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先伟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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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中国现代文学试读：
导言
有文学以来，就有文学对战争的反映和表现。人类历史发展的本身伴随着战争，因此战争文学从古到今非常繁荣。在西方的古代文明史的演化中，战争与文学几乎同时发生，战争文学真实地再现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譬如英国人、西班牙人之于新大陆和东方的战争，古罗马和迦太基之于西西里亚的战争，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帝国，在西方文学中都能找到相应地表现。《伊利亚特》、《奥德赛》是西方文学史上一座高耸的界碑，几乎成了西方战争小说的原型。古希腊文学作品中，特别是“荷马史诗”对战争中的英雄描写十分细腻生动，表现出对战争的夸耀之情，对英雄充满了赞溢之词。在战争文学的“原型”意象中，西方文化所包含的战争原型形象少有对国家整体命运的关怀，而是对个人的征服、掠夺行为的崇尚，是对个人在战争中英勇与残酷的赞颂，是对个人名誉、尊严及地位的绝对的维护，是一种充满激情而壮丽的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
与西方战争文学作品相比，中国反映战争文学的作品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国古代战争文学作品，特别注重从儒家的传统教育出发，将道德要求与爱国主义精神紧密融合，没有西方战争文学作品那样表现出强烈的对私人欲望和对侵略的好战精神的歌颂。中国历史的每一次战争都赋予了文学庄严而神圣的任务，如何表现战争、战争与个人的关系、战争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关系成为战争文学重要的审美视野。因儒家思想在历史上的绝对正统地位，战争文学作品则表现出对正义战争的颂扬和对非正义战争的怨恨。于是以道德观出发将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并以此作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标准，构成战争文学基本文化心理模式和思维模式。秉赋了传统道德人格的作家，在战争环境下，将自己的理想信念、情感意志、生命追求自觉地与灾难国家命运相结合，体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道德感。
在经过21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血与火的洗礼，战争文学在内容与艺术形式上都得了的创新、深化与开拓，再现了21世纪帝国主义给人类带来的悲剧与人们心灵承受的痛苦，赋予文学庄严、神圣、峻急的使命，战争要求作家去表现“战争”、“战争中人”、“战争环境”，表现战争中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历史主义、人道主义的时代精神。中国的“抗战文学”、前苏联的“卫国战争文学”、美国的“战争小说”、法国的“抵抗运动文学”、德国的“流亡文学”、日本的“战后派文学”、北欧的“大战期间的文学”等，都是组成各国现代文学史的极为重要的篇章。
中国现代战争小说的主题生成始终伴随着中国现代革命战争的主题，近现代战争使中国现代文学以“启蒙”为主题；现代战争使中国文学以“救亡”为主题。
战争小说寓意构造表现为表面的直接寓意（或描写的表层意义）与深层的非直接寓意（或表现为延伸意义与超越性意义）两种叙事形态。表层直接寓意与战时环境紧密相关，具体表现在战争小说中的生存意识，民族意识，爱国意识与英雄意识，呈现出“政治——功利”的寓教模式。战时铁血与战火中诞生的作品多属于直接表层寓意的作品；“表层直接寓意”，是作晶基础价值的一个构造层面，其特点在于“政治——功利”模式及“寓教”模式。具体表现是以强烈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渗透在直接寓意层面。由于中国现代的战争在性质上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这就决定了战争小说创造中不可避免地以革命功利主义作为最直接的目的，少有对战争深层的思考。表层直接寓意的小说构造是战时战争文学最主要的手法。时战争文学多是属于表层的直接寓意，少有深层的非直接寓意的战争作品。我们必须从战时环境下战争观念如“战争文化心态”、“人的理想模式”、“全民抗战意识”等观念现象与中国战争文学发生、发展的关系上去理解，“还原”作品当年产生所依赖的文化情景，弄清有关历史发展的真实存在与史实相关的价值判断。直接寓意的作品中，革命政治事件是他们描写的共同中心，“战争气氛”是他们共同背景，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是他们共同旋律，“革命必定胜利”是他们共同的乐观主义主题，时代的政治价值范畴是它们审美创造价值的自觉旨归。战争是政治的延伸，战争和政治的紧密结合是中国战争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作品其寓意主要通过民族战争中的生存意识、反抗意识、英雄意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发展过程及这些意识相互交融产生的巨大民族抗战的凝聚力来体现的。
战争小说寓意构造中深层非直接寓意是战争文学最深层的表现。深层寓意是指战争小说中延伸意义或超越性意义，关注战争的本体，战争中人的价值和命运，战争中文化心理品格。以“文化——哲学”为语义核心。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战争小说大都属于对战争进行思考的深层寓意的作品，所谓“深层非直接寓意”是作品普遍意义上具有更深层的思情寓意，典型地表现为“文化——哲学”模式。直到新时期，战争文学才真正地竭力展示战争的现代性、残酷性与毁灭性，不再是传统的价值取向，而是对战争中现代的理智思考和转换深化，而是那些渗透或隐藏在台前或台后诸种奇异形态中人的精神行为、人的心理状态、人的思情趋势，以及与此有关的更深层的历史动因和社会缘由。战争中充满了种种变幻莫测的偶然因素，但归根结蒂，战争中的—切都可以找到解释的深层原因。战争小说的表层的直接寓意与深层的哲学寓意不仅是战争小说如此，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发展都是以这两种为文化表现上的意蕴模式，前者以“政治——功利”为语义核心，后者以“文化——哲学”为语义核心，这两种模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贯穿始终。我们必须用新时期的开放的眼光与新时期的整个社会文化思潮相联系的审美视角去评论当代战争作品，特别是一些探索性作品。
在战争文学中，苏联战争文学与中国战争文学在战时的共同特点；苏联战争小说对中国战争小说的影响；与苏联战争作品比较，中国战争小说在主题挖掘上的缺陷。战时中国战争文学与苏联战争文学在题材选择上有着一致的趋同性。一般是当代题材的压到古典的，战争题材压到和平题材。人们的审美视野从个人转向人类共同关心的世界话语。这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作品富有强烈的国际性、时代性与政治倾向性。在开始战争的观念是“为祖国而战”、“为民族而战”或“为正义而战”；“战争是政治的延伸”。战争的胜利与失败、民族的生存与灭亡要求作家们站在战争的第一线，为自己的祖国而呐喊。因此，战时的作品是一种“粗放型”似的风格。强调政治宣传与鼓动作用是战争初期文学创作的重要任务，是激烈的战争本身对作家提出的要求。苏联战争小说与中国战争小说一样在主题意蕴方面仍然表现了生存意识、抗战意识、英雄意识和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及其相联系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人道主义、历史主义精神。60年代苏联战争小说还深入到人们精神世界的更高领域——人性、人格、人的本质问题去探讨。中国作家也有不少直接从苏联战争文学作品中学习新的手法，如碧野对潘诺娃“美妙、纯洁和严肃、真实而诗意盎然”的学习，萧军对《铁流》中的技巧学习，刘白羽对西蒙诺夫的学习。战争结束后，中苏战争文学发展的道路各自都不很平坦。三十多年来，两国军事文学从同一出发，向两个相反方向延伸，又灵的归宿。中国反法西斯战争文学虽然取得了与苏联战争文学同样令人自豪的成绩，但因战争文学的传统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不同，特别是战时两国的国内政治形势不同，使中国战争小说与苏联战争小说在主题的开掘与审美表现方面又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本书试图重新思考中国战争文学兴衰的原因、教训及探讨中国战争文学的审美发展趋势。WAR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THEORITICALLY REARSERCH ON THE MODERN WAR NOVELS
Chinese military literature has gradually reached its maturity and Involed a variety of political, economical, social, religious, cultural and even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distinguishing it from ancient military literature in this century. The dissertation is focused on the War and Modern Chinese Military literature, especially on the war novels. The works involved 6 parts totally.
The introduction generalized the historical traits of war literature in ancient societie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and expressed its influences on the modern military literature. The conventional ignificance of we-stward military literature includes ideas of heroadoring or self-adoring with inexorable intimacy of invading. Yet at all times Chinese ancient military literature received social chaallenges which concentrating on perpetuated political power, moral Spirit and Confucius ideology and led to a long-lived period of the thinking way or injustice war . The ancient literature reinforced the consciousness of justice war.
Chapter 1 analyzed the essence of wa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r in mankind and the literature of modern society .
Chapter 2 analyzed the forming process development and vitality of modern Chinese military literature. The first them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s“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Chinese and culture thSpirits”during“the 4 of May”Movement period; the second main them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Saving and Struggling for the Chinese Nation”during occupied times. The war novel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lso invoked the people and constituted a savage and satirical attraction on anti-Japanese suffering. The spirit of decades was summed up by the reviewers“enlightenment, survival and politics”, this attracted war novels to eliminate the modern writing methods and engaged in our ancient heritage of writing. Our writers always successfully, skillfully developed old wars of writing such as realism but very fewer plunged themselves into modernism. At the war times the literary aims was infused with the spirits of protesting against Japanese invaders, so the principle of writing was much inherited from its classical form.
Chapter 3, 4 theoretically emphasized the construction of war novels. It consisted of two parts: the external direct implication and the internal indirect implication. The external implication generously covered nationalism, patriotism and heroism for the causes of radical and changeable politics in war times; the internal implication actually concerned with the war lifestyles or problems of ultimate humanitarianism historical spirits and philosophic ideals in postwar times. The successful novels elaborately stowed for the internal implication which fixed one of aesthetic practical pursuit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Chinese contemporary war novels predominantly esternbased, largely humanitarian-inspired, strictly psyche rule abided in its aim. The new generation war novel writers began in their novels as an era of new excitements and rich promises, finding new forms and venues for an idea of novel as experiment much of this had its roots in the western poetics. The realistic, the formal and the moral aspects of traditions writing were now challenged, as narrow, limiting, repressive. Open forms were persistently preferred to closed ones. In the war novels writing process, they emphasized subjectivity over ob-reactivity self-creation over consensus. In many respects they looked back to the original achievements of modernism, and especially to the spirit of modernism or post modernism.
Chapter 5 presented comparative study with intercultural and interdictplenary features of Chinese and Soviet war novels. Chinese and Soviet had common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political propagandizes, fictional theme limitations, traditional realism an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s the quite different aspects of literary circumstances to Soviet war novels were insist delved into consciousness but Chinese war novels were scarcely explored. 第一章战争与文学
20世纪是一个悲壮而又伟大的时代！
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德、意、日发动的一场泯灭人性、狂逞兽性的人类大屠杀，它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最残酷、最暴虐的一页。在那恐怖阴森的岁月里，整个地球都在流血，都在哭泣，都在哀伤，都在死亡。从亚细亚到欧罗巴，从美洲大陆到黑色非洲都卷入了浓烟烈火、血肉纷飞之中；从黄河到伏尔加河，从莱茵河到尼罗河，都被无辜者的鲜血染得绯红。人的生命像粉尘一样飞扬，人的骨头像野草一样枯蒿。法西斯铁蹄无情地踏碎着河山，法西斯的魔掌无情地捣毁着天地，黑烟滚滚，血海涛涛……
痛苦悲壮的硝烟逐渐散去，历史已进入先锋主义者认为的“后后现代”，人类以从未有的轩昂姿态开始阔步迈入崭新的世纪，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性的主题。虽然半个世纪前留在地面上的战争痕迹已经模糊了，但人们的心灵里伤痕却在永远呼唤，永久的阵痛并没消失，我们也决不会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当漫步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看到刻在墙壁上无数死难同胞的名字，当看到橱窗里陈列的从万人坑中挖出来的堆堆白骨与骷髅，当看到照片上定格的是凶恶的日军甚至枪杀跪在地上瘦弱的僧人，当看到傲然的敌人刺刀上挑着的血淋淋的、披头散发的妇女头颅，我的心情十分沉痛，陷入对历史的反思之中！
1995年与2005年，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50周年和60周年，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特别是在德国为了谴责新纳粹，数十万多名手持蜡烛的群众组成了长达十公里的“光链”，慷慨激昂地表达他们的愤怒之情。而我们呢？面对日本右翼集团无数次的挑衅，面对日本领导多次参拜靖国神社，面对日本极端分子欲将军国主义的死灰重新点燃，虽然我们感到愤怒，但为什么让这种愤怒只能埋在心中却不像西方人那样表达出来？记得10年前8月15日那天，我到了纪念馆，南京市政府组织了一次纪念仪式，然而，整个南京却是“街市依旧太平”。当我来到挹江门、浦口码头，站在长江岸边，望着波涛滚滚的江水，想起大半个世纪前一车车被屠杀的百姓尸体抛入江中，我的心感到阵阵痉挛，一次次默默地呼喊着“决不许历史重演”！
这决不是我的民族主义情绪滋长，当阅读完反映二战的报告文学、小说之时，那血淋淋的残酷惨状与作者悲愤的呐喊，使我浑身的血液似乎都要喷涌出来，有时眼眶浸润了悲哀的泪水，对侵略者仇恨的火焰在心中升腾。我无法按捺住心中的激愤与悲伤，也希望每一个喜欢西方流行文化的当代读者同样去读那用血、用泪、用生命写的书，让先烈的英灵化为自己热爱祖国的强大动力，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的祖辈、父辈在20世纪遭受的人类劫难。不要忘记，中国八年的抗日战争，付出了两千多万人民的生命，两千多万啊！不要忘记，我们的作家是在怎样艰难环境下用生命铸成的抗战史诗！当年解放区的作家是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在前线直接冲锋陷阵，血染沙场的作家有数十人之多；国统区作家有的投笔从戎，有的颠沛流离，含辛茹苦，在敌机轰炸下写作；沦陷区的作家心怀祖国，坚贞不屈，有的因揭露敌人而被砍去了头颅。今天，当我们重读这些铁与火的记录，血和泪的诗篇，我们怎能不为波澜壮阔的反法西斯文学而激动呢？我们怎能不为我们祖国在20世纪遭受的浩劫而难过呢？一位老红军、老反法西斯战士曾说：“反法西斯战争过去了，但是世界并不太平，各地的热点现在也并没解决，斗争仍然是长期的。对我们的青年人来说，要爱国、爱祖国。祖国为什么可爱？这就要使我们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了解中国的情况，了解中国的近代史。我们的科学技术发展了，但比起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落后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在科学技术方面是领先的，我们的四大发明可以说明这一点。但是，中途长期的黑暗的封建统治，特别是一百五十年前的今天，英国用炮舰政策打进了我们的中国。从此以后，在这一百多年间，中国由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各个帝国主义都打过我们。经过二十多年的斗争，中国人民取得了胜利。现在我们站起来了。现在我们经济发展是稳定的，社会发展是稳定的。但是，敌对势力仍在搞破坏。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教育我们的人民，教育我们的后代，教育我们的青年，不管世界的风云变化如何，我们都要献身祖国，把[1]祖国建设得富强起来。”
这是历经战争磨练的老人谆谆教诲，这是无数先烈的共同心声！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正因如此，我以20世纪的战争小说特别是反法西斯的战争小说的研究作为我博士毕业论文选题，以此纪念那段悲壮的历史，纪念那些冒着敌人的炮火创造出英雄文学的作家们，纪念那些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伟大的先驱者！
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一部充满血腥的战争史。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战争是普遍的，[2]一切都是通过战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人类的战争，部落之战、部族之战、民族之战、国家之战，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相砍史”（鲁迅），每一代王朝的车轮都是从人民的血肉之躯上碾过的。
人类进人战争时代后，其理性的光环就一直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世界在无穷无尽的劫难中步履蹒跚地向前挣扎。据前苏联学者统计，从公元前1496年到公元1861年这3357年间，人类有3130年在打仗，和平时期只有227年。据匈牙利一教授于1982年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7年内世界上爆发了4700起局部战争，在世界范围内，[3]这几十年无任何战争的日子仅有26天。战争的黑手永远狰狞地伸向人类生存的每一个角落，时时挥起血腥的尘雾。
回顾20世纪的百年历史及目睹当代世界各地区性的尖锐冲突，我们不能不说：不管人们怀着多么崇高的愿望，不管人们怎样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消除战争，换来的只不过是国家之间短暂的和平。正如弗洛伊德在《文明、战争与死亡》中所指出“只要存在民族和帝国，而且每个民族和帝国都准备无情地消灭对手，那么他们都必须准备打仗”，新世纪的曙光仍然被战争的阴影不时地笼罩着。第一节 战争的本质
中国古籍称战争为争、战、征、伐、兵等。战国时期的兵书《吴子》中已有“战争”一词。历史上对战争及其产生根源有各种不同观点。自然主义战争学者认为，战争的根源在于自然环境和人类的生物本性，并认为战争是自然的和永恒的现象。宗教战争论者则认为战争是上帝对人的惩罚，并用超自然力量解释战争起因。种族主义者则认为，战争的起因是优劣民族之间差别。近现代地缘主义政治学者则认为战争是基于地理环境，即为争夺一定的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引起的。马尔萨斯主义者则认为，人口过剩和饥饿是战争的真正原因。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战争既非从来就有，也不是永恒的，战争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在私有制产生以后，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形成，出现压迫和被压迫时才出现的。历史上有各种类型的战争，包括侵略战争和自卫战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有传统战争和现代战争；局部战争和世界战争等多种类型。
战争的根源是什么呢？怎样才能消除战争的根源？怎样才能从人类以来的战争悲剧中吸取教训而创造更美好永久的和平世界呢？哲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等从多方面为此而进了大显曲、自创见性地研究，我们不难从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孔子、孟子、圣·奥古斯丁、斯宾诺莎、康德、卢梭、休谟、罗素、弗洛伊德等众多人类智慧精英们的论述中找到对战争根源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经济利益和国家着手，分析了战争爆发的根源及其实质。战争的策源的根本在于经济利益的争夺和野蛮的扩张；战争的扩大是阶级级斗争演化出来的，战争也随阶级的消灭而消灭；国家的消亡而消亡。战争本身是复杂的，它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族、语言、信仰极为相关，这些因素的差异性和冲突都可能引起战争。但是，不管在任何时代，人民总是希望和平与稳定的生活，人们总是渴望和平。“战争是人制造出来的，但不是人民制造出来的。人民不需要向战争输血、输汗、扔面包、投[4]生命，人民需和平、劳动、发展生产、提高生活。”也正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所说：“人民并不希望冲突，这是就一般而言。我认为，问题仅在于误入歧途的领导人变得过于好战，而且相信人民确实希望[5]战斗”，“如果每一块土地上母亲都能教育子女了解其土地——美洲、欧洲、近东、亚洲——上的孩子们的家园和希望上，世界上的[6]和平事业就大有希望。”虽然现实世界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消除战争，但人们可以克服彼此间的文化差异和不信任，可以用人类理性和道德、正义来约束战争，和平是人类多数人的共同理想。那么，大多数人们都讨厌战争，渴望能够永久和平，可为什么战争的恶魔永远却在人类的天空上肆无忌惮地一直横行着呢？一、战争的起源与性质
政治家们认为，战争是政治集团之间、民族（部落）之间、国家之间的矛盾最高的斗争表现形式，是解决纠纷的一种最高、最暴力的手段，通常也是最快捷最有效果的解决办法；战争也可以解释为使用暴力手段对秩序的破坏与维护、崩溃与重建。古今中外的战争，概莫能外。人类出现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战争伴随社会的革命，带来新的格局。古代各个部落之间的战争，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国家的形成，也是民族大迁徙直接原因；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促成民族的独立和新生国家的诞生；国家内部政治集团之间的战争，促成政权的更迭，如国共内战。战争与武装冲突相比，对抗形式，战争表现为，一是残酷性，双方以一切可用的暴力手段攻击另外一方；二是毁灭性，对抗的时候以一方消灭另外一方为代价；三是目的性，直至对方屈服、达到目的；四是持久性，常规战争持续时间长达几年或者数十年，现代的高科技战争持续数月到几年。任何战争都经过了策划和准备。与战争相关的术语为战区，战车、战斗、战术、战役、战场、战俘、战略、战术侦察、战争状态、战争赔偿、战争罪行。
那么，最早的战争起源是什么呢？
战争是在原始社会后期出现的。据考古资料证明，最早的战争出现在中石器时代的初期。这说明，人类从原始人群到现在，在大约二三百万年的历史长河中，有战争的历史还不到一万年。原始社会的战争是由氏族部落之间或部落联盟之间，为了争夺赖以生存的土地、人口、河流、山林等天然财富，甚至为了抢婚、血族复仇而发生冲突进而演变成原始状态的战争。这种战争，同阶级社会的战争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不具有政治目的和阶级压迫、奴役的性质，战争中的俘虏不是杀掉就是吃掉。随着生产力和畜牧业的发展，父权制取代母权制，农业、手工业、商品生产有了发展，生产物品有了剩余，有了私有财产，出现了主人和奴隶，萌芽了私有制、阶级，使“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掠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卡尔·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二卷第413页）原始社会晚期日益频繁的战争驱使原始公社制解体，人类进入了奴隶社会。从此以后，战争变成了政治的工具、阶级斗争的最高手段。私有制、阶级压迫和经济利益的冲突成为发生战争的基本根源。掠夺和反掠夺、压迫和反压迫、侵略和反侵略、争霸和反争霸、扩张和反扩张的战争便成为阶级社会的特殊的、必然的现象。到20世纪80年代，在有文字记载的3500多年的时间里，世界上共发生过14531次战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在当今和未来，引发战争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主要的有争夺势力范围、领土争端、边界纠纷、掠夺战略资源、争夺市场、意识形态斗争、宗教矛盾、民族矛盾等等因素是现代战争的直接动因。
战争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正义战争是指一切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抵御外来侵略、促进社会进步的战争。支持与维护正义战争，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对待战争的根本态度。各国正史上通常会把带有自卫性质或者民族解放性质的战争视为正义战争，把侵略战争或者为争夺霸权而战视为非正义战争。各国因政治利益缘故通常会利用宣传工具来任意解释战争的性质。我个人认为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性质多数情况下只是相对的，并且后人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解读，这是由进行战争的政治目的决定的。正义战争包括：奴隶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战争、阶级解放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反侵略战争与自卫战争等等。正义战争是为人民利益而战的，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与此相反，一切由反动势力所进行的镇压革命、对外进行侵略扩张、阻碍社会进步的战争，都属于非正义战争。如英国对我国发动的鸦片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意大利、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等等，都是非正义战争。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对待战争的根本态度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非正义战争包括：争霸战争、反革命战争、殖民战争、帝国主义战争、侵略战争等等，是为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和反动阶级的政治服务的，违背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的发展方向，是把人民推向灾难的战争。如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中国军民伤亡总数3500万人以上，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这是我们对待战争的根本态度。
今后的战争，将以局部战争为主，但世界战争的危险并没有消除。战争样式仍将以常规战争为主，但也不能排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战争总的趋势，是在不断向高技术化方向发展。随着高技术兵器不断出现，将会出现新的军兵种，可能出现由“天军”进行的“天战”和由“深海作战部队”进行的深海或海底作战；“机器人装备部队”与智能机器人将参战；电子战、信息战将大显身手；可见光对抗、红外对抗进行激烈的角逐。这种发展趋势，将会改变传统的战争样式与作战方法；战争的突然性、破坏性、残酷性、杀伤力和战争消耗都将空前增大；战争对综合国力的依赖增大，战争保障的任务更艰巨；作战指挥、作战协同、通信保障将更加复杂、艰巨。上述这一切，强烈地要求创造新的战争理论、战略战术。高技术战争，对人的军事、政治、文化素质和科学知识、指挥才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晓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智勇双全的人，将是驾驭高技术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世界战争有被制止的可能性，但危险并没有消除。只要世界人民共同努力，发展和平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力量，就能够推迟或制止新的世界战争。战争是必然要消亡的。只有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彻底清除战争的根源，使战争消亡，使人类进入永久和平的天堂。
战争的根源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对战争状态的描述也有多种方式，现代国家主要从法律角度对战争进行描述。认为战争是交战国之间的一种特殊法律关系。这种战争状态通常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并伴随着一系列的法律后果。战争状态是法律状态，它往往是交战双方或一方宣战，但彼此之间并不一定有实际的战争冲突。通常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宣布战争状态。交战国家一旦进入战争状态，它们之间就由和平关系转变为战争关系，战争法也同时开始适用。对战争的描述除从法律角度外，还可以从军事角度、政治角度等方面进行论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随后美国宣布对日战争。当今人类正处于新的技术革命的时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全球社会交往的不断加深和扩大，对战争的发生、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作用。不仅使战争由传统的冷兵器战争过渡到热兵器战争，也使战争的影响范围由局部扩展到全球。与此相对应，制止战争的和平力量和技术手段也在不断发展，战争也由纯军事性向政治性、经济性、技术性发展。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战争始终蔓延不断，并构成人类历史的一个独特的篇章。据统计，从地球上出现文明以来的五千多年中，人类先后发生了15000多次战争，有几十亿人在战争中丧生，在这五千多年中，人类共有五百年是生活在和平环境中。也就是说，每一百年中，人类最少有九十年是生活在战争状态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世界发生一百多场战争，有九十多个国家卷入其中……。那么，从古到今人类战争的特征表现是什么呢？第一代战争的典型——恺撒两征不列颠。其特点是使用刀、箭、矛等冷兵器和笨重盔甲近距离格斗。第二代战争的典型——拿破仑战争。其特点是进入火器时代，火药、滑膛式器投入战争。第三代战争的典型——两次世界大战。其特点是坦克、飞机、战舰和现代化运输工具已全部使用。第四代战争的典型——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其特点是毁灭性的玉石具焚的后果。第五代战争的典型——海湾战争。其特点是信息化、电子化，通过外科手术式精确打击，远距离发射高精确度、大镣伤力的突击和防御武器、新物理原理武器。二、战争与政治的关系
战争的政治本质反映了战争与政治的内在联系。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关于战争是政治继续问题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对战争的政治本质问题研究深透，深刻地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的内在联系。（一）战争是政治性质的行动。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这篇文章中，曾深刻地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9页）。毛主席认为战争不是单纯的暴力行为，而是和政治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在战争和政治这个矛盾统一体中，由于政治体现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既包括对抗性矛盾，又包括非对抗性矛盾，并贯穿阶级社会的始终，因而相对战争来说，属于共性的范畴；而由于战争只是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表现，因而它属于个性的范畴。又由于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包含任何共性的个性，任何个性总要这样或那样地包含着共性，体现着共性，因此，为深刻地认识战争的政治本质，毛泽东首先在共性的范围内，从战争与其他社会各种现象的联系中考察和研究战争。显然，战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同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自然等诸因素都有着广泛而多样的联系，但其中最直接、最深刻的联系则是政治。这是因为，从实践上看，古今中外的战争都不能离开一定阶级的政治而独立存在，政治总是贯穿、渗透、表现在战争之中。比如，任何战争都离不开一定的政治目的，离不开一定的政治总方针，离不开政治思想的动员，也离不开国内外—切同情和赞助者在政治上与道义上的声援。尤其是人类社会进入到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社会集团与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一点就显得更加突出。
从理论上看，毛泽东所说的战争和政治的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讲的是战争和政治的阶级性。毛泽东指出：“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6页）这就是说，在阶级存在的历史时期内，一切政治斗争都不可避免地表现为阶级斗争，都要打上阶级的烙印。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战争是阶级之间的暴力斗争，是阶级对抗的社会历史现象，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可见，战争与政治的一致性就在于他们的阶级性。既然战争与政治都与社会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都代表了一定阶级的利益，都是一定阶级的意识、意志及其政策的表现，而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又是政治斗争，所以说，战争决不是单纯的军事行为，而是由一定时期内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引起的，又总是为一定阶级、国家、民族和政治集团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它是带有政治性质的行为，因而合乎逻辑地包含在政治的范畴之中。从这种作为共性的政治存在于战争个性的意义上说，战争就是政治。也只有站在阶级政治的高度观察战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战争的实质。毛泽东由此作出结论：“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9页）也就是说，战争的发起及其进程的各个环节，都要受到政治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一定阶级的政治总是不可避免地渗透、表现、贯穿于战争中。因此，我们认识和考察战争，必须把战争和政治相联系，而不应该把二者割裂开来，更不应该否定战争的政治性质。（二）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毛泽东在阐述战争与政治共性问题的同时，又论证了战争与政治的差别性。他指出：“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9页）毛泽东还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着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等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84页）以上论述告诉我们，作为共性的政治同作为个性的战争虽具有一致性，但它们又不是完全等同的东西。政治只是战争的普遍本质规定，它只能大致地包括战争，而任何战争也不能完全地归入政治的范畴之中。这与整体是各个部分的总和，以及部分是完全包括于整体之中的构成要素的含义显然是不尽相同的。既然政治只能在同战争一致性的联系方面包括战争，战争也是在包含有阶级性等共同特点的意义上归属于政治之中，那就不应当简单地把战争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当然手段。所以说，尽管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维护交战一方某个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利益而发动和进行的，但是，战争不同于阶级斗争的一般形式，而是阶级斗争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最高形式；战争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斗争，而是一定阶级用以解决某种政治矛盾和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特殊手段，即暴力手段，它是敌我双方运用有组织的军事暴力进行的外部对抗形式。就是说，各阶级在相互斗争中，总是采用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和外交的等多种非暴力的斗争形式与手段去实施其政治，而当这些斗争和手段已不能解决阶级矛盾或不足以实现其政治目的时，就诉诸武力，企图用暴力的斗争形式和手段去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于是爆发了战争。例如，抗日战争，由于中国的进步和要求独立，是日本侵略者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障碍，于是发动了战争。而帝国主义的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反侵略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日本想用战争来压迫、断送中国革命；而中国为了扫除这个障碍，便进行抗日战争。毛泽东指出的：“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0页）毛泽东还认为，基于战争的这种特殊性，就需有战争的一套特殊组织，一套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所谓特殊的组织就是军队及其附属的一切东西；特殊的方法，就是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特殊的过程，就是敌对的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为此，我们决不能用其他社会斗争形式来进行战争，也不可以把战争这种特有的方式任意推广到其他社会领域。那种轻视、抹煞、否认战争的特殊性，把战争完全等同于一般的政治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三）战争反作用于政治。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上，战争并非被动地始终受政治的支配，在很大程度上，对政治也有着巨大的反作用。首先，战争可以加速或阻碍社会矛盾的成熟和解决。在通常情况下，战争往往使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因而也会使社会矛盾更快地进一步得到解决。一个阶级、一个国家在战争面前，尤其是在关系到本阶级、本民族生死存亡的全面战争中，武装斗争就成了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就成了当时最大的政治。因此，应集中国家的全部人力、物力、财力，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这是由于战争的胜败最直接、最明显地体现着政治的成败，体现着政治目的能否实现。只有取得战争的胜利，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否则将会离预定的政治目的越来越远。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这篇文章中指出：“国内政治的改进，是和抗战的坚持不能分离的，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但是基本上依赖于坚持抗战。”“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定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中和战争后获得改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6-457页）这一论述，深刻地说明了战争对政治有着重大影响。战争作为政治的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解决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它的结果或者是达到了目的，或者是没有达到目的，都对政治的进程有影响，而影响的大小，是否有决定性，主要应看条件是否成熟。当政治发展到需用战争解决问题的时候，战争对政治的影响就大，否则影响就小。如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封建的清政府，但政权却被大军阀袁世凯所篡夺，使革命成果付之东流，没有对政治的进程发生决定作用。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从根本上解决了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使中国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极大地加速了历史的进程。另一方面，一切反革命战争由于代表着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利益，必然阻碍人类历史的发展，甚至将人类历史引向倒退。例如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等，都程度不同地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其次，战争可以锻炼教育人民，唤起人民的政治觉悟。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可以使民族经受考验，这种考验对民族的社会制度、生产能力、科学文化、军事力量和人民的精神力量都是十分直接的，其中尤其对人民精神素质的考验、锻炼和改造作用影响更深远。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长期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并且还将再付出重大的牺牲；但是同时，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使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2页）这就是说，正义战争可以从正面教育人民，使人民在战争中变得坚强团结，并学会同敌人进行斗争的各种手段和方法。就中国的革命战争来说，这种教育作用，一是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更加坚强和成熟，不但锻炼出一条正确的政治和军事路线，而且造就了一大批既能从事革命战争又能治理和建设国家的骨干力量；二是表现在广大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各界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认清了敌友、辨明了是非，站到了革命队伍方面来。反革命的不义战争也可以从反面教育人民，人民群众可以从战争带来的痛苦中看清反革命战争的实质，从而唤起人民的觉悟，积极投身反对反革命战争的行列，以促进革命战争的胜利。
历史证明，古埃及文化、古巴比伦文化，古希腊文化，古玛雅文化等这些当代站在世界高峰的灿烂文明正是被野蛮的侵略消灭殆尽的，然后走向一个低谷，而人民和民族成为整体的受害者。这从广义上说明了正面的政治概念。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历史与现实中，使用“政治”这个概念的，特别是使用频率最多的，不是严肃的学者，而是掌权的“政治家”及其喉舌。他们或者披着彩虹般的外衣，或者偷换概念，把自己及其集团说成是人民和民族利益的集中体现，或者把绝大多数人民利益中一部分或一少部分和其小集团利益不相冲突的部分加以利用，而对不一致甚至完全无关或冲突的加以隐藏和掩饰，瞒天过海，蒙蔽群众。于是，少数上层主体的利益指向，摇身一变成了民族的、国家的、人民的最大利益和集中体现。“政治”就从其应有的真正宏大的广度和深度，从历史的、时代的、人民的、国家的范畴蜕化为一群人的利益和其上层代表者的权利的抽象与概括。三、战争与经济的关系
关于战争和经济的关系，经济是战争的深刻根源和物质基础，战争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为我们正确认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毛泽东把这两对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并从这一基本矛盾入手，论证了它们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战争作为流血的政治，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和政治一样，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既被政治所决定，同时又和政治一起被经济基础所决定。政治和战争都根源于经济基础。战争的起源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战争随着私有财产和阶级的产生而产生，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社有会职能发生根本的变革。原始部落以社会服务为主的职能逐渐演变成国家的阶级统治，为了镇压被压迫阶级的反抗，维护统治阶级既得的经济利益，他们首先使用了暴力，阶级形态的战争应运而生，正如列宁指出的：“战争同私有制基础不矛盾，而是这些基础的直接的和必然的发展。”（《列宁军事文选》第247页）毛泽东也说过：“战争一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段以来就开始了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在这里私有财产、私有制和阶级都是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的社会现象，这就必然得出战争归根到底产生于一定经济条件的结论。战争不仅从历史渊源上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相联系，而且每次具体战争的爆发，从根本上说也都是由一定的经济关系、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冲突决定的。恩格斯曾经指出：“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基础性’得多；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同样基础性得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9页）综观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战争，尽管它们自着各种各样的导火索，起因不尽相同，但说到底没有一场战争不同本民族、本国家的经济利益有关。比如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最深刻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日益尖锐的冲突，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由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激化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一些发展速度较快的资本主义国家力图重新瓜分世界，以取得高额利润。而要重新瓜分世界单靠和平的方式是无法实现的，只有通过暴力才能解决问题。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毛泽东也十分重视经济关系对战争的作用，并用经济关系来说明战争产生的根源、政治目的等问题，他从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出发，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发生的必然性和最终战胜敌人的客观规律性。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用经济关系来说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本质，明确指出：“帝国主义的本性是掠夺。帝国主义国家在‘和平’时代的政策也无时不是为了掠夺但如果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掠夺政策遇到了另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阻碍而不能用和平方法冲破这种阻碍时，就使用战争方法去冲破这种阻碍，以便继续其掠夺政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211页）总之，经济关系对战争具有重要的作用，经济利益是引发各种战争的基本动因，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我们考察和认识战争起因的基本出发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不仅依赖于经济，同时又反作用于经济。战争对经济既起破坏作用，又起促进作用。这种反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任何战争对经济都有着破坏作用。恩格斯曾经指出：“比较野蛮的征服者杀光或驱走某个国家的居民，并且由于不会利用而使生产力遭到破坏和衰落下去。”（《马恩列斯军事文选》第231页）毛泽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也深刻论述了战争对经济的破坏作用，他指出：“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是人类空前的大灾难，死亡、疾病、饥饿、失业、失学、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各种悲惨现象将充满于全世界。”（《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21页）这些论述从两个方面说明了战争对经济的破坏性。恩格斯指出：“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3页）列宁也指出：“战争使最文明的、文化最发达的国家陷于饥饿的境地。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作为巨大的历史过程的战争又空前地加速了社会的发展。”（《列宁全集》第26卷第365页）毛泽东对革命的正义战争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也作了重要论述。他在谈到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时候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5页）
虽然战争的本身及原因非常复杂，如前面所叙述，其基本性质是以人类共同利益及人性的基本道德原则作为出发点的。按照性质上分，粗略地说，战争可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之战。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都是非正义的战争；一切保卫和平、捍卫人类尊严和民族生存的都是正义的战争，一切野蛮侵略、称霸世界都是非正义的战争。战争在正义与非正义，压迫与反压迫、侵略与反侵略中不断延伸着，但历史证明正义的战争必将战胜非正义战争。同时，任何一场战争都意味着流血牺牲甚至国家的灭亡。战争一方面以毁灭人类文明为特征，给人带来灾难，但另一方面通过战争，造就了一代具有正义感，为广大人民利益而献身的英雄，促成了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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