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海贵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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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道探胜试读：
第一章 深度报道的起源与历史演进
第一节 深度报道在西方的起源
深度报道（In-depth Reporting）这一概念起源于西方新闻界，其中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和解释性报道（Interpreta-tive Reporting）是其最重要的两种报道形式。
一、调查性报道在美国的发韧
在美国，调查性报道滥觞于20世纪初的黑幕揭发运动。1902年底，《麦克卢尔》杂志发表的3组重要报道——林肯·斯蒂芬斯写的《城市的耻辱》、艾达·塔贝尔写的《美孚石油公司的历史》和雷·斯坦纳德·贝克写的《工作的权利》——标志着美国新闻界揭露丑行报道的开始。从1902年至1914年，美国报纸发表了大量调查性报道，集中揭发美国社会腐败现象，被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称为“扒粪者”。
这场黑幕揭发运动无疑为美国调查性报道发出第一声呐喊并拉开了声势浩大的序幕，学者展江对此曾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认为，黑幕揭发运动是“由美国杂志新闻事业发起的一场揭露社会转型期大量出现的社会弊病的社会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由一批立志改革的社会精英撰写和创作的新闻与文学作品，广泛揭露了社会转型的副产品——官商勾结、贫富悬殊、假货泛滥这类社会丑恶现象，使20世纪第一个10年成了大声疾呼改革的时代，从反面帮助了一个民族重新[1]发现了它的良知”。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黑幕揭发者，如林肯·斯蒂芬斯、艾达·塔贝尔、威尔·欧文、戴维·菲利普斯等。他们把“扒粪者”当作无限光荣的头衔，以能够揭露社会真相而自豪，尽管他们的作品中尚带有较大的主观色彩，与成熟完备的调查性报道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
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的调查性报道又一次达到了巅峰状态。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对“水门事件”的调查性报道，直接导致了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的被迫辞职，调查性报道的威力可见一斑。此外，还有很多调查性报道记者名噪一时，如拉尔夫·纳德、西摩·赫什、杰克·安德森、德鲁·皮尔逊等。这些新闻记者“挖掘报道了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卡车司机工会、犯罪集团和腐败政客的问题”[2]，他们为调查性报道的日臻完善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一时期的调查性报道已经是建立在客观性基础之上的，是经过记者长期、艰苦的调查，充分挖掘事实真相、剖析问题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调查性报道。为了使这种调查性报道理念得到传承和发扬，1975年，美国成立了调查性报道记者与编辑协会（Investigative Reporter and Editors, Inc.），调查性报道从此正式确立了它在新闻界的地位。
二、解释性报道的诞生和发展
解释性报道的诞生和发展则有着与调查性报道不尽相同的时代背景。一直以来，西方新闻界严格奉行客观性的报道原则，甚至把客观性内化为记者的职业理念，以“倒金字塔”式为代表的写作形式被奉为新闻报道的经典样式，所有新闻从业人员都视客观、中立、不带感情色彩的报道为最高标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两次大的社会危机先后来临，给美国新闻界带来了巨大的震动。
这两次社会危机分别是1919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它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让世人感到猝不及防，没有半点预示似地突然发生了。事实上，当时的记者队伍中有相关方面的专家，是可以就观察到的前兆性的社会现象进行解释和分析的。然而，客观性原则要求记者只是原原本本地记录发生的事实，对这些事实背后的意义和联系却不容置喙，这才造成了危机“突如其来”的假象。美国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说道：“各种事件接踵而至，而这些事件本身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于是，一个‘为什么’变得与‘是什么’同样重要的时代开始了。当时，如果驻白宫的记者仅仅报道发生了什么而[3]没有提供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含义，那他只完成了一半工作。”西方社会危机的惨痛教训促使新闻界人士不得不开始反思，纯粹客观的事实报道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前，是否缺失了社会感应器的现实功能？
1923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时代》（Times）创刊，该杂志的创办人亨利·劳斯（Herry Lowes）在消息深加工和新闻背景介绍上下工夫，并将新闻分为快新闻与慢新闻两种，类似于今天的动态消息和深度报道。亨利·劳斯自称《时代》是“新闻事件的注释家”，其对解释性报道的产生起到直接推动作用。1933年，美国报纸编辑协会通过决议，承认并强调新闻的解释和分析，解释性报道的名称和地位正式确立。1938年，麦克道格尔（Certis MacDougall）教授修订出版了自己6年前的《新闻报道入门》一书，并更名为《解释性报道》，使得解释性报道在理论上得到了系统化的完善。
由于解释性报道的出现，西方新闻界关于客观性的信念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名为《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著名报告，提出当下社会需要的是“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可[4]信地报道事实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报道关于事实的真相”。这份报告使社会责任论代替自由主义理论逐步被新闻界所接受。尤其经过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麦卡锡反共运动——其时新闻记者“有闻必录”地报道参议员麦卡锡的对国务院“共产党员”的虚假指控，待到真相大白之时，新闻界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客观报道不再认为是不可打破的神话，解释性报道的时代真正到来了。
1960年，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University of Nebrasks）新闻学院副教授尼尔·高普鲁（Neale Copple）出版了《深度报道》一书，明确提出深度报道是“以今日的事态，核对昨日的背景，从而说出明日的意义来”，从理论上和学术上稳定了深度报道的地位。
1978年，《世界大百科全书》把深度报道列为20世纪美国新闻发展的一大趋势。同年，美国的调查性报道中心成立。1985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开始设立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性报道两个专项奖。至此，深度报道已深深扎根于美国新闻界，也扎根于媒体从业人员的内心。
当电子媒体快速传递信息的特性令印刷媒体望尘莫及的时候，寻求新的报道方式与电子媒体抗衡就成了报纸的当务之急。而随着深度报道慢慢成为报纸常用的“重磅武器”，电子媒体不甘寂寞，对于以往不敢问津、难以驾驭的深度报道形式也开始跃跃欲试了。
美国三大电视网（ABC、CBS、NBC）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严肃的新闻报道节目，每年会制作几部调查性报道，70年代后开始走向繁荣。例如，1968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推出电视新闻杂志节目《60分钟》，该节目是美国调查类电视新闻报道的先驱者，也是美国唯一一个定期播出的时长为1小时的电视新闻专题。英国的调查性报道起源于60年代初期，动荡的年代为调查类报道提供了生存的条件。从1963年开始，Granada电视台开始播出系列时事调查片《世界在行动》。这个栏目每集长度约为26分钟，被誉为是英国400多年以来最大型、最成功的调查性报道。英国广播公司（BBC）也在同时制作了类似节目，同样获得巨大成功，并引起全国[5]调查性报道的热潮。自1970年《读卖新闻》首创解释性版面以来，日本各报纷纷创立解释栏或解释版。此外，广播电视也异常重视这一业务，如日本广播协会（NHK）设有专门的解说委员室，它们制作的不少优秀的解释性报道如《二二六事件被掩盖的真相——陆军军法[6]会议秘录》等，为电子媒体节目的深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电子媒体对深度报道的涉猎，开拓了新的报道方式，思索着新的报道领域，也促使电子媒体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三、深度报道的内涵和外延
深度报道从一开始在西方新闻界出现，就不是以一种独立的文体形式存在，它是将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等报道形式囊括其中，并在报道领域上较之这两种报道更加广阔，形式上也更加自由，如特稿、预测性报道等部分作品也可归属与深度报道的范畴之内。
深度报道在西方的起源，是社会转型这一宏观历史背景的产物，也是西方新闻界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新的报道方式。一方面，从客观上讲，深度报道的出现满足了西方读者水平的提高和需求的扩大。20世纪以后，西方读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加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瞬息万变，读者已经不再满足于报纸提供给他们简单的日常信息，而要求得到更加翔实和更有意义的解释分析。另一方面，从主观上讲，深度报道也是媒体自身发展的需要。客观报道的种种局限性不仅束缚了记者的思维和手脚，更使新闻界面临着公众的信任危机。同时，在与电子媒体激烈的交锋中，报纸逐渐意识到自身的特质所在，即文字具有理性、深入分析问题的先天优势。这一切都促使西方报纸扬长避短，在报道的深度上下工夫。[1]展江：《惊天动地的改革呐喊》，译序，展江、万胜（主译）：《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1），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1页。[2]刘明华：《西方新闻采访与写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3]转引自李良荣：《西方新闻事业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1页。[4]〔美〕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展江、王征、王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页。[5]朱强、雨晨：《调查性报道在国外》，载《南方周末》，2004年6月10日。[6]芮必峰、姜红：《新闻报道方式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8页。
第二节 深度报道在西方的现状
自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诞生以来，它们就一直在西方媒体中各领风骚。拿美国新闻界为例，“在1917—1992年颁发的580项新闻奖中，调查性报道摘取了40%的奖项。目前，调查性报道的比重约占整个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的三成左右，与解释性报道和客观性报道[1]三足鼎立。”翻开美国的报纸，从体裁上看，解释性报道占了大部分的报纸版面，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一些著名的大报，解释性报道占了70%以上的版面。而英国、法国、[2]日本等国，一般都占据50%左右的报纸版面。深度报道在西方新闻界的地位之重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深度报道在西方的发展历程却并非一帆风顺，报业大规模兼并、娱乐化浪潮和新媒介技术的冲击，都曾使深度报道面临一次又一次的危机。西方的深度报道不断地与社会中各种现实力量进行博弈，试图在新闻专业主义和媒介市场化的对抗中找到平衡的支点。
一、媒体集团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损毁了新闻的报道质量
西方媒体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出现大规模集中化，经过十几年的兼并、联合，使西方媒体高度集中，数家大公司控制着西方绝大多数的媒体。譬如，美国报业集团拥有全美80%的报纸。一般来讲，报业集团编辑有两个头衔：编辑和大企业的副总经理。许多大报编辑[3]是百万富翁，他们的报酬直接来源于报纸的盈利。这大大不同于美国以前的状况。60年代，大部分的报纸多由私人拥有，家族式的经营使得美国最好的报纸能够抛开狭隘的利益，去追求相对高尚的、独立的新闻报道。而如今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报业集团对经济利益的追逐破坏了传统新闻的价值观。一旦遇到经济滑坡、广告收入下降等恶劣情况，媒体集团首先想到的就是缩减报纸版面、减少员工或控制开支来应付经济危机，即使在日常的时候，经济的压力也像是悬在每个编辑、记者头上的一把利刃。在这样的威慑下，许多报纸的报道质量都打了折扣，而投入成本高、制作周期长、社会风险大的深度调查性报道在媒体集团的眼中就成了与利润率相悖的存在物。
二、全球娱乐化浪潮湮没了公众对深度报道的理性思考
今天，娱乐化的浪潮正在汹涌地向全球媒体袭来，大众传媒功能中娱乐的功能被无节制地扩张。在西方媒体中，报纸的娱乐版面和电视的娱乐频道所占的比例很高，有的甚至能够达到90%以上。严肃的新闻节目也开始以娱乐化进行包装，采访明星、制作花絮、闲扯漫谈，所有娱乐化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俄罗斯等国的女主播以“脱”吸引眼球的做法更属娱乐化、庸俗化的登峰造极之举，至今仍为整个新闻界所诟病。仔细追究起来，媒体的娱乐化趋向是为了迎合受众的兴趣，因为受众的兴趣即是广告投放所在，对快乐的追求是人的天性，而对利润的追求使得媒体娱乐化之势愈演愈烈。归根结底，娱乐化是媒介市场化在作祟。媒体娱乐化削弱了大众传媒的其他社会功能，如协调社会、监测环境等。同时，当人们沉浸在娱乐带来的集体狂欢和无限享受中时，也渐渐失去了对深度报道的理性思考。他们只看娱乐化的报道，从厚厚的一摞报纸中抽出娱乐版或体育版来阅读；掌握在手中的遥控器往往指向搞笑的娱乐节目或电视剧。他们没有耐心读得下长长的深度报道，严肃的电视新闻节目也会令他们翻转频道。媒体的娱乐化浪潮湮没了受众的理性，而受众对娱乐的追逐又助长了媒体变本加厉的娱乐化。这种趋势尤其在西方电视领域表现得极为突出。
三、新兴媒体互联网的冲击改变了传统的新闻阅读方式
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是有目共睹的，拿美国为例，1964年，81%的美国成年人是报纸的固定读者；到2000年，这个数字只有[4]55%，年轻人最不愿意读报。而导致报纸读者群减少的最大因素就是互联网的蓬勃兴起。互联网呈现给受众的是一种全景化的新闻，在线传播的互动性、超链接、个性化等特点，强烈地吸引了正在疏远媒体的新闻受众，这对于新闻信息传播本身来讲的确是一种福祉。然而，在网络上阅读新闻的方式与读报纸新闻有很大的不同，网络上的海量信息及丰富的超链接会牵扯和分散受众的阅读注意力，受众很难进行深入阅读。除非受众心中早就定下了阅读新闻的特定目标，在打开网页的同时就直奔主题而去，否则，难免会在枝蔓的阅读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散漫起来。也就是说，网络新闻阅读方式的“碎片化”严重影响了网络深度报道的阅读率；另一方面，传统媒体读者的流失却是不争的事实，由此，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也随着阅读率的下降而导致影响力减弱。
基于上述种种现实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涉及严肃话题的深度报道在西方新闻界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衰退，但从社会影响和报道深度而言，西方深度报道在总体上仍保持优秀的质量。事实上，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面对新媒体的挑战，很多西方新闻传播学者们就在不断地思考未来报纸的走向，其中《报纸的再生》一书提出的基本观点得到新闻传播界的普遍认同。那就是：报纸的真正生命在于报道质量，核心是硬新闻；新闻、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才是报纸真正的[5]优势所在。正是由于人们尚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深度报道的价值和挽救报业的关键，这就注定了西方新闻界不会在偏离深度报道的路上越走越远。
当美国经历了2001年那场“9·11”恐怖袭击后，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新闻界的某些现状。在那以前，大多数美国人已经越来越不关心新闻，他们沉浸在轻松娱乐的谈话节目或肥皂剧中，对严肃的调查性节目失去了曾经的热情；他们迅速浏览着网页，寻找自己感兴趣的简明信息甚至只是新闻标题；他们远离报纸，只看电视或者上网；他们尤其远离硬新闻。为了迎合受众市场，媒体则尽可能制作符合读者和观众口味的产品，尤其是电子媒体，真正的新闻信息量少得可怜，“如果你连续几星期收看电视网的电视新闻，不阅读任何一张报纸、杂志或书籍的话，你将会与最重大的新闻擦身而过，对整个世界发生了什[6]么事情也缺乏真正的了解”。美国人对政治新闻和国际新闻的远离，逐渐使深度报道的读者数量下降，尤其是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生活在图像时代和网络时代，缺少对传统报纸的忠诚度。但是“9·11”事件之后，新的变化出现了。美国人开始高度关注新闻，报纸的发行量比平常超出了数百万份，电视新闻和网络新闻也赢得了比以前多数倍的观众。这就是说，一旦发生重大突发性事件，大众传媒的最基本功能就会立刻得到凸显，所有的媒体都头脑清楚地作出判断，新闻而不是娱乐才是媒体的核心。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因为人们的神经不可能一直像这样紧张，如饥似渴地获取新闻，希望得到事情的进展和解释，但是它充分说明了人们需要新闻，尤其是重大新闻对人们的生活是重要的和必需的。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调查栏目《60分钟》自1968年创办至今已将近40年，它素来以备受争议的话题和调查性深度报道而著称，令世人瞩目。作为CBS的王牌节目，《60分钟》曾连续5次成为美国收视率第一的电视节目，它是美国历史上最长、收视率最高的10个节目之一。调查性报道确立了《60分钟》在观众心目中的权威地位，加上明星记者主持和讲故事的报道手段，更使之成为美国新闻界几十年长盛不衰的神话。但现在此类调查类节目的生存受到了严峻挑战，节目时间压缩了，像每集“60分钟”里调查类的报道节目长度往往只有12分钟。由于制作成本和制作周期都在上升，节目面临着资金断层的压力；制片人则认为受众对严肃的新闻调查不感兴趣，因此从事此类报道的记者纷纷改弦更张，制作更能吸引观众的节目。如今，《60分钟》团队核心人员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了70岁，即使队里的“小伙子”斯蒂夫·克罗夫特也已年过半百。随着明星记者的日渐老去，加上创始人离开、台柱辞职、失实报道引发公司巨变[7]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60分钟》正处在历史转折的关口。由于CBS的《60分钟》具有典型的代表性，考查它的发展历程，就能够对美国电视调查类节目的发展脉络形成大致的了解。电视深度报道不缺少观众，制作调查性报道栏目本身也是能够盈利的，关键在于如何平衡市场需求和报道质量。到底是由于压缩调查性报道节目时间而导致《60分钟》观众的流失，还是观众的流失导致调查性报道节目时间越来越短，或者两者互为因果？这就陷入了一个怪圈，一方面《60分钟》为了挽回观众，节目被制作得越来越“软”；而失去调查类节目鲜明个性的《60分钟》却更加容易遭到观众的抛弃。英国的情况与美国相似，“在鼎盛时期，无论是哪一类的电视台都有调查性报道，当时英国每年出产300部，现在只有25部”。尽管西方电视调查性节目的现状令人担忧，“但是就涉及的深度和影响来说，还是很不错
[8]的”，西方新闻传播学者们对调查性报道的前景仍然持谨慎乐观态度。英国调查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加文·麦克法蒂安（Gavin Macfadyen）认为：调查性报道在西方并未出现“整体意义上的衰落”，只是其语[9]言和形式越来越新颖，更倾向于寓教于乐。更为重要的是，印刷媒体上的深度报道所占的分量不仅没有减弱，其相对于电子媒体的优势反而更显得突出。
四、在新媒介环境中的坚守
美国最优秀的报纸在最近几十年里，都是从报道题材单一、简略的新闻转向报道题材复杂、解释更加详尽的新闻。因为美国社会和经济越来越复杂，真正负责的新闻也会随之如此变化。对于报道深度的挖掘，印刷媒体向来比电子媒体略胜一筹。2001年8月，CBS的丹·拉瑟报道提到，布什总统宣布有限制地使用胚胎干细胞进行医学研究的演讲时，对电视观众说：“老实说，广播或电视来做这个报道有些困难，因为它要求一定的深度才能把复杂性讲清楚，因此我认为我们建议如果您真的对这个感兴趣，最好明天读一份好报纸来了解详细情[10]况。”这也是人们普遍的看法。西方报纸有着悠久而光荣的深度报道传统，它们的深度报道记者是全报社最优秀的人才，执著、睿智、敏感、不畏艰辛而富有正义感。美国最高新闻奖普利策新闻奖每年的获奖作品都有大量的深度报道，这些深度报道持续构筑着人们对传统报纸的忠诚和信赖。
电视也做深度报道，但除了极少数杰出代表——如公共广播公司（PBS）的《前线》（Frontline）和CBS的《60分钟》等——以外，电视在做深度报道时仍是比不上报纸。事实上，很多电视新闻是从报纸那里获得，作为社会当下影响力最大、传播面最广的媒体，电视承担的最主要功能是让人们接触即时新闻，而报纸则提供给人们更多的解释。
同样，新媒体的兴起也不可能否定深度报道是报纸的强项。“汽车之所以能取代马匹和马车，是因为它能更有效率地把人们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当——如果——互联网和它的产物能在收集、整合和传播新闻方面和报纸有同样的优点时，互联网就能流行起[11]来。”西方学者从互联网的技术和传播方式层面对其流行做出了解释，也指出了互联网的劣势，如只能在屏幕上阅读新闻，不能折叠、携带、撕扯和夹在腋下，用完之后也不能保存或重新利用等，同时满怀信心地确认了报纸地位。在新的媒介环境中，报纸的传媒角色更加得到了强化，那些真正严肃的、优秀的报纸以提供系统化的信息、解释和评论为己任，把深度报道视为整张报纸的灵魂。
西方的深度报道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时间的兴盛，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是新闻从业人员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孜孜不倦的追求；二是西方媒体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体现为新闻自由和客观性原则。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黑幕揭发运动开始，调查性记者就逐渐把新闻专业主义内化为其调查性行为的职业准则。他们不仅在新闻实践中用“社会责任论”深化了新闻自由的内涵，即由自由放任转为自我约束，而且赋予客观性原则更加成熟和理性的理解。正是由于对新闻理念的坚守，才使得在市场理念越来越盛行的当今西方新闻界，还存在众多为捍卫新闻原则和公众利益而勇敢揭露事实真相、记录真实历史的新闻从业者们，也保证了西方深度报道的生产数量和优秀品质。
另一方面，西方媒体的所有制形式以私营为主，媒体相对独立于政府。如美国《60分钟》栏目资深编导哈瑞·莫赛斯在谈到《伊拉克的军法审讯——伊拉克监狱美军虐待战犯报道》这部新闻片播出前，曾经接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将军“请求”不要播出的电话，但最终该片还是正常播出。“压力从政府来的情况非常少见，如果影响国家安全，政府会要求先不播出，我们可能会采纳，但这是非常罕见的。迈尔斯将军打电话来的时候，只能‘请’我们不要这样做，而不是‘命令’。商业机构根本没有办法给我们施加压力，最多[12]不接受采访请求。”西方媒体相对独立的机制为深度报道的运作营造出相对自由的空间，而被称作“第四权力”的西方媒体则因其有影响力的深度报道更加显得权威。
在新闻理念和市场理念的交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经常要面对令人沮丧或愤怒的现实。因此，在西方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即非党派、无营利调查机构或组织的创办，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公众诚信中心（CPI）和英国调查新闻中心。美国公众诚信中心从1990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公共政策领域进行调查和报道，至今已发表了250多篇调查性报道和出版了13本书籍。该中心的创建人及总监查尔斯·刘易斯（Charles Lewis）就是因为对调查性报道现状的失望才离开《60分钟》，转而创建CPI，不受版面或节目的限制，独立进行调查性报道，做纯粹意义上的调查性报道，成为刘易斯的职业选择。英国调查中心主任加文·麦克法蒂安（Gavin Macfadyen）近10年来制作《动态世界》系列时事调查片。该系列调查片被誉为是英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型、最成功的调查性报道。而早在1975年成立的“草根组织”IRE（Investigative Reporter＆Editor Inc.，调查记者与编辑组织），正在发挥它在调查性报道领域中的重要作用，为美国甚至全世界的新闻记者提供一个研究调查性报道的论坛，并保护调查记者的各项权利。众多独立的调查机构或组织纷纷成立，为西方深度报道的持续繁盛输送着不竭的动力。[1]杜骏飞：《深度报道写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第82—83页。[2]李良荣：《当代西方新闻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9页。[3]〔美〕小唐尼·凯泽：《美国人和他们的新闻》，党生翠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1页。[4]〔美〕小唐尼·凯泽：《美国人和他们的新闻》，党生翠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2页。[5]引自李良荣：《当代西方新闻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页。[6]〔美〕小唐尼·凯泽：《美国人和他们的新闻》，党生翠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61页。[7]朱强、雨晨：《调查性报道在国外》，载《南方周末》，2004年6月10日。[8]辛望：《中外调查记者职业生涯现状》，载《青年记者》，2006年第12期。[9]张威：《IRE、调查性报道与中国观照》，转引自传媒学术网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10]〔美〕小唐尼·凯泽：《美国人和他们的新闻》，党生翠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7页。[11]〔美〕小唐尼·凯泽：《美国人和他们的新闻》，党生翠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06页。[12]《中美调查记者在汕头大学的一场对话》，朱雨晨记录，转引自http：//www.xi-ci.net/main.asp？doc=40068850。
第三节 深度报道在中国的起源
一、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说
如今，深度报道作为针对重大新闻题材所采用的一种报道方式，越来越受到全世界媒体，尤其是纸质媒体的高度重视。早在1921年，深度报道在西方报纸上流行伊始，中共领袖周恩来在早年参加革命时就提倡对新闻事件的报道要“溯其根源、求其真相、判其出路”，他认为“现象一日千变，简单之消息，每与前后矛盾，缺乏有系统之[1]排列及有条理之叙述，故长篇通讯终不可少也。”这些对深度报道自觉提倡的早期论述，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关于深度报道在中国的起源，我国新闻界曾作出过界定，即深度报道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时涌现出一大批深度报道的代表作品，如《大学生成才追踪记》（1985年12月13日至28日）、《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1986年6月17日）、《红色的警告》（1987年6月24日）、《黑色的咏叹》（1987年6月27日）、《绿色的悲哀》（1987年7月1日）、《命运备忘录》（1987年12月2日）、《关广梅现象》（1987年5月12日）、《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1987年10月6日）等等。这些深度报道给当时的中国新闻界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使整个新闻界的精神为之振奋。1986年，全国好新闻评选设立了深度报道奖项；1987年，被新闻界业内人士称为“深度报道年”。因此学者们普遍认为“对于我国新闻界来说，深度报道是一种崭新的新闻理念，到目前[2]为止，我国的深度报道实践不过经历了短短的20年。”不可否认，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新闻界深度报道的勃兴，固然给我国新闻改革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深度报道的操作手法使沉闷多年的中国新闻界耳目一新，然而，从学术研究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起源时间的说法是让人质疑的。
二、深度报道溯源百余年说
与中国的深度报道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普遍观点不同的是，经过进一步的考查与论证，深度报道的起源应该向前推进百余年。
1.发端于《循环日报》和辛亥革命时期
有学者曾经提出中国深度报道发端于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之时，“这份报纸……是以‘立言’为目的，即利用报纸纵论中外形势，指陈时弊，褒贬得失并提出建议，可以说已初步运用[3]了深度报道解释和揭露的功能。”但是这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的“指陈时弊”究竟算不算得上是深度报道，是值得考量的。王韬时时以社论抨击清廷的官僚，宣传改革，影响中国对外政策，如此作为，自然是让报界同仁心生敬佩，然而“王韬的报纸……经常刊登社论，[4]且多出自王韬本人手笔”。显而易见，《循环日报》的社论是算不上深度报道的。
早期中国报刊也会刊载社会调查之类的稿件，据方汉奇先生的考查“是从戊戌维新时期开始的。当时出版的《经世报》（杭州）、《农学报》（上海）上，就刊有关于各地物价、土产和税收等方面情况的[5]调查材料”。不过，经过调查写出的稿件，并不一定就是调查性报道。新闻界普遍认为，调查性报道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记者独立展开调查；第二，（被调查方）存在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第三，这种行为试图被掩蔽。符合条件才是真正的调查性报道。考察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时代特征，那些社会调查稿件并不是记者独立展开调查得来的，也不是新闻媒体的独立行为，只不过是某些调查材料在报刊上的呈现而已，不属于调查性报道，更不属于深度报道。
还有学者提出，“深度报道在我国也许并不陌生，过去我们写得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报道也可列入深度报道范畴。早在辛亥革命时期，适应纷繁复杂的革命斗争形势，纪实、解释、述评性的新闻乘时涌现，不少作品夹叙夹议，条分缕析，翔实生动，颇受欢迎，如《广州血战[6]记》、《调查河口情形记》等。”从辛亥革命时期追寻深度报道的诞生，不拘泥于权威的定论，其意义相当重大，这说明深度报道的观念已经悄然渗透于新闻操作本身，而不仅仅是称谓上的认定。但只是着眼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深度报道，未免仍显不足。按历史发展依次考查推论过去，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和一份很重要的报纸——《申报》应当跃入视线。
2.“杨乃武小白菜”案的报道是深度报道的成功之作《申报》是中国早期的商业报纸，1872年4月30日由美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办，聘请中国人蒋芷湘、钱欣伯、何桂笙等任编辑和主笔。1873年6月，《申报》在创刊一年多之际，就连续报道“京剧名伶杨月楼遭受迫害”案，站在同情杨月楼的立场上，对封建制度下残酷的刑讯制度进行批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申报》最著名的连续报道则是稍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百年前发生时，曾轰动了京沪杭，并得到当时最高统治者的亲自过问。《申报》长达3年之久的连续追踪报道，“新闻传播，论说评议，尤其对宫廷的激烈的揭露和抨击，和浙江地方绅士谏诉最后引起朝廷统治者慈禧的关注，终于使冤案得到平反。创刊未久的报纸，在初次发挥的舆论监督[7]能起如此作用，是主笔们起始未曾预料到的。”
查阅史料，发现《申报》对“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初次报道很是不成熟，报道刊载于1874年4月18日，全篇仅有135字，甚至连杨乃武的人名都没有核实清楚，只是简单地告知读者发生了一件案子，此案两个案犯均已判处死罪，将会在省中（杭州）复审。但是随着事件本身轰动意义的凸显和引起社会关注程度的提升，《申报》逐渐改变了报道态度。接下来的报道发表于8个月以后的12月10日的一版头条，“…报道不但叙事详尽、准确得多，而且态度鲜明，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并敢于向封建官僚陈述一些民间的意见……全篇文字，主要是指出：这件案子把杨乃武判成死罪是冤枉的”。4个月后复审，《申报》的报道紧随其后进行追踪报道，“这篇[8]报道对这些严刑逼供、残暴虐民的复审官员，是一次很重的鞭挞”。这种直接揭发封建官僚草菅人命、凶残暴虐的报道，在当时报纸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试比较西方的调查性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正处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官商勾结、贫富悬殊、假货泛滥等各种丑恶社会现象都是调查性报道揭露抨击的对象，然而，早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报刊就已经开始运用新闻报道手段对社会问题进行调查揭露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全过程，从初审结果到复审，从开棺验尸再到宣布判词，《申报》皆予以追踪报道：1875年7月16日刊出“审案传闻”，披露官官相护；1876年4月4日，对于证人的死亡，《申报》著文质疑；尤其是署名呆呆子的文章，对小白菜——葛毕氏鸣不平，“以前社会舆论只是为杨乃武鸣不平，这样有理有节的文章刊在报端，足以使当时社会上对此案不大清楚的人，比以前了解起来”[9]。经过《申报》锲而不舍的努力，3年多的时间发表相关新闻、评论不下60篇，在社会上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攻势，老百姓对此案耳熟能详，并在街头巷尾口耳相传、议论纷纷，是当时社会的“热点话题”。“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报道题材无疑是重大的，案件中折射出的封建腐败、官场黑暗、酷刑制度等问题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最敏感、最迫切、最切中要害的话题，因此，《申报》才会不遗余力追踪调查，撰文立言。这种情形与西方“扒粪运动”时期的状况相似，揭露社会弊病是西方调查性报道的主旨所在。
徐载平在《申报关于杨乃武案的报道始末》一文最后写道：“申报人不惧怕后果……大胆地与封建官僚作斗争，对此案作了连续的报道，帮助此案得到平反，特别是有些报道在审讯做出错误判断之时写出的，这是经过采访人员的大胆、机智、深入的工作，在审讯的衙门[10]极端保密下采访得来的。”这种不畏强权、敢于揭露真相的新闻职业理念已经在中国新闻从业者身上获得初步展示，调查性报道的特征已经初见端倪，而此时距离西方调查性报道的兴起早了近二三十年。
经过对《申报》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报道的详尽考察，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从报道题材上看，正如上文所述，“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在当时是重大的新闻事件，报道在选材上符合深度报道的标准。第二，从报道形式上看，《申报》长达3年多的连续报道使整个案件处于一种完整的联系之中，对新闻事件的持续关注，并以连续报道的形式展现于报端，这是深度报道的重要表现手段之一。深度报道的形式可以分为单篇和多篇两种，组合报道、追踪报道、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都是多篇组合的表现形式。连续报道是指针对某个新闻事件，按照其时间发展进程持续展开报道，在时间上跨度比较大，涉及的人物、地点、背景等因素都比较多。“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报道恰恰是由于案情的曲折绵延，淋漓尽致地发挥了报纸的深度报道功能。“由于《申报》刊登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读者爱看，报纸深入城乡，人们一提到报纸或新闻，就知《申报》。把申报纸作为新闻纸[11]的代名词，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第三，从操作手段上看，该报道不仅在案件的发生地采访报道，而且进行了跨地域追踪。如有关“刑部开棺验尸”的报道，就是《申报》派专人从上海赶到北京进行现场采访，具体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新闻学大辞典》对深度报道的操作要求是：突破“一人一地一事”的模式，对新闻事实进行跨时空的、由里到外的综合反映。对“时间”的采访应包括过去、现在、未来；采访地点不仅包括现场，还包括“现场”延伸或波及的地方等。在当时我国新闻事业尚不健全的状况下，《申报》馆能够做出跨地域采访的举动，实属难能可贵。第四，从报道性质上看，“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报道兼具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性报道的特征。它不仅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而且为读者分析案情，甄别善恶，大胆批判封建刑讯制度，在必要的时候能够顶住权势揭露事实真相，形成社会舆论热点。在审讯衙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采访，对《申报》记者的调查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而在写作的时候，尽管记者并没有强烈的意识，明确地要为读者提供背景、阐释意义、揭示本质，但是这种朴素的意愿已经在报道中清晰可见。从报道内涵来看，“新闻背后的新闻”源源不断地提供给读者，帮助读者对整个事件获得全面、立体的认识；从报道的外延来看，配发评论，宣布立场，表明态度，一系列的报道手段大大延伸了新闻事件本身，从而阐发了深度报道最有力度的功能。
由于《申报》是商业性报纸，其主要目的是盈利，所以它更加关心读者的心理和需求，给予读者爱看的新闻。如果说西方的解释性报道是在客观报道受到现实质疑的状况下诞生的，那么中国并没有经历过这样一种相似的阶段，客观报道的观念并没有内化为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理念。相反，中国的报纸常常是以“立言”为主、以“思辨”见长的，这就为解释性报道的生成提供了天然的良好的土壤。
综上所述，可以认定至少自《申报》创刊初期起，中国就已经存在深度报道的形式，而“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则是一次较为成熟和成功的报道。尽管《申报》的主办者是美国人，但这丝毫不能影响该报的编辑方针，也不会改变新闻从业人员都是中国人的现实。正如当时的中国新闻界没有出现“社会新闻”这一概念，而事实上报纸上很多新闻都是社会新闻一样，19世纪70年代中国新闻界不知“深度报道”为何物，然而《申报》已经在运用深度报道这一报道方式进行新闻运作了。
尽管论证并认定《申报》自创刊初期就已经运用了深度报道手段进行新闻操作，却不敢妄断这两篇报道就是中国最早的深度报道。事实上，美国新闻学界也有一种理论认为，在“扒粪运动”之前已经出[12]现了调查性报道的端倪，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1690年。学界的争论足以说明，所有权威的认定都不是无懈可击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观念的更新，新的研究成果会陆续问世，现存的学术结论都将面临历史的检验和进一步的论证。
伴随着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国新闻界不断进行思考和实践，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一一呈现于报端。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秉承“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方针，运用深度报道手段揭露清政府的黑暗；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中国日报》为宣传革命，以揭露清政府的卖国行径为己任；于右任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皆因大胆刊登披露社会黑暗的报道、触怒当局而被查办、停刊；20世纪20年代，瞿秋白和周恩来的通信作品调查了俄国和欧洲的社会方方面面的情况，并在中国报纸上予以连载，向世人展现世事，此类解释性功能极强的报道亦是一种深度报道；1935年，《大公报》特派的旅行记者范长江历时10个月，陆续发表揭露西北地区弊政、人民生活困苦的旅行通讯，后汇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此书与后来的《塞上行》，无疑是当时深度报道的典范之作。中国近代新闻史中出现的深度报道皆是时代变革的产物，尽管这种形式的报道与西方同时代出现的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不尽相同，但已经为新时期中国深度报道的勃兴打下了必要基础。[1]何光先：《对深度报道的思考》，载《中国记者》，1987年第7期；转引自芮必峰、姜红：《新闻报道方式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1页。[2]杜骏飞、胡翼青：《深度报道原理》，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80页。[3]韩永青、李芹燕：载《新闻界》，2006年第4期。[4]〔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5页。[5]方汉奇：《方汉奇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16页。[6]芮必峰、姜红：《新闻报道方式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1页。[7]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25页。[8]《〈申报〉介绍》，上海书店《申报》影印组编印，1983年，第113—116页。[9]《〈申报〉介绍》，上海书店《申报》影印组编印，1983年，第127页。[10]同上书，第132页。[11]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25页。[12]〔美〕布兰特·休斯顿、莱恩·布卢兹斯、史蒂夫·温伯格：《调查记者手册：文件、数据及技巧指南》，张威、许海滨主译，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1页。
第四节 深度报道在中国的现状
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深度报道开始全面进入电子领域；90年代末，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纸质媒体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把注意力投向深度报道；21世纪初期，网络媒体对深度报道的关注力度大大加强。深度报道在中国媒体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而折射出整个时代环境的变迁和中国新闻界理念的转换历程。
一、调查性报道：在阵痛中前行
调查性报道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强调新闻记者调查的独立性，也就是说，调查性报道最多采用的调查方式是自下而上，层层披露，像剥竹笋一样将掩盖在真相外面的遮蔽物一一剥落，其过程不免会触动很多既得利益者。而在我国，即使作为调查性报道的初级形式——批评性报道，也历来为中国媒体谨慎操作。早在20世纪50年代，为了搞好新闻媒介的批评报道，毛泽东就提出了报纸批评的“开、好、管”三字方针：开——开展批评；好——开展得好；管——党委把报纸上的批评管起来。但这样的批评性报道多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即在得到上级部门认可以后，才能对所要揭露的事实进行批判和抨击，是一种“盖棺定论”式的经验教训的总结陈词；批评性报道在一般情况下难以对上级部门或重要政治人物进行公开批评报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调查性报道在中国现有的媒介环境下，不可避免地要遭受重重阻力甚至封杀，中国调查性报道记者较之西方调查性记者，从另一方面更增添了数倍的压力与艰难，中国的调查性报道在异常艰辛地向前行进。
1.平面媒体调查性报道现状
谈到调查性报道在中国的发展，就不能不提及《南方周末》的贡献。1984年创刊的《南方周末》，经过1996年的转型，设定“办有影响的全国性严肃新闻周报”的目标，到了90年代末，俨然已经成为中国纸质媒体中以深度报道为主要报道方式的标志性报纸。《南方周末》作为一份以舆论监督为导向的报纸，注定了它“要戴着锁镣跳舞”。在一系列有影响的深度调查性报道中，如《艾滋病在中国》、《山西“割舌事件”真相调查》、《吕日周真相》、《张君案检讨》、《南丹矿难调查》等等，《南方周末》树立了它独特的品牌和风骨。然而《南方周末》经常遭到来自某些政府官员和商业机构的压力，加上报纸本身在操作上处理的某些失当，如今的《南方周末》在读者心中的形象已今非昔比，很多读者对《南方周末》表示“失望”，悲叹《南方周末》“沦落”了。
究其根源，《南方周末》的报道呈现“软化”和“媚俗”是失去读者信任的最主要原因。《南方周末》一贯以“跨地区舆论监督”报道为“重拳”，在读者心中形成了定式的阅读期待，而一旦类似《暗战超女》等娱乐化倾向明显的报道也堂而皇之地占据报纸头版的位置时，多年培养起来的报纸读者在感情上是难以接受的。近年来，《南方周末》的调查性报道力度小了许多，调查性报道数量也呈下降趋势。
相比之下，《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性报道则保持较为平稳的状况。1995年创办的《冰点》新专刊，一开始并不是以调查性报道见长的栏目，创办《冰点》的编辑说：“在社会转型期的剧烈变化中，充分关注社会基层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和想法，以及通过普通百姓‘不普通’的命运来反映社会的真善美及社会变迁，是《冰点》办刊[1]的一个重要特色。”《冰点》包容性极强，除了新闻报道外，日记、札记、亲历记、专家访谈录乃至学者文章都可以刊登，基本上是“软报道”的路子。正是由于《冰点》报道令读者的阅读思维呈跳跃式进行，因此《冰点》报道有时由“软”到“硬”的转换显得毫不生硬。2000年3月22日，由《冰点》资深女记者蔡平采写的调查性报道《世纪末的弥天大谎》发表，反响强烈。之后的《冰点》越来越“硬”，涌现出一些高质量的调查性报道，如《枪声响过之后》（2003年3月19日）、《十年磨一案》（2004年3月31日）等等。《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性报道尽管在数量上不多，但是有很强的“精品”意识，这对于一份全国性的主流报纸来讲，实属难能可贵。
走向市场化的报纸，更能够灵敏地感应和反映社会转型期中国的社会问题，表现在报道形式上，就是“深度报道”栏目的广泛增设。如《新京报》的“核心报道”，《京华时报》的“热点”，《华西都市报》的“特稿”，《华商报》的“焦点新闻”，《南方都市报》的“重点”，《燕赵都市报》的“新闻调查”，《楚天都市报》的“楚天关注”等等。这些都市报纷纷意识到，一张信息承载量有限的报纸，要想在多种媒体共同竞争的环境下谋得生存，抢“独家新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必须在“看家新闻”上多下工夫。
除报纸以外，新闻期刊对调查性报道的力度不容小觑，如《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瞭望东方周刊》、《新民周刊》等，调查性报道几乎是每期必出的重型报道。然而新闻期刊更加擅长操作的还是解释性报道，它们对社会问题的把握是准确而独到的，善于通过透视社会现象还原出世界的本来面目。
事实上，所有的平面媒体都已意识到调查性报道对于媒体自身的重要性，也采取了各种方式和手段进行实践操作，但是效果不可一概而论。对于都市报来说，长时间操作调查性报道与都市报的日常工作节奏不符，而且媒体跨地域监督的做法已经被相关部门“叫停”，这几乎掐断了都市报“猛料”的来源，使都市报的调查性报道难以为继。如《京华时报》特稿部于2004年8月1日成立，2006年5月22正式宣布解散，历时1年9个月余，这是该报历史上的第三个特稿部。该报的编辑记者们为之付出过巨大的辛劳和努力，但对宣传管理和报业环境的双重压力无法应对。2007年1月15日，《京华时报》第四个特稿部成立，但愿它能够重振雄风。
对于周期性较长的周报和期刊，调查性报道的可操作性很强，但是，“有时候，强大的市场驱动成为道义责任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共谋，这种共谋往往被表述为‘满足受众的需要’，或者‘在受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进而取得其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还有时候，市场又以其低格调的柔软可口和主动谄媚于貌似主流的社会价值，不仅温婉地扼杀了调查报道中充满道德理想的批判性，也消磨掉新闻专业[2]主义诉求的高品质标准”。调查性报道的软化成为当代中国新闻界存在的普遍现象，致力于追求真正调查性报道的新闻界同仁们不得不承受更难堪的媒介环境和更大的精神压力。
2.电子媒体调查性报道现状
中国深度报道家族中的新品种——电子媒体调查性报道——最早出现于1987年7月上海电视台推出的《新闻透视》栏目。不过最引人注目的电视深度报道栏目则是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1994年10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办的《新闻纵横》栏目。这种新鲜的电子媒体深度报道形式很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一时间，各地方台纷纷仿效，各种“追踪”、“焦点”、“透视”等深度报道栏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十几年时间过去了，当年的无限风光的电子媒体调查性节目现状如何呢？
各地方台的“舆论监督”节目在热闹一阵之后渐渐归于沉寂，原因有很多，主要是管理体制未理顺：地方台目前的管理模式一般是属地方党委、政府领导，媒体难以对当地政府进行“监督”；在调查问题的过程中，报道触及的利益集团对地方媒体形成压力，很多将要播出的节目中途被“拦截”；市场的压力使地方台不堪调查性节目的重负，较长的制作周期和较大的调查风险让地方台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可以说，许多不利因素都严重阻碍着地方媒体进行调查性节目的制作。
相比之下，中央台的调查性栏目能够保持较为独立的运作和相对稳定的发展。在《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之后，1996年5月1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创办，这是目前公认的中央电视台最具深度的调查类栏目。《新闻调查》创办不久，时任新闻评论部主任孙玉胜和副主任袁正明就明确提出：“我们要做中国的《60分钟》”，确立了把《新闻调查》做成调查类节目的共识，并提出用调查的方式来做这种深度新闻节目的设想。2000年《新闻调查》提出了“探寻事实真相”的口号，2003年又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从《新闻调查》两个口号的转变可以看出，这个栏目越来越接近调查性报道的本质，反映了节目想用“调查性报道”做“舆论监督”的意愿，而不再像以往那样一味地去打“死老虎”。2003年4月，《新闻调查》新上任的第四任制片人张洁明确提出调查性报道将作为栏目发展的终极追求目标，把调查性报道作为《新闻调查》在电视市场上进行竞争的唯一优势。此后，《阿文的噩梦》、《“非典”突袭人民医院》、《农民连续自杀调查》、《张润栓的年关》、《派出所里的坠楼事件》、《无罪的代价》、《迟来的正义》、《命运的琴弦》、《山阴的枪声》、《钟祥投毒案再调查》等产生极大社会影响力的节目相继诞生，《新闻调查》最终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节目表现形式，即电视调查文本。《新闻调查》为中国的电视调查类节目创设了许多可借鉴的样本，在中国的舆论环境下探索着做真正调查性报道可行的路径。
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新闻调查》一枝独秀外，其他很多电子媒体调查性报道的栏目，包括《焦点访谈》，收视率都有所下降。
可以说，无论电子媒体的深度报道本身做得多么出色，如果不能有效地传递给受众，就不能实现其新闻价值和传播效果。如果从视觉文化理论理解文字和电视图像带给人们的不同感受，我们可以用“静观”和“震惊”来描绘两种传播方式对受众的要求。文字是静观式的，它“指的是一种沉思默想或凝视状态。静观式的视觉范式带有理性特征，主体与对象保持着某种距离，而主体本身也处在一种平静的、沉思的状态”，而电视图像则带给人们“即刻的短暂的动感状态，就像子弹瞬间射穿的效果”。德国文化批判家瓦尔特·本雅明把这两种不同的视觉范式分别称之为“视觉接受”与“触觉接受”：前者是凝神专注于对象；后者则是消遣性的，不以聚精会神的方式发生，而以熟悉[3]闲散的方式发生。这也是电视媒体一直被认为不能做深度报道的深层原因，即这种传播信息的方式不利于人们进行深入思考。面对电视节目娱乐化的风潮，深度报道在电视领域常常陷于不利的处境。当电子媒体集体高呼“只有娱乐因素才能抓住消费者的注意力并提高产品[4]的价值”的时候，要继续坚守做调查性报道的理念并付诸实践的新闻从业者是值得钦佩的。
二、解释性报道：被证实的预言
早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新井直之就曾经提出：“今后的报纸，解说的重要性将日益增加。如果说，报业史的第一阶段是‘政论报纸’的时代，第二阶段是‘报道报纸’的时代，那么，今后的第三[5]个阶段就可能是‘解说报纸’的时代。”如今，在网络等新媒体海量信息的冲击下，“解说报纸”时代已悄然来临。若是报纸仍然停留在单纯为读者提供动态消息的层面上，那将永远也抵不过网络消息的即时更新与超级容量。
1994年，《中国青年报》曾经做过一组“旷世之作”：这是一组关于“民工潮”的巨型报道，长达13个整版，隔日刊出，历时将近一个月，而且首次采用“社会学”的全新模式写作。但是这组“前无古人”的报道没有引起任何学者的关注，甚至在刊发期间也鲜有人问津。“对‘里程碑’式的重要报道没有声音，绝对不是《中国青年报》的传统”，这种反常现象引起了“冰点”栏目创办者的思考，他在随后的报评中写道：“在仔细读完整组报道后，我产生了一个异常强烈的感觉：在一个极端的意义上，有了最后一篇《第三次解放》，其余各组皆可不要……这组报道的前12个版与最后一版，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报道模式（范式）。前者性质为‘客观性报道’，后者为‘解释性报道’。模式不同，于是异曲异工。”这位著名编辑还认为，有的时候没有必要用客观报道重复读者已经熟知的信息，哪怕是用最新潮的表述方式，“从长远的观点看，解释性报道将是报纸安身立命的主要[6]手段。”这一事例从某种意义上证实了解释性报道较之客观性报道，更加顺应时代发展的特点，更能够为读者所接受。
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在分析我国报业发展态势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心理之于新闻传播业的需要主调，曾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前期和中期的“解气”阶段，这一阶段催生的报业品种是带有“伤痕文学”性质的报告文学；80年代末、90年代初属于“解闷”阶段，这一阶段催生的报业品种是在周末版大潮中大行其道的“软性”报道；1992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今为“解惑”阶段，这一阶段催生的报业品种则是包括解释性报道在内的一系列深度[7]报道。现如今，中国正处在剧烈的转型期，“解惑”的需求越来越大，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运用解释性报道的手法予以分析、说明、判断、预测，阐释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和现实意义等。
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新媒体更快更迅捷的传播方式决定了平面媒体如果对重大事件仅仅履行简单告知的功能就是失职。平面媒体很难在第一时间将突发性信息传递给读者，当读者拿到报纸的时候，可能已经从网络或电视甚至是通过人际传播得知发生了什么重大新闻，他们想要从报纸上获得的是关于这一重大事件的深层次信息，而做事件性的解释性报道正是报纸的强项和优势所在。
解释性报道在电视报道领域的操作远远不及调查性报道，难度在于新闻背景的展示。探究事件的前因后果，提供大量背景资料是解释性报道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但是在电视镜头面前，如何将背景资料全面深入展示而又不影响节目的视觉效果，是一件很难两全其美的苦差。面对解释性报道这一操作模式，电子媒体表现出明显的劣势。因此，在众多的电视深度报道节目中，解释性报道栏目是很少的。
网络媒体上的解释性报道非常多，因为网络的海量信息为新闻事件的背景资料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有些大的门户网站还专门开辟了深度报道专栏，如新浪的“深度报道”。但由于网络媒体还没拥有采访权，所以这些专栏的内容都是转载平面媒体现成的深度报道。网络上另有一种报道手段是，把某个新闻事件的相关报道全部做链接，形成庞大的专题报道。这种组合报道在具体的操作上有两点需要特别把握：第一，通过“广度”追求解释性报道所特有的“深度”；第二，通过“厚度”达到其他报道形式所不及的“力度”。网络上很多组合报道在形式上有“广度”，报道的数量很多，但只是同一层面上的信息堆砌，甚至仅仅是没有被整合的原始资料的呈现，视觉感受是平面化的。这样的报道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解释性报道，顶多是解释性报道的前期准备。网络报道在“厚度”的一个方面，即背景资料的提供方面堪称优势，但仅凭此未必能够达到解释性报道的“力度”，因为除了背景事实以外，受众还想要了解事件的因果矛盾、未来趋向、影响作用等方面的分析，缺少任何方面的信息都可能造成“力度”的缺失。深度报道在整体上应该是多维的、立体的和系统的，这就要求网络报道必须把广度和厚度结合起来，才能够达到其深度和力度。
三、党报的媒介生态环境现状
媒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总和就是媒介的生态环境。中国的媒介生态环境很复杂，政治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观念的更新和新技术的推广等因素，都可以给媒介带来深刻的改变。党报在我国的报业体制中占据核心地位，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肩负正确引导舆论的主要职责。对于党报来说，除了面对跟其他媒体同样的媒介生态环境以外，还面临着两个特殊的现实状况和现实要求。
1.中国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亟须建构
党报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坚定不移地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递给人民大众，也把群众的声音反映给党和政府，起到了作为党和群众沟通的桥梁和纽带的重要作用。但是党报的这一功能并不能涵盖其全部职责，应该说，沟通信息只是对党报最基本的要求。作为中国执政党的机关报，党报应该在建构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等方面大显身手、大有作为。
大众传媒视自身定位的不同，承担起的社会功能也不尽相同。尽管党报“抓方向”的基本方略已经成为报界的共识，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在党报上，满版满版的是领导人活动和各式各样的会议……占报版面主导位置的是‘三门’新闻——宫门（党政机关）、衙门（主管部门）、辕门（司法、武警、部队）。对党、政府的方针政策的宣传简单生硬，还有气无力，不但读者不要看，连编报的记者、编辑都[8]不愿看。”试想如此状况下的党报，怎么能担当得起构建主流社会价值观的重任呢？
因此，党报面临的最重大的媒介生态环境的问题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建构任务与党报发展现状不能胜任此任务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党报必须进行改革，更新办报理念和操作手段，作为真正的主流媒体，切实承担起应尽的义务。
2.新媒体的发展使党报面临“危机”
用“危机”这个词来描述新媒体的发展给党报带来的境遇再恰当不过，因为它包含着危险和机遇两层含义。
新媒体对新闻业的渗透是全面而深刻的，新媒介技术的出现不可阻挡地改变着新闻报道的形式、新闻记者的工作方式甚至是媒体经营的模式，而且新媒体的飞速发展致使媒体格局面临着重新整合。由于党报有体制的天然保护，在媒介市场化进程中可以少受甚至免受市场竞争之苦，因此比起其他形态的媒介来说，党报的变革幅度是最小的，党报格局也相对稳定。而且自1996年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以来，全国纷纷效仿，数年时间里共有39家报业集团成立。除了少数几家中央级的报业集团外，其余报业集团都是以省、市级党委机关报为龙头组建起来的。自此，很多党报依靠子报打拼市场，自身却更加陷于求平求稳的状态。
新媒体的发展逐渐呈上扬势头，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传统媒体的重视，然而仿佛一夜间，网络广告数量猛增和报纸发行量下滑的事实使得整个新闻界变得人心惶惶，“报纸将死”的言论也开始不绝于耳。其实，受网络媒体的冲击最大的报纸是都市报，网上迅捷海量的信息几乎涵盖了都市报报道的方方面面，令原本就竞争激烈的都市报更加不敢怠慢。子报面临的冲击，自然会反射到主报上来，这回连党报也不得不意识到这是整个传统报业面临的共同危机。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新媒体的发展令党报及其子报进入共同御“敌”的战斗状态。党报深刻地反省着自身弊病，党报改革的呼声前所未有的强大。
新媒体的冲击让党报重新审视传统报业的优势和主流媒体的优势。尽管新媒体的发展势头强劲，但在中国现实社会中，它也显露出种种弱势和缺陷。且不说中国距离普及网络的时日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即使人们都有机会接触网络，网络新闻的崛起是否能够完全替代传统报纸呢？答案是否定的。报业历经数百年沉淀下来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仍旧深存于公众的意识中，而网络的匿名性则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混乱，“把关人”的缺失使网络新闻的可信度比传统媒体低。同时，庞大浩瀚的网络新闻把人们抛向了信息的深海，让缺少方向感的人迷失其中，分散了人们阅读新闻的注意力和指向性。事实上，美国的一项网络调查结果表明：网络新闻中更受欢迎的是那些像电视新闻一样非常简短的报道。网民简短浏览的阅读方式，更像是在“检索新闻标[9]题”，而不是系统、深入地阅读新闻报道。只有传统报纸才能在深度报道操作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现有的状况来看，传统报业的优势还在，尤其对于主流传统媒体来说，新媒体的短处恰恰是其强项所在。
可以说，新媒体的冲击让党报感受到了生存的威胁，同时也促使党报主动调整自身定位，调动所有积极的资源，为应对新媒体带来的整个报业格局的重新洗牌做好充分的迎战准备。[1]《冰点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1页。[2]陆晔：《深度报道的力与痛》序，转引自张志安：《报道如何深入——关于深度报道的精英访谈及经典案例》，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3页。[3]周宪：《视觉文化：从传统到现代》，见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2004年第4期。[4]王洪田：《娱乐为王》，华艺出版社，2005年，第10页。[5]〔日〕和田洋一等：《新闻学概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第70页。[6]《冰点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36页。[7]喻国明：《关于1999年我国报业发展态势的若干预测》，载《中国报刊月报》，1999年第1期，转引自芮必峰、姜红：《新闻报道方式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9页。[8]李良荣：《从单元走向多元——中国传媒业的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载《新闻大学》，2006年（夏季刊）。[9]〔英〕詹姆斯·库兰、〔美〕米切尔·古尔维奇编，杨击译：《大众媒介与社会》，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276—277页。
第五节 中西方深度报道的差异
深度报道，一直以来都是中西方新闻学界十分关注的研究课题，也是中西方新闻业界广泛使用的一种报道手段。自从中国新时期的深度报道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再次勃兴以来，我国新闻界同仁们就不时地把目光投向西方，用对照和借鉴的态度关注着西方的深度报道，同时审视自身的深度报道发展。通过中西方深度报道起源和现状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方深度报道是存在差异的，但是相通之处还是不少，譬如对深度报道中背景和解释的认同已毫无争议，这点从深度报道的定义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一、有关深度报道的释义
自从深度报道作为一种重要的报道形式进入人们的视野以来，有关深度报道的定义就出现了很多种。如我国《新闻学大辞典》的解释是：“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宣传舆论学大辞典》的定义为：“通过系统的背景材料和客观的解释、分析，全面深入地展示新闻内涵的一种报道形式。与一种动态报道相比，深度报道要求对新闻事实的表述既有深度，又有广度。”
比较典型的定义还包括：“所谓深度报道，是一种涉及重大题材，系统提供新闻事件的背景，用客观的形式进行解释分析从而延伸和拓[1]展新闻内涵的报道形式。”“深度报道是运用分析、解释、预测等方法，从事实渊源、因果关系、矛盾发展、未来趋势以及影响作用等全方位报道新闻的一种报[2]道形式。”“深度报道是一种系统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揭示其实[3]质，追踪和探索其发展趋势的报道方式。”等等。
相比较而言，西方新闻界很少对深度报道作出一般意义上的定义，而相关论述却极为丰富。如美国新闻学家埃德温·埃默里和迈克尔父子认为：“老式的客观报道，坚持对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情做纯事实报道，受到一种新的概念的挑战，后者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如果真正要讲新闻真实性的话，读者需要把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说清[4]楚。”
美国学者沃尔特·福克斯写道：在广播电视的时代，“记者只是简单地叙述发生了‘什么’事实，只是简单地交代传统报道中的五个W已不合时宜，而‘为什么’的问题突然成为新闻报道中最重要的事项。在电子时代，新闻报道中需要意义与背景，而提供这些内容的工[5]作便获得一个特别的称谓：解释（interpretation）”。西方学者将深度报道的特征概括为：“以今日之事态，核对昨日的背景，从而说出明日的意义。”
一直以来，被西方新闻界广泛接受的深度报道定义出自美国哈钦斯委员会的著名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所谓深度报道就是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
从众多的深度报道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尽管中西方的新闻语境和社会背景大不相同，但是对深度报道这一概念的内涵却有着相同的把握，即把新闻事件放进整个社会背景中去寻求解释，挖掘本质。有了这样共同的认识，中西方深度报道才具备彼此对话和相互映照的基础，也给新闻界学者们提供了比较研究的基点。
中西方深度报道的差异
总的来说，中西方深度报道存在以下几点差异。
1.深度报道的报道形式不同
一提到西方深度报道，人们马上会想到两种典型的报道形式，即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尽管西方深度报道不仅包括这两种报道形式，因为“一般来说，美国新闻界也将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归属于深度报道，但又不绝对如此。有时候，深度报道与调查性报道、解[6]释性报道相比，题材上比较广泛，形式上比较自由。”不过西方深度报道的确在整体上呈现出独立文体的报道形式。事实上，西方新闻界在探讨深度报道时，也是分别单独研究调查性报道或解释性报道的，1985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开始设立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性报道两个专项奖，但从未设立过专门的深度报道奖项。
与西方新闻界不同的是，1986年，在中国第八届全国好新闻评选会上，好新闻奖增设了深度报道奖项，将系列报道、组合报道和连续报道作为深度报道的3种形式进行评选。这是中国新闻界对于深度报道的创造性理解，认为深度报道包括独立文体和组合文体两种，独立文体的深度报道是指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和预测性报道等被西方认同的报道形式，而组合式的深度报道就大有包罗万象之势。目前被国内学者总结出来的报道形式包括：组合报道、连续报道、系列报道、追踪式报道、解读式报道、互动式报道等，凡是能够形成深度效应的报道形式都可以纳入其中。有时，深度报道的形成甚至是编辑对稿件进行组合的功劳。而在电视报道领域，这种现象表现得更为明显，“新闻+评论+背景”的“全景式”报道作为深度报道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存在，从而大大拓宽了电视深度报道的操作空间。因此，中国新闻界研究深度报道往往不会脱离深度报道这个总体概念，即对各种深度报道形式进行面面俱到的分析探讨，而很少侧重某一种报道形式的专门研究。
2.深度报道的价值取向不同
从总体上说，西方的深度报道更多地带有“揭丑”性质，这是西方调查性记者引以为豪的优良传统。从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奖情况可以看出，揭露性的报道占总体获奖作品的大多数。比如揭露政府官员腐败、滥用职权；揭露选举腐败；揭露司法、警察局的腐败；揭露医疗系统问题；揭露种族关系、犯罪问题等等。西方深度报道记者们大都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意识，他们把揭示社会问题、唤起公民的对社会的关注作为自己无上光荣的职责。很多时候“扒粪者”会把矛头直接指向政府、大公司或某一行业系统，他们的报道一经问世，往往会引起被调查机构的强烈震荡。“第四权力”就是这样被赋予新闻媒体，媒体的力量常常是通过有影响力的深度报道展示出来。尽管西方国家为了社会稳定和维护自身利益，也会通过对新闻业的管制来调控深度报道的价值取向，但西方调查性报道的传统依然鲜明，“揭丑”色彩依然不减。
中国的深度报道从总体上与西方深度报道的价值取向有很大不同。由于西方深度报道是随着调查性报道的发展逐渐成熟起来的，对社会问题的剖根究源一直是西方深度报道的一个鲜明特质。而中国新时期的深度报道尽管也在社会转型当中日益凸显其重要性，涌现出大量的社会问题需要新闻媒体进行解读，但深度报道潮流首先是由我国主流党委机关报引发的，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这就注定了我国的深度报道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府舆论引导性质。在中国现实的社会环境中，党管媒体是一条基本的原则，媒体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新闻业务活动，因此，正面引导社会舆论就成为中国深度报道的职责。与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相对应的中国新闻奖，其深度报道获奖作品的新闻价值观之重要性乃置身于国计民生、国富民强、“三个代表”等以“国”为主、以“党”为重的政治伦理判断之中，政治意义之重大便是新闻价值之重大。这种价值取向与西方深度报道“以揭丑取胜”有着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调查性报道正在努力向西方调查性报道靠近，但中国深度报道的整体趋势仍然是颂扬和推动执政党向着更好地为民执政，以及逐渐地担负起舆论监督的方向前行。
3.深度报道的写作风格不同
西方深度报道是在客观报道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客观报道的局限性一度使西方报纸陷入不被公众信任的尴尬处境。为了使新闻媒体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弥补客观报道的不足，解释性报道应运而生。尽管在形态上，深度报道构成了对客观报道的冲击，更多的解释、分析、预测等因素使报道看起来似乎向主观方向偏移，但“究其实质后果却是对客观性理念的拓展，即试图通过对从业者专业素质的提升、报道方法和具体工具的完善，为向客观性的逼近提供更加经得起推敲[7]的基础”。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渊源，西方深度报道在本质上是完全遵循客观原则的，报道中极力抵制主观评价和流露倾向的语言，他们把态度和立场隐藏在新闻事实的背后，通过大量的背景材料揭示事物的本质。如果非要发表意见不可，那么报道中一定会用某专家或某官员的话来代替记者发表议论。解释和议论，在西方新闻界中是有明显区分的，从事实到解释是一种“跳跃”，它是一种可以被新闻报道接受的跳跃。然而，从事实到议论，就不在新闻报道范畴之内，而跃入新闻评论这一体裁中去了。
我国新时期的深度报道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勃兴，产生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重读这些颇有分量的深度报道就会发现，记者直接发表议论之处比比皆是。如198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记者樊云芳等人采写的《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就在文章中感情充沛地议论道：
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难免要出现一点偏差，或者有些疏漏，人们对此无须惊诧。随着改革浪涛的滚滚向前，疏漏会得到填补，偏差会被引上正确的轨道，人们将会学得更加聪明。本文之所以把这件事公之于众，旨在让广大读者都来思考，加以议论，从中悟出道理，总结教训，将艰巨而光明的事业推向前进！
如今，随着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入，深度报道也在逐渐试图摆脱直接发议论的模式，然而，中国的深度报道承载了太多的使命，如宣传、解释、引导、预测、启示、警告等等，中国的记者也担负着相应的宣传任务，有着浓重的知识分子使命感。有了上述的文化背景，加上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写作手法对深度报道的影响，使得中国的深度报道带有强烈的述评色彩。这种写法的深度报道与西方的在客观报道基础上演化而来的深度报道风格迥异。
认识到中西深度报道的差异，才能更好地在中国的语境下对深度报道进行研究，也可以选择性地向西方深度报道寻求有益的借鉴。[1]刘海贵：《新闻采访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9页。[2]童兵：《童兵自选集——新闻科学：观察与思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0页。[3]程世寿：《深度报道与新闻思维》，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4]〔美〕埃德温·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第490页。[5]〔美〕沃尔特·福克斯：《新闻写作》，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4页。[6]张志安：《报道如何深入——关于深度报道的精英访谈及经典案例》，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263页。[7]李良荣：《当代西方新闻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3页。
第二章 深度报道的界定、特点与分类
第一节 深度报道的界定
美国新闻学者认为深度报道是“新闻写作的第三次革命”，1978年《世纪大百科》把深度报道列为20世纪美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一大趋势。1960年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的高普鲁出版《深度报道》一[1]书，从理论和学术上确立了深度报道的地位。从1985年开始，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分别设立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性报道两个专项奖，深度报道的地位在业界得到承认。
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深度报道空前兴盛，一批优秀的记者脱颖而出，一批脍炙人口的深度报道作品问世。1986年，全国好新闻评选设立了“深度报道奖”，《长江漂流系列报道》和《遗弃女婴事件连续报道》获得了深度报道一等奖。1987年被我国新闻界称为“深度报道年”，《关广梅现象》、《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以及《中国青年报》的《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和《绿色的悲哀》获得深度报道特等奖。此后，深度报道这朵新闻百花园里的奇葩[2]在我国各类媒体中争奇斗艳，整个20世纪90年代芬芳不败。进入21世纪以来，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给纸质媒体带来了空前强烈的冲击，深度报道更是被各种报纸作为谋生存、求发展的一大“武器”。[3]
有研究发现，我国学者们对深度报道的研讨始于80年代中后期，与深度报道在我国媒体上大规模兴起几乎同步。虽然深度报道早已成为各种介质的媒体中主要的新闻报道样式之一，对深度报道的研究也有不少时日，但在学者们的研讨中，关于什么是深度报道，可谓众说纷纭，目前尚无定论。我们在第一章简单归纳了深度报道的几个有代表性的定义，本章将作专门的论述。
一、对深度报道的三种认识观
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深度报道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界定，这些界定可以归纳为“新闻体裁说”（或“新闻文体说”）、“报道方式说”（或“报道形式说”）和“思维方式说”（或“报道理念说”）三个认识阶段。
1.新闻体裁说（或“新闻文体说”）[4]“深度报道就是‘一种以深见长的新闻体裁’。”“深度报道是介于动态新闻与新闻评论之间的一种相对独立的文[5]体。”“深度报道就是围绕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具体问题，用特定的方式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使受众理解特定社会事实和意义的新闻体裁。”“我们可以直观地认为，深度报道就是一种新的新闻写作体裁，鉴于它成熟的写作思维方式、功能模式、结构形式和重要影响，是真正的继政党新闻，客[6]观新闻后的‘第三代新闻写作主流文体’。”“独立文体的深度报道种类繁多，按照本人在《新新闻导读》一书的分类，至少也有20多种。但从文体流变角度看，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和预测性报道可以看作是最基本、最典型的深度报道。”[7]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李良荣教授也曾说：“综观深度报道的发展，尽管它的产生和发展是多种综合需要的结果，但其主要原因是社会需要，日趋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促使读者去了解、理解它们，从而迫使新闻媒介创造一种新的文体来满足读者的需要。”“在强大社会需要的催生下，一种以为受众编制有关新闻事件的‘文化地图’为归宿的新一代新闻文体便应运而生了，这就是讲求从总体的联系和结构上把握新闻事实，把新闻事实‘还原’到其现实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发展中去的‘第三代主流新闻写作文体’——深度[8]报道。”
此外，在有的新闻写作教科书中，也直接把深度报道作为一种与消息、通讯、新闻特写等并列的新闻体裁。
2.报道方式说（或“报道形式说”）
深度报道“是一种冷静、客观、富有思辨的阐释重大新闻事件和[9]社会问题的报道形式”。《宣传舆论学大词典》（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年，第238页）的解释是：“通过系统的科学材料和客观的解释、分析，全面深入地展开新闻内涵的报道形式。”《新闻学大词典》（河南出版社，1993年，第153页）的解释是：“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的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深度报道（亦称深入报道），是指完整反映重要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追踪来龙去脉、揭示其实质意义的一种高层次的报道方式。”[10]“深度报道是相对于一般动态性、反映性报道，集新闻、解释、评论、分析和热点于一身的报道方式。”“深度报道是通过系统提供新闻背景和解释思辨的手法，着重深入分析新闻事件变动的历史过程、因果关系、性质意义、后果趋势，显示事物发展轨迹，反映现实、[11]晓示过去、预示未来的一种报道方式。”
曾做过英国路透社和英国广播公司高级记者的福赛斯说：深度报道就是发掘性报道。可从三方面对其进行阐释：1）揭示事件的本质，而这本质往往与事件表象有着迥然不同的特征；2）能将深奥的理论、政策，用浅显的语言作透彻的解释；3）突破事件的本质深度和范围[12]界限，引申到更广阔的空间，反映更多的内涵。福赛斯的这一定义也是从操作层面来界定的，所以也不妨归入“报道方式说”。
3.思维方式说（或报道理念说）“深度报道是讲究新思维方式的报道。”“原有的深度报道的定义已经不能涵盖现在被称为是深度报道的新闻专题的外在表现，而深度报道正日益由报道形式向报道思维转变；也就是说，凡思想深刻，能揭示客观事物的内在属性、相互关系与某种发展规律的新闻报道，能[13]充分体现时代意义、社会意义的新闻报道均为深度报道。”[14]“我们认为深度报道是追求报道深刻与全面的一种新闻理念。”
而美国新闻学家埃德温·埃默里和迈克尔父子认为，“老式的客观报道坚持对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情做纯事实报道，受到一种新的概念的挑战，深度报道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如果真正要讲新闻真实性的话，[15]读者需要把一些事情的前因后果说清楚。”“深度报道在其内部完成了对独立文体和组合文体的整合。首先是一种独立的新闻思想开始成熟，有些学者称之为‘新闻的深度’。‘新闻的深度’统一了独立文体和组合文体的报道思想，那就是在‘深刻和全面’这些旗帜的指引下，独立文体和组合文体由两类完全不相干的报道形式被综合在一起。其次，它综合了独立报道和组合文体的表现形式。深度报道开始大量运用组合文体的形式，运用版面语言整合了独立文体的深度报道、消息、特写和评论等新闻写作形式，使这些看上去界限分明的文体在追求深刻的编辑思想下，形成了良好的分工合作，使新闻的深度大大增加。这样，深度报道就在自我整合的同时，完成了对其他新闻报道形式的整合。至此，深度报道已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旨趣，它也是一种编辑旨趣，一种采访旨趣，一种新闻思想。整合成了这一阶段的特征。深度报道成为了很多报纸甚至广播和电视新闻业务的指导思想，从而统率和整合着每天的新闻报道。”[16]“深度，是指主观对客观的深入认识；而所谓的新闻深度，是指衡量新闻报道能在多大程度上促发受众对于新闻事实的认知的尺度。深度报道的旨趣是一种思想方法，它也是一种新闻理念，它与新闻史上的客观主义、新新闻主义、精确新闻主义等理念属于同一个范畴层面；它的本质不在于文体或报道方式，而在于新闻本体的哲学理解。”“在新闻深度化这种理念的指引和统率下，各类新闻从业人员、各种新闻文体、各种事实材料被整合在一起，形成了深度报道。深度报道[17]是新闻深度观念在新闻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形式。”
……
二、对深度报道三种认识观的评析
以上列举了关于深度报道的三类界定中有代表性的表述，诸如此类的论述还有很多。这些论述都强调深度报道主题的深刻性、背景的丰富性、解释的详尽性、题材的重要性、采访的深入性、影响的广泛性、观点的思辨性等特征，这是它们共同的合理成分。但究竟哪一种观点最接近深度报道的定义，需要进一步聚焦、评析。
先看“新闻体裁（文体）说”。新闻体裁或新闻文体是指新闻作品的特定样式，指各种作品形式上的类别。它是作品思想内容的外部表现形态，属于作品的形式范畴。新闻体裁是历史地形成的。各种新闻体裁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在叙事方法、表情达意、塑造形象、结构安排、语言运用等方面逐渐形成各自相对稳定的特点和规律，这些特点和规律正是新闻文体分类的依据。但是，深度报道并没有固定的格式，其篇幅可长可短，叙述、抒情、议论、特写等表达方式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结合使用，深度报道的结构也没有什么定式，可以用倒金字塔式，也可以按时间顺序、空间顺序、逻辑顺序或复合交叉的顺序。“深度报道没有固定的格式，也不应过多地受篇幅长短的限制，只要能从深层反映新闻事实真相，通讯、特写、评论、专稿、调查报告等都可以写成深度报道，即便是一条消息，只要它立意高远，[18]对问题反映深刻，也可以被看作是深度报道。”由此可见，我们不能说深度报道是一种独立的新闻报道体裁，深度报道虽然用较长的篇幅阐述新闻事实的来龙去脉、揭示其现实意义或社会影响，但从体裁上看，并没有什么新的变化，仍然是消息、通讯、特写、评论、专稿或调查报告。而且，在一篇组合式的深度报道中，可能包含各种体裁的文字报道，也包括图片、漫画等，要把这种组合式的深度报道归为某一种体裁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深度报道是各种新闻体裁的独特运用，它的形式是多变的，如果把深度报道作为一种独立的新闻文体，在逻辑和体例上可能会造成混乱。“深度报道并非一种新闻文体，因为文体是固定的语文体式，而深度报道并不具备这一特点，它应该是[19]原有各类新闻文体在写作方式上的突破和变化。”
再看“报道方式（形式）说”。所谓报道方式，即新闻报道所采取的方法和程式；所谓报道形式，即新闻报道的外部形态与操作程式。“报道方式（形式）说”不但指涉了深度报道的外部表现形态，而且从写作、编排、组合等层面强调其可操作性，这就比“新闻体裁说”前进了一步。西方国家新闻业界往往从操作的角度去理解深度报道。美国哈钦斯委员会在其著名的报告《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有这样的论述：“深度报道就是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这一说法一针见血，抓住了深度报道的主要特点。
思维方式说（或报道理念说）则明显是不完善的。采写编排深度报道固然需要与采写编排其他新闻作品不同的思维方式或报道理念，但在特定的思维方式（我们不妨概括为“深挖新闻背后的新闻”这一通俗的说法）的指导下采写编排的深度报道是否等于这一思维方式本身呢？答案明显是否定的。深度思维方式与深度报道是两个概念，它们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把客观世界的深度报道等同于主观世界的思维方式或报道理念，同把电视机等同于电视原理一样，是不恰当的。有论者强调深度报道是“整合”的结果，“深度报道就是力求深刻的现代新闻报道整合方式”，包括对新闻观念的[20]整合、对新闻文体的整合、对新闻角色的整合，并认为“深度报道已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旨趣，它也是一种编辑旨趣，一种采访旨趣，一种新闻思想。”本书也同意“整合说”，在表达、结构、编排、文体组合诸方面，深度报道都表现出很强的整合性。但是需要区分的是，“整合”仍然是一种操作方式，比操作方式更高位的是思维方式，“整合”是在特定的报道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一种操作，操作的结果就是深度报道作品，这里明显存在三个不同的层面：思维方式、具体操作、深度报道作品。因此，可以说深度报道是讲究新思维方式的报道，或说深度报道要基于某种理念，但不可以说深度报道就是思维方式或报道理念。
那么，深度报道到底应该如何界定呢？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说：“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有与[21]其变适之故。”根据这一论述，结合历史发展和新闻实践，我们认为深度报道应该具有以下三个要素：题材重大，内涵挖掘，外延拓展。凡是运用深度报道方式进行操作的题材，必定是重大的、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具有很高的社会关注度的新闻事件；深度报道要对新闻事件的内涵进行开掘，挖出“新闻背后的新闻”，在“why”和“how”这两个新闻要素上做足文章，而不能停留在简单的“一事一报”上；报道外延的拓展就是运用多种表达方式、多种新闻文体、多种编排方法，对新闻事件进行叙说、解释、分析、判断、预测。总而言之，在深挖“新闻背后的新闻”的思想方法的指导下，通过穿插大量的背景材料，运用各种各样的表现手法、新闻文体、编排方法和报道方式，以揭示重大新闻事件的发生原因、社会意义或发展趋势的新闻报道就是深度报道。
因此，我们认为，对深度报道的界定应当是：“深度报道是一种通过系统提供新闻事件的背景，用客观的形式进行解释和分析，来延[22]伸和拓展新闻内涵的一种报道形式。”[1]转引自欧阳明：《深度报道写作与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页。[2]刘海贵：《中国现当代新闻业务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9页。[3]张志安：《中美深度报道理论阐释和实践操作上的差异》，载《青年记者》，2005年第8期。[4]张羽：《当代新闻写作学》，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66页。[5]吴培恭：《重视和开展深度报道》，载《新闻学探讨与争鸣》，1998年第3期。[6]《“思维方式”及“深度报道”概念析义》，转引自http：//www.xici.net/b181600/d21519412.htm。[7]徐国源：《论深度报道的结构模式》，载《采编生活》，2003年第4期。[8]喻国明：《深度报道：一种结构化的新闻操作方式》，转引自中华传媒网，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cademic＿zjlt＿lw＿view.jsp？id=4081，2005年12月20日。[9]刘冰：《新闻写作学》，四川出版社，1986年，第583页。[10]周胜林：《高级新闻写作》，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0页。[11]彭朝丞：《浅议连续报道、系列报道与深度报道的区分》，载《新闻界》，1997年第4期。[12]吴镝：《观点：给深度报道以灵魂》，载《新闻战线》，2006年第5期。[13]何婕：《深度报道——电视新闻报道的新思维》，载《新闻大学》，1998年夏季刊。[14]唐永芬：《浅析深度报道的演进轨迹及特征》，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第6期。[15]〔美〕埃德温·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第490页。[16]胡翼青：《论深度报道的整合》，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17]杜骏飞、胡翼青：《深度报道的文体说与旨趣说》，载《新闻知识》，2001年第12期。[18]陈作平：《新闻报道新思路——新闻报道认识论原理及应用》，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7页。[19]刘也良：《深度报道——网络时代平面媒体的优势》，载《青年记者》，2006年第18期。[20]胡翼青：《论深度报道的整合》，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21]转引自童兵：《比较新闻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页。[22]季逸如、陈国祥：《谈深度报道的超前性》，载《新闻大学》，1997年秋季刊。
第二节 深度报道的特点
由上述分析可知，和消息、通讯等其他新闻报道相比，深度报道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法、结构形式、意义表达方式和报道目的，深度报道“由一事一报的单一模式，转向了多侧面、多层次、多色彩、多信息的报道方式；由简单、机械的平面式报道，转向对事物内部的透视，揭示新闻事实的内部联系，深刻反映事物产生的缘由、环境及其[1]发展的过程，挖掘其意义并尽可能预测其发展前景与趋势”。
发展到今天，深度报道这种报道方式已经成熟。概括起来，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选题侧重“难点”、“热点”和“敏感点”
深度报道往往被称为“大报道”，是新闻报道形式中的“重型武器”。在选题上，深度报道常抓住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抓住社会舆论中的“难点”、“热点”和“敏感点”，重大主题的深度报道更是如此。比如《宁波日报》关于自主创新的报道。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核心技术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200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确定为2006年我国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在2006年1月9日举行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强调，要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奋斗目标，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首位，在全社会培育创新意识，倡导创新精神，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自主创新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主题。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精神，中共宁波市委、市政府在2006年2月召开了“推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城市”大会，为全市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针对自主创新这一主题，《宁波日报》及早策划和部署，从2006年1月23日起，在一版推出了“自主创新在宁波”专栏，推出了宁波韵升公司等一批自主创新典型。在此基础上，2006年3月初，根据宁波市委宣传部的统一部署，《宁波日报》经过精心策划，准备推出杭州湾大桥自主创新系列报道。3月28日，首先见报的是主打通讯《中国魂打造世界第一桥》，同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和图片，反映建设者“敢为天下先，一定要把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建起来”的勇气，展现“杭州湾大桥一定要做到中国制造，把大桥建设成为21世纪体现中国国家形象和中国品牌的精品工程”这种为国争光的民族气概。稿件通过生动事例，叙述和描写大桥人“敢想”、“敢干”，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技术难题和困难，把天方夜谭变成生动现实的壮丽篇章，反映“没有创新就没有杭州湾跨海大桥”的主题。29日开始，又以专版形式，推出了6个有关杭州湾大桥自主创新系列报道，随后又推出了图片专版、“学大桥精神，促城市创新”专版。从4月10日起，在一版推出了5篇系列评论员文章。这些报道推出后，大大鼓舞了读者信心，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除了“自主创新”之外，“新农村建设”、“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同样是2006年《宁波日报》深度报道的着力点，这些主题既是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所必需的，也是地方党委工作中的重点，跟人民群众的利益也密切相关。作为一种重型报道，深度报道更多地站在大局的角度来选择主题和题材。以《中国青年报》的《特别报道》专版为例：该版是一个以可预见的近期热点问题、重大突发事件和重大公共政策为主要报道内容的版面，它以重要性和公众关注度为选题标[2]准，为读者提供事实和认识层面的深度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高钢教授在《新闻写作精要》一书中说，以下四大领域通常是深度报道选题的生成地：1）社会文明进步的重大动向；2）政府作出的重大决策；3）社会运行的重大缺陷及弊端；4）重大突发事件。
二、视野宏大，背景广阔
1.观察问题的宏大视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进入了加速期，这次转型虽然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但由于我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所处的国际环境复杂多变，转型过程中又必然伴随着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从而使得社会矛盾凸显，社会关系部分失谐。
在社会关系剧烈变革的过程中，各种新事物、新现象、新趋势、新举措层出不穷。在信息大潮的冲击下，人们“惊愕”不已，倍感知识的不足，判断力下降，真假莫辨，内心无所适从。此时，人们要么躲避现实，要么转向外界寻求替代性解释。为读者提供现实世界的“秩序”和新闻事实的“意义”，新闻媒体责无旁贷，报纸深度报道因其题材的重大性、解释的详尽性、背景的丰富性、主题的深刻性和声音的权威性，更应该成为引导思想的主要力量之一。
要揭示事物的本质联系和发展规律，深度报道就不能把眼光局限于事实本身的层面，而应该在一个更加宏大的视野下，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结合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进一步对该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认识和思考，从眼花缭乱的表面现象洞察出它的实质内涵及发展趋势，知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向，以帮助读者在信息的大潮中“定位”和“导航”。
2.大量运用背景材料
事物的意义只有通过与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才能显现出来，孤立的事件人们是难以作出价值判断的。比如当说某人身高185厘米时，人们的第一印象往往是这个人身材比较高，这个判断不是孤立的，而是以我们的经验为背景的。我们觉得这个人比我们之前见过的大多数人都要高，这些我们见过的人就是理解“某人身高185厘米”这句话的背景，这些背景使得每一个人的心中形成了一个关于高矮的标准，人们就是根据这一标准去对同类的情况作出判断的。如果换个叙述，“某人身高185厘米，他所在篮球队队员平均身高为198厘米”，这时我们又会作出不同的理解，因为背景不一样，意义就不一样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背景知识或背景材料对显现事件意义的重要性。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存在，都有其必然的存在背景，深度报道常常将所报道事物放到其特定的背景环境中，以突出新闻事实的真正意义。
第十六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系列报道《走近孟二冬教授》（《光明日报》，2005年12月13日，作者罗旭、王庆环）——是篇典型人物报道。作者在文章开头写了孟二冬教授的衣着、外貌后，接着这样写道：“黑色的钢琴，一幅题为‘春意浓’的国画，画中粉红的春桃，三只缠绵飞绕的蜜蜂，显露出无限生机。这就是记者走进的孟二冬教授的家。”这一小段主人公生活环境的背景材料的运用独具匠心、意味深长，从中读者分明可以感受到孟二冬教授的品位、修养、志趣和坚韧、豁达、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为下文叙说孟教授高尚的人格、执著的人生追求和顽强的生命意志定下了基调，巧妙地烘托了作品的主题，升华了人物形象。
社会与政治问题撰稿人欧文·克里斯托尔说：“当某人在报道复杂和延续的事件时，如果他先前不了解其背景意义和重要性，他就不可[3]能报道‘发生了什么事’。”掌握背景可以让记者看到事实与事实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报道也更容易为读者所理解。在纷繁复杂的深度报道中，记者往往提供重大新闻事件的各种背景材料，并进行恰当分析，其中背景材料质量的高低是读者对新闻事件把握的准确程度的决定性因素。
三、写作和编排上的整合性
1.对新闻事实的整合
根据不同的标准，人们可以对新闻事实作出不同的分类，如主要事实和次要事实、核心事实和边缘事实、前景事实和背景事实、事件性事实与非事件性事实、深层事实和表层事实等。深度报道不同于其他新闻报道之处就在于，它是通过次要事实突出主要事实，通过边缘事实充实核心事实，通过背景事实说明前景事实，通过非事件性事实补充事件性事实，通过深层事实深化表层事实。所以，在一篇深度报道中，往往有大量的事实材料。通过各种事实的整合，深度报道提供给读者一个尽可能丰满完整的故事，对新闻事件起到阐明、解释、揭露、呈现或预测作用，体现思想深度。
2.对表达方式的整合
深度报道出现以前，西方新闻界居主流地位的新闻报道理念是客观报道。客观报道理念所对应的主要表达方式是叙述、描写和说明，完全排斥议论和抒情，新闻报道要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公正、全面、真实，不应夹杂记者的评论，显露主观感情倾向，报道事实与发表意见要完全分开，记者自己的评述性意见只能出现在评论文章或署名报道中。客观报道曾是现代西方新闻学不可动摇的思想基石。
然而，在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客观报道显得力不从心。20世纪初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二三十年代席卷整个欧美的经济危机相继爆发，整个社会混乱不堪，无数疑团使民众迷惑不解。在这种错综复杂的迷乱中，客观报道已无法满足读者的要求。而客观报道的教条使记者面对纷繁迭现的社会现象失去了主观能动性，只报道事件的表象，而不注重揭示新闻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是媒体成为没有头脑的“传声筒”。当广大受众感受到自己所受的伤害时，他们对客[4]观报道的新闻理念产生了怀疑。据此，客观报道的理念亟待修正。著名政论家李普曼深刻地指出，随着经济危机和罗斯福实施新政，“各种事件接踵发生，而这些事件本身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于是，一[5]个‘为什么’变得与‘是什么’同样重要的时代开始了”。李普曼进一步指出，新闻与意见之间的古老区别已经不符合现实，近代世界已经变得如此复杂和如此难以了解，这就需要不仅报道新闻，而且还应加以说明和解释。
在时代的呼唤下，深度报道的主要样式之一解释性报道兴起，美国新闻杂志《时代》是杰出的代表，该杂志的创办人亨利·劳斯自称[6]《时代》是“新闻事件的注释家”。在20世纪30年代，《时代》周刊通过对系列重大新闻事件的分析赢得了一大批读者，发行量直线上升，于是有些报纸也尝试着开辟专栏，由经验丰富的老报人撰稿，提[7]供重大新闻事件的各种背景材料，并做恰当分析。
如今，叙述、议论、说明、抒情、描写等表达方式都已被整合到了各种类型的深度报道写作中，深度报道中时时流露出记者的倾向和观点毫不稀奇。曾经率先进行深度报道研究的美国学者D·麦克道格尔，把他1932年出版的专著《新闻报道入门》改名为《解释性报道》后所引起的巨大风波再也不会出现了，“议论”、“解释”等也不再是新闻报道中的“肮脏”字眼。深度报道对新闻表达方式的整合突破了客观报道理念在操作上的局限，把新闻业务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3.对新闻文体的整合
深度报道有单篇式和组合式两种基本形式，组合式的深度报道又有连续报道、系列报道和组合文体式三种（详见本章第三节“深度报道的分类”）。组合文体式的深度报道就是在一个共同的主题下，将各种新闻文体的相关报道——如消息、通讯、评论和读者来信等——整合在一个版面或几个相连的版面中，形成一个专版或板块，使之从整体上成为深度报道。在深挖“新闻背后的新闻”的思想方法的指导下，这些原本看上去界限分明的各种新闻文体形成了良好的分工合作，从各自的角度使新闻的深度大大拓展。这样，深度报道实现了对各种新闻报道文体的整合。从这个层面上说，深度报道已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旨趣，它也是一种编辑旨趣，一种采访旨趣，一种新闻思[8]想。
在统一的报道思想的指导下，新闻报道的各种文体整合在同一深度报道之中，此时深度报道中的各种新闻文体的报道既有其相对独立的一面，又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就其独立性来说，各种文体的报道仍然单独成篇，并且各有自己的中心思想，表现了该新闻事件的一个方面，在表现深度报道共同的主题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就其相互依存的一面来说，各种文体的报道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补充，互为背景，使报道更加全面细致；它们还可以相互比照，让受众有更多思考的余地并可以体会更多的阅读趣味；它们之间还可以“互文见义”，共同深化作品的主题。在这里，各种新闻文体的报道被综合成一个整体，各种文体由此而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潜力，发挥着比[9]单独使用更好的效果，这正应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一名言。
4.对新闻编排的整合
为达到深入报道新闻事实的目的，深度报道不但要整合既有的各种新闻报道文体，而且在新闻编排上有时也体现出整合思想。（1）深度报道对文字报道和图片报道、图表报道的整合
在深度报道中，图片和图表有其独特的作用。首先，深度报道面对纷繁复杂的事实，有时仅有文字报道恐怕难以胜任，而图片或图表具有一目了然的特点，所谓“一图值千言”就是这个道理。再者，“电视一代”或“网络一代”的读者有着与老一代读者不相同的思维方式，他们的形象思维更为发达，图片或图表具有形象、直观、生动的特点，适合年轻读者的阅读习惯。第三，深度报道的篇幅一般都比较长，文字报道是其主要内容，但如果只是黑压压的一片文字，既不美观，又很容易造成视觉疲劳，整合了图片或图表的深度报道，版面疏朗，让人赏心悦目。（2）深度报道对各方观点的整合
如前文所述，深度报道并不忌讳表达观点，相反，深度报道就是要为读者提供观点。所以，面对一件重大的新闻事实，各方反应如何，这恐怕是深度报道所要反映的重要内容。不过须注意两点：一是深度报道不能把记者的观点强加于人，记者的任务就是把各方观点呈现出来，至于读者赞同什么，则应由读者自己作出判断。二是深度报道对各方观点的整合要注意平衡性，记者不可先入为主，只提供与自己相一致的观点，否则就完全背离了客观真实的新闻报道原则，也达不到深度报道的目的，因为尽可能挖掘各方意见是深度报道题中应有之义。“基本构架为新闻，再配合记者分头探访的相关新闻，专家与学者的看法，又有列表、图片的辅助……这就是即时的深度报道形态。”[10]
四、深度报道的本质特点在于“深”
深度报道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通过对新闻事实真相的追问，对新闻事实发生发展原因的揭示，对新闻事实发展趋势的分析，对新闻事实意义的探寻和挖掘，来“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深度报道的本质特点就在于其“深刻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记者挖掘深刻
深度报道要发挥教育和引导的作用，但教育和引导不等于空洞的说教，而是要“用事实说话”。新闻最大的力量就在于摆事实，让读者自己从事实当中去明理，这就要求记者在深度报道中给出新鲜的、独特的、有说服力的事实，而这样的事实往往就像沙里的金子，是要经过反复挖掘、筛选、淘洗才能得到的。通过深度开掘，透过表象，揭示真相，拨开“沙土”，挖出“宝藏”，这样的深度报道才有说服力。事实上，有不少好的深度报道就是记者深挖出来的。如当年《华盛顿邮报》两个年轻的记者伍德沃德与伯恩斯坦刨根问底，揭开了一个重大的竞选阴谋以及尼克松总统试图掩盖真相的很多内情，最终导致尼克松总统黯然离职，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轰动一时的“水门事件”。再如我们耳熟能详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1960年2月28日《中国青年报》刊发前，《北京晚报》上已发过一条新华社的短消息，但有着敏锐新闻眼光的《中国青年报》记者认为，这件事完全有进一步挖掘的必要。他们组成记者采访组，重新展开深入细致的采访[11]工作，最后写出了《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这一名篇。
2.报道观点深刻
深度报道最根本的深刻在于多角度、全方位、深层次地揭示新闻事件产生的原因、背景及其发展的规律，阐明它的意义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使读者领悟到新闻事实背后更为广阔和深刻的内涵，受到教育与启迪。1987年《中国青年报》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3篇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是脍炙人口的深度报道名篇，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其中《红色的警告》分别谈到当地行政管理体制的僵化、混乱和矛盾，基层领导机构思想麻痹、信息堵塞和办事效率低下，基层领导干部玩忽职守、自私自利、素质偏低、官僚主义和盲目自大等现象。作者不无讽刺地写道：“5月8日凌晨2时至4时许，从古莲火场烧起来的火焰在民宅中肆虐之时，县里还分层次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副科级以上干部会，一开就是两个多小时。此刻，回头的火焰又从容地吞噬了一大批民宅。”读后让人有欲哭无泪之感。报道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行政管理体制的僵化、混乱和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是造成这次灾难的根本原因，可谓切中时弊，直逼要害，发人深省。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生活的圈子日益扩大，接触的范围越来越广，获得的信息远远超出了人们经验的范畴，相对于无限广阔、扑朔迷离的现实世界，人们的知识明显不足，“头脑中‘文化地图’大面积失效”（喻国明语），特别需要专业人士为那些超出自己经验范畴的新闻事件提供合理的分析和解释。著名记者张建伟在谈到他的一篇成功的深度报道《命运备忘录》时说：“使日常获得的信息，通过深度开掘——不要试图寻找什么新闻，而要努力使新闻变得重要起来——变成‘解惑性’的深度报道。”这就是深度报道，它要求的[12]是观念的深度和观点的深刻。
3.社会影响深刻
深度报道要揭示“新闻背后的新闻”，但不能为揭示而揭示，否则可能走入一味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歧途。仅仅揭示“新闻背后的新闻”还不是深度报道的最终目的，一篇深度报道只有能够产生深刻的社会影响和积极的社会意义，才能称得上成功。深度报道的选题一般都极具代表性，反映当前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当然，并不是只有正面报道才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意义，有时批评报道的意义更大。
被业界称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国著名揭黑记者）的当代著名揭黑记者王克勤说：“记者的职责就在于深刻地关注、忠实地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揭示历史进程中的瓶颈因素；反映制度、政策弊端，以新闻的力量建设公平、文明、进步的民主社会。”他近年来先后推出了《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甘肃回收市场黑幕》等一系列震惊全国的揭黑性深度调查，这些报道对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进步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02年12月6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王克勤撰写的《揭开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它以深度、广度、力度独家披露了北京出租车业的垄断情况。作者形容出租车管理体制弊端——“富了老板，亏了国家，苦了司机，坑了百姓”。其意义，普适全国。该文发表在党的十六大闭幕不久，党的十六大核心内容之一是“行政体制改革”。王克勤这篇力作拉开了出租车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文章发表后第8天，温家宝就这篇文章作出批示：“出租车行业问题到了非管不可的程度，有关部门应该深入调查拿出具体整改意见，以北京为试点，对出租车行业的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2003年大年初一，朱镕基专门慰问北京出租车司机，并指出：“这个行业管理体制存在[13]严重问题，确实需要大力改革。”
4.读者感受深刻
深度报道或直指社会弊病，或揭出爆炸性内幕，或报道感人的事迹，或树立鲜明的人物典型，或阐明深刻的道理……好的深度报道往往让读者感受深刻、过目难忘，具有经久不衰的影响力。
2005年2月下旬至4月中旬，以《宁波日报》为龙头的宁波市级媒体刊发了宁波市海曙区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王延勤同志先进事迹的特别报道，推出了一个真诚为民、爱岗敬业、一生勤勤恳恳地为残疾人服务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王延勤的事迹赢得了残疾人的爱戴，也感动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报道中写道，王延勤从1992年开始写了30多本残疾人工作笔记；他的通讯录整整37页几乎全是残疾人的联系电话；他儿子说，父亲爱他不如爱他的残疾人；一位居委会主任说他对谁都好，就是对自己不好；他在重病卧床、来日无多时仍然打电话叮嘱，要给刚装修好的市肢残人协会办公室建标准的无障碍通道，惦记着残疾人生活中点点滴滴。他住院期间，每天都有几十位残疾人拄着拐杖、摇着轮椅来看望他；在他去世后，连续数天，每晚都有近百位残疾人整夜为他守灵；在他的灵堂里，许多人痛哭失声、长跪不起，300多位肢残、失明、聋哑、智障等残疾人自发赶来为他送别……报道感动了整个城市，人们纷纷以朴实的话语抒发心中的怀念与敬仰。东方论坛网友asan124说：“看了报纸，晚上跟家人说起王延勤，平时吃饭一声不吭的父亲说‘他是个好人’，父亲有个同事的妹妹是残疾人，关于老王的事，他曾听说过。虽然我对老王不了解，但我相信报上那些哭泣、祈祷的残疾人真诚的泪水。还有，我相信我父亲的话。老王，一路走好！”
王延勤先进事迹的深度报道写的是平凡的人物和普通的岗位，没有丰功伟绩，但在人们心中，却树立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深度报道的深度不是故作深沉，不是艰深的话语，也不是豪言壮语，但它应该对读者的心灵有所触动，使人的灵魂受到洗礼。只有读者感受到了的深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深刻，这正是深度报道发挥作用的心理机制，也是其魅力所在。
五、深度报道采访的艰巨性
1.深度报道的采访工作量大
深度报道不同于一事一报的快讯或消息，它是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的报道；深度报道不能停留在表象的描述，而应透视事物的内部规律；深度报道由时间上静态的报道，转向注重过程的动态报道。深度报道要揭示真相，抓住本质，但从表象到真相、从现象到本质的路径往往是曲折的、艰难的，容易受到各种力量的制约和影响：新闻事件本身的复杂性，相关利益主体的干预和阻挠，宣传管理部门的政策要求、市场或商业利益的诱惑、从业者的判断能力和操作技巧，部门管理者的反叛意识和决策水平……因此，一篇成功的深度报道，其[14]采写要耗时耗力，其发表亦要几经周折。要给读者一碗水，记者得先有一桶水。深度报道信息量大，挖掘深，相应的，深度报道的采访工作量大，一篇深度报道不是在仅仅采访了一两个新闻来源之后就能[15]写出来的。一篇短消息可能倚马可待，但一篇深度报道要花费好些时日进行调查研究，有的甚至数月、数年之久。《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认为，扎扎实实的调查采访永远是记者之第一要务，好作品是跑出来的，而非写出来的。有影响力的作品其调查访问应该占到总工作量的八成或更多。只有获得大量一手资料，才能全面、客观、准确地把握新闻事实，进而揭示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
2.采写深度报道（特别是揭黑性的调查报道）往往要承担较大的风险
中国近代著名记者邵飘萍有句掷地有声的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义不容辞的职责，而深度报道中的揭黑性调查报道是媒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一种主要方式。各种各样的违法行为、幕后交易都是“见光死”，面对记者的采访、曝光，既得利益者必然想尽各种办法进行阻挠，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对记者和其家人的人身安全进行威胁，或诬陷，或拘禁，或骚扰，或暗害，明枪暗箭，让人防不胜防。近年来，记者遭袭、采访工具被毁之类的事件时有耳闻。2001年王克勤曝光兰州证券黑市时，就曾遭遇各种各样的威逼与利诱。黑老大扬言要将他“做掉”，不成之后又进行收买，收买不成又进行电话恐吓，还对其家属进行死亡威胁。2001年2月9日，王克勤呼机上出现一行字：“我们已知道你的家庭地址，晚上，我们来接你的老婆孩子。”一小时后，又一恐吓电话打进：“我们要血洗你的家，你等着。”有黑社会组织曾扬言出价500万元买他的人头，因此他被传媒界戏称为当代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他每天在惊恐中度日，给父母、妻儿的遗书都准备好了。甘肃省有人批评他，吃着甘肃的饭，捣着甘肃的乱，说他破坏甘肃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稳定。他连续8个月没有拿到一分钱工资，在冒死为民请命，成功揭露兰州证券黑市后，于2001年11月被开除公职。后他被首都的《中国经济时报》聘为高级记者，依然不怕威逼利诱，不久他即发表了关于北京出租车行业的调查报道，引起了国务院两任总理的高度重视，引发了出租车行业垄断弊端的整改。[1]沈世纬：《深度报道与理论思维》，载《新闻记者》，2003年第9期。[2]邓涛、魏曦：《谈深度报道的写作》，载《新闻三昧》，2006年第4期。[3]〔美〕梅尔文·门彻著，展江主译：《新闻报道与写作》（第9版），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328页。[4]胡翼青：《论深度报道的整合》，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5]麦尔文·曼切尔：《新闻写作与报道》，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1年，第198页。[6]《“思维方式”及“深度报道”概念析义》，转引自http：//www.xici.net/b181600/d21519412.htm。[7]《“思维方式”及“深度报道”概念析义》，转引自http：//www.xici.net/b181600/d21519412.htm。[8]胡翼青：《论深度报道的整合》，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9]胡翼青：《论深度报道的整合》，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10]沈征郎：《实用新闻编采写作》，台湾联合书报业出版，第153页。[11]薛建国：《党报如何开掘深度新闻》，载《传媒》，2006年第6期。[12]陈力丹：《深度报道“深”哪儿》，载《新闻与写作》，2004年第4期。[13]李彦春：《为公平和正义而战的优秀的新闻人——王克勤》，引自http：//tech.sina.com.cn/me/media/gc/2003 11 09/1337253847.shtml，2003年11月9日。[14]张志安：《报道如何深入》后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15]〔美〕布鲁斯·D·伊图尔、道格拉斯·A·安德森：《当代媒体新闻写作与报道》（英文版，第6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62页。原文：“An In-depth is not Written after Merely Interviewing a Source or Two.”
第三节 深度报道的分类
[1]深度报道可以分成单篇式深度报道和多篇式深度报道。单篇式深度报道主要包括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和预测性报道，多篇式深度报道主要包括连续报道、系列报道和组合报道。
一、单篇式深度报道
1.调查性报道
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源于20世纪初叶美国轰轰烈烈展开的黑幕揭发运动，更早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普利策倡导的社会改革报道。1902年到1912年（或1914年）的黑幕揭发报道集中揭露美国社会腐败现象，时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称从事这类报道的记者为“扒粪者”，意指揭黑记者像扒粪人一样，手拿粪耙目不转睛，对美好事物视而不见，专门盯住腐败堕落的东西不放。《美国新闻史》对“调查性报道”的解释是：“挖掘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卡车司机工会、犯罪集团和腐败政客活动的，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所谓的调查性新闻记者。调查性报道是指利用长时间内积累起来的足够的消息来源和文件，向公众提供对[2]某一事件的强有力的解释。”
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教授们认为，“调查性（揭露性）报道的目的在于揭露被隐藏起来的情况；其题材相当广泛，广泛到涉及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它指的是一种更为详尽、更带有分析性、更要[3]花费时间的报道，因而它有别于大多数日常报道。”
美国学者大卫·安德森（David Anderson）和皮特·本杰明（Peter Benjamin）在1975年出版的《调查性报道》一书中认为，调查性报道是“报道那些被掩盖的信息……它是一种对国家官员行为的调查，调查的对象包括腐化的政治家、政治组织、公司企业、慈善机构和外[4]交机构以及经济领域中的欺骗活动”。
美国调查性报道记者编辑协会认为：调查性报道是通过某人的原创性的工作而发现的关于一些人或组织企图隐瞒的重大事件的报道。记者的调查工作包含三个基本要素：不是通过别人调查而得的报道；故事的主题包含一些值得阅听者关注的重要因素；有人或有组织企图[5]对公众隐瞒这些事件。
调查性报道是“报刊上的一种特殊报道形式，专门用来揭露社会[6]阴暗面，政府的黑幕，大企业的罪恶勾当以及社会的内幕等等”。
综合上述定义，调查性报道有这样几个特点：调查性报道的主题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并以维护公众利益为最终目的；调查性报道的重点内容是揭丑，因此有人认为把“Investi-gative Reporting”译成“揭露性报道”更恰当；调查性报道的对象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重点是政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或腐败现象；调查性报道的过程往往比较复杂，因为被调查的对象企图掩盖真相；调查性报道需要“利用长时间内积累起来的足够的消息来源和文件”，证据翔实。
中国新闻界对调查性报道的理解比西方更为宽泛。西方调查性报道中的“调查”意指“揭露”，而中国调查性报道中的“调查”不但包括对丑闻的揭露，也包括对一般新闻事实的“调查研究”，从实际中搜集资料，经过分析，形成对新闻事实的认识或观点，用以进行新闻写作。调查是占有材料，研究是消化材料。调查和研究反复循环，[7]逐步升华，一步一步地接近真理。比如，2007年1月5日《市场报》第4版的《中学生咋花零花钱》，就安徽省六安市青少年的零花钱的来源以及如何支配做了调查；2006年11月2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播出了《海南发展和谐社会 建设文明生态村》，报道海南6000多个村庄旧貌换新颜及其变革的原因。很明显，诸如此类的新闻调查均与揭丑无关。
2.解释性报道
解释性报道（Interpretative Reporting）也起源于美国，但关于解释性报道起源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1912年《纽约时报》配上背景材料对英国豪华客轮“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消息进行的报道就是解释性报道。另一种观点认为，解释性报道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解释性报道是1929年经济危机的产物。
要确定解释性报道出现的确切时间是困难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解释性报道的兴起是由于社会深刻变动条件下人们了解变动原因的迫切需要。无论是世界大战，还是经济危机，各种事件接踵而来，于是“一个‘为什么’变得与‘是什么’同样重要的时代开始了……如果驻白宫的记者仅仅报道发生什么而没有提供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含义，那[8]他只完成了一半工作”。20世纪30年代初期，美国一些报纸开始重视解释性报道，在提供重大新闻事件的同时提供各种背景材料，并进行适当的分析。但由于这一做法和当时流行的客观报道“事实与意见完全分开”的理念相矛盾，解释性报道受到许多人的抵触，“解释”被新闻界认为是肮脏的字眼。1933年，美国报纸协会承认并强调对于新闻的解释和分析，解释性报道正式得以确立。20世纪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横行，新闻界对其所作的“传声筒式”的纯客观报道使不少人上当受骗，对新闻事实进行适当解释的做法进一步被社会所接受。60年代，越南战争和美国黑人反抗种族歧视运动使美国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对政治局势迷惑不解，需要新闻媒介提供适当的分析和解释，解释性报道的长处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从此，解释性报道逐渐发展成为美国报纸上的主要新闻品种。
什么是解释性报道？它是指“主要用来解释新闻事实的一种深度报道形式。通过背景材料的大量运用，解释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并揭[9]示其实质、意义”。美国新闻学教授卡尔·林兹特诺姆认为，所谓解释性报道就是在报道新闻事件中补充新的事实，即“历史性的、环境性的、简历性的、数据性的、反应性的”事实，这样就能使正在发生[10]的新闻事件更加明白易懂。美国《底特律新闻》社论作家杰克·海敦认为，解释性新闻“是一种作解释或者作分析的报道”，“是一种加背景给新闻揭示更深意义的报道”。解释性报道是一种充分运用背景材料来说明新闻事实的来龙去脉，提示新闻事实的原因、实质意义或预测新闻事实发展趋势的分析性报道。它提供的不是单纯的消息来[11]源，而是通过各种事实来分析新闻事实背后的有关因素。
解释性报道的主要特点有：报道目的不是提供简单的新闻事实，而是诉求新闻事实发生的原因，这一点使它区别于消息；用事实说话，报道新闻时运用大量的背景材料，以说明新闻事实的来龙去脉，这一点使它区别于评论；表达方式上夹叙夹议，强调对新闻事实的分析和解释，点出新闻事件的实质，揭示更深层的意义。用新闻要素理论分析就是，解释性报道最突出的是“why”。
3.预测性报道“预测性报道（Foreseeing Reporting）是对将会发生而未发生的事实所作的前瞻性报道，它着重对新闻事实的发展变化趋势或前景进行科学预测，其价值取向表现为准确性、科学性和权威性。预测性报道以理性、前瞻的眼光，向读者或受众提示、分析‘明日生活’，不仅强化了新闻的时效性，而且对社会舆论和社会心态能起到导向作[12]用。”“预见性报道是依据现在和过去的事实，对事物或事态前景所作[13]的报道。”“预测性报道是当事件要长期变化之时，对它的发展方向、未来[14]结果进行预测所写的报道。”
从以上论述可知，预测性报道有如下特点：第一，预测性报道诉诸的是“将来”，是对将来时态的事实变化的趋势进行报道，尽管它要建立在既往事实的基础上，但其侧重点不是“已经发生了什么”，而是“将来可能发生什么”。用新闻要素理论分析就是，预测性报道最突出的是“how”。第二，预测性报道诉诸的是“意见”，其重点是对事实发展走向的分析，这种分析尽管也是建立在既往事实的基础之上的，但既往事实本身不是报道的重点，也不是读者对预测性报道的阅读期待，在预测性报道中，读者想要的是关于未来的“观点”。
在信息化时代，信息是战略性资源，对信息的占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竞争结果，人们除了需要掌握过去时代和现在时代的已知信息外，还需要掌握潜在的、关于未来的信息，竞争的胜负更多取决于对[15]明天的知晓和占有，这是预测性报道兴盛的社会需要前提。社会研究方法日益成熟，提高了预测的准确性，这是预测性报道兴盛的技术保障。预测性报道可以帮助人们提前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势，从而调整好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为应对、适应将来的变化做好充分的准备。预测性新闻报道的出现和兴盛是新闻传播活动发展的必然。在中西方的媒体上，预测性报道已成为一种主要的深度报道样式。
相对于其他形式的报道来说，预测性报道具有较强的挑战性，因为它是对事实发展变化趋势的分析，报道先于事实的变化，而未来总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谁也不能保证预测的结论与将来的结果完全相符。当然，这并不能否定预测性报道本身，但以下几点值得重视：（1）预测要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严密的逻辑脉络
预测不同于猜测，预测是科学的分析推理，猜测是随意的主观臆断。充分的事实根据和严密的逻辑脉络是预测性报道准确性的前提，只有这样的预测才能给读者提供一条洞悉未来的途径，才能树立媒体在公众中的公信力。（2）掌握科学的预测方法
我国预测性报道的普遍方法模式是“个人经验加专家判断”，主观性强，视野不宽。西方的预测性报道往往是建立在诸如调查、抽样、数据统计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基础上的。和精确新闻、民意调查相结[16]合，与专门的预测机构进行合作是将来预测性报道的发展方向。（3）提高记者自身的素养
上述掌握科学的预测方法是记者素养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要广泛掌握多方面的知识，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领域的知识更应精通，知识好比是黑暗中的火炬，火炬越亮，看到的地方就越远。（4）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俗话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只根据少数意见就匆匆下结论是不负责任的做法，这样的预测性报道失败的概率很大。
二、多篇式深度报道
多篇式深度报道是指媒体对重大题材进行多次、集中、成组的报道，具有容量大、信息多、角度广、视野宽、冲击力强、关注度高等特点。多篇式深度报道主要包括连续报道、系列报道和组合报道三种形式。为了鼓励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在“中国新闻奖”的奖项设置上专门设立了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的奖项，每年评出10个获奖作品[17]。围绕一个报道主题对各类稿件进行排列组合，从稿件的相互联系中提炼和深化报道主题，这种组合报道也越来越成为深度报道常用的一种形式。
1.连续报道
中国新闻奖的评选办法对连续报道下的定义是：连续报道是指围绕正在发生的重大新闻进行的“追踪式”报道。本书认为，连续报道是指，紧随报道对象的发展变化，新闻报道不断地跟进，对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在一定时期内进行持续性报道，既追踪事物最新的发展变化，又追溯事物以往的发展轨迹，以探索事物的来龙去脉，揭示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
连续报道被广泛运用，广受欢迎，具有很多优点。首先，连续报道常常是针对当前社会上出现的突发事件、“热点”、“焦点”、“难点”等问题，选题上具有显著性。连续报道是新闻报道样式中的“重型武器”，如果选题没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在社会上没有典型意义，不能引起受众的共同关注，就不适合采用连续报道的方式。一味放大，不断“注水”，不但不能吸引关注，反而有故弄玄虚之嫌。其次，连续报道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及时向读者提供最新的信息和报道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应，具有高度的时效性。连续报道不是等事情有了结果再去报道，而是笔随事起，笔随事走，报道与事件的发展同步进行。每一次报道都是一次事件的“刷新”，报道环环相扣，前后相连，受众对事态有一个及时、完整、清晰的把握。第三，连续报道对报道对象进行持续的跟踪追击，由点到线，由浅入深，直至水落石出，具有延伸性。连续报道就像在演绎一部“连续剧”，从起始、经过到结果，层层推进，有一个较长的持续过程，发稿量多，易形成强大的社会舆[18]论，读者注意受到持续的刺激和吸引，印象深刻。第四，在连续报道的过程中，事物发展的前景具有未知性。连续报道中常常充满悬念，高潮迭起，跌宕起伏，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受众心中充满阅读期待，这一报道方式特别能激起受众的关心，吸引社会参与，甚至形成轰动效应。因此，连续报道也常常被报纸用来吸引受众，提高发行量。
2.系列报道
中国新闻奖的评选办法对系列报道下的定义是：系列报道是指围绕某一主题或已经发生的某一新闻所作的多角度、多侧面、多层面、多方式的报道。本书认为，系列报道是指围绕着某一新闻事实、某一新闻人物或一个共同的主题，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和不同时空组织多次形式上相互独立、内容上相互呼应的报道，以对报道对象进行深入的、立体的剖析。系列报道多用于对非事件的主题性新闻或重大题材作深度报道，以时空跨度大、角度变化多、包容量大、传递信息密集而著称。系列报道在进行信息整合时，不论是筛选、抉[19]择，还是集纳、重组，都是以“与主题具有逻辑相关性”为准绳。
系列报道与连续报道有许多共同之处：如选题都会针对当前社会密切关注的“热点”、“重点”、“焦点”或“难点”问题；报道的起点和终点清晰，都有一条主线和一个报道过程，结构具有完整性；时空跨度大、发稿量多、信息密集，都是充分发挥多次报道集合体的优势，都是全方位、多角度地传播信息；都要充分运用背景材料，等等。
但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是两种不同的深度报道方式，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不能混为一谈。连续报道的报道对象是正在发生变化的新闻事实，其中仍不断有新的情况出现，连续报道正是需要对这些新情况作不间断、不遗漏的追踪，随着新闻事实的进展，报道不断地向前延伸，形成时间上的延续性。与连续报道的报道对象随时间不停地发展变化不同，系列报道的报道对象在报道之前就已形成。系列报道的报道对象有两种情况，一是已经发生了的具有新闻性的某一事实，系列报道从不同的侧面或角度对这一事实进行全方位的透视或解剖，使读者对这一新闻事实有一个深层的洞悉；二是已经发生了的具有新闻性的多个事实，这些事实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通过报道这些不同时空的新闻事实，反映一个共同的主题。
3.组合报道
组合报道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深度报道方式，国内的组合报道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尽管早期的新闻教科书上没有明确提出“组合报道”这个词汇，新闻评奖也没有组合报道的一席之地，但组合报道多角度全方位地报道新闻事实和反映新闻主题，其形成的立体效应极大地满足了读者在深度、广度和审美上对新闻报道的需求，因而深受[20]广大受众的欢迎。
目前，组合报道有两种基本形式——事件中心型组合报道和主[21]题中心型组合报道。事件中心型组合报道是指，把多篇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形式或体裁报道同一新闻事件的稿件或资料组织在同一版面空间，多方面、多层面地揭示该新闻事件的过程、原因、影响、意义，使受众深入认识新闻事件。主题中心型组合报道是指，把多篇能体现同一报道主题、内容各异、形式独立的稿件组合在同一版面空间，通过不同时空的事件或不同角度的报道来强化同一新闻主题，以达到集中宣传的目的。
组合报道具有内容深刻、形式多样、版面活泼等特点，尤其适用于平面媒体的深度报道。首先，组合报道通过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若干单篇报道的排列组合，对同一新闻事实或同一报道主题进行多方位的挖掘或剖析，从不同方面对新闻事实进行深刻展现，对报道主题进行提炼和升华。其次，组合报道围绕同一新闻事实或同一报道主题，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报道手段和报道体裁，消息、通讯、特写、评论、图片、资料链接、读者来信等各种形式，只要适合表达主题，均可组合在一起。因此，组合报道可以充分发挥各种报道手段和报道体裁的长处，版面也显得丰富多样。第三，与其他形式的深度报道相比，组合深度报道由若干篇小稿件组成，有效地处理了新闻要素的分合关系，它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深度报道可能出现的篇幅冗长、节奏缓慢、头绪复杂的缺陷。一篇篇短小的稿件让报道的节奏变得明快悦目，版面变化而有序，这有利于报纸版面的美化，也可以减轻阅读疲劳，方[22]便了读者的阅读。
以上我们分析了各种类型的深度报道，但这些类型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如今，各种类型的深度报道还有进一步融合的趋势，如出现“连续组合报道”、“系列组合报道”等等。第十四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医药代表向“老百姓”下跪》就是系列组合报道。2003年2月25日，《浙江日报》推出了精心准备的《医药代表向“老百姓”下跪——老百姓大药房杭城奇遇记》一文，为强化宣传效果，报纸不惜版面，配发了《老百姓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评论，还把当天新华社播发的一篇西安“老百姓”大药房面临同样困境的文章作为“新闻链接”一起刊用，形成新闻、评论、背景3篇文章有机搭配的版面结构，强化了版面的分量。次日，《浙江日报》继续推出《有钱拿不到浙江药——老百姓大药房杭城奇遇记》，并组合了两篇专访，一篇是记者对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的专访——《千万不要学欧洲中世纪行会》，一篇是杭州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紧急约见记者的访谈。《浙江日报》还连续多天将群众的反馈刊登出来，从而得到了更多读者的热情支持。整个报道从既得利益者对“老百姓”的围剿、零售药房组织价格同盟联合抵制、医药代表的围攻甚至下跪、医药批发公司的封杀等侧面对老百姓大药房在杭州的“奇怪遭遇”进行系列报道，同时每次的报道又组合了多种体裁或来源的稿件，这一“系列组合报[23]道”的新形式，加强了这一获奖报道的轰动效应。[1]也有人称为独立文体式深度报道和组合文体式深度报道，这一提法的前提是“深度报道是一种文体”，但如本书第二章第一节“深度报道的界定”所述，深度报道不是一种文体，故本书认为“单篇式深度报道和多篇式深度报道”的提法更为合适。[2]〔美〕埃默里等著，展江译：《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9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33页。[3]〔美〕密苏里新闻学院写作组，布赖恩·布鲁克斯、达于·莫昂、乔治·肯尼迪著，唐兰雷、褚高德译：《新闻写作教程》，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384页。[4]David Anderson and Peter Benjamin,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5，p.5.转引自傅海：《西方新闻理论视域中的调查性报道》，载《青年记者》，2005年第5期。[5]转引自傅海：《西方新闻理论视域中的调查性报道》，载《青年记者》，2005年第5期。[6]李良荣：《当代世界新闻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7页。[7]冯健：《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123页。[8]转引自程道才：《西方新闻写作概论》，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122页。[9]张羽：《当代新闻写作学》，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1页。[10]转引自邓涛、魏曦：《谈深度报道的写作》，载《新闻三昧》，2006年第4期。[11]欧阳明：《深度报道写作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3页。[12]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685254.htm。[13]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4]〔日〕内川芳美、稻叶三千男：《大众传播用语辞典》。[15]李晓静：《中国预测性报道：现状、问题及前瞻》，载《现代传播》，2004年第2期。[16]李晓静：《中国预测性报道：现状、问题及前瞻》，载《现代传播》，2004年第2期。[17]刘少宇、金志毅：《浅议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载《新闻爱好者》，2006年第7期。[18]佘建兰：《搞好连续报道应把握的几个环节》，载《军事记者》，2006年第10期。[19]吴煜：《关于连续（系列）报道信息整合的思考》，载《现代传播》，2002年第6期。[20]唐永芬：《浅析深度报道的演进轨迹及特征》，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21]于泳：《组合报道——现代平面媒体深度报道的另一种尝试》，载《新闻战线》，2005年第9期。[22]孙剑忠、刘曦：《对复杂事实的综合演绎——论组合报道的组合效应》，载《中国记者》，2000年第4期。[23]秦军：《党报完全有能力做好热点难点报道——对〈医药代表向“老百姓”下跪〉系列报道的回顾》，载《新闻战线》，2005年第2期。
第三章 网络时代党报深度报道的定位、作用与特点
在以信息海量、传播快速、超强链接为特点的网络传播的冲击下，报纸的生存空间又受到了严重威胁。2005年，纸质媒体读者继续分流，广告锐减，市场严重萎缩，利润大幅下滑。因此有人断言，纸质媒体的“寒冬”已经到来，报纸甚至被宣判了“死刑”。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教授菲利普·迈尔在他的著作《正在消失的报纸：在信息时代拯救记者》中提出，“如果现在报纸读者的发展趋势持续不明朗，到2044年，确切地说是2044年10月，最后一位日报读者将结[1]账走人。”中国学者刘建明也认为，“在30年后，报纸将无可救[2]药。”
在纸质媒体市场全面萎缩的背景下，我国报纸中单一品种数量最多、地位最重要的党报，同样面临着读者流失和老化、发行下降、广告减少等困境。各级党报本来就备受都市类报纸的冲击，如今可谓雪上加霜，网络时代的党报如何生存和发展是摆在传媒业界和学界面前的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
在传媒发展史上，当广播电视兴起的时候，报纸也曾面临同样的挑战，因为报纸在传播速度等方面无法与电子媒体一争高低。但是，报纸不但没有消亡，反而与广播电视共生共荣。这是因为，与广播电视相比，报纸有自己的优势，其中之一就是文字报道的详细深入、修[3]养性与接受的主动性，这些长处为电子媒体所无法企及。因此，[4]“深度报道成为印刷媒体……新闻的救星”。通过内容上的深度挖掘，报纸新闻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弥补了自身的欠缺。
可以预见的是，作为媒体中的一大门类，报纸的生存问题大可不必悲观，国际公认的电子出版预言家和先行者美国人罗杰·菲德勒说：“在今天不管有多少悲观的预测是多么司空见惯，我对于新闻和印刷[5]媒介的未来展望还是乐观的。”传播学研究认为，“随着人类的文化水准的提高，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已从喜好形象的、浅层次的传播，转[6]向于深层的、思辨的、全方位的追求。”以文字为主要传播符号的报纸，在激烈的媒介竞争中仍有用武之地，深度报道仍然是报纸的有力武器。在网络时代，在汹涌澎湃的信息浪潮中，在竞争激烈的“媒体战国”时期，党报深度报道因为题材的重大性、主题的深刻性和声音的权威性，必将在引导社会舆论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只要找准定位，发挥作用，形成特色，党报深度报道就一定大有作为，就一定能帮助党报继续占据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的主体、主导和主流地位。
第一节 网络时代党报深度报道的定位
一、党报深度报道的目标定位
清代著名画家戴醇士谈作画时曾经说过，“令人惊不如令人喜，令人喜不如令人思。”这一论述同样适合深度报道。深度报道就是通过对热点问题或重大题材的深层剖析，引起人们的思考，引导人们的思考，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影响党和政府的决策。在网络时代，信息在量上取得了空前的增长，但在质上尚需进一步提高。党报深度报道就是要通过深刻的揭示、深刻的解读、深刻的观点等高质量的信息，对社会舆论形成强大的影响，“深刻成就影响力”是网络时代党报深度报道要达到的目标。
如前文提到的第十四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医药代表向“老百姓”下跪》系列报道，作者抓住了近年来颇受社会诟病、令群众头痛的药价虚高这一医疗改革难题，选择了一家大型平价药店——“老百姓”大药房，在杭州遭同行封杀的“奇怪”遭遇，联系根据WTO协议我国将于2004年底向外资全面开放医药批发和零售领域的背景，对杭州市医药批发零售行业垄断经营，破坏自由竞争规则，损害群众切身利益，与市场经济规律背道而驰的落后、丑恶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对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对社会反响、主管部门的声音、专家的解读进行及时的传播。报道对药价虚高、药品流通领域暴利及垄断行为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击中了那些试图继续保住暴利、抵御公平竞争者的要害。发表之后，杭州全城轰动，社会反响强烈，群众拍手称快。读者纷纷来信来电，或支持《浙江日报》的报道，或声讨虚高的药价，或提供新的药价虚高的证据。在报道推出的当天，先前主要因为没有明确表态支持“老百姓”大药房，而在杭州市级机关“满意不满意”的评比中名列末位的杭州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紧急约见记者，就老百姓关心的药店、药价问题表态，明确表示将为医药零售业的公平自由竞争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报道推出的次日，杭州市药监局决定取消长久以来一直被人们非议的“150米之内不允许开办两家药店”的不合理规定。同样，其他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也纷纷表态，支持像“老百姓”大药房这样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同时又能给群众带来巨大利益的市场主体。报道还引起了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高度关注，省长吕？善专门作出批示，责成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到“老百姓”大药房调研，解剖药品流通领域存在的问题。在报道强有力的影响下，杭州几乎所有的媒体相继跟进报道，国内多家媒体转载了《医药代表向“老百姓”下跪》一文，《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上海东方电视台等大型媒体也专门来到杭州采访此事。最终，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和政府支持下，“老百姓”大药房进不到货的局面得到明显改善，杭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把“老百姓”大药房纳入到医保定点药店的计划中，群众盼望已久的事情终于成为现实。为此，中宣部赞扬《浙江日报》贴近百姓生活，既积极引导了舆论，又体现了“民之心声”，充分显示了党报应有的风范，值得认真[7]发扬和借鉴。
具体来说，党报深度报道的影响力来自哪些方面呢？
首先，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党报深度报道的影响力来自事实本身。用事实说话是新闻报道的基本规律，党报也不例外。党报深度报道要通过典型事实的剖析来揭示深层的社会问题，折射深刻的时代命题。“老百姓”大药房在杭州的遭遇在当下中国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具有代表性，它实际上是市场垄断同盟攫取暴利、既得利益者破坏公平竞争、管理部门效率低下无所作为的缩影，又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事例的典型性是该报道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基础。
其次，党报深度报道的影响力来自党报的权威性，这是党报深度报道区别于市场化媒体和网络媒体深度报道的一个重要方面。党报是各级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喉舌，党报发言代表的是同级党组织，党报上的新闻报道虽然不能等同于党和政府的文件，但它传播的是党的方针政策，代表的是党组织的声音、意见和态度，权威性是党报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优势。党报的权威性地位是党报深度报道影响力的重要来源。党报要充分利用权威性的优势，在网络时代的媒体竞争中巩固自己的主体地位，发出主流声音。
第三，党报深度报道的影响力来自报道主题的重大性，即报道“大事”。人民群众常说，“大事看党报”，这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党报的信任，党报深度报道作为一种大型的报道，应该把做大做强重大主题报道、关注党和政府正在着力解决的“大事”，作为提升党报引导力、发挥社会影响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举措。重大主题主要包括党和政府的重大工作部署，出台的重大方针政策，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举措、重大成就，重要会议和政要活动，重大典型和经验，各级党委、政府工作思路的重大调整，以及重要的人事变动，阻碍社会进步的重大矛盾和阻力等等。这些重大主题新闻，是当之无愧的主流新闻，是党报深度报道影响力的主要载体，理应是党报深度报道的[8]“第一关注点”，理应做好、做足、做强。
第四，党报深度报道的影响力来自党报的诚实与自信。党报要敢于通过深度报道触及、解剖重大社会问题，直面前进中的困难，及时发出自己的声音。谣言止于公开，面对有广泛影响的负面事件时，党报应不回避，不沉默，不含糊其辞。网络时代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方便、快捷、多样，“盖子”是捂不住的。时任广州日报社社长戴玉庆说，回顾中国新闻史上办得比较好的报纸，像《大公报》，都不会回避针砭时弊的社会问题。针砭时弊是党报深度报道选题的一个重要来源。有些党报领导有所误解，认为，“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就是唱赞美诗。赞美诗当然要唱，但如果光知道唱赞美诗，就不是实事求是了，就背离了党的思想路线了。由于思想认识的误区，有些党报对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关注不够，甚至在一些重大新闻事件中“主动”失语，使得党报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和认同度大大降低，这实际上是不自信的表现。党报要做好党和人民的“喉舌”，就必须主动关注、深度解读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政治、经济事件。党报深度报道如没有现实针对性，就不能吸引广大受众的注意，就不能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力，读者对你报道无动于衷，影响力从何而来呢？
二、党报深度报道的读者定位
定位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市场定位，即企业为产品选择目标消费市场或目标消费者。对报纸来说，市场定位就是选择、圈定读者群体。党报深度报道的读者定位指的是确定党报深度报道登给谁看，深度报道的读者定位对于其他诸多层面的定位至关重要。一方面，读者的定位准确，是党报深度报道的目标定位能够顺利实现的保证，因为读者定位决定了党报深度报道影响谁的问题；另一方面，只有弄清楚了读者定位，才可能进一步研究党报深度报道的内容定位和风格定位，如果连自己的读者对象有什么特点、兴趣何在、希望看到什么都不明白，深度报道就是无的放矢，就不可能拨动读者的心弦，就完全有可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盲目地跟风和炒作，人云亦云。只有知道我们的报道是给谁看的，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出相应的报道对策，策划、采写出受目标读者欢迎的深度报道。
党报深度报道作为党报新闻报道有机体的一部分，其读者定位与整个党报的读者定位是一致的，不可能党报上其他品种的新闻报道是给一部分读者阅读，而党报深度报道是给另一部分读者阅读。不少研究者对党报的读者定位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通过总结梳理，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种观点。
一是说，党报是办给主流人群或曰高端读者看的。比如，“要把新华日报办成一张高品位、进入主流社会的大报，将阅读对象定为各[9]级领导干部、知识界人士、白领阶层和企业家。”再如，“至于党报的读者，现阶段不要泛泛而谈什么全覆盖，奢求进家入户。我们必须明白，党报面对的是高端读者，主流是‘六者’：各级领导者、决策者、管理者、投资者、经营者、研究者。成就了高屋建瓴之势，才有[10]可能形成一泻千里之态。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大有作为……”“我们的读者就是各级领导者、决策者，各层面的管理者、投资者、经营者和研究者，是公务员、商人和专业人士。简言之，就是那些主流读者。他们是整个报业市场中的高端读者，他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走势具有高度的影响力……我们确定要办一张权威性的政经大报，做主流新闻，争主流读者，努力办高水平的党报。我们确定要将《南方日报》定位于广东报业市场第一份以高端读者为对象的权威政经大[11]报、主流严肃大报。”我们不妨把此类定位的读者对象概括为“有权力、有金钱、有知识、有地位”的“新四有新人”。
二是说，党报是办给人民群众看的，应以普通老百姓为读者对象，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还对党报的“新四有新人”的读者定位提出强烈质疑。署名“如一”的作者在《“主流社会”质疑》一文中对上述关于《新华日报》读者定位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作者认为，对当今中国社会作“主流”与“非主流”的划分否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是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是实用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作者说，党的性质决定了党报的性质，与党的宗旨一样，党报的根本宗旨也只能是全心全意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党报的服务对象既是党政机[12]关，又是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再如，《“精英”还是“平民”？——论党报的读者定位》一文也认为，将党报的读者仅仅定位于“主流受众”、“高端读者”，不符合党报的性质，文章还进一步论述了[13]“党报读者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必然性”。
以上是两种各执一端的意见。那么，到底哪种观点正确呢？党报究竟是办给谁看的呢？毫无疑问，党报（包括党报深度报道）的读者对象是人民群众，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1942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展开通讯员工作》明确指[14]出，“我们的报纸是党的报纸，同时也是群众的报纸。”我们党的报纸不仅要办给人民群众看，而且要走“群众办报”路线，这既是我们党办报的优良传统，也是党报在现今传媒业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的生存之道。如果人民群众看不到党报，听不到党的声音，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党报就不称职。如果党报不能经常和人民群众见面，党报就当不好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就起不到沟通上下的作用。如果党报还是“官模官样”，曲高和寡，仅办给机关干部等所谓的社会精英、高端读者看，也很难有市场，毕竟媒介短缺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没有市场，没有读者，何来影响力？
但是，我们认为，党报的读者对象是人民群众与党报把读者对象定位于诸如“新四有新人”之类的“精英”或“高端”群体并不矛盾。人民群众这个概念不能仅仅在阶级和政治的层面上去使用，不能一说到人民群众，马上就联想到“无产阶级”、“工农联盟”、“劳苦大众”、“弱势群体”等名词，广大的工农大众固然是人民群众，而且肯定是人民群体的主体，但“各级领导者、管理者和投资者、经营者、公务员、研究人员、商人、专业人士和知识界人士”等精英群体是不是人民群众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比如广大知识分子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当然属于人民群众，其他社会精英也是人民群众，他们是从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佼佼者，是人民群众的优秀代表，人民群众既包括所谓的“主流人群”，也包括“主流”以外的更广大的人[15]群。不能把“主流人群”与普通人民群众对立起来，所以，党报定位于高端读者和党报的读者对象是人民群众不是矛盾的、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一致的。
时代在发展，我们的思想观念也必须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保持生命力的保证。
根据目前的情况，党报读者定位的策略可以概括为“巩固显在读[16]者”和“争取潜在读者”。当前，各级党报对高端读者比较重视，功夫下得较多，这些高端读者就是党报抓住了的显在读者。如《南方日报》提出“以高端读者为诉求”，他们认为，高端读者是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有一定社会地位，关心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大事，关心国家前途、社会发展、民众福祉，对我们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走势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群，这些人对主流新闻有着特别的需求。党报深度报道应该着力做好主流新闻，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出若干重大选题，深刻反映社会变革的规律与方向，并结合国家政经生活中的大事或重大突发事件，做好深度解读，把高端读者牢牢地吸引在党报身边。
相对而言，有些党报对普通人民群众可能重视不够，这些还未被某些党报纳入视野的人群就是潜在读者。党报忽视这些人的利益不但不符合党的宗旨，也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信息需求。每当重要新闻发生时，小道消息满天飞，各种资讯莫衷一是，人民群众这时最信赖的资讯来源就是党报，党报有理由忽视这些人的信息需求吗？就因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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