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拉杰·帕特尔,（美）詹森·W·摩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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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试读：

序言

在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个阶段后，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向生态文明过渡。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境界，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态，也是当今世界各国特别是我国正在大力推动的一种社会文明形态。

全面理解生态文明的丰富内涵，需要我们用“世界——生态”思维方式，重新看待人类以及人类所处的生命网络中其他自然种类的生命和劳动，重新分析人类社会权力、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关系，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所处的世界，以及预测未来的发展走势。

目前，人类正面临多领域的灰犀牛式危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严重、恐怖主义肆虐、金融风险加剧、资源枯竭警钟长鸣、生态破坏成为全球性课题……站在“世界——生态”和生命网络的角度，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些问题的根源。

西方的工业文明史，也可以称作一部资本主义廉价史。自然、货币、劳动、关怀、食物、能源、生命，这些在资本主义形成及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的要素，其价值被廉价化。“廉价”不仅仅是低成本，它是资本主义为在其既定的生命网络中无限攫取财富而采用的一种战略、一种手法。

资本主义之所以繁荣，并非完全通过毁灭自然，而是通过驱使自然来运行，驱使其尽可能廉价地运行。我们看到，树木、水、土壤、动物和植物，以及陆地边缘的海域，都被当作了“免费的礼物”，被转变成生产的投入。自然界成了资本随需随取的储备库以及垃圾箱。

不过，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危机总是促使新的战略产生。当被“廉价化”支撑起来的工业文明发展到其每一个要素——自然、货币、劳动、关怀、食物、能源、生命全都存在危机时，我们迫切需要一种创新性与系统性的思维，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再认识的重要成果，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

人类文明进步有两个基本关系必须处理好，一是人与人的关系，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处理不好，会带来社会动荡、国家衰败。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不好，同样会带来社会崩溃、文明衰退，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所以，人与自然也是命运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不可讳言的是，生态环境成为国家发展的短板，成为人民生活的痛点。要从源头上、根本上跨过资源环境这道坎，不仅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必须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生态环境制约越来越凸显，石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对外依存度快速上升，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耕地逼近18亿亩红线；另一方面环境污染严重，环境状况总体恶化趋势没有从根本上遏制，生态系统退化，并带来自然灾害频发。要补齐这块短板，治愈这一痛点，要坚持两手抓，一方面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另一方面要改革生态文明体制，而且后一手要更硬一些。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要从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三方面入手。“源头严防”的制度包括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坚定不移地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空间规划体系，落实用途管制，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过程严管”的制度包括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实行生态补偿制度，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行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后果严惩”的制度包括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实行损害赔偿制度。

近年来，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迅速扩大，人民不仅对高品质产品的消费迅猛增长，对清新空气、清洁水源、优美环境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对食品的安全性越来越关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就是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要建设的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共创美好生活的现代化，就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廉价化”发展模式的一种纠错和修正。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直面全球最重要的发展难题，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为世界发展和人类未来贡献的中国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国日益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命运与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契合人类社会的发展需求，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路径。

我国近年来一直坚持不懈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用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积极促进沿线各国之间的产能合作、能源合作、贸易合作，将全球资本投向更多发展中国家，实现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从而摆脱贫困、缩小南北差距。“一带一路”是中国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的一条解决之道、破局之道，展示出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发展、实现互利共赢的决心，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的伟大实践。

目前世界上的很多难题都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所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难题的创新性和系统性思维极其重要。我们必须从整个人类历史来审视“自然——社会”系统，从而系统性地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危机。《廉价的代价》这本书，相比已有的汗牛充栋的反思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著作，独特地提出了“世界——生态”以及生命网络这一理解历史进程和从根源上解决危机的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它启发我们对人类已有发展模式做出反思，并且提出了全新的理解以及彻底替代资本主义廉价化生态体系的可能方案：通过“认识、赔偿、再分配、重建、愉悦的劳动”系统性、全方位地消除剥削、压迫、暴力、不平等，让人人都有机会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做出贡献，为改善周围的生态做出贡献。我建议大家读一读这本书。地球是属于全人类的，人类未来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每一个人手中。我们应该为地球安全做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 

绪论

因为幸运地遇到一个长期的气候红利时代，所以稳定的农业、城市、民族与国家、信息技术，以及现代世界的方方面面，才展现在人类面前。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海平面在上升，气候正在变得不稳定，平均气温在升高。文明世界出现在一个叫作“全新世”的地质时代。有人曾经将人类所处的新的气候时代称为“人新世”。未来的智慧物种将知道人类曾经存在过，因为有人将化石记录塞满了诸如原子弹的放射物、石油工业的塑料制品和鸡骨头等人类奇迹。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在另一个层面上却又完全可以预测。在21世纪，不管人类决定做什么，生命网络(the web of life)将发生“突然和不可逆转”的变化。地球系统科学家们用一个很乏味的词语，描述这个发生在生物圈系统史上如此重大变化的转折点：状态转变。不幸的是，从发生这个地质转变所出现的生态中，也产生了这样的人类：他们没有准备好接受这种状态转变。尼采笔下的疯子宣布了上帝之死，结果遭到了类似的境遇：尽管工业化的欧洲已经削弱了上帝的影响，使得星期日上午去教堂做礼拜变成了半强制的活动，但是，19世纪的欧洲社会却不敢想象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21世纪也有相似的情形：让大多数人想象这个星球的终结，要比让他们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来得容易。

为与时俱进，我们的知识观也需要大转变！

将人类所处的新地质时代命名为“人新世”颇费周折。首先需要我们从语言学角度对其严谨考究。这个词的词根(希腊语意为“人类”）表明，正是因为人类就是人类(如同孩子就是孩子、蛇就是蛇一样）这个原因，才造成了气候变化，才导致了地球的第六次大灭绝。诚然，自从上一个冰河时代结束以来，人类就一直在改变着这个星球。多个世纪以来，人类的狩猎速度稍微高于为自然补充的速度，再加上气候的变化和草原的变迁，导致了北美草原猛犸象的灭绝，东亚猩猩的近亲巨猿的灭绝，欧洲爱尔兰巨型驼鹿的灭绝。一万两千年前，人类通过在农业方面的温室气体排放，甚至在历史上曾一度对抑制全球气候变冷发挥了一定作用。

猎杀大型哺乳动物直至其灭绝，那是一回事，但是今天人类对自然与地球的破坏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从人类动作笨拙的前辈的活动中，是推断不出来的。今天的人类活动并非通过几个世纪的过度捕猎才导致一些哺乳动物灭绝。有些人今天简直就是见什么杀什么，从巨型动物到微生物，无所幸免，其速度要比背景灭绝速率高100倍。我们认为，发生变化的其实是资本主义，现代历史是从15世纪开始的，是在一个应称作“资本新世”的时代开始演绎的。使用这个名称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重视，明白资本主义不仅是一个经济体系，而且是人类与地球生命网络中其余成员发生复杂联系的组织原则。

我们在本书中展示给读者的是，现代世界是如何通过廉价的事物而创造的：自然、货币、劳动、关怀、食物、能源及生命。这句话中的每一个词都很晦涩。廉价并不是说物美价廉，也不是说交易当中的另一方，而是一种战略——降低价格，是为了控制更广泛生命网络的一套战略。“东西”之所以成为东西，那是通过军队、神职人员、会计和书报而成的。最重要的是，人类和自然存在的方式并不是像牛顿力学定律描述的那样直接和机械。人类为了生存而不断向外扩展的生命网络构建活动，既凌乱不堪、争执不断，又相互维系。本书介绍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即如何看待人类与生命网络中所有其他成员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并让人联想这个世界将有可能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先回到前文所设置的悬念——地质档案中的鸡骨头，那是人类与世界上再普通不过的禽类(拉丁语Gallus gallus domesticus)之间关系所体现的一抹资本主义痕迹。我们今天所吃的鸡肉与100年以前所吃的鸡肉有着天壤之别。今天的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利用亚洲丛林中的禽类，任意提取其基因并强化而成的结果。然后人类将其整合，生产出最有利可图的禽类。这种禽类几乎不能行走，几个星期就长大成熟，鸡胸肉超大，饲养和屠宰的数量(每年超过600亿只）难以想象。试想一下这种关系，我们将其看作“廉价的自然”的一个迹象。鸡肉已经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肉食，预计到2020年，还将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受人类欢迎的肉食。这将需要大量的工人劳动。养鸡场工人的收入非常低：在美国，在快餐连锁店买鸡肉所花的每一美元中，只有2美分落到工人的手里，而且，有些养鸡场还使用监狱犯人作为劳动力，每小时只付给他们25美分。我们把它认作“廉价的劳动”。在美国家禽业，在切鸡翅膀的工人中，有86%的人因长期在生产线上重复地扭动手臂而积劳成疾。有些雇主嘲笑工人报告受伤，而且拒绝工人提出的工伤赔偿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结果就是，工人在受伤之后的十年里，工资收入下降了15%。工人在康复期间将依靠自己的家人和支持网络，这一因素尽管置于生产循环之外，但是对于他们持续地存在于劳动大军中又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把它认作“廉价的关怀”。这个行业所生产的食物，以低廉的价格离开超市的收银台，以及不下车就能便捷付款的收银处，既让人们填饱了肚子，又让人们的不满情绪变得不那么强烈。这就是“廉价的食物”战略。就气候变化而言，鸡的责任相对较小(它们只有一个胃，打嗝打出来的甲烷也没有牛打出来的那么多），但是，它们被饲养的数目巨大，饲养场也需要大量的燃料给它们取暖。这是美国家禽业碳足迹最大的贡献者。没有充足的丙烷，就不可能有低成本的鸡肉，这就是“廉价的能源”战略。商业销售这些加工的禽类有一定的风险，但是通过特许经营和各种补贴，例如前往鸡饲料生产地(主要是中国、巴西和美国)畅通无阻的道路设施、便捷的金融服务及小微企业贷款等，这种风险就通过公共支出而私企受益的方式被降低了。这就是“廉价的货币”战略的一个表现形式。最后一点，针对各种动物和人类生活(比如女性、殖民地人民、穷人、有色人种以及移民)的频繁不断的沙文主义法案，更使得这些廉价物成为可能。将这一生态坐实，还需要最后一个要素：维持“廉价的生命”。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的每一步，人类都在进行着反抗，从那些将自己饲养的家禽贡献出来为屠宰业提供基因材料的原住民，到要求认可和救济的护理工人，以及那些抗击气候变化、抗击华尔街的人，就不一一列举了。就自然、货币、劳动、关怀、食物、能源和生命而进行的社会斗争，无一不伴随着资本新世的鸡骨头，其程度之强烈，足以说明现代最具标志性的符号不是汽车，也不是智能手机，而是麦香鸡块。

当你用麦香鸡块蘸着塑料罐里的烧烤汁时，一切都被忘在脑后了。然而，1万亿只鸡留下来的化石，却比饲养出这些家禽的人类更经久不衰，并记载着人类的历史。正是出于上述原因，我们才将改变这个星球的人类、自然和世界——生态体系的故事，作为现代世界简史呈现给读者：作为防止遗忘的一剂良药。然而，这小小的一部书，并不是关于整个世界的史书。这部简短历史记载了这样的进程：它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世界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这些廉价东西的故事阐明了资本主义是如何从欧洲向外扩展，如何获得广袤疆域的，又表明了地球上欧洲殖民势力范围之外的地方已经是多么少了。

下面，我们将准确地解释我们所指的“廉价”的意思。首先，我们需要说明，让我们提出这种说法的，并非人类某些自然的行为，而是人类与生物和现实世界之间的某种特殊关系。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人类与自然

悲叹人类虐待自然，那是古人的风范。柏拉图在《克里底亚篇》(critias)中，描述了早他9000年的一个时代，那时雅典周围森林密布，在那里居住的人高贵典雅，将财产定为公有，热爱自然的程度要超过柏拉图时代的人。当柏拉图在书中做描述时，他同时代的人已经破坏了自然，将周围的山脉变得光秃秃。柏拉图所讲述的雅典城边缘的历史，太具有浪漫色彩了(而且几乎肯定是假的)。我们的分析并非要对他不敬，而是针对当时偶然发生的事情，因为那时，西亚文明的一个边缘支脉经历了一场气候、瘟疫和社会的危机。我们故事的开端，讲的是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之前几个世纪的时代，西亚地区的人们怀有远大的抱负，既期望达到中亚和东亚那样的富裕和文明程度，但是又因为气侯的原因，比中亚和东亚贫穷得多。我们从封建时代的欧洲开始讲。

从950年到1250年的中世纪温暖期，是北大西洋区域气候的一个反常现象。冬季温暖宜人，生长季节漫长。土壤耕作技术向北大西洋北部区域传播：生机盎然的葡萄园遍及挪威南部，从阿尔卑斯山到苏格兰，粮食作物遍及所有丘陵和高原。800年之后的5个世纪之内，欧洲人口骤然增加了3倍，达到了7000万人。英格兰的人口到1300年左右达到了峰值，之后到17世纪末之前，再没有达到这个峰值。农业剩余价值增长更加迅猛。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到处涌现，到1300年时，在农业之外就业的人口占比越来越大(1/5左右）。如此相对繁荣的景象也助长了扩张的欲望。十字军东征就是一个例子：始于1095年的高度商业化和军事化的行动针对的是地中海东部的财富。与其相伴的还有其他几次征服运动，其中的两次对5个世纪之后现代世界的形成影响极大。第一次就是发生在今天葡萄牙和西班牙境内的针对伊比利亚穆斯林的收复失地运动。在十字军东征的第一次浪潮中，卡斯蒂利亚人和阿拉贡人开始击退半岛上伊斯兰教的势力，十字军逼着被征服者缴纳贡金，此做法后来成为殖民地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第二次运动比较微妙，而且力量更加强大。封建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它有能力不靠中央集权，而维系大规模的、不间断的殖民扩张行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依靠耕种——这是所有征服者中最伟大的征服者。到14世纪，农业占据欧洲全部土地使用面积的1/3，这是一个巨大的增长，是前5个世纪耕种土地面积总和的6倍，但其中许多地方都以森林的毁灭为代价。

欧洲封建主义社会骑着中世纪温暖期的坐骑一路顺风顺水，直到大约1250年时达到了巅峰，这时，气候开始变得寒冷和潮湿。经过几个世纪的食物相对有保障之后，饥荒卷土重来，而且力量之强大，足以击垮一个只适应于完全不同天气的文明。1315年5月，欧洲普降暴雨，这可能是新西兰卡哈罗阿火山喷发的结果。暴雨一直下个不停，一直到8月，洪水才停止，天气早早冷了下来。连续几年，庄稼都欠收，而1315年是灾难性的一年，而且接下来的一年也是灾难性的。在之后的几年中，欧洲人口减少了20%。直到1322年欧洲大陆都没有躲过“大饥荒”(如历史学家所言）的魔爪。

尽管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一点，但是地球却进入了“小冰期”，这个时代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才结束。“小冰期”使得封建主义的弱点暴露无遗。比如，只有在气候温和的年景，这个时代的食物体系才得以维系。这主要是因为，这个体系是通过某种特定的阶级安排来运作的。在这个体系中，领主享有土地的控制权，农民进行耕作。领主监管着农民人口的增长，因为这样就能够产生更多的食物剩余，然而却是收益递减——经过了几个世纪的耕种，土壤的肥力逐渐耗尽，可是这种土壤质量的下降，又恰恰被农民人口的增长所掩盖，因为农民正在从固定的土地里刨出最后的粮食。当天气改变时，就造成了接连不断的农业欠收，危机在这个使土壤更加贫瘠和饥荒不断的等级制度内蔓延，进而造成了数百万人丧生。

对这场文明危机的一种解释，很符合罗伯特·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所提出的警告：人口太多，粮食不足。用更加现代的语言来说，气候变化影响了欧洲的承载能力，减少了在封建主义制度下这块肥力下降了的土地上生存人口的数量。但是，承载能力的增长和缩小，取决于由谁来统治。这个问题(当时和现在都是）其实就是权力问题。事实上，就这个问题而言，马尔萨斯的发言权不如卡尔·马克思。封建领主们所要的是钱财或者谷物，因为它们储存和交易都很方便，而且，领主们消费了从土地里刨出来的为数不多的粮食剩余中的绝大部分，留下来给农业再投资的部分则少得可怜。假如没有领主的权力和要求，农民或许能够转向种植杂粮，除了种植谷物之外，还可以种植包括园栽的农作物等，或许就能解决粮食问题。至于说人口的数量、家庭的形成和人口的增长，并非由一种永恒的生育欲望所决定，而是由众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而这些历史条件又取决于文化、阶级和可获得的土地。正如盖伊·博伊斯(Guy Bois)在其经典的诺曼封建主义的研究中指出的，向不同的土地拥有方式过渡，农民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决定种植什么和如何种植，那就有可能使得中世纪的欧洲养活3倍于当时的人口。但是那个过渡根本没有发生，封建制度下的那种格局仍在苟延残喘，直到1347年，它遭到了最后的致命一击：黑死病暴发了。

中世纪温暖期的欧洲可谓先天不足。从第二个千年伊始，曾经生产出足够的食物滋养农民和城市的那些社会结构，此刻已经无法应对正在变化的气候，进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口陷入营养不良的深渊。从英国墓地挖掘出来的11世纪的尸体显示，其健康程度超过了13世纪的尸体。中世纪温暖期结束时的食物短缺，使得欧洲人的身体更易受到疾病的侵袭，而这场黑死病则将这一弱点变成了大灾难。黑死病借助中世纪版本的全球化进程，夺去了1/3到一半欧洲人的生命。几乎随处可见的是，城镇化和商业化将更多的人口带到了城市里，又将更多的城市带入了贸易网络中。从上海将货物和资金运到西西里的贸易大动脉，同时也将亚洲和欧洲连接成了一个超级大陆“疾病深渊”。

当黑死病抵达欧洲时(1347年10月到达西西里，仅3个月之后即到达热那亚），封建体系崩溃了。这场崩溃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东西：巨大的危机是如何发生的，而危机又是如何利用权力和经济套住诸如气候和人口等动力的。和许多农耕文明一样，封建主义往往会破坏其农业生态。在封建阶级的安排下，随着人口的增长，种田越来越成为劳动密集型活动，农田里干活儿的人手更多了，田间昆虫天敌之间的捕食作用和杂草减少了，更多的是精耕细作。将人们放到农田里耕作的做法，并没有解决封建主义阶级结构的问题，封建主义只是在维持着自己的衰亡之旅。在英格兰，封建主义衰亡的迹象早在1270年就显露了出来。在大饥荒发生之前的半个世纪里，农民们已经可怜的日常饮食急剧恶化。庄稼收成下降，人均谷物(农民的主要食物来源）消费下降了14%。

文明世界并不仅仅因为人们饥饿就会崩溃(自从1970年以来，营养不良人口的数量一直都在8亿人以上，然而却没有多少人谈论文明的终结)。伟大的历史转变之所以发生，那是因为“一切照常”的做法再也不好使了。即便现实正在经历着巨变，权力者也有自己的一套方式来遵循古老的战略。封建主义制度下的欧洲正是如此。黑死病并不仅仅是一场人口灾难，它还导致欧洲社会力量发生倾斜。

封建秩序依赖于人口增长，这不仅是为了生产食物，也是为了复制领主的权力。贵族阶级为了维护其地位，需要较大的农民人口数量：众多的农民来争地，总比众多的领主争农民要好。但是由于出现了黑死病，商业和交流网络不仅传播了疾病，也成为民众暴乱的载体。几乎一夜间，农民造反不再仅仅是本地的麻烦，而变成了对封建秩序的大规模的威胁。1347年之后，这些农民起义如燎原烈火连成了一片，这是针对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做出的整个体制性的反应，是对封建主义权力、生产和自然逻辑的根本性颠覆。

黑死病给一个已经达到爆发点的制度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这场瘟疫之后的欧洲烽烟四起，从波罗的海到伊比利亚，从伦敦到佛罗伦萨，阶级战争随处可见。农民要求减租减税，要求恢复习俗权利，但是这些呼声，封建主义的统治者们不能容忍。如果欧洲的君主、银行和贵族们不能承受这种要求，他们也不可能恢复原状，尽管他们十分努力。他们通过控制工资或者干脆再次使农民沦为农奴，达成镇压性的立法，以应对黑死病。其中最早的立法，就是英格兰在瘟疫第一次来袭时(1349—1351年），悍然制定的英国《劳工条例》和《劳工法令》。若按今天的说法，就是将工会章程制定得更加严格，以此应对埃博拉疫情。对于欧洲的贵族阶级来说，气候变化对耕作的影响显而易见，因为尽管他们想保持“一切照常”，但其实已经是黔驴技穷。贵族阶级几乎完败。西欧或者中欧，没有一个地方重新建立农奴制。农民和城市各阶层的工资及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足以弥补整体经济规模的下降部分。尽管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欧洲1%的人却发现，他们在经济盈余中所持有的份额缩水了。旧的秩序被打破了，也不可能修复了。

资本主义就是从这个破烂摊子中脱颖而出的。统治阶级不仅试图恢复缩水的那部分经济盈余，并且还想将其扩大。东亚地区更为富有，因此，尽管其统治者同样也经历了社会生态方面的磨难，但是他们却找到方法来调和自己统治期间的动乱、森林毁坏和资源短缺。有一种解决方法彻底改变了人类与生命网络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是由伊比利亚的贵族(主要是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地区）偶然发现的。到15世纪末叶，这些地区的王国及其社会通过“收复失地运动”(与半岛上穆斯林力量长达数个世纪的冲突）对外征战，而又因为自己的军事行动的经费太过依赖意大利的金融家，所以反过来，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也被战火重新塑造。战争造成的债务以及通过征服他国所看到的财富希望，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刺激了大西洋最早的侵略行动：对加那利群岛和马德拉群岛的侵略。战争债务的解决方案就是发动更多的战争，以获取由新的更大边疆的殖民扩张带来的战利品。最早的边疆

早期的现代殖民主义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利用了边疆。以前，中心区域人口密度的加大，促使定居区域向外不断扩大，商业接踵而至。1492年之后的两个世纪中，这个模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边疆地区将成为宗主国财富的一个敛取基地。文明产生的人口和地理逻辑将彻底颠覆数千年之前所建立的模式。金融财富(第2章我们将谈及）使这些征服行动成为可能。正是在早期葡萄牙的一个海外殖民地的一次试验中，现代世界的许多特点最初汇集到了一起，那是资本主义制造的第一批产品之一：蔗糖。

在非洲北部的一个小岛上，即将带来现代世界最早的一颗火种被点燃了。在15世纪60年代，一个新的食物生产和分配体系在这个小岛上现出雏形。1419年，葡萄牙水手在卡萨布兰卡以西不到644公里处，发现了一处岛屿，随之将其称为伊利亚达马德拉(森林之岛)。1455年，威尼斯旅行家和奴隶贩子卡达莫斯托(Cadamosto)写到：“整个岛屿都被参天大树所覆盖，几乎没有站脚的地方。”16世纪30年代，在那个岛屿上却几乎很难找到任何树木。马德拉群岛的森林被砍伐殆尽，这个过程分为两个阶段。最初，岛上的树木被用于造船和建筑业，利润丰厚。从15世纪30年代开始，树木被砍掉的地方种上了小麦，小麦成熟之后被运回葡萄牙。第二阶段，由于将木材用于制造蔗糖的燃料，从而导致了更为猛烈的毁林潮。

人类、灵长类动物和哺乳动物都喜欢糖的味道。自从公元前6000年在新几内亚发现了甘蔗以来，人类就理解了甘蔗处理的生物必要性。收割甘蔗有一个最佳时期：当甘蔗饱含甜甜糖汁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甘蔗却又粗又硬，很难砍倒。甘蔗砍下来之后，即使精心处理，也只能在48小时内产出最大量的蔗糖。那之后，甘蔗就开始腐烂。

甘蔗因其植物特点，需要迅捷地加工生产。正因为这个原因，伟大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西敏司(Sidney Mintz)才这样写到：“1226年，亨利三世要求温切斯特市市长，如果能从温切斯特大集上，一次性从商人那里弄到1.4公斤亚历山大蔗糖，那最好不过了。”想增加可“一次性购到”的蔗糖量并不容易，你必须得超越一个家庭生产蔗糖量的极限，你必须得买进新的技术。比如，阿拉伯文明中的波斯人和北非人发现，使用碳酸钾可以生产出更加清澈的蔗糖结晶体：最好的蔗糖来自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因此，亨利三世才特别要求市长给他弄到。但是，若要生产出更多的蔗糖，还需要在生产、自然和商业中进行新的实验才能发明新的技术。

到了14世纪，阿拉贡的海梅(Jaume)二世国王(1267—1327)将蔗糖引进伊比利亚，同时带来的一个穆斯林奴隶是榨糖技术的专家。到1420年，甘蔗已经成为经济作物，为其资助的有德意志拉文斯贝格·汉德尔斯格塞尔沙夫特(Ravensburger Landelsgesellschaft)等银行，地点是巴伦西亚附近租用的土地，种植者是由奴隶和自由工人组成的一支混合队伍。但是蔗糖仍然是稀有物品，市场需求量极大。在15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马德拉群岛上的农场主停止了种植小麦，开始全面种植甘蔗。蔗糖的边疆迅速扩展，最初扩展到了大西洋的其他岛屿上，接着又大规模地蔓延到了新大陆。就像今天种植棕榈树和大豆等单一作物一样，甘蔗种植毁掉了森林，耗尽了土壤的肥力，也使得害虫疯狂繁衍。

若想达到这个速度，生产必须要重组，化整为零，由不同的工人来进行。若想从白天砍甘蔗累得筋疲力尽、晚上又花大把时间榨糖的工人那里获得更多的收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圣多美，新的管理手段和技术发挥了作用，榨糖业从轮碾机作坊(笨重的碾槌加研钵机器）的小规模生产，转变成了双滚压机和大规模的奴隶劳动。在亚当·斯密边看着制造一枚别针的供应链边赞叹劳动分工之前的几个世纪，人类、植物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已经铸就了现在制造业的核心思想，而且是在甘蔗种植园里铸就的。种植园就是原始的工厂。而且，甘蔗种植园每发现一处新的边疆，比如圣多美之后发现了巴西，之后又发现了加勒比，这个工厂就被彻底改造一次：机器更新了，甘蔗和榨糖厂的组合也更新了。当然，这个故事中唯一缺失的，就是做这项工作的人。在马德拉群岛，这些劳动者包括来自加那利群岛的原住民、北非的奴隶，以及(在某种情况下)来自欧洲大陆的拿工资的种植园劳动者。

给种植园灌溉的，是由树木、泥浆和血汗形成的水渠。今天，在一座最宽处为37英里(60公里）的岛上，仍然有一条1300英里(2100公里）长的水渠。水利工程师安排奴隶(有时候奴隶要悬在绳子上劳动）在岩石面上硬生生地凿出小水渠，将溪流引向甘蔗田。许多工人死于山石滚落和水坝垮塌，但是那些工程师们却如此神奇地改变了马德拉群岛水系的走向，以至于果阿第一公爵、葡属印度第二任总督阿丰索·德·阿尔布开克(Afonsode Albuquerque)竟然要求派马德拉人来“改变尼罗河的流向”。在佛兰德斯和意大利资本家的资助下，来自葡萄牙的奴隶主监管着程序的每个环节，从甘蔗的种植、灌溉、收割，一直到将其转变成晶体的蔗糖。将甘蔗杆儿变成蔗糖需要大量的燃料。煮沸和蒸馏足够的甘蔗汁获取0.45公斤重的蔗糖，至少需要23公斤的木柴。为了将饱含水分的甘蔗转变成糖浆和糖块，榨糖厂建在了马德拉群岛首府丰沙尔的周围，奴隶们将甘蔗都运往这里。在巅峰时期，马德拉群岛的榨糖业每年要用500公顷的森林为锅炉提供燃料，从而让蔗糖贡品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的宫廷。然而繁荣落幕，崩溃登场。16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产量达到高峰，而到了16世纪30年代，火炉噼里啪啦都熄了火，因为岛上的树木都被砍光了。生产戛然而止，但投资者又发现了新大陆。新大陆大规模的奴隶种植的甘蔗园能带来更大的收益，因为那里有森林给榨糖业提供燃料。欧洲的富人吃掉了蔗糖，而蔗糖吃掉了一座岛屿。

资本主义并没有离开马德拉群岛，反而重塑了自己。由于没有了足够的燃料(该岛唯一幸存下来的树木都生长在腹地的山岭地带，山高路险，砍伐效益不大），于是又出现了新的战略从这块饱受蹂躏的土地上榨取利润。取代甘蔗的是种植在榨糖业废墟上的葡萄。与甘蔗相比，葡萄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那么多的水和那么多的燃料。但是葡萄酒需要酒桶，所以，几个世纪以来，马德拉酒桶所需要的木材，就是来自新大陆的廉价森林，那是最经济的来源。商品也流向了新大陆，因为直到18世纪之前，马德拉群岛一直都是大西洋贩卖奴隶的渠道。在最近的一次重塑中，今天的马德拉群岛利用这段残酷的历史作为旅游卖点赚取收入。然而，随着马德拉群岛蔗糖边疆的关闭，其他的地方又开辟了边疆，与喜好甜食相比，欲望不那么明显的几种势力却塑造了这个岛屿，并且很快影响了这个星球。边疆与廉价

这一段关于殖民地边疆的描述，让我们粗略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在马德拉群岛之外的地方运行。在更细致地分析蔗糖和这个海岛的故事之前，我们需要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认为分析边疆很重要。当我们想象资本主义的蔓延速度时，涌现到我们眼前的图像往往就是小行星撞击或者疾病蔓延的惨烈景象，始于地面或者患者，接着转移到整个星球。资本主义边疆所需要的科幻大片则更加复杂尖端。如果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疾病，那么这种疾病就是吃掉你身上肉的那种疾病，吃完你的肉之后，再将你的骨头卖出去换取肥料从中获利，接着用那笔利润投资种植甘蔗，再接下来，将收割的甘蔗卖给花钱参观你墓碑的游客。但是即使这个描述也还不够。边疆只是通过连接来运作，通过从别处抽取生命的方式修补失败。在边疆这个地方，发生了危机反倒能刺激产生新的获利战略。边疆之所以为边疆，那是因为边疆是资本和自然界(包括人类）所有种类汇集的区域。因此，资本主义的秘籍从来都是在降低做生意的成本上打主意。资本主义不仅仅是拥有边疆，还是通过边疆才得以生存，才得以从一个地方扩展到另一个地方，才得以改变社会生态，才得以生产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并通过扩大各种交流项目循环流通。更重要的是，边疆是行使权力的地方(不仅仅是经济权力）。通过边疆，列强和帝国使用暴力、文化和知识调动自然，然而成本却很低。正是这种成本的降低，才凸显边疆对于现代历史的重要性，才使得资本主义扩张市场成为可能。这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准确的线索，让我们看到生产力是如何被理解和实践的。尽管关于资本主义的光辉和压迫历史，世人已经研究得非常透彻，但是有一件事实却往往被忽略：资本主义之所以繁荣发展，并非因其充满了暴力和毁灭性，而是因其具有某种特定的生产力。资本主义之所以繁荣，并非通过毁灭自然，而是通过驱使自然做工，驱使其尽可能给予人类廉价的劳动。

通过边疆，资本主义开发和控制的生命网络，要比显示在会计师手里的资产负债表丰富得多。尽管在其他许多语言中，都有关于生命构建的词汇，但是英语中却没有。北美洲东北部广大地域中原来有一个部落，叫作阿尼新纳贝格(Anishinaabeg)，其语言中有这样一个词——“minobimaatisiiwin”。该词不仅表示“美好的生活”，而且还表示人与其他生物之间以及二者循环的关系，即“连续的再生”。南部非洲的班图语中有“ubuntu”一词，其意思是“通过共同努力完成人类使命”，绍纳人的语言中有一个更为升华的词“ukama”，意为“与整个宇宙有关联”，其中包括生物物理世界。汉语中的“事事无碍”和毛利语中的“mauri”也有类似的解释。由于英语中在这方面缺乏一个现成的词汇，我们就使用了“oikeios”(人与非人类自然之间及非人类自然内部创造性的、历史性的、辩证的关系）的说法。“oikeios”这种辩证关系清楚描叙了生命构建像脉冲信号一样不断外延，而且通过这种极富创造性和多层次的生命构建，人类所有的活动都畅通无阻，然而却又事事受到自然的影响，而自然却一贯地在努力躲避人类对其的掌控。正是通过这种辩证关系模式，某种特点的生命形式出现了；通过这种模式，物种创造了环境，而环境也创造了物种。同样，人类文明以上述类似的方式构建，人类文明不仅仅征服环境，也创造了环境，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被环境所创造。

人类所制造的一切，都是与自然的其余部分共同生产而成，包括食物、衣服、家庭和工作场所、公路、铁路、飞机场，甚至是电话和软件。比如耕种如何将人类的劳动和土壤混合在了一起，同时又将各种物理过程与人类知识混合在一起，要理解这些相对容易。当这些过程规模变大时，人们就会更容易地认为，“社会”和“自然”的过程似乎就是在相互依赖。由于某种原因，理解农贸市场上人类劳动与土壤的直接关系，比理解全球金融市场上的这种关系，要来得容易。但是如同那个农贸市场一样，华尔街也是通过自然而共同生产出来的。可以这么说，华尔街的全球金融运作涉及的是一个全球性的、之前任何文明都难以想象的生态网。历史的创造并非通过将人类与自然分开，而是通过人类与自然的进化以及各种各样的配置完成的。“人类”的权力和差异、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不仅创造了自然，而且自身也是自然创造的产物。比如，库蚊(Culex Pipiens)在伦敦地铁里安了家，并且十分适应英国通勤者的那个黑暗的世界，甚至再也不能和地上的蚊子杂交繁殖了，因而就出现了骚扰库蚊(Culex Pipiens Molestus)这个新的物种。通过人类行为而生成的这个新的物种，是一种因果报应，是对伦敦金融城(英国的华尔街）的通勤者(蚊子就是吃他们的血）因其工作所消灭的物种的一个小小的抵消。

更广泛的生命网络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就是本书的主题。资本主义的边疆总是牢牢地位于一个大得多的创造生命的世界之内。对于资本主义而言，重要的就是，进入分类账的数目(给工人开工资，给工人提供足够的食物，购买能源和原材料）要尽可能地压低。资本主义只看重它能够数得着的东西，而它能够数得着的东西就是美元。每个资本家都想以最少的投资获得最大收益。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这意味着，当强大的国家和资本家能够重组全球的自然，投入最少的资金，获得最大量的食物、工作成果、能源和原材料，发生尽可能少的混乱时，那么，整个体系就会繁荣。

经济学家们这时或许会嘟囔一个词—— “外部效应”，并且会诧异地问，你们为什么还没有阅读著述了关于“外部效应”的经济学家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ail Pigou)或者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的原著呢？我们读过了，因此我们才写这部书。在经济学中，所谓外部经济效应，指的是不出现在生产计算中的成本或者利润，不管其是私营的，还是社会的。我们认为，现代世界是从一系列旨在解决边疆危机的系统努力中脱颖而出的，危机之所以发生，是人类和人类之外的生活强行进入了计算所致。现代世界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外部经济效应发起了反击。

资本主义并非一个到处都是现金的体系，而是在浩瀚的廉价(或者有廉价潜力的）自然之海洋中存在的现金兑换岛屿。在现金交易关系范围内繁育生命十分昂贵，而且时间越久，越是昂贵。工人的工资可能被冻结，甚至被降低，但是最终，不平等终于引发了我们最近看到的那种危机，那种危机在美国和英国引起了民粹主义的抗议浪潮。工人要求尊严，工人的劳动变得昂贵。生产流程烧掉了一个岛屿，能源再也不廉价。气候发生了变化，庄稼再也不像从前那样高产丰收。在这些过程中，边疆变得至关重要，因为在边疆，你可以获取新的廉价物，还可以强迫人类和其他自然廉价地劳动。

接下来我们就来谈我们所说的廉价问题：这是通过暂时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方式，管理资本主义与生命网络之间关系的一套战略。廉价与低成本不同，尽管廉价是低成本中的一个部分。廉价是一种战略，一种实践，一种动员各种劳动(人类的和动物的劳动，植物的和地质的劳动）的暴力，而且补偿越少越好。我们利用“廉价”来谈论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资本主义将这些不属于任何宗派的生命构建关系，转变成生产和消费的循环，在这些循环中，这些关系的价格被尽可能压低了。廉价的过程，标志着无数的生命构建关系过渡到了最低的美元价值。廉价的过程从来都是短期的战略。廉价本身从来都是一个战场。看着这些廉价的事物，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可能前景的地平线。它们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社会冲突的利害关系，以及如何做出弥补以使工会团结更有意义。在审视货币、劳动、关怀、能源、食物、生命，以及最重要的自然时，我们认为需要用一种新的方法理解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生态，理解那些解释了现代世界如何运转的各种关系之间的糅合。为什么只是这些事物？再少我们就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生态了。或许会有更多，可是在资本主义的生态开端时，这些东西就出现了。对于既想解释又想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个项目来说，以这些东西作为开端非常务实。因此，现在我们该逐一探讨这些东西中的每一件对马德拉群岛的重要性了。自然

当殖民者登陆马德拉群岛时，也带来了入侵的物种。在较小的圣港岛(该岛的第一任总督是哥伦布的岳父）上，兔子迅速逃离了牢笼，吞噬了当地的植物。其他的入侵物种接踵而至。在殖民地统治1个世纪之后，马德拉群岛当地的一种蜗牛(Caseolus Bowdichianus)已经灭绝。但是记录表明，马德拉群岛绝大多数物种的灭绝，都是最近2个世纪才发生的悲剧，并非在最初的殖民统治时期就发生了，而是发生在后来，是后来连续不断的外来物种的入侵和土地开发的模式，毁灭了岛上经过数百万年进化才形成的物种。

马德拉群岛上的树木、水、土壤、动物和植物，以及群岛周围的海域，都被当作“免费的礼物”，被转变成一系列生产的投入(或者说阻碍生产)。杰里米·杰克逊(Jeremy Jackson)在一篇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论文 《自从哥伦布时代以来的海礁》中写到，自从年轻的哥伦布来到了马德拉群岛那个时代以来，人类是如何毁灭了当地的物种。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虐待着我们赖以生存并是其一部分的生态系统。比如，资本家很高兴地看到海洋成为这两样东西：既是我们即将捕捞的海鲜的储存设备，又是我们在陆地上产生的瓦砾的垃圾坑。食物和垃圾的均衡很快将要倾斜。到2050年时，预计当最后一批商用海鱼捕捞上岸2年之后，海洋中塑料的数量将超过鱼的数量。这个知识层面上不太严谨的解释就是，人类给所到之处都带来了破坏。但是，自然界不仅仅是资源的储备库或者垃圾箱。我们之所以在故事的开篇讲了葡萄牙帝国的边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德拉群岛这个例子如此明确地表明，当生命网络中人类的新陈代谢被利益需求所驱使时，这个世界将发生什么。

如果由利益来支配生命，就注定要发生一个意义重大的理智状态的转变：自然和社会之间的概念分离。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但是与世界市场的诞生、对美洲的征服、对农民的剥夺相比，却往往相形见绌。然而，更重要的是，有些人理解整个自然和对整个自然的行为方式发生了转变。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很重要，即这总是某些人(那些掌控着征服行动并且只认美元的世界商业化的人)所做的事情。当说到气候变化时，尽管说我们或许都坐在同一条船上，都要倒霉，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坐的却是这条船的下等舱。我们这里的描述堪称重要，这基于两大原因：第一，它帮助我们将责任归咎于那些从这种分离中获利的阶级和关系。第二，更具重要意义的是，人类“从自然中分离”现象的形成，与一种将大量人口排除在外的运动关系密切。资本主义的兴起不仅让我们认为，社会已经比较独立于生命网络了，而且认为大多数女性、原住民、奴隶以及各殖民地的人民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因而也不是社会的合格成员。这些人是非人类或者说是勉强获得人类资格的人们。他们是自然的一部分，被当作社会弃儿般对待，他们被变得廉价了。

将自然与社会切割开，将野蛮人与文明人分离开，这种做法为我们创造其他廉价物搭起了舞台，我们将在第一章里对此论述。在之后的5个世纪里，自然被重新制造、塑造、思考了许多遍。资本主义对廉价自然的践行会给出这样的定义：谁的生命和工作重要，谁的生命和工作不重要。其凸显的观点就是：“自然和社会”（给它们加上引号，那是因为它们具有神秘和血腥残暴的力量）可以决定谁的劳动被认为具有价值，谁的劳动——照顾老弱病残的护理劳动，农业劳动，非人类自然(牲畜、土壤、森林、燃料）的劳动——被视而不见。之所以达到这样的程度，都是货币流通所致，而反过来，货币的价格又依赖于对全球的征服和统治。时代更迭不断，但是资本仍控制着食物让工人勉强度日，控制着能源让工人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由此看来，廉价物根本不是东西，而是资本主义采取的战略措施，其目的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生存和用以应对危机，是为掩盖“廉价的自然”战略的原罪所采用的策略，其目的是为了让这些廉价物看起来既是真实的又是独立的实体。货币

货币是资本主义运作需要的媒介，是那些有能力控制货币者的权力来源之一。这种控制并非仅指人和财富，它是关于这种控制如何与自然犬牙交错的联系。想想美国的美元和沙特阿拉伯的石油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或者再早一个时代，荷兰的银币和新大陆的银锭是多么紧密相连的。如果说现代性是一种权力的生态，那么货币就绑缚着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又在塑造着货币。货币依靠文化和权力才能变成资本。工人和资本家，富有地区和贫穷地区(用今天的词汇说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货币将它们分开，又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货币培养了民族国家和帝国，货币又约束它们并依赖它们。从这个角度看待历史，偏离了原来将现代世界看作各个国家组合体的观点，却接近了将现代世界看作由资本、权力和自然组成的世界——体系的观点。因而，这种看法迫使我们在未来的几个世纪(不是几十年）中，认真考虑这些过程。

这种看法中的若干成分，最初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来的。他告诉我们，资本主义是如何通过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政治和经济转变出现的，因为在这些转变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极为不公平的劳动分工。在他的主要深刻见解中，有两条与本书有特殊的关系：第一条，全球的不公平，是由政治力量和市场力量造成的一个阶级过程。第二条，生产和积累，是通过对自然的彻底改造而改造的。尽管后来的学者们放弃了沃勒斯坦关于资本主义就是一种生态的主张，但是我们仍以他的思想为基础，用以揭示工作和权力是如何在全球的自然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因为那构成一种生态的大规模的变化。而且，因为我们的兴趣在于长期以来制约社会生态关系的各种力量，所以说，货币为什么如此重要，这一点就十分明显了。

用世界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微不足道的历史细节就变得至关重要了。举一个例子：15世纪意大利热那亚银行、马德拉群岛的生态和今天全球危机之间的关系。人类喜欢蔗糖的味道，蔗糖需要水。马德拉群岛上的灌溉需要劳动，而劳动又需要资金。购买、运输和养活奴隶的花费不菲，而且灌溉甘蔗、收割甘蔗并将其加工成蔗糖，再卖到欧洲大陆，用来换取白银，白银又用来购买亚洲的香料，这得需要整整一个季节的时间。在所有这些活动期间，就发生着付款、借款以及货币流入商品中，而在其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就是意大利的城邦热那亚。

货币并不是资本。资本是新闻业用于代表资金的速记符号，或者更不准确地说是一种代表某种可以转换成其他事物的东西。如果你听说过或者使用过“自然资本”或者“社会资本”这样的术语，那么你就曾经是一场大混乱中的一部分。资本不是“还没有砍伐的树木或者还没有使用的技能”那种库存商品。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塞在床垫子下面的金钱和床垫子本身一样，都是库存商品。只有货币真正流通，并且加上其周围的关系，资本主义才得以诞生。

交换和流通的过程将货币变成了资本。占马克思《资本论》核心位置的，是一个简单、强大的模式：在生产和交换中，资本家将劳动力、机器和原材料结合在一起。结果，商品被出售以换取货币。如果一切运作良好，就有了利润。接着，利润被用来再投资，去换取更多的劳动力、机器和原材料。商品和货币都不是资本。只有当货币被投在了商品的生产中、不断循环往复地扩大时，在这个循环中它才变成了资本。资本是货币通过自然而流动的一个过程。这里的麻烦却是，资本的意图是在一个有限的生命网络之内进行无限的扩展。马克思对经济学家们的批评是，他们认为通过供需关系可以解释市场行为，可是他们却没有看到，需要解释的正是这种供需关系。若想理解这些力量，需要通过包含生产和交换的“整个有机体”审查市场。那一“整个有机体”剥夺了工人的生命，犹如它耗尽了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土壤一样。

货币进入商品然后又回到货币，这个循环并不仅仅是看待资本的一种方式。它是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我们能够在长期历史视野下一睹帝国和超级大国兴衰中的具体细节。要记住，资本家们制造了一件商品并且将其卖出去之后，理想的结果就是，他们都会获得利润。对盈利的永久的需求反过来又要求那些利润本身产生有利的回报。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因为资本的量往往增长得更快，超过了有利投资机会出现的速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现代世界的整个历史中，金融泡沫——大笔资本流进某个特定行业，比如2008年危机之前的住房抵押贷款——才会反复出现。帝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从长期来看，帝国开拓新的边疆。从短期来看，当盈利减缓时，帝国就进入战争状态，而且即使借款也要那么做。银行家们会很高兴给其贷款的，因为其他盈利的机会相对较少，而国家通常又是信誉很好的风险对象。他们同时也让军队准备好去参战(由国家买单），去捍卫一种安全和有价值的货币。银行家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从短期来看，会导致再投资；从中期来看，会导致财富的集中和金融行业的盈利；从长期来看，会导致以城市、国家或国际政体为中心的商业帝国的兴衰。

上述历史进程中，一些人获利匪浅，而其他人则勉强维生，或者更加糟糕。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说的发达国家的投资回报率超过了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观点，最近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但是那些观点却属于老一代人的见解了，因为它们讲的是在连续交替的国家政体下，金融与资本主义生态其余部分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并非仅是将货币投进商品然后再出来的那种“经济”交易的总和；资本主义与现代国家，与政府对自然、人类等的统治和改变都分不开。金融资本扩大和崩溃的阵痛，对于理解资本主义是如何发展的至关重要，这一点我们将在第2章里讨论。金融家们的目的就是设计投资并从中获利，所以，通过他们的预支款项，资本主义的生态现在影响到了全球生态的每一个枝叶上。货币如何变得不仅能够统治人类，而且能够统治整个星球生命网络中很大的一部分？这个故事就是从入侵新大陆并掠夺财富开始的。欧洲帝国、征服者和银行的龌龊联手，将新大陆的自然转变成了商品和资本。主要来说，资本主义的生态需要新的方法管理人类、人类的身体，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因为货币自己并不能变成商品；若想获得商品，你需要去劳动。劳动

最初，马德拉群岛上的葡萄牙、热那亚和弗拉芒甘蔗种植园的拥有者将加那利群岛上的原住民关契斯人(Guanches)带来为其耕种蔗田。15世纪的几份遗嘱显示，种植园主们将关契斯人遗赠给了自己的下一代。这些关契斯人和其他的本地工人死于欧洲人携带至马德拉群岛的疾病和残暴统治。补充和替换他们的是靠工资为生的劳动者和北非的奴隶。这些人的父辈们曾经靠农业勉强糊口，他们自己之所以来到马德拉群岛，或是因为沦为奴隶，或是因为被从自己的土地上赶了出来。马德拉群岛就是一处试验场，这里不仅测试着人类忍耐力和体力的极限，而且还试验着秩序、流程和专业化等新的技术，而这些新的技术在几个世纪之后，将应用于英格兰的工厂里。关于马德拉群岛上的劳动者(奴隶以及自由人)如何反抗他们的主人和老板，我们知道得真是太少了。关于他们如何抵抗那个让他们劳作直到累死、那个耗尽了当地土壤肥力的政体，几乎没有什么记录。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他们进行了抵抗，知道他们反抗血腥剥削的抗议活动引发了危机。在1473年，这些危机引起了当局的恐慌，因而规定奴隶不能单独居住，也不许与获得了自由的奴隶居住在一起。

廉价物以及东西被廉价了之后所引发的危机，并非注定非发生不可。人类可以做出反抗，也确实会做出反抗。接着，资本家就试图用各种廉价的解决方法对付这些反抗。这些廉价的解决方法注定也会引发自己的危机，接着就会产生越来越复杂高端的掌控和维护秩序的机制。这种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生态中至关重要的变化引擎。尽管对马德拉群岛上奴隶造反的历史我们知之甚少，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在榨糖业繁荣期结束时，奴隶制和种植园的技术已经得到了完善，而且还被输送到了大西洋的彼岸。第一个输送到的地方是圣多美。在1596年，逃跑出来的安格洛雷斯部落奴隶烧毁了岛上的榨糖厂，还包围了当地的首府长达两个星期之久。我们还知道(将在第三章里讨论），正是在这些劳动者反抗剥削的斗争中，可以发现对资本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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