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剑
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定西纪事试读：
定西纪事
绘定西意象，传时代足音（序一）
戴超 张剑同志在定西市委、市政府（地委、行署）机关工作了三十多年，酷爱文化，潜心于地方文史研究，尝试文学创作，终有所成。他的散文集《定西纪事》的出版，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地方文史研究，都是一件好事。 近两年，张剑的文学作品陆续在网络和报刊上发表，其中代表作《陕西背粮》在甘肃省优秀期刊《飞天》杂志上发表，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好评。对于年过五十的他来说，可谓是壮心不已、笔耕不辍的一次小小成功与奖赏。 张剑同志是个“60后”。这一代人经历了国家天翻地覆变化的重要时期，从艰辛探索到快速发展，从保守封闭到多元开放，从积贫积弱到民富国强，是国家成长进步的亲历者和参与者，经历了诸多重大历史巨变。回眸过去，我们不难发现，许多时候，历史缺乏的不是框架，而是细节。民间小事、百姓生活，更能从细微之处反映一个时代的全貌。在物质文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不应忘记历史，更应守护好自己的精神家园。 《定西纪事》是一本散文集，分“生活纪实”“人物纪实”“生活随感”三个单元，写的都是与定西有关的人和事，而且大多是一些平凡的人和事。作者以亲历、亲见、亲闻的纪实手法，用饱蘸深情的笔触，对定西乡土乡音、民俗风情几近写实地再现；对原地委书记韩正卿、画家张卫平等进行了生动刻画，让人们在冷冰的历史之外，更多体会到定西人文和定西精神的鲜活温度。我相信无论是走出家乡远离故土的游子，还是守望这片热土的父老乡亲，都能从中感受岁月风尘、世事沧桑，感知历史变迁、时代进步，感悟生活本真、人生百味，也能从细微处看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向前跨越的矫健步伐，听到一个时代发展进步的坚定足音。 愿这本《定西纪事》能带给读者文化上的愉悅、道德上的滋养、情感上的共鸣、觉悟上的升华！我也相信，这本小册子，能为宣传定西、发扬定西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树立定西勤奋进取的崭新形象、促进定西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起到增砖添瓦、抛砖引玉的积极作用。 张剑同志长期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在知天命之年“投戎从笔”，埋头地方文史研究，探索乡土文学创作，这种自强不息、对生命负责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是为序。 2019年2月19日 （戴超，甘肃省定西市委副书记、市长）为定西立象（序二）
徐北寿 无论从世界的哪个方向乘飞机而来，当机务人员提醒乘客飞机快到兰州时，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往下看。满眼都是光秃秃的山屲,看不到一根草，更别说一片绿意了。整个兰州，似乎是万荒千漠的中心，我们每一个人，似乎正要被送往科幻世界中一个隐秘的地下世界。 这时的机翼之下，多是苦甲天下的定西。那些亿万年来不断皱起的山峦，横亘在天地间，像个苦行僧的额头，万千苦难里藏着悲悯与大善。但我们年轻时一般读不出那善来，只看到苦难。我也是在四十五岁后才慢慢读出一丝丝善意来，知道这伟大的山峦只是一个还在静静修行的尊者，而我们，不过是三千微茫世界里的众生，有修行者，也有作恶者，当然也有茫然无明者。所谓道法自然，我们是已然忘却了。其实，天地自然万象都是一个象，谁的境界高，便能洞悉天地大道的高妙。《易经》与老子的《道德经》都是天地变化之象，其中藏着天地之至理，古人以为，这便是道。近代以来，西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我们与自然分离了，将人高高树立于自然之上，自然不再是我们的导师，而是我们可以利用和征服的资源，于是，这苦难的自然也成为囚禁我们的炼狱。事实上，即使在古代，又有几人真的是以自然为师呢？黛玉葬花，是因为她知道人其实终究为一物，人是脱离不了自然界的，可多少人在嘲笑黛玉。 去定西。从平地上看，定西并非那样蛮荒，而是处处有生机，处处有绿意。从地理文化的板块来看，她其实属于陕西为中心的周秦文化的边缘。首阳山便在定西市的渭源县境内。古之贤者伯夷、叔齐就长眠于此。他们当年以为来到了天边，就像《狮子王》里小狮子到了善恶之界一样，再也不能多走一步了。兄弟俩本来是孤竹国国王的儿子，伯夷是哥哥，叔齐是弟弟。国王有意将王位传给叔齐，但国王死后叔齐要把王位让给伯夷，伯夷认为不妥便逃到了深山里，叔齐觉得这样伤害了哥哥，也不愿意接受王位，也躲到了深山里。后来他们听说西伯昌周文王是个有道德且有礼节的国王，便试图投奔周文王。不久，文王死，武王继位。文王还未下葬时，武王便举兵伐商，兄弟俩觉得这不合礼法，便挡在军队的前面，拉住武王的马缰绳劝谏道，父死未葬，就大动干戈，攻伐别人，这是不孝，况且，作为臣子，竟要去攻伐天子，这是不仁。但武王不听，继续去攻打纣王，终于赢得天下。武王以为这下两位贤者可以认可他了吧，谁知兄弟俩还是认为这是可耻的事，发誓不做周臣，不食周粟，于是逃离了。他们来到了边疆，在首阳山中隐居下来，最后饿死了。兄弟俩在死前留下一首名垂千古的诗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大概此后，兄弟俩便做了这首阳山的山神了吧。当下也许会有无数的人笑他们迂腐，但他们精神之高洁，礼之大节，又怎能不令人心生敬佩呢。在那荒凉的边疆，他们种下了道德的大树。 定西的临洪县有个岳麓山，传说是老子飞升之地。我在2005年去拜谒考察，听着当地人讲解老子如何骑着青牛穿过秦岭来到这里，又如何留在这里传道授业并繁衍子孙，后世是如何祭祀老子的，也的确看见山下有几个李姓村庄。其实，整个临洮，姓李的人就像树木一样遍布那片山峦。他们都以老子为祖，在他们心中临洮便成为天下李氏的祖庭。其实，深究起来，这似乎经不起推敲。老子是晚年退休后才骑青牛缓缓进入茫茫西域的，传说只带了一个童子，在那样的年岁又怎么可以再娶老婆传宗接代呢？当然得另有传说弥补这个缺憾才行。临洮历代的知识分子为此殚精竭虑，苦苦追寻。他们在蛮荒的历史中试图要为我们投下清晰的一束光，并试图言之凿凿地诉说历史的细节。我望着浩如烟海的西边，看见《史记》的文字一颗颗碎去，化作边疆的雾霭。不论怎么说，这里也有圣人遗迹。 在临洮县，保存着人类史前最灿烂的文明：马家窑彩陶。我曾站在一片长满玉米的田野里，迎着亘古的长风，玄想过我们的先民是如何在那片山顶上烧制彩陶、开启文明之旅的。在殷墟未被世人发现时，甲骨文一直在地下沉默着。直到1899年，八国联军的枪炮打开国门之前，它才挺身而出，似乎想诉说什么，但至今未有几人能听懂。之后，西方人“发现”中国之时，他们不断地从中国的西大门进入，发现了楼兰、敦煌,最后，他们发现史前最辉煌的文明一彩陶文明。这一文明的中心就在临洲县的马家窑村。她的现身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原为华夏文明起源的观点，而其不远的天水伏羲文化遗存再一次说明，中原乃黄河文明成熟之地，而黄河上游一带才是中华文明真正的起源之地。这些都未有完满的诉说。 定西，以及其广阔的西域，在等待着新的发现。但就这些“发现”来说，定西已经是一个古代文化异常充盈的地方，并非飞机上看到的蛮荒之地。然而，就生民来讲，它的确就像文明的边地，很多地方山大沟深，因缺水而无法获得收成，确是不宜于人居的地方。中国神话讲，天地之初，地陷东南，西北崛起于世界。就近现代地理学分析，中国西部的青藏高原是从原来波涛汹涌的大海逐渐因为地质运动而隆起为今天的世界屋脊。就这个地理变化来讲，确是与中国的神话相吻合的。人类文明也正是在这些高原的隆起过程中诞生于水边。彩陶上的水波纹、鱼纹、蛙纹以及太阳纹等都是在大海退却时产生于高原之上的人类艺术，紧接着便是中国神话中的女蜗文化和伏羲文化的诞生，也与水有极大关系，世界各地传说中的大洪水正是大海退去时的征兆，大禹治水的故事则是在大海退却而河流恣肆的时代诞生的，此时，河边的淤泥形成大地，人类聚众，文明诞生。除了华夏文明外，其他三大古代文明的诞生也与此类同。但随着世界屋脊持续上升，高原上开始缺水。 定西是最缺水的高原之一角。不说历史上如何缺水、苦甲天下的，单就在我知道的几十年中，似乎定西人的五行里单缺一个“水”字。报道定西的各种新闻里，“水”是定西人生活中最大的关键字。 从一些资料上来看，大禹应当是到过渭源的，可大致也就至于此了，他可能再也没往定西的深处走，或者在他看来，那时候定西这片山川很少有人居住生活，确是蛮荒之地，所以成为其盲区，不然的话，给定西再分一道大水，把那片山川浇透，就不信它会苦甲天下。 我在上海读书时，没有出门拿伞的习惯，常常看着?面阳光正好，便出门散步，谁知十分钟后，天气忽变，说风就是雨，只见那雨没头没脑地下，没心没肺地下，我被淋个湿透。但过后还是记不住，所以总是跑到附近的超市买伞，结果一年下来，屋子里好多伞。那时候我就想，老天真是没眼，为何这些雨不到大西北去下呢，比如到我故乡河西走廊下个痛快，比如到定西一带的高山上安家落户，没事就去下个十几分钟。 2005年去日本，飞机在大阪机场降落，导游告诉我们，这是一座人工填海而造的机场，以每年几厘米的速度下沉，不到50年它就会没入海中。那时我就想，我们那里多的是山，这里却多的是水，如果能互相换一点该有多好。但事与愿违，自然界的事往往就是如此。因为缺水，也因为阳光的丰富，更因为地貌的独特性，定西人的体格面貌也多具特色。 我的一些定西的朋友，面貌都有高古之象，面颊隆起，眼眶深陷，皮肤黝黑，一如定西咼原。他们都有大才，或文气纵横，或书画傲人，但心底里都有一些沟壑要用一生度过。这便是童年因缺水、挨饿、贫穷等积累的一些沟壑。每个地方的人都如此，各自有各自的沟壑。张剑先生也是我见过的这样一个定西人。他的书中写出了他心”的沟壑，他的脸上则带着定西高原所特有的高古、朴厚、沧桑之象。 初见张剑先生，记得在一个快下班的正午吧。 我的办公室总是有一些特别的朋友出入，大多都是爱好文学的，也有爱好书画的，还有爱好中国传统文化的，甚至有一些江湖术士。我都待其如常，一杯茶，几句话。因为公务太多，常常是我一边与他们交流，一边得通过微信或其他方式处理事务。很少一起去吃饭，一般都是十几二十分钟就送走，最多也是半小时，极少的投缘的则长达一小时之多。往往是开会或其他事务打断我们。所以，我也记不清我们第一次谈了些什么，只是记得他与夫人来到我办公室后说，他女儿也会来，过了一会儿，便看见一个女孩子拉着行李箱出现在门口，说是刚从外地坐飞机赶到兰州，又要回到老家定西休假。我们谈了谈文学，然后因为他女儿要去赶火车就分别了。 在我印象中，他夫人是天底下最好的妻子之一，大方，贤良，顺从，毫无埋?。我与张剑先生聊文学的时候，她一直含着微笑倾听着。有了观众，我们的谈话似乎更热闹了。 记得张剑先生说，他是来拜我为师的。我吓了一跳，我说，我可是早就听说了您的大名的，年纪又长我几岁，可不敢这样说。他认真地说，我是认真的。我则一笑了之。我看见他一张中年的脸上没有一丝的世故，一茬胡子正在拼命地生长，胡子间是弥漫的微笑。后来他向我讲了他工作上的一些事，说现在想认真地写些文章，所以问我如何写好文章。我已经忘了我向他说了些什么，但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随口就能说上几十条，所以，说什么都不会有错。不久，他向我发来一篇文章，要我推荐。我因为太忙，匆匆看了一眼，属于纪实类的，能吸引人，便推荐给《飞天》的马青山主编。我还向他郑重地介绍了马主编，认为他们应当好好谈谈。他们都是定西老乡，定然有很多话可以聊到一起。不久，他说，那篇文章被录用了。之后，我们在微信上常常有交流。他不断地重复我是他老师的事，我总是一笑置之。我总是称他为张书记。 《金城》杂志社给叶舟、李学辉和我举办了一个“面向河西大地”的文学活动，消息通过微信早早地发出去了。张剑先生说他要来，我吓了一跳，说，太远了，就不来了。晚上，等我赶到现场时，活动已经开始，我赶紧上了台。往下一看，有一只手在向我示意，一看是张剑先生，旁边是他的夫人，一脸微笑。出人意料的是，那场活动中，还有一个父亲领着她正在上小学的女儿也从定西赶了过来。她朗诵了学辉兄的一篇文章，然后匆忙去赶火车回定西去了。那场活动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活动结束后，张剑先生说要请我们喝酒，我说，我来请。于是我们找了一家烤肉店，从夜里十一点又聊文学聊到一点半。张剑先生很高兴，频频举杯与大家喝酒。两瓶酒很快喝完了，他问我再要一瓶不，我一看表，已经一点半了，便说不了。当我结账时，他把我拉住说，走吧，酒是我从外面的商店里买的，烤肉钱另一位老师已经结了。我有些不好意思，他笑道，学生请老师喝点酒，这有什么。我说，张书记，以后可不敢再说是我的学生了。 后来，他又来过几次我的办公室，每一次来时我正好都在。我笑道，你怎么知道我就在办公室？他笑道，反正我是来看看，若你在就聊几句，若不在就回去，正好你每次都在。我笑道，说明我们有缘。 年底时，他在微信上说，他要出版一本书，要我作序。我自然得答应。这么有缘，怎能拒绝。 这大概是张剑先生第一本文学方面的著作。可放假那几天忙得要死，根本没时间去看，又哪有时间写作呢。我问他要来电子版，想抽时间看。结果，直到春节期间，才有闲时间打开他的邮件，阅读他的文章。 再一次认真地读《陕西背粮》，还是被震撼了。它再一次向我印证了我对定西地理、民生方面的判断，但那些苦难在他的笔端，犹如家常一样被轻轻说起，又轻轻放下。甚至于那些苦难被他当作一种人生的财富，微笑着讲述给后辈们和外人时，竟没有一丝怨天尤人，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悲壮，相反，他觉得那是世间最浪漫的事。我被感动了。我知道，在他这条定西汉子的心中，那不就是家常事吗？是啊，在我看来，那是多么悲壮的生活，可在他来说只是稀松平常事。此篇文章中有很多人物采访，基本上都是纪实的笔触。可以看出，他并未将苦难刻画得冷气逼人，他笔下的苦难只是人生阅历，是历尽沧桑之后的忘情叙述。他把那些苦难中的人都描述成了一个个日常英雄。 当我读到《朝圣马寒山》时，我又被其豪情感染。这篇散文显然是受刘白羽、杨朔等名家的影响，既有老老实实的纪实，也有浪漫主义的抒情。读着读着，便深陷于其文字刻意留下的陷阱。我竟一字字读完了。马寒山，对我来说，也是一座神秘之山。好几次，我都驱车前往，但都只是抵达半山腰，终究无缘到达山顶。我真想跟着张剑先生的豪情抵达神圣之境。他说他原以为马寒山山顶是雪峰、是高不可攀的尖顶，但事实上，在马寒山山顶，他看见的是一片宽阔草原，因此顿时豁然开朗。是的，读到这里我也豁然开朗。我觉得我也终于抵达山巅。看完此文后，我立刻推荐给《金城》杂志社的副主编成志达。我说这是一篇美文，希望能发表。 再往下看，他写了两位值得纪念的好领导和几位可以记住的艺术家与文人，似一篇篇通讯。我不知道这些文章是他什么时候写成的，但看上去似乎有些岁月了。最好的文章还是“生活纪实”一辑中的文章，尤其是前面说到的那两篇。它令人过目不忘。那些文字就像刻下的，而非在键盘上敲出的。 张剑先生曾在我面前感叹说，他都五十有几了，才要学习写作，可能太晩了。我笑道，孔子晩年才开始修订六经。对于一个人文学者和作家，五十岁是一个分水岭。五十岁之前，大多数作家都不知天命，所以写的人物说起来有命运，其实不过是编造，因为那些人物没有天命。五十岁之后，伟大的作家才可能诞生，因为“伟大”二字里必定包含着天命。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之所以有那样的慨叹，也定然是其五十知天命时面对浩茫时空的感悟。再说，学问是为己的，不是为他人的，孔子的这种观点也只有到了五十之后才能洞晓，因为五十知天命后便要用尽一切力量获悉生命的奥秘，尽可能地依循着道的步调行动，再也不愿意用蛮力，再也不愿意简单地相信什么说教。天地有道，也只有五十之后才能凿空而探。张剑先生听后笑道，真的不晩吗？但愿如此。 年前最后一次见张剑先生，他告诉我正在做一件事，说他加盟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省地名研究中心，被聘为专家库专家，正在做甘肃省地名研究方面的事情。我听后多少有些激动。那一天傍晚，我向他讲了我对《山海经》的新解，讲了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如何在平凉、靖远一带和整个河西走廊慢慢融合的一些看法，讲了我对中华文明的重新解读以及与西方文明的融合之道。他和他的一位朋友就坐在我对面，而我竟然口若悬河地一气向他们讲了三个小时。直到我快要去给研究生上晚上的课时，我才停了下来。等他们走后，我感到了虚无，感到了无边的孤独。作为一个学者，探索这些问题是终极目的，但在平时，我竟然从来没有将它在学者们面前大谈特谈，因为他们会嘲笑我，现在，我竟然向一位比我年长的朋友滔滔不绝地讲了这么长时间。我问自己，这是为什么？只有一个回答，因为他能理解，能共鸣，且不会嘲笑我。 他说，他要为定西写一本书，立一个传。也是好大的口气，但我相信这是真的。他说，能做到这一点，就死而无憾了。 我说，当然，圣人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言便是通往不朽的天路。为这亘古伟大的山峦立象，本身就是一件无比荣耀的大事。但愿张剑先生知天命之后的人生精彩无憾。 是为序。 己亥年正月初三草稿，初七晨修改 （徐兆寿，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教授）“立诚”与“辞达”的书写（序三）
高原 张剑先生《定西纪事》付梓之际，嘱我为序。推辞不过，只好以“母校老师”身份勉为之。虽为“母校老师”，与张剑先生初识却是在2016年秋月的渭源兰州师专（今兰州城市学院）校友聚会上。当时，我率学院数位同仁应邀赴渭源进行文化考察与交流，当地校友召集了在定西地区工作的十多位当年中文系的校友与母校老师见面。也是因缘巧合吧，张剑先生与我邻座。因此交谈甚多，一见如故。虽然他担任甘肃中医药大学定西校区高层领导，但却给我留下了真诚朴厚的印象。再后来，听说他“转业”定西地方工作，并且开始从事写作。一年来，他常常发来大作供我先睹为快。清晰记得第一篇是《陕西背粮》“陕西背粮，是一段难忘的记忆。”《陕西背粮）一文，以工笔的笔触记录了当年陇中一带人民赴陕西背粮的经历以及深入骨髓的饥饿体验：“饥饿的滋味不好受。饥饿是什么滋味，胃里难受！像猫爪子在胃里撕扯，像狗舌头仔细地舔干净了肠胃的角角落落。” 本人向来信奉“修辞立其诚”“辞达而已”的写作圭臬。在思想的深度与高度外，“真诚”的情感与“准确”的文字应该是最基本的标准，有时也是最高的标准。《陕西背粮》可以说做到了“立诚”与“辞达”。《陕西背粮》最可贵处，是作者在记述饥饿体验的文中，没有滞笔于现实主义的事实，还尽情展现了深具永恒的人性之美的细节。比如，作者与姐姐、弟弟合伙偷吃挂在家中房梁上肉臊子（炒制的肉丁）的经历：“我当时纳闷过，看着不翼而飞、不吃（共同做饭）而少的漆缸子中的肉臊子，难道大人没有发觉吗？现在想来，当时自己和姐弟们的自作聪明、沾沾自喜，其实都在父母亲的明察秋毫之下，起码在公社大队干部来家做上一碗令我们馋涎欲滴的臊子面的时候，或者一年中的重大节日，像端午节、中秋节的时候，或者家里某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像犒劳式地做臊子面的时候，总能发现啊！唉，父母亲是装糊啊！……”多么“经典”的父母，装糊涂中透着明明白白的对孩子的爱。同样关于人性之美的记述还有，赴陕西背粮的百姓在火车上逃票，列车长、乘警、列车员的仁厚对待：“像他们一样的背粮者比比皆是，列车长、乘警、列车员大多时候是网开一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他们一马，让他们自由上车，免费乘车。有的列车员看起来很凶，但做起事来也是柔肠一片，只是罚他们打扫车厢的卫生，他们接到这个任务，好似接到大赦，就像受到了奖励，打扫卫生分外认真仔细，坐这个票车也理直气壮了许多，毕竟他们是勤劳善良的老百姓，知道白占公家的便宜是理亏的。”善良的乘务人员，可爱的百姓张剑的《陕西背粮》,是一个对阳光、空气与水有着炽爱、一个对生养自己的大地有着深情的赤子的书写与记录。《陕西背粮》应该是那一段历史不可或缺的重重的一笔。这样的记录，绝不同于风花雪月的偶或抒情，而是一个良知未泯者对大地的赤诚责任。《陕西背粮》令人感动处还有：“那一段时光，是我人生非常难忘的阶段，除了上学和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印象最深的就是为了吃饱一口饭而期盼，而奋斗，而欢乐！即使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没有心酸，没有难过，没有抱怨，有的是知足与感恩，思考与奋进。”在经历了人生的苦难后，能有这样的觉知，显示了作者的精神已经升华、超越，并与过往的经历达成了和解，这就是人的成熟与高贵。 《定西纪事》所有的篇章皆是或记录作者所经历的事，比如《陕西背粮》；或记录作者所交往的定西文人朋友，比如《大风起兮一我所认识的西部文人张卫平》《这个女人不寻常一我所认识的定西文人汪航》《那一朵芬芳的百合花一我所认识的“定秦”》《一个尕老汉嘛哟哟一我所认识的定西文人史彦明》《像大海一样宽广，像高山一样峭拔一我所认识的定西文人汪海峰》《青年才俊，旱塀蛟龙一我所认识的定西文人夏野》。张卫平、汪航、史彦明、汪海峰、夏野、“定秦”，这些在全省乃至全国有一定知名度、为定西市文化事业做出贡献的人物和团体，在张剑的笔下有了更灵动的生命形象与更完美的精神风貌。 张剑说：“我不是记者，不是作家，我仅仅是如实记录现实生活，并为有贡献于社会的人物’画像’。”借助张剑的“画像”，我们却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艺术家们看似走过了各自相异的艺术探索之路，实际上却表现出相同的对艺术真善美的永恒追求之心，令人感慨、感动，并深受启迪与激励。张剑的“画像”可谓神貌俱全、形神兼备，与这些艺术家的风采与成就既相映成“，也相映生辉。 虽然，本人并未教过张剑先生，但作为“母校老师”，看到这部倾情大作，我自然欣喜欣慰，并诚挚祝贺作者精心结撰之作付梓。同时也希望，此作仅仅是作者笔耕的开始，期待不辍的努力之后，有更多令人眼亮心热的作品问世。是为序。 戊戌冬月 （高原，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院长）01陕西背粮
——献给改革开放40周年 我的老家在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农村，小地名叫大树沟。那个地方正是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笔下“辖境苦瘠，甲于天下”的代表性地区。 我上学的时候，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那一段时光，是我人生中非常难忘的阶段，除了上学和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印象最深的就是为了吃饱一口饭而期盼，而奋斗，而欢乐！即使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没有心酸，没有难过，没有抱怨，有的是知足与感恩，思考与奋进。 饿，饿得很。每一天，都在饥饿中度过。 饥饿的滋味不好受。饥饿是什么滋味？胃里难受！像猫爪子在胃里撕扯，像狗舌头仔细地舔干净了肠胃的角角落落。 饥饿还有一种滋味，就是馋！看着别人吃饭香，吃馍馍香，吃啥都是香的，并想尽一切办法找可以吃的东西。有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都是香喷喷，味道好极了。 肚子好像老是空荡荡的，消化力特别旺盛，不知道是食物不经饱，还是小时候的肠胃像鸡胃，仿佛石子、砖块、秸秆等物，只要一进胃里，都能转瞬变成营养物质和剩余的废料。 放学后照例是去放羊，在放羊前首先是到酸菜缸里捞一碗酸菜，用开水烫过，滴上两三滴快要见底的瓶子里的或者瓷缸子里的清油，搛上美美一筷子胡萝卜、韭菜、芹菜等腌制的咸菜，反复搅拌过了，三口两口吃完，然后从羊圈中赶出几只羊到沟里头的山坡上去放。羊儿早都地叫着了。躺在青葱翠绿又软绵绵的草地上，望着天空遐想。夏日的星空多美啊，天湛蓝湛蓝，还有各种各样的白云，像棉花包，像山峦，像龙，像大棉被，还是棉被亲切啊！起初很像很像，但那云是走着的，走着走着，先是拉长，后是似像非像，然后就变成其他的形状了……漆缸子里的肉臊子是最好的美味，然而那是高高悬挂在屋梁上的。漆缸子，口径有二十多厘米，高一尺，外表是油光润滑的黑漆，内部是粗糙的灰黄本色，有两个不明显的耳朵。用麻绳将其两端穿起来，它就享受起超凡脱俗的待遇：束在家里高而粗的屋梁上了。当然，让我们垂涎已久的是漆缸子里面装的东西，那可珍贵至极，是一年中全家人的希望和期待，是世界上最美最香甜的肉臊子。不管大人挂得多高，我们姐弟都能通过大凳子上摞小凳子的方法成功摘下漆缸子，然后偷偷用手抓着吃；或者谁先爬上凳子谁就用手挖出一把把的臊子，直接喂给下面翘首企盼的“同案共犯”。这种任务，一个人是完不成的，必须合作才行。当然，那种时刻我们往往是胆战心惊的，生怕正在“作案”的时候大人突然进来，因此每一次都不敢多偷，而是少量多次地偷，不知不觉，经过我们多次的作案，那缸中之物是越来越少了。我当时纳闷过，看着不翼而飞、不吃（共同做饭）而少的漆缸子中的肉臊子，难道大人没有发觉吗？现在想来，当时自己和姐弟们的自作聪明、沾沾自喜，其实都在父母亲的明察秋毫之下，起码在公社大队干部来家做上一碗令我们馋涎欲滴的臊子面的时候，或者一年中的重大节日，像端午节、中秋节的时候，或者家里某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像犒劳式地做臊子面的时候，总能发现啊！唉,父母亲是装糊涂啊！……偷吃的东西就是香！那肉臊子，带着皮的小方块特别耐嚼，回味无穷；那瘦的小方块也是很有韧性，可是味道完全不同；真舍不得把这人间宝物从喉咙里咽下去啊，如果能让甜、咸、香等味道久住口舌与喉咙之间该是多么的幸福啊!可是那时的自己真没有绅士风度，焦渴的大嘴中的口水分泌特别旺盛，那不管肥的瘦的臊子，在口中嚼不了几下，就被“洪水”冲进了一望无际、干得快裂了的“黄土高原”！然而力气是大大增强了，不管是放羊放牛，还是拾（方言，意为割）猪草，帮大人干其他的活儿，力量都是无穷的，仿佛孙悟空吃了太上老君的仙丹！ 挖辣辣（辣辣，学名葶苈）。那是万物复苏的时候，拿上小铲子，挖起小绿叶下面的细长白根，攒上一两把，两只手相对着搓几下，上面的泥土也许已经干净了，急急忙忙跑回家，撒上一点盐，再在掌心反复揉搓，就可以下肚了。味道好辣好辣，胃里好空好空。 铲仡佬（仡佬，学名蒲公英）。早春二月或者是阳春三月，确切时间是记不清了，那时候的地埂畔、山路边、小河旁、山坡上，生长着很多的仡佬，叶子是锯齿形的，有一两寸长，经过了一个冬天的孕育，攒足了营养和力气，颜色绿油油的，个头非常健壮，刚冒出地皮的还有一些嫩黄。我和同学们（都是一个村子里的邻居和本家）拿一把小铲子，胳膊弯挎一个小筐（家乡的一种农具，用藤条编成，有弓形的把儿，可以装很多东西），哼着在学校学会的各种歌曲，像《学习雷锋好榜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到绿草茵茵的地方去铲仡佬。小铲子从仡佬的底部平铲过去，一朵有七八瓣叶子的仡佬就成群结队地进入小筐。仡佬不能生吃，需要用水煮一下，然后用筷子捞出，稍微凉一下，再调一撮咸韭菜，滴几滴红辣椒油，然后大快朵颐。 仅仅吃辣辣、伝佬、苦菜，胃中还嫌不足，要是有一疙瘩馍馍和在一起吃，该有多好啊！ 当然也有意外，就是有一次高峰学校的陈世珍校长给我吃了最好吃的甜醅子。陈校长来自附近的大镇内官营，他非常敬业，还爱护学生，而且治校有方、管理严格，在高峰学校、高峰乡乃至全县教育界享有至高的声望，大家对他非常敬畏。不知是哪位家长给他送了一碗用当地特产莜麦新做的甜醅子，他在喝了一遍用凉开水冲过的甜醅子水以后，将剩下的半干半湿的一碗甜醅子全部给了我，让我辘辘直叫的饥肠不仅有了饱腹感，更是让我的全身都充满了暖烘烘的感觉。甜醅子，现在是城里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平常小吃，可在那时，却是只有端午节才能偶尔吃到的稀罕之物。那味道，甜甜的，酸酸的，既有浓浓的汁液，又有可嚼可咽的柔软颗粒，吃上一碗，口舌生津，香甜半年，回味一生。为什么叫我吃而不是别的同学吃呢？或许是因为我偶然撞上，抑或是他有意为之，因为我那时的学习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后来我顺利升入高中，再后来考入大学，我认为不仅是和老师们的谆谆教导、循循善诱相关，更是与陈校长的那一次的奖励有着很大关系……有愿望就有希望，有希望就有各种各样的馍馍。 各种各样的馍馍果然来了。有白面黑面和着麸皮的蒸馍馍（馒头）、花卷、饼子（老家地道的馍馍），有荞面、豆面、谷子面、糜子面做的碗托子、干炕子（死面饼子）等。后来，出现了干透了的锅盔、馒头、饼子、花卷等纯白面的馍馍。以上各种馍馍，大多不完整，而是或大或小的碎块，新鲜的发霉后长了一两厘米的白毛，干燥的有一些褐色的霉点。当这些馍馍从母亲和哥哥姐姐的白布袋中倾倒而出的时候，我们这些年龄小的弟弟妹妹如获至宝，大饱口福。 起初，馍馍是要（方言，意为乞讨）来的。那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大树沟还有邻近的麻地湾、牛家湾、贡马、窑儿湾等村的农民，就开始走出本社本村外出要馍馍了。 要馍馍的队伍，由零零星星的几户几人发展到每家每户，人群主体由中老年人发展到全村老小，涉及区域由个别村社发展到所有村庄。我们庄里也来过外庄外社的要馍馍的人，有拄着棍子领着小孩的老年人，有领着腼腆少妇的中年妇女，也有单独行动的年轻人，问他们要馍馍的原因，都说是遭了年成（方言，意为遭灾），那时候暴雨非常频繁，鸡蛋大的冰雹可以让全大队和生产队的希望化为泡影，仅依靠几两的救济粮是明显不足的。 先是到本乡和近邻的地方讨要，如红庄、大寨子、连儿湾、临洗等。 同村的陈永红说，有一次从家里出发的时候穿了一双新鞋，走着走着鞋底磨透了，鞋帮也裂了，没有办法，只能赤脚走，走到连儿湾的时候几个脚指头冻僵了，完全不听使唤，路也走不成了，在一个好心人家里的热炕上，歇了好半天才缓过劲来。腊月三十回到家，生产队分配的口粮只有半袋子，洋芋只有两堰子（堰子，意为可以装三四十斤粮食的小筐），感叹这个年莫过何着（方言，意为没有办法过）。 后来要馍馍的行程越来越远，简直是走州过县了，如本省的永昌、张掖、高台、酒泉，远一点的甚至到了外省的西宁、宝鸡、咸阳、洛阳、郑州等地。那些干透了的各种白面馍馍就是从这些地方要来的。 干透了的馍馍直接吃是嚼不动的，需将它们使劲掰碎后搁入大粗碗，用滚开水浇满淹过，过上一会儿，干馍馍吸足了水分，就变得松软了。深深吸一口气，那些来自迢迢远道的五谷精华就灌入焦渴已久的肠胃，营养和滋润着青春年少、急需养分的躯体，生发出生命本源体旺盛蓬勃的阳刚之气。有的时候，一大锅碎面的面汤太清太淡，将这些馍馍泡入面汤中，弥补面条不足的缺憾。在放羊、放牛还有上学的时候，口袋中装入几块干馍馍，蘸着清清的山溪水或者学校旁边、中梁山树林子里的泉水吃，没有水的时候，只好拼命用手掰或用牙齿慢慢咬着吃。 纯粹的要馍馍的日子大约持续了三四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几年，人们便去陕西背粮。 当时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已经开始普遍推广使用化肥，主要有尿素、硝酸铵、氨水、土磷肥这几种。氨水是用密闭的大铁桶装的，只要打开顶部的小盖子，一股强烈的气体直冲鼻子，刺激得让人打喷嚏、流眼泪、头晕眼花。土磷肥是散装的，生产队用十二马力的手扶拖拉机从公社供销社转运到生产队的仓库。氨水和土磷肥是生产队比较喜欢的，它们能帮助果实生长，所以总是被施进各种庄稼地里。我们那个地方属于南山二阴地区，雨水较足，当时全县就有“宁叫高峰烂，不叫全县旱”的说法，因此大家都爱用磷肥，不爱使用催长叶子和长秆子的氮肥，也就是尿素和硝铵（硝酸铵的简称）。有好多社员偷偷地背着公社干部，把尿素、硝铵倒在两块地中间的地埂子上，致使地埂边上的冰草、野蒿子、马齿苋疯长一气，比不施化肥的杂草高出许多。 穷极思变。一样的缺粮，严重的口粮不足。这时候村里的几个头脑比较活泛的人，像李进林、王珍妈妈、黄桂英、连克俊、郭志江等，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得来的信息，自发组成一个团队，背着当地不需要（当时也许是观念未转变）的尿素、硝铵，辗转几百上千里路，爬火车（大多数时候是敞篷的货车，有时候是客车）去农业较发达、急需化肥的陕西关中平原，进行物物交换，换回本地缺少的苞谷、红薯干和少量的麦子等粮食。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将这种长途跋涉、艰辛换回救命口粮的生活方式叫作“陕西背粮”。我们的老一代人普遍经历过陕西背粮，我们这一代靠着从陕西背回的粮食度过艰难成长阶段的人，对陕西背粮的情景历历在目、迄今难忘。 背粮的区域有陇海铁路沿线的宝鸡地区的千阳、凤翔、岐山、扶风、眉县、武功，咸阳地区的杨凌、兴平，西安的长安、临潼,还有三门峡、洛阳、郑州等地方。主要集中在八百里平川的关中平原一带。 我对铁路、车站的初步印象，就来自当时大人们口里的叙述和用汗水、眼泪“测量”过的实际情景……日后我每一次乘坐火车经过天水、宝鸡、武功、咸阳、西安等地时，那些对别人来说极为普通的地名、站名，对于我来说却显得格外亲切、温暖一是关中平原的苞谷、甘薯和馍馍养活了我和我的父老乡亲，是关中平原的乡亲帮助了特殊困难时期的甘肃老乡。 1983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王戈在《树上的鸟儿》中写道：“下车了一批，上车了一批……猛不防，嗵的一声，一个老头儿将一条沉重的口袋放在他眼前……老人自我介绍起来，甘肃人，背的洋芋，到汉中换点大米过年……”看来，那时候到陕西背粮已经成为甘肃大部分地方的流行风尚。 背粮的时候住在哪儿？大哥和许多亲身经历过的人说，主要是住在换粮食的村庄附近的火车站候车室，候车室的木头长凳子就是他们夜眠休整的床。有时候长条凳子被先到的人占据了，自己只有和衣而卧在墙角的地上。那时的铁路候车室就是陕西背粮老乡们的家，是候车室遮住了风雨、挡住了严寒、减弱了酷暑，给为嗷嗷待哺的全家人谋生计的老乡们满足了基本的“住”，使他们在腰酸腿疼、饥肠辘辘、身心困顿、夜色降临的时候有了一个踏实的落脚的窝、一个临时的温暖的“家”。衣服是破棉衣加一件油汗煮透了的对襟衬衣（俗名汗榻子），一年四季都是这个行头，由于常年不洗，污垢不堪，夏天还好过一些，到深秋和冬天的时候，老乡们在候车室就冻得瑟瑟发抖了。有时候也到陕西农村的庄前屋后和打麦场上的麦垛边歇宿。那时人口管理严格，本地人对外地人心存戒心，担心这些一半是交换一半是要饭的外地人危及他们的安全或者偷盗行窃，天黑以前是不允许外地人进村落脚的。等太阳落山、天色黑暗之后，他们偷偷地溜进村子周围的安全地带，或屋后，或麦垛中，熟睡一觉，以缓解一天徒步跋涉的辛劳。大哥张勤说有一天夜里渴极了，半夜爬起来看见光亮亮的一池清水，就放开肚皮直接用手捧着喝，第二天起来才发现那是堆满牲畜粪便、沤得发绿的污水坑。有一次过宝鸡境内的一条河（当地人叫它“禹河”，后来我请教了专家，也查找了资料，才知道那条河其实就是渭河），河水看起来浅浅的，但在挽起裤脚赤足过河的时候，发现平静的河水快到了腰部，那里的河道看起来不宽但走起来却要走半天。王珍背起他妈妈过河，他个子小，结果把老人家的裤子也弄湿了，过河后，他妈妈拿起棍子就将他打了一顿。 吃什么？逮着什么吃什么。主要是吃家家户户送的各种干粮，碰到当地人正在吃饭的时候，有的人家还会端出一碗或者半碗有菜有肉的拉条子。也会经常到县城人民食堂吃顾客们剩下的半个馒头花卷，半碗的面条、水饺，还有月牙形的剩包子，也顾不得人家的口巴子（方言，意为嘴巴咬过的痕迹），好的时候还有半碗烩菜和白白的大米饭。在几个顾客吃饭的时候，三五个背粮的人眼睛直勾勾地瞅着他们筷子的每一次起落，当其中一个人放下筷子的时候，手脚快的老乡便会捷足先登，捧起剩余的饭菜吃个精光，完全顾忌不了客人们或怜悯或鄙视的目光。抢剩饭还需要脸皮厚、胆子大，下手要快，有时候也会忽视本团队的年长者。但总体上来说，他们的团队是团结的，顾全大局的，抢得多的分一些给胆子小、面皮薄的，老的会护着小的，小的照顾着老的。也有些好心人，看见这些面黄肌瘦的外地人，不管自己吃饱吃不饱，匆匆吃上两口，就装作吃饱了，把宝贵的饭菜故意留下了，也许他（她）家里也并不宽裕。 背粮的路途中大部分时候是爬火车。去的时候，每个人至少要身背分别装了八十斤重的两袋子化肥，来的时候每人平均要肩扛换回的一两百斤粮食。煤车（货车）拉到哪儿算哪儿，只要是陕西地界的大站小站，他们随便在哪儿下车，都能走进农家，实现“物物交换”，完成背粮的大半使命。 绝处会逢生，山重水复无路可走时也会柳暗花明。他们怎么进的村，怎么找到可以交换的人家，怎么背起汗水浸透并融化了一部分的化肥，又怎么千辛万苦地“背回粮食”，完美地完成这一壮举，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仿佛是“唐僧取经”般的神话，而在他们那里，竟然就像轻松地走了一回内官营街，最多也是去了一趟县城暨专署所在地定西，时间也就是一趟十天半个月。 转运粮食是一件难度较大的事。三五个人的团队前后接应，一趟接一趟地搬到车站，碰到停靠的煤车，不管车站和车上工作人员的反复警告，奋不顾身地背、扛、抬、拖到黑乎乎的平板车或者敞开的车厢中。煤车上什么东西都有，最多的是煤炭，其次是木材，还有一些包装严密的东西。而错过定西车站是常有的事情，有时候煤车在定西不停，有时候是老乡们在夜间困得实在不行而睡过了头，这样就在梁家坪、高崖车站卸下粮食，又像蚂蚁搬家似的搬上东去的煤车，然后焦急地期盼在定西停车、卸粮。煤车有时候在一些小站一停就是几个小时甚至一夜，他们只有耐心地等、等、等……偶尔也坐票车（客车）。他们一般都没有票，不到万不得已不买（补）票。上车是硬挤上去的，不是轻省的单个人上车，而是瞻前顾后、帮助其他成员上下多次地把粮食搬上车。将几袋十几袋粮食放到座位下、车厢连接处后，就是提心吊胆地接受查票。像他们一样的背粮者比比皆是，列车长、乘警、列车员大多时候是网开一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他们一马，让他们自由上车，免费乘车。有的列车员看起来很凶，但做起事来也是柔肠一片，只是罚他们打扫车厢的卫生。他们接到这个任务，好似接到大赦,就像受到了奖励，打扫起来分外认真仔细，坐这个票车也理直气壮了许多，毕竟他们是勤劳善良的老百姓，知道白占公家的便宜是理亏的。遇到上级检查或者个别执法如山的人，在苦苦哀求无效和遭到扣留粮食的威胁后，他们会从夹袄中，或者跑进厕所，从缝在棉裤里的夹层中，掏出零零碎碎的“毛毛钱”和分币，进行补票。 最难场的是千辛万苦换回的粮食在火车站被市管会的人员没收。那沉甸甸的苞谷、薯干关系着全家人大半年甚至全年的生活，拴着他们的心肝肺，当然是不能轻易也绝对不能放弃的。于是只好采取没有办法的办法：一是哭，女人们尤其擅长，先是假装着哭，哭诉着家里的老人娃娃没有饭吃，哭着哭着就变成了真哭，那种如泣如诉的细长哭和痛彻心扉的号啕大哭令执法人员手足无措，最后只有放行加“下不为例”的警告了；二是缠，反复的缠，不管市管会的人员怎么讲道理讲政策，他们就是不走，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不出七天，在他们锲而不舍的执着磨缠下，最终结果也是放行。当长辈和哥哥姐姐们讲述、交流怎么要回粮食的经验时，他们很是欣慰、开心，但我分明看见他们眼角的泪花儿呼之欲出。 背粮的乡亲们对经过的车站如数家珍。一般煤车到了虢镇，他们就知道已经属于陕西地界，距离背粮目的地近在咫尺了；换回粮食往回走，到一个叫拓石的小站就是甘肃了，不仅距离“家”近了许多，仿佛背粮也成功了一半，心里也“踏实”了（后来我查了地图和资料，发现拓石其实属于陕西，处于陕甘交界处，乡亲们当时误以为属于甘肃）。拓石是由陕西进入到甘肃的第一个火车站。母亲说，拓石车站在山沟里，两面的山很高很陡，山上长的树很大很密，有一次半夜到了拓石煤车停下不走了，四面黑黝黝的啥都看不见，山上的狼老娃（方言，意为野狼）叫声疹人，让人害怕极了。 到陕西背粮，开始是用化肥换，后来发展到用当地出产的党参、当归等药材换。再到后来是到西安、郑州等市场上变卖了药材，用现金籴粮食。这比肩扛身背先进了一大步，也轻省了一半啊。 王珍说起和我大哥张勤跟着大人去陕西背粮的一件“憾事”。蔡家坡是陕西背粮的重要中转站，也是背粮最方便、最主要的区域。一次，他俩跟着大人在蔡家坡火车站下车后，沿着狭窄、土旧的街道爬北山，跃过位于半山腰一条很宽的河渠，就到了宽展展的塬上的一个村庄。在庄子外面，王珍妈妈和张勤妈妈分为一组去了村子东头换粮食，留下十八九岁的他们两个去村子西头换粮食。在一个已经记不清姓名的好心人家里，家里的掌柜的、中年男子和热情好客的中年妇女给他们兑换了比平常分量还足的苞谷，看他们憨厚老实，说他们家有三个女儿，大的一个出嫁外村了，还有两个年龄和他们差不多，提出让他俩当上门女婿。听了中年男子的话，他们面红耳赤，内心特别激动，但是想到这里毕竟距离定西老家比较远，还担心大人不同意，于是他俩借口要和家里父母亲商量，就匆匆忙忙离开了这户好心人家。离开了蔡家坡，也没有给父母亲和任何人说过此事。 为了回味和体验陕西背粮的艰辛，铭记当年父兄辈谋求生存的甘苦，我今年去了两趟蔡家坡。一趟是拉着王珍，这位当年的毛头小伙子，现在已六十多岁，孙子都已经上了幼儿园，头发花白，身材硬朗。我们沿着他回忆的当年背粮路线，穿过西北机械工业公司厂区街道和建设得风景秀丽、规划得井井有条的北山公园，跨过渭河引水渠，再钻过一片毛树林子，就到了“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我们沿着田间小路，欣赏着刚破地皮的麦苗和平整广袤的地块中已然抽穗的麦田，就到了别墅区式的村庄。我问王珍大哥，你当年背粮和差点“招亲”的村庄是哪一个。他含糊其词，说不出个准确话。我看百度地图上显示这里是壵庄、吊庄、张头、太平庄，我问老乡，再去东边是哪里，他说是雍川镇。我想，假设当年王珍和我大哥张勤入赘在这儿，他们的生活会怎么样；那好心肠的一家人，现在生活过得还好吗？阡陌纵横，道路交织，麦田茁壮，车来人往！另一趟去蔡家坡是和妻子，区别是夜宿宝鸡，第二天清晨搭上班车去凤翔县，先去拜访东湖公园的左公柳，然后去岐山，最后徘徊在蔡家坡的街道和北山公园，望着汤汤东去的渭河大渠沉思。 大哥说，除了背粮，还去过外地“挣钱”，当时还没有“打工,“农民工”这些词。 “在银川，帮一个老头割稻子，只割了半天，老头就悄悄给每人塞了五块钱，还做了一顿较丰盛的饭，又背着儿媳妇给我们一人装了一碗米打发我们走，我们就黯然并且感谢地离开了。后来才想明白当时是因为老头子在家里做不了主，儿媳妇是想省下工钱，不想雇外人。 “在酒泉一个叫清水的地方给别人打墼子（建房用的土坯，相当于砖），先用水浇透，和成泥，反复搅拌，然后用沙子沾过，填进墼圈子（一种砌砖型长方形土块的建筑构件模具），最后打开模具，再换别的地方重新填充重新打。有一家给了工钱，我和张寿每人50元；另一家嫌我们做的质量不好，不给钱，张寿气愤至极，想推倒墼子墙，但是我胆小，害怕人家报复，最后只能含恨离开。 “在大沙坪洗砂场，差点被坍塌的山体埋掉。老板是皋兰人，给他爸买了肉，张寿也拣了几片，老板眼睛直瞪。 “去靖远煤矿打工。把全年的收入精华三十斤清油卖掉，凑了几十块钱做盘缠去靖远大寨子煤矿。张寿、陈永红等从井下爬出来的时候，除了眼睛和嘴巴，全身其他部分都是墨黑，完全不像个人。我只想回家，想着无论如何，即使饿死，这个钱也不敢挣了。同一个生产队的有些人还去过陕西韩城煤矿下井背煤，然而干的时间都不长。” 今冬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在一个庄里人的丧事上我碰到陕西背粮的元老陈永红，当时他是跟着父亲的十几岁耍娃子（方言，意为年轻小伙）。现在应该是六十岁左右了，但他的头发油黑，白发很少，中等个子，神情欢快，穿着厚厚的黄色棉大衣，笼着手站在大门口当迎宾。乡里迎宾的职责是眼望着大路上来的吊唁客人，等他们快到东家大门口的时候，高亢而悠长地喊一声：“亲亲到，上香一”然后院子里就响起唢呐声、孝子的啼哭声，迎宾送他们进大门、进灵堂祭奠亡人。从我记事起几十年来，陈永红似乎一直就是这么个样子，乐观、年轻、见了谁都是笑哈哈的。我问大树沟的“要馍馍”和陕西背粮的阶段持续了几年，他说，前后总共五六年，到1980年包产到组时出去的人已经不多了，到1981年包产到户的时候，庄里的人基本不出去了。回忆起往事，他说比起以前腊月三十晚上的“莫过何”，现在日子好多了，以后生活宽裕就宽裕点过，生活窄扁（方言，意为拮据）了就窄扁点过，无论如何，与陕西背粮的时候是没法比了。他说着话，两个孙子扯着他的腿摇晃着，缠着要和他耍，他笑容灿烂，幸福美满的知足感洋溢在他的身上、脸上。 我姑且把要馍馍、用化肥到陕西换粮食、出售药材籴粮食和离开乡土、“外出挣钱”买粮都纳入“陕西背粮”这一概念和事件。因为那些在特殊困难时期的事情像太极拳中行云流水的连贯动作一样，本质上不可区分不可割裂。同时从那几个步骤也可以看出以激发劳动者积极性、创造力和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市场化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 陕西背粮的老一辈中，李进林、连克俊、郭志江、王珍妈妈等已经作古。母亲头发全部变白了，推算起来，1978年的时候，她才三十九岁，正当中年。跟着长辈背过粮的陈永红、张勤、王珍、张民、陈俊等，现在已经六十出头，他们的孙子们都上了幼儿园和小学，而且生活无忧无虑、衣着时髦光鲜，完全摆脱了太爷太太、爷爷奶奶，甚至爸爸妈妈辈当年的窘迫生活。 陕西背粮，是一段难忘的记忆。当时波及的地区，不只大树沟、高峰、定西，还包括了甘肃省以陇中为主的大部分地县。 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咀嚼回味一下曾经有过的坎坷和困难，也能促使人们不忘来时的路，并且凝练为成长历程中的宝贵经验、升华“人为什么活着、怎么活着”的精神境界。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上大学的时候，全国正在进行人生观的热烈讨论，那个时期思想活跃，大学生们都在为自己、为实现个人价值活着还是为他人、为社会活着争辩得不亦乐乎，然而最终雷锋精神又一次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张华、张海迪、蒋筑英等用亲身经历折服了那一代渴望学习知识、期盼为自己谋发展、为社会做贡献的青年们的赤子之心，从而创造了在希望的田野上青春与时代风雷激荡、拼搏与奉献交相辉映的“金色80年代”。 不忘初心，对执政党而言是振聋发聩的警钟，又何尝不是催人奋进、开启新时代的晨钟！ 对于个人而言，知足、惜福、感恩、报恩、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应该是一辈子的理想信念和追求。 2017年12月2102朝圣马寒山①
马寒山，是我心中神圣的山。 走近马寒山，看到它的尊容，探究它的秘密，是五十几年来一直萦绕在我心中的梦想。 从我的家乡——定西高峰山大树沟向西北方向眺望，马寒山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只不过中间隔了数不清的山峦，数不清的沟壑。我小时候常常想：从大树沟走到马寒山，需要几天时间啊，还需带多少路上吃的干粮？ 耸然屹立的马寒山，被万山簇拥，雄踞云端。它高大雄伟，周围大大小小无数的名山高山，在它跟前仿佛小娃娃跪拜在巨人脚下，毕恭毕敬，俯首称臣。而马寒山，则像弥勒大佛，绵延广大，巍然端坐，涵容深沉，变化莫测，使人肃然仰望！ 马寒山是神秘的。夏秋之际滚滚雷声带来的发雨、白雨，起先来自马寒山的一片云彩。那云彩刚开始并不大，颜色也不是凶恶的黑色。随着云团的不断长大，颜色就会越来越深，由灰色、深灰色，到深沉的黑色。这时候，在地里拔麦子的大人就会朝着沟沟岔岔的草坡上放牧牛羊，挖丹参、捉蝴蝶，任意挥霍青春的娃娃们喊道，白雨来了，白雨来了！我和伙伴们就急急忙忙地赶着牛羊回家了。大人们也收拾了镰刀，背上休息时割好的牛草快速地往家跑。这时候雷声响起了，先是低沉悠长，轰隆隆，轰隆隆！后是响亮坚决，轰轰轰，轰轰轰！最后是果断加回旋，嚓，轰隆隆！嚓，轰隆隆！伴着雷声的是闪电，像长蛇盘旋，似龙跃大海！还有大风，来不及回家的人们必须拼命地用手摁住头上的草帽，原本静若淑女的高大白杨树、柳树、杏树的枝叶朝着一个方向倾斜，就像弓着腰的驼背老汉，那声音也是凄厉的呜，呜，呜……风来了！雨来了！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我们坐在炕上，打开纸糊的窗子，看着房檐水连成线，灌进木桶，灌进水缸。有时候，雨变成密密麻麻的白柱子，有时是密集的白钻石，我们称之为冷子，这种冷子打得屋顶的瓦噼噼啪啪，撞击铁器时叮叮当当……大人们在祈祷：老天爷饶命，老天爷饶命，保佑我们的庄稼！持续的发雨和白雨大约有十几分钟就会减弱，变为中雨、乔雨，然后停止。乔雨，是我们这种十年九旱的地方最欢迎的一种雨，淅淅沥沥地能下上半天。而白雨过后，院子里会积下厚厚的一层冷子疙瘩，大人们顾不上清理，第一件事就是怀着忧虑的心情提上铁锨查看自家的庄稼，未拔完的金黄色的麦秆子躺倒一地，饱满的麦穗子被打破打烂了，地里的冷子覆盖了躺倒的麦子，红色的麦粒与泥水和在一起，几家的大人们在摇头叹气。 发雨，一年总要来上十几回，而由发雨变成的白雨就有六七次。 发雨，从马寒山起云起，到大树沟落下雨来，时间就是一到两个钟头。 只要大树沟下雨，马寒山顶就有积雪，不管是炎热的夏天，还是阴晴不定、冷暖莫测的春秋，更不要说本该有雪的冬季了。 马寒山，从你那里过来的白雨，让我心惊胆战、刻骨铭心，也充满好奇；从你那里过来的甘霖，让大树沟的麦子、大豆、胡麻、洋芋郁郁葱葱，开花结果，养育了生在大树沟、长在大树沟的我，和我的乡亲！ 马寒山，我心中神圣的山，你那里住着白胡子神仙，还是住着奶奶、妈妈的故事里讲的美丽又善良的仙女？马寒山，我心中纯洁、神秘的山，你那里藏着无尽的黄金、宝石、一切人间财富，还是住着传说中腾云驾雾、神通广大的龙王和它的家族，从而使那座山令人向往，伴我一生——我在攀登黄山的时候想起你，在畅游十万大山的时候想起你，在寻访秦岭的时候想起你；不管我是懵懂无知、梦想翩翩的少年，还是在而立、不惑、知天命之年，都会时时刻刻想着你！ 马寒山，你的使者，那朵云彩，还有与她一起来的闪电、雨珠，到达大树沟仅仅需要一两个时辰，而我，从记得闪电雷鸣之年到拜倒在你的脚下，却用了五十多年！ 来晚了，马寒山，大树沟的那个放羊少年来看你了。 这一天，是戊戌年戊午月乙亥日，仲夏将至，天气晴好。 感谢榆中陈校长的鼎力支持，是他相邀促成了这次寻梦之旅;是他，协调管理部门，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考察的名义，走近了马寒山；是他邀请两位挚友刘先生、郭先生全程相陪，使我们融洽交流，增长见识，让单纯的自然考察变成了文化交流；是他好酒好肉伺候，并使最新鲜的野菜做伴，更是他，学识渊博，一路讲解，为我的朝圣之旅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还要感谢来自定西的小吉朋友，他英俊潇洒,机灵勤快，为我们的交通提供便利。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