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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默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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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黎试读：

记忆的文明

近六七年来，周默一直在北大读中国哲学、佛教，勤奋求索，增殖学养，让他有社会历史人文的积淀，故而在林木鉴别专业知识、中国传统家具结构、鉴赏审美意识及木材家具的历史与社会成因，都有了精到描述。这似乎暗合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境界，即“以道御器”，“得其寰中”。“道”在老子看来，“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天地万物由于“道”而成。而“器”则是形而下的具体的事物，或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即是“术”。无“道”而专讲“术”，即今日林林总总的鉴宝类节目，完全无视器物蕴含的历史文化成因及审美意识，直接一句“老的”，引导百姓寻利而去，玩物丧志。

周默写就《黄花黎》，嘱我写篇序文。如果不是那天与他酒后神侃，斗胆我也不敢领这个命。我于传统家具完全不懂，始有兴趣，还是源于结识王世襄先生，读先生的书。那一年，先生把他收藏的明清家具悉数捐给上海博物馆，后在图录中发现先生捐出的家具中竟有一件铁力木的长案。先生注此案原藏在溥侗的治贝子园。这个也称“红豆馆”的小院在北大，即是我现在使用的。一件家具，一段历史，一缕情丝。

中国传统家具历史之悠久，已有方家专论。大家共识是到了有明一代，中国传统家具经过长足的发展已达到了高峰。制作之精妙，器形之简洁，气象之内敛而流畅，素逸而庄恭，在中国家具史中独树“明式”典范。究其原因，如没有隆庆、万历年间开放海禁，也不会有东南亚与南亚的硬木随贸易之船来到中国，何来明式家具之用材。与宋元前家具用料相比，明式家具之贩来料材成就了明式家具的榫卯结构着力牢固，质地纹样艳而不腻。究其更重要原因，不得不从中国审美观念在宋元间由文人气息的浸润，已从高远、平远、恢弘美感转而追求窄小留白、简约平和、意趣由心的审美取向。无论是罗汉榻、禅椅，或是画案、小几，无不见线条之流畅、结构之简要，置之室内，配以窄幅山水画，让人观之处处有禅意。

明式家具的审美意念与明中晚期王阳明的心学的影响不无关系。王阳明早年有所谓“四句理”—“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阳明以为与意念有关的对象即是一个活色生香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物理性的世界。所以阳明说，当我未看此花时，此花并不存在我的生活世界中，它与我没有关系；当我看此花时，它即灿烂在我的世界中。阳明认为“意蕴”即是我的“世界”，这个生活世界中的物就是我心灵的显现，与我的关照。这也是阳明的“良知”说。他在《答陆元静》中说：“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阳明这一“先立乎其大”，即大我，即心，彰显了人的主体意识，影响了明清绘画、书法抑或明式家具的审美意识是毋庸置疑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周默近年学养精进，我冀希他师前学，涵泳其中；得心源，超脱世俗。更进一步，在整理好前辈有关中国传统家具的种种文献的基础上，再写几本好书。王守常2013年4月29日夜于上地佳园第一章绪论

什么是黄花黎？

这一答案是不可能在植物分类学或木材学的文献中直接找到的。

黄花黎并非某一树种的科学名称，而是文博界及收藏家有关中国古代家具所用木材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

文博界有关家具所用木材的名称多以其外表特征如颜色、纹理来命名：紫檀、鸡翅、黄花黎、红木，很难与植物分类学、木材学中的科学名称一一对应。文博界靠经验的积累即所谓眼学来判断，植物学家必须依据树木的叶、花、果、皮的异同确定树木的属、种，木材学家则通过眼及科学仪器辨析木材的宏观特征与微观特征，并与标本库中的标本进行比对来得出结论。国家文物局2007年12月份11日发布《文物出境审核标准》规定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黄花梨、紫檀、乌木、鸡翅木、铁力木，铁梨木家具禁止出境，这几种木材名称，多见于古代文献。如今之鸡翅木，明及明以前称鸂鶒木，包含红豆属、孔雀豆属及铁力木属的近十种木材，而《红木国家标准》之鸡翅木仅指崖豆属与铁力木属的几个树种，二者的花纹、颜色相差很大，根本不为一物。文博界及《文物出境审核标准》中的铁梨（亦称铁力、铁棱）木，原本为产于越南北部及广西玉林的格木，铁力木、格木不同科、不同属，风马牛不相及。广东、广西根本不产铁力木，历史上也没有铁力木家具，何以保护？这一混乱与错误现象至今仍未改变。

文博界与木材学界的看法似乎并行而从不交叉，没有结点。本书的目的之一，便是找到黄花黎与木材学家的这一结点。

本书所述黄花黎即产于我国海南岛的特有树种—降香黄檀（Dalbergia odorifera T. Chen），隶豆科黄檀属。俄贤岭（摄于2015年9月26日）俄贤岭，又名俄娘九峰山。俄贤洞高悬山中，深不可测，激浪追逐，声如滚雷。清乾隆《萧府志》：“九峰山……高百余丈，九峰峻耸，盘旋百余里，相传有黎妇生九子，皆为峒长，故俗又名俄娘九峰山。”《广东图说》曰：“……山有九峰，盘旋而下，俄娘溪出焉，西有黎峒。”俄贤岭与霸王岭、尖峰岭相连，蕴藏高品位的金矿、铁矿。西部高品质的深色油黎多生长于此地。俄贤岭南浪村山溪畔的小片黄花黎树（摄于2015年9月16日）

我国古代家具中所使用的黄花黎究竟包含几个树种？原产地在哪里？目前有三种意见：（1）海南黄花黎，即降香黄檀，原产地为海南岛。（2）越南黄花梨，即东京黄檀（Dalbergia tonkinensis Prain），原产地为越南、老挝。（3）包含海南黄花黎、越南黄花梨。

有些木材学家并不认同所谓的越南黄花梨为东京黄檀，也有学者依据越南林业部门提供的最新资料确认越南黄花梨即东京黄檀。

我国古代家具所使用的黄花黎仅仅指产于海南岛的降香黄檀吗？海南岛是否也产东京黄檀？中国古代的黄花黎家具是否也曾使用越南黄花梨？这是一道十分敏感、尖锐而又必须回答的难题，也是本书研究的第二个重要目的。

研究中国古代家具的学者有关黄花黎的论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德国人古斯塔夫·艾克（Gustav Ecke）的名著《中国花梨家具图考》，其中的文字很大篇幅是在研究木材，对于紫檀的研究与分析接近于科学，但对于黄花黎的论述则含混不清甚至自相矛盾；另一位即《明式家具珍赏》与《明式家具研究》的作者王世襄先生。他依据古代文献与植物分类学、木材学的最新成果，特别是1980年出版的成俊卿等的《中国热带及亚热带木材》中有关降香黄檀（Dalbergia odorifera）心材特征的描述，认为黄花黎即降香黄檀。他还从经验的角度出发区分了花梨与黄花黎的不同，将二者放在一起比较。如果从树木分类学的角度来讲，花梨隶豆科紫檀属，黄花黎隶豆科黄檀属，两种木材同科不同属，从宏观与微观特征比较均有很大区别。厘清历史文献中黄花黎的脉络，是本书研究的第三个目的。

将古代的优秀家具特别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明式家具作为艺术品，其功劳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而是美国及欧洲的学者、传教士及收藏家。明黄花黎夹头榫云纹牙头书案（收藏：北京黄英，摄影：初晓，2014年7月29日）这是一件明代文人家具的模范之作，其比例匀称，如草木自然生长；冰盘沿的处理方意凸显，出人意料，在同类器物中仅此一例；牙头如意云纹勾勒清晰、饱满；腿足内侧踩线起鼓，做法讲究、周致，端庄、富丽；穿带大进小出透榫，为明代优秀家具的标志。

我们将古代家具作为博物馆当然的陈列品也就是近十几年的事，国内有古代家具陈列的博物馆也就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等少数几家。国内的博物馆、拍卖界至今仍将家具列入“杂项”，而不像书画、瓷器、玉器那样身份显赫、名正言顺。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的学者就开始注意到中国家具的精致、内秀与典雅，不仅搜集精品运回本国，对其从艺术价值方面进行研究与评价，而且对中国家具所用的木材、铜活、大漆、编藤及其他辅助材料均进行了科学而又细致的分析与研究，这方面，他们是走在中国人前面的。如1925年巴黎出版了罗什·奥迪隆著《中国的家具》第一集；1926年出版了杜邦·莫里斯（Dupont Maurice）著《中国家具》；1937年美国人Dye Daniel Sheets《中国格子细工初步》（A Grammar of Chinese Lattice）；1941年休顿（Herry S. Houghton）《柜橱木料—中国北方用作细木工的……主要种类》（Cabinet Woods: The Principal Types……Used in North China for Fine Joinery）。古斯塔夫·艾克（1896—1971年）从20世纪初对中国的古建、家具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探寻与研究，1931年在《辅仁大学学报》上发表《几个未曾发表的郎世宁设计的家具及室内设计图案》，1940年发表《中国硬木家具使用的木材》。更为国际所重视的便是1944年在北京出版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其中对于黄花黎的论述可能在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资料中是较为详细的，也是比较早的。黄花黎何时用于家具，艾克也作了小心的推测与求证。他认为：“在明朝，并很可能包括前两个朝代，黄花梨木料曾经是高级日用家具的专用特色。”这一推测是有依据的，唐、宋、元已有大量史料佐证，黄花黎的利用在明以前就已经开始。

在国际上，主要博物馆的中国家具及研究中国家具的著作中，绝大数是黄花黎与紫檀，红木则很少，其他木材的家具只有高古而显沧桑的榆木家具或简洁、空灵的榉木家具。外国人如此做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的先贤在选择用什么样的木材做家具时其要求近乎苛刻，在上千种木材中不断筛选、淘汰，最后仅剩下黄花黎、紫檀、乌木、格木、榉木、楠木、鸂鶒木等几个树种。什么样的木材适宜于做什么风格的家具是一定的，与其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或追求是有很深的联系的。我们应立足于中外有关中国古代家具文献的研究与整理，立足于已发现的优秀明式黄花黎家具的研究，从而揭示明式家具产生与发展的基本线索、规律及审美特征。这是本书研究的第四个目的。

将某一植物或某一种木材进行多角度考察与研究，在中国已有数千年历史，如《诗经》、《离骚》及其他同时代的文献，集大成者为1593年首刻问世的、有植物学大全之称的《本草纲目》，对树木名称的来历、形态、特征、地理分布及利用价值均有详细记述。

近年来，国际上兴起森林文化（Wood Culture），也译为“木材文化”的研究，其学术重镇在日本，特别是京都大学、东京大学。如果从研究范围与内容看，我更主张采用“木材的历史与文化（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Wood）”这一概念。《黄花黎》一书正是对黄花黎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关黄花黎的文字记载始见于唐代开元年间（713—741年）陈藏器的《本草拾遗》之“榈木”。从此，广东、海南地方志、本草类文献均有“榈”、“榈木”或“花榈”的记录。最早将黄花黎与中国最优秀的明代黄花黎家具联系在一起研究的应为德国人艾克，其代表作《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中有关“花梨”的论述，与其相关的木材名称有：

①花梨（Hua-li）

②高级花梨木（High-grade Huali Wood）

③精美的黄花梨（the Exquisite huang-hua-li）

④灰暗的老花梨（the Dull lao-hua-li）

⑤新花梨（the Hsin-hua-li）

⑥红豆属的花榈木（Ormosia henryi）

⑦麝香木（Musk-Wood）

⑧印度紫檀的亚种（Sub-species of Pterocarpus indicus，薛吟译为“安达曼红木的亚种”）

⑨青龙木（Amboyna）

如果不同时具备厚实的木材学及中国古代家具知识背景，很难读懂艾克所述内容的本意。艾克已找到了解中国古代硬木家具所用木材的科学门径，认为多数源于豆科（Leguminosae）黄檀属（Dalbergia）和紫檀属（Pterocarpus），并准确指出“老的花梨木家具的木料，无论其颜色深浅，通常都指明是‘黄的’，以形容所有真品共有的色泽”。

艾克未能给出黄花黎的科学名称，除了其本人并非植物学家外，重要的原因还是植物分类学并未确定其科学名称。

1933年，华南植物所的植物学家将黄花黎带回广州栽植。上世纪50年代，侯宽昭教授主编的《广州植物志》将产于海南的“花梨木”之科学名称定为“海南檀”（Dalbergia hainanensis Merr. et Chun）。1965年，陈焕镛教授主编的《海南植物志》第二卷，首次将产于海南的“花梨木”分为海南檀（Dalbergia hainanensis Merr. et Chun，别名：花梨公）、降香檀（Dalbergia odorifera T. C hen,别名：花梨母、降香）。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的成俊卿、李秾、孙成志、杨家驹、张寿槐、刘鹏等一批木材学家从上世纪50年代已系统、全面地开始了中国热带及亚热带的木材研究，对于海南岛称之为“花梨”的树种进行了深入的对比研究，认为“花梨公”、“花梨母”确为两个不同的树种，将前者的科学名称定海南黄檀（Dalbergia hainanensis Merr.et Chun），后者为降香黄檀（Dalbergia odorifera T. Chen）。我们今天所说的“黄花黎”或中国古代家具中的“黄花黎家具”，其所用的木材即为降香黄檀。海南黄檀（摄于2013年4月4日）俗称海南檀、花梨公，为我国海南岛独有。树干及树根易为家天牛、鳞毛粉蠹虫蛀空，鲜有实心材。海南黄檀（标本：海南乐东秦标村关万侯。摄于2015年8月22日）取自于乐东县林区，数年土埋、水浸之后呈红褐色不规则块状，表面有粉状细末，残留泥沙。

陈焕镛、成俊卿将花梨公、花梨母从科学名称、种属上加以区别、纠正、定义，其意义不仅仅在木材学、树木分类学上，中国古代家具的研究同样也从这里吸收到了科学的营养。王世襄先生很快注意到了这一最新学术成果，在其《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中准确地认定明式家具中的黄花黎即产于海南岛的降香黄檀。极为遗憾的是，中国古代家具研究领域的一些学者引用当今学者谢方先生点校的《西洋朝贡典录》中有关“花梨”的注释，即花梨有两种：花榈木（Ormosia henryi）及海南檀（Dalbergia hainanensis）。这两种植物同属豆科，隶红豆属与黄檀属两个不同的属。《西洋朝贡典录》中的花梨，产于南亚、东南亚，隶豆科紫檀属；黄花黎即降香黄檀隶豆科黄檀属。花榈木、海南檀、花梨、黄花黎，从科、属、种来分辨，并不是一个树种，也不属同一类木材，相互之间没有关联或可替代性。谢方先生的注释是错误的，后来的学者不加分析地将这一错误注释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家具所用木材的科学依据，贻害极深。

何谓“越南黄花梨”？

中国的收藏家、木材商及文博界对此争论不休，植物分类学家及木材学家至今也未取得共识。越南的林业主管部门及学者、中国的部分木材学家，认为越南黄花梨的中文名称为“东京黄檀”，拉丁名称即Dalbergia tonkinensis Prain，原产地为越南、老挝。陈焕镛《海南植物志》第二卷称：“据记载（Leco mte, Fl. Gen. I ndo-Chine2:500,1916.），本属中之越南檀（D. tonkinensis Prain）亦分布于海南，惟我们未见这一种的标本，故不收录。”日本正宗严敬1943年出版的《海南岛植物志》也明确提到海南岛产东京黄檀。上述植物学的研究可能让一些收藏家感到惊讶，但植物的自然分布或早期人工引种、台风或飞鸟的作用，即植物的人工或非人工迁徙使其原来的自然分布延伸、扩展或分离，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何况我们根本未能以公正、科学、平和的态度来寻找东京黄檀根植于海南岛的活立木或木材。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越南黄花梨”，多数产于长山山脉西侧的老挝，不过老挝没有出海口，多经越南出口到中国。有趣的是，2014年出版的《老挝木材志》（Lao Flora, A Checklist of Plants Found in Lao PDR With Scientific and Vernacular Names）记录黄檀属（Dalbergia）树种21种，唯独不见东京黄檀，只有模棱两可的“Dalbergia sp.”（即黄檀属的一个树种），令人猜测。

降香、降真香、降香黄檀是同一个树种吗？

历史文献记述降香为小乔木，产于今越南南部、印度尼西亚诸岛、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等地，多进贡中国或药用，故降香又有“蕃降”之称。其来源减少后便用降香黄檀即海南黄花黎的根或茎干之心材替代，这也是降香黄檀中文名称的来历。

降真香，亦称降真、降香，这几个名称常重叠混用。海南的香学家认为降香和降真香是两种不同的植物，应区别开来。降真香产于海南，多为藤类植物，海南黎人称之为总管藤或总管木。史籍中记载的降香与降真香为一物，与降香黄檀心材在药用方面有某种替代关系。如何定义与区别降香、降真香、降香黄檀？海南的热带植物学家、香学家及收藏家联手成立“降真香研究会”，能否科学地解释这些疑问是研究会的主要方向。

本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即黄花黎的生长条件、自然分布与基本特征。

对于黄花黎生长的一般条件、自然分布，我国的植物学家、林学家及木材学家近一百年来做过很多野外调查与研究，比较全面、清晰、细分的学术成果并未出现。海南黄花黎的自然分布与纬度、海拔、降雨量、温度、温差、阳光、季节变换、土壤及伴生植物等的关系，土壤中所含微量元素及高品位矿产如铁、铜、金的分布带与黄花黎分布区域的重叠，这些因素与黄花黎的颜色、花纹、密度、光泽、油性、香味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地理位置与环境的不同，黄花黎的这些特征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故有油黎、糠黎之分，东部料与西部料之别。东京黄檀树叶、花蕊（摄影：李英健，2012年5月6日）东京黄檀（标本：河北泊头。孙玉成，摄于2014年8月16日）俗称越南黄花梨或越黄，主产于长山山脉东西两侧的越南、老挝，叶、花、果、皮与海南产降香黄檀极难区别，二者的木材表面特征较易分辨。生长于海南白沙鹦哥岭的降真香（摄于2015年8月24日）呈螺旋状攀缘于紫薇、三角枫等坚硬的树干上。从形状上分析，原为两股绳状植物相绞，另一半空余，有可能是异于降真香的一种植物已被生命力顽强的降真香绞杀而枯死，腐朽为泥。产于海南的降真香（收藏及摄影：魏希望，2014年6月30日）香农又称其为小叶降真香。油质饱满，粘糯温润，为降真香之上上品。

黄花黎的利用与审美，也是木材文化及明式家具研究中的关键内容。

黄花黎的利用，历史上海南岛与以苏州为代表的大陆地区有着完全不同的方式与认识。

海南岛黎人“居五指山中者为生黎，不与州人交；其外为熟黎，杂耕州地。原姓黎，后多姓王及符。熟黎之产，半为湖广、福建奸民亡命及南、恩、藤、梧、高、化之征夫……”海南岛黎人有生熟之分，生黎多为原住民，居五指山中；熟黎多为大陆移民，环五指山周围。生黎、熟黎对于黄花黎的认识与利用也有明显不同。表116—19世纪黄花黎的利用琼山多火山岩，民居多以火山石相砌。火山爆发后火山灰积聚，且海南东北部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台风频繁，生长于这一地区的黄花黎纹理、色彩特征明显，是明清时期黄花黎的主伐区及供应地。（摄于2015年9月14日）

从表1所见，生黎对于树木的认识，以方便、就地取材为主，较少关注材性及适用性；熟黎源于中原及大陆东南部、南部之汉民，注重材性及适用性，黄花黎油性重，防虫防潮，不易开裂、腐朽、耐磨，故多用于房屋建筑、交通工具、农具及家具制作。海南东方市江边乡白茶村石山，江边、大广坝所产比重大、油性足的深色黄花黎为西部料的优质代表。（摄于2015年1月26日）

黄花黎在海南，并非一直被认为珍稀、贵重，从几百年的建筑、室内陈列为例，有地位的人或富有的人，多用南洋进口木材，如花梨木（尤以文昌为盛）、波罗格、格木、坤甸木。海口近二百年的老街建筑极少采用本地木材，名人故居亦如此。黄花黎用于建筑，多见于海口、琼山、定安等农村山区。

黄花黎作为硬木家具用材，在明末清初的苏州、北京、山西可谓求之不得的珍品，主要用于明式家具的制作。材尽其用，几乎没有不可以利用的部分。黄花黎家具除了少数采用一木一器或所谓“满彻”外，在苏州、山西等地，出现了不少包镶家具，内胎为楠木或柏木，外部包镶黄花黎或紫檀，除了节省珍稀木材外，也是工匠显示高超工艺的一种表现手法。优秀的黄花黎明式家具，并不完全追求满彻，如柜类，顶板、侧板、背板、底板或抽屉均用软木（楠木、松木、杉木、柏木），衣箱、官皮箱、食盒之底板、隔板采用格木，俗称“金帮铁底”。

中国古代家具形式之美在五代及北宋已有标杆式的艺术成就，至明末，种类之全、用材之精、器形之妙，特别是结构科学、合理，是中国家具发展史上一个理性的进步，也是学术界公认的巅峰期。注重家具的品格、审美、个性的张扬，自由、自我、厚生，也是明式家具的标签。黄花黎家具在明朝特别是后期的光辉耀眼，与其金色的光泽、炫丽的花纹及文人的浸染是有很大关系的。曹昭、王佐、屠隆、文震亨、戈汕、高濂、李渔关于家具所用材料、设计、功能、陈设及审美（雅与俗）的讨论，直接将家具的审美置于明亮、可观的显著位置。从唐、五代、宋、元、明及清前期，文人家具的成长脉络一直清晰可见。这一时期绵延八百年左右，是文人家具产生、发展、完善的黄金时期。文人家具最主要的特点是实用、好玩、好看。至于“好看”，涉及两方面：木材自身的色泽、纹理之美；形、神契合之美。黄花黎、黄花黎家具在明式家具抑或文人家具之中的地位是一种天地自然之秩序，散生于海南岛丛林之中的黄花黎处在复杂多变的热带气候之中，丰富奇特的多品位地下矿产分布，使其密度、质地、颜色随自然条件的变化而改变，这些不断变幻的表面特征，与作为当时文化、时尚之都—苏州的特质是一致的，故黄花黎迅速得以替代本土的榉木而成为新宠。苏作黄花黎家具空灵、纤细、柔婉，线条流畅、不喜雕饰，讲究颜色、花纹的统一、对称，结构、法度严谨，尺寸、形式与环境的协调，与主人的喜好、品味，乃至建筑、园林一体，为人之精神所养、性灵之依。沤山格呈紫褐色，虽久埋深山，但木性未失，色泽一致，皆因其内含丰富的降香油所致。（摄于2015年1月26日）毛孔料轻、脆，已不宜于加工。（标本：海南东方市东和镇吉文。摄于2015年1月26日）

黄花黎、黄花黎家具的审美研究本应成为打开本书的窗口，但限于本人的学术涵养，只能披荆斩棘蹚开一条小路，以供后学拓展，能看到更美、更真的自然之象。

黄花黎的现状与未来，是一个令人无法回避的研究课题。黄花黎天然林在海南岛很难找到，濒临灭绝。本书主要从四个方面剖析：采伐与运输方式的不断改进；移民与汉黎关系的变化；农业开发与种植方式的变化；其他社会因素。其中，人祸，应该是黄花黎濒临灭绝的首要原因。

随着海南黄花黎资源的枯竭，越南黄花梨在越南、老挝也遭到毁灭性的采伐，树根也被挖出来用于家具、工艺品及根艺制作。民房、寺庙、桥梁、篱笆、民用家具、农具、乐器及宗教器物，凡为越南黄花梨或老红木、酸枝、花梨木、鸡翅木、乌木及其他贵重木材，无论大小、新旧或腐朽程度如何，悉数通过泰国、越南，或陆路，或海路运往中国。老挝同越南一样，很难找到东京黄檀的野生林，在越南也只有在河内、胡志明市的植物园内可以看到挂牌、编号的东京黄檀。

海南尖峰岭热带林业试验站仅剩半棵黄花黎树桩，用带电铁丝网缠绕，外筑钢筋水泥筒；广西林科院试验林场仅剩一棵几近枯死的人工种植的黄花黎。非法盗采者不仅盗伐研究所用于科研的黄花黎，而且深入到人迹罕至的林区，连干枯变脆的所谓“毛孔料”（又称管孔料、沤山格或铁料）也被从悬崖峭壁的石板缝中挖出来用于销售。“毛孔料”源于海南西部矿产丰富的山区石缝中，是黄花黎幼龄树枯死或伐后留下的没有生命力的树根。由于海南西部干旱少雨、气温高，黄花黎朽根油性物质已被蒸发，从其截面可以看到大小均匀的管孔，多呈深褐色，表面覆盖一层深褐色粉状物。毛孔料几乎不适宜于加工，已丧失天然本性，脆、轻、涩。即使如此，毛孔料在其产地东方市大广坝的市场价每500克约500—800元人民币。

近五年来，中国兴起各种木质及其他材质的手串收藏风，黄花黎手串最高价超过百万人民币，每颗呈一致的鬼脸纹与色泽，这一现象多源于油性好的幼龄活树干或树根，心材直径4厘米左右，每斤价格8000—10000元；如按长度卖，从外表可以看到鬼脸者，28—30厘米长一根，不论重量，价格为10000元或更高。手串料如赌石一样，赌其鬼脸纹、芝麻纹，导致野外大量的幼龄树被挖根，进一步加快了黄花黎灭绝的速度。

如何科学地解决黄花黎濒临灭绝的窘状？第八章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这一问题，以期黄花黎的美好未来。《黄花黎》作为“木材的历史与文化”这一学科研究的初步尝试，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有两种：

第一，史籍或近现代中外文献的整理、辨析。

1.本草医药类；

2.地方志（广东、海南、广西）；

3.文化史；

4.植物学、木材学；

5.中国古代家具研究的相关著作、论文；

6.其他文献。

第二，调查。

1.林区（1）海南岛原产地：野生林的自然分布与人工林种植区；（2）福建、广东、广西、云南人工林：种植条件、心材材质变化、发展趋势；（3）长山山脉东西两侧的越南、老挝：越南黄花梨天然林区，不同地区心材特征的变化及与海南黄花黎的比较研究。

2.社会（1）人与树木的关系：习俗、自然崇拜、宗教、迷信、禁忌、传说；（2）木材的利用与认识的变迁；（3）保护与利益的冲突、协调；（4）黄花黎的生存现状。

文献的搜集、整理、辨析、订正和不间断的林区社会调查，是“木材的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不二法则，《黄花黎》也不例外。黄花黎胎彩绘冼夫人像（收藏：海南王力，摄影：魏希望）冼夫人（512—602年），名英，俚人。梁、陈、隋三朝岭南部落首领，有“岭南圣母”、“谯国夫人”之称，在海南、广东及东南亚一带声望极高，几与妈祖、观音地位相等。多为广东、海南等地供奉。此木雕彩绘像神态庄恭，衣着官服，色彩鲜艳、华丽，左右为文官武臣。第二章海南的历史与文化第一节简述一、位置

今天的海南岛位于东经108°37′—111°03′，北纬18°10′—20°10′，濒临南海，面积约33920平方公里。海南岛属于海洋性热带季风气候，雨水丰沛，距离赤道很近，是各种珍稀热带植物生长的天然宝库。

世界上几种最珍贵的树木几乎均生长于赤道以北，北纬5°—20°之间，集中于亚洲的南亚、东南亚地区及中国的海南岛，如檀香紫檀分布于印度南部、东南部北纬13°—17°之狭窄山地。印度的檀香木即著名的老山香、乌木（又称“真乌木”）也与檀香紫檀的天然生长区相同，老山香、乌木产地的纬度会更低一些。降香黄檀即黄花黎也是分布于这同一纬度。著名的沉香树也分布于赤道以北的这片区域，印度、缅甸、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及我国的香港、广东、海南岛、广西、云南均有沉香树分布。世界上最好的沉香产于海南岛，最贵的木材黄花黎也产于海南岛，对于这一奇特现象，还没有人作出标准而科学的判断。

古人是如何认识海南岛的呢？

有海南第一才子之称的明朝大学者丘濬《南溟奇甸赋》谓：海南“民生存古朴之风，物产有瑰奇之状。其植物则郁乎其文采，馥乎其芬馨，陆摘水挂，异类殊名；其动物则彪炳而有文，驯和而善鸣，陆产川游，诡象奇形。凡夫天下之所常有者，兹无不有。而又有其所素无者，于兹生焉。……花梨靡刻而文，乌樠不湼而黝。椰一物而十用其宜，榔三合而四德可取。木之精液爇之可通神明，鸟之氄毛制之可饰容首。有自然之器具，有粲然之文绣”。五指山（摄影：石怀逊，2006年8月28日）清张嶲等《崖州志》：“五指山……深歧黎境。五岭联络，形如伸掌。屹立琼崖儋万之间，盘亘六百里。诸山皆其脉络。上多异产，人迹所不经。”

唐朝杨炎称海南岛“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李德裕在《登崖州城作》中表露出孤独无望的心迹：“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而宋人周去非在其《岭外代答》一书中将海南岛之黎母山描绘成人间仙境：“海南四州军中，有黎母山。其山之水，分流四郡。熟黎所居，半险半易，生黎之处，则已阻深，然皆环黎母山居耳。若黎母山巅数百里，常在云雾之上，虽黎人亦不可至也。秋晴清澄，或见尖翠浮空，下积鸿蒙。其上之人，寿考逸乐，不接人世。人欲穷其高，往往迷不知津，而虎豹守险，无路可攀，但见水泉甘美耳。此岂蜀之菊花潭、老人村之类耶？”鹦哥岭（摄于2015年8月24日）鹦哥岭位于海南岛中部偏西，呈东北—西南走向，为黎母岭山脉之主体，主峰海拔1812米，为海南岛第二高峰，横跨白沙、五指山市及乐东县、琼中县，为南渡江、昌化江的发源地。鹦哥岭保有我国面积最大的原始热带雨林，植物、动物种类丰富多样。降香黄檀、降真香及新发现的伯乐树（Bretsch neidera sinensis，又名钟萼木、山桃花、冬桃）均分布于此。

海南岛的位置，据《山海经》称“皆在鬱水之南”：“伯卢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鬱水之南。鬱水出湘陵南海。一曰相卢。”“有儋耳之国，任姓，禺号子，食谷。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疆”。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称：“《林邑记》曰：汉置九郡，儋耳预焉。民好徒跣，耳广垂以为饰，虽男女亵露，不以为羞。暑亵薄日，自使人黑，积习成常，以黑为美，《离骚》所谓玄国矣。然则儋耳即离耳也。王氏《交广春秋》曰：朱崖、儋耳二郡，与交州俱开，皆汉武帝所置。在大海中，南极之外，对合浦徐闻县。清朗无风之日，遥望朱崖州，如囷廪大。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日一夜而至。周回二千余里，径度八百里，人民可十万余家，皆殊种异类……”

北宋诗人苏东坡贬居儋州而北归中原时，赠姜唐佐一联：“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此言被今天的地质学家所证实。原来海南岛与雷州半岛为一体，广西的勾漏山脉同五指山相连。二、中央政权的统治与开拓

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平定南粤后，遣使自徐闻赴海南，设置珠崖、儋耳二郡，从此，海南岛一直处于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

从目前出土的文物特别生产用的石器及生活用的陶器之地理分布看，海南岛的原住民，即黎族的祖先已经开始从事原始的农业生产，一般居住在靠近河流、港湾的山岗和台地上，使用石斧、石锛进行耕种，即“刀耕火种”。这也是最初森林资源减少的主要原因。

中央在海南岛的政权设置是从沿海开始，逐步向黎族聚居的核心区域挤压式前进的。西汉时的“珠崖郡（治今瞫都县）管辖瞫都（治今海口市境内）、珠崖（治今海口市）、苟中（治今澄迈县内）、紫贝（治今文昌市）、临振（治今三亚市）、玳瑁（治今海口市）、山南（治今陵水黎族自治县内）等县；儋耳郡（治今儋耳市内）领县有儋耳（治今儋州市）、至来（治今昌江黎族自治县内）、九龙（治今东方市内）、乐罗（治今乐东黎族自治县内）。……这些郡县位于海南岛北部、西部和南部地区，可见汉王朝在海南开拓疆土，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隋唐时期“一些设置开始深入中部黎族聚居的山区，如唐咸通五年（864年）设立的忠州（今定安西南峒中）等，虽存在时间不长，但说明中央王朝的封建势力开始向中部山区扩张”。政权设置的不断深入、疆土的开拓，也是资源掠夺不断加剧的过程，首当其冲的则是森林资源，特别是有用的珍稀树种的递减或毁灭。三、物产

海南岛的丰富物产，在许多古文献中均有很详细的记载，我们主要归纳出与中国古代家具，尤其是黄花黎家具有关的内容。（一）木材

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清末张嶲等人的《崖州志》对于海南岛所产代表性的木材均有详细记载与描述，对于研究海南家具及地域文化提供了尤为难得的资料。

1.《广东新语》所列海南产文木有22种：花榈、乌木、鸂鶒木、虎翅木、苏方木、铁索木、香楠、相思木、铁力木、紫檀、水桫、飞云木、秋风木、胭脂木、梌、椽木、槌子木、水椰、栌、金丝樏、椅、吐珠木。

2.《崖州志》所列木材有37种：文梓、紫荆、花梨、香楠、坡櫑、竹叶松、黄杨、梅、胭脂、铁櫑、银朱、香槁、乌格木、黄桫木、黑榧、藤椿、波罗木、万年生、鸡头木、鸡翅木、铁力木、吐珠木、蛇总管、红罗、荔枝、龙胆、海棠、桄榔、苏木、苦楝、青炭木、水杨柳、榕树、龙骨、公土檀、甜糖、鬼画符。图中紫褐色者为苏木，浅黄者为黄金刺木，左下侧两根为黄连，右侧为野板栗树皮（标本：海南东方市，王秀蓉，2015年9月15日）《民国儋县志》：“苏木，即苏枋，树类槐花，黑子，南人以染绛，凡州县艺植者，十年后始堪用，黎山野生者，以年久故佳。”苏木为海南历代贡物，为天然植物染料，多用于织染，也用于格木、黑柿家具的表面染色。

海南热带森林资源特别丰富，特别是珍稀树种在《崖州志》及《广东新语》中均有提及，如：花榈（实为今之降香黄檀）、鸡翅木（今之铁刀木）、坡櫑、母生、香楠、黄杨、铁力木、苏木等都是十分优良的家具或建筑用材。不过紫檀、乌木均不产于海南岛，紫檀原产于印度，乌木则产于南亚、东南亚及非洲，我国其他地方也不产。海南人除了就地取材外，也大量使用从国外进口的格木、花梨、波罗格、坤甸，用于建筑、桥梁、家具。鹦哥岭野生红藤（摄于2015年8月24日）海南沉香专家吉承宏先生种植的沉香树（2015年8月21日摄于海南澄迈昆泰沉香文化观光苑，红光农场21连）利用人工干预的方式（人工开槽，使活树主干受伤）使其结香。（二）竹藤

竹有观音竹、竿子竹、黄竹（一名界金竹）、苦竹（又名过山苦）、山竹（一名涩勒，即赤竹也）、麻竹（沙麻竹）、凤尾竹、砂竹、斑竹、甜竹、箭竹；藤则有：黄藤、白藤、红藤、鸡藤、犁藤、苦藤、松筋藤、绉皮藤。

其中，斑竹“高三四尺，小如指。皮有黑圆晕纹，可为烟管”。斑竹，在中国古代大小均可用于竹类家具的制作或装饰，也有用于文具，如笔筒装饰、笔管等。

海南的藤，比较有名者是一种土称为“黄金藤”的。其韧性好，易于剖削及加工，但其色杂、不纯净，不太适宜明式家具编藤所用。入清以后，内地也大量使用“黄金藤”制作家具及其他器物。（三）香类沉香及其分类

我国历史文献有关沉香的论述，多以海南岛土产沉香为上上品，特别是海南东部“万安黎母东峒香为甚”，因为“居琼岛正东，得朝阳之气又早”。今人则认为，上等沉香及棋楠多出于西部的尖峰岭、霸王岭一带。鹧鸪斑（收藏与摄影：魏希望，2013年9月10日）《崖州志》：“鹧鸪斑，亦得之沉水、蓬莱，及绝好笺香中。槎桠轻松，色褐黑而有白斑点点，如鹧鸪臆上毛。气尤清婉，似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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