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时代(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纪申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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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时代试读：

《我的中学时代》序

中学时代是大多数青少年的必经之路。凡是经过这段路程的人，都感到这是人生历程中最珍贵而美好的一段时光，因为其间有许多人和事值得回忆和追念，但那又是自己尚未感觉到的青春萌动期，也会干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中学时代，特别是几十年前的中学时代，由于每个人所处时代和环境的不同而不断分流，寻求各自不同的走向。有的循序渐进平稳地走完自己的学程；有的经历社会潮流的冲刷，较早地觉醒，认识到个人的社会职责，不满现状而投身革命，分担家国的命运；有的家境艰难，辍学自谋生计，以承担和减轻家庭的负担；也有一些家道富足，席丰履厚的膏粱子弟，终日浑浑噩噩地混日子……看来，中学时代真是一个既隐隐约约显示着前途，又令人忐忑不安的时代。它无时无刻不牵动着父母和老师的心，然而中学时代的种种切切留在每个人心灵上的痕迹，却难以遗忘。

我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天津求学的中学生。当我升入初中二年级时，日寇侵我国土，置国人于其铁蹄之下。为了苟安，全家迁居法租界。我进入一所私立中学，直读到高中毕业。这所学校的校长是上了日寇黑名单的抗日者，老师都是不甘心屈身于敌伪机构，具有爱国节操的知识分子。他们大都毕业于清华、燕京、辅仁、北师大等名校，学识渊博，善于诱导，其中好多人后来都成为大学的知名教授。他们辛勤浇灌，苦心培育，为我日后的进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由衷地感谢他们！但少不更事的我也曾干过给他们起绰号、设圈套等恶作剧，现在想来，深感愧疚而默默祷念，祈求宽恕！

感谢阿滢，想到“我的中学时代”这样一个好题目。他把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甚至已达望九之年的当年中学生三十多人，从现实生活中拉回到几十年前，让这些当年的中学生，把已模糊和淡忘的往事，重加挖掘和梳理。这不仅可以再一次涌动写作者的青春激情，而且这些几十年前的回忆，必然随之展现出那一时代的社会背景，让人们约略地看到那个时代的一大侧影。阿滢的良好愿望很快地得到响应，许多年龄不等的当年中学生，都从不同角度回忆起自己的中学生往事，并形诸文字。这些文章都真实足信，清新可读。阿滢编成之后，嘱我写序。我粗加阅读，见所收各文作者虽有识有不识，但都是对社会卓有贡献的成功人士。我惶恐不已，未敢妄作，而阿滢雅命难违，谨缀数语，聊作小引云尔。二〇〇九年八月中旬写于南开大学邃谷

纪申：中学生活断忆

编者忽发奇思，来函要我写一篇回忆中学生活的短文，还说已收到某主编的应邀文稿。往事如烟，且到耄耋高龄，记忆力太差，七十多年前的往事真不知打哪儿说起。搜寻既往，有关学生时代生活尚能留存脑海里的，也只有初中时代的某些片段而已，姑妄记之，未识能中试否？这也是在下为文中的“命题作文”之首例，实以情谊难却耳。

生于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的我，早在家宅的书房里读了好几年的孔孟之书，曾多次向母亲要求，直到十四岁时才蒙家长（大哥）允许，踏进了新式学堂，还指定从高小开始，不准越雷池一步，要循序而进。其实早在一年前我的一位表兄和堂兄就给我补习过数学和英语了。因之两年的小学学习可谓轻而易举，颇受老师们的嘉评，算得少数高才生中之一。考进的中学恰位于原读小学的斜对门，更是当时省城里极负盛名的“成·华·联”三个公立中学校之一，华阳县的初级中学校，简名“华中”。这三个中学中的教师是互通的，大同小异，全是当时教育界颇负名望的教员，都以所讲授的学科而闻名。例如专教数学中几何课的高凯，就绰号“高几何”，教三角的盛某某就叫“盛三角”。这位盛老师，白发满头，和蔼可亲，教学有方，甚得学生敬爱，还是华中的前任校长呢。要说教数学课的王伯宜更是名满省城教育界的闻人。王以讲授四则杂题著称，自有一套讲义，独具风格。讲学时在教室的讲台上是又比又说的，生动活泼。什么“归一算”、“龟鹤算”的，他总是把长长的黑板从头到末用粉笔写得满满的。这是他自编的“杂题”讲义。对学生要求严格，却不是声色俱厉的。发现下边（特别是教室后边的）学生有心不在焉或昏然欲睡的样儿，他会叫你去教室外透透气，活动一会儿再返回教室听课。王老师个儿不高，中等身材略显肥胖，脑袋长得特别的大，前后脑都十分凸出。传说，他愿死后将自己的头捐献给医学专家解剖研究。

话往回说，华中校长谭肇阅也是以教授几何课闻名的，学生却另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谭灯影”，因他长相而得名。谭身材瘦长，面庞狭窄，颈项直挺，从侧面望去颇像四川灯影戏布帷上的皮影，故以名之，丝毫不带恶意。三名校中，他主持的华中在管理上对学生较散漫放任一些，他这人虽说不上和蔼可亲，却从未见其声色俱厉之容。比之来我校讲授英文语法分析课的吴照华大大不同。吴以管理严格著称，不单担任着成都县立高级中学校长，还受聘兼任私立树德高级中学校长。树德中学是四川一位军长孙德操出资创办的，在私立学校中最负盛名。

我考进华中的榜次并非名列前茅，而是二十名之后了。共收新生约六十名，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毕业班上仅存三十名左右。我的成绩也是慢步前进，逐渐受到校领导们看重的。记得一次谭校长亲自带我（作为学生代表）去国民党省党部的会议厅聆听来川的蒋介石在纪念周（星期一）上的讲话。蒋位于高高的三楼，往下俯视，我根本没能听懂他讲了些什么。

老实说，我也是个颇为调皮的学生，但不逾矩。回忆初进中学那年的新生班上，由于读高小时就学过两年的英语，加上对当时凡考入三所名校的新生，老师都以选授英文名著中的短文开教。独我华中这班新任的班主任兼教英语的老师，是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品学兼优的新人，缺少教学经验，选用的教本极浅不说，又以新的注音法教学，学生们早习惯了以往的韦氏拼音，因而大感失望不耐，在下边私语声声，弄得教室乱哄哄的。老师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讲课时又语音低平。在他背过身子写黑板时，我就搬着带有课桌的个人座椅东移西迁地游动着。一下子被他转过身来时发现了，立即罚我立起来照课本念读。殊不知短短的课文，我早已记清，随即流利地背诵了一大段，满室皆惊，他也就无法再责备我了。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临近毕业的第五学期，教我班国文的老师姓罗，名字记不起来了。他的弟弟罗孔昭是受聘于三所名校的著名语文教员。罗老师教课时不用固定课本，大都从《经史百家杂钞》或《古文辞类纂》中选文讲授。除课文外，他另用自编的教材补教《说文解字》的“六书”之义，以及训诂学和文学史，黑板上常出现章炳麟曰、段玉裁注什么的。让我得以初步认识到中国文字的特点，字义的深奥，词句的古雅与华丽等，中国有着何等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遂而产生了热爱祖国，崇敬祖国文化之心。有的当时不一定全明白，年岁愈长，读的书愈多，社会经历愈增，对昔时所学的理解也就随之加深了。这一切全缘于那学期教语文课的罗老师所赐，真是受益匪浅，终身难忘！纪申，一九一七年生。本名李济生。四川成都人。原是银行职员。一九四二年应巴金之邀入文化生活出版社。历任该社成都、桂林、重庆等处经理。退休后，一九九三年受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黄裳：南开记忆

今年春天到天津，抽空到南开中学去了一次。新中国成立后我曾先后到这里访问过两次，第一次大约在一九五〇年，记得还遇到一位当年的老师，白发盈颠了，握手之余不禁感慨系之。这一次可是什么老人也没有遇到，旧有的建筑物有的还在，更多的则是几十年来新建的。古诗说，“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正是一点都不错。不过“故物”也不是一点都没有留下，于是我就尽量找寻尚存的旧迹，借以回溯六十年前的游踪。

范孙楼和中楼是在的，虽然历经了日军的炮火和大地震，一些都没有损坏，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走进去转了一转，没有引起什么回忆，范孙楼是科学试验楼，大概是曾经在这里做过化学实验的吧。走出楼来，向左一看，一排小小的两间红房子仍然还在，一点儿都没有变样，只不过不知道现在是做什么用的了，当年这里是银行的代办处。每月收到家里寄来的生活费，交纳了伙食费以后，余款就都存在这里。

转过范孙楼一直走下去，过去的图书馆和我曾住过的宿舍都不见了。大概已经拆去。这图书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好的，藏书不少，差不多的新文学出版物这里都是齐备的。每本书都用紫红色的硬纸板装了护封。鲁迅、周作人的早期著作我都是在这里看到的。记得有关南开中学禁止的“淫书”（《情书一束》等五种）就是从这里看来的。当时管理图书馆的老师竟没有发现并加以销毁，而任其流传，实在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疏忽。

图书馆前面，是一个排球场。每天下课之后，就有些高年级的同学在这里比赛排球，我喜欢站在一边看，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南开的特色，注重体育和课外活动。学生也没有被功课压得透不过气来，课余生活还是悠闲自由的。

我自己是喜欢足球的。有一个时期还组织了一个球队。在学校对门的春合商店里定做了球衣，定期到南楼边上的足球场上去练习。有时候一个人也去练，即使是极冷的冬天，也穿了短裤，面对围墙踢上小半日。球技并没有练好，身体却逐渐强健起来。

再往前走，就是那个小花园。右侧一排平房，也依旧是当年的旧模样。花园里种着四时花木，有专人管理，是课余读书的好去处。这里的菊花是有名的。九秋时节，就从花房里搬来许多名种，安置在园里。那座玻璃花房就在后面，秋天，里面摆满了菊花，分别安置在一层层的木格子上。据花匠说，张伯苓校长喜欢菊花，特别欣赏一种梨香菊。这花并不怎么好看，只是有一种淡淡的梨香，倒是真的。

花园右侧的一排平房，大约有九间，是教员宿舍。但这里住着的都是年资高的老师，刚从大学毕业的老师是没有份儿的。从初一到初三一直担任我的国文教师的是任镜涵，一位老先生，可能在清朝还有过什么功名，这一节我不清楚。学期开始，我们就都捧了一叠粉红纸面簇新的作文簿去请他题签，他就一一给我们题，还签了名并盖章，实在颇为风雅。但从他那里实在并没有学到什么，那讲义也一点都记不得了。到了高中，国文教员换了孟志孙，就大大不同了。教材首先就两样，《诗经》《楚辞》……次第讲授，当然是选本，并非全文。指定的参考书也别致，讲《楚辞》其实只讲了《九歌》，就指定要参考戴震的《屈原赋注》。他又不说明这已有了商务印书馆新印的小册子，于是我们就到处找这《屈原赋注》，总是找不到。不必说新书店，就是旧书铺里也没有。直等到同学周杲良从书包里取出了两本木刻精印本的时候，才知道这是他父亲周叔弢先生的家刻本。这书几十年来我一直注意搜寻，终得不到。还是前两年从叔弢先生那里讨得了一部。是这书，使我对木版书产生了兴趣，从此买起旧书来，虽然它只不过是五六十年前刻的，说不上古。

志孙先生好像又颇注意于“五四”以来兴起的“国学”风，由于他的影响，有一个时期我也曾想做一个国学家，同时对胡适们所搞的一套产生了兴趣。胡适作的《红楼梦考证》和主编的《独立评论》都是我的课余读物。上海的刊物中出现了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站在这对立面的是鲁迅的杂文。那时候年轻，还不能了解这是三十年代文坛和政治舞台上两种势力分明、激烈的争斗，但想做国学家的愿望却终于消失了。志孙先生是本地人，说得一口天津话，他用慷慨激越的声腔大声朗诵孔尚任《桃花扇》“余韵”的神态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他写一笔郑板桥体的“六分半书”，无论在黑板上和作文卷上都是如此。在考卷上他从来不批分数，只简单地写一个什么字，这是出于一句五言古诗中的字。要等同学考卷一起发下，才能弄清自己得的是诗句中的第几个字，知道这是甲乙还是丙丁。

在南楼的一侧，也有一排小房子，好像也被称为“九间房”，这是另外一处教员宿舍，“七七”之后，日本飞机的炸弹首先就落在这里。这是我早已知道的，因此也就不去访问那遗址。一直教我们英文的李尧林先生就住在这里。至今我还记得他在一个冬天的星期日晚上，叫我到他那里谈天的事。小小的房间，生着一个火炉，炉子上煮着鸭梨，他就用这来招待客人。在所有的老师中间，他是与同学关系最亲密的一位。他和我们一起在大食堂里包饭，同桌进食；他喜欢打网球，也喜欢看电影。他和我们随便谈天，他告诉我，在宿舍里我的床头小书架上排满了的新文学书，曾引起过舍监的注意，在我们上课时去检查过几次，虽然不曾找到什么“反动”的把柄，到底被当作思想不稳而提到教务会议上去了。他当场提出了抗议，痛斥了这种暗害的不光彩行径，在说着这些时依旧掩饰不住他的愤慨。他喜欢音乐，搜集了不少唱片，就放乐曲给我听。他在课堂上用英文讲课，教我们唱英文歌，有时还把课堂移到室外，带我们到近处去散步，一面走一面讲课。这些对同学们说来都是极为新鲜的，他不是严师，是可亲近的大朋友。

我也喜爱文学。在他的书橱里满满放着新文学出版物，在玻璃橱门上贴着一张“此橱书籍概不出借”的字条，他注意到我看着这字条出神，就笑着说：“要看什么，可以借去。”从书橱中我抽出了两本《我们的六月》《我们的七月》。这是我第一次与俞平伯的作品相见，朱自清的《背影》和叶圣陶的《稻草人》早在小学时已读过了。

在“九间房”里还住着两位先生。何其芳和毕焕午，不过他们不曾教过我，因此并不相识。其芳先生后来在一篇散文里曾对南开表示过非凡的厌恶，称之为“一个制造中学生的工厂”，我们每天晚饭后经常去散步的墙子河，在他的笔下也成为一条臭水沟。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学校的行政管理、教学方式是很不满意的。这使我想起每周在新建的瑞廷礼堂里听校长张伯苓的“训话”的情景。这些“训话”大约就是引起其芳先生他们极大反感的。校长以外，有时候张蓬春先生也偶尔来演讲，在我的印象里，他是很善于说话的，比他的老兄高明得多。张九（蓬春）是南开话剧运动的创始人，又在梅兰芳赴美演出时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因而他又是梅兰芳的好朋友。于是有一次梅来天津演出时，就请他到学校来参观了，也许是想请他演出为学校募捐的义务戏，这一节我说不清楚。

这座瑞廷礼堂现在还在，也还是大礼堂，不过看起来有些过小也破旧了。我没有走进去看。不过三十年代初建成时却是了不起的堂皇的新建筑。梅兰芳到学校来时，训导老师早就做好了准备，严禁学生围观。那时我很想请梅签名，但没有法子想。灵机一动，想来他一定会参观礼堂的吧，于是就事先挨近后台等候，果然校长们簇拥着梅走进了空落落的礼堂，这时我就突然从后台走出，出现在他们面前，校长们受到这突然的袭击也束手无策，我并没有受到叱责，从容地将一张纸片递过去了。梅兰芳接过后踟蹰了一下，轻声说：“是横着签还是竖着签呢？”然后就用笔写下去了，字写得很纯熟而老到，和他说话的语音完全不同。

这时，我注意到他脸部的髭须已经青青地布满了双颊。

刚进学校的时候，是没有资格住校内宿舍的。我们这些一年级新生就被安排在学校附近的一处民居里。学校也派了监学，管理夜自修。就在这里，我第一次尝到并明白了国难的意义。学校附近的六里台、海光寺都驻有日本兵，时常打靶，枪炮声不绝于耳，这倒也习惯了。接着又来了“津变”，日本人收买了一些青皮混混，排队请愿，说是要求“自治”。这一回闹了足足三天，不能上课，也不能出门。有谁形容当时的形势时说，整个华北，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说得实在是透彻极了。

至今还清晰地留在记忆里的是一九三五年冬的学生运动。当时“何梅协定”已经签订，冀东的伪自治政府已经出现，“冀察政务委员会”也已成立。北平学生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消息传到天津，各校也加以响应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是要经过东南城角的，再过去就是日租界，这时路口已经布满了路障，沙包铁丝网后面是严阵以待的日本兵。队伍经过时口号喊得特别响亮，同学们横眉冷对着虎视眈眈的敌人大踏步地向北走去。在行近金刚桥时，又遇到了一大批警察，阻挡队伍不许向省府前进。对峙中，“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声响起来了，同学们手挽着手组成了一道人墙，准备迎接皮带、水龙的袭击。这时河北区各校同学的游行队伍过来了，会师以后队伍折回大胡同，在官银号前举行了群众大会。

就在当天晚上，高中部同学执行全校同学决议，赴南京请愿。我当时是初中三年级生，也参加了请愿的队伍。大家来到天津西站，要求乘津浦特快到南京去。要求被站长拒绝了，这是在意料之中的。没有法子，决定步行南下。今天想来，这决定是幼稚的，极少可能成功的。但在当时却以为是可行的，天公地道的。冬夜寒冷，何况又吹着刺骨的北风，队伍就这样沿着铁路行进。肚子有点饿了，不妨事，带有从食堂里取来的小馒头。去吃时，不但毫无热气，表面还起了一层冰凌。不过味道是好的，并不亚于在火炉边烘过的那一种。就这样，在天色微明时走到了杨柳青。一个以出产木版水印年画著称的地方。

当我们在一所小学里休息的时候，学校派了几部卡车追踪而至了。同来的是以喻传鉴为首的几位老师。他们平时给同学们留下的印象还是不坏的，所以被选派了来做“说客”，苦口婆心、声泪俱下地要我们回去。看到乘车的希望是没有了，步行请愿的准备又不足，只能先回学校去再说。使我们改变计划的是冷酷的现实而不是老师的说辞。这时我们就叫喻传鉴为“臭鱼”，算是对他劝阻我们南下的评价。

返校以后，校方立即使出了惯用的法宝——提前放假。

在南开学习的短短五年中间，提前放假的事就不止一两次。整个的学习环境都摆脱不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仿佛头顶一直笼罩着大片乌云，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暴雨降下。

在侵略军的行进声中，听李尧林先生讲授都德的《最后一课》，那印象是不能磨灭的，其实也用不着多余的讲解。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哪里还找得到比这更合适的地方。黄裳，原名容鼎昌，一九一九年生于山东益都，后定居上海。曾出任随军翻译、报社记者、文艺编辑、剧本编剧等职。擅长于游记写作、戏剧评论、杂文随笔；更有翻译作品数种为读者所喜爱，至今已出版各类著作七十余种。

来新夏：一个中学生的忏悔

搬家以后，整理藏书旧稿时，很偶然地从废稿捆中发现一小块发黄的剪报，原来是我半个世纪前，在大学读第二外语——法语时的一篇习作。当时教法语的是刚从法国回国的戚佑烈老师，年轻热情，经常鼓励学生练习翻译，并且不辞辛苦地一再帮助修改。我的这篇题为《中学生的回忆》的译文就是经过戚老师多次修改之作，后来在一份名为《天津教育》的杂志上发表。我很珍惜这篇译文，因为这不仅是我的劳动成果，还渗透着戚老师的心血，可惜只剩下题目和前两段残篇，很想能找到完璧，自己所在学校的图书馆没有入藏，转请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张凤岭馆长查找，虽有此刊，可惜这篇译文被挖了天窗。后承天津图书馆高成鸢同志为我送来译文的全文复印件，真好像访求到一件珍本文献那样兴奋。

这篇文章是一位在中学时代对自己年已花甲的老师所作种种恶作剧而表示忏悔之作。写来颇有情趣，读之令人感动，这也许就是我当年之所以努力去翻译的缘故。作者是在许多很不用功和好闹的学生中一个很出色的人物。他利用老师戴眼镜和假发的条件不断地开玩笑、恶作剧。在此，我且引录几段当年的译文看看作者是如何戏弄自己的老师的。常常在全班静谧听讲的时候，我用一种可怕的声音急促地关我的书桌，不问便罢，如果要是责备我的话，我总是永远不变慢吞吞的答道：“先……先生……我没留神。”有时，我把厚纸折成一个三角兜，装满了墨水，然后很小心地关折好，在班上传递，若是被老师看见，他便会很严厉的命令把这装墨水的纸兜给他。他很自信的以为一定抓住了糖果；但是，当他打开来看时，墨水很迅速的泼洒在他的手和书桌上。我们感到这是些好玩的玩法。我时常利用他正沉埋在深思中的机会，把他的一缕假发系在椅子背上，当他起立时，他的假发在我们大笑声中掉落下来，于是我们常是被罚禁止出门，但是我们玩得很热闹，也似乎觉不出这是一种厉害的惩罚了。

作者是以一种反省的态度回顾了少年时代的错误行为，他诚恳地写下当年对老师的伤害，深深地自责，想以坦露自己来表示歉意。他在文章的结尾写道：“到现在，当我想起多多少少为我们辛苦的这些‘可怜人’，我对于我这些坏行为有点后悔，同时更反复地背诵了诗人的一句话‘年轻的人是无怜悯的心的’。”这些话不能不引起我内心的共鸣，我虽然没有像作者那样过分，但是，也有过一些至今想起来就会脸红而感到惭愧的“坏行为”。我也愿像作者那样，写出当年感到有趣而现在不时内疚的某些事情，向曾被我伤害过的老师道歉。

我们是个文科班，虽然读书不多，却都自以为有文化知识，脑袋机灵，把“才华”用来给老师起绰号。我们常常根据老师的生理或行为的特点，相聚议论、“册封”。几何老师是刚从大学毕业的一位杨姓女老师，年轻漂亮，大家都喜欢她，只因为脚大，便给她起了个“杨大脚”的绰号。教代数的老师早年谢顶，就起绰号为“电灯泡”。教历史的老师，个儿高，国字脸，有点仙风道骨，就起绰号为“妖道”。教英语的老师比较古板，规行矩步，从无笑容，常常逐字逐句讲读《古史钩奇录》，所以即景生情，称他为“木乃伊”。体育老师走路时手脚甩动，我偶尔看到他有点像鸭子走路，平日又有点婆婆妈妈，于是很快传开了“鸭子妈妈”的称号。语文老师年近花甲，写得一手好赵字，讲评作文时纠正错别字，尤见特色。他往往举出作文中的例子，似嘲若讽地讲述，使人印象深刻，如“糖炒栗子”之误作“糖炒票子”，“捧腹大笑”之误作“棒腹大笑”，“刚愎自用”之误作“刚腹自用”，同时他还常用粉笔敲打灰哔叽长衫下那凸起的腹部，引得我们哄堂大笑，终身难忘，使我们日后对错别字特加注意。这本是老师的苦心所在，而我们却残酷地把“糖炒票子”的称号送给这位老语文教师。……可以说，我们给每位默默浇灌未来的老师都起了绰号，甚至欣赏起名者恰如其分命名的“才华”。直到长大成人，才越来越感到不可原谅的沉重。

我们常常挖空心思想出新招。有一次，我看到讲桌上的粉笔盒内只剩下几支短段粉笔和一些粉笔头埋在粉笔末里，就挖走了短粉笔和粉笔头，留下小半盒粉笔末，正好是教几何的“王瘸子”上课，当演算时发现没有粉笔，便拖着一条跛腿去拿粉笔。他回来后还向这群可恶的小鬼头表示歉意，自责没有准备好，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同学们赞美我的“新招”，因为这是不易被发现的“高招”，既可以再一次欣赏老师一歪一歪的走路姿势，又因老师去拿粉笔给我们腾出了叽叽喳喳、活动手脚的空隙，于是，这一招就成为我们恶作剧的保留剧目了。

许许多多的翻新花样，成为我们中学生生活中的一部分内容，岁月渐渐冲淡了青少年时代的往事，但对善良的老师们所做的“坏行为”却异常清晰地萦绕在脑际而不时困扰着我。成人之后，偶尔遇到旧日中学的老师，总要倾诉一点往事，忏悔自己的“坏行为”，希望得到老师的宽恕，求取心理上的自我平衡；但是，老师反而一笑置之，不以为意，有时还夸我们有趣聪明。

这些曾被我们无知亵渎过的老师，现在大都已经离我们而去。他们的辛勤、宽厚让我们深感怀念和愧疚。我们不能以年轻人无怜悯心来自恕，我们将永远回忆中学生的生活，谢谢老师们给我们那么多，那么多难以尽述的恩惠。来新夏，著名作家，浙江萧山人，一九二三年生于杭州。一九四六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历任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校务委员、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图书馆学情报学系主任等职。现任教育部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所属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

文洁若：我的中学生活

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我入圣心学校，攻读英文。圣心学校分布于全世界各国。天主教圣方济各修会除了传统的传教工作外，还积极从事国外布道工作，并在教育与学术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圣心会是天主教女修会，一八〇〇年由修女巴拉创立于法国，以开办培养富有人家出身的年轻女子的学校闻名。巴拉死于一八六五年，当时圣心会已由法国发展到欧洲十一国以及阿尔及利亚和南北欧洲。

坐落在北平王府井大街东单三条西口的圣心学校，学制为十年一贯制，分英文班和法文班。它好歹维持到一九六六年。最后几年，由于学生招不够，剩下的八个修女经营了一家托儿所，专门收外国孩子。“红八月”中，她们被红卫兵驱逐出境。如今，那座巍峨矗立的三层教学楼房已荡然无存。

严复的大孙女严绮云是该校有史以来的高才生，备受修女们的器重。三十年代末萧乾在香港结识的四川姑娘卢雪妮，在圣心学校攻读过好几年，她的法文和钢琴就是在那儿学会的。三十年代以来，我的四个姐姐先后在圣心学校念过书。我赶上了末班车。三四年级时教我的艾玛嬷嬷是我的恩师。一九四一年，圣心会的总会长到北平的圣心学校视察，注意到我写的一篇英文作文，题目叫《一个故事》，予以夸奖。艾玛嬷嬷作为我的级任老师，觉得脸上光彩，常常单独跟我聊天。四年级的课本中有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短篇小说《瑞普·凡·温克尔》，艾玛嬷嬷告诉我，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代表作《尤利西斯》中就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个人物。这位修女的知识面相当广，有一副圆润清亮的歌喉，入修女院之前，想必相当活跃。

我在圣心读了一年九个月，连跳两级，每月评奖，上台领奖的总是我。那些读母语的金发碧眼的同学，个个娇生惯养，松松垮垮。一九四一年底，我以优异成绩读完了四年级，但家中再也无法供我在圣心念下去了，它的学费比一般学校贵一倍。我并未气馁，在家自修初一、初二的功课，还自订读书计划，尽情阅读《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名著，背诵《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琵琶行》《秦妇吟》等长诗。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九年间，我们兄弟姐妹中一直有一个至五个在辅仁读书。我辍学时，大姐是辅仁大学西语系毕业班的学生，后来成为台湾女作家的张秀亚是她的同学。三姐读完二年级就患了足疾，暑假后架着双拐数月，没参加期末考试就卧床不起。我和四姐住三间东厢房，该上学的离开家后，我一面伺候三姐，一面自学。父亲住正房，两明一暗，两间明的打通了，是客厅兼饭厅，但早已开不出像样的饭了。父亲经常到东安市场的旧书店去出售他的藏书。我们把缝纫机、收音机、留声机等都卖掉，最后连房契也抵押出去。大姐大学毕业后，托她孔德学校时的老同学周鞠子（她是周建人之女，当时和两个弟弟跟着母亲，与二伯父周作人生活在一起）向周作人说项，在北京大学日语系当上了系主任徐祖正的秘书。大姐是个很好的带头人，对弟弟妹妹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这时前院和两个后院都租出去了。母亲带着大姐、三姐住西院的三间北房，弟弟们则睡在与父亲那间卧室兼书房相连的套间里。母亲精心栽培的白丁香和黄刺玫各两棵，枝叶挓挲开，遮没了中院的一半，另一半是枣树和藤萝架。西院种的是紫丁香和葡萄架，以及一棵松树。她还在巨钵里培植了一棵一米多高的桂花树，幽香袭人，冬季必须搬进屋。

一九四二年九月，我插班进入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女校初三，次年考入高中，一九三〇年萧乾进辅仁大学时，那是新由天主教美国本笃会办起的私立大学。没过几年，由于纪律松弛，由德国圣神会接管，还分别在东官房和太平仓创立了附属中学男校和女校。新中国成立后，男校易名十三中，女校早已夷为平地，成为平安大道的一部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与德国纳粹狼狈为奸，德国教会也沾了光，北平沦陷期间伪教育局没怎么插手辅仁的教务。例如，教育局规定每周上五堂日语、两堂英语，而实际上教五堂英语、两堂日语。师生之间有默契，如果查学的来了，立即调换课本。查学的确实来过几次，但只在教务处坐坐，从未进教室来查问过。我的两种外语都起了作用。每逢交英文作文，全班五十个同学中，至少有三十几个请我预先替她们改一遍，重抄后再交上去。老师允许我利用上日语的两个小时，去向一位德国修女学德文。考试时，我给大家递小条，保证人人得满分。那位教日语的男老师干脆到走廊里抽烟去了。他本来也是混口饭吃，觉得教敌国的语言没志气。

我读小学时，算术一向是班上最好的，从来没出过错。由于没有读初一、初二、初三的代数，高中的几何、三角，就都成了难题。亏得我遇上特级教师王明夏。她从来没为我单独补习过，甚至没跟我说过话，但她教数学的本领确实了不起。不知不觉间，我就开了窍，记得考清华时，五道数学题，我答对了四道半，只有半道有点差错，自己估计考了九十五分。我从《华夏妇女名人词典》（华夏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中得悉，王明夏老师生于一九〇五年，是湖南浏阳人，一九三四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除了辅仁，还在河北省高级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教过数学，并被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聘为讲师。她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学风严谨，教学水平和教学艺术是全国中学数学教师的典范。可惜当我于一九八八年了解到王明夏老师的光辉事迹时，她已作古十五年了。

我三姐常韦于一九三六年回国后，在崇慈女中念初三，次年，考进辅仁女中的高中部，不但应付自如，而且成为教英语、化学等课程的美国修女艾琳的得意门生，当年学校用的化学教科书是由英文翻译过来的，修女特地把原著借给我三姐，并且破例准许她一个人用英文答卷子。因为学习成绩优异，一九三九年从附属女中免试保送到辅仁大学西语系。我还在小学和圣心读书时，三姐就常带我在星期日上午到太平仓去望弥撒，每次她都跟艾琳修女聊上一通。圣诞节晚会的节目也由艾琳修女导演，她还让我扮演过小天使，三姐则身着白色纱衫，用英文朗诵《平安夜》。这是姊妹俩唯一的一次同台演出。一九四一年六月，三姐扭伤了脚脖子，不得不中断学业。

我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入辅仁女中念初三后，由艾琳修女教英语，然而当年十一月，她就连同在辅仁大学女校任教的另外两位美国修女（杰玛和玛格丽特），被侵华日军押送到山东潍坊的一座日军关押美英等国侨民的集中营囚禁起来，日本投降后，才获得释放，我上高三时，她教了我一年。我们听说，这三位修女在集中营里为老人和孩子做了大量的工作，她们的献身精神使大家深深感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她们返回美国。艾琳修女到大学化学系去深造，随后在一座天主教中学教化学。

国语老师张先生，经常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教历史、地理的郭先生，每次慷慨激昂地讲到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起，一百多年来被侵略的历史，同学们都充满爱国主义热情。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女校之所以能够聘请到这样一些优秀教师，是因为辅仁大学由德国天主教圣神会掌管。一九三五年来华的罗马宗座驻华代表蔡宁红衣大主教是意大利人。一九三六年担任辅仁校务长的雷冕神父是德国人。后来德、意、日成为轴心国，辅仁大学就成了沦陷区北平教育界的一方偏安之地。校长是德高望重的陈垣（一八八〇─一九七一），培养了不少人才，如王光英、王光美。念完高二的暑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九四六年七月高中毕业，九月，我考上了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步入晚年，我由衷地感谢那些教导过我的恩师。他们告诉我，要做个有骨气、有志向的中国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文洁若，资深编审，文学翻译家，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生于北京。一九五〇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英语专业。一九五一年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编审。一九七九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委员，中国翻译家协会委员，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理事。二〇〇二年被选为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名誉理事。二〇〇四年被评为资深翻译家。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六年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研究员，在东京东洋大学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

刘诗嵘：好歌伴我成长

虽然我自幼爱好音乐，但是当时的社会和家庭环境及条件不允许我像今天的一些少年儿童那样从小就接受正规的音乐训练，只能够从小学、中学的音乐教师那里接受音乐的启蒙教育，参加学校组织的音乐活动。所幸我从小学到中学都遇到了几位优秀的音乐教师，他们不仅教给了我音乐的基础知识，也培养了我良好的音乐趣味，这对日后我从事专业文艺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的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间，我家由北平迁至济南，我就读于济南女师附小。这是一所很优秀的学校，不仅管理严格、文化课程的质量高，而且同学们的业余文艺活动也很活跃。当时的音乐教师韩亨锡先生是一位朝鲜爱国青年，他由于难以忍受在日本占领下的生活而来到中国做了一名音乐教师。他不仅担任正常的音乐课，还组织了口琴班，在口琴班上我们演奏了李叔同的《送别》和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并于一九三七年暑假前夕排演了一出儿童歌舞剧，借一名在列强占领下的波兰音乐家展开地下抵抗斗争的故事，抒发当时中国人民抗日的感情。他自己扮演那位音乐家，假装做一名街头艺人来从事抗敌的活动，和他一同卖艺的小女孩和小狗、小猴，都由擅长歌舞的同学们扮演，由山东省立剧院的管弦乐队伴奏，演出十分轰动。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沿津浦铁路南下，济南很快失守，我和家人从此便走上了流亡之路。韩先生后来也到了大后方，曾经在重庆音乐院进修，并参加过西北战地服务团，用文艺形式为抗战服务。当时，从报刊上看到他曾经将朝鲜民间传说《阿里郎》改编为歌剧，并自己担任男主角出演。抗日战争胜利后，韩先生于一九四六年返回了已经光复的祖国，据说定居在釜山，二〇〇七年仙逝，他的后代曾经到中国来寻找故旧，并为他举行了一次作品音乐会。音乐学院的梁茂春教授曾协助韩先生的家属多方寻找，知道我竟是韩先生当年的学生。可惜那一阵我去南方参加中国戏剧节，竟错过了参加那次活动的机会。

当我与家人离开济南之后，一路经过了安徽、湖北、广西、贵州，最后于一九三八年底到成都定居下来。这一定居就是八年，直到一九四六年春方才得以回到北方的老家。在这辗转流亡的一年里，没有好好地上学，一路上伴随和安慰我流亡之寂苦的只有一支口琴和一册《大家唱》歌曲集，这是在武汉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编印的，它的第一页上就是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在当时给全国人民的精神激励是今天难以想象的。歌曲集里面的《松花江上》《五月的鲜花》《长城谣》《救国军歌》等，或是雄壮，或是悲壮……无一不是当年人民心声的倾诉，也深深地教育、感染了我这个十来岁的少年。

当我该升入中学的时候，最先进入的是成公中学，在那里先后有两位音乐老师给我们授课：第一位是教美术的卢先生，他向我们介绍了冼星海为电影《夜半歌声》所创作的主题歌《夜半歌声》以及其中的另两首“影中戏”的插曲《热血》《黄河之恋》，歌曲里“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欧洲……”热情激荡的歌词和激昂的旋律至今仍时时萦绕于心头；而另一位周先生，他的名字叫仲篪，我至今记得这名字，因为“篪”是一种我国古代横吹的管乐器名称，但是他当年却是将最富于时代精神的音乐作品——《黄河大合唱》介绍给了我们。由于同学们的音乐水平参差不齐，无法练习其中的多声部的段落如“怒吼吧！黄河”，但是大家却将其中的《黄水谣》唱得有滋有味，更是被周老师在课堂上为我们介绍这作品时用轻声模仿女声所唱的“黄河怨”深深地感动了。有一年春天，周先生带领由二十多名同学组成的合唱队参加成都市中学和艺术中专的歌咏比赛，我们学校的合唱队竟超过了由音乐专业学生组成的南虹艺术专科学校而获得了第一名。平心而论，我们这些普通的中学生的音乐专业素养肯定不如艺术专业的同学们，但是我们歌唱的“精、气、神”却比他们略强，这也是抗日的激情所致，而且我们也较少专业教条的包袱。

我曾就读的高中有两处，它们是由山西迁至四川金堂县的铭义中学和铭贤中学。我首先选择铭义中学的理由很明确：那儿有一位优秀的音乐教师包恩珠女士。她曾经在抗战前于著名的杭州艺专学习，钢琴弹得很好——尽管在铭义教学时只能委屈地在四组簧片风琴上凑合授课，她仍然尽可能地将一些优秀的音乐作品介绍给同学们，也给一些特别爱好音乐的同学吃一点“偏饭”，正好有几位不同班级的最热衷音乐的同学，她便将我们几个“发烧”生组合成一个男声四重唱，学习演唱当时在重庆的指挥家李抱忱编纂的一些合唱作品，如根据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第二乐章的主题改编的《念故乡》，不仅音乐优美传神，而且内容也正好符合了我们师生流亡在外的心情。包老师给我们吃的最美好的一餐却是自己买票请我们四名“高足”到成都去听重庆五大学合唱团的音乐会。那是一九四二年初夏，以重庆国立音乐院为首，还有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央大学等的学生合唱团联合组成了近百人的合唱队伍，由李抱忱指挥，演唱了多首中外合唱名曲，中间还穿插有当时在大后方的优秀歌唱家、演奏家如黄友葵、叶怀德、张洪岛、易开基等的独唱、独奏节目。合唱以黄自的《旗正飘飘》打头，接着是他的《抗敌歌》，然后是吴伯超作曲的《中国人》，这也是一首颂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好歌。中间还有一首由美国歌曲改编的男声合唱《从军乐》，开头的一句歌词“前进！胜利等待我们……”符合了所有中国人民渴望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心情。音乐会以抒情色彩浓厚的《海韵》结束，徐志摩优美的诗，赵元任传神的曲，加上张权女士美丽的领唱，将听众的精神境界引向了最高潮。我的心向音乐靠得更近了！可以说，在当时的大后方，文化生活是比较贫瘠的，社会上经常流传的仍旧常是“绞死猫儿”般的流行歌曲，当我将这些经常耳濡的歌曲和我在学校中所学、所听的歌曲作一对比时，年轻人追求向上的感情便自觉自愿地作出了选择，也可以说，在学校里受到的良好音乐教育和影响，使我对社会上不健康的音乐有了免疫力。新中国成立后，包恩珠女士曾担任过中央音乐学院音乐附小的校长，继续为培养音乐的下一代做贡献。

在铭义中学读了一年之后，我转入了也是由山西迁川的铭贤中学，这不仅由于这所学校的教学水平较高，最根本的原因是包老师由于要去重庆和她的先生团聚以结束两地分居的生活，离开了铭义学校。而且，我知道在铭贤中学也有一位优秀的音乐教师王文辅先生，至于那里的外教中也有爱好和擅长音乐者，却是到校以后才知道的。王文辅先生是北京人，这使我对他除了敬仰之外又增加了一分亲切。他在北京（当时叫北平）时，曾师从著名指挥家李抱忱，虽然没有高深的音乐学历，但是他丰富的音乐修养和教学有方令人十分钦佩。当时后方的物质条件很困难，王老师自编音乐教材以石印出版，向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世界音乐知识，所有的谱例均用五线谱，这在今天也是很高水平的教材了。他还组织了学生合唱团，能够演唱当时流行的许多优秀合唱作品直到中国的《海韵》和亨德尔的《弥赛亚》中的选曲，为合唱团担任伴奏的就是来自美国的英文教师席勒先生。可惜抗战时期的艰苦生活使王老师患了肺结核，在我离开铭贤考入重庆国立音乐院之后不到一年他就病故了，令人十分惋惜。

我参加革命工作后，一直从事专业文艺工作。由于自己的经历，我十分重视文艺的普及，不仅自己常常通过广播、电视播讲歌剧和音乐的常识，也写一些传播文艺知识的文章和书籍。若干年前，我曾应邀为中学教师们讲歌剧知识，我上来就表示：我之所以今天能够从事专业文艺工作并略有所成，主要是我从小学、中学得到了多位优秀音乐教师的教诲。我当时并非在说客气话，而是真诚地表达自己对于过去许多位在音乐上培育了我的教师的感激之情。今天，就让我再一次地表达这样的感激吧！刘诗嵘，一九二七年生于北京，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八年就读于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及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一九四九年参加革命工作，在中央歌剧院担任艺术行政工作，离休前任剧院副院长及艺术委员会主任，一九九二年离休后被聘为剧院艺术顾问。曾担任过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中国歌剧研究会主席团成员。

丰一吟：遵义忆旧

一九三七年，抗日烽火把我们逼到了他乡。一路上，爸爸带着我们一家加上姑妈、外婆，先到浙江桐庐，然后又到江西萍乡，湖南长沙，广西桂林、宜山，贵州都匀、遵义，最后来到四川重庆。

一路颠沛流离，只有到了遵义，才摆脱了日寇的追赶，过上三年平安的日子。

在逃难路上，我们孩子不必像大人那样担心，也不必为策划安全和衣食而操心，只觉得经常换地方，看到从未见过的山水，而且不必上学，真开心！虽然日子很艰苦，但儿童时代对于艰苦似乎无所谓，只注重兴趣。所以一直觉得挺高兴的。

到了遵义就不一样了。日寇追不到这里，爸爸就让我们进学校念书。我先进两湖小学读完六年级（因为我九岁逃难出来时正在念五年级），然后进豫章中学念初一。

那时我家住在离城两公里多一个叫“罗庄”的地方。（六十多年后我曾旧地重游，罗庄已消失，只在一个“罗庄招待所”的招牌上才看到了“罗庄”二字。）我二哥元草也进了豫章中学，他比我年级高。记得我们俩每天早上同时出门，但不走在马路的同一边。我走左边，他就走右边，大概他认为男女有别吧。在家里我们经常讲话，但一路上以及到校后从来不搭腔。

我在豫章中学只念了一个学期。记得当时有几个浙江大学的学生在豫章教书。爸爸是浙大的老师，所以他们是爸爸的学生，例如教美术的华开进老师、教数学的吴兆祥老师、教语文的罗象贤老师，还有一位教音乐的齐老师。他们知道我是丰子恺的女儿，都另眼相看。记得罗象贤老师教学生读我爸爸写的《忆儿时》一文时，老是把头转过来看看我，表示这就是作者的女儿。我却不喜欢让我在班上受人注意。

还有一次上音乐课，齐老师竟选了一首十分不适合初中生学的歌。一开头是“女郎，单身的女郎，你为什么彷徨在……”歌词就算不去说它，那曲子带有很多附点音符，全班学生都唱不好附点音符，几乎教了大半堂课也没教会。我的座位是前排的。齐老师大概听出来我唱得准，便让我一个人站起来唱了一遍，算是这堂课有了交代。

我的音乐课还可以，体育课却很差。记得期终考试时，体育课要求考投篮，一分钟内只要投进一次就算及格。可是我一生从没碰过篮球啊！我在上百双眼睛的注视下一个一个地投篮，总投不进，心急如焚。同学中几个相好的也替我着急。“高一点！再高一点！”在她们的鼓励下，我在一分钟的最后几秒里投进了篮。“好啊！”同学们为我鼓掌。

到下学期，我患了副伤寒，就休学在家。爸爸替我请家庭教师补习一下。后来到了重庆，以“同等学力”考进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应用美术系。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中学时代”。由于数学差，如今连算钱也经常算错。现在我已八十四岁。语文、史地都有机会自学，只要多看些书，可数学就只好不去管它了。

这就算是我的中学时代吧！丰一吟，女，汉族。一九二九年五月生于浙江省石门镇（今属桐乡市）。其父为著名画家丰子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丰子恺研究会顾问，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

姜德明：燕子来了

我没有研究过我少年时代就读的那所学校创立在什么年代，想来是在辛亥革命以后开办的所谓洋学堂。校址原来是一座玉皇庙，根据清代张焘的《津门杂记》记载，少说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一进校门是个大操场，前殿有若干间教室，拐进东边的月牙门便是后殿，中间隔着一个小小的校园，种了一些花草。后殿的院子更大，当中是一座篮球场。北面最高的教室该是原来供奉玉皇大帝神像的地方。

学校外面是一条繁华的大街，有饭馆、酒坊、绸布店，甚至有一座戏院，后面则是一座不小的当铺。当铺有几层楼高，远远地就能看到它，俨如这一带的首脑，高高地俯视着低矮的平房。那建筑活像一个仓库，四面不见一个窗子，总让我想到也许监狱就是这个样子。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学校后院紧挨着一家卖活鸡的市场，常常有鸡中“逃犯”跳出“牢笼”，飞上我们教室的屋脊，或是跳到我们的篮球场上来悠闲地漫步。于是这些闪耀着美丽羽毛的鸡，便成为所有孩子眼中的猎物，再也没有心思听课了。大家恨不得马上下课，好到篮球场上去追鸡。

逢到这种时候，我们的级任老师王先生就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索性放下了课本，跟我们讲起鸡的故事来。我们暂时忘记了院里的那个“逃犯”，津津有味地听老师讲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或是讲乡间斗鸡的风俗，以及古代有个孟尝君，他的一位聪明的朋友，怎样以学鸡叫来解救了他的危难。

说起我们的级任老师，他可是个又严肃又可亲的人物，那时总该有四十岁上下了，因为我们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头发已经有点花白。他是早期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多少受过“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所以能够跟我们讲一些科学知识和课外的话题。抗日战争以前，教师们的生活一度还算稳定，那时他穿了一身毛哔叽长袍，外面罩了一件黑马褂，总是整整齐齐的，连脚底下的一双黑礼服呢鞋，也总是像刚买来的那样一尘不染。头发梳得光光的，再加上眉目也很端正，所以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美人王”。这个外号未必高明，也说不清是谁起的，大抵是以前高级班的同学们给叫起来的，总是对他酷爱整洁的一种善意的讽刺吧。其实这种讲仪表的态度，也是他热爱自己的职业和尊重同学们的一种表示，可惜我们当时还不懂这些道理。

不久，“七七”事变发生了。在我们这小天地里也不声不响地经历着一场变化。先是院里墙上的“礼义廉耻”大字标语被涂掉了，接着又摘去了教室正中悬挂的孙中山先生的遗像，换上了孔夫子佩着宝剑的全身画像，上面还写了一行字：“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圣像”。总之，那时候我们只朦胧地知道孔夫子不是人，而是“圣”。“圣”是高不可攀的，离得我们很远很远。

大概是在挂上孔夫子圣像不久，我们又增加了学习日语的课程，跟着便来了几位教日语的老师，分到我们班上来的是一个姓李的。这个人梳着大背头，戴了一副墨光眼镜，上身穿着西装，下面一条绿色的马裤，脚蹬一双闪光的马靴，俨然半个皇军的模样。说真的，在侵略者的刺刀下强迫我们学习敌国的语言，这滋味很难忍受，我们打心眼里不乐意，何况回到家里，家长们也不支持。有一次，我偶然翻开日语课本刚念了一个单词，家中人便呵斥：“住嘴，把课本扔到一边去！”每当见到这半个皇军的德行，更增加了我们的反感，背后总骂他是“翻译官”。所谓“翻译官”，实际上就是汉奸。

这位“翻译官”很厉害，留下的单词很多，谁不会背便得罚站。我们班上个子长得最高的同学杨国柱，爸爸是个卖水果的小贩，他功课门门好，就是日语不行，我们都知道他也是存心不好好学的。有一次，“翻译官”让他站起来背单词，他说：“不会。”“凭什么不会？”“翻译官”瞪大了圆眼珠子问。

杨国柱没有回答。整个教室里静悄悄的，听不见一点声音。“回答！你哑巴了吗？”“翻译官”追问着。“我……我是中国人。”同学们都替他捏了一把汗。“什么？你……你骂谁？”“翻译官”气极了，马上举起了手中的藤教鞭，可是距离较远，立刻拿起铁皮的黑板擦，用力地朝杨国柱掷去。这小子也许受过什么训练吧，扔得很准，尽管机警的杨国柱很快地闪避了一下，还是打在了头上，鲜红的血顺着额头流在脸上。同学们惊呆了，而“翻译官”还在讲台上吼叫着：“出去，滚出去！跪在篮球架子底下，跪一天！”

我们望着杨国柱一步步地绕过讲台，推开了教室的门，然后又走到院里的篮球架下。他用手擦了擦额头的血，远远地朝我们教室望了望，艰难地跪了下去。这屈辱好像不是他一个人的，我们的心里也在滴血！而台上的“翻译官”还在咆哮着：“不学日语甭想毕业。别门功课再好也无效……”我们低下头望着日语课本，却什么也听不进去，只是想着跪在外边的同学，想着他脸上的血……

下课的时候，“翻译官”又重申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准杨国柱起来。同学们，包括其他班级的同学都从教室跑到院里来，可是没有人敢去接近他。

忽然，从人丛中走出一个穿长袍的人来，他朝着篮球架子走去了，那人正是我们的王老师。他走近杨国柱，伏下身去，掏出自己雪白的手绢，为他的学生擦拭伤口……这说不上是什么壮举，但这行动是我一生也难以忘记的，因为在我们当中，是他第一个勇敢地走近了受难者。跟着，我们一拥而上，围住了王老师和跪在地上的杨国柱，我发现我的同学哭了。

上课铃响了，王老师回到教员休息室去，很快地又抱着讲义朝我们教室走来。当他走到篮球架附近，朝着杨国柱喊了一声，我的同学便站了起来跟他一起回到了教室。

这一次，王老师没有按惯例先在黑板上写下要讲的课题，只是习惯地抖了抖袖口上并不存在的粉笔屑，然后带着少有的激愤说：“刚才我向李老师讲了情，可是他不答应。同学们，不能光学日文，把别的功课都扔了啊！我把杨国柱叫起来了，我负责，大家不要怕。同学们，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要把自己国家的课文读好！”这一堂课究竟讲了些什么，我早已忘得干干净净，可是王老师的这一席话却记得很真切。果然，下课之后在教员休息室外面，又听到那个“翻译官”正在向王老师怒吼着，隐隐约约地听到他讲要去找校长告状，而校长却偷偷地先溜掉了。

敌人的奴化教育更加逼紧了，“翻译官”似乎比他的主子还要卖劲，当伪教育局到学校轮回放映宣传片时，他常常站在高高的台子上嘶喊着，无非像一条狗似的替主子宣传大东亚共荣圈怎么美妙，或是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啊，等等。我记得有一张画片上画了一个美女向人献花，下一张那美女却变作一条狼要吃人。这时，“翻译官”就丑态毕露地叫着：“不要相信她今天说的好听的话……明天呢？她露出尾巴……”说着还指给大家看那画上的尾巴，上面写了“共产党”三个字。说真的，那时我们一点也不懂什么叫共产党，只是因了他的一再咒骂，反而感觉这可能是一些好人。“强化治安运动”开展的时候，人民的苦难也加深了。我们的王老师很明显地衰老了，虽然他还保持着一向爱整洁的习惯，然而，他的马褂不见了，毛哔叽长袍也不见了。有同学看到他不止一次抱着包裹进当铺。现在他穿了一件打了补丁的布袍子，细看的话，脚下的鞋和袜子都是缝补过多次的。中午，他就着一杯白开水，啃着从家里带来的凉饽饽。一根酱萝卜要吃上一个星期，每天饭后都用一张纸小心地把它包好。偶尔到校门外买上一根油条，便算是改善伙食了。

那时候，老师们的生活都很艰难，下课以后差不多都得设法另谋生路，找个兼差，以作补贴。有的老师去帮助商店清理账目，有的会中医的便去药店诊脉，有的为别人缮写文稿，有的甚至去做点小生意，让自己的孩子也退了学，到马路上去摆香烟摊。却没有听说王老师课余干点什么营生。

那是一个冬天的黄昏，天上正飞着雪花，我刚从亲戚家回来，走过金刚桥，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人力车夫，正拉着肥皂箱吃力地爬坡。他的破棉袄上罩满了雪花，头发蓬松着……啊，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筋疲力尽的人力车夫正是我所敬爱的王老师！我的心立刻紧缩起来，好像什么人给了我迎头一击，我的灵魂震撼了。我真想过去帮助老师推上一把，可是我又怎么能忍心让老师看到我呢？我赶快躲在桥上的柱子后面，任风雪吹打我的面颊，看着老师一步步地迈着沉重的步伐。谁知道老师为了养家，已经给肥皂厂送过多少日子的货了呢？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我简直不敢抬头去看王老师，我担心昨天老师已经发现了我。可是王老师就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仍然那么认真地、严肃地在黑板上写下要讲的课题。他的头发虽然失去了光泽，但是又梳得那样整齐了。为了引起我们听课的兴趣，他甚至说了一句俏皮话，引得我们都笑了。老师啊，您越是这样，我越是感到难过：您为什么不直接向我们诉说自己的苦难！

我没有向任何人公开我所见到的王老师的秘密，我以为那样会伤了老师的心、同学的心，不过我终于偷偷地告诉了杨国柱。这个大个子同学一下子就流出了眼泪……可惜，我们这位不服“翻译官”管教的好同学，没有毕业便自动退学，挑起他父亲的担子，走街串巷地去卖烂水果了。

苦难的岁月折磨着一切善良的人们，我的老师和同学都逃脱不了屈辱的命运。王老师的腰弯得更厉害了，背后再也听不到同学们叫他的绰号“美人王”。可是直到这时，他讲起课来还是那么认真，总是向我们说：“同学们，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是要好好读书啊！”

有一天，我在课堂上忽然发现房檐下面燕子归来了，它们正在旧巢旁边筑起一座新巢。我的心立刻飞向了它们，心里在说：“久违了，小燕子，你们在南方玩得可好？”我看得出了神，正在发呆，连王老师叫我名字的时候，我都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待到老师叫第二声时，我才连忙站了起来答道：“有！”“你怎么了，在想什么？”老师问我。“老师，燕子回来了！”我脱口而出，不想欺骗老师。四周的同学一下子都乐出了声。王老师不仅没有生气，还走到我座位的跟前，从我这里往窗外的屋檐下望去。待他果然看到燕子正往来衔泥的时候，脸上立时浮起了笑容，并且摇着手中的小半截粉笔头自言自语地说：“是呀，燕子回来了……”

于是，我们全体同学都受了老师的感染，眼望着窗外的蓝天，从心底呼唤着，春天到了。姜德明，一九二九年生于天津，一九五〇年进北京新闻学校，一年后分配至人民日报编辑部，长期从事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曾任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周海婴：我学无线电

一九四五年，我又因气喘病发辍学，这时虽然抗战已达七年多，胜利曙光就在眼前，但孤岛的生活也愈加紧迫。这一年我已十六岁，马上要迈入成年的门槛了。母亲便和我商议：虽然我不能正常上学读书，但老是在家里闲着无所事事，也不是办法，不如趁机去学习些什么为好。上海的短期学校有好几类，还是寻个夜校去读，比如簿记、会计之类，这样好歹也能有个一技之长，将来可以找个吃饭的去处。但我去试听后觉得于我的兴趣大不相合。还有一种是无线电技校，分电讯班和工程班，有三极无线电学校、中华无线电工专、南洋无线电工专等等，晚上也可上课，并不影响我白天复习中学的课程。这倒是我的爱好所在。至于学费的筹措，我曾在两年前利用压岁钱等私蓄买了架照相机，可以把它卖掉。母亲想想也同意了。

这夜校晚间七点上课，授课老师有潘人庸、姚肇亭等，都是当时的专家。他们利用职业外的时间兼课，师资水平很高。我读的这个工程班有实验课，这是大家最感兴趣的。上课时，每人发一堆零散的无线电零件，一块焊接用的底座，根据教学进度，由浅入深装配成收音机、发讯机。从电路板上听到自己装配的一串零件竟然放出了声音，那份高兴真是无可名状。要知道这是四十年代，无线电还是相当神秘的特殊机器呢，所以这个短训班我一直坚持到结业。

除了无线电，我还曾热衷于做化学实验。在我的整个初中时期，我家三楼扶梯的转角，靠近露天的晒台，有个小柜和一只横面敞开的木箱，中央做一隔板，算是器皿柜，那就是我的小小化学试验角。我依照隔壁六十三号顾均正先生的《少年化学实验手册》、配套的《少年化学实验库》的药品和简单的化学器皿，按部就班地做着自己的实验。实验离不开水，而三楼晒台正有一只自来水龙头，用起来甚为方便。但我这化学实验仅断断续续做了两年多，因为我的兴趣主要仍在无线电方面。

上海沦陷前，因经济虚假繁荣，私营电台大量增加，度盘上密集排满了电台。所播节目如评弹、京剧、地方戏曲、滑稽、歌曲等，听众很多。到日寇进入租界，这些私营电台立即遭封，整个上海只剩几家敌伪电台和法国、苏联两家电台还在播出。居民家中凡有收音机的，都需去登记备案。登记的范围后来甚至包括仅能收听到几公里电波的简易式矿石机，可见其监控之严厉。

抗战胜利了，电讯方面开禁，市民端出藏在角落里的收音机，光明正大地收听新恢复的当地的广播电台，连短波也可以自由收听了。

这时，无线电爱好者们也仿佛突然苏醒了似的，个人业余无线电台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开设。我这个无线电爱好者自然也蠢蠢欲动起来，要自己搞个电台，又一时不知道该向谁申报设台的手续。后经许毓嘉先生的指点，向上海的业余无线电协会提了申请。之后，经考试合格取得了C1CYC电台呼号的执照。这样，我便进而开始了业余无线电台的活动。为了提高发射效果，我买了两支长毛竹，从自己的屋顶向北边邻居的屋顶架起一根天线，它横跨东西向弄堂，支在二十八号朋友的房顶上。这支天线称为“齐伯林”式，中心下降两条并行的馈线，每隔一段有小竹棍支着，远看像杂技高空飞人的梯子，十分刺眼。谁知这一来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有一天来了两个歪帽斜眼的人，也不亮出身份，直冲我的亭子间，盯着机器盘问，气势汹汹。我不敢开罪于这类人物，指着墙上的电台执照解释，直到他们悻悻而去。过了几天，又换了另外的人来查，走的时候，也并不交代什么。我当时正年轻气盛，心想这是合法行为，何可畏惧？仍然我行我素。但过了不几天，一位也搞业余无线电的长辈周其信先生前来，告诫我说：“你还在弄无线电呀！”随后我母亲也接到地下党通知：赶紧拆掉机器，停止活动。我只得将它拆了，把接收机送到朋友王忠毅的家里托管。他父亲是开业医师，全家人信奉基督教，不至于受到国民党的注意。其余的机器，都拆卸化整为零，存放到别的朋友家里。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到秋天将临，地下党得知我仍旧被注意，认为离开上海为妥。恰巧许涤新夫妇要赴港工作，便让我跟随同去。许先生恰与我母亲同姓，这样便认了许涤新夫妇做舅父舅妈，就更便于照应了。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初，我随许涤新夫妇乘船出发。到达香港后，先临时住在跑马地半山的培侨中学里，几天后舅父舅妈迁往离校不远的景光街二十八号楼下，把我留在校内念高中一年级。这个学校的校长是叶廷英，有许多地下党员在那里当校务和教师，是一所思想进步的学校，所以有些文化人士放心地把自己的孩子送来入学，如夏衍的女儿沈宁、廖承志的侄女李湄、闻一多的儿媳张国男等。香港的私家学校英文比较深，我跟班有点费力，其他如国文就不如内地。学生没有走读的，一律住读。每餐包伙，菜肴一律。男生饭量大的，可以添蒸自备香肠一支，开饭的时候领取。但是一到开饭，炊事员在忙乱中分发，谁也吃不到自己购买的那一份，那些富家子弟便明显吃亏，他们的鹅肝肠、瘦肉肠，眼睁睁地看着被别人在嚼食，也无可奈何。校园外沿是公路，可以看到一个足球场，节假日常有球赛，我们居高临下观战，看过多场重要比赛，如名将铁腿戴麟经、门将贾佑全上场与洋人队鏖战，看得同学们个个倾倒陶醉，凡我方进球，无不欢呼雀跃。那时的比赛可观性似乎较强，裁判也公正。

许涤新夫妇住的地段靠近山林道，环境较幽静，我假日经常去他们那里。房子很狭小，总共不足三十平米，仅有一个小客厅和一间卧室。生活用品很缺乏，我似乎还送过一只热水瓶。虽然许舅舅是我党在香港财经方面的负责人，手里进出大笔党的经费，但他们自己的生活费极为菲薄（按那时的规定，“港工委”属下的干部，每人每月伙食费仅有四十港元，零用钱十元，房租公家付——录自许涤新《风狂霜峭录》）。他们的大孩子“小火车”患了脊椎结核症，相当严重，但缺钱治疗，拖延了半年，最后还是靠了几位朋友凑的四百元钱，得以勉强送医院做手术。可惜由于术后营养失调，骨瘦如柴，以致背椎畸形，造成终身佝偻。但他虽残疾却有着极顽强的生命力，从小学一直读到科技大学。他们一家这种共产党人的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道德风范实在值得后人学习。

在香港期间，我曾与几个培侨同学，到浅水湾萧红的墓地凭吊。墓地近海滩，立着一块小小低矮的木板碑，上面写着：萧红之墓。对于这位热情的天才的阿姨，当时我虽然年少，她来我家时的音容笑貌仍记忆犹新，伫立她的墓前不禁怆然生悲，随即拍摄几张照片留念，至今还保存着。

在培侨读书虽然很好，但等到第二年开春，香港空气的湿度对我的气喘病却不适合，难以在那里坚持读书了。再说离开上海已经半年多，我头上的“小辫子”也该剪脱了吧；又看到形势尚称平稳，便于一九四七年春离开培侨学校，搭乘美国商船“美琪将军”号回到上海母亲的身边。这是我又一次因病被迫辍学。

关于我的无线电爱好，还有一段插曲值得一说。那是抗战胜利后，母亲参与并负责《上海妇女》杂志的编辑工作，认识了姜平、朱立波、朱文央等多位妇女界活跃人士。其中朱文央的丈夫蔡叔厚，大家称他老蔡。他在福熙路四百一十七号（现延安中路三百七十九号）开了一家名为中国电工企业公司的中小型电器修理店。店铺有两三个门面宽，工场分楼上楼下，下层专门修理电器马达之类，工人和学徒有十多个，还有几台车、铣、钻、刨小型机械。母亲还是出于那样的考虑：既然我那么喜欢搞无线电，又不能坚持上课读书，不如去当学徒学修电器，学到本领又能挣钱。她向朱文央讲了这个愿望，朱回复说老蔡答应了，过几天就让我去。可是后来又告诉我不能去了，也未解释理由。我虽不满意，也只得忍下。直到近几年，才从一篇文章中得知，老蔡开的这家公司原来是新四军依靠的一个电器材料和无线电零件采购点。我若进去，必然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它的安全将会受牵连。所以估计这事是被老蔡的上级刘少文、潘汉年同志劝阻的。要不然，我此后的生活道路，也许是另一种样子了。周海婴（1929—2011），鲁迅和许广平仅有的儿子，一九五二至一九六〇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一九六〇年起在国家广电总局工作。原国家广电总局副部级干部，无线电专家。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名誉会长。

李国涛：亲爱的陆承勉老师

在我将满八十岁的时候，忆及中学时代，就不能不想到一位语文老师陆承勉先生。那时候，学校里的习惯是称老师为“先生”的。我说我不能不“想到”，用词不太准确。我是止不住地回忆他，感念他。我还禁不住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一个我极少用的词——“亲爱的”。因为陆老师是我在语文方面的启蒙老师。后来，我进入山西社科所和山西作家协会从事编辑工作以前，先做过十年中学语文教师。其实我高中尚未毕业，能承担这样的工作，都是陆老师给我打下的一点底子。说来惭愧，我当教师的那十年，也就是由一九五三至一九六二年间，语文教师的素质已不算很理想了。我记得那时学校安排工作，有几个什么都不会干的人，什么也教不了，最后领导说：“那就教语文。”我就是这样的人。因为那些年学校迅速增加，又“跃进”，需要人太多，要求不能太严。那时真是无所谓什么教师素质的。可是我当学生的时候，教师素质可不是这样的。

我说的是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间的事。那是一个很可怕的年代。而那时我正在徐州，那可是淮海大战的中心。那里真可以说是战云密布。但也不要以为在徐州就是炮火连天。不是。我后来才慢慢明白，什么叫作“战略要地”。徐州就是一个战略要地，但仗都在徐州百里以外的地方打，打完了，该胜的胜，该逃的逃。在徐州市内，只听到炮声的闷响，看到国民党部队的伤兵。我们学校里也驻过一阵兵，时间不长；在后操场里架过炮，但没有开过炮。那时候学校的师资极好。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有许多由后方来的教师、学者、大学生，想往京、津、济南、青岛或东北一带去，走到徐州，铁路断了，连去济南也不通车。他们只好在徐州找个教书的活儿，先过下去。那时候，我们的江苏省立徐州中学，真是人才济济。

陆承勉老师在那里立住脚，受到欢迎，也不易。他可真算是一位好的语文教师，是素质高的语文教师。从高一到高二，我的语文都由陆承勉先生教。陆老师毕业于大后方的武汉大学中文系。也许当年他的老同学还能记起他。他的语文功底很好，当然他也称不上专家。他的语文功底的强项在古典，在知识。回想起来，他的写作能力可能并不强。比如，在学校里的语文老师里和英语老师里，当时和以后，在报刊上发表过散文、小说、翻译作品的就有几位，而陆老师却没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和弱项，这是自然的。但总体的学问却不能少，而应比较全面。陆老师给我们讲过拜伦的长诗《去国行》，那是苏曼殊译的，据说经章太炎润色过，声情俱茂，极其感人。那是一篇“补充教材”，油印的；我不记得为什么要补这么一篇，也许是他喜欢吧。他一面读苏曼殊译诗，一面还把拜伦的原文也抄写在黑板上，我们跟着抄。所以我现在除背译文外，还能背出原文的头两句。我前些日子与老同学联系，谈及此，他说他也能背下几句原文。陆老师的神态也如在目前。他的英语发音很生硬，但也还能应付。我以为这也是语文功底的一部分。

那时正在淮海大战的前夕，徐州可以说是兵荒马乱。学校里架起大炮，沿校墙的大树都被锯断。说来也巧，那时的课文里就有鲍照的《芜城赋》和庾信的《哀江南赋序》。这都是记战乱中的荒凉。我记得陆老师有腔有调的朗读，加上深沉又苍凉的讲解，真也有些令人心碎呢。我们几个走读学生，在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就都试着背课文。这两篇都是名文大作，用的典故也多。现在，其中的典故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还能片断背下它的某些句子，像“日暮途穷，人间何世”，像“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我读到过学者刘绍铭的《文字岂是东西》，谈当前的中国语文教育。作者在海外当教授多年。他说：“提高学子语文水准，除了复古，别无他法。”那讲的也许过了一点，而且是针对大学生讲的。中学生未必要如此，但中学教师实在是可以如此的。我偶翻中学生的语文课本，发现现在的课文也真是这样的了。

我说过，我没见陆老师发表过文章。但是按当时的说法，他的“笔下”，也还是蛮漂亮的。那时学生作文要用毛笔抄写，老师也要用毛笔蘸红墨水批改。他的书法挺老到，平常不批作文，临到作文课前一二日，再熬一个通宵批改。他批得认真，且有感情，也见文采。他欣赏我的作文，这对我很有促进作用。我记得有一次用文言作文，他在我的作文后面批了长长一段，其中有一句云“文言亦复跌宕，真长才也”，我到现在也不知什么叫“长才”，但我很得意，竟然一直记了七十多年。可见一位好老师的评语，真能叫学生记一辈子。当然这种评语，老师要用心写，而且有能力写好。他善用“之乎者也”，铿锵有力。那可不是人人能写得出的。他的强项在古典。但他自己并不是酸老夫子。他网球打得很好，下过工夫的。他对当代话剧也有兴趣。当时校里演话剧（张骏祥著《万世师表》），他就有兴趣来当导演，因为我也演了一个角色，所以与他有些课外的交流。《万世师表》是写抗战中一所大学的迁校，写教授和学生的。按年龄，他该是那里面的学生一代。他导演，我就感到他的体验是很真的。戏剧是文学的一种，这也可以表现出一位教师的整体素质。

那时候的教师是那样穷，几乎无法养活全家。陆老师的孩子多，夫人没有工作，日子很艰难。这位先生是守着孔夫子的“君子固穷”的原则，不作“穷斯滥矣”的下三烂。我们以前批判过这种知识分子的“假清高”，其实，在穷困中，那点清高并不假，实在是可贵的。这是题外的话。他只在他自己的学生和文学辞章的天地里生活，这份清高在当时没有多少。记不清是哪一年的寒假前，班里有人集同学的捐助，给陆老师买一袋白面送去。原担心他不收，但他收下了，也许因为那是弟子们的心意。不知他当时心里滋味如何。他爱喝点烧酒。酒后偶有的一点狂态，就是在夜晚高声读什么古文古诗之类，同院邻居都能听到。我是听他们说的。这好像是所谓“喝烧酒，读离骚，方是真名士”的体现。总之，他是文人也。学生们在这方面也明白着呢。有时，见他两眼充满血丝，学生们知道，不是昨夜未眠，就是喝烧酒多了一点。那年头，他能没有郁闷和痛苦？

陆老师是我终身难忘的语文老师。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回徐州时，还多次拜访过他。他还是老样子，见到老学生十分亲切，问长问短，还开几句玩笑。有时他眼里还有红丝，不知是否还熬夜读书，或者还喝几盅烧酒。陆老师并没有活到我现在的年纪。陆老师如活到现在，也该有一百岁了。现在，他只是活在我的心中。不是活在我一个人的心中，而是活在我们一班学生、几届学生的心中。李国涛，一九三〇年十一月生，江苏徐州人。一九四八年毕业于徐州中学。一九五〇年参加工作，历任中学教师、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学术通讯》编辑、《汾水》编辑部副主任、《山西文学》杂志主编、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研究员。

马嘶：蓟运河畔的难忘岁月

一九五〇年秋季，我在家乡河北省丰南县读完了初中，考入河北省立芦台中学（今天津市宁河县一中），一九五三年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在芦中度过的三年时光，让我终身难忘。在这里，我初步确立了一生从事文学事业的志向，也打下了能够考进名牌大学的学业基础。可以说，三年芦中生活是我漫长人生之旅的准备阶段，而这个准备阶段是如此的充满迷人魅力，以至使我回忆起来就激动不已。如今，离开芦中已经五十多年了，每当乘车路过芦台车站时，我还总是情不自禁地向着北方瞭望，希望能够望见母校的身影。

那时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还很贫穷落后，生活中的一切还不能尽如人意，作为宁河县城的芦台还是个带着乡野风味的滨河小镇。而矗立于东大营旷野间的省立芦台中学，虽然尚显朴陋平庸，但在当地居民和莘莘学子眼中，她已是个雄伟壮观、颇有些现代气息和媚人风采的“庞然大物”了。因而，走进这所学校，我由衷地产生了一种幸福感、神圣感和自豪感。

从家乡的县立初级中学走进这所闻名遐迩的省立完全中学，宛若从家乡那条窄小弯曲的煤河忽然来到水势浩荡直通海河的蓟运河，眼前的世界似乎宽广了许多。

来到芦中，我最感兴趣的是藏书甚丰的图书馆，有着许多实验仪器、生物标本和显微镜的科学馆，还有摆着大钢琴的音乐教室。当然，最让人高兴的是这里有许多学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再加上校园后面有一条常有白帆漂过的宽大的蓟运河。正是这些，这所学校成了有着强烈求知欲的学子们心之所往之地。

一所名校总是有其自身优长的，这大抵表现于教师优秀、设备精良、图书丰富、校风严谨等诸多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芦中已基本具备了这些条件。

芦中有着强大精锐的教师阵容。校长赵迈是位老教育家，他读过厦门大学和香港大学，是河北省政协委员。老师们有不少是从京津和各地聘来的，他们有的原在大学里任教，有的是在北京的著名中学里教过书。我在校时，教高中语文课的李谷贻、汤际亨老师都是老北大国文系的，是鲁迅的学生。英语老师周寿岑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第一班毕业生，长期在北京各中学任教，年老时才回家乡芦台。另一位英语老师张简夫，原是北师大副教授。教大代数的老师是北大数学系的，教立体几何的老师毕业于清华，教化学的曹岳鹏老师刚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物理老师王化茂不久去了北京师专，生物老师王鉴举教完了我们的课就去了河北农学院（今河北农大）任教。

使我受益最多的是李谷贻、周寿岑、曹岳鹏等几位老师。

李谷贻老师是从北京来的，他的家住在北京。他学养深厚，思想观念又很新。他讲课时，时常联系当前的文艺实际。他是北京大众文艺研究会会员，很注意研究民间文艺。他对我说：“你喜欢文学，应注意学习群众语言，要搜集、研究民歌、民谣和谚语。”听了他的话，我便开始搜集民谣、谚语。我从家乡搜集的表现旧社会妇女苦难生活的民谣《篷子车》，就发表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民间文艺集刊》第二辑上。

周寿岑老师那时已年过花甲。他讲课很是严谨，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考试能得上七十多分就很不容易了。他选用的教材是上海出版的一种英语读本，内容较艰深，课文中有英国作家的随笔、论说文，也有高尔基等人的短篇小说。当时我班兴起了一股英语热，我们住宿的同学早晨起来就背生词，朗读课文，还捡了粉笔头到教室黑板上去书写。我买了一本英文小说《莫特先生在法国》（Mr Mott in France），在课余时间翻着英汉词典来读，有不懂的地方就去问周老师。记得为了一个Lip-stick，查遍词典不得其解，周老师抱着一本又大又厚的《韦氏大词典》，说这是最权威的词典，告诉我这个词是“口红”。他的教学使我受益匪浅，考大学时我的英语也得了较高的分数，并且养成了爱好英语的习惯。

曹岳鹏老师大学毕业就到芦中来了，一来就担任我们的化学课老师。我的化学课成绩平平，但他同我的关系却很好。也许他也喜爱文学，因而很能同我说得来。临近高考时，在选择报考志愿时，我曾一度动摇不定，他找到我，劝我报考文学专业，我这才下了决心，报考北大中文系。我到北大后，他曾乘去京之便，专程到北大去看我。

王鉴举老师给高一上生物课，他在我们班上建立了动物、植物、昆虫三个研究小组。我自幼喜欢研究昆虫，就参加了昆虫研究小组，常常拿着捕虫网到野外去捕捉蝴蝶、蜻蜓、甲虫等，回来到科学馆里制作标本。一次，王老师在学校附近看到了一匹死在田间的马，便把死马弄了来。他指导同学们解剖了马，精心制作了一副马骨骼标本。他亲自动手操作，同学们给他打下手。用了很多课余时间，终于完成。标本陈列在科学馆里，这是我们生物课的一项成绩。我还常常在星期日，在蓟运河边观看水中的游鱼，观察到一种小小的河蟹成群爬上河岸，静静地憩息在松软的沙滩上，待到人走近，它们就迅疾地遁入沙中。我对观察、研究这些自然现象很有兴趣。

在芦中，我读了大量中国和世界文学名著，那多是从图书馆借阅，也有些是从同学那里借来的。教导处的林宓老师兼管图书馆，由于常常借书看，我就同他相熟了，便享受了特殊待遇，可以直接到书库里去挑选，我也就三天两头去借书。“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欧洲十九世纪的文学名著，我读了不少，读得最多的是俄罗斯的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的小说，也读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和短诗。我还读了一些文学家、科学家的传记。在图书馆，我翻到了一本法国明兴礼的《巴金的生活和创作》，还有一本外国人写的《笑之研究》是个很老的版本，似乎从没有人借阅过，我都借来读了。

在芦中，我认识了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大家不同班，却常在一起谈文学，交换读书心得，探讨写作投稿等事。那时，我常常给报刊投稿，做了《河北文艺》《河北日报》《河北农村》的通讯员。我的一篇反映飞机灭蝗新事物的短篇小说在《天津日报》副刊发表后，校长在大会上表扬了我，我就在师生中小有名气了。我得了八万元（旧币，即后来的八元）稿费，用四元买了两支口琴，一支送给了同班要好的同学鲁天钧。从此，我的作家梦做得更美妙了。

我为实现自己的作家梦而不懈地努力着。星期日，如遇集市，我常一个人到熙攘的人群中或河边码头去观察生活，在小本子上记录劳动人民生动的口语，积累写作素材。学校组织去高里区农场参观，在那里，我第一次看见苏联生产的联合收割机，觉得很是新奇，回来便写了诗。镇反运动时，一次，我们参加县里召开的公审大会，我被派到台上做记录，亲耳听到穷苦百姓血泪控诉一个杀人魔王的罪行，心有所感，便在暑假里创作了一部长篇叙事诗《血泪河》。

一九五一年读高二时，我从图书馆借到一本巴金写于一九三二年的中篇小说《砂丁》，读了这篇描写锡矿工人（被称为“砂丁”）悲惨生活的作品，我感到震惊，心痛欲裂，并产生了许多困惑：这是在什么年代、什么地方发生的事？“砂丁”们为什么任人宰割而不反抗？这样的生活是真实存在过的吗？于是，我鼓起勇气给巴金先生写了封信，提出这些疑问。记不得是怎样写的收信人地址了，反正也不存多大希望，不知他能否收到，收到后能否回信，信寄出后也就淡忘了。不意在十月的一天，见学生信插中有我的一封信，信封上印着“平明出版社缄”几个红色铅字，地址是上海汕头路八十二号。拆开信看，竟是巴金先生写来的信。巴金回答了我提出的几个问题，并说“这小说是凭自己的想象和朋友们告诉我的一些情节写成的”，“这小说是失败的作品，绝版已有四年了，想不到你却在最近见到了它”。巴金先生的信使我明白了一个原本浅显的道理：文学是源于生活，但也不回避符合生活真实的虚构。巴金先生的这封信我一直珍藏着。

在芦中毕业时，正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肇始之年，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专业人才。那一年，高校招生人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年。全国高校计划招生七万人，实际招生八点二万人。这个数字当然与今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时，工科是热门，尤其是地质勘探、钢铁、石油、采矿、水利等更是热中之热，我班同学大多报考这些专业，也大部分考进了刚建立不久的所谓“北京八大学院”。我兴趣广泛，除了热衷于文学，也对生物、天文、气象、考古、音乐等怀有兴趣。我想做个文学家，也想成为生物学家、天文学家、气象学家、考古学家、作曲家。进入高三以后，大家都商量着选择报考专业，我的心里也是七上八下，一时举棋不定。我有多种爱好，偏偏不爱大家争相报考的工程技术。我只在文科和纯自然科学的专业中考虑。我给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张俊德（他原是小学教师，因发明了一种观测天象的仪器，调到天文台工作）和南京大学气象学系都写了信，询问那里的情况，他们都复了信。那几个月中，我一直动摇于报考文科和理科之间。那时报考大学不分文、理科，一律考中学学过的八门课，考生可以任意填报专业和学校。

到了临近报考时，曹岳鹏老师找我，对我说：“根据你的志趣和条件，你应该学文学，你有很好的基础，学文学对你更合适。”他以过来人的身份，向我讲述了这样的道理：选对了专业，可以学得好，事业上有成就；选不对专业，便难以学有所成。听了他的话，我便决定报考文学专业。那时是先报名，填写志愿表，然后才参加考试。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第一学校是北京大学，第二是南京大学，第三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志愿是生物系，学校仍是这三个。结果我以第一志愿被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录取。

让人怀念的还有芦中丰富多彩的文艺生活。学校每学期都要搞几次大型文艺晚会，多是演出大型话剧。在记忆中，由老师和高三班合演的《雷雨》、高三班演出的《大榆林》、我班演出的《思想问题》《爱国者》都是很受欢迎的，我班演出的两个话剧，我都扮演了角色。周末常有歌舞晚会，也有交谊舞会。舞会主要是由老师和高年级同学参加的，同学们多是去观看。

这些往事已经离去很久了，但它们却总是能够引起我美好的回忆。马嘶，原名马守仪，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生于河北丰南县农村，一九五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唐山文学》主编，唐山市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

林希：迈进人生之门

少年时代，心潮澎湃，年龄只有十四五岁，却以天下为己任，虽不能负起救国救民的重担，但至少也想找到一条富国强民的道路。

开始走进中学大门，是在一九四八年。也是我生性不安分守己，不肯按部就班地读书，那时候学生们以“跳级”为能事，我更是“跳级”狂热者，总想着初中二年考高中，高中二年考大学，最后哪个学校的《毕业同学录》上也没有我的名字，我成了一个“学漂”。

就算是“学漂”吧，书总是读出来了。我们那一代中学生，中学时代要学到三种本领。第一个本领，写得一手好字，虽然算不得是书法，至少得“入帖”“出帖”，大庭广众，操起笔来敢“刷”，还不是画螃蟹。第二个本领，精通古文，不光是能够读懂古文，还要能够使用古文做文章。一篇古文，就是《古文观止》里面的文章，不光是读懂，还要从正论、反论写出文章，字数要和原文一样，也是文言体。不知道现在的诸位学子有没有这样的能力。第三个本领，精通外语，那时候不等中学毕业，上到初中，就能读英文小说了，《一千零一夜》《莎氏戏剧本事》之类的通俗读物，我们是在初中时期就读过原版的。一九四九年，一些外国侨民申请离开中国，到政府机关办理手续，大多是请一个普通中学生去做翻译。

如此，大家一定会想：那时候你们一定是死读书吧？你们的书包至少也会有上百斤重吧？

差矣。

我们那时候，学习生活非常轻松，没有人请家教，也没有补习班，就是上课，也吊儿郎当。读书嘛，那是触类旁通的事：中文课，老师讲了一篇《古文观止》，后面的几十篇就不必再等老师讲了；数学课，老师讲了一个公式，下一个章节，自己就明白了。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公式一个公式地只等老师讲，累死呀？

最最重要的是，那时候，一考进中学，就觉得自己迈进人生之门了。人生之门的最大特点，就是独立思考。

初进中学，年龄尚小，虽然不懂政治，但看到国民党统治后期的种种社会乱相，也感受到历史已经处于大变革的关键时刻，一个人民民主的新时代就要到来了。

中学里的读书生活非常活跃，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游戏，看电影也很少，学生除了功课，就是读书。那时候中学生们的课余生活很丰富，我读书的中学里就有好几个读书会，我参加了一个名为“老黑奴读书会”的课余读书组织。

我参加的老黑奴读书会，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是共产党地下组织“青联”的外围组织，参加老黑奴读书会，不需要审查，有同学介绍，爱读书（自然是爱读进步书籍），都可以自愿参加。

读进步书籍，是那时候的社会风气，那时候学生不读武侠、言情小说。现在常听人们谈及新中国成立前青年人的读书生活，说宫白羽、刘云若拥有广大的青年读者。其实，那时青年人不读宫白羽、刘云若。在学生中间，热衷于宫白羽、刘云若小说的，多是一些不求上进的大龄学生，即使不求上进，他们也只是偷偷地读这些书。

新中国成立前，几乎家家都订《大公报》。天津《大公报》上许多文章都深得青年读者喜爱，那时候青年间常常传告，一篇什么文章看到了吗？立即找来报纸。披露国民党政治腐败的文章，文笔犀利，立论确凿，读过果然豁然开朗。除了报纸上的文章，同学间更传阅着进步书籍，著名的《西行漫记》，就是那时候读到的。记得将这本书交到我手里的大同学再三嘱咐我，一定不要外传，而且限定时间，第三天一定要交还。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思想界更是分外活跃，一代作家的伟大作品，引导少年人走上启蒙道路。我们初读鲁迅，不可能对鲁迅作品有多深理解，但鲁迅先生“于满纸仁义道德间”发现了“吃人”二字，却教导我们和封建主义彻底决裂。而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呼唤，更激励我们走上独立思考的道路。鲁迅先生是我们的精神偶像，鲁迅精神教养了我们那一代少年。

至今，我为自己终生崇敬鲁迅先生感到骄傲，我更为自己能够沿着鲁迅先生指引的道路迈进人生之门，感到幸运。对于今天一些人诋毁鲁迅先生的行为和言论，我绝对不客气。一次在北京，和几个疯狂“作家”“幸会”，谈话间他们大肆诋毁鲁迅先生，我当场就站起来将他们一通痛骂。我对他们说，如果不是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呼吁，你们现在可能还是一群“或者做奴隶，或者做奴隶而不得”的群氓。你们今天能以作家的身份招摇，哪一个不是鲁迅先生拯救出来的孩子？

健康的读书生活，不仅使我们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使我们认识了社会，懂得了一点历史。学生们组织的读书社团，凝聚着不同兴趣的学生，在我参加的读书会里，有许多人对苏俄小说有浓厚兴趣。我们一起研读托尔斯泰，一起研读契诃夫，甚至研读高尔基，对于社会发展未来多少有了一些清醒认识，通过研读苏俄小说，我们进一步接触革命理论，我们更偷偷地读过《震撼世界的十天》，由此，也知道了十月革命的过程。

一九四八年秋冬季节，解放战场频频传来胜利消息，学校里除了极少数反动学生之外，大家都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欢欣鼓舞。也就是在这时候，共产党地下组织开始向解放区输送进步学生，我因为年纪太小，没有被输送去解放区，但是对于几位大同学的去向，我们都是知道的。后来，天津解放，这些同学进城后接收地方政权，成了军管会干部，让我羡慕了好大一阵。

一九四八年没有去解放区的同学，后来参加革命的热情更高。天津解放第三天，我们去学校，才走进校门，就听见后面大操场上锣鼓喧天，匆匆跑到操场，正看见解放军战士和我们同学在扭秧歌，我们小同学腼腆，站在一旁看，解放军战士招呼我们参加进去，一起扭秧歌。同学们扭着秧歌，学唱进步歌曲，记得我们学会的第一支歌是“正月里来是新春，家家户户挂红灯，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亲人解放军……”

学校复课，掀起了报名南下的热潮，军管会贴出布告，欢迎青年学生参加南下工作队，还解释了南下工作队的任务、性质、参加条件。我那时候只有十四岁，也不问够不够条件，抢先就报了名。就在等着批准的时候，人家南下的同学开始离校了，只有我们几个小同学还在等着南下。

没参加成南下，看到报纸，革命大学、华北大学招生，华北大学招生要求起码十八岁，我们自知不够条件，革命大学条件宽些，我们几个小同学就凑一起去报名。革命大学报名处在现在的河北路，很是走了一段路，终于找到革命大学报名处。报名处几位军队干部向我们问：“你们做什么呀？”我们回答：“报考革命大学。”干部一听就笑了：“你们多大了？”有人说十四，有的说十五，干部听了更觉好笑。一个干部向院里招呼，请他的战友们一起看看今天来报名的小鬼，呼啦啦来了好多人，将我们几个孩子围住，一个干部将我举起来，笑着对我说：“小朋友，回去好好读书，等你长大了，再参加革命吧。”就这样，我们几个人被人家一个个抱出来了，抱到报名处门外，解放军干部还问我们：“认识回家的路吗？”

六十年过去了，回想我们这一代人走过的道路，心中充满着骄傲和自豪。尽管我们没能做出惊天动地的贡献，但我们无愧于伟大的时代，我们为拥有忠诚执着的理想而感谢生活。林希，原名侯红鹅，一九三五年生于天津。师范学校毕业后，曾经做过教师、编辑。一九五五年受“胡风事件”株连，被定为“胡风分子”，一九五七年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从此被送往工厂、农村、农场劳动，种过地，挖过河，做过清洁工，勤杂工。十年内乱中更被触及心灵，触及皮肉。一九七九年右派错划得到改正。一九八〇年重新回到文学工作岗位，先做《新港》杂志编辑，后为天津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柳萌：中学时代的启示

回想成年以后能够做点事，学会用笔倾诉心中的话语，就不能不想到中学时代的日子，因为后来从事的职业，正是从那时起步的。

如果按现在要求学生的标准，衡量我在中学读书的情况，我可算不上是个好学生，除了自己喜欢的课程以外，诸如数学、理化、外语等课程，几乎从来未得过高分。中学时代是怎么过来的，连我自个儿也说不清。幸亏那会儿家长管束不严，学校也没有拧得像现在这样紧，不然那会儿我一准得逃学，恐怕连后来的一点知识都会跟我无缘，岂不是白白地混过那段黄金时光。不过也有值得骄傲的事情，我读书的学校是天津一中，在当时是全市数一数二的中学，就是现在在全国也排得上，可以说跟赫赫有名的南开中学齐名。这就使得我的中学时代总还有点光彩。

别看这所学校这样有名气，读书环境在当时却很宽松，打个不很恰当的比喻，有点像个百树丛生的林子，什么鸟儿都有可心的枝头栖息。照现在一般人的想法，这样著名的重点学校，应该更看重数理化课程吧，其实并非完全如此，就是所谓的小三门儿音体美，在这里上学时也是颇受重视的课程。别的学校的体育课，每周只上一堂课，这所学校每周上两次，体育不及格照样留级。音乐和美术课也不能马虎。在这所中学读过书的科技人才不少。在一本天津一中同学录中我曾经看到，有许多校友都是国家建设部门的业务骨干。就是文艺体育方面也出了不少的名人，像我知道的游泳健将穆祥豪、穆祥雄兄弟，男子篮球国手白金申，乒乓球国手王志良等，都在这所学校读过书。文艺方面的人才，像著名歌唱家李光羲、已故的话剧表演艺术家金乃千、在《四世同堂》中饰演大少爷的郑邦玉，以及作家林希、赵玫（这所学校招收女学生，是在我离开以后的事情，有次跟赵玫聊天才知道她在一中读过书）等人，他们的事业都是从这里起步的。

我在天津一中读书那会儿，学校里有不少的文体组织，像新闻通讯社、话剧社、歌咏队、篮球队、排球队、田径队等，都给学生提供了活动的机会，更使学生的爱好得到了满足。当时的天津一中，没有女学生，从初一到高三，都是男学生，演话剧的女角色，就由男生扮演。那会儿我不认识金乃千，但是他在天津一中很出名，就是因为在话剧队里，他常常扮演女角儿。爱上话剧演出以后，金乃千报考了中戏，毕了业成为名演员。后来他和我都到了北京，彼此交往也就多了起来，每每回忆在一中的时光，说到他男扮女角的事，我们两人总忍不住哈哈大笑。著名的篮球国手白金申，在一中的时候比我高几个年级，我经常站在操场边看他打球，所以那会儿就知道他的大名，当时全校师生通称他“大白”。现在人们一说起名人来，好像非得全国皆知才算，其实无论大小地方或单位，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名人。穆家兄弟、白金申、金乃千等人，当时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就是一中的名人。他们给学校争得的荣誉，更是让我羡慕不已，暗地里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像他们那样，给学校做些有光彩的事。

当时，我比较喜欢文学，尤其喜欢诗歌，只要有时间就跑书店，找一两本诗集，抱着在柜台边上看。不需要花钱买，却能长知识，这叫“蹭书”看。艾青、鲁藜、田间、闻一多、戴望舒等新诗人的诗，莱蒙托夫、普希金、雪莱、海涅等外国诗人的诗，徐志摩、朱自清、冰心、巴金这些作家的散文，还有一些翻译的外国小说，我都是这么蹭着看的。看蹭书起码有两个好处，一是不花钱老看新书，二是不像借书那么麻烦，除此而外还有个更大的好处，促使你必须专心致志地读书。当然，那会儿中学里的功课，也不像现在的学校，安排得紧紧死死的，不让学生有个松动的余地。

说起看“蹭书”来，我想起一件事。那会儿天津有位作家叫刘云若，他写的小说大都是城市里的故事，跟我们的生活很贴近，大家自然很喜欢读。有次和几位同学读他一本小说，小说里讲的故事发生在天津马场道一带，我们几个孩子信以为真，几个人一合计，放了学就急匆匆地跑到马场道，寻找书中说的那个红门大宅院。见到一个红门大院就向里扒望，还边看边议论是不是这家，如果觉得不像，又继续往别处找。正当我们几个人趴在地上，从一家大院的红门缝向里瞧时，忽然被人从背后踢了一脚，回头一看是位中年男人瞪着我们。他以为我们是小偷，要送我们到公安局去，我们一边央求一边说明情况，直到我们把一中校徽亮出来，他这才放心地让我们走开。可见那时候我们是多么痴迷于文学。

孩子们都是善于模仿的，一旦有了自己认定的理想，总要悄悄地幻想着实现。我喜欢上诗歌以后，开始并不敢写诗，就先从写小稿学起，心中却暗暗地打算，争取将来当个作家。我把想法说给一位高年级的同学，他就介绍我参加学校新闻社，我想这样也不错，即使成不了作家，当个记者也很好，跟自己的理想不也蛮接近吗？从此，我成了一中新闻社的成员，跟着高年级的同学一起，在学校出黑板报、编油印报，同时向报社、广播电台投稿，课余的时间显得特别充实。

那会儿天津市的中学生，每几年就开一次运动会，一中有开展体育运动的传统，一中的运动员总要拿些好成绩，全校师生就会大受鼓舞。我们学校新闻社的成员，在这时候也格外地来劲儿，学着新闻单位叔叔阿姨的样子，分成记者、编辑、出版几拨儿人，大家分头开展各项活动。我那会儿的语文比较好，尤其是作文在年级中数得上，这时通讯社就让我当小记者，采访运动员，写大会花絮，然后发表在学校黑板报、油印报上，有的还在报纸或电台转发。这样一来，我对写作的兴趣更浓了，促使自己向更高的水平攀登，一来二去地有了努力的方向。

真正想从事文学写作，是在我写了一篇文章，由《天津青年报》发表之后。老师告诉我，这样的文章叫散文，只要经常地写下去，慢慢就会熟悉了。经老师这么一点拨，我心里开了窍，觉得自己还能写，从此，就更加用心了，有意识地朝着这方面发展。只是自己的天分差，而且只想着写作，忽视了认真读书，终成不了大气候。说起来这些年在编辑工作之余，也经常发表些散文随笔，算是实现了早年的理想，但是跟我同时期学习写作的人比，我这些东西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之所以跟同辈人拉开了距离，天分不及人家当然是主要的，但是还有个不可忽略的情况，这就是我没有好好地读书，也就是说，先天的基本素质欠缺，加之后天的勤奋不够，再美的理想，再好的向往，都很难达到自己欲求的程度。

从中学校门走出来，进入社会开始工作，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我由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年，成为现在日渐衰老的长者，其间经历多少事情啊。无论是喜的是忧的，无论是大的是小的，有许多事情让我激动过，但是最让我感激不尽的，莫过于中学时代的生活。这一段生活的时间，其实并不是很长，然而对于人的一生，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就如同一座房屋的根基，夯实了才会盖起高楼大厦。回想成年以后能够做点事，学会用笔倾诉心中的话语，就不能不想到中学时的日子，因为后来从事的职业，正是从那时起步的。没有最初的爱好，没有学校的培养，就很难成为人才。

哦，中学时代，霞光一样美好，黄金一样珍贵。它是那么重要，然而，又是那么短暂。谁在这时候有个坚定的起步，一生都会拥有享用不尽的财富。谁在这时候虚掷时光，谁就会在今后懊悔莫及。这就是中学时代给我的唯一启示。柳萌，天津市宁河县人，一九三五年十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在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年月，最好的年华被无情毁弃，人到中年才恢复平静。重新走上编辑岗位后，曾在乌兰察布日报社、工人日报社、新观察杂志社、中国作家杂志社、作家出版社、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小说选刊杂志社供职。现为《小说选刊》杂志顾问。

陈漱渝：嗜好的读书主动的学习

雅礼中学是一所跟美国耶鲁大学有着历史渊源的教会学校，到今年（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已有一百零六年历史。校歌唱道：“昆仑渤海之间，五千年民族。万里长江大河，助文明发育。地球旋转无停，惜光明易逝。吸取欧美文明，乃吾修素质。东方西方圣人，劝为善则一。悠久博厚高明，惟至诚无息。校中彝训长垂，尚公勤诚朴。君子中日乾乾，集大成可志。”副歌是：“经天纬地才能，由学问成就；及时奋发精神，好担当宇宙。”校歌前两段的歌词内涵我并不懂得，但副歌中的这四句话我却铭记了大半生，激励我身处逆境而毫不退缩。

雅礼中学位处湖南长沙，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九日迎来了她的百年诞辰。因为小学升中学时跳了一班，入学后立马留了一级，所以我在这所名校整整待了六年半。那时家庭穷困，因为交不起学费，开学时常常最后才能领到布制的校徽；数理化又都学得不好，特别是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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