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魂的盛宴(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阿根廷）塞萨尔·艾拉著,于施洋译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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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魂的盛宴试读：

鬼魂的盛宴

12月31日上午，帕加尔代夫妇前往何塞·博尼法西奥大街2161号，去看他们名下的住所。房子还在修。陪他们一起去的是巴尔托洛·萨克里斯坦·奥尔梅多，景观设计师，他是被请来给前后两个大阳台布置绿色植物的。沿着堆满施工废料的楼梯一路走上楼房中部，他们的公寓位于四层。整座楼是一层一户的设计，除了帕加尔代夫妇以外，只有六户人家，年末这个上午都来了，来查看工程进度。泥瓦匠在人前忙个不停。十一点左右，楼里更是乱成一团。说实话，按照合同，今天该是这七层住房完工交付的时候，但是现在要往后推了——常有的事。建筑公司的建筑师费利克斯·特略尽力安抚业主们的情绪，爬上爬下得有五十次了。业主们大多也带了人来，不是地毯商来量面积，就是木匠、贴瓷砖工人和软装师。奥尔梅多说着要在阳台上放一排矮棕榈，帕加尔代家的孩子们在没铺地砖、没安门窗的房间里跑来跑去。工人正在装空调。电梯得等放完假了才能用，现在要用电梯井来运建材。楼梯上的栏杆也没装好，女士们踩着高跟鞋爬满是灰土瓦砾的台阶，走得格外小心。地下一层是车库，有斜坡通上人行道，但是也还没铺上特制的防滑路面。地下二层用作杂物间，或者储藏室。七楼顶上还有恒温泳池和游戏厅，从那里可以俯瞰屋顶和街道。门房住的地方和大楼其他部分一样还没完工，但是守夜人劳尔·比尼亚斯一家已经住好几个月了。他是个智利来的泥瓦匠，虽然明显是个大酒鬼，但是还算值得信赖的人。气温不是一般的高。从顶楼探出去很危险，天台四周的防护玻璃还没安。来看房的人都拦着孩子，让他们别往边儿上去。在安好门窗、铺好地板之前，房子确实会显小，这大家都知道，不过其实也能显大。负责三楼装修的建筑师多明戈·弗雷斯诺躁动不安地在这个宽阔的迷宫里踱步，像踩在荒野的沙地上。特略的工作做得不错，至少楼立在地基上，没像冰激凌一样在太阳底下化掉。二楼的住户没来。五楼的房主是卡恩夫妇，年纪挺大了，带着两个年轻的女儿。优秀的装修设计师埃莉达·格拉玛霍正在他们身边，大声报着窗帘的预算。处处都得留神。每个细节展示出来，正好测量所占的空间和该留的富余，所以这个混凝土大笼子长宽高每一毫米都被细细量过了。一位穿紫色裙子的夫人在六、七层之间的楼梯上喘气，其他人没这么费劲，飘上飘下，甚至可以穿过成堆的石材。工期延误并没有让房主们心烦，因为不但交房的时候得付清全款，而且装修置办需要更多的时间。测量房屋延展了人们感觉被压缩的空间，同样也在拉长搬家的进程。再说，一年最后一天收房，实在有点尴尬吧。六楼上，伊图尔维德·桑索家的两个孩子——五岁的多罗特阿和三岁的何塞菲娜，正用穿着凉鞋的小脚丫掀起一阵石灰粉，他们的父母在跟费利克斯·特略和气地聊天。特略跟他们说了声“失陪”，去跟穿紫色衣服的女士打招呼，还陪她走到了上面那层。他们碰上了从公共娱乐室下来的卡恩一家，互相认识了一下。这时候，帕加尔代一家从阳台上探出身来俯视博尼法西奥大街，跟茂盛的法国梧桐一边儿高。尽管还没安护栏，装着高扶手的阳台目前是对孩子最安全的地方。这个上午洋溢着稚气，一切都是孩子们的，童真的世界超越了测量造成的延展，也克服了危险带来的抽缩。现实的宇宙以毫米测量巨大无比，有孩子的地方总要把尺寸折中一点。装潢设计师就是制作微缩世界的工匠。这些买房的有钱人和做这桩赚钱买卖的人都把孩子的舒适放在第一位。要不是因为这些小不点儿，父母们更想住宾馆去。泥瓦匠在他们中间穿梭，打着赤膊，样子很凶悍。富人和穷人、人类和野兽之间是一道时间线，一些人现在所处的地方，过段时间就会被另一些人所占据。31号——抛开其象征意义不谈，生生体现了这一点：穷人也有权幸福（甚至真的可以很幸福，那是另外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了）。钱多钱少，丈量的是用途，尤其是使用者的多元性，而对金钱的占有就像那天上午工地上的会合一样短暂。萨克里斯坦·奥尔梅多想放些植物在室外，弗雷斯诺则建议放在室内，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景观设计师，何况现在到处都算“室外”。等到一切空间都变为“室内”的时候，这栋楼就完工了，变成一个私密的、拥有装甲的小世界，特略会消失不见，就像一朵尘埃之云被流逝的年月吹散，孩子们会在这里长大，至少有那么一段时间。底楼洛佩斯家就有几个年幼的孩子，他们全家正待在方形的后院里，那儿已经铺了地砖，红的。三楼的住户中午才到，是七楼那位紫衣女士的父母，他们把外孙们也带来了。楼里不能有更多孩子了吧。他们每个人都会有一片私人的风景，一片在另一片上面。格拉玛霍女士记了三个小时的笔记，写下各种测量数据。伊图尔维德的妻子说她看到了一个可怕的怪物，很壮，像个摔跤的。那是个圣地亚哥人。从电梯井里升上来一个高空作业的吊篮，小马达拉着，板子上放着水桶。一点钟左右，业主们要走，临时在一楼碰了个头。那里更凉快。从顶楼能看见警察局的天井，就在转角，博诺里诺街上。有位老先生——洛佩斯家请的木匠，已经量了几面墙，好打书橱和衣柜。本来，因为是毛坯房，大家都想按自己的喜好来定制柜子，建筑商给他们推荐了一家木器公司，最后揽下了楼里四户人家的活儿，工厂店，车间直接听设计师指挥。楼下，家长们聊天的时候，几个孩子看着工人把碎砖乱石倒进街上一个漏斗车里面——从一块斜放的木板上把独轮车推上去。木板拦住了人行道，那些从街角超市出来、准备做一顿大餐的主妇们，拉着满满当当的购物车还得从车道上绕，一脸的不乐意。多明戈·弗雷斯诺正在和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年轻建筑师说着话，他们认识，年轻人接了七楼那家的室内设计。他们发觉开始行动的时刻正在迅速逼近啊，虽然整栋楼看着还没修好，不太牢靠，剩了这么多碎碴和开放空间，但是完工指日可待。已经退休的埃莉达·格拉玛霍也是这么想的。其他户主们没太在意，还想着别的事情。他们本来可以看到泥瓦匠消失在空气里，像即便爆炸也没有声音、不留痕迹的气球。电工一点钟准时停工走人了。特略和施工队的工头聊了一会儿，然后一起去查设计图，足足花了一刻钟。布线这种事很快，插座和其他那些一个下午就能弄完。紫衣女士的父母带着小孩上去看顶层的大厅和泳池。泳池已经铺上了小块的天蓝色瓷砖。差不多在门房家“院子”那个位置，一个身材精瘦、穿着简陋的女人正往细绳上挂衣服，她是门房的老婆埃莉萨·比库尼亚。看房的人们抬眼望那个形状怪异不规则的水池（给楼戴了个冠），旁边是维持全楼电视画面的卫星信号接收器。接收器的金属边缘锋利得连鸟都不敢停，却有三个人坐在那里，一丝不挂，脸朝着正午的太阳。当然了，没人看见他们。四楼，帕加尔代夫妇一边听着萨克里斯坦·奥尔梅多的解说，一边翻看一个长方形的大文件夹。孩子们也想发表意见。通常，他们只是想要从阳台往下看，不管哪儿的孩子，都热衷于体验不同的高度。就算是从一栋楼的四层搬到另一栋楼的四层，那也不一样。从高处看到的景象是不同的。关于他们所在的地方，孩子们总能产生一些奇怪的想法，有时候毫无逻辑。他们又在房间里乱跑起来，地面还只是水泥。光照亮了最远的角落，使得他们好像在高处分割成块的草原上。经过辞旧迎新的庆贺、祝福，以及“相信各位会在新家里幸福美满”之后，费利克斯·特略跟其中一家人告辞。他掐得很准。

对“幸福”，楼里的住户自有预期，眼看它包裹在一种拖延中，事物发展的缓慢速度中，也感到幸福。总之，他们相信事情不会按原计划发生，也就是说，不会很快发生。他们情愿事情在一个缓坡上演进，从交首付的时候就情愿这样，那都是一年以前的事了，现在干吗要变呢？只是因为一年到头了吗？是啊，他们知道，确实要有点变化，但等到最后一刻吧，不要占用中间的时刻，别是今天，别是明天，也别是提前限定的任何一天；在事情发生的频谱里，就像在感官的波谱里，有一道门槛，这道门槛在它在的地方，不在别的地方；他们等的是“年”，不是“年末”。不用说，这有道理，胜过一切事、一切人，甚至“道理”本身。

这一年和这一刻的统一，就像这座楼的所有权一样。每个人都是自家公寓、车库、储藏间的主人，但也仅此而已，这是他们唯一能卖的东西。然而同时，他们又是整栋建筑的主人，这就是水平财产权的关键所在。

街上，漏斗车上的一角，一个泥瓦匠站着不动，手里提个空桶。这个小伙子叫胡安·何塞·马丁内斯，正出神地看街角那儿发生了什么。无论是那个街角还是他，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普普通通，完全可以一眼带过。好几个人看他，只是因为他站得高，因为那种想要一个人站在高处的孩子般的热情（毕竟他还很年轻）。他一动不动地看着街角。唯一特别的就是他那“静止”，哪怕只有片刻，他可是个正在干活的人啊。他好像阻止了运动，但又没有停下来，因为在这些瞬间里他还挣着工资，就像大师雕塑的作品，静止不动，不断升值。这是一种确认，确认一切都荒谬轻浮。看着他的那些人，和看着远处的他一样出神，大家都明白，为了今后片刻的发梦，他们正在接收一种对永恒、对承诺所在的彼岸的诗意思考。

最麻烦的是他们撒谎，费利克斯·特略说着，脸上带着解除一切担忧的粲然笑意。建筑师的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正常，听人说撒谎的时候，大家都会格外小心。特略说的是那些泥瓦匠，也泛指所有无产阶级。他们撒谎，撒谎，撒谎，甚至说实话的时候也在撒谎。大家用力点头，表示同意。费利克斯·特略出身中产阶级，从他职业生涯的某一刻开始，他就几乎专门和这两个天壤之别的阶层打交道：在他设计精良的楼里买房的有钱人，和造房子的穷泥瓦匠。他发现这两个阶层在不少地方都很相像，尤其在钱的问题上都毫不客气。在这方面，他们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太穷的人，太富的人，都觉得设法从跟前的人那儿获取最大利益是件很正常的事，而中产阶级则有所顾虑。特略太明白这种顾虑了，因为这正是他的心结，要在能取得的最大值和需取的正当值之间留出量来，这种“缓冲”，鬼头鬼脑的礼貌，其他两个阶层是不会知道的，完全不懂，也从来没有想过。特略跟这两个阶层打了很多交道，而且他脑子活、能适应（这两点可不一样），早已掌握了有效的驾驭方式。他从双方互相设下的完美陷阱中获利，一旦确保了体面的生活，唯一的追求就是平静。只有一件事让他吃惊：自己以一种呆呆的表情跟他们讲述相互之间的真事的时候，他们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困惑。好比他最喜欢的小说《小酒店》里的情节，主人公绮尔维丝对顾奢一家“不再偿还一个铜子了，仅仅在洗衣的账内扣除”，过了一阵，甚至开始向他们讨要工资。这真是给资产阶级读者的当头一棒！这么善良、诚实、勤劳的女人怎么会欠钱不还呢？啊，是吗？要是她不过是受到道德的约束，又凭什么还钱呢？那她就不客气一下吗？不，根本用不着客气，她没什么钱，丈夫是个酒鬼，还有好多别的烦心事。左拉多有才啊！（但是特略这么说，双手交叉、抬眼看天、心里暗说“连我都想不到”的时候，无意中坦白了一个事实：漂亮瘸腿熨衣女工的行为让资产阶级们很恼火，而他要比他们更资产阶级五万倍。）

那些在这里买房的夫妻，除了最老的和最小的以外都是二婚，或者说，不愿再变动的婚姻关系，所以买下舒服宜居的房子打算长年定居。这是特略的风格，幼稚又居家的现实主义特色，另外一方面，一笔好生意。

专心听特略说话的一撮人，几对二婚夫妇，对于幸福有着共同的规划。他们中间挤进了两个家伙，赤身裸体，皮肤沾满石灰粉，也在听特略讲话，但只是为了能一直狂笑下去才听。那声音与其说是笑，倒不如说是恐怖的号叫，声音透着夸张的讥讽。大家听不到也看不到他们，谈话以礼貌舒缓的节奏继续进行。两个家伙叫得越发起劲，像在互相较量。他们身上脏兮兮的，就像泥瓦匠，体格也是那种：五短身材，精悍结实，手掌粗糙，双脚很小，脚趾分得很开，野人似的。他们表现得像没教养的孩子，但确实都长大了。一个泥瓦匠拎着一桶废料走向漏斗车的跳板，恰好从他们身边经过。他伸出那只空着的手，迅速抓住了其中一个的阴茎，扯着它继续走。那家伙被拉长到两米、三米、五米、十米，直到人行道上。松手的时候，它发出奇怪的和声弹回原位，回荡在没抹灰的地砖、没铺大理石的楼梯间和没装电梯的电梯井，像日本筝最低沉的弦。两个鬼魂加倍狂笑，声音前所未有地大，伴着特略说：电工撒谎、油漆工撒谎、水管工撒谎。

一辆满载空心砖的卡车倒着开进底楼的门厅，看房团已经走了。放半天假还来运砖，这让特略很吃惊。他跟对方解释说这是最后一批做隔断的空心砖了，还有心思开玩笑：要是有人想在最后关头改布局，要么现在说，要么这辈子也别说了。快完事了，他不会让大家操心的，或者说这是为了住得舒服来的最后一次。可对于泥瓦匠来说，这就是个不怎么舒服的意外了：得去卸砖，这半天又延长了。他们赶紧排成传砖的队形。两个鬼飘到一个圆形四分的电子钟上面，钟就挂在电梯门上方的水泥梁上。他俩头朝下，太阳穴靠在一起，一个垂直，一个偏开五十度，就像指示11点50的两根指针。那会儿并不是11点50，1点过了。为了不妨碍工人干活，也为了顺便给晚来的人看看游戏厅和泳池——这座楼的亮点，特略提议去楼上。那些不上楼的人就从这儿道别了。楼顶热得烤人，大家一上去就点评这泳池很有用。上方的金属架需要解释一下：晒台会装电动玻璃幕墙，加装独立锅炉，通过这些散热片给泳池供暖，毕竟冬天比夏天用得多，夏天大家都去浴场了。要装的玻璃数量不小，采光顶棚，还有差不多一圈玻璃护栏（朝南临街的那条边不用，那儿设计的是更衣室、厕所和门房的住处）。都是钢化玻璃，纯净的石英主料，已经采购好，成箱堆放在地下室。装玻璃基本得在最后。人们走到边上看风景，虽然不是真正的全景——毕竟只有八层楼，但视野已经很开阔了，能看到几百米外阿尔韦迪大街上成片的楼房外墙（那条街上的交通就像一场疯狂的赛跑），一大片房子和栽着树的庭院，还能看到远处零零散散的几座高楼。浩瀚天穹，夏日午间的钴蓝色。除了清晨，太阳在泳池上随时可见。他们发现几个孩子正往这边盯着看，顺便聊起了看门人和他的家庭。听说那守夜的好喝酒，但是不用担心，警察局就在附近，从这儿都能看到，保证施工阶段不会失窃，醉酒大意也没有问题。这家人过几个礼拜就走了，智利来的，你们知道吗？没错，看着像，智利人不一样，个子小一些，更严肃，更整洁。不止呢，特略说，他们是正经人，勤快，干起活来谁都比不上。劳尔·比尼亚斯经常和他亲戚（当然也是智利人）喝得大醉，有几个也在这里打过短工。所有这些人，还有其他人，很快就要消失了，永远消失不见。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一年，这事让业主们有点恍惚——正式入住之前居然必须有人先住过，甚至能想象待在这里的幸福，即使短暂，即使边缘。头几个月，楼房主体框架刚刚立起来的时候，守夜人一家住在一层，条件非常简陋，墙壁都是用纸板搭的，之后才搬到顶层。顶层比较诗意，确实，可也得承认，他们冬天经历过刺骨的寒冷，现在又在高处熬着。当然，这对劳尔·比尼亚斯来说不算什么。很明显，他们也撒了谎，比如不是合法居民，没有工作许可，后果就是给他们的报酬很低，但是因为货币不同，对他们来说也相当不错了。他们似乎已经找好了下家，甚至还得求他们再等几个礼拜，免得这么短时间重新换人。“他们比我们幸福。”洛佩斯太太说，想来，至少他们更在意幸福这件事。

与此同时，四楼的地毯商，一位矮胖的先生，正最后一遍核对记录。他来来回回，不时重新测量，好确认之前没出错；每次看完刻度，他专业地一松一抖，金属卷尺就飞快地缩回去，发出“嚓”的一声。从头到尾，所有数据准确无误。只要需要，他连天花板都能给铺上地毯。下楼之前，他从阳台上探出头，看那辆黄色三菱小卡车是不是还停在那儿。正好楼下也探出大卡车的车头，工人正从车上卸砖。

工人们有点着急，一行不够，排成两行，八个人一起卸砖：车斗上两人把空心砖三块三块地取出来扔给下面的人，下面两个接住传给另外两个，那两个又传给最后两个靠墙码好。砖块每次空中腾跃都跟前次一模一样，哪怕稍稍分离，又会在抓住它们的手里重新靠紧，发出响板一样的声音。闲着没事的人常常入迷地看他们干这个，在对面的人行道上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但现在唯一的观众是一个四五岁、金头发的胖小子，他从卡车的一侧走进来，欣赏了几分钟这个高度同步的工作，又朝正在一列工人里接砖的劳尔·比尼亚斯走去。他问：先生，小朋友没在吗？比尼亚斯误了饭点儿正烦着呢，看都没看他一眼，一副不理人的样子，但还是在烟雾中（他在三块三块地接抛砖头的时候还抽上了烟）对他甩了一个音节：没。胖小子不甘心：在楼上吗？又是一阵沉默，砖块在空中来来去去。他又问：啊？最后，比尼亚斯对他说：何塞·玛利亚，你赶紧找他妈生你那婊子去。工人们哄然大笑。何塞·玛利亚被骂了这一句，退到旁边安静地看，很没面子，但是又高兴别人叫了他的名字，何况“运砖行动”确实很吸引他。他家午饭吃得晚，没什么可急的，可以等住在街角的奶奶找他回去。老太太嗓门很大，她的喊声让街坊们都知道了这孩子叫什么。这时他突然在屋子尽头看见一个裸体、满身白石灰的东西，吓得飞快地跑掉了。车斗上捡砖汗流如注的圣地亚哥胖子来了句：什么毛病？大家又笑起来，一方面因为他的口音，另一方面只是想多笑一会儿。笑得有点机械，注意力还在手上，得专心啊，赶紧干完了事。

不远处，劳尔·比尼亚斯的外甥，智利小伙子阿韦尔·雷耶斯，正在街角超市里采购工人的午饭。和平常一样，仅限于一些最简单应急的食材：肉、面包、水果。作为一个很年轻的年轻人，他不想用小推车，可又没拿袋子，只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抱着。其实他都算不上年轻人，几乎是个孩子，十五岁，看起来只有十一岁，瘦，丑不拉叽没个正形儿，还把头发留得很长。两年前他和父母来阿根廷的时候，发现这边跟国内不一样，年轻人留长发的非常多，很洋气的样子。他太天真了，年纪小，加上从外地来，不知道留长头发的阿根廷人都是社会底层，而且是自我判定永远走不出底层的人。不过，就算他注意到了这一点也不会在意。他喜欢，这就够了。于是他任头发乱长，已经垂到背，到他扁平的肩胛骨下面了，看着实在闹心。他父母没钱但是正派，不知道怎么的只跟他讲道理——要是威逼利诱，早就在剪刀跟前屈服了——可惜他们只是说说，这样像个女的像个犯人，走这条路就没个头了。他们放不下道理，因为都是对的，但毕竟善良又通情达理，自我安慰“过了这阵就好了”，于是他就越发女里女气的。长头发影响干活，他认真考虑过用皮筋在后面扎起来，但是目前还不敢。在工地的忙碌气氛中，没人跟他说话，甚至没人费神注意他。在这里留长发真的很普遍，这一点他没搞错，要是在智利，该有电视台采访他了，更有可能被抓进监狱。

超市里不平静。现在是最繁忙的一天里的高峰期。购物的狂热支配了一切，什么都抢，谁也不想在这跨年夜饿肚子。他运气不错，在冰柜最深处发现了两大袋烤肉条，手都被冻凉了。他又拿了一卷熏香肠、一片折成四折的烤牛胸和十二块牛排，都装在白色小托盘上，包在透明塑料袋里。他又去水果区，挑了两包差不多熟了的桃子和一打香蕉。没有袋子，拿这么多东西可真是麻烦，不过这还不算最折腾的。买面包之前，他去看有什么冰激凌，在一个水槽形的冰柜里，很深。当然了，现在不能买，没吃着就该化了，不过一桶八人份的巧克力脆皮冰激凌多爽呀，两桶就够，他想，回头“启发启发”舅舅。不过不一定买得上，大家正抢呢，除非有价格原因，这种冰激凌确实好贵。然后呢，对，还要买面包。面包很重要，不光就着吃，而且根据乡下的做法，这就是盘子了，上面放肉。这种吃法得有锋利的餐刀，所以隔三岔五要叫来磨刀师傅（他们走街串巷，一般吹笛子揽生意，但还有个吹的是埙，估计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独一个），让他们把刀磨快。跟往常一样，阿韦尔对这里卖的面包很不满意，每袋才不过半斤，得拿四袋。面包在肉和水果的包装袋上面堆着，太滑，眼看就要掉下来，但是不想跑两趟的话也只好这样了。他像个怀抱巨婴的父亲一样走向酒水货架。可惜没有冷柜，只能喝常温的。会习惯的，就像习惯生活里的其他事情。他只拿了两大瓶可口可乐，用两手的食指和拇指拎着瓶口——只有这几个指头有空了。超市里人多了不少，工作人员着急擦地板，相当影响货架之间的流动。阿韦尔在顾客里面很扎眼：鞋子破洞，裤子沾着石灰，衬衫有口子，再加上一头长发。奇了怪了，他干体力活，而且相当重，身子骨还这么单薄，一眼看上去还以为是个女孩，一个小女仆。他看到收银台跟前的队伍，一时泄了气：排了整个超市那么长，差不多有三十米，然后拐个弯，从另一个过道反向排回来。有三个台子，但是今天只有一个开放，那个收银员也笨得要死，连阿韦尔这个公认的蠢货都看出来了。这个超市的经营确实有问题，太随性了。它不追求商业利益，接待顾客并不在意赚多少钱而是某些其他的东西，具体什么没人知道，总的来看，大约是一种宗教价值。它和这个连锁品牌的其他超市一样，都属于一个福音派教会，从它做生意的那股笨劲儿就能看出来。更确切地说，从方方面面都能看出来：一种浸透了超市每一个细节的东西，大概就是宗教不可言说的根源吧。据说这个区域的年轻工人碰巧来打探的时候，会有人很关切，很想传教，还送给他们一盒录像带，里面是教派长老，一个美国牧师的皇皇巨论。虽然阿韦尔是唯一一个天天去超市的年轻工人，可他从来没碰上这事：要么是他们看出了他那张智利人的脸，石头一样热诚的天主教徒，要么是长头发和留长发的道德意味让他们觉得没什么价值，不然就是他们觉得他家没有能放录像带的机器（或者认为他不懂英语，听不明白里面的布道）。他排到队尾，像平常一样微微驼着背，等着一点一点往前挪。这时候他看到了舅妈和孩子们。

接近正午，家庭主妇最艰难的关头，楼顶太阳烤炉里的埃莉萨·比库尼亚猛地一怔，像被针扎了一下：街角那家超市，她要完成几乎所有的采购，要是没有那家会抓狂，过了正午就要关门了！这不奇怪，这天本来就会放半天假，而且这家超市的营业时间变幻莫测，可能现在已经关了，也可能一直开到夜里11点55分。这下要是关门可就糟了，今晚庆祝跨年需要的东西她连一半都还没买。所以，虽然是临时起意，她还是决定过去转转，免得彻底悲剧了。她急着赶时间，想自个儿去，这样快点，可是孩子们从来都不愿意跟帕特莉一起留在家里。帕特莉得做饭啊。埃莉萨只好给那些光着脚的孩子穿上鞋，有的连脸都没洗，还不肯配合，花了一刻钟才把他们收拾得能见人（比如说梳好头）。她总不习惯碎砖乱瓦，尘土飞扬，没安栏杆的楼梯。她抱着小女儿，剩下的自己走，蹦蹦跳跳，但谁也没摔过。她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最大的七岁，最小的快两岁。在她眼里，孩子们都很可爱，也许是可爱吧，有像爸爸的地方，也有像妈妈的地方。她三十五岁上下，特别瘦，个子很矮（比她那个不高的丈夫还要矮）。当然了，家里经济条件有限，穿得不好，也不怎么打扮。到了一层，在工地转了一上午的看房团不见了，她跟丈夫说了几句话，然后就出了门，后面跟着孩子。她让最小的女孩也下地走路，所以只能慢慢地。三十米，超市就在前面，都用不着过马路，但毕竟也算出了趟门，孩子们像往常一样打打闹闹，绕着装饰超市侧墙的砖石柱子转圈跑。

这么多人，门口一看大吃一惊。她也想过人会多（虽然她不是现在那种专门预估顾客数量的人），但是没想到这么多，两倍都不止。现实总是超过预期，就算没有预期。她只好提醒自己只是来问时间的，看是不是中午就打烊。好像没有贴通知，她就走进去问。空瓶换代金券的柜台等了十多个人，每个都神奇地带了一大堆瓶子罐子，吵吵闹闹，因为没人理他们。孩子们熟门熟路，一扭身钻到货架区过道里，被人群遮住了，当妈的只好去追，顺便找人问问。比库尼亚是那种白粉虱似的妇女,安静不起眼儿，没有“孩子在人群里走丢”的恐惧，从来不失理智，孩子跑跑总能找回来。小女儿杰奎琳还被她牵在手里。她在人和购物车中间开出一条路来，在第一条过道上看见了负责容器回收柜台的小伙子，正拖地板呢，来来往往的人太多，拖起来很费劲。她问了他，知道下午四点才关门，松了一口气。这样，吃完午饭再来也行。她继续往前走，找孩子，顺便看看吃的，尽量在脑子里列出购物清单。杰奎琳开始闹了，埃莉萨只好把她抱起来，但是她转眼又想下来，因为看到了哥哥姐姐：他们仨在一个店员跟前，她穿红色罩衣，浓妆艳抹，有顾客要尝咖啡她就分一小杯。看起来几个孩子也想要，就是不敢，而且显然她也不会给，他们连那是什么都不知道——从来没喝过咖啡，纯粹出于儿童的好奇心和想要得点东西的贪心。都到这儿了，埃莉萨顺手从货架上拿了一瓶漂白剂，她觉得家里的用完了，或者马上就要用完了。她用这个用得很费，不管洗什么都放，这是她的一个习惯。所以家里每个人的衣服都褪色得厉害，损耗之后轻飘飘的感觉，在朴素和破坏中又显得好看。不管是不是新的、颜色鲜不鲜亮，反正下了第一水（在漂白剂里泡一夜）就开始泛白、变薄，有点贵族气质，这是比尼亚斯家衣物的特点。可是一拿起瓶子她就想到，排一个小时队买这个太不值了，她要直接去收银台，问问最前面的顾客能不能让她先过，她只买一样东西。她把孩子们叫在一起说要走了。他们服从（或者无聊）地跟着她。要是队伍前面是某位不饶人的大妈，插队总会带来很多麻烦，不过她发现不用费这工夫了，阿韦尔就在队尾，抱着各种吃的，还一手拎一瓶大可乐。真是个可怜的孩子，又难看，又傻，长头发散在肩膀上。他也看到她了，远远地、礼貌性地笑笑，这种笑脸可只认亲戚。她走过去，问能不能帮忙把这瓶漂白剂结了带上楼，并从零钱袋里掏出一奥斯特拉尔。阿韦尔热心地答应了。她看了看他手里，东西拿得太多了，顺嘴一说，搞得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把漂白剂留在两脚之间踢着走。他们先走了。孩子们在门口碰到骑着自行车的何塞·玛利亚。孩子们大吵大闹，要妈妈答应他们在人行道上玩一会儿，特别是大儿子胡安·塞巴斯蒂安，何塞·玛利亚说可以把车借给他。但是她坚持要回去，因为“该吃饭了”。这小屁孩成天就知道在街上晃，她可不想过半个小时再下来一趟找他们。哭喊简直停不下来，最后在街角多挨了一刻钟，她跟卖花的聊天，孩子们跑来跑去。拖着孩子们上楼的时候，侄子还没带着漂白剂出现。

阿韦尔·雷耶斯还在耐心地排着队，东西重得他胳膊都麻了。他看着几个同样在等的漂亮姑娘消磨时间，但是保持了最大的谨慎。说实话，这个世界上他最喜欢的就是姑娘了，但总在一定距离之外，这是青春期病态的腼腆。再说，被迫在超市队列里一动不动，这也不利于他行动。他的自然状态就是运动，包括逃跑的动，静止对他来说是暂时的。他一步步往前挪，跟着满载的购物车“列车”缓慢前进。许多购物车真的叫作满满当当，够用一年的了。他前后的人不停地在说话，他是唯一一个安静的人。他不相信真的有中子弹，比方说，要怎么清除这里所有的人，只留下东西？这两样结合得这么紧密，像超市排队，东西直接就是人的一部分。但是为了打发时间，他开始想象这种炸弹，悄无声息地爆炸了，放出大量射线。有害射线会进入食品包装袋、盒子、罐子吗？很有可能。他又想到一种跟中子弹爆炸致死类似的情况：一个人在家里听广播，里面放起一首歌；他出门，哪家的窗户里传出同一首歌；走过一条街，经过的车子里还是同一首歌；他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公交广播也仍然是这首歌，他无意中几乎听完了这整首歌。（某些时刻）所有人都在听广播，听同一个台。出于某种原因，他觉得这个类比十分准确，超乎自然地准确，只是效果不同。他沉浸在这些思绪里，度过了排长队的时间。当然啦，排在他前面那几辆车总是最慢的，收银员还去了趟厕所，让他们多等了十分钟，好在该来的总会来，终于轮到他了。把那些东西放到柜台上简直就是解脱。跟几乎每个顾客一样，收银员又按错了两次收款机键盘，每次错了都得叫主管过来，让他穿过抗议的人群，用一把小钥匙清除错误。总共四十九奥斯特拉尔。阿韦尔拿了张五十的，收银员问有没有零钱。他做出翻找的样子，其实当然没有，他一分钱也没有，这是他们交给他带来的唯一一张。收银员失望地犹豫着，“没有吗？”她问，神情像请他再找找。阿韦尔注意到这家超市的收银员（或许所有的超市都这样）总在找零的问题上小题大做，其实有零钱，每次都纠缠，而且这次完全没必要，只用找他一奥斯特拉尔就行了。他等着，手里攥着舅妈给他的折了两次的一奥斯特拉尔。收银员看了看那张钱。阿韦尔把钱展开扬了扬，让她明白这是他唯一的一张，并没有把另外四十八奥斯特拉尔藏起来。最后，她抬起存放一块纸币的金属压杆（下面至少有两百张），非常不情愿地拿出一张，小票一撕，看也不看地递过来。他赶紧朝门口走，都忘了拿东西，留下一大堆在柜台上。排在他后面的女士已经开始把自己买的东西往上放了，她叫住阿韦尔：“不拿东西就走？那还付钱干吗？”他这才回过头来，窘得要死，尽力把所有的东西都抓走。面包掉了，还有些别的。等他回到工地，卡车已经开走了，大伙守着烤架在等他。他舅舅和另一个泥瓦匠负责烤肉，一个阿根廷人，名叫汉尼拔·富恩特斯，或者阿尼瓦尔·索托（一个人两个姓，真是怪事）；他们把肉扔到烤架上，黑色金属丝编的长方形箅子。那是什么？比尼亚斯指着那瓶漂白剂问他。给舅妈买的，阿韦尔回答，我这就给她送上去。那就顺便带点东西，玻璃杯什么的。阿韦尔从楼梯上消失了。建筑师已经走了，比尼亚斯把木栅栏关上，挂上锁，只是没闩住。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吃中午饭了。

居然没买酒，怪了，是不是？吃饭的人里面可有几个地道的酒鬼。但是这个小勤务员压根儿就没想过买酒，两个原因：第一，午餐时候不喝酒，这是规矩，除了某些周六（不是所有的周六），如果那天除了休息还有别的要庆祝，比如过生日；第二，酒由劳尔·比尼亚斯亲自在附近一家酒店买，那家有个特别的装瓶手法，每次带瓶子去打，便宜又实在。今天明天的酒都买了，这倒很难得，一方面，半天就收工了，想喝尽管喝，然后各自回家准备晚上的聚会去，那可是家庭聚会的大事；另一方面，年底了，确实该庆祝一下，总的来说，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年，有活儿干、有钱赚，没什么可抱怨的，甚至可以说是幸福的一年，尽管这还得再过段时间才能看清楚，这一年还没完全结束呢，还有十来个小时。劳尔·比尼亚斯冰上了十四瓶红酒，用一种他自己发明，或者说他发现的方法来冰镇：果断走到一个鬼魂跟前，把酒放到他的胸腔上，酒会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保持平衡；回来取的时候，比如两个小时之后，酒就凉了。不过有两件事他没有注意：第一，在这个过程中，酒从瓶子里面流出来，像淋巴液在鬼全身流转了一圈；第二，类似蒸馏把水泥池子里的劣酒转化成了陈年赤霞珠，连土豪都不敢奢望天天享受的佳酿。但是一个别无所求，在夏天喝冰镇红葡萄酒只为消暑的酒鬼能注意到什么呢。而且他对自己国家的好酒早就习惯了，这里的事情对他来说再寻常不过。确实，喝最好的酒，总喝并且只喝最好的酒，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阿韦尔·雷耶斯爬到楼上（要注意他对爬楼梯从来毫不在意：心不在焉，不知不觉就到了楼上），舅妈领着小的们正吃午饭。门房那套公寓已经提前进行了最低限度的装修，这样比尼亚斯和他的家人能尽可能舒服地住下，非常简单的装修，将将满足基本需求，地面没铺砖，天花板没装石膏板，墙上没刷漆，浴室设施不齐，窗户也没安玻璃。但因为有水（其实才刚通）和临时搭的电，他们就别无所求了。房间有两个，不大不小，还有厨房和浴室。家具是借来的，勉强有几样。孩子们坐在一张自制的桌子周围，面前摆着盛满牛排和豌豆的盘子。当然了，他们并不想吃饭。帕特莉面前有四个杯子，一瓶苏打水，一盒橙汁。她严肃地盯着她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而他们正冲着杯子抽抽搭搭。帕特莉要他们知道不吃饭就不可以喝饮料。他们闹着渴死了。妈妈在厨房里准备甜点，眼下顾不上评理。帕特莉年纪小，更有耐心；事实上，她几乎还是个孩子，却有着惊人的甚至过分的耐性。她弯下腰，跟几个孩子一边高，但是一滴不让。他们狡猾地想各种办法，大声叫妈妈，但是埃丽萨不理他们，不光人在厨房，心里也想着别的事情。突然，帕特莉把杯子倒满果汁和苏打水递过去。他们贪婪地喝着。帕特莉吃完了牛排和豌豆，也喝了一杯果汁。坐在旁边的小姑娘想要站起来。帕特莉把她抱起来，开始喂她吃饭。其他几个孩子开始捣乱。年龄最大的胡安·塞巴斯蒂安吃得比别人都多，但还没清空盘子。另一个女孩布兰卡·伊莎贝尔还没开始吃就要续杯。饭厅里热不可耐，光线倒比较柔和，因为窗户是封的纸板，阳光照上去，虽然厚实，依旧可以透过来。夏天的阳光太厉害了。

怎么才能凉快点儿呢？要是有人这么问，答案是“不可能”。这是一种纯粹状态的热，真实又具体，一句话，热得不容你怀疑，必须得意志坚定，才不会像冰碴一样化掉。帕特莉喝了一杯苏打果汁（不是因为渴，是为了给孩子们做榜样），瞬间冒了一身汗。不放过任何细节的布兰卡·伊莎贝尔问：“你是钻到水里去了吗？”帕特莉想着再来一杯应该不会有这么强的效果了，就又喝了一杯。胡安·塞巴斯蒂安认为这是在挑衅，一下蹦起来去向妈妈告状，她还是没理。所有人又开始吵着要喝水。你们只能用自来水将就一下了，因为苏打水就剩这么点了，帕特莉说着晃了晃瓶子。她把杯子都摆到自己面前，准备用剩下的苏打水兑橙汁，每杯一样多，但只给吃了饭的孩子。这下奏效了，他们狼吞虎咽，搞得她还得帮忙把埃内斯托和布兰卡·伊莎贝尔剩下的牛排切成小块。埃莉萨探出身来问吃完了没有，帕特莉回复说肉没了，豌豆还有。胡安·塞巴斯蒂安是唯一一个吃完的，但也费了好大的劲。妈妈问他还想不想再来点儿，他哀叫着回答已经吃了很多，吃饱了，吃撑了。帕特莉把果汁分给大家，一眨眼都喝光了。她把杰奎琳留在椅子上，去厨房拿葡萄。每天都这样，吃个饭这么不情愿，她对妈妈说。太热了，可怜见的，埃莉萨不以为然，问帕特莉想不想把豆子吃完，吃不下了，她学着弟弟妹妹们的样子。你什么都不吃吗？都没坐下来。不吃，不饿。埃莉萨说。最后她还是把那盘豌豆吃了，倒掉太可惜了。帕特莉拿着葡萄和一把干净的小刀回到饭厅，把葡萄对半切开，取出籽，一人一颗。给杰奎琳的要多点工夫，还得把皮也撕了，好在她手指很灵活。

阿韦尔直接走进厨房，把漂白剂给舅妈放在台子上。厨房有一个大采光窗，阳光正从那儿冲进来。埃莉萨用一条蓝毛巾把窗户挡上，当时还是湿的。也许能降点温吧，但是不管怎样还是热得难受，尤其还一直在做饭。舅妈问他是不是要留下来和工人们一起吃饭，我现在不走啊，他说的好像是件显而易见的事情。那你跟你妈妈打招呼了吗？没有，还没说，怎么了？那她肯定在等你。阿韦尔没想到这一点，嘴硬说不可能，因为他没和妈妈说今天只出半天工。是，埃莉萨又说，但她能想到。不会不会，阿韦尔不耐烦了，他想，舅妈不认识他妈妈，不知道他妈对他远没有舅妈对她的孩子们甚至对他那么关心。像所有青春期少年一样，他觉得哪个家庭都比自己家好，没什么道理，但他就是相信。埃莉萨猜到了，没太声张。她问他们家晚上准备和谁一起过年，他说和他大哥的女朋友一家，接着开始兴奋地讲他未来亲戚的事，把他们变成照出他眼中所有美德和权势的镜子。他哥哥的未来岳父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厂，（他喜欢把他描绘成）一个有钱有势的人，想做什么做什么，任何想到的事，他付得起钱。阿韦尔还给舅妈细数了一遍他们家的财产，虽然明显太夸张。不知不觉话题就聊到了食物，阿韦尔觉得自己有独特的品味，值得细致研究一番，否则就会显得像是一堆毫无关联的偏好。埃莉萨任他说话，自己很快走神了，没必要因为他又丑又笨就对他过于怜惜。她给了他一个建议：午餐不要喝酒，她说，那些混蛋，会死得很惨的。我从来不喝，阿韦尔一如既往地没有眼力见儿，对着家里大酒鬼的老婆说。帕特莉来拿葡萄的时候，他们贴了贴脸。帕特莉觉得他很诡异，可又对他很亲切。大家总在背后笑他，笑他的头发。其实他俩头发一样长，连发质都差不多：粗硬、支棱、黑色。帕特莉走了之后，阿韦尔还在滔滔不绝地跟埃莉萨讲话，直到她听够了提醒他下楼，估计工友们都已经开始吃了。

吃完葡萄，孩子们跑开了，光着脚到还没注水的游泳池里玩。那儿太阳明晃晃的，可他们喜欢，就像放满了水、正拨弄得水花四溅一样。三个年纪大的总喜欢玩一些假想的游戏，冒险的，最小的那个跟在他们后面，总粘着，扮演比如受害者这种不需要太多或者根本不用演技的龙套。演了几天的故事之后，他们回头玩起了赛车——几个塑料小车。出于小孩天然的直觉，他们知道楼下的工人已经没干活儿了，大着胆子下到七楼，再到六楼，开着小车沿楼梯一路向下，停在最偏远的房间里。怀着掌控整栋大楼，至少大楼高层的兴奋，他们把游戏设计得更复杂了：把小车放在其中一层，一起下楼，再上来打乱方向重找。施工中的建筑是最不适合赛车的地方（倒是很适合捉迷藏），但就是这种不妥制造了特殊的味道，新鲜、挑战，让他们忘了一切，感觉接近了真相或艺术的核心。杰奎琳迷路了，大哭起来。跟她最亲的埃内斯托爬上爬下，听她的位置，救出了她。唯一被打断的一次是阿韦尔下楼，提醒他们别掉下去，然后继续往底楼走。刚下两层，他们就开始冲他喊“长毛怪”。他们继续爬上爬下地玩小车。楼层间有点小风，不多，也不怎么凉快，但是总归太阳下山就能凉快点。光线应该也在变，只是看不出来。这些颜色鲜艳的小车是游戏里唯一的光度计。他们到了四层就不敢再往下去了，因为听到了大人的说话声。

其实工人们都下去好一会儿了。因为下午不用再干，他们都洗漱了一下又换了衣服，好让午饭更惬意点。讲究的还用水管冲了个澡，然后在底楼的院子里晒干。他们把工作服塞进包里，那工作服，客观地说，尤其脱下来看，完全是些沾了石灰的，扯破了补上的，甚至还有些没补的烂布条。梳洗好，他们坐在一张大木板桌子周围等午饭。桌子离烤肉架尽可能地远，有阿尼瓦尔·索托在那儿看着就行了。他们十个人，其中智利人，除了比尼亚斯和雷耶斯之外，还有两个：恩里克·卡斯特罗和费利佩·罗哈斯。他们管后一个叫“裤兜儿”，因为他习惯把手插在裤兜里，包括坐着的时候。他们为这笑了他不知道多少回，比如现在，他就左手拿着杯子，右手插在裤袋里。那个胖胖的圣地亚哥人坐在他边上，这人爱开玩笑，虽然不怎么高明，但凭那股天真劲倒也能把人弄笑。他伸了一只手到智利人的裤子口袋里，说是为了“看看里边有什么稀罕玩意儿”，所有人都笑了起来，裤兜儿被惊得手一抖，杯里洒出几滴酒来，心疼得不行。包工头，一位有点儿矮、白发蓝眼的先生（意大利人），笑得都快不行了，不过他及时改变了话题。所有人都喝了一杯，当是开胃酒。幸好楼下凉快，像开了空调。他们碰碰杯，就这么说笑着。肉很快好了，只是忘了准备沙拉。他们朝小雷耶斯瞪了几眼，他经常不是忘了买这个就是忘了买那个。不过看在这天是一年最后一天的分上就算了。另外，肉倒是好肉。

除了几个智利人以外，还有一个外国人，叫华盛顿·梅纳，从乌拉圭来，没什么特点，也不引人注意。一个二十来岁的阿根廷小伙子，伊希尼奥·戈麦斯（实际上叫伊希迪奥，但这个名字西语里没有，他嫌怪，就说伊希尼奥了），也像阿韦尔一样留着长头发，特别丑，尤其是一脸麻子（那是以前的说法，其实是严重的粉刺），加上那头跟阿韦尔差不多长，不过带卷的头发，简直不能看。还有个卡洛斯·索利亚，大家背地里叫作“跑火车”（爱瞎说）的，圣地亚哥人先前的壮举逗得大家还在乐，这位却嘟嘟囔囔，最后直接说话带起刺来。圣地亚哥人是所有人里最有意思的，主要原因是他太胖，像个球。这一点改变了他。另外，他自我感觉相当好，可觉得自己是个才子了，甚至是位唐璜。他的名字是洛伦索·金卡塔，不怎么说话，说之前先打好腹稿，但就算这样，也没人觉得他有多机灵。

索利亚开始说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人的坏话。大家任他瞎讲，时不时逗他一下。他说在圣地亚哥，人都喝热啤酒。真的吗？怎么会？当然真的，他去过，不过只是路过，什么人会让他在那片热得发烧的荒地里多待呢。有天在一个酒吧里，他尝了一下这种（对他来说）奇怪的饮料。他们把在院子里晒过的啤酒装在小车里送过来，热得像一碗汤一样，他说。有人问：为什么用小车？箱子呀，不然怎么运啤酒箱？多少箱？他们问，怀疑他夸张过头了。他先说三十六箱，之后又说八箱，搞不清楚他到底想的哪个数。但是他确认他喝了二十箱。饭桌上的人笑出了眼泪。这得破纪录了吧？他们说。三十六箱热啤酒，他一个人全喝了。

这像是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的事儿，劳尔·比尼亚斯说，也跟着笑了。他跟阿根廷的圣地亚哥人碰了个杯，强调自己是智利的圣地亚哥人，这两个说法拼写不一样，差别很大的。

索利亚再次澄清，当时一整队的修路工都喝了，有二十个人。装啤酒瓶的箱子在酒吧院子里，大太阳底下。知道喝完之后肚子变成什么样吗？圆啊，肯定的。那感觉，最好别想，试都不要试。但是他们还是想象了一下。

跟比尼亚斯说话的时候，卡斯特罗想起了在智利认识的一个吹牛大王。这人，每次碰见谁，都说自己刚刚从阿根廷翻越安第斯山脉而来，路遇艰难险阻，条件困苦异常，穿越无人之境，翻过山巅，跨过雪原，一路步行，形单影只。每次遇见熟人都是这个故事，或者说这个故事的某个版本。但是有时候熟人没多久又照面了，他就得再编一个回去的故事，毕竟不能老从阿根廷到智利来，还得反方向回去，不说每次也得有那么一两次，就算是在规则比较灵活的想象的世界里。这么一来，他就有机会把牛皮翻一番了。“洛伦索”这名字真怪。挺适合他这个人啊，大家觉得。但是，只要有一丁点怀疑，他们又会改口。“华盛顿”也是，“伊希尼奥”也是，最后说了一些最普通的名字，“阿韦尔”“劳尔”“胡安”之类。没有什么人如其名，这种联系是没道理的。还是有，所以才奇怪呢。更糟（或者更好）的是，只要听别人说说，人就能相信名字里应该有或者没有什么特质，如果在同事朋友的小圈子里得到印证，就引出好多鬼魂来。他们给认识的鬼魂倒酒。（真正的鬼魂消失好一阵了，每天烤肉架上升起肉味的时候就不见了，就好像这种气味会伤害它们似的；之后，午睡的时候，它们会再度出现，异常活跃，达到一天状态的顶点——至少夏天是这样，冬天要到黄昏时分。）

这让工头想起了过去一些不愉快的事。在座有几个已经跟他干了好多年了，可以陪他一起回忆。比如有一次，他们盖了一幢楼，和这幢一样，可能还大一点，不过是在材料和工具不足的情况下完成的，尤其是缺少工具，真是克服了各种想象不到的困难。他说，这故事听起来就像不少骗子编出来的那种，但是他有证人，卡洛斯·索利亚就能证明他没瞎说。哪个楼？他们问。金蒂诺·博卡尤瓦街上那个。啊，那个！太可怕了。他们想起来了。那次太煎熬了，要想方设法替代……替代什么呢？所有的工具，把能找到的东西都用上了。没有推车，捡了几辆别人扔掉的婴儿车；没有水桶，把花盆底的窟窿堵上。就这，东拼西凑，什么都不趁手，给他们留下了永远的印迹。

不到一个小时，食物全部消灭，敞开了聊让时间过得很快，香蕉、桃子、面包都没剩下。这很正常，饭就是拿来吃的，酒就不一样了，不是什么都可以喝过去的。总之，他们喝了不少，而且还在喝，一杯，或者两杯，代替了饭后的咖啡。实际上后来他们就纯粹在喝酒了，当然，跟平常一样，有人喝得多，有人喝得少。那三个智利人（大人，阿韦尔·雷耶斯喝可口可乐）是喝得最快，也是醉得最厉害的，以至于最后其他人走的时候，他们都没法说句囫囵话。再来点儿。坐着喝，眼神迷离，略有笑意。大家都飘走了，三个人好像垮掉了，觉得自己一小口一小口吸进了整个世界。一种兴奋感在周围打转，拉扯他们，而且虽然已经醉得脸着地了，好像还能继续喝，继续满上杯子，继续举到嘴边。至少这种感觉一直有，整个人像一个巨大的微笑。

四点，最后一个工人走之后没多久，埃莉萨下楼来看他家的什么状况。她找了两圈才看到他，在地上。她没太惊慌，还留神看了看有没有别人。另外两个智利人，刚好裤兜儿从短暂的昏迷中醒了过来，主动提出帮忙抬上去。上去了，比尼亚斯稍微清醒了一点，刚好够让陪伴到此为止。裤兜儿爬个楼梯就基本恢复了，又主动说从外面把栅栏的链条挂上，哪怕不锁。告别之后，他下了楼。剩下那个智利人卡斯特罗一直在睡。裤兜儿推了推他，醒了，就是不太爽利。他俩住一个方向，挺远的（得搭火车），收拾收拾一起走了，谁也没说话，稍微有点晃。他还记得挂上栅栏链条的保证，于是整栋楼，只要没人专门去看锁，就算是关上了，收工了。其实没什么关不关的，街上没人，这会儿正是睡午觉的时间，最安静、最空旷，同时也是最热的时候。四下里一片寂静。

丈夫躺在床上平和地不省人事，只出了一层酒后的细汗。埃莉萨让帕特莉帮忙把孩子们找回来，“帮个大忙”，她有点生硬地强调最后几个字，他们一开始就不该跑掉的。出于礼貌和尊重，那孩子忍住没说什么，却没忍住叹了口气，虽然像高天上的微风一样轻，还是立刻感到了尴尬。在这方面，在所有方面，埃莉萨都非常“智利”：能从最小的细节中察觉别人的想法。为了缓和她要求中可能存在的不妥，或者至少显得不那么突兀，扯远一点，扯到真正想说的话，没有别的意思，也不是强迫，她加了句评论：怎么想的，她说，这么热的天，还有精力跑出去玩。他们喜欢玩，根本停不下来。对于孩子们来说，游戏就像大人的生活：一个人不会因为活了一整天就决定晚上去死。帕特莉笑了。而且他们起得还早。缺觉会让大人头昏脑涨，却让孩子更兴奋。但是他们必须睡个午觉，不然晚上会撑不住的。帕特莉说，她可不保证能把胡安·塞巴斯蒂安拖上床，更不要说他的同伙布兰卡·伊莎贝尔了。老大是不爱睡午觉。埃莉萨想了一下，其实抬丈夫上楼的时候看到他们了，真后悔没有当时让他们回家（他们有点吓着了，每次看到爸爸这样都以为他病了，快死了），不然就能利用短暂的恐惧把他们关在黑屋里，加把劲就睡着了。现在让他们跑掉了，彻底没戏了。好在他们不可能跑到街上去。出于某种原因，这种危险好像不存在。另外还有摔的问题，随便哪个楼层都可能掉下去，因为这栋楼还只是个钢筋混凝土框架，有点隔墙，没做完，早着呢。但是母女俩都不提这茬，甚至根本没有想过这一点。有一次，有人说大人小孩坠楼的可能性是一样的，地心引力作用于所有人，就像问一千克的铅和一千克的羽毛哪个更重一样。出于这点，业主们来看房时（比如当天早上）严防孩子靠近阳台边的小心，就让他们生出某种模糊的深深的反感。如果他们这么想，为什么要买这套公寓呢？为什么不住平房呢？“我们可不一样，”他们想，“我们是智利人。”

有更简单的办法，埃莉萨说，把他们的玩具车拿走，这样就没有理由跑来跑去了。如果她了解他们（她认为自己了解他们），这招肯定管用。她有时候就这么干。帕特莉说他们会把车藏起来的。母亲轻手轻脚地蹲下（她们正在门口压低了声音说话，其实没必要，比尼亚斯不会被吵醒的），伸手在一个装满玩具的纸盒子里熟练地翻找。她记得孩子们所有的玩具，算了算，他们拿走了四辆，“大黄，红的，小蓝卡车……”。帕特莉心不在焉地听着。她觉得没法把玩具车和孩子们弄回来，只要手里还有一辆，就一辆，胡安·塞巴斯蒂安这个小鬼就能鼓捣得一分钟也不睡。

她顺着楼梯下到七层。为了节省时间，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层层、一间间地找。他们听到响动很可能会躲起来。她找得很系统，但不太专心，被这个温度和这个点儿弄得发蒙。七层好像无穷无尽。可怕的明亮（由于居住在楼上，她对夏天这种景象已经习以为常了，以至于瞳孔总是缩成大头针尖大小），总是灌满风的天空，这一切让她什么都找不到。她不明白，也不会明白这个阶段的建筑、布局，房间怎么看都太多了。她发现人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增加房子里房间的数量。家里不可能有皇宫那么多讲究。如果人开始按需要增加房间的数量，那可能永远也没个头，再也没法好好过日子了。一个房间缝纫，一个房间刺绣，一个用于吃饭，一个用于喝酒，总之，每件事都有一个对应的房间。同一个房间复制着，或者所有的房间都指向思想中的一个理式，就像总在远处的一面镜子里。这一点她妈妈归纳得很好，只是可能不够推演，因为存在的“满”只是一种幻象，人和事物都一样。不管怎么说，孩子们不在七层。

下到六楼时，她已经很累了，眼皮直打架。她相当意外，因为她并不喜欢睡午觉。在这方面，她还是个孩子。吃完饭之后，洗好盘子，把顶楼这个小家的清洁做得近乎完美（相对而言，毕竟工程还没结束），她跟妈妈一起看了会儿电视。她本来想继续看，但是那档节目完了，新的节目需要另外一种注意力。

午饭时间阿韦尔·雷耶斯上楼的时候，帕特莉表妹跟他贴脸打了招呼，这可能有点怪。本来脸碰脸问个好是很正常的，可是阿韦尔一大早就在同一栋房子里面干活，还这么客气就没必要了。大概他们一直没碰上面。他们很少见面，因为她几乎不下楼，东西都是妈妈买，一般不用她管。帕特莉一天下一次楼，有时候一次都不下，在家里各种忙活，看看电视，照顾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她非常宅，标准的智利人，要么宅要么非常能在外面跑，她两种特点都有那么一点。她十五岁了，随了母姓比库尼亚，单身妈妈。她不爱说话，挺严肃，手很好看。

六楼也没人，她前前后后、一间一间找过了，确定（或者认为确定）。至少孩子们不在这层，其他那些让人不舒服的东西，鬼魂们，倒多的是。这个时候他们总在，走走就能看见，当然会有一定距离。是鬼魂们保持着距离，带着一种不可解的傲慢。他们喜欢大喊大叫，发出天空都为之震颤的嘈杂笑声。谁知道为什么。跟平常相比，要不是因为两个特殊的情况，帕特莉并不会对他们报以更多的关注：一般就两个，三个，四个，毕竟是鬼嘛，今天成群结队，四处游荡，大笑大叫像气球爆炸一样；第二点更引人注目，他们看着她，通常情况下他们目空一切，不像会注意什么，甚至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力，眼下也是，但对帕特莉例外。他们无意义的大笑好像也是冲她来的。她不介意，感觉像闹着玩的，更像是一场会飞的木偶戏，虽然有点不合时宜、不大雅观。当然，她不是没看过男人的裸体（但也没看过这么多），这方面她并没有特别害怕，但这个场景总归还是很不可思议的，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见到。他们在空中飘浮的样子能加重人的错愕。有几次她听到他们说话，会想上一阵。看起来，吓吓他们，或者从他们后面穿过去都很容易。也可能没那么容易。

她从前面的阳台探出身子，看了看空荡荡的街道。一辆汽车飞速驶过。她穿过整个房间来到后阳台，又往外探了一下。外面阳光刺眼，像火一样。她觉得看到了什么东西掉下去，一个鬼魂沾满白灰、赤裸裸的身体，掉得很快，比一般身体快。是幻觉吧。不是，她又听到一波大笑，特别吵，又很绝望，合唱队一样起伏响亮。她回到楼梯，一样：鬼魂在那儿，或者出现在那儿，一些笨拙地摇晃着，像长串的拉花，另一些则保持着完美的平衡。平衡是都有的，只是方式不同。忽然，背后有什么东西快速闪过，一个感觉比别的更加真实的东西碰到了她，她转过头去。是布兰卡·伊莎贝尔，她看着帕特莉，表情惊讶，接着惊讶慢慢褪去。她是个漂亮的小姑娘，是家里一个突出的变化，用父母的话说，活泼又聪明。虽然她有点紧张，可能猜到姐姐下楼干什么来了，但是脸上却露出微笑：她觉得撞见了姐姐正在看不该看的东西，高兴得都要唱出来了。帕特莉一点也不认为自己“看”的是鬼魂的羞处，他们的哈哈大笑可以证明这一点。“咱们睡午觉去！”帕特莉用力地说，她也该睡了。这个方法不管用，妹妹不想睡，转身就跑。她比帕特莉先跑到楼梯，开始下楼，小声地对其他人说着些什么。他们肯定就在附近。帕特莉想，得赶紧抓住他们，不过她也动不起来。天太热了，她累了，无能为力地听着他们散开。她打起精神从楼梯往下看，胡安·塞巴斯蒂安正从下面的平台上看她，准备往四楼跑。“过来！”她说，“不然妈妈就要来抓你了！”“为什么！”他回答。孩子们总是喜欢问为什么。“因为你必须睡午觉。”“我不会睡觉，你告诉我怎么睡？”“你弟弟妹妹在哪呢？”“我怎么知道！”帕特莉开始往下走，他下了一层楼，躲了起来。如果他一直下楼，她最后总能把他逼到哪个角落，问题是这小子知道哪些地方可以藏，又有两条逃跑路线，这样追捕就是一场持久战了。没用的。帕特莉再一次提高声音远远地吓唬他。她感到很烦躁，不明白为什么要下来，她不准备再往下走了。太幼稚愚蠢了！午睡时间抓小孩！他们不想睡觉就别睡了，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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