还要在一片焦土上重新建起铺面。
父亲与贞三郎叔父商定，在神田一家鲜果市场的废墟上建一条带拱廊的、全部由老字号店铺组成的商业街。我记得我家的那些老主顾——银座的青柳商店，本石柙的田月堂等，还有以制作出售东京特产出名的现已更名换了字号的和式点心铺都在这里设了分号，只是好景不长。随着震后百业的复兴，综合商场应运而生，百货商店生机勃勃，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老字号的商业街也没能逃脱稻山银行的命运。在这段时期里，我干了一件自己至今都颇觉得意的事。哥哥长我6岁，人大学却仅早我3年，也就是说他读三年级时，我是一年级。因为他和我一样有个“落第命”，光高中就考了3年，自然与我缩短了3年的距离。所以我读大学二年级时，哥哥已毕业找了工作。他蒙叔父的朋友结城丰太郎的关照，进了安田信托公司（为当时日本首家信托公司），并且不久就调到了名古屋分公司。
大约是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哥哥拿回一张妇女画报的封面，上是一张少女的照片，他说想娶照片上的小姐为妻，还要我发表意见。之所以要我参与意见，是因为我们哥儿俩早就有约在先，一定要互为择偶。这是因为我们看到不少兄弟，由外人保媒结婚后相互越来越疏远。
我立刻查访到那张封面照里的人是牛込矢来町的牙医河村利次郎的小姐，并代哥哥只身一人上门求亲。我现在丝毫不记得当时在她家曾讲过些什么话，不过我今天的寡嫂稻山雪江倒的的确确是那画中人。只是哥哥非常不幸，婚后不久就患绝症，匆匆离开了人世。
当然，找后来娶妻时也是首先求得了哥哥的理解和帮助的。就在哥哥结婚前后，妹妹嫁给了在南满铁道公司任职的森田进，并随夫去了大连。不久，森田奉命赴德国留学，便把妹妹送回到娘家来了，妹妹在我家期间患了腹膜炎，手术无效，未及见上森田一面就死在了病榻上。几年后，森田好像是有意追她去一样也与世长辞了。我甚至觉得这都是因为妹妹是马年生人。
我当学生的时候没少给我这位妹妹找麻烦，并且多亏有了她，我的大学生活才过得有声有色，甚至还得以多少体验到了一点青年男女间的神秘感情。妹妹的女友本宿高子和林文子几乎天天来我家玩儿，在我看来，高子艳美得象一朵红玫瑰，文子则秀丽如白牡丹。
我记得有一次曲艺园子重新上演名剧《同志们》，我倾我日常所有零星积蓄买了3张三等票，请妹妹和文子一同去看，3人一起坐在剧场里时我高兴得简直无以复加。我还时常和这些女孩子们一起漫步在植物园的花间叶下……这些都已成我今天可忆而不可及的梦了。还有，高子在我房里弹钢琴时的优美指法，实在令我如醉如痴，这也已成为一去不复返的青春之梦了。
在找准备结束对自己学生时代的回忆之前，我还必须提一提给我的生活增添了许多异彩的其他几位朋友的友情。一位是我高中时代的同学中根一夫。他在东京大学毕业后进了爱知钟表电气公司，战后辞职，现在八幡金属加工公司任职，我与中根的父母及妹妹们的关系十分亲密。另一位是我东京大学时代的同学杉本礼三。礼本家是秋田县有名的木材商，礼三还在读高中时就由武田家人赘到了杉木家，因此，在夫妻生活方面足以当我的老师。现在他在日本大学主持一个土木建筑学的讲座。
还有一位就是漆山一。关于他我前面已有过描述，我与漆山一家都交往甚深。他父亲当时三井物产公司做农林方面的工作，是位严谨温厚的长者，对我有过很大影响。他妹妹雅乐子是位豁达开朗的姑娘，被呢称为“乐乐”，是我们玩耍时不可缺少的“核心”人物。我还给他的弟弟小四郎当过数学家庭教师。我与漆山郎今生相逢，就必会有奇缘。去年，北村洋二的长女嫁给了漆山的长子，而我那在八幡制铁所工作的三儿子稻山孝英又与梁懒次郎的长女梁懒弘子成了亲，谁知漆山的夫人正是梁濑的姐姐。
在漆山、北村两家的婚宴上，我见到了漆山年逾90的老父亲，他至今精神矍铄，说话朗朗有声，还当众演唱了谣曲“鹤龟”，令满座宾朋肃然起敬。
九 高等文官文凭成了敲门砖
大学二年级以前的学习成绩与就职考试直接有关，这点至今未变。我自认为自己大学一二年级的成绩是不下前五名的。但我的右手腕摔伤后，需要连续接受大约一年的理疗，所以学习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些不到之处。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暑假，东大的同学们为准备高等文官考试，集中住进了信州追分的油屋旅馆，关起门来埋头苦读。
油屋是古代信州驿道上的一家客栈，在追分镇上堪称首屈一指。不过，现在只能在店前的招牌。上寻找昔日影子。我们住进去的时候，店老板的次子阿诚，还有因夫妻不和回到娘家来住的长女千代以及还没出嫁的次女春子都十分辛劳地整天为夏、秋季来这里闭门读书的学生们忙活着食宿。一般来说，高等文官考试在夏天进行笔试，秋天进行口试。
春子姑娘成了油屋旅馆的明星，学生们心中的天使。分饭时她恰到好处地掌握每碗饭的多少，还不时地为烤咸鲑鱼的大小不均而发愁。她为每天早晨来送“朝日新闻”的人算命，告诉人家命里该逢凶还是当遇吉。这些紧张生活中的欢闹真是其乐无穷。
我在油屋旅馆的学生中，是唯一不参加当年高等文官考试的人，也就更有条件寻找欢闹的良机，大大丰富了借宿油屋旅馆的收获。第二年秋天，我为准备高等文官考试的口试再次住进油屋旅馆。这次，我甚至有幸与春子在月圆之夜并肩漫步在银辉铺地、狗尾巴草影婆婆的小道上了。
我进大学时，没有走过任何人的门路，面临就业时仍打算依靠自己的力量。我总觉得一旦为这种事开口求了人，就会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特别是在贞三郎叔父面前，仅因我曾借用他的姓“高田”，就已经十分感觉低人一等了。拿定主意后我开始写自己的简历。写了撕，撕了写，终于写好了。我就象发邮寄厂告那样，将简历寄给了所有名见经传的政府部门、银行和公司，当然也寄给了大藏省，铁道省，商工省、日本银行、三井银行、三菱银行等。我本可以将这份名单列得更长一些，但实在不令人脸面生辉，也就不再——列举下去了。
我现在仍清楚地记得，最后发榜的是三菱银行。考试开始前，我们这些投考者曾被该行招集起来宣布注意事项，之后我们被告之：“本行不以诸位在校时的成绩决定取舍，但必须进行面试以对考生人品作一了解。”我到底还是落选了，不知是否是因为人品不好。
只有商工省的就职考试我会一次通过的，并获得了参加口试的资格。口试时的主考委员长是商工次官四条隆英，文书课长吉野信次考试时随侍次官左右，担任助手。考试开始了，我胆战心惊地注视着考官，等待着提问。谁知考官开口便问：“你是稻山银行的吧，你叔父是不是还那么爱吵架？”后来我从叔父那里得知，他与四条次官是大学同年级的同学，毕业前夕，他们吵了一次架，叔父甚至以拳脚相见。
口试内容仅此而已，未及其他，然而却迟迟不见答复。商工省是我自己联系报考的那些工作单位中的最后一个。我只好把自己的不顺告诉了父亲，于是他诚心诚意地到筑地的小松旅馆去拜访铃木英雄（当时他已辞掉水产局长一职，正在小田原的水产渔业公司工作），托他为我想想办法。
终于，商工省决定从东京大学经济系招收几名应届毕业生。这次考试合格的只有我和高桥（原企画厅长官），而高桥又已经被台湾总督府挖了去。按理，真正的合格者就只有我一人。若真的招收几名的话，则第一名非我莫属。可事实上，这次仍是音信全无，铃木只说了声：“知道了。”不久便又把我的事拜托给了八幡制铁所长官中井励作。中井答应只要我能通过高等文官考试就收我进制铁所工作。我的就业混战终于能告一段落了。
1927年我大学毕业了。那一年正逢逐渐漫延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遗症——世界人萧条发展到了顶峰的一年。在日本，以大藏大臣片冈口误事件为起因，爆发了金融大危机，不断有银行倒闭，一年时间里政府在全日本实施了三周的延期偿付政策。鉴于此种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竞争激烈也是不可避免。年轻时的这一曲折经历，使我至今痛恨信贷紧缩。
在当今这个已经开化了的、有着相当文明的世界上，集中了数不胜数的、自认为智力不低、具备大学学历的人，却至今未能做到防范经济危机于未然之中，岂不是太不应该了吗，尽管我也是其中一员。
拿下高等文官考试的合格证成了我就业的附加条件，好在可以换得经商工省录取进制铁所工作的权利，也就无须作其他计较了，而有待我去做的事，就只剩用功准备应试了。我把自己关进了汤岛温泉的落合楼旅店，一住就是半年。我的计划是每天除吃饭及饭后散步共2小时，睡眠8小时外，其余14小时全用于学习，要将八项考试科目所涉及的内容轮翻学习5遍。
在这半年里，我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苦读。不仅一位住在温泉主楼疗养的漂亮女人未能打动我，就连山涧小溪不绝于耳的淙淙流水声也被我错当成过两个贼偷窥我房间的脚步声。
我的努力得到了报答，我一试高中，时间是1928年5月。我利用报到前的时间治疗了牙病之后，便赶往八幡上班了。到了八幡，眼前出现了一座不可想象的大工厂，烟囱林立，神气地仰天长呼着串串黑烟，火车绕厂行驶一周竟需设立两个车站。我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日本的如此雄伟的钢铁厂没有被写进教科书，它足以使一般国民自豪，激发他们关心工业、为工业贡献知识的热情。
我的住处座落在一个小山包上，山上有座以赏樱花著称的公园，我的房东叫小野某，他虽只是制铁所普通职员，却有了这所很不错的房产，他们夫妇两人收留了四五位房客，每天还要照料房客们的饮食起居。当时与我同住小野家的现已任新日本制铁公司副总经理的汤川正夫、现任川崎制铁公司顾问大原久之、现任三井物产公司大贩分公司副总经理盐治繁三和当时三井物产公司驻八幡制铁所代表处金属部主任北原4人外，还有一个目前走马上任的众议院议员南好雄（曾任运输大臣）。
南好雄和我是锦城中学时代的同学，我虽比他早一年上了大学，但为参加高等文官考试耽误了一年，因此在八幡制铁公司与他成了同期。奇缘也好邪缘也罢，总之当我知道被录用的两人中的另一位竟是南好雄时，真是惊奇无比。我被分配到了预算决算课，他被分到了主计课。那时我月薪75日元，职称叫判任官。
当时，若想享受一般高级职员的待遇，至少需要3年时间。那时八幡制铁所高级职员名额有限，致使不少人虽没得到高级职员的名份，却可享受高级职员的待遇。同是判任官，有人到任不久就可将办公桌与主任的井排摆放，在文件上盖章时也可盖在主任印之上，还可随意使用高级职员专用的厕所和食堂。当时社会上正流行成立为投考企业者服务的“待聘商人”机构，八幡制铁公司的这些未能拿到高级职员名称的人，说穿了也是准商人，只是任命未到，脾气、架了却光摆足了。
我所在的预算决算课因与议会多有交往，工作十分繁忙，很少能按时下班。只有我除了按章程盖章外没有其他工作，因此总能利利索索地下班。不想大忙人越山课氏（向议会作报告时不可缺少的人物，资历最老的准高级职员）却交给我一本厚得可怕的英文会计学，令我翻成日文。每当他看到我可能要按时下班时，总要问上一句：“稻山，书翻完了吗？”真叫人没办法。
大约3个月以后，比我早许多年进商工省的东大校友、购买课长波江野繁实在看不过去了，把我调到了他课里的机械处，在那里的工作是非常愉快的。后来日本制铁公司成立时，波江野繁按协议进了日本制铁公司，不久就被商工省招回去了。现在他任八幡钢铁厂所属中津钢板公司总经理。波江192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于公于私都是我的好兄长，特别是当时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恩人。
我在购买课工作时，曾因公去东京出过一次差，任务是办理进口机器的兔税手续。我去了商工省矿山局矿政课，井在那里初次见到了当时的矿政课长渡边义介（已故八幡制铁所总经理），这恐怕也是波江野繁的有意安排。
不过，好事总要多磨，一个魔鬼正在向我这条顺风船靠近，或者说正在向我招手。
当时的八幡制铁所是同营企业，不实行独立核算，总部设八幡，并在东京木挽叮有派出机构。八幡制铁所销售部长兼任该机构首席代表。
我被调到销售部的时候，制铁所的领导班子是由最高长官中井、技术监督野田（是海军中将，为画家野田九甫之兄），总务部长川久保（现日本公路建设公司顾问）、文书课长佐佐木、销传部长立石、购买部长长崎、劳务部长田尻，和负责粗钢、精钢、条钢、钢板、化工的五倍部长共十二三人组成的。我记得他们之中只有最高长官、技术监督、总务部长、销售部长和文书课长5人是天皇任命的高级官员。中井长官时年不足50岁。
这些高级职员的家都集中在八幡的高见町一角，那里至今还是当年的样子。高级职员宅邸的附近有一高见俱乐部。内部格局很是与正规俱乐部不同。我到销售部赴任时，俱乐部正大兴土木，改建工程正在进行。
关于将要发生的事情，前面已经提到了，而事情发生的舞台正是这座改建中的俱乐部。
这座俱乐部自建成起一直用于接待访问制铁所的朝野宾客，同时也是八幡制铁所高级职员们聚会的地方。制铁所领导班子里只有最高长官、技术监督、部长、课长，就是说只有高级职员才有资格到那里去，普通职员中，我们这些准高级职员也可以自由出入，特别是若能同哪一位部长、课长把关系搞好，就可经常混在他们中间下棋斗牌、输家请客，一玩就是半宿。
为便于招待，俱乐部招聘了10名女职工，领班的是位姓南部的大婶。南部大婶名隆子，当时已有50开外，相貌酪似九条武子，显得苗条漂亮。她丈夫生前是制铁所的技师，现在的木下产商公司常务董事南部三郎是他们的遗腹子。俱乐部女职工大多是有钱人家小姐，也都很漂亮，来俱乐部工作完全是为了见见世面，练练礼节，以便相亲时能有良好的表现。
我每天都是囫囵咽下早餐后便三脚两步地跑到办公室，在踏进办公室的一刹那以最快的速度按下门旁的记时器按钮——好一副着急工作的架势。其实，我经常迟到。当则公司规定每月迟到超过10次者算一次缺勤。所以，每当我把上面所说的那一系列动作做得完美无缺时，就一定是我当月的第十次以后的迟到。下班时间是下午4时，一回到住处，我就立刻脱下西装换上和服，然后马不停蹄地全速向俱乐部进军。
大凡青年男女，遇到适当的条件和环境，总会导致感情上的某些微妙变化，这或许是自然规律，我自然不能例外。只不过有我卷人进这件事发展到最后有些超出常规，有些出了格，并且为了事态的平息给周围人添了过多的麻烦，而最终了结这争竞费时七八年。这一切在我内心造成了难以解除的压力。
终于，我从高级职员的地位上直落下来。一天，长官办公室很突然地通知我速去见总务部长。当时的总务部长可非同一般，他享受的待遇和具有的权威恐怕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我诚惶诚恐地走进总务部长办公室，只见川久保部长成立室中，他以眼色命我再进前几步。我向他靠近了五六步后垂手肃立。没想到他递过一纸辞退令，命我调离八幡制铁所总部。
我不甘心马上接受辞退令，俯首问他：“辞退我的理由是什么？如果因为私事，可否由我自己提出调动？”未及我言毕抬起头来，他就劈头喝道：“服从命令！”恼怒中充满了怜爱。我就好像被什么东西赶着一样，飞快地逃回住处，匆匆卷起铺盖打好行李后便叫了部出租车直奔门司码头。三井物产公司并不知我职位已变，已在那里设下丰盛的午宴邀我去谈生息。
我在狼狈不堪中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他们都是我的恩人。辞退令下达以前，我的事已有发作，中井长官、野田技术监督、川久保总务部长、立石销售部长、波江野繁购买课长等纷纷为我出谋划策；帮我收拾行李以尽快离开的有与我同住的现川崎制铁公司顾问大原久之等人。而在我调离八幡后继续为我擦屁股的则是现人川产公司顾问池谷赖绪和现日产建设公司会长北村洋二。
十 钢铁市场同归一统
我是1929年1月调离八幡总部到东京赴任的，算来只在八幡工作了8个月。我的同事南好雄先我一步也调到东京来了。这次，我被分配当了总务官，主要负责综合各部门情况，处理钢锭及半成品的销售和客户索赔问题等，换句话说就是给野田主任当助手。野田说起来是个主任，手底下也就是我一个兵，只是我盖章的位置与从前一样，仍可在他之当时销售部的机构相当精干，在立石部长之下设两课，分别山铃木武志和森出惠三郎（原日本制铁矿业公司总经理）任课长，不足20名课员在高井孝藏副参事（已故）率领下，分别担任总务、调查、条材、中小形材、厚板村、薄板材、附属产品、交货、付款等所有工作，当然当时八幡制铁所的钢锭产量也远比现在少，仅有116万吨，较之现在的800万吨当然有天地之别。可我仍然认为今天这样的庞大机构、组织以及它的效率，甚至整个日本的经济结构都存在着相当大的潜力。
工作了一段之后我才懂得，已经继续了多年的处理积压物资式的销售方法，也就是先将产品库存起来，然后以堆论价拍卖，任批发商争相叫价。我到任时这种销售方法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流通机构更具有组织性，拍卖方式也为期货方式所取代。当时已开始承认三井物产、三菱商事、岩井商店（现岩井产业公司前身）、安宅商会（现安宅产业公司前身）为“指定商”，并正式向他们付大约1%的佣金。后来以这些指定商为基础又成立了城市批发店（设在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市）网，每月召开一次有指定商参加的八幡制铁所与批发店的期货协议会，以使生产适应下月或下下月的定货。除满足定货，还要留有一定的余地以备不时之需，但主要还是用于应付大量定货和紧急定货。所有定货都必须由指定商与客户直接签订购销合同。
零售价与批发价相同或稍有提高，基本上实行保护城市批发店的政策。不过，行情好的时候，八幡制铁所可能会有意控制期货的订货量，以满足批发店从零售价中获取更多利润的欲望；相反若行情不好，零售量势必也少，八幡制所就会通过压低零售附加价的做法增加期货订货量。这些随机而变的措施，搞得一年到头纠纷不断，以致成为很久以后发生的排斥指定商运动的一大起因。
当时的销售工作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遏止客户向海外订货。因为当时日本钢铁生产水平与外国还有一定距离，质量比不上人家不说，成本还很高。因此，尽管本国钢铁产品在市场上受到关税的重重保护，仍不免经常处于外国产品的威胁之中，市场需求量的30%到40%要依靠进口产品来维持。因此，日本钢铁界想方设法遏止进口，并且为了巩固本国钢铁业的地盘，还加紧调查外国产品，特别是比利时产品的行情，以不断研究新的对策。销售部的组织机构正是为适应这一形势。在立石部长领导下由铃木课长一手组建起来的。现在回过头去看，我对他们的大智大勇只能是五体投地。精明的部长与强干的课长间的巧妙配合，很久以后仍使钢铁界同行叹服不已。
铃木课长于1932年因操劳过度而身患痼疾。同时他升任厂销售部长。但不久他就因与日铁公司的合同问题忧虑过度渲然长逝，享年仅42岁，正当不惑之盛年。这位奇才的过早逝世，无论怎样说也是令人十二万分遗憾的。就我个人而言，铃木课长曾传授给我许多经商之道。他参加谈判时。总要事先想好可能的三种方案，但第二方案是从不透露给我们这些人的。每当我们在谈判中拿出他的第一方案和第二方案又都不见效时，他就会亲自出马，甩出最后一张王牌与对手一决胜负。他经常教导我们不要落井下石，要给一败涂地的对手留条生路。
每当铃木课长认为有必要听取我们这些部下的判断时，就会召集起四五位“臭皮匠”，他的开场白从来是一句话——“卖还是买？”说起卖和买，我想起前几天曾在一家杂志上读到佐藤和三郎的漫谈，他说：在股份的世界里既无老师也无先辈，因此亦无学成之说，不过都是卖与买的关系罢了。我深深感到经商之道大同小异，其中并无什么公式可讲，所需的只是正确判断卖或买的时机。
我初到东京销售部时的工作之一，就是制作半成品的销售合同朽。这需要在四五张薄纸中央上复写纸，然后用硬笔书写。只要稍一用力，就会戳破稿纸。有时好不容易大功告成，一阵风吹来，烟灰飘落在纸上，留下一个焦糊的洞……这个工作可真没少难为我，比较起来，远不如参与过称或外出处理客户索赔问题来得轻松。
不过有时候外出也会碰到倒霉事，主要因为我懂得不多又长了一张“巧嘴”。有一次。九之内的明治生命公司建筑工地向我们提出了钢筋的索赔要求，我前往解决。工地主任对我说：八幡制铁所生产的钢筋不够圆，大都是扁圆形，所以应该赔偿，我说：又不是画太阳旗上的太阳，要那么圆于嘛？反正都是浇到水泥呕去的。几句话招来了一顿拳脚，我简直是抱头逃回来的。
更有甚者，当时每逢行情恶化时，一些客户为得到赔偿，不惜组织工人轮流向成捆的马口铁上小便，以制造损失。而每当行情开始好转时，他谷调查主任就会自掏腰包派我们去各批发店作市场调查，这在当时对我来说是相当体面的工作了。到销售部不久，我又得到了一个可以施展本领的新舞台。
在当时的钢铁界，国营钢铁厂的粗钢产量占整个产量的80%，钢材产量占60%。如果将提供给民间企业的轧钢用半成品也算在内的话，钢材比重则应是70%。而当时日本国内拥有高炉设备的民间企业只有釜石矿山公司和轮西制铁公司（都属三井财团）两家，它们的作用仅为向铸造业和拥有平炉的厂家提供大部分粗钢产品。所以那个时候有能力给钢材市场带来直接影响的公司要比今天少得多，这些民间企业的势力也是十分有限的。
因此，那时候钢铁业若要在市场上采取一致行动并非什么难事，但我的同行们总好动辄拿出一副磨刀霍霍、气势汹汹的样子，闹内部纠纷简直成了他们的天性和爱好了，他们似乎若不如此，则经济无法发展，恐怕连神仙也无法超度这些人脱胎换骨，让他们立地成佛。
每当行情恶化的狂风席卷而来时，昨天还是至高无上的人今天就会沦为乞丐，他们为偿还一屁股的欠债，只能挨家挨户地向各家银行乞讨。
我施展才能机会终于来了，销售部第一课铃木课长结束了为期一年的欧洲钢铁业的视察工作回到东京时，听到了一件正在酝酿中的重大事情，于是迅速协调好了中部地区的业务后便立即赶往京都。在京都他大约进行了数十次题为“外国钢铁业”的讲演，为统一钢铁市场声泪俱下。他这一系列的不失时机的工作终于结出了硕果，1929年首家钢铁业的联合体——中型山形钢共同销售组织成立，之后，各类产品的共同销售组织也相继成立，加上已有的钢铁联合会（有关棍形钢、平板钢的关东及关西地区民间企业协议会）和关东钢材组织（关东地区四企业棍形钢共同销售组织），另外还有官民条形钢协议，这些形成了统一的钢铁销售系统，铃木课长终于成功地确立了稳定几乎所有品种价格的组织。
我也是上述众多组织中的一军之长，时年整27岁。当时为了各公司在厚钢板的共同销售中应占有的比例，尽管我废寝忘食地拼命工作，仍然难以拿出最后数字，谈判进展时好时坏。这也是我在这期间最难忘的事情。
一天，厚钢板谈判经过一段时间的停战状态之后又重新开战，而结果仍是不了了之。散会后，我走进电梯正准备下楼，浅野造船公司（现日本钢管公司前身）的两位代表鱼贯而入。三人中有一位是该公司领导，叫横山，他对我说：“喂，稻山！铃木一个劲儿地叫我们把产品拿出来看看，可我们很难为情地拿了来了，他又说我们的东西太陈旧了，没法用！你说这个铃木混帐不混帐！”听着他这派粗语村言，我不觉涨红了脸。
后来我听说横山过去还当过老师，就更不理解如此粗鲁怎能为人师表。现在想起来，他在当时的那种十分恼怒的心情下迎头碰上我，说到这个程度也应该算作客气了。最后，厚钢板价格终于由37日元升到了50日元，共同销售组织还曾专为订货超万吨举行过庆祝会，这不过是短短3个月以后的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