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新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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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哲学：褚时健献给年轻人的12堂人生智慧课试读：
前言
互联网时代的变化日新月异，新鲜事物每天都给人满怀期待的欣喜。
每个人都在整装待发，对未来许下各种愿望。也许你想有份好工作、住套好房子、有个好对象，抑或你只想赚很多钱……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这个偶像、导师泛滥的年代，许多人挂在嘴边的那一句话就是“我一定要努力奋斗，希望以后能成为某某人”。为什么一定要成为某某人，而不是成为你自己呢？不管你的愿望是大是小，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去实现它，你就是成功的。李开复在书中说，成功就是做最好的自己。你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去成为那个最好的自己？能决定你人生的是你自己，而不是任何一个别人。
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有限的，但我们可以活出无限的宽度和深度。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做最想成为的那个自己了。
说到这里，肯定有读者会纳闷，你不是说要做自己，为什么还要用褚时健来做我们的榜样呢？榜样不是偶像，不是导师，他们身上的一些精神，乃至人生哲学都能成为我们提升自己的指明灯。
本书的意义也在于此。
笔者选取褚时健这样一位企业家作为榜样，是因为他身份的特殊性。他是原红塔集团董事长，昔日赫赫有名的“滇南烟王”，是中国最具争议的财经人物之一。他那将近一个世纪的经历也可算得上是跌宕起伏。
从1979年接手玉溪卷烟厂起，褚时健用17年的时间将玉溪卷烟厂这一个地区性的中型卷烟厂缔造成亚洲第一、世界排名第五的大型烟草集团企业——红塔集团，累计实现的利税高达991亿元，加上红塔山的品牌价值400多亿元，他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在1400亿元以上。
1999年1月，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人物却因经济问题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女儿自杀，妻子身陷囹圄，儿子远居海外，原本幸福美满的一家落得个妻离子散。不过，这并不是褚时健人生的终点——2001年，73岁的褚时健保外就医，与妻子承包荒山种起了橙子。
如今，褚橙已经成为一个知名品牌，褚时健本人也从茫茫哀牢山走出来，再一次进入公众的视野。十余年过去，昔日的“烟王”变“橙王”：他种的橙子被称为“褚橙”，年产万余吨，利润超过6000万元……现年88岁高龄的他攀登上了另一座高峰，再次成为亿万富翁。
褚时健的经历，让许多企业家为之赞叹。
王石说：“我有很多粉丝，但我是褚时健的粉丝……褚厂长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企业家的一种精神，是一种在前进中遇到困难，并从困难中重新站起来的精神。”
柳传志说：“老先生从年轻时起，造酒、制糖、产烟、种橙，做一件成一件，已是奇而又奇。但让我深深感到敬佩的更是他80岁的高龄，在近乎家破人亡之后，又创下奇迹。我见他时，他表情之中、话语之间，坦坦荡荡，只研究做好下面的事，过好后面的日子。”
王健林说：“我吃过他的橙子，这么大年龄才开始创业，做得这么好，确实给我们这些人非常大的激励。”
冯仑说：“一个人跌倒再爬起来并不难，难的是从至高处落到最低谷，还能走得更远，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在褚老身上，似乎有一种‘超能量’，这种能量，来自他做人、作事的高标准与严要求。也正是这种超能量，使他站得更高、走得更远。”
……
正因为如此，作家先燕云称褚时健为“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他不仅仅拥有巨额的财富，还必须有灵魂、有思想、有精神。无论是过去管理卷烟厂，还是现在经营果园，褚时健总是不急不躁，有条不紊。
不管最初的情况多么艰难甚至糟糕，他总能把看上去不可能做成的事情给做成了，他是一个实实在在做事的人。正如褚时健说的：“现在的年轻人很多在找出路、找靠山，我八十多了还在果园摸爬滚打，这也是一种活法。”
现在是一个快节奏的年代，许多年轻创业者总是拔高了话语的力量，他们认为接触一些新思维就能迅速成功。可是，这只是个人的幻想，而不是真实的自己了。看现在闹闹哄哄的创业潮，笔者颇有感慨。感慨之余希望借褚时健的言行，让那些迷失自我的创业者们可以从中悟出些什么来。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真正成功的人生，不是你去模仿别人的经历，而是你不断选择和努力的结果。无论你现在的背景、处境如何，幸与不幸都掌握在你手中。请记住，你的一生，由你自己去打造。
说到这里，本书的内容也呼之欲出了。本书从褚时健入手，将他传奇的一生记录下来，并从中分析他独特的做事技巧、领导风格、企业管理智慧等。读者可以从书中发现褚时健身上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本书或许不能给读者的生活和工作带来直观上的改变，但它能让读者从故事中得到启发、提醒和忠告，让读者能在迷茫中坚持理想，在生活中执着前行，活在当下，做最想成为的自己。
最后，感谢褚老先生精彩传奇的一生给笔者带来这么多有价值的素材。
是为序。第一章成长哲学：经历是一笔财富苦难是一种修炼
一个人的经历，他的情感、荣誉、挫折，包括他的错误都属于人生中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讲，经历就是一笔财富，而一个被经历压倒的人是无法得到这笔财富的。——褚时健
生活中，许多人总喜欢把“一帆风顺”“万事如意”的人生看作是一种幸福。然而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时，总是以一声痛苦的啼哭开始的。这告诉我们：人是从苦难中成长起来的。
褚时健曾说过：“平凡人的一生都难免经受挫折，成功人士的辉煌，更不是一帆风顺就能获得的。”今天，我们眼中的成功者褚时健，他的辉煌之路是否原本就是一条苦难不断的坎坷路呢？
1928年1月23日，这一天恰好是农历新年的第一天。在原云南省华宁县禄丰乡一个叫作矣则的小山村里，传出一声清亮的啼哭。哭声来自江边的一处小院，左邻右舍也都知道，褚家媳妇为这个家产下了第三个孩子——褚时健。在这之前，她已经生过两个儿子，但都在两三岁时不幸夭折。对这个孩子的出生，一家人尤为重视，生怕他经受不住命运的考验，早早夭折。
不过，当孩子的父亲褚开运看到这个又黑又胖、哭声响亮的大小子时，心里踏实了，他觉得这孩子精力旺盛，肯定能吃苦。他爷爷奶奶从老屋赶过来看到他时，更是乐得合不拢嘴，当时就给他起了个小名叫“石柱”。
9岁那年，褚时健被父亲褚开运带到禄丰村车站小学上学。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褚时健可能会一直在那里安心读书，拥有无忧无虑的小学时光。然而，命运对他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这一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了“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两年过后，日军已经侵占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到了1940年，越南也被日军入侵。当时统治越南的法国慑于日军的压力，不允许中国的货物从滇越铁路的越南一方入境。不过云南省内的火车还在运营，虽说时不时会有日本飞机来炸铁路，但迫于生计，褚开运仍坚持做着往个旧锡矿运送原木、木炭的生意。
这时，褚家的境况已经大不如前：操劳一辈子的奶奶过世；爷爷上山伐木时发生意外，受了很严重的伤，在床上一躺就是三年，之后也撒手人寰。而他刚满3岁的小弟，也莫名其妙地夭折了。家人的离世让小小年纪的褚时健明白了生命的脆弱。然而，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
1942年夏天，褚开运正在个旧附近一个叫巡检司的小车站押车运木材，突然遭遇了日本飞机的轰炸。当时有三架日本飞机在铁路上方投下了数枚炸弹，他虽然没有被炸到，但还是被炸弹掀起的气浪严重震伤。
过了半个月，褚开运才被人从个旧抬着回了矣则村。而这时候，他母亲褚王氏已经怀孕了。父亲受重伤，母亲怀孕，弟弟妹妹还小，14岁的褚时健早早担起了维持一家人生计的重任。他不仅要照顾大家的饮食起居，还要管起自家的三亩水田和十几亩山地。也就是从这时起，褚时健开始逃课。
每天下午他就回家帮母亲砍柴、烧火做饭，还要抽时间去田地里干农活。到了晚上，他还要抱着爷爷留下的捷克造步枪，防备那些打家劫舍的土匪，担起看家护院的责任。
不过命运无常，懂事的褚时健并不能留住重伤的父亲。1943年6月，他父亲在病痛的煎熬中度过了一年之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年仅42岁。
父亲的葬礼上，褚时健在众人离去之后，一个人留在了父亲的坟墓前。他心怀伤痛地跪下来，重重地磕了个头，用这种虔诚的方式同父亲做最后的告别。跪立良久，他默默站起身来，双眼望着远方茫茫无际的山峦。他知道，他成了家里最年长的男人，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从那以后，除了操持田地养家外，褚时健还会抽出时间上山打猎、下河捉鱼、烤酒来贴补家用，一天到晚都没能闲着。也正是从那时起，早起晚睡成了他今后几十年里生活的常态。一段时间下来，他的皮肤更黑了，但身上多了些坚韧和不屈的品格。
这似乎还不够，七年之后，噩运再次降临这个伤痕累累的家庭。1950年7月，褚时健19岁的弟弟褚时候被叛乱者抓住，他因不愿与叛乱者同流合污而被投入南盘江。据被抓住的叛匪供述，为了防止褚时候逃生，他们将他投入南盘江前，不仅将其五花大绑，还残忍地砍断了他的手脚。
褚时健的母亲听说了这个消息后，跑到褚时候出事的地方不断呼喊儿子的名字。可怜的母亲不愿意相信儿子就这样死了，就沿着南盘江寻找，一直找到开远。但当时正值雨季，江水那么大，她又怎么可能找到？最终，褚时候的遗体没有找到，他母亲的身体却被这个残酷的现实击垮。不久，他母亲就因背生恶疮离世了。
从10岁到22岁，褚时健从懵懵懂懂到成熟稳重，但这期间他经历了四位至亲的死亡：3岁夭折的弟弟、重伤而亡的父亲、被叛乱者残忍杀害的弟弟，还有因悲伤过度而去世的母亲。每一次亲人的死亡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因为这是至亲血脉的撕扯，每一次必将痛彻心扉。这就是褚时健的成长代价，它实在太沉重了。
很多人不能正视苦难，认为只要将其避过就能万事大吉，但这些人最终仍会被苦难击败。因为人生的苦难不止一次，而总有一次是你无法逾越的坎。与其最后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如一开始就选择面对。
褚时健就是一个正视苦难，并把苦难当作提升自己能力的养料的人。日后，有人向褚时健请教如何才能成功，他给出的答案就是吃苦。他说：“经历过的东西，对你都是有用的。你觉得那时候条件很苦，可谁知道今后会不会更苦。当时家庭条件优越的一些同学比我们好过，以后碰到更大的坎儿，我们挺得过去，他们就过不去了。所以我说，经历对人来说，有时就是一笔财富。”
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成功更不可能唾手可得，苦难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笔财富。但要得到这笔财富需要不断修炼：只有超越这些苦难所带来的局限和痛苦，不被苦难所压倒的人，才能最终获得这笔财富。
因此，若把苦难当成一种修炼，它就能实现人生的成长，或是心灵的蜕变。责任铸就2小时生物钟
我这一生就讲一点，要负责任。不管境况如何变化，对自己、对事业、对家人、对社会的责任心不变。——褚时健
有一位老人，他至今保持着一个特殊的生物钟——每天晚上11点睡，第二天凌晨1点会自动醒来。许多人了解后难免会觉得奇怪，这种习惯是怎样养成的，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位老人就是褚时健，关于他2小时生物钟的事情，还得从他少年时期的一段经历说起。
1942年，褚父被炸弹震伤后失去了行动能力，整天只能躺在床上。作为家里的长子，14岁的褚时健已经有了养家的责任感。他明白，现在家里遇到了这种情况，自己再不站出来，谁又可以承担起养家的责任呢？
当时，他爷爷留下了一个酒坊，归褚家和其二伯家共有，两家轮流使用。于是褚时健开始了艰辛的烤酒生涯。
烤酒首先得有大量柴火。褚时健一有空闲时间就把家里的小毛驴牵出来，架上木车，到10多公里外的山里砍柴。山高林密，乱世多事。当时，禄丰乡有一群土匪，白天在山林里休息，晚上出来打家劫舍。褚时健只有14岁，山里又有野兽和土匪，他当然害怕。可是，他若不去砍柴，就没有柴火烤酒，家里也就断了收入来源，一家人怎么活？正是这种责任感，促使他每次都接连砍上两三天，直到准备好充足的柴才罢手。
幸运的是，褚时健并没有遇到野兽，也没有遭受土匪的打劫，反而有时候还能用步枪打上几只兔子和山鸡给家里开荤。
柴火备好后，褚时健开始学着大人的样，找来一些树根搭灶。为了集中火力，防止热量散失，灶口开的很小，刚够放进去劈好后的柴火。灶搭好后，他又搬出一口大锅支上，然后再往锅里倒水。当地人用一种叫作甑子的木桶蒸苞谷（玉米）。这种烤酒用的甑子很大，能蒸350公斤的苞谷。褚时健当时没有那么大的力气，但也一个人半拖半拉地将甑子搬到了酒坊，架到大锅上。
接下来，他又要回家扛苞谷，350公斤的苞谷他得分几次才能全部扛到酒坊。趁着这空档，母亲帮他把苞谷全部泡上。忙完这些后，他开始回家准备一家人的饭食。到晚饭前，苞谷都差不多泡软了，他就站在木墩上，把苞谷全部捞进甑子，开始生火蒸苞谷，直至苞谷蒸烂。
烤酒的程序并没有那么复杂，褚时健早已在过去无数次的旁观中熟稔于心，但需要有耐心。褚时健把这套程序总结为：“蒸煮的过程要十八九个小时，大约每两个小时要添一次火。火大了，汤锅容易烧干；火小了，粮食又蒸不透。添完火以后，还要把甑子里的粮食搅拌一次，然后翻转过来，再搅拌一次，这样才蒸得均匀。”
可见，烤酒的关键就在“烤”上，火候掌握好了才能出更多更好的酒，否则出酒率就没有保障。为了保证能出更多更好的酒，褚时健必须每两个小时添一次柴火，而更为难的是，烤酒这项工作一般都是晚上7点才开始，褚时健必须熬过漫长的黑夜，他要想办法战胜睡意，否则不仅烤不好酒，甑子里的粮食还会浪费掉。
一开始，母亲对褚时健并不放心，毕竟他只有14岁，所以她偷偷去看过褚时健，但她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褚时健的神经似乎上了发条，每隔两个小时就会准时醒来添柴。
从14岁开始，褚时健就在做烤酒这件事，而且一直做了五年，将一项需要两个成年人一起才能完成的工作独自完成得很好。而且做这些事时，他从没让旁人督促，也没有一次因为睡过头而误事。
很难相信，一个14岁的少年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但事实又不得不让我们相信，因为就算到现在，褚时健依然有夜晚每隔两小时就醒来的习惯。他曾就此回忆说：“其实谁都做得到，就是有没有责任心的区别。任何事上了心，很难做不到。”
这就是责任心带来的力量。褚时健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心里有事。当褚时健的责任心觉醒时，他做事就不再需要旁人来催促，他自发地就会鞭策自己将那些事情做好。
毫无疑问，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责任心赋予了褚时健超强的动力，他将能够承担的责任都承担了下来：他展现出了长子风范，在家庭出现困难的时候，主动为母亲分担沉重的责任；他展现出了长兄风范，将弟弟、妹妹都呵护得很好。
有的人把责任当成一种负担，担心它会影响自己追求名利和财富的步伐，而有些人则不同，他们会将责任扛在肩头前进。最终，后一种人往往能够更有作为。因为责任是他们成长的动力，让他们不畏艰难，发挥出潜藏在身体中的巨大能量。
而一个人有没有责任心，同他所处的成长环境有非常大的关系。从小就培养出责任心的孩子，长大后一定能独当一面。褚时健年少时烤酒的经历给了我们更为真实的印证。
世上确实有很多事情做起来不那么容易，但一个人有了责任心，即使是一件小事他也会当成大事来做。正是抱着这个态度，褚时健似乎没有做不到的事。责任心让褚时健在那个困难重重的年代都做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事，要是我们也能拥有如此强烈的责任心，恐怕也没有什么事情能阻挡我们的脚步。
一个人在年少时，培养出责任心是非常重要的。随着年龄渐长，我们将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为父母、为爱人、为孩子、为企业、为社会、为国家。当我们用一颗充满责任感的心去对待生活时，我们的人生才会变得更有价值。选择没有对错，只有得失
我当时差点儿就不读书了。是堂哥的一席话点醒了我，一定要读书，要走出山村，要改变命运。——褚时健
每一个人的成长道路上，都会遇到许多十字路口，这是我们人生的重要节点。我们在路口徘徊，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因为前方的道路都是朦胧的，就像是覆盖了一层浓浓的雾，我们不知道如何选择。
可是，这样的十字路口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如果你踟蹰不前，很快就会雾气散尽，只留下一条路让你往前走。这时候，你已失去了选择的权利，只能被生活拖着向前走。褚时健的一生中也遇到了许许多多这样的十字路口，他却没有过多的迟疑，而是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最终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在褚时健漫长的记忆里，他至今还清晰记得自己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十字路口，是在1943年，他15岁的时候。当时他父亲刚去世，他小学毕业，面临着一个选择：是升学还是辍学？
褚时健理解能力很强，又真心喜欢读书。上学第一年就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奖品：一支笔、一本书。小学前四年，褚时健年年都是好学生，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后来，因为家里的变故，他不得不经常逃课回家照顾一家老小。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的数学成绩跟不上来，变得很差。
暑假里，褚时健一开始想着家里的太多事情都离不开他，干脆就不读中学算了。那段时间，他上山打猎、下水摸鱼、下田插秧，尽可能地为家里多赚一点钱。似乎，如果顺其自然的话，他可能会选择做一个踏实能吃苦的皮肤黝黑的农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身与土地为伴。在这个节点上，暂时还没有人来给他指路，也没有人问他想不想上学。他母亲知道他心里的想法，总是默默地将目光停留在他身上。无论褚时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她都会默默地支持他。
然而，褚时健的成长道路并没有遵循着他的打算继续下去，而是随着堂哥褚时俊的出现而发生了变化。这个堂哥同他的关系最要好，见多识广，学习成绩也好。当时考西南联大，录取率只有大概千分之一，褚时俊硬是考上了。
在褚时健心中，堂哥就是自己人生路上的导师。此刻，这位堂哥正及时出现在十字路口，将正要迈步走向另一个方向的褚时健拉了回来。当了解到自己的堂弟正要选择一条当农民的路时，他沉默了。在他看来，褚时健是一个聪明、敢想敢做的有为少年。只要好好读书，假以时日，一定能有大出息。
于是，褚时俊满怀惋惜地问他：“石柱，你不想上学了吗？”
褚时健愣住了。
在他心里，他还是喜欢上学的。小学六年，尽管充满艰辛，但那是他年少时最为欢乐的时光。他学到了许多知识，也开阔了眼界，了解到华宁县外面还有更大、更精彩的世界。可是，他又想起眼前家里实在太困难了，母亲独自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现在自己帮忙，日子过得虽困难，却也能过下去。如果自己去外地读书，那家里怎么办呢？
看着褚时健的眼神闪烁，褚时俊知道他的焦虑。于是他拍了拍褚时健的肩膀，感慨地说：“外面的世界很大，你还没有真正看到它。只有读书，眼界才能打开。眼界开了，路才能宽，才能干一番事业，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现在时局动荡，山河破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之际，有志青年当担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尽绵薄之力。”
听完堂哥的一番话，褚时健沉寂的心又热血沸腾起来，他被感染了。他内心不想只做个农民，不想一辈子被束缚在土地上，不想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也许是褚时健很小的时候受他父亲做生意的影响，所以即使他出身农民，也不会完全受到土地的禁锢。又或是他发现，不管自己在土地上怎么耕耘，他的努力都换不来父亲做生意时的那种回报。
2014年，86岁的褚时健在一次采访中说：“我当时差点儿就不读书了。是堂哥的一席话点醒了我，一定要读书，要走出山村，要改变命运。”
当褚时俊向他婶婶说起这件事时，褚王氏知道儿子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她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从那以后的整个暑假，褚时健开始没日没夜地烤酒，既为了积攒学费，也为了能为家里留点积蓄以备不时之需。
从这次经历中，褚时健学会了怎样去选择。面对选择，他凭着自己的内心，不徘徊犹豫，坚定地迈出了一步。因此，褚时健在之后面对选择时总是没有一般人常见的犹豫不决。而且，就算是选择错了，他也不会过度沉溺在后悔中。
正是凭着这种心态，褚时健的人生变得坚定、果断、高效，而且因为坚定选择而生机勃勃。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我们会遇到不同的选择。这时候我们不能犹豫不决，因为我们的人生就像一辆行驶中无法停止的火车，错过了选择只能被生活推着向前走，失去主动选择的权利。
生命的节点就像一道题，有可能是单选，也有可能是多选。因为人生有太多可能性了，所以就会有太多的选择。我们能说褚时健当时选择上学是对还是错吗？或许当初他选择在矣则村当一个农民，也一样能成功，或许能更早地成为“果王”呢？
生活没有假设。总之，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选择是无法避免的。记住一句话：选择没有对与错，只有得与失！救别人，就是救自己
回想起小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母亲。母亲不爱说话，她只是用行动告诉你，事情要怎样去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褚时健
一直以来，善良都是一种宝贵的品质。正如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曾说过：“善良是历史上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几乎优于伟大的人。”
不过，也有一些人觉得，善良是一种奢侈品，不可多得，也不会轻易交给别人，怕被无情地践踏。所以，现代社会关注的善良缺失，其实是由于许多人因为隔膜把内心给重重包裹起来了。更有一些人直言不讳：因为害怕伤害，所以拒绝善良。
褚时健并不是这样一个人，只要有机会，他从不吝啬表现出自己的善良。甚至，他将善良演变为一种大爱，一个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
父亲常年在外，褚时健小时候深受母亲影响。褚母的性格里有着山一般的坚韧，水一样的宽厚，她虽不爱说话，却用实际行动告诉褚时健，事情要怎么去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褚时健继承了母亲的坚韧还有宝贵的善良。
每年五六月青黄不接时，褚时健家乡的一些农户就会因为缺少粮食而忍饥挨饿。当时褚父在外做生意，褚家家境还不错，每年这个时候还会有一些余粮。褚母就会接济一下乡亲，这种善举一直持续到褚父出事、褚家吃饱都成难题的时候。
有一天，一个乞丐来到了褚时健家门前，这时的褚时健已经每天都要考虑怎样才能弄到粮食填饱肚子，当看到乞丐伸到他面前的破碗时，顿时没了好脸色，生气道：“没有没有，我们晚上都没吃的了，拿什么给你？”正在做晚饭的母亲听到，端了半碗米饭出来，对褚时健说：“石柱，不许这样说，不到无可奈何，谁愿意端个碗讨饭。我们少吃几口死不了。”
母亲的这句话给褚时健带来了很大的触动。一直以来，褚时健并没有觉得将自家的富余粮食拿出来接济他人有什么可贵的，因为农民质朴的本质让褚时健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母亲这番话让他真正领悟到了一个崇高的品质——善良。
正是母亲的这次深刻“教导”，让褚时健从此接触到了一种不一样的境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足为奇，无时无刻都能为别人考虑更能体现出一个人的高尚。也正是受到母亲这样的影响，褚时健不管做什么事都会替别人考虑一下，而正是他的这种善良，在多年后救了自己一命。
1958年底，褚时健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当时哀牢山中的红光农场改造，但到农场不久他就病倒了。一开始他以为只是对农场的生活不适应，没有在意，但病情的发展却出乎他的意料。他全身乏力，在床上一连躺了七八天，不仅如此，他还不停地流鼻血。更让他心生寒意的是，当时没有人去看他，因为人们已经自顾不暇，没有人会在意他这个“右派分子”的死活。
褚时健躺在床上，吞下流进嘴里的鼻血，他或许已经在考虑生死的问题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褚时健曾经的善行救了自己一命。1955年，为了彻底肃清美蒋特务，国内兴起了肃反运动，当时作为医生的罗载兴被定为肃反目标，原因是他曾经跟过一个美国特务当牧师。褚时健是“肃反小组”的组长，他发现罗载兴已经被打得有点神情恍惚，恻隐之心一起，顿时觉得案子有问题。于是他重新调查，发现确系屈打成招。褚时健据实上报，这才保住了罗载兴一命。
而此时，罗载兴正在红光农场。当他听说一个新来的“右派”得了重病时，作为医生的职业本能，他赶紧到褚时健的住处查看，而这一看就看到了自己的救命恩人。很快，罗载兴就发现褚时健是因为得了严重的疟疾，于是他用自己保存了多年的两片奎宁治好了褚时健。
善有善报，若不是褚时健当年救了罗载兴一命，那他真就有可能死在哀牢山中了。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褚时健身陷囹圄时会有那么多人出来替他说话，甚至有企业界和学界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名为他喊冤，还有当地的老百姓不无恳求地对前来调查褚时健的人说：“他拿了你们多少钱？我们凑给你嘛。”站在高位的人自然会为褚时健取得的成就惋惜，但朴素的农民却能体会到褚时健的大爱。若不是褚时健的心中有他们的存在，他们何必关心褚时健是谁？《论语·雍也》有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们在用心地给别人帮助的时候，也为自己创造了成功的机会，当我们竭尽全力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不仅可以让他走出困境，也会让他感受到我们厚道、无私的人格魅力，从而拓展了我们的人脉，结识了更多的朋友。
可见，善待别人，就是在善待自己。正如人道主义者阿尔贝特·施韦泽所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富有同情心，乐意对他人给予帮助。我们要把“善良”展现出来，不为难、挖苦别人，多给别人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候你的一点点善意举动就能结出一个善果，使你在成长中更加幸福。第二章做事哲学：做正确的事，正确地做事沾着手的事情就要干好
我不是什么天才，也不唱高调，一世为人，我追求完美和卓越，遵循实事求是。——褚时健
同样是做一件事，为什么不同的人做会有不同的结果？除了个人的能力的高低之外，做事的态度差异也会影响最终的结果。
对褚时健来说，不管是当初给国家干，还是现在为自己干，都有一个不变的追求：沾着手的事就要干好。这一点，从褚时健少年时就可以看出来。
1943年，15岁的褚时健小学毕业，暂时回到矣则老家务农。当时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同一块地，我要种就要比别人种得更好”。因为他认为，既然他的身份是农民，摆在眼前的事就是种地，那么他就要在土地上多琢磨，把地种好。
正是凭着这股信念，他很快就掌握了一个优秀农民的所有技能。有一天，他堂哥褚时俊来他家，褚时健带着他到村庄不远的南盘江边，指着河滩上新开垦出来的一片地说：“你瞧瞧，这是我的地，我自己开垦的地。”
他堂哥知道他家里的情况，很诧异地问：“你家三亩田都种不过来，你怎么还跑到江边开荒？”
褚时健告诉堂哥，村里有人在坡地上种了黄果树，结的果子很好吃。他看河滩更适合种，就想着也种点给家里人吃。本来对一个少年来说，能一个人经营几亩田地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他并不这样认为。他不仅要将自家原有的地种好，还要再开垦新地，让一家人有果子吃。
后来，这种“沾手的事情就要干好”的做事态度在他就读龙渊中学时期也有充分体现。
当时褚时健就读的龙渊中学校方不管食堂，打算交给学生来管理。为此，校方专门设了一个伙食委员的职务，由学生们自由选举出来。
在学校，褚时健的人缘很好，爱打篮球，交了一帮好朋友。同学们发现他有很好的管理能力，就选他做了伙食委员。当上伙食委员后，褚时健主要负责买东西、记账。每到周五，学校的事务主任会将收来的伙食费交给他，让他安排下周的买米买菜等事项。
褚时健后来回忆说：“大家选了我，我就要负责任，要把食堂办好，这才是我的性格。”于是，他开始仔细琢磨如何管好伙食的问题了。很快，他就摸清了门道：这个工作的关键是买米买菜，既要新鲜，又要物美价廉。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他开始到市场上做调查，摸清米和菜的行情。
几天下来，他还真发现了买米的一些玄机：当时许多米店都会在头天晚上给第二天准备售卖的大米加一点水。这种潮米的水分含量高，过秤的时候就会比原来重些，能占些便宜。但是，这种大米拿去煮饭，煮出来的饭一粒一粒的，买了非常不划算。还有一些黑心米店为了让大米看起来又亮又白，会在大米中加一些石粉来欺骗顾客。这种掺了石粉的大米在淘米时石粉一洗就掉了，煮出的饭就变少了。
这些商家惯用的伎俩，根本就瞒不过生活经验十足的褚时健。他来到米店，抓起一把米来一看，就能知道是否干透；牙齿一咬，就能判断是否加过水；用手一搓，就能明白有没有掺石粉。
几次下来，米店的伙计知道这个半大娃子不好糊弄，也就卖给他正常的大米了。至于买菜，几天后，他就知道了哪个集市的菜便宜，哪个菜摊小贩的秤准不欺客。
对当时买米买菜的具体情景，褚时健是这样叙述的，“老师把钱交给我，我把钱数数，一路小跑到车站。从那里进城，赶到米店，先把米买了，不跑快点儿，米价涨了，伙食费就不够开销了。再一个就是买小菜，过去是炊事员买，他是个四川人，会吃回扣，所以伙食水平明显和花的钱不符。我们自己买，一分钱不差，还买得便宜。最得意的就是我当伙食委员的时候，大家可以放开肚皮吃。”
毫无疑问，褚时健做这件事超出了称职的范围。因为对一个合格的伙食委员来说，他可能只要拿着事务主任的钱，买好米和菜就算完成任务了。而褚时健显然不是这样想的，他也不是这样做的。在他看来，既然同学们这么信任他，让他当上了伙食委员，他就要在合格的基础上多做，把食堂办好。
也正因此，初中三年里，褚时健多次当选伙食委员。提起这段往事，他自豪地说道：“同学们还是认可我这个伙食委员的，要不然，我一个初中生怎么会管全校的食堂呢？”
要问褚时健是如何干好这件事的，就在于他在本来可以直接买米的时候多做了一些，仔细去辨别大米是否加了水或掺了石粉；在买菜的时候也多留心，选择那些秤准便宜的小贩买。当然，正直善良的他更不会像那个四川籍炊事员那样拿回扣，他想的是怎样让同学们吃得更好。
在这之后，褚时健把“沾着手的事情就要干好”当成了自己的做事哲学。每当他去干一件事时，他都会在称职的基础上多做一些，达到自己心中干好的标准：做地下党的工作时，他是代号“黑猫”的神枪手，以共青团员的身份当上了连队的指导员；“反右”时期，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大山里改造，能无师自通地将农场、糖厂经营得井井有条，甚至扭亏为盈；“文革”后，他成为玉溪卷烟厂厂长，将一个地方中等规模的厂发展成中国第一的卷烟厂，成为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出狱后，他又种出了可能是中国最知名的橙子……所有的一切，都与他从小树立的做事态度分不开。
所以，我们不要去羡慕甚至是嫉妒一些人的成功。因为在他们光鲜亮丽的背后，有着大多数人缺乏的品质。像褚时健这样，一生信奉“沾着手的事情就要干好”的人又有多少呢？正如他本人所说：“我不是什么天才，也不唱高调，一世为人，我追求完美和卓越，遵循实事求是。”办事都要讲情理
我们这些工作完成得不错，关键是什么？就是实事求是，不搞一刀切。还是那句话：办事情要讲情理。——褚时健
俗话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在我们的社会中，除了“法理”外，还有一种“情理”。它是一种特殊的辨别是非对错的标准，被称为人们“心中的一杆秤”，能够起到感动人、温暖人的作用。
正因为“情理”的特殊作用，我们做事时要学会给他人留有余地，这样一旦事情有变，我们也不会陷于过度被动的境地。而且，适当讲一些情理，有时候更容易让事情办成，褚时健就深谙此道。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国家发动了抗美援朝、清匪反霸、征粮工作、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简称土改）这五大运动，让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到1952年全国上下进行土改时，年仅24岁的褚时健已经调到了盘西区当区长。
对年轻的褚时健来说，工作的范围更大了，事情也越来越多。在减租退押和土改运动中，当时政策大有一边倒的趋势，将地主当作了斗争的对象。一些斗争极端的地方，沉塘、假枪毙等事情时有发生。
当时褚时健领导着一个四十多人的工作组。工作组的主要工作是要地主交出浮财，交出多余的土地。其中有一个张姓队员是个做事情完全不考虑后果的人，只会蛮干。有一次，他接到群众揭发说一户地主家存有一百两黄金的消息后，也不向褚时健汇报，就带上几个队员，气势汹汹地冲进地主家逼地主交出黄金。
地主死不承认，喊冤道：“我哪里有这么多金子，我一辈子都没见过一百两金子。”可是，张姓队员根本就听不进地主的话，还是逼地主交。后来，他干脆押着地主到附近的山洞去找藏起来的宝贝。地主没有金子交，就想寻死。结果没有死成，又被工作组给抓住了。
这个张姓队员更加生气了，到了晚上直接把地主捆在柱子上，还拿了一块石磨吊在他的脖子上。然后威胁地主：“明天早上我再来看，再不认，我就枪毙你。”第二天一大早，这个地主也豁出去了，笑着说：“感谢你们了，我这一辈子还没挂过这么大的牌呢！”张姓队员一气急，就要拉出去假枪毙。几次下来，地主也不怕了，说大不了一死，他们什么也拿不到。
值得一提的是，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也就是说，当时24岁的区长褚时健掌握着全区数万人的生杀大权。张姓队员是没这个权力的，否则以他的性子，恐怕就不是假枪毙那么简单了。
后来，褚时健听说了这件事，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知道，当时全国各地革命形势如火如荼，许多人的表现非常激进，生怕别人说自己党性不强，同情地主。
但褚时健却有不同的看法，他把张姓队员叫到面前，对他说：“实事求是地讲，他有一万元钱，能拿出九千元，就很不错了。但是他有一万元，你要他交十万元，他拿什么交？一百两黄金，像这样的乡村地主不太可能有，你们这种做法搞过火了。过火的后果就是工作的阻力更大，反对我们的人会更多。”
最后，他亲自出面，找这个已经决定鱼死网破的地主谈话，他说：“你说没有一百两（黄金），我信。那你有多少，能交多少，你自己说。”后来，这个地主主动交出了十两黄金。
通过这件事，褚时健坚定了他的想法，那就是在不质疑政策的基础上，具体工作中应该讲情理。他说：“我觉得任何时候都不能过分，地主也是人，要吃饭，他也要有土地嘛，也要发新地契，让他们自食其力才对。我们打破旧世界是要建立一个公平社会，不要搞成新的不公平。”
1952年底，当地又开展了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褚时健到盘西区小龙潭村调研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村外的田间地头没有一个干活的农民。带着疑问，他就想找村民谈谈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结果到了街上，村民们看见他都绕着走。
褚时健心下讶然，就找来村干部了解情况。原来，搞肃反的工作组认为，这个村子里的人都参加了一个叫作“一贯道”的反动会道门组织，所以全部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听完后，褚时健从情理出发，认为农民总要种地才能过日子，现在把一个村的人定为反革命分子，他们都担惊受怕，哪里还有闲心去种地？可是人总要吃饭，一旦矛盾扩大，很有可能要出大问题。
于是，他马上到县里去反映情况。很快，他和县公安局的同志回到村里，重新判定。最后，公安局抓了“一贯道”的坛主，将他定为反动会道门头目，还了其他村民的清白身份。这样一来，村民们没有了后顾之忧，这才敢接触工作组，开始了正常的农业生产。
在这件事上，他还是坚持这个原则：办事情要讲情理。正是凭这一做事原则，他解决了许多问题。县里领导觉得他是一个工作能力强、办法多的好苗子，决定用心栽培。第二年，他就被组织送到了云南省党校学习，前途一片光明。
不得不说，褚时健办事能力强与他讲情理有一定关系。因为他讲情理，所以在处理问题时，总能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多为对方着想，不让对方为难，最终也给了自己方便。
现实生活中，我们在办事时，也要给别人留有余地，别人才会对你心存感激，一旦有机会定会加倍回报。每一次宽容，就相当于给了自己一次成功的机会。否则，做事太绝，逞一时之快，最后吃亏的可能还是自己。要做事，先做人
我跟她们讲，要艰苦，做人要公正，做人公正才能得到多数人支持，一个人在社会上没有朋友、没有支持是搞不好的，希望她们领会我这些思想。——褚时健
自古以来，做事先做人是先人们一直强调的。孔子告诉我们“子欲为事，先为人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何做人，不仅体现的是一个人的智慧，更反映出他的修养。否则，一个人即使有能力又有钱，却不懂得做人，人品非常差，他的事业也不会做得很大。
因此，品性优劣对做事的结果大有影响。成功者和失败者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修养更高，他们更知道怎样做人。褚时健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他遵循“要做事，先做人”的原则。
1957年，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覆盖面极广的“反右”运动。29岁的褚时健担任玉溪地区政法口“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负责划定“右派分子”名单。当时，根据“反右”的指导性文件上的公式计算，社会上的中间派占绝大多数，“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不同。但是，同土改一样，地方的执行者们大都更为激进，上报的“右派”比例也越来越高。褚时健拿着各单位报上来的名单一统计，发现“右派”比例竟然达到了24%。
看着自己的同事、战友、朋友一夜间成了“右派”，他心里不是滋味。然而在当时政治敏感的情况下，人们都谨言慎行，深怕被别人打小报告。大家都明白：没有什么该说不该说，你要想在这场运动中保全自己，就什么也别说。
褚时健硬下心来，心里想着绝对不能让无辜的人受难。他向地委的领导汇报时，如实反映了“右派”比例过高的问题。最终，他不顾领导的暗示，同组长反复研究，将那些明显不反党的人从名单中挑出来，只交上去了80多个“右派分子”。
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褚时健总是秉持着先做人再做事的原则，不会过度关注事情有没有做好，更不会为了交差而给别人增加烦扰。为此，褚时健因“办事不力”得罪了领导，到1958年7月就被撤销了“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职位。
这时候，“反右”斗争也告一段落，缓过劲来的他又响应党的号召，开始“大炼钢铁”和种“试验田”。虽说是全民动员，但玉溪地委会不想甘于人后，让褚时健和一位负责人事的地委副书记共同负责。
在定土地产量时，曾经的种地能手褚时健实事求是，结合这块土地的肥料、水分、种子、耕种以及防治病虫害等因素，咬了咬牙，报了一个1500公斤的指标。要知道，这时候，比他小2岁的袁隆平还在偏远落后的湘西雪峰山麓安江农校教书育人，亩产高的杂交水稻还远未出世呢！
不过，这个1500公斤的数字仍没让办公室主任满意，他找来褚时健谈话：“小褚，你咋个不想想，报纸上人家都搞5000公斤，我们1500公斤怎么行得通？”
当时正处于大跃进时期，全国各地浮夸风盛行。刚好这个月，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多家报纸先后刊登了湖北省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早稻亩产15 361斤的消息，放了一个大大的“卫星”。而农业部也公布当年夏粮产量同比增长69%，算下来，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出了20亿公斤。在这之后，全国各地的“卫星”不断，严重歪曲了事实。
正直的褚时健不愿意歪曲事实，这违背了他做人的准则。他据理力争：“种地我是内行，一亩地能产多少，我心里有数。我们玉溪海拔1000多米，冬季不种稻子，平常年景，一亩地也就收四五百公斤，我报1500公斤都是极大的冒险了。”
可是主任不吃他那一套，最终还是响应“大跃进”的政策号召，报了个2500公斤的指标。结果可想而知，玉溪冬天温度低，当时也没有弄温室大棚的条件，种下去的稻子连穗都没有长出来，即使稀稀拉拉地长出几穗，一摸谷粒，里面都是瘪的。
在当时的领导看来，褚时健坚守原则，不弄虚作假的行为就是革命态度不积极的表现。果不其然，1958年12月，在全国“反右”接近尾声时，褚时健被划为“右派分子”。遭遇危机的褚时健并没有对自己之前的坚持感到后悔，他始终坚信一点：先学会做人，才能办好事。
在此后的漫长人生中，褚时健始终将这一信条铭记于心。凭借这一信条，他得到了许多人的尊重，也做成了许多事。受褚时健影响的人中，有一个称他为“神”的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居委会书记任新明。他们有三十多年的深厚感情。褚时健出事后，这个曾经受到褚时健提拔的年轻人已经有所成就，他知道知恩图报。
褚时健入狱前后，凡是与褚家关系密切的人，都要被调查盘问。任新明并不像大多数人一样同褚时健断绝来往，而是几乎天天去看望他。他曾对疑惑重重的专案组人员说：“我不一样，没有他就没有我，砸锅卖铁我也得帮他。”
接下来的几年里，任新明逢年过节就会带好酒好菜去陪褚时健。除此之外，他还将褚时健的外孙女接到自己家里，像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天天送她上学、放学，后来又送她到加拿大读高中。出狱后，褚时健有感于任新明对他的照顾，同老伴商量后，将他们的外孙女改跟任新明姓“任”。
从这些事中可以看出，褚时健在做任何事时，都是以先做人为前提的。他不光自己坚持做人的原则，而且还将这一理念传达给有前途的年轻人，从而引出一段知恩图报的佳话。
我们的人生要活出一种境界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不损人利己；走自己的路，但不要阻碍他人；遇见需要帮助的人，能帮就帮，几句贴心的话也能温暖人心。这样，我们做人的境界就会越来越高，也更容易做成事。做事前要考虑后果
我做事从来都不敢把资本全部投入，我要是有100元钱，我会留30元钱做备用，70元钱拿来投资。——褚时健
有这样一个寓言：两只青蛙住在同一个池塘里。夏天池塘在酷暑中干涸了，它们只好一起离开池塘另去找个家。路上它们碰巧经过一个深井，里面有很多水，一只青蛙对另一只青蛙说：“我们下去住在这井里吧，这可以让我们栖身，又能给我们吃的。”另一只青蛙极其谨慎地说：“但万一水干了，井那么深，我们怎么再上来呢？”这则寓言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先要考虑好后果。
如今，面对这个充斥着各种诱惑的社会，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掉以轻心，被诱惑冲昏了头脑。因为一些诱惑背后，往往隐藏着一张让你掉入陷阱的网。在褚时健任玉溪卷烟厂厂长期间，他就多次遇到这些向他扑来的“网”，但他都一次次灵巧地躲开了。
随着“红塔山”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来找他批烟的人也越来越多。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国家的调拨价格和最终到市场上销售的价格差额非常大，使得批烟私卖有了巨大的利润空间。
比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烟草专卖局调拨一包“红塔山”的价格在两三元左右，这是出厂价。到了二级批发市场，价格可能就上升到五六元，终端消费市场则变为七八元甚至更多。这样一计算，只要私人从烟厂批到一件（一件为50条）“红塔山”，就能获利六七千元。
为了不违反国家法律，批烟有很多限制，批烟的范围以不损害国家税利为基础，主要限制在10%的自销范围内，或者是已经完成国家指标后的超产部分。
褚时健拥有烟厂批烟的签字权，因而也成为那些想发大财的人一直想要拉拢讨好的对象。一开始，褚时健把属于10%自销权内的烟基本上都批给那些来厂里串换的广东商人。这种交易也是各取所需：烟厂能拿到国家稀缺的进口束丝、盘纸等辅料；广东商人能获得紧俏的“红塔山”香烟。只不过，在这种串换中，“红塔山”的调拨价和市场价相差数倍，而辅料只是按六七折算，商人获得的好处更多。
除了串换消耗了一部分自销烟外，还有一些则是政府高官或是上级主管部门出具函件需要批烟的。对这种走正常渠道来批烟的，褚时健也不得不同意。因为这些函件也都是经过严格的手续的。
所以许多时候，经常会看到那个年代这样一个有特殊色彩的情景：一些贫困省的省委书记亲自出马，由司机开着小车风尘仆仆来到玉溪卷烟厂，为的就是找褚时健签字批烟；有一些是中央的领导出面，为革命老区扶贫来批烟。这些人中，大多数都是因公而来，但也有一些人以救穷的名义来批烟，实则是进了自己的腰包。不管怎样，只要他们手里的函件是真的，褚时健就不可能拒绝。
后来，在他采取“三合一”政策之后，玉溪卷烟厂又先后获得了产品的自主定价权和自销权。这时候，烟厂的产供销体系有了里程碑式的发展。褚时健手中那支笔的权力越来越大，诱惑也越来越多，但他非常谨慎，是一个做事情之前会考虑后果的人。他不希望自己在阴沟里翻了船。对批烟这个危险的事情，他的底线是：对方来批烟，必须有烟草准运证。
有一段时间，一位中央领导的孩子，整天赖在厂子里不走，气势汹汹地要求烟厂给他批点烟带走。这时候，褚时健并没有因为他是中央领导的孩子而批给他烟，而是坚决按照正常的程序办，让他先拿出中央某机关的函件。这个领导的孩子拿不出，因为他父亲的办公室主任知道其中利害，硬是不肯给他出具函件。到了最后，他见敲不开褚时健的门，只好作罢。
还有一次，一位中央军委的领导来视察玉溪卷烟厂时，他的女儿也跟着一起来了。这位领导私下提醒褚时健，他女儿可能会私下找他，让他不要理。果然第二天一大早，这位领导的孩子就到褚时健的办公室里去找他，目的当然也很明显：为了批点烟。不过，惹不起可以躲得起，听到风声的褚时健比她起得更早，早就到通海县查看烟田去了。
从这两件事后，褚时健更加注重签字权的使用，丝毫不徇私。他是一个铁面无私、秉公办事、很讲原则的人，他弟弟、小舅都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并没有因为他当厂长，手握大权而捞到半点好处。对褚时健的表现，云南省的主要领导都是认可的，也非常支持他的工作。
正因为褚时健考虑后果，坚守底线，后来在中纪委调查关于领导干部的子女以权谋私的问题时，褚时健才能有底气地说：“是有人来过，但我和他们说过，你们要为你们的父亲想想，不要给他们找麻烦。如果自己要抽，可以批点儿次品烟给你们，没有大批量从厂里拿烟的事情。”
他后来在红塔集团多元化布局时也提到：“我做事从来都不敢把资本全部投入，我要是有100元钱，我会留30元钱做备用，70元钱拿来投资。当年山东的秦池酒是中央电视台的标王，别人出一亿，他们出两亿，刚开始还不错，但后来就倒霉了。当大家知道他们的酒品质并不好，一下子就垮了，垮得很彻底，连竞标的钱都没有了。”这里说的还是做事情要考虑后果，为自己留余地的道理。
因此，我们做事情要三思而后行，以前瞻的眼光去判断，并考虑后果自己是否能够承担。一个错误的决定也许一分钟就能做出并付予实施，但常常要用更长的时间去纠正；不管是个人生活还是做事业，一开始就做正确的事情，在过程中正确地做事情，是幸福和成功的保证。不仅仅把事情做好
说不上情有独钟，世界上一切能够友好、公平与我们合作的外国人，我们都能乐于与他们打交道。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与德国人的合作确实多一些。我对他们的总体印象也是比较好的。——褚时健
现在，“出国考察”常常会让人联想到公款吃喝和公款旅游。然而在褚时健那个年代，出国考察还是一种对企业发展非常有利的举措，他们大多还是为了去国外参观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
自褚时健接手玉溪卷烟厂以来，他多次去欧美的一些国家考察，走访参观农场、烟厂和设备制造厂，为烟厂的发展带来了新观念、新设备。经由出国考察，褚时健的格局也在不断放大，他一步步了解到如何将烟厂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一流的烟草集团。
除此之外，出国考察让不怎么出门的褚时健拓宽了视野，让他知道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这带来的好处是，面对不同国家的人和企业，他知道如何自如地去处理与他们的关系。
褚时健曾说，他愿跟德国人打交道。之所以这么说，与他之前同德国人的几次接触有关。
1983年，褚时健带了烟厂的一批技术人员去欧洲进行考察访问。这次访问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集多国之精湛技术为我所用”。在考察德国企业时，他参观了豪尼公司的制丝线，一下子就被迷住了，之后他带了许多样品回国。
搞定巨额外汇后，褚时健花2 300万马克买了他们的10套设备，包括大名鼎鼎的普洛托斯卷烟机和7 000—8 000支／分型机器。虽然以前他跟德国人的接触并不算多，但对他们办事规矩认真，效率高的特点早有耳闻。果不其然，设备引进后，他们专门派人过来安装，尽心尽力。而且，他们还会定期派人来厂里对卖出的机器调试、检验，进行细致周到的跟踪服务。烟厂只需要管这些德国专家的食宿就可以，其他费用全部由他们公司自己出。
另外一个让褚时健对德国人好感倍增的事情是，每当德国公司的机器出现了故障时，来解决问题的德国专家一个个都会因此感到羞耻的，头都抬不起来。尽管这样的事情并不多，因为德国机器的质量和技术是当时最为可靠的。
相比之下，褚时健对日本又有另外一番看法。
考察日本机器设备时，他知道了一个新情况：跟日本人打交道要用与德国人不同的思路。他打了一个比方：“买日本人的东西，只值10元钱他一定先要20元，然后讨价还价，一路减下来，最后减到13元时，他还多占了3元钱便宜呢！而德国人显得有些严谨和刻板，他们认为‘丁是丁卯是卯’，说卖10元钱就要10元，一般不会乱讲价，也不容许你乱还价。而日本人会送礼，常施小惠而占更大便宜。”
这样一番比喻，恰如其分地把德国人和日本人的不同特点说了出来。这些都是褚时健通过出国考察，与日本人和德国人多次打交道中总结出来的。至于中国人，他也自嘲一番：“我们中国人跟德国人、日本人都不同，明明是10元钱的价值，非要给别人7元钱不可。”
除了对不同国家的人有不同见解外，褚时健还通过考察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形势有了一番了解。这些对他今后投资和制定烟厂的发展战略有一定的影响。
1984年之后，褚时健多次去美国考察，他既惊叹于美国烟田的科学规范化操作，又有感于美国烟草公司的规模和先进管理。除此之外，褚时健发现，尽管美国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但这个国家的成本高，市场利润率反而比国内要低得多。
考察之外，褚时健到美国去还会做一些投资。他原先相中了一个项目：当地一个化肥厂，连同7 000亩地，作价150万美元。这个价格，就算在国内也算便宜的，但他思前想后，最终还是决定放弃这一投资。因为他了解到，美国的生产成本太高：工资上，当时美国工人的工资起码是月薪1 200美元，是烟厂工人工资的10倍到12倍之多；生产原料上，美国的成本是国内的2倍以上。如果买回来，很可能成为烟厂的一个大包袱。
后来，他又去看了另一个饭店的投资项目。这家饭店位于洛杉矶，是一座十几层的大楼，地段也非常好。对方告诉他，双方只要一共投入150万美元，就可以把饭店盘下来共同经营。这意味着，烟厂只需要花费75万美元。不过，深知美国经济形势的褚时健并没有急着出手，他说：“我算了一下，觉得这饭店赚不了钱，与其白白扔那儿75万美元，还不如放在香港或者内地赚钱快呢！”
不放弃每一个学习的机会，并能够主动去抓住主目标之外的情况，发现更多的可能，这就是褚时健能够谨慎投资、提升国际视野的“秘密武器”。要想掌握这一“武器”，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关键在于个人是否有一颗发现新大陆的好奇心和做好事业的进取心。
面对同样的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应对，结果也往往千差万别。有人拒绝和抱怨，最终事情交给别人来做，他们也因此与名誉、财富、地位等原本追求的东西擦身而过；有人被动接受，最终事情虽被他勉强做好，但其一生很可能会在平庸中度过；有的人积极面对，不仅把这件事做好，而且还从中获得新收获，进一步提升了自己某些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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