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澳)琼·伦敦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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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的诗歌试读：
1.点火儿
一天下午，在休息时间里，新来的男孩弗兰克·戈尔德下了床，蹑手蹑脚地坐到轮椅里，滑到走廊上，周围空无一人。这是10月初，天已经热了许多。弗兰克此时已熟悉了医院的生活，他知道护士们这时候正在楼上吹风扇。护士长宾尼办公室的门关着，说明她也正安稳地待在她的长沙发上午休。
他的首要目标照例是看一眼艾尔莎。透过半开的门的铰链间的缝隙，他往女病房里窥探着，艾尔莎的床在门后。他喜欢看她熟睡的脸，即使她的头转过去埋在了枕头里，他只能看到她粗大的金咖啡色的辫子也无所谓，这仍旧给了他些许希望。但是，在这个下午，她的床空了。
他转动轮椅，经过悄无声息的厨房。厨房的长椅已经被擦拭干净了，空荡荡的，就连苍蝇都在睡觉。整个地方都好像中了魔咒，只有他逃脱了……
他一直在等着这一刻。他口袋里有一根香烟和一小捆火柴。那是他母亲上次来探望他时，他偷偷拿的。她当时不辞而别，去和护士长宾尼说话，把手提袋落在了他的床上。后来，他想象着在薄暮时分，母亲站在车站的站台上找她的火柴，她很想吞云吐雾，却惊讶地发现找不到点火的工具了。探望他总是让艾达心烦意乱，所以她并非每周都来。
但是，偷窃的行为仿佛是在抗议什么，似乎他正在回到过去卑劣的自我里。他突然感觉自在了，仿佛又能主宰自己了。卑劣是一种隐私，但在这里生活，首先丧失的就是隐私。而他抗拒的是这个地方的孩子气，它的小洗手间、它的午休和规章，它的半医院半托儿所性质，以及他被送到这里时感到的被贬低的感觉。“你能来，我们太高兴了。”当救护车把他拉来时，护士长宾尼坚定地说道，“小一点儿的孩子正好喜欢把大一点儿的孩子当榜样呢。”
弗兰克端详着她容光焕发的脸，那张脸上除了开心，什么也看不出来，一切早就被决定了。
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海盗，突然间登上了一个满是伤残动物的岛。大浪把它们席卷过来，倾倒在这里。它们和他一起搁浅了，它们和他一样盼着回家。
他此时滑下了廊道，经过了新治疗楼，出来后转向晾衣绳，躲在一个铁丝棚架后面。要想不被发现，他只能躲在这里。洗过的衣物在午餐时就已经干透，被收进去了。公路对面的防护网厂的隆隆声和震动声无休无止，相隔这么远依旧声音巨大。防护网厂如同被关进笼子的大型动物，而他则像是误入了对方的领地。眼前白花花的强光让他感到喜悦，自从脊髓灰质炎引起的发烧消失后，他面前的光似乎都不太亮了，阳光对弗兰克来说开始显得苍老和忧愁起来。
可以独处的时候太少了，他必须用双手把这样的时间牢牢攥住。他把香烟放进嘴里，划着软脆的火柴，一根接一根。汗流进了他的眼里，他的手微微发颤。他想诅咒艾达，没有理由地。
一个男人的影子挡住了强光。一双红色的大手护着一缕火焰。“想点火儿？”诺姆·怀特豪斯吼道。烟点燃了，弗兰克赶紧吸了一口，摇头晃脑的，喜悦之情仿佛要溢出胸腔。他现在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喜爱诺姆了。诺姆是个园丁，正默默地缓步走开，他的步态好像在说，一个男人有权安静地吸烟。
接下来，弗兰克把香烟摁在晾衣服的杆子上弄灭，随后把烟蒂扔过了栅栏。他觉得自己可能病了，头晕眼花的。他转回黑暗的走廊，回到房间，一头扎在床上。他的身体再也不是一个正常男孩儿的身体了。
他也不再是个小孩子了，不再像他周围的小孩子那样满身香皂味儿、睡得很沉。然而，过了一会儿，随着他的心跳趋缓，他的脸上露出笑颜。他仍能听到诺姆隆隆的声音，“点火儿？”可能他原本想说的是“不要命了”？
但是，艾尔莎在哪儿呢？
2.“黄金时代”
弗兰克快13岁了，尽管事实上是如此，但他的个头儿太小了，发育状况与他的年龄非常不相称，结果只好成为“黄金时代”的病人。皇家珀斯医院传染病分院的医生们一致认为，他实在不适合和成年病人待在一起。再说了，他的父母是新澳大利亚人，他们都有工作，也没有其他家庭成员帮忙照料他。而且，他需要“黄金时代”的教育气氛以及对功课的监督。决定几乎马上就被做了出来，当天下午他就被救护车送了过来。
艾尔莎·布里格斯12岁半，但她母亲刚生了个小孩儿，无法在家里照料她。其他病人都较小，来自全州各个地方。有从沙漠里威卢纳来的，有从海岸边的布鲁姆来的，有从罗林纳来的。罗林纳位于跨澳大利亚铁路线的一条支线上，一个很远的地方。这似乎说明，无论你在的地方有多么偏僻，脊髓灰质炎病毒都能找到你。“黄金时代”修建于世纪之交，最初是家酒馆儿。它位于利德维尔区，步行五分钟便可到达火车站，距离市中心也不过两站路。四周有四条平坦的道路，但它却孤零零地伫立着，就像一座孤岛。而它现在的环境似乎也象征着它的孤立性，它成了一家“天然的”隔离医院。三条道路边坐落着一般规格的郊区房屋，每座房屋前面都有一片干草坪、一个门廊和被软百叶窗封住的前窗。第四条道路边坐落着两层楼的WA防护网厂，它一天24个小时“乒乒乓乓”地响个不停。有些人觉得这个地方不太适合成立医院，但孩子们却觉得那种噪声听起来很舒服，整夜透过窗户照进来的光也很受欢迎。
卫生部于1949年买下了这家酒馆儿，把它改造成了“黄金时代”儿童脊髓灰质炎疗养院，在过去大传染病暴发的那些年里提供服务。在内部，它有斜坡、栅栏、走道，有教师、训练有素的护士、全职理疗医师，是一个现代的治疗中心。它最多可容纳14个孩子，有些孩子来自乡村，有些则是家里无人照顾的孩子。
在外部，它耸立在灰尘弥漫、没有树木的交叉路口，看上去仍像一家乡村酒馆儿。它是砖砌的，有两层，宽敞的二楼阳台遮蔽着下面的走廊。它的墙壁很厚，隔热效果不错。它有长长的窗子，起遮蔽作用的铁皮屋顶像一顶拉下来的帽子。轮椅可以轻松地沿着宽阔、阴凉的走廊，在抛光的旧桉木地板上滚动。它的外观非常普通，直白地显示着自己的功能，它提供了良好的庇护和家的温暖，就像个酒馆儿一样。
它的名字是遗留下来的。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名称不得体，甚至非常具有讽刺意味。这些孩子的健康受到了极大损害，没人希望一个孩子遭这样的罪。但是，也许是由于它以前的功能，以及它非常好的、充裕的空气，它变成了一个欢乐之地。孩子们再也没有得病了，但他们需要帮助，才能找到返回尘世的途径。
职员和父母们非常喜欢“黄金时代”。它的房间宽敞、凉爽，天花板高。孩子们被闪着希望和鼓励的脸庞环绕着。尽管艾达·戈尔德（职员们都叫她“艾达王妃”）不断挑毛病，但就连她也不得不承认，她感激它提供了这样一个“憩息地”。
孩子们喜欢这里的关怀和周围人表现出来的善意。在这里，他们不再是让母亲叹气、感到疲倦的牵挂和负担。与那些在家里住着、白天坐救护车到这里做功课、治疗的孩子相比，他们觉得自己不同，也有些排外，他们仿佛是一家人。整整一个上午，孩子们都在教室和新治疗中心之间穿梭。
对弗兰克来说，在这里，他成了一个新来的男孩，他努力想找到让自己表现得正常些的办法。这一次，“找到自己的脚”意味着学会如何走路。他决定好好表现，因为他不想再次被驱逐了。
夜晚躺在床上的时候，或者白天安静的时候，他总能听到进出利德维尔车站的火车的汽笛声，一点儿一点儿从远处传来。这让他感到十分安心。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不想离开艾尔莎。
他脑海里闪过一句话，那也许是一首诗的开头。
今天，当我找寻你时，
你的床是空的。
为什么？
脊髓灰质炎拿走了他的双腿，但给了他一个职业——诗人。
3.艾尔莎
艾尔莎和雷玛·克莱住在婴儿病房里。微弱的哭泣声打破了下午的寂静，声音飘过过道儿，钻进了艾尔莎的大脑。最后，她下了床，坐着轮椅去了雷玛的小床。“别哭了。”她低声对雷玛说，口气严厉，她的目光穿过小床的防护栏凝视着雷玛。艾尔莎对婴儿并不感情用事，但她不记得自己有过不去照顾妹妹的时候。经验在此时起了作用，她知道首先要做的就是阻止雷玛哭。她把一根手指放进自己的嘴里，鼓起腮帮，然后“砰”的一声拔出手指。雷玛突然不哭了。她的小黑脸儿湿湿的，眼睛也肿了。
你必须让他们想想别的东西。“来啊，”艾尔莎说。她降低了小床一侧的防护栏，伸手解开了雷玛的夹板。她斜靠在床垫儿上做支撑，把那个小女孩儿拖到她的膝盖上。打嗝儿使那个小小的躯体颤抖起来。
艾尔莎伸出下巴夹住雷玛的肩膀，夹牢之后，她把轮椅朝窗户那边转过去。她抬起一块长长的白色窗帘，用它裹住轮椅，把她、雷玛与房间其余的部分隔开了。此时，被阳台遮暗的视野、一小段公路和它旁边的房屋就是她们的整个世界。对她们来说，这个场景是如此遥远，就像是在世界的另一边。“看啊。”她朝上指，指给雷玛看。下午白花花的阳光无情地投射下来，一片薄薄的残云掠过她们的视野，海风肯定吹过来了。在医院漫长的日子里，隔离病房高高的窗户外的天空已经成了艾尔莎的后院，成了她的自由领地，成了专属于她的独家画展。她注视着天空，发现天空慢慢地变成了一种静止的、无穷无尽的、由各种形状和色彩构成的旗语，好像正发送着信息。在她能够自由徜徉的那些年里，阳光会照亮她的脸庞，风会吹过她的耳朵，而她却对上面的景象一直视而不见。这让她感到诧异。“你母亲在看着天空，她在想你。”她对雷玛说，语气坚定，直视着雷玛惊恐的大眼睛。这是因为，雷玛哭着想要的，一定是她的妈妈。总是发生这样的情况。在隔离病房里，艾尔莎一整天都在用心倾听着从过道儿上传来的她母亲噔噔的脚步声。母亲穿着矫形鞋，急于找到她，隔着玻璃板便向她挥手、微笑，努力不流露出忧伤的神色。
天空对艾尔莎来说已经变得太重要了，在艾尔莎的思绪里，母亲和天空这两种存在逐渐缠绕在了一起。当她看着天空时，她想着她的母亲。天空好像在对她说，有些情感永远不会变，永远不会消逝。如果她的母亲没来，天空也会对她说，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无论你遭遇了什么，地球都照样转动。
她离开隔离病房的时候，她父母终于获准坐在她的床边。而在她讶异地发现，他们的身形变小了，他们似乎因为他们所遭受的惊吓而变老得老迈、萎缩又局促不安。
她出事儿了，不过她还不明白是什么事儿。就好像她离开了，回来后已经远离了每个人。
雷玛必须学会独自一人。就算没有母亲在身边，她也必须去思考。
这就像松开一只手从高台跳板上跳下去，或者独自一人步行去学校。一旦你开始这么做了，你就再也不会害怕了。
所有的孩子都能听出他们的母亲的脚步声。他们全都盼着自己的母亲的到来，只有弗兰克·戈尔德除外。他说，他更愿意让他父亲来。
即使现在进了“黄金时代”，在她母亲来探视后，艾尔莎有时候也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还有一位母亲在等着她。那位母亲形象模糊、态度和善、漂亮，就像一个天使，并且有着天使般完美的理解力。
4.美冠鹦鹉
当孩子们用托盘在床上吃晚餐时，黑色的美冠鹦鹉掠过了“黄金时代”粗壮的砖砌烟囱。它们的叫声传了进来，孩子们循声朝窗外望去，但看不到那些黑色的大鸟在防护网厂上空盘旋、散开的情景，也看不到它们飞越铁轨的背影。孩子们洗了澡、梳了头，心满意足、安静地吃着饭。无论是来自郊区还是乡村，他们都知道那种叫声很常见，听着舒心，那是一个好兆头，预示着雨水就要落下了。
当美冠鹦鹉越过他们家的屋顶时，戈尔德一家听到了它们的叫声。他们家在北珀斯，如果坐火车的话，那儿距离“黄金时代”有两站路，沿着菲茨杰拉德街步行往上走需要走一英里。迈耶在他小小的前院儿里抽着烟，给他的菜地浇水。美冠鹦鹉正在飞往对面的公园，目标是松树上的坚果。它们的叫声真像一百个需要加润滑油的小轮子发出的声响，迈耶想。
在餐桌旁，艾达也在抽烟。她觉得美冠鹦鹉的叫声透着刺耳的忧郁，就像传进虚空之地的回声，那是澳大利亚特有的一种声响。
她和迈耶本来想去美国的。他们在维也纳等了几个月，想等迈耶父亲的一个堂兄的消息。那位堂兄年轻时就移民到了纽约。最后，在1946年年末，西澳大利亚提供了资助。他们犹豫过，但他们在维也纳只能住在一间宿舍里，凭借一块帘子把他们和另外五十个人隔开，其中有些人已经在那里住了好些年了。于是，艾达和迈耶接受了资助。当他们终于在弗里曼特尔登岸时，艾达恨不得直接回到船上。
艾达每天都能找到某种迹象来证明他们的航行运气不佳。如果她错过了一辆公交车，那是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该来这儿。还有一次，在探视过弗兰克后，他们坐在餐桌旁喝白兰地，艾达说起了过去的日子。那时，她常常赶火车，向劳动营的指挥官行贿，让他给迈耶一包食物。有一天，在布达的一条街上，她打扮得就像一个老农妇，脸上蒙了一条围巾，手拉着弗兰克，碰到了迈耶的弟弟格尤里。格尤里是个屠夫，正在分一匹冻死的马的尸体，周围是一圈儿默默等待的人。他对她说，他听说迈耶还活着。
但是，他们在这里，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却依旧感到失望、虚弱、疲惫不堪。弗兰克是一个有韧性的小家伙，挺过了地窖、各种极限环境、大轰炸，甚至险些饿死。然后，他们来到了这儿，一切竟然变得更加糟糕了。“艾达，”迈耶说，“脊髓灰质炎在世界上的哪个国家都有。”“弹钢琴吧。”她说。随后再也没有吱声。他们之所以租下这座小小的不完整的房子，就是因为餐厅里的那架钢琴。他们还自己掏钱请了钢琴调音师。但是，自弗兰克患病以来，艾达就没有碰过它。“为什么不弹，艾达？”迈耶问。他压根儿没料到他会那么思念艾达弹奏的乐曲。她之前每天都弹一首晨曲，一遍又一遍。
她摇了摇头。
他知道她为什么不弹。她在学院里的最后一次表演很出色，在那次表演之后，有一次，她羞怯地向他承认，虽然她反对宗教，但她有时候相信，就其坚持性、意外性来说，她的天赋来自上帝。弹奏是一种对话，她有点儿难为情地说。后来，他们订婚了，感情火热。
这是她身上最神秘、最迷人的地方。她每天都做出努力，想要配得上这种天赋，这恰恰是她最令人喜爱的地方。
此时，她成了一只拒绝唱歌的鸟儿。“去床上吧。”他说，“你累了。”
但是，她摇了摇头。如果她累了，那么她做的梦就会更糟。她又痛饮了一玻璃杯的白兰地。
5.弗兰克的职业
弗兰克的职业让他感到非常兴奋。他总觉得他拥有一种能力，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虽然艾达曾梦想培养一个神童，但他觉得适合自己的不是音乐能力。而且，他也没有继承迈耶的手眼协调能力。
但是，自打他记事起，总有一种东西和他相伴，那就是一种隐秘的渴望，他觉得那就是他需要的东西。
如今，他知道了，他是一名诗人。他的感觉异常强烈，他的未来被重新归还给了他。他觉得他长大了，长得相当不错，不输给地球上的任何人。他能够克服任何艰难困苦，因为他拥有自己的能力。
不过，就像他不谈他过去在匈牙利的经历那样，他也没有谈过它。
在“黄金时代”的常规中，有一段可以利用的间隔时间。这段间隔在晚餐和熄灯之间，弗兰克可以在这段时间里消失。在托盘被拿走之后、夹板被夹上之前，在那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里，无人看护病人。有时候，男孩子们会看书，看已经破损的蜘蛛侠漫画、伊妮德·布莱顿的书、《消失的战线》、《金银岛》。有时候，他们会玩儿丢纸团。马尔科姆·普尔最近一直上沃伦·巴雷特的床，因为他们迷上了大富翁游戏，路易斯则拿出了他的集邮册。
那是暮色将尽的傍晚时分。笑声从职工宿舍飘下了楼梯。护士们正在那里吃晚餐。要不了多久，她们就会欢快地、成群结队地向孩子们发动“袭击”，给他们上夹板，安顿好他们，然后亲吻他们，拉下窗帘，把他们留在黑暗之中。
在这一个小时里，就像在日落之后那样，弗兰克总觉得有外出的必要。这是一种习惯，是他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在晚餐之前，除非天气很冷或很潮湿，艾达和弗兰克总是会走出去，走到他们小小的前廊上，在那里抽烟，喝开胃酒，谁的话都不多。迈耶一手拿烟，一手拿着玻璃杯，步入小小的前院，查看他栽种的植物。街灯闪了一下后就亮了，照亮了菲茨杰拉德街上最后一批往家里赶的工人。鸟儿道着“晚安”，掠过了公园的树顶。
在开往澳大利亚的轮船的甲板上，他的父母也是这样，站在扶栏边，背对着他。他们吐出的细烟在地平线上翻卷，就像他们自己的思绪。他们站立的姿势显得有些孤寂，却又毅然决然，似乎并不满怀希望。
这天傍晚，趁人不注意，弗兰克下了床，悄悄地转着轮椅出了房间，沿着走廊行动。在防护网厂的屋顶上，最后几缕橙红色的云正在慢慢消失。小鸟站在电线上，就像一排绳结。天空中已经出现了一颗星。
在外面，他的诗回到了他的脑海。
今天，当我找寻你时，
你的床是空的。
为什么？
他从他的浴衣口袋里掏出了铅笔和用了一半的处方笺。“你的诗以什么方式被赋予你，你就应该以什么方式紧紧抓住它们。”沙利文曾经这么对他说过。所以，一定要有个笔记本儿。弗兰克是在传染病分院的停车场发现那个处方笺的。肯定是哪个医生把它扔了。它的大小装在口袋里正好。当他把它掏出来时，他感到一丝激动。每一张空白单都在等待着指令的下达，每一张的大小都正好适合写下一首诗，或是一首诗的头几行，适合写下那一刻的思想、话语。
他突然觉得，这首诗也完全可以说是写沙利文的。沙利文是那位传染病分院的诗人，正是沙利文把弗兰克引入了他命定的职业。实际上，在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他是为了沙利文而写的。他的诗也许都是这样的。
正视死亡是任何一首伟大的诗篇不可或缺的元素，沙利文曾经说。
随后，他把眼睛转向弗兰克，说：“在这方面，我们拥有一种提前优势。”
6.诗人
皇家珀斯医院传染病分院比“黄金时代”大得多，弗兰克最初被送到那里进行康复治疗。1893年，天花病流行起来。在此期间，传染病分院开始运营。它最初是一家帐篷医院，设在珀斯郊区未开垦的灌木林带里。不祥的是，一个新的城市公墓很快就在它附近被设立起来。随着医院的发展，它的病房在那片灌木丛里伸展开来，出口与走廊相连，成了一座长楼。一旦用惯了轮椅，弗兰克就飕飕地在走廊里穿行。他拜访病房和厨房，追逐他喜欢的护士，和病人聊天儿。那些病人坐在走廊上，看着鸟儿飞进黑黢黢的树林，又飞出来。
在康复期间，他很想知道他为什么还活着。
绝大多数患脊髓灰质炎的病人都是单身的年轻人。他们侥幸活了下来，兴致很高，喜欢讲和疾病有关的黑色幽默笑话。弗兰克是他们中最小的，很快便承担了传递消息的任务，他还为轮椅篮球赛呐喊助威，帮助设计每天例行对护士搞的恶作剧。这个瘦弱、面色苍白的淘气鬼，在那么一小段时间里，成了他们的吉祥物、丘比特和小兄弟。哪里都有他。他差不多还是个“孩子”，让人对他生不起气来。他轻易就能明白某种东西，就像他体内有个开关被打开了。在后来的岁月里，他认为这是独特的“魔力”。
有时候，在斑驳的光影里，那种等待的感觉，以及无穷无尽停停走走的陌生人，会让他回想起小时候在维也纳的难民收容所里度过的时光。他已经获救了，但尚未回归现实生活。在关于生活的课程上，他已经远远落后了。他热爱自由。而且，他正像是已经获得了可以延缓长大进程的授权一样。
一天，他进一步深入探索医院的老旧部分，他设法通过了沉重的大门，进入了一个未知的病房。病房里有四个带孔的大盒子。它们排成一排，宛如船坞里的潜水艇，它们幽灵般的、有节奏的呼吸声弥漫在整个房间里。弗兰克在门口待了一会儿，一动不动地。他清楚地明白这些声音来源于哪里、为了什么——它们是代替呼吸的铁肺，是困住你的“棺材”。除了死亡，这是脊髓灰质炎带来的最糟糕的东西。
他的额头上渗出了一滴汗。一种幽灵般的被监禁、无助的感觉刺穿了他的身体。他回到房间，回到他的床上，默默地躺了下去。
但是，到了第二天，早餐的盘子刚被收走，他发现自己马上又转着轮椅去了铁肺病房。
那个地方有一种特别庄严的平静气氛。弗兰克知道，那是早上洗刷、喂饭的混乱后的短暂平静。在房间的那一端，专门有一名护士在照看一个病人。一颗头颅从距门最近的盒子里伸出来，它脱离了枕头，就像一个盛放在盘子里的头颅。弗兰克瞥见了一个又高又白的额头、一只干净的大耳朵、一个罗马人般的鼻子和下巴。那侧脸明明就是一个成年男人，但却有着男孩般纤细的脖子，那人看上去就像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会长。“你是要进来吗？”那个人平静地说，不过没有转头，“到这儿来，我们聊聊。”
弗兰克转着轮椅进去，停在他的旁边，“你是怎么看见我的？”
年轻男子把他的眼睛往上翻了翻。在他头的上方悬着一块长方形的镜子，那镜子倾斜了一定的角度，正对着走廊。“往后稍退一下。好了。你多大了？”“快13岁了。”“你在这儿干什么？”“随便看看。你在干什么？”“写诗。”
沉默了一会儿，弗兰克说：“但是你没有……”“我在脑子里写。”“诗的题目是什么？”“雪原。”“雪？在澳大利亚？”“实际上写的是天花板。”“写天花板的诗？”弗兰克声音有点儿扭曲，默默吞下其他问题。“我已经写好了头几行。”“说来听听吧。”
诗人顿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
昨夜，
雪定然来过了，
这就是全部，
我现在能看到的。“不押韵啊！”“你为什么觉得必须押韵？”“在学校里……”弗兰克的声音弱了下来。
诗人微微一笑，呼吸了一下。“亚述人冲下来像……狼在羊圈……他那穿紫袍的军队……铠甲金光闪闪。”
他吟诵得很快，呼吸间吞吐着奇妙的韵律，像一支儿歌。“我们就是这么学的。”“当然是这样……你叫什么名字？”“弗兰克·戈尔德。”“看啊，拜伦勋爵……在一百……四十年前……写的那首诗，你再也……不必……写那样的诗了。顺便说一下，名字真好……戈尔德，很……贴切。”
他的名字叫沙利文·贝克豪斯，弗兰克开始每天都去拜访他。正式的拜访时间很严格，每周两个下午，时间从正午到下午1:30。为了每天选择正确的时间进入那个病房，弗兰克用尽了他所有的技能——直觉、观察、经验——来进行合适的拜访。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发觉，护士是知道他来这里的，但她们默许了他的行为。或许是因为沙利文和她们说起过他，弗兰克猜。
他们的谈话常常是关于诗歌的。沙利文如同一个老师，弗兰克是学生，尽管弗兰克现在还没有一丝作诗的想法。实际上，当艾达和迈耶互相引用匈牙利语的诗歌时，弗兰克会感到很厌烦——尤其是艾达那略显神圣的声音。他觉得她对音乐和文学的尊崇是做作的、有意为之的，她将它们看得比其他任何事儿都重要。“诗歌不需要夸张，”沙利文说，“也不是为了炫耀什么。它听起来就像是有个人在说话，它完全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美国的诗歌发生了重大变革，一场新的运动正在兴起。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诗人中汲取了经验——罗森博格、萨松、欧文。他们并未赞美战争，而是简单地、一点儿一点儿地谈论那些和他们一样的战士的经历。不论在哪里，他们都从未停下自己的笔触，哪怕是在地下掩体里、在船上、在火车上，甚至是在医院里。”“一旦你习惯了你的处境，”他说，“你的想象力将再度得到自由。”
沙利文总是在写诗。那些诗是关于什么的呢？弗兰克很想搞清楚。“朋友、航海、夏季的河流、在学校的最后一天……从前写的大多是这类怀旧的或是临时创作的诗。但如今似乎总是在写关于现在的诗，过去仿佛变得极其遥远。”
弗兰克的第一印象是对的。沙利文在学校里是个学生会长。沙利文在一所男校就读，他是学校赛艇队的队长，在一个名为“河流的首领”的比赛中，他们曾以微弱劣势败北。接下来，沙利文被确诊患上了脊髓灰质炎。他曾打算毕业去大学读英语专业，（学英语？我们所有人都会，还用学吗？弗兰克想。）航海是他的挚爱。他有三个兄弟，一个比他大，另外两个比他小，他们一起住在带着花园的房子里，那房子就在天鹅河的尽头。沙利文刚满18岁。“我父亲打算等我出院了给我买一个助力器，这样我就能远行了，也可以再次游泳了。”
在此之后，弗兰克的脑海里形成了一幅图画，他把这幅图画与沙利文联系了起来。那是数年前他从火车上瞥见的一个场景。当时，他和他的父母准备去看望住在中部地区的匈牙利朋友。画面里有一座带着宽阔走廊的两层房屋、一块斜坡草地，柳树的叶子拂过橄榄绿的水面，小码头上小船晃动。穿短裤的孩子们跳上小船又跳下去。那就像旧式绘画中的一个场景。当然了，那不是沙利文的房子，沙利文的房子其实是在城市的另一边。但是，这个场景一直徘徊不去，宛如一支曲子或一阵芬芳。只要他看到或想到沙利文，他就会想起这个场景：水面上的太阳、摇晃的小船、蹦蹦跳跳的细腿孩子。
探望沙利文的还有沙利文的父亲。他利用闲暇时间进进出出，肯定没有谁会阻拦他。他个子很高，长腿，斑白的头发向后梳着，注重礼仪，穿着一套迈耶会欣赏的套装，有时候也穿一件有着金纽扣的蓝夹克。护士长有一次亲自把他领了进来。“你这个淘气鬼，走吧。”她微笑着对弗兰克说，露出了牙齿。弗兰克感觉被冒犯了，立即转着轮椅离开了。沙利文的父亲什么时候来，弗兰克就什么时候离开。当有人来探望某个病人时，其他人就离开，这是所有病人都会遵守的一种礼貌，护士长难道认为他不懂吗？
但是，贝克豪斯先生已经背对着护士长了，正朝着沙利文弯下腰。“你怎么样，老伙计？”他低声说。他一贯如此，眼里没有别人。
有一次，在沙利文的支持下，或许还受到了沙利文的鼓动，他转向弗兰克，而弗兰克正在忙着想他的告别词。“那么你就是楼上最小的病人了，”他和蔼可亲地笑着说。他的发音非常标准，几乎和英国人一样。“一个新澳大利亚人。”“是的。”弗兰克说。“弗兰克·戈尔德。你来自哪儿啊？”“匈牙利。”“哦。”贝克豪斯先生点了点头。弗兰克感受到了这个男人的冷淡目光。“你什么时候来的澳大利亚？”他微微一笑，眨巴着眼睛，尽量不去看沙利文。“在1947年。”“喜欢珀斯这个地方吗？”
虽然似乎有必要给沙利文的父亲说实话，但弗兰克还没想好怎样概括他的经历。“喜欢。”在这位父亲痛苦而绝望的烈焰的炙烤下，弗兰克的魔力就像清晨的露珠一样消散了，他没办法说实话。沙利文父亲的内心似乎一直在说：为什么我的儿子要这样？为什么我的儿子不能坐在那里？“好孩子！”他又把脸转向沙利文了。沙利文总是有一个笑话或病房生活的轶事讲给他的父亲听。
弗兰克明白了沙利文背负的巨大责任。我干吗要拒绝它呢？他一边想，一边转着轮椅离开了。他知道，他父母把他失去的双腿当成他们又一个不得不承受的不幸。我拒绝成为他们唯一的光，我想成为我自己活着的理由，弗兰克想。虽然迈耶每个星期来一次传染病分院，有时候艾达也是如此，但他宁可他们永远也不来探望。他现在已经和沙利文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魔法的世界。
有一次，当他给艾达提起沙利文的名字时，她皱起了眉头。“贝克豪斯？那是个德国名字吧？”“我不知道！”他不耐烦地摇摇头，“他是个澳大利亚人。”“也许是个瑞典名字，”艾达若有所思地说，“你怎么拼它？”“‘apposite’（适当的）是什么意思？”弗兰克问她，想换个话题。“它的意思是……完全不同……在另一边……你懂的。”“不是opposite，是apposite。”他再次摇摇头，眼睛看向了别处。
有传言说，沙利文的父亲是州长助理，是坐着配有专门司机的车来探视的。弗兰克开始在走廊上等，等着观看贝克豪斯先生离开病房。贝克豪斯先生低着头，耸着肩，夹克飞扬，迈着从容的大步走向车道的尽头，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有一辆黑色的大哈博车停在那里。
沙利文说，只有当他孤单时，他才能过上他真正的生活。“因为你是个诗人？”弗兰克问道。“当然不是！每个人的生活不都是如此吗？”沙利文说，“看看艾迪。”
沙利文这样称呼照顾他的护士，这个名字是他偷偷起的。“她的面庞如此文雅、开朗，你注意到了吗？她总是在为别人考虑。”弗兰克注视着那个平淡无奇、满脸雀斑的“艾迪”，扁平的身材，短腿，她不是他们总关注的那个漂亮护士，但是，艾迪是一个爱笑的人。“我会幻想她独自一人待在自己房间里的样子，”沙利文继续说，“她坐在床上，脱下鞋子，慢慢卷下长筒网丝袜，我相信那时她看起来会很美。”“我们其实是死于孤独。”沙利文说。
沙利文一向和善，但有时候弗兰克到来时，弗兰克不说话，他躺着不动，只是眨眨眼睛表示欢迎，随后便直勾勾地看着前面。第一次这么做时，他用嘴向弗兰克示意，“我在工作。”
如果弗兰克在那里坐的时间够长，沙利文会在每次呼气的时候说一句诗，弗兰克把它们记在他的处方笺上。
事实证明，
我们坚强，
就像蟑螂。
弗兰克浑身发抖，他还是觉得自己太脆弱了。他仿佛听到了甲壳“嘎吱”的声音，如同脆弱的骨头正在裂开。就像所有的生物那样，人的肉体也很容易被彻底毁灭。“别担心，戈尔德。”沙利文说，“我会接着写的，铁肺是个好编辑。”
有一次，他非常冷淡。当弗兰克问候他时，他连眼睛都没有睁开。“他昨晚遭了不少罪。”当弗兰克进去时，护士长宾尼对他说。
弗兰克一直等护士离开，才朝他俯下身去。“你怎么样？”
沙利文睁开了一只眼睛。“不能抠我的鼻子，不能挠我的睾丸，不能擦我的屁股。不过除了这些，一切都称心如意，戈尔德。”
他闭上了眼睛，咧开嘴笑了，仿佛一切对他都没什么。
沙利文的病情逐渐好转后，终于不再待在铁肺里了。他被绑在一个躺椅上，一直绑到脖子，随后就可以和弗兰克一起在走廊里坐着，椅子挨着椅子，刚开始只能坐五分钟，然后十分钟，再然后半个小时。阳光正好，空气清爽。他们坐在那里，对世界感到心满意足，就像两个已近暮年的老人。“最后，我终于学会了如何生存下来。”沙利文说。
他说起脊髓灰质炎侵袭他的那一天。每个人发病的情况都不一样，他发病时恰逢那场著名的“河流的首领”划艇比赛。一开始他感觉自己全身发抖，但他认为那不过是因为神经紧张。比赛正在进行，他的船领先对手一个船头。突然间，他的力气消失了，再也没办法继续划了，就像拉着铃的铃绳忽然断开一样。他们最后排在了第三，比赛结束后，他觉得太热，颤抖得太厉害，于是认为游泳之后也许会好些。他不在乎这是不是出格，直接一头扎进了河里。然后，他发现他的腿动不了了，他举起手求助，可所有人都觉得他在开玩笑。等他们把他拖到艇上的时候，他已经呼吸困难了。
他异常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形，在他看来，那段记忆有一种美感。在学校的生活过得太开心了，他有两三个关系很好的伙伴。他相信，他们会成为他一辈子的朋友。
他们把他平放在艇上，向岸上送去。他看到灼热的阳光穿透了他的眼皮，也感受到照在他身体上的热度，耳朵里满是男孩子们涉水时水飞溅起的声音。他听到了他们的沉默，就在那时，一首诗闪进了他的大脑，道尽了这一切。那是一首长诗、大诗，题目是“我在世上的最后一天”，他现在写的一切都是它其中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弗兰克的发病经历不太有诗意，他一点儿都不想说。在他的记忆里，发病的那段时间，他感受到的是自己家庭生活的喧嚣、苛刻、过分亲密，如同一出悲喜剧。他刚开始头痛得目眩，拒绝起床。艾达冲他喊叫说她要迟到了，有可能丢了她在女帽店的新工作。迈耶上早班，早就走了。艾达火急火燎地走了，然后又从公交站点回来，想最后检查一下他的额头。接下来，她疯狂的喘气声充满了他们小小的房子。她在迈耶的衣服口袋里找硬币，骂他每当需要的时候都不在。她沿着街道跑向电话亭，去给科恩医生打电话，也不管前门还大开着。
然后，迈耶奇迹般地出现了。弗兰克像一个婴儿般躺在他的臂弯里，被抱向了救护车。迈耶被晒成褐色的脸在那时变成了浅灰色，艾达的脸色也是煞白。人们远远地看着，其中包括扎内蒂一家、其他邻居和路人。他们的脸模模糊糊的，宛如梦境。
这将教会他们一些事情，他曾经想。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超然和无动于衷的感觉。教会他们什么呢？不要指望他会成为他们的全部幸福！他拒绝成为他们唯一的光。
他此时想，有一天这一切也将成为一个梦。在阳光的照射下，他闭上了眼睛。“我们正在好转。”他对躺椅里的沙利文说。“也许这只是暂时缓解？”沙利文反问道。突然，沙利文的背部开始出现严重的痉挛，弗兰克赶忙去找艾迪。
一天晚上，弗兰克醒了，房间里很热、很黑，外面还打起了雷，闪电劈开了天空，大雨倾盆而下。他躺在那里，想起铁肺是靠风箱工作的，风箱连接着病房窗户外面的一台大电动机。
他的轮椅被放在了病房的门边，他没办法够到。他索性从床上滑到地板上，用肘部撑着越过了冰凉的油地毡，通过房门，到了走道上。当他费力向黑暗中看时，倾盆而下的雨水溅到了他的身上。他发现到处都没有生命活动的迹象，难道所有人都忘了铁肺里的病人？
在接下来的一道闪光里，他看到了一群白色的身影。那些身影就像幽灵，在如注的大雨中行进。他看出那些女人是护士。她们从宿舍跑向了铁肺病房，她们身上穿的短睡衣全都湿透了。当他看到那群护士时，他就知道铁肺里的病人将安然无恙。他精疲力竭，勉强撑着回到自己的床上。第二天上午，在铁肺病房，他才了解到，她们竟然一连三个小时用手给那些风箱打气。
不久，医院里有传言说，一些病人将被允许回家度过周末。只是，沙利文不在其中，因为他再也离不开铁肺了。而弗兰克也不在其中，因为他不想离开沙利文。“我正在缓慢地变成别的某种东西。”弗兰克在处方笺上写道，为了沙利文。这是他的新诗的第一行，诗的题目是“痕迹”。
我们把悲剧留在了家里，
留给了我们的母亲和父亲。“我父亲想刊印我的诗。”沙利文说，“就一小部分，不是现在这些诗，是我过去写的那些，关于朋友和航海之类的，押韵的那些。他想把它们称为‘青春’，我想把它们称作‘我在世上的最后一天’，但他不听我的。我希望结尾用另外一首诗，虽然我还没写完。”
他闭上了眼睛，一会儿又睁开，看着弗兰克说：“这最后一行是送给你的，戈尔德：到最后，我们终将成为孤儿。”
第二天上午，在病房的早餐盘发出的“锵锵”声中，弗兰克听到一个护士对另一个护士说，一个铁肺病人昨天晚上去世了。
弗兰克急忙去够他的轮椅，他的盘子无意间被打落到地板上。“嗨，小家伙！”“你这是怎么了？”当他转着轮椅下到走道上时，其他病人这样喊道。
沙利文的铁肺不见了。“我正要去告诉你，”艾迪说。她的鼻子和眼睛红通通的，帽子也歪了，肩膀下垂。“他有一点儿流鼻涕，不想喝茶，突然就发起高烧来。”她的拇指和食指“咔嗒”一声碰到一起。“他离开了，沙利文就这样离开了。”她站在弗兰克面前，扣着自己的双手，然后又松开了。
一行诗句进入弗兰克的头脑。
啊，你为什么这样站在我面前，
扭着你红彤彤的小手？“它在哪儿？”他朝着原来放着铁肺的地方做了个手势。“正在维修，熏蒸消毒。需要这样，弗兰克。”
沙利文的父亲和护士长走过了病房。沙利文的父亲面色苍白，拿着个袋子。当他看见弗兰克时，他停下脚步，低下了头。“我亲爱的孩子已经失去了他的生命。”他说。他的言行举止是在对他儿子的朋友表示尊敬，一种官气十足的致意。他抬起头，向前走去。
沙利文失去了他的生命，但他仿佛还活着，只是没了他的肉体。
弗兰克的绝大多数亲属都在战争中被谋害了，但他对他们的死亡从来没有感觉。他怔怔地躺在床上，从口袋里掏出处方笺，打开，翻到沙利文让他记录下的最后几行诗句。
我必须找到一个，
能够呼吸的地方，
那是诗人的故乡，
是我们心中最深的执着。“不过是些笔记，戈尔德。”沙利文曾经说，“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弗兰克在接待大厅的电话亭里给迈耶打了电话，当时迈耶在上班。“一个男孩儿去世了。”除此之外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他感到头晕、发烧。他试图完成一首诗，沙利文的诗，《我在世上的最后一天》，现在轮到他接着写了。他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在旋转，医院的走道像流动的动脉，流过厚重的、有着微弱的呼吸声的黑暗房间。除了这些，还有跳动的阳光、俯冲的鸟儿、灌木丛神秘的阴影。他感受到了自己的生活和这个悸动的世界，他顽强跳动着的小心脏不过是其中微小的部分而已。
他没挂电话就离开了。他上了床，拉上帘子。熟悉的黑暗在那里等着他。他直挺挺地仰面躺着，睁大眼睛，手臂放在两侧，缓慢地呼吸着，仿佛也死了一样。
7.火车
他们是在傍晚离开的。当时街上还有一些人，他们都急着在天黑之前抵达避难所。前一天晚上，他们公寓下的那个混住大公寓里的人遭到了围捕，全部被带到了河岸旁。有多少人？三十人？四十人？他也不清楚，他只知道，那些人中有些还是孩子，他和他们一起玩过游戏。
他已经在外面很久了。一切都显得更破旧、更阴郁了。树上没了叶子，破碎的街灯也没了光。他看到鹅卵石上的小坑里盛满了水，看到一个影子拐入一条小巷，看到通向幽暗庭院的拱门。过去有一个男人经常从一个开在一堵墙上的窗户里卖水果，现在那里什么也没了，只剩下一堆丢在排水沟里的砖头和石块，到处是一片漆黑。
寒风刺骨，他裸露的腿好似挨了一巴掌。他大哭起来，强风刮走了他的眼泪，他已经忘了外面有多大。
他的母亲猛拉了一下他的胳膊。“你怎么了？”“我的腿疼。”他感到迷惘、困惑，受到了羞辱，因为他穿着一条裙子。
她正在带他去她以前的钢琴老师朱莉娅·马莱那里。朱莉娅住在布达，就在河的另一边。她在最后一刻认定，对他们来说，如果他被打扮成女孩儿，可能会安全一些。如果他们被拦住，他就不会被搜身。如果被搜身，他们就都露馅儿了。这天上午，她用一条毯子的一端现做了一条裙子，但就是找不到一双小女孩儿穿的长袜。他们尽可能把他的短袜拉高。他的脖子围着她的围巾，算是补偿。他的针织帽被拉得很低，盖住了他的男孩儿耳朵。一辆电车正在驶来。他们该不该冒一次险？但是，等车门开了，艾达看到阶梯上一双穿着绿色制服的腿，又赶忙把他拽了回来。
他看到一只小狗蜷缩在人行道上，但他没时间去拍拍它。艾达一再叮嘱他，千万不要停，能走多快就走多快。如果他要撒尿，也必须像女孩儿那样蹲在地上。
母亲的高跟鞋在人行道上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她的胳膊紧紧拖着他的胳膊，以便控制他。她不低头看他，她用一顶下垂的帽子遮住眼睛，那是她特别为自己准备的。此前，她整个冬天都没戴帽子，因为迈耶在劳动营里。既然迈耶在乌克兰冰冻的山里没帽子戴，那么她也不想戴。
但是，她现在要去做一份工作了。她的嘴抿成一条直线，嘴唇已经消失了。她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他们走过一座大桥，大桥就像公路那样宽，呈环形，静默地悬在潮湿的、灰蒙蒙的空气里。桥上没有汽车，也几乎没有别的人。母亲的步伐加快了，仿佛这里面有某种危险的东西。河上比较亮，但太过寒冷，以至于他迈不动腿。脚步声在他们后面回荡。艾达突然把他猛拉过去，贴住她。他的腿盘住了她的腰。他把头放在她的肩上，她的心跳正在猛烈敲打着他的胸膛。她用胳膊围住了他冰凉的、细细的大腿。他看到，在他们后面，黑色的水在黑色的天空下流动。他睡着了，就一会儿。
朱莉亚·马莱和她的同伴赫徳维嘉住在一间长长的房子里，那间房子位于一栋狭窄的五层公寓楼的顶层。公寓楼耸立在一排其他的建筑间，它们俯瞰着铁路线上方的堤岸。此时已是夜里。他们通过一座拱门进入一个庭院，向左拐，登上一段开敞式楼梯，一层一层地往上走。他们尽可能走得静悄悄的，无声无息地经过每一层排开的阳台。所有公寓的门都关着，窗帘都拉着。弗兰克落在了后面，艾达蹲下来，示意他爬到她的背上。他有些想呕吐了，而她太亲切了……那一刻正在靠近。
到了顶层平台的最后一个房间的门口，她让他滑下来，轻轻地敲了三下，然后拉住了他的手。她等待着，又敲了三下。“会有蛋糕吗？”他低声说。“谁现在会有蛋糕，菲力？”她“嘘”了一声，摇了一会儿他的手，好让他暖和起来。
门开了，一个胖女人往后站了站，让他们进去。她硕大的体形就像一堵墙。房间比外面暖和些，但很昏暗，光线仅从一个灯发出来。他们经过了一个火炉、一个水槽，然后一转，进入了一个长长的房间。房间里塞满了家具，一架钢琴、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他稍微后退了一下，每当在拥挤的房间里嗅到其他人的气味时，他总是这样。他现在习惯了那些成熟的成年人的气味，包括腋窝、便壶、炖骨头、旧鞋散发出的气味，以及令人讨厌和恐惧的呼吸的气味。还有一种气味，他早就记得，那是牛奶的气味，热牛奶的气味。
一个白头发的老女人坐在房间深处的一把扶手椅上。扶手椅旁边是一架钢琴。当他们走近她时，他看到一条黑尾巴轻轻一击，消失在一块窗帘后面。他母亲曾向他提到过，这里有一只猫。“这是弗兰克。”艾达脱下他的帽子，碰了碰他的后背，让他鞠躬。但是，他胃里的翻腾让他无法抬起眼睛。“我是个男孩儿。”他抱怨道。“你当然是个男孩儿。”一个低沉、拘谨的声音说，“你将穿回你的裤子。”
他抬起眼睛，发现老女人坐在前面，弓着背，轮廓宛如半明半暗的山腰。她的下眼皮松松地垂在黑眼睛上，苍白的方脸上目光闪亮。
就像是在遵守一道命令，艾达蹲下来，从她的手提包里拿出了他的羊毛裤，套在他的鞋子和腿上，脱下他的“裙子”。她把裙子和一些钞票交给了那个胖女人赫徳维嘉。她亲吻了朱莉亚的手，跪在弗兰克的面前，把她的围巾从他的细脖子上摘下来。“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为了强调，她缓慢地说。“你现在是个大男孩儿了。”她的呼吸散发着她发干的嘴巴的气味。他知道，她有些担心。
她离开了。他跑到窗户边，从两块窗帘间往外看，但黑暗已经吞没了她。当她走在路上时，有那么一会儿，他觉得他仍然和她在一起。失去了她的围巾，他觉得自己冰凉、毫无遮掩、漂泊不定。他抽噎了一会儿，但那两个女人仿佛聋了一样。他听到火车发出的汽笛声，接着又听到一声拖长的、缓慢的呼啸声，附近肯定有一座火车站。
赫徳维嘉拽着他的肩膀，把他领到桌边，放在一把椅子上。椅子是用两个垫子做的，比一般的椅子高些。他前面放着一个盛热牛奶的汤碗，碗里放着半满的浸泡过的面包皮。在他的注视下，她在上面撒了少许珍贵的糖，往后一站，默默地看着。他全吃完了，连眼都没抬一下。就一顿饭来说，这足够了，这让他感到温暖。他发出一声叹息，内心的惶恐终于平息了。赫徳维嘉的眼睛闪了一下，似乎她就是这样笑的。
她把他领到靠墙放着的一个大木箱边，打开盖子，里面是一张铺好被褥、放着枕头的床。他爬进去，很快就睡着了，像一只填饱了肚子的小狗。
在白天，木箱的盖子会被关上，因此没人知道那是一张床。他不被准许把脸贴在玻璃上，或者碰掉玻璃上的霜。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谁有可能从街上仰望。而且，他也永远不能外出。朱莉亚说他是她们的秘密，“永远不能说，永远不能显露。”
几个星期前，艾达曾独自去请求朱莉亚。艾达留下弗兰克和其他孩子玩儿，其中有个大一点儿的女孩儿，她答应照料弗兰克。等待中的每一分钟都很难熬，在那两个老女人商量的时候，为了尊重她们的隐私，艾达用朱莉亚的钢琴弹奏起《锤子键》开头的几节，假装不在乎她老师一贯挑剔的耳朵。
当艾达把手放在膝盖上转过头时，茱莉亚问道：“我们必须丧失什么？”艾达看着她们变红的脸和闪着战斗光芒的眼睛。她清楚，她们对参与抵抗感到高兴。但是，她们真正的勇敢不在于此，而在于共同默许对她们原本平静生活的侵扰，那是她们数十年日常生活的甜蜜所在啊！
谁会想到有一天，她会请求这个让她感到敬畏的女人收留她的孩子？谁又会想到，对小孩子不感兴趣的朱莉亚会接受？在这些岁月里，就像天赋那样，善良和无私是可遇不可求的，是无比令人兴奋的。到了此时，正如她预料的那样，艾达已经习惯了平常生活中的太多的拒绝、推脱和蔑视。
虽然如此，艾达还是愿意请求朱莉亚帮忙的原因，只是艾达是朱莉亚的继承人、明星学生、领军人物。
是她的天赋拯救了他。
艾达现在没了牵挂，轻松了许多。她转过身来，走下山丘，穿过萨巴德萨加桥（自由桥）。萨巴德萨加桥是横跨多瑙河、连接城市两侧的七座桥中的第五座。步行穿越这座桥如同一场考验。一切都静默无声。当为数不多的几个围着围巾的行人彼此走近又走远时，脚步声在桥上久久地回响着。她走着，帽子下的脸毫无表情，几乎是在扮鬼脸。当然了，魅力可能是她仅有的能够自救的方式，谁知道呢？
她深感悲伤，也十分紧张，试图将生存、自爱作为自己小小的战斗核心，她一向不缺这个，现在也肯定不会失去。如果他们两个要活下去，那么她就需要她全部的干劲儿和精明了。
现在情况更简单了，因为她独自一人了。艾达从来没有顺利地接受过母亲的身份。
她再也不是艾达·戈尔德了，而是特里吉雅·巴拉。她承受不起因牵挂弗兰克而分裂的心。狂轰滥炸将降临布达，这是迟早的事儿。万一遭到轰炸，朱莉亚是不会和其他所有住户一起逃到下面的地窖里去的，这一点她早就说过。朱莉亚的腿已经再也动不了了，而赫徳维嘉不会抛下朱莉亚一人。实际上，自从德国人于3月份抵达以来，朱莉亚根本没离开过公寓。
艾达没有告诉朱莉亚，她已经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她知道，那两个老女人如果带着孩子将永远难以及时抵达地窖。更别说还有那只叫蒂伯的猫了，没有蒂伯，她们不会离开。不过，按照她的估计，与那些被逮住并被射杀在多瑙河里的人相比，他们被炸飞的可能性要小一些。
此外，正是在地窖这样的地方，才会有人注意到那个流浪的孩子，注意到和两个老女人待在一起的“客人”。他会向看门人提到这个新“外甥”，而看门人则可能和箭十字党有关系……
没错，即使她的儿子和其他所有人一起被一枚炸弹炸死，也比被挑出来、逮捕，和另一个已经被射杀的人绑在一起丢进多瑙河里淹死更容易让人接受。他们将一个被射杀的人身上绑上两个甚至三个活人，通过这种办法，子弹被节省了。
这就是她做的抉择，它的可怕性让她头晕目眩了一会儿。更可怕的是，她不确定迈耶会不会同意。“看紧他。”他最后说。他认为，那个男孩儿应该和她待在一起。
但是，看到朱莉亚总是会坚定她的决心。朱莉亚总是坚持做不可能做的事情，坚持找到自己的办法，坚持让别人感到惊奇。天赋并不够，朱莉亚过去常说，你必须找到你的那种理解力、那种渴望，以及你体内的那个小小的、毅然决然的孩子。为了获胜你必须拥有某种残酷性，一种理所当然的残酷性。在天赋的等级结构中，你天生就是个贵族……
艾达是一个犹太女孩儿，已经在李斯特学院获得了奖章。在她第一次演出时，所有听众都起立喝彩，而她则在掌声中把花赠给了朱莉亚。
为了庆祝，她父亲带着全家人去巴拉顿湖度假。在那里，她结识了迈耶。等到颁布的法律禁止她上学、讲课、表演时，她正处在恋爱中，已经快要结婚了，因此她的心并没有破碎。
等吧，朱莉亚说，这种疯狂会过去的。“练习！坚持练习！”
婚后，艾达装饰了她父亲给他们的那套公寓。没多久她就怀孕了，不再弹钢琴了。那些琴键与那种已经潜入他们生活的疯狂、阴险的敌意无关，与羞辱、驱逐、专横的法律无关，与那种他们无以名状的、不断增强的力量无关。那是只有在多年保持信心和耐心后，才能够得到的最美的奖赏。
她想要一个像迈耶一样的孩子。但是，弗兰克出生后，她注意到，他的脸尖尖的，苍白又容易急躁，就像她的脸。他最初的微笑也像她的微笑，而且往往是对着迈耶露出的。
与迈耶分离产生的孤独再也没有离开过她，就像她温暖的肉体、内在的勇气已经被剥夺了一样。她的胃疼妨碍了小便，她指甲下的肉裂开了，她的牙床萎缩了……等他从劳动营里回来，他抱在怀里的将会是一个老女人。
在她的身后，右侧是俯瞰多瑙河的大温泉宾馆盖利尔特。如果她停下来，她就有可能听到一些旋律。在这些日子里，乐队仍然在给一群穿制服的新客人演奏。
1941年，通过李斯特学院的一个老朋友，她获得了在盖利尔特著名的茶室弹钢琴的工作，每周一个下午。一天，一个侍者递给她一个不知道是谁写的纸条。纸条上写着“他们将来抓你”。她把它放在了她的礼服的前襟下面，就好像那是一封情书。她神情庄重，开始弹奏施特劳斯的一支欢快的圆舞曲。面对热烈的鼓掌，她站起来，兴高采烈地举起五根手指，示意她要离开五分钟。她鞠了一躬，没有穿大衣、领工钱就通过厨房门溜了出去，跨过萨巴德萨加桥，回到了佩斯。
她的新工作的地点在乌伊佩斯的一个郊区，乌伊佩斯几乎被炸毁了。通过迈耶的兄弟亚诺斯的基督教女友苏茜，她买到了证件，现在她是特里吉雅·巴拉，来自圣安德烈的一个女帽商，并且从今天起担任一对老夫妻的管家。苏茜给了她一个十字架，让她挂在脖子上，还教了她《圣母经》。
她知道迈耶还活着，他就在乌克兰。但事实上，与其说她知道，倒不如说是她感觉到。但是，她的预感正在变弱。她的神经变细了，伸展过度，就像一根天线那样摇摆。她在梦里瞥见过他，他似乎坚持不了多久了。在梦里，他蹒跚着从她身边走过，挺身进入一场暴风雪之中。由于迈耶的基督教生意伙伴已经对他们的全部资产提出了要求，使得她的钱全用光了。她把他们剩下的一切都卖了，包括她的锅碗瓢盆、她的床单、迈耶的结婚礼服。在两三个星期内，她必须摆脱束缚，挣些钱去贿赂、做交易，让人把她的包裹捎给迈耶。
就像一个孩子热爱老家房子的每个角落，你也会挚爱生活过的城市的每个细节——拱门、庭院、林荫道、咖啡馆和音乐会、闪耀的桥梁和俯瞰伟大的银色多瑙河的城堡，在这些所有让你留恋的细节中，无论是巴黎还是伦敦，都将对你没有任何吸引力，就连迈耶暗示的上海也没有……但现在，这座你曾挚爱的城市怎么会变成一个猎场了呢？它有了恐怖的阴影，它的庭院成了陷阱；人们的面孔变得冷漠，对你失去了兴趣，就像你是一个校园里受到敌对的孩子。找路穿过这些熟悉的街道已经变成了一种凭运气取胜的游戏，甚至你自己的脚步听起来都令人心惊胆寒。太阳那样苍白、痛苦，被它照耀的一切玷污了。
每天都有东西从你身边被拿走，而现在轮到了你的孩子。
只是几个星期，她对自己说。
所有的演奏者都迷信，她也一样。她不由自主地相信，朱莉亚的存在具有保护作用，她是幸运的，这是个好兆头，是对弗兰克的恩赐，就像以前对她那样。朱莉亚绝不会允许一枚炸弹落在他们身上……艾达不敢去想这想法有多么不理性，迈耶会怎样转动他的眼睛、摇他的头，说不准他现在也会这样。迈耶还活着，靠的是什么呢？微小的机遇和运气？
弗兰克真的能记得这趟行程吗？那寒冷、那桥、那黑暗的城？这会不会是由艾达的回忆构成的？她的故事伴着他长大，与他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成了他的一部分，就像她准备的食物成了他肚子里的一部分一样。
但是，朱莉亚的公寓里的情况却出自他自己的记忆。那长长的、高高的房间就像一间阁楼，寄居在他大脑的前部。惨淡的光隐隐有些神秘，随着经过窗户的两具年老的躯体的缓慢运动而改变。更多的时候，那两具躯体是合在一起的。
在他到来的第一个早上，他早早就醒了。他离开木箱，踮着脚穿过了房间，经过了桌子，经过了钢琴。朱莉亚和赫徳维嘉非常安静地平躺在她们摆在卧室里的箱床上。蒂伯的耳朵抽动起来，它抬起头，对着他怒目圆睁。
这是他自己的开端。直到那时，他还没有真正感到过悲伤或害怕。他的母亲已经为他悲伤、害怕过了。只要她在那里，他就不必害怕。他是她的一部分，她曾照料了他的方方面面，就像一只母猫。现在，每到早上，当赫徳维嘉忙着服侍朱莉亚时，他就自己往便壶里撒尿，穿上他的裤子，系上他的羊毛背心扣子，然后慢慢地、认真地用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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