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五卷 明清(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卜宪群,陈时龙,鱼宏亮,林存阳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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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五卷 明清试读：

文前彩插

让史学研究成果服务于人民群众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制并撰稿的五卷本《中国通史》即将正式出版。这是我院向社会推出的一部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弘扬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传播历史知识的力作，也是我院史学工作者与全国史学、文博工作者贴近大众，共同合作，将史学研究成果以形象化、通俗化的方式介绍给社会的有益尝试。这里我以《中国通史》的创作与出版为契机，就史学研究应当如何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谈几点看法。一

史学研究成果服务于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应有的品格。中国传统史学历史悠久、根基深厚，在记录、传承与弘扬中华文化上做出了杰出贡献，但究其本质来说是以资政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维护其统治的长治久安为目的的。因此，在服务于人民群众这一点上，传统史学因其历史的局限性，是不可能做到的。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无疑吸收并继承了传统史学的精华，但在历史观上与传统史学历史观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唯物史观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理论出发，在承认杰出历史人物历史贡献的同时，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体。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旧的传统史学相区别的一个根本标准。历史观不同，研究的视角不同，决定了研究的目的不同。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秉持这一理论，不仅重新解释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形态、发展阶段和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而且开辟了史学研究的许多新领域，深化了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这些都是传统史学无法达到的。但这些优秀成果，许多还仅仅局限于在专业研究者内部传播，局限于在专业性非常强的刊物上刊登，普通大众既难以读懂，也难以读到，这对于广大历史研究爱好者和普通大众都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质目的在于服务人民大众，为人民做学问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宗旨，其研究成果，应当走进人民群众,深入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起到教育群众、启发群众、动员群众的作用。老一辈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白寿彝等人，都重视历史普及，写了不少历史普及读物，影响很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今天，我们的史学研究的条件更好了，成果更丰富了，传播方式也更多样了，历史研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应该更密切。许多史学工作者也都在感慨史学大众传播环节的缺失，呼吁加强历史普及工作，这是对我们史学研究宗旨回归的反映。《中国通史》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主，凝聚了全国众多的史学与文博工作者的智慧，它将史学最新研究成果以贴近人民群众、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方式展示出来，是一次成功的探索与实践。二

史学研究成果要真正能够服务于人民群众，必须在正确的历史观引导下，将科学的历史知识传播给大众。坚决反对错误的历史观，杜绝人为杜撰的虚假历史。当前，以历史事件、历史过程、历史人物为题材的作品在图书出版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推动并形成了全民上下的“历史热”。从总体上来看，这些作品为传播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社会大众获取历史知识、认识历史过程的一条重要渠道。但无疑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宣扬错误的历史观。某些历史题材作品竭力淡化阶级分析方法，淡化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动力的观点，从而使历史发展的动力观、阶级观、社会形态观等许多牵涉唯物史观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受到挑战。某些作品淡化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些作品中，封建主义沉渣泛起，资本主义价值观得到弘扬，客观上形成了与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冲突。某些作品肆意曲解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某些作品不顾历史背景、历史事实，颠倒是非，甚至盲目宣传某些在历史上曾经对中国犯有侵略行为的历史人物等。

盲目拔高统治阶级人物。某些历史题材作品任意拔高某些统治阶级人物，如把历史上某些曾经有过积极作用的帝王、有为人物的行为上升到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高度；夸大个别封建帝王、人物的人格魅力；把当代处理民族关系、社会关系的原则安放在封建政治家的身上；把封建史学家歌颂的所谓“盛世”，即历史上某些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夸大为“国泰民安”“社会和谐”，甚至用一些热辣的词语，如“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等来歌颂封建帝王将相。相反，对帝王将相的腐朽性、反动性、落后性、剥削性和阶级局限性则避而不谈。

肆意虚构、解构历史。撇开某些标明“戏说”“虚构”的历史题材作品不论，很多以历史“正剧”形象出现的作品，为了迎合某些观众的心理，置有明确史实记载的历史发展线索、历史人物活动于不顾，任凭主观意志剪裁、编造，从而导致历史题材作品所展示的历史环境、人物关系或过于片面，或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

热衷权谋宣传。某些作品大加渲染封建帝王的“统治经”、封建官僚的“做官经”等尔虞我诈、不择手段的权谋权术，忽视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美好、和谐、智慧思想的歌颂，忽视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贡献；热衷于帝王将相题材的选择，忽视对历史上劳动人民中间的英雄人物、爱国的民族英雄的历史再现，忽视对思想家、科学家，特别是中下层劳动人民的形象展示；热衷于表现情爱的床戏场面，竭力宣扬色情，忽视对人物品质的歌颂与揭露。

宣扬封建迷信思想。不少历史题材作品，接受或部分接受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情况并不罕见。历史循环论、天人感应论、宿命论、因果报应论等在不少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存在，有的甚至很严重。

传递虚、假、错、伪的历史知识。有的作品将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错乱安排，出现“关公战秦琼”式的笑话；有的作品不顾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法律、职官、行政、文化、礼仪、风俗等制度的重大差别，只凭作者的主观想象或作者本人的知识结构而任意张冠李戴；有的作品在语言使用上现代化，错字、错语、错音情况比较严重；有的作品对有明确记载的历史过程进行无原则的篡改，对某些没有明确历史记载的地方又进行不负责任的虚构，等等。这些情况在社会上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影响。《中国通史》是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中国古代历史发生、发展过程为线索的历史学作品，上自中国境内远古人类的起源，下迄清王朝灭亡，以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为三条主线，以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充分吸收当代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时代演进纵向贯通，以问题分析横向展开，以宏阔的视野回顾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道路，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这部作品的作者是各研究领域中的专家，他们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全景式地展示出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保证了基本历史知识的真实性。可以说，这是一部由史学专家撰写的大众化的通史，它对广大读者接受科学的历史知识、纠正当前历史题材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很有帮助。三

史学研究成果贴近并服务于人民群众，还需要在多种形式上下功夫，不应只限于厚重的史学专著。过去吴晗同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汇集了一批著名学者，用通俗的语言和清新的文风，将严谨的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读物，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普及了几代人的历史知识。今天我们的传播手段更加丰富，表现形式更加多样，我们史学工作者应当重视并利用这些传播手段和形式，用科学的历史知识占领这些先进的传播高地，将胡编乱造、充满错误历史观的伪史学、假史学赶出大众图书市场。《中国通史》在这方面做了有益尝试，它较好地处理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历史观与学术性的关系。本书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历史，广泛吸收一切对中国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学者的观点，客观对待有学术争议的问题，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历史复古主义，又注重防止唯我独尊的民族意识，体现出严谨的学术态度。

第二，大众化与科学性的关系。大众化、通俗化不是要放弃科学性。本书文字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充分考虑到了受众的接受程度。把所要阐述和思考的历史问题，通过大众化的方式表述出来。从人物、事件的细节入手，引发大众对历史变迁的看法；从问题意识入手，从当代人对历史的关注点入手，引导大众做出正确的历史判断。全书不空论，不戏说，不虚论，不妄言，论从史出，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力求能够被最广大的读者接受。

第三，通与专、点与面的关系。全书既有中国通史的贯通意识，又有各章节突出的问题意识。所谓贯通意识是使读者在看完本书后，对中国历史纵向过程有基本了解；所谓问题意识是抓住了各时段最为重要的历史问题，从问题引入，使读者对中国历史的横向深入有充分了解。全书既有对中国历史的宏观思考，又有各章节的微观深入；既有近距离的放大，又有远距离的透视，从而把牵涉到整个中国史的大问题，统筹合理地安排开来。

此外，本书尽可能利用了历史遗迹、遗存，尽可能避免了复杂的、大段的过程描述，把复杂的问题通过自己的语言通俗明了地表现出来，情节感、节奏感强，抓住了主要问题，舍弃了不必要的枝节，使读者在阅读欣赏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历史知识。

总之，全书站在21世纪的历史高度来把握、透视与思考我们民族所走过的历程，同时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史的大背景下考察，通过与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的比较，勾画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色。本书能够帮助读者从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中，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创造的辉煌文明中，科学地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

历史为鉴 光影为媒

由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出品、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撰稿，国内优秀纪录片创作团队精心摄制的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将于近日正式播出，以电视片解说词原稿为基础编成的五卷本《中国通史》，也将由华夏出版社与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这是中国学术机构专业史学工作者与出版影视工作者通力合作推出的集科学性、观赏性、可读性为一体的作品，是在时代召唤下应运而生的历史文化精品。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不间断历史记录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推崇国学研究、注重历史教育，主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国家。201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历史学习和研究的多次指示，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尊重历史、坚定信念、辨析荣辱、知行合一的高瞻远瞩与真知灼见。

如何让中国的亿万民众，特别是广大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们更好地读历史、懂历史，汲取中国历史当中的宝贵营养，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机构和国家级电视媒体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和文化担当。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全国一流历史学者与出版影视工作者合力打造出了一部规模宏大、观点鲜明、论述严谨、丰富生动的百集电视纪录片《中国通史》和五卷本《中国通史》，这不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也将会在史学普及和传播方面产生深远影响。《中国通史》之所以具有重要的价值，首先在于它集结了中国最顶尖的历史学家，组建起一支历史研究的“国家队”，为作品的创作付出了丰博的学识与全部的心血。《中国通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撰稿，并邀请了国内多家重点大学、专业机构的历史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创作。如此强大的学术顾问团队与创作阵容，确保该作品展现出了有关中国历史最具权威性和前沿性的学术成果。

其次，《中国通史》的推出是专业史学工作者和影视传媒工作者对于“历史热”的一次集体回应。在史学通俗作品成为广大受众，尤其是青少年读者追逐的流行读物时，正确引导广大青少年阅读史学作品，专业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这部作品的作者是各研究领域中的专家，他们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保证了基本历史知识的真实性；同时，出版影视工作者以引人入胜的视觉艺术方式，增添了历史表述的观赏性。学术内容和形象艺术和谐地结合为一体，准确而灵动地再现了中国人自己对历史的重大关切，表现出中国叙事、自主叙事的突出特色。

从《中国通史》的百集架构来看，这部作品涵盖了中国自远古至近代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杰出历史人物和伟大文明成就，以全景式的视野和宏大的叙事方式，描绘出中国源远流长、波澜壮阔的历史诗篇。本书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历代兴衰的经验和教训、中华文明的灿烂和辉煌为三条主线，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为分析手段，使受众能够从全方位、多视角获得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知识，能够从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及其所创造的文明中，科学地认识到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进程和人民创造历史的正确选择，深入地领悟到我们今天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增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中国通史》强调的是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从中华文明起源时代到夏、商、周的古史遗迹，从秦汉一统的雄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乱世，从隋唐的盛世图景到两宋的繁华气象，从元代的文化融合到明清的兴亡巨变，《中国通史》用流畅的史笔勾勒出中国主要朝代的变迁历程。与此同时，创作者们还用一定的篇章，展现了吐蕃、南诏、辽、西夏、金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及其历史成就。《中国通史》一改传统史书中“汉族正统”的论调，明确指出建立政权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构建和丰富着中华文明，肯定他们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积极贡献。《中国通史》的第二条创作主线，是总结中国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堪称是一部当代影像版的《资治通鉴》。通过对历朝历代行政体制和治理经验教训的总结，将中国古代行政制度的变迁与得失清晰地梳理出来，展现了传统治国理念和政治智慧的精髓，对于当代中国执政党的施政方略，具有一定的启发和警示价值。

除了“资治”作用之外，《中国通史》还展现了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文明发展史。从三皇五帝的古史传说到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从两汉经学、魏晋风度、唐诗宋词、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到明清小说，从丝绸之路的开辟到日本遣唐使来华访学，从马可•波罗游历中国到郑和七次下西洋，详尽地介绍了古代中国在哲学、文学、艺术、科技、商贸、外交等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通史》的创作者们通过鲜明的事例告诉我们：只有国家的开放、政治的清明、文化的自信、社会的包容与民族的交融，才能培育出万古长青的文明之花。

综上所述，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和五卷本《中国通史》，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丰厚的史料基础之上，以时代演进纵向贯通，问题分析横向展开，站在今天的高度来把握、剖析和思考中华民族走过的辉煌历程。中国历史学家和出版影视工作者推出了一部具有文献价值和教育意义的国史纪录片经典，也推出了一部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在精深研究基础上具有普及意义的《中国通史》读本，更以实际行动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的号召，自觉修好党史、国史必修课。在浩荡的时间长河中，珍藏历史的启示，铭记历史的回声，更加自信地创造属于自己的、更为辉煌的未来。

探寻历史 走向未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这个目标，也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历史是前人留下的“百科全书”，是先辈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成长进步的。这也意味着，在我们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这个关键时期，我们特别需要看清中华民族所走过的漫长的历史道路，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需要更多地了解、更深刻地懂得中国的历史，以此获取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

研究和总结历史，思考和探索未来，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广大历史工作者一直在努力进行的工作。在这几十年间，通过他们深入细致的研究、辛勤不懈的开拓，中国历史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且在富有激情的探讨和争鸣中不断得到发展。同时，学习历史、探寻历史也成为整个社会的关注点所在，成为广大影视、传媒工作者热爱和深入开掘的事业，许多历史类影视节目办得风生水起。这是百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史》和同步出版的五卷本《中国通史》得以推出的深厚基础。

百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史》和五卷本《中国通史》由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完成。由影视媒体与史学界共同完成大型影像和文字载体的历史题材作品，在国际上已有成功先例，从国内来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共同推出了百集大型纪录片《世界历史》及“话说世界历史”丛书，这次合作也为百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史》和五卷本《中国通史》提供了经验和借鉴。《中国通史》是中国影视媒体与史学界的最新合作成果，在历时数载的创作、拍摄过程中，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影视工作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理想走到一起，祖国的东西南北各地都留下了他们不倦的身影。同时，邀请国内多所大学、专业机构的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创作，访问了众多博物馆和文化遗址。他们相互配合，疑义与析，共同成长，为我们带来了这部沉甸甸的作品。《中国通史》围绕三条主线展开，即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和中华民族文化的灿烂辉煌，展现了从中华文明的起源直至晚清五千多年的历史长卷，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充分吸收当代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以丰富的视听手段再现中华文明浩瀚的历史图景。翻开这套五卷本《中国通史》，或是观看纪录片《中国通史》，我们会发现，它不是历史教科书式的读本，而是一部体例内容新颖的历史作品：细节更丰富，视野更开阔，更有启示性，更具新传媒特点，通过新视角、新方式，重新敲开历史之门，探寻不一样的风景。

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古以来就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中国通史》的一部分内容，是与世界历史分不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百集《中国通史》纪录片及五卷本《中国通史》可以说是《世界历史》及“话说世界历史”丛书的姊妹篇，它们将共同构筑起一座通向历史的文明长廊。

希望读者能和我们一道，在阅读、观影与思考的过程中共享这种体验：中华民族的昨天“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则“长风破浪会有时”。历史上的艰辛不仅仅是曾经的艰辛，历史上的辉煌也不仅仅是曾经的辉煌，回顾民族的昨天，是为了更好地展示民族的今天，展望民族的明天。探寻历史，正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影像版的中国历史全书

百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史》终于制作完成，即将与观众见面；以该片解说词为基础创作的五卷本《中国通史》也将同期出版。值此之际，百感交集。《中国通史》是继百集纪录片《世界历史》之后的又一创作实践。《中国通史》采用实景拍摄、情景再现、学者访谈等多种形式，同时结合高清影像和三维特技，既宏观展现了中华民族从文明起源至封建帝制终结数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又生动再现了无数精彩纷呈的历史现场，展示了许许多多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堪称一部影像版的中国历史全书和通俗易懂的读本。《中国通史》制作团队由一流的专业史学工作者和优秀的影视工作者组成。他们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经历无数次论证、修改和补充，终于不辱使命，完成了这一巨制。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的变化举世瞩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成为当代中国的时代主旋律。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习近平主席说：“了解中国的历史，才能体会中国人民对中国梦的渴求。”从这个时代意义上讲，《中国通史》可谓应运而生。

百集《中国通史》的创作，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通力合作，也得到全国各地高校、研究机构和文博部门的热情襄助，在此一并致谢。

此时此刻，我们衷心期待社会各界的广大观众和读者对于影片和图书内容可能出现的疏漏和不足之处给予批评指正，我们将在日后认真采纳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吸纳中国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作品进行修订和完善。

明太祖朱元璋

1914年，也就是民国三年，一位名叫严修的学者来到北京西苑紫光阁，瞻仰了历代帝王画像。他感叹道，历代帝王相貌“以唐太宗为最伟，明太祖为最奇”。严修所说的相貌最奇特的明太祖，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从留存至今的朱元璋画像看，主要有两类。一类把明太祖描绘得极其英武；另一类却恰恰相反，将明太祖画得极为丑陋，不但歪嘴，而且满脸麻子，五官不正，被称为“五岳朝天”。严修所见的画像，想必是那极丑陋的一类了。人们对朱元璋极丑陋的那些画像有过多种解释，但都没有令人完全信服的说服力。因此，到今天为止，朱元璋的真容依旧是一个谜。当然，相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朱元璋开创了一个朝代。而且，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统治者之一。

时势造英雄，建立大明国。安徽省凤阳县城西北的凤阳山日精峰下曾经有一座寺庙，元朝末年时，它被称作於觉寺。明朝建立后，它便被改名为皇觉寺，因为朱元璋曾经在这里出家做了和尚。朱元璋做皇帝后，曾经想在原址扩修寺院，后来因为考虑到寺庙离自己的祖坟太近，便改在别处建了一座皇家寺院，即今天犹存的龙兴寺。

清朝末年，一位名叫孙家鼐的学者曾在龙兴寺题了一联，上联是“生于沛学于泗长于濠，凤郡昔钟天子气”，下联是“始为僧继为王终为帝，龙兴今仰圣人容”。一个处于社会下层的游方僧人，最终崛起为一个新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在这一点上与汉高祖刘邦有点相像。

元致和元年（1328年），朱元璋出生于濠州钟离县太平乡（今安徽凤阳）的一个庶民家庭，初名重八，后改名兴宗。参加红巾军起义后，改名为朱元璋，字国瑞。十七岁那年，朱元璋的父母、长兄等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因为家境贫穷，朱元璋的父母下葬时都没有棺椁。在元朝末年连年不息的战乱中，每天的温饱成了朱元璋的大问题。无奈之下，他只得入於觉寺为僧，在於觉寺待了几个月，又因寺中缺粮而四处化缘。此时，红巾军起义爆发。刘福通在颍州，徐寿辉、陈友谅在蕲州，郭子兴在濠州，纷纷揭竿而起。不属于红巾军系统的张士诚、方国珍，则分别活跃于江苏一带和浙江东部。时势造英雄，朱元璋正是在这种群雄并起的背景中脱颖而出的。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朱元璋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离开於觉寺，加入红巾军。据说在做出选择之前，他曾通过占卜的方式选择去留，而每次占卜的结果都是鼓励他离开於觉寺，加入起义军。朱元璋绝对料想不到，这次似乎随机的选择，最终会使他在十六年之后成为这个庞大国家的主宰者。朱元璋投奔濠州的郭子兴后，先是做了郭子兴的亲兵，后因作战勇敢而有谋略，得到了郭子兴的信任，还娶了郭的养女马氏（即后来的马皇后），他在军中的地位逐步上升，人称“朱公子”。马皇后像常遇春像徐达像

至正十三年（1353年），朱元璋受郭子兴之命回家乡募兵，并成功招募到七百余人。随着朱元璋能力的凸显，郭子兴开始感受到威胁。为了打消郭子兴的疑虑，朱元璋将手下大部分军队交给了郭子兴，仅率领亲信徐达等二十四人，向南发展。在此后数年中，朱元璋连续攻占定远、滁州等地，收降了不少民兵力量。羽翼渐丰的朱元璋开始不再为温饱而战，而是向更高的目标发起冲击。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率军从和州渡江，次年三月攻占元朝的集庆路，改名应天府，即今天的南京。从此，朱元璋以应天府为根据地，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并吸纳了宋濂、刘基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建立江南行中书省等政权组织，自称吴国公。宋濂像。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被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后因卷入胡惟庸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病逝。刘基（伯温）像。明初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明朝开国元勋。通经史、晓天文、精兵法，以神机妙算、运筹帷幄著称。

1353年回家乡募兵与1356年占领南京，对朱元璋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他在家乡所招募的人员如徐达、汤和等，再加上后来陆续收用的李善长、常遇春等，大致构成了明朝的淮西开国功臣集团，是朱元璋打天下的主要班底。占据“龙盘虎踞、帝王都会”的六朝古都南京，不仅有重要的号召力，还有很高的战略价值。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朱元璋在与长江中游的陈友谅、东面苏州的张士诚等人的角逐中，就可以从容进退了。同时，由于北面有韩林儿、刘福通红巾军所建立的“宋”为屏障，朱元璋不会与北方的元朝军队发生直接冲突，所以发展比较顺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朱元璋主要是与长江中游的陈友谅和下游的张士诚争夺势力范围。

根据谋士刘基提出的“先灭陈友谅，再灭张士诚”的战略构想，朱元璋命耿炳文、吴良分别扼守长兴、江阴，防止张士诚西侵，然后向西不断蚕食陈友谅在江西的领地。从至正二十年（1360年）起，朱元璋与西面的陈友谅政权进行了持续的拉锯战。南京城墙清刻本《鄱阳湖水战》，描绘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激战的情景。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进行决战，陈友谅战死。次年，朱元璋征讨武昌，陈友谅之子陈理投降。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徐达攻陷苏州，张士诚败亡。同年，盘踞浙东的方国珍向朱元璋投降。

消灭陈友谅、张士诚后，朱元璋建国的条件已然成熟。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南京即皇帝位，国号大明。同年八月，朱元璋的手下大将徐达占领了元朝的大都，即今天的北京。中国历史进入明朝统治时期。

废除相权，强化君主专权。打天下易，治天下难。朱元璋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政权牢固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因此，重建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创建保证新王朝长治久安的制度，便是朱元璋接下来将面临的主要任务。从开国到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统治下的大明朝的政治制度都保留着浓厚的元朝制度的痕迹。

在洪武十三年之前，明朝的政治构架是：中央由中书省、御史台、大都督府分掌行政、监察和军事；中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地方上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行省之下设府或直隶州；府之下设州、县。都司和卫、所是军事管理机构，但部分具有疆土管理的功能。例如，洪武七年（1374年）所建的乌思藏都司、朵甘都司，就是明朝中央政府用以羁縻管理青藏高原地区的最高军政机构。李善长像

在明朝最初的十几年中，中书省是政治运作的中枢，设左、右丞相。朱元璋本人也特别重视中书省丞相的人选。第一任中书省左、右丞相，分别是开国功臣李善长和徐达。李善长富贵而骄，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命李善长退休，表明他对中书省丞相权力过大的情形开始有所警觉。

李善长之后，朱元璋对丞相的人选举棋不定。他找刘基商量，问他对杨宪、汪广洋和胡惟庸等人的看法。刘基说，杨宪“有相才无相器”；而汪广洋“褊浅”，缺乏宰相“持心如水”的度量。至于胡惟庸，刘基说，如果用驾车来比喻治理国家的话，他担心胡惟庸会将车打翻。然而，由于没有更合适的人选，朱元璋还是提拔汪广洋为中书省右丞相，胡惟庸为中书左丞。汪广洋是一个好酒的文人，没有什么政治头脑，中书省大权渐归于胡惟庸之手。洪武六年（1373年）七月，胡惟庸成为中书省右丞相，后来升左丞相。从洪武六年到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负责中书省事务八年之久，是明初任职时间最长的宰相。胡惟庸像

胡惟庸是有一定的才能的。《明史》也说，朱元璋“以惟庸为才”。然而，胡惟庸的品行却很恶劣。吴晗先生在1934年所撰写的《胡惟庸党案考》中曾说：“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

随着权力的膨胀，胡惟庸“生杀黜陟，不奏径行”，还刻意结纳一些有罪而遭惩罚的勋臣，密相往来。胡惟庸还曾私下扣押犯罪的人所藏的名画——宋代画家夏珪的《长江万里图》，后来被朱元璋从胡惟庸府中抄出，成了他贪赃的证据。

胡惟庸本人的胡作非为，最终引爆了洪武十三年皇权和相权的冲突。这年正月，胡惟庸被杀。以胡惟庸之死为标志，明代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转折。

朱元璋杀胡惟庸，表面上是因为胡惟庸胡作非为，归根结底却应该是皇权与相权的冲突。自秦朝以来的一千多年中，宰相是辅助君主执政的大臣，是统领百官、总揽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在不同朝代，宰相的名称和职权虽然会有所变化，但其作为皇权和官僚制度之间的枢纽的性质却没有变化。相权与皇权的关系是矛盾的：一方面，相权是皇权的延伸，是协助皇帝治理国家的权力的伸展；另一方面，相权却又制约或威胁皇权。纵观中国历史，在皇权与相权博弈的过程中，皇权日尊而相权日衰。然而，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不能容忍任何对皇权的挑战，所以他选择了废除宰相制度。

处死胡惟庸后，朱元璋决定废除中书省，同时革除大都督府。他下诏说：“朕自临御以来，十有三年矣。中间图任大臣，期于辅弼，以臻至治，故立中书省以总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统天下之兵政，御史台以振朝廷之纪纲。岂意奸臣窃持国柄，……蠹害政治，谋危社稷。……朕欲革去中书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军都督府，以分领军卫。如此则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

中书省废除后，其职权一分为六，由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大都督府的权力则被一分为五，由中、前、后、左、右五军都督府分掌。此外，朱元璋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增设通政司，掌内外章奏；洪武十四年（1381年）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这样，之前中书省、御史台、大都督府向皇帝负责的政治架构，变成了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等十三个机构共同向皇帝负责的格局。

后来，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强调他废除宰相制度的目的。他说：“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所谓“事皆朝廷总之”，就是一切政务都由皇帝总揽，一切权力集中在皇帝的手中。

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还规定：“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如此严厉的规定，使得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再也没能恢复。

朱元璋还加强了六科给事中和监察御史的职权。六科设于午门之外的东西朝房，负责驳正六部的违误，都察院监察御史职司进谏，合称“科道”。科道官员品低而权重，可以弹劾各级官员。在地方上，朱元璋在洪武九年（1376年）废行中书省，改设布政使司，掌民政。布政使司与掌刑狱的按察使司、掌军事的都指挥使司合称“三司”。“三司”彼此不相统属，各自直属中央。

废宰相之后，皇权与相权合二为一，君主专权得到了空前强化。然而，从政治运作的角度看，废除宰相却造成了一系列恶果，例如宦官专权的问题。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中感叹道：“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而且，朱元璋可以凭其超强的工作能力，把大权独揽于身，但他的子孙后代却不能与他相比，从而留下了隐患。朱元璋处心积虑的废宰相之举，其实并不能化解封建末期的危机。

重本抑末，寓兵于农。政治制度的调整与完善，巩固了朱元璋的统治地位。然而，新兴的王朝要得到长治久安，还需要经济和财政的合理运行。财政的来源在民，而财政的最大支出在军队。因此，如何对百姓进行治理？如何维持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这些问题也是朱元璋建国后亟待解决的。

朱元璋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静态的农业社会。他强调以农为本，例如，规定农民可以穿纱，而商人只许穿布，以示“重本抑末”。当然，构建一个稳定的农业社会，关键是牢牢抓住人口和土地两大要素。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调查户口，推行户帖制度。现存的《洪武四年徽州府祁门县汪寄佛户帖》，除刷印了朱元璋的白话圣旨外，还抄录了汪寄佛一家的人口和事产，事产包括田地、房屋、家畜等项。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在江南的农业发达地区实施粮长制。他命令以税粮一万石为一个单位，设置粮长。粮长由各地缴纳税粮较多的大户充任，负责征收秋粮并解送至南京。《洪武四年徽州府祁门县汪寄佛户帖》

里甲制的推行与黄册、鱼鳞图册的编纂，标志着明初社会秩序的重构。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下令州县以下推行里甲制，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其中十户为里长，每十户为一甲，甲首一人。

同年，以里甲制为基础，朱元璋命令核查全国户口，编制户籍册，每里一册，详列各户的人口、田土、房屋，编成后抄成四份，布政司、府、县各存一份，一份送呈户部。由于送呈户部的户籍册以黄纸为封面，故称黄册。黄册送到南京之后，储存在后湖湖心岛屿的黄册库之中。田土册的绘制从洪武十三年（1380年）开始，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完成，也是以里为单位对相邻田土按顺序编号、绘图，记录每块田地的名称、类别、面积、田主姓名和四至。由于田土册图形相接，状如鱼鳞，故称鱼鳞图册。《大明会典》中对黄册制度的介绍

1950年，梁方仲先生在《明代黄册考》一文中说：“作为政府剥削农民的田赋制度，到了明代达到一种空前的严密的结构。这种严密的结构表现在两个基石上：一为黄册，一为鱼鳞册。”

编制黄册和鱼鳞图册，是明太祖整顿赋税制度的一大建树。尽管历朝历代都有人口和土地登记制度，但黄册、鱼鳞册在明朝所得到的重视，及其涉及地域和规模之广、影响之远，都是无与伦比的。按规定，黄册每十年重编一次。尽管此后地方官对黄册的编纂往往应付了事，并不精确，但是，黄册的编纂却从未中止过。从洪武十四年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明朝总共二十七次编纂黄册。

朱元璋建立的军事体制，主要是军户制和卫所制。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建卫所军制，卫五千六百人，千户所一千一百二十人，百户所一百一十二人。卫所的军兵是世袭的，称为军户。每个军户从政府获得五十亩田地和耕牛、农具，向卫所缴纳“子粒”并且服兵役。卫所还实行屯田，称作军屯。边境军队供给还通过商屯获得补充。商屯即商人们出资在边地招民耕种，将粮食就近缴纳给军队，换取食盐运输和销售凭证“盐引”，以便从事食盐贸易。朱元璋“圣谕六训”：孝顺父母，孝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尽管“子粒”、军屯、商屯诸法，并不足以完全解决军事供应问题，但是，明初军队开支并不完全依赖中央财政，表明朱元璋的“寓兵于农”政策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成功的。因军屯而形成的聚落，因与周边文化存在差异，往往保留了独立的文化特征，形成了今天颇有特色的屯堡文化。《大明律》，由开国皇帝朱元璋总结历代法律施行的经验和教训，详细制定而成。《御制大诰》，又名《明大诰》,是朱元璋亲自编纂的一部带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

苛察吏治与亲藩体制。“自暴秦以后所绝无而仅有者。”这是清初主修《明史》的学者万斯同对朱元璋杀戮功臣之惨的感叹。开国立制之余，朱元璋的许多治国措施都是非制度性的，其中最为后人所诟病的，无疑是他大杀功臣的行为。朱元璋屠戮功臣，残忍而且彻底。

胡惟庸之死，标志着一场声势浩大的杀戮行动已经拉开了帷幕。洪武十九年（1386年），胡惟庸的罪名变成“通倭谋逆”，株连三万多人，包括原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大将军蓝玉以谋反之罪被处死，株连一万五千人。朱元璋为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分别编纂了《昭示奸党录》和《逆臣录》。通过胡、蓝之狱，朱元璋总共诛杀四万余人，其中封公、封侯、封伯的大功臣就将近四十人。明大将高阳伯李文铁券（铁券凹面镌有十字：若犯死罪，禄米全不支给。）

平民出身的朱元璋，认为元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官吏腐败。因此，在与其官僚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朱元璋的内心充满紧张。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空印案，充分反映了朱元璋的偏激心态。

每年，各地布政司与府、州、县都要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状况。远道而来的官员们往往会带上事先盖好衙门印信的报销册。一旦原来呈报的报销册有误而被驳回，他们便在南京修改，从而省去往来的旅途劳顿。

这原本是公开的秘密。然而，这一现象被朱元璋得知后，他断言其中必定存在腐败。他下令将各地衙门掌管印信的长官一律处死，副手打一百杖然后充军。这就是空印案。在空印案中，朱元璋似乎与整个官僚机构为敌。

朱元璋绝对是一个苛察的统治者。他在《皇明祖训》中告诫子孙要以法治国，切勿“法外用刑”。然而，他却认为自己可以“法外用刑”，因为自己“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这种矛盾陈述，透露出这位开国之主极强的自负。在殿廷上肆意杖责大臣，以提高皇帝的威权，称作“廷杖”。设置锦衣卫及镇抚司狱，直属皇帝指挥，也是朱元璋法外用刑的专政工具。

朱元璋对官员们的监视也很严密。有些官员在家里作一首诗，第二天朱元璋就会知道。有些官员在上朝前，会先与家人诀别，因为担心晚上会回不来。朱元璋对官吏的贪腐行为也予以严惩，官吏凡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就会被处以死刑。因此，在洪武一朝，士大夫们多数将做官视为畏途。这就是明太祖的“以重典驭臣下”。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编定《皇明祖训》。这部明朝皇帝的家法，同时也是国法。年近七旬的朱元璋对身后的事情做了周密的安排。他强调，朱姓诸王在朝廷出现“奸臣”时可以奉密诏“靖难”。清朝的四库馆臣们点评道，朱元璋《祖训录》（即《皇明祖训》）所念念不忘的，即其“亲藩体制”。

从洪武三年（1370年）起，朱元璋将其儿子陆续分封到各地。藩王有极高的地位，拥有护卫军。朱元璋封王建藩的目的，就是要子孙共同维护朱姓天下。

然而，所谓亲情，永远只是一个相对有限的圈子，是一个以核心家庭为中心向外适度扩散的圈子。而且，朱元璋大概也没有想到，祸起萧墙往往比来自外部的攻击更具有毁灭性！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有强烈的“家天下”思想，这点很像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刘邦分封同姓诸王，杀白马以盟，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朱元璋分封诸子为王，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希望通过分封来保证朱氏家族永远的尊荣。平民出身的帝王，于历尽磨难、苦尽甘来之际，小家子气自然流露。汉代在分封后不久便发生诸侯王叛乱，即“七国之乱”。明初曾有人以“七国之乱”的史实来提醒朱元璋。但是，朱元璋却认为这些人在“间吾骨肉”。像叶伯巨这样敢说真话的小臣，最终就死在了监狱之中。然而，从历史趋势来看，朱元璋分封诸王，与加强中央集权是背道而驰的。明孝陵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完成了他人生的谢幕。从农民变为皇帝，朱元璋的一生绝对可以用传奇来形容。他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创建了一个持续了二百余年的王朝。明朝灭亡后，清朝的康熙帝到南京谒祭朱元璋孝陵，题下“治隆唐宋”四字。清修《明史》对朱元璋的评价是：“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当然，这都是传统史家对朱元璋的评价。今天看来，朱元璋的历史地位有两点：首先，他结束了元末二十余年的战乱，统一全国，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大明帝国；其次，正如吴晗在《明史简述》中所说，他创造了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高度中央集权制的政治系统”。康熙帝题“治隆唐宋”碑

也许，在朱元璋闭眼的那一刻，他是安详的，他自认为给子孙留下了千秋大业，解决了所有他认为有可能出现的问题。然而，建文四年（1402年），分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推翻了朱元璋所立的继承人——长孙建文帝朱允炆，夺取皇位。这大概是朱元璋始料未及的。一位清初诗人在游历南京时写了一首诗，诗的前两句是：“靖难师来孰闭门，孝陵云树黯销魂。”孝陵是朱元璋的陵寝。在诗人的笔下，黯然销魂的孝陵云树，是皇室骨肉相残惨象的真实写照！早已撒手人寰的朱元璋，如地下有知，不知会有何感想！

永乐迁都

位于今天北京城中心的故宫，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宫殿建筑群。

这里曾居住了明清两代二十四位皇帝。最早居住于此的，是明朝第三任皇帝——永乐皇帝朱棣。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在刚刚修建完工的奉天殿上，朱棣接受了群臣的朝贺。这标志明朝的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自此以后，明、清两代至民国初年，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北京一直是中国的首都。

那么，朱棣为什么要把明朝的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呢？

控四夷而制天下——迁都的战略构想。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逝世。由于太子朱标已去世，朱元璋遗命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年号建文，史称建文帝。建文帝担心分封在外的叔父们不受朝廷约束，遂着手削藩，在短短半年内削夺了周王等五个藩王的封号。分封在北京的燕王朱棣，次年举兵反叛朝廷。建文帝朱允炆像

建文四年（1402年），经过四年的鏖战，朱棣成功地率领军队攻下了南京城。燕军入城之日，南京宫城中大火。有人认为，建文帝在宫中自焚身亡；也有人认为，建文帝潜逃出宫，隐匿于民间。

六月十七日，在谒拜朱元璋孝陵归来的途中，燕王朱棣及群臣导演了一场“黄袍加身”的劝进闹剧，朱棣装模作样地在南京“勉强”即皇帝位。即位后，朱棣改次年为永乐元年。明朝历史进入永乐时期。

十九年后，朱棣把都城迁到他的龙兴之地——北京。

在永乐元年（1403年）之前，北京从来不叫北京。这里曾经是女真族建立的金朝的都城，叫作“中都”，2010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面积约一千平米的金中都建筑遗址；这里也曾经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的都城，叫作“大都”，有元大都城垣遗址为证。

1368年明朝建立后，朱元璋的大将徐达攻下了元大都，改名“北平”。为了加强北部的边防，朱元璋在洪武三年（1370年）将自己的第四个儿子朱棣分封到北平。洪武十年（1377年），朱棣离开南京，来到北平封地。此后，除了短暂地到南京觐见父皇以外，朱棣大部分时间都在北平。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应该已经习惯了在北平的生活。

对于朱棣来说，北平是他的福地，是他的第二故乡。于是，善于揣摩上意的礼部尚书李至刚，在永乐元年正月给皇帝上了一疏，说：“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化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朱棣很高兴地同意了，命以北平为“北京”。

然而，南京对朱棣来说却是另外一层意义。尽管这里是父亲朱元璋确定下来的都城，然而一场皇位争夺，已经让南京染上了血腥。方孝孺像

朱棣即位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官员大肆屠戮。他让有着“读书种子”之称的方孝孺替他写即位的诏书，遭到方孝孺的拒绝。狂怒的朱棣下令诛杀方孝孺“十族”，据说比“九族”还多杀了“门生故吏”一类人。黄子澄、练子宁等人，也都遭受极残酷的刑罚而死。一个人被株连，又会有更多的人受到连累，就像瓜藤一样绵延不绝，形成了所谓的“瓜蔓抄”。15世纪初的南京城，血腥、恐怖和疑惧的气氛久久不散。

民国年间，著名的学者黄裳先生游历南京，在文章中感叹地说：“明朝在南京建都了两代，燕王永乐靖难以后，大约是他看见在南京所流的血太多了，……近自朝廊，远及附郭的雨花台，都血迹斑斑，难免目击而心有不安，所以毅然迁都到了北京。”这样一番猜度，也许道出了几分真实。毕竟，再强悍的心灵，于夜深人静之时扪心自问，多少也会有几分脆弱与不安吧！

因此，将都城迁往北京，不仅能使篡夺皇位的副作用降到最小，也许还能让朱棣的心灵多一些平静。

心灵的不安，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更为现实的考虑。

在1368年元顺帝退出大都后，回到北方草原的蒙古政权仍然具有强大实力，史称“北元”。洪武三年（1370年），元顺帝在应昌逝世，他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改年号为“宣光”，决心与明朝继续展开角逐。为此，朱元璋将几个儿子分封在对蒙古作战的前线之上，如北平的燕王、大同的晋王、大宁的宁王、宣府的谷王。

靖难之役后，朱棣将宁王内迁到南昌，将谷王迁到长沙，明朝的北方边境防御因此被削弱。为此，朱棣在正式迁都北京之前，曾经三次发动对蒙古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北京是明朝军队的集合地点，也是军队给养的中转站。因此，历史学家们认为，朱棣迁都北京的现实考虑是要加强北部边防，即所谓“天子狩边”。

然而，也有历史学家对“天子狩边”的说法表示疑问。他们认为，迁都北京是因为朱棣有更宏大的视野。在朱棣看来，北京是天下的中心，“四方万国，道里适均”。明末清初的学者孙承泽在《天府广记》中形容北京说：“燕蓟内跨中原，外控朔漠，真天下都会。”对于雄才大略的朱棣来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北方广袤的草原，同样应该在大明帝国的统辖范围内。

因此，北京作为“天下之中”，是当时朱棣对世界的想象。然而，随着之后明朝军事力量的日益削弱，“天子狩边”也就越来越成为历史事实！清代，大运河仍在发挥重要作用，图为《康熙南巡图》中所绘南北大运河的漕运景象。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毛佩琦

明成祖如果要做一个伟大的帝王，他有一个现成的学习榜样——忽必烈。北京不仅可以控制黄河两岸、江南江北，还可以控制长城以北、大漠以北，这是一个体现其雄才大略的选择。

行政权力向北京集中。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第一次北巡。二月十一日，朱棣从南京出发，在三月初九到达了北京。在封建时代，天子所在的地方称“行在”。因此，此时北京便成了“行在”。随行的朝廷大员，职责中也多了“行在”的相应事务。例如，户部尚书夏原吉成了“行在户部尚书”，而且“兼掌行在礼部、兵部、都察院事”；兵部侍郎方宾则“兼掌行在吏部事”。这表明，皇帝的北巡不纯粹是游山玩水，而是带着一个处理政务的班子在行动。如果说之前将北平改称北京只是一个名称的改变的话，皇帝及政府大员的到来则表明此时的北京分担了部分帝国行政的功能。次年，朱棣率军三十万从北京出发，发动了对蒙古的第一次御驾亲征，击败了蒙古的本雅失里汗及阿鲁台。北征结束后，他在十一月回到南京。

永乐十一年（1413年），朱棣再次北巡，到永乐十四年（1416年）才回到南京；永乐十五年（1417年），朱棣第三次北巡，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实际上，从永乐七年（1409年）第一次北巡开始，朱棣在南京停留的时间仅有三年左右。皇帝越来越喜欢住在北京，北京逐渐成为帝国的权力中心。第二次北巡时，朱棣还命令将徐皇后的灵柩护送到北京。在北京北面的昌平，朱棣为徐皇后营建了陵墓。按照明朝太祖关于帝后合葬的定制，这座陵墓也将会是朱棣本人的陵寝。傅衣凌先生在《明史新编》中说：“永乐七年、十一年、十五年，成祖三次北巡，坐镇北京，计八年零八个月，使决策、军事、行政系统逐渐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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