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产业转移与西部优势产业发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秦敬云 杜靖 等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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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产业转移与西部优势产业发展试读：

本章的目标是阐释该课题对于我国产业西迁与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的国际国内总体背景。对于国际背景，即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东部地区危机“倒逼”效应的探讨，表明了课题为什么从全球金融危机这一视角来研究我国的产业西迁与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问题。而对于包含我国的产业地区转移、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区域经济体系重构及劳动力有效供给不足等国内总体背景的探讨，则表明我国的产业西迁与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问题不是一个偶发性的现象，而是在我国总体经济环境下出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现象。在分析清楚我国产业西迁与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的国际国内总体背景后，本章还将对课题的研究意义、文献回顾、课题研究的逻辑思路及课题研究中需要说明的一些问题等进行必要的交代。第一节 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对我国东部地区的危机“倒逼”效应一 美国次贷危机、全球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

1.美国次贷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Subprime Crisis）又称次级房贷危机，也被译为次债危机，是一场发生在美国，因利率上升和住房市场降温，导致大[1]批无力偿还贷款的购房人放弃还款计划而造成的信贷危机。在美国，房地产贷款系统分为三类，分别是优质贷款市场、次优级贷款市场、次级贷款市场。那些能够按时付款的消费者的信用级别被定为优级，不能按时付款的消费者的信用级别被定为次级。次级贷款市场面向的正是那些收入信誉程度不高的客户，其贷款利率通常比一般抵押贷款高出2%～3%。尽管次级贷款市场所占美国整体房贷市场比重并不大，[2]占7%～8%，但其利润最高，风险最大。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包含了以下相互关联的因素。（1）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经济平均增长率为2%～3%。但20世纪90年代，在互联网泡沫带动下，美国经济在长达8年的时间内持续稳定在3%～5%的高增长状态。1992～2000年，美国的GDP增长率有六年高于3%，其中最高的1997年达到了6.9%，期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3.8%。（2）2000年因互联网泡沫破灭及随后发生的“9·11”事件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状态。2000年前后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削弱了美国经济之前高增长的基础，加上2001年“9·11”事件的影响，美国经济跌入低谷。自2000年第二季度开始，美国GDP增长率就从5.4%下跌到第三季度的4.1%、第四季度的2.9%，再到2001年第一季度的2.3%、第二季度的1%。之后则受“9·11”事件的进一步影响，下降到2001年第三季度的0.6%、第四季度的0.4%。（3）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增长而降低利率的同时也促进了华尔街的金融创新，并通过次级房贷市场形成了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面对经济衰退，美联储采取了以低利率为代表的宽松货币政策，目标是避免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为了刺激总需求的增长，美联储自2001年1月起到2003年6月先后12次降息，将利率由6.5%降到1%。利率的降低使美国经济在经历了2002年第一季度到2003年第二季度徘徊于1.5%～2.0%的GDP增长率后，从2003年的第三季度开始恢复3%以上的快速增长。但低利率在提振美国经济的同时直接促进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也纵容了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形成。多个地区在1998～2006年住房价格上涨超过80%，形成了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4）面对通胀压力，美联储提高利率刺破了房地产泡沫并最终诱发了次贷危机。自2003年开始，美国经济保持在3%以上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通胀压力，从而迫使美联储自2004年6月开始加息，并在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将利息由1%提高到5.25%。利息的提高大大增加了购房者的还贷压力，提高了购房者的违约风险和数量，因此刺破了美国房地产的泡沫，引发了美国的次贷危机。

2.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从美国金融业蔓延到美国实体经济，并通过全球金融体系进一步影响到全球经济。自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开始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即使多国中央银行多次向金融市场注入巨额资金，也无法阻止金融危机的爆发。2008年9月，金融危机开始失控，导致多家大型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政府接管，引发经济[3]衰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表现有股市暴跌、资本外逃、银行信用关系遭到破坏并伴随银行挤兑、银根奇缺和金融机构大量破产倒闭等，官方外汇储备大量减少、货币大幅度贬值。

3.欧债危机

欧债危机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指自2009年底以来，不少财政上相对保守的投资者对部分欧洲国家在主权债务危机方面所产生的[4]忧虑，危机在2010年初陷入最严峻的局面。欧债危机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延续和深化，其本质原因是政府的债务负担超过了自身的承受范围而引起的违约风险。欧债危机的爆发原因包括欧元体制天生的弊端、欧式社会福利的拖累、国际金融力量的博弈等。而欧债危机发端地希腊则与其在加入欧元区的过程中，因自身不符合财政赤字3%上限的要求，却在高盛的帮助下通过“货币掉期交易”的方式达到欧元区的要求，从而留下了主权债务问题密切相关。欧债危机爆发后，2010年初到2010年6月，欧元兑美元的汇率下跌了21.6%。二 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在较长时期内的衰退徘徊[5]

1.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国GDP增长率的影响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诱发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从2008年第四季度进入衰退状态。受此影响，2008年第三季度到2009年第四季度，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均呈剧烈衰退状态。比如美国每季度的GDP增长率分别为-0.3%、-2.8%、-3.5%、-4.1%、-3.3%、-0.2%；欧元区为0.3%、-2.0%、-5.2%、-4.9%、-4.1%、-2.1%；日本为-0.6%、-4.7%、-9.4%、-6.6%、-5.6%、-0.5%；英国为-2.1%、-4.3%、-6.8%、-6.3%、-5.0%、-2.5%；俄罗斯为6.4%、-1.3%、-9.2%、-11.2%、-8.6%、-2.6%；新加坡为-0.3%、-3.7%、-8.9%、-2.0%、1.9%、5.3%；中国香港为1.2%、-2.6%、-7.9%、3.4%、-2.0%、2.5%；墨西哥为1.6%、-1.1%、-5.2%、-7.9%、-4.6%、-1.0%。即使是中国和印度，其经济增长率也大大低于危机之前的平均增长率，其间，印度每季度的GDP增长率为7.5%、6.1%、5.8%、6.3%、8.6%、7.3%；中国为9.0%、6.8%、6.2%、7.9%、9.1%、10.7%。

各国GDP增长率在2009年第一季度到第二季度达到谷底之后，从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回升，并纷纷于2010年第一季度回升到0以上。之后，从2010年第一季度到2011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增长率分别为1.6%、2.7%、3.0%、2.8%、2.0%；欧元区为0.6%、2.0%、2.0%、1.9%、2.4%；日本为4.9%、4.4%、6.0%、3.3%、0；英国为0.5%、2.0%、2.4%、1.8%、1.7%；俄罗斯为3.8%、4.9%、3.8%、4.9%、4.0%；新加坡为16.5%、19.8%、10.6%、12.5%、10.2%；中国香港为7.9%、6.4%、6.6%、6.4%、7.6%；墨西哥为3.7%、6.7%、5.4%、4.5%、4.4%；印度为9.4%、9.3%、8.9%、8.3%、7.8%；中国为11.9%、10.3%、9.6%、9.8%、9.7%，各国的GDP增长率看似已经基本恢复到危机前的增长水平。

但从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的各国GDP增长率回升，主要原因是各国纷纷采取了对受困金融机构注资或接管、降低银行基准利率、加大财政赤字等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推动了各国经济的回复增长，但也带来了后遗症。其中由希腊主权债务问题诱发的欧债危机就是全球金融危机延续和深化的最主要体现。

2009年底，希腊主权债务问题开始凸显，到2010年3月向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等国蔓延。欧债危机再一次将世界经济拖向停滞乃至衰退的深渊。从2011年第二季度到2013年第四季度，各个国家或地区均体现出自2011年第二季度起增长率下滑并持续保持低增长的状态。尤其是受欧债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经济衰退更加严重。比如希腊，GDP增长率虽然从2009年第一季度的-4.2%升高到2010年第一季度的-1.0%，但之后则快速下降到2010年第四季度的-9.0%，并在2011年第一季度后的10个季度内增长率均低于0，分别为-8.8%、-7.9%、-4.0%、-7.9%、-6.7%、-6.4%、-6.7%、-5.7%、-5.6%、-3.8%。又如葡萄牙，GDP增长率虽然从2009年第一季度的-4.1%升高到2010年第一季度的1.7%，并在2010年保持了1.3%～1.7%的增长率，但在2011年第一季度后的10个季度内增长率均低于0，分别为-0.4%、-0.9%、-1.8%、-3.1%、-2.3%、-3.2%、-3.6%、-3.8%、-4.1%、-2.0%。再如西班牙，GDP增长率虽然从2009年第二季度的-4.4%升高到2010年第三季度的0%，并在2010年第四季度到2011年第三季度保持了0.4%～0.6%的增长率，但在2011年第四季度后的7个季度内增长率分别为0、-0.7%、-1.4%、-1.6%、-1.9%、-2.0%、-1.6%。与这三个国家两年多经济衰退相伴随的是高失业率。希腊的失业率在2008年6月为7.3%，金融危机导致其持续升高到2009年10月的10.0%、2011年3月的15.2%、2011年12月的20.8%、2012年8月的25.0%、2013年7月的27.9%；葡萄牙的失业率在2008年第二季度为7.3%，之后逐渐升高到2009年第四季度的10.0%、2011年第一季度的12.4%、2012年第二季度的15.0%、2013年第一季度的17.7%；西班牙的失业率在金融危机前就开始持续攀升，到2008年第二季度超过10%，2010年第一季度超过20%，并从2010年第四季度起持续保持在20%以上且仍在不断升高，到2013年第一季度达到最高的27.2%。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之后欧债危机的深刻影响下，世界各国经济总体上经历了衰退或增长率下降、在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下回暖、再次衰退或停滞徘徊的过程。

2.对其他主要指标的影响（1）失业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和美国原本处于不断下降趋势的失业率都转而不断攀升，其中欧元区失业率从2008年3月最低的7.2%迅速上升到2010年7月的10%以上，经过一年的时间在10%左右徘徊后，自2011年7月起再次在欧债危机的推动下不断提升，到2012年12月达到11.8%（其中西班牙到2012年12月超过26.0%、希腊达到26.6%）。美国的失业率从2007年4～5月的4.4%～4.5%开始上升，到2009年10月最高达到10%，之后虽然逐渐下降，但到2012年12月仍然高达7.8%。（2）股市

欧元区和美国的股市指数同样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影响。在欧元区，道琼斯欧洲指数从2007年7～8月的4500点左右下跌到2009年初的不到2000点，之后则一直徘徊在2000～3000点。而在美国，道琼斯指数从2007年7～8月的超过14000点下跌到2009年初的6500点左右。三 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东部地区的“倒逼”效应

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东部地区的“倒逼效应”指在经受着金融海啸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的出口加工企业面临各种金融与非金融风险，受到来自成本、融资、外需、议价等方面的压力，进而积极做出适应[6]国际市场竞争的举措。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东部地区的影响，经美国次贷危机对美国自身经济的影响、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而后传至我国，并进而对我国东部地区的产业发展形成危机“倒逼”效应。

1.美国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机制

美国次贷危机对以金融体系为主体的美国经济影响机制如图1-1所示。图1-1 美国次贷危机对美国金融机构影响的传导机制

资料来源：依据笔者对该问题的研究绘制。

在图1-1中，虚线所示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路径。在该路径中，由于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和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美国经济由之前的高增长陷入低谷。由此促使美联储采取降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复苏。低利率推动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并诱发了金融机构在住房信贷方面开发大量的金融创新产品，而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就是金融创新产品中重要的内容。在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中，金融机构通过较低的初始诱惑利率给了众多收入较低者的购房机会从而促进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但高额的重新设定利率也使购房者在美联储因经济复苏而提高利率时可能面临远超自己还款能力的风险。

正是这种风险，使购房者在美联储自2004年起因通胀压力而逐渐提高利率后，因为贷款偿还压力加大和房地产价格的下跌而出现了大量的购房者违约的现象。购房违约对美国的金融体系造成了三个方面的不利冲击。第一个是对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冲击，其影响有二，分别是促使金融机构进一步提高还贷利率而加速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以及由于未通过资产证券化而转嫁风险的资产因购房者违约、利率提升而大幅贬值，从而成为房地产商和金融机构的“不动产”，极大地削弱了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所涉及的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商的资金回笼和赢利能力。因此这一冲击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主要是导致其经济发展的资金链断裂。第二个是对证券市场的冲击，尤其是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中通过证券化而将违约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的这部分资产。这一冲击导致了美国证券市场的波动，并使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的资产大幅度缩水。在高度证券化的美国经济中，国民财富证券化使普通美国居民在分享美国经济增长成果的同时，也承担了美国经济波动带来的损失。因而在购房者违约对美国证券市场的冲击中，直接的影响是金融机构，但实际承担损失的则是美国普通居民，并导致美国居民财富大量缩水，削弱了居民财富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蓄水池”效应，延缓了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的复苏进程。第三个则是基于美国信用体系的冲击。由于购房者违约，所涉及的以各行为主体信用风险的重新评估给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均带来了不利影响。这一冲击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降低了美国居民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养老金、保险金的增值率），降低了美国的消费者信心。

在这三个方面的冲击下，导致资金链断裂、居民财富缩水和消费者信心降低，使美国经济陷入了自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和“9·11”事件后的再一次衰退状态。

2.美国次贷危机向全球经济的传导机制

由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金融危机迅速传导到世界各国，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其传导机制如图1-2所示。在图1-2中，美国次贷危机首先对美国国内的对冲基金、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等金融机构带来不利影响，然后一方面通过美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而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并在影响金融机构资金链的基础上造成企业融资难度的加大，从而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作；另一方面则通过股市的波及效应导致全球主要股市下跌，从而在使公司市值缩水和降低企业投资能力的同时，带来全球主要经济体财富缩水进而降低消费者信心和购买能力。企业运作面临困境、企业投资能力下降和消费者信心及其购买能力的下降都最终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率下跌的诱因。由于经济增长率下跌，美国、欧洲等主要经济体的失业率大幅度上升。图1-2 美国次贷危机诱发全球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

资料来源：依据笔者对该问题的研究绘制。

3.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机制

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逐渐由金融业波及制造业、旅游业等各行业。从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来看，自2008年6月起，我国吸纳FDI就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由当月的96.1亿美元降低到当年11月53.22亿美元；我国出口增长率由2008年10月的19.1%锐减到11月的-2.1%，而且一直到2009年6月仍然呈负增长状态；我国通货膨胀率自2008年4月起开始缓慢下降，2008年7月开始，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影响开始显现，我国通货膨胀率呈现加速下降态势，到12月降到1%左右，2009年2月起进入通货紧缩状态，直到2009年6月通货膨胀率仍为-1.70%；我国的工业生产增长率自2008年6月起也开始逐渐下降，到2008年10月跌破10%；GDP增长率则在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连续两个季度低于7%。由此可见，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无论是范围还是深度都是巨大的。

具体而言，金融危机的压力传导机制主要体现为，在经受着金融海啸的国际环境下，“市场、政府和企业发生连锁反应，市场低迷直接导致国际需求的变化，同时提升了汇率风险和信用风险；国外政府通过贸易政策设置壁垒，而早期国内限制性政策对出口结构产生弊端；企业的成本因素受到冲击，经营风险加大，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复合作用，出口加工业受到成本上升、融资困难、外需不振、议价力低的四种压力”。

4.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东部地区的危机“倒逼”效应

改革开放后我国东部地区的产业发展，先后经历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演变过程。但实际上，无论是始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20世纪90年代初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还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都受到外商投资企业以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为主体发展模式的影响。正是在这种产业发展模式的影响下，东部地区产业发展一直面临着自有技术比例低、自我发展能力弱等弊端，并对东部地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东部地区的这些问题在21世纪初因为东部地区土地成本、劳工成本和环境成本的急剧上升而恶化。因此，东部地区提出要通过自主技术创新、自主品牌化等措施促进产业的升级。但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过程缓慢而问题重重。首先，要通过自主技术创新、培育自主品牌、实现产业附加值的提升需要巨大的投入，而在加工贸易、国际代工模式主导下的东部产业发展因为利润率低下，难以集聚足够的资本投入到本就面临巨大风险的自主技术创新和培育自主品牌中去。其次，由于自主技术创新、培育自主品牌对于缺乏长期经营战略的企业而言，未来的收益是不可预期的，并且面临着失败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损失的风险。而通过加工贸易、国际代工能够获取短期内可以预期到的利润，因此从企业短期利润最大化的角度而言，即使是较低的利润率也可能是企业经营的更优选择。再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施的“腾笼换鸟”战略举措因为企业惰性而达不到预期效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施的“腾笼换鸟”战略举措，是把现有的传统制造业从目前的产业基地“转移出去”，再把“先进生产力”转移进来，以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西方很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会实行这种政策，以达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但企业惰性使得东部地区的企业即使面临东部地区高昂的土地成本、劳工成本和环境成本，也不愿前往国内其他地区，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的发展空间。最后，从政府角度上看，地方政府出于对GDP增长率和劳工就业率的需要，大大弱化了对产业升级政策的实施力度，并因此延缓了产业升级的过程。由于地方政府官员任期一般都较短，而GDP增长率和劳工就业率又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考核指标，因而在理性经济人行为模式下，能够在短期内带来地方经济增长和提升劳动力就业的产业更受地方政府的青睐，而对需要较长时期才能显现经济效益的产业进行升级必然不受重视。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企业还是地方政府都在“好死不如赖活”的思想引导下，在低层次产业、低端价值链上维持着本应通过产业升级而被替换的产业的生存。但这种状况会被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企业的恶劣生存和发展环境打破。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出口加工企业由于国别替代弹性导致的讨价还价能力弱、世界经济不景气带来的外部需求不力、金融风险与非金融风险增加带来的融资困难和在我国本就面临刘易斯转折背景下劳工成本的攀升、环境日益恶化背景下的环保成本攀升，以及在国内外政府贸易政策、产业政策转变的影响下，生存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东部地区加工贸易业、依赖于低利润率勉强生存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可能被迫转移或转型。第二节 我国产业西迁与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的国内背景一 21世纪以来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改革开放后，东部地区在地理位置优势和政策优势的双重有利条件下，率先获得经济快速增长。到2011年，东部十个省份，以不到全国10%的土地面积，集聚了全国37.90%的人口，52.04%的国内生产总值，58.63%的工业总产值，86.18%的进出口总额（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货物进出口总额，其中出口和进口分别为85.52%和86.89%）。

但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在我国不平衡的发展战略主导下，在改革开放初期充分享有作为人口大国的人口红利，在参与国际经济贸易中作为小型经济体而获得更多贸易得益，以及在国家对外开放政策优势主导下大量吸引外商投资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但进入21世纪后，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初获得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利条件要么正逐渐消失，要么被大大削弱。首先，从政策优势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之初赋予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等优惠政策，随着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重大战略的实施，高新技术开发区在全国各地的广泛设立，以及诸如重庆两江新区等政策特惠区的建立，而被极大地削弱了。其次，从人口红利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之初的东部沿海地区在外商投资的带动下，由于劳工工资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因而获得了大量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廉价劳动力。这些廉价劳动力为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东部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模式下，依靠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企业将劳动力工资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导致其与中西部地区在国家政策扶持下逐步提高的劳动力工资相比，优势已经大大缩小，加上城市住房、生活成本的大幅度攀升，其对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吸引力减弱。再加上我国经济正面临刘易斯转折点的问题，导致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用工荒问题，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最后，从外商投资的角度看，尽管目前我国吸收的外商投资仍然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2010年东部地区吸收外[7]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83.9%），但也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该比例在不断下降（低于截至2010年底的86.5%）；另一方面，大量始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东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也同样面临转型乃至转向的问题；而且在东部地区经济日益服务化的背景下，所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中金融资本占有较大的比重，可能会加剧东部地区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因此，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东部沿海地区在土地、劳动力、能源等要素供给趋紧等方面的压力下，加快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刻不容缓。正因为如此，21世纪初，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背景下，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日益受到学术研究领域和各级政府的关注。事实上，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能够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充分利用地区资源、促使劳动力分布的改变、减轻社会压力等方面对西部地区产生深远影响，并且能够为东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对于东部地区乃至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在“充分发挥资源丰富、要素成本低、市场潜力大等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不仅有利于加速中西部地区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且有利于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在全国范围内优化[8]产业分工格局”。

正是在此背景下，2010年8月，《国务院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出台，提出“要依托中西部地区产业基础和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推动重点产业承接发展，促进西部地区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能源矿产开发和加工业、农产品加工业、装备制造业、高新技[9]术产业等产业及加工贸易的发展”。2008年8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承接产业转移工作的通知》和2011年6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承接产业转移的实施意见》等地方政策的出台及2010年10月广西桂东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建设启动和2011年2月重庆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设立，标志着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的进程加快。[10]二 我国外向型经济向内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后，我国走的是出口导向型外生经济增长方式。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1978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仅为9.74%，但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贸出口快速增长，提高了我国经济增长对出口贸易的依赖程度。1990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上升为29.78%，到2006年达到最高的65.17%。受全球金融危机及欧债危机的影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在2007～2011年尽管有所下降，但到2011年仍高达49.99%。二是对外贸易的波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加强。事实上，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最终消费支出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相对稳定的，2000～2011年维持在4～5个百分点（最低的2003年为3.6个百分点，最高的2007年为5.6个百分点），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也在40%～50%；正常情况下，资本形成总额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相对稳定的，2000～2011年为4～6个百分点（最低的2000年为1.9个百分点，最高的2009年为8.1个百分点），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也在40%～50%，但在其他因素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的时候，投资的增加也会增强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如2009年）。因此，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是体现在经济增长率中扣除消费和投资外的剩余部分。但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这种剩余影响却左右着我国经济增长率的走势。针对我国2000～2011年GDP增长率与三大需求对我国GDP增长拉动作用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GDP增长率与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和货物与服务净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85、-0.151、0.470。可见，货物与服务进出口对我国GDP增长率有较强的正面影响。此外，1991～2011年我国外贸出口总额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也达到了0.402，同样表明出口对我国GDP增长的正向影响。

出口导向型外生经济增长方式使得我国经济增长率日益受到国际经济形势波动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增长大致经历了1981年、1986年、1989～1990年、1998～2001年、2008～2009年以及2011年之后这六次剧烈的波动，其中后三次分别受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率从1992～1996年连续5年超过10%下跌到1997的9.6%、1998年的7.3%，并在1999～2001年徘徊在8%左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率从2003～2008年连续6年超过10%下跌到2009年的8.3%。而在欧债危机影响下，始于2011年的我国经济增长率回落则至今未见回升趋势。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我国出口产品的主要消费国（美国、欧盟、日本等）在全球性经济危机影响下，经济增长陷入衰退停滞状态而对进口产品需求下降，从而导致我国出口产品的外部需求减少，进而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率的回落。

而要减轻国际经济形势波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我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的外生增长方式向内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势在必行。事实上，这种转变也是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必然要求。从经济规模角度看，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GDP总值仅占世界的1.76%，在世界各国中排第10位。到2010年，我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上升到9.32%，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变化意味着，改革开放之初基于比较优势，依赖于贸易红利促进国民福利的提升对我国已不再适用。而且，我国劳动力工资的不断上升和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使得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单纯依赖于价格的竞争力日益降低。因此，延续之前出口导向型外生经济增长方式，通过扩大外部需求以解决内部需求不足进而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政策难以为继。而从[11]经济发展水平角度看，到2010年我国人均GDP为2423美元，接近于经济由外生增长方式向内生增长方式转变的临界值（依据笔者的测[12]算，约为3500美元），并会在我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速增长和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双重因素下快速接近并超过该临界值。因此，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无论是从经济规模还是经济发展水平角度，都是我国实现经济由外生增长方式向内生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时期。

我国经济由外生增长方式向内生增长方式的转变意味着我国经济政策重心必然因此转变。在出口导向型外生经济增长方式中，政策关注点集中于产出的增加，因而往往在遇到世界经济不景气从而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率下滑时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恢复快速增长，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的四万亿元投资等政策。但在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同周期背景下，一方面，我国的经济政策必须与世界各国之间相互协调，从而造成我国经济政策自主性大为削弱；另一方面，由于面对相同的世界经济环境和相似的经济走向（繁荣或萧条），在各国经济政策同步的情况下我国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将会大大降低。因此，我国经济政策关注点也将从实现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引进向主要依赖于自主技术创新的转变，通过扩张国内需求来缓解我国有效需求不足。这也同时意味着我国经济在参与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其重心不再是单纯通过量的扩张来缓解国内需求不足，而应该是在参与国际分工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第三节 关于我国东部产业转移与西部优势产业发展的研究1.关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研究

对于全球金融危机与我国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问题，杜传忠、曹艳乔、李大为（2010）认为，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我国经济过高的对外依赖度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和严重后果，同时也显示出加快建立我国国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这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主要是通过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在完成东部地区产业体系从规模扩张向结构提升转变的同时实现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因此，杜传忠（2010）认为，要促进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就要构建市场调节跟政府统筹规划与引导有机结合的区域产业转移推动机制，东部沿海地区应明确产业升级的方向以加快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中西部地区要强化区域产业配套能力，进一步优化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并强化对产业转移承接地的环境监管。穆建新（2009）也认为，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的外向型经济遭受重创，出口急剧萎缩，沿海企业减产、停产甚至倒闭，大量农民工面临失业返乡、返乡失业的困境。中国必须转变发展模式，即由以出口导向型、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异地就业为主要特征的“劳动力转移”模式，转变为以内需驱动、沿海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内陆转移、就地就业为主要特征的“产业转移”模式。冯启文（2010）的研究结论表明，金融危机也使得沿海出口加工企业大量倒闭，其中不少企业并不是因为生产技术和产品落后，而主要是因为其外向依存度过高，危机使国外需求萎缩，以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的这部分产能显然是过剩了，再加上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大幅上升等多种因素的叠加影响。为了生存，沿海出口加工企业势必会加快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但陈林、龙自云（2011）以东莞为例的分析认为，经济衰退期中，企业往往不愿意进行大面积、大规模的基础性投资，特别是对于产业转移这种具有不确定性的投资，企业具有一定抵触情绪。谢海东、万弋芳（2010）也认为，长三角、珠三角、闽东南三角区等地区虽然经济普遍比较发达，但是区域内部也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为克服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在产业转移中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相对落后的地区，如上海市提出在中心城市的东南西北重点建设信息、石化、汽车、钢铁四大产业，并在其10个县开发郊县工业小区，专门承接中心区域转移出来的产业。广东省做出珠江三角洲产业向山区及东西两翼转移，加快山区及东、西两翼经济发展的决策。福建省也鼓励不具备优势的产业向本省欠发达地区的转移。2.关于我国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的研究

对于优势产业与西部地区发展的问题，在魏益华（2000）看来，西部地区应当通过“有效核心优势”来培育“区域优势产业”。而在此过程中，实现区域内资源比较优势向市场竞争优势的转化，是西部区域优势产业创新的基本出发点。吴群刚、冯其器（2001）也认为，国内统一市场的逐步形成，东、西部互为市场，相互促进，可以有效发掘中国巨大的“人口效应”“市场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为西部地区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国家计委发展规划司综合处的相关研究（2002）指出，西部地区的发展，应当依赖于其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发展能源资源开发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原材料工业等特色和优势产业。而对于西部地区优势产业的选择，李新建和邹秀英（2003）认为，要针对自然资源的绝对优势、边境区位优势、畜牧资源优势、旅游资源优势、环境净化能力优势、新亚欧大陆桥优势和中亚五国往东开放的战略通道优势，重点发展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能矿产品精加工、深加工工业和旅游业。孔祥智（2003）提出，西部地区产业的发展，应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西部地区的优势产业应该是能源产业、矿产业、特色旅游业和特色农业。西部地区优势产业的发展，必须以国内、国际两个大市场的需求为导向，立足西部地区的优势资源。杨强（2004）的研究表明，以优势资源为依托，西部地区可选择的优势产业有：特色农业、有色金属加工、化工业、水力发电业、高新技术产业、中医药加工业和旅游业等。但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也存在诸多问题，包括：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配套体系不健全、西部地区现行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受制于区位条件和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的影响等（陈永忠，王磊，胡晶晶，2010）。

此外，针对西部特定地区优势产业的发展，余鲁（2001）在综合测算产业经济规模性指标、产业栋梁性指标、产业关联性指标和市场需求潜力指标后认为，交通运输设备（如汽车、摩托车等）制造业、电力生产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新型医药工业、新型建材业、电子业、粮油等食品加工业（重点是绿色食品）为重庆市的工业优势产业。杨春利和王芳（2009）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2000～2006年甘肃省的39个工业行业进行了动态的分析与评估，选择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几个行业为甘肃省的优势产业。鲍海峰和张平（2009）以内蒙古稀土产业为例，提出应采取加快稀土下游深加工企业对外合资合作步伐，完善产业组织体系，设立自治区稀土产业发展基金，建立国家战略性稀土资源战略储备制度等措施，促进内蒙古稀土产业作为特色优势产业的内生成长与培育。张前进和刘小鹏（2006）则在定量评价宁夏工业和旅游业等综合竞争力后表明，宁夏的新材料、农产品加工、医药业和旅游业均具有一定的动态竞争力，并提出应采取实施市场导向下的重点项目带动战略、人才与科技支持战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等措施促进宁夏优势产业的发展。3.对我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与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研究

聂华林、赵超（2000）认为，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为西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供了契机，有利于提高西部产业的科技总水平，形成产业规模经济和缓解西部产业趋同现象。对于产业转移与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的问题，邵建平、苏小敏、张永（2012）认为，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本质上是西部比较优势与东部优质生产要素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部各省区市应根据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定位，有选择地承接相关产业，培植西部特色优势产业，吸引和集聚相关企业和产业，形成特色产业集群优势。积极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推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是把西部大开发推向纵深的重要突破口。郭少新（2006）的研究表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区域间产业转移是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主动实施的空间迁移。由于对产业转移存在认识误区和不同利益主体的公共选择，我国没有出现预期的大规模产业转移。因此，通过市场竞争，由市场选择和培育具有内生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优势产业，是西部实现经济内生发展的根本途径。黄钟仪、吴良亚、马斌（2009）在计算东部五省份产业动态区域集聚指数和重庆市工业产值区位优势的基础上，认为重庆重点承接的产业应定位于重庆市具有区位优势的产业。昝国江、王涛、安树伟（2010）认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西部地区应该通过产业的集中布局、集群发展，促进能源及化学工业、重要矿产资源开采及加工业、农副产品加工业、旅游产业、装备制造业、生产者服务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等产业转移示范基地的建设。周石生（2008）也认为，西部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既不能依赖国家的特殊优惠政策，也不能奢求东部发达地区帮扶援助，只能是立足本地资源与区位优势，遵循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促进转移产业与原有产业的整合，鼓励产业内企业间的有效协作，以寻求区域内生发展模式。关爱萍、李娜（2014）从承接地吸收能力的角度出发，选取2000～2011年，西部地区11个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国内区际产业转移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区际产业转移对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产生了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且各代理变量对技术进步的溢出效果有明显的门槛特征，当这些吸收能力的代理变量值逼近或超过门槛值时，区际产业转移的技术溢出效应将会显著提升。

与此同时，对于产业转移与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问题，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表示出了担忧。比如谢丽霜（2009）就认为，产业转移与环境风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机制，随着东部投资和产业转移项目的持续进入，西部一些地区已经面临着环境恶化的现实压力。为促进产业转移的健康有序发展，西部地区必须将环境风险的防范和化解纳入其产业承接战略，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确保随之造成的污染不致突破西部环境容量阈值。万永坤（2011）运用区位熵、产业结构效益、产业影响力等统计指标，以东西部产业差异度为切入点，研究表明西部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既可能起到优化产业结构，带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效应，也可能在承接产业过程中出现负效应，即产业结构效益恶化的现象。4.对我国东部产业转移与西部优势产业发展的述评

从关于金融危机与我国产业区域转移及我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与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的文献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研究视角上看，多以从金融危机影响我国产业区域转移，或者是我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与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角度出发展开研究，没有将二者作为具有相互影响力的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因而也就未能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探讨清楚。二是对于金融危机影响我国产业区域转移及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区域转移与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将其纳入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阶段下区域产业发展趋势这一总体背景下展开研究。三是对于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区域转移问题，未能对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发展历程、产业发展模式的形成以及国际国内形式演变下促使东部产业区域转移等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与探索，并在依据东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对比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际意义上得出东西部地区产业的“移与接”的相关结论。三是相关研究提出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的对策，既缺乏实际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在宏观对策方面的研究也不够深入。

正因为现有针对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的产业西迁和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问题研究存在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所以本课题将针对上述四个方面展开研究：首先，将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产业区域转移与我国东部地区的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影响西部优势产业发展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研究，探寻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次，将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产业区域转移的影响及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区域转移对西部优势产业发展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纳入我国当前经济增长阶段定位下区域产业发展趋势这一总体背景下展开研究；再次，在系统地分析东部地区产业发展历程，并分别就东部地区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西部地区的优势产业进行综合评价与分类的基础上，从区域一体化和产业要素流动等方面深入探讨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与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之间的机制问题。最后，尽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上难以提出基于产业西迁与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的实际政策措施，但本课题的研究将针对当前文献存在的问题，从市场主体、产业载体、区域布局和产业配套四个方面对我国产业西迁与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的对策措施进行深入且有实际意义的探讨。第四节 关于本书的一些说明1.本著作研究的逻辑思路

本专著的研究内容总体上分为四个逻辑顺序环环相扣的模块。第一个模块由第一章和第二章构成，目标是明确我国产业西迁与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的国际、国内两个背景，以及提出我国的产业西迁与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是我国经济增长路径及各地区产业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的观点。第二个模块由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构成，目标是在分析东部地区外向型产业发展历程及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分析东部地区的产业发展模式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我国东部地区产业西迁问题。第三个模块由第六章和第七章构成，目标是在确定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及其区域分布的基础上，找出制约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第四个模块由第八章和第九章构成，目标是结合分析东部地区的产业西迁与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间的作用机制，提出我国产业西迁与促进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的对策措施。2.研究对象的整体与个体问题

尽管在探讨我国的产业西迁问题时，一般用语上均采用了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但在本课题的研究中，为更准确地衡量和分析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产业发展趋势、主导产业与优势产业评价等问题，本课题研究更加注重对东、西部地区个体对象的分析，并在个体对象分析的基础上探索出东部地区产业西迁与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寻求通过东部地区产业西迁促进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的路径和对策。3.有关本著作研究产业对象的选择

按照三次产业分类方法，产业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但在一般讨论产业转移的时候均主要指的是工业制造业在国家之间或一国内部地区之间的转移。本课题的研究也遵循这一经验性的做法，但在分析各地区的主导产业与优势产业等问题时，考虑到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尤其是西部地区的部分省份，采掘业及作为基础产业的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占有较高的比重（比如新疆、内蒙古等），因而依据各地区统计年鉴中的通行做法（规模以上工业产业分行业主要经济指标中包括了采掘业、制造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将采掘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也纳入分析范围。4.对西部地区的西藏自治区与东部地区的海南省在相关分析中的处理

西部地区的西藏自治区和东部地区的海南省都在各自所在区域中具有相对的特殊性。西藏自治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经济规模小（2011年地区生产总值仅605.8亿元），且工业所占比例低（2011年工业增加值为48.2亿元，仅占地区生产总值的8.0%），加上《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西藏的定位，因而在分析西部地区问题时并未将西藏纳入分析范围。东部地区的海南省经济规模同样较小（2011年地区生产总值仅2522.7亿元，仅为东部地区生产总值次低的天津市的22.3%），工业总产值低（2011年工业总产值为1600.1亿元，仅为东部地区工业总产值次低的北京市的11.0%）且结构相对单一，因而在分析东部地区相关问题时，对海南省的分析及其在产业西迁进程中的作用也会被弱化。5.课题研究关于产业向中部、西部地区转移问题的处理

课题研究将主要集中于分析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的问题研究。这是因为，一是课题研究关注的问题是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与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的问题，加入关于中部地区问题的分析会分散课题研究内容的重点。二是在我国的产业转移中，尽管体现为东部-中部-西部的梯度差异，但由于中部与西部之间的梯度差异并不明显，而我国的区域梯度差异中几乎是东部-西部、东部-中部并立的，因此本身并不存在跳过中部的问题。三是实际上在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西部大开发”要早于“促进中部崛起”，产业转移的关注点也更早地集中到东部向西部地区的转移，事实上也存在较多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的现象。因此，课题组并没有在课题研究中分析我国东部地区产业经由中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的问题，而是直接针对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以促进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的问题展开研究。

[1] 李俊、王立：《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及应对策略》，《国际贸易》2008年第8期，第46～49页。

[2] 参见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次贷危机。

[3] 参见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全球金融危机。

[4] 参见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欧债危机。

[5] 本小节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http：//www.tradingeconomics.com/。

[6] 范蓓、朱发根、刘拓：《金融危机下我国出口加工业的“倒逼效应”解析》，《对外经贸实务》2009年第7期，第31～33页。

[7] 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11）》，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第68页。

[8] 国务院：《国务院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国发〔2010〕28号，2010年8月31日。

[9] 国务院：《国务院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国发〔2010〕28号，2010年8月31日。

[10] 本小节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或笔者依据其中的数据所展开的计算或分析。

[11] 2000年基准，世界银行数据。

[12] 参见第二章图2-6。▶▶第二章我国区域工业产业集聚与同构化趋势第一节 经济增长阶段下产业集聚化与同构化一 区域产业演进

从产业自身演变规律来看，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地区主导产业不断更替、转换的演进过程就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过程，是一个产业结构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渐进过程。对于主导产业的演变规律，大致有霍夫曼的工业化经验法则、罗斯托的主导产业转化规律、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理论等。霍夫曼工业化经验法则，主要是以霍夫曼比例将工业化划分为轻工业发展阶段和重工业发展阶段。罗斯托将主导产业演变划分为七个阶段，分别是以农业为主导的阶段、以轻纺工业为主导的阶段、以原料和燃料动力等基础工业为重心的重化工业阶段、以低加工度组装型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阶段、以高度加工组装型工业为主导的阶段、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阶段、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1]阶段。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论则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中考察制造业内部各产业部门的地位与作用的变动，并将制造业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工业化初期（主要工业部门为食品、皮革、纺织等）、工业化中期（主要工业部门为非金属矿、橡胶制品、石化、煤制品等）[2]和工业化后期（包括机械制造等工业产业部门，后来的学者还加入了后工业化时期，产业部门接近于罗斯托的第七阶段）。

从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Ray·M.Northam）发现，各国城市化进程所经历的轨迹，可以概括成一条稍被拉平的“S”形曲线，如图2-1所示。根据城市化进程的这一阶段性特征，在初期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向纺织、食品、日用产品等轻工业转移，餐饮、商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随之发展。第二阶段，随着资本的积累与分工的深化，煤炭、石油、电力等能源工业，钢铁、化学、机械、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开始发展，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开始减弱；为生活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发展加速，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逐步加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开始加速提高。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入，工业化进入第二阶段后期，电气设备、航空工业、机密机械、核能工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加快，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进一步减弱；而城市化的发展以及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产业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兴起与发展，使得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和吸纳速度均超过第二产业。进入工业化后期，信息产业、电子工业、新材料、生物工程、海洋工程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越来越高，需求数量相对减少，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3]要产业。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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