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幼军
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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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幼军文集第十四卷试读：
大童话家的精彩散文
樊发稼顷接好友孙幼军“密告”，他的两部散文书稿《洋教头手记》和《桃园的大鸡和小鸡》已为春风文艺出版社接受，即将联袂推出；幼军同时将两部书稿的电子文本悄悄发给了我。
我作为一名普通读者和文学批评工作者，真正是感动之至、高兴之至！
感动的是，春风文艺出版社慧眼识珠，不因孙氏散文为幼军自己的童话灿烂光芒遮蔽而有所轻视乃至忽略。
高兴的是，我一直期盼着众多散登于诸报刊以及未发表过的各类精彩幼军散文（包括随笔）正式结集出版，以飨广大读者。我这个愿望终于要实现了！
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幼军即以一本《怪老头儿随想录》在散文王国取得了响当当的“身份证”。那本散文集曾荣膺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1998—2000）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记得享有“京城四大名编之一”美誉，《人民文学》原副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崔道怡先生在仔细审读幼军这部散文集后，在评委会上满怀感佩地说：“到底姜是老的辣呀！”
散文是文学诸样式之一种，又是一切文学的基础。
散文内容绝不可虚设造假。
散文最见作者真思想真性情，也最见作者文字语言真功夫。
幼军散文无论追忆童年、述说经历，还是怀人记感、叙述亲情友情，唯一字概之：真。真人，真事，真思想，真感受，真情愫。唯其真实，读来倍感亲切。至少绝无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
幼军自小明敏过人，家学笃厚，启蒙即受中国悠久传统文化思想美德浓郁熏陶；长大刻苦问学，博闻强记，经史子集、古今中外，博览群书。他出生于民族多难时期，小小年纪，即随父母举家四处迁徙，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深察底层民间疾苦；他当过运动员（少时曾是冰上运动省代表队的优秀选手），扛过枪，做过工，种过地；大学毕业后长期从教，业余主要从事童话创作。他精通俄、日两种文字，译过多部外国文学名著，是著名作家又是卓有成就的翻译家。丰富的阅历、广博的知识、崇高的良知，加上自身矢志不移、不懈求索、刻苦创造，使他成为一名业绩卓越的文学家，特别是广受国人喜爱和推崇的童话家，声名远播海内外。
阅人阅事阅世如此深广，又有较高的文学造诣，幼军一旦写起散文来，自是出手不凡！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长期的写作实践，使幼军修炼出一身驾驭文字的绝妙功夫。我这里不妨来个大“揭秘”：幼军从小学四年级始，即写日记，迄今绵延七十多年，不论在何种艰窘情况下，从未有过中辍。他写日记，或简或繁，总字数已积有四五百万之多！这是一个大奇迹！须知“日记”就是散文之一种啊。我看过他的尘封半个多世纪、留下种种生活和时代印痕的日记原文，轻轻抚拂、深情诵读之际，我感佩之至、激动万分！一个人从少不更事的童年、少年，到青年、中年、壮年、老年，漫漫岁月如云变幻，而日记写作者之执着、之坚毅则一以贯之！仅凭这点可断：这位日记作者、这样意志刚韧的“男人”，必成大器。
——我说这些，与谈幼军散文不悖。尚请读者细味之、深思之。
幼军在文坛，是位鼎鼎有名的大作家、大童话家，他在生活中，则是一个毫无架子、极为随和的普通人。他心性善良，有一颗弥足珍贵的悲悯之心和大爱之心。他为人坦白诚恳、重朋友情谊、敬畏前辈、乐于助人，同时刚直不阿、满身正气、疾恶如仇。在小孩子眼里，他是和蔼可亲的爷爷、特有趣的“怪老头儿”；在莘莘学子面前，他是一丝不苟、循循善诱、特别敬业的老师；在儿女面前，他是慈爱的、朋友一样平等的好父亲；文学同行们都愿意和他倾心畅谈，交为知心好友。这一切，在他的散文里都有直接间接的反映。
作为童话名家，幼军擅长编织动人的故事。他的散文多为叙事体，不论何种题材内容，往往亦有充满生活实感的故事、情节，乃至鲜活怡人的细节穿插其间，每令读者读来不禁抚卷莞尔、趣味盎然。
幼军散文的文字语言，朴实、圆润、流畅，自然有如山间晶莹溪水之潺潺流淌。他不尚辞藻，却给人以美好辞章和文采的惬意享受。说幼军的文学语言已臻炉火纯青之境是绝不为过的。
幼军的散文是大童话家的精彩散文，是美文，是中国新时期、新世纪散文宝库中的别样明珠，是广大成人和青少年丰富精神生活，接受高尚思想和美感熏陶，甚至学习作文和创作难得的文学读本。2010年5月3日于北京 南方庄（作者系诗人、文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原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寻梦童年
桃园的大鸡和小鸡
十岁的时候，我家住在河北省的邯郸。那会儿，邯郸是个小小的县城。丛台公园还显出几分荒凉，很少人迹。清早我独自跑去玩耍，只听得树丛中一片鸟鸣。湖水平静而清澈，团团水草里倏忽闪现游鱼的身影，倘投下钓丝，很快就有小鲫鱼被扯上木桥，“啪啪”地拍着尾巴。
我家门前那条小路叫桃园街。但记忆中搜寻不出桃树、桃花之类的东西。院子里边倒是有两株大石榴，分别生长在东厢和西厢房之前。石榴花盛开时，那简直是两棵火树。而果实成熟的季节，房东爷爷会慷慨地分几十个给我家，在友善情谊里边，大概还包含着褒奖我的意思。我那时候淘气得出奇，却从来不动树上的果子。房东大爷蹒跚着走进我们屋里，一声不响地把装满石榴的篮子放在桌上，只拍一拍我的头。
啊，那石榴好大，好甜！
我家住西厢，东厢里住的是李大娘一家。像我们一样，李家也养了一群鸡。不同的是，李大娘的鸡群里还有一只红色羽毛的大公鸡。天不亮它就直着脖子叫，声音大极了。吵人不算，它还横行霸道，十分野蛮，总无缘无故欺负我家的鸡，又是啄又是踩，所以我非常讨厌它。
有一天放学，我手里攥着一把弹弓，一路打回来。走到家门口，我正巧看见那只大红公鸡啄我家下蛋最多的“小芦花”。我冒火了，举起弹弓，喝一声：“左眼看箭！”
弹弓响处，大公鸡倒地。看样子，我自制的小泥球击中了它的脑袋。说是打它的“左眼”，其实我是瞄准它身子的，根本没想把它打死！
我吓坏了，一溜烟钻进自己家屋子。
还算运气，吃过晚饭，我又偷偷从窗户往外看，终于见到了那只大红公鸡。它昂首阔步地踱来踱去，傲慢地瞥着母鸡们，依旧那样神气活现。
但是它的确被我打瞎了一只眼睛。李大娘虽然骂了一通，却丝毫没怀疑我就是她数落的那个“缺德鬼”。是呀，她的宝贝疙瘩可能是自己钻来钻去，被树枝戳了一下，也可能是在街上挡路，被赶大车的抽了一鞭子。倒霉的原因多着呢！
那只大公鸡天黑不回窝，每晚都要劳动它的女主人满院子跑着抓，这弄得李大娘很烦。一次她把鸡按在地上，笑了起来：“这回反倒好了：悄悄从这一边靠上去，一把就能按住，省多大的劲儿！”
我在一旁忍不住表功说：“那是我弄的！”
没想到李大娘立刻丢开鸡，一把揪住我的耳朵，叫道：“好你个臭小子，我早该想到是你！”
妈妈把我好一顿骂。爸爸下班回家，妈妈又向爸爸告状。爸爸却忍不住乐，只说了一句：“多聪明啊！”
李大娘是很喜欢我的，即使是在她骂我“臭小子”的时候。她那个跟我同岁的儿子是我的好朋友。她还有个八岁的女儿，叫“金生”，也许是“津生”，因为他们在天津住过。她不止一次对我说，要把金生送给我当媳妇儿。金生黑色的大眼睛、红色小嘴巴，扎着两根细细的小辫儿，很好看的。听说金生要当我媳妇儿，我总一反常态，忸怩起来。李大娘就叫：“脸红啦！脸红啦！”
房东爷爷的正房檐下养着一对灰鸽子。鸽子孵蛋的时候不知怎么回事，两只蛋都掉下来，摔得稀巴烂。鸽子老守在窝里咕咕叫。房东爷爷说：“真可怜，它心疼孩子呢！”
我妈妈听见了，从篮子里挑选了两个最小的鸡蛋，送去说：“您试试，也许它会当成自己的蛋。”
谁都没料到，鸽子不但安静下来，还尽心竭力地孵出了两只小鸡。房东爷爷怕小鸡会掉下来摔死，立刻把那两个绒球球捧到我家来。
房东爷爷不知道我这个冒失鬼会干出让小鸡遭受比摔死更痛苦的事。
我放学回来，一心想丢下书包跑出去玩，闯进竹门帘一脚踏下去，竟踩中一只鸡雏。小鸡雏躺在地上叽叽叫，肠子都流出来了。
妈妈心肠最软，这种光景本来她看也不忍看一眼的，偏这当儿表现得异常勇敢。她急匆匆取出针线，小心地把鸡雏肚子里流出的东西都推回去，一针针缝上，还涂了红药水。
小鸡雏居然得救了！
我带着负疚的心情照看它，专为它制造了一张柔软的“床”，为它去掘蚯蚓。我看着它挣扎，看着它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看着它蹒跚地走路，直看到它的尾巴长出一小撮黑羽毛。它最终变成了一只漂亮的黑母鸡，除了走路有些跛，没别的毛病。它的孪生姐妹却是白的，比它文静。
妈妈喂鸡的时候，总爱盯着它俩，还常常笑着说：“就是腿短了点儿！”
我那时非常相信妈妈这个想当然的结论，认定了它们俩是鸽子的女儿。我担心鸽子会想念它们的孩子，常常把一黑一白两只鸡抓住，拿给鸽子看。两只鸽子也真就探头探脑地向下瞧。直到这两只鸡都下蛋了，我仍有一次每只胳膊里抱着一只，跑到房东爷爷的屋檐下，仰着头喊：“喂，瞧瞧你们的女儿！”
两个讨厌小子
桃园的大院子里有许多孩子。
跟我最要好的是李大娘家的“奸臣”。“奸臣”和我同校同班，也十岁。因为老叫外号儿，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其实他那外号儿不是我取的，是邵大爷。
邵大爷的样子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戴着玻璃片特别厚的近视镜，老穿着一件灰色长衫，人又细又高。他爱唱京戏，恰好我爸爸喜欢拉京胡，所以晚饭以后他俩常搬了凳子坐到院子里，一个拉一个唱。我也有时候被他们唤去，唱一段《甘露寺》，就是那段“劝千岁，把杀字，休出口”。奸臣不甘寂寞，一次凑上来说，他才是乔国老。邵大爷鄙夷地看着他：“你是什么乔国老？兔耳猴腮的，整个儿一个奸臣！”
大家都哈哈笑。奸臣一点儿也不在乎，比比画画地说：“奸臣就奸臣！奸臣厉害，把你们都杀喽！”
从这以后，我就嘻嘻哈哈地管他叫“奸臣”，后来叫惯了，一本正经的时候也这么叫。要说长相，我那时同样“兔耳猴腮”；论淘气，我也绝不在他之下。邵大爷对我友善，却讨厌奸臣，实在很不公平。那原因看来并不是我会唱京戏，奸臣不会，而是奸臣总爱撩惹邵大爷的宝贝女儿二苗。
二苗也读城隍庙小学，不过比我们矮一年级。上下学，我们两个大男生从不肯跟她结伴同行，但在院子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吵架，可是也热热闹闹地在一起玩儿。
那会儿院子里有许多吓人的虫子。晚上把煤油灯捻熄，就能听见蝎子在纸壁上“唰唰”地爬，还听得见蛇在棚顶上追老鼠。屋檐儿结的网上，总蹲着核桃大小的黑蜘蛛。我和奸臣都不怕这些玩意儿，可是二苗一见，会吓得尖声叫。奸臣有时候就用小棍儿挑着个大蜘蛛，嬉皮笑脸地往二苗面前送，吓得她满院子跑。奸臣还扬言，他要抓一条蛇赠给二苗当项链，亲自替她挂在脖子上。
奸臣家也是外来户，只是迁到当地的时间比我们早。他对环境非常熟悉，领着我跑了许多又远又好玩的地方。城外有座叫“插箭岭”的山，奸臣说，一下过大雨，山顶就能找到蓝色的箭头儿，是真货，一磨就锃亮，十分锋利。我想，要是造出几支真箭，能射着一只狐狸该有多棒！我们去了，还真找到了箭镞，努力研磨一番，果然显出铜的光泽。但那些箭镞都已腐蚀得残缺不全，后来并没制成箭。
城外另一个好去处是滏阳河。我俩常常偷着跑去浮水。奸臣在跳进大河之前总要举行个简单的仪式：脱得精光站在岸上，左手拍胸脯，右手拍屁股兼顾胸脯，打出有节奏的脆响，同时和着节奏口中念念有词：“孩子爹，孩子爹，咋凭你穿上俺的鞋……”合辙押韵，整整一大套，也不知是为娱乐河神，还是为自己寻开心。我也赤条条地和他并肩站立，哈哈笑着模仿他，和着快速、有节奏的拍屁股声念完那一套词，然后进入第二道程序。那是各撒一泡尿，双手捧住，都撩在自己肚皮上。据奸臣说，这样，跳进凉水里就不会肚子疼。
奸臣还教会我制造土救生圈：把裤子的两个裤脚儿挽成疙瘩，浸湿之后，双手撑开裤腰，猛地往水面上一扣。空气把裤子灌得鼓溜溜的，你再用手掐紧裤腰，就能随着湍急的水流漂出去好远好远。凫水中还有件乐事是偷西瓜。我们钻进瓜田，各摘一个，抱起来就朝河堤下跑。等到看瓜人追来，两个西瓜已被投进河里，我们也早跳入水中，追着西瓜向下游漂去。看瓜人无可奈何，只能在岸上跳着脚叫骂。
砸开西瓜吃得肚皮圆鼓鼓的，我们就躺在堤岸的大柳树下，看着枝叶间的蓝天胡扯一气。“吱哇吱哇”的蝉鸣反倒像催眠曲，我们总是聊了几句就双双沉入梦乡，而那悠然一觉的时间往往很长。我们醒来叫苦不迭，慌慌张张找到裤子，套上，提起来就往城里跑，一路上编着谎话。夏季的滏阳河很深，急流卷出团团旋涡，每年都要淹死一些孩子。家长是绝不准许孩子去游泳的。
淘气的事更多是在院子里完成的。有一次我们一大群正在玩“老鹰抓小鸡”，奸臣把我拉到一旁，小眼睛一眨巴一眨巴地问我：“你敢不敢抱住二苗，跟她亲个嘴儿？”
我说：“滚你的蛋！你怎么不去？”
他说：“就是不敢嘛！要是你敢，我把《笑话大全》送给你！”
我真想得到他那本《笑话大全》。我问他：“大苗行不行？”
大苗比二苗更喜欢跟我们混在一起。有一回，她在打打闹闹中把我抱住，使劲亲我。我非常生气，你是我妈还是怎么着，我猛地一推，差点儿把她推个跟头。不过，要是我主动那么做，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至少，她先开的头儿，不会到我爸那里去告状。
可是奸臣撇撇嘴：“大苗算什么呀！脸那么长，鼻子上还有好多苍蝇屎！”
大苗的脸并不很长，鼻子上的雀斑也不算多，虽然不像二苗那么好看。奸臣瘦得一把骨头，还拖着两筒儿大鼻涕，他倒挺挑剔的！“哈，不敢吧？”奸臣嘲笑着，“就知道你没那胆子！”
我决定不要他的《笑话大全》，我没那么傻！
可事情还是发生了。
那天晚上天都黑了还特别闷热，大家都到院子里乘凉。邵大爷直着长脖子使劲唱，我爸也把京胡拉得震天响。李大娘提着个小板凳凑到我家门口，一边用扇子“砰砰”地拍打腿上的蚊子，一边跟我妈说笑。我们那一帮子也疯了，嬉笑打闹，相互追逐着。
就在我追上二苗，一把抓住她的时候，我抱住她亲了个嘴儿。
二苗的笑声停了。她好像惊得呆住，既没推开我，也没说话。院子里很暗，我看不清她的表情。我刚放手，她就一溜烟跑回自己的家，摔得竹帘子“啪”一声响。“她准得告诉她爸……”我害怕地想。
我再也没心思玩儿了，整个晚上都在等着一场暴风雨，心里七上八下。
幸好什么事也没有。只是第二天，我在大门外撞见二苗的时候，她向我皱起小鼻子，凶巴巴地叫：“你、真、讨、厌！讨厌！我再也不理你啦！”
她并没有不理我。很快地，一切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我们仍旧在大院子里嬉戏打闹，互相追逐，只是我再也没敢“讨厌”了。
很奇怪的是，我根本没把这事告诉奸臣，好像将我一心想得到的《笑话大全》完全忘到脑后了。那天晚上他也同我们一道在院子里“疯”，却什么也没看到。我跟自己这位莫逆之交无话不谈，秘而不宣的只有两件：一个是我用弹弓打瞎了他家大公鸡一只眼，另一个就是这件事。
小黑
小黑是我家的狗，说得准确点儿，是我的狗，因为它整天跟我混在一起。妈妈跟那条狗的交往只限于偶尔喂它一顿，那多半是在我自己肚子不饿，也忘了给小黑吃东西的时候。妈妈会突然问：“你还没喂小黑吧？它也不会说话，多可怜！”
小黑一听提到它，立刻耸起耳朵，歪头望着妈妈。它好像听懂妈妈的话了，摇着白尖儿的小尾巴，在妈妈身后跑进跑出，直到妈妈把它的小盆儿装满吃的，摆在院子里。它吃饱了就不再理睬妈妈，因为它知道妈妈不会再理睬它了，除非等到自己下回再挨饿的时候。
爸爸忙，为小黑做的唯一一件事，是刚把小黑抱来时，用木板给它钉了座小房子，摆在院子里靠屋墙的地方。那地方避风，还能晒太阳。爸爸一下班就关在屋子里读书。小黑很懂事，即使在屋子里玩，也从不去打搅爸爸。所以有时候我去书桌上乱翻，干扰了爸爸，爸爸就会说：“你还不如小黑呢！”
但是当爸爸累了，放下书本到院子里伸个懒腰，小黑会跑上去，扑他的腿，撕咬他的裤脚，在他周围跳来跳去。爸爸这时也会笑着蹲下来，跟它玩一会儿。
那时我家住在哈尔滨海关街，我还没上学，有许多时间跟小黑玩。我跑上大街时，常把一个玩具小汽车丢给小黑，告诉它：“给我拿着！”
它就把小汽车叼在嘴里，跟在我后头跑。只要我不向它伸出手，它就一直叼着，非常尽职。有一回我故意刁难它，把皮球摆在它鼻子前头说：“给我拿着！”小黑就叼皮球。它叼不住，皮球滚，它就追、扑上去咬，终于摔了个仰面朝天。我哈哈笑，笑得躺倒在地上。小黑扭头看看我，好像明白了我在捉弄它，扑到我身上来撕咬，当然，是轻轻地咬。可是，下次我出去，让它“给我拿着”，这傻瓜还是努力地想把皮球叼起来，出尽洋相。
小黑不知不觉间长成了一只大狗。不过在我心目中，它仍是刚刚抱来的样子。实际上，它也还是那么淘气，只不过已会发出很雄壮的“汪汪汪”的叫声。小黑像我一样，很讨厌日本人，一见日本人从木板矮栅栏外走过，就蹿上去汪汪叫，那样子凶巴巴的。
它到底因此闯出祸来。
有一天小黑高声呻吟着从外边跑回来，一条后腿上满是血。这是谁干的？我气极了，追到街上看。街上没人，只见隔着马路住在我们斜对面的张维君（我不知是不是这三个字。他也是我的游伴儿，只不过已经入小学了）呆呆地站在自家院子里。他告诉我，有个“日本当官的”从这里过，小黑跑上去汪汪叫。那个“日本当官的”很生气，拔出军刀来砍，小黑跳起躲过，他又扎了一刀，这回扎中了。
小黑的伤口在左胯靠上些的位置，看样子刺得很深。它用身体右侧贴着地面躺卧了好几天，一动不动地保持这姿势直到死去，因此在我心中留下太深太深的印象。妈妈给它什么好吃的它都不吃，只是可怜巴巴地望着我们。开始时它还呻吟，后来声音越来越弱，终于无声无息了。
小黑的死使我非常伤心，我哭了好几天。
五年以后，家住邯郸桃园街的时候，我又有了一只小黑狗。大概出于对小黑的怀念吧，我给这只小狗取的名字还是“小黑”。它长得也像小黑，尾巴尖儿和四只爪子都是雪白的，不同的是，这个小黑的脸上，围绕着它左眼，多出一圈儿白色，这使它的样子看上去很滑稽。
新小黑一来就出了问题。房东大爷很迷信，一口咬定白尾巴尖儿的黑狗“妨主人”，让我把狗扔掉。我问他：“‘妨主人’怎么啦？”
他说：“主人要出事的，会出横祸死掉！”
我说：“我们家原来的黑狗就是白尾巴尖儿，谁也没死！”
房东大爷说：“那不是它自个儿先死了嘛！”
我跟房东大爷讲过小黑的事。
就算真“妨主人”，也是“妨”我，轮不到他。可是房东大爷认定自己是主人，因为那个院子是属于他的。我生气了，对他说：“你跟那个日本人一样坏！”
房东大爷见我态度比他还要坚决，就提出个妥协方案：“实在不乐意扔，就把狗尾巴剁下去吧！”
我吓了一大跳：“剁掉尾巴？”
他说：“就剁掉那个白尖尖儿。你小孩子家不懂，我们这儿都这样：要么把狗扔了，要么剁去尾巴尖儿。剁完，用烧红的烙铁一烫，啥事儿都没有！”
不光是我，我爸我妈，谁都不同意这么做。
我拿来毛笔，研了不少墨，把小黑的尾巴尖儿染黑了。我对自己的高明点子很欣赏，可是房东大爷却板着脸说：“你糊弄谁呀？这管什么用！”
房东大爷对我一向慈祥和蔼，从来没用这种冷冰冰的口气说过话。我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房东大娘好像更怕“妨”，整天唠唠叨叨，骂骂咧咧。爸爸妈妈也催促我把小黑送走，还说，你那么些同学，就没有想要的吗？
看来桃园街的这个大院儿，再没有小黑容身之地了。我问了几个同学，没一个肯收留小黑，有的想要，他们爸爸妈妈也不准，可能也是怕“妨”吧！我只好请小黑美美地吃上一顿，把它带到东关市场上去。小黑还当是我带它出去玩儿，乐颠颠地跟在我屁股后头跑。
在人多拥挤的地方，我从一群人的腋下猛挤过去，撒腿就跑。一口气跑过几条巷子，我回头看，小黑果然没了影儿。我站了好半天，还是不见它，就怅怅地回家了。
我回到家不大工夫，小黑就从大门外跑进来。它根本就不明白是我想扔掉它，倒像是它自己不小心，把我给弄丢了，很亲热地用舌头舔我的手，表示慰问。
过了一两天，白玉霜到县城来唱戏，我一个好朋友约我同去看。我扔下书包往外跑的时候，小黑也跟了出来。我灵机一动，就没往回撵它。在戏院门口，我对那位同学说：“我先进去，你按住它，别让它跟着我。它也许不会跟住你，就算跟着，把门儿的也不会让它进去！”
看戏时我心里老想着小黑。戏院离桃园街很远，这回小黑不能找到家了，这么一想，我又恨起房东大爷来。
没想到，散了戏走出来，我一眼就看见了小黑。它正蹲在一个小吃摊子的汽灯底下等着我呢！你瞧瞧它看见我时那股子高兴劲儿！
两回丢小黑，我都把经过讲给房东大爷听，指望他能被感动，回心转意，可是房东大爷坚定得很。他给我出主意说：“你那招数不成！狗鼻子灵着呢，闻着脚印儿就回来了。你用绳子把它从城墙上放到城外去，它就没辙啦！”
他还热心帮忙，给我找来个大元宝篮子，还把几段长绳子接在一起，在竹篮子上拴好。
有什么办法呢？要是我不把小黑送走，他真说不定会趁我上学的时候，一刀把小黑的尾巴尖儿剁下来，再用烙铁烫。那可是我害了小黑了！
小黑傻了吧唧，一点儿也不知道那个大元宝篮子和里头装的一团绳子是干什么用的。它又当是我带它出去寻开心，快活地跑前跑后跟着我。
我爬上城墙，扯出篮子里的长绳，把小黑装进去。小黑一下子就蹦出来。我又把它放进去，在它头上拍了一下：“好好待着，别动！”
小黑很乖，伏在大篮子里不再动。篮子从城墙上缓缓吊下去的时候，它也老老实实的，只是小心地把头探出去朝下瞧着。
我提心吊胆，直到篮子落地才松了一口气。小黑从篮子里跳出去，抬头往城墙上看，还摇着尾巴，汪汪地叫了两声，好像在朝我喊：“你倒是快下来呀！”
我不忍心再往下看，赶紧回家了。
小黑果然再找不到家。我一直等到天黑也没见它回来。它夜里在哪儿睡觉呢？它饿了，谁给它东西吃呢？唉，它真不幸，为什么尾巴上要长个白尖尖儿啊！
第二天我还这么想，接着是第三天，第四天……
十多天它也没回来，我不再想，我断定永远也不会再看到我的小黑了。
过了两个月，也许是三个月，一天我放学，刚一进院子就有一只黑狗猛地扑上我胸口。那竟然是小黑！
我一下子没认出它来，因为它长大了，还因为，它简直脏得没法儿说：它身上那几处雪白的地方，几乎全成了黑的。不过，它那傻头傻脑的样子一点儿也没变。它快活得发疯，无尽无休地同我纠缠。
我们都累得直喘大气，小黑才坐下来，歪头看着我，好像在说：“我找得你好苦哇！这些日子过得还好吗？”
不管我怎样千方百计地抛弃它，不管我心里不痛快的时候对它多么粗暴，它都一点儿也没放在心上。
界上，到哪儿去找这样可贵的朋友哇！
草帽事件
我曾写过《两个讨厌小子》，首先向你们公开了我童年中一件秘而不宣的事。假如我再把由于撩惹女生而挨板子的事也供出，那就是真正的“秘密大公开”了。
由邯郸再度流浪到北平，我家又和堂兄家相聚。那时堂兄刚刚考上北京大学医学院，仍旧住在府右街的西红门胡同。初次流浪到北平，我们曾短期寄居在那里，这一次我家在那院子里单独租了一间小屋。那间小屋在一个雨夜出了事。记得三更时分“轰隆”一声巨响，爸爸妈妈和我们都惊得从床上跳起来。环视四周并没发现什么异常，大家又迷迷糊糊地入梦。直到第二天早晨我睁开眼睛，发现墙角接近天棚处有一道天光，大叫起来。大家跑出院子看，才知道我们房子临街的那面房山完全倒塌下去，屋子里只剩下一层白色的墙皮。假如那扇墙是往里倒的，我们就全压在底下了。
我插班入了府右街路东的“四存小学”。那是一所信奉颜习斋的学校，很大，也很有名。一入学，老师就教我们校歌：“习斋祖居北杨村，父陵颜氏系德门……”曲子也委婉动听。大概兴办那座学校的，就是颜习斋的第若干代弟子。学校的师资力量很强，连语文课本都是老师们自编的。第一课是《入学说》，我至今背诵得出：
学校者，制造人才之所也。无论何人，苟不入校，其才何由成乎？虽然，入学矣，使身置于校中，而心留于校外，卒致所学无成……
第二课叫《好问说》，提倡多问：“孩提之童，甫能言语，于其不知者，辄问人曰：‘此何物？此何物’，而我学子……”下面又是一大套。语言水平的高下姑且不论，绝对是“文以载道”的。
学校里有个叫王延媛的女生，和我同在四年级，不在一个班。那是个活泼的女孩子，同样的齐耳短发在她那里没丝毫呆气。一双很黑的眼睛顾盼生辉，两道小眉毛在惊讶的时候微微耸起，样子很可爱。我们班教室在一座高大的青砖灰瓦的房子里，进门要上高台阶。门窗朝南，朝东的方向也有两扇大窗户。每天上学，我都比那个小女生到得早，所以总能看到她独自或与女伴儿一起走进大院子，然后经过我们的两扇东窗，到后边大院子的教室去。
这个“总能看到”就有些蹊跷，禁不起一问。我们班男生、女生共有五十来号人，上课之前从来吵吵嚷嚷，几乎把房顶掀起来，谁会注意后窗外有哪些人走过？我又是班上头号淘气大王，怎么能在追逐打闹之中“总能看到”某一个人？
正值让我家塌了房的雨季，一天早上，几声惊雷又唤来一场滂沱大雨。我们班几个先到校的男生，挤在教室后边那两扇朝东的窗户前，幸灾乐祸地瞧热闹儿。王延媛和她的一个女伴儿跑过来了。她一手按住随时可能被风掀飞的草帽，一手撩起溅了不少泥点子的蓝裙子，边跑边嘻嘻哈哈地笑。我一时诗兴大发，忍不住叫：
下雨喽，
冒泡儿喽，
王八顶着草帽喽！
那个学校的纪律一向极严，如果说我惹是生非的时候完全懵懵懂懂，也不符实。但是我没料到处罚来得那样快，又那样庄严、隆重。只一转眼的工夫，班主任就撑着一把大黑伞跑进教室，让我跟他到训导处去。
我脑海里至今能鲜明地保存着训导处的红门、灰墙和那块字迹漂亮的白牌子，肯定跟这次惩戒有关系。训导主任脸色铁青地坐在桌前，首先核实事情的经过。我在他面前站得笔直（免得他向我大吼“站好！”），对过错供认不讳（即使事情被添油加醋，你也绝不要辩解，否则必定会多吃苦头）。第二项议程是训话。训导主任那番话，真正是振聋发聩的，因为讲的竟是“男女之大防”，吓得我直冒冷汗。他引了不少孔子、孟子和颜习斋的警句。我印象最深的是，里边还有一句“学校者，制造人才之所也”。我猜想那篇课文一定是他编写的。他的通篇讲话都半文半白，必须摇头晃脑地说，才有味道。
最后一项议程是执行校规，由他亲自掌刑。打我手板的历来是老师，这次劳训导主任的大驾，显然也为表示处分的高规格。
这一关最难过，但时间最短。我已记不得打了几下，印象中还算顺利。这位训导主任打板子是“自由式”，即并非那种扼住你手腕或捏紧你四指的“牵制式”。我比较喜欢“自由式”，因为它能让你的挨打显出三分自愿，带上点儿英雄气概。此外，采用“自由式”者一般都是打板子的高手，板子落下来又准又响，却不会让你受伤。当然，接受“自由式”有些难度，你本人也要掌握要领，诸如：第一，你绝不可以躲闪（那打偏的一板子更疼）；第二，绝不可以由于手心疼痛就将手掌收拢（记住：掌面舒展得越平越好）；第三，绝不可以在板子落下时，就势一沉（这固然减轻了撞击力，却会触怒掌刑者，招来额外的几下子，得不偿失）。也还有无论接受“自由式”还是“牵制式”都必须注意的，例如，你既不可以过分夸张地大哭大叫，也不可以硬充好汉装得满不在乎。这两个极端都会激怒对方，弄得雪上加霜。
我这次“还算顺利”，肯定和掌握了这些技术有关。
像妈妈说的，我是“属小狗的，记吃不记打”。老师打我和爸爸妈妈打我一样，我从不记仇。这也许是由于我感到打得都有些道理。我是个很奇怪的学生，学习成绩拔尖儿，淘气的成绩也拔尖儿。老师打我，常常带着点儿“挥泪斩马谡”的味道。有一回老师打完我，叹口气说：“要是不打你，这班学生我没法儿管了！”
他还看我的手心，问我疼不疼。我很感动，下决心不再惹事，可是没过多少日子又挨打。
与历次不同，这回“草帽事件”打得我有点儿糊涂。我并没闯大祸，比方说，因为斗殴把哪位同学的鼻子打流血了，或者，用“没羽箭”打鸟却砸了教员室的玻璃。就算我念的那几句说不上是诗，充其量也不过骂同学是“王八”。那是最稀松平常的骂人话，值得这么大动干戈？
经过“反省”，我还是服气了。我骂的是一位女同学。倘若那是个男生，纵然有草帽，断乎不会有“草帽事件”。再进一步想，我也根本不可能去对一个不熟识的男生去念“诗”，或者叫“歌谣”，或者什么也不叫，只是几句撩拨的废话。我是在撩拨一个女生。
更糟的是，我心里喜欢那个女生。要是我否认，我很难自圆其说。为什么我每天都能看见她从那两扇窗户外走过？她是外班的，又不是学校里的名人，为什么我叫得出她的名字，还知道那三个字怎么写？以及，见面的机会很少，我怎么会熟悉她脸上那些细微的表情？
府右街的东侧是中南海的大红墙，我们的学校就隐蔽在大红墙内。放了学，我常独自一个，偷偷翻过一道矮墙，溜进中南海去玩。那时中南海和北海一样，是个大公园，进门要买门票的。我没钱买票，进北海历来是从北京图书馆的东墙翻过去。入了四存小学，我怎么会放过这座“近水楼台”？那里边有万字长廊，可以任我疯跑，有很大的湖，我可以下去浮水。最令我迷恋的是长廊间那些荷花池。池里有很多鲫鱼，极容易钓上来。有时候鱼脱了钩，我就呆看着它在荷叶上，同几颗亮晶晶的水珠子一起打滚儿。那年月去公园的不多，傍晚时分尤其人迹罕见，我觉得整个儿世界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后来我的感觉改变了。改变我感觉的正是这个叫王延媛的小女生。我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放学后，她居然也像我一样，跳过墙来淘气。和她一道跳过墙来的还有两个女生。我当时正静静地坐在假山石间钓鱼，她们没发现我，只顾在花坛里捉蝴蝶。她蹑手蹑脚，伸着两个指头悄悄接近蝴蝶，那样子可爱极了。我的眼睛里既没了抖动的鱼漂儿，也没了另外两个女生。从此以后，我每次去那里都盼望着看见她，虽然没看到，我却想象着我们俩在一起疯跑。那个世界属于我们两个人了。
也从这以后，我不满足于只在那两扇窗户里看到她。下课时，我会用眼光在嬉戏的人群中寻觅；放学走在路上，我也会东张西望。前边走的那几个女生里，有一个是她吗？并没产生跟她说句话的念头，也不敢存这种奢望，只不过想看见她。
打过很多次照面，她却从来没看过我一眼。她宁可去看蹲在路旁的一只小狗。我猜想，当时我叫喊了那两句，肯定是想引起她的注意。我没有白费力气，她果真用她那双顾盼有神的眸子盯了我一下，但我却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挨板子小事一段，悲惨的是我在她面前威风扫地，形象破坏得一塌糊涂。
荒唐可笑的是，那时竟是用骂人来表达自己的爱慕。回想起来，我倒真佩服那位有几分迂腐的训导主任先生。“男女之大防”，言重了，但他肯定抓住了事情的某些本质方面。从“王八顶着草帽”里看出两性问题，你不能不赞他一句“明察秋毫之末”。
他处理这类案子肯定不止一件。用恶作剧来表达对女生的爱慕之情，实际上大有人在。即如我在桃园的好朋友“奸臣”，倘犯在我们训导主任手里，恐怕要担同样罪名，难逃一劫。二苗在院子里跳绳的时候，“奸臣”固然也会呆呆地看，多数情况下还是嘲骂，不然就是用树枝挑了个毛毛虫，追得她尖叫着满院子跑。一个很说明问题的反面例证是，“奸臣”嫌大苗丑，讨厌她，却从来不骂她，也不欺负她。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玩“老鹰抓小鸡”的时候，“奸臣”怂恿我做讨厌的事，而我在建立了那桩奇功之后，竟然没向他大吹大擂、邀功请赏，反倒讳莫如深，只字不提。我一定是下意识地感觉出“奸臣”其实是喜欢二苗的，发现自己这事做得对不起朋友。
1945年初冬的一个上午，一架四面都是玻璃窗的马车轻快地由北向南飞驰，横贯府右街，直奔前门火车站。车里坐着我们全家，棚顶上还用绳子拦着我们简单的行装——为了糊口，流浪中我们已经卖光了所有带出来的东西。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只是由于日本鬼子的侵略，我们才“流浪，流浪，整天在关内流浪”。现在，终于熬到了“光复”，我们要回家去了。可是，“家”在哪儿啊？那里没一个亲人，没一个同学，没有我们的一砖一瓦，哪怕是租来的、塌了半边又匆匆修好的碎砖砌成的小屋！坐在马车里，我心中没一丝返回家乡的兴奋，反而充满惆怅，倒像是离开故土，要远走异域他乡了。那天风和日丽，金黄的树叶在阳光下闪亮，完全像秋天，更增加几分我对这座两度居住、已经十分熟悉的古城的眷恋之情。我凝望着车窗外每天上下学都要走过的路，直到眼前出现“四存小学校”的大牌子。我心里想：她这会儿正坐在教室里上课吧？她知道永远也听不到我唱“草帽歌”了吗？
看来，训导主任是白费力气了！
梦里的朋友
我有时会想念我读长春“正光小学”时的三个好朋友，他们已变得影影绰绰，像是在梦里。
我的头号好朋友是张寰海。我在日记里的“人物写真”中描绘他说：
我第一次认识张寰海，他得伤寒病方愈。他的头发因病而稀少了（不但稀少，只有几根，而且很短）。当时我们大家叫他法海和尚。
他经常沉默地坐着，但是大家一齐逗他时，他也会反抗。他的脸皮很薄，一到大众面前说话时，脸就会像刚出的太阳一样红。他很好哭。他说今年十四，但是比我要高一些，就是瘦。他争胜心特别重，记得有一次考试没得奖，好险没哭出来。他的用功方法是死背，对于这方法我不很赞成。《我的日记》1947年3月15日
这里说他死记硬背是我不服气，其实他学习比我扎实，我是靠临阵磨枪的。有一次我说：“怎么考第一的老是丫头？咱们使一把劲儿好不好？”我一鼓劲儿，考了个第一。接下来，张寰海也考了个第一。
有一次他领我到他家去，一进屋就问：“娘！夜个买哩苹果在啥地儿？”
一口山东土话，让我吃一惊，觉得张寰海突然间变了个人，接着我又哈哈大笑起来，弄得他红了脸，很不好意思。我跟他说话，也管昨天叫“夜个”了。跟他学了不少山东话，我后来还会表演两段山东快书。
小学毕业时，我们俩都因为成绩优秀，被保送到省立一中，只有口试。我记下了口试的情况：
早六时余寰海来找我。我们一同到东四道街小学接受口试。
先生们叫到33号，我答应一声，就进到屋子里去。
一共四位先生，老的、年轻的都有。首先坐在中间的一位先生告诉我：“回答的时候不必立起。”于是靠右的一位先生问我：“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儿，什么学校毕业？”于是我答了一大串。后来他又问我考第几，和其他无关的事，我一一答复了。
正在问答的时候，靠右的老先生又发话了：“你们学校许可留头发吗？”
我答：“不。”
他问：“那为什么留了很长？”
我答：“在学校并没留，但发很长了，毕业后遂留下。”
他问：“入学后如学校方面不许可留，你可以剪去吗？”
我答：“可。”
最后，靠右的一位年纪不大的先生问：“你最擅长的功课为何？”
我答：“美术。”
他问：“正课呢？”
我答：“国语。”
他问：“国语第二课《空军之父》是怎么回事？”
我答上了，然后退出试场。
归去的路上，海总是低着头。他对我说，他答得不很好。我告诉他明天早上去看榜，他毫无精神地点点头。《我的日记》1947年8月9日
我也有些担心，我说：“我为啥跟他们说我最好的功课是美术呢？我应该说，是国语。还有，我的头发也太长了，来的时候，应该让我爸给剪剪……”
第二天的日记里，我记着：
早上冒着小雨骑车子载着寰海到东四道街去看榜。
我的名字很容易地被我看到了。可是看以下，却找不着寰海的名字。我回头看，海的脸色渐渐地变苍白了。
可怜的海呀！功课那样好，可是因为被人称为“态度不精神”就被刷下去了。早知道如此，满可以到省立二中报名去考，何必要被推荐呢？
回去的路上他流着眼泪，我伤心地劝了他几句。
从此我们就很少见面了，我们全家逃离那座死城后更不用说。
没想到一年之后我从吉林去长春清理亡父留在那里的遗物时，竟寻到了寰海：
离开了辽北路又到惦念很久的海家里去一趟。在小楼无论如何敲打也无人应了。是走了？是饿死了？但走下了小楼，看见一个人蹲在那里修理三轮。我向他打听，他告诉我姓张的一家并没有走，搬到那个房子里了。我高兴极了。
海没在家，张大娘告诉我，全家都好。我把我不幸的事告诉张大娘，她也很难过。《我的日记》1948年11月6日
劫后余生，终于见面，我们俩情不自禁地拥抱到一处，哭起来。
在我又孤零零回到吉林后，寰海惦记我，从长春写了封信给我：幼君：
好久没有见到你啦，自从你离开长春以后就没有见到你，很是想念……你来了三次都没见到你，在你来的时候，正是我走后的十分钟，我很不高兴……你还好吗？在你出卡哨离开了长春的第一天里，我还记得那正是星期一的放课后，来到你的家门前，你们的邻居说已经走啦，到沈阳去啦（按：沈阳当时还是蒋管区，这是谎称）。听说在卡哨被打死了许多的人，我很担心你们，但是你们都很好，我放心了，可是不幸的事降临到你身上，在我听到你的父亲死去的消息以后，我感到十分的难过，很知道一个人假使失去了爱他和他所爱的人是何等的伤心哪，没想到我在一两月前时去拜见的老伯会离开人世间了。他老人家的寿命就如此吗？真叫人想不到。我不再说这些会害得你伤心而流泪的话，我很知道在你脑海里任何也没有想到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到了这个。我也是这样，在我每天晚上没有入睡前的几分钟一定会想到了你，的确思想的势力是很大的，会使人对他深深地倾向。君，不要伤心啦！光明正在等待着你呢，再会！努力！你的好友 海草1948.12.5
我给他的回信这样写的：海：
新年放假三天，回到东北大学，就看到你12月5日的信。告诉你，我入了学校（就是省立第一中学），并且住了宿，每月的伙食费六万元和三十斤高粱米。宿舍里有很多同学，大家很快活地在一起。
我们的学校是分校，另外有个本校，本校是男女生都有。不知长春的学校怎么样了？你们都复课了吧？学校怎么样？你的思想转变了许多吧？下次写信，信封上不要再写“先生”的字样了，这幸亏是我，很了解你，不然换了个别的同学，他会以为你故意讽刺他呢！……我们的期考就要在四日开始举行了，接连考三天。
这里文化水准很高，我担心会降级呢！我现在不那么伤心了，谢谢你的劝告。我觉得入了小学到了现在，只有你这么一个知心的朋友。希望你下次来信把你的住址详细告诉我，并且希望你常常来信。时间忙迫，下次再谈！
祝你新年快乐！友君1948年最后的一日
这两封信距今已经62年了，难得还保存着。想不起后来怎么样了。“人物写真”里描写的第二个好朋友是梁执中。
梁执中也是我的朋友之一。他善于开玩笑，和人说话时多带讽刺意味。他的年岁和我一样（14岁），他的力量似乎比我大。他天性聪明，用功方法恰与张寰海相反，不但平素和我一样不用功，就是快考试时也不用功，直到考试前几十分钟，他才把书展开看了一次，可是他的成绩并不坏（而且很好）。
他很好吃零食，当我买书时，他表示反对，他说：“有那钱买点啥吃不好！”
他是一个达观的人，对于任何事几乎都满不在乎。《我的日记》1947年3月15日
梁执中是我们班一个很特别的同学，是南方来的，穿着时髦，留着长发（他才不管学校纪律那一套），爸爸是个“接收大员”之类的人物。他脸长长的，嘴唇厚厚的，鼻头大大的，一双小眼睛亮亮的，总是闪着顽皮的光。那小子跟我十分要好，是常到我家找我玩儿的几个同学中频率最高的一个。他淘气得出奇，还有些流里流气。当时我爸是铁路局的“课长”，我家有电话，记得那会儿的电话有个02局，有个03局，要打电话需先拨局号，然后告诉嗲声嗲气一声“喂——”的女电话员，你要哪里，由她来连线。我没几个打电话的对象，好像爸爸也不喜欢我随便动用电话，梁执中却像是对电话十分熟悉，他爸是当官的，家里更有电话了。我们玩儿着玩儿着，他会拿起话筒，拨个02，然后也嗲声嗲气地说：“妹妹——我爱你！”
他第一次来这一手儿把我吓坏了，觉得那位小姐马上会兴师问罪，寻上门来向我爸爸告状。可是梁执中极为开心，放下电话就笑得打跌。我担心地问他：“她说什么了？”
梁执中板起脸来尖声模仿：“‘小崽子！你要死呀？' ”
说完，又哈哈大笑起来。
时局最紧张的时候，他突然失踪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同家里人乘飞机逃离危城了。我曾骂他不够朋友，可是后来我全家徒步逃离的时候，爸爸也嘱我不要跟任何同学讲，我于是原谅了他。
王亚钦也是几个跟我来往最多的朋友之一。翻开那时候的日记，会看到许多关于他的记载。可惜，和写别的朋友不同，对他的记载多数是我们俩吵架的事，充满敌意。例如，（1947年）5月6日的日记里说：
王亚钦这小子真可恶，上早自习时我学结巴，我学完后他也站起来学，当他正说得热闹时，刘老师进来了，责问他，他却把我拉上，叫老师把我一顿好说。我就在这时下了决心：
第一，从今以后绝对不胡闹了；
第二，从今不理王亚钦，而且对于交朋友，绝对选择。
但是第二天我又跟他好了，还在日记里说：“晚上想一想白天的事不很舒服，因为今天我又和王亚钦说话了。”
结果呢，好了没超过一个星期，我们俩又闹翻了脸。
接下来我拉了一帮朋友到我家玩儿，还留他们吃饭，其中也有王亚钦。我们俩就这样打了好，好了又打。
王亚钦很瘦，脸色有些苍白。天冷的时候别的同学走进教室时脸都冻得红扑扑的，独他，脸比平日还要白，偏偏鼻子像一颗红枣。他有个“红鼻头”的外号儿，我也忘了是不是我给取的。
他学习拔尖儿，是班里前三名的有力竞争者，不过，他很难跑到我前头去，这让我有些同情他。学习上他也常常干出令人生气的事，例如，考试前他躲在家里开夜车，却谎称去看电影。一次国文老师出了一道模棱两可的问答题，除了我们俩，绝大多数同学答错了。老师答应重新出题。我才不在乎再考一次，王亚钦却坚决反对，闹得不可开交。下了课，我指着他鼻子说：“你小子就是自私自利！”结果又打了一架。
我也干些欺负他的事。（1947年）5月10日的日记里记着：
植树后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学校，王亚钦却偏偏要去大便。于是我和梁执中也到厕所去。他大便我们小便，当然我们先完。此时学校的同学差不多全回家了，梁执中觉得无聊起来，于是便去给王亚钦拉开了门。王亚钦就骂起来了，站了起来把门关上。我又开，他又关。
只要他关上，我们就拉开，逗得大家都看。后来他气得哭了出来，我和梁执中却笑得直不起腰来。
直到毕业时考进不同的中学分手，我才恋恋不舍，心里难过起来。
接下来是更长久的离别——我们一家逃离长春了。
待到长春解放，我回到那里寻访老同学，在见到张寰海时，得知王亚钦已经饿死了。他的父母还认识我，面无表情地向我讲述那孩子死时的情景。我哭了，也弄不清是为王亚钦，还是为逃难途中劳累，一到解放区就病逝了的父亲。父亲病逝时39岁，王亚钦才14岁。
接连很多天，王亚钦老是在我梦里出现。我到旧日记里寻他，很后悔当时为什么不多记一些我们俩快乐玩耍的事。
转瞬间我成了77岁的老人，所有的同班同学都只在梦中隐现了。
光腚大会和遗书
1948年我住在吉林，一座傍依松花江的美丽小城。我父亲刚刚去世，母亲秉承我父亲的遗志，在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把我送进了省一中读初二。这个学校就是现在响当当的重点中学，全省孩子趋之若鹜的吉林省实验中学。
那时我家住在吉林的哈达湾，一个紧挨着松花江的小镇。省一中在城里，交通不便，我只能住在学校。住宿生每月要交三十斤高粱米，还有一笔菜金，对于在亚麻厂当工人，还养育着一群孩子的妈妈来说，这是个相当沉重的负担。
当时学校很少，外县的孩子来省城就读，都集中在这所学校，所以住宿生很多。宿舍是三栋破旧的平房，南北各一栋，中间坐北朝南的那栋特别长，我就住在中间那一栋。房间里有两趟木头钉的大通铺，每趟通铺上并肩睡四五十人，夜里挤得要命，白天还兼作饭厅和自习室。要是把那栋房子说成是个长长的沙丁鱼罐头，并不算夸张。我最怕的是起夜，因为从厕所跑回来，你的位置肯定被挤没了。那些小子又都睡得像死狗，怎么也弄不醒。你只能从远处开始，搬米袋子似的一个个搬，直到给自己搬出个空隙，可以勉强躺下去。
寝室里最热闹的是开饭时间。两个值日生抬来装高粱米饭的大木桶，还有一个坐在里头洗澡也不嫌小的大盆，装满菜。那菜非常“公式化”，总是萝卜条子豆腐汤，或者大白菜豆腐汤，不见一个油星儿。大家早吵吵嚷嚷地排好队，手里拿着五花八门的餐具，用筷子或勺子“当当”地敲着，以表示自己兴奋的心情。值日生分菜的时候都很公正，极少由于是自己的哥们儿就多捞一些“干货”。
荤菜是每星期才见到一次的。但不见则已，一见就让你吃个够儿：清一色的“猪肉炖粉条子”，每人两大铁勺！那时社会不大安定，为防坏人夜间混入宿舍，每天晚上舍监老师都拟定一个“口令”，通知给我们自己选出的舍长裴德崇。就寝时躺在床上，同学们就一个个咬着耳朵传喻“口令”。舍监老师江郎才尽，后来创作出的口令千篇一律。所以，每逢口令是“吃肉”的时候，大家就兴奋异常。通常，我起夜时晕晕乎乎，懒怠在碰上谁的时候问他。这一夜就不同，哪怕我正在撒尿，明知跑进厕所来的是我们同学，我仍要大喝一声：“口令！”而对方回答了“吃”字之后，也会大喝一声：“回令！”我回他的那声“肉”毫不吝惜力气，像我说的那样，只为表达一顿美餐之前的兴奋。
不过，第二天的光景就有些凄惨了：许多同学因为承受不了突然袭来的过多脂肪而腹泻，走马灯似的频频往厕所跑。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还真有梁上君子光顾。一天夜里，女生宿舍突然杀猪一般号叫起来。上百头“猪”一起号叫，你想那声势该有多么浩大！所以，尽管没出现一个“勇与歹徒搏斗”的英雄，歹徒还是吓得魂飞魄散，一溜烟逃掉了。我们跳起来去支援，连歹徒的影子也没瞧见。
冬天分外拥挤，因为棉被又占去许多位置。脱下的衣服没处放，都压在自己身上。那时穷得很，几乎没人穿衬衣衬裤，多数连裤衩都没有，钻被窝儿的时候大家都脱得赤条条的。被窝儿里热，外面冷，衣服上的虱子就不安分，纷纷向被窝里或向别人的衣服上爬。它们倒也不择主人，不怕水土不服。这一下子，疥疮就流行起来。
长了疥疮，要向舍长报告。舍长叫裴德崇，他表情严肃，工作认真。因为人多，我总听见有人喊：“报告舍长，我长疥啦！”
终于有一天，我也朝裴德崇喊：“报告舍长，我长疥啦！”
裴德崇早有了经验，让我伸出一只手，掰开指缝看看。见那些小水疱儿，他立刻斩钉截铁地说：“搬到南栋去！”
南边那栋房子隔出一间来，专为长疥疮的同学住。这样可以避免传染，也便于治疗。每天晚自习后，我们把炉子捅旺，电灯熄掉，都剥得一丝不挂站在地上，先是在自己长疥疮的部位涂上硫黄软膏，接着就把火炉团团围住，指望着灼热帮助硫黄发挥威力，把藏在皮肤内的疥癣虫杀死。
我刚去，觉得好笑，管这种治疗叫“开光腚大会”。
一天晚上正开光腚大会，一个叫奚惠人的同学说：“来点儿文娱活动吧！咱们选孙幼军当主席好不好？”
大家齐声喊“好”。盛情难却，我就当了“主席”。当时窗外冷到零下30℃，脱得精光，就算贴近火炉，后脊梁仍旧冷飕飕的。我说：“咱们扭秧歌吧！”
我们就围着火炉扭起来，一圈儿一圈儿地转。没有锣鼓，为了动作整齐划一，我嘴里唱着：
没想到大家正扭得起劲儿，舍监盛魁才老师闯了进来。他“叭”的一下子拉开电灯，瘦脸盛不下那团怒气了，横眉立目地大叫：“你们这是干什么！”
大家都惊得呆住，只有奚惠人跳到炕头抓裤子。
舍监又问：“谁带的头儿？”
没人讲话。我怯怯地说：“是我……”
舍监歪头看看我说：“还是二年级五班的班长，对吧？班干部带头儿干这个？你穿上衣服，到我这儿来一趟！”
事情很糟。舍监老师把这说成是“召集裸体舞会”。其实大伙儿原本就光着屁股聚在炉子前边，并不是我“召集”的。他问我知道不知道跳裸体舞是“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我说不知道，他很生气。我只好改口，说我知道。他高兴了，说：“知道为什么还这么干？明知故犯！你写一份思想检查交上来！”
舍监还把这事捅到级任李昆纯老师那儿。李老师很严肃地找我谈话，说着说着，忽然“扑哧”一声笑出来。虽然他随即又板起面孔，我还是从中得到很大的安慰。
不久，同学们都知道“孙幼军犯了严重错误”。
这事过了没几天，我又犯了第二次错误。
那天我左手食指上生个小疖子。小疖子很疼，还拖出一条红色的尾巴。到了晚上，那条红线已经沿着胳膊延伸上来很长一段。我同班的一位走读生找我商量班上的事，他看了看我胳膊，神经兮兮地说：“这东西可不好，你应该马上去医院！要不，那条红线延伸到心脏，就没救儿了！”
我哈哈笑，说那就赶紧写遗嘱吧，信手抓起自己一本掉了封皮的书，在上面写道：
我夜半必死，死后不要通知我母。遗体运往北山，葬于山后可也。不必用棺木……
写完，我念给他听，他也笑。然后，我们就穿过大操场，去北校舍找级任李老师汇报工作去了，一直谈到很晚。我正准备回宿舍睡觉，身材矮小粗壮的新舍监马老师提着一把明晃晃的日本战刀，闯了进来。他气冲冲地一指我说：“你简直是胡闹！”
原来，他到我们宿舍检查晚自习，看见了我的“遗书”。他半信半疑，问同学们我去哪儿了，同学们说不知道，不过他手上确实长了个疖子，还拖着一条红线。宿舍熄灯之后还不见我回去，马老师急了，竟提了护校队那把日本战刀，到外边四处寻找。
他恨恨地说：“再找不到你，我就准备敲钟召集全体住宿的同学，到北山上去搜寻了！”
我吓坏了，谁知道开个小玩笑会闯出这么大的祸！我期期艾艾地解释，说是写着玩儿的。马老师大叫：“写着玩儿，你签字盖章干什么？”
我没“签字盖章”啊！可是马老师从短大衣口袋里掏出我那本书，使劲往我面前一掼：“还不老实！”
原来，书的扉页上我写过自己的名字，还盖了图章，无非是私有观念的一种表现。但是看上去它同那片文字很协调，确实像刚签上去的。好心的马老师大概认为“裸体舞会”对我打击太大，我又误认得了不治之症，一时想不开。
级任李老师就坐在我面前，这次也不必再劳舍监向他通报。李老师开口了，第一句话就是：“我看你这个班干部也当到头儿啦！”
我又一次从他那儿得到安慰：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
光腚扭秧歌和写遗书，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恶作剧的尾声，也就是所谓“最后一跳”吧！
那年那月
我和黄教导主任
那年我19岁，刚从部队转业回来，想进高中。
我情知那是一厢情愿的事。当时已经5月中旬，再有一个多月就是学年考试了。我的如意算盘是：进入一年级跟班学习，努力奋斗一番，力争学年考试及格，随班升入高二。
踏进那座省城“最高学府”的大门时，我的心激烈地跳动起来。这一生还能不能有读书的机会，就在此一举了！
教导主任姓黄，长得高大、结实，但是一张长方形的脸有些苍白，这就显得眉毛更黑。我给他敬个礼，站在他的大办公桌前，局促不安地说明了我的来意。
他又打量我一眼，慢条斯理地说：“原则上，超过学期的二分之一，是不收学生的。剩下一个月就结业了，下学期开学再说吧！”
我凉了半截儿。但是，心里还存着一线希望，我说：“老师，可以让我跟班听课吗？也省着浪费时间。期末考试如果及格，我就升班，不及格，我再从一年级念起……”
我笔直地、用立正姿势站在他面前，说话的时候也面带微笑，无论如何没想到，这话竟会激怒他。“考试及格？”他的黑眉毛拧成个疙瘩，眼睛直瞪着我，“笑话！你初中还没毕业就走了，现在是什么时候？高一马上就结业！现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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