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德斯蒙德·扬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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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之狐隆美尔试读：
序幕
6月里的一个清晨，沐浴着第一道刺目的阳光，我们蹒跚而行，刚刚越过了贝勒哈曼德以西的一片雷区。那片雷区，位于驻贝勒哈曼德的第10印度步兵旅指挥部及其周围；前一天傍晚，我方刚在此地被德军的坦克打败了。与所有在旷野里熬过了一晚的俘虏一样，我们这帮人全身上下都肮脏不堪。我们当中，既有英国人，又有印度人；有些穿着制式衬衫和短裤，浑身颤抖，有些则用外套、毛毯蒙着脸，或者戴着巴拉克拉瓦式头套，只露出眼睛。我方所有官兵都胡子拉碴，脸上脏兮兮的，又累又饿，心乱如麻。我们开始认识到，“钻进口袋里”这句中东地区流传甚广的俏皮话，完全没有那么好笑了。看管我们的德军，时不时地带着一种静静的轻蔑之色瞥我们一眼；以前在扫视一队队望不到头的被俘意军时，我们自己经常也是带着这样一种轻蔑之意呢。怀着一种害怕地雷的正常心理，我沿着比较容易走的雷区边缘，一路踉跄着往前走，直到一位年轻的德国士兵向我厉声喊叫，让我回到队伍里边去，我才低下头来，看清了自己所踩的地方——当时，我可并不是很在乎自己站在哪里呢。
我们经过的那片雷区对面，德军有一支炮兵部队正在作战。我方的火炮和一些隐蔽的、只露出炮塔的坦克，显然正在瞄准他们。从规格为25磅的坦克炮射出来的炮弹和曳光弹，开始在队伍的四周倾泻而下。我旁边的一位年轻军官，被炸掉了一只脚，队伍前面传来了阵阵惊呼。出于一种不约而同的冲动，每个人都突然开始急急忙忙地往回跑。我跟在其他人的后面，跑了几码远；接下来，由于往炮弹爆炸的地方跑与躲避炮弹的结果没什么两样，我便放慢了脚步，开始缓缓地往前走。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与那名殿后的德国士兵并排而行了；那是一名金发碧眼的士兵，正是“非洲军团”的典型。他向我示意，要我跑动起来。我脱下帽子，让他看了看我那一头灰白的头发。他就像一头年轻而没有经验的牧羊犬一样，不知道究竟是要把一只离群的羊儿赶回去呢，还是要让其余的羊儿继续聚集成群，犹豫了好一阵子。接下来，他还是弓起身子追赶队伍去了，并且示意我跟上去。
由于德军的那个炮兵连似乎正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因此我漫不经心地走到了队伍的一侧。走了大约50码之后，我便看到了自己正在寻找的地方：一条狭长的战壕。我悄悄地溜到战壕里，用泥土把身体盖起来。在沙漠里被俘之后，找不到逃脱机会的情况是很少见的。运气好的话，我可以一直躲在这条战壕里，直到天黑，然后找到一条近路，穿过这片雷区。现在，我可能要走到阿代姆才能归队了；不过没关系，很多人曾经走过比这还远的距离呢。
可20分钟之后，我就被抓住了。有一名德国军官，站在军车上路过的时候发现了我，便停了下来。他把我从战壕里揪了出来，载着我向此时仍在遭受火炮零星射击的队伍前头而去。不待我重新加入队伍、加入到其他战俘里去，一名德军上尉就用英语向我大声喊道：“你是这里的高级军官吗？”可能吧。毫无疑问的是，我是战俘里年纪最大的一位。“你跟两位德国军官，乘坐一辆插着休战旗的指挥车到那边去，告诉你们的炮兵，不要再开火了。他们再开火的话，只会危及到你们自己人。”的确如此。然而，战俘的本能，就是不遵照敌人的命令行事。我回答说，我认为自己做不到。“那么，你就选派另一名军官去。”我回答说，我觉得自己也不能下达这样的命令（在接下来的那16个月里，我时不时地想知道，如果抵达了我方的炮兵阵地，如果不是那么愚蠢地拒绝了这一要求的话，德军又怎能把我抓回去）。
就在此时，一辆“大众”牌军车开了过来。一位身材不高、健壮结实却又修长精瘦的人，跳下了汽车；此人全身穿戴得很是齐整，上身是夹克衫，下身是马裤，与其他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注意到，他的双眼呈亮蓝色，下颌结实坚定，带着命令的神气。我们无须懂什么德语，就知道他正在询问：“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一起说了一会儿话。接下来，那名说英语的军官便向我转过头来。“将军有令，”他悻悻地说道，“如果你决定不接受我刚才下达的那道命令，那么我就不能强迫你接受。”我看了那位将军一眼，竟然觉得他的脸上还带着一丝微笑。不管怎样，他的干预似乎都值得我去敬上一个军礼。我向他敬了一个礼，然后回到队伍当中，被德军赶往战俘营。
当时，我几乎不可能认出那是隆美尔。可是，我也全然没有想到，仅仅过了几年之后，他的遗孀就会把他去世时拓下的面具给我看，把他被杀的真相告诉我。第一章班加西（归来）
1941年2月中旬，英军在埃及的声望可谓是如日中天。开罗和亚历山大两地的酒吧老板有如晴雨表，反映出了我方运气的好坏，并且屡试不爽；此时，他们都变得无比热情，偶尔还忍不住要为顾客“免费”提供一轮酒水呢。“萨弗里奇”们收敛了那种骆驼般的轻蔑神色，连埃及的出租车司机也变得勉勉强强地有礼貌了。在级别较高的圈子里，胖乎乎的巴夏还会邀请英军的高级军官到“穆罕默德·阿里俱乐部”里去玩玩。杰济拉附近的富人家庭，会在自家花园里举办花园派对。开罗的上流社会里，开始不再说意大利语。人们普遍认为，埃及国王与英王陛下派驻的大使之间的关系，此时差不多已经达到了亲切的程度。总而言之，东方地区（在这里，并没有“近东”“中东”和“远东”之分）正在本能地向胜利致敬。只有卡斯尼尔的商店店主们矛盾得很，一方面出于爱国情怀，希望把我们赶走，另一方面又出于那种更加根深蒂固的本能，不愿让我们的银钱就此流失；只有他们，才令人沮丧地反映出的黎波里流通的“皮阿斯特”，面值可能很快就会变成负数了。
在我们这一方，每当第11轻骑兵团里哪位年轻勇敢的士兵穿着宽松的樱桃红便裤，信步走过“谢菲尔德酒店”里的酒吧间或者“大陆酒店”的屋顶花园时，那些年轻貌美的女性（她们或是在盟军总司令部里当电话接线员，或是在医院里当见习护士）都会带着毫不掩饰的钦慕之情，直勾勾地盯着。这是因为，第11轻骑兵团是威名赫赫的第7装甲师里最出名的“沙漠之鼠”，正是他们率先向敌人发起了第一次重击，在意军参战的第二天晚上就越过“边境线”，俘虏了一批意军，得胜归来。自那以后，在过去的8个月里，他们一直待在那片孤立无援的地区，开着装甲车在敌人的防线后面到处游荡，注视着敌人的一举一动，沿着海岸公路狙杀敌人，最终使得敌人胆战心惊，天一黑都不敢出动了。只有后来的“远程沙漠部队”，才拥有能够与之媲美的勇武威名。连陪同那些年轻女性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整个骑兵部队可能有点儿自以为是，可一个优秀的英国骑兵团还是“有点本事的”。
在各个旅馆的衣帽间里，步枪旅官兵们的毡帽，以及他们那种银制的“马耳他十字架”，与第60旅官兵的红色饰球和军号挂在一起。这两个旅都隶属于“支援集团军群”，差不多同样威名赫赫；到了酒吧里，两支部队的军官都勉勉强强地承认，彼此身上有一种共同的博爱精神，而不愿承认其他任何一支部队也具有这样一种精神——当然，骑兵部队和皇家乘骑炮兵部队除外。
至于澳军呢，他们都在大街小巷里闲逛，对高级军官视若无睹，或者按照他们自己的习惯，10个人挤在一辆破旧的“维多利亚”牌摩托车上兜风；他们带着讥讽之意，打量着这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曾被他们的父辈“蹂躏过”的城市。时不时地，他们会突然唱起《丛林流浪》或者《绿野仙踪》这两首曲子来。咖啡店店主、翻译人员、兜售扫帚和色情明信片的小贩，对他们都带有一种天生掺杂着畏惧而非喜欢的敬意。
在军装和敬礼两个方面给开罗树立了榜样之后，第4印度师此时已经动身前往厄立特里亚和阿比西尼亚，去迎接新的胜利了；该师留下来的“特遣队员”，则难以察觉地混在人群当中。
如果说埃及人对“尼罗河军团”的看法不错的话，那么“尼罗河军团”对自己的评价也很好，并且是有充足理由的。在过去两个月里，这个军团已经推进了500英里。该军团已经打败并消灭了一支由4个兵团组成，其中包括9个师以及第10个师一部分的意大利陆军。该军团俘虏了13万名敌军，缴获了400辆坦克和1290门火炮，还有大量的其他物资（所谓的“其他物资”当中，既有干净的床单、舒适的床铺、丝绸衬衫、用佛罗伦萨皮革制成的精制盥洗用具、香水和香喷喷的“头油”、发蓝的骑兵斗篷、各种各样的酒品、大批大批的圣培露水，竟然还有一汽车的年轻女性，她们都是“供……用的军官”。意大利人来参战，完全可以说是来享受的）。贝尔贡佐利将军（绰号“电动胡须”）2月7日无条件投降之后，随后在印度投诚的意军将领人数总和，便成了该国自“1911年接见典礼”之后最多的一次。在前一年的夏季看来，似乎只能在兵力占优势的空军掩护下，乘坐军车前往开罗的格拉齐亚尼部（该部的确很有可能是这样做的），已经被盟军打垮。格拉齐亚尼本人曾经抱怨说，是墨索里尼强迫他去作战的，“好比是让一只跳蚤去对付一头大象”（可意大利领袖却如此说道：“这可真是一只奇怪的跳蚤，竟然拥有1000多门火炮”）；此时，他已经将自己的遗嘱寄给了夫人，向后撤退，先是躲到了昔兰尼一座深达70英尺的古罗马式墓室里，后来又撤回了意大利。
获得这些胜利的代价，就是我方有500人牺牲、1373人受伤和55人失踪；作战的兵力只有3个师，而其中每次参与战斗的又只有2个师，即第7装甲师和第4印度师。西迪拜拉尼一役之后，第6澳大利亚师就换下了第4印度师。
韦维尔将军发动进攻并取得胜利的消息，很快就被俄国前线那一场场声势更加浩大的战役淹没了，人们纷纷开始贬低我方打赢意军的重要性。不过，从决定攻击兵力占压倒性优势的敌人，制订计划让我军在距敌人30英里远的地方、在空旷的沙漠中埋伏了一整天，到了夜间再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敌人那道要塞林立的防线，然后再回过头来，黎明时分从敌人后方发起攻击等方面来看，这无疑是第一次表现出了我方的军事天赋。
由于指挥蹩脚，加上无心打仗，因此意军在震惊之下，发现他们的野战炮竟然无法穿透我方“I型”坦克的钢板，并且受到训练标准与斗志同样高昂的我方部队进攻之后，就土崩瓦解、溃不成军了。意军一些较为精锐的师，此前和此后的表现也是这样的。不过，要是认为这些战役只是一种经过吹嘘的演习，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尼贝瓦要塞，意军的许多炮兵都尽职尽责，坚持到了最后，直到我方坦克从他们身上碾过去才停止战斗。原本已经负伤的马莱蒂将军，也在自己的帐篷里用机枪向外扫射时战死了。而在贝达富姆，意军第2步兵旅也孤军奋战，击退了9辆坦克的进攻，毅然决然地坚持到底。
假如允许他去试一试的话，那么韦维尔将军能不能够前往的黎波里，并将原本计划为期5天的那次突袭变成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就是另一回事了。我方那些磨损不堪的坦克和负荷过重的交通运输工具，还能不能再挺进500英里呢？此时意军驻扎在的黎波里、完好无损的各个师，在没有受到惊吓的情况下，会不会像差不多两年后蒙哥马利将军预计德军会做的那样，加强霍姆斯至泰尔胡奈之间的那道防线呢？在密集的轰炸之下，班加西有没有可能被敌人当成补给港呢？而最重要的是，德军会不会做出反应，将他们驻扎在意大利南部的那几个预备空降师空运过来呢？总而言之就是，即便抵达了的黎波里，指挥“西部沙漠部队”的奥康纳将军也会发现，自己完全会“孤立无援”。那个时候，我方还没有办法将一场已经成功得超过了期望的作战行动充分利用起来。
尽管如此，埃及安全了，“轴心国”在北非地区的势力被打破，而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威望也恢复了。自“不列颠空战”以来，英国国内的民众终于第一次有了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
两个月后，开罗出现了恐慌情绪，而英军的声望也迅速下跌，速度与其威望上升时一样快。战事失利的具体情况，慢慢地传开了。英军从班加西撤退了——虽说令人遗憾，但无疑还是“照计划行事”；刚刚从英国派遣过来参战的第2装甲师被打得溃不成军，师长甘比尔·帕里少将在梅基利成了敌人的俘虏，师指挥部也被敌人一锅端了；第3印度摩托化旅在首次作战行动中就被打垮了；第9澳大利亚师被敌人围困在图卜鲁格；因为不久前的胜利而被擢升并获封爵位的中将理查德·奥康纳爵士，连同获得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菲利浦·尼姆中将，以及第11轻骑师的约翰·库姆中校，都成了敌人的“瓮中之鳖”；拜尔迪耶、塞卢姆和卡普措落入了敌人手中；敌人重新回到了“边境线”以东的陡崖上；埃及受到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了。即便是“开罗的发言人”，也没法让全世界确信，这只是“一种成功的宣传”；连英国广播公司（BBC）那位语调悦耳的评论员理查德·丁布尔比，也粉饰不了这种形势。
起码来说，在埃及人面前，这种情况是没法粉饰的。由于埃及人很愤世嫉俗和崇尚现实，在涉及他们利益的那些方面尤其如此，所以他们很快便看到了危险。至于意大利人，他们从来都不怎么重视。可这些德国人呢，却是多么勇猛无畏的战士啊！他们都是真正的职业军人，就像我们自己的埃及陆军一样。他们希望，德军会尊重开罗人的财产，不至于拿货币开玩笑。或许，一个人不妨继续学习意大利语，甚至是学会说一点儿德语……与此同时，最好继续对英国人彬彬有礼，以防万一……但不要过分有礼。当时和后来，他们都没有彻底地抛弃“米考伯先生”。然而，至于他们对这个“米考伯先生”的喜欢程度，却各种各样、差异显著。
尽管我方在前线地区的部队不必要地笼罩在一层厚厚的战争阴影之下，尽管出现了几桩“令人遗憾的事件”，但韦维尔将军的失败，其实却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在班加西陷落之后不久，英军总参谋部就发电报给他，命令他做好准备，尽可能把最多的陆军和空军兵力从中东地区派到希腊去；此时，韦维尔将军失败的种子便已埋下来了，因为待这些部队按时调走之后，他便失去了“装备充分、适于作战的几乎所有兵力”。
最后，这种主张一定对士兵们产生了影响，因为只有他们看清了全局。情况有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英国政府无法拒绝向希腊派遣援军，哪怕希腊方面对此其实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原因则是：援军兵力肯定是不够的，而分散兵力，则必然会让我方在两条战线上都遭遇失败。那些喜欢当“事后诸葛亮”的人可能会说，英国派遣部队的做法，让希特勒确信英国和苏联政府之间达成了某种秘密协定，使之延误了具有关键性的几周才去入侵俄国。我们获得的证据，似乎很难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失去5.7万名训练有素的官兵，则直接导致我方在中东地区遭遇了一次惨败。
当然，韦维尔将军或其情报参谋也犯下了一个错误，因此他必须首先对此承担责任。
根据手头已有的情报，他估计德军最早也不可能在5月份之前进攻昔兰尼加地区；哪怕德军此时正在向的黎波里挺进的消息属实，他也是如此认为的，因为当时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德军正在向的黎波里挺进（事实上，当时获得的情报似乎还与此相左呢）。到了2月底，有报告称德军已经抵达利比亚之后，他仍然认为德军在4月中旬之前不太可能发动进攻，并且希望德军在5月份之前不会实施突袭，可实际上，德军却在3月31日就发动了进攻。
不过，就算是这种失误，也远不能说全属他的过错。在1939年和1940年，英国仍在大力实行绥靖政策，并且，由于英国政府“不希望做出任何可能有损于现存之英意关系的事情”（可从墨索里尼那一方来看，这种关系却是建立在对这头显然没有利齿的狮子差不多既感到厌恶又非常蔑视的基础之上），因此他一直没有获准在意大利的领土上建立起一个情报机构。在意大利参战之前，他在北非地区根本就没有什么谍报人员，必须等到很久以后，才有可能“培植”出这样的谍报人员。因此，德军第5轻型摩托化师才会在他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抵达了的黎波里。
与以前许多处在战争早期阶段的英国将领一样，韦维尔将军也被迫承担起了“我的情报来源完全不足的责任”。他毫无怨言地承担起了这些责任，并且很快在伊拉克发动了一场反攻，还在叙利亚对维希政府领导下的法军发动了一场小规模的战争，从而在这些责任之外又为自己增添了一重罪状。成功地打败法军之后，他就被解除了指挥权。不管怎么说，这给我方在中东地区各支部队留下的印象就是，由于没能在希腊实现那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被明升暗降了；无论有没有充分的根据，说他需要休息或者说他被调到了一个责任更加重大的岗位上，这样的解释都没有改变他们的感受。不过，尽管为国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也并不是他最后一次发现，自己被英国政府几乎毫无礼貌地敷衍了事呢。
昔兰尼加一役的惨败，情况就是如此。但是，如果在1941年初夏的开罗街头拦住一名路人，并且问一问他，英国的运气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惊人的逆转，那么，他很可能会用一个词来回答你：“隆美尔。”第二章“我们的朋友隆美尔”送达：所有指挥官和参谋长发自：英军第8集团军群兼驻中东部队司令部
目前出现了一种真正的危险，那就是在我方官兵看来，我们的朋友隆美尔正在变得有点儿像是魔术师或者妖怪，而我方官兵对他也谈论得太多。他绝对不是一个超人，但他无疑精力非常充沛，也十分能干。就算他是一位超人，我方将士相信他拥有种种超自然本领的想法，也是极不可取的。
我希望你们用尽一切办法，消除将士们心中认为隆美尔不只是一位普通德国将领的想法。如今之要务，就是确保在提到利比亚的敌军时，不要老是提到隆美尔这个人。我们须以“德军”或“轴心国”或“敌人”称之，而不要总是说隆美尔。
请确保这一命令得到立即执行，并且让所有指挥官牢记，从心理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签名）C．J.奥金莱克将军驻中东部队总司令
在任何一场战争中，那些真正因为自己品格高尚而给手下官兵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将领，从数量上来看，要比那些可能自以为如此的将领少得多，而做到了这一点的敌方将领尤其罕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据说当时的英军士兵中，少有几个人知道师长的名字；这种说法，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那些“高级军官”当中，又有多少人是“其他级别”的官兵所在意的呢？好吧，他们当然听说过海格伯爵。此人在1918年下达的那道“背水一战”的命令，被一个“人性”的光环笼罩着。不过，也是直到此战中那些幸存下来的官兵复了员，并且开始得知他将自己的余生致力于为他们谋取福利之后，这个遥不可及、孤僻离群和稍微有点儿不近人情的人，才给他们留下那么一点儿好印象。事实上，从威灵顿公爵以来，直到蒙哥马利勋爵，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内，属于底层士兵眼中的英雄人物的高级将领非但寥寥可数，其中还会包括一些非常古怪的人物呢。
至于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蒙提”本人、“比尔”斯利姆和“迪基”蒙巴顿等人，全都拥有一种非比寻常的亲和力。亚历山大也是如此，我们猜得到，他自己可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这一点。从某种奇怪的角度来看，韦维尔将军也是如此，尽管他本人极其沉默寡言。在美国陆军中，则有奥马尔·布拉德利、“血胆老将”巴顿以及其他几位将领，包括麦克阿瑟和“艾克”本人。不过，要说真正的“军人将领”，却仍然罕见得很；而为敌方普通士兵所熟知的那种将领，那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在这样的将领当中，隆美尔就是一个奇迹、一个极品。本章开头引用的那道命令在开罗颁布之后，曾经引发人们的热烈议论，还招来了一些嘲讽之语。尽管如此，那道命令还是很有必要的，并且事实上颁布得太迟了。隆美尔非但已经让自己完全与“非洲军团”等同起来，给对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威望在英美两军级别与之相当的作战将领中正“与日俱增”，甚至在开罗那些亲英国的报纸上也节节高涨，以至于他变成了中东地区名气最大的人物，而距最受欢迎这一程度也不远了，丘吉尔先生称之为“战争大师”。我方官兵提到他的时候，都是带着一半的喜爱之情，叫他“那个混……隆美尔”；而我不久前还得知，就算是在“非洲军团”内部，官兵们提到他的时候，也是这样称呼他呢。倘若像我方官兵常做的那样再加上一句，说“您不得不把这个交到那个混……手中”，那么无须是心理学家，我们就能看出，英军官兵心中的那种公平精神，可能很容易导致他们产生出一种轻微的自卑情结来。事实上，这种情况的确存在。刚刚派到北非沙漠的官兵，甚至是一小部分经验丰富的“沙漠之鼠”，常常都会这样解释说：“我们突然遭遇了德军。”好像这句话本身就足以成为他们战败的理由似的。少数人可能还记得，我们在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些“可怜的老德国佬”时，用的常常是一种完全没有根据、带有同情和轻蔑之意的口吻；在他们看来，隆美尔和“非洲军团”却牢牢地拥有一种精神上的优势，因而构成了一种真正的危险。或许，毫不费力地打败意军而取得的一场场大捷，给我方根本就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呢。
就算承认有日积月累的效果，我们如今也仍然难以理解，隆美尔为什么如此迅速地变成了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变成了后方和开罗老百姓眼中的妖怪，为什么会对那些身处前线的人构成了一种更加直接的个人威胁。
尽管他如逃脱了束缚的“魔王”一样现身北非（可惜的是毫无征兆），但即便是我方的情报机关，对于这位军人和这个人也知之甚少。原因就在于，英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法国这个盟友来提供德国将领的“简况”及其详细的个人情况，使得我方的指挥官能够据此来评估对手。法国的突然陷落，切断了两国之间的这种联系，而相关档案无疑仍然留在法国的战争部里，使得其中记录的对象也能够看到这些档案。因此，英国“战争办公室”提供给韦维尔将军及其参谋的，只能是一份关于隆美尔的、情况少得可怜的报告。从那份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似乎是一个相当鲁莽的人，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优异，并以师长的身份率军侵入了法国，但绝对不是德军将领中的佼佼者。那份报告还表明，他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德国之所以派他前往北非，就是因为他深得纳粹党的偏爱。
这种背景知识既粗略，又不正确。诚然，关于隆美尔的出身情况与早期生涯，有一些最不可思议的逸闻奇事如今仍在广为流传。例如，从密尔顿·舒尔曼那部在其他方面都证据翔实的作品《西线失利》中，我们得知，隆美尔与戈林、赫斯、罗姆、鲍曼以及更多诸如此类的人，曾经都是“自由军”里的一员；这个组织里，全都是“不负责任、恃强凌弱的人”，在1918年停战之后德国“镇压动乱的过程中日益变得更加具有攻击性和野蛮残忍”起来，并且为“日后希特勒手下的纳粹冲锋队和纳粹党卫军这两个暴力团伙”提供了“最有前途的领导人”。有些报告则称，他是一位工人的儿子，是纳粹冲锋队最初的队员之一；还有些报告称，他原本是一名军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步步地由士兵升至军官；还有一些报告则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个时期，他原本是一名警察。
不过，实际情况却并不是那么的光鲜。隆美尔从头到尾都是一名正规军官，并且正如本书最后节选出的服役记录中表明的那样，从参军到去世的那一天为止，他始终都没有离开过德国陆军。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自由军”，从来都没有当过什么警察，也从来都没有加入过纳粹党；他不是一名“冲锋队员”，就更不用说了。而他与希特勒发生联系，也纯属偶然。
关于有些人的说法（至少是那些传说），其源头都是不难找到的。1941年夏，戈培尔手下的报纸《帝国之师》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隆美尔的匿名文章。这篇文章被推荐给了驻柏林的外国记者，其中宣称隆美尔是一位工人的儿子，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退了伍，进入图宾根大学学习，说他曾是“冲锋队”的首批领导人之一，后来成了希特勒的密友，等等。
远在北非的隆美尔看到了这份剪报，并且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他曾给德国宣传部写信质问说，他们捏造他的履历并广为散布，究竟是要干什么？德国宣传部试图撇清关系，称这些情况可能是奇姆克中尉提供的，后者撰写过一本关于隆美尔在法国指挥的第7装甲师的著作。由于此时“哈勒法亚山口之战”已经结束，所以隆美尔便抽出时间，去找那位可怜的奇姆克中尉对质了。他是不是的确提供了这些信息，并且果真如此的话，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奇姆克在回复隆美尔的时候，否认自己干过这样的事情。他也向德国宣传部去信，质问后者为什么要让他招惹这位将军。他收到的回信，来自位于威廉广场8-9号的“帝国政府新闻部外国记者司情报组”，日期则是1941年10月10日，签名处标有“希特勒万岁，梅斯纳博士”几个字；这封信，可以说是一部喜剧性的“杰作”，说明了德国的宣传从长远来看不可能有效的原因。梅斯纳博士声称，文章中关于隆美尔将军的内容，不可能有损这个杰出人物的名声，实际上，文中的内容只有可能带来好处，使得隆美尔成了外国战地记者更加熟悉、心中更能与之产生出共鸣的人物。最后他还称，或许从宣传的角度来看，虽说文中的内容无疑不正确，但若是事实如此的话，可能更是一件好事了。
奇姆克把这封信转交给了隆美尔，后者则在自己的文集里把这封信保存了下来。同时，对于任何一个与宣传或者“公共关系”有关的人，隆美尔都产生出了一种极其不喜和怀疑的态度。第一个因此而吃了亏的人，是一位运气不好的年轻军官，叫贝恩特，因为他加入“非洲军团”之前，曾在德国宣传部里任过职。虽然他本人十分崇拜隆美尔，可报到之后，隆美尔却马上命令他那天晚上出勤，让他第一次深入沙漠，到英军防线后方去进行“侦察”。贝恩特是一位勇敢而又聪明的年轻人，不但完成了这次原本毫无希望的任务之后安全返回，还俘虏了一些英军，带回了一些可贵的情报。此后，隆美尔便对他另眼相看了，后来还经常派他返回柏林，去送隆美尔不想通过参谋呈交的一些报告。不过，对于一些来访的宣传人员，他却始终都信不过。
那么，戈培尔手下那些年轻人从战争部或者从隆美尔的家人那里原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查明的情况，假如他们原本并不清楚的话，究竟哪些才是实情呢？
1891年11月15日是星期天，中午时分，埃尔温·约翰尼斯·尤金·隆美尔降生于符腾堡州一个叫海登海姆的小城市，那里离乌尔姆市不远。他的父亲也叫埃尔温·隆美尔，是一位小学校长，而他的爷爷也曾当过小学校长。他的父亲和爷爷曾经都是小有名气的数学家，由于学问在当时的德国仍然颇受人们重视，而忠诚于政党却不那么招人待见，因此隆美尔教授在海登海姆非常受人敬重。1886年，他娶了时任符腾堡州州长卡尔·冯·鲁兹的长女海伦娜，从而变成了该州的一位出头人物。他们婚后一共生了5个子女：儿子曼弗雷德很小就夭折了；女儿海伦娜一直未婚，如今在斯图加特著名的华福德学校任教；还有埃尔温·隆美尔，以及他的两个弟弟，即卡尔和格哈德。由于患过疟疾，卡尔如今几乎全然走不了路；他是在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土耳其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当飞行员的时候，感染疟疾的。格哈德不再从事农耕，成了一位歌剧歌手，给原本保守的隆美尔家族带来了唯一一抹独特的色彩。如今，他依然坚守着这一职业，但没有做出什么斐然的成就，令乌尔姆的亲戚都觉得有点儿难堪。
1898年，隆美尔的父亲当上了亚伦“雷亚尔”文科中学的校长，换言之就是，他成了一所教授“现代”课程而非传统课程的学校的校长。1913年，他在动了一次手术之后，突然离世了。他去世后，妻子又活了27年，直到1940年他们的次子已经荣升少将时，才与世长辞。
对于统帅“非洲军团”的隆美尔来说，“坚定顽强”显然是最适于形容他的一个词；可小时候的埃尔温·隆美尔，却完全说不上“坚定顽强”。“他是一个脾气很温柔、很听话的孩子，”他的姐姐曾经如此评价说，“与母亲很像。尽管年纪很小，可他的肤色和头发都很苍白，所以我们曾经叫他‘白熊’。他说起话来慢吞吞的，还要想上很久才说话。他的脾气相当好，很讨人喜欢，并且不怕任何人。其他孩子看到脸上和头盔都黑乎乎的烟囱清洗工时，常常都是跑得远远的，可他却会郑重其事地走上前去，跟这些清洗工握手。我们的童年时代都过得很快乐，因为养育我们的父母和蔼宽容、充满了爱，将他们自己那种爱的天性教给了孩子们。我们上学之前，常常都在花园、田野或者树林里整天玩耍。”
海登海姆自治之后，亚伦的学校就不适合小隆美尔去上了。由于发现自己的成绩不如同龄的孩子，他便努力要迎头赶上，因而胃口不好、睡不好觉，脸色也变得更加苍白了。接下来，他开始变得懒散，注意力不集中，学习也不努力起来。由于极其粗心大意，他还成了全班同学的笑柄。“要是隆美尔哪次听写没有出现一个错误，”校长曾经说，“我们就会雇上一支乐队，放假一天，到乡里去玩呢。”听了这话，隆美尔便坐直身子，立即交上了一份听写卷子，连一个逗号都没有错。等到校长食了言，没有实现他答应过的那次远游之后，隆美尔便故态复萌，对学习又像平时一样心不在焉了。在好几年里，他都是一个精神恍惚的小男孩，非但对书本和游戏毫无兴趣，而且没有表现出日后精力旺盛的一丝丝迹象来。
接下来，到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却突然振作起来了。从智力上来看，他开始表现出遗传了父亲和祖父那种数学天赋的迹象。在身体方面，他开始把夏季的业余时间全都用来骑自行车，冬天则是去滑雪。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一门门考试。他的身上，没有了那种精神恍惚、经常发呆的毛病，而是恢复了符腾堡这个“德国的常识之乡”的典型特点。他变得头脑冷静、讲求实效，并且用起钱来非常谨慎——这是符腾堡人的又一个特点。他有一位了不起的朋友，叫凯特尔（这个凯特尔与德国陆军元帅凯特尔可没有关系，后者最终成了隆美尔最厉害的对手之一）；在这位朋友的协助下，他开始一心研究飞机。两位小伙子一起制造过飞机模型，后来还造了一架完整的滑翔机，并且尝试过多次，只是一直没能离开地面去翱翔。此时，他们开始考虑自己将来打算从事什么职业这个问题了。凯特尔已经拿定主意，将来要当工程师，到位于腓特烈港的“齐柏林飞艇工厂”去工作。后来，他的确如愿以偿；假如父亲同意的话，隆美尔很可能就跟凯特尔一起去了。
父亲反对隆美尔当工程师，也正是在那个时候，隆美尔决定去参军。隆美尔家族没有从军的传统，只有老隆美尔曾经在德国的炮兵部队服过一段时间的役，军衔则是中尉，后来才退役当了校长。隆美尔家族在军界也没有什么有权有势的朋友，他们是一个家境中等、受人敬重的斯瓦比亚家族，在教育和环境方面都与普鲁士的军官阶层相去甚远。后来，隆美尔在非洲时，手下曾有过许多出身于贵族家庭、有钱有势和在军界有关系的将领；这些因素，使得他们必定会分配到一个不错的军团里，而就算能力平平，他们也一定会获得快速的升迁。隆美尔有可能在军队里获得一种什么样的职业生涯，却必须由他自己去开创；因此，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不认为，年老之后他最终的军衔最多就是少校，而退役之后则领一份中等津贴，在一个像海登海姆这样的小城市里生活。
1910年7月19日，他加入了位于魏因加滕的第124步兵团（即国王威廉一世的符腾堡第6团），身份是“候补军官”，差不多相当于预备军官；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先以普通士兵的身份服役，然后才能去上军官学校或者军事学院。10月份，他被擢升为下士，12月底又升为中士。1911年3月，他被送往但泽的军官候补生学校去学习。
在但泽的学习生涯对隆美尔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不止是一个方面。正是在那里，他通过军事学院里的一位朋友，认识了日后他将迎娶为妻的那位姑娘，而她也是隆美尔终生唯一的女人。那个朋友有一位表妹，与这个姑娘在同一所寄宿学校里就读。露西·玛丽亚·莫林是西普鲁士一位地主的女儿，那个家族的血统原本是意大利裔，只是自13世纪以来就定居到了西普鲁士。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此时她正在但泽学习，准备当一名语言教师。隆美尔对她一见钟情，而她对隆美尔也是如此；尽管在接下来的4年里他们都没有正式订婚，但两人的心中从来都没有产生过一丝疑虑。据隆美尔的遗孀称，此时的隆美尔已经是一个态度严肃的年轻人，一门心思要在自己的职业领域里有所成就。对他来说，考试依然不像实实在在地当兵那样容易，因此他不得不使劲，努力学习书本知识。然而，对于年轻人和恋爱中的情侣来说，但泽却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城市；由于两人都喜欢户外活动，都喜欢跳舞，因此，只要能够逃学，他们就会在朋友那位表妹的陪同下，去度过一个快乐的夏日。
尽管分数不是十分的出类拔萃，隆美尔还是按时通过了所有的考试，并且在1912年1月底获得了二等中尉军衔，回到了自己隶属的那个团。此后，他和莫林小姐每天都会给彼此写信。
124步兵团在魏因加滕的军营位于该市一座巨大的旧修道院里；隆美尔回到这里之后，便开始了两年的新兵训练工作。他长于操练，善于与人相处，与年轻时的蒙哥马利将军一样；后者刚到部队参军，人们就发现，他对军事组织的细节异常感兴趣。但在其他方面，我们却没法说此时的隆美尔有什么地方异于常人。他的个子仍然矮小，但很结实、很强壮；在智力上，他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与蒙哥马利不同，他不喜欢与人争论，比较愿意聆听而非自己去说，并且终生如此。由于既不抽烟、又不喝酒，还已经心有所属，因此在这座小小的要塞城市里，天黑之后的娱乐活动对他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其他的中尉军官都发现，相对于这样一种年纪来说，他沉默寡言，并且太过严肃；只是他脾气很好，讨人喜欢，总是乐意给别人替班，好让那些更喜欢社交活动的人出去玩，同时也不容易上当受骗。其中有那么一两个人看出，隆美尔身上具有一种独立的精神、一种坚定的意志和一种幽默感，而手下的军士们很快也认识到，他忍受不了任何粗心马虎的事情。因此，他天生适合当一名优秀的团部军官，并且到了适当的时候，他也会变成一名要求很高的副官。作为副官，他很有可能不会受到那些无能之人的欢迎；可对于受不受人欢迎的问题，他比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更不在意，这一点在此时早已非常明显了。从整体来看，他似乎是一个相当典型的符腾堡人，头脑精明，实事求是，小心谨慎，并且性格顽强。
1914年3月初，他被调到了乌尔姆的一个野战炮团，并且在该团担任连长；其间，他很喜欢骑马，还为手下那个小小的炮兵连取得的成绩而感到自豪。同年7月31日下午，他返回军营后，发现部下已经将战马牵到操场上，还有一道命令在等着他，要他马上回到原来的第124步兵团。第二天，他的那个连就开始配备野战装备了。傍晚时分，团长检阅了身着灰色野战服的整个步兵团，发表了一场激动人心的讲话，并且在解散之前宣布了动员令。“这些勇猛的德国小伙子发出的欢呼声，在修道院一道道古老的灰色墙壁之间回荡。”在他那本论述战术的《步兵攻击》当中，隆美尔曾如此描述道；不过，这种言辞和其他诸如此类的说法，听起来却不那么像隆美尔所说，而是更像在准备此书供大众阅读的1937年普及版时，一名纳粹宣传人员做注解时的口吻。假如那些“勇猛的小伙子”能够预见到符腾堡各团成千上万名官兵如今仍然悬挂在乌尔姆大教堂里的一块块纪念牌，他们可能就不会那么兴奋了。第二天，第124步兵团就离营开拔，投入战斗了。
所有的部队当中，都有一小部分职业军人（以及少数非职业军人），在战争当中找到了非常适合自己的一种职业。年复一年，在《泰晤士报》的《悼念》专栏里，我都会看到获得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优异服务勋章”和“军功十字勋章”，却在1917年的“康布雷之战”中阵亡，年仅25岁的“男孩”布拉德福准将的名字；我还记得，曾经骑着一匹白马前往他位于布隆森林前面的旅部（连我自己都觉得这样做很冒失），而在跟他交谈的时候，我认为终于看到一个真正懂行、能够满足战争可能提出的任何要求的人了。我还记得奥运长跑运动员A.N.S.杰克逊，他是我在牛津大学和团里的同事；1918年，我曾经看着他结婚成家后去巴黎度假，身上只系着一条三道杠的“优异服务勋章”绶带。还有一些人也跟他们一样，只是这样的人不多。
隆美尔就在这样一个由一群出类拔萃的年轻人组成的小连队里，只是他位于不恰当的一翼。从刚开始遭受火力攻击的那一刻起，他就脱颖而出，表现得像是一头完美的斗兽，冷静、狡猾、无情、不知疲倦、决断敏捷，并且异常勇敢。1914年8月22日早上5点，他在距隆格维不远的波雷村与法军交上了火。
此时，他已经巡逻了24个小时，非但因食物中了毒，而且非常疲惫，因此被上级派遣在大雾当中前去侦察的时候，他在马鞍上几乎都坐不稳了。确定这个小村的位置之后，他便把自己手下的那个排派了上去。由于遭到了敌人的火力攻击，他便让该排停了下来，自己与一名军士和两名手下则继续前进。走出浓雾后，他的眼前隐隐出现了一道很高的篱笆，围在一座农舍的周围，一条小路从这道篱笆旁经过，通往另一座农舍。隆美尔顺着这条小路前进。刚刚拐过篱笆的一角，他就看到路上站着15到20名敌军。他是不是应该退回去，把手下那个排拉上来呢？
在战争当中，最初的那个决定通常都不易做出。一个人过后的行动，全都取决于他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此时隆美尔做出的那种决定，后来他还会一再做出。凭借出其不意的效果，他把手下那3个人集中起来，从所站的位置开火，向敌人发动了进攻。敌人分散开来，侥幸逃得性命的人则隐蔽起来，纷纷开火。隆美尔发现，身后的那个排顶上来了。他让一半士兵扛着一捆捆稻草，派另一半人进行火力掩护。接下来，他又开始率领手下进击了。他们踹开一扇扇门，将稻草点上火，扔进房中和谷仓里。随着一栋一栋房子冒出火光，整个村庄都被扫荡干净了。这是一次小型的作战行动，并不具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不过，这也是隆美尔的第一场战斗，而他在整个军旅生涯里表现出来的那种大胆和独立作战精神，也已经呈现出来了。
尽管他在那段时间里一直生着病，并且在运动战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偶尔还晕倒过，可他从来没有向上级汇报过自己生病的情况；他一直坚持到9月24日，在独自一人且枪里没有子弹的情况下，于瓦雷纳附近一片树林里攻击3名法军时，大腿受伤才罢手。到了此时，营长已经开始倚赖他去完成所有特别艰难的任务，而他也被营里推荐授予了“二级铁十字勋章”。3个月后，伤口刚刚愈合，他便回到了营里。1月中旬，他在阿尔贡赶上了自己的那个营。1915年1月29日，他率领手下的那个排，从一个缺口匍匐着穿过了一条高达100码的铁丝网，摸进法军的主阵地，攻占了4座碉堡，击退了敌军1个营的进攻，重新夺回了他们被迫撤出的一座碉堡，然后在敌人发动新一轮进击之前，撤退到了己方防线上；由于此战中阵亡不到12个人，因此他还荣获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
这一次，又是一场小规模的战斗；可此战表明，隆美尔能够迅速将一种有利形势发挥到极限，而不管此种做法会带来多大的风险。他的这种性格，曾经让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巨大的危险当中，但同时也使得他能够争取每一丝优势；而在对抗一支优柔寡断的敌军时，就尤其如此了。
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勇于承担风险的意志和采取个人行动的能力，才导致他在升职为中尉（一等上尉）并且腿部第二次受伤之后，被上级调到了一个新组建起来的山地营，即“符腾堡山地营”。这个营的规模比普通的营大，由6个步枪连和6个山地机枪排组成，但这个营从来都没有整体作过战，而是以编队的形式，分成两个或多个战斗组（即大队），并且战斗组的兵力构成会根据手头的作战任务不同而发生变化。每个战斗组都有各自的作战任务，由各战斗组的指挥官指挥；这些指挥官具有酌情采取作战行动的自由，每天只需向营长汇报一次。在奥地利的一场山地战中经过强化训练，然后又在孚日山脉一个宁静的地方度过了差不多1年的和平时光之后，这个营被编入了正在罗马尼亚前线的那个威名赫赫的“阿尔卑斯军团”；之后，隆美尔便迅速被上级委以重任，去指挥这样一个作战组了；这些作战组的兵力规模不等，根据不同的作战行动，从一个连到整个营都有可能。在此期间，他还悄悄地请假回过但泽，并于1916年11月27日在那里迎娶了露西·玛丽亚·莫林。当时拍摄的照片表明，露西是位很漂亮的姑娘，身上带有显著的意大利人特点，脸蛋秀气美丽。由于照片中的露西表情很严肃，因此那张照片并没有显示出她具有一种了不起的幽默感；时至今日，她依然拥有这种幽默感。很显然，露西勤奋好学，勇敢无畏，性格坚定刚强。她很适合做一名军嫂。
隆美尔后来在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又获得过种种战功，要是我们没法从其他一些亲眼目睹过或者亲自参加过那些行动的人所说的话中加以证实的话，他的有些战功可以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简而言之，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与少量官兵穿过敌人的防线，并且通常都是一边前进，一边在地下埋设一条电话线。在敌人可能占领了山峰和山谷的那种山区，他会沿着山坡向上推进，那些山坡，通常都陡峭得像是屋顶一样，只有经验丰富的登山者才能通行。不管是在冰冷刺骨的寒雾和厚厚的积雪当中，还是在夏季的炎炎热浪之中，他都会昼夜不停地飞速行动。他对乡村的辨别能力非比寻常，而且既不怕冷热、不怕疲劳，也不怕没有食物和不眠不休。一旦抵达敌军防线后方，不论自己所带的兵力如何弱小，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发动进攻，因为他十分正确地判断出，他和手下官兵突然出现在敌军阵地之后，并且在敌军后方发起第一阵具有毁灭性的机枪火力攻击，会让所有的敌人都吓得魂飞魄散；只有世间最优秀的部队，才不会因此而大乱阵脚，可罗马尼亚和意大利两国的军队显然不属这一类。1917年8月攻占罗马尼亚那个固若金汤的“科斯纳峰”阵地时，他率领4个连队，组成一个纵队，悄悄地从两个相距只有150码远的敌军哨所之间穿插过去，非但没有被敌方的哨兵发现，同时还铺设了一条电话线。率军抵达山顶时，他差不多有1个星期都没有睡过觉，并且几天之前一颗从后方飞来的流弹还击中了他的胳膊，伤情很严重。
1月份攻克“加盖什蒂村”的时候，他穿插到罗马尼亚前线后方，在零下10℃的气温中，一直潜伏到了晚上10点钟。接下来他正确地判断出，罗马尼亚官兵都在兵舍里睡熟了，便用机枪和一半的步枪向该村开火，打开了一条通道，然后率领手下其余的官兵，高呼着发动了进攻。待敌人睡眼惺忪、跌跌撞撞地跑出兵舍之后，他便把敌人集中起来，很快就俘虏了400人，关到了村中的那座教堂里。他手下官兵的伤亡情况，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不得不发动一场正面进攻的话，他的习惯做法就是：用机枪密集扫射敌人的整个阵地，并且集中最强大的火力，向即将发动进攻的那个地方扫射。接下来，他会用强大的兵力，对着一段非常狭小的战线发起袭击。担负进攻任务的部队都携带着机枪，一旦将敌人的防线撕开一个口子，他们就会架起机枪，对着敌军的两翼进行纵向扫射。进攻部队中其余的兵力则继续推进，完全不管他们后方的战况如何。换言之，他采取的完全就是一种纵向渗透的战术，也正是德军装甲师在1939年采用的那种战术。
我们必须记住，在这段时间里，也就是隆美尔指挥的兵力还没有超过1个营，已经能独立指挥对敌作战行动，在进攻方向和方法两个方面提出建议，并且这些建议常常都为高级军官们采纳，他还是一个年仅25岁的小伙子，相貌甚至比实际年纪还要小，而论起级别来，他也只是一个不是特别优秀的线列步兵团里的一名中尉罢了。在德国陆军里，这种情况相当罕见，因为德军对资历的重视程度超过英国，通常都不提倡年轻人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他们的训练标准也很高。他确立了一种可以说独一无二的威望，甚至是他还没有调往山地营的时候，在所属的那个师里就已经大名鼎鼎，这种情况是有据可查的。不过，他并不是那种在战争中突然出现、通过特立独行来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只是具有勇敢无畏、有胆有识、果断坚毅、积极主动等品质而已，并且这些品质都程度非凡，使得人们不可能不注意到他。他是一个弗赖伯格式的人物，而不是一个奥德·温盖特式的人物。
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职业生涯，在1917年10月26日攻取卡波雷托西南的马塔究尔山一役中达到了巅峰。当时，奥地利军队在意大利军队面前遭遇了一系列失败，于是要求德国军队前去支援。尽管在其他地方还有作战任务，但德军最高指挥部还是派出了第14集团军，由7个经验丰富的师组成，与奥军一起，进攻意军在伊松佐河谷中的那些阵地。“符腾堡山地营”再次被分配给了“阿尔卑斯军团”；该军团的任务，就是从正中央向马塔究尔山发动进攻。山地营第一天的作战任务，是保护右翼一个率先发起进攻的巴伐利亚团。之后，山地营便会跟在这个巴伐利亚团后面进击。
这是一场漫长而复杂的战斗；简单说来就是，隆美尔不想跟在巴伐利亚团的屁股后面，便说服山地营的营长斯伯诺瑟少校，让后者允许他率兵运动到巴伐利亚团的右翼，独自去进攻意军的阵地。就在巴伐利亚团进攻受阻的时候，他带领两个连，在破晓之前悄悄地越过了意军的防线，没有被敌人发现，并且让一支先遣队在黎明时分成功地深入到了意军前线，只用刺刀就占领了意军的一个炮兵阵地，让意军一枪都没有来得及发。隆美尔留下一个连来守住并扩大这个缺口，然后率领另一个连深入到了意军腹地。接下来，他不得不回师支援第一个连，因为该连遭到了意军整整一个营的攻击。他从后面追上意军之后，那个营的意军便迅速缴了械投了降。他派人回去给营长送信，同时押回了1000多名俘虏。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斯伯诺瑟少校又给他派了4个连上去。手下有了6个连的兵力之后，隆美尔少校便获准率军继续进行他那种突破到敌人后方的行动了。他找到了一条不易被人发觉的小路，让6个连的兵力排成纵列，趁着意军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主攻作战和正在对其防线进行的轰炸上，沿着这条小路前进了差不多两英里。来到敌人防线后方的空旷田野上后，他埋伏在通往马塔究尔山的那条主路边，俘虏了意军“第4步兵旅”1支正在行军的补给队伍、1辆指挥车、50名军官及2000名士兵。
夺取了那辆指挥车之后，隆美尔实施了一次初步的“侦察”，然后决定直接穿过那片田野，向马塔究尔山这个敌方阵地的咽喉部位进击。那天余下的时间和一整个晚上，他都不停地催促着手下那支此时已经筋疲力尽的部队前进。黎明时分，他偶然发现了意军“萨勒诺旅”的营地。带着两名军官和几名步兵，他径直冲进了一大群意军当中，命令他们缴械投降。犹豫了片刻之后，43名军官和1500名意军都放下了武器；日后来看，他们纯粹是出于震惊，并且慑于隆美尔眼睛里发出的那种力量，才放下武器的。
待隆美尔终于从敌人后方登上马塔究尔山，并且在山顶发射行动成功的信号弹后，他实际上已经连续不断地奔波了50个小时，已经像大雁一样，在崎岖的乡间行进了12英里远，攀登了7000英尺高，手下指挥的兵力始终都没有超过6个连，却俘虏了150名军官、9000多名敌兵和81门大炮。他自己也发现，意军没有战斗精神这一点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在1937年版的《步兵攻击》中，他将不得不说出“如今的意大利陆军是世界上最精锐的部队之一”这句话；可人们再次怀疑，这句话也是军队宣传部门进行审查之后加上去的。
不管怎么说，虽然在卡文勋爵统率的英军各师面前，隆美尔几乎不可能成功地玩弄这种把戏，但此战仍然是一次极其英勇大胆的行动。由此，隆美尔获得了“功勋勋章”；这种勋章通常都是颁发给高级将领的，而在奖励下级军官时，就相当于我国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了。他还被擢升为上尉。不久之后，他又跟6名士兵身上绑着绳索，连在一起，游过了冰冷刺骨的皮亚韦河，以区区7人之力，向隆加罗内村发起了攻击，并且占领了该村，俘虏了村里为数众多的守军；当时，他们是趁着天黑，四处开枪，而到了黎明之后，他又独身一人前往，告诉意军说他们已经被包围了，并且命令他们缴械投降。接下来，他获准休假，并且被委任为参谋；对于这种职务，他是非常不喜的。后来，直到这场战争结束，他担任的始终都是参谋之职。
战争当中的领导才能，可能并不属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形式之一。不过，尽管拳击赛场内的一位冠军，甚至是一位世界冠军，需要的也不过是一种异常具有进攻性的兽性，以及充分的体格和最好的专业技能罢了，但一个能够让其他人在战斗当中毫不犹豫地托付生命的人，需要的品质却不仅如此。所以，从开始追随隆美尔的脚步之后不久，我自然也开始问自己和他人，除了在战斗中取得的功绩，隆美尔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开始，我碰到的是德国人与我国人民对待战争时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这一点，我并不是全然没有心理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个叫恩斯特·荣格的人所写的《钢铁风暴》这本书的译本，其中描述的一件事情始终牢牢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至于原因，部分就在于当时的场景对我而言很熟悉。就在康布雷之战以及德军随后成功地发动反击之后，恩斯特·荣格所在的那个营正据守在赫尔墨斯运河附近、距莫埃佛不远的防线上。那是一个风和日丽、阳光明媚的星期日下午，他所在连队的军官们吃过午餐之后，正在前线的战壕里吸着雪茄，喝着白兰地。“我们何不出去，袭击英国人呢？”有人提议说。那个时候我们可无法想象，在英军连队就餐时，有人能够提出这样的建议。就算不能说渴望，但我们也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只要接到命令，就可以投入一场正式的进攻战。一支精锐部队引以为豪的事情，就是进行积极主动的巡逻，以及在夜间控制好无人地带。不过，除此之外，绝大多数人都希望敌我互不相扰，好尽情享受一个宁静的下午，把这个下午当成一个看看书、写封家书的天赐良机；顶多只有零星的炮弹飞过头顶，落向后方。假如此时有人提议对敌人发动一场即兴的袭击（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只有军官”才能提出来），那么别人就会怀疑他是不是白兰地喝得太多了，就会建议他躺下来休息。
此次袭击，要越过将双方前线分隔开来的那个五六十码宽的地带。由于事先没有用大炮轰炸这种方式发出警告，由于双方都觉得那天午后并不是发动袭击的时机，因此这次突袭大获成功，该连的军官们10分钟之后便得胜归来，带回了两三名俘虏，还在身后留下了两三具敌人的尸体。
随之而来的事情，更加令人吃惊。在该营接下来即将撤离前线的时候，参与这次袭击的军官们，竟然向率领他们发动袭击的连长呈上了一个大大的银杯，上面刻着一行字：“献给莫埃佛的胜利者”。
德国的职业军人对待战争的时候，态度一向都很严肃；这种严肃的态度，英国人却只是在对待体育的时候才具有。因此，尽管有难度，我们也完全想象得出，假如有人在最后一刻跑完己方25码的距离而赢得了大学举办的橄榄球赛，那么其他的队友也会给他送上一座银杯的。不过，“献给莫埃佛的胜利者”这个银杯，却是德军的下属们郑重其事、赞誉有加地呈送给上级的，里面盛满了英雄为自己干杯的美酒；假如有人看到英军的军营里出现这种仪式，那么他定是在一个奇怪的连队里从军。
我在海登海姆同哈特曼上尉交谈的时候，这个故事始终都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不去；哈特曼上尉是我遇到过的、第一个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隆美尔一起服过役的人。生产数百万条绷带的哈特曼工厂里，充满着一种极端没有人情味、只强调效率的阴郁气氛，以及似乎只有德国和瑞士工厂里才有的、差不多纤尘不染的整洁景象。哈特曼上尉的办公室，也是那种典型的“董事长先生”办公室，里面阴森森的，墙壁呈深色，家具笨重，墙上到处挂满了哈特曼历代祖先的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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