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转型心理学的路径(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方文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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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转型：转型心理学的路径试读：

前言

美国学者斯蒂芬·赛德曼（Steven Seidman）在回顾社会理论的历史时曾指出，社会理论对现代性之命运的讨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千禧年的主题，高歌并坚信人类理性年代之到来和人类社会之持久进步；另一类则是启示录主题，它以悲观的论调描绘出一个阴暗灰沉的未来，只是带着一丝绝望的希望等待先知的来临（Seidman，1990）。由此观照，德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就显得有些特别，因为我们很难轻易将其理论纳入上述任何一类主题。一方面，他承认现代社会所遭遇的风险乃至危机无法否认，而社会学正应承担起认识风险/危险的使命（克内尔，纳塞希，1998）。他的进化理论也并不支持任何社会永久进步的迷思。由此来说，他并不怀抱一种千禧年的企盼和信念。但另一方面，所谓的种种社会“危机”和困境，乃是现代社会所引发的结构性后果，我们无从逃避，更不应该由此全面否定现代社会的基本架构，或者说否定社会的诸系统。在卢曼看来，我们已无法回到前现代的社会，而基于启示录式诊断的批判理论，要么只是否定而拒绝给出方案，要么提供的是缺乏现实感的乌托邦，它并不能指明通往另一世界的出口。这些乌托邦式的方案往往试图去削弱甚至消除系统，这并不会引领我们走向一片新天地，它所带来的只有致命的灾难，因为我们所能做的一切都不能脱离既定的格局。因此，卢曼也不会去拥抱启示录主题，进而接纳其所引发的种种在他看来颇为激进的方案。在德国的知识语境中，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于是旗帜鲜明地与哈贝马斯引领的批判理论区别开来，形成一种针锋相对的局面。

卢曼认为，我们很难去回答什么是一个好的社会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社会比起过去的任何一个全社会有更多正面与负面的特征。也就是说，它在今日是较好的，也是较差的”（克内尔，纳塞希，1998：16）。当当代的各派知识分子急于提供种种通向好的或更好的社会的方案和道路时，卢曼，这位以理论为激情的社会学家，于是仅愿意提供他对现代性无情的冷静观察。可以说，卢曼社会系统理论所提供的正是一套新的观察现代性的理论话语和视角，它“既不会导向悲观的看法也不会引向乐观的看法，它努力用混杂着悲观和乐观的论调给出对功能系统更为切实的描述”（Rasch，2000：203）。二、范式转换

卢曼并不讳言他对当代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不满，他抱怨说“到处泛滥着有关文献的文献”，并不无刻薄地说这带来的仅是对人名的专业化（Luhmann，1983：988；Luhmann，1995）。在卢曼看来，当代德国的三大主要社会理论，即社会文化进化论、作为日常生活之科学的现象学以及行动理论，都有明显的缺憾。作为日常生活之科学的现象学无法回答现代生活中的语义与社会结构是如何可能的。行动理论倾向于回归到基于主体之意向的行动概念，这就与当前的严肃理论取向（包括现象学）有所背离，因为后者都是试图去克服主体/客体这一区分的。除此之外，卢曼的老师帕森斯的理论建构之精妙处，就在于将行动与系统融合于有关行动系统的一般理论框架中，而行动理论未注意到这一点，反而重回将行动与系统区分开来的旧途。这实际是一种让卢曼无法接受的从复杂理论向简单理论的退却，因为现代社会究其本质就是一个复杂性社会，如果要观察这样一个愈益复杂的社会，我们自然要发展出更为复杂的理论。另外，作为日常生活之科学的现象学与行动理论都倾向于使用微观社会学的概念化路径，这就妨碍了它们去提供适当的概念来理解现代性。在上述三大流派中，只有社会文化进化论较能提供适当的概念工具来理解宏富的现代性过程，但它同样受困于社会规划的用心以及对现代化理论的拒斥。由此，卢曼坚持认为社会系统论是更有希望的替代选择。

事实上，卢曼的社会系统论不啻于社会学理论中的一次范式转换，这与他所援引的学思资源迥异于以往是有直接关系的。根据社会系统论，系统本身的特性是“基于封闭性的开放性”（openness through closure），封闭与开放并不是矛盾的。卢曼促使社会学系统能够向其他学科开放，而他从其他学科借鉴的观念推动了这一范式转换：首先，他用系统和环境的区分替代了整体和局部的区分，他对区分形式的看重也受到了英国数学家斯宾塞·布朗（Spencer Brown）的影响；其次，他用自我再制系统（autopoietic system）的概念来替代过去用输入/输出模式对开放系统的分析，这一创见受到智利生物学家玛徒拉纳（Humberto R．Maturana）和法芮拉（Francisco J．Varela）对生物体组织研究的启发。自我指涉系统通过将其与环境不断区分开来的过程不断地指涉自身，而这一过程也构成了功能分化的过程，因为所谓的功能分化实际就是在系统之内重新引入系统/环境这一区分来形成子系统。

这一范式转换的影响是深远重大的。以往的整体与局部这一区分预设了整体与局部是同质的（Luhmann，1995：7），而卢曼认为更好的理论建构方式应是始于差异（difference）而终于一个更好的差异。系统/环境的这一区分强调的就是这种差异性，每一个系统都有与其他系统不同的环境，有自身的运作方式，因此诸系统不可能基于某一共同的区分而被整合起来，系统之间存在的是彻底的差异。卢曼因此认为，在现代社会，我们更应关注差异而不是一体（unity），而所谓的一体也只能是诸多差异所构成的一体。另外，整体与局部这一区分，如帕森斯的AGIL模型所采纳的，暗示说理论家知道系统会如何进化，这同样是不可接受的。与此相对，社会系统论强调系统的结构是在不断改变的，社会系统始终处于一种动荡的社会进化过程之中。而且，整体/局部区分倾向于单一线性因果式的说明，同时，用整体的需求和目的来解释部分，这样的对功能的理解被认为具有太强烈的规范性。因此，卢曼认为应将功能也理解为是偶连的，也就是说在某一时刻存在着多种功能发挥的可能，卢曼于是用一种等同功能主义替代了因果功能主义，也因而开启了应付复杂性的多种解决之道。我们由此也可看到，偶连性（contingency）这一概念在卢曼理论中就扮演极为突出的角色。还有，用整体/局部这一范式来描述现代世界的分化也有些机械化，它不足以去把握功能分化的复杂过程。

如果说输入/输出模式凸显了诸系统之间的相互依存和整体均衡，自我指涉系统则强调了诸系统的自主性和它们之间的差异（当然，这并不否认系统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以及诸系统之间的关联）。前者较倾向于一种因果式的说明，后者的关注点则在于“基于封闭性的开放性”如何可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自我再制系统这个概念替代了主体，它可以解决将行动概念去个体化（de-individualized）的问题。行动不是由主观动机或意向所产生的，而是由自我指涉系统基于自我再制性沟通所“人为制造”的，这种沟通才是系统的基本要素（Luhmann，1983：993）。这种沟通概念要求放弃主体际性的观念，认为不要把沟通理解为是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及个体的意识在此互动中相互传递的过程，也不要将沟通设定为最终可达到基于共识的相互理解。对卢曼来说，主体性仍然是无可进入探查的，互动双方的意识对对方来说都是暧昧不明的，但即便在此情况下，沟通仍然能够进行。两个意识系统的碰撞过程中茁生出社会系统，社会系统是沟通系统而非意识系统，而沟通只负责沟通并不思考，意识系统思考而不沟通，意识无法进入沟通系统。因此，沟通不是一个意识事件，也不是一个主体性事件，也就不存在主体际性的问题。沟通只是从诸多可能性中偶连地（contingently）实现了一种可能性，只要这种可能性持续存在，则沟通就可以持续进行。这与共识无关，相反，共识的出现恰恰意味着沟通的结束，这对于自我指涉系统的持续运转来说并不是一个可欲的事件。

由此可以理解，在社会系统中，参与沟通的不是人，而仅仅是沟通，只有沟通才能沟通。更严格的说，根本就没有行动，有的只是沟通，而行动只是一种事后观察所给出的描述（Luhmann，1995）。沟通本身是无法被观察的，行动则可以。行动会便利系统的自我描述，因为它是缩略的、简单化的和不对称的，而且更容易被理解。为了这种自我描述的目的，沟通系统才被标识为行动系统（Luhmann，1995：164）。用自我指涉系统替代了主体，用沟通替代了行动，社会系统论于是挑战了基于主体哲学的一些传统观念，而多数行动理论仍然未摆脱这些传统观念的阴影。在此视角下，人已不是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系统也无法由心理或生理过程来生成，因此我们分析社会系统时并不是去分析人，而是要分析系统的基本组成单位——沟通。人是由有机体系统和心理系统等构成的，这些都是社会系统的环境，因此人是作为社会系统的环境出现的。这一说法并不意味着人不重要，因为有机体系统和意识系统都与社会系统存在结构耦合关系，扮演重要角色。但是，社会学研究理应将关注点放在社会系统上，而把对其他系统的研究交给生物学和心理学等学科来研究。在卢曼看来，自我再制系统将关注从行动转向了沟通，是向去主体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沟通的自我指涉性将沟通这一概念显著地时间化（temporalized）了，沟通始终在进行，也始终在改变之中。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即持续的沟通是如何可能的。卢曼的答案是，尽管沟通遭遇了种种不可能性（Luhmann，1995：158），但社会文化进化将重塑并拓展可预见的沟通机会。媒介（media）便是这种进化的结果，它们可以“发挥充分的功能，从而将不可能的沟通转化为可能的”（Luhmann，1995：160）。媒介包括传播型媒介（disseminating media）和一般化符号性媒介（symbolically generalized media）。前者“决定和增加了沟通的接受者的多少”，而且往往用于面对面的互动当中，比如语言、书写和电视等；后者则是“在特定的社会系统中传递意义”，拥有特定的二元符码（Lee，2000：326）。媒介能够为沟通提供主题（themes）。因此可以将“文化”理解为是一种主题库（卢曼往往用语义这个词语来代替文化一词），可供“在具体的沟通过程中实现快捷与通俗易懂的接纳”（Luhmann，1995：163）。沟通处于进化过程之中并不断形成和重塑着系统的结构，而此进化过程又形成了 “文化”（语义），因此可在此理论框架下讨论语义与系统结构在社会进化过程中的关系。

我们已经讨论了沟通的时间面向，但也要注意沟通的社会和事实（功能）面向。社会面向强调的是沟通始终牵涉两个以上独立的意识系统。沟通的过程是自我（ego）与他者（alter）相互渗透的过程。不过，应记住，沟通不是意识，而社会（沟通）系统也不是意识系统，前者是在意识系统互动中突生出来的系统。卢曼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借用使得他可以讨论互动的过程而无须陷入主体哲学的泥淖。另一方面，沟通的事实（功能）面向也使得系统可以与环境相区分，进而使功能分化过程成为可能。

通过沟通概念的三面向，卢曼社会系统论实现了将沟通论、系统论和进化论整合到一起的目的（见图1—1）。这一理论框架既可分析微观互动，也可分析宏观的系统运作；既可观照语义的意义和变迁，也可分析社会结构。在此理论框架中，美国社会学理论中常见的“宏观—微观”和“行动—结构”讨论已不成为问题，而结构取向和文化取向的社会学分析也不再是势不两立、水火不容。放在前述德国社会理论传统的背景下，卢曼的范式转换既突破了行动理论的主体哲学困境，又超越了现象学和行动理论之概念化的微观取向，为分析社会结构和语义如何可能提供了充分的概念工具；同时，它的进化论也不同于社会进化论，并不需要诉诸个体与文化的自我实现这样很具规范性的说法，也不具有社会规划的意味和对现代化理论的拒斥，因为进化对卢曼来说毋宁是如何从混乱之中走出秩序（order out of noise）这样的经验问题，没有特别的目的，没有唯一的方向，也无法界定哪个方向是更好的。因此，卢曼有理由相信社会系统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替代选择，同时社会系统论所发展的一系列严谨的概念也使其成为真正的复杂理论。图1—1 卢曼整合诸理论之基本示意图来源：（lee，2000：325）三、与帕森斯的系统理论之简要比较

卢曼所构建的是一套与帕森斯很不同的理论体系（Hamilton，1983），由此有必要细致地考察两者理论建构上的差异，以更好地理解卢曼理论的独特性。事实上，在“范式转换”一节中已经部分地处理了这个议题。比如卢曼用沟通替代了行动，也抹去了“人”在概念框架中的位置，以超越主体哲学的困境。下面将对二者之间的殊异予以进一步的讨论和补充。

首先，帕森斯将“系统”一词视为分析工具（也有论者批评帕森斯有时把分析工具太当真），而卢曼则强调“世间存在系统”，坚持系统所具有的经验性而非分析性的地位（Knodt，1995）。因此，系统在卢曼的理论中就被实体化而拥有其自身之目的，系统无疑会在卢曼的理论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也为卢曼维护系统之自主逻辑铺平了道路。批评者于是指出卢曼应铭记分析意义上的和经验意义上的系统之区别（Munch，1994：304）。

其次，根据亚历山大的观点，帕森斯坚持选择的唯意愿特性，并认为“这类选择的进行应遵照一般的评价标准，我们也因此获得规范”（Alexander，1984：401），而卢曼则强调系统作为一种一般性的抽象控制机制的重要性，这种机制是因应与日俱增的难以处理的复杂性和偶连性而生的。亚历山大认为，这里的关键区别在于，卢曼以牺牲人类自由意志为代价来坚持系统之必要性。这一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与利奥塔的批评相一致（Lyotard，1994），后者抨击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是一种恐怖主义，它为实现系统之效率而罔顾弱者之生存。

第三，根据亚历山大的观点，帕森斯试图去克服深植于德国社会理论中的规范与利益、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二元两分。此论如正确，则卢曼的努力是朝向不同的方向，他所致力的是发展出非规范性（non-normative）的科学。帕森斯用双重偶连性这个词语来描述沟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自我（ego）和他我（alter）的行动选择是偶连的，而且由于社会行动的他人取向，他们也各自知道对方之行动选择是偶连的，在这种情况下，帕森斯认为这种双重偶然性暗含了行动的“规范取向”，因为如无此规范取向，则难以想象社会性之可能（Luhmann，1995；汤志杰，1994）。卢曼则以为，双重偶连性并不能推论出规范的存在，处于互动中的意识系统对各自来说都有如黑箱，但从意识系统的互动中茁生出社会系统，社会系统中的沟通以自我指涉的方式不断运转下去。这里，沟通只提供继续运作的可能性，而无关乎共识与规范，如果达成共识与规范，系统之运作也就无法进行下去。双重偶连性只是自我指涉系统的一剂催化剂，自我指涉系统要在双重偶连性所提供的种种不可能性和可能性下让沟通持续进行下去。

第四点与第三点紧密相关。尽管卢曼追随帕森斯，同样将社会秩序问题视为社会学的一个核心问题（Luhmann & Fuchs，1988），但对“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看法则大相径庭。在帕森斯的系统论中，文化系统之地位举足轻重，通过制度化和内化决定性地影响了社会系统和人格系统。当其将控制论引入系统理论时，更是将文化系统置于最高的地位（沃特斯，2000：153—162）。帕森斯认为，社会是基于一些普适性的文化价值，如他所提出的四对模式变量，这些不同的模式变量也相应地可以界定不同的社会。概言之，社会秩序之所以可能，一套共享的文化价值的整合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卢曼对以共识来解释社会秩序的观念很不以为然，因为在一个无中心的社会中，在一个彻底功能分化的社会中，没有哪个系统可以宣称是最基本的系统，因为任何一个系统都是不可或缺的，也没有哪一系统的符码可以被认为是元符码（meta-code）而放诸任一系统而皆准。现代社会作为功能分化的社会只能是差异的共存，谁也不能取代谁，诸系统之间只以一种结构耦合的方式发生关联。卢曼评论说，相比以往，诸系统拥有了更多的独立性，因为它们的运作是自主的，与此同时，它们又拥有了更多的相互依赖性，因为唯有其他系统充分地良好地运转下去，该系统才可运转下去。这样，如社会诸系统间之差异共存可维系下去，则社会之运转也得以存在。因此，这里的进一步问题是社会系统如何可能持续运转下去。在此，系统的结构是作为期待结构出现的，也就是说系统的结构把双重偶连性下的无限多种可能性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它把一些较不可能发生的衔接可能排除在外了。同样，每个系统拥有它所谓的符码（code），这种符码总是以二元两分的差异出现，比如经济系统是支付/不支付，科学系统是真/不真等。符码是系统的运作和观察过程中沉淀下来的类似于固定值的东西，因此系统的运作总是按照这一符码进行。这些就使得沟通的可能性实现了从较低的或然性走向较高的或然性，这也是对偶连性下“社会如何可能”的回答。概言之，卢曼用自我指涉系统取代文化价值共识，来回应“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四、社会系统论视野下的社会与个人

社会系统论为重新理解社会提供了概念工具。在西方传统中，对社会有着不同的理解。比如，将社会理解为一个包容更广的“政治社会”的一部分；又如，马克思主义传统主要从经济角度来理解现代社会。对卢曼来说，由于现代功能分化社会之形成，无论政治或经济系统都无法占据中心位置，应从多元系统并存这一事实出发来理解社会，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个无中心的社会，任一系统都无法取代其他系统。社会即为差异，或差异所组成的一体。每个系统都有它自身对社会的观察视角，所以我们对现代社会之一体性无法达成共识。这种功能分化视角以及前述范式转换，可以重新审视社会概念以及个体与社会之关系诸问题。

概括来说，卢曼的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挑战了对社会的传统认识：（1）社会是由系统（更确切地说，沟通）而非个体所组成的，个体属于社会的环境；（2）社会是由差异组成的一体而非基于共识的整合一体；（3）社会不应以地理边界来区分和界定，社会不是一个由区域社会所构成的全球体系，而是一个由系统构成的世界社会，其内部边界是诸系统之运作所形成的边界，其外部边界则是社会与环境（如自然环境以及人）的边界，这些边界都是由沟通的不断运作来维持的（Luhmann，1992：68；Luhmann，1997；Lee，2000：321）。从社会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对社会的分析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子系统与更大系统的关系（功能，function），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性能，performance），以及子系统与其自身之关系（反思，reflection）（Luhmann，1982：264）。

如前所述，卢曼的社会概念是反人本主义的。个体是由意识系统和有机体系统所组成，因此个体不是在社会之中，而是属于它的环境（Luhmann，1992：70；Luhmann，1995）。我们也很难发现诸如能动性一类的词语，后者在吉登斯的著作中则更为重要（Giddens，1984）。吉登斯同样意识到去主体化的召唤，但他拒绝把主体化约为“空洞的符号世界”（Giddens，1984：xxii），而是把它与实践意识、言说意识以及无意识联系起来。与之不同，卢曼显然是受到后结构主义对符号的关注的启发，但他借鉴了胡塞尔的现象学而免于单向度化的困境。如前述，卢曼的方法是严格把意识系统和社会系统区分开来。意识并不能够进入沟通，而只能刺激（irritate）它，反之亦然。有趣的是，语言在伯格和拉克曼（Berger & Luckmann，1967）那里是作为主观与客观、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媒介，而在卢曼这里则是服务于沟通（社会系统）和意识（意识系统）之间的结构耦合。语言于是把沟通和意识，进而是社会和个体，区分开来了。另外，尤其需注意的是，将意识系统和社会系统区分开来的意涵同时也在于，个体没有规范性地整合进社会中，个体之间也并不共享任何共识（Luhmann，1992：76）。

至此，卢曼笔下的个体形象似乎是高度原子化的。而且，由于功能分化的存在，所有个体都同时生活在不同的子系统中。所以，再也不能将人理解为是一个个“具体的心理和有机体的整体单元”，用卢曼不无尖刻的话说，这种人只能在精神病院的疗养院才能找到（Luhmann，1992：76）。另外，卢曼也同样将“个体”去道德化。有些学者认为，卢曼视野中的“人”类似于“角色”（Kneer & Nassehi，1998：205），因为“人”之实质内容在于其在不同的子系统中被标识和事后给定的功能。这种功能没有什么道德内涵，亚历山大也评论道：对卢曼来说，人主要是经验主义的；而帕森斯笔下的人则是情感动物，但他们也是会思考的道德人，他们拥有理性和复杂判断的能力。这便是胡塞尔式心理学与新康德式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Alexander，1984：403）

卢曼的反人本主义的社会和个体概念，并不会让社会与个体的关系变得毫不相关。相反，卢曼相信社会系统论可以对此提供更好的解释。在有关社会与个体关系的议题中，现代社会对个体性的追求和个体化过程格外引人注目。随着功能分化过程的发展，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分离（或说意识系统和社会系统之分离）变得格外清楚。人的姓名、身体和社会地位，都无法定义个体。因此，个体就有一种不安全感，而他也往往不断地反求诸己以获确认。个体将依赖个体性来作为衡量世间万物的尺度。这种局面要求个体以其自身为观察目标，来观察他如何观察他自己以及他人。这种对观察之观察，可称为二阶观察。而卢曼也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个体就是具有二阶观察能力的个体（Luhmann，1998c：7）。伯格曾经指出现代心灵变得更为幽深复杂，这一观察与卢曼之分析是一致的。

这里的微妙之处在于，当个体反观自身的时候，其背后的动力机制不是说我属于哪个系统，而是我不属于哪个系统。当代的个体经常会被激发去诠释他们与其他系统之差异。这种不断进行的反思会强化差异，而差异又会激发反思。由于这种差异感的普遍化，个体始终处于一种缺失（lack-ness）之中，他们又会因此去寻求同一性（identity）。于是，差异与同一性不仅是对立的描述，更存在逻辑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无论是对差异的强化还是对同一性的寻求，都是个体化过程当中自然出现的议题。

放在个体化过程的视野下，我们更容易理解当代社会对浪漫之爱的狂热追求。但不应把浪漫之爱视为对个体化状况的一种矫治，这种观点如贝克所言：爱情似乎已变成当代个体之宗教。卢曼强调说，亲密关系是一种相互渗透的模式（interpenetration pattern），这里的意思是“恋人之间承认各自拥有其自身世界的权利，而避免将所有一切整合变成一整体”（Luhmann，1998a：176）。于是，卢曼的爱情观里就没有什么主体际性来克服个体的孤立性，个体各自的意识系统终究不会因为爱情而与其他的意识系统整合为一。卢曼视野中现代个体的原子化特征在此就再明显不过了。然而，卢曼认为将现代社会定义为非人化的大众社会是不恰当的，因为现代社会“为非人化的关系和更强烈的人格化关系都提供了更多的机会”（Luhmann，1998a：176）。所谓的非人化过程，实际上给予个体以更多的自由。现代人的心理困境不是缺乏选择，而是拥有太多选择以至无所适从而处于迷失之中，由此我们决不能将这一处境描述为是“非人化的”（Luhmann，1982：xxii）。于是，卢曼并不会怀着浪漫的感伤怀旧情怀或者悲愤的批判基调来评判个体化过程，他觉得那是大可不必的，他的总体格调只是冷静地观察这个众声喧哗的个体化议题。

在此，进一步比较贝克和卢曼对个体化过程的分析应是有益的。两者事实上都指出了传统的社会特质已不足以定义个体。但是，贝克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是此过程背后的重要动力，而卢曼则诉诸抽象的功能分化。贝克在分析此过程时虽不乏对结构和机制的分析，但他往往是代表普通人来呈现他们的生活实践，有较强的行动者取向，观察视角也是行动者的内部视角。卢曼则是系统取向的，观察视角是外部视角，如同行政法律人员。当卢曼坚持用社会系统论来澄清个体处境时，贝克则回应说个体的生命历程会跨越子系统之间的边界，而且借用哈贝马斯的术语，强调“个体处境已跨越了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分野”。换言之，贝克更愿意将个体视为一个单元整体来分析他们的处境，“生命历程是所有子系统理性之总和，而决不是（子系统的）环境”（Beck，1992：136—137）。不过，贝克与卢曼一样，认为“个体化”并不意味着原子化、孤立、孤独，他用吉登斯的术语强调，个体化过程是一个脱域和再嵌入（disembedding and re-embedding）的过程，个体化确实与传统社群之消亡相关，但并不表示社群的终结，人们仍然可以以新的方式凝聚在一起（Beck et al．，1994）。贝克在表明这样的观点时，颇为看重行动者的能动性，体现出行动论取向，而且念念不忘“社群”的观念，只不过此社群非彼社群而已。而依照卢曼，自然是不会相信什么凝聚的社群的存在，他更依赖的是意识系统与社会系统之结构耦合所带来的前者之“自主性”和自由选择的空间。这也正是行动论取向与系统论取向的分野所在。五、社会系统论视野下实质议题的讨论：以风险社会为例

卢曼对风险及生态问题的分析与贝克广为人知的风险社会理论形成鲜明对比，这与卢曼对功能分化与自我再制系统的强调密切相关。卢曼从功能分化的社会现实出发强调他的非规范性立场，而与贝克及其他学者所持有的更具批判性的立场保持了距离。卢曼的目的是去观察正在发生的情况，而不是要提供任何社会咨询。

卢曼的现实观察使我们意识到风险是一个普遍的无可避免的问题。我们无从消除风险，从而把风险转化为安全（security），因为任何试图获得安全的决策本身又会导致新的风险。因此，风险与安全这一区分并不十分有用，所以卢曼用风险/危险这一新的区分来概括（Luhmann，1993a），以进一步澄清风险这个概念。根据卢曼的观点，如果一项可能的损失归因于某人自身的决策，则是风险；如果可能的损失归因于他人的决策，则是危险。在此过程中，个体要么是决策制定者，要么是受影响的团体（Luhmann，1993a：21-22）。风险问题所引发的政治纠纷，与究竟是哪个团体决策的归因紧密相关。事实上，归因是一种二阶观察。如果一阶观察者将现实世界视为当然，则归因过程会提醒我们，二阶观察者会意识到同一事物在不同的观察者眼里是极为不同的（Luhmann，1993a：21）。由此，我们存在着多种归因可能，而任何把风险归因为某一错误的意识形态或观念的做法都是专断的。卢曼认为，风险这一语义的出现反映的是一种新处境的形成，这就是日益强化的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以及决策过程之作用的日益强化。在此背景下，卢曼将风险社会视为决策日益重要的社会，其中任何一个危险（暂且这么说）都能找到责任相关人。在此社会中，风险之应对唯有做出决策一途，而此决策不是只有一个方案，也不是只有一个视角，决策者需要承担决策带来的风险的风险。

与此不同，贝克在风险与危险之间没有做严格的区分，而且经常将二者等同使用。对贝克来说，风险可被理解为指向未来的危险（Beck，1992：31）。贝克强调风险社会出现的背后动力是工业化及其全球化。贝克似乎相信风险可以被较大程度地缓解，他仍然不放弃启蒙的价值理念。他称工业化为半封建的现代化，因为虽然它的肇端与启蒙价值理念息息相关，但它并未真正落实启蒙价值理念，比如男女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因此需要一种“现代化的现代化”，真正落实启蒙价值理念，比如通过亚政治来真正实现民主与民众的参与决策，而不是把政治变成官僚集团的专利；科学的怀疑精神也应指向科学本身，科学家并不能垄断对所谓科学技术问题的话语权。贝克倾向于相信一种整体化的政治解决方案，认为应该将科学研究也视为一个政治议题，应该让公众也参与到科学议题的讨论当中。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真正实践民主的原则，可以将科学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进行沟通协调。贝克对系统论之反人本主义大为不满，他说，“系统论将社会理解为是与主体无关的，它已被彻底驳倒了”（Beck et al．，1994：19），因为通过亚政治，通过开放政治，我们实际上可实现政治主体性的复兴，公民群体已经在政治上获得权力了。换言之，贝克对他开出的方案的信心来自于他对个体之政治主体性和能动性的看重和期待，而系统理论则显然无视“主体”的存在。

从系统论来看，开放政治的说法自然是不可行的，因为它低估了当代社会作为由社会系统所组成的社会之事实，也未充分体认系统作为自我指涉系统的特点。在贝克的论述中，民主、平等、科学仍然是作为一种元符码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也就是说，这些符码是可以跨越系统边界的，无论是科学系统还是政治系统，都可在开放政治的精神下来运作，开放政治变成了整个社会的一个基石。如前面所反复强调的，卢曼坚持功能分化和自我创生系统，不可能接受贝克的上述论调。以环境运动为例，在贝克的叙述下，它可被视为是亚政治和公民主体政治性复兴的体现，但卢曼则批评环境运动的总体化要求（totalizing claim），它一厢情愿地将自己的视角视为世间唯一的逻辑，无视其他系统的运作，这只会导致灾难。卢曼相信，抗议运动需要理解在其他功能系统中究竟是什么样的自我描述，它“要有能力去应付一个其他描述盛行的世界”（Rasch，2000：216）。抗议运动的效果在于刺激进一步的沟通，它本身无法代替其他系统的运作和决策。功能分化促使他认识到，解决诸如生态危机的问题，始终需要分化的合理性（differentiated rationality），这也意味着必须依赖而不是放弃功能系统的子系统合理性。总之，卢曼坚持系统的自主性和封闭性，坚持符码的多元性和不可替代性。对此，贝克寻求的是系统之间的沟通，跨越系统的对话协调以及符码的综合（code syntheses）。当贝克为风险社会开出药方的时候，卢曼只是冷静地描述了风险的语义学、风险问题在各个系统中的表现以及各个系统如何去沟通生态问题。卢曼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实践可能，他只是认为：“无论参与者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重塑他们各自的观察世界，努力去培养并行不悖而又大相径庭的沟通渠道，大概总是值得鼓励的。”（Luhmann，1993a：231）在卢曼看来，这正是社会学之启蒙。六、社会系统论：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学理论？

通过对风险社会这一个案的评析，我们应已隐约看到卢曼对实质问题的分析立场和态度。卢曼的分析往往是阐明一下语义之来源，或是对社会系统诸概念进行一个简要介绍，再看看社会诸子系统或各个领域对此问题的反应，从头至尾都以极为抽象和晦涩的语言进行看似客观冷酷的学究阐述，鲜有对其立场鲜明和详细的说明。这是因为他坚信在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中，任何一种社会规划的用心都是危险的、自大的乃至不可行的。社会系统对社会的呈现始终是在社会中进行的（representation of society in the society），这注定了它的观察是有盲点的和偶连的，这在二阶观察之下会变得更为明显。而社会规划未能充分体认到这一点，其规划意图表明它以为自身拥有一个超然的对全社会进行分析的视角。尽管如此，透过卢曼对诸多议题的讨论，仍然可看到潜藏其后的一些一贯的主张和立场。

这在卢曼和哈贝马斯的交锋过程中体现得较为明显。两者之分歧，在较为根本的层面上可以看作是对现代性之路的不同理解。哈贝马斯提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我们需要对现代性的理念和历程进行批判性反思，这种反思之基础在于沟通理性和话语伦理，沟通理性并不预设一个终极的永恒的真理与共识，它无疑把这样一个形而上学时代的需求情境化和历史化了，但是，现代性仍然需要一个共识性的基础，以作批判的前提，以作前行的指针，以作生活世界抵御系统之殖民的壁垒。卢曼同样不会怀疑，现代性作为一项未竟事业的正确性，但其意义是迥然不同的。现代性之“未竟”，是因为在过去二三百年来，我们始终都生活在一个功能系统分化的社会中，而且在未来我们依然会生活在此社会之中。这样一条现代性之路，并不似哈贝马斯所呈现的那种一步三回头的战战兢兢和时刻警惕，而有如永动机般的日夜运转。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反思并不是要警惕系统理性可能殖民化至为可贵的生活世界，也不应当推论出应对系统理性予以抵制，相反，在一个后形而上学的世界里，真正可以依赖和珍视的正是系统理性。唯有系统理性的保持，才可让系统持续运转，相应地才可有社会之维续，而诸系统的存在及功能系统分化的事实总能激发新的可能，提供替代方案，保持一种持续的学习能力。告诉人们“世界可能会是不同的”，“这并不是唯一的方案”，这才是卢曼理解的“反思”；也唯有此反思，我们才可应对这样一个日益复杂的充满着偶然性的世界。由此，卢曼的反思是建立在功能分化基础上的二阶观察，在他眼里，哈贝马斯反思之基础，也就是基于沟通理性的共识，在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中只能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

这种对系统理性的坚持清晰地反映在卢曼对福利国家的批评上。哈贝马斯对福利国家的批评，部分理由在于福利国家实际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一种殖民，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掌控在福利国家庞杂臃肿的官僚体系中，这使得公民丧失了参与政治生活的主动性，扼杀了公民社会的发育。卢曼的诠释则与此不同。系统理性意味着系统需按照其自身之符码来运行，同时也意识到其他系统有不同的符码，要尊重不同的功能系统的自主性。福利国家的问题在于，它逆这一功能分化的大势而行，进行了一种去分殊化（de-differentiation）；它试图将全体国民都统统纳入政治系统当中，以政治系统来导引整个社会，这就妨碍了其他系统的正常运转；而政治系统所能拥有的解决问题的手段——法律和金钱——被迅速耗尽，而无法应对不断积聚的问题，这就是福利国家之困境的根由所在（Luhmann，1990a；Luhmann，2002a）。我们也可以类似的方式对极权国家（如前苏联）和威权国家（如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的困境进行分析。

卢曼对民主的理解也同样秉承了对系统理性和功能分化的坚持，这一点也同样可以与哈贝马斯的民主见解进行比较而获得更清楚的说明。哈贝马斯的著作，从早期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到《沟通行动理论》以及随后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均与民主议题有密切关联。但在此过程中，哈贝马斯从早期的对公共领域之沦落而产生的对民主的悲观，转而变为后期的对民主前景的较为乐观的预期，个中缘由在于哈贝马斯发现了公民社会的强劲发展，各种社会运动和民间组织的风起云涌都在证明这一点（Staats，2004）。公共领域的沦落可以被认为是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的结果（如媒体的商业化），而公民社会的发展恰恰表明了生活世界中的沟通能力与活力，它们可以抵挡住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哈贝马斯所构想的民主模型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大众参与式的民主，公民参与到公共领域当中，通过不断的沟通过程来形成和改进公共意见，并最终影响到政治领域，政府部门也因此获得其正当性。这一过程实现了从主体际性到法律的转换，并最终以公共权利和义务的方式返回到公民身上。

与此不同，卢曼所理解的民主可被称为是执行式民主（executive democracy，见Thornhill，2006）。在卢曼的理解中（Luhmann，1990b），民主是社会进化过程的产物，社会进化到功能分化社会时，政治系统已成为诸多系统中的一员，这意味着它的运作必须在社会中进行，而不是像在分化社会中那样可以高于社会进而支配社会，这样一种局面所孕育而生的政治运作方式即是民主。在卢曼看来，民主并不是什么人民对人民的领导，这种人民当政的观念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民主的实质只是以执政/在野这样的区分来实现的对功能分化社会中的政治系统的分割，通过这一分割，民主的政治系统可分化为政治子系统、行政子系统以及公众子系统。民主就是这样对政治系统进行三分然后组织起来的模式的名称。在这一模式下，民主政治系统的各个子系统各尽其责，执行好其功能，使得政治系统能够最大化其能力，充分有效地去应对不断升级的复杂性。民主为其提供了一种自我反思的条件，而不至于把复杂性积聚在某一点而变得不可收拾。在此视野下，所谓的正当性并不来源于任何外在的人的理性或者沟通共识，而仅仅是源自政治系统本身之持续运作和对复杂性的化减，这一点鲜明地体现了卢曼对系统理性的坚守。这种民主观认为大众参与民主是不可行的，它实际否认了社会分工的原则，不符合系统理性，它把决策问题转化为对决策的决策，这就不断加重了政治系统的负担，而变得无效率。不过，卢曼认可工团政治，他认为工团可被视为子系统发展出解决矛盾的机制的载体，从而不会把矛盾积聚到政治的上层。工团政治由此可被视为是大众参与民主和福利国家模式之外的替代选择。

同样在系统理性的旗帜下，卢曼坚决地反对政治的道德化（Luhmann，1990b；Luhmann，1991）。在功能分化社会中，道德已不能成为政治系统的整合要素，政治系统的符码并不同于道德的符码，道德只会加重政治系统的负担。道德只是政党之间黔驴技穷时相互攻击的筹码，带来不了任何实质的结果。抗议运动者的论述，往往就会使用这种道德话语来把世界简单地化为环境保护者和环境破坏者，并对后者大加挞伐，而忽略了对问题的更为周全的考虑。因此，卢曼强调政治必须在高度的非道德性（higher amorality）中进行。

卢曼对系统理性和运作效率的强调，容易让人们觉得他鼓励一种对既定秩序的接纳；同时他反对福利国家和抗议运动，因此有学者将社会系统论视为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学理论（Osterberg，2000；Thornhill，2006）。新自由主义这样的标签或许仍不失一定的信息传递价值，不过，更重要的问题应是去辨别社会系统论观察到了什么和它的观察盲点是什么。因此，留待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将依凭什么理论立场来指明和判断：卢曼先生，我能看到你不能看到你所不能看到的？七、对功能分化和自我指涉系统的坚执之批评

由于社会是由社会系统组成的，而使现代社会秩序成为可能的就是功能分化，所以不难理解为何卢曼如此强烈地坚持功能分化和自我指涉系统，这在上面的论述中已一再说明和强调过了。不过，卢曼自身对当代社会中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分析，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反驳功能分化理论（Luhmann，1998b）。根据卢曼的说法，由于社会已变成金融社会，政党之间根据其对劳资问题（资本/劳工之区分）的立场所形成的边界已不再有效，因为所有政党都必须面对同样的问题，比如如何去刺激投资，如何去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里可以看到不断膨胀的经济系统实质性地改变了政治系统的运作，于是一种功能去分化的现象就出现了。由此可见，强势经济系统的自主运作，极有可能会危及其他系统的自主性。

前面已说过，卢曼对功能分化的坚执与其坚持自主系统具有一致性。我们更可以说卢曼是系统中心主义的。例如，在卢曼看来，生态危机的议题里面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如何限制系统的运作从而保护环境，而是如何让系统更具合适的沟通生态议题的能力；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系统太过强势，相反是系统对生态议题的沟通能力不够充分或过于强烈。而要让系统具备更佳的沟通能力，其前提条件就是不能以抗议运动的逻辑来否定其他系统的运作。这里，社会当中被理解为系统的领域一直是被捍卫辩护的。可是，并不是社会中所有的领域（比如抗议运动）都被卢曼视为系统，于是很容易有这样的问题：如何来定义系统？什么事物方可被归类为系统？卢曼的选择是否是有偏差的？又比如，为什么（帕森斯意义上的）文化未被明确地视为一个系统，而有学者恰恰指出现代性中的文化之殊异处就是它的系统性特征（Schwengel，1994）？

卢曼不仅在什么可被定义为系统的问题上存在选择上的偏差，批评者也指出即便被认可的系统也未被一视同仁地对待。蒙奇认为卢曼理论中有一个潜在的首要系统，这就是行政系统。卢曼观察世界的方式如同一位行政长官，专注于行政系统的高效运作，而未认真对待环境（Munch，1994）。

卢曼也注意到功能自主性会带来排他性（exclusion）的问题，所以他接受积极/消极整合这一区分。积极整合意味着对子系统自由度的限制，而消极整合意味着一种排他性（如教育上的排他性），会强化所有其他的排他性（Rasch，2000：220—221）。但是，自我指涉系统如何可能限制它自身的自由？例如，不断膨胀的经济系统会限制其自身吗？系统符码的自主运作，又如何能够容忍那些根据该符码的标准属于不合格的人？也许可以诉诸结构耦合来限制系统的自主性，但并不能保证结构耦合的效果可以帮助我们去靠近积极整合。换句话说，如果缺乏一个坚实的标准来指引结构耦合的方向，我们就不应对结构耦合的结果过分乐观。所以，哈贝马斯评论道：社会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已不再拥有一个有意识的中心视角。但如果现代社会不再有可能去塑造一个理性的同一性（rational identity），则我们就没有凭依来批判现代性。（Habermas，1987：374）

考虑到卢曼总是将具体系统的符码视为具有总体性的特征，也就是说这些符码在系统之内是统摄一切且具普遍性的（Luhmann，1989：38），于是我们自然会有这样的疑问：系统是否可以通过引入新的符码来修正、制衡乃至改变其本身，而又不危及现代社会的秩序？例如，是否可以引入具社会价值的/不具社会价值的（social valuable/social un-valuable）符码来修正经济系统的自主性？后者的二元符码（支付/不支付）实际导向一种为金钱而追求金钱的局面。另外，二阶观察可否成为引入新符码的泉源？或者，我们最终发现自身对系统根本就是无可奈何，至多只能改变我们的文本，来参与一场只求一“爽”（jouissance）的语言游戏？八、结语：理论之用

对无可救药的理论家帕森斯来说，正如物理学、生物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一样，社会学要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也必须有其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与康德哲学及怀特海的看法一致，帕森斯认为所谓的观察以及社会事实并不能自外于我们的概念框架，这个世界是透过概念框架的世界。理论为我们选取重要的事实和组织事实提供了基础，它也可展示出现有知识的不足，更能推动不同领域的相互滋养。因此，系统地澄清概念以及概念间的关联，进行理论建构的工作是极为必要和有益的。

卢曼同帕森斯一样对社会学之学科身份抱有强烈的期许和责任感，而对概念与观察之密切关联，他也是深有体会。但是，古典理论已不足以应对当下的事实，也未能在后形而上学的世界提供一个真正“社会性”的理论，而经验与理论研究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更使得社会学处于理论危机之中。所以他定下三十年的计划来完成理论建构，以重建一理论范式作为社会学发展之导向，进而提供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和视野来重新理解社会与个人以及诸实质议题。这些也都彰显了上述之理论功用。

除此之外，卢曼对于理性以及理论之功用也有其独到的看法。在一个系统分化社会之中，理性已不再是基于共识的理性。如果直面功能分化和系统理性这一事实，则我们必须采纳一种二阶观察的立场，也就是观察其他系统的观察。二阶观察的效果，也就是“我可以看到你不能看到你所不能看到的”，可以帮助我们去发现系统观察的盲点，它始终保持一种学习和反思的姿态，告诉我们仍有其他可能，从而维持沟通的持续进行。在这个意义上，二阶观察才是理性的基本工具，才是真正社会学之启蒙。这样，二阶观察可以提供一个理性的基础让我们与一些特别的观察拉开距离。在此背景下，卢曼以下的评论就更易理解：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始终强调观念的创造方式如更具自制力，则可提高产生出更有用的结果的概率……毕竟，它首先可以降低产生出无用的骚动的概率。（Luhmann，1989：xviii）

无论我们是否会把某些理论视为无用的骚动，但在现代社会中采纳一种更现实更谨慎的态度应是有益的，社会系统论提供给我们一种现实地分析这个世界的方式。但是，悖谬的是，卢曼的现实分析所呈现出的永不停止的疯狂的系统和没有主体的世界，总让人想起批判理论家阿多诺所说的“忧郁的科学”。无论卢曼将如何反思他自身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系统论所做出的对现代性的观察都夯实与丰富了“忧郁的科学”，有助于去反思我们那“受损的生活”。于是，至少在这里，卢曼社会系统论的“社会学启蒙”不期然间与批判理论家的“启蒙辩证法”相遇了。本章作者：肖文明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2011）第二章 微观社会学的当代图景：以“库利—米德奖”为线索提要：“库利—米德奖”是美国社会学会社会心理学分会为杰出研究者颁发的终生成就奖。获奖者的学术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学脉络中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前沿发展状况，或微观社会学的当代图景。本章总结了从1998年到2008年共11位获奖者的理论观点和学术贡献，并依据这些观点所属的理论框架体系，归类介绍了期望状态论、地位特征论、地位建构论、合法性理论、情感控制论、认同论、权力依赖论和情感社会交换论等一系列已在美国发展比较成熟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本章最后尝试发掘这些理论所蕴含的内在一致性，力求为中国社会心理学尤其是转型心理学的成长提供借鉴和启迪。关键词：“库利—米德奖” 期望状态论 地位特征论 地位建构论 合法性理论 情感控制论 认同论 权力依赖论 情感社会交换论“库利—米德奖”，是美国社会学会社会心理学分会为表彰研究者对社会心理学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而颁发的终生成就奖。获奖者的学术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学脉络中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前沿发展状况，或微观社会学的当代图景。本章拟对11年（1998—2008）来获奖学者的学术思想进行梳理，以此揭示和总结当代美国社会心理学的整体图景。一、“库利—米德奖”：终生成就奖（一）简介

美国社会学会及其下属的各个分会每年都会以评奖的方式隆重表彰一批学术成就突出的学者。“库利—米德奖”便是由社会心理学分会颁发的，美国社会心理学界尤其是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方面的至高荣誉之一。该奖项早在1960年代就已设立，目前可查知并有详细记录的资料始于1970年代后期。从1978年以来30余年间的历届获奖人，大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著名社会心理学家（见表2—1）。表2—1 30余年的“库利—米德奖”获奖人名单“库利—米德奖”为学术界普遍认可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评选过程极其严肃认真。首先，评选人的确定非常谨慎。“库利—米德奖”的评选由美国社会学会理事会任命专门的委员会负责。此评选委员会共包括五个成员，其中一人任主席。担任主席的人必须是前一年“库利—米德奖”委员会的成员，但又非当时的主席。其他成员则须是与前一年委员不同的新人，相邻两年的委员人选不能重合。主席的职责主要是组织协调各位委员做好评选工作。

其次，评选的程序非常严格。按照规定，在委员们正式评选之前，主席首先要完成一系列的前期准备工作。这包括：为其他委员提供以往获奖人名单，以防重复提名；确定委员之间有效的沟通方式；与其他委员共同商定评选的一般标准；转达上届委员会移交的信息（比如在上届评选中获得提名、但最终并未获奖的人选）等等。待候选人名单征集上来之后，主席才可以组织委员讨论，并在12月之前最终确定获奖人。评选结果需依次通知：委员会的各个成员、社会心理学分会主席、获奖者本人、《社会心理学季刊》（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SPQ）的主编、社会心理学分会时事通讯的编辑。主席还有义务在社会学年会上介绍获奖人（包括主要学术经历、专业方面的贡献等等）。但如果主席本人感觉自己对获奖者的学术传统不甚了解，也可以请其他的委员或者获奖人推荐的其他人代为介绍。获奖者则必须最迟在第二年2月底之前向主席提交自己在年会颁奖典礼上发言的题目。

美国社会学会设立“库利—米德奖”的主要目的，是充分肯定研究者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取得的终生成就，鼓励更多有志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学者，以此推动社会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因此研究者工作成绩的学术价值肯定是其最核心的评选标准。但具体评选时的某些特殊偏好，如获奖者的年龄应偏年轻、还是偏年长，是否必须是社会学家，是否需要平衡社会心理学三个面向（House，1977）的工作等等，则由当年的委员商定统一意见。

每届“库利—米德奖”的最终评选结果（获奖通告）一般公布在当年社会心理学分会时事通讯的春季号上。颁奖典礼则在社会学年会期间举行，届时获奖者还将受邀在大会上做40～45分钟的主题发言。该主题发言以及介绍获奖人的书面文本均于次年刊登在美国社会学会主办的刊物《社会心理学季刊》上。（二）近11年获奖者的成就

获奖者最主要的成就自然是其对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所做出的贡献。从1998年到2008年11位获奖者都曾在特定领域提出独到的概念，或者创立系统化的理论观点（见表2—2），且绝大多数观点都经历了系统的理论论证与实证检验。表2—2 11位获奖人基本信息

1998年“库利—米德奖”得主戴维·海斯（David R．Heise）创立情感控制论。他的学生、2006年的奖项得主林恩·史密斯洛文（Lynn Smith-Lovin）与其不懈努力，共同推进了情感控制论的发展。2003年奖项得主彼得·伯克（Peter J．Burke）提出认同控制论来解释人在互动中的行为反应。期望状态论是当代美国社会心理学中理论内容极其丰富、影响非常广泛的一个研究主题。2000年奖项得主莫里斯·策尔迪奇（Morris Zelditch）、2002年奖项得主伯纳德·科恩（Bernard P．Cohen）和2005年奖项得主塞西莉亚·里奇韦（Cecilia Ridgeway）都是这一流派的典型代表。而此理论的领军人物约瑟夫·伯杰（Joseph Berger）则早在1991年就获得了此奖项。策尔迪奇还提出自己的合法性理论，里奇韦也在期望状态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地位建构论。2001年奖项得主爱德华·劳勒（Edward J．Lawler）的关系聚合论和情感社会交换论对从社会交换视角审视人际关系和人与社会关系颇有启发意义。2004年奖项得主卡伦·库克（Karen S．Cook）对正义、公平、权力等问题的探讨更是有力地推进了社会交换尤其是权力依赖视角的发展。

著名实验心理学家哈罗德·凯利（Harold H．Kelley）也获得了1999年的“库利—米德奖”，他在归因、亲密关系和交换与互依领域提出的一系列观点是其主要贡献。2007年奖项得主詹姆斯·豪斯（James S．House）对社会心理学三个面向的论述早已成为我们认识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常识”。 2008年奖项得主简·阿琳·佩里亚文（Jane Allyn Piliavin）关于亲社会行为的论述，也是权威教科书中必定介绍的重要模型。

很多获奖学者还担任过重要的学术职务。比如莫里斯·策尔迪奇和史密斯-洛文曾是《美国社会学评论》（ASR）的主编；库克、里奇韦和史密斯-洛文曾是《社会心理学季刊》（SPQ）的主编，库克还担任过《社会学年评》（ARS）的副主编（现为主编）；里奇韦、豪斯、佩里亚文等人都曾出任所在学校社会学系主任；大多数学者还曾在重要学术团体（如美国社会学会或其中某一分会）任主席、理事等重要职务。上述职务也都是获奖学者学术威望的体现，更是对其学术造诣的一种肯定。（三）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关系结构

综观这些获奖社会心理学家的理论观点，就会发现，以它们为代表的当代美国社会心理学理论虽呈现多元化的表象，但理论之间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和关联性，在渊源上可大致归于符号互动论（Symbolicw Interactionism）和社会交换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两个框架（见图2—1）（Burke，2006），而尤以符号互动论框架的影响为深。例如，情感控制论（Affect Control Theory）和认同论（Identity Theory）都是受符号互动论关于自我与认同观点的启示才发展起来的。期望状态论（Expectation State Theory）之所以详细论证期望对人行为的影响作用，也是因为它已经承认人具有站在他人角度反思自我的能力。在社会交换论框架下发展成熟的理论则主要包括情感社会交换论（Affect Theory of Social Exchange）、权力依赖论（Power Dependence Theory）等。下文将按各理论所属的总体框架，以各位获奖者的主要论文与著作为依据，归类讨论。图2—1 主要由11位获奖者创立和发展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关系结构二、符号互动论框架

符号互动论，从1930年代开始便一直对美国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发挥着持续且深刻的影响，甚至有学者声称符号互动论不仅仅是社会学的一个视角，而就是社会学（Gusfield，1995；转引自Burke，2006）。豪斯在其“社会心理学的三个面向”（House，1977）中，更是用符号互动论指代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将其与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社会结构与人格一起并称社会心理学的三种研究取向。符号互动论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与其在20世纪获得的连续成长和理论积累密不可分。而这种“长盛不衰”的达成，一方面是因为其核心思想在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论战过程中得以不断成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的“中层”性质，使学者能够团结或局限在某种既定的“论域”之中，同时将理论的运用与丰富的经验研究结合起来（周晓虹，2004）。（一）期望状态论

1．理论概述

1950年贝尔斯（Robert F．Bales）在其颇有影响力的著作《互动过程分析：一种小群体研究方法》中，表述了自己关于小群体中人际行为的一些观点。这直接引发约瑟夫·伯杰、伯纳德·科恩、莫里斯·策尔迪奇等一批学者对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思考。他们希望用自己的研究来解释群体中不平等的地位结构是如何产生、维持，并与社会中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关联在一起的。这些研究最终汇成了当今美国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界或微观社会学尤其丰富的一套理论体系——期望状态论。

期望状态论主要适用于具有共同目标的任务群体。其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任务群体内地位结构的形成，及其在不同社会情境（平等的或不平等的社会群体）下发展变化的条件（Berger and Webster，2006）。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期望状态（expectation state），更确切地说是绩效期望状态（performance expectation state），是人们对某群体成员在当前任务中的绩效的一种潜在的、无意识的期许。这种期许对人的实际行为影响甚大，因为期望越高，个体越有可能做出相应的行为，或者说其行为的阻碍越小。正是对绩效的期望，制造并维持了人们在群体活动参与、群体评价和群体影响力方面的等级差异，后者（即等级差异）则进一步构成了群体的地位等级结构。

既然期望在导致个体间行为差异和群体地位等级结构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就有必要对期望的来源和性质进行探讨。期望状态论认为，有三种社会因素影响着绩效期望：重要的社会特征、社会奖赏和互动行为模式（Correll and Ridgeway，2003）。

社会特征（在期望状态论中通常称为地位特征）指的是人所具有的一些特质（attributes）。由于社会成员在具体特质上彼此存在差异，因而区分为不同的范畴。经过互动，社会成员最终普遍认可某一范畴的人比其他范畴的人更有价值、更有能力。但这样一种信念与群体刻板印象和社会认同的区别在于，后两种概念都是特定群体的成员所独有（比如只有持种族歧视观点的人才具有黑人懒惰、下等的刻板印象），而前者则为所有社会成员普遍共享（即无论自身属于哪一群体，人们普遍认为以某具体地位特征为标准区分出来的一种范畴的成员，比另一范畴的成员更有价值和能力）。因而，地位特征类似于一种共识性的社会表征，从根本上决定着人们的绩效期望。

人们还会从所获奖赏/回报的差异来反推绩效期望，社会奖赏因而具有了促成或改变地位等级结构的作用。拥有特定的地位特征原本就会使人产生相应的绩效期望，社会奖赏同时具有这样的印证作用，那么如果二者的作用一致，则联合起来必然会强化绩效期望。在既定的等级结构中，行动者对回报的期望与其对绩效的期望总是相互依赖的，因而行动者对回报的期望也与其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相互关联（Cook，1975）。

互动模式也会影响绩效期望。处于不同地位的人会按照不同的行为模式互动，长此以往，彼此间的互动模式就被认为是代表了确定的地位类型，并成为共享的信念。当群体成员的前两种特征（地位特征和社会奖赏/回报）都相似时，互动行为模式对期望的作用就尤其突出（Fisek et al，1991），因为它填补了前两种因素未能解释的空白。

上述三个因素都能对互动时的地位等级结构产生影响。期望状态论从人有关社会类属的信念这一宏观现象入手，探讨普遍共享的地位信念如何影响微观的个体行为和个人评价，个体的行为和信念又如何重建宏观的地位结构，以使之与先在的地位信念相一致。该理论体系主要运用演绎推理、数学计算等方法，得出一系列精确且具有预测性的结论，对社会心理学乃至社会学的核心问题——社会不平等与社会分层，给出自己独特的解释说明。

2．主要分支理论

期望状态论发展到今天已经衍生出很多相互关联的分支理论，核心的是地位特征论，其他的还包括双重标准理论（Double Standards Theory）、次级期望论（Second Order Expectations Theory）、地位建构论、合法性理论等（Correll and Ridgeway，2003）。这些分支理论的共同点都是要解释人的地位信念（status beliefs）与其在不同情境中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下面简要介绍由获奖人做出主要贡献的几种观点。（1）地位特征论。

地位特征论是期望状态论的核心观点。它直接从早期的权力声望论发展而来，但关注焦点又与之不同：有关权力声望的早期观点着力解释的是原本地位平等的人如何形成决定其行为的绩效期望；而地位特征论则主要关注原本地位特征不同的人如何形成决定其行为的绩效期望（Berger and Webster，2006），意在揭示人们在地位特征方面的信念如何转变为绩效期望，绩效期望又如何进而形塑个体行为这样的连锁过程。

地位特征论是一种地位概化理论（a theory of status generalization）（Correll and Ridgeway，2003）（地位概化，即依据个体所拥有的地位特征，来推断其具备某种特定能力）。该理论包含的五个核心假定基本勾勒了地位特征论的主要观点。

a．显著性假设（salience assumption）：在具体情境中，对行动者而言重要的社会特征才会对人们的绩效期望产生影响。这些重要特征，要么能将行动者与其他人明显区分开来，要么与完成当下的任务密切相关。

b．证实压力假设（burden of proof assumption）：影响人们期望的因素不仅包括与任务有关的特征，原本与任务无关的特征也会影响绩效期望的形成。由于要证明某一特征与当前的任务无关总会使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压力，所以任何一种显著性的信息（即上述能显著区分行动者与其他人的特征），只要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它与当前任务无关，人们都会默认它与当前的任务有关。这也是性别、年龄、种族等外显因素经常具有广泛的解释效应的原因。

c．连续性假设（sequencing assumption）：绩效期望具有稳定性，在一次互动中形成的期望不会因以后互动者的变更而改变。这正是前述地位概化过程的突出体现。当然，如果随后的互动并未进一步强化以前的经验，则相应的绩效期望就会慢慢减弱甚至消失。

d．聚合加总假设（aggregation assumption）：行动者会综合多种地位特征的信息形成绩效期望。多种特征如果不一致，也不影响行动者的正常认知加工。地位特征论提供了一套程序来预测行动者采用不同特征信息的顺序。

e．基本期望假设（basic-expectation assumption）：行动者在其所承载的期望上的优势（即人们对他的期望更高），直接决定了体现其权力声望等级的行为，甚至连表明行动者完成任务能力的语言和非语言线索也都受这种期望优势的直接影响。总而言之，地位特征论明确指出，绩效期望影响所有人的行为（既包括行动主体也包括行动者周围的他人）。地位信念不仅仅局限于有偏见的少数人，而是遍及所有社会成员。地位信念的概化也绝不是思考、推理的结果，而是一种自然过程。

地位特征论最主要的创立者和最卓有成效的发展者约瑟夫·伯杰早在1991年就获得了“库利—米德奖”。他与2000年获奖者莫里斯·策尔迪奇和2002年获奖者伯纳德·科恩都为地位特征论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伯杰等人认为个体在任务群体之外所占据的社会地位会对其在任务群体内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任务群体的成员在任务情境之外的地位特征上有所差异，那么这种差异就会影响其在群体中的权力与声望等级，从而决定其具体行为。无论这种特征与群体目标或任务是否有先在的联系，它都会发挥作用（Berger，Cohen and Zelditch，1958），但当群体成员彼此熟识时，此影响力会下降。

科恩继承并发展了地位特征论。他同伯杰和策尔迪奇合作，通过实验研究提出并验证地位特征论的各种假定。他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对任务群体中地位等级来源和结果的解释，而且也成为社会科学理想模型的一种典范。科恩积极挖掘社会学洞察力与其他领域的相关性和适用性，将地位特征论的观点和方法运用到很多实际研究中去。其研究主要同组织中的地位过程相关。比如，与周雪光合作探讨的团队、组织、社会地位特征等因素对长期工作群体之互动模式的影响（Cohen and Zhou，1991），就是这方面的成功代表。

策尔迪奇发表的诸多专著和论文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地位特征和期望状态的研究。这些成果丰富了社会学对社会分层模式与小群体内部权力声望等级之间关系的理解。他的《可等同的比较》（“Equitable Comparisons”）（Zelditch et al．，1970）、《可理解的比较》（“Intelligible Comparisons”）（Zelditch，1971）和《如何消解地位与能力的不一致》（“How Are Inconsistencies in Status and Ability Resolved”）（Zelditch et al．，1980），都是这方面的典型著作（Walker，2001）。（2）合法性理论。

以莫里斯·策尔迪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创了另一种看待社会结构与不平等的视角——（权力）合法性理论。虽然现在很少有人将策尔迪奇的合法性理论算作期望状态论的分支，但该领域的研究以及后面将要谈到的地位建构论都确是吸收了地位特征论或者期望状态论的观点并受其启发和推动才发展起来的，所以本章还是将二者放到这个大的脉络下介绍。

权力代表着对资源分配尤其是对奖惩的控制能力。权力合法性则将刚性的“权力”（power）转化为柔性的“权威”（authority）。策尔迪奇认为合法化是一种基本的社会过程，特定情境下的行动正是通过这种过程而在规范、价值、信念、实践和既定程序等方面获得了正当理由（Zelditch，2001a）。对合法化过程的深入理解，不仅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既定结构在具体情境中的作用及作用机制，而且也有助于预测变动后形成的结构及其在具体情境中被制度化的过程。合法性理论在明晰界定合法性权力两个层面本质的基础上，着力探讨合法化的结果（effects），同时对权力合法性的原因（causes）与条件（conditions）做出说明。

该理论首先界定了合法性权力的本质。它认为合法性具有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涵义：从个体层面上说，合法性代表着一种“行为准则”（propriety）；从群体层面上说，合法性指的则是一种“效力”（validity）。任何权力要具效力，都有赖于他人的承认和支持。支持也分为两个方面：同级或上级的支持认可叫做“授权”（authorize），下级的支持认可则叫做“赞同”（endorse）。可见，合法性权力以个体承认、遵守相关行为准则为前提，同时也是其自身效力的结果，有赖于他人的授权与赞同。

任何未经定义、证实、检验的事物要获得合法性，都必须借助已获得合法性的其他因素来实现。一套权威体系要获得合法性，就有赖于既存的、已被人们广泛认可的规范、价值观、信念、目标和程序等机制。群体目标、群体程序的正当性、群体安排的有效性、群体报酬的正当性等很多因素都可以成为权力合法性的原因，对权力合法性的产生和增强具有独立的、累加的效应。有效的合法性必须满足四个条件：a．共识性：人们对合法性所仰赖的规范、信念、程序等具有普遍共识；b．无偏性：合法性带来的好处要么属于大家共同的利益，要么可以成为普遍的利益；c．客观性：合法性带来的任何利益都应该是客观的事实；d．一致性：合法性所仰赖的规范、价值、程序等应当与被承认为合法的权威结构的本质、条件和结果相符。只有满足了这四个条件，合法性才能够实现。

合法性理论的核心是对合法性结果的论述。合法性权力具有四种表现形式，即效力、行为准则、授权和赞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关联的方式，会影响权威的稳定性以及对于权力进行规范性调节的方式与效果。权威的稳定性受行为准则和效力的双重作用。由于群体中的权力分配总会出现令个别行动者不满意的情况，而行动者往往把这种张力归咎于权威结构，并力图改变之。所以权威的结构方式就是其自身不稳定的诱因之一。但实践结果显示，个体不遵从行为规范的情况往往比权威不稳定的情况多。这是因为效力在发挥作用。效力虽部分来源于个体层面的行为准则，但一经形成就具有独立的集体性特质。这种集体性会降低个体不遵从行为准则的可能性，从而有利于保持权威的稳定性。另外，权力获得合法性后，容易被滥用。个体层面的行为准则，群体层面的效力，以及授权、他人赞同等机制，在对权力进行社会控制的过程中都有各自的弱点。因而，只有各种社会控制机制彼此关联起来，每一种控制机制才都能得到适当限制，从而避免任一机制的滥用。

策尔迪奇是合法性研究的权威。他研究的合法性包括三种不同但相互关联的理论结构（即这些理论拥有一些共同的概念和假定，但又彼此区别）：再分配的政治、合法化与权威的稳定性以及合理化。策尔迪奇在这些方面都作了很多颇具代表性的实证研究（Walker，2001）。例如，他在标准的实验场景基础上改进实验，并运用五人组成的轮形沟通网络探讨权威稳定性问题（Ford and Zelditch，1988），就是非常经典的研究。（3）地位建构论。

地位建构论也属于期望状态论视角。2005年获奖者塞西莉亚·里奇韦最有影响力，也是她本人最孜孜以求并不断拓展完善的成果就是她从期望状态原则中构想出的地位建构论（Lawler，2006b）。

该理论与前述观点的区别在于，它超越了地位结构层面的讨论，转而关注地位过程，集中探讨地位信念产生、发展、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期望状态论的以往研究表明，人们共同持有的地位信念是不平等地位形成的关键。个体之间在某一特征上的差异唤起了人们关于自己属于哪一社会范畴或社会群体的信念，地位等级结构借此形成。既定的地位等级又继而影响人们之间的互动过程（因为人们对不同地位者的绩效期望不同，不同的绩效期望又会诱导人做出不同的行为）。这是以地位特征论为代表的解释路径（见图2—2）。地位建构论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局部互动情境中形成的地位信念如何发展为社会共享的评判标准，即图2—2中反向箭头标明的路径。地位建构论认为，社会成员共享的地位信念产生于小范围的互动中。当在某一社会特征上存在差异的人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发生互动时，自然就形成了地位等级结构。互动者把彼此的相对地位与将他们区分开来的社会特征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预备性的地位信念。当另外一些人在另外一些互动中也形成了类似的信念时，人们对这种地位与特征之间关系的认识就会固化，成为共享的地位信念。此外，人们还会依照小群体互动中形成的地位信念，以特定的方式对待其他互动对象，从而将自己在以往互动中形成的地位信念带到其他互动中，传递给其他人。里奇韦等人曾用计算机模拟这一过程，结果证明在很多条件下，小范围互动中形成的地位信念都最终成为了一种合逻辑的公认结果（Ridgeway，1997）。图2—2 地位建构论与地位特征论看待地位信念的不同视角

里奇韦认为，处于关系语境下的人际行为经常会再生产或者改变宏观结构模式，要将社会结构与人际行为联系起来，就需要一种像地位建构论这样看待文化图式和社会关系的视角（Ridgeway，2006）。现实生活中，人们在某些特征上的差异会使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原本名义性的、价值无涉的特征之所以能区分人的地位，是因为这些特征通过社会互动获得了相应价值，从而成为一种地位象征，获得价值的特征继而影响以后的社会互动（Lawler，2006b）。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互动既是稳定的来源，又是社会变迁的来源。地位建构论用具体例证说明和检验了社会关系语境在建构人们共同认可的等级结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该理论将共享意义的建构看作社会结构展现和变化的关键过程，使我们回归到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Lawler，2006b）（二）情感控制论

从“库利—米德奖”近年获奖人的学术观点来看，越来越多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开始注意从情感视角审视自身的研究对象。比如，前面谈到的期望状态论属于“地位和权力的情感理论”；后面即将介绍的认同论，尤其是谢尔登·斯特赖克（Sheldon Stryker）的认同观点，以及本节的情感控制论，都属于“情感的符号互动论”。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认为在个体维持内部（认知、体验等等）稳定性、一致性的过程中，情感起着直接的调节作用。情感控制论尤其关注人们为了使自己的体验与原有感情相一致而表现出的行为。情感充当着社会性信号的角色，因而可以表明事件如何维持或者否定人的认同。情感控制论令情感的这一功能更明晰地凸显出来，对情感社会学有十分重要的影响（Smith-Lovin，1999）。

情感控制论的特色在于，它用一套方程和数学公式来描述特定事件如何改变了特定文化中的情感反应意义，为我们呈现了激发、形塑人际互动的直接因素，阐明人们维持或重建情感反应意义的原则。下面就围绕该理论的三条假设来介绍其基本观点。

首先，情感控制论假定人们对任何社会事件都会有情感反应。情感反应具有三个意义维度（Robinson and Smith-Lovin，2006）：第一，评价（evaluation），即情感反应对象的好与坏（如诚实、虚伪）；第二，力度（potency），即情感反应对象的强弱特点（如强烈、微弱）；第三，活力（activity），即情感反应对象的动静特点（如快、慢）。人对任何社会概念（social concepts）都会形成具有三个意义维度的情感反应，即情感控制论中的感情（sentiments）。感情具有跨文化特点，因为三个维度是普适的，也就是说任何文化中的感情都可以分解为这三个维度。就好像我们以这三个维度为坐标，建构了一个立体空间。所有文化中的所有社会概念都可以在此三维感情空间里找到代表自己的一点。这是情感控制论的假设和结论基本都以数学方法表达的前提，也是其理论概括性的突出表现。然而，符号化的感情（symbol sentiments）——情感的表达方式——却依文化而各不相同。而且当社会互动及互动情境不同时，情感的意义也会发生变化。我们会对互动事件产生暂时的印象（transient impression），即见到特定社会事件的符号标签（symbol labels）而生发出来的情境性情感反应。情感控制论的印象改变方程（impression-change equations），表示的就是人们在具体互动情境中产生的印象与行动者、行为和行动目标原本具有的感情特质之间的关系。

感情与一套社会标定联系在一起，为社会成员所共享；印象则是具体社会互动中产生的暂时性意义。感情和印象之间经常会出现偏差。但情感控制论认为，人们为了发展自己对生存世界的理解，降低生存不确定性，就用自己熟悉的文化符号给社会情境贴标签，并力图维持这种情境定义（此观点正体现了情感控制论的符号互动论传统）。而实际上我们给情境贴的标签必然会唤起带有意义的情感反应。所以人们努力维持的与其说是特定的情境定义，不如说是与定义相关联的情感的稳定性。于是，情感控制论做出第二个假定：行动者力图使暂时性的印象与自己的基本感情保持一致（Heise，1977）。二者间偏差的大小可以用一个类似离差平方和的公式表示出来。如果偏差度在可调整的范围内，人们会做出相应的调节行为（实际研究中一般是先通过情感控制论学者们研发出来的INTERACT计算机软件，算出预期反应在三个维度上的取值，再据此预测可能出现的行为是什么——就好像借助三个维度上的坐标值来确定空间中的一点），使暂时性印象与文化中的基本感情相一致。这也是情感控制论中“控制”的意旨所在，即暂时印象与文化共享的基本感情间的一致性控制着人的调节行为。感情与印象之间的偏差和必要的调整行为则都是行为预测方程（behavioral prediction equations）中的变量。但如果偏差过大，人们就不得不重新定义情境——情感控制论的第三个假定。标定方程（labeling equation）用精练的数学语言描述出偏差过大情况下人们如何重新定义行动者和行动目标。

情感控制论具有典型的爱荷华派符号互动论传统，对认同很是重视。实际上，控制、调整行为以维持情感意义，其根本目的也就是要保持认同的稳定性。它承认语言和用符号标定情境的重要性（这也正是符号互动论的基本观点），并以此为基础建构理论，旨在描述处于文化中的社会互动，因而其观点有特定的适用范围。概括说来，适用情感控制论解释的事件必须符合三个条件：第一，有指向的社会行为，即行为发动者、行为目标以及指向目标的行为三者要同时具备，第二，至少有一个旁观者属于互动双方共同认同的文化中的成员，情感控制论就从该观察者的角度，预测其情感反应和行为；第三，该理论只适用于被标定了的社会体验，即该理论的解释范围不包括未被观察者和互动参与者看到或解释的行为（Robinson and Smith-Lovin，2006）。

1998年获奖者戴维·海斯创立了情感控制论，直到今天仍引领一批学者对其进行发展完善。他阐述了情感意义的三个维度，提出控制系统观点，从而将情感控制原则模型化（Smith-Lovin，1999）。他不仅在情感控制范式下测量不同亚文化的情感意义，为得出跨文化的情感意义做出开创性贡献，而且指导了第一个真实互动情境中的行为观察实验（Wiggins and Heise，1987），还对情绪的情感控制研究进行探索。海斯创立了事件结构分析法，细致阐述专门强调行为产生之充要条件的发生性结构，还在该方法中将计算机辅助分析充实到质性叙述当中，为组织、描述和检验质性观察背后的惯常逻辑提供了一种手段（Smith-Lovin，1999）。这些工作不仅证明了海斯在方法论方面的造诣，更是其为情感控制论的发展而做出的贡献。

2006年获奖者林恩·史密斯洛文（海斯的学生）对该理论发展完善也做出突出贡献。她在博士论文中发展出新的、包含着行动场景（setting）的印象改变方程（impression-change equation），阐明了情境中有情感的人物（affective characters）如何影响互动所产生的意义。印象形成方程原本就是对情感控制论进行数学性阐述的核心部分，可以用模式化的方式描述情感过程发生变化的方式（Robinson，2007）。扩展后的模型更有助于说明不同类型的人和不同的行动为什么会支持或干扰行动场景，为什么场景在有稳定认同结构的情况下还会造成行动的转变（Smith-Lovin，1979，1987）等问题。（三）认同论

很多学者在探讨微观互动时都会谈到“自我”（self）这个概念，它由一系列能对特定情境做出反应的认同（identity）所建构，所以认同成为进一步阐述“自我”这个概念的重要途径（特纳，2006）。人具有反思性，可以将自己当作对象来审视和思考。这一过程是通过互动、通过扮演他人角色、从他人的视角看待自身来达成的。于是自我、认同就与社会联系起来，并反映着社会。认同论就是沿着这样的思考路径发展起来的。它目前基本包含三个分支：麦考尔（McCall）和西蒙斯（Simmons）的研究主题是角色认同；以斯特赖克（也是1986年的“库利—米德奖”得主）为代表的研究取向主要关注社会结构对个体认同与行为的影响；2003年获奖者伯克等人则以影响个体行为的内在动力机制为研究焦点。

1．乔治·麦考尔和西蒙斯的角色认同

自我中包含着三种认同：角色认同、社会认同和个人认同。三者同时作用于人在具体情境中的行为和意义感知，只有当人特意强调某一种认同时，那种认同才会凸现出来。麦考尔和西蒙斯尤其关注角色认同。他们认为角色认同是人对自己的一种意想性观点，其内容包括：自己是谁，自己处于特定社会位置应如何行动等等。认同表现（identity performance）是行动者力图将自己的认同与情境中他人的认同联系起来的结果（Stets，2006）。可见，麦考尔和西蒙斯的角色认同既有与社会结构相关的部分，也有主客观因素对自我想象的建构。

他们还认为，每个人身上的多种认同会形成等级序列。不同情境下、不同时间内起作用的认同等级是不同的。重要的认同等级（prominent hierarchy of identities）类似于“理想我”，反映了个体指导自身行为的一般倾向性。显著的认同等级（salient hierarchy of identities）类似于“现实我”，是个体将要展现的角色认同，对个体在具体情景中的行为有直接指导作用。特定情境中哪种角色认同能得以实现有赖于多种角色间的协商（negotiation）（特纳，2006）。

麦考尔和西蒙斯的理论中也包含情感因素。他们指出当重要的认同受到威胁，或者其他人不支持行动者在情境中的角色表现时，行动者就会产生消极情绪。

2．谢尔登·斯特赖克的规范性认同与承诺

谢尔登·斯特赖克早在1986年就已获得“库利—米德奖”。与麦考尔和西蒙斯关注认同的个体主义（idiosyncratic）面向不同，他更多地着眼于认同的规范性面向，理论兴趣点主要在认同的等级序列分布以及认同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

在斯特赖克看来，显著性认同就是在各种情境下都容易被激活或表现出来的认同，其主要影响因素是行动者对认同的承诺（commitment）度。承诺度又分为质和量个方面：质，是与他人关系的强度；量，是与他人关系的数量。二者共同反映了个人与社会结构间的关联情况。一方面，承诺与认同关联紧密，个体对某种认同的承诺越多，认同的显著性越高；另一方面，承诺与行为也是密切相联的，个体对某认同的承诺越多，就越倾向于做出与显著认同相关的行为。这样，承诺就成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纽带。

对情感的考量是斯特赖克认同观点的另一特征。他发现，积极的情感总与较多的承诺共存，消极的情感则与较少的承诺相伴发生。引发积极情感的角色会强化认同，令其在认同等级序列中居于较高的位置，从而更有利于个体做出与该角色相符的行为。当行动者的表现与他人的预期一致，个体就更认同自己在他人面前表现出来的认同。

总之，斯特赖克的认同论承认社会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并认为个体间相互契合的行为模式构成了社会结构。个体创造了社会结构，反过来又受其影响改变自身。因而，人总是嵌入其所创造的社会结构当中。“如果认同是参照更大社会领域的规范、价值观和其他象征符号建立起来的，（受到别人的）尊重就会更有赖于认同的成功履行。这样，文化定义和预期、社会结构地位、认同和尊重就被联系起来了，并在认同中彼此交织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结构制约着人们对自身和他人的理解。”（特纳，2006）

3．彼得·伯克的认同控制论

以彼得·伯克为代表的认同观点被称作“认同控制论”（identity control theory）（Burke，2004）。认同控制论并不像上述两种认同观点那样强调认同的显著性等级和认同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而是试图解释特定情境下的认同如何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得以维持，即认同（identity）的内部动力机制。它之所以被叫做认同控制论，是因为该理论将认同看作一种控制系统，认为互动他人会不时地挑战行动主体的认同，而行动者则要及时调整行为来维持自己的认同。

伯克及其合作者的早期工作主要是发展适当的方法来测量认同的自我意义（self-meanings of an identity）。他们认为，认同与行为是借助共同的意义体系联系起来的，也就是说，某种认同对于行动者本身而言的意义，才真正影响其行为，所以了解这种认同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伯克等人（Burke and Tully，1977）的测量方法是，给出一系列成对的对立形容词（好—坏、有力—无力和积极—消极等等），请参与者在每对形容词构成的两极维度间标出自己所处的位置。研究者通过这种方式直接从特定认同的持有者那里获得了该认同意义的描述。相比以研究者自己或者其他人的知觉为标准设定问卷，再让参与者在其间选择，这种方法预测出的认同意义显然更具有效度。后来研究者们运用此方法调查总结了很多认同（如性别认同、学生认同、老年人认同等）及其相关意义（Burke and Cast，1997）。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伯克等人借鉴了威廉·鲍尔斯（William T．Powers）控制系统模型的观点，进一步发展出一个包含认同、行为、控制系统在内的控制模型，从而使认同的内部动力机制更加清晰可辨（Burke，1991）。在认同控制模型中，行为是个体内部自我意义和外在情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人总是将感知到的、来自周围情境的自我意义与自身的认同标准（即该认同的自我意义）进行比较。如果感知到的自我意义与认同标准相契合，则认同得到确证，行为被保持下去。但二者完全匹配的情况较少，周围他人经常会对行动主体的认同构成挑战，他们或者没有理解，或者错误认识了行动主体所要表达的意义。结果使行动者感知到的自我意义与自身的认同标准不相契合，认同确证失败。这时，行动者便自动调整自身行为（通常都是与情境中他人理解的意义相反，强化自身认同的行为，以重建感知到的自我意义）。正是因为“感知到的、情境中的自我意义”对每个人的行为都发挥着调节作用，所以同样的认同意义往往令不同行动者做出不同的行为。

伯克和斯特赖克都谈到了承诺（commitment）和情感（emotion）的问题，但他们在这两个方面的观点有所区别。伯克认为对某种认同的承诺就是一种压力的总和，这种压力就是要使行动者对情境中自我意义的感知与其认同的自我意义相一致（Burke and Reitzes，1991）。一个人越努力保持这种认同一致，他对该认同的承诺就越多，从而也就越会做出与认同、承诺相一致的行为。认同确证也会带来行动者的相应情感反应（Burke，1991）。当行动者从情境中感知到的自我意义确证了其认同的自我意义时，他就会体验到正面情绪。而当感知到的意义不能确证其认同的意义时，行动者就体验到负面情绪。影响情绪强度的因素有：认同的显著性，认同被干扰的频率，干扰因素的来源等。与斯特赖克认为文化和社会结构是限制认同的因素这一观点一致，伯克的认同控制论也很重视结构因素，认为感知到的情境信息与个体自身的认同一起影响个体的行为。只是认同控制论关注的是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因而更凸显行动者所具有的、更大的能动范围和自由。三、社会交换论框架

社会交换论框架奠基于霍曼斯行为主义交换论和布劳辩证交换论。现在的社会交换论已同很多领域的观点联系起来，对社会地位、社会网络、公平、凝聚力、信任以及情绪、情感等具体问题提出了独到理解。由近些年“库利—米德奖”得主创立、发展，并在此框架下发展成熟的理论分支，主要包括权力依赖论和情感社会交换论。（一）权力依赖论

社会交换论中早就有关于权力的思考。霍曼斯的理论就是围绕一套行为强化原则，力图从群体角度解释社会行为（权力、遵从、地位、领导、公正等）的基本过程。布劳也曾提出，由于某些行动者依赖于另一些行动者提供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所以社会交换产生了社会地位和权力的差异。但体系化的权力依赖论始于理查德·埃默森（Richard Emerson）对权力和依赖之间关系的分析。

埃默森与布劳一样，都着力探究交换过程以及各种交换因素如何影响社会结构和结构变迁。埃默森的权力概念具有关系性质，并受行动者之间彼此依赖程度的影响（P＝D）（Cook and Emerson，abba1978）。参与交换的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差异就源于行动者为了从交换中获得有价值资源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由于不同行动者所持的、有价值资源的数量和性质有所不同，所以社会必须交换，人与人之间必然相互依赖。而资源占有上的差异同时也就构成了交换结果不平等以及权力不平等的根源。权力依赖论的关注焦点就是人们在交换过程中的权力依赖关系。埃默森将权力定义为社会关系的函数（任一交换关系都会影响交换网络中的其他交换关系，反过来也受其他交换关系的影响），从而令原本微观的理论把宏观层次的社会网络和权力关联起来。后来很多学者的观点都受此启发而成。埃默森去世后，他的学生库克（2004年获奖者）继续推进社会交换关系中权力和依赖问题的研究。

权力依赖论的重要议题之一是承诺。库克很早就与埃默森一起探讨了交换关系中的承诺及其对权力不平等的影响。他们认为交换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会对社会交换的性质和结构产生重要影响（Cook and Emerson，1978）。 “不确定性”，即“与某一同伴进行满意交换的主观可能性”（Cook and Rice，2003）。权力的运用与承诺呈负相关关系，在不确定性较低的情况下，某些行动者之间就会形成承诺。后来，库克在研究交换关系中的信任时指出，信任关系网络经常产生于不确定或有风险的条件下，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交换；但信任是否真会有助于社会合作，也要视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具体情境而定。在获奖感言中，库克以“网络、规范和信任：社会资本的社会心理学”（Cook，2005）为题，用社会交换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她自己关于合作与信任的长期实验结论，来分析当今世界信任缺失问题，并就如何促进社会合作提出自己的看法。

权力依赖论关注较多的问题还有交换网络中的公平与正义。库克领导的团队对分配正义、公平、地位和权力之间的关联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探讨。她认为，正义（justice）影响着人们对超额回报的看法。正如其早期的分配正义的地位价值论（status value theory of distributive justice）所指出，地位结构与评判公平的参照标准之间的关联非常重要。但这种关系往往并不清晰，而且人们也不会根据清晰的地位结构形成自身的报酬期望。情况通常反过来，即当地位结构不清晰时，人们就依据所获报酬来形成地位期望，并假定报酬的结构是公平的。实际任务绩效便是协调地位与报酬分化等级之间关系的关键因素，其作用是鼓励公平，而非促进相等。这些观点更好地解释了获得超额回报者的惯常反应——认为自己理所应当获得这些回报（Cook，1975）。在交换过程中，同时存在着分配正义和程序正义（Cook and Hegtvedt，1983；Hegtvedt，Thompson and Cook，1993）。前者指资源分配的规范和规则，主要包括平等（equity）、公平（equality）和需求（demand）等原则；后者指人们感受到的公平。处于优势权力地位的人一般都会认为分配是公平的，而处于弱势权力地位的人则通常感到分配不公平，并努力改变这一现状。人们对公平的关注与权力动态交织在一起。交换网络的成员越是关注公平，处于优势地位的行动者就越少运用权力（Cook，1983）。

库克与埃默森等人还对交换网络中的权力分布予以关注。他们指出，在某些大规模的网络中，某些行动者是其他人联系的中心，这时权力会“非中心化”——处于最中心的人不会获得最多权力，权力转移到最易于掌握资源的行动者手中（Cook et al，1983）。

此外，库克与同事还对交换关系进行“直接交换”（direct exchange）和“泛化交换”（generalized exchange）的区分，指出“群体泛化交换”（group-generalized exchange）和“网络泛化交换”（network-generalized exchange）是泛化交换的基本类型，探讨了泛化交换中可能产生的搭便车问题（Yamagishi and Cook，1993）。他们推论群体泛化交换会比网络泛化交换更容易产生公共物品困境，在泛化网络中，才更有可能发展出信任。（二）情感社会交换论

2001年获奖者爱德华·劳勒在社会交换网络与情感问题上颇有建树。他早期的关系聚合论和后来的情感社会交换论都得到多方面的经验论证和理论支持。

人们通常以承诺（commitment）为核心概念来解释持久而稳定的社会交换关系。比如上述权力依赖论将承诺与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认为人们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会更容易形成承诺。劳勒另辟蹊径，提出“情感”（emotion）作为解释结构性权力与承诺之间关系的另一种路径（Lawler and Yoon，1996），他早期提出的这种观点又叫做“关系聚合论”（relational cohesion theory）。关系聚合论基于情感和交换原则，将产生于交换的个体情感与承诺联系起来，着重强调对个体间交换关系的承诺（Thye，2002）。该理论认为，情感是交换过程的重要调节机制。行动者往往不能清楚认识交换中产生的情感源自何处，因而便努力寻求、确定情感来源。情感同人际关系或群体的关联性质，取决于特定条件下行动者对自身情感的解释。当个体感到自己的积极情感源于某种社会关系或者群体时，他就会对这种人际关系或者群体产生较强烈的情感依恋；而如果个体感觉那种关系或者群体是其消极情感的源头，他就会形成对该关系或群体的疏离性情感体验。劳勒认为聚合（cohesion）就是交换双方的相互依赖。相互依赖越强，关系的聚合力就越强。当结构性权力（交换双方的彼此依赖）增大时，交换频率就会提高，交换频率提高又进一步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积极的情感会增加关系聚合程度，关系聚合程度高，人们对关系的承诺就越强。这就像是个因果链条，它通过频繁交换、积极情感、关系聚合三者构成的内生过程，将结构性的权力与承诺联系到一起（Cook and Rice，2003）。关系聚合论的重要价值尤在于，它将社会结构与情感、感知和归因等因素整合到一起，指出了制度性交换关系会基于交换动力机制而随时间发生转变，最终结果是关系本身成为了值得人们予以承诺的有价值目标。

情感社会交换论在关系聚合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二者间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本质区别。后者主要关注二人交换关系。而前者则是对三人以上交换网络的探讨，其理论所提及的交换虽然发生在二人之间，但二人的交换关系始终嵌于更广阔的社会结构当中，受网络中其他交换关系的影响，也会影响其他交换关系。

情感社会交换论首先假定：社会交换会产生足以对人构成内部强化与惩罚的情感；行动者力求积极情感、避免消极情感，并主动在认知上寻求情感的来源；最终，行动者会参照自己体验到某种情感时所处的社会单位（social units），来解释自己的情感（Lawler，2006a）。自我、他人、社会单位与任务本身都可以成为情感归因的社会目标（social objects）（也即归因对象）。情感归因的目标不同，个体所体会到的情感也不同（见表2—3）。以自我—他人为目标的归因取向很容易导致自助（self-serving）归因，而自助归因只会产生零和结果（归因于自己的“自豪”与归因于他人的“愤怒”同时存在，积极效果被抵消）。社会单位归因不排斥个人归因，它可以同个体对自己或/和他人的积极归因同时存在。因而社会单位归因既能加强个人与社会单位之间的联系，又能加强个人之间的联系，从而有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情感社会交换论就是要探求人们在什么条件下会放弃对情感的自助归因，转而进行社会单位（social unit）归因，进而分析情感的自我—他人归因与社会单位归因之间的交互关系（Lawler，2002）。表2—3 归因于不同社会目标的情感体验（Lawler，2001）

情感被归因为哪种目标最终取决于交换任务的联合性（jointness）程度：从结构的角度而言，共同参与完成任务的群体成员对于任务成败越是具有不可分割的作用，他们就越能感知到共同的责任；从感知的角度而言，人们在任务中体会到的共同责任感越强烈，他就越倾向于将自己体验到的情感归于社会单位。是否会感知到共同责任以及是否将情感归因于社会单位，都视社会交换结构的不同而不同。在不同的交换形式、不同的交换网络连接状况下，人与群体的情感依恋强度也有所差异（Lawler，2006a）。

可见，在情感社会交换论视野中，人与社会单位之间的连接是社会秩序的基础，结构性的相互依赖虽然在根本上影响着互动与群体亲和性，但情感却在中间调节着结构性相互依赖对社会秩序的这种作用力。劳勒的情感理论为我们揭示：简单的、日常社会交换中的情感何以成为人与社会单位以及社会单位与社会单位之间情感纽带（宏观层面）的基础。

符号互动论框架和社会交换论框架是影响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两个最主要的理论体系，但也并非涵盖所有获奖者的理论观点，有个别学者的观点就不便归于这两个体系。比如，凯利（H．Kelly）（主要成就在归因理论和亲密关系领域）是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家，其主要学术成就仍更多呈现纯心理学特点；詹姆斯·豪斯（提出社会心理学的三个面向）在提出社会心理学的三类概念框架后，一直致力于对社会结构与人格范式的发展与应用，主要关注社会不平等和健康的关系。本章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大多数学者的理论为我们呈现的整体图景，因而未将他们的思想列入系统讨论范围之内。

以上是从理论渊源的角度对几位获奖者主要学术成就的简单归类与概括。下面将以此为基础总结并呈现当代美国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总体特征。四、《最后的晚餐》——当代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图示

在美学的构图理论中，“多样统一”是达致形式美的最高法则。达·芬奇的名作——《最后的晚餐》被公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多样统一形式美的巅峰之作。画中人物（耶稣及其12个门徒）虽形态各异，但作者用类似的手法表达着共同的主题。在统一中有变化，在变化中有统一，使整个画作既丰富又单纯，既活泼又有秩序。而由11位“库利—米德奖”获得者之思想所勾勒出的当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图景在多样统一性上亦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就是说，虽然各获奖者的研究对象以及对具体问题的理论阐释有明显差异，但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和使用的研究方法却蕴含着本质上的承继性和共通性。本章之所以能通过最近获得“库利—米德奖”的11位学者的思想来管窥当代美国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理智成果和主流研究取向，就是因为这些获奖者学术生涯的诸多相似之处。

单从表面特征而言，学者们的共同点就十分明显。比如，作为美国社会学会颁发的荣誉，“库利—米德奖”自然更偏向于表彰鼓励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也就是说几位获奖者具有深厚的社会学渊源。这一特点最直观地体现在他们的专业出身和学术活动领域上：无论他们曾修读过什么专业，其获得的学位大多都是社会学博士；他们的文章基本都发表在社会学的顶尖刊物上——《社会学年评》（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ARS），《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AJS），《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ASR），《社会力》（Social Force）等等，《社会心理学季刊》（Social Psychological Quarterly，SPQ）是其重要学术论战舞台；除凯利之外，所有获奖学者都是社会学系教授，还有多人曾任社会系主任、负责人。他们曾担任的社会职务基本都是社会学类期刊的主编、社会心理学学术团体主席、社会调查组织的负责人等等。再比如，学者们任职的学校和毕业院校相对集中在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众人皆知的名校。11位学者基本都师从大家，有些人彼此之间就是直接的师生、同学、同事关系。例如，史密斯·洛文是海斯的学生，策尔迪奇曾跟随帕森斯求学，科恩和佩里亚文都曾聆听费斯廷格的教诲。策尔迪奇与伯杰是多年的合作者，与伯纳德·科恩和伊丽莎白·科恩也是事业上的亲密伙伴。劳勒曾与里奇韦、亨利·沃克（Zelditch的学生）愉快共事。

当然，所有这些表面的相似之处亦是获奖学者的思想能反映出美国社会心理学界某种整体态势的前提基础与具体表现。其最本质的共性，可大体概括为以下三方面：（一）研究方法：相同的表现手法

在《最后的晚餐》中，达·芬奇用人物的表情和身势来反映其心理和行为活动。11位获奖者也运用同样的实证取向研究方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们赖以证明、论述和发展自己观点的主要研究路径，甚至做出突破性成果的研究手段，仍然是精致的实验和复杂的统计分析。回顾前文介绍的几个理论分支的发展路径，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先提出基本的假设，然后再用调查法修正假设，最后应用实验法进一步验证、丰富原初假设，从而形成逻辑严密、论据充分的中观理论。在理论精致化的道路上，学者们常用的研究策略往往是在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将结论以数学模型的形式表达出来。比如，海斯首次公开发表情感控制观点的文章就是对人们在社会互动中如何维持意义进行的复杂数理化表述。史密斯-洛文对情感控制论的发展也主要是扩展了情感控制论中印象形成方程的结构。鲍克韦尔（Balkwell）提出统一的公式来概括期望转化成行为的过程，有力推进了期望状态论的整合（Balkwell，1991）。海斯还发表多篇论文论述如何辩证看待信度和效度，告诉研究者如何运用标准统计软件包里的工具进行研究，如何将统计模型与因果逻辑相结合并用理论性语言分析数据。

实验法仍是论证理论观点的有力武器，计算机成为高效的辅助工具。由于研究设计、论证思路的严谨性，实验法几乎成为各种理论确立其学术地位的必要条件或至少是首选方法。科恩提出新的概率模型来表征和验证从众过程，用模拟实验的方法修正从众的冲突模型；在斯坦福大学建立社会心理学研究实验室；甚至明确表达了要建立“科学的”社会学的想法。劳勒在艾奥瓦大学建立了全美最早的社会学实验室。库克将实验方法引入两人以上人际关系的社会交换研究，使权力运用、正义感知、情感承诺和行为承诺、信任以及积极情感、消极情感这些概念，都成为由交换网络中各种关系所决定的、可测量的结果。期望状态论、认同论的很多研究都是在标准实验场景下完成的。地位特征论和佩里亚文的亲社会行为研究也都采用了小群体实验的方法。同时，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实验法中运用电脑模拟也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青睐。其优势在于计算机处理复杂数据快，使研究者推演复杂互动过程结果的工作变得异常简单。劳勒和库克等人均是将计算机引入实验室的先锋。里韦奇、史密斯-洛文等人也率先在自己的研究中巧妙发挥了计算机的优势。“社会心理学已经迈入方法多元和方法宽容的时代”（方文，2008），不同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越来越多，学者们对不同研究方法的关注正在增加。比如，策尔迪奇曾撰文论述，研究中观和宏观社会过程时，如何适当地使用实地方法和实验方法。还有学者开始尝试探讨、应用质性研究方法。如海斯的事件结构分析以及相应的计算机程序（ETHNO），已被运用并深刻影响了前沿的质性分析工作。史密斯-洛文的研究中也有不少应用定性方法的例子。策尔迪奇的一系列论文专门探讨了理论性著作中论述和分析水平的问题。尽管如此，实验研究方法无疑仍是美国学者坚决秉持的主导手段。（二）研究主旨：共同的主题

达·芬奇虽然描绘了13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具有丰富寓意的背景，但无论人物还是背景都被涵括在“最后的晚餐”这个主题之下，都是为了展现耶稣和门徒们的个性特征和相互关系。各获奖学者的理论观点迥然有别，但都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取向，即他们论述的核心皆主要为社会稳定机制，其理论亦都是关于社会秩序（social order）的观点。虽然他们都很关注社会影响，但主要着眼点则在于群体秩序的维系和群体中多数人的力量（方文，2002a）。只有地位建构论略微谈及社会变迁，认为在某一重要社会特征上彼此有所差异的个体间互动，不仅可以展现人们既存地位信念，而且可以使旧的地位信念得以更新与重建，使新的地位信念得以形成与传播。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实用取向的学者们深切关怀现实问题也十分难能可贵。他们“积极挖掘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洞察力与其他领域的相关性和适用性，将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很多实际研究中去”（Thye，2002）。比如，里奇韦的地位建构论对女性问题给予了长期关注。佩里亚文从亲社会行为的视角分析与艾滋病人和义务献血者相关的行为机制。劳勒的很多具体研究都是将心理学、政治科学、经济学和组织行为方面的观点整合起来，他对惩罚性权力（punitive power）的研究更将爱默森的权力依赖论与政治学中的威慑、冲突概念相联系。豪斯将其社会结构和人格范式用于研究社会不平等影响健康的过程，他对社会流行病的跨学科研究具有广泛影响。库克将社会心理学理论运用于组织、社会网络相关的实际问题研究中。她指出信任关系网络经常产生于不确定或有风险的条件下，不一定有助于社会合作，并曾用社会交换论和她自己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来分析当今世界信任缺失问题。策尔迪奇的合法性理论也对群体内部过程有很大指导作用。（三）分析水平：趋向综合的关注点

画家在13个不同的人物身上综合运用了明暗对比、调和对比等绘画技术，使人物形象看起来更鲜活饱满。11位学者也注意使自己的理论关注到同一问题的个体、群体、群际等各层次表象，努力扩展理论的综合解释力。杜瓦斯（Willem Doise）将研究者对社会心理过程的探讨划分为四种解释水平（Doise，1986），从而为我们重构了社会心理学统一的学科概念框架（方文，2008）。美国社会心理学与欧洲社会心理学的主流研究在分析水平上的显著差异就在于，前者主要集中在个体内水平和人际水平的研究，而后者则致力于社会位置水平和意识形态水平的研究（方文，2002a）。但以“库利—米德奖”获奖者为代表的美国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家的学术思想中已经显现出不同分析水平的联合。这也正是杜瓦斯在书中指出社会心理学要进一步发展所必须迈出的整合之步。

不可否认，受整个学术传统的影响，获奖学者研究关注的核心仍是个体。这些解释水平类似的中程理论间最本质的一致性，即它们探讨的都是个体与社会结构的关联机制，以及社会组织对人之思想、感情和行为的影响。他们即使谈及社会结构，解释的也都是人际互动如何重构社会。从他们的理论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与欧洲社会心理学者相比，美国社会学学者仍然比较关心社会结构和行为方面的问题，较少注意思想意识和信念。他们分析问题时还更强调逻辑演算和理性思维（实际上人的理性思考与选择能力是源于社会互动和社会结构的长期磨合）。其理论均是在默认人类具有一些基本认知倾向（比较、认知一致性和平衡性、归因等）、肯定个体自我调节机制——而认知倾向和自我调节机制必然是以人有理性为前提——的基础上，强调决定个体认知和行为的社会结构因素与文化因素。但单纯从分析个人经验、情感入手，讨论社会现象的形成与作用机制，论证微观人际行为如何导致宏观社会建构，不免有一定的局限性。库克就曾在文章中承认自己的权力依赖论主要是为了微观社会学而构建出来的，因而在解释复杂网络时有些力不从心。这将是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在未来要努力解决的重要问题。

但值得肯定的是他们已经开始注意“探寻人周围的事物……尝试解决人的产生与存在、人性、周围人的思想状态、控制自己的权力等等一般性问题的奥秘”（Moscovici，2000：28）。虽然绝大部分获奖者所阐释的现象仍集中在小群体甚至个体内部，但他们眼中的个体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社会的动力，其论述的最终落脚点还是在社会地位、社会结构与整合等群体或群际互动机制上。这使他们的研究显露出明显的社会学偏向。

具体来说，表面上这些学者关注的是个体及其功能化的过程（方文，2002a），其研究焦点总离不开自我概念、认同、社会认知、情感、归因、社会影响等概念。例如，期望状态论探讨特定的地位特征、互动模式等因素如何影响人的期望，进而决定人的行为；地位建构论主张人的地位信念产生于小群体互动；情感控制论主要关注个体为了保持认知与感受相一致而做出的行为；伯克的认同控制论则强调人对外部强制力的反应与应对强制力的手段之间的关系，晚近的研究更是把认同过程与其产生的情绪情感联系到一起；其他的关系聚合论（theory of relational cohesion）、分配正义的地位价值论等，也都把目光直接指向群体内人际互动。

但这些微观论述背后蕴含的是学者们的一种渴望，即能用自己的理论来解释社会分层、地位分化、合法化之类的宏观社会问题，凭借自己的研究统合社会心理学内的各种观点。学者们的研究主题，比如由文化与社会结构形塑的情感，与社会规范、社会秩序协商形成的自我意义，社会不公正引发的情绪与行为变化如何演变成群体性动力等，已经使理论具有了更深、更广的意涵。他们的具体观点更是蕴含着对社会与文化影响因素的深切关注。例如，劳勒用自己的关系聚合论将社会结构与情绪、感知和归因等原则整合到一起，希望将微观社会互动与嵌入组织和制度的更宏大的结构联系起来，建立一种“结构的社会心理学”（structural social psychology）。后期的情感社会交换论从人们的情感归因中寻找社会秩序的基础。伯克主张认同控制论是关于认同和社会结构间关系的理论，认同与社会结构密不可分，因为个体维护认同之自我意义的行为也是文化和社会结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库克始终致力于发展一个跨越多个分析层次的理论，以便将微观水平的互动原则与宏观水平的权力、冲突、集体行动和社会交换等概念都有机地统合在一起。她探讨的承诺、公平、正义以及策尔迪奇研究的合法化（legitimation）等问题本就具有宏观意义。里奇韦的研究核心是微观互动与宏观结构。她的地位建构论始终强调，关系语境下的人际行为经常会再生产或者改变宏观结构模式，应该用地位建构论的视角将社会结构与人际行为联系起来。豪斯提出社会结构和人格范式应在社会学中处于核心地位，并在自己的研究中坚决贯彻这一原则。

乔纳森·特纳（Jonathan H．Turner）在《当代社会心理学理论》一书中指出，要在科学中取得重大突破，必须提出宏大的问题并努力做出解答。而将不同的理论整合起来以累积人类的理智成果，往往会产生更显著且迅速的成效（Turner，2006）。其实任何一种理论派别或理论视角都有自己的概念规则，以此来保证本视角内部交流的清晰和稳定。所以，处于该视角之外的观点自然就会显得含糊甚至混乱，不容易被接受。这是社会心理学内部长期存在的、若干“孤立范式”并存现象的原因。但现在，至少从11位获奖学者的学术追求看来，大家不仅有努力发现、借鉴、综合其他理论观点的意愿，还明确倡导、并身体力行地将同一学科的不同流派甚至是不同学科的成果综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像史密斯-洛文这样，努力将符号互动论与群体过程论（尤其是地位特征论和交换理论）、组织理论（尤其是组织生态学）和心理学的理论结合起来，以推进社会心理学理论发展的学者，不在少数。他们主要从社会学和心理学中吸收可资借鉴的观点和方法，同时其理论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社会学，研究成果对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很多其他学科产生深刻影响。

本章以“库利—米德奖”获得者的杰出成就为典型样本来概括当代美国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总体特征。梳理这些理论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挖掘其中能给中国社会心理学者启发、可资中国社会心理学借鉴的闪光点。

一方面，这些学术观点对我们深刻认识并有效解决当前社会问题具有明显指导意义。这里粗略举几个例子。群体性行为是学者们最近关注的一个热点，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从情感社会交换论中获得启发：正因为人们将自己的积极/消极情绪归因于不同的社会单位（将消极情绪归因于政府），所以对该社会单位产生了不同的情感、做出不同的行为反应（疏离感使人不信任政府，甚至极微小的事件就能促使其攻击政府）。在研究青少年行为时，我们可以从认同控制的角度寻找线索，领会青少年的反叛行为其实是其认同控制的方式：由于青少年感到周围他人（尤其是长辈）眼中的自我意义与他们自己认同的、被奉为标准的自我意义不符，所以他们才以极端的形式展现自己的价值，即更加强化自身认同的行为（结果被家长看作是叛逆）。地位特征论和地位建构论对我们理解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各种歧视、偏见现象（比如与农民工、女性相关的各种问题），降低群际歧视的消极影响具有重要启示。从这些理论中我们了解到，小范围互动中形成的地位印象和绩效期望，即不同社会特征的人具有不同的能力、绩效、行为表现和价值，是社会共享的、有关地位等级秩序的信念的基础。而在某一重要社会特征（城乡身份、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上有所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互动，不仅展现了现有的地位信念，也是重建新的地位信念或者改变旧有地位信念的根源。合法性理论和权力依赖论中关于公平、正义、承诺、信任的观点则非常有助于我们认识社会转型、市场竞争条件下的各种人际行为甚至国家政策。所以，只要我们善于联系思考，这些理论中的现实意义肯定无限丰富。

另一方面，了解、整理获奖者思想的原因更在于其理论意义。乐国安在论及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制度建设时，曾特别强调学术研究方向的重要性。他认为，广义的研究方向包括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的内容和研究采用的方法三方面的含义（乐国安，2003）。

首先，“中国社会心理学家需要有创建自己的理论流派的勇气和行动”（乐国安，2003）。我们的研究应该能解释我们国人特定的社会心理现象，我们的理论需要具有自己“独特的品格”。获奖者学术思想的成长历程表明，任何理论的确立都需要长时间的历史积淀与积累了足够思想养料的天才学者才智的爆发。在承继已有观点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所处的具体时空场景，将思想体系中自己升华的那一部分进行现实检验，就是杰出研究者的巨大成就。

其次，在研究内容上，我们应该“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研究中多出高水平的成果”（乐国安，2003），同时更深刻认识到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当透过11位获奖者的思想概览整个美国社会心理学研究时，我们会发现它与以往印象中的实验社会心理学很不同。获奖者的最精华学术成果都是纯理论表述的思想结晶。他们也做过很多应用研究、对策探讨，但是应用研究是建立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的，应用研究中体现的是基础性理论成果的实践关怀，具有很深的思想底蕴。

再次，“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应当是多元的”（乐国安，2003）。获奖者的研究工作为我们指出了不同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之间对话、交流与融合的必要性。虽然这11位学者在发展自己的理论时，都主要运用实证研究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但他们的实践检验并没有局限于传统的实验室实验，而是综合了很多外部效度更强的研究方法。他们不仅仅把目光局限于小群体内部的人际过程，还将人与社会联系起来，主要关注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这些理论中看到的是不同取向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联合。需要知道，只有“依据所要研究的课题而选取相应的研究方法”，才能够更全面地认识与解释社会实在。

最后，人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既具有民族差异性，也具有全人类共同性（即社会心理学知识的世界性）（乐国安，2004b）。只有诚恳学习并反思他者的成果，自己才能进步。况且为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理智复兴，社会心理学研究者们也必须“理解、追踪和评论欧美学者的主流工作”（方文，2008）。“库利—米德奖”获奖者的这些理论正是我们批判和反思的对象。值此重要的历史变迁时刻，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最迫切任务应该是扎根于转型中国社会现实，寻找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的合理路径，发展出更有创新意义的理论模型。本章作者：赵德雷 哈尔滨工程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第三章 期望状态与地位等级秩序的维持摘要：社会地位的等级系统具有超强稳定性。人们在日常交往中主动建构地位等级，并维持着这种不平等的秩序。期望状态论认为，互动参与者绩效期望的不同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地位分化以及体现此分化的互动行为差异。地位特征、社会回报和行为互换模式是影响期望形成与改变的主要因素。期望状态研究方案对各类不平等现象进行探索，增进了对广义不平等生产和再生产的理解，为谋求减少不平等的策略提供重要思路。关键词：期望 地位特征 社会回报 行为互换模式 地位不平等

人的社会地位是有等级区分的。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成员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可以有很大差距，他们对稀缺社会价值物的占有和获取机会以及满足程度明显相异。更耐人寻味的是，虽然人们一直未曾停止过对“人生而平等”社会理想的追求，但很多不平等仍鲜明地体现在日常互动行为中。大家会严格按照彼此的地位区分做出“符合自己身份”的行为，且一般都不会对此有任何质疑，似乎在维持着某种既定的秩序。即使原本地位完全相同的一群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互动后，也会获得并表现出不同的权力和声望。互动中的地位不平等通常不像财富多寡、声望高低那样显见，它往往蕴含于个人在群体活动中的表现机会、创意被采纳的几率、工作绩效是否获得他人肯定与好评等隐而不彰的方面。例如，女上司的命令和指示更容易遭到员工的消极怠慢，雄辩的市场发展总监所阐述的企划方案更容易获得领导和同事的普遍支持，有体面职业的住户更有可能被推选为小区物业委员。性别、口才、职业可以使原本地位相同的领导、职员和房屋业主面临不一样的待遇。这类不平等现象有哪些共通之处？不平等的地位等级结构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向往平等的人类却承认、并甘愿践行体现地位等级的互动原则，甚至主动创造彼此的地位区分？难道不平等果真根深蒂固、不可避免？

20世纪60至70年代，一个最初从人际互动角度来探究地位结构形成、维持和影响的理论——期望状态论，开始在社会学语境中的美国社会心理学界崭露头角。经过半个世纪的丰富与发展，期望状态论已成为包含一整套相互关联的分支理论以及大量实证研究的庞大体系。这套理论体系内部的各分支派别共享一些基本概念，对同一现象的解释相互印证，共同展现了地位结构的人际维持机制。

如图3—1所示，地位等级系统是依一条循环建构的路径得以维持的。群体成员间的地位分化以及体现这种分化的互动行为差异，是互动者各自的绩效期望有所不同的结果。期望主要受三种因素的影响：地位特征（status characteristic）、社会回报（social reward）和行为互换模式（behavioral interchange pattern）。地位特征从根本上决定着绩效期望。社会回报也可以促成或改变人们的期望，进而作用于地位等级结构。而当群体成员的地位特征和社会奖赏/回报都相似时，行为互换模式对期望的作用就立刻显现。期望直接决定了人的行为。持不同绩效期望的人，在群体中的影响力也不同。他们可以感到并获得不同的表现机会，同时为完成群体任务付出不同的努力。即使取得相同的绩效也会被他人给予不同评价。这些都体现着行动者的权力声望等级，表明其在地位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因而互动行为在进一步印证地位差异的同时，也强化了行动者对既定地位结构的认同。由于环境、制度等原因，地位不同的人在地位特征、获得回报、互动行为等方面也会有所差异。于是，地位特征与地位等级之间通过期望对行为的决定作用建立起牢固不破的相关关系，保证了地位等级秩序的稳定。其他一些能将人划分为不同范畴但尚未获得地位区分影响力的普通特征，只要与现存地位等级作用一致，能与相应的地位特征构成双重相异情境，就可以被吸纳进这个循环圈，成为决定权力声望水平的地位特征。图3—1 期望状态论的思路框架一、地位分化的表象

人总是根据自己在特定群体中所处的地位或者所扮演的角色做出适当的行为选择。人们通过言谈举止表现出来的身份地位差异，已司空见惯。见到原本地位平等的陌生成员，也会在互动中衍生出不平等的行为，人们便感到很惊异。20世纪50年代，贝尔斯（Robert F．Bales）通过一系列观察研究发现，非正式任务群体成员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后，他们在参与群体活动的机会和频率、对群体决策的影响力，以及个人声望等方面就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这些现象相互关联，且一经形成就相当稳定。参与互动的群体成员一般都会做出与其群体地位相符的互动行为。怀特在《街角社会》（怀特，1994）中的描述和哈维（O．J．Harvey）的几项研究也反映了同样的问题。

那么，群体中不平等的地位结构是如何产生、持续，并与其他不平等现象关联在一起的呢？要回答此问题，首先要明确什么样的现象可以算作地位不平等，即必须确定地位不平等的观测指标。

由于地位不同的群体成员会拥有不同的权力和声望，所以权力声望等级可以作为标示地位高低的重要参数。权力声望等级（power and prestige order）一般体现在四个方面：行动机会（action opportunities），即为完成群体任务出力献策的机会；绩效付出（performance outputs），即为完成群体任务所做的努力；回报评价（reward actions），即人们对成员自身及其绩效付出的评价；影响（influence），即遭到反对时，是否会改变自己的意见。行动者总是依据自身与互动对方的相对地位而行事，表现出符合自己权力声望等级的行为。

明确指出权力声望等级在互动中的四种表现形式对于期望状态论的发展非常重要。因为权力声望等级其实代表着地位结构。期望状态论就以体现着行动者权力声望状况的互动行为为指标，来观察和解释地位不平等现象。该类行为几乎成为所有与期望状态论相关的实验研究在考量行动者对地位的感知结果时都会用到的重要变量（尤其是“影响”，由于对该因素的观察测量简便易行，所以大部分实验在观察地位信息如何影响被试对自身地位的判断时，都选择把其他三种表现形式控制起来，而将行动者意见遭遇反对时发生改变的比率当作因变量，甚至当作唯一的因变量），标示着个体是否认为自己具有地位上的优势。

群体内的权力声望等级，以及群体成员间、与此等级差别相对应的迥异互动行为，则为他们“期望”（expectation）或“期望状态” 的差异所直接导致。二、 地位差异的缘由——期望

透过互动行为表现出来的权力声望差异，其实是互动者对自己期望高低不同的结果。期望，是社会行动者对自己相比他人的任务完成能力的潜在的、无意识的预期（anticipation）（Wagner and Berger，2002；Ridgeway et al，1985；Berger and Webster，2006）。因为预期的是“相对行为能力”，所以期望往往表现为比较的形式。比如，那个人比我聪明，或者A比B技术高等等。当这种预期概化为结构性的存在（即对于自己和他人完成任务能力的系统化认识），成为稳定的信念时，就被称为期望状态。期望状态是理论建构的概念，因而无法直接观察。秉持不同期望的人，其行为表现也定然不同。于是，期望具有了制造并维持人们在行动机会、绩效付出、回报行动和群体影响力方面等级差异的能力（这也是为何前文述及这四种表现形式是实验研究的重要因变量）。行动者依据周围可用的地位信息形成期望，期望决定着行动者间的互动行为，互动行为又体现了彼此的地位等级差异。期望状态论力图揭示的是这样一种地位结构化过程。

伯杰和托马斯·康纳（Thomas L．Conner）在1974年发表的文章中系统阐述了权力声望等级的形成过程。他们认为，个体绩效付出（performance outputs或 problem solving attempts）为他人认可的比率决定了他的绩效期望。他人越赞同某个人为完成群体任务所做的努力，或者对其行为评价越高，该行动者的绩效期望越高。当然，除了他人评价，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会影响被认可率，例如一个人的交往技巧，或易受人影响的程度等等。总之，权力声望表现形式（即行动机会、绩效付出、回报评价和影响）上的任何差异都会对个体行动的被认可率产生影响，从而导致期望甚至互动行为的不同。而人们在互动行为中反映出来的权力声望差异又将进一步令其行动获得不同的被认可率。如此循环，互动行为差异既反映期望状态的不同，又维持这种状态，从而使群体内的权力声望等级保持稳定。

期望决定行为与行为绩效，绩效又体现或重建既定的地位等级结构。群体内的权力声望等级既体现了期望的等级差异，同时也维持这种差异。地位结构一旦形成，就会非常稳固。除非有不一致的新信息改变人们的看法，或者任务性质发生根本变化，否则即便以后参与互动的人、具体任务要求甚至情境都发生了变化，之前所形成的评价和期望仍然会影响行动者当下的绩效期望与行为。

期望中包含了认知的成分。借助期望构建的“期望—行为—地位—期望”循环链条，不仅把微观的认知和行为与宏观的地位等级结构串联在一起，而且展现了地位结构得以形成并自我维持的深层机理。当然，为了更深入了解地位组织化的过程，还必须进一步追寻期望的来源与影响。三、 期望生成的过程与特点

期望的形成与改变都离不开人际互动。在群体成员原本地位平等的情况下，期望源于个体行动绩效所获得的他人评价。而在群体成员原本地位就不同的情况下，互动行为虽然也由期望所决定，但期望的形成却遵循另外一种路径和法则。这时，群体外部标示地位高下的特征信息会被带入群体内，成为人们预期绩效的依据。而最终影响行为的，是各种具体期望经过一系列扩充与综合而形成的统合性期望。（一）期望的生成

期望状态形成的过程就是地位组织化的过程。很多学者在期望状态论有关权力声望研究的基础上，增加新内容以解释该理论原来力所未逮的一些地位现象，力求在更广泛的社会过程中解释人的地位信念与具体互动行为间的关系。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理论争鸣与整合，在理论和方法方面都相当成熟的大量理论都被包容进期望状态这个研究方案之中。它们彼此借鉴、相互印证，令期望状态理论体系日益壮大（Wagner and Berger，2002；Berger and Webster，2006）。综观期望状态论各个分支理论，影响期望的因素可分为三类：重要的地位特征、社会回报和行为互换模式，它们各自代表着绩效期望形成的一种路径（Correll and Ridgeway，2003）。

1．地位特征“特征”（characteristic）可以是行动者的任何特质（property）和属性（attributes）。“地位特征”则是任何能将行动者区分成不同地位的特征，往往与荣誉、他人尊重密切相关。

地位特征分两类，一类是具体地位特征（specific status characteristic），代表了人的某种单一能力或行为，比如力量大小、计算速度；另一类是泛化地位特征（diffuse status characteristic），其每种状态都与一整套（即多个）具体的特征相联，并且对应着一个具有同质性评价的概化期望状态（generalized expectation states，GES）。例如，性别就是一个泛化地位特征，男性和女性是其两种不同的状态，与男性这个状态相联的具体特征包括有力量、反应迅速、胸怀宽广等等，人们的概化期望状态往往是男性比女性优越、能力更强。所有的特征、评价和期望都是互动双方相对而言的，地位特征论不考虑特征的数值，因而只能说某一个行动者的地位特征高于/低于/等于另一个行动者。

地位特征是将人划分为不同等级群体的既定标准。同一地位特征的不同状态会获得截然不同的评价，进而导致迥然有别的绩效期望。地位特征论通过五个核心假定勾勒出了群体成员地位特征与其行为间的关系（Berger et al．，1966，1972；Berger et al．，1977）。

当群体成员面临共同任务时，与当前任务密切相关的地位特征以及任何能将行动者区分开来的地位特征就会马上凸显出来（显著性假定salience assumption）。与任务无关的特征之所以也会影响绩效期望的形成，是因为要证明某一特征与当前的任务无关总会使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压力。于是，任一显著性信息（即上述能将众群体成员区分开的地位特征），只要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它与当前任务无关，人们都会默认二者有关（证实压力假定burden of proof assumption）。这也是性别、年龄、种族等泛化地位特征具有广泛解释效应的原因。

显著的地位特征决定了人们对自己和他人在当前任务中绩效水平的预期。地位特征占优势状态的人，其期望状态也会占优势。期望具有稳定性，在一次互动中形成的期望不会因具体互动参加者的变更而改变。换句话说，只要情境不变，初次互动形成的地位信息，便会在以后的互动中继续发挥作用并组织化（序列假定，sequencing assumption）。

当行动者面对多种地位特征时，他会将多种地位特征的信息综合在一起形成绩效期望（聚合加总假设）。这种的期望状态便直接决定了群体内的权力声望等级（基本期望假设）。任一行动者权力声望的高低，都是其在期望上的优势或劣势的必然结果。

地位特征论构建了一套精妙的程序，来预测人们加工各种显著性地位特征信息以形成绩效期望，进而呈现出群体内地位组织化、结构化的过程。这令我们意识到，不仅仅是有偏见的少数人才会认为不同人之间有地位差异，所有社会成员都会在特定情境下形成绩效期望以及面对不同的互动对象做出不同的行为。而且这种期望或信念是人们在无意识当中形成的，所以地位信念的概化绝不是刻意思考、推理的结果，而是一种自然过程。

2．社会回报

回报（reward）在群体成员中的分配状况也可以成为人们形成期望的信息依据，因而具有区分地位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很多这方面的研究都不用回报这个概念，而使用目标物（goal objects）。因为目标物不仅可以表示积极的意涵（获得高地位），还能传递消极信息（占据低地位）。而回报通常指对人直接的赞许、积极的强化，因此地位区分的作用不明显。

回报期望论（reward expectation theory）认为，当人们知道某种目标物是根据某种地位特征而在群体成员间非平均分配的，但又不确定各自处于地位特征的哪种状态，他们就会按照目标物的分配状况来推断彼此地位特征的差异。因为行动者是将目标物分配状况所传递的回报信息与地位特征信息综合起来形成绩效期望的。当回报未被平均分配时，行动者便根据回报的差异来推断与之相应的、绩效期望的分别（Berger et al．，1985）。这一结论无疑揭示了地位分化具有超强稳定性的重要原因——权力、金钱等回报的不平均分配通常不会遭到人们质疑，相反，人们将不平均的回报当作预期绩效差异和地位等级分化的基础。

当然，人们也会对目标物分配方法与结果做出预期。在回报期望的形成过程中，群体成员间的地位差异和行动者普遍认可的、关于报酬应该如何分配的信念——即参照结构/参照信念（referential structures/beliefs）——发挥着重要作用。参照结构是行动者在判断哪种地位特征状态的人获得哪种有价值目标物时所用到的、普遍认可的既定参照框架。它包括范畴结构（categorical structures，与回报水平相联的地位特征）、能力结构（ability structures，与回报水平相联的能力特点）和结果结构（outcome structures，与回报水平相关联的实际绩效和成就）三种类型。三者既可以单独发挥作用，也可以联合成为人们预期回报的参考框架。绩效期望与回报期望往往同时形成，相互依存。绩效期望高的行动者，回报期望也高，反之亦然。地位特征与绩效期望的关系中如果有实际回报水平的强化印证，则变得更加牢固。

对回报的预期与实际分配状况间差距的大小，必然使人产生公平感或者不公平感。但任何公平与不公平都是相对而言的。即使一个农民工的付出/收入比相对另一个农民工的付出/收入比要低，也不能证明他所得的回报是公平的，更无法断定他的社会地位就高。单纯对比两个人的利益得失并不足以反映他们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群体间的公平与正义才更值得关注。

3．行为互换模式

所谓行为互换模式就是一套与互动双方权力声望一致的互动循环圈，即一个人的行为得到互动对象的呼应。比如，行动者A表现出处于高地位的行为特征（说话时语气坚定而自信，凡事争先带头，遭到他人反对时不轻易让步等），行动者B则表现出处于低地位的行为特征（说话时很少敢正视别人，犹犹豫豫，有人提出不一致意见就改变自己的立场），反之亦然。这样的互动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容易对其习以为常，越倾向于认为行为的差异表明了彼此间的地位差距。

伯杰等人（1986）曾专门探讨地位线索（status cues）在期望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他和里奇韦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语言（语音、语调）和非语言（着装、手势）地位线索进行了一系列颇具启发意义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Ridgeway et al．，1985；Ridgeway，1987；Dovidio and Ellyson，1985）。地位线索可分为任务线索（task cues，表明一个人应对当下任务的能力）和范畴线索（categorical cues，表明一个人的群体范畴、地位归属）两类。关于任务线索（主要包括语音强弱、言谈的流利程度，说话时注视他人的比率等）的谈论比较多。任务线索总蕴含在地位形成过程中。如果群体成员间没有先在的地位差异，则任务线索就会被用作形成绩效期望的参考。如果成员间已有地位差异，则地位特征不同的成员就会表现出与其地位、期望相适应的任务线索。

当群体成员的地位特征相同、所获回报也处于同一水平时，行为互换模式便是确定地位期望的最有力信息。鲍克韦尔（1991）曾建立整体转化方程来表示期望状态与行为模式之间的关系，后又用实验验证相关假设（Balkwell，1995）。

从上述观点中我们发现，行为互换模式与地位特征的作用是两相呼应的。当群体成员初始地位相同时，人们会根据彼此在行为互换模式上的差异推断各自具有不同的地位特征状态；而当群体成员一开始就处于不同地位时，人们又会根据自己的地位特征状态表现出与之相符的行为模式。行为—地位论（the Behavior-Status Theory）综合说明了这两种情况下绩效期望的形成机制（Fisek，Berger and Norman，1991）。

由于期望的形成是解释地位不平等的关键环节，所以不断有学者提出除上述三种因素之外的影响力量。比如，评价—期望论（the evaluation-expectations theory）将地位特征论与来源论（Webster，1969）联系在一起，用“他予所有”（imputed possession）解释期望形成。该观点认为，既然人具有反思他人评价的能力，也非常重视重要他人对自己的评价，那么“评价的来源”也会影响期望的形成。“来源”（source）是行动者认为比他自己更有能力、更有资格进行绩效评价的人（Webster，1969）。堪称来源的人，就像重要他人、参照群体一样，其价值信念会对行动者产生重要影响。“他予所有”就是“来源”认为行动者所具有的任务完成能力。行动者根据来源的评价意见形成对自己、对他人的期望，并据此决定自己与对方的互动方式。

还有研究者提出次级期望（second-order expectation）模型来解释他人评价和行动者期望的关系（Moore，1985；Troyer and Younts，1997）。次级期望相对初级期望（行动者对自己和他人的期望）而言，指行动者认为的、情境中的重要他人对自己和其他人相对任务完成能力的评价。韦伯斯特（Webster）和韦特迈尔（Whitmeyer）（1999）建立了次级期望模型，认为次级期望会影响行动者的行为，且无论评价性质如何，其影响的强度都与行动主体对评价者的期望直接相关。（二）期望的扩展

以地位特征论为代表的一系列观点仅解释了单独一次互动情境中，当地位特征和绩效信息从一开始就比较明确的情况下，群体内权力声望等级的形成机理。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需要参与多次互动并且完成一系列的任务。任务情境的变更使形成期望所需的信息也发生变化，此时以往互动形成的期望是否会影响随后的绩效期望与地位等级？实验研究表明，人们对行动者的期望不仅会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到地位特征相似的另一个人身上（比如对男性A的期望转变为对男性B的期望），而且会从一个任务迁移到另一个任务中（比如一个人的历史知识丰富，人们就预期他的文学功底也深；任务的性质通常相差甚远）（Markovsky，Smith and Berger，1984）。伯杰等人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任务相关性假定”，肯定了前后期望的相关关系，并通过一系列的定理，详细论证了其间的作用机制（Berger，Fisek and Norman，1989）。根据任务相关性假定，假如两次任务相继发生，行动者完成前一次任务后，又完成后一次任务，那么人们对这两次任务绩效的期望就会关联在一起，且性质上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说，除非有文化或社会因素确切证明两次任务的绩效水平之间无关，或是呈反向关系，否则人们会默认二者存在一致性相关关系，即根据初次绩效期望推论第二次绩效期望。

地位期望的演进原理（evolution of status expectations）不仅说明了单次任务中形成的期望如何影响以后期望，而且使我们更清楚群体以外的信息何以会对群体内的期望等级产生作用。这对于确定地位干预的时机和手段具有指导意义（Wagner and Berger，2002）。（三）多重期望的综合

不仅任务情境具有多样性，行动者身上的显著性地位特征，他表现出的行为模式，以及所获得的评价和回报，也往往是多元的。因而，行为只受一种期望影响的情况极少见。由多种信息形成的期望很容易具有不同的性质（即一个人某些方面的期望与他人相比占优势，另一些方面的期望却占劣势）。此时，行动者必须要对不一致的期望进行综合处理。这令每一单个期望的作用发生变化，甚至变型。

根据地位特征论的聚合加总假定，面对不一致的地位特征，人们会综合考虑积极地位信息（＋）与消极地位信息（-），而最终的期望状态则是不同性质信息两相抵消的结果。这就使由不一致地位特征形成的期望，在强度和对行为的作用力度上，不及由一致性地位特征形成的期望。研究者用“地位合法性”来解释这种期望差异现象，指出从某种标准而言地位相等的两个人之所以具有不同的期望，受到其他群体成员不同的对待，是因为其地位的合法性不同（Ridgeway，1989）。

地位合法化理论（Status Legitimation Theory）（Ridgeway and Berger，1986，1988）论述了群体权力声望等级合法化的条件。该观点认为，非正式群体的地位结构要获得合法性有赖于外部支持。合法化首先要以参照结构/信念为基础。人们一般都先接受社会公认标准，预期某种地位特征状态的人应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而这种期望要成为稳定的地位结构，还需经历一种社会建构过程。当群体成员依参照信念预期自己和他人的互动，而其他成员的行为又没有违反此期望，他就会认为自己预期的地位等级秩序是具有合法性的。合法性的地位赋予高地位者施行支配行为的权力，同时也令低地位者的顺从行为显得理所应当。这些行为最便于彰显群体内的地位等级差异，同时也是维持地位结构的有效手段。

由地位特征、行为模式、回报等外在特征形成的期望，还可能与由实际绩效形成的期望不符。此时，实际绩效的参考价值往往被低估。双重标准论（Double Standards Theory）解释说，同样的行为由不同的人做出来之所以会获得不同的评价，是因为人们采取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处于不同地位特征状态的行动者的绩效（Foschi，1989，2000）。当期望低的人表现出与期望高的人相同甚至更高的绩效（比如女工的产量高于男工，农民工的写作水平高于大学生）时，人们考评前者绩效水平时要求更高。也就是说，期望状态低的人必须取得远大于期望状态高的人的业绩，才能获得人们的肯定，从而改变自己的期望状态甚至地位。福西（Foschi）指出，评价绩效的标准会随泛化地位特征的状态而改变，是因为由地位特征决定的、不同的绩效期望会激活不同的标准。地位较高和出色绩效，这两种信息是一致的；而地位较低和出色绩效，这两种信息是不一致的。所以，前一种情况下，人们的评判标准相对宽松；而后一种情况下，行动者所做出的成绩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标准自然就抬得比较高。标准的使用情况还受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评价外群成员时，双重标准的作用体现得更为明显（Foschi，Lai and Sigerson，1994）；评价者的情感状态——例如，喜欢或者不喜欢某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是否使用多重标准评判该人的绩效（Foschi，1997）。

期望总是综合了多方信息，其中包括地位特征、回报分布、行为互换模式，也包括“来源”的评价，甚至还未发现的很多其他因素。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外显性。由于人们在共同承担群体任务的过程中，需要一个明确的能力与责任定位来指导互动，而对一个人具体能力和实际绩效的判断无法在任务结束前达成，所以这种预期性判断就只能依赖于显露在外的其他信息。人们依照一定原则、参考多元信息来预期自己的绩效水平，确定自身在群体中的地位。如果从社会认知的角度看，这也是人类认知闭合需求（the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的一个表现。只是人们忽略了期望对行为的形塑作用。它可以能动地提高或降低行为绩效，因而已不仅仅发挥简单的认知功能。

期望综合的过程也是各种不平等相较量的过程。究竟哪种信息形成的期望能够占优势，在经过各种抵消之后仍能保留自己影响的痕迹，其实反映了社会中哪种不平等更占主导地位。我们将群体成员间地位分化称为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区分地位高低所凭借的很多地位特征与具体的任务间并不具有任何实际的关联。在期望状态论的阐述中，我们发现群体外某些能把人区分开来的特征，遇到适宜的条件就可以成为群体内地位分化的内隐原则。这些特征信息是如何与人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呢？四、对地位分化源头的再挖掘

前述论点讨论的都是地位特征如何决定期望状态。地位特征能够区分权力声望等级、导致不同期望状态是其不需证明的前提条件。很少有人质疑地位特征如何获得标示社会地位高低的、持久且普适的能量。原本中性的一些生存状态差异如何与人的社会价值高下联系到一起？里奇韦（1991）将布劳的宏观结构分析理论与期望状态论的观点有机结合起来，阐述结构因素如何影响微观互动，进而使原本价值无涉的一些名义性特征具有了区分人们社会地位的价值。这种观点被称为地位建构论，是对期望状态理论体系的又一种补充和发展。

里奇韦（1991）全部论证的关键在于，普通特征成为泛化地位特征的充分条件——“双重相异情境”（dissimilar situation）。所谓双重相异情境指的是，若干行动者既占有多寡不一的资源，又在某种特征上分处不同的状态，且他们在这两方面的分化是一致的（即处于其中一种特征状态的人总是占有较多的资源，而处于另一种特征状态的人总是占有较少的资源）。由于人们对占有较多资源者总抱有较高的绩效期望，所以从外在表现上看，持有较高期望状态的人通常也具有那种与资源多相伴存在的特征状态。当这种双重相异发生在涉及不同任务、不同互动者的多个情境中时，最初由资源多寡所造成的期望差异就会被归为地位特征状态差异。于是，原本中性的特征便具有了决定绩效期望、导致地位等级差异的力量，并成为泛化地位特征。里奇韦等人还用实验验证了上述的逻辑论证（Ridgeway and Erickson，2000；Ridgeway et al．，1998）。

地位建构论仍在不断拓展。有学者指出，除资源多寡以外，其他特征上的差异也能创造双重相异情境（Webster and Hysom，1998），而社会确证过程（social validation process）是普通特征转化为泛化地位特征的重要推动力（Ridgeway，2000）。五、地位等级秩序的自我维持

群体成员参照行动者外在特征，预期彼此的绩效差距以及权力声望上的对比关系，并据此决定符合自己身份地位的互动行为。具体的互动行为则不仅体现了行动者所处的地位等级，还成为新一轮期望形成的基础。

涵括众多分支观点、被公认为“理论研究方案”（theoretical research program）的期望状态论，告诉我们人际互动如何保证社会等级结构的稳定，其着力揭示的其实是社会秩序的维持机制。在期望状态论看来，秩序维持的关键环节显然是期望。期望处于一个自稳定系统当中。地位组织化机制产生于地位过程本身。地位结构之所以稳定，是因为变革并不取决于任何个别人，而有赖于所有互动参加者共同的情境定义的变化。整个社会关于某类人属于某种社会范畴的信念，影响着人们对具体行动者绩效的预期和评价；个体的评价和实际表现又继而再生产出与先在的社会信念相一致的地位结构。人们在这一连串互动中遵循着共同的原则和假定，只要这些原则和假定不变，地位组织过程就会进行下去，且得出相同的地位分化结果。可见，秩序不是外力强加的约束，而是系统自动运行的结果。

互动是期望形成的必要条件，期望源自人的互动建构。期望状态理论体系中的各种观点都承认一个基本假定——期望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行为差异，进而导致或印证其在地位等级中的位置；都意在解释人们如何在日常互动中遵循既定地位等级并维持这种秩序。当一个人根据互动对方的地位特征、所获得回报和行为模式而预期他的绩效和权力声望等级，并决定自己与他的互动方式时，如果这种判断和行为没有遭到他人反对，他就会认为自己的期望合理。也就是说，他人“无形的”确认是地位等级持续的基础，期望是行为主体逻辑选择的产物。有学者将期望状态论与戈夫曼的戏剧理论对比，论述了二者对地位维持机制解释的不同之处。在期望状态论中，行动者是理性的（rational），所有的预期和行为都基于有逻辑的认知和判断。人的行为塑造或者表达（express）了既定的社会地位秩序。与此相反，在戏剧论中，行动者是非理性的（irrational）。其判断和行为大多带有情感导向，行动者通过自己的行为确证（affirm）和捍卫（defend）既定的地位区分（Branaman，2001）。同样是互动，期望状态论中的行动者更具主动性。期望状态论中，“社会制度必须依靠人的主观定义而发挥作用”的思想也更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期望状态均为特定关系的产物（Berger，Rosenholtz and Zelditch，1980）。期望是对个体间相对行为能力的预期，是互动双方权力声望比较后的“行为指导原则”。在一种情境中占优势地位的个体，不一定在另一种情境中仍保持有利地位。在与不同互动对象的权力声望比较中，行动者经常会处于不同的地位，并因而形成迥异的期望。因此，行动者在具体情况下的行为策略也会有所调整。比如，一家公司某年长女职员与年轻女同事的互动方式，肯定不同于她与年长男领导的互动方式。除却其中的个人、文化因素，年长女职员面对不同互动对象时，由性别、年龄、职位所造成的地位区分，是导致其交往行为变化的重要原因。此关系特性提示我们，期望并非固定不变，其具体意涵必须放在特定关系语境中去理解。

从上述观点中不难发现，期望状态论的核心概念——期望，将行动者对周围环境和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解释以及对具体情境的共同主观定义，与整个社会的地位等级结构串连起来，增进了对广义不平等生产和再生产的理解。期望状态论并不涉及任何单纯一种不平等的特殊运作机制，而是对各类不平等的一般性解释。虽然由于性别、年龄、城乡身份、学历、职业甚至外貌等各种“地位特征”所造成的不平等具有各自独特的原因、表象与影响，但它们都是社会地位等级化的结果，都反映了相同的地位结构化过程，并且这种结构化过程都具有自我维持的特性。六、评价与展望

期望状态论这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吸取了多方理论资源。这其中既有社会交换、理性选择等宏大理论体系不同程度的渗入，也有对很多具体而微的观点的融合。前一种影响，比如符号互动论的基本思想一直贯穿于期望状态论的解释链条中。米德所主张的社会形塑自我同时又凭借精神和自我得以建构和延续，正是地位等级形成过程在期望状态论中所彰显的本质。而回报、行为方式和地位特征对期望的决定作用，本质上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创造与交换符号意义的过程。后一种影响，比如“期望”与“角色扮演”（role enactment）、“自我实现预言”等概念具有密切关联。期望能决定互动行为以及由其体现并维持的权力声望等级，这中间似乎少不了角色扮演的作用。期望决定着行为，与自证预言效应（self-fulfilling prophesy effect）也十分类似。自证预言效应其实就是个体期望作用的结果，只不过它表述的仅仅是期望决定行为这种心理机制；而期望状态论则把此化为不平等形成的中间环节，其主要目的是论证不同期望形成的原理。此外，期望的生成与印象形成观点也颇类似。后者认为，只要发觉某人具有某种特征，人们就会将另外一些与该特征相关的信息加进自己对此人的认知。这与泛化地位特征的作用有不谋而合之处。二者都是由一个特征而激活带动整个认知评价体系（该体系通常在互动中形成，并为群体成员公认），只是期望状态论更强调认知评价所反应以至间接决定的地位等级结构。

虽然期望状态论汲取多方观点，分支众多，关注问题广泛，但其解释对象始终不离地位组织化和地位不平等。在大量关于权力、地位和不平等的研究中，期望状态论的解释至少在三个方面有别于其他观点。首先，其研究角度是微观的。期望状态论探究的是地位等级如何在人际互动中形成，并维持既有的秩序。换句话说，是在个体的认知与行为中搜寻社会法则建立的基础。其次，其研究对象牵涉主观过程。期望本身就是人的一种认知。地位特征、回报与行为模式对期望的影响，以及期望对互动行为、地位等级的决定作用，也都是纯粹的社会心理过程。最后，其研究方法是量化的。致力于发展期望状态论的学者们几乎都钟爱用数学模型和图形表述自己的观点，该领域的绝大多数实证研究也都采用实验方法。尽管很多学者质疑设置人工情境的实验的外部效度或生态效度，但它无疑仍是验证理论假设的最有力工具之一。

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期望状态论审视地位分化过程，解释权力声望形成原理的努力，给社会分层与不平等领域的研究带来很多启示。

第一，地位特征上的差异决定了期望高低。人们往往根据自己与互动对方的地位特征，预期彼此的互动行为，并在实际的交往中践行这种预期。除地位特征之外，社会回报的质与量以及行为互动模式也能影响期望的水平。

第二，期望决定互动行为。优势地位者，对自己的行为绩效期望较高，因而更易坚持自己的意见，积极投身于群体任务，获得更多表现机会，并受到他人更积极的评价。劣势地位者，对自己的行为绩效期望较低，因而观点容易动摇，不会过多参与、也没有多少机会参与群体任务，所获评价偏中性甚至消极。

第三，一个群体的地位结构通过成员间的互动而形成。在有明确共同目标的任务群体中，各成员经过一段时间的互动便自然分处不同的地位，且在互动行为上表现出上述特征。小群体内部的权力声望等级由此确立。

第四，小群体内的权力声望差异，正是社会地位等级分化的缩影。它一方面体现了不平等的微观作用机制，另一方面又通过示范作用和扩散的群际交往使之更加泛化和固化。地位与权利和权力二者相互关联，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成员占有多少不一的资源，并获得追求自己利益的大小不等的能力。

从期望状态论的基本逻辑中不难发现，底层民众从自我认知和互动行为方面的“配合”，是不平等得以实现的关键环节。在某地位特征上占据劣势状态的人，无法预期自己能达到与占据优势状态的人同样甚或比其更高的绩效。他们在群体任务中因而表现欠佳，并承认自己的低绩效水平、服从权威以及所受到的相应待遇是理所应当的。从某种角度而言，期望状态论展示的是低地位者主动和被动相夹杂的自我类别化（self-categorization）过程。那么，期望作为该理论的核心概念，它与自我认知、自我表征、自我认同是什么关系呢？合法性的，或者说为所有社会成员（包括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成员）广为接受的地位等级秩序下，低地位者的自我表征又呈现何种样貌？国内已有研究多从社会表征、污名、歧视等角度，探讨底层群体成员如何被外群他者认知与评价（刘能，2005；管健，2006；潘泽泉，2010；胡全柱，2010），或者从群体符号边界形成角度，讨论社会分类过程（方文，2005）。身处不利地位的人对自己的评价与期望、给自己的角色定位和自我表征，尤其是这些自我界定与估量对其权力地位行为的影响，则会令我们对地位分化的理解更加细致。

期望状态论揭示的权力声望运作机制还告诉我们，要降低悬殊的群际地位差距，必须从打破“地位特征—期望—具体互动行为—地位—地位特征”这个不平等再生产的循环圈入手。根据期望状态论的研究发现，对地位严重分化趋势施加干预的有效方法，便是制造地位不一致（status inconsistency）（Zelditch et al．，1980），即帮助低地位群体成员塑造有利地位特征，改变其消极负面的期望（Rosenholtz，1985；Markovsky et al．，1984）。这是因为，只有当群体成员根据多种地位特征信息而形成的期望性质各不相同，因而居于高低不一的相对地位时，他们才能借助各种地位特征的相互抵消，降低极端地位的合法性，从而削弱某些人因多种优势特征汇集一身而造就的极端强势，适当弥补另一些人因多种劣势特征汇集一身而铸成的极端弱势。一个人若想获得某种地位特征，必须先获得与此特征对应的群体资格，并且生成相关的社会认同。地位特征多样化的过程，也是个体不懈努力，打造自己独特的多元社会认同的过程（方文，2008a）。从这个角度来看，期望状态论和社会认同论中蕴含着些许不谋而合之处。二者都关注群际关系，都论及行动者主观的认知与感受对其社会实践的影响。只不过期望状态论的外显性较突出，它既是社会分类的依据，又是地位分化的结果；而社会认同论则更多勾画群体与个人双向的承认和接纳过程，关注重心也不在群体或个体地位的高低。但很多情况下，期望状态就是表现在外的社会认同，因而期望状态非常适宜被操作化为多元群体资格的测量指标。从一内（社会认同）一外（期望状态）两方面考量人的心理，也更有助于我们分析与把握转型时期特定群体成员的认知偏好、情感体验和行动倾向（方文，2008b）。

期望状态论自创立以来，一直显现着蓬勃活力。在其构建的地位等级生成链条中，尤其是期望形成这一环节，还有大量值得探讨且能够补充的元素。近来，地位建构论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它关于普通特征转换为地位特征原理的阐述，完善了我们对地位组织化过程的认识，更开辟出大量有待研究的主题。我国正处于快速变迁的历史时期，已经有不少（比如计算机、英语水平）且未来将有更多新的特征被人们建构为能区分权力声望高下的“地位特征”，并通过合法化过程进一步得到巩固。有利的地位特征状态会给主体带来什么形式的期望优势，怎样主导着人们追寻权力声望的互动行为，不同地位特征又如何联合起来影响地位分层的整体结构的，都是非常有挑战性的现实课题。从合法性角度来审视各种地位分化现象，更令不平等的社会建构本性以及不平等的内在维持机制愈加一目了然。像地位建构和合法化这样初步成形的想法，必将成为期望状态论未来的重要发展领域。本章作者：赵德雷 哈尔滨工程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第四章 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理论范式提要：以杜瓦斯的解释水平为线索，当代统一的社会心理学，从最为微观和最为心理学化的个体内过程到最为宏观和最为社会学化的群际过程，都有典范的主宰理论模型。本章概要梳理和评论这些主宰理论模型，期望能滋养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自觉”。关键词：文化自觉 社会心理学 解释水平

只有一门社会心理学（杜瓦斯，2011；Doise，1986）。它关注人之认知、情感和行为潜能的展现，如何受他人在场（presence of others）的影响；其使命就是激励每个活生生的个体去超越约拿情结（Jonah Complex）的羁绊，以缔造其动态、特异而完整的丰腴生命。但他人在场，已脱离奥尔波特原初的实际在场（actual presence）、想象在场（imagined presence）和隐含在场（implied presence）微观含义，可从共时—历时和宏观—微观两个维度进行重构，以涵括常青的研究实践和不断拓展的学科符号边界（方文，2008：137）。社会心理学绝不是哪个学科的附属亚学科，它只是以从容开放的胸怀，持续融会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进化生物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智慧，逐渐建构和重构自主独立的学科认同和概念框架，已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门基础学问。

在不断建构和重构的学科历史话语体系中，社会心理学有不同版本的诞生神话（the myth of origin），如1897年特里普里特有关社会促进（social facilitation）的实验研究，1908年两本偶然以社会心理学为题的教科书，或1924年大奥尔波特（F．H．Allport）的权威教材。这些诞生神话，蕴含可被解构的意识形态偏好和书写策略。援引学科制度视角（方文，2001），这门新生的社会/行为科学的学科合法性和学科认同，在1930年代中期于北美得以完成。而北美社会心理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年代声望日盛，成就其独断的符号霸权。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图景和演进画卷，展开在此脉络中。一、1967年：透视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时间线索

黑格尔说过，一切哲学也就是哲学史。哲人道破学科史研究的秘密：滋养学术品位。但在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的谱系中，学科史研究一直地位尴尬，远不及人文学科。研究学科史的学者，或者被污名化：自身没有原创力，只能去总结梳理他人的英雄故事；或者是研究之余的闲暇如成长经历的记录。而在大学的课程设计中，学科史也成为二等课程，大多数被简化为具体课程中的枝节，在导论里一笔带过。

学科史研究，对品位的滋养，从几方面展开。第一，它在无情的时间之流中确立学科演化的英雄谱系和经典谱系。面对纷繁杂乱的研究时尚或所谓的学界名流，它是最简洁而高效的解毒剂。第二，它作为学科集体记忆档案，是学科认同建构的基本资源。当学子领悟到自身正置身于那些非凡而勤奋的天才所献身的理智事业时，自豪和承诺油然而生。而学科脉络中后继的天才，就从中脱颖而出。第三，它也是高效的学习捷径。尽管可向失败和愚昧学习，但效率太低，而向天才及其经典学习，是最佳的学习策略。第四，它还可能为抽象的天才形象注入温暖的感性内容。而这感性，也正是后继者求知的信心和努力的动力。

已有四种通常线索、视角或策略，被用来观照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演化。学科编年史，或者学科通史是最为常用的策略；学派的更替是第二种策略；不同年代研究主题的变换是第三种策略；而不同年代权威教科书的内容变迁，则是第四种策略。

还有一些新颖的策略在被尝试。支撑学科理智大厦的核心概念或范畴在不同时期杰出学者视域中的意义演化，即概念史或范畴史，是一种新颖独特但极富难度的视角；而学科制度视角，则以学科发展的制度建设为核心，也被构造出来（方文，2001）。这些视角或策略为我们洞悉学科的理智进展提供了丰厚洞识。

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则以核心事件和核心人物的活动为主线，贡献了其大历史的观念。黄先生聚焦在“无关紧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1587年，或万历十五年。黄先生发现当时最强大的帝国大明王朝若干年后崩溃的所有线索，在这一年都可以找寻到踪迹。

剥离其悲哀意味，类似地，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命运，也有这样的一个“无关紧要的一年”——1967年。它与两个基本事件和三个英雄人物有关。

首先是两个基本事件。第一是1967年前后“社会心理学危机话语”的兴起，第二是1967年前后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理智复兴。危机话语的兴起及其应对，终结了方法学的实验霸权，方法多元和方法宽容逐渐成为共识。而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理智复兴，则终结了北美主流“非社会的”社会心理学（asocial social psychology），“社会关怀”成为标尺。而这两个事件之间亦相互纠缠，共同形塑了其当代理论形貌和概念框架。

还有三个英雄人物。主流社会心理学的象征，“社会心理学的教皇”（the Pope of Social Psychology）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1919—1989），在1967年开始对社会心理学萌生厌倦，正准备离开斯坦福大学和社会心理学。一年后，费斯廷格终于成行，从斯坦福大学来到纽约的新社会研究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主持有关运动视觉的项目。费斯廷格对社会心理学的离弃，象征着北美独断的符号霸权终结的开始。

在同一年，主流社会心理学界还不熟悉的泰弗尔（Henri Tajfel，1919—1982），这位和费斯廷格同年出生的天才，从牛津大学来到布里斯托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stol，UK）。他从牛津大学的讲师变成布里斯托大学社会心理学的讲席教授（Chair Professor of Social Psychology）。

在巴黎，和泰弗尔同样默默无闻的另一位天才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1925— ）正在孕育少数人影响（minority influence）和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的思想和研究。

从1967年开始，泰弗尔小组和莫斯科维奇小组，作为欧洲社会心理学理智复兴的动力源和创新中心，在“社会关怀”的旗帜下，开始一系列独创性的研究。

社会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家，会铭记这一历史时刻。当代社会心理学的世界图景从那时起开始慢慢重构，北美社会心理学独断的符号霸权开始慢慢解体，而我们置身于其中的学科成就，在新的水准上也开始孕育和完善。二、统一的学科概念框架的建构：解释水平

教科书的结构，是学科概念框架的范例表征。在研究基础上获得广泛共识的概念框架、方法体系和经典研究案例，作为学科内核，构成学科教科书的主体内容。教科书，因此作为学科发展成熟程度的重要指标，是学科知识传承、学科学术社会化和学科认同建构的基本资源和主要媒介。特定学科的学子和潜在研究者，首先是通过教科书而获得有关学科的直观感受和基础知识。而不同年代权威教科书的内容变迁，实质上负载特定学科的理智演化的重要信息。

在杂多的教科书当中，有几条线索可帮助辨析和鉴别其优劣。第一，教科书的作者是否是第一流的研究者。随着学科的成熟，以往盛行的“教材学者”已经淡出，他们获得声望的所编教材，也逐渐丧失价值。第二，教科书的作者是否禀赋理论关怀。没有深厚的理论关怀，即使是第一流的研究者，他也只会专注于他感兴趣的狭隘领域，无法公正而完备的展现和评论学科发展的整体面貌。第三，教科书的作者是否有“文化自觉”的心态。如果负荷文化中心主义的傲慢，这样的作者无法均衡地选择研究资料，只会呈现出对自身文化共同体的“单纯暴露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而因此缺失文化多样性的感悟。

直至今日，翻阅绝大多数中英文社会心理学教科书的目录，只见不同研究主题杂乱无章地并置，而无法明了其逻辑连贯的结构。学生和教师大都无法领悟不同主题之间的逻辑关联，也无法把所学所教内容图式化，使之成为自身特异的知识体系中可随时启动的知识组块和创造性资源。这种混乱，是对社会心理学学科身份的误识，也是对学科概念框架的漠视。

如何统合纷繁杂乱但生机活泼的研究实践、理论模式和多元的方法偏好，使之归于逻辑统一而连贯的学科概念框架？有深刻理论关怀的社会心理学大家，都曾致力于这些难题。荣誉最终归于比利时出生的瑞士学者杜瓦斯。

在杜瓦斯之前，美国社会心理学者，2007年“库利—米德奖”得主豪斯也试图整合社会心理学的整体形貌（House，1977）。豪斯所勾画的社会心理学是三头怪物：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sociological social psychology，SSP）、实验社会心理学（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ESP）和情境社会心理学或社会结构和人格研究（contextual social psychology，CSP；social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曾经被误解为两头怪物的社会心理学，因为豪斯更加让人厌烦和畏惧。

但如果承认行动者的能动性，即使是在既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的能动性，在行动中对社会过程和社会实在进行情景界定和社会建构的社会心理过程的首要性，就凸显出来。换言之，社会心理过程在主观建构的意义上对应于社会过程。

杜瓦斯在《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水平》（杜瓦斯，2011；Doise，1986）这部名著中，以解释水平为核心，成功地重构了社会心理学统一的学科概念框架。杜瓦斯细致而合理地概括了社会心理学解释的四种理想型或四种分析水平，而每种解释水平分别对应不同的社会心理过程，生发相对应的研究主题。

第一，个体内水平（the intra-personal or intra-individual level）。它是最为微观也最为心理学化的解释水平。个体内分析水平，主要关注个体在社会环境中组织其社会认知、社会情感和社会经验的机制，并不直接处理个体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

以个体内解释水平为核心的个体内过程，可涵括基本的研究主题：具身性（embodiment）、自我、社会知觉和归因、社会认知和文化认知、社会情感、社会态度等。

社会心理学者已经构造出一些典范的理论模型，如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态度形成和改变的双过程模型如精致化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ELM．）与启发式加工—系统加工模型（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HSM．），希金斯的知识启动和激活模型（Higgins，1996）。

第二，人际和情景水平（the interpersonal and situational level）。它主要关注在给定的情景中所发生的人际过程，而并不考虑在这特定的情景之外个体所占据的不同的社会位置（social positions）。

以人际水平为核心的人际过程，可涵括基本的研究主题：亲社会行为、攻击行为、亲和和亲密关系、竞争与合作等。其典范理论模型是费斯廷格的社会比较论。

第三，社会位置水平（the social positional level）或群体水平。它关注社会行动者在社会位置中的跨情景差异（inter-situational differences），如社会互动中的参与者不同的群体或类别身份或资格（different group orcategorical membership）。

以群体水平为核心的群体过程，可涵括基本的研究主题：大众心理、群体的形成、多数人的影响和少数人的影响、权威服从、群体绩效、领导—部属关系等。其典范理论模型是莫斯科维奇有关少数人影响的众从或皈依模型（conversion theory），多数人和少数人影响的双过程模型和社会表征论（Moscovici，2000）。

第四，意识形态水平（the ideological level）或群际水平。它是最为宏观也最为社会学化的解释水平。它在实验或其他研究情景中，关注或考虑研究参与者所携带的信念、表征、评价和规范系统。

以群际水平为核心的群际过程，可涵括基本的研究主题：群际认知如刻板印象/观念，群际情感如偏见和群际行为如歧视及其应对。

在过去的30年，群际水平的研究有突破性的进展。主宰性的理论范式由泰弗尔的社会认同论所启动，并深化到文化认同的文化动态建构论（Dynamic Constructivism）（Chiu and Hong，2006；Hong et al．，2000；Wyer，Chiu and Hong，2009）和偏差地图模型（Bias Map）（Cuddy et al．，2007；Fiske et al.2002）中。

布迪厄曾经讥讽某些社会学者的社会巫书术或社会炼金术，他们把自身的理论图式等同于社会实在本身。英雄所见！杜瓦斯尤其强调的是，社会实在在任何时空场景下都是整体呈现的，而不依从于解释水平。社会心理学的四种解释或分析水平只是逻辑工具，绝不是社会实在的四种不同水平；而每种分析水平，都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它们都只是对整体的社会实在的某种面向的研究；对于整体的社会实在的某种整体的把握和解释，有赖于四种不同的分析水平在同一水平或不同水平上的联合（articulation）（Doise，1986）。

这四种不同面向和不同层次的社会心理过程，从最为微观也最为心理学化的个体内过程到最为宏观也最为社会学化的群际过程，是对整体的社会过程的不同面向和不同层次的相应表征。

以基本社会心理过程为核心，就可以勾画社会心理学逻辑连贯的概念框架，它由五部分所组成：（1）社会心理学的历史演化和符号分层。（2）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体系。（3）不断凸现的新路径。它为生机勃勃的学科符号边界的拓展预留空间。（4）基本社会心理过程。（5）社会心理学在行动中：应用实践的拓展。

社会心理学的基础研究，从二战开始，就从两个方面向应用领域拓展。

第一，在社会心理学学科内部，应用社会心理学作为现实问题定向的研究分支，正逐渐地把基础研究的成果用来直面和应对更为宏大的社会问题，如健康、法律、政治、环境和组织行为。

第二，社会心理学有关人性、心理和行为的研究，正对其他学科产生影响。认知社会心理学家卡尼曼（D．Kahneman）因为有关行动者在不确定境况中的判断启发式及其偏差的研究，与另一位学者分享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社会心理学家在近40年中第三次获此殊荣。在此之前，社会心理学家洛伦茨（K．Lorenz）、廷伯根（N．Tinbergen）和弗里契（K．Von Frisch）有关动物社会行为的开创性研究于1973年获得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西蒙（H．Simon，自取中文名为司马贺，以向司马迁致敬）因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和次优决策或满意决策（sub-optimum decision-making or satisficing）的研究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诺贝尔奖项中，并没有社会心理学奖。值得强调的是，这些荣膺大奖的社会心理学家，也许只是十年一遇的杰出学者，还不是百年一遇的天才。天才社会心理学家如费斯廷格、泰弗尔、莫斯科维奇和特里弗斯（R．Trivers）等，他们的理论和贡献，在不断地触摸人类物种智慧、情感和欲望的限度。在这个意义上，也许任何大奖包括诺贝尔奖都无法度量他们持久的贡献。但无论如何，不断获奖的事实，从一个侧面明证了社会心理学家群体的卓越成就，以及社会心理学的卓越研究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意义。

杜瓦斯的阐释，是对社会心理学统一概念框架的典范说明。纷繁杂乱的研究实践和理论模式，从此可以被纳入逻辑统一而连贯的体系之中。社会心理学直面社会现实的理论雄心由此得以释放，它不再是心理学的亚学科，也不是社会学的亚学科，它是融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相关理智资源的自主学科。三、当代社会心理学的主宰范式

也有重要学者来系统梳理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理智进展（如乐国安，2009；Burke，2006；Kruglanski and Higgins，2007）。以杜瓦斯所勾画的社会心理学的概念框架为线索，也可尝试粗略概括支配当代社会心理学的主宰范式，这些主宰范式主要体现在方法创新和理论构造上，而不关涉具体的学科史研究、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一）方法学领域：社会建构论和话语社会心理学的兴起

作为学科内外因素剧烈互动的结果，“社会心理学危机话语”在1960年代末期开始登场，到1980年代初尘埃落定（方文，1997）。社会心理学教科书、杂志和论坛中充塞种种危机论的悲观论调，甚至有的更为激进——“解构社会心理学”（Parker and Shotter，1990）。“危机话语”实质上是社会心理学群体自我批判意识的兴起。这种自我批判意识的核心主题，就是彻底审查社会心理学赖以发展的方法论基础即实验程序。

危机之后，社会心理学已经迈入方法多元和方法宽容的时代。实验的独断主宰地位已经消解，方法体系中已有的所有资源，正日益受到均衡的重视。不同理智传统和方法偏好的社会心理学者之间的刻板观念、偏见甚至是歧视，正逐渐被密切合作和友善对话所取代。同时，新的研究程序和文献评论技术被构造出来，并逐渐产生重要影响。其主宰性的理论视角就是社会建构论（格根，2011；Gergen，2001），主宰性的研究路径就是话语社会心理学（波特和韦斯雷尔，2009；范·戴克，2011；Potter and Wetherell，1987；Von Dijk，1993）和修辞学（rhetoric）（毕利希，2011；Billig，1996），而新的研究技术则是元分析（mata-analysis）（Rosenthal and DiMatteo，2001）。（二）不断凸现的新路径：进化路径、文化路径和社会认知神经科学

社会心理学不断自我超越，以开放的心态融会其他学科的资源，以持续拓展学科符号边界。换言之，社会心理学家群体不断地实践新的研究视角和路径。进化路径、文化路径和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是其中的典范类别。

进化路径和文化路径的导入，关联持续困扰学界的基本理论论争：是否存在统一而普遍的规律和机制以支配人类物种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人类物种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是否依其发生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差异而呈现出特异性和多样性？它又可称为普遍论—特异论（universalism vs．particularism）之论争。

依据回答这个论争的不同立场和态度的差异，作为整体的社会心理学家群体可被纳入三个不同的类别或范畴之中。

第一个类别是以实验定向为代表的主流社会心理学家群体。他们基本的立场和态度是漠视这个问题的存在，或视之为假问题。他们以发现普遍规律为己任，并把这一崇高职责视为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合法性和自身身份认同的安身立命之所。因为他们持续不懈的努力，社会心理学的学徒们在其学科社会化的过程中，不断地遭遇跨时空的典范研究和英雄系谱。

第二个类别是以文化比较研究为定向的社会心理学家群体。不同文化语境中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特异性和多样性，使他们印象深刻。他们坚定地主张特异论，并坚定地质疑普遍论的诉求。因为他们同样持续不懈的努力，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文化嵌入性（the cultural embeddedness）的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且不断激发文化比较研究和本土化研究的热潮。奇妙的是，文化社会心理学的特异性路径，从新世纪开始逐渐解体，面临范式转换，而迈向文化动态建构论（赵志裕和康萤仪，2011；Chiu and Hong，2006；Hong et al．，2000）。

第三个类别是在当代进化生物学的理智土壤中生长而壮大的群体——进化社会心理学家群体。他们蔑视特异论者的“喧嚣”，而把统一理论建构的雄心拓展至包括人类物种的整个动物界，以求揭示支配整个动物界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秩序和机制。以进化历程中的利他难题和性选择难题为核心，以有机体遗传品质的适应性（fitness）为逻辑起点，从1964年哈密尔顿开始，不同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ies）如亲属选择论（Kin Selection/ Inclusive Fitness）、直接互惠论（Direct Reciprocal Altruism）和间接互惠论（Indirect Reciprocal Altruism）在利他难题上，亲本投资论（the Theory of Parental Investment）（Trivers，2002）在性选择难题上被构造出来。而进化定向的社会心理学者把进化生物学者遗传品质的适应性转化为行为和心智的适应性，进化社会心理学作为新路径和新领域得以成就（巴斯，2011；Buss，1994）。

而“具身认知革命”则催生了认知神经科学和社会认知的融合：社会认知神经科学。以神经科学的新技术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和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PET）为利器，社会认知的不同阶段和不同任务以及认知缺陷背后的大脑对应活动，正是最热点问题（Eisenberger et al．，2003；Greene et al．，2001；Ochsner，2007）。（三）个体内过程：社会认知范式

在个体内水平上，从1980年代以来，以“暖认知”（warm cognition）或“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为核心的“社会认知革命”（李其维，2008；赵蜜，2010；Barsalou，1999，2005）有重要进展。其典范的启动程序（priming procedure）为洞悉人类心智的“黑箱”贡献了简洁武器，并且渗透在其他水平和其他主题的研究中，如文化认知、群体认知（Yzerbyt et al．，2004）和偏差地图（Fiske et al．，2002；Cuddy et al．，2007）的研究中。

和特沃斯基合作，卡尼曼因为有关行动者在不确定境况中的判断启发式及其偏差的研究（Kahneman et al．，1982），与另一位学者分享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卡尼曼的研究使社会认知的路径贯注在经济判断和决策领域中，行为经济学开始凸显。（四）群体过程：社会表征范式

人际过程的研究，充塞着杂乱的中层模型，并受个体内过程和群体过程研究的挤压，最有理论综合潜能的可能是以实验博弈论为工具的有关竞争和合作的研究。

当代群体过程研究的革新者是莫斯科维奇。在北美有关群体规范形成、从众以及权威服从的研究传统中，莫斯科维奇洞悉了群体秩序和群体创新的辩证法。莫斯科维奇的团队从1969年开始，在多数人的影响之外，专注少数人影响的机制。他以少数人行为风格的一致性为基础的众从或皈依模型（conversion theory）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不断完善的多数人和少数人影响的双过程模型（De Deru et al．，2001），重构了群体过程研究的形貌。

而社会表征论（Social Representation）则是莫斯科维奇对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另一重大贡献（莫斯科维奇，2011；Moscovici，2000）。他试图超越北美不同版本内隐论（implicit theories）的还原主义逻辑，解释和说明社会知识在社会沟通实践中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社会表征论从1990年代开始，激发了丰富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Doise et al．，1993）。（五）群际过程：社会认同范式

泰弗尔的社会认同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SIT）革新了当代群际过程的研究。泰弗尔首先奠定了群际过程崭新的知识基础和典范程序：建构主义的群体观、对人际—群际行为差异的精妙辨析，以及“最简群体范式”（minimal group paradigm）的实验程序。从1967年开始，经过十多年持续不懈的艰苦努力，泰弗尔和他的团队构造了以社会范畴化、社会比较、认同建构和认同解构/重构为核心的社会认同论。社会认同论，超越了前泰弗尔时代北美盛行的还原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微观——利益解释路径，基于行动者的多元群体资格来研究群体过程和群际关系（豪格和阿布拉姆斯，2011；Brown，2007；Tajfel，1970，1981；Tajfel and Turner，1986）。

在泰弗尔于1982年辞世之后，社会认同论在其学生特纳的领导下，产生了不同版本的修正模型，如主观不确定性降低模型（Subjective Uncertainty Reduction Model）和最优特异性模型（Optimal Distinctiveness Model）。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特纳等人的“自我归类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特纳，2011；Turner et al．，1987）。在自我归类论中，特纳构造了一个精妙构念——元对比原则（meta-contrast principle），它是行为连续体中范畴激活的基本原则（Turner et al．，1987）。所谓元对比原则，是指在群体中，如果群体成员之间在特定品质上的相似性小于差异性时，群体中沿着这个品质或维度就分化为两个群体，群际关系因此从群体过程中凸显。特纳的元对比原则，有两方面的重要贡献：其一，它完善了其恩师的人际—群际行为差别的观念，使之转换为人际—群际行为连续体；其二，它卓有成效地解决了内群行为和群际行为的转化问题。

但社会认同论仍存在基本理论困扰：内群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和外群敌意（outgroup hostility）难题。不同的修正版本都没有解决这个基本问题。倒是当代社会认知的大家费斯克团队从群体认知出发，在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tereotype Content Model，SCM）（Fiske et al．，2002）中巧妙解决了这个难题，并在偏差地图（Bias Map）（Cuddy et al．，2007）中把刻板印象（群际认知）、偏见（群际情感）和歧视（群际行为）融为一体。

典范意味着符号霸权，但同时也是被超越的目标和被击打的靶心。在社会认同范式的笼罩下，以自尊假设和死亡显著性（mortality salience）为核心的恐惧管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TMT）（张阳阳和佐斌，2006；Greenberg et al．，1997）和社会支配论（Social Dominance Theory）（斯达纽斯和普拉图，2011；Sidanius and Pratto，1999）被北美学者构造出来，用以尝试替代解释群际现象。它有两方面的意涵：其一，它意味着人格心理学对北美社会心理学的强大影响力；其二，它意味着北美个体主义和还原主义的精神气质期望在当代宏观社会心理过程中的借尸还魂，而这尸体就是腐败达半世纪的权威人格论及其变式。四、文化自觉的阶梯

中国社会“千年未有之变局”，或社会转型，正在持续形塑整体中国人的历史命运。如何从结构层面深入到人心层面来系统描述、理解和解释中国人的所知、所感及所行？如何把社会转型的现实灌注到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场景中，以缔造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独特品格？如何培育中国社会心理学者对持久的人类困扰和紧迫的社会议题的深切关注和敏感？所有这些难题，是中国社会心理学者不得不直面的挑战，也是中国社会心理学理智复兴的机遇。

中国社会转型，给中国社会心理学者提供了独特的社会实验室。为了描述、理解和解释社会转型中的中国人心理和行为逻辑，应该呼唤直面社会转型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或转型心理学的研究。转型心理学的路径，期望能够把握和捕捉社会巨变的脉络和质地，以超越文化特异性路径和稳态社会路径，以求实现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理智复兴（方文，2008b；Fang，2009）。

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理智复兴，需要在直面中国社会转型的境况下，挖掘本土资源和西方资源，进行脚踏实地的努力。追踪、学习、梳理及借鉴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新进展，就成为无法绕开的基础性理论工作，也是最有挑战性和艰巨性的理论工作之一。本章作者：方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第五章 具身认知语境中的身体话语提要：具身性（embodiment）的兴起，是社会/行为科学的重大事件。身—心问题、身体问题和社会认知问题，从1980年代以来面临范式转型。本章从西美尔（G．Simmel）的风情话语出发，初步融会了身体社会学和话语分析，来探究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语境中的身体话语问题。关键词：西美尔 风情话语 身体话语 具身性

如同伟大的爱情，经典的文本需要经历时间的考验；又如同重回经典文本之于具有不同视域的今人有灵光乍现的理智触动一样，卖弄风情行为之于爱情的意义也远远超越对行为的直白解读甚至是爱情本身。在人类漫漫进化史中，相互追逐的调情游戏从来就是所有或昙花一现或相濡以沫的爱情的序曲，也是诗歌、散文、小说或者戏剧等所有形式的文学作品经久不衰的主题。然则，既然爱情指向的是相互陪伴，并且在现代社会其结果大都以婚姻为结局，那么此前半遮半掩的卖弄风情以及因此而引发的追来逐去的调情行为，以经济学的视角观之岂非极不经济？在心意萌动之初便直接告知对方，而不是“浪费”时间、精力甚至是金钱做一些引起对方注意的“无意义”的事，才是最节省成本的“理性”行为。西美尔在《卖弄风情的心理学》一文中，为我们揭示了这些“非理性”行为背后的动力学因素。而进化心理学则为这些“不经济”行为的“经济性”正名。一、西美尔的风情心理学

对男女两性在交往中的身体话语有所思考的学者寥寥可数。西美尔首先关注了在此过程中女性的身体话语。在《卖弄风情的心理学》中，西美尔透过女性的身体解读了其后所蕴含的女性心理。在西美尔眼中，女性卖弄风情是一种至高的艺术，是一种“无目的的目的性”。卖弄风情不同于卖弄风骚，卖弄风情不是为了讨人喜欢，而是表达了讨人喜欢的意愿。卖弄风情的女人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迎合和拒绝的交替或者同时施展两者这样一种两极张力的方式来吸引意中人的目光。这种暗含着未贴现的承诺的“无与伦比的反题和综合”，因其可望而不可即抬高了女人的“价值”，更激发了男人的喜爱与热望。中国成语中“欲拒还迎、欲语还休、若即若离、欲擒故纵”正是这种两极张力方式的最好诠释。由此可见，女人卖弄风情的方式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

根据西美尔的观察，女人卖弄风情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就是迷离的眼神。这种“目光中包含着避开，然而同时与短暂的迎合联系在一起”，传递着欲拒还迎的信息。其二是摇曳的走姿。扭来扭去的走姿“在持续交替的节奏中意味着面向和转离”。这种若即若离的方式在彰显卖弄的同时还隐含着女人的矜持以及由此引发的距离。除了自己身体的运动和表现之外，女人还会借助花草、猫狗、小孩或者是其他身边的小物件来展示自己的风情。这种仿佛是转离针对的那个他的游戏，一方面向他展示了自己有多迷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这只是我在你面前表演的一个游戏，正是因为你令我感兴趣，我才转向这些别的东西’”。女人卖弄风情的背后潜藏着女人的内心秘密和呼喊，那就是：“追求我吧！”但是，“你可能不会成功哦！”这种同时暗示“是”和“否”的技术，传递的就是女人未贴现的承诺。暧昧的承诺就是女人卖弄风情要传达的最终信息。这种暗合价值规律的技术，也正是卖弄风情与卖弄风骚的区别。卖弄风骚直接向对方传达了“给”的信息。触手可得让赢得变得廉价而不被渴望。女人说“不”的同时，眼神姿势又似乎在诉说着相反的信息，让男人总是对此困惑不已。正是这样的卖弄风情才使处于拥有和没有周期性更替中的爱情成为可能。

西美尔对女性身体的关注是要揭示形式背后的心理意涵。西美尔认为女性的卖弄风情可追溯至男性文化，进而反映出两性的关系，最终甚至能推演到一般性的人类行动。作为一个当时不被承认的边缘社会学家，西美尔的大部分研究在当时被认为是非主流的。他对身体的关注显然既不合时宜，又无人可见其洞识所具有的解放性意义。二、身体的凸显

在《身体与社会》发刊词上，费瑟斯通（Featherstone）和特纳（Turner）系统回顾了身体研究的渊源与现状。他们总结出当代身体研究的三个主要理智渊源：一是法国的女性主义文学。该学派借鉴了语言学理论、拉康精神分析和后现代理论，在讨论男女两性在生理和社会意义以及性别特征的差别中，身体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二是后现代社会理论对身体的探讨，包括身体在消费文化中碎片化为一系列身体部分；以及通过时装、化妆和身体保养，重构甚至创造身体这些议题。三是社会哲学。尼采对日神文化和酒神文化对比的深刻影响随处可见于福柯关于身体规训、自我技术和性的作品之中。而现象学对日常生活的探究和对笛卡尔主义的批判，以及阐释主义对柏拉图理性主义的批判，拔开了当时只手遮天的笛卡尔理性主义论调和身心二元论的迷雾，引发了后结构主义者对情绪、欲望和情感生活的关注。身体从此回到了现实生活，成为了可触摸的具形的真实，而非仅存在于哲学家们的玄思之中。以上三个渊源又都可以回溯至经典社会理论。“后现代关于差异的很多论辩都可追溯至尼采和海德格尔。尼采的身体观则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韦伯社会学理论中的‘理性化’和‘祛魅’的基石。”

起源于1970年代的第二次认知科学结合了盛行于1980年代的具身主义运动，开始对以“离身心智论”为主要特点的第一代认知科学进行激烈反叛，强调了心智的具身性，即“心智有赖于身体之生理的、神经的结构和活动形式”。也就是说，可把心智理解为“深植于人的身体结构及身体与世界（环境）的相互作用之中”。1980年代中期，伴随着大量对认知行为理性主义模型的批判，身体成为了主流社会科学的中心议题之一。拉考夫（George Lakoff）1987年提出的新经验主义（Experientialism）就是具身主义运动在哲学上的集中反映。当代，对于身体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领域：一是身体的符号意涵。人类学对此贡献甚伟。以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帕西·福克（Pasi Falk）和福柯等为代表，这个领域的研究考察身体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在此视角下，身体被动地受雕刻，处处可见社会结构的烙印。二是身体对社会生活的建构作用。梅洛-庞蒂（Merleau-Ponty）试图超越诸如自然／文化、身／心等一切二元对立论，认为身体远非被动的受动方，身体积极参与了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三是对社会性别（gender）和生物性别（sex）差异的分析。虽然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各学派众说纷纭，但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生物性别的差异源于男女两性生殖功能的生理差异，而社会性别的差异则源于由社会文化决定的两性不同的功能和角色。其中，社会功能的差别直接体现了父权制下男女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对时尚、性暴力、女同性恋、情绪的表达方式等的当代研究都证实了上述假设。当代女性主义者认为，社会性别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四是身体与技术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能通过两种方式替换、修复甚至改进人类身体。其一是直接改造身体的基础架构。基因工程将制造出“后人类”；其二是给身体穿上带有高科技特殊装置的第二层皮肤，改变人体直接体外环境以提高人体机能。哈拉威（Haraway）、费瑟斯通等学者对人机融合的“电子人”（cyborgs）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女性主义者则对技术进步给女性所带来的生殖解放，与基于此最终获得政治等全方位的解放的可能性做了探讨。五是对健康与疾病、疾病的医学分类以及医疗机构的社会学研究。医学社会学关注了权力因素，认为医学并非是价值中立的，对身体疾病特别是女性身体的规定是权力话语的结果。福柯的洞见对该领域的研究影响深远。六是运动社会学。法国学者对此研究甚多。布迪厄提出，身体而非心智才是真正实用的。此外，集体身体（collective body）也是众多学者的关注焦点。三、作为话语因子的身体

长久以来，对身体的界定一直在发生着变化。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从柏拉图至康德，身体一直被视为道德凝视对象（the ethical object），是生物体的原始低级存在形式。身体只是各器官的组成物，被见的只是其生物特性，被视为是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corps），体现为各种生物本能。在人类文明初期，身体的脆弱完全暴露于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对疾病和衰老的无能为力使得哲学家们只能放弃肉身，在玄思中成就对自然的消极抵抗。在基督教文化中，只有指向生殖目的的婚内的性才是道德的。性被认为是不洁的行为，应受到限制。因此，身体无法克制的原始性冲动自然成了其备受贬低的主要原因之一。为身体正名，将身体带回现实，使其具形可见，尼采居功至伟。尼采明确提出了“本能冲动造反逻各斯”的口号。形而上学的人至此瓦解。然而，尼采的积极虚无主义也并没有摆脱身心二元对立的桎梏。尼采的人观对精神分析学派影响深远。精神分析学派同样肯定身体的真实性与可触摸性。但是，身体的意义只在于其是性欲的载体。不论身体完整与否，其意义都在于使性欲得到健康的宣泄。男人的阴茎是人类所有心理活动的根源。身体只不过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各种症状表现的载体。真正赋予身体以精神的是现象学。身体从此形神俱备，演变成为兼具肉身和意志的行动体。在消费文化中身体扬眉吐气，成了人们“最热切的消费对象”（most desirable object of consumption）。吉登斯等学者更是认为，“在现代社会，身体是自我的投射”。身体自此摆脱了精神对其的压迫，受到充分的肯定从而获得彻底的解放。

以上对身体的研究既有对身体的生物考察，更多的则是从社会角度思考身体。身体作为一个话语因子，从哲学玄思中的生物体原始低等存在形式（degenerate form of being）到具有非凡内心意涵的实在体（signifying interiority），从与精神、社会分离的被动环境适应体到具有自我的、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建构的行动体，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身体和爱欲而非纯粹理性成了哲学、社会学关注的重心。”贝特洛（Berthelot）将当代社会学中对身体话语的研究纳入两大类：一类是以戈夫曼为代表的美国符号互动论路径。该学派认为身体是沟通的工具。身体不是被动地受制于情境，在即时交流中身体更是积极地参与建构意义，身体所呈现的种族、方向、柔软程度等等都引导着双方互动的发展方向。另一类是以福柯和布迪厄为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路径。结构主义者强调身体的社会结构印刻性，认为与身体有关的所有一切，包括体态、服饰都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一体化惯习的所指，表现了为社会所决定的位置”。在此，虽然身体也并非完全被动，个人可以通过选择自身的身体表现形式呈现与其客观社会地位相符或不符的主观自我，但是社会结构却是无所不在。符号互动论者强调的是身体符号的一级意指，而结构主义者突出的则是身体的二级意指；前者抛弃了自然／文化的二元对立，而后者则向众人展示了无孔不入的权力。但无疑两者都将身体视为一种表达形式，是话语。身体具有实在性和符号性。

当然，贝特洛的这种多少带有建构主义色彩的分类方式不能完全概括当前身体研究的所有理论取向。女性主义者在对女性身体和科学技术进步的考察中发现，身体并不只是具有符号意涵，它同时还是妇女解放的根基。避孕技术的发明使女性身体从生殖中解放出来，女性主义者认为这种身体的解放给妇女的全面解放带来无限的可能。女性身体在解放话语中是重要的实现手段。

席林（Chris Shilling）则针对社会学理论中一直缺失身体视角这一问题，从身体视角的理论潜力着手，细致探讨了身体视角回归的几种可能途径。他重点分析了埃利亚斯、布迪厄、戈夫曼以及福柯对于身体的四种不同研究取向。在埃利亚斯的研究中，身体被视为是文明化进程的载体。身体的进化取决于文化进程和社会关系，权力在其中至关重要。在布迪厄的眼中，身体是一种资本，社会结构内化于其中。不平等的社会机会在投射于身体的同时又将身体资本转化为其他资本。戈夫曼认为身体是互动的要素。在行动交往中，身体信息甚至比言语信息更为重要，是行动者控制他人解释的主要手段。而福柯则将身体视作话语的产物。权力的渗透甚至细微到直接抵至人们最为私密的身体。在总结性地将吉登斯的身体视角与以上各家的路径并置分析比较之后，身体承载的话语意涵以及身体视角因此而获得的批评、反思和解放的理论意义呼之欲出。

近年来，结合话语和身体的研究在社会心理学领域方兴未艾。自从话语分析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主流研究视角之一后，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身体话语展开了研究。在对电视、电影和报纸杂志中出现的非言语行为的研究中，马努索夫（Manusov）和贾沃斯基（A．Jaworski）发现，身体言语折射出个人的内心信念。他们也考察了媒体如何通过这些非语言行为影响观众。鲁勒（Rule）等学者发现面部特征和面部表情有助于精确判断男性的性取向。被观察者的身体加上观察者对线索的敏感程度是进行精准社会范畴化的关键。格里芬（K．M．Griffin）和迈克尔·塞耶特（M．A．Sayette）的实证研究发现，烟瘾程度不同的人在面对吸烟暗示时，会出现不同的面部表情。巴弗拉斯（J．B．Bavelas）和乔维尔（N．Chovil）研究了在面对面互动情景中的手势和面部表情。他们发现，手势和面部表情伴随说话行为同时发生，是构成整个表达行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符号意义，有沟通功能。马尔库拉（Markula）受福柯的“自我技术是自由的实践形式”观点的启发，考察了一种广为商家推崇的融合了普拉提、瑜伽、太极和西方力量训练的所谓的心智健身（mindful fitness）对于那些对身体吹毛求疵、将自己的身体模式化的健身教练们的意义。他发现有强烈愿望将对自我的伦理观照转变为对他人观照的这些专业人士，有可能改变目前女性身体话语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关于理想身体的意象，从而改变女性的众多行为。朱迪恩·霍尔（Judith A．Hall）等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在互动情境中人们对自己身体行为数量的记忆要高于实际所发生的。其中，对微笑等有积极意义的动作的记忆超出实际的程度最高，而对诸如表现紧张情绪的自我触摸等动作的记忆与实际发生基本持平。同时，这种对自我身体行动记忆的准确程度，在个体更关注他人或其他事物时比个体更关注自己时要高。

上述的前三个研究都看到了细微的身体语言承载了丰富的内心意涵。同巴弗拉斯和乔维尔的研究一样，这些研究都肯定了身体在场在沟通行为中的重要作用，是对以往沟通理论中“身体缺位”（the negation of body）的弥补。马尔库拉的研究则忽略具体的身体语言，从宏观话语权的角度考察了社会对女性身体的话语生产机制。霍尔等学者的研究是偏向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在认知的视角下关注的是个体行为，社会在此几乎隐没。

显然，作为话语因子的身体，只有置于社会大背景中才具有意义，而其辅助交流的功能则是人们最贴切的感受。以往对面对面沟通情景中身体话语的研究几乎都假定身体话语至少是在同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因此是可理解的、有助于沟通的。即使是在跨文化研究中，艾克曼（Paul Ekman）等学者也确认了诸如高兴、生气、恐惧、厌恶等一些人类情绪的面部表情具有跨文化普遍性。然而，身体话语在同文化中绝非仅存在细微的个体差异。男女两性，不管是在生物意义上还是在社会意义上，不论是出于自然还是源于建构，其身体话语的意涵在两性交往中有着显著的差异。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在路上》就描述了一个因为对身体语言的误读，而最终导致男女双方都迷失了自我的悲惨故事。在现实生活中，男性因为对女性性意向推断的偏误而引发的约会强奸事件也并不少见。四、风情话语

西美尔所观察的只是女性的风情话语。但是，卖弄风情的又岂止是女人？男人同样会通过种种方式展现自我，吸引女性的注意。相较于女人，男人有其独特的卖弄风情的方式。男人卖弄风情通常没有特定的对象，因此要传递的并非是暧昧的承诺，彰显自我才是最终目的。女性在场使得男人更乐于在各种场合高谈阔论。在场女性的数量越多，男人越是乐于、急于表现自己的渊博学识，要将所有同性都比下去，甚至恨不得全场除了自己全是听众。男人最喜爱的卖弄风情的场合大概要数在对抗性的竞技运动中了。男人裸露身体，尽量展示为了比赛而日夜苦练的优美姿势，以及在获胜时摆出各种夸张的姿势，无非是为了博得女性的尖叫和倾慕。在情爱关系中，男人更经常通过直接吹嘘自己的出众或者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的方式，有意无意地欺骗意中人。与其说这一切都是男人的好胜心在作祟，不如说这是男人突显自我的内心呐喊，那就是：“看！我很帅很强吧！”以及“我想泡你”。这其中的“你”并非指任何一个特定的对象，而是泛指所有有潜在交往可能的“她”。

吉登斯也讨论了男女两性在身体语言上存在的差异。他认为，“男人和女人对言语和非言语交流有不同的感知和表达”。他观察了两性的“凝视”行为。“凝视”异性，对男人而言，是“自然的”或是“清白的”行为；对女人而言，却是“挑逗或是色情的行为”。吉登斯对此的解释是，“男人无论是在公共生活还是在私人生活中整体上都比女人占优势”。莎伦·布雷姆（Sharon S．Brehm）、罗兰·米勒（Rowlanol S．Miller）、丹尼尔·珀尔曼（Daniel Perlman）和苏珊·坎贝尔（Susan M．Canpell）在《亲密关系》中曾经对非语言交流中的性别差异做过系统的回顾：女性比男性能更熟练地进行非语言交流；两性间在准语言、人际距离、身体接触等方面存在差异；女性即使在不太快乐的时候也比男性更多地微笑；当与男性交往的时候，女性比男性倾向于显示更低的视觉主导比率（VDR）；女性采用的姿势比男性的较不开放、更为对称。 莎伦·布雷姆等总结：女性与男性交往的举止同地位较低的人与上司交往的举止是一样的。由此可见，身体和文本、言说一样具有强大的行动能力。南茜·亨利认为：“人们经常认为女性不如男性强势的原因是女性常常通过非语言行为表现得较无力或较无决断性。”显然，无论是吉登斯还是莎伦·布雷姆等人都是从建构主义角度来看待这种差异的。的确，虽然性别气质的刻板印象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表现，但相似性远多于差异性。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气质被建构成为亲切、温柔、能够体谅他人；男性气质则强调富有冒险精神、勇敢、独立以及富有攻击性。“女性在服从于贬低和否定她们的社会化过程中，学会了克制、顺从和沉默的消极道德”，因此女人收敛而寡言。但男性气质也不总是意味着特权。男性气质所对应的永恒的紧张和压力，迫使男性要在一切场合展示其男子气概，因此男人主动而好斗。男女两性在卖弄风情的方式上的差异正是社会所建构的两性性别气质差别的表现。无论是迷离的眼神、摇曳的走姿还是抚弄身边的小物件或者孩子，女人所展现的就是自己的温柔和亲切；而不管是高谈阔论、展示身体或者是直接或间接的欺骗，男人所显示的则是自己的勇敢、独立和攻击性。但是，以男人的方式卖弄，女人没有任何风情可言；而男人用迷离的眼神和潇洒的走姿却同样能赢得女人的倾心。女人不能采取男人卖弄风情的方式是因为那有违社会对女人“内敛”的规定；男人不采用女人卖弄风情的方式则是因为那些不足以展现他们的男性气概。在卖弄风情中，不管是在方式还是对象上，男人比女人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在男权社会中，男人才有话语权。

社会建构当然可以解释两性风情话语的差异，但是没有跨文化研究证实在性别气质刻板印象不同的文化中，两性的风情话语存在相应的差别。亲本投资论则给这种巨大的差异提供了另一个更为简洁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视角。亲本投资论认为，男女两性的共同目标是追求适应性，让与自己有关的遗传品质更多地在后代身上得以表达。然而，由于两性最低限度的必备投资存在着差异，所以导致了两性在择偶策略上有差异。人类物种的生殖事实，包括生殖细胞数量、怀孕过程和分娩，都证明了人类物种女性投资比男性更多。因此，女性在择偶过程中，会更挑剔；而男性则面临更为激烈的性别内部竞争。正是由于这种差别，导致女性在择偶过程中更关注的是他人而非自己，而男性却是要击败他人突出自己。这也解释了为何女性在卖弄风情时表达的是向他人的承诺，而男性卖弄风情的方式则是在对抗中彰显自我。所谓男人的好胜心只不过是男人绝望的堂皇外衣。女性择偶的目标指向是男性提供间接资源的能力与意向。男人的种种卖弄方式，无论是展示身体或者智识，其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的能力。同时，男人卖弄风情这一行为本身就表达了男人的意愿。男性在择偶过程中竞争指向的是女性的生殖能力和贞洁。女人对自己迷人身姿的展示就是在展现自己的生殖能力。女人卖弄风情的对象总是特定的某人，女人卖弄风情所传递的似有若无，则是在表明自己的贞洁。而男人卖弄风情指向泛化的“她”者这一点，也验证了男性比女性更具淫乱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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