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龙珠多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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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文化研究试读：
总序
郝时远中国的西藏自治区，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是一个自然地理、人文社会极具特色的地区。雪域高原、藏传佛教彰显了这种特色的基本格调。西藏地区平均海拔4000米，是人类生活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藏传佛教集中体现了西藏地域文化的历史特点，宗教典籍中所包含的历史、语言、天文、数理、哲学、医学、建筑、绘画、工艺等知识体系之丰富，超过了任何其他宗教的知识积累，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和影响十分广泛。因此，具有国际性的藏学研究离不开西藏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中国理所当然是藏学研究的故乡。
藏学研究的历史通常被推溯到17世纪西方传教士对西藏地区的记载，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从公元7世纪藏文的创制，并以藏文追溯世代口传的历史、翻译佛教典籍、记载社会生活的现实，就是藏学研究的开端。同一时代汉文典籍有关吐蕃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及其与中原王朝互动关系的记录，就是中国藏学研究的本土基础。现代学术研究体系中的藏学，如同汉学、东方学、蒙古学等国际性的学问一样，曾深受西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但是，西学对中国的研究也只能建立在中国历史资料和学术资源基础之上，因为这些历史资料、学术资源中所蕴含的不仅是史实，而且包括了古代记录者、撰著者所依据的资料、分析、解读和观念。因此，中国现代藏学研究的发展，不仅需要参考、借鉴和吸收西学的成就，而且必须立足本土的传统，光大中国藏学研究的中国特色。
作为一门学问，藏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研究领域，“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即是立足藏学研究综合性特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自2009年“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启动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项目领导小组，组成了专家委员会，制定了《“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管理办法》，采取发布年度课题指南和委托的方式，面向全国进行招标申报。几年来，根据年度发布的项目指南，通过专家初审、专家委员会评审的工作机制，逐年批准了一百多项课题，约占申报量的十分之一。这些项目的成果形式主要为学术专著、档案整理、文献翻译、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等类型。
承担这些课题的主持人，既包括长期从事藏学研究的知名学者，也包括致力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后生晚辈，他们的学科背景十分多样，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语言学、生态学、心理学、医学、教育学、农学、地理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等诸多学科，分布于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类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专家委员会在坚持以选题、论证等质量入选原则的基础上，对西藏自治区、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这些藏族聚居地区的学者和研究机构，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这些地区的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大都具有藏学研究的实体、团队，是研究西藏历史与现实的重要力量。“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具有时空跨度大、内容覆盖广的特点。在历史研究方面，以断代、区域、专题为主，其中包括一些历史档案的整理，突出了古代西藏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关系；在宗教研究方面，以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制度及其影响、寺规戒律与寺庙管理、僧人行止和社会责任为重点，突出了藏传佛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在现实研究方面，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突出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主题。
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之一，也是没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的中国实践，其开创性自不待言。同时，以西藏自治区现代化为主题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面对地理、气候、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特点、社会结构等特殊性，而且面对境外达赖集团和西方一些所谓“援藏”势力制造的“西藏问题”。因此，这一项目的实施也必然包括针对这方面的研究选题。
所谓“西藏问题”是近代大英帝国侵略中国、图谋将西藏地区纳入其殖民统治而制造的一个历史伪案，流毒甚广。虽然在一个世纪之后，英国官方承认以往对中国西藏的政策是“时代错误”，但是西方国家纵容十四世达赖喇嘛四处游说这种“时代错误”的国际环境并未改变。作为“时代错误”的核心内容，即英国殖民势力图谋独占西藏地区，伪造了一个具有“现代国家”特征的“香格里拉”神话，使旧西藏的“人间天堂”印象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并且作为历史参照物来指责1959年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诋毁新西藏日新月异的现实发展。以致从17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众多西方人（包括英国人）对旧西藏黑暗、愚昧、肮脏、落后、残酷的大量实地记录，在今天的西方社会舆论中变成讳莫如深的话题，进而造成广泛的“集体失忆”现象。
这种外部环境，始终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集团势力炒作“西藏问题”和分裂中国的动力。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苏联国家裂变的进程，达赖集团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展开了持续不断、无孔不入的分裂活动。达赖喇嘛以其政教合一的身份，一方面在国际社会中扮演“非暴力”的“和平使者”，另一方面则挑起中国西藏等地区的社会骚乱、街头暴力等分裂活动。2008年，达赖集团针对中国举办奥运会而组织的大规模破坏活动，在境外形成了抢夺奥运火炬、冲击中国大使馆的恶劣暴行，在境内制造了打、砸、烧、杀的严重罪行，其目的就是要使所谓“西藏问题”弄假成真。而一些西方国家对此视而不见，则大都出于“乐观其成”的“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意图。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蒸蒸日上，西藏自治区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正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西方世界不能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达赖喇嘛不能接受西藏地区彻底铲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残存的历史影响。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舆论中，有关中国的议题不少，其中所谓“西藏问题”是重点之一。一些西方首脑和政要时不时以会见达赖喇嘛等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显示其捍卫“人权”的高尚道义。其实，当“西藏问题”成为这些国家政党竞争、舆论炒作的工具性议题后，通过会见达赖喇嘛来向中国施加压力，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作茧自缚的梦魇。实践证明，只要在事实上固守“时代错误”，所谓“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只能导致搬石砸脚的后果。对中国而言，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一哲学原理没有改变，推进“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是由中国确定的，中国具备抵御任何外部势力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本项目的实施不仅关注了国际事务中的涉藏斗争问题，而且尤其重视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议题。
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进程中，贯彻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落实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十二五”规划的发展要求，是课题立项的重要指向。“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战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过程。如何把西藏地区建设成为中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不仅需要脚踏实地地践行发展，而且需要科学研究的智力支持。在这方面，本项目设立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课题，诸如西藏跨越式发展目标评估，西藏民生改善的目标与政策，西藏基本公共服务及其管理能力，西藏特色经济发展与发展潜力，西藏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与国内外贸易，西藏小城镇建设与发展，西藏人口较少民族及其跨越式发展等研究方向，分解出诸多的专题性研究课题。
注重和鼓励调查研究，是实施“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基本原则。对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涉面甚广，特别是涉及农村、牧区、城镇社区的研究，都需要开展深入的实地调查，课题指南强调实证、课题设计要求具体，也成为这类课题立项的基本条件。在这方面，我们设计了回访性的调查研究项目，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的藏区调查基础上，进行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回访性调查，以展现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微观社区的变化。这些现实性的课题，广泛地关注了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人口、妇女、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改善问题，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传统技艺、风俗习惯等文化传承问题，基础设施、资源开发、农牧业、旅游业、城镇化等经济发展问题，自然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移民等生态保护问题，等等。我们期望这些陆续付梓的成果，能够从不同侧面反映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面貌，反映藏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现实，体现科学研究服务于实践需求的智力支持。
如前所述，藏学研究是中国学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学术事业方面的重要支点之一。“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涉及的学科众多，它虽然以西藏等藏族聚居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从学科视野方面进一步扩展了藏学研究的空间，也扩大了从事藏学研究的学术力量。但是，这一项目的实施及其推出的学术成果，只是当代中国藏学研究发展的一个加油站，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藏学研究综合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加强了藏学研究服务于“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要求。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无论是理论预期还是实际过程，都面对着诸多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特点的现实问题，其中包括来自国际层面和境外达赖集团的干扰。继续深化这些问题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
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进入结项和出版阶段之际，我代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专家委员会，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项目领导小组几年来给予的关心、支持和指导致以崇高的敬意！对“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办公室在组织实施、协调联络、监督检查、鉴定验收等方面付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承担“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成果出版事务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课题鉴定环节即介入了这项工作，为这套研究成果的出版付出了令人感佩的努力，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2013年12月北京
序言
丹珠昂奔建筑是人类适应自然、图求生存的产物，受环境影响，也是人类心灵追求的具形表现。从遮风避雨、抵御严寒、防止野兽侵害的简陋地穴、半地穴式建筑到豪华宫殿的产生，建筑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断丰富，形成了系统而独特的建筑文化，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深远。
我看过许多建筑，这些建筑或富丽堂皇，或小巧玲珑，都给我留下了点点滴滴的印象。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见到了高迪的作品，改变了我以往对建筑的许多认识，尤其是对教堂、寺庙建筑文化的一些看法。高迪的作品给人以震撼，给人以遐想，给人以多方面的思考！尤其是当我站在圣家教堂前观赏其壮丽、丰富、精妙，领略其内部神秘、奇巧的构想，或站在高迪墓前，心中总有一种神圣的情绪在狂潮般喷涌——那灿烂明亮的光波——是上帝的微笑吗？
唯物主义不承认神的存在，但可以体味这位天才所创造的神奇、静谧而悠远的时空气氛。当今的一切建筑成就都是人类长期探索能够和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功能是前提，而文化永远是维系建筑生命的核心元素。高迪的作品将使用功能、宗教信仰、个人审美情趣等诸多文化元素巧妙地结合，高远而深邃，细腻精巧，有厚重之历史，有新潮之时尚，有地域之长技，有他区他国他族文明之借鉴，有传统艺术之惯法，有自身创造之绝妙，其丰富如临群山，难能详尽。看着他的作品，如同读一部名著，看一场名剧，听一场经典音乐会，看一次画展或工艺美术展，欣赏中有升华，赞叹中有启迪。巴塞罗那人以他为骄傲，西班牙人以他为骄傲，他成为巴塞罗那的一张名片，成为西班牙的一张名片。从参观者来自世界各地的长长队伍，我们也感受到世界对这位杰出的建筑艺术大师的肯定和景仰——他也是人类的骄傲！
经验在一点一滴积累，变化在一点一滴产生，发展也在一点一滴进行，而一切发展都伴随着历史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尤其是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建筑形式日趋丰富多样，或高耸于天际，或精细含万工于丈尺。材质也从土木、砖石走向钢筋水泥等。
美，在生活的原点开始，在生活的不断提高中升华，建筑亦如此。创造，从历史的一个高点开始，将其推到一个新的历史高点。而每一个高点也在不断地告诉人们——没有创造就没有生命力，一切创造都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放弃信仰、不能不借鉴古往今来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筑只是一个平台上所做的不只是为了生计的劳作，而存在着理想、信仰、审美的向往。有时候我们会感到历史离我们很远也很近，就如同冬日的太阳，远而清冷的空间中，总会体会到有温暖的光影闪过。
从教育角度看，我们重视与自然对话的重要性，与静物（尤其是建筑）对话的重要性。当我们看到神圣的布达拉宫时，布达拉宫已经在我们的心中树起了永恒的形象。因而当我在1982年7月第一次来到拉萨，第一次看到夕阳中辉煌的布达拉宫，不禁热泪盈眶！同样，当我唱熟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在1978年初作为七七级的学生在夜间经过天安门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崇敬之情：“哦，来到了祖国的首都，来到了毛主席生活过、万众向往的地方，这就是天安门！”
建筑，会使你置身于艺术之中、美之中，置身于历史、文化、信仰之中，给人以教益、启迪和力量，是潜移默化的、巨大的。它是一个坐标，一个符号，一个无声的乐章教育、感召、吸引万众的鲜活的历史老人。
在藏族文化的类型研究中，建筑文化的研究理所当然是我们研究的重要对象。但是，这方面的研究仍然薄弱。龙珠多杰在随我学习藏族文化史时，选择了这个题目，选择这个题目的重要原因是与他生活经历有关。对于年轻人来说，他是经过了一些生活磨炼的。没有上过大学却开过饭馆，从事过藏区寺院的一些项目建设。但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顺利还是困顿，他都能坚持学习，积极追求进步，因而才有今日。对于建筑及其文化，他也有自己诸多的积累和认识。
藏族建筑文化的研究几乎涉及当今建筑文化研究的一切方面，龙珠的论文所选取的只是他熟悉的一些方面，在三个方面有其积极的意义：
一是梳理了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文化的基本历史，划分了初萌期、形成期、成熟期；二是归纳了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基本类型、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文化的基本内涵、基本特征；三是关注了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的问题。尽管一些理论概括还不成熟，但他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发别人所未发，确实难得。同时，龙珠的论文在理论方法和实践结合上做出了努力，许多资料（尤其作为个案的拉加寺的情况）都是他的生活之亲历。
研究经典是幸福的，因为经典永远不会过时。藏族的建筑文化中有无数令人神往的经典，比如布达拉宫，它是人类的建筑之瑰宝，是藏族人民无愧于世界的伟大创造。龙珠选择的是个好题目，是值得投入自己的心血的事业。我想未来的道路对他来说并不轻松，相信他会努力跨过那些艰难险阻，使自己在事业上走得更稳更顺畅。龙珠最大的特点是吃苦、敢闯。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执着，科学道路需要任性、执着，而鲜花最终会属于那些不气馁、不放弃，苦干实干的人。
是以为序。2015年10月
绪论
一 研究目的和意义
每一次回到故乡，远远看到山口飘动的经幡，路边的佛塔，看到大山下的熟悉而又陌生的寺院建筑群，心里有一种莫名感动。寺院的金顶，白色和绛红色的装饰厚重的墙体，带黑边的窗户，构成家乡一道道抹不去的乡愁。藏地不仅仅有雪山草原著称的高原壮丽自然风光，还有自己独特文化景观。藏传佛教建筑是一部凝固的史诗，点缀在青藏高原，构成了一道独特的与自然和谐的人文景观，是佛教在藏地传播千年的痕迹，正是笔者研究的兴趣所在，因此在读博士期间，与导师几经讨论后，决定了论文研究的方向。
建筑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建筑的创造不像文学、绘画和音乐艺术创造那样，可以通过个人的爱好随心所欲。一座建筑的建成需要极大的物质和经济基础，除建筑师之外，还要各种劳动者集体介入，是集体创造的结果，因此建筑文化属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体。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出发，建筑的营造法式，包括建筑技术以及装饰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同时，建筑又是技术、艺术与人生的综合，建筑不但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技术与科学水准和审美观念，而且也忠实地记录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因此，“要了解一个民族，[1]最重要的是从了解她的建筑开始”。建筑具有直观性的特征，从建筑的选址、体量和装饰，可以了解其后蕴藏着的深邃思想文化。
建筑是一种凝固的文化，说到古埃及文明，我们会首先想到金字塔，布达拉宫在人们的眼中绝不仅仅是一座宫殿建筑，而是藏族灿烂文化的象征和标志。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说过建筑作为文化现象“随其国其俗、思想制度、政治经济之趋向；更同其时代之艺文，技巧，知识发明之进退……乃其民族特殊文化兴衰潮汐之映影……盖建[2]筑活动与民族文化之动向实相牵连，互为因果者”。认为建筑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兴衰的晴雨表。法国艺术家罗丹曾说过，“整个法兰西文化就包含在巴黎的大教堂中”。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在藏传佛教盛行的藏区，藏文化就包含在藏区数以千计的大小寺院之中，这些寺院建筑遍布整个藏区，它们是藏族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凝固的藏族文明。
藏族建筑文化很丰富，按其类型分为宫殿建筑、寺庙建筑、宗堡建筑、民居建筑、桥梁建筑、林卡建筑和附属建筑七大类别。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是其中最典型、最有特色的建筑类型。佛教传入藏地，经过千百年的洗礼，藏地的佛寺建筑既保持了传统的宗堡建筑中的结构造型及厚重的建筑风格，而且吸收了印度、我国中原等地区的佛教建筑类型，体现了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也是藏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交流共融的见证。相对而言，民居建筑或贵族府邸都不能与寺院建筑比拟，寺院建筑更能体现藏式建筑文化的整体特征。佛教文化与藏族传统建筑理念的结合，产生了具有高原特色的佛教寺院建筑文化。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和传播，遍布整个藏传佛教文化圈，成为中国建筑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各地区的寺院建筑因其所处的环境、材料和技术有所不同，因而有其不同建筑风格和类型，但由于在一脉相承的藏传佛教文化维系下，寺院建筑与其他类型建筑相比更具共性，是传播藏传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集中体现了藏族传统建筑文化的特质。
泰勒把文化看作一个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一切才能和习惯。建筑文化是以建筑为载体，以人文精神为主导，集相应文化要素，通过技术的手段和艺术的方法，能给人以意境的想象和教化效果的物体的文化[3]形态。宗教建筑是宗教文化物化的形态，藏传寺院建筑虽然是佛教文化在藏区物化的载体，深奥的教义是寺院建筑的灵魂，但其中丰富地涵盖了藏族工匠们的审美情趣、价值观念、技术和想象空间等因素，体现了制度和理性的一面。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成千成万个无名的建筑工匠们，虽然未能名垂史册，但他们以对佛教的虔诚、忘我的精神和精湛的技艺，为我们留下了一座座精美的佛寺建筑，也是他们无字的纪念碑，是容纳藏族历史文化的宝库，成为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藏族寺院建筑在功能上除了是礼佛布道的场所之外，集中地体现了藏族的建筑特色，显示了藏族工匠的技艺，是藏族建筑艺术的精华。从文化象征的视角，研究寺院建筑的布局和装饰等，可以阐明其蕴含的深层文化内涵。从文化的传承、融合特点而言，研究寺院建筑可以探索并把握藏传佛教建筑文化传播规律，对继承和发展传统的藏族建筑工艺具有现实意义。研究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文化，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藏传佛教的历史演变特点和藏人对佛教固有的热爱。通过研究这些建筑，可以触摸到藏文化最深邃的意义所在；也可以使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藏族先民对高原环境的认知，以及创建的与之相适应的建筑体系，有助于研究藏传佛教文化与高原生态环境之间微妙而深厚的关系。
从藏式建筑创新和发展而言，传统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文化集中地体现了藏族建筑艺术文化的精华，展示了藏族先民在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在建筑选址、施工、装饰、技术等方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科学地继承和借鉴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所蕴含的有益的建筑理念，为现阶段藏区城镇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服务，具有现实意义。同时，藏传佛教寺院是藏区旅游观光的重要资源，是国内外游客了解神秘的藏族文化的窗口，只有深入地研究和学习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文化，才能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其中的文化精髓。
二 研究的相关动态
（一）国内相关研究在国内，对建筑文化和历史研究最早的应该是梁思成先生，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他就以毕生精力从事中国建筑历史理论和文物建筑保护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是这一学科的创始人和奠基人。后来以刘敦桢为代表的学者对西南的古民居、建筑考察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开了川西的藏族民居研究的先河。1959年，文化部曾派调查组去西藏进行文化遗产的调研，王毅和宿白先生调研的成果《西藏见闻记》和《西藏日喀则寺庙调查记》发表于《文物》杂志，他们调查的很多寺院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拆毁（如桑耶寺、萨迦北寺等），并拍摄有很多黑白照片，现在看来非常珍贵，足见其重要性，这是国内较早对西藏建筑研究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关注少数民族建筑文化的著述开始增加，叶启樂出版的《四川藏族民居建筑》一书，是这个时期研究藏族建筑的代表。虽然这些著述是从建筑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同样也推动了藏学研究人员对这一领域的关注。研究的成果体现以图册类居多。近年来随着交通的便利，藏族建筑方面的研究逐年增加，在国内出版的专门研究藏族建筑的书籍如下表所示。
以上的研究成果中，北京大学宿白教授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被公认为这个领域的经典著作。宿先生先后多次前往西藏（1959年，1988年）、甘青及内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进行实地调查，应用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方法，结合藏文文献资料来推断寺院建筑的历史及其特征，分析早期藏族寺院柱式托木和建筑平面的演变，首次对藏传佛教寺院建筑进行了历史分期，归纳和总结了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文化的特点。
索朗旺堆主编的一套丛书也是我们研究藏族建筑的重要资料，1984～1992年，时任西藏文管所主任的索朗旺堆，在西藏地区进行了为时九年的文物建筑普查和实地调研，调查的主要成果由索朗旺堆主持编写出版了《拉萨文物志》、《阿里地区文物志》、《琼结县文物志》、《扎囊县文物志》、《乃东县文物志》、《昂仁县文物志》、《吉隆县文物志》、《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亚东、康马、岗巴、定结县文物志》、《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和《昌都卡若遗址》等地方文物考古方面的作品，对西藏自治区内的著名寺院进行了基本测绘和调研，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新近出版的《中国藏族建筑》是研究藏族建筑的一本重要著作，此书的作者陈耀东是叶启樂的学生，供职于中国建筑科学院历史所。从1958年开始先后多次调查藏区的古建筑，对塔尔寺、拉卜楞寺，西藏的郎色林庄园、夏鲁寺和托林寺等古建筑进行过考证和分析。该著作从建筑学的角度出发，全面介绍了中国藏族建筑的分布、建筑类型、工艺技术及传承等，不仅涵盖了整个藏区不同类型的建筑，而且还包括了受到过藏族建筑文化影响的非藏区的建筑类型，大量的资料及图纸和图片，研究和分析了藏区各种类型的建筑及文化，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参考。
杨嘉铭等著的《西藏建筑的历史文化》以《中国古代建筑史》为体例，大量引用传统的文献资料和历史材料，对西藏建筑历史的分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张世文著的《亲近雪和阳光——青藏建筑文化》是一本介绍藏族建筑文化的主要资料，作者不是通过建筑学的角度研究建筑，而是对藏传佛教的历史及其空间世界和功能给予人类学方面的解释。从青藏的畜牧文化出发，以藏族建筑的最初形式“牦牛黑帐—草原明房—藏族民居”为思路，逐步阐明了青藏藏式建筑文化的历程，其观点新颖。以上的著述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借鉴。
传统的藏文史料中，记载有寺院建筑较多的藏文史书有《巴协》、《柱间史》、《汉藏史集》、《红史》、《五世达赖灵塔目录》、《知识总汇》、《律论》、《卫藏道迹圣志》和《安多政教史》等，这些史料是研究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历史的依据。近年来专门介绍藏区寺院建筑的书籍出版得也比较多，如：《拉萨寺庙目录》，仲布才让多杰编著的《前弘期藏传佛教寺院》，年智海和白更登主编的《青海藏传佛教寺院明鉴》，蒲文成的《甘青藏传佛教寺院》，杨嘉铭、杨环的《四川藏区的建筑文化》等，新近甘肃出版的《西藏佛教寺院》等，都是将本地区的寺院概况整理编纂成册，介绍相关寺院的建筑历史和文化的专著。
关于藏族建筑方面已发表的论文很多，其中也有不少藏族学者从传统的藏传佛教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入手来研究藏式建筑，洛桑朗杰的《谈藏族的建筑艺术》［《西藏研究》（藏文版）1988年第4期］主要以藏式建筑民俗和民间工匠们的知识为基础，来探讨藏式建筑的特征和建筑习俗。木雅·曲吉建才的《藏族传统建筑与其外墙的色彩》［《西藏研究》（藏文版）2004年第4期］，以传统苯教、佛教文化的知识为背景，分析解释了藏族建筑最常见的红白颜色的渊源。张亚莎的《元朝西藏建筑艺术综述》（《西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从艺术史的角度为我们论述了萨迦时期藏式建筑及其艺术特点。姜怀英的《从布达拉宫看西藏寺庙演变的几个问题》，于乃昌的《喇嘛教与布达拉宫的建筑美学思想》（《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周晶的《喜马拉雅地区藏族佛教建筑及其艺术特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7期），从传统建筑的审美、建筑史和文化学的角度对藏族建筑文化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除此之外，天津大学建筑系、中南大学建筑系、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师生对藏区的相关建筑进行了研究，相关博士论文有柏景的《甘青川滇藏区传统地域建筑文化[4]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李臻啧的《川西高原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研[5]究》，伟青的《藏族宗堡建筑研究》，吴晓红的《拉萨寺院建筑研
[6]究》等。2002～2008年，笔者先后参与了西藏拉萨市八廓街木如宁巴寺；四川省甘孜县白利寺和雍仲林寺（苯教）、石渠县隆塘卓玛拉康；青海省果洛州的拉加寺（密宗院、觉康）、黄南州尖扎县的阿琼南宗三贤石窟寺、昂拉赛康寺、二世嘉木央晋美旺布故居，海南州贵德县罗热仓阿康、热尔干玛尼康、和平塔；蒙古国南戈壁省诺木贡县桑音达勒寺的修缮工程。通过参与以上建筑修复工程，对藏族传统建筑文化有了感性的认识，也为笔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经验。（二）国外相关研究
Roberto Vitali著的《早期的寺院建筑》（Early Temples of Central Tibet），对西藏拉萨、山南、日喀则的寺院的历史及分布做了比较研究。
Ronald M. Davidson著的《西藏的文艺复兴》（Tibetan Renaissance），对后弘时期的佛教文化复兴和当时所建的寺院做了比较详细归类。
图齐著，魏中正和萨尔吉编《梵天佛地》（四册），是图齐先生最著名的藏学著作之一，涵盖佛教文献学、印藏佛教艺术史、藏传佛教建筑史等诸多领域，是研究藏传佛教艺术的重要经典之作。
Andre Alexander近年来著的《拉萨的寺院》（The Temple of Lhasa）一书，对拉萨老城区13座寺院建筑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作者通过大量的建筑图纸和图片试图阐明拉萨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历史演变。
Geoffrey Samuel的《文明的萨满——藏族社会中的佛教》（Civilized Shamans—Buddhism in Tibetan Societies）一书的第二章中将藏传佛教寺院分为农业区、半农半牧区和牧区三部分，分别举例为证，从环境的角度分析藏传佛教寺院的特点和影响。
Samten G. Karmay和Yasuhiko Nagano主编的《喜马拉雅及藏区的苯教寺庙调查》（A Survey of Monastery and Temples in Tibet and Himalaya），是多位学者对藏区的苯教寺院做的调研报告，对苯教寺院做了很好的归纳和总结，该报告所用的调研方法，对我们今后采访寺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
挪威Amund著的《传统藏式建筑和城镇景观》（Traditional Tibetan Architecture and Town），以拉萨老城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大量的实地测绘和调研，分析了拉萨传统建筑的历史演变，并建立了拉萨古建筑数据库，积累了300多座古建筑个案，为研究藏族建筑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笔者的研究是依据田野调查和工作经验，通过对选定的寺院个案的分析和归纳，将藏传佛教建筑与文化衔接，系统地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以文化的视角研究建筑，从建筑的选址、类型、功能和装饰及工艺等角度，探讨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所展现的文化内涵和场所精神。通过整体研究藏族建筑文化，把藏传佛教建筑放在完整的社会、历史、环境背景中，不孤立地就建筑论建筑，尤其不脱离藏族人的生活实践，探析藏传佛教寺院在藏族文化中的地位，在藏族人生活中的地位。结合藏族传统文化，通过藏族人对高原地理环境的认知，对其进行研究。另外，在当代藏族社会中，还有许多能工巧匠，仍在实践着关于藏族建筑的传统知识与技艺，活态地传承着藏族建筑文化，这些工匠持有的地方性观点与主位视角应该得到学术界的重视。此外，藏区传统地域建筑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缺乏基于藏族文化的建筑专业理论支持，也要求学者立足藏族建筑工匠的视角进行探索和研究。
三 研究方法
建筑的原始功能是人们遮蔽风雨的居所。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增加，赋予建筑新的文化属性，因此研究任何一个类型的建筑，必须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挖掘该建筑所具备的文化内涵。笔者以实地调查为基础，通过访谈法（采访民间工匠艺人、寺院僧人）、历史文献法，并结合文化学和建筑史学的相关理论，从寺院建筑的布局、类型、装饰等建筑实体进行研究分析，阐明藏族传统建筑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及其与周边民族的相互关系。本书主要采用以下三种研究方法。（一）田野调查
在传统的藏族文化中，因建筑工匠的社会地位很低，相关的建筑工艺方面的文献资料很少，因此对藏传佛教寺院进行实地调查是本研究的首要方法。通过置身于特定的场景中，采访当地的工匠艺人、高僧大德和普通百姓，学习当地的文化习俗和建筑传统，记录建筑过程中的仪式，了解民间的建筑文化，进而了解藏族建筑文化中的仪式内容、民间习俗和建筑工艺，从中掌握自己所需要的材料和信息，补充文献的不足之处。（二）历史学分析法
人类的文化生活是不能超越历史而存在的，历史学分析方法是本课题的主要方法之一，主要依据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归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形成与变迁。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吐蕃时期由古印度传入西藏，与苯教碰撞交融形成现今的藏传佛教文化。而藏文历史文献非常丰富，目前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历史文献。研究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文化，要大量搜集藏文、汉文等历史文献，整理与本书相关的文献资料，来推断寺院建筑的历史及其特征，并对藏传佛教寺院建筑进行历史分期，通过历史学方法分析藏族传统建筑文化形成发展的规律，及其与周边民族的相互关系，弥补田野调查的不足。（三）图像法
由于建筑本身是一个抽象的集合体，在表达方面有其特殊的语境和术语，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应用图像法便于直观地表达建筑的文化内涵，也是本书采纳的研究方法。
四 研究框架
佛教的传播促使了建筑文化的交流，在西藏近千年的传播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寺院建筑文化遗产。物化的建筑依存是历史信息的最佳承载者，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是藏族传统文化的载体和象征符号，除了所包含的外在物质文化特征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所承载的藏传佛教文化，为延续和传承藏族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藏传佛教信仰深入藏区根深蒂固，并成为高原藏族文化的核心部分，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就建筑而言，不论寺院或乡土聚落，在选址、外部装饰、内部环境的营造和建筑的仪式中，处处显示着藏传佛教文化和传统的建筑工艺存在，藏传佛教寺院代表着藏族建筑的整体技术和水平，在长期的建筑实践中，能工巧匠们留下了宝贵的建筑技术和经验。只有进行深入的调研之后，才能进行更好的保护和继承。本书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包括：选题目的与意义、研究相关动态、主要内容、主要研究方法。正文的内容主要由如下的五章组成。
第一章介绍了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文化发展的基本历史。首先，对佛教传入藏地之前的苯教建筑做了分析，然后以佛教传入藏区的历史为主线，应用历史文献和建筑实例，将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历史分为初萌、形成、成熟三个阶段，并总结了各个阶段的建筑特征与成因，梳理了其发展的基本历史脉络。其次，由于各民族文化及地域、气候环境等的不同，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在此对藏传佛教在国内外的传播和寺院建筑的特点也做了简要的分析总结。
第二章论述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基本类型。从建筑学的视角出发对藏传佛教寺院建筑进行了分类。因建筑材料和技术的不同，可分为石木结构、土木结构、砖混结构、井干式建筑四种建筑类型；因建筑风格的不同，可分为藏式平顶、藏汉混合、汉式藏传佛教寺院建筑三种类型；因建筑选址的不同，可以分为平川式、山顶式、依山式三种类型。除此之外还包括石窟寺、帐篷寺等比较典型的寺院建筑类型。
第三章述介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堪舆文化，从两个方面来解析寺院建筑堪舆文化的内涵。首先，分析了藏传佛教寺院建筑选址的文化，由于藏区自然环境的恶劣，自古以来藏文化中对周围的自然环境有一种敬畏和顺从思想。佛教传入后与其融合形成了适合青藏高原的选址文化和建筑习俗，其过程包括相地、净地、请地，向地神敬献宝瓶，保护土地、山川、湖泊的完整性，体现了藏族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的一面。其次，通过对寺院建筑过程中的仪式解读，分析传统的藏族建筑习俗及其文化内涵。最后，从寺院建筑外部装饰的象征寓意和内部陈设的描述，来探明佛教文化在藏族建筑中的表现。佛教中身、语、意是佛教建筑陈设的基本思维，以此来分析佛教寺院建筑的内部陈设。
第四章论述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空间观。从佛教的教义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分析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空间布局，表达了苯教以山为中心的建筑传统、曼陀罗式佛教宇宙观和三界的思想和教义。从藏传佛教寺院单体建筑功能类型的不同，分为佛殿、经院建筑、僧居建筑、佛塔建筑、附属建筑等类型，体现了佛教寺院佛、法、僧三宝俱备的寺院建筑理念。不同类型的建筑共同组成了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群，展示了藏族传统建筑技艺和建筑布局。
第五章探讨了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保护与传承。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依据笔者搜集的资料对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基本历史、基本类型、基本特征和文化内涵研究之后，主要探讨了研究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启示。探明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文化要素的来源，分析印度和我国中原建筑文化对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既不同于印度也不同于中原的藏传佛教建筑文化。随后从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选址布局、风格、架构和色彩、象征、文化五个方面入手，总结了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五个基本特征。
论述了建筑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先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建筑，再从建筑实体入手，阐释了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所表现的文化内涵和场所精神，进一步思考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文化的保护与继承的问题。针对如何使传统的藏族建筑文化融入现代化的建筑设计中，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从笔者参与修复的一个寺院个案来研究阐明如何修缮传统的寺院建筑。[1] 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李扬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第234页。[2]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第5页。[3] 陈承旗，http：//www.ycwb.com。[4] 天津大学建筑系以杨昌鸣教授为首的导师学生组，对藏族建筑文化进行了研究；柏景的博士学位论文是研究西藏之外藏区建筑文化的著作。[5] 清华大学建筑系以吕舟教授为导师，研究了西藏的建筑历史，伟青的《藏族宗堡建筑研究》是一篇研究藏族宗堡建筑历史的硕士学位论文。[6] 以南京工业大学建筑系汪永平教授为首的导师学生组2006年与拉萨市文物局合作，测绘了拉萨市的古建筑，共同出版《拉萨建筑文化遗产》一书，吴晓红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是参与此项目的一项成果。第一章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历史概述第一节 藏族寺院建筑的历史脉络一 佛教传入西藏前的藏族建筑文化（一）神话史诗中的藏族建筑
从藏族猕猴变人说的神话故事，可以想象猕猴和罗刹女居住的地方是山洞，从中给我们提供了早期人们居住在山洞的信息。另外，关于藏族的原始建筑，在民间故事中留下了宝贵的材料，藏族神话《七兄弟的故事》中“格萨尔降伏了四方妖魔，妖魔们变成风暴横扫草原，战场上是英雄的格萨尔，对此也无能为力，因此去招募贤人，招得长相一样的七兄弟，即藏族最早的建筑师，他们挖土刨石忙了一夜，第二天便盖出三层楼房来，并教人们在底下一层圈牲口，中间住人、[1]放粮食，顶层供神佛。从此再也不怕风暴的袭击了。由于七兄弟房子建得好，天神请他们到天上建房，终年劳作，七星一年四季变化位置，被认为是盖完了一幢房子又开始建造新楼房，藏语称他们强嘎本[2]顿（，北方七兄弟星）”。这个故事说明早期的藏族人曾经历了风沙的祸害和寒冷的袭击，便形成了藏人独特的房屋建筑形式和使用方法，是藏族建筑的雏形。（二）新石器卡若遗址中的建筑雏形
从西藏昌都地区发现的卡若遗址的房屋复原图中（见图1-1）[3]，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式样的原始建筑物。图1-1 卡若遗址建筑复原
卡若遗址的显著标志：建筑物从圆形的地穴逐渐向地面空间发展，建筑物的层数由单层向双层发展，居室由单室向多室发展，建筑材料从泥土和木骨墙烤制技术，逐渐发展为木楞架屋、砌筑石墙等。[4]这种高原上的本土建筑文化，是藏族先民在自己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创造的独具风格的居住文化，对后期藏族建筑艺术的形成、发展、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卡若文化后期形成的独特的碉房建筑体系，成为后来藏式建筑的母体，一直为今日藏人所承袭，作为高级建筑的寺院也发扬了这种风[5]格，是藏式建筑的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三）苯教建筑
苯教是佛教传入藏区前一个古老的本土宗教，发源于今天的阿里地区普兰县一带，古时称之为象雄的地区（汉文史书称“羊同”），苯教文献中称“琼隆”，创始人为辛绕米沃。崇拜日、月、星、湖和大山等自然界的万物。相信天界，相信大山是天与地的结合处，因此十分崇拜大山，认为冈底斯雪山是苯教的灵魂山，非常重视祭祀神山的仪式。祭祀的神坛或象征物是早期苯教建筑的最初模式，也是最早的宗教建筑形态。
1.杜耐建筑（）
苯教建筑初期形式与万物有灵论的宗教思想有关联，由于相关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较少，所以对早期苯教的建筑形式的描述相对比较少。在古代象雄与吐蕃，曾经有过多种类型的苯教，因苯教活动的需[6]要，苯教信徒们的聚集地“杜耐”产生了，“杜耐”从字面理解就是“聚集地”。夏尔杂·扎西坚赞的《苯教源流》中说，在穆赤赞普时期，建了这样的聚集地达37处。14世纪，苯教史学家芭·丹杰桑布用“耐代（）”一词来指代这种建筑。虽然名称有异，但表现的内容一样，即“杜耐或耐代”是早期苯教信徒们聚集进行宗教活动的固定[7]场所，这是藏族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宗教建筑。
意大利学者杜齐也关注过这个问题，他在《西藏考古》一书中提到：“西藏西部的琼隆（即吉隆县）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穴居人的居留地，以及在普兰和噶尔羌的一些地方的许多遗址上，都发现摆着巨大的石块，或是一堆石块，它们有时摆成圆形，有时则为方形或排成直线，一堆石块中，往往有一块或三块高高竖起的石柱，而这些‘羌’和‘普’，无疑是苯教祭祀用的遗址……从琼隆银城的遗迹，可以看出这些寺庙显然是圆形的。”杜齐认为他发现的大石遗迹，是苯教早期的神坛，与前面的“杜耐”有一定的联系，大石遗迹显示的建筑精神与苯教的自然崇拜意识相似。因此，早期苯教的建筑形式一般都以聚集地或祭坛的形式出现，是藏族公共建筑最初的形式。
2.赛康建筑（）
随着雍仲苯教得到吐蕃王权的支持，苯教势力壮大，逐渐发展成为有宗教组织系统和教义的宗教，兴建了早期的苯教建筑。根据现存[8]的遗迹和实地考察，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即神殿和城堡，“赛康”（），“赛”是神的意思，“康”是殿堂、房子之意，合起来是神殿或神堂之意。有些文献中也称“赛卡尔”（），“卡尔”是城堡之意，合起来为神灵城堡之意。藏族历史文献对城堡的记载比较多，从聂赤赞普建立的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岗宫始，后继的赞普们修建了众多苯教城堡。据《西藏通史》记载：第三代赞普丁墀赞普时期，觉邬敏嘎尔丹任苯教神师，建立了苯教城堡科玛央孜宫；第四代赞普索墀赞普时期，觉邬沃嘎尔丹任苯教神师，建固拉固切宫；第五代德墀赞普时期觉邬香萨尔任苯教神师，建索布穷拉宫；第六代墀贝赞普时期觉邬纳莫钦任苯教神师，建立雍仲拉孜宫；第七代止贡赞普时期觉邬蔡嘎尔[9]丹任苯教神师，建萨列且仓宫。以上天墀七王的城堡，除了有赞普的名字外，还专门有苯教神师和城堡的名称，由此我们可以分析当时的城堡是苯教的祭祀建筑，是赞普举行祭祀活动的主要场所。建筑特点与雍布拉岗宫相似，依山而建，是典型的城堡式建筑，体现了藏族早期碉式建筑风格。《贤者喜宴》中记载：聂赤赞普时期，笃信苯教，在雅砻地区建立了苯教的第一座雍仲拉孜赛卡尔，有十二智者来弘扬苯教。聂赤赞普之子穆赤赞普支持苯教的发展，赞普从象雄请来以大学者辛南喀囊哇坚为首的108位苯教神师，建造了45座苯教赛康，翻[10]译了苯教的经典。第七代止贡赞普时，压制苯教，后遭苯教徒杀害。第八代布德贡杰赞普时，苯教再度发展兴旺起来。《汉藏史集》[11]记载从聂赤赞普到赤德祖赞，凡26代均以苯教治理朝政。苯教对吐蕃的朝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而会建造诸多的神殿，对此南卡诺[12]布先生根据不同的历史文献进行了分类和统计，从聂赤赞普开始，每个赞普修建一个赛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松赞干布的父亲南日颂赞时期。佛教传入西藏之前，赛康建筑技术和形式，应该都是非常成熟的，城堡和赛康建筑代表了当时的建筑技术水准，是藏族早期宫殿、宗教建筑类型的典型代表。
苯教赛康的建筑形式在现今西藏地区已很难看到，根据才让太先生对青海湖地区现存苯教赛康的研究和分析，认为赛康建筑在卫藏地区基本消失的原因，与赤松德赞兴佛抑苯有直接的关系。为了躲避宗教迫害，苯教信徒们逃到距离中心很远的多康边区发展苯教，使赛康这种古老的建筑形式从而得以保留。青海湖地区现存的典型的赛康建筑，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在方形或长方形殿堂的中心设座供奉敦巴辛绕的塑像，周围是转圈的廊道；第二类，方形或长方形殿堂的后墙根设座，供奉敦巴辛绕的塑像，转经道在外；第三类，帐篷赛[13]康。”这三类赛康是苯教寺院建筑最初布局的延续，后来的苯教建筑模式都是以此为基础产生的，而且对后来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尤其是早期的佛殿建筑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传入西藏之后，在吸收了苯教建筑形式和工艺的基础上，形成了藏传佛教寺院建筑。苯教的寺院建筑和佛教寺院建筑相比较，建筑样式和风格基本上相似。佛教寺院建筑虽然吸收了新的印度和汉地建筑理念，但是由于藏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建筑材料，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主体建筑结构和风格，是在苯教建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至于到后期苯教寺院和佛教寺院的建筑形制没有差别。从聂赤赞普到囊日伦赞，苯教的建筑先后以大石祭坛、杜耐、赛康、赛卡尔、苯教寺院等建筑形式出现，这些建筑形式是藏族建筑的雏形时期，既是藏族传统建筑风格形成的时期，也是苯教建筑逐渐成形的过程，为后来藏[14]传佛教建筑的产生提供了最直接的参照。二 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历史脉络
宿白先生在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把藏族寺庙建筑根据建筑[15]平面形制和托木特征分为五个时期，以此为基础，笔者主要从初萌、发展、成熟三个方面进一步梳理藏族寺院建筑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一）初萌期
佛教传入吐蕃开始到末代赞普朗达玛灭佛这一时期，为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发展的初萌期。藏文史籍中以吐蕃第二十七代赞普拉托托日年赞（约333年）为佛教正式传入西藏的开始。《汉藏史集》中记载：“拉托托日年赞在位之时，有一个铜箱子从天而降，落到雍布拉岗宫顶上，内装《诸菩萨名称经》、《宝筪经》和一肘高（约50厘米）金[16]塔等。”赞普把天降四宝即佛塔、经书等供在宫殿一隅的殿堂，经常焚香、净水、供奉，取名为“玄秘圣物”（），这也就成为藏传佛教殿堂建筑在藏地产生的缘起。但是，此时除获得了一些经函和佛塔等法器，况且没有人能够看懂经文，也不可能出现正式的佛事活动及其场所，因此，这个时期西藏没有佛寺建筑。我们可以了解到此时吐蕃社会并没有从意识形态上接受佛教，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神秘的、神奇祥瑞的宝物供奉起来，类似于苯教神龛中瑞物的崇拜对象之一。但从建筑工艺来看，此时藏族的颇章（宫殿）建筑的技术已相当成熟，雍布拉岗宫是颇章建筑第一个建筑实例，虽然雍布拉岗宫几经破坏，但其建筑形式和风格保留着早期据山而立的碉式建筑风格。
在拉托托日年赞之后的五代赞普松赞干布时期，佛教正式传入藏地，与佛教相关的建筑开始在藏地陆续出现。这个时期的佛寺建筑分为两类，拉康（佛龛）式建筑和佛法僧俱备的寺院建筑。从松赞干布建大昭寺到赤松德赞建桑耶寺之前的这段时期，主佛龛建筑居多，我们在这里称之为佛殿建筑时期；桑耶寺兴建到赞普朗达玛灭佛的这段时期称之为寺院建筑时期。
1.佛殿建筑
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建立统一的吐蕃王朝政权，他是一位贤明的赞普，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和法律，并且积极广泛地吸收和采纳周边诸多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使吐蕃成为当时威震东亚的军事帝国。对此藏史名著《贤者喜宴》详细记载了这一史实：“自东方汉地及木雅，引进了工艺及历算之书；从南方白色的印度翻译了诸种佛典；由西方之胡部泥婆罗，掘开了享用食物财宝之[17]库藏；于北方霍尔与回纥获得了法律及事业之范例……”当时，吐蕃的周围全都是信仰佛教的国家，东面的唐朝、南面的天竺、西方的尼泊尔、北方的于阗等周边国家都佛教兴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松赞干布为了建立统一的国家思想支柱，在吐蕃境内发展佛教并开始引进佛教。赞普迎请了印度和汉地的大师和学僧们，在西藏建寺译经，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建筑开始出现在藏区。以佛殿建筑为代表的佛教建筑也终于在西藏本土诞生，此时由于佛教初涉藏地，苯教仍然是藏地的主流信仰，佛苯之间必然产生矛盾，佛教势力薄弱，因此，当时佛殿建筑的规模很小，一部分是直接模仿印度及周边的佛教建筑，还有一部分是根据已有的苯教赛康建筑改建而成的，建筑形式很简单，建筑的平面呈“回”字形，方形或长方形的佛殿内，由供奉的佛像和转经道两部分组成。这个时期佛殿的功能主要是为了供奉佛像和镇魔，还没有出现诵经传法的场所，仅是小型的佛殿建筑。
松赞干布迎娶了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和大唐的文成公主，印度和中原的佛教文化也随两位公主传入藏地，为了供奉尺尊公主迎请到藏地的释迦牟尼八岁不动金刚佛、弥勒佛、度母佛像和文成公主请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赞普下令修建大昭寺和小昭寺。
在修建大昭寺时，文成公主利用历法堪舆观察藏区地形，认为藏地形状犹如仰卧之魔女（见图1-2），只有建佛殿和佛塔镇住魔女之主[18]要关节，佛教方能在藏地传播，为此修建了十二厌胜寺（）。根据《布敦佛教史》记载：在修建大昭寺选址时，文成公主根据汉历观测法详细地推算了地形，指出藏区的地形“犹如一个罗刹女仰卧，卧塘措是罗刹女的心脏为恶趣之门，若要镇之需建佛殿”。在此处，新建了大昭寺，另外，文成公主还指出：“罗刹女的两个肩头和两个胯骨是四大关节，两肘和两膝是四小关节，两手掌和两脚掌是四大掌，[19]必须在各处修建佛殿镇压。”以上寺院在藏族历史上被称为镇魔佛殿，是镇伏女魔的主要佛殿，不是礼佛诵经，而是为了改变西藏的一些恶劣风水，完善八吉祥的相兆而建的供奉佛像的佛殿，功能类似于苯教的赛康，镇魔的13座拉康也暗示了早期佛教传入藏地的地点及范围。另据《西藏王统记》记载：赞普的其他三位王妃在赞普的同意下，调动庶民分别修建了三座佛殿，外象雄妃李底曼修建了昌布果玛[20]佛殿；如容妃建了扎拉鲁普佛殿；门妃赤江修建了叶尔巴佛殿，此三殿的建筑风格吸收了不同地域的建筑风格。藏文史料生动地说明了吐蕃时期的寺院建筑艺术，吸收、学习和借鉴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建筑技术及建筑美学观念，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建筑理论和建筑实践，丰富了藏族的建筑文化艺术。[21]图1-2 魔女仰卧图
大昭寺建于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是在拉康建筑形制上发展成今天的寺院建筑群的，是藏区最早的佛殿建筑。在噶迥寺建寺石碑中明确记载：“圣神赞普先祖赤松赞之世，始行园觉正法，建逻些大昭寺[22]诸神殿，立三宝所依处。”藏语“惹萨赤囊祖拉康”，惹萨（意为山羊驮土），是为了纪念白山羊驮土的功绩因此称之为惹萨。后来小昭寺释迦牟尼的佛像（藏语称“觉”）移至此殿，因此藏语也称大昭寺为“觉康”（意为供奉佛的房子），蒙古贵族固始汗掌政后出现大昭寺这个名称，因蒙语“昭”为寺庙之意，与小昭寺相对而称之为大昭寺。
关于大昭寺初建样式，《贤者喜宴》中记载：大昭寺是天竺嘎摩罗寺为模式，初建时期的大昭寺仅有8个殿堂，用了12个月就完工，初建的大昭寺内没有僧人仅有几位长住的管理人员。今天大昭寺的规模（约2.5万平方米）是历代扩建后形成的，蔡巴执政时期扩建了大昭寺的外转经道部分；五世达赖喇嘛执政时，整修大昭寺，四方的筒瓦镏金的大脊屋顶是这个时期建的；后来第司桑结嘉措又继续扩建，新建了许多佛堂，七世、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也对大昭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维修，经过了一千多年风雨的洗礼，逐步形成了今天大昭寺的建筑规模，成为圣地拉萨的中心，如图1-3所示。[23]图1-3 大昭寺立面图[24]
从大昭寺的一层平面图（见图1-4）可以分析，最初拉康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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