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全贵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光到天山影独圆：邓缵先精神研讨会学术论文集试读：
略论开展民国时期新疆边吏研究的几个问题（代序）
[1]马大正一 边臣疆吏研究是边疆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朝哪一代，边疆问题始终是安邦治国的头等大事之一，统治者都为巩固统治而制定边疆政策，展开边疆经略，实施边疆治理。边疆经略和治理是历朝历代对边疆地区进行开拓和经营的历史过程，边疆政策是实施边疆经略和治理的指导方针与具体举措，而治边思想是制定边疆政策的重要前提之一。边疆政策的基本任务是守住一条线（边界线），管好一片地（边疆地区），实际上包含了物与人两个方面。可以说，边疆政策是一项针对边疆地区人和物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边疆政策的正确与否，边疆经略的成败得失，治边思想是否符合时代潮流，不仅直接关系一个政权的兴衰存亡，而且对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发展也产生重大影响。边疆政策的提出，边疆治理的实施，除各个历史时期最高决策层的运筹帷幄外，主政边疆地区的边臣疆吏则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们是国家边疆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其个人的素质和处理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直接影响着历朝历代边疆政策的实施和边疆治理的成败，“边吏是否善政关系到边政是否得当。边疆地区远离统治权力中心，且情况复杂，边吏的素质要求更应优于内地。应变过激会使事态人为扩大，而过缓消极，本想息事宁人，往往适得其反。用一句大家熟悉的话：路线确定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边疆大吏肩负的重任跟一般内地的不一样，跟京官也不完全一样。他如果是个庸才或者是个歪才，那就更糟糕了，要出大事，边疆的事情有的时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瞬息万变。从中央来说，对边疆大吏应授以便宜之权，让他有一定的机动权，该决断时要给他以决断权。清朝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就很多。总而言之，边疆是靠人去治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那没错，但是我还有一句话，关键在领导，在我们的父母官，在我们的边疆大吏。边疆大吏里边应该有一批经过考验的民族的高层领导干部，再加上中央的权威，中央的正确政策、方针，那么我们边疆稳定局面，应该说是有保证的”。[2]
中国边疆研究具有丰富的内涵，有众多的研究领域，它贯穿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其中历朝各代陆疆与海疆政策的综合研究，以及各个历史时期不同政权的边疆政策研究是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其间当然包括对中国历代边臣疆吏的研究。
依我愚见，如下六个方面应引起边臣疆吏研究者的更多的关注：（1）历朝各代边臣疆吏人物与事件的个案研究，以及历朝各代边臣的比较研究；（2）边臣疆吏在国家官员整体中的地位；（3）边臣疆吏在历代中央政府实施边疆政策中的作用，以及中央与地方在治疆上的互动影响；（4）历代边臣疆吏在中国疆域形成进程中的作用；（5）边臣疆吏与边疆地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互动关系；（6）边臣疆吏在边疆地区的民事、军事、外交方面的作用。
由此可见，从古代到当代的边臣疆吏研究，值得研究者上下求索。二 邓缵先是民国时期新疆边臣疆吏群体的杰出代表
邓缵先是民国时期知名度不高的边吏，尽管其在诗词、史学方面表现出众，但因为他官微言轻，其事迹与地位长期被史学界所忽略。可以说，正是崔保新所著的《沉默的胡杨——邓缵先戍边纪事[3]（1915～1933）》的问世，才让我们较完整地一览邓缵先的生卒年谱，体察到了他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风貌。
即使如此，何启治先生在为《沉默的胡杨》（下简称）作序前还是提出几个问题：第一，邓缵先是什么人，为什么要为他立传？第二，该书有没有开拓性？第三，该书是不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见序三）我们说邓缵先是民国时期新疆边吏群体的杰出代表，也应该是解决了这三个问题后的结论。《沉默的胡杨》是一部多序多跋的学术著作。不同地域、不同专业、不同年龄的序者，对邓缵先有不同的解读并给予了不同的评价。县委书记何利民说：“在中国行政官员体系中，县官总被称作七品芝麻官。以我的体会，县委书记官虽小，但政治经济社会的责任重大，尤其在边境县兼贫困县工作，既要保境，又要安民，平安工程和繁荣工程两个轮子要一起驱动。作者选择研究邓缵先，说明他能跳出世俗窠臼的影响，以前瞻的眼光在历史人物中淘金拾珠。”（见序一）
北京的杨镰教授说：“邓缵先其人，是新疆现代史的标志性人物。不论由谁执笔来撰写新疆现代史，都绝不能略过不提。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他几乎不被人知，似乎湮没在历史潮流之中。然而，杨增新与邓缵先，都是现代新疆稳定、发展的基石与新疆进入民主社会的推动力。没有邓缵先，新疆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就缺失了必不可少的细节，历史画廊就变得晦涩难解，它就不像是老一代人亲身经历过的那个充满希望，历尽坎坷，重归一统的历史时期了。”（见序二）
广东学者谭元亨感叹：这本书的传主邓缵先，“一位把整个生命献给了新疆边塞的客家人，一位为维护国家尊严与领土完整的戍边义士，一位终身以正直、廉洁持身、外圆内方的政府官员，一位笔耕不辍、苦心编修的方志学者，一位把一生的激情、壮志与诗心融汇于上千诗文中的诗人——他，当是‘以诗证史’的身体力行者。他以他的功业，他的一生，他整个的生命，证实了这样一部历史。一位客家人，始终以‘祖宗言’安身立命，在千里关塞外，亦以‘治国安邦平天下’为己任，最终用自身的鲜血染红了万里边陲。”（见序四）
新疆的胥惠民教授写道：“邓缵先的诗作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质量很高。大凡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疾苦、民族团结，以及物产、山川风貌，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他的诗是民国前期新疆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读了他的作品，无形中纠正了我的一些偏颇认识。”（见跋一）
再观作者之言：“在职官序列中，邓缵先是一个芝麻官，也因为此，他一度被人们遗忘和忽略。而恰恰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才有条件摆脱浮夸，根植民间，活得单纯。”“挖掘历史不要忽视‘小人物’，切忌将官本位不知不觉带入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小人物往往在历史上做出了大事，特别如根植于百姓之中的县官们，因为根系发达，所以枝叶繁茂。”（见自序）
必须指出的是，民国时期新疆边吏是一个群体，他们共同承担着保卫边疆、稳定边疆、建设边疆的历史责任，邓缵先不过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只有通过严谨深入的学术研究，这一结论才站得住，立得稳。三 民国时期新疆边臣疆吏研究应引起人们关注
民国时期新疆边吏研究一直是边疆学的薄弱环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史界曾把现代新疆的奠基人、为新疆安全统一做出贡献的杨增新诬为奉行“愚民”政策的“军阀”与“刽子手”，这不符合历史事实。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就应该注重民国时期的边吏研究，这不仅是学术界的事，而且关系到新疆的现状与未来。
做好民国时期新疆边吏研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中国近现代人物的历史地位问题
史学家黄仁宇曾因确立蒋介石历史地位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更是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现代史就留下一个大空洞。而现存的‘历史’，一片呻吟嗟怨，满纸谩骂，不外袁世凯错，孙中山错，蒋介石错，毛泽东错，邓小平又错，蒋经国也可能错。这样的历史，读时就抬不起头来。”（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中华书局，2011，第228页）。此论也适用于民国时期边吏的历史地位问题。就新疆而言，如果杨增新是割据军阀，金树仁是无能之辈，盛世才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吴忠信虎头蛇尾，张治中软弱可欺，一线封疆大吏尚且如此，二三线边吏又能好到哪去？那么就会生成一个悖论：新疆社会的进步、新疆军政统一及领土完整又是谁带来的？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吧！民国时期边吏的历史地位是一个大问题，是开展边吏研究的基石，切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虚无主义、党派主义等非学术因素干扰作祟。（二）民国时期新疆边吏研究的视野问题
在民国时期新疆边吏研究中，要特别注意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的互动关系，新疆与世界及周边国家的关系，以扩大研究视野，避免就边疆论边疆。边疆缺干部、缺人才自古使然。民初杨增新要治理新疆，向北洋政府要干部；金树仁继任向南京中央政府要干部；盛世才治理新疆，向共产党要干部（毛泽东说我们也缺少人才）；国民党治理新疆，更是举全国之力动员人才建设新疆。新疆要稳定，要发展，不能没有一批安心新疆艰苦工作、甘于奉献青春甚至生命的边吏群体；边吏群体的稳定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边疆的稳定。
崔保新在《新疆1912》中，已经具有了这一视野。他在“寻官[4]启示”一节中，将广东的邓缵先、安徽的陶明樾、湖北的张馨放在一起作比较研究，发现他们都是民初北洋政府通过全国公考分发新疆的优秀边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对新疆的社会进步做出了不同的贡献。他们的不同就是来自不同的地区，他们的相同就是都死在了新疆，而且大多与新疆的动乱有关。他们来得豪气，死得悲壮！他们的英雄壮举足以激励后人，成为边疆长治久安的基石。有作为的边吏往往来自于经济文化发达的内地或沿海地区，内地与边疆的互动正是通过他们进行的。崔保新所谓的“寻官启示”，就是要寻找被历史湮没的基层边吏们，由此把一个人变为一群人，以便探讨这一群体对边疆社会进步所作出的贡献及其规律性。（三）民国时期新疆边吏研究的群体关系问题
民国时期新疆边吏是由大人物、中人物、小人物、民族人物构成的共同治理边疆的群体。长期以来，学术界仅关注一线历史人物的研究，由于缺乏二线、三线人物的支撑，犹如空中楼阁，使历史缺少丰富性、层次性，显得单薄。扎堆研究大人物有一定风险，既难避免资料上重复应用与抄袭，亦难跳出“阴谋论”“坏人论”“虚伪论”的怪圈。对大人物研究不能脱离小人物的基础，同样，对小人物研究也离不开大人物的场域与关系。只有开展边吏群体研究，才能使边疆史丰富起来，才能接到地气，与民生、民权结合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边吏二线、三线人物的研究，往往不是来自官方机构和专业研究机构，而是来自体制外的民间。民间由于受经费、资料、方法的局限，边吏研究做得不深不透。因此，做好边吏研究，需要专业人员与民间人士互动。
在《新疆1912》一书中，崔保新已开始尝试对边臣疆吏群体的研究。在他笔下，出现了几十个政治倾向不同、族别不同、角色各异的边吏人物，体现出时代和社会的丰富性。辛亥革命是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件，这一大事件不可能由几个人完成，只有动员足够庞大的群体才能完成这场大革命。历史学研究要反映这一时代特征。（四）要重视民国时期新疆少数民族边吏研究
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不同区域既分布着不同的民族，又有多民族杂居，不同的语言、文字、生活方式、习俗、宗教信仰交织在一起。历代统治者，均特别注意发挥民族边臣疆吏在边疆治理中的特殊作用。民国以降，无论杨增新、金树仁时期，还是盛世才、国民党时期，新疆治理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一批民族边臣疆吏登上了政治舞台，有些甚至成为一线人物，如麦斯伍德、艾沙、尧乐博斯、包尔汉、赛福鼎等。我们目前的研究对象和成果尚没有涵盖民族边吏群体，民国时期的民族边臣疆吏大多没有传记问世，单就学术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在新出版的《新疆政协文史资料》第56辑中，已体现出民族边臣疆吏群体的丰富性。该辑中既有一线大人物，如包尔汉、赛福鼎、翦伯赞，也有二线人物如土尔扈特蒙古女亲王巴尔吉提、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乌静彬，还有三线人物如回族县长马良骏阿訇、孔家后裔入新疆任县长，不仅研究对象体现出新疆多民族特征，而且作者也由多个民族构成，这是令人可喜的现象。上述研究对象还没有形成专著，应该继续做更深入广泛的研究。（五）民国时期新疆边吏研究的若干方法
1.资料搜集是开展民国时期新疆边臣疆吏研究的基础工作。由于时过境迁，资料搜集有一定难度，但也不是无迹可寻。要注意搜集他们生前留下的著作、自述、诗文、日记、遗稿、奏章、回忆录，以及相关档案、地方志、各级文史资料、学者研究文章、与他人唱和的诗词以及外国人写的著作中的记录等。尽管边吏们工作生活在新疆，但由于受到一次次文化浩劫，其家人亦受到一次次运动冲击，祖辈的历史一直是后代噤若寒蝉的话题，有关资料在边疆难寻踪影，而在其家乡或国家、省级图书馆反而能找到。
2.中央政府选拔、派遣、管理边臣疆吏，体现着国家统一和行使主权。在民国边臣疆吏研究中，不可忽视边臣疆吏选拔制度、任用标准、奖惩方法、选派程序的比较研究。譬如，北洋政府、南京政府对边臣疆吏的选拔、任用、选派有何异同？国体、政体的变动对边疆人才选拔的标准、程序以及命运有何影响？
3.在边臣疆吏的成长过程中，离不开地域文化对边臣疆吏们的熏陶，边吏们的性格形成、心理活动、为人处世、言行举止、治理风格，或多或少受到地域文化和人生经历的影响。以“性格论”“地域文化论”“情感论”“隐忍论”“亲民论”分析，取代“阶级论”“好坏论”“道德论”的批判，会更接近边吏们的历史本色，更让后人信服。所以要善于利用其家乡的研究成果，有条件的应该到其家乡做一番田野调查。
4.语境是民国时期新疆边臣疆吏的生存时态，研究者要以人为本，对研究个体要有同情心，将心比心，对他们经历的历史要有敬畏心，要回到他们所处的语境中，设身处地为他们设想，切忌用今天的观念和是非标准乱扣帽子，乱打棍子。也就是说，对边吏群体研究，不要忘记他们所处的时代，也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该批判的批判，该肯定的肯定。
5.边臣疆吏研究要选好题目，作前人未做的课题。研究新疆民国时期有两本皇皇大作，一是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一是张大军的《新疆风暴七十年》。对于这两个人，大多数人也只是只知其名、其书，而不知其来龙去脉，更不知他们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大作。至于两书中作序、题词者，更无人追踪研究。如果我们开展边臣疆吏研究，相信这些空白都能填补上。
总之，目前民国时期边臣疆吏研究还很薄弱，需要学术机构和民间学者彼此互动、共同努力，相信定能开创一个新局面，成为边疆学百花园中一朵奇葩！2013年2月10日于北京自乐斋
[1] 马大正，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
[2] 马大正：《中国历代边疆政策研究》，载《中国高端讲座》第一辑，海南出版社，2006，第149页。
[3] 崔保新：《沉默的胡杨——邓缵先戍边纪事（1915～193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4] 崔保新：《新疆19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357～360页。第一部分定位研究爱国·奉献·实干·牺牲——浅议戍边英雄邓缵先留给我们的文化精神遗产[1]何启治 刘秀文
邓缵先为什么被视为戍边英雄？他究竟给我们后人留下什么样的文化精神遗产？
要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就要弄清楚邓缵先是怎样成为戍边英雄的。
让我们来看看邓缵先远戍边疆的不寻常经历吧。
邓缵先，字芑洲，号缵先，自号毳庐居士。
1868年生于广东紫金县蓝塘镇布心村。
1883年15岁考中秀才，引起轰动。
邓缵先进疆前，曾一度担任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和紫金县议会议长。
1914年9月，在满清王朝被推翻后，应北洋政府内务部第三届县知事试验，取列乙等，分发新疆。翌年，已是46岁的邓缵先乘京汉铁路火车南线，踏上崎岖荒凉的西部征途，在当时海艺铁路最西端的观音堂车站换乘马车。以后，即交替乘坐马车或骡车，或者骑马、骑驴和骆驼，辗转数月而于1915年7月抵达新疆迪化。
1917～1918年，代理乌苏县知事。1918年编撰成《乌苏县志》一部。1921年刊印，为民国时期新疆省内第一部地方志。
1918年8月～1920年9月，任叶城县知事。[2]
1921年，先任新疆省总选举文牍员，为省主席杨增新撰写公文；后任新疆省公署文牍员、编辑员，撰写文件。
1922年春，母亲病重。因河西走廊盗匪猖獗，邓缵先借道宁夏渡黄河，舟车劳顿返粤省亲。
1924年返抵迪化，任新疆省公署政务厅内务科长。
1926～1927年，任疏附县（新疆人口最多的县）知事。
1927年5月，任墨玉县知事。
1931年，任巴楚县县长。
1933年新疆发生“四·一二”事变。巴楚处于喀什、和田、阿克苏交汇的要冲位置，邓缵先在宗教冲突中惨遭暴徒杀害，以身殉国。
以上即邓缵先进疆18年的简单经历。这种简要的叙述只是一些平淡的甚至是冷冰冰的文字。而邓缵先在这18年所经历和体验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和壮怀激烈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下面，让我们尽可能以现在掌握的史实和合情合理的推理想象来探寻邓缵先为我们后来人所留下的文化精神遗产吧。
先说邓缵先的爱国和奉献的精神。
邓缵先由主动应考而奉派赴新疆任职显然是一种爱国的行为，也是一种奉献精神的体现。
中国幅员辽阔，经济条件和地理状况差异很大，民族关系复杂，从沿海、内地参加支边工作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1974～1976年我参加首都各部委组建的援藏教师队到青海格尔木和拉萨等地工作。在选派援藏教师的过程中，即有人先慷慨激昂地报名，临决定名单时，又痛哭流涕找借口不去。为我饯行的朋友，竟以“祝你两年后健康地活着回来”这样悲凉的话语相赠别。实际上，我一年后就见到一位比我年轻的小伙子被从藏北那曲用担架送下来。在格尔木，一个人一年吸进的灰尘可以打一块砖，我因此而留下了终生难以治愈的咽炎。2800米的高原，超常的紫外线照射往往会留下脸部微血管充血的后遗症。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那曲和拉萨等地情况只会更加严重。我们选拔的条件之一是年龄在40岁以下，而邓缵先进疆时已是46岁的“高龄”。我相信，邓缵先当初还是离别妻儿独自进疆的。他活动的主要地方都在南疆，那也是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的结合部。一个中年人抛妻别子在高海拔的苦寒地区生活的凄苦孤独可想而知。何况，他还在乌苏、疏附、叶城、墨玉、巴楚等县主政和在省城迪化工作时，做了许多保境安民的实实在在的工作。他编撰的《叶城县志》8卷中的“巡边日志”，其中《调查巴扎达拉卡边界屯务暨沿途情形日记》，作为1962年中印边境谈判条件之一，更在几十年后向觊觎者义正词严地宣告祖国领土主权不可侵犯，成为新疆中印边界争端中维护国土和国家主权尊严的有力证据。1921年，《叶迪纪程》整理出版，其内容以及潘震等人所作序中也有中印边界之争的重要记述。
在我看来，热爱故乡和热爱祖国应该是一致的。本世纪初，在东莞龙川客家人的乡亲聚会中，我曾经公开说过，我不赞成空谈爱国。有人不爱自己的故乡而奢谈爱国高调，我不相信。这种认识在邓缵先的言行中也能得到印证。邓缵先不远万里赴新疆工作，却也心心念念他的故乡和在故土上生活的父老乡亲。1921年11月，邓缵先大概得到信息，知广东紫金县长杜林芳保境安民、知县有功，即赋诗表达自己的欣喜和同念之情。次年（1922年）春，因母亲病重，邓缵先借道宁夏渡黄河返粤省亲后，经常与紫金“九老会”成员赋诗唱和，并在其师蓝湘湄和杜林芳的建议下，开始整理家信诗札。凡此，都可以看出他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我们从他的《毳庐诗草》中也不难找到思乡恋家之作。如《相片寄至家》：
故园一别万馀里，荒徼淹留六七年。憔悴容颜玄菟塞，萧疏鬓发白鸥天。草烘晴日心犹壮，鸟入云霄梦亦圆。寄语家人频细看，画图写我尚依然。
宽慰家人，思念故乡，拳拳心意，跃然纸上。其他如《初得二儿来缄》《清明》《示在家两儿》等，在邓缵先的诗作中，多有此类怀念故乡亲人之作。
由此可见，戍边英雄邓缵先的爱国情怀，报国之志，都有他对故土和家园的热爱之情作为坚实的基础，他确实是胸怀报国之志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奔赴新疆的。
下面，让我们再来探寻戍边英雄邓缵先在新疆工作、生活中苦干实干的精神和无私无畏、不怕牺牲的精神。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我想，可以从邓缵先苦干实干的政绩，以日记、诗文作品记述边塞情状和感受，以及在民族分裂势力发动暴乱中不怕牺牲、英勇赴死、以身殉国这三方面来论述。
先说邓缵先的苦干实干精神和政绩。
第一，邓缵先在新疆的18年，有时是在省公署做文秘工作，但主要是作为一县的主官主持包罗万象的政务，他先后担任过乌苏、叶城、疏附、墨玉、巴楚等五县的知县或县长。新疆地域辽阔，人口稀少，但民族关系复杂。如当时的乌苏人口只有2万，叶城人口16万，就算是南疆“四大肥缺”之一。这些县人口数量虽少，但面积却与内地某些省份接近，有的县面积比湖南省还大，又有复杂的民族问题，所以像邓缵先这样有报国大志、做事认真的人岂敢懈怠大意。他作为“常怀四方之志”的客家人，在县长任上总是兢兢业业，把边陲视为自己的家乡，把新疆各族人民视为自己的亲人，苦干实干，为南疆当地的维吾尔族群众造福谋利。早在乌苏代理县知事任上，他就曾写诗给老师蓝湘湄，表达自己的心志说：“夙荷师承须洁己，冰渊心迹一尘无。”也就是要求自己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他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在叶城知事任上离任时，“父老子弟壶浆饯送，十里五里，长亭短亭，至玉河边，犹留恋涕泣。”（见《叶迪纪程》）邓缵先之勤政为民，苦干实干，深得人心，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邓缵先在18年的新疆戍边生涯中，始终不忘以诗词、日记等方式真实地记录自己的亲身经历、见闻和感受。从1918年撰写《乌苏县志》（1921年刊印）以来，陆续又给后人留下了《叶迪记程》（1921年）、《叶城县志》（1922年）、《毳庐诗草》（1924年）、《毳庐续吟》（1928年）和《毳庐诗草三编》等著作，为后人了解民国早期新疆历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其中，如前所述，《叶城县志》8卷中的“巡边日记”有《调查巴扎达拉卡边界屯务暨沿途情形日记》，更成为四十年后中印边界谈判中维护祖国领土主权和尊严的历史证据。
邓缵先所完成的所有诗词作品和历史著作，都可以说并非“分内”之事，而是他自己主动费神耗力，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别人唱歌跳舞、喝咖啡、打麻将的时候，挑灯熬夜才做成的。例如，离开叶城返省城就新职的时间是1920年10月17日至1920年12月26日。从叶城至迪化，记程四千里，历时两月余，其中的舟车劳顿，不难想象，而邓缵先却不辞劳苦，天天坚持写日记，终于完成《叶迪记程》这部重要著作。也许有人会说，邓缵先有文采，又有兴趣，所以会有这些作品。但我想说，今天在各级官员中，有才情的人未必在少数，但有多少人只是上班下班，照章办事，庸庸碌碌地过日子，又会有多少人能像邓缵先这样主动勤奋地去做一些“额外”的，却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呢！
第三，在民族分裂势力发动的暴乱中坚守岗位，奋力反抗；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则大义凛然，无私无畏地不怕牺牲，以身殉国。
在崔保新的《沉默的胡杨》中，在（邓缵先）“生平年表”中，对此次暴乱有简要的记录：“1933年，新疆发生暴乱，巴楚县多次遭兵燹。邓缵先、长子邓俦卓、儿媳、孙子，同亡于巴楚。”
关于这次暴乱和邓缵先的以身殉国，在崔保新的《新疆1912》中，则有访问作了较详细的披露：2011年3月26日，笔者随新疆建设厅党委书记徐国华、天山网副总编杜雪巍前往昌吉拜访王念慈老人。老人说出尘封已久的秘密：“我父亲案头放着邓缵先两部诗集：《毳庐诗草》和《毳庐续吟》，是他最爱。”我18岁时父亲告诉我，1933年春，和田来的大头棒队袭击巴楚，邓爷临危不惧，一方面安抚百姓，一方面正衣冠，从容说道：丈夫死，必正其衣冠（子路语），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邓爷死得惨烈，死得悲壮，死得庄严，死得令暴徒生畏，死得令君子感佩、小人汗颜。
据《巴楚县志》记载，在1993年的战乱中，大片民房被焚烧拆毁，县城内的两座大建筑——县政府和监狱亦遭焚毁，县政府历年档案被化为灰烬。未倒塌的房屋成了军队喂马养牛之所……战火使大片土地荒芜，大批牲畜被屠杀，战争使大批汉、回、维吾尔、柯尔克孜族同胞死亡，幸存百姓生活无着流离失所。上引邓缵先无私无畏、大义凛然、以身殉国的记述，在这种背景下应被视作目击者真实的回忆。寡不敌众也好，以卵击石也罢，在大势已去、固守无望的情况下，正衣冠以从容赴死成了邓缵先唯一可能的选择。
抛妻舍子出岭南，不畏绝地壮士行，躬耕西域十八载，留取丹心照汗青。邓缵先虽然死得惨烈，甚至尸骨无存，然而，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客籍紫金的戍边英雄邓缵先，你生为岭南人，死为西域魂，你不朽的灵魂将与你所热爱并付出生命代价的西陲边地共存。戍边英雄邓缵先，你将永远活在苍茫的历史中，活在人们的心里。
在拜读了崔保新著《沉默的胡杨》和《新疆1912》以及邓缵先的部分诗作之后，我认为，可以用“爱国·奉献·实干·牺牲”这八个字来概括戍边英雄邓缵先留给我们的文化精神遗产，并强烈认识到学习邓缵先精神对于我们正要实施的“援疆大政”和全面建设美丽和谐、富足的小康社会，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何启治，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管当代文学的副总编辑，《中华文学选刊》和《当代》杂志主编、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中直工作委员会委员。
[2] 本文有关邓缵先的历史资料全部引自崔保新著《沉默的胡杨——邓缵先戍边纪事（1915～1933）》。现代新疆奠基时期的人文标志[1]杨镰
我知道邓缵先，是因为一部边塞诗集《毳庐诗草》。
早在三十三年前，我还是乌鲁木齐一个煤矿的基层干部。我对历代西域诗有浓厚的兴趣，那时“边塞诗”正风行文坛，新疆与诗，是时尚的话题。在骆宾王、岑参、林则徐、邓廷桢、周涛、杨牧的行列，古典与现代还缺失一个衔接环节，一个过渡的引桥。这时，我听老人们说起邓缵先。
乌鲁木齐的文化界人士告诉我，邓缵先是最后一位古典西域诗人，第一位现代西域诗人，而他的《毳庐诗草》就是一座诗歌的通道。我读了《毳庐诗草》，邓缵先与杨增新都成了我崇敬的人物，同时却发现，关于邓缵先的文献记载并不多见。而我整理《新疆游记》时发现，1917年4月的纪事之中，作者谢彬提到了邓缵先。那时，邓缵先正出任乌苏县知事（县长），接待了到新疆视察财政情况路经乌苏的谢彬（湖南衡阳人）。
在记录当地的历史与现状之后，谢彬特意说：
今年三月，邓知事呈请省长豁除蒙部（蒙古部落）买水陋规，限期升科纳赋，尚未奉批准行，然办法则甚正当也。
在谢彬心目之中，这个来自内地的地方官员，是关注新疆国计民生、关注民族发展的人。正是这一点，使他们有了共同语言。
水是生命之源。对于干旱少雨的新疆，尤其是塔里木盆地，当地百姓有谚语云：有水，有树，就有人家。继而，根据水量形成大小不等的绿洲。辛亥革命之后，杨增新要在中央政府政令不通，中央与各省拨给新疆的专饷、协饷断绝，军阀连绵混战的时局中，独撑新疆危局，唯有发展民生，让百姓安居乐业。而开渠引水，开垦荒地，安置流民，增加税源，首当其冲。可以说，邓缵先对新疆的认识，杨增新对邓缵先的考察，就是从水利改革、兴修水利等民生工程开始的。邓缵先的确也做出了成绩，因此才一次次被杨增新安排到新疆的粮仓叶城、疏附、墨玉、巴楚任职。保粮仓，即是保税源，保民生，兼而保物价，惠民生。邓缵先在新疆第一大县疏附县作《耕稼词》、《蚕桑词》，即是历史写照。
我更深入地了解邓缵先，得益于崔保新所著的《沉默的胡杨——邓缵先戍边纪事（1915～1933）》（以下简称《沉》）。作为序者之一，那段时间，《沉》成了我案头必读之作。
邓缵先其人，是新疆现代史的标志性人物。不论由谁执笔来撰写新疆现代史，都绝不能略过不提。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他几乎不被人知，似乎湮没在历史潮流之中。然而，杨增新与邓缵先，都是现代新疆稳定、发展的基石与新疆进入民主社会的推动力。没有邓缵先，新疆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就缺失了必不可少的细节，历史画廊就变得晦涩难解，它就不像是老一代人亲身经历过的那个充满希望，历尽坎坷，重归一统的历史时期了。
与杨增新一样，由于偏见与无知，杨增新曾被称为奉行“愚民”政策的“军阀”与“刽子手”，而邓缵先长期“离开”了新疆的历史记述，他的效忠、他的牺牲，似乎毫无意义。
与杨增新一样，《补过斋文牍》《补过斋日记》成为新疆现代历史的文献渊薮。而邓缵先则以《毳庐诗草》《毳庐续吟》《毳庐诗草三编》《乌苏县志》《叶迪纪程》为自己，也为新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见证。
与杨增新一样，邓缵先在新疆的贡献，是在现代转型时期为中国六分之一领土的稳定安宁殚精竭虑。他们都在新疆经历了20年的忧患时日，邓缵先入新疆赴职晚了几年，杨增新1928年死于一次恐怖袭击，邓缵先历任天山南北的地方官员，直到30年代初期，他才在一次祸起萧墙的叛乱之中去世。可以肯定地说，杨增新是现代新疆的奠基人，而邓缵先当之无愧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人文标志。人有局限性，环境对人亦有局限性。杨增新与邓缵先壮志未酬身先死，令人扼腕叹息！
西域——新疆，是中华文明的构成单元，现代则是新疆领土归属和发展走向的定位点。作为中国的多民族聚居的边疆省区，辛亥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足40年，新疆展示了区域特有的再生能力与多姿多彩的文化底蕴。而邓缵先，通过自己的忘我与牺牲，为历史留下了一具丰碑。
研究杨增新与邓缵先，不可忽视新疆民国史的两个节点，即1928年与1933年。杨增新是1928年被刺杀的，他的死导致了新疆政治天平的失衡。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在邓缵先的诗集中，读到了他对杨增新之死的反应、情感和评价。在《毳庐诗草三编》中，收录有“哭蒙自杨鼎帅”二首：（一）
沙漠多悲风，杂以涔涔雨。
惊传噩耗来，忽折擎天柱。
环揽九州宽，怆怀空吊古。
哲人溘然逝，芳躅谁继武。
忆昔蒙自公，岳降为元辅。
颉颃追枚贾，伯仲见伊吕。
中原地势窄，剖符拓边土。
烽靖休屠营，威扬木昆部。
桑柘洗疮痍，稻粳易澙卤。
俗变郅支帐，风清都护府。
公如造化炉，陶镕岂小补。
葱河蒲类间，九姓皆安堵。（二）
孤鸿归滇池，毒雾伤干翮。
飞鸮集泮林，好音难感格。
一老不慭遗，皇穹未可测。
苍茫身世忧，天长眺西北。
常恐绿眼儿，弯弓觑边色。
碎叶背汉关，流沙泯禹迹。
我本岭峤人，忝登蓬壶籍。
永念拔擢恩，悲来泪横臆。
公在天山青，公去天山白。
寒城捣玉砧，荒戍咽铜笛。
稗史有阙文，羽书沉远碛。
还期塞上勋，尽勒燕然石。
读罢上诗，更印证了杨增新与邓缵先患难与共的关系：惊传噩耗来，忽折擎天柱。……哲人溘然逝，芳躅谁继武。在邓缵先眼中，杨增新是新疆的擎天柱，是哲人，他遽向天问：边塞瀚海谁主沉浮？哲人驾鹤归去，但魂兮犹存：苍茫身世忧，天长眺西北。常恐绿眼儿，弯弓觑边色。绿眼儿，即指对新疆虎视眈眈的俄国。然而，公在天山青，公去天山白。在邓缵先心中，公与天山同高，公与天山同在。邓缵先担心后人能否对杨增新做出公允的评价，还期塞上勋，尽勒燕然石。
作为杨增新的幕僚与属下，邓缵先与杨增新对新疆这块土地和人民有着同样的感情，对这片祖先开拓的广阔生存空间的安危，既有深似大海的无尽忧虑，也有重如磐石的历史责任。杨增新生前说，新疆治世是桃源，乱世是绝地，其中的含义邓缵先不会不知。然而，为何邓缵先在回到家乡后却再次冒死返疆？我思忖，这是志同道合的他们的一个共同约定，君子约定不一定写在纸上，往往要经过实践检验真假。通过杨增新与邓缵先之死的碰撞，我蓦然读懂了杨增新的一句谶语：让我们一起做西域的孤魂野鬼吧！新疆虽然不是他们的故乡，但是却是他们魂牵梦绕的家园，守土有责，哪怕是化作鬼魂，也要守卫着这片国土，成为觊觎这片国土者的屏障。
邓缵先是在1933年为国捐躯的。这不是偶然现象。当时外蒙古已经独立，英国始终觊觎西藏，满洲（东三省）、热河为日本侵据，连内蒙古也成为日本势在必得的地区，一方面策动德王等蒙古王公搞“高度自治”，另一方面毫不掩饰地扩大其在内蒙古的实力与影响。而占中国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自杨增新死后爆发了民族仇杀及内战，新疆处在特殊的危机中，中央政府面临着失去这一巨大疆域的危险。这就是邓缵先之死的宏观背景。
说到邓缵先，我不得不提到另一个人，即瑞典人斯文·赫定。他虽是一个外国人，但他与邓缵先这个外乡人一样，同样深深热爱并眷恋着新疆。斯文·赫定生于1865年，他比邓缵先大3岁。他们对杨增新同怀敬佩之情。斯文·赫定一生多次到新疆探险并科考，终身未娶。邓缵先虽有家室，但从1915年进疆到1933年遇难，其间的18年，除有一次短暂的回家经历外，也是独身一人生活在新疆。斯文·赫定曾说：“我已经和中国结了婚。”邓缵先则说：去住随萍梗，得失付云烟。蚕丝吐未尽，春深蚕不眠。在他心中，国比家大，民比妻重。在邓缵先的诗中，处处体现着民本主义思想。大祸突至，导师遽离，塔里木绿洲如烧红的铁锅，作为一县之长，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怎么能静心安眠呢？他们的人生境界达到了同样的高度。
在为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我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斯文·赫定的一生有着荣耀辉煌、享誉世界的时期，也经历过人生与事业的落潮或低谷；品味过在无人区濒临绝境、死神摩肩的绝望，也一再得到鲜花、声望、红地毯的垂青。作为一个科学家、探险家，他是成功的，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是失败的。总之，他的一生是有声有色的一生。一次在谈到探险家该具备什么素质时，他除了列举别的必要条件外，还特意加了一句：应有“天使般的耐心”。说这话时他肯定没有想到，自己死后仍然在受耐心的“考验”——时过40年，对他仍然缺乏一个公允的、客观的评价。他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盖棺而未能定论的杰出人物之一。
邓缵先与他相比，生前不过是一个职守边陲的七品县官，他同样经历过人生与事业的落潮或低谷，品味过在自然与欲海濒临绝境、死神摩肩的绝望，但他既没有得到鲜花、声望、红地毯的垂青，更没有获得享誉世界的名望。然而，在他逝世80周年之际，掌声开始响起来，鲜花也开始向他展露笑颜，他很可能获得红地毯的垂青。这种时空中荣辱的转换缘由何在？我想，亦是那两个字：耐心。历史是人民写的，天道不会冤枉自强不息的君子。
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我明白，学术虽不能直接增加物质财富，但它能修正历史谬误，改变现时状况，影响未来轨迹。河源市委、省政府主办邓缵先精神研讨会，就是明证。《毳庐诗草三编》中有一首诗，我读过便从未释怀，那就是《秋思三首》其一：
交河霜信入边关，一夜香闺尽惨颜。
铁骑几回驰玉塞，银笺前岁寄金山。
梦惊碎叶城濒堕，泪溅回文锦染斑。
只恐郎心如弱水，向西流去未能还。
诗，是传统的边塞诗风格。尽管时代改变了，但是诗人为国效力、舍身报国的使命感，诗人对广东老家家乡亲人的不尽思念，特别是诗人对自己位置的认定，时隔八九十年仍然感染着关心新疆、热爱新疆，以新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的人，其中包括崔保新，包括邓缵先的家乡人，包括从广东不远万里支援新疆建设的干部们，也包括我自己。
[1] 杨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邓缵先与客家人的人才观[1]谭元亨一
紫邑丛书中的“诗文”四卷尚未付梓，邓缵先的族人醒群便已把厚厚的四本打印稿交付于我。我未敢懈怠，高校课余，便拿起来细读，自是热血喷张，感慨万千，低回不已。
是日，于《毳庐诗草》中，读到了他的《燕台怀古》，不觉心中一动，二十年前，我在燕京，亦有燕台七律一首，用在了《客家魂》三部由第一部的《世纪之旅》中，是以书中主人公郭玉祠的名义写下的。其实，郭玉祠的原型正是我的外祖父郭宝慈，他是辛亥元戎，曾率部光复南韶连，百年后，我到他光复的连州，曾写下一首七绝，内中有“帝制烟消辛亥年，挥师直下南韶连”一句。为此，他被直选为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驻京十多年，我的母亲及众舅均是在京出生的。郭宝慈还是广东高等教育的创始人，1909年出任广东农业教员讲习所第一任所长，该所一直被视为华南农业大学的前身，所以，2009年华农大百年校庆则以此为据。因此，我的诗中还有“非常国会辞京日，砥立急流话农禅”一句。恐怕，这也是不少客家人矢志教育，每每在政坛上急流勇退的写照。
尽管外公生平写下不少诗文，却已散逸动乱之中，殊为可惜。我代他所拟的关于燕王台的诗，未必完全揣度到当日他离京南下，参加孙中山号召的非常国会时的心情，这里姑妄录下：
生性竹林野且闲，
焉能游戏功名间。
琼林罢宴归帆起，
兴学桑梓天外天。
画眉休问入时尚，
着色难为紫朱缘。
王榭堂前终是客，
平生莫负水环山。
而邓缵先的《燕台怀古》，要更为悲壮，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矣。这里，亦不妨照录如下：
白日照燕台，燕王安在哉。
霸图事如昨，黄金成飞灰。
遂令豪杰士，慷慨歌声哀。
世情轻骏骨，嘉客羞自媒。
一去不复返，寒林起氛埃。
萧萧易水上，空见暮潮回。
众所周知，燕台是用来延揽人才的，又被称为“黄金台”，以表示燕昭王不惜重金招募人才的决心，故唐诗中有“燕昭北筑黄金台，四方豪杰乘风来”一语，正是依靠招募来的人才，仅20余年，燕国经济勃起，军力强大，由一个濒临灭亡的弱国，一跃为盛极一时的强国。
邓缵先作为一名民族志士，远赴边陲就职，可谓受命于危难之中。最终，亦以身殉国，体现出客家人的家国情怀与万难不屈的“硬颈”精神。他自己就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他自小则饱读诗书，努力提升自身“治国平天下”的浩然之气，这才有他在新疆的惊天地、泣鬼神，维护国家的壮举。
作为客家这个族群的价值取向，读书当是人才的第一阶梯。二
在客家的习俗中，有不少关于读书的明训。
甚至在儿歌里，亦不乏“唔读书，有婆娘”这类的内容，自小告诫后一代，要成才，就得读书。不读书，就不会有出息。
诚然，客家人南下，海滨，河边，都无落脚之地了，只能居住在边远的山区，甚至是穷山恶水，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要从山里走出去，也唯有科举一条路。儿歌一开始，便是“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所以，读书，也就成了客家人安身立命的唯一途径。这也是儒家学说最具影响力的地方。
当然，读书，更是成才之路。
邓缵先“示儿”的诗文中，不乏关于读书的教诲。
在《家慈夜灯纺绩〈勉学图〉并序》的“九解”中就有六解言读书：
图藏于家数十年矣。灯火书声，儿时乐事；回思曩昔，情景宛然。自谋食他乡，双亲渐老。岁逢鸡犬，抱痛终天；杯惓几筵，都成故物。此图装缮完好，岁时令节，展览兴感，不禁涔涔泪下。谨缀数语，以志哀悃云。
图绘兮在兹，回忆兮儿时。回忆儿时，光景如梦复如痴。睹斯图兮涕泪涟洏，纺绩勉学兮往事伤悲。一解
儿兮姿质甚钝，维时龄才五六。满架旧书，数株老屋。昆弟三人，书声断续。庭训綦严，谴诃烦促。教我三月孝经，尚未习熟。课我二年四书，尚未毕读。二解
诲儿兮谆谆，一句一读兮语语：“儿性鲁，学之苦。学之苦，父心怒。今日不温故，明日不温故，行将挞汝。”三解
母曰：“嗟！我儿读书，胡不以夜。朗诵之，默诵之，就予灯下。予纺绩，儿读书，三更乃罢。”四解
儿性惛，但欲眠。灯火光荧短榻前，书檠寂寂机声腔喧。虫吟促织，唧唧壁间。咿唔终夜，未过一篇。五解
母辍纺，怕儿寒，母将衣儿以绮纨。母辍绩，怕儿饿，母将饲儿以榄果。母言：“毋云疲，书中自有安宅居。毋言饥，书中自有千仓储。”六解
读之，可谓催人泪下，母亲是如何勉学催读书的？！
而《老来吟示卓儿，并寄岑儿，森儿》，则深情地回忆起少年读书的情景，尤其是篇末四行，更是语重心长。
老来每忆幼稚时，数间茅屋双柴扉。
高堂二亲正康健，谴我辍学鞭笞施。
兄弟三人灯火共，寒螀鸣砌萤入帏。
如今舍南营小筑，明窗净几春日晖。
庭树欲静风不止，对此令人心伤悲。
肯构方新弓冶旧，过庭犹是杯棬非。
家贫藜藿有滋味，亲老桑榆无畅枝。
罔极深思未易报，百年逝水不复归。
儿曹读书须努力，转瞬韶光驹隙驰。
老来忧虑竟何为，他日汝心当自知。
还有《春日怀山居，示在家两儿》，眷眷之心，溢于笔端。
杏雨添膏泽，桑鸠集野庐。
农人告春事，乐地在山居。
田润晨驱犊，灯明夜读书。
倪宽家计足，勉勖带经锄。
而《回忆少年时》四首之二首，则诵读的往事，历历在目。
回忆少年时，负竿随钓鱼。
柴门临蓼滩，水浅生芙蕖。
小鱼一二寸，闻饵来徐徐。
芒针敲钓钩，茧纶垂尺馀。
有时获修鳞，趋归意欢如。
嬉游如昨日，清溪环敝庐。
驱马远行没，园池日以疏。
秋风忆鲈脍，聊尔赋归与。
回忆少年时，学种屋边树。
鸦嘴柄短，锄泥多欢趣。
移栽香橘根，架棘谨防护。
隙地两三弓，青葱春无数。
诵读咿唔毕，一日十回顾。
成林欲结实，暂离乡园去。
家人寄书来。园树森如故。
今我五十馀，韶光愧虚度。《示在家岑，森两儿》一诗，更把诗眼落在“读书”之上。
莫惮带经锄，青山环敝庐。
少年端志趣，流水勉居诸。
久大基谋始，周旋事慎初。
老夫垂暮景，爱恋在诗书。
读书为成才，读书为立身之本。提高人的素质，镕铸人的气质，书是万万不能缺的，“腹有诗书气自华”便是这意思。
所谓“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千仓储”，其实都不算什么，重要的是树正气，明大义，知天下。
我们每个人都深知，书在一个人的少年时代，对其会起怎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书，寄托了整个人类未来的希望，也就如客家著名民谚所说的：
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
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是当下对广东人的精神一个总的概括，对广东三大民系的一个总的概括。不过，客家人仍有别于广府、潮汕两大民系，客家人“不卖祖宗言”的坚守，客家人的“硬颈”，则体现出客家精神尤为突出的一面，那便是特立卓行。而特立卓行，正是建立在对于“祖宗言”的承继、坚持与发扬上，表现为不屈不挠，一往无前的“硬颈”品格之上，这才有近代史上客家人为推翻千年帝制、抗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的冲天气概。
邓缵先正是这种特立卓行的客家人的典范。三
邓缵先不仅把儿子读书的事情时刻铭记于心，更渴望所有孩子都能读上书——这便是一位戍边的客家先贤的胸怀，我们不妨一读。《闻里闾父老新筑学样落成，喜极，因赋诗纪事，并寄示诸子侄》六首：
堂前环榜岭，青翠接墙阴。
堂后绕铁水，溪声如鼓琴。
新营读书处，聊慰芳岁心。
我行逾万里，欣欣喜意深。
儿童喜新舍，早起来盘桓。
补种篱边菊，时栽阶下兰。
但念灌溉劳，安知培养难。
墙根有恶竹，仍须斩万竿。
四邻依山谷，地静无尘嚣。
济济童稚年，天真未琢雕。
序庠敦教育，器识在光昭。
回念少小时，青灯乐深宵。
手植数株柏，近闻得萧疏。
短栏拾干蕊，净几理残书。
樽酒饥荒后，弦歌兵燹馀。
归期自可料，新圃梅开初。
清明植树节，阳和属暮春。
春服备单袷，童冠百馀人。
园林生意满，风浴水之滨。
倦游思狂士，归与感念频。
卜筑四五间，宾朋相往还。
雨声碎新瓦，鸟语破空山。
邻壁共灯火，艺园无榛菅。
英才供世用，戚里多欢颜。
最后一句，正是落在“英才供世用，戚里多欢颜”。
一个民族的希望，是英才辈出，而不仅仅是一家人、一辈人；是供世用，不是为个人富贵功名。
当然，男儿当自强，故《示在家两儿》则强调：
沙尘浪迹催吾老，村僻贫家望汝贤。
春野课耕须早起，寒灯勤读合迟眠。
涤烦惟玩窗前竹，习静宜观石上泉。
门户他时当自立，仍教雁序乐翩翩。
去骄戒奢，牢记祖上的荣光，更是成才所切记的。他在《寄示家人》一诗中，更是循循善诱。
仕宦食禄家，子弟习骄侈。
少年性奢豪，器用务华美。
鞍马相驰逐，结交尽朱紫。
日食费万钱，仆妾被罗绮。
喧喧游戏场，赫赫冠盖里。
席宠惰心生，多财祸机起。
小则坠家声，大则干国纪。
败覆由满盈，此中见物理。
恣意乐未终，高台已倾圮。
倚伏有固然，古来共如此。
我祖高密公，功冠云台首。
既定东汉业，鸿烈永启后。
有子十三人，各使一艺守。
修整闺门内，风化始朴厚。
伟哉王者师，勋名垂不朽。
累叶袭貂珥，槐棘备三九。
旧德与先畴，流传世代久。
数典不敢忘，遗经置座右。
落句更是“数典不敢忘，遗经置座右”。
官宦之家，忌的是出纨绔子弟。“休羡东山费，何妨北道贫”，只要人穷志不穷，穷且益坚，经得起淬炼，他在《示诸侄》一诗中，就表示了这一“痴望”。
诸郎须励志，故土可谋身。
休羡东山费，何妨北道贫。
野烟三径晓，村雨一犁春。
痴叔殷勤意，仓箱属望频。
所以，他才有《男儿》这样气宇轩昂的诗篇。
男儿爱惜黑貂裘，今古茫茫一叶舟。
唐代文人多贾祸，汉家边将少封侯。
邯郸酒醒黄粱熟，金谷园荒白菊秋。
富贵功名身外事，贤豪真乐自优游。四
还在给《沉默的胡杨》写序时，我用的是《以诗证史》为标题，那么，今天的文章，当是“以诗言志”了，因此，不惜再度引用序中所用过的《挽周道尹阿山殉难》一诗：
犯塞妖氛急，捐躯热血浓。
半生多感慨，一死竟从容。
浩气霄冲鹤，英魂剑化龙。
阿山收复后，立马望残烽。
其实，人才，首先是养其浩然之气，凌云之志。
无气无志者，再有才华，也只是雕虫小技，成不了大气候，弄不好，成不了才，只成为人祸矣。
引用了那么多邓缵先的诗，关于读书，关于读书育人，关于人的尊严，人的品格，皆可谓发人深省。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再读他另外两首关于“黄金台”即燕台的诗，万古惆怅，皆在心间。
黄金台下暮烟空，赤谷城边夕照红。
铁勒翻营奔虏骑，雕弧鸣镝落霜鸿。
兵屯紫塞山如米，桥接银河玉化虹。
回首龙庭刁斗静，韬钤自是属英雄。
乐往哀来未了缘，兴亡感慨倍凄然。
横舟汾水秋风起，沉李南皮蹴踘传。
戎垒笳声悲故国，画楼灯影恨华年。
江间草木皆黄落，多少行人望远川。
五千年的华夏古国，是一个诗歌大国，世界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一个能诗的民族，是不会沉沦下去的，诗的韵律，诗的节奏，诗的奔放，永远在激励一个民族奋发向上，一往无前。我深信，客家，同样作为一个诗的族群，也同样不会失去以往身上诗的光华，沉沦或寂灭的。这，有邓缵先为证，有邓缵先的诗为证！
[1] 谭元亨，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华南理工大学客家研究所所长。邓缵先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爱国主义者——纪念邓缵先诞辰145周年[1]侯月祥
邓缵先（1868～1933年），广东省紫金县人，去世时享年65岁，2013年是他诞辰145周年。邓缵先是民国官员，诗人，新疆史地专家。他最光辉的岁月是在新疆的18年，他的言行、史志、诗作，都贯穿为国家完整统一的“爱国”这根红线，爱国护疆，血洒新疆，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这是他的历史定位。一 放眼西部新疆的先知先觉者
新疆位于中国西北部，古称西域。它在中国各省区中面积最大，约合全国面积的六分之一，是多民族地区。新疆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邓缵先是20世纪有远见、有骨气的知识分子，饱读经书，了解新疆自然地理环境、复杂的历史、丰富的自然资源等，充分理解新疆的发展对维护中国完整统一的重要性。这在他丰富的诗词中均有反映。他的《镇西歌》300多字，抒发胸怀，气势磅[2]礴，惊天动地。《毳庐诗草三编》还有很多这类诗词。这一认识，对邓缵先在新疆生活的18年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以诗明志，这是他的政治抱负、安身立命所在。从民国四年（1915年）赴新疆任职起，他对在新疆任职有什么风险，特别是在20世纪初发生的复杂流血事件后，更加深了感性认识。但为了国家，为了新疆的发展，他是有思想准备的。“王粲离家久，班超去不返”。立志西部，扎根新[3]疆。18年，他有很多诗是为友人归粤、归楚、东归而写，唯独没有顾及到对自己记述。18年，他没有丝毫的退缩、反悔、惧怕，哪怕是只言片语，没有丝毫受挫、动摇、偷安的情感。相反，却是愈挫愈奋，愈战愈勇，愈久愈坚，百折不挠，坚守岗位，临危不惧，挺身保疆护土，直至英勇殉职。
邓缵先本来有多次机会可以利用来改变初衷，改变政治抱负，改变自己的环境，但他义无反顾，无怨无悔，毫不动摇，始终以国家利益居首。邓缵先任乌苏县知事、叶城县知事后，都有一两年的回迪化留省期，他是杨增新的红人，如不想再下县任职，他是有机会“攻关”留下的。民国十一年（1922年）春，他母亲病重，他回乡省亲。当时河西走廊盗匪嚣张，危及民生，路途危机四伏，他改由宁夏渡黄河转道回省，可以说他是“冒死返乡”。这是他在新疆18年的唯一一次探亲。而如果他稍有动摇，也可以告别新疆，在家里安度晚年。但民国十三年（1924年），他又重返迪化任职，继续在新疆的政治生涯。也可以说，他是“冒死返疆”。这里，如果对新疆没有认识，没有感情，没有抱负，那是不可想象的。以致在他60岁时，家人来信谈到已为他购买了寿地，催促他见好就收，让他告老还乡，对此他毫不理会，继续在新疆奋斗，先后又担任墨玉县、巴楚县知事（县长），直至在巴楚县遇害，时年65岁，已超龄任职多年。根据作家崔保新的披露资料：当1933年春巴楚发生民族动乱时，邓缵先临危不惧，镇静以对，一方面安抚百姓，一方面自正衣冠，从容说道：大丈夫死，[4]必正其衣冠。大义凛然，从容舍生就义。这种为国家大义、民族大义的政治追求、爱国精神，不禁令人肃然起敬。二 发展生产，关注民生，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
邓缵先在新疆18年，行事低调，任劳任怨，举止谨慎，从政清廉，生活简朴。五任县知事（县长），都专注为人民群众造福，发展水利，关注农事，造桥修路，努力改善生活环境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确保一方安宁。虽然这方面的材料目前还不算丰富、系统，但仅从一些诗词和史志资料记载中，已可以体现邓缵先从政观念、治理思想，以及在任成果。在邓缵先的诗中，有不少是记述当地生产生活环境和生产作物，不少是体现他对水利、田作、农作物的重视，不少是他对当地人民群众疾苦的关心，是他服务新疆、以人为本、任劳任怨精神的生动写照。如《出郊（五古二首）》（见《毳庐诗草》）：布谷鸟声催，辍琴听檐际。因骑一马行，言向桑田税。春耕信有期，秋熟理可契。我亦田间来，闾阎思利弊。边疆缺水泽，有水即可耕。东皋泉脉动，凿渠禾黍生。因念篝中粟，粒粒汗血成。田家无乐境，何以劳群氓。
他关心农民，体恤群众的深厚感情跃然诗中，做官为民为农，读之感叹。此外，《毳庐诗草》还有《六别诗（并序·五古）》《乌苏县斋书事》《耕稼词》《蚕桑词》等。《毳庐诗草三编》中的《赋税》《治河》《拟古七首》《炫玉》《仕宦》《书〈张镇周传〉后》《夕宴》《田家》《厚葬》《梦》《村农》等，都体现了他自律为民、设身处地、务实治理的精神。
正因如此，所以他每一任期的政绩都很卓著，深受人民群众拥护。新修《乌苏县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第一版）第六编农业记载，民国六年（1917年）修复十户渠、六十户渠，可灌溉土地4100亩，使当时全县灌溉面积达到2.2万多亩。省府在此地安插维吾尔族农民开荒、领种，以补汉、回民劳力不足。这是发展当地农业的有力举措。据载，民国七年（1918年），全县农户有170多户，占总户数的34.9%。其余从事其他各业。当时邓缵先是县知事。在第三十四编·人物·人物传中，记述邓缵先“在乌苏主政两年，遍至乌苏城乡，考察地理，体验民情，多有建树。先后修建五道桥、东关桥（今太平桥），便利交通；开挖六十户庄新干渠及其两条支渠，灌溉农田4000余亩，百姓称贤”。从中体会出当年邓缵先在乌苏是为当地群众做了大量工作，改变了生产、生活环境和条件，受到群众赞颂。1999年6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叶城县志》第二十七编·人物，对邓缵先也有“为人诚朴、稳练，以务实见长。任叶城知事期间（1919年4月～1920年10月），多有兴利除弊之举”。民国九年（1920年）10月，邓缵先离开叶城任所时，发生了感人的场面：“父老子弟壶浆饯送，十里五里，长亭短亭，至玉河边，犹留恋涕泣。余慰勉至[5]再，于是送行者自崖而返。”这与他扎根新疆、开发新疆、为民服务的志向是一致的。三 史志、诗词保国典范
邓缵先在新疆的18年，除实施政务、改善民生外，还拨冗撰修《乌苏县志》一部、《叶城县志》一部、《叶迪纪程》一部，以及《毳庐诗草》《毳庐续吟》《毳庐诗草三编》三部诗集，共收入诗词1950首。
邓缵先的诗多表现自己的志向思想，记叙新疆人事、风物、山水、农事等内容，完全是出自他内心的感情抒发，质朴含蓄，寓意隽永，情真意切，吟诵洒脱。特别是记述自然环境，山山水水，秀丽风光的内容，成为新疆历史发展、中国神圣疆土的“诗证”。如《莲花池（五古）》等。
传统上，中国的地方志有“存史、资政、教化”的三大功能。但是在邓缵先的笔下，撰修边疆地方志还具有护疆卫国的功能，这是一大历史贡献。他在《乌苏县志》序言中说：“乌苏在天山北麓为迪化门户，北通阿塔，西接伊犁，适扼北地要冲，辖境辽阔，关系尤重。”[6]他认为撰修《乌苏县志》是极为重要的事务，不比其他地方，他已经认识到边疆地方志更具深层次的意义。《乌苏县志》也成为当时新疆唯一出版的县志，贡献匪浅。他有名的《叶城县志》，由于详细、生动记述了当时祖国的疆土状况、当时维护主权的情况，1962年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成为中国政府谈判中的“史证”。县志中附录了他的《调查八扎达拉卡边界屯务暨沿途情形日记》（简称《巡边日记》），自1920年3月14日至4月13日，历时一个月，往返路程3750里。其中要跨越6000多米的大坂。有人一再劝他别去边卡，那里环境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