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晔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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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智慧：郑律成试读：
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生死存续、浴火重生的世纪。本世纪的初始，就是《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向列强出卖主权，赔款白银九亿八千万两，神州大地被列强豆剖瓜分，上海黄浦公园的门口竖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亡国灭种的威胁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陈亮语）富有自强不息传统的中国人从鸦片战争就开始了救亡图存的不懈奋斗。经过一百多年、成千上万人的流血牺牲，终于在1949年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千秋耻，终已雪。中兴业，待人杰。”（冯友兰语）从那时到现在，华夏儿女又开始了民族复兴的伟业。虽然历经反右派、三年大饥荒、十年内乱的曲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进入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中华民族开始跨越发展，迅速崛起，在21世纪初成为综合国力强盛的大国、强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国家影响日益扩大。
一百年来，从南方到北国，从大陆到海外，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涌现了成百上千的名家大师，他们以各自的智慧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回顾他们的人生，汲取他们的智慧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蒋晔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学者、文化策划人。他从1994年开始采访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迄今已采访了三百余人，积累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出版了数种文化名人访谈录，在文化界和读者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我社与蒋先生的合作始于2007年的《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一书。2008年合作推出《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受到了文化界和读者热烈欢迎。从本辑起，为简洁易记更名“大师的智慧”。本丛书的特点是“小故事，大智慧”，通过大师的精彩故事，阐发他们的人生智慧，给读者以启迪。该丛书每辑十册，介绍十位大师，敬请读者留意。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序言五十知天命
本丛书能够得以和读者见面，不能不提到李世琦兄。世琦兄是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老同学，他因知我、又知河北人民出版社，所以，在他的努力下，开辟了《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这一图书系列。正如他的预测，该丛书已出版的10册，得到大家的厚爱，竟连续获奖，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双丰收。这都是我兄世琦的功劳！
这套丛书引起了同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工作的贺秀红女士的高度关注，在世琦兄引荐下，我得以幸会小贺。多次交流，使我深知小贺热爱此丛书之原因，她心目中所追求的那种生活状态，正需要大师的智慧所指引，她要在编辑此丛书的过程中，升华自己的觉悟，并把大师的智慧，去利益众生。
更让我感动的是，在世琦兄和小贺共同努力下，出版社的诸位高层领导，均大力支持这个《大师的智慧》丛书，希望在更高层面上进行策划、设计与出版，并作出重要批示。这一情景，使我在今年知天命之年到来之时，更加明白了“天命”两字的深刻含义。“人的命，天注定”、“天命不可违”，是两句一俗一雅的古语，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何谓“天命”？规律也。
我从1994年开始访问中华文化名人，至今已近20年。从当年的全国非常少见的、带有系列性的、在报纸发表的“独”家访谈，到现在的各家报社、杂志、电视、网络，都特别重视“大师的智慧”，此乃“天命”也。众人需要智慧，时代需要智慧。人类失去智慧，世界将会怎样？肯定是毁灭。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如果没有一点人生智慧，你肯定到处碰壁，一事无成。为了人生的幸福，去寻找智慧吧！大智慧，便是“知天命”。“知天命”，就是知“天人合一”的关系。在“天人”之间，真正理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规律。人在大自然这个世界、宇宙里，最根本的是要“顺其自然”，而不可能“人定胜天”。“人定胜天”是小聪明，而不是大智慧。
在大自然里，矿物、植物、动物，千奇百怪，丰富多彩。在动物中，人又是其中之一，形形色色，各种各样。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造化，你想把这种造化，搞一次“同化”，那是不可能的，这种要“同化”的思维、行动，其方向就是错误的，下再大的力气，也是无用功。理解了“顺其自然”，便会敬畏大自然，便会尊重生物的多样性，尊重世界的多元化，尊重文化上的差异，以“兼和”为哲学基础，去为人类造福。“兼和”者，兼容众异、得其平衡。对“众异”进行“兼容”，其目的是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用毕生精力所总结出来的“兼和”思想，在将来日益显耀。我通过他的弟子、清华大学教授刘鄂培先生，才知其如此重要，便写入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印”摩崖石刻的碑文之中，被国家所确认。“知天命”者，“兼和”也。“天命不可违”，即是：“兼和不可违”。“人的命，天注定”，即是：“人的命，兼和来注定”。你拥有多少“兼和”思想，你的“命”就“注定”了多少。
我近20年所访问的文化大家，其智慧，可用很多精彩的语言来表达，但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兼和”。这便是大道至简。蒋晔写于北京颐和山庄紫霄园音律天成
郑律成先生属于凤凰涅槃级别的音乐家，他有重生的慧命。很多音乐家，去世之后便如同黑夜，即人死如灯灭的状态，而郑律成先生却与之相反。他是1976年去世的，距今已38年。他去世的时候，正值十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四人帮”刚刚被粉碎，旧的时代正在过去，新的时代正在启开大幕，从时代这个角度讲，郑律成已经不属于改革开放这个时代的人物了。在新的改革开放时代发生巨大变化的形势下，人们更关注眼前新鲜的社会变革，很容易忘记过去的事情，尤其是一个已经去世的、又不是在过去的那个时代最为星光灿烂的著名文化人物。素描：郑律成。中央军委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命令。
然而时过境迁，他去世12个年头之后的1988年7月25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布命令，将郑律成在1939年创作的音乐作品《八路军进行曲》、后在解放战争时期更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正式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此后的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五十周年和六十周年的国庆大典检阅三军将士之时，那威武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激荡的时候，全球中华儿女更是为之振奋鼓舞，嘹亮的军歌所展现出的魅力，是无与伦比的。
在200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十一个部委联合组织开展了“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的评选活动，群众参与投票总数近一亿，最后确定了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在这百人群像中，音乐家只有三位，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曲作者聂耳、《黄河大合唱》的曲作者冼星海、郑律成。郑律成被评为“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图为奖章。
2012年，国家文化部主管的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和社会各界一道，专门成立了“郑律成音乐基金”，以共同推动这项事业。2013年6月28日，国家文化部在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的第二天，对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郑律成音乐基金作出批复，决定主办2014年郑律成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音乐会。郑律成的故乡韩国光州广域市政府也派出代表团访华，与郑律成音乐基金共同举办在韩国的第十届郑律成音乐庆典。《军歌》的诞生与韩国抗日历史有关1914年郑律成出生地韩国光州杨林洞。
郑律成1914年8月27日，出生在朝鲜南部全罗南道光州杨林町。早在19世纪末，日本帝国主义即开始蚕食朝鲜半岛，要把朝鲜变成自己的“保护国”。到1910年，日本又公开实行所谓“日韩合邦”，正式把朝鲜半岛变成自己的殖民地。郑律成的外祖父崔氏曾任韩国末期的监司，是一个颇有名望的贵族。当时朝鲜的政局非常混乱，上层阶级极端腐败无能，而对外国列强妄图吞并朝鲜，却置若罔闻，熟视无睹。对此束手无策的崔氏，以年事已高为由，辞去官职，选择全罗道光州，过着隐退的生活。
郑律成的父亲郑海业，是数百年来世世代代定居光州的土著民的后裔，他十分憎恨贵族阶级，认为正是这帮游手好闲的家伙，把一个国家糟蹋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崔氏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的思想，于是就将自己的四女儿崔泳温嫁给了郑海业。郑海业向岳父学习汉学，数年间不仅通读了“四书五经”，而且酷爱书法，他也兼通韩医，为家乡人治病。
郑海业婚后，为生活所迫租种地主的几分地，但因人口不断增加，收入微薄，家境越发贫困。加上封建王朝日趋崩溃，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全部吞并了朝鲜，日本人像海潮般涌入朝鲜半岛，横冲直撞，耀武扬威。郑海业居住的村子里也驻进了日本人的守备队。有一天，正当郑海业走过街头的时候，几个日本人突然跑来挡住他的去路，用他听不懂的话语吵闹纠缠，并用指尖碰碰郑海业头顶上的发髻，轻蔑地发问：“这是什么呀？”郑海业怒不可遏，大声呵斥道：“你们这帮不知人伦、颠倒老少的恶鬼，野蛮到不知羞耻二字！竟胆敢摸我的发髻！”
他回到家门口，让夫人打来一盆水，再买一些酒。接着，他用镰刀割掉发髻远远扔去，然后痛饮从未喝过的白酒，并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苍天无眼哪！国家亡灭，倭寇侵入，连父母赋予的神圣发髻都要受辱，这是什么世道啊！”村民们见了，也跟着流泪不止，痛叹亡国的命运。
当时，朝鲜许多爱国之士，为了国家的独立和解放，在国内外展开了直接或间接的抗日斗争。郑海业用镰刀割去发髻后，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此，他开始积极参加朝鲜独立革命运动，他的子女都和他一样，参加了这场独立运动，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郑海业为了抗日救国，经过重重难关，终于来到了中国的上海。当时大韩临时政府刚刚在上海成立，郑海业在这里看到，所谓大韩临时政府，不过是利欲熏心的一群政客，挂着爱国的招牌玩弄权术，搞明争暗斗，这与郑海业的爱国精神完全是两码事。他在失望之余，重新返回韩国光州家乡，他在远离光州四十余里的一个荒无人烟的穷山沟，搭起窝棚，白天黑夜拼命垦荒，终于开出几亩荒地。父亲的这一段经历，对郑律成到达中国上海参加抗日爱国斗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郑海业、崔泳温结婚后，育有五男五女，不幸五个夭折，只余下四男一女，郑律成是最小的一个，他原名郑富恩，又名龟模。到中国后为躲避日本人的追捕，又曾更名为刘大振、黄青海、金中民，直到最后定名为郑律成。郑海业富有民族气节，不许自己的孩子进日本人办的官立学校，去接受奴化教育。他省吃俭用把几个孩子全都送进了私立学校。
郑律成的三个哥哥都参加了朝鲜和中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大哥郑孝龙（比郑律成大20多岁）、二哥郑仁济都参加过1919年3月1日朝鲜独立革命运动。这次独立运动，遭到日本统治者的残酷镇压，许多朝鲜的爱国者不得不逃到中国的东北和关内来避难。郑律成的大哥和二哥也因此来到了中国，后来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大哥和二哥都是中共党员，这一点对郑律成后来奔赴延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影响很大。大哥从中国秘密回到朝鲜搞革命运动，不幸被捕，被日本侵略者关押达八九年之久，于1934年病故。二哥来到中国后，即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中任中校参谋，后在北伐战争中牺牲。
受父兄的影响，郑律成自小就仇恨日本帝国主义。他在全州私立新兴中学读书时，曾参加过由光州引发的学生运动。这次运动也遭到了日本人的镇压，不少学生被捕，郑律成因为年仅15岁，没有被警察抓走，但是仇恨的种子已经深深埋进了他的心里。他渴望参加独立运动，只是不知道怎样才能行动起来。与此同时，在东北与朝鲜接壤的地带，活跃着许多支朝鲜反日独立力量。其中有一支是以金若山为首的义烈团。他们是以暗杀手段进行反日独立运动的团体，由于行动屡遭失败后，开始转变斗争策略。受当时中国的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影响，他们决定从组织政党和军队入手，这样可以更好地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金若山于1924年来到广州会见了孙中山，孙中山向他指出：“韩国（当时韩国与朝鲜通用）独立运动也需要军事知识和军事人才，如果有意进入黄埔军校学习的话，可随时入学。”
其后金若山又拜见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请求接纳义烈团团员入学，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于是以团长金若山为首的众多义烈团团员纷纷南下，陆续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其中就有郑律成的姐夫朴建雄。他们毕业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其中不少人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后来又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
1932年9月金若山在南京郊外创办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为避日本人耳目，该校对外称做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班第6队。教官中有十余人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朝鲜爱国者，朴建雄出任教育主任。1933年春天，郑律成的三哥郑义恩送姐姐郑奉恩到南京，与朴建雄结婚。之后，三哥又奉义烈团之命回到朝鲜，为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2期学员。三哥从上海回到朝鲜，秘密召集青年入校。郑律成为了参加革命运动，跟随三哥乘船到达上海。郑律成天生喜欢音乐
郑律成还在少年时期，即酷爱朝鲜民间歌谣和神话传说。他的舅舅和姐姐看到郑律成有音乐天赋，都希望他长大后成为一个音乐家。他在这方面也很有抱负，来到中国后，为了表达他献身音乐事业、用音乐来抗日爱国的心声，他给自己改名为郑律成，这个“律”，就是“旋律”之“律”。这个“成”，便是“成功”、“成就”之“成”，这的确说明了他为什么要改名字的本意。
人的名字，暗含着人生的命运，郑律成的名字定过之后，其人生命运便和音乐结合在了一起，他这一生，其实就是音乐的一生。他因这个新名字而载入音乐史册。郑律成的女儿、今年已71岁的郑小提老师，为开展郑律成音乐基金的工作，要请有关著名人士为之题词，她希望我拟出一个题词的内容，我拟出10个，即：①军歌军魂。②音乐长城。③人民音乐家。④国歌·军歌·黄河——时代三部曲。⑤乐界岱宗。⑥音律天成。⑦大音兼和。⑧和平旋律。⑨中华复兴正声。⑩国际友谊使者。郑小提老师一眼就看中了“音律天成”这4个字，她告诉我：“我父亲就是‘音律天成’，这4个字特别符合他。”
郑律成曾在1959年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这一年10月号《大众电影》杂志，他在文章中写道：“朝鲜人民非常喜爱的歌剧《沈清传》已拍成了电影，最近就要和中国观众见面了。这是中朝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喜事。唱剧是朝鲜人民固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它有完整的体系。唱剧音乐有它完整的形式，能够很好地表现出剧情的形象。由此可见，朝鲜民族的音乐艺术对郑律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郑律成的舅舅崔兴琮。
郑律成上小学时，他的音乐、体育成绩最为突出。每年春秋举行的学艺会上，他既独唱，又跳舞，还担当剧中的主角。郑律成的大舅崔兴琮特别爱好音乐，从汉城买来一台手摇唱机。唱片大多是西洋名曲，也有独唱歌曲和民歌。他知道这个外甥酷爱音乐，就让郑律成随时来听唱片，而郑律成索性整天就在舅舅家听了又听，甚至连饭都在舅舅家吃。他特别喜欢听舒曼的《梦幻曲》，也爱听《尤莫莱斯克》和《自新大陆》中的合唱曲，以及安基永的独唱、民歌等曲目。大舅看到外甥如此聚精会神地听音乐，就对他说：“富恩啊，将来你能成为音乐家多好啊！”
郑律成在中学时期，参加了篮球队和合唱团，在学校组织的每次文艺晚会上，他总是担任独唱。他利用暑假时间，晚上组织夜校，教人们唱歌、跳舞，开展启蒙运动。在开展合唱活动的过程中锻炼出来的组织能力，使郑律成在以后延安的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在延安所到之处，皆是歌声一片，群情激昂。
郑律成的二哥也喜欢音乐，会弹奏乐器曼陀铃，这个乐器后来成为郑律成的亲密伙伴。后来又把它带到中国，他在延安时的一张照片中，便可看到这件珍贵的乐器。
1934年，来中国接受训练的学生，大多派回朝鲜或中国东北从事军事斗争，也有些人进入南京中央军校。郑律成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去搜集日本人的情报，具体工作是监听南京至上海间的日本人的电话。金若山发现郑律成爱好者乐，就资助他到上海去学习音乐，这样也便于以音乐作掩护。经过上海音专一位学生的介绍，郑律成每周从南京赶到上海，去跟著名外籍教授克利诺娃学习声乐。这位教授赞赏郑律成的音乐天赋，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以他的音乐素质，如果能到意大利去深造，将有可能成为“东方的卡鲁索”。克利诺娃知道郑律成经济上有困难，于是就对他说：“我决定不收你的学费，如果有可能的话，你给我买一束鲜花就满意了。”
郑律成每月一次或两次买来鲜花，把它轻轻放在教授的钢琴上面。对教授留的作业，郑律成按时完成，并常常预习后面的功课，因而总是受到教授的表扬。在一次演唱世界名曲的音乐会上，克利诺娃还推荐郑律成担任男高音领唱。演出那天，音乐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克利诺娃非常兴奋地搂着郑律成连连说：“太好了，成功啦！”
这一时期，郑律成背诵了大量的世界名曲，直到晚年，他的听觉和记忆力仍然很强。一次在中央乐团创作组，有个年轻作曲家弹奏穆索尔斯基的一首变化音相当多的歌曲，郑律成竟能一个音符不错地从头唱到尾，这使年轻作曲家大为惊叹。由此可见，郑律成在音乐专业上所下的功夫，已不是常人所能达到的。
此时，南京有几个进步青年发起成立“五月文艺社”，在一家报纸上刊登了征求同好的启事，罗青推荐郑律成参加这个抗日救亡团体。举行成立大会时参加者50余人，选举郑律成等11人为理事，罗青任首席顾问。
通过“五月社”，郑律成同南京文艺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当时以阳翰笙、田汉、马彦祥等为首的戏剧界，曾上演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和曹禺的《雷雨》、田汉的《梅娘曲》以及阳翰笙等人编的戏。郑律成等社友发动群众，前往观摩、欣赏，并因此结交了文艺界许多进步朋友，并向田汉请教。1937年8月，他还结识了音乐家冼星海和画家丰子恺，冼星海兴致勃勃地谈起自己创作的《民族交响乐》和《救国军歌》，冼星海哼唱起来，郑律成随之唱起来：
枪口对外，齐步前进，
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
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
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
冼星海听后非常满意，大加赞赏郑律成的男高音独唱。他希望和郑律成长期合作，在上海灌制唱片，唱电影歌曲。1937年9月初，郑律成来到上海找冼星海，不料冼星海参加的演剧队已经离开上海，到江苏、浙江、河南等地去做宣传抗战的工作。郑律成便住在杜君慧家里，杜君慧很喜欢这个有抱负的青年，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长征已经到达陕北延安的情况，并动员他参加上海的抗日宣传工作，郑律成参加了上海大公电影戏剧读者会第五队，带队到街头去演唱和教唱救亡歌曲。他还参加了战地服务团，用歌声去慰劳伤兵。
年轻的郑律成决心到延安寻找中国共产党，寻找真理。此时，在延安除抗日军政大学外，中央正在筹措经费成立陕北公学。郑律成的姐夫朴建雄和杜君慧郑重研究之后，都同意郑律成到延安去。郑律成背着小提琴和曼陀铃，带着精装本《世界名曲集》，长途跋涉奔向延安。
郑律成这一生仅有62年，其间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此后又经历了很多政治运动，能够用于专心创作的时间并不是太多。尽管这样，他利用所有的时间，调动好自己的创作情绪，竟然创作了300多首音乐作品，其中还有歌剧、大合唱等。从他1936年的音乐处女作问世算起，到他1976年去世，整40年，他一共创作了360余部作品，平均每年创作9首。如此高产创作，如果不是发自内心地喜爱音乐，他是不会有这样的收获的。激情燃烧的延安岁月
1937年10月，郑律成到达延安，进了陕北公学。1938年初从陕北公学毕业。毕业后，又进了刚刚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1982年郑律成女儿郑小提拜访《延安颂》词作者莫耶阿姨。
一次，延安城里开会，散会时已是下午5点左右，正值黄昏之际，郑律成对莫耶说：“给我写个歌词吧！”他要莫耶写歌词，已经说过几次，但莫耶总想不出写什么好。这时郑律成一说，正引发了莫耶的满怀激情。眺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宝塔，清澈的延河水正哗哗流淌，月亮升起，这一切美丽动人的景色，使莫耶心情激动。于是，就眼前的情景，她马上抽出笔来，把这种感受倾泻在小本子上，歌词写好，加上题目《歌唱延安》，交给了郑律成。郑律成看后高兴地拿走了。后来，他唱给莫耶听，获得赞赏。就在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延安城里开晚会，第一个节目就是《歌唱延安》，由郑律成弹着一把曼陀铃，和女高音歌唱家唐荣枚齐唱：
夕阳辉映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
啊，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热血在我胸中奔腾。
郑律成以饱满的热情迸发出激昂的歌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认真听着。唱完后，毛泽东高兴地鼓掌。演出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宣传部要去了这首歌，改名为《延安颂》。
郑律成去世后不久，郑律成的夫人丁雪松拜访路易·艾黎和几位国际友人，路易·艾黎说：“据马海德医生说，二战中，《延安颂》还传到了美国。在纽约，每当为抗战中的八路军募捐时，总要演奏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和郑律成的《延安颂》。”他还诙谐地补充说，他从来都把郑律成叫做“啊延安”，而不叫他的真实姓名。
艺术家朱子奇说，他访问美国时，曾看望住在旧金山的老朋友、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到过延安的谢伟思，用半中半洋的曲调哼起《延安颂》来，说他在高兴或忧伤时，往往爱哼唱这难忘的曲子，它会给人安慰和力量。这支名曲解放后成为许多影剧中的主题音乐，几乎成了延安的代名词。1993年，它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郑律成（左四）和新西兰著名作家路易·艾黎（左一）、马海德（右一）聚会合影。
郑律成在写《延安颂》和《延水谣》时只有24岁。他写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时才25岁。他说，是延安那个抗日的环境促使他那么写的。他曾对作曲家时乐濛说：“如果我们不全心全意地投入抗战，不写部队，不用音乐来反映民族解放战争这一伟大时代，就会使我们的音乐史留下一大空白。”从1938年到1940年间，是郑律成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时期，他的大量有影响的作品都是这个时候问世的，描绘了延安生活艰苦朴素却又生动活泼的方方面面。《延安颂》是郑律成音乐作品的代表作之一，它在延安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为他最为重要的音乐作品《八路军大合唱》的诞生，做好了奠基工作。如果说《延安颂》问世以后，成为革命圣地延安的代名词，那么他在此后创作的《八路军进行曲》，则成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的精神象征，更在以后几十年中，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神象征。这首划时代的音乐作品的诞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经历了很多痛苦，郑律成并由此收获了爱情。爱情的力量
郑律成的夫人丁雪松回忆这段延安之恋说：“郑律成喜欢唱聂耳、冼星海的歌，也唱自己刚刚谱成的《延安颂》，间或也唱一些外国名曲。当我们听大报告的时候，又常常是他走到台前，指挥几百甚至几千人的大合唱。他在几个大队之间巡回教唱歌曲，培训歌咏骨干。抗大那时有好几千人，分成若干大队和许多连队，每连有一个指挥。他谱曲的《延安颂》、《延水谣》、《肉弹勇士》、《抗战突击歌》等已经四处传唱了。我们在抗大的干部会上也常常见面，他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1938年的一天，丁雪松回到她住的队部那间窑洞，隐隐约约地感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原来摆在桌上沾着红印泥的图章，被擦得干干净净。又过了几天，窗台上摆了几枝干花，是谁放的呢？有一天，她忽然看见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一本是《安娜·卡列尼娜》，一本是《茶花女》，上边留了张字条：“送给小鬼女军官。”下边落款是郑律成。丁雪松这才恍然大悟。没过多久，郑律成来见丁雪松。他腼腆地说，很早就注意到她了。他曾站在山坡上，看丁雪松系着皮带，打着整齐的绑腿，神气地在女生队队部进出。在听报告或开会的场合，又见她十分严肃，始终不敢接近她，所以先送些干花、书籍做个试探。他很诚恳地说：“我们交个朋友吧。在女孩子中，你很突出，精明干练。你不是那种轻浮的人，很有分量。”他们的恋爱由此开始，郑律成向丁雪松倾诉了自己有些传奇色彩的身世，使丁雪松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丁雪松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沟通了他们的心灵，喜爱音乐，阅读世界文学名著，使他们之间有了许多共同语言。
1939年元旦前夜，丁雪松送给郑律成一张印有雪松图案的贺年卡，郑律成激动地告诉朋友：“我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从那时起，他们常常在延河边漫步，谈论各种问题，大到当时世界局势、抗日战争、国家的前途，小到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碰到的一些问题。
1939年1月间，郑律成在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赶忙跑来，高兴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丁雪松。当年5月，他转为正式党员。就在这时，有关部门领导得到通知，认为朝鲜情况复杂，今后不仅不再吸收朝鲜人入党，而且已经入党的，也要停止党籍。延安只有几个人例外，其中一个是和中国工农红军一起参加过长征，当时是八路军炮兵团团长的武亭。郑律成被叫去谈话，提到他在南京、上海的那段历史，需要向组织认真交代。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郑律成目瞪口呆。中央组织部部长亲自过问其事，向他指出：“因为你写了《延安颂》等歌曲，表现比较好，所以现在还保留你的党籍。但是你必须就上述问题向组织上说清楚！”
延安女大校领导发现丁雪松和郑律成来往密切，特派人找她谈话，说朝鲜人情况复杂，政治上不一定可靠，要慎重对待。此后，学校政治处副处长也找丁雪松谈话，告诉她要保持政治上的警惕，最好和郑律成一刀两断。最后，女大副校长柯庆施亲自出面找丁雪松谈话。
丁雪松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毕竟是个共产党员，我曾经自问，如果他真是一个阶级敌人，我应该斩钉截铁地同他一刀两断，我决不是一个恋爱至上主义者。可是组织上只是规劝，表示对他有怀疑，并没有明确肯定他就是有问题，更何况他还保留了党籍。有意无意地我渐渐疏远了他，同他拉开了距离。他来约会我，我总是借故推辞，这使他陷入极大的痛苦中。到1940年的春天，我们又约会了一次。我和他躲开人群，在山里走了很久很久，从这个山坳转到那个山坳，又从那个山坳攀上另一个山坳。我向他提出：‘我们暂时回避吧，组织上找我谈过多次，我不能不尊重他们的意见。’‘那么，你不再相信我了？你也以为我有历史问题？’律成口气里含着痛苦和委屈。看着他难过的模样，我心里也很不好受。我说：‘我不了解你们朝鲜同志的情况。但是相信你的历史迟早会弄清楚的，希望你采取积极的态度，多向组织提供有关情况。’
我们又沉默着走了一段路。最后我向他许诺说：‘相信我，我会等待你的。’律成似信非信：‘如果别人追求你？’‘放心就是。我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我们不无遗憾地分手了。我最后一句话似乎给了他一线希望，但是我却觉得前途渺茫，不知哪年哪月，才能还律成以清白。”
1941年初，八路军炮兵团团长武亭从前方赶回延安参加会议。武亭是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幸存下来的一位朝鲜同志，中国共产党非常信任他。武亭特别喜欢郑律成，把他当做自己的小弟弟。当他知道他们二人恋爱中的波折后，立即找丁雪松做工作：“郑律成没有问题，他的家是革命的家庭。我和他二哥还在一个支部过过组织生活哩。”
一天上午，丁雪松向中央组织部的窑洞走去，恰好陈云在。丁雪松鼓起勇气对陈云说：“我有一个私人问题想请示一下组织的意见。郑律成在政治上有没有问题？”陈云回答：“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材料说明他有问题，但是也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他没有问题。”丁雪松说：“在边区参议会上，我遇到武亭同志。听他说，他熟悉郑律成的家庭，他可以保证郑律成没有问题。”丁雪松继续讲，“我和郑律成交往已有三年，彼此感情很好。请示组织我是否可以和他结婚？”陈云看了丁雪松一眼，笑笑说：“你们自己决定，组织上不予干涉。”郑律成、丁雪松合影。
丁雪松把这个好消息马上告诉了郑律成，他兴奋异常，眼里射出火热的光芒。他们决定立刻举行婚礼。郑律成此时正患肺结核，在山里休养。他一把拉住丁雪松说：“走，你跟我一块打猎去！”他拿起步枪，走进白雪覆盖的深山，郑律成搂着丁雪松的肩头喃喃地说：“你的心就像这白雪一样纯净，又像水晶一样透亮。能赢得你的心，我要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啦！”
他们的婚礼是在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的一间大平房举行的，由周扬主持。鲁艺的同学和一些朝鲜同志装饰了松柏树，扎上五彩缤纷的纸条。他们几经周折，终于结合在一起，时间是1941年12月。《八路军大合唱》的诞生
1938年冬，诗人公木从瓦窑堡回到延安，被分配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文工团编导室，任务主要是编写歌词，他见到郑律成如此年轻，其创作的《延安颂》《延水谣》已传遍整个陕甘宁边区，便在内心里闪过一个合作的念头。当时公木和郑律成一同住在延安一个土窑洞里。
有一天，郑律成告诉公木，他把公木写的一首长诗《岢岚谣》作了曲，公木很惊讶，近200行的长诗，能唱吗？郑律成说，他还想谱公木写的另一首诗《子夜岗兵颂》，这是公木半年前写的，登在连队墙报上，诗中反映了他深夜站岗放哨的一点感受。郑律成把这首诗拿去不声不响为它制谱，用咏叹调写成了一首独唱曲，然后用他那带着浓重朝鲜族音调的歌喉唱给公木听，公木既惊奇又高兴，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不出话来。以后郑律成就经常催促公木，要公木作词供他写曲。郑律成说：“你是从前方来的，让我们携手合作为八路军歌唱吧！”他进一步建议：“咱们也搞一部大合唱吧！”“什么大合唱？”“当然是《八路军大合唱》啦！”经他一再鼓励，并且提出命题，点出题目：“军歌、进行曲、骑兵歌、炮兵歌，再添一篇快乐的八路军，岗兵颂也算一篇，总共七八篇或八九篇就够了。”
郑律成渐渐把公木的信心煽动了起来，就这样，他们便动起手来。它包括《军歌》、《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子夜岗兵颂》、《骑兵歌》、《炮兵歌》、《军民一家》、《八路军和新四军》等八支歌，从命题构思，到谋篇造句，诗人和作曲家两个人密切合作。以前是郑律成为公木已创作好的诗篇作曲，这回是公木为郑律成已经写好的曲子填词。
公木每写成一首歌词，郑律成就拿去和曲子进行衔接。没有钢琴，连风琴也没有，只是摇头晃脑哼哼着，打着手势。为了不影响公木，他就走出窑洞，躲到河畔或爬上山坡去创作。大约到1939年8月底、9月初，全部编曲才算完成。这一年，郑律成25岁。
1939年秋冬，这首大合唱像猛虎下山一样，由后方扑向前方，在有八路军的地方，几乎无人不唱。这年冬季，《八路军大合唱》由鲁艺音乐系油印成册，并在中央大礼堂组织一次晚会，由郑律成亲任指挥，进行专场演奏。此后各机关、部队、学校都传唱起来。
不久，《八路军大合唱》中的两首歌曲，即《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便正式刊登在《八路军杂志》上，这表示了中央军委的正式认可。《八路军大合唱》在1941年延安举办的“五四青年节征文评奖”活动中，荣获“音乐甲等奖”。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这首军歌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1953年5月1日，在新的《内务条令》中，又将该曲定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是军队在庆典、仪式、阅兵中的司礼乐曲，是广播中的军队节目开始曲。
到了1988年7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正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由此可见郑律成所创作的这首军歌，在我们军队中的特殊历史地位。可以说，郑律成的音乐成就在他去世12年之后，达到一个顶峰。他创作的军歌，早已化作中国梦、强军梦，而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1982年1月，曾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撰文《怀念郑律成同志》指出：“他是当代继聂耳、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的作曲家，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事业的开拓者之一。郑律成同志是个忠诚于党的事业的战士，为人直爽、坚强、表里如一。在抗日战争年代，他的作品起了打击敌人、团结人民、鼓舞士气的重要作用，有力地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郑律成同志用感染力极强的音乐作品，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作品是中华民族和无产阶级文化宝藏中的珍贵财富。”2013年9月，作者蒋晔（左二）和郑律成音乐基金主任郑小提（右二）、常务副主任周晓虹（左一）到韩国光州访问时，和韩国朋友郑灿九（中）、金鸿锡（右一）合影留念。郑律成先生郑律成小传
郑律成1914年出生于朝鲜南部全罗南道光州，即今天的韩国光州广域市。他1933年春来到中国，在南京、上海等地从事抗日活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进入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1938年8月被分配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任音乐指导。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期间创作出许多重要作品，歌曲《延安颂》一经问世，便迅速由延安传遍全国。
1939年秋，郑律成和诗人公木创作了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解放战争时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7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其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郑律成1950年定居北京，加入中国籍。1950年12月，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创作组成员赴朝鲜前线。从前线回国后，他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从事音乐创作。1976年12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郑律成的故事1
郑律成的父亲郑海业育有五男五女，不幸五个夭折，只余下四男一女，郑律成是最小的一个，原名富恩，又名龟模。他的三个哥哥，都参加了朝鲜和中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他的大哥郑孝龙，比郑律成大二十多岁，和二哥郑仁济，参加过1919年3月1日朝鲜独立革命运动。郑律成的大哥和二哥来到中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大哥从中国又秘密回到朝鲜搞革命运动，后不幸被捕，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关押在监牢里达八九年之久，于1934年病故。二哥来华后即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大革命时期，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即川军）中当中校参谋，后因患脑膜炎突然辞世。2
有一天，正当郑律成的父亲郑海业走过街头的时候，几个日本人突然跑来挡住他的去路，用他听不懂的话语来吵闹纠缠，并用指尖碰碰郑海业头顶上的发髻，轻蔑地发问：“这是什么呀？”郑海业怒不可遏。他用镰刀割掉发髻痛饮从未喝过的白酒，捶打着地号啕大哭：“苍天无眼哪！国家亡灭，倭寇侵入，连父母赋予的神圣发髻都要受辱，这是什么世道啊！”村民们见了，也跟着流泪不止，痛叹亡国的命运。郑律成的母亲崔泳温。
当时，朝鲜许多爱国之士，为了国家的独立和解放，在国内外展开了直接或间接的抗日斗争。郑海业用镰刀割去发髻后，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一刻也无法安神，但家境又使他无可奈何。他经过重重难关，终于来到了中国的上海。3
郑律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他父亲对日本帝国主义怀有刻骨仇恨，不准自己的子女入官立学校。郑律成进了私立崇一小学，这所学校的多数学生是穷人子弟。
郑律成在上学时，特别喜欢唱歌、跳舞。他大舅崔兴琮特别爱好音乐，从汉城买来了一台手摇唱机。郑律成常去舅舅家里听唱片。4
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郑律成，在初夏的一个星期天，为了乘凉，来到村头。突然，一群喜鹊惊慌地飞起来。一个孩子惊叫起来：“你们看！一条大蟒缠在树上！”果真是这样，一条黄色的大蟒蛇正盯着鹊巢，伸出细长的舌头，想吃掉喜鹊幼崽。郑律成见此情景，便勇敢地爬上古树，树下的伙伴你喊我叫，说什么也不让他再往高处爬。
郑律成拿着一个树枝，继续爬上去。缠在树干上的蟒蛇受到惊动，伸出长舌四处张望，蟒蛇发现了郑律成，赶紧转身。郑律成爬到离蟒很近的地方，他左手拿着树枝，猛然间向蟒蛇狠狠抽去，并用全身力气接连打去，同时用脚使劲踢蟒蛇的腰部，蟒蛇一下子失去平衡，郑律成趁机用树枝狠命抽打，蟒蛇从树上摔了下来，掉在地上的蟒蛇很快被打死。5
郑律成把蟒蛇打死后，心里非常痛快，但也有些后怕。他回到家，向爸爸诉说了经过。爸爸称赞他勇敢，这更加助长了他的勇气和信心。6
郑律成的家迁到月山里后，离杨林町学校足有十多里路，中间还要越过六里小溪才能走上大道。每到秋季，朝露打湿了他们的裤脚，孩子们个个冻得直打颤。郑律成总是走在前头，用竹竿打掉露水，给伙伴们开路。7
郑律成在中学的时候，利用暑假时间，白天采集昆虫，晚上在夜校教人们唱歌、跳舞，教朝语拼写法。当时朝鲜国内兴起“为了人民”的运动，学校要求学生在假期深入农村，开展启蒙运动。郑律成教本村的孩子们唱歌。到了九月开学的时候，他将采集的百余种昆虫标本，全部交给了学校生物标本室。每一种标本上，都由他父亲用毛笔字填写昆虫名称及采集的时间和地点。8
1932年，郑律成的父亲因高血压病突发而卧床不起，他得到消息后，立即往家里赶。走进家门时，他的父亲已昏迷不醒。他母亲连连对丈夫说：“富恩回来了。”郑律成的父亲突然醒了过来，艰难地说：“嗯，富恩你回来了。”说完紧紧握住郑律成的手，两眼滚下泪珠，好像用尽了自己的全部力气。
失去了父亲，郑律成顿时觉得天塌地陷。因家境困难，他的中学生活不得不画上句号。为了生存，他们一家不得不背井离乡。住在杨林町的一位朋友说，他家眼下还有一间空屋，劝他们搬到那里去一起生活。就这样，郑律成陪着母亲，跟着姐姐一同又回到了杨林町。9
受父兄的影响，郑律成自小就仇恨日本帝国主义。他在全州私立新兴中学读书时，曾参加过由光州引发的学生运动。这次运动遭到日本人的镇压，不少学生被捕，他因为年仅15岁，没有被警察抓走，但是仇恨的种子已经深深埋进了他的心里，他渴望参加独立运动。10
1932年，金若山利用黄埔同学会的关系，经蒋介石批准，于1932年9月在南京郊外创办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为避日本人耳目，该校对外称做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班第6队。校长为金若山，朴建雄出任教育主任。1933年春天，郑律成的三哥郑义恩送姐姐郑奉恩到南京与朴建雄结婚。郑律成的姐姐郑奉恩。这是1958年到中国来探亲时的照片。11
1933年春天，郑律成的三哥郑义恩奉义烈团之命回到朝鲜，为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秘密召集青年学员。郑律成为了参加革命运动，几次请求母亲答应他跟三哥走，可是母亲不同意：“你看，你爸去世了，你大哥、二哥都那样了，谁知你三哥以后会怎样？这回，你姐姐也走掉了。你再一走，我一个人咋过呀？”说得郑律成无言以对。12
郑律成的三哥顺利完成了任务，把挑选的青年们一个个地送到目的地。事情办妥后，他往家里走，被密探暗中盯梢，他刚进屋睡下，两个便衣警察闯进屋里来。他们不容分说，给三哥就扣上了手铐，把人带走了。
见儿子被抓，妈妈去找二弟崔泳旭。郑律成的这个二舅此时在光州经营着颇有名望的一家医院，后来舅舅成功解救出被警察抓走的郑律成的三哥。这时郑律成已先行一步，和几个青年一起乘客轮，来到釜山。他三哥乘火车也到达釜山乘船，兄弟两人在船上重逢，转经日本长崎，到达中国上海。1933年19岁的郑律成。13
1933年5月，郑律成来到中国上海，然后乘火车到南京，进了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同期入学的有55人，他们主要学军事、政治等方面的知识，校长金若山还亲自讲授《朝鲜形势与朝鲜义烈团之任务》。14对郑律成思想影响很大的人：右一朴建雄，郑律成的姐夫；右二金奎光。
郑律成通过姐夫朴建雄认识了金奎光、杜君慧夫妇。金奎光是朝鲜共产主义者，对马列主义有较深的研究。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时，曾与张明（即金山）、朴建雄等人一道参加过广州起义。他的夫人杜君慧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为上海妇女救国会的领导人、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15
1936年春，罗青为了谋生，并继续做抗日救亡工作，来到南京，在玄武湖的环洲一个渔民家赁屋而居。他回忆说：“4月的一天上午，房东老胡来后院通知我，上海有个年轻的朋友来找。我随即迎了出去，看到从渔家茅屋内走出了一个身穿黑色西服，眉目豪俊的翩翩少年。他用尚有些不够圆熟、爽利的中国话问：‘你是罗青大哥吗？我就是郑律成。’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他称我‘青哥’，我就亲昵地叫他：律成。
律成是个富有革命理想和音乐才华的青年，他特别爱慕和追怀中国青年音乐家聂耳烈士。他来南京，主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同时也学音乐。
我过去也是无依无靠，落魄寡助，历尽坎坷的。看到流落异国的爱国青年郑律成，一种思饥思溺、急人之难、引为己任之情，油然而生。我们兄弟俩的生命旋律，显得特别的协调、和谐与壮丽。他的姐姐郑奉恩和姐夫朴建雄带着两个孩子从上海回朝鲜，路过南京小作游览，就是在我这个大哥的小家里团聚的。这就进一步增进了我们之间的手足情谊。”16
南京有几个进步青年发起成立了“五月文艺社”，总发起人邹趣涛为之写了一首七言诗：
五月榴花艳艳天，中华碧血更鲜妍。
民仇国耻凭谁雪，时代青年勇向前。
被选为理事的郑律成看到后，兴致勃勃吟诵起来，决定配乐，取名为《五月之歌》。郑律成还在成立大会上，唱起朝鲜最著名而又动人的悲歌《阿里郎之歌》。他说：“我的祖国朝鲜故都汉城附近，有一座叫阿里郎的小山。在残暴的李氏王朝时期，这座小山顶上有一棵独立的大松树，树下就是几百年来执行死刑的刑场。就像南京城南的雨花台一样，先后有上万名囚犯被吊死在这棵树的弯曲的杈枝上，尸体挂在悬崖断壁上。传说有个青年作了这首歌，以后这首歌代代相传。”由于歌曲优美而悲壮，所以三百年来一直为朝鲜人民传唱。这首歌的最后一段歌词是：
我现在已远离故乡，
横渡鸭绿江，
那三千里江山已不在望。
阿里郎，阿里郎，
噢，阿里郎！
我正跨过阿里郎的山冈。17“五月社”曾租用大游船在湖上举行周会或座谈会，进行救亡教育，郑律成曾以朝鲜人当了亡国奴，十户人家只许合用一把菜刀等种种苦难事实，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和当亡国奴的悲惨命运。他说来到中国后发现，中国人民的自由，比朝鲜人民也多不了多少。朝鲜的同胞，被日本人强迫当翻译，当黑狗子，侵略中国打头阵，也和蒋介石强迫老百姓打红军、不打日本人一个样。他希望中国的工农、知识分子和最大多数的同胞，要亲密团结，万众一心，逼着蒋介石坚决抗日，中国才能得救，朝鲜也才能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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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演唱世界名曲的音乐会上，郑律成的音乐老师克利诺娃推荐他担任男高音领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克利诺娃非常激动，搂着郑律成连连说：“太好了，成功啦！”不久老师对郑律成说：“你若去意大利继续深造，一定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歌唱家。我可以把你介绍给我的挚友，这一点你不必担心。”19
郑律成特别爱读书，他常到老师家里，借来世界名著《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林肯传》、《马温·列斯克》、《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许多朝鲜文学作品，他日夜攻读，并经常同老师和同学们交流读后感。这给郑律成的音乐创作增加了文化底蕴。20“五月社”的邹趣涛回忆说：“由于罗青在会上的讲话抓住了这批苦闷青年的心理，郑律成在会上即兴唱了一首朝鲜歌曲，南京的一批青年的战斗友谊就这样开始了。”在五月社全体社员中，郑律成年岁最小，大家都把他当小老弟看待，谁都喜欢他。除了学音乐的时间外，郑律成平常就在“五月社”的社员和所联系的群众中，开展教唱救亡歌曲的工作。他在吸引和团结广大男女青年群众的工作中，比其他骨干分子起的作用大得多。他经常带领到玄武湖来的青年社员，用划船玩的方式弹着曼陀铃，或者自己边弹边唱，或者领唱伴奏，掩护会议或学习活动。21
郑律成是一个演说家、鼓动家，他的言语和他的歌唱一样，有着生动的内容，动人的魅力。有个叫王冰的“五月社”女社员很受感动，她说：“郑律成是个亡了国的青年，真是伤心人别有怀抱，他的觉悟很高，是我们中国青年的好榜样、好战友！”22
1936年10月，罗青得知上海成立了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他便代表“五月社”去和联合会联系。罗青把玄武湖的家托付给郑律成照料，因为这是“五月社”在城外的一个重要联络点。罗青走后不久便被国民党的军警逮捕了。在苏州7个月的囚禁生活中，郑律成是和罗青保持秘密通信的唯一战友。新中国成立后，郑律成（右一）、丁雪松（中）和罗青（左一）相聚合影。
1937年7月31日，罗青出狱。8月2日，他由上海回到南京，郑律成第一个迎接他。他们兴奋得热泪盈眶，拥抱起来。郑律成说：“国民党又把我亲爱的大哥还给我了！”第二天上午，音乐家冼星海和画家丰子恺也来向罗青表示慰问。23“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郑律成准备去延安，“五月社”的一部分社友为他送行，赠与日记本、毛巾、牙膏等生活必需品。1938年有人从延安到武汉告诉罗青，郑律成创作《延安颂》，一鸣惊人，使他感到无比自豪。24
1938年春天，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郑律成从陕公调到鲁艺，莫耶也从抗大调到鲁艺，郑律成在音乐系，他经常抱着心爱的“小洋琴”曼陀铃，边奏边放声歌唱。
一次，延安城里开大会。散会时已是下午五时左右，大家走出北门外，爬上鲁艺所在地的半山坡，放眼望着眼前一队队从城里走向山野田间的战友，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落。郑律成眺望着那动人的场面，对莫耶说：“给我写个歌词吧！”这时他一说，正引发了莫耶的满怀激情。眼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上的宝塔，清澈的延河水哗哗地歌唱着，月亮正从东方升起，这一切美丽动人的景色，使莫耶心情激动，思绪联翩。于是，就眼前的情景，莫耶急急抽出笔来，写就《歌唱延安》，交给了郑律成，他接过看了后高兴地拿走了。以后几天里，有时看见他在窑洞门口低吟浅唱，有时见他爬上窑洞顶的山头上，放声高歌。后来，他满怀激情地唱给莫耶听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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