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国芳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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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技术转移绩效研究试读：
前言
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须具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得有标志性科技成就。”在2018年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他深刻指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促进全球科技创新、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科技合作，解决世界科技难题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科技界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我国科技事业实现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但也要看到，不少领域与国际一流的差距依然明显，特别是核心技术的短板依然突出。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别人的地基上盖房子，楼越高风险越大。如果不掌握核心技术，迟早会被别人卡脖子。
只有坚持问题导向，下大力气解决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短板突出技术研发聚焦产业发展瓶颈和需求不够、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强、人才发展体制机制还不完善、科技管理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建设世界科技强国需要等问题，才能根本改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激活创新这个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强化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支撑。对此，高校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高校将其所掌握的智力优势和知识技术成果进行转移和扩散，有效转化现实的生产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然而，我国高校技术转移的绩效和政策环境到底如何？有哪些制约因素？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书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政策文本研究方法、CiteSpace分析、数据包络分析法、计量模型、多元回归分析、访谈调研、个案研究等方法，以系统创新理论、绩效评价理论为理论基础，对我国高校技术转移的绩效和政策进行研究。
本书以2001—2013年技术转移主题的3 461篇SSCI论文为样本，利用可视化技术CitesPace进行共引分析和聚类分析；对以《科技进步法》《专利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为代表的312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对7家大学科技园及其负责人开展了技术转移主题实地调研和访谈；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选取6个输入指标、2个输出指标，以2011年数据为样本对高校技术转移的绩效做了静态研究，测评了28个省（市、自治区）、28所“985高校”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选取8个指标，运用基于DEA的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研究了2002—2011年10年间我国27个省份高校技术转移TFP的变动及其分解，并就纯技术效率的收敛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本书力图在以下几方面有所创新：（1）从研究视角上看，本书以跨学科的视角，综合高等教育、公共管理、科技哲学等学科理论，试图厘清国家创新系统下的高等教育发展、科技政策、企业发展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构建高校技术转移运行结构图和高校技术转移绩效评价运行结构图。（2）从研究内容看，本书将探究我国高校技术转移政策的变迁规律；构建我国高校技术转移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系统比较我国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学校的高校技术转移的绩效；不仅采用了传统的DEA静态分析方法，还进行了动态分析，为考察高校技术转移绩效和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参考。（3）从政策实践的角度，提出了完善我国高校技术转移的政策建议和具体操作工具。这些来源于个案分析、实证调研、数理统计，基于新鲜的经验、心得、数据分析，具有较强的新颖性。肖国芳2019年3月28于上海第1章 绪论1.1 选题背景与意义1.1.1 选题背景
1.1.1.1 科技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
从国际竞争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在两百余年来世界工业化进程中，不论国际竞争形势如何风云变化、不论国家之间实力如何此消彼长，但是科技创新始终是主宰国家兴衰和国力消长的根本力量所在。20世纪60年代的航天技术、七八十年代的微电子技术和软件技术、90年代的互联网技术、21世纪的云计算技术，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根本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始终引领科技创新并迅速有效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我们放眼全球观察，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决定性因素，为了保持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发达国家一方面加快科技创新，另一方面他们及其所属的跨国公司利用其科学技术上的优势控制市场和资源，形成了对世界市场特别是高新技术市场的高度垄断，他们努力保持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优势，同时也实行技术垄断和封锁。
2005年，我国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发〔2005〕44号），深刻地指出我国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经济增长模式粗放、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技术产业发展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新需求，国家整体自主创新能力较弱，企业核心竞争力也不强；我们国家长期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有优势的巨大压力。强调要紧紧依靠科技进步、依靠自主创新，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以科技进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2006年1月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宣布中国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我们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就要大力推进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快推动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就要大力推动建设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高效利用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技资源，加快推进技术转移，使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1.1.2.2 高校技术转移是推进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生产、信息的传播、技术的流动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跨国家地区创新、科技产业联动、多学科跨领域协同成为必然的趋势。一是全球化进程在加快，这必然催生创新资源的跨国家、跨地区流动并与产业链配置，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必然要不断冲破阻碍创新要素流动的体制樊篱，最终走向通过合作参与竞争来促进国家、地区及企业的立足和发展；二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浪潮互为牵引、密切互动，国家创新体系各要素间的系统整合和协同成为催生重大创新的必要条件，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创新主体之间不得不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紧密互动；三是多学科、跨领域的交叉融合和集成创新成为当代科技创新的鲜明特征，这对高校技术转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高校将其所掌握的智力优势和知识技术成果进行转移和扩散，快速转化现实的生产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高校责无旁贷的使命。
当前，高校的社会职能发生了重要变化，除了生产和传播知识、技术之外，高校还要研发新的科技成果并将向社会扩散、流动，推广创新思维和创新理念，积极将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2000年全国高校技术创新大会提出“高校要将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工作放在与教学、科研工作同等重要位置”的要求，将科技产业化工作纳入学校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
就企业而言，必须掌握强大的技术储备、掌控知识产权，必须构建和巩固自身的竞争优势，以在激烈竞争知识经济环境下立于不败之地。然而，与发达国家的企业成为当之无愧的创新主体相比，中国企业总体技术创新能力较弱，他们更热衷于从国外引进技术、更热衷于大模仿、小改进，不愿意花时间、人力、财力做研发与创新；当前我国企业许多主导产业核心技术依赖引进，短期内很难有根本改变。企业技术开发投入严重不足，难以开展重大关键技术研究开发；同时自主创新还没有成为企业寻求发展机会的第一选择。中国企业要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仅仅依靠自身资源去创造或保持一定的知识储备，势必难以满足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高速发展的要求，还可能会面临成本和管理方面的困境，承担无法预期的研发风险。知识的外部获取与技术转移势必成为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我国，高校作为培养高层次科研人才的摇篮，已经成为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和高新应用技术研究领域的创新动力之源。研究表明，我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无论在科技人才数量、职务发明专利和重大科技成果持有数量上，都明显优于企业的研发机构，辅之以国家和区域的科技创新政策支持，高校业已成为我国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后，我国科技奖励工作得以恢复。从1978年12月到1993年6月，国务院陆续修订并发布了三部奖励条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科学奖励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奖励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1999年国务院发布施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对国家科技奖励制度进行一次标志性的全面改革，对三部奖励条例进行统一和完善。国家科学技术奖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三大奖”。国家三大奖从2000年开始每年开展评选表彰活动，体现了中国高校和科研单位在我国科技研发创新方面的贡献。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于2019年1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高校在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中表现抢眼，获奖比例再创新高。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均来自高校，分别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刘永坦院士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钱七虎院士。高校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项，占总数的100%（总共授奖1项）；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8项，占二等奖授奖项目总数37项的75.6%。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通用项目一等奖总共授奖14项（含团队奖3项），其中高校作为主要完成单位的有13项（含团队奖3项），占授奖总数的92.9%，高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有8项（含团队奖3项），占授奖总数的57.1%，创新团队奖总共授奖3项，均为高校获得，获奖比例100%。高校作为主要完成单位获得2018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19项（一等奖10项，创新团队奖3项，二等奖106项），占授奖总数137项（一等奖11项，创新团队奖3项，二等奖123项）的86.9%。其中，高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获奖项目81项（一等奖5项，创新团队奖3项，二等奖73项），占授奖总数的59.1%。高校在全国授奖项目中连年保持高比例（见表1-1），充分体现了高校在基础研究和重大原始性创新研究中重要的地位。尤其是2015—2018年四年来的5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项目均为高校获得，充分表现出高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在我国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表1-1 2011—2018年我国高校获国家三大奖情况资料来源：根据教育部发布的“高校获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高校获奖情况”等公告与科技部官网发布的“2017年度国家科技奖励获奖情况”等公告相结合分析整理，此表中数据仅统计通用项目，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仅统计了第一完成人所在单位，科技进步奖仅统计了第一完成单位。
1.1.2.3 我国高校技术转移绩效与政策亟须研究
知识经济时代，高校的技术转移问题不仅越来越受到政府的关注，也越来越受到企业、高校本身的重视，在高校一些教师中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1997年，中国科学院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了《迎接知识经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对科技创新和技术成果转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99年，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加快国家创新系统建设，以科教兴国战略作为振兴经济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根本大计，下大力气解决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的问题，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为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我国政府从多方面努力积极推动高校发挥对国家创新能力的贡献，制定了一系列的技术转移法规和政策，力促大学的科研成果向市场转化变成现实的生产力。199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要求各级政府“积极组织协调实施有关科技成果的转化”“将科技成果的转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这些是我国加强技术创新、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纲领性文件。2000年1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校技术创新大会，颁发了《教育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的若干意见》共十五条，对促进产学研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规定。这些政策和措施应该说是高瞻远瞩的，也是很有力度的，应该值得预期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
尽管政府在高校技术转移方面做出了大量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大学科技成果转移存在诸多问题。正如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克昌（2005）所指出，我国高校每年通过鉴定的科技成果有1万项左右，但转化为商品并取得规模效益的比例约为1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科技成果转化难已是高校“非常需要发展而很艰难的任务”。近些年高校技术转移有所发展，但其成效仍堪忧，主要在于国际专利申请数量仍相对较少、中国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少、高校知识产权数量少。2010年中国平均每1.3亿美元出口才有1件国际专利申请，与美日等国差距明显，2010年中国国际专利申请量仅为美国的27.5%；在国际专利申请公布量全球百强中，中国企业仅3家，国际专利申请公布量全球前50名高校中，中国高校无一入选。我国高校技术转移的绩效如何评估？技术转移政策演变规律及其实际成效如何？这些问题亟须研究和回答。1.1.2 研究的意义
提升高校技术转移的绩效，对于促进高校科研面向国家和行业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对于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强企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对我国高校技术转移的绩效与政策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理由如下。（1）目前，我国大学技术转移的机制、绩效不甚理想，从公共政策视角研究高校技术转移的相关问题，在政策规范下构筑起完善的大学技术转移机制，可以从政策上剖析我国高校技术转移政策成效与失灵问题，保障我国高校技术转移的顺利进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有利于进一步丰富高校技术转移研究的理论，揭示高校技术转移中的规律和绩效运行特点。（2）对高校技术转移的绩效与政策研究可为国家和区域创新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从国际上看，我国高校技术转移与一些发达国家存在差距，特别是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差距甚大；从历史上看，我国在不同时期出台了促进技术转移的政策，不同年代技术转移绩效也不同；从区域比较来看，我国不同地区的高校技术转移成绩存在差异。从政策角度解释差异的原因，可以为国家和区域创新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3）对高校技术转移的绩效与政策研究可为我国高校的科学发展提供路径参考。高等学校在适应社会需求发生变化的同时，其自身的发展也受到社会需求的深刻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国高校抓住良好契机，借鉴国外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社会服务功能逐步发展起来，实现了教育、科研、服务社会三大功能的全面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能力得到增强，成为国家创新体系核心组成部分。高校如何利用自身科技资源和知识智慧优势服务社会，通过提升技术转移绩效是一个有效的途径。1.2 国内外研究状况1.2.1 基于SSCI的技术转移研究热点与知识图谱分析
科学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Domains）通常具有“图”和“谱”的双重性质与特征，既是可视化的知识图形，又是序列化的知识谱系，可对知识单元或知识群体之间存在（或形成）的网络结构及其互动、交叉、衍化等诸多复杂关系进行表达和描述，是用于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图形。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等，以探寻出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其知识拐点，美国德雷塞尔大学副教授、大连理工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陈超美开发了基于JAVA平台的CiteSpace可视化软件。自2004年9月推出以来，CiteSpace产生了较大影响力，得到国际科学计量学界的广泛使用。在使用中不断优化和升级，目前开发使用的CiteSpace II把研究领域概念化成研究前沿和知识基础间的映射关系，在这个映射概念框架下创建的“突变探测”“中介中心性”“异质网络”三个概念对解决以下三个问题非常重要：识别研究前沿的本质，标注研究领域，及时识别新趋势和突变。
笔者采用词频分析的具体方法，通过对主题词、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探测和变动分析，以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SCI）为数据来源，检索辨识2001—2013年间技术转移的研究文献，确定技术转移的研究热点、前沿与发展趋势。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美国科学情报所（ISI）的Web of Science数据库，时间跨度为2001至2013年，采集数据时间为2013年10月23日，引文数据库选择“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2001年至今”，以“technology transfer”作为检索词在主题中进行检索，得到3 773条题录数据，然后选择文献类型为ARTICLE进行精炼，得到3 461条题录数据。之所以选择SSCI的文献作为分析样本，一是因为SSCI与SCI、A&HCI并列为全球最著名的三大引文数据库，作为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期刊索引，收录了世界社会科学领域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可以用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二是技术转移始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我国起步较晚，对此领域的研究尚待提高和加强。因此选择SSCI收录的技术转移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可以反映研究热点和趋势，获得借鉴和启发。
共被引分析认为文献（作者）共被引的次数越多，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越密切，“距离”也就越近。我们通过对2001—2013年SSCI所刊载技术转移研究主题论文的引文分析，深入揭示其研究热点的知识基础。在CiteSpace II导入下载的数据源，网络节点选择“共被引文献（cited reference）”，其他设置同前文。运行生成一个文献共被引图谱（见图1-1），节点112个，连线238条，每个圆形的节点代表共被引文献，节点越大说明这个文献出现的频次越多，表明其在技术转移研究中地位越重要。图1-1 技术转移研究文献共被引网络聚类知识图谱（2001—2013年）
图1-1和表1-2显示，Cohen WM（1990）的论文《吸收能力：基于学习与创新的新视角》（Absorptive capacity：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是最高被引文献，而且中介中心性也最高，是技术转移研究极为重要的经典文献。该文在《管理科学季刊》（ADMIN SCI QUART）发表，对企业技术转移吸收能力的理论基础做了论证，从组织角度就知识吸收能力的因素做了分类。Nelson R R（1982）的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是技术转移研究最高被引的著作，以企业（类比生物有机体）为研究对象，以企业惯例为生物基因类比物，借助于搜寻、创新、模仿、选择机制等概念，构建了企业技术变迁、产业演化和经济增长的一般演化模型，从而形成了演化经济学范式。Szulanski G（1996）在《战略管理学报》（STRATEGIC MANAGE J）发表《内部黏性探索：企业内部知识转移障碍》（Exploring internal stickiness：Impediments to the transfer of best practice within the firm），认为技术转移的障碍不是传统所认为的激励因素，而在于知识吸收能力、知识的模糊性以及接收者与知识源之间的关系，是技术转移研究的重要知识基础。表1-2 “技术转移”研究最具影响的10篇经典文献（2001—2013年）
表1-3显示，创新（innovation）是频次最高的关键词，为245次，中心性为0.15，说明创新在技术转移中至关重要。高频关键词反映出技术转移研究热点还包括政策（policy）、溢出（spillovers）、绩效（performance）、知识转移（knowledge transfer）、吸收能力（absorptive-capacity）。这说明，提升技术转移能力、提高工业领域的吸收能力、强化技术溢出、技术转移的绩效研究、完善技术转移政策，是技术转移研究的热点。表1-3 “技术转移”研究主题文献频次最高的20个关键词（2001—2013年）
通过CiteSpace II信息可视化软件的主题词探测技术，我们发掘出技术转移研究呈现几大发展趋势：技术转移研究的视阈不断扩展，由对一个企业、一个组织的研究，到对一个地区的研究，对一个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甚至跨国家的全球范围技术转移研究；技术转移研究的焦点呈现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趋势，技术转移的绩效、政策和战略联盟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和前沿；创新是技术转移的起点，经济增长是技术转移的落脚点，二者一直是技术转移研究的热点。1.2.2 技术转移的绩效
据文献调研，关于高校技术转移的效率问题国内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Siegel，D.S.et.al.（2005）及Anderson，T.R.（2007）指出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和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E）是学者们研究高校技术转移绩效最为广泛使用的工具。Siegel，D.S.et.al.（2003）采用SFE测算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技术转移效率，研究表明高校薪酬待遇、技术转移办公室员工配置情况与收入报酬、大学与企业的文化差异是影响高校技术转移绩效的关键因素。Chapple，W.et.al.（2005）分别采用DEA和SFE的方法测算了英国高校的技术转移绩效，研究表明英国高校的技术转移绩效偏低，且呈现规模报酬递减趋势，作者提出精简TTO人员并加强培训提升员工的商务技能等建议。Anderson，T.R.et.Al.（2007）采用DEA方法评估了美国54所高校的技术转移绩效。Rory P.O Shea（2005）以美国1950—2001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从高校知识溢出绩效、资源、金融、制度、人力资本等方面，研究了美国校企导向和技术转移、溢出绩效之间的关系。表1-4列举了国外高校技术转移绩效研究的部分代表论文，随机前沿分析（SFA）和数据包络分析（DEA）是高校技术转移绩效分析的主要方法，学者们发现组织激励、环境因素、教师收益分配激励对于高校技术转移绩效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表1-4 国外高校技术转移绩效研究的部分代表论文①D.S.Siegel, P.Westhead, M.Wright.Assessing the impact of university science parks on research productivity: exploratory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03, 21( 9) : 1357-1369.②A.N.Link, D.S.Siegel.University-based technology initiative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evidence[J].Research Policy, 2005, 34( 3) : 253-257.③Friedman, J., and Silberman, J.( 2003) , ‘ University Technology Transfer: Do Incentives, Management, and Location Matter?’ ,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8( 1) , 81-85.④Lach, S., and Schankerman, M.( 2004) , ‘ Royalty Sharing and Technology Licensing in Universities’ ,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 2-3) , 252-264.①Rogers, E.M., Yin, Y., and Hoffmann, J.( 2000) , ‘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s at US Research Universities’ , The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 12, 47-80.②Jensen, R., and Thursby, M.C.( 2001) , ‘ Objectives, Characteristics and Outcomes of University Licensing: A Survey of Major US Universities’ ,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6, 59-72.③Foltz, J., Barham, B.and Kim, K.( 2000) , ‘ Universities and.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Patent Production’ , Agribusiness, 16( 1) , 82-95.①Thursby, J.G., and Kemp, S.( 2002) , ‘ Growth and Productive Efficiency of Universi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censing’ , Research Policy, 31, 109-24.②Thursby, J.G., and Kemp, S.( 2002) , ‘ Growth and Productive Efficiency of Universi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censing’ , Research Policy, 31, 109-24.③W.Chapple, A.Lockett, D.Siegel, M.Wright.Assessing the relative performance of UK university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s: parametric and non-parametric evidence[J].Research Policy, 2005, 34( 3) : 369-384.①Carlsson, B., and Fridh, A.( 2002) , ‘ Technology Transfer in United States Universities: A Survey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12, 199-232.
相比而言，薛敏（2007）分析了影响技术转移绩效的相关要素，提出了评价高校技术转移绩效的五项指标：人力资本、政府奖励、技术成果转化率和投入产出比、市场与经济的发展、机会成本；廖述梅、徐升华（2009）对我国27个省市高校2000—2006年的样本数据进行了SFE效率测算和非效率模型估计，研究结论表明高校技术转移受到了诸如地区人均研发投入、专利等内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两篇论文是定性研究成果，作者虽然提出了一些指标但是对这些指标如何细化及定量化未作分析。2
陈腾等（2006）采用DEA法CR模型，以人员投入、资金投入、技术投入、时间投入为四个输入指标，以转化成果销售收入为输出指标，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进行了评价；成玉飞（2008）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天津市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做出了客观评价；刘威等（2008）应用ANP方法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进行了评价；阎为民和周飞跃（2006）利用模糊评价法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进行了研究；涂小东等（2005）利用系统观点，从科技成果转化潜力、科技成果转化实力和科技成果转化环境三个方面构建了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与模型。此外，张健华（2010）采用数量分析、问卷调查、比较分析等方法，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政府职能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我国政府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职能定位：“强政府、强社会”和“督导—服务型”；Rosa Grimaldi（2002）利用英国联合研究计划（The UK LINK Scheme）的产学研合作数据对产学研合作的经济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
在行业技术转移绩效评价方面。李树德和吕福旭（1994）用投入产出比、科技成果推广度、科技成果推广率、科技成果推广指数、农业技术进步度等五个指标对农业技术转移的绩效进行了评价；石善冲和高风彦（2004）从科技开发能力、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科技成果转化的直接效果三个领域，构建了由15个基本评价指标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河北省工业科技成果转化进行了实证分析；魏后凯对我国地区工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金南等建立了环保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评价指标体系。
区域技术转移绩效评价方面。Fdler和Anderson（1999）对纽约州的科学技术投资所获得的利益进行了计算和评价；张逸（2006）首先从科技基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三个模块建立了由28个基础指标构成的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然后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确定各指标权重，计算得到1998—2003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综合影响指数的排名，最后重点对2003年四川省科技成果转化进行综合评价和分析；尹航（2007）以23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为研究对象，从直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资源的减量化和综合利用效率、扩散效应和科学价值等四个方面对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进行评价，采用AHP-Entropy方法，引入粗糙集信息熵理论，建立了基于AHP-Ent ropy方法的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评价模型，对23个科技成果的转化绩效进行了研究。
谢丽云（2009）从科技成果投入、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中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中试推广、科技成果转化效果四个领域构建了由21个基础指标构成的科技成果转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得到2004—2007年全国各地区科技成果转化综合能力得分及排名，最后进行了聚类分析；唐敏（2010）首先从社会效益、转化过程、资源投入三个模块构建了由18个基础指标构成的科技成果转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然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2006—2008年全国30个地区进行了科技成果转化综合评价和排名，最后重点对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和提出对策建议。
刘璇华和李冉（2010）从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科技成果产出、科技资源投入等三个领域构建了由35个基础指标构成的科技成果转化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对2006年7个省市的科技成果转化进行实证分析；徐晨和邵云飞（2010）选取R&D经费支出数、R&D投入强度、R&D人员数、R&D人员投入强度等4个指标为输入指标，以转化成果销售收入、转化收益对GDP的贡献率、专利授权量、三大核心期刊收录的科技论文数、就业带动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率、“三废”处理率等7个指标为输出指标，利用2005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采用DEA法对全国30多个地区的科技投入及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进行了研究。
可见，国内外对高校技术转移绩效的研究较多，并呈现以下特点：（1）高校技术转移绩效的研究方法较多，既有定性研究也有定量研究。定量研究方法有：专家打分法、聚类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DEA方法、模糊评价法。其中，专家打分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运用较多，但是专家打分法易受主观因素影响。（2）高校技术转移绩效的评价指标，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和选择。一方面，前文所列的关于区域技术转移绩效研究中，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指标个数有的达到18个、有的达到21个、有的达到28个，让人感觉指标庞大、复杂、臃肿，这些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合理性和精炼性、针对性也值得进一步商榷。另一方面，我们在评价技术转移绩效时如果以科技投入和科技产出为指标建立指标体系，那么就会忽略科技投入的效率问题，导致各地区盲目扩大科技投入；因此，对于区域性的科技成果转化评价的研究中，应该既考虑科技资源投入的效率问题，又应该建立具有针对性的精简的指标体系。（3）在技术转移绩效的分析中，注重各地区之间的横向比较，对我国及不同地区在技术转移绩效的纵向比较较少，聚焦高校技术转移绩效的研究成果不多。1.2.3 技术转移的政策
国外关于高校技术转移政策研究的文献比较丰富，其主要见于学术期刊论文，如《研究政策》（Research Policy）、《研究管理评论》（Research Management Review）、《技术转移杂志》（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等。主要研究方法有文本分析、实证调研、数理统计等；从研究的主题看，主要集中于高校技术转移政策的历史、内容和效果等方面的研究。
美国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政策的发展历史久远，高校技术转移政策法规是政策研究的重点。刘易斯·M.布朗斯克姆（Lewis M.Branscomb）在《美国科技政策：1990s的问题》研究报告中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科技政策中关于大学技术转移政策的变化特征。Lawrence Rudolph（1993）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联邦资助的技术转移法律的发展历史，并对90年代初联邦一些机构的政策和程序进行了分析。大卫·布鲁门撒尔（David Blumenthal）从生物医学界的大学与工业的关系视角简要分析了联邦政府的技术转移政策的发展。霍华德·W.布里莫（Howard W.Bremer）在《大学技术转移：演进与变革》一文中从政府政策层面分析了美国大学技术转移政策的演进过程。
在校本技术转移政策方面，Pavitt（1991）在《什么促使基础研究具有经济使用价值》一文中对美国高校技术转移和商业化相关政策内容作了一定分析，他指出，具有直接使用价值的基础研究高度优先的政策忽视了那些广泛的兴趣驱动的研究发现的巨大间接利益。Fishman（1996）在其《MIT专利政策1932—1946：大学与产业技术转移的历史先驱》的博士论文中，研究了1932—1946年间MIT专利政策形成历史。Mowery和Sampat（2001）研究了1925—1980年间美国大学专利政策的发展历程，对二战前后、20世纪60—70年代以及20世纪70—80年代的美国大学校本专利政策的发展做了阶段性比较分析。亨利克森（Henrekson）和罗森博格（Rosenberg）在对美国大学专利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后指出，鼓励科学为基础的企业活动的政策应该强调个人激励方式、人力资本投入以及大学与公司内部的企业化行为；核心政策领域包括对企业化收入的优惠税收率，合理的税收体制以及分权和竞争的大学管理体制。美国商业部技术政策办公室2000年发表的《技术转移2000：加强伙伴合作》的研究报告中，从合作研发协议角度分析了联邦实验室与大学、工业部门合作过程中的知识产权问题的相关法律。Brent Goldfarb和Magnus Henrekson（2003）通过比较瑞典和美国的大学技术转移政策的不同，认为虽然两国在大学R&D方面的投入都比较大，但是大学科技商业化的成果却大不相同，这归因于瑞典自上而下的大学科技转移政策形成了一种不鼓励学者主动参与技术商业化的学术氛围，而美国自下而上的大学科技转移政策更容易形成大学之间为了研究经费和研究人员而进行的竞争，进而形成大学和企业之间积极的、互动的学术自由，甚至也会产生大学衍生企业（Spin-offs）。Bo Carlsson（2005）用比较法分析了美国与欧洲国家学术企业化的公共政策，结果显示：美国学术企业的法律环境与其他国家存在诸多差异。美国大学技术转移政策更强调正式的、目的性的技术转移，而欧洲更强调学校的外部文化和商业环境。
美国高校技术转移政策的联邦评估机构主要有美国审计总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简称GAO）和美国大学技术管理者协会（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简称AUTM），负责对美国联邦技术转移政策的实施情况定期评估。1980年《拜杜法案》要求美国审计总署每年提交关于《法案》第六节联邦代理机构的实施报告。此后，该机构向国会提交了一系列关于《拜杜法案》及其修订案的高校技术转移评估报告。大学技术管理者协会（AUTM）从1991年起，每年对美国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的实施情况进行调研，并发布调研统计报告，是美国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政策实施评估的最核心机构之一。关于技术转移评估的主要出版物有：《更好的世界项目》（The Better World Project）、《大学技术管理者协会期刊》（AUTM Journal）、《许可调研》（Licensing Survey）（1991—2005年）等，其中《许可调研》是该机构每年对美国大学技术转移实施情况的调研评估统计，是一个主要以定量统计方式评估大学技术转移的进展情况，主题包括：高校研发经费、从高校进入市场的新产品数量、新衍生公司的创建、高校专利和许可等发展情况。
1980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由参议员Birch Bayh和Robert Dole的《拜杜法案》，并由卡特总统签署发布，1984年又进行了修改，也称《大学、小企业专利程序法》《专利和商标法修正案》，是美国第一部针对保护大学科研成果转移的法案，这是美国技术转移政策发展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公共政策。该法案制定后，影响非常广泛，促成了美国国家层面强有力的专利技术转让体系，为技术转移以及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2002年《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新闻杂志上一篇报道对《拜杜法案》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创新的金鹅。《拜杜法案》在美国成功实施，引起了许多国家积极借鉴和模仿，提高高校技术转移能力，促进国家工业创新。大卫·C.莫尔利和博海文（2004）在《1980年拜杜法案与大学——产业技术转移：其他经合组织政府的模式吗？》一文中，就《拜杜法案》的国际模仿进行了研究分析，指出经合组织的许多成员国政府正在考虑或已经采纳模仿《拜杜法案》。如德国、日本、法国、加拿大、丹麦等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都制定了“拜杜型”的大学技术转移政策，成立技术转移办公室，将政府自主的大学研究成果所有权保留给大学等。Bottiger与Bennett（2005）在《拜杜法案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讨论的主题》一文中，对非洲许多国家仿效《拜杜法案》，加快大学技术转移，以促进国家创新的做法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发展中国家仿效《拜杜法案》应结合自己的国情适当借鉴，不应照搬照抄。Kim与Younhee（2013）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90所高校在1999—2007年期间技术转移的投入与产出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高校平均每年的生产力增益在30%以上；并提出高校和公共政策应更加注重刺激技术转移中的商业活动。
相对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我国对技术转移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的关键词包括技术转移，而且还以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转让、产学研合作等概念出现。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技术转移方面的经验、机制、模式、理论、法律政策及借鉴；我国高校技术转移的理论分析和与实践总结；我国高校技术转移的影响因素与对策。
桑赓陶（1996）在《美国大学的技术转移与产业联络计划》《美国大学的技术转移与专利管理》的论文中系统地阐述了美国大学技术转移与专利管理，其中专门就产业联络计划的种类、组织形式、管理和监督以及问题等做了分析和研究，是我国比较早而系统地介绍美国高校技术转移的文献。郑笑（2004）在《美国技术转让法律政策简介》一文中就美国技术转移的背景、政策沿革以及主要法律等做了介绍，是比较系统的介绍美国技术转移法律和政策的文献。邬文兵、闫涛（2006）在《北美主要国家技术转移政策比较》中，对美国、加拿大技术转移政策、相关的法律法规、实施效果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期对我国技术转移政策的制定有所借鉴。武学超（2012）在《美国联邦政府提升大学技术转移能力政策的价值分析》中，指出美国的这些政策所表达的学术资本主义、国家创新竞争力提升、公共利益最大化以及“成本—效益”的核心价值取向，为美国大学技术转移实践提供了重要理念指导，从而确保了美国大学与产业之间协同创新能力的提升。这些价值理念对于我国当前高校协同创新能力建设和技术转移实践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
在技术转移基本理论的分析和实践方面，章琰（2004）在《大学技术转移的双重过程分析》中，对技术转移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大学技术转移过程是技术的两种形态（嵌入态和知识态）转化和重构过程。朱方伟等对技术转移中隐性技术的转移进行了研究。高峰（2005）在《论技术转移理论与我国科技成果的转化》中，对技术转移的理论、国外经验进行研究，并提出转化效率、注重市场引导的对策建议。骆新华（2006）对技术转移的基本理论和政策做了系统的研究和评述，认为技术转移可以获取高额的技术转让费、延长技术生命周期、扩大技术效益、迅速占领市场等目的，为技术转移理论提供了参考和指导。胡冬云、李林（2008）阐述了美国学术技术转移的研究成果，以及我国对技术转移学术研究的主要情况，认为技术转移案例和实证分析不多、来自企业的专家研究成果不多，这固然与我国目前技术转移市场不够成熟有关，也折射出高校尚未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尚未与企业开展卓有成效合作的事实。
郭晓川（1996）对当时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研究现状评述的基础上，指出高校技术转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应该把它放到整个高等教育和经济与社会的背景下去研究。复旦大学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高校技术转移的机理、过程和政策分析》课题组的研究成果《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动态过程的实证研究》（1997）、《提高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对策研究》（1997），从政府行为、企业行为、驱动机制、决策机制、要素投入机制、转化机制、组织机制等方面探究技术转移成功率的影响要素，提出“在高等学校内部建立研发生产一体化的新体制”“建立行业中试基地和成果商品化孵化基地”“加强立法、执法工作，保护知识产权”等建议，是研究高校技术转移的重要理论研究文献之一。
制度创新和案例分析是21世纪以来国内高校技术转移研究新的成长点。张婕（2001）提出了提升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关键是加快制度创新的步伐的主张。受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资助，李平（2002）运用创新理论及公共管理理论，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角度，研究和探索地方政府的管理创新问题，其重点之一是国家创新体系中高校、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受天津大学重点学科建设资金资助，贡振宇等（2000）采用文献调研、走访天津大学等8所全国名校、大规模问卷调查等多种方法，系统分析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历史阶段和现状、成绩和经验、主要问题等，并提出相应对策。
原长弘等（2003）对“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研究新进展：1994—2002”进行了研究，指出我国尚缺乏一套完善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统计体系，需要提倡定量分析、规范研究方法、深入研究内容。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支持，孙鹏、曾刚（2011）在《西方国家大学技术转移研究的进展和启示》中，指出21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在大学技术转移到研究中逐渐注重量化分析，大量的数量方法和指标建模被运用到研究中，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是目前国外在大学技术转移评估中最常用到的方法。国内大多数对大学科技转移的研究基本上处于感性的认知和借鉴阶段，以探讨技术转移的定义和介绍国外知名大学的技术转移模式、方法和经验为主，鲜有对大学技术转移的过程、方式乃至理论体系做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对于大学技术转移产生的影响、评价以及技术转移能力等方面的量化研究也很少涉及。1.2.4 国内外研究的不足
以上国外和国内研究的大量文献分别从不同视角对高校技术转移政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得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前提和参考。但是，我们通过前文综述也发现，由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重点、视角和方法不同，也给本书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对中国高校技术转移绩效与政策的研究不够系统。从国外研究文献看，对中国高校技术转移的研究涉猎较少，针对中国高校技术转移的绩效与政策方面的研究则更是鲜见。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我国高校技术转移政策有一些研究，但是对于发达国家政策借鉴和启示、对策与建议、政策主张较多，而对政策的变迁、实施效果、政策评估研究较少，国内就高校技术转移的政策研究缺乏综合性和系统性。
对中国高校技术转移绩效与政策的研究有待于深入。原长弘等（2003）指出的高校技术转移不够深入的问题没有根本改观；孙鹏、曾刚（2011）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成果也表明：国内大多数对大学科技转移的研究基本上处于感性的认知和借鉴阶段，以探讨技术转移的定义和介绍国外知名大学的技术转移模式、方法和经验为主，鲜有对大学技术转移的过程、方式乃至理论体系做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对于大学技术转移产生的影响、评价以及技术转移能力等方面的量化研究也很少涉及。
综观国内外现有研究文献，对于我国高校技术转移政策的价值取向、政策发展规律，政策对我国高校发展、自主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及国内外高校技术转移的绩效量化比较等方面缺乏研究。
从研究视角看，国外和国内的研究文献从科技管理、经济等视角研究较多，而从高等教育、公共管理等跨学科较少。同时，国内文献还缺乏从高等教育发展角度对我国高校技术转移政策的实施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的相关研究，以及如何根据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和企业文化特征有效借鉴的相关研究。1.3 技术转移绩效的理论分析1.3.1 技术转移
1.3.1.1 技术
从词源上看，技术一词源自古希腊Techne（意为工艺、技能）和Logos（意为词汇、讲话）两者的结合，表示讨论和研究关于技艺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技术是制造的智能。到了17世纪，Technology一词开始在英国出现，被用来表示对应用技艺问题的讨论，此后“技艺（Technique）”逐步发展成为技术一词的对应物，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直接提出“技术即对自然进行支配或操作”，认为要把技术当作一门操作性的学问来研究。此后，对技术有多种解说，主要有技术手段论、技术知识论、技术过程论、技术形态论、技术综合论。
18世纪后叶，法国科学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指出技术是为某一目的共同协作组成的各种工具和规则体系。技术的这个定义，把技术看作工具和手段，基本上指出了现代技术的主要特点，即目的性、社会性、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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