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天则经济研究所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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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中国经济学的道路与未来试读：
前言
2014年5月6日至7日，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跨学科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董辅秖基金会、华南农业大学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中天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联合在耿丹学院召开了“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与会学者80多人，不仅有国内重要的经济学家，而且有国外著名的经济学家；不仅有老一代经济学家，而且有一批年轻的经济学新秀。除个别人有教学任务不得不在第二天离会外，其余人全程参加了会议。大家思想解放，畅所欲言，争论激烈，取得了重大进展，是一次真正的学术理论讨论的盛会。
在现有理论创新的主题下，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有：①黄有光关于不现实的理论假说；②陈平的从均衡经济学到复杂演化经济学；③陶永谊关于互利经济的逻辑；④叶航关于神经元经济学；⑤林毅夫关于新结构经济学；⑥黄凯南关于演化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综合研究；⑦吴思和高王凌关于历史对经济学的挑战；⑧史正富关于国家财政体系的初探：复合财政制度；⑨张维迎关于经济学的转型。
为了避免埋没重要创新，会议拿出一个单元的时间进行挂牌讨论，由自己提出挂牌讨论的主题，个人根据自己的理论兴趣自愿参加。挂牌的有：黄有光教授的“综观经济分析”，管毅平教授的“权威、国家发生学”以及孙涤教授的“超越经济理性的合作行为”。
会议讨论的第二个主题是，如何进行经济理论创新。陈钊讲了“经济学理论创新中的几对关系”，茅于轼讲了“数学怎样改变了经济学”，何梦笔讲了“演化经济学如何创新”，曹正汉讲了“结构、制度与转型，制度经济学如何创新”，罗必良讲了“如何从纯粹理性假说出发研究现实问题”，杨其静讲了“垂直产业控制视角下的国有企业研究”。
与会者立足于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历史科学、经济哲学，相互借鉴和相互启发，讨论了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重大理论问题，使得不同学科在共同解决经济理论问题、拓展经济理论研究方法方面进行了一次有益的对话和交流，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创新的活跃。
鉴于会议的成功，不少人建议每年举办一次理论创新研讨会。但是，目前的学术环境、学术风气以及经济学者的研究工作情况还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我们打算按照学科分工，举办不同学科的理论创新研讨会。今年决定举办“法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研讨会”，明年有可能举办“历史人文科学创新研讨会”，以便形成一个系列，借以推动中国学术理论创新的发展。张曙光2015年3月31日于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上编会议发言一、开场篇学科“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茅于轼[1]
各位来宾，欢迎大家参加这次会议，它是一个经济学的跨学科会议。科学的对象就是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的宇宙，我们的社会，它是一个大的整体。所以，早期的科学家，他们思考的对象就是宇宙和社会，那时候他们不分科，像欧几里得、阿基米德、柏拉图，这些人好奇的对象就是整个环境。但是，18世纪以后，学科开始分化，在此之前我们知道对人类知识有影响的人，他们是不分科的，数学家往往又是天文学家，还是工程师。最突出的就是达·芬奇，他是位艺术家，会画画，他又是工程师，设计了一个飞行机器，他还是一个生理学家，他解剖人体。这些科学家是以整体环境作为研究对象的，18世纪以后，学科开始分化，跟我们整个社会的分工一样，出现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各式各样的学科。由于学科的分化，人的精力集中在某一个方面，所以学科的知识积累非常快，这是18世纪以后的事了。
现在各个行业的专业人士都不太了解其他领域的知识。就拿经济学来讲，也分化得很深，不是每个经济学家都能听得懂别的经济学家的言论。所以，我们学科的隔阂越来越大。但是，我们研究的对象还是一个整体，还是社会和宇宙，所以这种学科的分化，对于我们认识整体世界是很不利的。这两种趋势我们不能否定任何一种，我们不能说分化不对，但是我们要注意分化造成的不良后果，就是互相听不懂，知识越来越偏，没有照顾到其他知识发展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就想纠正分化导致的不良趋势。其实据我所知，在学科的综合方面，就是反分化方面，过去国内有不少人做过这项工作，我手头有一本汪丁丁编的书，他倒不是讲研究，他说的是跨学科的教育要发展，其实跟我们说的跨学科的知识是一回事。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内外的知名学者来讨论这个问题，我想对于我们今后经济学的发展会产生相当重大的影响，在此特别感谢耿丹学院给我们提供的物资上、人力上的巨大支持，使得这次会议能够成功召开。下面，请其他几位专家发言，谢谢大家！“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的走势”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重中之重毛振华[2]
我们董辅秖基金会非常荣幸能成为这次经济学盛会的主办单位之一。董辅秖基金会是一个NGO组织，董先生过世以后，众人经过艰辛的努力在北京市注册成立，它应该是经济学界第一个完全民间的基金会。基金会做的一件持续性的事情就是评选“中国经济领域创新奖”，旨在推动经济科学的创新与进步，鼓励原始创新性成果的涌现，促进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理论研究的学术性、公益性。到目前为止，一共评了六届经济学创新奖。在评奖过程中，我们坚持公平公开的原则，有200多位经济学家参与投票，每人一票，选到谁就是谁，经过两轮投票，既不做前置审查，也不做后期校正，完全听从经济学家的意见。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些心得，当然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同时突出了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贡献。对于我们自身来讲，也是在回顾、梳理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对中国的社会变革，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有影响力的群体。现在得奖的理论基本产生于80年代，这些理论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都作了很大贡献。当然，从90年代开始，我们发现经济学的发展走向变化很大。80年代是探讨中国改革的方案，这些方案既深深影响了决策层，也启迪了民众，使得中国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领域里面最有社会影响力的一个学科。进入90年代，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很多经济学家、经济学研究人员进入了新型的领域，在社会上也有很大的影响。但是2000年之后，中国经济学家这个群体的研究对象基本上着眼于宏观经济领域和经济政策。所以，我们觉得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的走势在中国应该怎么分化，或者怎么看待分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今天这个研讨会，跟我们这些年参加的很多研讨会不一样，我们过去参加很多研讨会都是讨论经济问题、经济政策问题和经济改革问题，几乎没有一个专门的有影响的会议来讨论经济学本身的建设，本身的发展。我觉得天则经济研究所组织这样一个会议，展示了天则经济研究所在整个中国经济学领域的领先地位，他们的思考和他们的行动将对我们经济学家的群体走向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非常愿意也非常荣幸参加这次会议，并且我们也祝愿这个活动能成功开展，能对中国经济学发展起到历史性的作用。谢谢！创新型学术研究的重要前提是建立主体意识史正富[3]
首先感谢会议主办单位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起这次活动，并邀请我们协助，给了我们这些经济学家聚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的机会。
另外，我也很高兴我们中心有机会协办这次活动。我们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实际上成立得很早，但对外活动并不多。在2002年、2003年的时候，我、陈平教授、崔之元教授和刘昶教授，几人在一块儿提议建立这样一个研究中心。
成立研究中心的目的就是希望对中国和当代世界变动的重大现实问题做些有点距离感的基础性研究。我们的定位既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也不是政策层的研究，而是对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基础性研究。不巧的是，后来因为多种原因，比如我自己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自己创办的同华投资集团上；陈平教授也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没有一直待在上海，而是将工作重心放到了北京大学的工作上；崔之元教授因为家庭原因去了清华大学；只有刘昶教授从美国回来做了一些研究工作。
2008年，我们中心研究出版了一套“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共14本，并逐渐开始恢复对经济学的研究工作。这两年，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课题，其中最主要的两项，一个是研究美国金融体系的变革、现状以及它对宏观经济学的影响；另一个就是研究中国正在形成的复合型财政制度和公共财政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国家治理机制的长期影响。
去年我们出了一本小册子——《超常增长》，书中模拟了未来三四十年中国经济的长期图景，给出了一个偏向乐观的推断。这些思想总的来说还是聚焦在因新经济现实而产生的对经济学某些理论的冲击和影响上。
在研究中我们有两点体会，一是进行创新型学术性研究工作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建立主体意识。多年来，我们引进、消化和应用现代西方经济学，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我觉得这个时代应该尽快告一段落。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各种各样的变革不断涌现，而在现代经济学的发源地，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正经历着制度和生存方式的重大调整。这都为我们研究新经济现实、创造新经济理论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我们如何从系统地观察到的现实中去提炼新的理论，而不是像过去几十年那样通过引进、消化外国原理，来解读中国现实。这方面起步早的人已经作出了很大的成绩，比如在座的我们都很熟悉的林老师，他的新结构经济学，张五常教授对中国经济制度的解释，还有一些历史学者的工作，方方面面都显示中国正在走出单纯引进和学习的道路，转向在学习和引进中实现自己的学术创造。
第二点体会就是要走出悲情意识。中国一百多年来的近现代史给我们留下很多创伤，一个落后、挨打的民族看现代世界，好的方面就是激人奋起，不好的就是有时站在这个极端，有时站在那个极端，不能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个世界。加上十年“文革”，极左思想的冲击对中国社会造成了相当大的震动和负面影响，很多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公平对待，乃至有过惨痛的个人经历。这无形中会影响研究人员的思想倾向，我觉得今天也是告别这种思想倾向的时候了。不管怎么说，中华民族已经从苦难中走出来了，也是中国共产党自己领导群众走出了“文化大革命”，走向明天。对我们学术人员而言，最大的挑战就是在进行研究工作时，先要采取一个客观、理性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历史和当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我知道，其实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内部有相当强烈、深刻的分歧，但是分歧是好事还是坏事，取决于我们当事人的心态，如果我们把别人的挑战和不同的思想作为自己进步的养料，善于从别人的挑战中找到自己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动力的话，那么这种分歧越深刻，学术进步越快。
我抱着这样一种态度到这里向各位学习，有机会也会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跟各位交流。最后祝贺大会圆满成功！构建理论创新的平台罗必良[4]
各位上午好！非常高兴作为主办方之一来参加这个会议。
我们知道分工产生效率，但分工如果没有交易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然而，分工受到市场范围及其交易费用的约束。因此，为了降低交易费用，我们需要一个好的交易平台、一个好的交易装置。
经济理论及其学术研究已经形成若干分支。各个门派、各类研究、各种主张层出不穷，这种分工已经促进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但是，如果缺乏各分支间的交流与互动，极有可能影响学术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如何整合不同思想，如何通过思想交易来促进更好的理论创新，那就是我们急需一个平台，一个沟通的平台、一个好的交易装置与组织。我认为天则经济研究所做了一个重要的选择，正是这种选择号召了我们，也感召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主办方之一，这也是我今天站在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想天则经济研究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代表了研究机构的某种组织职能。从这个方面来讲，思想的竞争、组织之间的竞争也需要市场，我想正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站在学术前沿，拥有洞察未来发展走势的战略眼光，才使它走到了今天，它能够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很好的交易的平台。所以，我们能够在这里作为主办方之一，应该感谢天则经济研究所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已经逐步发展为以农业经济为主体，同时带动其他学科发展的学院。我们的农业经济是国家重点学科，但是我想仅仅立足于某一个角度，比如说仅仅是从农业经济学科的角度做研究，恐怕不能对中国“三农问题”作出根本性的贡献，所以我们需要进入一个更大的知识平台，进入一个更大的学术交流空间。我们需要与不同的主体合作。本次由天则经济研究所牵头、多个学术机构共同主办的研讨会，本身就是一个跨界会议，一个跨学科会议。
我相信，不同知识背景、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学缘背景的研究人员走到一起，通过思想碰撞与讨论，能够为中国理论创新作出应有的贡献。我更愿意相信，当中国的经济理论取得新的创新与发展时，大家会回想起今天的会议。最后祝会议圆满成功。经济学将发生一场重大的变革陶永谊[5]
中天经济研究中心是一些有志于经济理论创新的同仁共建的一个交流平台，这次很荣幸成为会议的主办方之一，非常惭愧的是，主要工作都是天则经济研究所和其他主办单位做的，我们只是提出了建议，但是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以主办方之一的身份参加这次盛会。今天对于中国的经济学界具有重大意义，历史将记住这一天。中国经济经过30年改革开放，进入一个重大的历史选择时期，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在这个区域里布满了陷阱和漩涡，随时都会出现灭顶之灾。所以，以往那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已经逐步显示出了它的局限性。也许我们扎入水中摸了半天，石头在哪还不知道，就已经喘不过气来了。这个时候需要的是铺设桥梁和建造船只。这就离不开设计问题，而设计需要理论作支撑。我们在做制度设计、路径选择和蓝图规划时，都要有理论作为依据。
但是，目前的问题在于，我们曾经顶礼膜拜的老师，他们在发展过程中也陷入了困境，包括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也就是说，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同时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过去坚信不疑的理论。这种审视过程就有可能产生新的思想。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见证了工业革命，见证了日不落帝国的兴起，新古典经济学见证了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的兴起和最后在世界上成就霸主的地位。同样，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在21世纪重新走向复兴之路，一定要有一个理论与之相辅相成。
现在，我们通过网络、书刊以及与朋友的交流，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新思想层出不穷，这预示着一个百家争鸣、大师辈出的时代即将来临。所有的迹象表明，经济学将发生一场重大的变革，我们希望这场变革由中国人，具体来说也就是在座的各位，共同完成。谢谢大家！二、创新交流篇不现实的假设是否可以接受——理论创新的方法论问题黄有光[6]
针对这个问题，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早在60多年前就在他的一篇文章与书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Friedman，1953）里面，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说实证经济学不需要考虑它的假设是否现实，只要它的结论是被证实的就可以了。这篇文章10年后（1963）引起强烈的争论，直到2014年将要出版的文章都还在讨论（如Mäki，2009；Gilboa et al.，2014）。科斯在2013年9月去世，10月张五常教授在深圳开了一个会，我们在座的有几位也参加了，会议上发了纪念科斯的文集，包括旧的和新的。这里面提到科斯对经济方法的一些看法，所以就使得我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
我本人认为我是折中主义者，对很多不同学派和对经济学方法论有不同看法的文章，我都认为它们有正确的地方，包括最近的一篇强调实际的重要性的文章（Pfleiderer，2014）。对于“不现实的假设是否可以接受”这个问题的答案，要看情形。有些情形可以接受，有些情形不可以接受，要看这个实际的假设是否使你得出误导性的结论，如果是有误导性的就不可接受，如果没有，只是简化分析，结论是对的，就可以接受。而且同一个假设，在分析某些问题时，可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分析另外一个问题时，可能就是不可接受的。
同一个假设，有些情形可以接受，有些情形不可接受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你驾车从北京到上海，计算北京到上海有多少公里，开车平均速度多少公里，除一下就可以知道到上海需要几个小时。假定你的车只是一个点，不考虑车的长度，只是一个点，从北京这个点到上海这个点需要走多长时间？假定你的车子是没有长度的，这是简化的假设，对于这个问题完全可以接受，不影响你得出几小时可以到上海。
假设你车的长度只是一个点，没有长度，这个假设，在下面的问题就是不可接受的。假定你要过一个没有红绿灯的交叉路口，两边都有车过去，你说我闭着眼睛不看有没有车，就开车过去，会跟另外一辆车相撞的或然率是多少？如果你知道车流量等信息，就可以计算出这个或然率。但是，如果你假定你的车没有长度的话，不管车流量是多少的交叉路口，你算出的或然率都是零。那么，你得出的结论就是，我闭眼开车过去，相撞的或然率都是微不足道的。同样的假设，你回答相撞的或然率，这个假设（车没有长度）是不可以接受的，实际上或然率是相当高的，你开过去可能就会死掉。所以，完全相同的假设，在一个问题中完全可以接受，在另外一个问题中有可能完全不可以接受。因此，要看你分析的问题的性质。一、经济学内可以接受的不现实假设
刚才是驾车的例子，现在我们看实际经济分析里面用的假设。先说简化的不现实的假设，但是是可以接受的一些例子。
极限定理
全局均衡，国内99％都翻译为一般均衡，这显然是错误的译法，“一般”是相对于“特殊”，或者“具体”来说的，而general是相对于partial来说的，应该是全局相对于局部均衡。相对于局部均衡，不是一般均衡，一般是相对于特殊的。所以，我们以后不要再用“一般均衡”，这是错误的译法，是不懂得经济学的人的译法，你继续用“一般均衡”，就表示你对什么是一般均衡不是很理解，应该用“全局均衡”。
在全局均衡里面有一个极限定理，就是当交易人数增加的时候，这个经济的核（core）会缩小［核就是对没有被排除的可行的（feasible）的分配］；当交易人数增加到无穷大的时候，这个核会缩小成一个点，而这就是完全竞争下的全局均衡点（Edgeworth，1886；Debreu & Scarf，1963）。证明这个极限定理，需要用一个非常简化的假设，非常不现实的假设，假定增加的人是完全一样的。两个人交易，这两个人可以是不一样的，但是增加人数的时候，是跟原来这两个人一样的。原来是A和B，从一个A和一个B，增加到两个完全一样的A1、A2，B1、B2也完全一样，至少在偏好和禀赋上是完全一样的。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每个人有不一样的偏好，不同的禀赋。但是，我们已经证明出来这个极限定理，人数增加，核缩小。当我们证明出这个定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人数增加这个核反而会缩小，因为人数增加，增加了交易的可能性。即使增加的人数偏好不同、物品也不同，只要不是不同到他们吃的东西我们吃了就会死，这样就不能交易，只要有一定共同的偏好和禀赋的话，交易的可能性还是增加了。因此这个假设大致不影响理论的结论，因此是可以接受的。
1. 杨小凯的分工理论
另外一个例子也是类似的。杨小凯分析分工，假设分工之前每个人是完全一样的，这是抽象掉不同人之间的复杂性，简化了分析。并且让我们集中在分析分工造成的结果，而不是人际差异造成的结果上，所以我们更加接近问题的核心，因此这个假设也是可以接受的。杨小凯的分析得出很重要的结论，得出亚当·斯密以前没有得出的更多的结论，并且是用数理分析严格推导出来的。因此，今年我们将在7月5—6日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杨小凯去世10周年的纪念会，7月7—8日在Monash大学也会举办杨小凯的纪念会。杨小凯去世之后，我们请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写了一篇纪念杨小凯的文章，布坎南在这篇文章里面透露，他在2002、2003年分别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提名杨小凯。很可惜他已去世，不然我们不必再等华人经济学家什么时候拿到诺贝尔奖，可能已经拿到了。
从这个人人相同的假设中可以得出，即使没有外生给定的比较优势，分工也能够造成内生比较优势，即使两个相同的人或国家，也能够由于规模经济的分工而造成专业化的经济，通过贸易而使双方得利。当然，实际经济中也有外生的比较优势，所以在杨小凯的分析之下做这个假设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实际经济没有外生比较优势。因此，实际上林毅夫和杨小凯各有对的地方。林—杨争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有一点误导性。
2. 综观经济学用的典型厂商
我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这是我自己用过的，在明天挂牌的时间里面可以进一步解释怎样进行，我这里只是讲它的结论，不分析怎样进行这个理论创新，明天我将具体介绍理论创新过程。
我在Mesoeconomics：A Micro-Macro Analysis这本书里面（Ng，1986，附录31），用完全传统的全局均衡的分析，证明出给定任何一个外生的变化，无论是在成本或者需求上的变化，理论上存在一个典型的，或者代表性的厂商，而这个厂商在产量和价格上的变动是能100％反映整个经济在总产量和平均价格上的变动的。所以，这个论证是支持这个简化了的典型厂商的简化的。而且还可以证明，用简单的加权平均的方法来定义典型厂商的特性是怎样的，然后根据这个简单定义出来的厂商，它对给定一个外生变化的反应，在价格上和产量上的反应，是能够近似地代表整个经济在总产量和平均价格上的反应的。这两个结论就给运用典型厂商的方法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并且是用传统全局均衡的方法得出的。我们只看一个典型厂商代表整个经济，这个结论是否可接受？而这个论证说明它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个分析方法不能分析相对价格的变化，所以有它的局限性。（赵益民把综观拓展到两个部门的情形，可以分析一些相对价格的变化。）二、经济学内不可以接受的假设
接下来，我们要讲那些不现实的假设是不能接受的例子，而且是在经济学上被实际使用过的。
1. 第一与第二价格拍卖
经济学上有一个重要的拍卖机制的设计问题，就是你用怎样的拍卖方式确保你要拍卖出去的东西是由对它评价最高的人得到，而不是由评价低的人得到，因为那样就有效率上的损失。还有是否能够让拍卖者获得相对高的价格。有各种拍卖方式，如果不是口头拍卖，就可以看到对方出多少钱，而如果是写在信封上的，你出多少价钱，对方并不知道。这种拍卖方式主要有两类：一个是“第一价格”；一个是“第二价格”，也就是威克利拍卖，由诺贝尔奖得主威克利（Vickery）提出。所谓的“第一价格”，就是每个人写出他的出价，最后全部公开，出最高价的人得到买这个东西的权利，而且就花他所给出的价格，根据那个最高的价格卖出这个物品，所以叫做“第一价格”。如果用“第一价格”，每个拍卖者都要隐藏自己的最高出价。例如，你认为这件东西最高值100块，比100块更高，就损失了，所以用100块买的话，完全没有消费者剩余，你何苦买呢？因此，如果你最高评价是100块，你拍的时候可能只出价95块，你要有一些消费者剩余，所以每个人压低自己的价格。而这个压低的程度，可能各有差异，所以这个物品不一定是由评价最高的人拍得。
如果用“第二价格”拍卖，同样是每个人出价，写出价格最高的人，物品卖给他，但是，不是根据最高价格，而是根据第二高的价格卖给他。假定最高价格是100，向国成出价100，其他人是100以下，这个物品卖给向国成，但是出价第二高的是林毅夫，他出98块，所以向国成只要花98块就可以买到，这就是以第二高的价格出售。这时候每个人不需要隐藏自己真实的最高评价，因为向国成认为100块刚好值得，如果他把出价压低到99块，没有影响，他依然是以98块买到，要是压低到97块，这个物品就给林毅夫拿去了，向国成就没有得到这两块钱的消费者剩余。所以，压低价格对你只有损害，不能得利。所以，在第二价格拍卖之下，每个人无须压低价格，这是很好的方法。
有一项论证，说第一和第二价格，这两种拍卖方式是等价的，而且是在世界最好的期刊上发表的，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个有误导性的结论，是在全世界微观经济学的最高级的书，微观经济学博士生水平的最有名的书（Mas-Colell et al.，1995）里，介绍这个结论时，作者认为这一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得出第一和第二价格的拍卖是一样的？由刚才的推论可知，二者应该是不一样的，第一价格之下只能压低价格，压低价格之后，这个物品就不一定是被最高评价者拿去，这和第二价格拍卖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得出二者是一样的结论呢？
得出这一结论是基于两个简单的假设。第一，假设他们只有两个拍卖者，彼此不知道对方出价的情形，但是彼此假定对方最低可能出的价格是多少，假定最低价格是一样的。假定我认为这个物品最高值200元，如果对方报价超过200元，对我来讲是无所谓了，让对方买好了，因为超过200元对我不利。所以，我有兴趣的是0～200元之间的价格，对方也可能是在0～200元之间出价。但是对方的最高评价如果是220元，他就会在0～220元之间出价。更重要的是，假定我最高愿意付200元，我假定对方在0～200元之间出任何一个价格的可能性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假设不合理，如果东西值200万，190万、180万的可能性远远高过一万、两万，怎么会完全一样？这一假设不但很不现实，而且还会得出误导性结论。因为你假定完全一样的话，你要预期对方有可能的出价，再决定自己应该出什么价。对方从0到超过200元都可能出价，但是200元以上我不管了。从0～200元的对方可能出价里，如果可能性是完全一样的话，我要最大化的是我得到这个物品的可能性，乘以我的消费者剩余，将这个预期价值最大化。这样我就应该出中间价，0～200元，我就出100元。对方是0～220元，出价的可能性一样，他就出中间价110元。我们彼此出中间价，物品依然由最高评价者得到。所以，他们的结论就说第一价格和第二价格拍卖的方法是等价的，是由于他假定从0～200元之间出价的可能性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彼此出中间价，彼此出中间价的话，物品依然由这个最高评价的人得到。但是，实际上，如果我想买这个物品的价格是200万元，我假设是190万元、180万元的可能是远远高于一万两万的。而且各人的假定不同，在各自假设不同的情况下，双方就不会出中间价，比如愿意付220万买的人，可能出180万，我愿意付200万买可能出190万，那样就由我拿去了，那个愿意出220万的人就没有拿到。所以，这个简单的假设是不可接受的，是有误导性的。所以，这篇文章不应该公开发表，也不应该在教科书上面介绍。
2. 完全可分性
假定物品是完全可分的，我们就可以简单画图。我们可以把经济学的结论用简单的方式来表达，例如边际替代率等于边际转换率这样的方式，这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你把完全可分的假设，用在所有的生产要素上，你就可以得出规模报酬是恒等的，所有生产要素增加一倍，产量一定增加一倍，不能超过，也不能低于。假定每个有关要素都考虑进去，每个有关要素都是完全可分的，弗里德曼就证明过规模报酬是恒等的。弗里德曼本身知道实际经济中是有不完全可分的情形存在的，所以不能说实际经济中没有报酬递增或者报酬递减的情形。但是，中国有经济者说弗里德曼证明报酬肯定是恒等的，甚至说教科书上说的规模报酬可以递增或递减是错误的，这样的结论是有误导性的，这样的简化假设的应用是不可接受的。
3. 科斯的“全有全无”的比较
接下来的例子是诺贝尔奖得主科斯，他得奖的主要是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厂商的，一篇是1960年关于社会成本问题的。2013年张五常介绍1960年科斯和其他经济学家的辩论，说：“这是经济学历史上最有名的辩论聚会。……科斯问：‘假若一家工厂，因生产而污染了邻居，政府应不应该对工厂加以约束，以抽税或其他办法使工厂减少污染呢？’所有在座的人（包括M．Friedman，G．Stigler，A．Harberger，M．Bailey，R．Kessel，J．McGee，G．Lewis，L．Mints，其中很多后来是诺贝尔奖得主）都同意政府要干预——正如今天香港的环保言论一样。但科斯说：‘错了！’跟着而来的争论长达三个小时，结果是科斯屹立不倒。”还有，张五常自己讲：“1970年我发表《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篇幅很长，但内容其实只是说，没有外部性这回事！当然屡遭千夫指，但今天该文还在……而千夫则不知何处去矣！做学问是过瘾的玩意。”
批判外部性这个概念，不只是张五常的个人看法，也有其他经济学者否定外部性的存在。科斯在中国大陆影响非常大，张五常用百度搜索发现竟然有950万条科斯的引用，弗里德曼只有他的四分之一，萨缪尔森只有九分之一。图1 All-or-nothing vs．continuous comparisons
科斯反对污染收税的结论是基于“全有全无”的比较。在图1，X是污染的量，向下的线是污染者进行污染得到的边际利益，向上的线是受害者因污染受到的边际成本（损害），社会最优点是这两条线的交点。如果污染者是过度污染（例如到P点），就应该向污染者征税，使污染者的税后边际利益线跌下来，通过S点，这才是社会最优点。但是科斯不仅不用数学，他连图形都不用，他只用例子，他的例子是针对自由污染、完全污染（即P点）和零点。这样哪一种比较好就不确定了，要看ABE与EPC这两个三角形哪一个比较大。有可能是完全自由污染比较有效，也可能是完全禁止污染比较有效。因此，用“全有全无”这样的比较，可以看到要根据个别情形，来决定是否禁止污染。但是，对污染收税不是完全禁止污染，而是使污染从P点减到社会最优点S。所以科斯用这个比较，来反对庇古（Pigou）向污染收税的看法是错的。
类似的错误，有如拙作《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黄有光，2011）上的论述，关于经济学上的错误多的是。所以，经济学并不像孙涤昨天吃饭时讲的，经济学是很难证误的，这本书上就可以看到很多证误。三、实证的局限
弗里德曼以“你的理论得出的结论是否被证实”为最重要，我认为实证当然重要，但是不能单看实证。例如我们考虑，太阳是围绕地球旋转的这个理论，它的预测就是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太阳升起来，你根据这个结果去实证，真的是太阳每天100％从东方升起来，100％证明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理论是错误的，不是太阳绕地球转，而是地球绕太阳转。所以，实证的很多情形，尤其经济学很多情形是很难得出确定性的结论的。所以，你不应该完全看实证，在可能的范围内，如果你的假设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依然是可操控的话，你用比较实际的模式就很好。
1. 综观分析的例子
例如弗里德曼说假定完全竞争得出的结论并没有问题，很可能是以前没有发现问题，但是金融危机的出现使我认为就有问题。根据完全竞争的结论，可以得出货币是中性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减不影响实际产量或者就业，只影响价格。如果厂商是完全竞争的，对厂商物品的需求是水平的，那需求上升了，如果没有时滞，边际成本也上升，产量是不变的（如图2）。如果厂商不是完全竞争的话，需求线是向下的，需求的增加造成价格上升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也可能会有产量变化而价格不变化的情形。为什么有这样大的不同？因为在需求上，如果需求线是水平的话，水平的需求线不能左右移动，只能上下移动，上下移动就是价格的变动。图2 完全竞争，名目总需求不影响产量
在厂商是非完全竞争的情形下，厂商产品的需求线是向下的。向下的需求线不但可以上下移动，也可以左右移动，左右移动就可以造成产量变动，如图3（短期分析）与图4（长期分析）所示。而且从成本方面来看，如果需求线是水平的，边际成本线一定是向上的，生产增加的话，边际成本就会增加，边际成本增加了，就要提高价格。当需求线向下的时候，边际收益线通常愈向下，边际成本线可以是向上、水平，甚至向下。所以，多生产，边际成本不见得增加，多生产，价格不一定会提高。因此，我综观分析，得出货币学派（货币量或名目总需求只影响价格，不影响产量，图2的情形）与凯恩斯（货币量或名目总需求只影响产量，不影响价格，包括图3、图4的情形）以及其他的一些情形，都是特例的一般结论；并给出什么情形，有什么特例，包括解释商业循环与大萧条的累积变动的特例。图3 不完全竞争，名目总需求可能影响产量（短期分析）图4 不完全竞争，名目总需求可能影响产量（长期分析）
我是用综观的方法，把微观、宏观和全局均衡综合起来了。怎么进行综观分析？我明天挂牌的时候会介绍。这是（简化的）全局均衡的分析，包括厂商之间的相互作用，成本线通过要素价格的可能改变而移动，宏观因素的影响等，全部的作用没有完全由上述简单图形体现出来（也没有冲突），但都是由一个完整的数理模式全面分析得出。（详见Ng，1977，1982，1986，1992，1998，2009）
2. 结论
简言之，要用常理和直观来看一个经济学结论是否有误导性，不能受思想意识的影响。刚才讨论的科斯反对对污染征税，我认为是受到反对政府干预的影响，关于环保问题，市场有时会失灵，这时必须由政府做，政府做不见得更好，也可能更糟，如果更糟就设法改进，因为环境问题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这个问题是非解决不可的。谢谢大家！
参考文献
［1］黄有光．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2］黄有光．科斯与张五常反对政府干预污染的错误．东方早报，2013-11-12．
［3］Debreu，Gerard & Herbert Scarf（1963）．A limit theorem on the core of an economy．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4（3）：235-246．
［4］Edgeworth，Francis．Y．（1881）．Mathematical Psychics．London：Kegan Paul．
［5］Friedman，Milton（1953）．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I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p．3-43．
［6］David Schmeidler（2014）．Economic models as analogies．Economic Journal，124（578）：F513-33．
［7］Mäki，Uskali，ed．（2009）．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Reflections on the Milton Friedman Legacy．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Mas-Colell，Andreu，Whinston，Michael D．& Green，Jerry R．（1995）．Microeconomic The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Ng，Yew-Kwang（1977）．Aggregate demand，business expectation，and economic recovery without aggravating inflation．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130-140．
［10］Ng，Yew-Kwang（1982）．A micro - macroeconomics analysis based on a representative firm．Economica，49：121-139．
［11］Ng，Yew-Kwang（1986）．Mesoeconomics：A Micro-Macro Analysis．London：Harvester．
［12］Ng，Yew-Kwang（1992）．Business confidence and depression prevention：A mesoeconomic perspectiv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2（2）：365-371．
［13］Ng，Yew-Kwang（1998）．Non-neutrality of money under non-perfect competition：Why do economists fail to see the possibility？In Arrow，Ng，and Yang，eds.．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Analysis，London：Macmillan，pp．232-252．
［14］Ng，Yew-Kwang（2009）．Why is a financial crisis important？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laxation of the assumption of perfect competi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8（2）：91-114．
［15］Pfleiderer，Paul（2014）．Chameleons：The misuse of theoretical models infinance and economics．Working Paper，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Stanford University．对话：陈平、盛洪、高王凌、陈钊、孙涤、张维迎、沈华嵩、林毅夫
陈平：我是这次开会才第一次见到黄有光教授，原来听小凯说了很多次，真是相见恨晚，你说的东西我完全赞成。但是，作为讨论者，我还是要提点问题，实际上我提的问题是补充你前面的内容的。
1. 弗里德曼的计量模型检验标准不懂经济学和物理学的差别
我非常不欣赏弗里德曼那本《实证经济学》，他有一个非常大的误解，是什么呢？他没有区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差别，他说：“如果你的预言可以被验证的话，什么样不现实的假设都可以接受。”但是，你知道做计量经济学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吗？就是怎么做out of sample test。例如我有一个样本数据，属于过去一个时段，例如1950—1980年。假设经济结构不变，做了回归把参数定下来。你对1980年以后的事件进行推测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后面时段（例如1980—2000年）的经济结构没有变化呢？所以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检验看起来很好，但是操作起来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我说的经济时间序列不是稳态，而是非稳态（non-stationary）。
2. 抽象是否现实要看研究对象
今天黄有光教授提出来的新的判断标准，我是接受的。当然还有一个很小的原因，因为我的老师之一Robert Herman，也是大爆炸理论创始人之一，所以讨论宇宙起源问题时，我们也有共同语言。
就物理学来讲，比如行星运动，可以用一个质点描述，抽象掉地球的体积，这是高度抽象的东西，为什么可以接受？因为他可以解释行星运动。但是你想解释地震，你用质点描述就不行，地球必须画成有层次的球层。
3. 经济学中误导政策的案例之一：代表者模型和IS曲线
黄有光教授的标准就是，假设可以看起来不现实，但是结论不能有误导，这是很好的标准，经济学有很多理论的误导，特别是意识形态和利益的误导。
我举两个例子补充黄有光教授讲的，结论不能有误导的判断标准是可操作的。
第一，我认为经济学最误导人的模型就是代表者模型。黄有光教授刚才讲的厂商的例子就是代表者模型。最误导人的代表者模型就是宏观经济学的IS曲线（利率和投资的反向关联曲线）。它意味着降低利率就能增加投资，也就会增加产出。我们这次经济危机最大的教训就是发现IS曲线不灵。标准经济学就是一袋子土豆用一个点代表，政府降低利率，就可以增加投资，增加投资就可以增加产出，美联储的利率降那么多，有什么结果，结果很可能是负的，为什么没有刺激投资？你可以假设降低利率在正常的健康的经济形势下可以刺激投资，但是宏观经济学从来没有人定义什么是健康的经济。我的观察很简单，在美国经济独霸世界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当做封闭经济考虑，可以不考虑国际竞争。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联储降低利率，美国的投资确实增加了。1970年以后，石油危机爆发，欧洲美元市场诞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就不行了。蒙代尔告诉我，肯尼迪当总统时，萨缪尔森和托宾的建议就不灵了。为什么？美国降低利率，资本就外逃到欧洲美元市场。换言之，降低利率的后果不是只有一种可能，而是有三种可能。首先，伯南克降利率证实了市场的负面预期，对美国经济前景非常不看好，投资不确定性非常大，资本家拿钱干什么？后来的cash，钱拿在手上观望局势，等到大企业垮台了我再抄底，现在我不投资。其次，投资不但不增加还减少，减少的去哪了？资本外逃，跑到中国和亚洲，经济增长率更高的地方，20世纪70年代是跑到欧洲美元市场。最后，才是IS曲线预言的增加投资，增加产出。到目前为止，只有油页岩的投资在增加，原因不是货币政策，而是技术突破。美国整体危机持续六年了，至今投资还起不来，改革也搞不下去，基础投资又没有钱。我们一大批人在学宏观经济学，拿一个IS曲线讨论货币政策，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这次金融危机证明这完全是错的方向。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开放型经济，不是封闭型经济，利率和投资不是一条单向线性的简单直线。从这点来说，我大力支持黄有光教授的标准，误导性的简化假设是极其危险的。
4. 误导案例之二：拍卖的次优价格
第二，我也非常欣赏刚才黄有光教授举的拍卖的例子，我也认识威克利（Vickery），他没有得诺贝尔奖时，开美国经济学会年会没有人理他，我对这个老头很感兴趣，就去和他聊天。他提出一个“次优价格”。就是拍卖时，中签的不是出最高价的人，而是出第二高价的人，来制约过度投机。
新古典经济学中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管它叫“半边经济学”，什么是半边？就是只讲消费者的视角，不讲生产者的视角，或者只讲借贷成本，不讲放贷的利润，片面地说事，什么消费者剩余等。比如，你凭什么说降低利率就可以促进投资，这是从借钱方的角度说的，你降低利率，借钱的成本降低了，但是对放债的人不是好事，你降低利率，他的回报减少了，银行就惜贷。所以，我们教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都是半边经济学，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假装社会公平，只讲消费者主导、消费方，不讲供给方。你现在发现凯恩斯讲就业不足，是如何拉动消费的了吗？老百姓得先稳定就业，然后才有消费。美国现在连稳定就业都没有，发钱叫老百姓拉动消费，可能吗？根本不可能。老百姓拿钱先还债，或者留着应急。半边经济学的另一个例子就是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卖土地的是供给方，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是供给方经济学。地方政府要创造政绩，又没有钱，怎么办？卖地。地价越高，财政收入越高，短期政绩越好，那就是“第一价格”。如果我引进黄有光教授介绍的这个“次优价格”，是不是能解决问题呢？也解决不了问题，“次优价格”，地价还是太高，受损的是实体经济，制造业跑了，上海变空了，年轻人就业怎么解决？广东也面临这个问题。
我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最优价格、次优价格？为什么不是平均价格？黄教授给的答案非常精彩。他的理论模型就只有两个交易者。如果我求均值，就要求多个交易者。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来看经济学，我就觉得经济学很奇怪：经济现象远比物理现象复杂，任何一个生物学家都明白人的本性是社会人，但是经济学的模型比物理学、生物学都简单。经济学里只讲鲁宾森经济，只有一个人，自己对自己优化。最多两人交易，或两人博弈，“多”人交易就没有。
5. 误导案例之三：Lucas的微观基础论和干预无用论
当年我和黄有光教授关心同样的问题，就是中观经济怎么算？
卢卡斯讲货币中性论的时候，所谓的微观基础，也就是家庭的消费和工作。微观基础是无穷多家庭，无穷多家庭做理性预期的决策怎么会是一样的呢？卢卡斯混淆一和多的差别，说代表者的行为等价于一个家庭。这是一个极端简化的假设。做科学的人都明白单体问题和二体问题是等价的。做一个质心变换，二体问题就变成一体问题了，所以两人交易等价于单人交易的优化解是可以的。但三体问题就不行了，混沌怎么出来的？三体问题不可积分，所以任何问题从三到多，你从一体、二体得到的结论马上改变。我们研究的结论和卢卡斯相反，决定经济波动的是中观基础，中观在金融、在产业结构，不是微观基础几千万的家庭消费者。从这点来说，我非常欣赏黄有光教授的发言。
6. 历史实践可以检验经济学的主要流派
黄有光教授的书我还没有读，回去会拜读你的书：《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我个人认为经济学不是应用数学，也不是人文科学。经济学不能像人文科学那样兼容并包。经济学应当是经验科学，可以由实验检验。但是经济实验和自然科学不一样，自然科学可以创造一个稳态的实验室，经济学检验主要靠历史的实践，尤其是大萧条、金融危机检验，互相竞争的理论，包括货币学派、凯恩斯学派、奥地利学派能够清楚发现一些理论和政策上的对或错，否定令人误导的理论。谢谢黄教授。
盛洪：非常感谢黄老师的演讲，我很受启发。同时我觉得可不可以做更一般的思考，我感觉凡是假设都是不现实的，一旦上升到了理论，到了人类的思考，就必然要简化，如果完全按照现实所有信息思考就没法思考了，太复杂。所以，假设实际上是为了简化思考。关键在于黄老师后面这些条件我觉得非常重要，我想能不能再进一步简化，就是说要检验这个不现实的假设是否与问题相关，刚才第一个例子就是假设车是一个点还是有长度的，我觉得和问题相关，你是讨论从北京到上海的时间问题，还是讨论过十字路口被撞的概率问题，这是和问题相关。再一个想法，就是假设是否和结论相关，假如和结论不相关，我觉得也可以，如果和结论相关，就要去考虑这个假设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这样的思考，等于是发展了黄老师的理论。
关于您提到的科斯的例子，我有不同的看法。您讲科斯反对征税，主张市场解决，是零和一，或者全有和全无的选择，恰恰不是这样。我们知道征税没有边际概念，征税才是零和一的方法，就是征税或者不征税，当然可以考虑税率的多少，但公共选择很难找到边际。而科斯讲的市场交易，就是非强制的分散的交易，他的例子是牛吃草的例子，有边际概念，就是因为有了非强制的分散的交易，交易双方才可以去发现边际，所以他这个方法能够找到均衡，而征税是没法找到均衡的。这是我不同意的方面。
黄有光：我不同意你说的第二点。我认为科斯全有或者全无存在误导性，我并不是反对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是假定没有交易费用，污染者和受害者之间，双方可以通过协议达到最优化，这点我没有争论，我不是针对科斯定理。如果能够通过协议，即使只有少量的交易成本，能够通过双方协商达到最优点，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污染的问题已经被协议解决了。评估需要征税的情形是当受害者很多，尤其是污染的问题严重时，包括几百年以后的人受害，这个协议的交易成本太高了，因而无法得到解决。这时候才需要政府征税，因为税率是可以控制的，我完全不同意说税率是全有或者全无，而科斯的方法是边际的。科斯的文章也不是完全没有边际的概念，他有些例子是考虑到边际的。但是，他反对对污染征税这一点是根据全有或者全无的比较，这是错误的。
高王凌：我是外行，是历史学家，如果我在去年看到这个题目，我一定拍下来。但是，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在清华讲课，讲农村，讲土地改革的例子，我就写了第一个讲稿，完全是假设的。假设一个北方地区的和平土改，地主、富农都没有被杀，移到了东北，然后到苏联，苏共十九大时说已经把粮食问题解决了，那我们中国还出口什么？统供统销还搞什么？没有必要了。所以，我过去决不会写这种文章，现在是作为我讲的第一课，我第一回感觉到一个瞎编的故事可能特别有用，它让我们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又重新回到统供统销，作出一番新的解释。
陈钊：我对黄老师讲的其中一个例子，有一点我稍微不同意。就是你讲的拍卖，拍卖可以从两个角度区分，私人价值拍卖和共同价值拍卖，其实刚才的例子是针对私人价值拍卖。也就是说这个拍卖的标的物不是一个市场可交易的对大家来讲具有同样价值的东西，比如说房产或者人民币一百块钱，它是指私人价值。这个拍卖比如说一幅画，这个画家还没有出名，你很有眼光，觉得这个画特别值钱，但是我个人没有艺术细胞，我觉得这幅画不值钱。所以，每个人的艺术细胞含量不一样，是随机分布的，因此每个人对拍卖这幅画的价值也是随机分布的，从这个角度讲我可以接受。
孙涤：今天是五月六号，失联的马航飞机两个月了还没有找到。在追索飞机的去向时，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到现在为止没人做过的大胆假设，譬如说外星人把马航的飞机劫走了，或者说是上天把飞机上的伊斯兰教徒接到天堂去了。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功能性的效率就很高，我们就不用再找了。所有家属也不会受这么多的精神折磨，哪怕就是死了，亲人也上天堂了，我觉得这个假定是很有经济效率的。可有人会说你这个假设很有误导性，其实这样的假定不会太误导人，因为即使现在不救，已经不会减少生还的可能，而从经济上来讲，现在拼命去救成本非常高。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假设是有用的。
对经济方法论的研究一直有这样一个困扰，我们现在这样精细化的研究、数学的分析，到底是我们人类的福祉？还是经济学的效率？或者是逻辑上的自圆其说呢？我们经常用一个比喻，说一个醉汉，表丢在哪里不知道，于是就只在路灯下面找。警察问他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找，他说表丢在哪里，我不知道，但这里有路灯有光。经济学的很多研究就是把光变得越来越强，找的方法也精而又精，但问题的症结是在有光照射的地方找，还是在某些黑暗的地方找？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边际上的投入，有时效用是负的。而且现在有很多的证据证明，人不是那么理性的，在有重大利益出入的选择时，比如经济利益，你会发现很多人的选择，其偏好是在演化中产生的，是由脑神经的固有结构决定的，因此，并不能用理性这样一个完美假设就可以把表丢在黑暗地区这个可能性排除掉。我的想法是世界的大部分都处在黑暗里面，有亮光照的地方很小也很少，我们经济学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把这个光变强的努力，把有光亮的地方搜索得仔仔细细，但是否对百分之九十几的黑暗地方的搜索有所促进呢？
张维迎：首先，黄老师讲的原则上我都同意，孙涤先生讲的我觉得可以进一步扩展。有光的地方和黑暗的地方，还依赖于光的强度，很多地方黑暗了是由于另外一个地方的光太强了，这是我担心的。经济学上很多美的地方吸引力特别大，这样很多重要的问题我们就不考虑了，我的意思就是黑暗和光不是固定的，这是我特别担心的一个问题。
第二，还有一些假设是有助于我们搞清楚问题的，比如说最简单的，刚才听到科斯的理论，假定没有交易成本，如果逻辑上有证据的话，问题就归结到交易成本本身了。还有无论是经济学上的MM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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