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涂上飙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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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史话试读：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2011年4月
出版说明
自古至今，始终坚持不懈地从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有益营养，从而培植广阔的历史视野，并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独有的鲜明特征，中华民族亦因此而以悠久的“重史”传统著称于世。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系统完备的“二十四史”即证明了这一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知识普及工作被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主持编写的《中国历史小丛书》，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组织编写的《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成为“大家小书”的典范，而后两套历史知识普及丛书正是《中国史话》之缘起。
2010年年初，为切实贯彻中央关于“做好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指示精神，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对《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两套丛书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增补，重新设计框架，以“中国史话”为丛书名出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亲任《中国史话》一期编委会主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任编委会副主任。正是有了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诸多学术名家的积极参与，《中国史话》一期200种图书得以顺利出版，并广受好评。《中国史话》丛书的诞生，为历史知识普及传播途径的发展成熟，提供了一种卓具新意的形式。这种形式具有以通俗表述、适中篇幅和专题形式展现可靠历史知识的特征。通俗、可靠、适中、专题，是史话作品缺一不可的要素，也是区别于其他所有研究专著、稗官野史、小说演义类历史读物的独有特征。
囿于当时条件，《中国史话》一期的出版形式不尽如人意，其内容更有可以拓展的广阔空间，为此2013年4月我们启动了《中国史话》二期出版工作。《中国史话》二期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系列，拟对中国各区域、各行业、各民族等的发展历史予以全方位介绍。我们并将在适当时机，启动《世界史话》的出版工作。史话总规模将达数千种。
我们愿携手海内外专家学者，将《中国史话》《世界史话》打造成以现代意识展现全部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万有文库”；并将承载如此丰厚内容的史话体写作与出版努力锻造成新时期独具特色的出版形态。
希望史话丛书能在形塑民族历史记忆、汲取人类文明精华、培育现代国民方面有所贡献，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史话编辑部2014年6月序
19世纪晚期，清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在一片救国的声浪中，1893年11月29日，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光绪皇帝，创办一所新式教育学堂。武汉大学的前身——湖北自强学堂就此诞生，也揭开了学校不断进取的历史征程。
一路走来，学校在“朴、诚、勇”，“明诚、弘毅”，“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等校训精神的激励下，经过晚清、民国和新中国几个时期的发展，武汉大学不断砥砺前行，从民国的“五大”名校之一，发展成为当今中国杰出和名列前茅的大学。
武汉大学的120年，是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及文化传承功能的120年，更是武汉大学精神不断凝练形成的120年。
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武汉大学，应该从历史中不断汲取营养，从形成的武汉大学精神中获取不竭的动力。
120年来，武汉大学形成了如下一些精神：
——自强不息的精神。学校自创办以来，历届校长始终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办学。张之洞认为，经国首当自强，自强之道应该以教育为先；王世杰则认为，武汉大学不办则已，要办就办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李达非常关心学校的社会地位，要求迎头赶上前面的学校；李晓红提出建立一所“顶天立地”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爱国进步的精神。早在学堂时期，学生们就参加了两次拒俄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学校一度成为武汉“五四运动”的中心。
1927年，大革命的浪潮席卷中华大地，武汉大学成为革命的红色阵地。1938年，学校成为团结抗日的重要基地。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以及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等齐集珞珈山联合抗日。在学校迁至乐山时期（1938～1946），以李晓声为代表的100多名学生，参加远征军，与日军进行殊死决战。解放战争打响后，珞珈山成了反蒋的新基地。新时代的珞珈山人更是将爱国进步的精神发扬光大，培养出感动中国的人物桂希恩、全国道德模范黄来女、全国优秀青年志愿者赵小亭等。
——批判求真的精神。批判求真是大学的基本精神之一。在1977年的全国科教工作会议上，查全性院士首先倡导恢复高考。为了突破思想的禁锢，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陶德麟校长参与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20世纪80年代初，刘道玉校长勇敢地推行教育教学改革，对全国教育改革影响深远。当艾滋病作为一种公害向社会蔓延的时候，桂希恩教授如实地向社会公布艾滋病的现状并提出防治建议。
——人文与科学精神。人文精神起源于中世纪，科学精神则诞生于近代对自然的探索。在武汉大学120年的发展历程中，人文与科学精神一直得到传承、演变和发展。从珞珈三女杰（袁昌英、苏雪林、林叔华）到哈佛三剑客（吴于廑、张培刚、韩德培），从民国的部聘教授（周鲠生、杨端六、刘秉麟）到现在的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他们都是传承人文精神的一代又一代宗师。从民国的查谦、邬保良、汤佩松、邵逸周、桂质廷等自然科学学者到李国平、高尚荫等学部委员，他们传递了武汉大学一代又一代的科学精神。
——崇尚学术的精神。对学术的推崇，经过王世杰、周鲠生、李达等校长及朱光潜、李剑农、李国平、杨端六、刘秉麟、高尚荫等学人的身体力行，已经内化为武汉大学学人们的一种自觉行动。由于对学术的推崇，自由的“教”、“研”与“学”已成为武大人的习惯。
当然，时代在发展，一所大学的精神也需要与时俱进。我们在汲取历史营养的同时，还应该在大学的内外兼修中培育新的理念、在还原大学精神中光大新的精神。
总之，牢记学校历史、弘扬大学精神、启迪规划未来，是编写本书的目的。
一 校史概述
每年的11月29日，是武汉大学的生日。如今它已经度过两个花甲，横跨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见证了中国高等教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的艰辛历程。
1 百廿历程——发展的轨迹
从湖北自强学堂到湖北方言学堂（1893～1911）1893年11月29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光绪皇帝，在湖北设立自强学堂。他认为“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故学堂取“自强”二字。这座位于湖北武昌三佛阁大朝街口的新式高等专门学堂，设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门，由此揭开了近代湖北高等教育的序幕。1896年湖北自强学堂将方言一门逐步扩大为英语、法语、德语、俄语、东文（日语）5门，成为一个专门的语言学堂。1893年11月29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向光绪皇帝上奏《设立自强学堂片》
1901年，清政府下达兴学诏令，除京师设大学堂外，各省均设立大学堂。1902年6月，张之洞建议利用原农务局（农务学堂）的旧址，设立一所方言学堂，将自强学堂原有的学生迁入，于是湖北自强学堂改名湖北方言学堂。湖北自强学堂原址供文普通中学使用。湖北方言学堂设立后，在管理方式、学科设置以及师资配备上均无多大改变，只是在规模上有所扩大而已。
湖北方言学堂，北倚蛇山，南临长湖、紫阳湖，东面是张之洞的住址抱冰堂，西面是省议会、阅马场，这是办学的理想之地，也奠定了以后大学传承和发展的基础。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湖北方言学堂因经费紧张而停办。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到国立武昌师范大学（1913～1924）
民国初年，由于教育师资的缺乏，北洋政府决定在北京、南京、武昌、广州、沈阳、成都设立六大学区。每区设立一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即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和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六所学校除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来改为北京师范大学外，其余五所都变成了综合性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中山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和国立东北大学。
1913年政府派贺孝齐前往武昌，以湖北武昌方言学堂为基础，改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高师”），仿日本教育模式设立英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博物四部。贺孝齐、张渲、谈锡恩、张继煦先后任校长。1918年建校五周年绘制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舍全景
高师十年设有预科和本科两个层级。1919年高师就制作了校旗，制定了“朴、诚、勇”的校训，撰写了校歌：
乾坤清旷，师儒道光，国学建武昌。镜湖枕麓，屏城衬江，灵秀萃诸方。东西南朔，多士跄跄（qiāng），教学益相彰。朴诚有勇，陶铸一堂，学盛国斯强。1919年张渲校长题写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训
1922年，高师首次招收女生，在湖北开了风气之先；同年，学习欧美模式改四部为8系，即教育哲学系、国文系、英语系、数学系、理化系、历史社会学系、生物系、地质系。1923年，学校宣布实行学分制。黄际遇、竺可桢、张珽、王葆心、纪育沣、耿丹、李汉俊、杜佐周等都是这一时期教师中的佼佼者。陈潭秋、章伯钧、朱光潜、钱亦石、杜佐周、沈刚、曾昭安、何定杰等都是此时学校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
1923年9月，根据新的学制，改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逐步推行美国模式。
高师的发展奠定了以后国立武汉大学发展的基础，高师是以后发展演变的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和国立武汉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国立武汉大学建立的过程中，文学院的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哲学、历史系，理学院中的数学、物理、化学以及生物等系的设置，都有高师时期的学科传承和师承渊源。从国立武昌大学到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4～1927）
1924年，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改名为国立武昌大学，教育部派北京大学理化系教授石瑛任校长。学校开始向综合性大学迈进。
1925年1月18日，石瑛在李四光的陪同下到任。他将机构调整为二院一处，即文哲院、理工院和总务处；还从北京大学和其他大学聘来李四光、陈建功、郁达夫、汤璪真、胡庶华、吴小朋等一批知名教授。先后邀请吴稚军、胡适、周鲠生、马寅初等知名学者来校讲学。
1926年，北伐军到达武汉，学校的一切事务遂告停顿，不久并入新成立的国立武昌中山大学。
为适应武汉逐渐成为革命中心的需要，国民政府决定在武昌组建一所新的大学——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6年，国立武昌大学与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湖北省立医科大学、湖北省立法科大学、湖北省立文科大学等合并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设有大学部和文、理、法、经、医、预6科，计17个系、2个部。它是武汉大学历史上三次大分合中的第一次大调整，也奠定了国立武汉大学的发展基础。
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是一所红色学校，董必武、郭沫若等是学校的创办人之一；出席中共“一大”的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李达、周佛海5位代表是学校的创办人、领导者或执教者。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校徽
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也称国立第二中山大学。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国民政府决定将国立中山大学改为第一中山大学，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改为第二中山大学，国立浙江大学改为第三中山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改为第四中山大学，开封、南昌、上海、安徽、兰州、西安都有一所中山大学。第一至第四中山大学后因引起办学地点上的歧义，1928年2月大学院决定除广州第一中山大学保留外，另三所又改为以地方命名。
随着大革命的失败，1927年12月24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的师生员工们被勒令离开学校，校产交湘鄂临时政府暂管。国立武汉大学初创十年（1928～1938）
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以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为基础，组建国立武汉大学，初设文、法、理、工4个学院。1929年5月，法学家王世杰正式成为国立武汉大学首位校长。他提出要把学校办成一所拥有文、法、理、工、农、医6大学院的万人大学。
1930年3月，经地质学家李四光、林业学家叶雅各等人的勘察，国立武汉大学决定在东湖之滨的珞珈山（原名落驾山）兴建新校舍。“珞珈山”是首任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先生所改。珞，是坚硬的石头；珈，是古代妇女戴的头饰。“落驾”与“珞珈”二字谐音，寓意当年在落驾山筚路蓝缕、辟山建校的艰难。1931年制定的国立武汉大学校徽
校长王世杰认为，在珞珈山新建校舍，风景优美、有山有水；石山居多，不占耕地；离城不远，启迪文化。学校建筑设备委员会最后确定新校址东以东湖滨为界，西以茶叶港为界，北以郭郑湖为界，南面自东湖滨至茶叶港桥头，总面积3063.9亩。美国建筑工程师开尔斯于1929年绘制的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设计平面总图
新校舍的建筑理念“以雄伟坚固适用为原则，不求华美”，讲究整体布局，在建筑风格上采中西之所长，融古典建筑艺术与现代艺术为一炉。2001年6月25日，建于20世纪30年代武汉大学的一批早期建筑被国务院评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32年3月，学校由东厂口迁入珞珈山。1934年在武昌街道口重建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
1934年学校设立法科、工科研究所，开展专门的学术研究及研究生教育。1935年，学校开始招收研究生，逐步拓展大学的第二功能，成为中国最早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大学之一。1936年，学校正式成立农学院，从而发展成为拥有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15个系2个研究所的综合大学。
此时，在刘树杞（代理校长）、王世杰、王星拱校长的带领下，学校逐步形成了“明诚、弘毅”的校训。“明诚”二字，出自《礼记·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弘毅”二字，出自《论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1937年，国立武汉大学与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浙江大学，按照教育部的要求，试点进行统一招生考试，国立武汉大学从而跻身“民国五大名校”之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大批军政要人蒋介石、李宗仁、张群、陈诚、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等云集珞珈山，共同开展对日抗战活动。在这里，召开过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举办过国民党军官训练团。在珞珈山上，董必武、周恩来、王明、陈独秀等都做过有关抗日的报告和演讲。
在国家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期，珞珈山下的教职员工以民族大义为重，通过著书立说、宣传演讲，启迪国人；通过捐钱献物、抵制日货，践行抗日。
当侵略军横行中华大地时，狮子山上的李锐、刘西尧等学子们，以自己的英雄行为谱写了一曲曲抗日救亡的壮歌，游行、罢课、抗议、宣传革命等，在学校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武汉沦陷后，珞珈山种上了樱花树，校舍也成为日军的中原司令部。1939年，日本人为解思乡之苦，运来樱花栽植在珞珈山上，这就是今日武汉大学樱花的缘起（当年日军在珞珈山种下的樱花不过20几株，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樱花大道上）。乐山时期的国立武汉大学（1938～1946）
1938年中日武汉会战打响后，学校被迫西迁四川乐山。乐山古称嘉定，地处四川省中南部，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汇合处。1938年3月国立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线路图
乐山时期学校设有：文学院，下辖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哲学教育系、史学系、文科研究所；法学院，下辖法律系、政治系、经济系、法科研究所；理学院，下辖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数学系、理科研究所；工学院，下辖土木系、机械系、电机系、矿冶系、工科研究所、机械专修科和实习工厂。共计4院、15系、4个研究所、1个科。农学院在西迁前奉命迁入重庆沙坪坝的国立中央大学。
此时，化学家王星拱校长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中艰辛办学8年。其间，学校在全国学业竞赛、拔尖人才的培养、部聘教授的评选以及在《自然》《科学》杂志上论文的发表都创造了辉煌的业绩。1939年刊行的国立武汉大学校训
从1938～1946年，先后在武汉大学就读的学生约2767人，毕业生约1974人。从1940年开始，全国高校连续举行了六届学业竞试，武汉大学学子都成绩斐然。
第一届学业竞试，在全国高校中武汉大学在甲类竞赛中排名并列第七、乙类排名第六、丙类排名第一；第二届，甲类排名并列第八、乙类排名第一、丙类排名第二；第三届，在参加的丙类竞试中排名第三；第四届，只单独进行了丙类——论文竞赛，排名并列第一；第五、第六届结果未公布。
这批学生中有20余人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如柯俊、彭少逸、张致一、钱保功、张兴钤、张效祥、陈荣悌、文圣常、俞大光、张嗣瀛、欧阳予、崔崑等。电机系学生俞大光（现为院士）获第二届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学业竞试的奖状
此时学校的研究生教育处于全国前列。截至1942年，武汉大学计有4个研究所、6个学部招收培养研究生，位居全国第四位。从1935年开始到1945年，武汉大学共招收了9届研究生，计76名；其中40年代招收了6届研究生共67人，这一发展规模在全国处于前列。
从1943年5月起至1948年4月止，教育部共授予全国硕士学位232人，其中：文科43人，理科40人，法科22人，师范科26人，农科64人，工科17人，商科14人，医科6人。国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国立中山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武汉大学的硕士学位授予的人数位居前五名，分别是51人、47人、33人、25人、18人，国立武汉大学排名第五。
此时，武汉大学的好多教授声名远播：周鲠生被称为中国国际法的泰斗；杨端六、刘秉麟、刘迺诚、吴学义等，都是公论的硕彦名儒；文学院的朱光潜、陈西莹、叶绍钧、袁昌英、张颐都是国人所熟知的教授；工学院的俞忽，发明“俞忽律”，为世界学术所推崇；理学院的陶延桥、叶峤、桂质廷等都是驰名国内、众所钦仰的教授。
因学术地位的提高和社会声誉的远播，学校与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南联大和国立浙江大学一道，被世人并誉为“抗战四大名校”。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学校从乐山迁回珞珈山。东归珞珈山的国立武汉大学（1946～1949）
1946年10月31日，学校开始在珞珈山复校上课。10月31日成为复校纪念日。
此时，王星拱调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法学家周鲠生接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于1946年恢复了农学院，叶雅各担任筹备主任。1947年，因抗战停建的农学院大楼竣工。1946年10月2日，教育部令国立武汉大学设立医学院，李宗恩为主任委员，负责医学院的筹备工作。1947年医学院开始招生，周金黄任院长。医学院在东厂口老校舍设有附属医院一所。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背面的文、法、理、工、农、医六字
同时，学校还调整充实了研究机构及负责人员，刘永济、刘秉麟、余炽昌、李剑农、刘迺诚、杨端六、邬保良、俞忽、文斗等分别任文科研究所、法科研究所、工科研究所、文科研究所文史学部、法科研究所政治学部、法科研究所经济学部、理科研究所理化学部、工科研究所土木工程学部、工科研究所电机工程学部所长或主任。1947年5月，原有的4所11部改为8所：中国文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政治研究所、经济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土木工程研究所、电机工程研究所。
至1948年，学校形成了文、法、理、工、农、医6大学院、20个系、8个研究所的办学格局。据1948年出版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当时31所国立大学的学院数为：中央大学设有7大学院，位居第一。武汉大学与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贵州大学、长春大学和台湾大学处于并列第二位。六大学院的建立，最终实现了王世杰老校长办学之初的理想。
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1948年2月20日，教育部国际文化教育事业处函告国立武汉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已认可武汉大学本科毕业生在牛津之研究生地位。即武汉大学的毕业生凭学习成绩即可申请攻读牛津大学的研究生。享有同等待遇的还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及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六所院校。
此时的珞珈山民主运动正风起云涌，学校里反美抗暴、“三反运动”及护校斗争等波澜起伏。计划经济时代的武汉大学（1949～1976）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从6月10日正式开始接管学校。学校由国立武汉大学更名为武汉大学。8月24日，文教接管部批准成立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取代原有的校长制，成为全校最高领导机构。邬保良为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查谦为副主任委员，前校长周鲠生为中南政务委员会委员。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9次会议批准任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家、教育家李达为武汉大学校长。1953年2月23日，李达正式到校就职。李达校长和学生在一起
1952年，根据中央教育部规定，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开始了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调整。此前，武汉大学医学院及附设医院，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合并，组成中南同济医学院。武汉大学的农学院与湖北省农学院合并成立华中农学院。工学院的机械系、电机系、土木系、矿冶系及外文系英文组的教师80余人、学生700余人，分别调往华中工学院、华南工学院、中南土木建筑学院、中南矿冶学院及中山大学等院校工作和学习。文学院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4年12月1日，高等教育部批准成立武汉水利学院，院长为张如屏，副院长为张瑞瑾，水利学院从武汉大学分出。
同时，华中大学经济系并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湖南大学数学系、生物系、物理系、化学系、中文系、历史系等；南昌大学数学物理系、生物系、物理系、化学系、中文系及外文系俄文组等；华南工学院水利系及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的教师50余人、学生800余人，调整到武汉大学工作和学习。
调整后的武汉大学，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全校共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中文、俄文、历史、法律、政治经济学9个系以及图书馆学专修科。
1953年学校共有教师327人，学生2084人。
李达到任后，全校师生开展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院系调整以后，采用苏联的教学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1954年根据高等教育部的教学计划，大部分课程都制订了与之相应的教学大纲；精简课程，将有些课程废除，增加学生选课的自由；建立教师互助小组，在教学中集体研究，互相学习，互相批评，提高教学质量。
学校参与全国高校的院系调整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在调整中却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学校调整后，虽然名义上是综合性大学，但却失去了综合的意义，实际上变成了文理综合性大学，影响了学科的纵向发展，削弱了大学的综合功能和人才培养的文化底蕴；以俄为师，迅速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但也形成了单一的教育模式；在对教师进行思想改造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暴露了政治化的倾向。
1956年以后高等教育也对苏联的教育模式进行了反思，开始自主探索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1957年，武汉大学设有中国语言文学、俄罗斯语言文字、历史学等12个专业；在校学生为3314人；教职工为1135人，其中专任教师538人。
1958年9月12日，毛泽东来校视察。1960年10月，武汉大学被确定为国家重点高等学校。1958年9月12日，毛泽东视察学校化工厂
至1965年，学校实际设有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图书馆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10个系。在校学生为4133人，其中研究生37人，本科生4096人；教职工为1816人，其中专任教师726人，专任教师中，教授46人，副教授37人，讲师202人，教员8人，助教433人。
从1957年起学校还招收了外国留学生，留学生人数从1957年的13人，发展到1965年的130人。留学生主要来自越南、朝鲜和美国。
此时的学校教育具有明显的探索性特征，在探索过程中，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进展。在学科建设上，原来被划出去的英语、哲学两个专业得以恢复，完善了人文学科体系；物理学在原有电离层实验室的基础上拓展出了无线电物理学专业。学生规模在逐步扩大，1957年有学生3000余人，到1965年达到4000余人。科学研究也逐步得以展开，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出版了诸多著作，还展开了一些合作研究，为完善科研体制及途径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在学校管理方面也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作为校长的李达在贯彻执行校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方面做出了许多探讨。“文革”开始后，大学停止了招生，高中生和初中生无升学出路，于是城市里一批批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而此时的高校老师则下放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接受改造。至1970年7月，武汉大学仿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做法，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收学员入学。1970～1976年，武汉大学招收了7届工农兵学员，共5500人。
此时学校在鄂西北襄阳隆中还建立了襄阳分校，将中文、历史、哲学、经济4个文科系的全体干部教师调往襄阳分校；还在湖北荆州地区建立起沙洋分校，安排学校的干部、教师轮流进行劳动锻炼。改革开放时期的武汉大学（1977～1999）
在改革开放初期，化学家查全性院士倡议恢复高考制度的建议被中央采纳，哲学家陶德麟参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影响巨大。
1981年7月，刘道玉担任校长，在校内推行了一系列教学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大力开展与世界著名大学的合作交流，成效显著。
1978年上学期，学校在历史学、数学以及政治经济学专业的77级学生中，开展学分制的试点，不久在全校推行。各个专业的课程大致分为三类：必修课、指定选修课、任意选修课。1979～1981年，先后来校交流实行学分制的情况和经验的兄弟院校将近200所。1992年12月，在总结此前14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实行完全、彻底的学分制。1977年8月，查全性在全国科教座谈会上首倡恢复高考制度的发言纪要
学分制的推行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利于优秀学生尽快地脱颖而出，克服了对学生学习要求“一刀切”的弊端，有利于因材施教。
1982年秋，学校实行导师制，首次聘请了117位教师担任学生导师，此后在各级学生中普遍试行。1986年将导师工作列入教师工作规范，除研究生导师和专职科研教师外，大多数教师都有担任本科生导师的职责。实行导师制，教师结合专业教学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促使学生缩短从中学到大学的适应期，提高学习效率。
1983年秋，在83级学生中开始实行专业主修、辅修制。学生在校期间，成绩优良的学生可以主修一个专业，辅修一个相近的专业。修满主修专业全部课程的学分和取得辅修专业课程40学分以上者，毕业时就可发给主辅修双专业文凭和主修专业学士学位。
在主辅修基础上又实行了双学位制。学生在修满本专业的学分后可获得一个学士学位，再修满另一个专业的学分后可取得第二个学士学位；另一种是，学生可同时修两个跨学科的专业，达到教学方案规定的要求，毕业时可同时获得两个学士学位。
1985年，在全国率先试行插班生制，即从实践中选拔有一定专长的同志，插班到大学三年级中就读。实行插班生制，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一次高考定终身”的弊端，为自学的优秀青年，开辟了一条新的成才之路。实践证明它对于通过多种形式开发智力，促进高等教育改革，更多、更好地培养符合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合格的专门人才，已收到良好的预期效果。1978年12月13日《光明日报》对武汉大学实行学分制的报道武汉大学首届插班生合影（1985年11月）
1984年，学校成为全国首批22所研究生院试点院校之一，研究生教育进入一个规模发展阶段。
系列的教育教学改革，学校迎来了“文革”后的一个快速发展期，武汉大学一度被誉为“高校改革中的深圳”。
继刘道玉之后，任心廉担任校党委书记，齐民友、陶德麟、侯杰昌先后担任校长，他们继续致力于学校的改革发展。
经过严肃而认真的考证，武汉大学的校史起点由1913年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追溯到1893年的湖北自强学堂。1993年，学校迎来百年华诞，陶德麟校长在庆典讲话中强调，学校决心以“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校训精神，为在21世纪把武汉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而奋斗。1993年4月，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为武汉大学百年校庆题词“自强、弘毅、求是、拓新”校训中的“自强”，语出《周易大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弘毅”的出处前文已述；“求是”语出《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拓新”，意为开拓、创新，不断进取。
1995年11月，学校顺利通过国家“211工程”预审，成为面向21世纪中国重点建设的大学之一。迈向新世纪的武汉大学（2000～）
2000年8月2日，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开始了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调整。2000年8月2日，原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召开合并大会
武汉水利电力大学 前身是武汉水利学院，是在武汉大学水利学院的基础上创建的。1954年12月，国务院批准成立武汉水利学院，院长为张如屏；1959年改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1960年10月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64所重点院校之一；1993年，更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大学。1996年，学校通过“211工程”部门预审，进入了国家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的大学行列。1996年，学校与葛洲坝水电工程学院合并，在宜昌设校区。2000年6月，宜昌校区与湖北三峡学院合并组建成三峡大学。2000年8月2日，学校参与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是我国水利电力行业中专业最齐全、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重点大学。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 成立于1956年9月，初名武汉测量制图学院，是以当时的同济大学、青岛工学院、天津大学、南京工学院、华南工学院5所院校的测绘专业为基础组建的。1958年12月，经国家测绘总局批准，学校易名为武汉测绘学院；1985年10月，改名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1978年2月，被确定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1996年，学校通过“211工程”部门预审，进入了国家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的大学行列；2000年8月，并入新组建的武汉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是测绘学科门类最齐全的国家重点大学。
湖北医科大学 成立于1943年，定名为湖北省立医学院，朱裕璧博士出任院长。1946年2月，学校从恩施迁回武汉。1949年5月16日，人民解放军四野卫生部接管学校，校名更名为湖北省医学院。1950年8月，湖北省人民政府正式任命朱裕璧为湖北省医学院院长。1953年，学校更名为湖北医学院。1954年，学校从武昌两湖书院旧址迁至武昌千家街。1957年，学校从千家街迁至武昌东湖路马王庙；1993年改名为湖北医科大学；2000年8月与武汉大学合并组建成新的武汉大学。湖北医科大学是湖北省唯一创建于新中国成立前并得到延续和发展的医学重点大学。
强强联合后的武汉大学，学科门类更加齐全、办学资源更加充分、师资队伍更加雄厚、研究实力更加强盛、社会影响更加深远。迈入21世纪的武汉大学，作为“高校合并成功的典范”，吹响了奔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号角。
2001年2月13日，学校正式成为中国“985工程”重点建设院校。
2003年，学校迎来110周年校庆。校长刘经南在讲话中说：在新的世纪，为适应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学校将抓住21世纪前20年的战略发展机遇，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争取到2010年左右，成为以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为基本特征，拥有雄厚综合办学实力，国内外知名的高水平大学，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贡献一大批重大科研成果，培养一大批高级专门人才，使武汉大学成为国家及湖北（武汉）地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解决国民经济建设及社会发展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重要基地，成为中国中部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科技、文化和教育中心，争取到21世纪中叶，跻身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行列。2003年11月29日，学校举行建校110周年庆典
2013年学校迎来120周年华诞。校长李晓红庄严宣布：站在两个甲子的历史节点，武汉大学人将以匡时济世、奋斗不止的“自强”精神，坚韧刚毅、志向超迈的“弘毅”精神，朴实勤严、追求真理的“求是”精神，锐意进取、勇创一流的“拓新”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努力实现“武大梦”。2013年，学校举行建校120周年庆祝大会
学校积极增强实力和发展核心竞争力，努力跻身世界强校之林，在服务国家战略、引领社会发展、创新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更大的担当、做出更大的贡献、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经过努力，武汉大学将是山水与建筑交相辉映，科学与人文完美融合之所，将是“美丽中国”的首善之区和世界最美的大学之一，将是大师会聚和学子向往的神圣殿堂，将是探究真理的理想之地，将是拔尖人才成长的沃土。
经过奋斗，武汉大学将始终坚守大学本质，始终充当引领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灯塔，持之以恒地追求至真、至善、至美，并与时俱进、顶天立地、不断超越！
迈向21世纪的武汉大学在校党委书记任心廉、顾海良、李健、韩进，校长侯杰昌、刘经南、顾海良、李晓红的先后带领下正信心满怀地向世界一流大学奋进！
2 百廿辉煌——职责与贡献
武汉大学办学120年，是中国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文化底蕴深厚。经过120年的建设发展，学校以其坚实的办学基础和卓著的学术声望，成为中国最杰出的大学之一。
120年来，学校四移校址，终因濒临东湖水，环拥珞珈山，加上气势恢宏的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而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之一。
120年来，学校先后与世界上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400余所大学、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成为中国最具开放意识的大学之一。
1999年，世界权威期刊《科学》杂志将武汉大学列为13所“中国最杰出的大学”之一。
2011年，学校进入英国《泰晤士报》世界大学排名400强。2015，学校在QS、US News等世界权威大学排行榜中升至250多名。
中国校友会网2013中国大学排行榜中武汉大学位列第九名，2014年位列第五名，2015年位列第四名。
百廿的武汉大学历程，是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不断取得进步，逐步走向辉煌的过程。百廿的武汉大学历程，是为国家培养优质人才的百廿
学校学堂时期培养的是能与国外打交道的实用外语人才，师范时期培养的是德才兼备、国家急需的中学教育师资，国立以后培养的是国家需要的自然基础型、人文社科型、实用技能型的各方面人才。
武汉大学人才培养的质量一直得到社会的认可，早在1948年，英国牛津大学致函确认：武汉大学文、理学毕业生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的，享有牛津之高级生地位。也就是说，世界顶尖大学认可武汉大学的本科教育质量。
百年来，众多英才曾在这里度过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陈潭秋、罗荣桓、章伯钧、伍修权等曾在这里挑灯夜读；刘西尧、李锐、张培刚、欧阳予、朱九思、萧萐父、刘诗白、谭崇台等曾在这里悬梁刺股。
百廿的办学实践，武汉大学已培养出60多万名高级人才，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企业家。学校培养出的首位外国政府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
近几年评选出的杰出校友（1～7届）：
端木正、黄彰任、陆长生、王佛松、钟期荣、欧阳予、庹震；
柯俊、张培刚、方成、黄孝宗、张效祥、陈荣悌、刘诗白、董辅礽、王梓坤、邹节明；
颜泽贤、张明高、江元生、刘先林、范云六、李锐、雷军、李京文、付向东、李方华、于刚、刘家恩、刘西尧、田源、陈东升、李连和、赵耀东、张学知；
陈俊勇、陈善广、陈文蔚、方辉煜、林宗坚、游效曾、王明庥；
胡代光、何炼成、潘垣、张家铝、易中天、熊召政、张晓刚、池莉、卡里姆·马西莫夫；
王小凡、王光谦、史文中、艾路明、李新昭、陈鑫连、杨惠根、胡知宇、喻杉；
毛振华、文龙、朱九思、陶凯元、康绍忠、董欣年、童朝晖。百廿的武汉大学历程，是为国家奉献科学智慧的百廿
120年的发展，学校不但培育出了法学、哲学、新闻学、图书馆学、情报与档案管理、理论经济学、公共管理、生命科学、水利水电、测绘、遥感、口腔医学等一批全国领先且有国际影响力的学科，而且产出了建立在这些学科之上的科学研究成果。
1896年，湖北自强学堂总办蔡锡勇就撰写出我国第一部速记汉语拼音文字专著——《传音快字》。民国王世杰、周鲠生等开展的法学研究，影响巨大，使武汉大学赢得了“法学之王”的称号。杨端六、刘秉麟、皮宗石、陶因等开展的经济学研究享誉全国。1936～1949年，汤佩松、高尚荫、邬保良、梁百先等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8篇。
新中国建立后，在自然和实用科学研究方面比较突出的专家学者：数学研究方面有李国平、齐民友、张远达等，物理学研究方面有桂质廷、梁百先等，化学研究方面有查全性、卓仁禧、张俐娜等，生物学研究方面有高尚荫、杨弘远、朱英国、舒红兵等，测绘科学研究方面有夏坚白、王之卓、陈永龄、宁津生、李德仁、刘经南、张祖勋、龚健雅、李建成等，水电、机械科学研究方面有谢鉴衡、张蔚榛、茆智、夏军、李晓红等，生物药学、医学研究方面有邓子新、朱玉贤。学校院士们的获奖证书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比较优秀的专家学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研究方面有李达、陶德麟、刘刚纪等，法学研究方面有韩德培、马克昌、李龙、曾令良等，历史研究方面有吴于廑、唐长孺、石泉、冯天瑜、胡德坤等，管理学、经济学研究方面有李崇怀、谭崇台等，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方面有彭斐章、马费成等，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有宗福邦等。宗福邦等完成的《故训汇纂》被誉为五大汉语工具书之一
他们都在自己的学科领域为人类的科学进步，为祖国的经济繁荣、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百廿的武汉大学历程，是为社会服务的百廿
到了20世纪，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逐渐显现出来并得到发展，大学通过开展成人和继续教育、建立科技园、建立校企联合中心或通过咨询、技术指导、成果转化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为社会服务。
早在民国时期，学校就开展过不少社会服务活动，如1939年为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所需的材料进行拉力、压力、冲力等方面的实验研究；1940年为嘉裕电气公司提供技术指导；1941年生物系教授高尚荫以“人工接种”的方式开展在土壤中增加氮素的试验，以改良四川省的土壤结构等，这些工作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的需求。
新中国建立后，学校的社会服务工作，前期以培训社会急需的人才为主。改革开放以后，学校的社会服务工作不断地向广度和深度进军，逐步建立起官、产、学、研的服务体系。
学校先后参与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长江三峡工程、黄河治理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几乎承担了我国绝大部分水利水电工程的研究、论证、建设等工作，为我国水电事业的发展和农业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学校参与国家重点工程项目——三峡工程
开发了全数字化测图系统、GPS数据处理、地理信息系统基础等系列软件，在GPS全球卫星定位与导航、南北极科学考察等方面，为祖国的航天、信息安全、交通等事业做出了贡献。
学校还在马协型、红莲型杂交稻、高频地波监测雷达、高性能混合动力电池以及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治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人文社会科学充分发挥了“智囊团”和“思想库”的作用，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保证和智力支持。百廿的武汉大学历程，是为国家民族传承文化的百廿
武汉大学百廿的文化传承是在大学校长们的理念实践中、在大学精神的凝练中以及学人们的奉献拼搏中逐步完善实现的。
晚清末年，拯救民族、文化复兴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张之洞提出了“中体西用”“经世务实”“自强图存”“三育兼赅”的理念，在华中创办了湖北自强学堂，为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及文化的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民国初年，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培养新式人才成为时代的要求，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作为六大高师中的一支，在贺孝齐、张渲、张继煦等校长的领导下，以“朴、诚、勇”的校训精神，砥砺前行，为新的文化的孕育和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民国中后期，为适应国家政治、经济及文化建设的需要，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等校长提出了“文化中枢”与“一流水准”、“人格训练”与“知识灌输”、学术“出品”与培养“造人”等大学理念。在“明诚、弘毅”的校训精神的激励下，闻一多、陈源、刘博平、朱光潜、苏雪林、杨端六、刘秉麟、吴宓、李国平、高尚荫、桂质廷等名家，秉持学术独立、教育报国，自由民主、兼容并包之理念，为复兴中华文化、融合西方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担任武汉大学校长13年。他提出了“马列指导”“红专并重”，“教学为主”“教研结合”，“培养师资”“民主管理”等系列办学理念，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刘道玉、齐民友、陶德麟等校长扛起了改革的大旗，提出了“创造教育”“教研并重”“以生为本”“一流目标”“综合改革”等大学理念，尤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开改革风气之先，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改革，武汉大学也因此被誉为“教育改革中的深圳”，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学校承担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音韵分典》
2000年四校合并，合并后的武汉大学在侯杰昌、刘经南、顾海良和李晓红等校长的带领下，在“和而不同”、“学科、学者、学术、学风、学生”以及“顶天立地”的办学理念指导下，为把学校建设成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国际知名”的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
3 百廿展望——建一流大学
珞珈山水春常在，百廿黉宇奏新声。
武汉大学，“自强”于19世纪，“弘毅”于20世纪，“拓新”于21世纪。
2013年12月20日，中共武汉大学第八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书记韩进在大会上做了《凝心聚力谋发展顶天立地谱新篇——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的报告，规划了学校未来发展的蓝图。
他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武汉大学人一定要牢记历史使命，坚定发展的决心和信心，敢于瞄准和追求世界一流，抢抓机遇，迎接挑战，奋发进取，勇于超越，加快推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创造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业绩。
根据时代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新趋势，学校党委提出了新“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到2015年，稳固提升学校在中国高等教育第一方阵的位置；第二步，到2020年，初步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第三步，到2043年，即建校150周年时，全面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为保证“三步走”目标的逐步实现，今后及相当长一段时间，学校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全面深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统筹推进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创新发展、开放发展、共建发展、和谐发展。大力推进内涵发展，进一步提高综合实力
学校认为，应坚持走内涵建设为主，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协调发展之路，大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加强学术能力建设，不断增强学校的综合实力。
打造世界一流本科教育和高水平研究生教育，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拔尖创新人才 学校一向认为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学校的中心工作，是增强学校综合实力的基础。为此，学校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加公平的教育服务作为出发点，主动适应和积极探索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
改革本科教学模式，建立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相协调的课程体系，完善专业结构与布局；打造优质教育资源平台，为学生自主学习和研究创造更好的条件；着力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健康体魄。建立健全杰出人才培养的特殊机制，实施“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大力推进“弘毅学堂”建设，建立多种类型的杰出人才培养基地。
进一步深化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加强课程体系建设，健全导师指导规范，改进质量管理与评估系统，大力促进学术能力建设，增强跨学科创新团队建设力度，拓展学术交流与科技创新平台，着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分类培养体系和质量保障体系，建立稳定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和产出机制。
瞄准科学前沿领域和国家发展重大需求，大力增强科学研究能力 学校将坚持鼓励科学探索与服务国家战略相结合，瞄准国际前沿，加大基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加强重大创新平台和创新团队建设，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人才培养，推进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和方法创新。
积极响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主动开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研究、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研究、涉及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公益性研究，进一步提升科学研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和贡献力。全面贯彻落实《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即“2011计划”），发挥综合优势，整合创新资源，重点建设“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地球空间信息科学”等一批协同创新中心。改革科研体制，建立持续创新的科研组织模式，力争产出一批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
全面推进人事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会聚一流人才队伍 学校将坚持队伍建设与学科建设相结合，将学校宏观调控和学院（系）微观激活相结合，学院（系）目标责任和人才发展评估相结合，高端人才引进和青年教师培养相结合，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优化资源配置，完善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退得出”的体制机制，提升人才队伍核心竞争力。
将以“351人才计划”为基础，统筹国家、地方和学校各级各类人才计划，优化人才资源布局，建立完善层次清晰、衔接紧密的人才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