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成都市档案局（馆） 编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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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诊百草藏成都——民国时期成都中医药档案图集选试读：
前言
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中医是我国特有的原创性医学，与中华民族历史一样悠久。千百年来，中医遵循传统的“望闻问切”四诊方法，为华夏儿女解痼除疾，使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生生不息、繁衍壮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中医和中药也越来越被世界所接受和认可。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因发现和提取中药成分青蒿素，挽救了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2015年10月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成都中医事业底蕴深厚，源远流长。近年在本市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发掘出失传已久的扁鹊医书和用于针灸的人体经穴髹漆人像就是明证。清末民初以来，成都的王朴诚、黄济川、沈绍九、童辉之、谢铨镕、马雨农、卓雨农、滕汝伯等名医不断涌现，他们既是名医更是成都百姓的一剂“安心药”。从医人员的执业资格和水平直接关系到百姓的健康，对医士的管理在清末就纳入了警察局的职责范围。从中医考试到执照的颁发、审核，从医馆开业到行业组织管理，都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推动了成都中医发展步入正轨。“天下有九福，药福在成都”。成都为四川省会，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川西的交通枢纽，自然成为药材加工和贸易的集散地，甘孜、阿坝、凉山等地的珍贵药材都是通过成都转运的。宋代词人张仲殊感慨道：“成都好，药市宴悠闲。”清代以来，成都已然成为中成药店荟萃之地，人们熟知的有陈同仁堂、萧长兴药铺、萧集翰堂及以“渴龙奔江丹”而享有盛名的庚鼎药房等等。但也有一些药铺为谋取利益不惜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甚至还大肆宣扬、到处做广告。民国相关部门为此专门制定了相关的制度，对药铺执照、药店职责、广告范围、庸医伪药的处罚等都做出明确规定，将成都中药市场纳入规范管理。
当时西方实证科学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成果对看似“虚无缥缈、似是而非”的中医经络气血理论造成巨大冲击，加之部分当权者和西医崇拜者对中医“以经验为主，以师徒相传”运作模式的攻击和贬斥，使“废止中医”的声音一度甚嚣尘上。民国中医药深陷举步维艰、难以为继的尴尬境地。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境况中，成都中医界的有识之士既坚守故知，又开启新风，开办中医学校、创办中医刊物，使中医事业在艰难岁月中仍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在成都市档案馆馆藏的数万卷民国档案中，有大量关于成都中医药发展历史的档案记录。内容涉及民国时期医士和医馆的管理、药商和中药的管理、中医行业组织、中医教育和中医防疫等。这些珍贵的档案史料客观真实地记录了中医药在成都的曲折发展历程，多角度地展示了成都中医药的历史风貌。
作为新时期的档案人，我们深感有责任和义务将这些尘封百年的珍贵史料发掘整理，以展现成都深厚的中医药文化。
2014年，成都市档案馆正式申请立项编撰此书。考虑到馆藏的这部分档案多是政府公函，且多为手写繁体字，大部分读者会有阅读障碍，编者摒弃了传统的档案资料汇编形式，从非医学专业的角度来解读这些档案，讲述档案背后的人物、趣事、历史背景等，旨在传播中医药文化的同时，普及一些档案知识，加深读者对档案的认知。
此书从立项到完成，历时一年多，编者从数万卷档案资料和文献中挖掘、整理、遴选出档案图片一百五十余幅以飨读者，力求为有兴趣的读者提供研究中医药文化的线索，但由于编者水平和专业知识有限，难免有疏漏之处，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编者2015年10月第一章从医资质管理
人类渴望健康、远离疾病，但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可能抗拒“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医生行当也就应运而生。“医虽小道，可见时势。”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视角，医学发展反映着社会文明进步程度。中医近代百年从混乱无序到规范管理、从自由从业到凭证行医、从师传家授到兴办医校，这一点一滴的变化最终汇聚成中医发展的大趋势。“相约携手北城上，归来灯火已阑珊”，这首《竹枝词》形象地描绘了成都人“游百病”的习俗。“游百病”既是热闹习俗，更表现了成都人登高避灾、消除疾病的渴望。但“游百病”游得出热闹，却游不掉疾病，因此走街串巷的“草药担子”、药铺坐诊号脉的“中医名家”、自己开店行医的“成功人士”乃至皇城坝上大肆鼓吹的“行善高手”都有大量光顾者。
如此诱人的行业，自然吸引了不少的从业者。据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四川省政府出版的《四川省概况》记：“中医普遍于全省各市县及乡镇，成都方面有千余人。”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四川省卫生处统计的《四川省各县市医事开业人员及中西药商统计表》中也明确记载成都有中医八百六十八人。成都中医不仅从业者众多，而且从业者的种类较多，大致可分为工余自学，以度晚境者；读书不成，迫而学医者；家传师授，幼而学、壮而行者；先学抓药，逐渐知医而行医者；在善堂送医成名者这五类。面对如此庞大且良莠不齐的从业队伍，成都市政府、四川及成都警察部门、成都市社会局以及1939年成立的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后改组为四川省卫生处）先后出台了许多医政管理法规，包括承办医馆规则，医士注册、从业规则，医士应守条例、规则、开方要求等，力求将中医管理纳入正常轨道。一、从医人员的管理1919年四川省会警察厅颁发的《取缔医士规则》[1]
为保障患者生命安全，1919年四川省会警察厅颁发了《取缔医士规则》。该规则并非不准医士行医，而是有关行医的禁止事项。规则不仅规定了行医资格，而且还特别明确了医士不准额外索取轿金、不准拒绝患者请求、公家医士不准受他人脉礼等职业要求。1920年四川省会军事警察厅与神州医药总会四川分会关于规范医士开方的来往公函
据史料记载，成都从先秦时期开始，历经了四次大的移民浪潮。随之而来的是各地方言的汇集，这些方言与成都官话互相融合，形成了成都特有的方言。成都方言生动幽默，但如果药方也用方言书写的话就容易造成误解。如档案中有一份成都益善堂医士所开用来外敷或口服的药方，内有“席子”一味。“席子”是指夏天铺的凉席，这也可入药？病者持方抓药时，经药铺徒弟仔细询问才知道方中的“席子”是指蝎子，原来此“席子”是开方者所写“蝎子”的别字。四川省会军事警察厅即以这一典型事例说明医士在开方时用别字或同音字代替、不注明药方的用法等会给患者带来多大的危害，并将此例发函给神州医药总会四川分会，要求医士规范开方。1933年成都市社会局颁发的《成都市社会局中医士注册规则》《成都市社会局中医士注册规则》对中医士注册进行了一系列明确规定：如注册所需资料、免试注册条件、行医规范、处罚和执照办理等。《规则》中特别提到中医士不得滥用吗啡、鸦片等毒物及其他不正当方法治疗，并不得有受人雇请施行堕胎等事情，如果违反会受到法律惩处。由档案可知，民国时期堕胎属于犯罪行为，原因其一是法律的规定——在清末及整个民国时期，堕胎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实施堕胎的医师、药剂师、怀胎的妇女都属于犯罪主体；其二是民国时西方人权观念对民众已有一定影响，许多知识分子、社会人士都认为堕胎属于“杀人”行为，违反了人道主义。但产妇堕胎皆有难言之处，许多人是不得已而为之，由此也产生了许多社会矛盾与医疗事故（由于堕胎是违法的，正规医院或诊所都不会为怀孕者实施堕胎手术，许多孕妇只能找一些不正规的小诊所手术。这些诊所医疗水平、卫生条件都无法得到保障，由此因堕胎产生的医疗事故不在少数）。1934年四川省会公安局发布中西医士注册必须依法登记的谕单
成都市社会局虽对医生行医必须先予注册有明确规定，但仍有不少团体和个体行医者未按规定办理注册。四川省会公安局以谕令的方式发出通告，对注册行医进行了强制规定，维护了病患的利益。另从谕单的落款看，签署者是“局长于”，这是当时规范的行文格式。“于”是指时任局长于渊。于渊生于1895年，?四川省射洪县于家坝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刘湘统一四川后被任命为四川省警察局局长。在任期间，曾为我党做了大量工作。1947年6月2日被捕，1949年12月7日深夜被杀害于成都十二桥。于渊烈士【注释】
[1] 自1903年成都设立警察机构到1949年的四十余年间，其名称经历了警察总局、四川通省警察总局、四川军事巡警总厅、四川省会警察厅、成都市公安局、四川省会警察局等十数次变更，有时甚至还有两个警察机构名称并存的情况，本书中所出现的警察机构均以实际名称加以标注。二、医馆、医院管理1910年四川通省巡警道制定的各路正局附设医馆试办简章
清代以前，中国地方行政实行城乡合治，没有专门的市政管理机构。清末推行新政改革，实行城乡分治，引进西方先进的警察制度，并以此作为最初的城市管理机构。在一段时间内，警察机关起着城市政府的作用。据宣统二年（1910年）《呈详川省各厅州县卫生事宜表示文》记述：“成都、华阳两县城厢，即系省区，所有关于巡警范围内一切卫生事项，均由省区巡警办理。”
我馆馆藏的医馆试办简章详尽记述了医馆的公益性质，对医士的职责、行为规范、医馆秩序以及经费来源都作了明确规定，是本馆馆藏最早的关于医馆管理的档案记录。1934年四川省会公安局制定的《四川省会公安局公私立医院注册规则》
继1932年成都市社会局制定的《公私立医院注册规则》，1934年四川省会公安局再次颁布《四川省会公安局公私立医院注册规则》，规定经营医院者要将医院名称、地址、各项规章、病室区别、病床数及院长姓名等呈报注册，发给开业执照后方得开业。如不符合规则规定，不发营业执照，并且在核发执照时对不符合规定的医院予以取缔。但民国时期政府对医院的管理仍多限于注册登记方面。公私立医院的注册原本属于市公安局（1933年8月改为省会公安局）管辖范围内，1941年成都市卫生事务所成立后，由后者负责全市卫生行政技术事宜。
值得一提的是，医院注册时经营者不仅需要填写各种信息，还需提供建筑物略图、火灾及“其他非常施备”，这是因为民国时期建筑物多为木质结构，极易引发火灾，而医院作为公共建筑物更应注意消防，所以官方要求经营者必须将消防设施考虑进去。三、中医士考试（一）催促报名 问卷试贤1918年四川省会警察厅通令未经考验医生从速报名参加第二次考试的牌告
类似于现代社会公务员考试制度，行医也要求“逢医必考”。医士考核制度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但到了明代考核制度已有名无实，?到清代则更加松动，考核不严以致庸医丛生。清及民国时期，中医整体水平不容乐观，许多医士是传统的师徒相授，并未接受正规医学教育，更有甚者是不知来源的“医家”操持医业，诸如前清通判、县丞、贡生、举人、陆军部学医者、前清医会会员、医药店学徒等等。复杂的来源无疑导致中医整体水平低劣。
鉴于医士水平低下，有庸医误人之忧，晚清有识之士提出以考试甄别优劣的建议。就成都而言，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川警察总局兼理成都卫生行政时期建立考医制度，对成都府暨府辖地区行医者先后实行考试给证。规定考试及格者给予执照，准予挂牌行医；没有执照而行医者，将给予经济制裁。同时规定，在行医过程中因用药不当造成医疗事故致人伤残死亡，或以医疗为名故意致人死亡的，将受到徒刑或死刑制裁。1924年四川省会警察厅令各项医生五日内报名听候考试的牌告
四川省会警察厅关于行医必须参加统一考试早有制度，但仍有一些自由行医者无视规定，无证行医，这对民众健康危害极大。这份档案就是省会警察厅向那些无证行医者发出的告示，限其五日内自赴各区署报名参加定期考试，不要观望自误。1918年四川省会警察厅发布的考取医士的试题
这份1918年的医士考卷共有六题，第一、二题以常见病“虐疫”和“咳嗽”出题，要求考生分析病理，开出药方；第三、四题详细描述两个病症的具体表现，要求考生诊断病情，开出药方并详述理由。除中医考题外，试卷还考了西医和外科试题，可见当时考取医士并非易事，要求考生具备较全面的病理、药学、人体学、经脉穴位知识，能熟练运用中医理论，辨证施治。1924年四川省会警察厅发布的内科、外科、眼科、牙科医士考试题目
成都医士执业考试经历了不断规范和完善的过程。从早期的考题看，没有要求分科考试。考题比较笼统，缺乏专业性和针对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西医的进入，政府对医士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相关档案详列了1924年四川省会警察厅发布的考试题目。内容涉及阐述中医理论、养生之道、病理推论、经络、五官、小儿牙病及西医用药知识等。1925年四川省会警察厅发布的内科、外科、痘科考试题目
牛痘是发生在牛身上的一种传染病，是由牛的天花病毒引起的急性感染。该病毒可通过接触传染给人类，多见于挤奶员、屠宰场工人。患者皮肤上出现丘疹，这些丘疹慢慢发展成水疱、脓疱，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症状。由于牛痘病毒与引起人类天花病的天花病毒具有相同抗原性质，人接种牛痘疫苗后，也可以同时获得抗天花病毒的免疫力。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四川警务公所在成都城区设立牛痘局，以预防天花。民国时期，成都市政公所曾设立种痘传习所，培训百余人。
在1925年的这份医生考试题中，已把痘科作为必考科目。主要是考怎么种痘以及对感染天花病毒者如何治疗。（二）名医答卷一览1914年王朴诚参加四川省会警察厅考验医生医务能力的答卷
王朴诚（1877-1961），四川省成都县人，原名联福，也作王仆诚、王朴臣。早年在药店学习医药，1903年起开业行医，后自己开设荣丰堂药号。其治小儿疾患，善用银翘散以清风热，焦三仙以消导食积，用药平和稳慎，因擅治小儿疾病驰誉成都，被成都百姓誉为“王小儿”（还有另外一位“王小儿”是指成都的国医大师、儿科专家王静安）。
王朴诚从事中医儿科工作六十余年，造诣颇深，主张防重于治。他提倡“三分医药，七分调理”，反对常服药，乱服药。王朴诚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者仁心。对病重而又无钱买药的患者，他总是免费施药诊治，在他创办的荣丰堂，悬挂着许多牌匾，他最喜欢“医非营业”和“药以治病”这两幅。每年春秋两季，他都要免费为群众接种牛痘疫苗，并且在慈惠堂义务坐诊，免费提供药品（慈惠堂在民国由尹昌龄主持事务，主要负责全市救恤事务）。
此外，据档案显示王朴诚居住在西顺城街。“西顺城”，顾名思义即在街道的西边就是城墙，这道城墙就是明代蜀王府外墙的东墙。王朴诚开设的荣丰堂也位于顺城街上。1914年滕汝伯参加四川省会警察厅考验医生医务能力的答卷
据《成都通览》记载，在清末巡警道举办的医生考试中，滕汝伯榜上有名。馆藏档案是滕汝伯1914年再次参加考试的答卷，滕汝伯能连续两次通过考试，说明他虽非赫赫有名但也具有真才实学，并非庸医之辈。
滕汝伯居住的青莲巷因民间传说李白（号“青莲居士”）曾在此居住而得名。另有学者认为此传说不准，得名“青莲巷”是因为清代曾在此处修过青莲庵。1920年洪燧烈参加四川省会军事警察厅中医内科考试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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