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明孔,戴建兵,隋福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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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论丛(2016年第1期/总第4期)试读：
跟随实践发展把握经济史研究对象
郑有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研究的拓展，学界对经济史研究对象的界定呈多样化态势，包括政治经济史、社会经济史、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史、国民经济史、经济制度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史等。这主要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学科发展状况的不同，学科视角及研究问题侧重不同，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不同。对经济史研究对象的探讨，还需要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既看到西方经济学的进步，又看到其缺陷和看清其实质，深化对经济史研究对象界定的立场和观点的认识，树立整体历史观，引入非经济因素，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展开。如此展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形成和不断完善历程及经济发展成就、经验的研究，才有可能科学解释“中国之谜”，并做出更有价值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
关键词：唯物史观 生产方式 经济史研究对象
经济史研究对象的界定是一个既涉及立场、观点，也关系到经济史研究重点的确定、主线梳理、理论方法运用、话语体系构建、写作结构布局等的问题，因而也是学科建设不能回避的问题。一 经济史研究对象界定的多种见解
对经济史研究对象的界定，有多种见解，下面列举一些。
政治经济史。魏永理认为，中国经济史是一门介于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学科，是中国史学中的一门专史。国民经济史与政治经[1]济学的关系，是特殊和一般、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严中平认为，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只是政治经济学通过对经济发展历史过程的研究，归纳出抽象的经济范畴，运用这些经济范畴形成逻辑体系，去阐明经济发展规律，而经济史则运用这些经济范畴去阐明经济发展规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具体历史过程。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的这些差异，实质上并不是研[2]究对象的不同，而是表述方法的不同。严中平进一步对经济发展过程做出解释，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都表现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4个方面；表现在农业、工业、商业、金融、财政等许多经济部门上；表现在农村、城市，山区、平原等许多地理分布上；表现在地主、佃农、自耕农、手工业者、商人、资本家和工人等许多阶级分野上。许多经济范畴都有各自的运动规律，并互相联系，互相影响。面对许多使人眼花缭乱的复杂现象，我们分析问题时必须掌握历史发展的中心红线。在经济基础方面，这条中心红线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3]形式；在上层建筑方面，这条中心红线就是国家权力。李伯重认为，早期的经济学与政治学联系密切，人们将经济视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所研究的经济学也都是政治学，因此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经济学是科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公共政策和公认真理的复杂的混合物。一个时代的经济理论必须与大众的信条、关切相一致，必须提供有用与有意义的结果，在此意义上，经济学永远是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上半期，西方经济史学主要采用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因此当时的中国经济史学也接受了这个话语体系。在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之交，中国出现了以经济史为核心的“社会史大论战”，就是在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中进行的。之后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食货》半月刊两个主要刊物所发表的文章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史研究，也基本上采用上述话语体系。1949年以后，中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促成了中国经济史学在话语体系方面的第一次大转变。经过这个转变，中国经济史学采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在“新经济史革命”后，出现了一些经济学家“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的倾向（但这种倾向并非经济学的主流），受到索洛等著名经济学家的[4]严厉批评。基于经济史与政治经济学密不可分的这一特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上，中共党史、国史、经济史学界的跨学科研究已展开，并成为一种趋势，这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经济史研究的支撑。
社会经济史。李根蟠指出，由于中国经济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或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它一开始就以社会经济史的面貌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社会史”“经济史”这几个名词的含义是相同的或相近的，以至于可以相互替换使用。人们不是孤立地就经济论经济，而是从各种社会关系中把握经济的发展。人们说“经济史”的时候，是指与社会有机体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发展史；人们说“社会史”的时候，是指以[5]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史，两者是一致的。1987年出版的《经济科学学科辞典》说，经济史，或称“社会经济史”，从总体上说，是直接研[6]究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客观过程的经济学科。《中国经济史辞典》指出，经济与社会的其他领域关系密切，为了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的原因、过程与后果，必然涉及经济政策、经济思想、阶[7]级斗争诸因素。因此，又有人将经济史称为“社会经济史”。吴承明认为，经济史本来是社会经济史，老一辈经济史学家都研究社会。[8]笔者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但目前经济史学者多无力研究整个社会，他们大都需要依靠社会学专家的成果。就经济史说，主要考察人口、宗族、等级、分业（士农工商）、乡绅和社区组织、消费习[9]俗等。2010年，陈支平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丛书〉总序》中[10]说，中国经济史学，又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虞和平认为，经济史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经济史是广义的经济学，按照马[11]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历史首先是经济史。李伯重指出，近年来西方经济史学出现了研究重心由单一的经济史向社会经济史转变的趋[12]势，以克服以往出现的偏差。
国民经济史。陈振汉认为，“国民经济史”这个名词是从苏联开始使用的，苏联以前学习法国、德国，这一名词是由欧洲大陆传入的。[13]中国又沿用了苏联用的这个名词。赵德馨认为，经济史学包含多个分支和种类。国民经济史只是其中范围最广、层次最高的一类，但也只是一类而已。国民经济史包括该国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交通经济、银行、企业等，但它不是农业经济史、工业经济史、交通经济史、银行史、企业史等专门经济史（包括部门经济史、行业经济史、经济组织史等）的简单相加。当然，国民经济史也不能代替农业经济[14]史、工业经济史、交通经济史、银行史、企业史等专门经济史。《经济科学学科辞典》说，经济史有许多分支，就整体与部分而言，有以国民经济整体为对象的国民经济史（有人也简称为“经济史”），有以各种不同层次的部门经济为对象的部门经济史，有以企业为对象的企业史，也有以资本集团或资本家家族为对象的资本集团[15]史或资本家家族史。在中国产生较大影响的苏联学者梁士琴科和琼图洛夫认为，国民经济史“研究生产的发展，研究数十世纪以来生[16]产方式的新旧更替，研究生产力与人们生产关系的发展”，“国民经济史这门学科的对象是研究生产，研究它在许多世纪内依次更替的生产方式的发展，研究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关系形态中的生产力的发
[17]展”。虞和平认为，国民经济史采用计量和量化研究，以个案为研究对象难免会有片面性，因为近代中国统计学落后，量化模型可信[18]度不高。
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史。1991年，董志凯在《读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分期问题，提出了“国民经济史的基本研究对象”这一概念，并将这一基本[19]研究对象解释为“经济体制变化和生产力的发展线索”。2005年，董志凯、武力坚持和完善了这一观点，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即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20]立到2005年这段时间。2010年，武力指出，30多年来，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研究尚属于现实问题和对策研究，那么从21世纪开始，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不仅越来越成为经[21]济史研究的对象，而且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回顾和研究。近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诸多著作，无论研究者是否对经济史研究对象做出过这样的界定，在研究内容和章节目的设计上，都是以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为主线的。这也反映了随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经济史研究对象日益拓宽的基本事实。
经济制度史。李伯重指出，从研究的对象内容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早期的经济史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制度方面，可以将其概[22]括为经济制度史研究。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制度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史。这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讨论较多的问题。马克思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揭示，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予以高度关注。中南财经大学教授赵德馨在其主编的《中国经济史辞典》中指出，经济史学科简称“经济史”，是以经济发展客观过程即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科，包括以本学科为研究[23]对象的经济史学概论。许涤新指出，经济史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生产力；反映这两者的适合或不适合，就是经济史的全部内容。20世纪50年代，曾有一种意见认为，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不包括生产力，或者说，经济史是“研究生产关系递变的科学”，而生产力只是一种条件。我们认为，这是不妥当的。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并不仅仅是一种“条件”。马克思说：手推磨[24]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不讲生产力，生产关系也就无规律可言了。不讲生产力，经济史就变成抽象的历史，变成社会发展史。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有些学者就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或者用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论证，往往缺乏说服力。其实，就算是社会发展史，也是要研究生产力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就是[25]最好的范例。1992年，赵德馨在《重提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问题》中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对经济史研究对象的见解有3种：①[26][27]生产关系；②以生产关系为主、以生产力为次或生产方式；③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过程，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统一、发展[28]过程。在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对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提法也是多样的。他们很重视对生产力发展的研究，认为其研究[29]对象并不限于生产关系。李伯重指出，由于经济史研究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史学关系极为密切。这种密切关系源自经济史研究的特殊性，即经济史研究以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变化为主要[30]对象，并强调这是人类社会演变的基础。二 经济史研究对象多样化界定的原因
对经济史研究对象的多样化界定，主要是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其研究的拓展，经济社会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学科发展状况的不同，学科视角及研究问题侧重方面的不同，以及研究范式、话语体系的不同。
经济社会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学科发展状况的不同。陈振汉认为，历来研究经济史，主观上都是解决当时面临的问题，希望以后的经济生活能更好一点。私人的经济活动（商业、工业）或政府的经济政策都能从历史研究中获得指导，获得教训，以便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陈振汉进一步指出，经济史的研究首先从商业史开始，对有关商业的问题和商业政策进行讨论。经济史的研究兴起于欧洲的重商主义时期（16～17世纪），至18世纪后期《国富论》发表为止。接着，另一类是财政以及国家的工商业、农业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中国也不例外，一直到五四运动为止，没有我们现在所理解意义上的经济史著作，有的只是国家财政史的著作。国家财政史的著作在中国有很长久的历史，至少从司马迁的《史记》就开始了。为什么最初出现的是商业史和财政史呢？因为这些是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国自秦以后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是一个庞大的财政机器。更特别的是，也是中国，从春秋时代开始，就有国家设立的修治官史的机构。孔夫子就是鲁国的史官，这也说明为何中国有如此悠久的财政史记
[31]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进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研究得到了高度关注。进入20世纪80年代，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有了新的提法，例如，社会经济的结构形态及其发展变化的运动[32]规律；既不是生产关系，又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方式，而是社会经济结构或全部社会经济的总和，包括生产力结构和生产关系结构，包括各部门、各产业、各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诸如各种产业结构、经济技术结构、所有制结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产品结构和进出口产品结构，赋税结构、金融政策结构、[33]阶级结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史学科的发展，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日益增多。2007年，李伯重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国际视野》中指出，从世界范围来看，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成长与发展研究、社会组织研究、人口研究、生态环境研究、大众文化与社会经济关系研究等，都成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如今，国外经济史研究早已大大突破了早期经济制度史研究的狭小范畴，与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人口史、家庭史、妇女史、环境史等变得密不可分。李伯重还指出，经济史研究的对象，从研究的社会对象来看，体现出自上而下的平民化特征，[34]研究者逐渐将目光投向农民、工匠等普通人。
学科视角的不同。不同学科视角的经济史对研究对象各有侧重。20世纪90年代，吴承明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可说有三大学派：第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第二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阐释经济的发展，有的力求做出计量分析；第三派兼顾社会和文化思想变迁，可称社会经济史学派。同时，也必然对经济史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有不同观点和见解。笔者以为这是一大好事。百家争鸣才能促进学科的发展。如果只有一个观点，用一[35]个声音讲话，我们经济史研究就要寿终正寝了。陈支平指出，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已经形成了两大居于主流地位的学术流派，这就是以严中平、李文治、吴承明教授等为代表人物的“国民经济史学派”或“新经济史学派”，以及以傅衣凌教授为奠基人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也称“新社会史学派”。前者注重对经济学理论的探索，并且将其运用于对中国经济历史发展规律的考察，通过宏观、中观、微观多层面及其相互结合转变的研究，从中寻求中国传统社会自身蕴藏着众多的向近代化转型的能动的积极因素；而后者则特别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史，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注重深化地域性的细部考察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36]找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虞和平认为，经济史的研究可以有政治[37]经济史、国民经济史和社会经济史三个角度。从一般观点来说，立足于经济学研究的称为国民经济史，立足于历史科学角度称为社会经济史。国民经济史侧重研究经济发展的表象，社会经济史强调分析[38]表象后的制约因素，二者应当适当结合。董志凯指出，政治经济[39]史侧重于政策、制度与经济运行的互动关系研究。
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的不同。库恩认为，科学研究不是简单的资料累积，而是要形成一定的“范式”，即一组共有的方法、标准、解[40]释方式和理论等，或者说是一种共有的知识体。福柯则提出“话语”（discourse）问题。研究范式与话语体系是相关联的。经济史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分野。李伯重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促成了中国经济史学在话语体系方面的第一次大转变。经过这个转变，中国经济史学采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经济史唱主角的“新中国史学五朵金花”全国性史学大讨论，就是在新的话语体系下进行的。中国学者在经济史学中的两个重大理论贡献——“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理论模式，也是在[41]这个话语体系中提出并发展起来的。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概念之一，而西方经济学则不使用生产关系概念但有自己的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探讨制度变迁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李根蟠指出，中国经济史学一开始以社会经济史的面貌出现，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把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生产[42]关系的总和，视为这个社会有机体的基础。吴易风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要研究一般的资源配置，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历史的、[43]具体的资源配置及其特征。李义平指出，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44]交换关系”，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则研究资源配置，研究经济运行，研究正常的经济运行所需要的微观基础，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和社[45]会政策，研究人们的行为和选择。这些差异，也导致了对经济史研究对象的认识和界定的不同。
此外，不同研究机构在经济史的研究上也有所侧重。例如，在中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等机构都在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但由于各自职能不同，因而在研究对象上也有所侧重。一般而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侧重于经济决策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侧重于领袖的经济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研究室则研究面较宽，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对制度绩效的学理分析也较重视。当代中国研究所作为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的研究、编写、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专门机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起步较晚。董志凯指出，国史学科中的经济史研究不同于纯粹的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史研究，前者可能更突出政治经济史和社会经济史，后者则更突出经济效益，对经济体制的研究也是围绕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益[46]展开的。武国友认为，在写法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不同于党史，应有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多个五年计划或规划的描述和展现，因为这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经济史与党史阶段划分的[47]时间节点不同也与此相关。萧国亮提出，在认识国史角度的经济史与党史的区别时，也要实事求是，突出领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为这是由中国实行民主集中制及全党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48]的体制等决定的。笔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体系中的经济史研究对象，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为上限，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及其对应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为基本问题，以政治经济史为主，同时纳入社会经济史、国民经济史的因素及其研究视角，并有机统一起来，兼顾党史研究偏重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决策活动，兼顾中央领导文献研究偏重人物的经济思想，兼顾经济学从经济效益和学理视角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进行探讨。具体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体系中的经济史研究对象，以基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展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和不断完善的历史轨迹为主线，主要包括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经济思想、国家的经济决策、国家的经济方针、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国家的经济制度和体制、国家的经济政策、国民经济运行与绩效等国家的经济生活，同时也纳入影响国家经济生活的因素，如国家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对外交往与合作及国际环境等。其中，还需要把握两点，一是在研究国家的经济决策时，要以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决策为重点，并研究国家经济决策与基层诉求与创新的互动过程，从而才可能全面和深刻地反映国家经济决策成因、形成过程、实施、绩效等；二是以人为中心，避免把经济生活作为一个冷冰冰的资源分配的选择逻辑，而是把经济生活还原成有情感、有伦理道德的人创造财富的行为，以探究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这样才可能科学解释新中国成立起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的“中国之谜”。三 中国发展奇迹背景下经济史研究对象探讨的若干问题
经济史的研究不仅要记载历史和解释历史，还要关怀现实，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总结经验和探讨规律。进入21世纪，经济史研究面临如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形成和不断完善及由此所实现的经济跨越发展奇迹做出科学解释的新课题。西方经济学难以对中国经济跨越发展现象做出科学解释，将其视为“中国之谜”，乃至“悖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韦茨曼提出，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设计的东欧和苏联各国的改革，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大萧条，而在他看来不那么正宗的中国改革却与经济高速增长并行。2002年，英国经济学家彼得·诺兰认为，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中国不可能获得目前的成就。但中国就是在各种缺损的条件下，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则用“看上去不合理，可是却管用”[49]来解释“中国之谜”。可见，在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解释上，西方经济学陷入困境。经济史的研究应当也可以为解释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及其显著绩效，并从中得出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结论做出一些贡献。从实现这一目标出发，还需要进一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对经济史研究对象的探讨。
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既要看到西方经济学的进步，又要看到其缺陷和看清其实质，深化对经济史研究对象界定的立场和观点的认识。吴承明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短期经济现象，把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制度安排都视为已知的、既定的或外生变量，不予考虑，这是非历史的。诺斯改变了这种观点，把它们都纳入经济史研究范围，是完全正确的。他提出以制度安排为核心，研究各时期的结构变革和经济组织的有效性，并审定其实际绩效，这是经济史方法论上的一大启发，但在应用上不可胶柱。历史是复杂的、多元的和多因素的，不能把制度安排作为唯一的原因。在诺斯的具体经济史特别是古代史的著述中，可常见人口和移民、战争、技术以至黑死病等非制度因素的重大作用，而他的著作也命名为“结构与变革”而非“制度与变革”。再则，制度变革，如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所说，常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在国家理论上，笔者以为不宜把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作为利益交易关系，这只能解释部分经济现象。在意识形态问题[50]上，诺斯的观点就更狭隘了。鉴于此，隋福民指出，吴承明认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制度变迁”等概念可用于中国经济史研[51]究，但应注意具体的研究对象。陈争平指出，吴承明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有局限，至今仍“没有一个古今中外都通用[52]的经济学”。许涤新更是明确地指出了不研究生产关系，旨在掩盖私有制生产关系的矛盾。他分析说，西方经济史学者一般是重视生产力的，甚至专门以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例如，有人说，经济史是研究“人们过去如何从事生产、分配、劳动诸问题，又要用不同方法测定其上述活动的相对效率”。近年来兴起的发展经济学和经济成长理论，也都是研究生产力的。他们注意资源和劳动力的利用，注意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用计量方法研究各时期的生产效率，这是可取的。然而，他们的研究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永久存在为前提的，其目的是掩盖私有制生产关系的矛盾。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永久存在的前提，忽视生产关系的变化，在历史问题上也会得出荒谬的结论。西方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常常按照资本主义社会逻辑来处理中国近代经济，以至于把封建地租看成利润，把中国的小农经营说成“家庭资本主义”，等等；更不用说他们否定帝国主义侵略，否定殖民地[53]经济的一面了。《经济科学学科辞典》说，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起，在西方，首先是在美国，出现了“经济史学革命”，产生了所谓“新经济史学”（New Economic History），这场“经济史学革命”主要改变了对经济史的传统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改变，也就导致结论的不同。新经济史学的主要特征是充分利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来考察经济史，并广泛采用数量研究方法，特别是在“间接度量”和“反事实度量”方面，新经济史学所使用的统计方法也与过去不同。这种根据历史上的数字资料、用数量研究方法来解释历史的学科，就称为“计量经济史学”（Econometric History），或称为“历史计量学”（Cli-ometrics）。新经济史学的方法在克服经济理论学与经济史学的脱节方面，在提供量的概念方面，与传统方法比是一个进步。但它是用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做指导，又是单纯用数量计算方法，因此无法说明经济发展过程的本质，也谈不上揭示经济发展过程的规律性。[54]武力指出，西方经济学是服务于强势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其中的一些假设没有告诉你，甚至是故意不告诉你，如信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讲自由贸易、比较优势，前提就是西方国家先行实现工业化[55]而发展起来了，在自由贸易中处于强势地位。笔者认为，西方经济学由于以服务于垄断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为目的，主张私有制而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永久存在为前提，以由此形成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显然会遇到困惑，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中国之谜”的问题也就成为必然。
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要有整体历史观和注重引入非经济因素和视角。吴承明认为，整体历史观应作为思想方法，即力戒孤立地看待经济问题，要考虑到非经济因素的作用，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56]许涤新指出要把人纳入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他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总序》中提出，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没法不同资产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发生关系。马克思多次指出：商品、资本本来是在物的掩盖下的人的关系。从司马迁起，写人物就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但近代史学，尤其是经济史，似乎丢掉了这个优良传统；一个时期，甚至讳言人物，以免遭受为资本家“树碑立传”之祸。我们打算改变一下风气。当然，我们不是为写人而写人，“这里涉及到的人，[57]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限于篇幅，只能是某个经济范畴的代表[58]人物，又只能是少数几个经济范畴的代表人物。陈争平指出，经济史研究要有“人”，可以说是吴承明、汪敬虞等前辈学者的一个重要治学理念。汪敬虞深入“人”的精神层面，曾专题研究近代中国人的产业革命精神。笔者认为，经济史要研究“人”，大致可包括研究“人物”、“人心和人文”（思想、文化等）、“人群”（包括企业、工商[59]社团等）、“人口”、“人力”（包括劳动、人力资本）等方面。吴承明指出，非经济因素中最大的是政府和文化两项。就中国封建政府而论，它在促进经济稳定和发展上，效率要高于同时代的西方政府。在[60]阻碍经济现代化中，中国政府也远大于西方。诺斯的新制度学派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但他注意到了非经济因素，把国家论和意识形态引进经济史。这实际是中国史学传统，中国历史上是强政府，讲义利论，不过，诺斯说他是取法马克思。总之，学习年鉴学派和新制度学派给笔者很大启发。至少，经济史不能只就经济论经济，还要[61]研究社会结构、制度、思想。董志凯说，吴承明对经济史研究与历史研究方法做出全面剖析后指出，经济史研究有历史条件、经济运[62]行、制度、社会与思想文化等5个层次。武力认为，经济史研究要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考虑非经济因素，如对三线建设仅从经济视角是很难研究清楚的，需要综合考虑国际环境和国家安全等问题。[63]李伯重认为，近年来经济史学所遇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经济学自身。只有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学才能更好地发展。而在此方面，经济史学大有可为，因为它能够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中国有长达两千年的“食货学”传统，这是中国的经济史学的本土源头。“食货学”对社会问题有强烈的关注，旨在从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制度方面为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其内容包括田制、物产、水利、户口、赋税、货币、财政、漕运、仓储、乡党（乡村社会组织）等各方面。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学术资源，也使中国的经济史学能够在社会经济史方向的发展中走得更远。如果我们改进了经济史研究，那么就能够推进经济学的进步，而经济[64]学的进步，对于改进经济史学的话语体系又至关重要。
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和不断完善的历程为主线，对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科学解释和理论概括。《经济科学学科辞典》说，马克思、恩格斯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经济史的指导原则，使经济史学成为一门科学，并为后来研究经济史的人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和科学[65]的研究方法。李根蟠指出，在中国经济史学孕育和诞生时期，曾经面临各种各样的思潮和理论，但是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那样对它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决定了它十分重视经济史研究，同时又给这种研究提供最锐利的理论武器。中国经济史学的诞生适逢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时，应该说是中国经济史学之幸。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但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且它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66]理论，也引导人们去关注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发展的历史。孙圣民、徐晓曼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较早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互动的制度变迁框架，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和社[67]会发展史，这种研究范式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史研究。林岗认为，在《资本论》的宏大的理论体系的展开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个根本的方法论原则，具体化为经济学分析的一系列规范：①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②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③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人的经济行为；④依据经济关系[68]来理解政治和法律的制度以及道德规范。李义平指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旨在揭示更深层次的问题。一是通过物的关系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二是[69]揭示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董志凯在《读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导，经济史研究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中去探索规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无疑要遵循这一总的指[70]导原则。2003年7月1日，胡锦涛在“三个代表”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坚持从社会物质生产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解释世界，把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前进最活跃、最革命的力量，认为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71]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尊重历史，要有整体历史观，不搞历史虚无主义，避免研究的碎片化，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进步的方法，不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研究范式，基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展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形成和不断完善历程，以及经济发展成就和经验研究，以科学解释“中国之谜”和更好地服务于当今乃至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
[1] 魏永理：《中国近代经济史纲》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绪论”，第1、6页。
[2] 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参考讲义》，人民出版社，1986，第28页。
[3] 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参考讲义》，人民出版社，1986，第33页。
[4] 李伯重：《中国经济史学的话语体系》，《中华读书报》2011年4月6日。
[5] 李根蟠：《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河北学刊》2002年第3期。
[6] 中南财经大学编《经济科学学科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第343页。
[7] 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史辞典》，湖北辞书出版社，1990，第1页。
[8] 吴承明：《研究经济史的一些体会》，《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9]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0] 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丛书〉总序》，参见方行《清代经济论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第1页。
[11] 虞和平2005年6月13日为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同学所做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
[12] 李伯重：《中国经济史学的话语体系》，《中华读书报》2011年4月6日。
[13] 陈振汉：《步履集：陈振汉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3页。
[14] 赵德馨：《经济史学概论文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第49页。
[15] 中南财经大学编《经济科学学科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第343页。
[16] 〔苏〕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l卷，中国人民大学翻译室译，人民出版社，1959，第5页。
[17] 〔苏〕琼图洛夫：《外国经济史》，孟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第4页。
[18] 虞和平2005年6月13日为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同学所做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
[19] 董志凯：《读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 5期。
[20] 董志凯、武力：《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10月25日。
[21] 武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和成果》，《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 7期。
[22] 李伯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国际视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23] 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史辞典》，湖北辞书出版社，1990，第1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42页。
[25] 许涤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总序》，载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7，第10～11页。
[26] 孙健：《国民经济史的对象、方法和任务》，《经济研究》1957年第2期。
[27] 李运元：《试论国民经济的研究对象》，《经济研究》1957年第6期；邵敬勋：《国民经济史的对象任务和方法》，《东北人民大学人文学科学报》1957年第4期。
[28] 赵德馨：《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学术月刊》1960年第4期。
[29] 赵德馨：《经济史学概论文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第10页。
[30] 李伯重：《中国经济史学的话语体系》，《中华读书报》2011年4月6日。
[31] 陈振汉：《步履集：陈振汉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31页。
[32] 傅筑夫：《进一步加强经济史研究》，《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
[33] 魏永理：《中国近代经济史纲》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绪论”，第3～4页。
[34] 李伯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国际视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349页。
[36] 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丛书〉总序》，参见方行《清代经济论稿》，第1页。
[37] 虞和平在2013年2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编写提纲研讨会”上的发言。
[38] 虞和平2005年6月13日为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同学所做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
[39] 董志凯在2013年2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编写提纲研讨会”上的发言。
[40]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9页。
[41] 李伯重：《中国经济史学的话语体系》，《中华读书报》2011年4月6日。
[42] 李根蟠：《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河北学刊》2002年第3期。
[43] 吴易风：《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00页。
[45] 李义平：《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研究的优势比较——基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学术研究》2013年第1期。
[46] 董志凯在2013年2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编写提纲研讨会”上的发言。
[47] 武国友在2013年2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编写提纲研讨会”上的发言。
[48] 萧国亮在2013年2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编写提纲研讨会”上的发言。
[49] 中央电视台《国情备忘录》项目组：《国情备忘录》，万卷出版公司，2010，第8～9页。
[50]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51] 隋福民：《创新与融合——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及对中国的影响（1957～2004）》，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第300～301页。
[52] 陈争平：《中国经济史探索：陈争平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第220页。
[53] 许涤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总序》，载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7，第14～15页。
[54] 中南财经大学编《经济科学学科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第345页。
[55] 武力在2013年3月7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联合召开的“2013年度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研究动态与前沿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
[56] 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2页。
[58] 许涤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总序》，载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7，第12～13页。
[59] 陈争平：《中国经济史探索：陈争平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第223页。
[60]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61] 吴承明：《研究经济史的一些体会》，《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62] 董志凯：《洞晓与践行“包容”理念的睿智大师——缅怀吴承明先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2期。
[63] 武力在2013年3月7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联合召开的“2013年度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研究动态与前沿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
[64] 李伯重：《中国经济史学的话语体系》，《中华读书报》2011年4月6日。
[65] 中南财经大学编《经济科学学科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第345页。
[66] 李根蟠：《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河北学刊》2002年第3期。
[67] 孙圣民、徐晓曼：《经济史中制度变迁研究三种范式的比较分析》，《文史哲》2008年第 5期。
[68] 林岗：《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方法和分析范式》，《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6期。
[69] 李义平：《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研究的优势比较——基于当代中国比较经济问题的分析》，《学术研究》2013年第1期。
[70] 董志凯：《读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5期。
[71] 《人民日报》2003年7月2日。
史料整理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
刘文远（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摘要：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史坛出现偏重史料整理的突出现象，标志着中国经济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多以史料考据派名之，实则重视史料，是一代学者共有的学术风格。作为中国经济史学的奠基者，他们极大地扩展了经济史的资料范围，在对史料进行有组织的全面整理过程中，同时重视理论方法的科学指导，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
关键词：史料 整理 经济史
关于中国经济史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学术史，很多学者进行过探讨。近年来，随着对“食货派”研究的逐渐深入，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也梳理得更加清晰，很多重要问题已基本形成共识，本已毋庸赘言。本文所要讨论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史坛重视史料整理的突出现象。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对其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没有史料，历史研究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史学作为一个学科也将不复存在，作为史学分支的经济史当然亦莫能外。经过搜讨相关资料，我们发现，20世纪30年代以后专重史料整理的现象，既不是“食货派”的专利，也不是哪个权威学者独有的治学特点，而是那一代学者所共有的一个学术风格。因此，对这一现象，似应放在经济史学科形成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以求得到更深刻的认识。本文试从史料整理的背景、史料范围的扩大、史料整理的组织化及整理方法的科学化等方面加以说明。一 学科意识兴起与整理史料任务的提出
关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史学到底起源于何时，即使是在20世纪上半期，人们的认识也不一致。当时学者多将时间限定在20年代以后，如秦佩珩就把1920年胡适与胡汉民等关于井田问题的讨[1]论，视为“开中国经济史研究之端”。李方晨也认为中国注意经济[2]史研究，是在唯物史观传入以后。当代学者经过深入研究，将中国经济史学科产生时间大大提前。如赵德馨认为，1904年梁启超所著[3]《中国国债史》一书的问世，是中国经济史学出现的标志。这一观点目前已被很多学者接受或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虽然也有[4]个别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论著出现，大学设置了经济史课程，重要的西方论著开始翻译引进，甚至经济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也已有人提及，但从总体来看，这时经济史学尚未引起更多学者关注，著述多为[5]适应民国成立后建立各种制度与机构的需要而零星产生，学者对经济史作为一个学科尚未有强烈的自觉意识，史料的收集整理也未成风气。因此，李伯重将1904～1931年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归纳[6]为“萌芽阶段”，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
将整理史料作为经济史研究的先导和基础工作提到日程上来，还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也就是李伯重所说的中国经济史学“形成阶段”。其主要背景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所发生的“社会史论战”。这次纠结着意识形态角逐、政治交锋的学术讨论，尽管冠以“社会史”之名，实际上讨论的主要是经济史问题。其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使“经济史”为世人所知，使之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争论的氛围中脱颖而出。特别是随着争论的白热化，一些学者认识到“社会史实是范围太泛的东西”，其根底应该是经济史，“所以与其说中国社会史已为新时代人们所注重，不如说中国经济史已为新时[7]代人们所注重”。
在此情况下，学者们的经济史学科意识逐渐增强，开创经济史学成为当时热议的话题。汤象龙把当时的经济史领域比喻成一块土质肥沃的巨大荒地，从事经济史研究，就如农夫开垦，也如战士防守阵线。在他看来，积极开展经济史研究，是“学术的‘国难’时节”的自强行动，“不然，若干年后眼看别人要来代庖，那时就未免太羞人[8]了”。傅筑夫也说，当时着手研究中国经济史，“几乎还是一种‘筚[9]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创工作”。即使数年之后，学者仍认为“中外学者，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年限尚短，故至今尚在草创时期”[10][11]，“中国经济史之科学的研究，在今日尚为草创时期”，“中国经济史之研究为新兴的历史部门，正方兴未艾，尚未成为科学，今日[12]从事于此，异日可能独树一帜，成为专业”。这种对学科开创的明确意识，就表明与萌芽阶段的零星研究有了根本的区别。在这一意识的指引下，有针对性的基础性工作也被提上日程，而其中“最要紧[13]的条件便是资料”。
尽管收集整理材料，“无论何种学术，在最初的研究过程中都有[14]这样的趋势”，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起步，对此有更加强烈的需求。当时学者对治中国经济史之难感同身受，其难就在资料。傅筑夫说，“一切学科的开创都是困难的，而以研究中国经济史为尤甚”，而最大之困难，“是材料之不容易搜集”，因此“研究的第一步，非[15]从史料的搜集与编订上下手不可”。汤象龙也认为，经济史资料[16]“向来是异常缺乏的，在我们中国尤其如此”，国外学者研究经济史，在收集整理资料方面已下过苦工，中国学者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收集资料，如果不做这种工作，“中国经济史将来永远是没有写成的[17]日子”。黄序鹓也感慨“治中国经济史比治外国经济史难，且比治其他经济学皆难”，其难点，在于中国历史数千载，无一系统之载记。[18]潘源来亦称“治经济学难，治一般经济史难，而治中国经济史尤难”，因为“治中国经济史，因中国史书汗牛充栋，从无人加以科学之整理，欲于其中以经济学眼光来究其历史发展，势非从头做起，一[19]点一滴累积不可”。研究中国经济史难在史料，因此，将整理资料作为前提和入手之方，就成了当时学术界的共识。这也就不难理解[20]20世纪30年代两个最重要的经济史研究团体“北平社会调查所”和“食货派”都把整理史料列为首要任务。
在1932年11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创刊号中，汤象龙就指出：“本所自开始工作以来，无论研究任何问题，时时感到经济史的研究的不可少，于是便注意于经济史料，尤其是近代经济史料的搜集。”作为我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该刊开宗明义，[21]强调收集整理经济史资料尤其是可计量资料的重要性，集中刊登经济史学者在整理史料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同时还辟有《史料参考》[22]专栏，“登载各种与前面论著有关而为外间未曾发表的史料”。稍后出版的第2卷第1期中，进一步明确宗旨是“讨论中国近代各种经济问题及现象，并介绍各种重要经济史料书籍”，并将原始资料加客观方法进行研究视为“中国学术界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创举”。“食货派”重视整理史料，直接原因应该说是为反思“社会史论战”中空疏之弊，当然这也是经济史研究趋于规范的表现。在愈来愈激烈的“社会史论战”中，“搜集史料知识的薄弱，鉴别史料技术的[23]幼稚”等弱点也暴露无遗，引起了强烈的批评。傅筑夫对此做过非常深刻的分析：“辩难论战的文字虽然可以‘充栋’‘汗牛’，然而究其实都是些猜谜式的曲解……从学术的观点上看来，不能认为是研[24]究……第一步之搜集史料与鉴别史料的工夫，是非下可的。”不少论战的参加者也开始注意到整理史料的迫切需要。王礼锡曾计划出版一批《中国经济史料》，把《汉书·食货志》和《史记·货殖列传》合起来刊印。胡秋原提议大家仔细看看二十四史的《食货志》和《三通》等有关古代经济的书籍，再进行讨论。
论战的主将陶希圣是较早转变的一个。针对论战中出现的证据不足以谩骂补足的现象，他建议将骂人的功夫移到中国史料上。在1933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史丛书刊行缘起》一文中，他甚至提出：“宁可用十倍的劳力在中国史料里去找一点一滴的木材，不愿用半分[25]的工夫去翻译欧洲史学家的半句字来，在沙上建立堂皇的楼阁。”此后，他的这种认识越来越强烈：“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论文渐注重到史料，几年来论战，没有结果，便是由于史料的缺乏……我提出这样的两句话：‘一分见解，一分材料；一分材料，一分见解’。”[26]1934年12月1日的《食货》创刊号中，陶希圣重申了这一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而该刊出版的意思是，“在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正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大家可以[27]互相指点，切实讨论，并且进一步可以分工进行”。《食货》杂志宗旨发表后，很多学者做出积极响应。1935年2月出版的第1卷第5期中，发表了汤象龙、吴景超和陈啸江的呼应文章。汤象龙对《食货》专重史料的宗旨表示赞同，并指出“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非大家努力，一点一滴的搜集整理，切实的互相指点，恐怕是难有真的面目发现的”，认为“我们目前的责任最要的仍是搜集资料。这种搜集资料的工作虽是一种不成名不讨好的事业，可是我们不做这种工作，中国经济史将来永远是没有写成的日子”，为了做好这项基础工作，即使付出三十年的努力也是应该的，甚至强调，在这项[28]工作做好之前，“不妨客气将写书的工作留待我们后辈”。吴景超在《近代都市的研究法》一文中赞同陶希圣关于整理地方志中的经济[29]史资料的提议，还补充了读地方志所应注意的方法。陈啸江的文章则针对《食货》提出整理二十四史中经济史料的建议而发，就如何[30]分类提出了具体的建议。类似的呼应之后还有很多，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或提出质疑，或提出改善的建议。如高耘晖认为，中国史料太多，如果研究的范围太大，忽略必多，反不如限定较小范围，分工[31]合作。
无论是作为专业经济史学者的汤象龙、傅筑夫，还是作为“社会史论战”主将的陶希圣，他们先后发出重视史料整理的呼吁，代表着经济史研究开始了“从热烈到冷静，变空疏为笃实”的重要转变。[32]尤其是《食货》杂志的创刊，屡次强调“所自定的任务，是重在[33]搜求史料”，将史料整理列为经济史研究的首要任务。这种似乎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此后中国经济[34]史研究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嵇文甫称之为“搜讨时期”，“材料的[35]整理及方法的讨论”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潮”，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经济史学科进入了正式的学科形成阶段。二 经济史资料范围的扩展
中国经济史学的开创者，一方面会为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感到自豪，因为“就历史资料的丰富看，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向我们甘[36]拜下风”；而另一方面，却又面临着经济史资料的极端缺乏的现实困境。究其原因，其一，“或者是以先的人对于经济事实或经济现象不加注意，没有记载；或者有记载而人们不认识他的价值，未能保[37]存”。因此“经济生活的实在情形，既都不见于载籍，而年远代湮，实物实迹的证据又湮没不存”。其二，是史料太散漫，系统的关于社[38]会生活及经济生活的记载非常缺乏，“材料散著群籍”，“要从浩如烟海的点鬼簿中去搜集各时代的经济生活的资料，那简直比沙里淘金还难”。虽然艰难，但不能越过，因为“如果越过这一段奠基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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