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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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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试读：

公元527年，弗雷维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成为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这个塞尔维亚农民（他来自斯科普里，这里是刚刚过去的那场战争中双方争夺的铁路枢纽）对“书本知识”相当反感。在他的命令下，古代雅典的哲学流派最终被压制了。也正是他关闭了埃及仅存的一座神庙—尼罗河谷地被新兴基督教的僧侣们侵入之后，该神庙仍然被沿用了好几世纪。

这座神庙坐落在一个名叫菲莱的小岛上，离尼罗河第一大瀑布不远。自人类有历史记载的时候起，这座神庙就是祭拜伊西斯的地方。令人惊异的是，当她的非洲、希腊和罗马的对手们不幸消亡之后，这位女神却得以幸存。最终，在公元6世纪，这个小岛成为人们唯一能够理解古老而神圣的象形文字的场所，为数不多的僧侣们还在继续从事那些在埃及其他地方早已被忘却的活动。

但现在，遵照一个被称为“皇帝陛下”的目不识丁的农夫之命，这座神庙及其附近的学园被宣布为国家所有，各种雕刻和塑像被送往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僧侣和书写大师们被投进了监狱。当他们中的最后一位因饥饿、无人照料而死去时，古老的象形文字绘写手艺成了一门失传的艺术。

所有这些都让人扼腕叹息。

假如查士丁尼（愿灾难降临于他！）当时手下留情，留下哪怕几个象形文字专家，置于某个文学的“挪亚方舟”之中，就将使历史学家的工作变得容易很多。因为，尽管我们现在又可以拼写这种奇怪的埃及文字了，这归功于商博良的天才，但要想理解这些文字传递给后代的内在含义仍然十分困难。

这种现象在古代社会的其他民族中也同样出现过。

那些在造砖厂中遗留下一段段宗教短文的蓄着奇特胡须的巴比伦人，当他们虔诚地呼喊“有谁能理解天上诸神的旨意”时，他们心里究竟是怎样想的呢？他们不断祈求圣灵，努力阐释其律令，将圣灵们的旨意刻在最神圣的城市的大理石柱上—对这些圣灵，他们内心又是如何看待的呢？为什么他们一方面极为宽容，鼓励僧侣们去研究天宇、探索陆地和海洋，而同时又是残暴的刽子手，仅因为自己的邻居违背那些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宗教礼节，就对他们大加惩罚呢？

直到不久之前，我们还没弄明白。

我们派了探险队到尼尼微，我们在西奈的沙漠里挖掘，辨识数英里长的楔形文字。在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各个角落，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寻找能打开这神秘的智慧宝库正门的钥匙。

这时，突然地，几乎完全出于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它的后门一直是洞开着的，随时可走进这座房子内。

这扇方便的小门并非坐落在阿卡德或孟斐斯附近。

它藏在密林深处。

它几乎被一个异教庙宇的耸立的木柱围得严严实实。

我们的祖先为了进行方便的劫掠，开始跟他们乐于称之为“野蛮人”或“野人”的人类打交道。

这次会面并非令人愉悦。

这些可怜的未开化的人们，误解了白人们的企图，投出无数长矛和弓箭，来欢迎他们。

来者用短枪报复。

自此以后，平静、无偏见的思想交流几无可能。

野蛮人一概被描绘成肮脏、懒惰、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崇拜鳄鱼、死树。他们受苦受难是活该。

这种态度到了18世纪有所转变。让·雅克·卢梭开始用感伤的蒙眬泪眼来审视世界。他的同代人深受他思想的影响，也掏出手帕，加入这场哭泣之中。

无知的野蛮人是他们最钟爱的话题之一。在他们的笔下（尽管他们从未见过一个野蛮人），野蛮人成了环境的不幸牺牲品，是人类种种美德的真正代表—这些美德已经被三千年堕落的文明制度剥夺殆尽。

今天，至少在这个特别的研究领域，我们有了更多知识。

我们研究原始人类，就像研究被驯化的高级动物一样。我们总以为，原始人类跟那些家畜相去不远。

许多情况下，我们的努力会得到丰厚回报。野蛮人其实就是在不利条件下的我们人类自身，只是尚未得到上帝的感化。通过仔细研究他们，我们了解了尼罗河谷地和美索不达米亚半岛的早期社会。对野蛮人全面深入的认识，也使我们得以一窥许多奇怪的被掩藏的人类天性。我们人类这种哺乳动物五千年来形成了薄薄的一层习俗礼仪的皮壳，那些天性都深埋在这层皮壳底下了。

与原始人相见，并非总让我们自豪。另一方面，对我们已经脱离了的生存状态的认识，加之对人类所取得的丰功伟绩的赞赏，只能给我们以新的勇气面对手头的工作，如果还有别的话，那就是使我们能给自己落伍的远房表亲以更多的宽容。

这不是一本人类学手册。

这是一部致力于宽容问题的书。

但宽容是个十分宽泛的题目。

信马由缰当然很惬意。但一旦我们偏离常道，天知道我们会落脚何处。

因此我建议用半页纸来阐释我所谈论的“宽容”的确切含义。

语言是人类的发明中最具欺骗性的工具之一。所有的定义注定都是武断的。因此，一个谦卑的学者最好求助于一本权威性的书—说本书所用语言（英语）的大多数人，都把它的结论看成定论。

我指的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它的26卷1052页有如下文字：“宽容（来自拉丁文tolerare—忍耐）：允许别人有判断和行动的自由，耐心、不带任何偏见地容忍那些有别于自己或持被普遍接受的观点、行为的人。”

也许还有别的定义，不过就此书来说，我将遵照《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宽容”的解释。

既然我已经多少有了一个明确方针，我将回到关于野蛮人的话题，告诉诸位，在研究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社会形态中的“宽容”时，我有何发现。

人们至今仍然习惯性地认为，原始社会非常简单，原始语言只是几声简单的嘟哝，原始人类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只是在世界变得“复杂”之后，自由才最终丧失。

最近五十年来，置身于中非、极地、波利尼西亚土著居民中间的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所做的研究表明，事实恰恰相反。原始社会非常复杂。原始语言的词形、时态、变格，比俄语、阿拉伯语还要复杂。原始人不光是现时的奴隶，也是过去和未来的奴隶。简言之，他们是悲惨绝望的生灵，在焦虑中生活，在恐惧中死去。

这似乎与那幅勇敢的红皮人在大草原上快活漫步、寻找野牛和战利品的流行图景大相径庭，但这更接近于事实。

怎么能是别的情况呢？

我读过不少关于各种奇迹的书。

但有一种奇迹却漏掉了：人类得以幸存的奇迹。

这种防卫能力最差的哺乳动物，是以何种方式、方法，能在与细菌、乳齿象、冰霜、炎热的对抗中保存自我，并最终成为万物之主—这些问题我不准备在本章中去尝试解决。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不可能单凭个人的力量完成这一切。

为了成功，他不得不将自己的个性隐埋于部落的复合特性之中。

原始社会被一个信念所统领，那就是超越一切的求生渴望。

求生十分艰难。

其结果是，所有其他考虑都得服从于一个最高律令—生存。

个人无关紧要，部族重于一切。部落像一座游荡的堡垒，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只有严格地排他，部落才会平安无事。

但问题比乍看之下还要复杂得多。我刚才说的只适用于有形世界。而在人类社会初期，相比于无形领域，有形世界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为了充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原始人不同于我们。他们还不理解因果法则。

如果我在毒漆藤中间坐了下来，我会责骂自己不小心，我会去看医生，并告诉我的小儿子尽早把毒漆藤除掉。我对因果关系的认知能力告诉我，皮疹是毒漆藤引发的。医生会给我一些药止痒。把毒漆藤弄走，将使这种令人痛苦的事件不再发生。

真正的“野蛮人”可不会这样做。他不会把毒漆藤和皮疹联系在一起。在他生活的世界里，过去、现在和将来混乱地交织在一起。他那些死去的首领都成了神，他死去的邻居变成了精灵。他们仍是氏族的“隐身”成员，跟随着每个人，不管他去哪儿。那些魂灵和他吃住在一起，为他守门放哨。他考虑的是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呢，还是去赢得他们的友谊。稍有不慎，他就会马上遭到惩罚。因为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在任何时候讨所有魂灵欢心，他就一直担心诸神的报复总有一天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因此，他把任何一个不寻常的事件不是归结于初始原因，而是归结于“隐身”魂灵的降罪。当他看见自己的胳膊上出现皮疹时，他不是说：“该死的毒漆藤！”而是嘟哝：“我得罪了一位神，他惩罚我了。”然后他就去找巫师，不是去要解毒的膏药，而是为得到一张“符咒”，它要比恼怒的神（不是毒漆藤）降于他身上的符咒威力更大。

而对于那棵引发他痛苦的毒漆藤，他还让它好好地长在那里。要是碰巧一个白人带来一听煤油，烧掉了这棵树，他将责骂白人惹是生非。

一个社会如果将发生的一切都归因于“隐身”魂灵的直接干涉，那么，很自然的，这个社会能否持续生存下去，完全依赖于人们是否恪守律令，这些律令是用来平息诸神的怒火的。

就“野蛮人”看来，这样一种律令确实存在。他的祖先创设了律令，并传授给了他。他最神圣的职责就是保持律令不受侵害，并将它完整地传授给自己的下一代。

当然，这在我们看来是荒唐的，我们坚信的是进步、发展、持续不断的改进。

但“进步”这个词是近年来才流行的。在低级社会形态中，非常典型的是，人们不认为有必要改进最好的（在他们看来）现状，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别样的世界。

假设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怎样才能防止律法和现存社会形态的变更呢？

答案很简单。

那就是，对那些拒绝把公共安全条例视为神意表现的人，立即予以惩罚。简单点说，就是依靠僵化的“不宽容”制度。

如果我在这里说，野蛮人是人类中最不宽容的，那我并无意于侮辱他们。因为我立即要加上一条，在他生存的那种条件下，他必须不宽容才行。假如他允许别人干涉他的一千零一条戒律—部落的持久安全、人们的内心平静，都有赖于这些戒律—那么，部落的生活就会陷入混乱，那才是最大的罪过。

但是，下面这个问题值得一问。如今，尽管我们有数百万士兵、数千个警察的强制和监督，要推行几条简明的法律都很难，那么为数不多的野蛮人，是怎样保护一套最为复杂的口头律法的呢？

答案还是很简单。

野蛮人要比我们聪明得多。他通过精明的算计，完成了用暴力无法完成的工作。

他发明了“禁忌”。

可能用“发明”这个词有点用词不当。他的那些主意很少是突发灵感的产物。它们是多年不断发展、试验的结果。不管怎样，非洲和波利尼西亚的土著居民使用了“禁忌”，这使他们事半功倍。“禁忌”这个词来源于澳洲。人们或多或少都知道它的含义。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充满了禁忌，也就是我们不该做、不该说的东西，比如在晚餐桌上提及刚做的一次手术，或将匙勺放在咖啡杯里，都是犯忌的。但我们的这些禁忌都无关宏旨，它们只是礼仪手册上写着的东西，几乎不会影响我们的个人幸福。

相反，对于野蛮人，禁忌却至关重要。

它意味着，某些人或某些无生命的东西超越于这个世界之外，用希伯来语来说就是“神圣的”，谁要提及或触摸他（它）们，将会立即死掉，或将承受永久的折磨。这类人或物的确不少。但是，哪个男女要是敢不遵守他们的精神祖先的意志，那他就活该倒霉吧。

禁忌是祭司发明的，还是为了维护禁忌而造就了祭司阶层，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搞清楚。考虑到传统要比宗教更古老，似乎禁忌也要远远先于巫师或巫医而出现。但后者一旦登台亮相，就成了“禁忌”的坚定支持者。他们把“禁忌”运用得如此纯熟，以至于史前的禁忌，就像现代写着“禁止”字样的标志牌。

当我们第一次听说巴比伦或埃及时，这些国家还正处于“禁忌”大行其道的时期。这些禁忌，不像后来在新西兰发现的粗陋、原始的“禁忌”，而是庄重地变成了否定式的行为准则，以“汝不可”的形式出现。这种形式我们很熟悉，因为摩西“十诫”中有六条都是“汝不可”的形式。

不用多说，在这些地方的早期社会中，宽容的理念无人知晓。

有时，我们误以为是“宽容”，实际上却是因他们无知而导致的漠不关心。

行使“行动或判断的自由”，或者“对有别于自己或被普遍接受的观点耐心、不带任何偏见的容忍”，这已成为现代社会的理想。但在那些国王或祭司身上，我们没有发现一丝这样的倾向（不管多么模糊）。

因此，除非为了反面的对比，这本书不会把兴趣放在史前社会或人们通常说的“古代社会”上。

为宽容而做的斗争，直到个性的价值被发现后才开始。

这一现代最伟大的发现，是希腊人做出的。第二章希腊人

偏居于地中海一隅的一个小小岩石半岛，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为我们当今的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天知道还有些别的什么东西）提供了完整的框架，这是如何做到的呢？这个问题千百年来困扰着众多人士，每位哲学家都会在学术生涯中或早或晚地对此试做回答。

可敬的历史学家，跟化学、物理、天文学、医学界的同行不同。历史学家对于任何想发现所谓“历史规律”的做法，总是报以掩饰不住的轻蔑。研究蝌蚪、微生物、流星时有用的方法，在研究人类这个领域时，似乎一点也派不上用场。

也许我大错特错了，但就我看来，人类领域的研究也是有规律可循的。确实，我们至今没发现多少规律，但我们似乎也没有尽力去寻找规律，我们一直忙于积累各种事实，却没有时间把它们烧煮、溶化、蒸发，以提炼出一点儿对我们这种特殊的哺乳动物真正有益的智慧来。

我涉足这个新的研究领域，真有些惴惴不安。我从科学家的书中拿来一页，提出下面这条史学定律。

根据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只有当物理的、化学的成分达到一个理想比例，可以产生第一个活体细胞时，生命（有活力的存在，不同于无活力的存在）才会开始。

把这段话应用于历史，就是：“只有当种族、气候、经济和政治条件都达到理想的比例，或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接近于理想的条件和比例时，高级文明形式才会突然地、貌似自发地出现。”

让我从一些反面例证对此做详细说明。

大脑发育只相当于穴居人类的一个种族，不会繁盛，哪怕在天堂里也不行。

如果生于尤波尼维克附近的因纽特人冰屋，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在冰层上守望海豹洞，那么，伦勃朗就画不出画，巴赫就谱不出赋格曲，普拉克西泰勒斯也不会做出雕塑。

如果达尔文被迫在兰开夏郡的棉花坊里谋生的话，他就不可能对生物学做出诸多贡献。同样，亚历山大·格兰哈姆·贝尔如果是一个被迫卖身的农奴，住在罗曼诺地区的偏远山村，他就不会发明出电话。

埃及是人类第一个高级文明的发祥地。那儿的气候棒极了，但当地居民不够强壮，进取心也不足，政治、经济条件也很差。巴比伦和亚述的情况也是这样。后来迁居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闪米特人倒是身体强壮、精力充沛，气候也不成问题，但政治、经济环境还是差得很远。

在巴勒斯坦，气候真是不怎样。农业十分落后。除了连接亚洲、非洲的商道穿越的地区之外，商业活动十分萧条。此外，巴勒斯坦的政治完全掌握在耶路撒冷神庙的祭司手中，这当然不利于任何个人事业的发展。

在腓尼基，气候倒是无关紧要。人种很强壮，商业条件也不错。但这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严重失衡。一小部分船主掌握着全部财富，建立了僵化的商业垄断统治。这样，蒂尔和西顿的政权很早就落入了大富豪之手。穷人被剥夺了从事一些正当商业活动的权利，他们变得冷漠，对一切漠不关心。这样，腓尼基最终落得和迦太基一样的下场。由于自私的统治者目光短浅，腓尼基也衰落了。

简言之，在各个早期文明中心，成功的某些必要因素总是欠缺。

完美平稳的奇迹最终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但它也只是昙花一现。更奇怪的是，当时的奇迹并非出现在希腊本土，而是出现在爱琴海彼岸的希腊殖民地。

在另一部书中，我已经描述了连接欧亚的那些著名的连绵小岛。在有文字记录之前，来自埃及、巴比伦、克里特的商人就通过这些岛桥抵达欧洲。从亚洲向欧洲装运货物和思想的主要地点，就坐落在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一个名叫爱奥尼亚的狭长地带。

在特洛伊战争之前几百年，这个仅有九十英里长、几英里宽的狭窄山区，被从希腊本土来的部落征服了。征服者此前已经建立了一些殖民城市，其中最著名的有以弗所、福赛、艾丽斯莱、米利都。正是沿着这些城市，成功的条件最终以完美的比例出现，人类文明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此后出现的文明只有与之相当的，但都没能超过它。

首先，这些殖民地的居民，是十几个民族中最有活力、最具创造性的人。

其次，在新老世界之间、亚欧大陆之间的贸易往来，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最后，统治着殖民地居民的政府，给予广大自由人以尽情发挥天赋才能的机会。

我没有提及气候，其理由是这样的：对于纯商业化的国家来说，气候无关紧要。不管是晴是雨，都能造船，都能卸货。只要天气不是冷到使港口结冰的地步，或雨下到淹没城市的程度，居民不会去关心什么天气预报。

尽管如此，爱奥尼亚的气候还是十分有利于知识阶层的发展的。在书籍和图书馆出现之前，知识一直是口口相传，城市的水泵周围成为最早的社交中心、最古老的大学。

在米利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人们有三百六十天都可以在水泵周围闲坐。早期的爱奥尼亚教师们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的气候条件，成为所有后世科学发展的先驱。

有记载的第一个教师、现代科学的真正奠基者，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这并不是说他抢劫了银行或谋杀了家人，然后从什么地方逃到米利都。我的意思是说，没人了解他祖先的情况。他是一个比奥夏人还是腓尼基人？是有北欧特征的人（用人种专家的行话说）还是闪米特人？

这件事表明，这个位于门德雷斯河口的小小古城，在当时是个多么国际化的城市。它的人口（就像今日的纽约一样）由各种成分的人组成。人们接受自己的邻居，只根据其本人的表现，并不深究其家庭背景。

本书不是数学史或哲学手册，因此就不谈泰勒斯所做的各种猜想了。只是，他的某些猜想可以证明，当时爱奥尼亚人对新思想一般是很宽容的。当时的罗马，还只是坐落在一条浑浊河流边的遥远、不知名的小镇。犹太人仍在亚述土地上受奴役。北欧、西欧还是狼嗥虎啸的荒野。

要明白这样的发展何以成为可能，我们必须弄清，自从希腊首领们渡过爱琴海，一心想要劫掠富有的特洛伊城以来，情况发生了哪些变化。那些声名远扬的英雄只不过是极原始的文明的产物。他们是身体过于发达的孩童，把生命视作长久、光荣的打斗，充满了刺激，还充塞了摔跤、赛跑等很多东西。如果我们不是为了面包和香蕉，被迫从事日常工作的话，我们也会迷上这些活动的。

这些喧闹不休的武士与他们的神之间的关系，是直接而简单的，就像他们对待日常生活中的严肃问题一样。因为，公元前10世纪支配着希腊人的是高高的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这些神都具有世俗的性质，与凡人并没有很大不同。人和神到底是何时何地，如何分道扬镳的，答案一直很模糊，从没有人真正弄清楚过。即便当时，高居于云霄之外的诸神，对地球表面缓缓而行的人类怀有的友谊，一直没有中断过。这种友情中，仍保留着个人的、亲密的色彩，这正是希腊宗教的特殊魅力所在。

当然，所有希腊的好孩子都被告知，宙斯是很有威力和权势的统治者，蓄着长长的胡须，他怒发冲冠时会电闪雷鸣，仿佛世界末日来临一般。但当孩子稍大一些，能自己读懂长篇英雄史诗时，就开始意识到自己幼小时经常听说的可怕神灵，原来也有局限性。现在，在他们看来，诸神仿佛参加一个快乐的家庭宴会，相互没完没了地搞恶作剧。对于人世的政治斗争，他们坚决地站在自己的凡人朋友一边。因此，发生在希腊的每次争执，都会立即带来天神之间一场相应的争吵。

尽管宙斯身上有这么多人性的弱点，他仍然不失为一位伟大的天神。他是诸神中最伟大的，触犯他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他是很“讲道理”的，华盛顿的院外说客，最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很讲道理，如果你方法得当，是可以说服他的。尤为特别的是，他颇具幽默感，对自己和自己统治的世界都不太严厉。

最崇高的天神，可能本不应该这样。但这种观念也具备十分明显的优势。在古希腊，对于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从来没有一种僵化、牢固的标准。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信条”，没有僵化的教条，也没有什么职业教士阶层借助世俗的绞刑架来推行这些教条。因此，国家每个角落的居民，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个人口味，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道德信念。

当然，住在离奥林匹斯山不远地方的色萨利人，对他们的天神邻居的尊敬程度，远远低于偏居在拉哥尼亚湾遥远村落的阿索比人。雅典人自认为处于自己的保护神—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直接保护之下，就可以对雅典娜的父亲宙斯为所欲为。而居住在远离主要商道的山谷里的阿卡迪亚人，则固守他们简朴的信念。在宗教事务上的一切轻浮举动，都会令他们紧锁双眉。至于福西斯的居民，他们靠着到德尔菲神庙朝圣的人为生，坚信阿波罗（这个给圣地带来利润的被朝拜的天神）是诸神中最伟大的，应该得到远道而来的朝圣者的特别进贡，只要他们的衣袋里还有几个德拉克马。

此后不久，对一神的信仰，使犹太人与其他所有民族都迥然不同。犹太人的生活中心就是一个城市（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十分强大，击败了其他所有与之竞争的朝圣地。在连续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这个城市完全垄断了宗教活动。如果不是这样，犹太人就不可能维持一神教。

在古希腊，上述条件并不具备。雅典和斯巴达都未能使自己成为统一希腊的公认首都。它们为此目标所做的努力，只招致了长年的两败俱伤。

毫无疑问，一个由如此卓越的个人主义者组成的种族，给独立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有时被称作希腊人的《圣经》。实际上它们与《圣经》根本不是一回事。它们只是书。不像《圣经》被看成是唯一的一部书。这两本书讲述了一些伟大英雄的冒险故事，当时的人们乐于将他们当作自己的直系祖先。巧的是，书中包含了一定的宗教信息，因为书中描写的诸神，都毫不例外地站在争执的某一方，忘却了其他一切事务，只是美滋滋地注视着自己领地上发生的少有的激战。

然而，荷马的著作是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宙斯、雅典娜或阿波罗的启示而写就的，希腊人从未考虑过这一点。它们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在长长的冬夜阅读，实在是一种享受。而且，这些名著还会使孩子们为自己的种族而自豪。

仅此而已。

在这样一种知识自由和精神自由的氛围中，在一个弥漫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船只发出的刺鼻气味，充斥着来自东方的纺织品，洋溢着酒足饭饱的人们心满意足的笑声的城市里，泰勒斯出生了。他在此工作、教学，最后死于这座城市。如果他得出的结论迥然不同于大多数邻居的观点，那么请记住，他的思想仅限于在一个特定的圈子里传播。普通的米利都人可能听说过泰勒斯的名字，就像普通的纽约人听说过爱因斯坦的名字一样。你要问一个纽约人爱因斯坦是谁，他会告诉你，爱因斯坦是个留着长发、叼着烟斗、会拉小提琴的家伙，写过关于一个男人走过一列火车的文章。一份星期日报纸曾发表过一篇有关上述情况的文章。

这个喜欢叼烟斗、拉小提琴的怪人掌握了一丝真理的火花，并最终推翻（或至少大大改变）了近六千年来的所谓科学结论。对此，千百万优哉游哉的市民毫不关心。只有当他们喜爱的击球手想要推翻引力定律时，他们才会对数学产生那么一点点兴趣。

古代史教科书往往为了省却麻烦，仅仅写道：“米利都的泰勒斯（公元前640—前546年），现代科学的奠基人。”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米利都日报》的头版头条写道：“本地一位毕业生发现了科学的真正奥秘。”

但泰勒斯究竟在何时何地、又是怎样推陈出新的，我无法告诉你。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泰勒斯不是生活在知识的真空里，他的智慧也不是从内心发展出来的。在公元前7世纪，科学领域的一些早期研究已经完成，已经积累了数学、物理、天文方面的大量知识，足以供学者研究之用。

巴比伦的天文观测者已经探索太空。

在金字塔中心的墓室顶部堆上几个百万吨重的巨石之前，埃及的建筑师已经进行了相当复杂的计算。

尼罗河流域的数学家已经深入地研究了太阳的活动情况。由此，他们能够预测湿季和干季，给农民提供日历，农民借此可以规划自己的劳作。

解决了上述问题的人，仍然认为自然力是某些不可见的神之意愿的直接表现。诸神掌管着季节、天体的运行和海洋的潮汐活动，就像总统的内阁成员分别司掌着农业部、邮电部、财政部一样。

泰勒斯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是，跟当时所有有教养的人一样，他不愿意将自己的观点公之于众。假如在水边卖水果的小贩遇到了日食，被这个罕见场景吓得匍匐在地，嘴里呼唤着宙斯的名字，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泰勒斯可不会去说服他们，也不会告诉他们：对天体运行稍有常识的小学生都能预测到，公元前585年5月25日某某时刻，月亮运行到地日之间，米利都城会经历几分钟相对黑暗的时间。

在发生这次著名日食的下午，波斯人和吕底亚人正在激战。因光线不足，双方被迫停战。即使如此，泰勒斯仍然拒绝相信，这是吕底亚的神制造的奇迹（遵循几年前阿迦隆山谷的一次著名战役的先例），关掉了天国的明灯，从而使胜利归于自己钟爱的一方。

泰勒斯达到了这样一个境界（这正是其伟大所在）：他敢于认为，所有自然现象都是一个永恒意志的表现，受一条永恒法则的支配，完全不受人们按自身形象创造的神祇之意愿的影响。他觉得，即使那天下午只有以弗所大街上的狗咬架或是哈利卡纳苏斯的一场婚礼，此外就没有更重要的事发生，那么日食也照样会出现。

他从自己的科学观察中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给万物立下一条普遍的必然法则。他猜想（在某种程度上猜对了），万物之源在于水，水似乎环绕着世界，从太古之初水可能就存在。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泰勒斯亲笔留下的任何文字。可能他曾把自己的思想用文字做了记录（因为希腊人已经从腓尼基人那里学到了字母表），但他写的东西没有一页流传下来。我们从时人书中的只言片语里，才了解到他本人及他的思想。通过这些记录我们知道，泰勒斯以经商为生，与地中海周围各地有着广泛的联系。顺便说一句，早期的哲学家大抵如此。他们是“热爱智慧的人”，但他们没有忽视这一事实，即生活的秘密只能从生活中发现，“为智慧而智慧”就像“为艺术而艺术”“为食物而晚餐”一样危险。

对他们来说，具有特殊品性的人类，不管他是好是坏，或是一般，都是衡量万物的最高尺度。因此，他们利用空闲时间来潜心研究人类这一特殊生灵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他们自己设想的人类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使他们能与普通市民和睦相处。因此，同试图告诉邻居们如何最快到达黄金时代的人相比，他们的影响力要大得多。

他们很少立下僵化的硬性行动规范。

但他们通过自身的表率作用向世人表明，对自然力的真正理解，将最终给人带来内心的安宁，而这正是幸福之所系。以这种方式，他们赢得了大众的好感，也获得了进行研究、探索、调查的充分自由，甚至被允许进入某些领域—一般被认为是神的专有领域。作为坚持这一信条的先驱者之一，泰勒斯献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他对希腊人心中的完整世界进行了拆解，对每一小片都进行了认真检视，对各种自古以来被认为天经地义的真理提出了公开质疑。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允许在自己的卧榻上安详死去。也许曾有人要求他必须为自己的异端邪说承担罪责，但我们没见过这方面的记录。

一经泰勒斯指明方向，便有很多人迫切地追随。

其中一例，便是克拉佐梅尼城的阿那克萨戈拉。他36岁时离开小亚细亚，来到雅典。在其后的时间里，他游历于希腊各城邦，做“诡辩家”或私人教师。他擅长天文学，在讲授别的课程时，他指出：太阳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一辆由神驾驭的马车；实际上它是一个又红又热的火球，比希腊大成千上万倍。

他并没有因此遭殃，上天并没有因为他的胆大妄为而用雷电击死他。于是，他又将自己的理论更进一步，大胆指出月球上覆盖着山脉和谷地，最后甚至暗示说，有一种“原初物质”是万物之始，亦是万物之终，它自有时间以来就一直存在。

但后来的科学家们很快发现，他在此涉足的是一个危险的领域，因为他谈论的这些话题，为公众所熟悉。太阳和月亮是遥远的天体，普通希腊人并不关心哲学家们怎样去称呼它们。但当这位教授开始争辩，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从一种不明的“原初物质”逐渐生长、发展来时，他无疑走得太远了。他的说法，与丢卡利翁和皮拉的故事截然相反。故事说，丢卡利翁和皮拉在大洪水之后，把石子变作男女，重新繁衍人类。要推翻这个所有希腊小孩都听过的故事的真实性，对于既存社会的安定是十分危险的。它将使孩子们怀疑祖先的智慧，而这是万万使不得的。因此，阿那克萨戈拉成为雅典父母联盟的靶子，受到猛烈抨击。

在君主制和共和制的早期，城邦的统治者要想保护一名异见者，使其免受无知的阿提卡农民愚蠢、敌意的迫害，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此时，雅典的民主政治已十分完备，个人的自由已远不及往昔。更糟的是，作为这位天文学家的得意门生，伯里克利正受到大众的冷遇。给阿那克萨戈拉定罪，被当作是反对城邦老独裁者的政治斗争而受到欢迎。

一个名叫狄奥菲特的祭司，同时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行政区的长官，使一项法律得以通过。法律规定：“对那些不信既有宗教，对神事持个人见解者，应立即起诉。”根据此项法律，阿那克萨戈拉被投入监狱。但城市的正面力量最终占了上风。阿那克萨戈拉在交了一小笔赎金之后，重获自由。他移居小亚细亚的朗萨库斯，在那里安度晚年，享尽荣耀，直至公元前428年去世。

他的经历表明，官方对科学理论的压制收效甚微。尽管阿那克萨戈拉被迫离开雅典，他的思想却绵延不绝，后来受到一个名叫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注意，并以此作为自己科学假说的基础。此后，经过一千年的黑暗时期，这些理论又令人欣喜地传给一个叫阿布-韦利德·穆罕默德·伊本-艾哈默德（一般被称作阿威罗伊）的伟大阿拉伯医生。他反过来又将这些思想在西班牙南部的摩尔大学进行传播。然后，在自己观察的基础上，他撰写了几本专著。这些书籍被及时运过比利牛斯山，最终抵达巴黎大学和布伦大学。在那里，它们被译成拉丁语、法语和英语。书中的观点在西欧和北欧被充分接受。时至今日，它们已经成为科学入门读物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被认为像乘法口诀表一样有益无害。

我们还是回到有关阿那克萨戈拉的话题上来。在他受审后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里，希腊科学家被允许传授与大众信仰有异的学说。然后，到公元前5世纪的最后几年，第二个案例又出现了。

这次的受害者名叫普罗泰哥拉，他是一个四处漫游的教师，出生于希腊北部的阿布德拉村（爱奥尼亚人的殖民地）。这个地方因为是德谟克利特的出生地，已经声誉不佳。德谟克利特被称为有独到见解的“快乐哲学家”，他曾提出一条公理：“只有那些能以最小痛苦，为最大多数人赢得最大幸福的社会，才是有价值的。”他因此被当作一个激进分子，一个应该时刻置于治安监视之下的人。

深受德谟克利特学说影响的普罗泰哥拉来到雅典，经过多年的研究，他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生命如此短暂，不应将珍贵的光阴浪费在研究不确定的诸神的存在上，而应将所有精力倾注到使生存更美好、更幸福这一目标上来。

毫无疑问，这一论点深中肯綮，注定要比以往的任何说法和文字都更容易动摇人们对神的信仰。更不巧的是，此时正值雅典和斯巴达战事十分危急之时，雅典人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以及瘟疫的侵袭后，陷入彻底绝望之中。

显然，这不是对诸神的超自然权威提出质疑、触发神怒的好时机。普罗泰哥拉被控渎神，宣扬“无神论”，被责令在法庭上为自己的理论做出解释。

伯里克利本来是可以保护他的，但此时他已去世。尽管普罗泰哥拉是一名科学家，但他无意于殉道。

他逃跑了。

不幸的是，在去西西里岛的途中，他的船只失事。看来他被淹死了，因为此后再没有关于他的消息。

希腊人恶意相待的另一个牺牲品，是迪亚哥拉斯。他根本不是什么哲学家，而只是一个年轻的作家。他对诸神心怀不满，因为在一场官司中，诸神没有站在他这一边。他自认为含冤受屈，长时间愤愤不平，以致精神错乱。他到处散布亵渎神灵的话，而这些神灵在古希腊北部很有市场。因为这种不端行径，他被判处死刑。但在行刑之前，这个可怜的家伙被给予机会，得以逃脱了。他来到科林斯城邦，继续咒骂他在奥林匹斯山的敌人，最后因肝火太旺而平安死去。

接下来的这个案例，是我们拥有的记录中，最臭名昭著、最广为人知的，也最能表明希腊人的不宽容，那就是对苏格拉底的死刑判决。

有时，人们为了说明世界依旧、雅典人较之后世并不更大度，就把苏格拉底的名字拉扯进来，作为希腊人专横的有力证据。但经过对这个案例的详尽研究，今天我们对此了解得更清楚了。这个才华横溢、使人恼怒的街头演说家未受波折的长期学术生涯，正是对公元前5世纪风行于希腊的知识自由的礼赞。

对苏格拉底而言，他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那时的普通大众，仍然坚信着众多神灵的存在，而苏格拉底把自己说成是唯一天神的代言人。尽管雅典人可能不太清楚他所谓的“神灵”（受神的启示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声音，告诉他如何说、如何做）的真正含义，但人们都很清楚，他对大多数邻居虔诚信仰的神祇持非正统的态度，对已有的习俗毫不尊敬。最后，是政治杀害了这位老者，而他的神学观点与审判结果几乎无关（尽管为了取悦大众而把神学问题扯进来）。

苏格拉底是石匠的儿子。他父亲孩子很多，财产极少。苏格拉底小时候没有钱接受正规的学院教育，因为大多数哲学家都是很功利的家伙，教一门课程要收两千块钱。此外，对苏格拉底来说，追求纯粹的学问，研究无用的科学现象，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假如一个人要培植自己的良知，使自己富于理性，根本不需要几何知识就能做到。了解彗星和行星的运行规律，并不是拯救灵魂的必要因素。

就这样，这个鼻子有毛病、穿着邋遢、其貌不扬的小个子，白天在街头与游手好闲者争论，晚上则要俯首聆听老婆的训斥（她为了养家糊口被迫给别人洗衣服，而苏格拉底认为生计是完全可以忽略的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个多次参战和远征的老兵、雅典上议院的前议员，被从当时众多的教师中挑出来，为自己的观点而接受惩罚。

为了搞清这一事件的缘起，我们必须了解，在苏格拉底为人类的智慧和进步而做痛苦的但十分有益的工作时，雅典的政治状况如何。

在他一生中（当他被处死时，已年过七旬），苏格拉底试图使他的邻人明白：他们正在浪费自己的机遇，他们过的是空洞浅薄的生活，他们把太多的时间花在无聊的快乐、徒有虚名的胜利上，几乎完全浪费了一个伟大、神秘的天神赐予他们的神圣天赋，把它们用在短暂易逝的虚荣和自我满足上。他坚信人类的崇高使命，突破了所有旧哲学的樊篱，比普罗泰哥拉走得更远。针对普罗泰哥拉传授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提出：“人的无形的良知是（或应该是）万物的最高尺度，决定我们命运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诸神。”

他的这番话，是在决定他命运的法官面前说的。确切地说，共有五百名法官，都是由他的政敌精心挑选的。其中一些人还会读书写字。对任何听众来说，不管赞成与否，这些话都是至理名言。

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权告诉他人应该信仰什么，也无权剥夺别人自由思考的权利。”他还说：“假如一个人不违背自己的良知，他可以做任何事，哪怕没有朋友的支持，哪怕身无分文，哪怕没有家庭或住所。但不对每个问题正反两方面意见进行彻底研究，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因此，必须给人们提供机会，使其能够充分自由、不受权威干涉地讨论所有问题。”

不幸的是，对于受审者来说，这是在错误的时间发表的错误宣言。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雅典的富人和穷人之间、有产者和劳工之间，一直处于十分激烈的斗争之中。苏格拉底是个“温和派”—一个识破两种政体的优劣、努力寻找能使所有理智的人们都满意的政体的自由主义者，其结果只能招致双方的极度不满。但那时双方还处在势均力敌状态，无法对他采取行动。

最后到了公元前403年，百分之百的民主派赢得了城邦的绝对统治权，将贵族逐出政权之外，这样苏格拉底就难逃厄运了。

他的朋友们洞悉了这一切。他们建议苏格拉底在事态没有太糟之前离开城邦，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苏格拉底的敌人与他的朋友一样多。在好几十年的时间里，作为一名口头“评论家”、一个十分睿智的好事者，他的嗜好就是，揭露那些自认为是雅典社会中流砥柱的伪善者和知识骗子。其结果是，谁都认识他。他的名字在希腊东部家喻户晓。他早晨说了什么打趣的话，晚上整个城邦就传遍了。他还被写进了剧本。当他最终被捕入狱时，整个阿提卡半岛没有一个人不熟知他一生中的所有细节。

在实际审判中起主导作用的那些人（如那位可敬的粮商，他虽不会读写，却能理解诸神的旨意，在起诉中嗓门最大）都确信，他们除掉城邦中所谓“知识分子”里的这个十分危险的家伙，是为共同体尽职尽力，这个人的教学活动只会使奴隶们懒惰、犯罪和不满于现状。

十分可笑的是，即便在这种情形下，苏格拉底为此案口若悬河的辩护仍使陪审团的大多数人都同意释放他。他们建议，只要苏格拉底摒除自己可怕的恶习，不再继续争执、辩论、争吵和道德说教，简言之，只要他不再干涉邻居们的一点偏见，不再用无休止的追问打搅他们，他就可以被饶恕。

但苏格拉底不为所动。“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我，”他说，“只要我的良心，我内心深处那个微弱的声音命令我前行，去告诉人们通往理性的正确道路，我就会拉住我遇见的每一个人，说出我内心的想法，不计任何后果。”

这样一来，除了将这个囚犯处死以外，别无他法。

法庭判决将在三十天后执行。每年到提洛岛去朝觐的圣船尚未返航。雅典法律规定，在圣船返回之前，不得行刑。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这个老者安详地待在牢房里，试图改进自己的逻辑体系。他不止一次地有机会逃生，但他拒绝了。他不虚此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太累了，已经做好离开尘世的打算。直到执行死刑前，他仍在与他的朋友讨论，想把自己一贯坚持的正确、可靠的知识传授给他们，请求他们将心思放在人的精神方面，而不要花在物质世界上。

然后，他饮下一大杯毒药，平躺在床榻上，长眠不醒，为自己的争论画上了句号。

此后的一个较短的时期内，他的弟子们被俗众的怒气所震慑，觉得抛却以前的活动领域才是明智之举。

但当一切都安然无恙时，他们又回来了，重操旧业，仍然做公众的老师。在苏格拉底死后的十来年里，他的思想比以前更为人们所熟知。

城邦此时正经历着十分困难的时期。争夺希腊半岛领导权的战争已经结束五年了，以雅典人的失败、斯巴达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这是体力对脑力的大获全胜。毫无疑问，这持续不了多长时间。那些没有留下一行值得铭记的字句，没有对人类知识宝库贡献过一点思想的斯巴达人（除了一些战术至今还保留于现代足球比赛中），以为对手雅典人的城墙已坍塌，舰队只剩下十来条船只，他们就算大功告成了。但雅典人的思想却一点也没有失去其智慧的光芒。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十年，历史悠久的比雷埃夫斯港又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雅典的海军将领再一次统率希腊海军南征北战。

不仅如此，伯里克利的业绩尽管不为同时代的人所欣赏，却使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成为世界文化中心，就像今天的巴黎一样。在罗马、西班牙、非洲，谁要是有钱让孩子接受时兴教育，都以孩子能有幸到雅典卫城下的一所学校去为荣。

这个古代社会是很严肃地对待“存在”问题的。对此，我们现代人很难正确理解。

在作为异教文明之敌的早期基督教影响下，人们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以为普通罗马人或希腊人是些不义之徒，只是肤浅地崇拜一些身份不明的神祇。在其醒着的时间里，都在大吃丰盛的筵席，痛饮大桶的萨勒诺酒，沉迷于埃及舞女的靡靡之音。除非有时候，为了调剂一下，他就去打仗，杀戮日耳曼人、法兰克人、达西雅人，完全把流血当作游戏。

当然，在古希腊有许多商人和靠战争发财的承包商，古罗马更是如此。他们置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阐明的道德原则于不顾，聚敛了百万不义之财。他们财大气粗，人们不得不容忍他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享有公众的尊重，或被看作是当时文明的值得推崇的代表。

我们发掘了埃帕菲罗迪图的别墅。他是尼禄洗劫罗马及其殖民地时的帮凶，积攒了百万家财。看着这个老投机商用不义之财建造的有四十个房间的宫殿废墟，我们摇着头说：“多么堕落啊！”

然后，我们坐下来，读爱比克泰德的著作—他是埃帕菲罗迪图这个老恶棍的家奴。我们发现，自己正在与古代的一个值得赞美的高贵灵魂为伴。

我知道，人们在聊天的时候，总喜欢对邻居或别的国家一概而论。但我们不要忘记，作为哲学家的爱比克泰德，就像宫廷中的势利之徒埃帕菲罗迪图一样，都是他们所生活时代的真实代表。两千年前人们对至善至美的渴望与今天并无二致。

不可否认，这种至善至美与今天所实践的迥然不同。它在本质上是欧洲人思维的产物，与东方观念无涉，但树立这种信念，并把它作为自己孜孜以求的最高尚理想的“野蛮人”，正是我们的先祖。他们逐渐发展了一种生存哲学。如果我们承认，纯洁的良心、简朴诚实的生活，加之健康的体魄、适足的收入，是大众的幸福和满足之最好保障的话，那么他们的生存哲学是很有成就的。他们对灵魂何去何从兴趣不大。他们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是一种特殊的哺乳动物，因为可以运用智力而高踞于地球上爬行的其他生物之上。如果说他们经常提到诸神，那么他们使用这个词就像我们今天使用原子、电子、乙醚等词汇一样。万物的起源总得有一个名字，爱比克泰德所说的“宙斯”是个含义未定的词，就像欧几里得几何中X、Y一样，你说它大就大，说它小就小。

对雅典人来说，生活本身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其次就是艺术。

因此，他们研究了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沿着苏格拉底开创和推行的分析方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有时因为对完美精神世界的热烈追求，而走向荒唐的极端，但此乃人之常情。在古代教师中，只有一个人出于对完美世界的挚爱，而开始鼓吹不宽容学说。他就是柏拉图。

人们都知道，这个年轻的雅典人是苏格拉底钟爱的学生，实际上相当于苏格拉底的遗嘱执行人。

以此身份，他很快辑录了苏格拉底的所说所思，将它们汇成几卷对话录，这可以称得上名副其实的《苏格拉底福音书》。

完成这项工作后，柏拉图开始阐释老师学说中的艰涩之处，并用一系列精彩的论文做注解。其后，他又开设了几门课程，将雅典关于人、正义、公正的思想，传播到阿提卡半岛之外很远的地方去。

在这一系列活动中，他表现了全身心的忘我的投入精神，简直可以和圣保罗相提并论。不同的是，圣保罗过着最冒险、最危急的生活，东奔西走，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地中海周围的每个角落。柏拉图则从没有离开过自己舒适的花园座椅，他让世人都到他的身边来。

优越的家世背景和拥有独立的财产，使他能做到这一切。

首先，他是雅典公民，通过他母亲的血统甚至可以追溯到梭伦。其次，他一到法定年龄就继承了一笔财产。相对于他简朴的生活而言，这笔财产真是绰绰有余了。最后，他口若悬河。人们只要能在“柏拉图大学”里听上几堂课，就心甘情愿地来到爱琴海边。

至于其他方面，柏拉图与同时代的年轻人颇为相像。他在军队服过役，但对军事事务毫无兴致。他参加户外运动，还成了一个不错的摔跤手，一个跑步能手，但在竞技场上没获得过什么名声。而且，像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他把相当多的时间花在国外旅行上。像他著名的外祖父梭伦当年一样，他越过爱琴海，在埃及北部做过短暂逗留。此后，他回归故土，做起有益的事业来。在接下来五十年里，他把时间花在自己赏心悦目的花园之阴凉一角，平静地传授自己的学说。这个花园坐落于雅典郊区赛菲萨斯河畔，被称作“学园”。

他起初是个数学家，但他逐渐地转向政治学。在政治学领域，他奠定了现代政府学说的基石。他本质上是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坚信人类的进化是个稳步发展的过程。他教导说，人类的生活总是从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从优美的形体，进展到美好的制度，再到精湛的思想。

这些理论在纸上谈来确实娓娓动听。但当柏拉图试图将一些特定的明确原则，作为自己心目中完美国度之根基时，他对公正的热切期望、对正义的向往使他置其他一切考虑于不顾。他的理想国，一直被纸上乌托邦的实践者们视作人类最终、最完美的政体。它是个奇特的共同体，精致地反映了并继续在反映那些退伍军官们的偏见。这些军官一直安享个人收入，喜欢穿梭于上流社会，对低等阶层极端不信任，唯恐那些低等阶层忘了自己的“身份”，试图从本该归“上流社会”成员享有的特权里分一杯羹。

不幸的是，柏拉图的著作受到了中世纪西欧学者的尊崇。在他们手里，著名的理想国成了对付宽容的有力工具。

这些渊博的学者们很容易忘记这样一个事实：柏拉图得出结论的前提，跟12—13世纪流行的那些前提大不相同。

例如，从基督教意义上来说，柏拉图根本算不上“虔诚”的人。他对先辈们信奉的诸神不屑一顾，把他们当作从遥远的马其顿来的乡巴佬。他对史载的特洛伊战争中诸神所表现的丑行深以为耻。但当他上了年纪，静坐在自己的小橄榄园里，被他故土各个小城邦愚蠢的争吵搞得怒火中烧，目睹原有的民主理想破灭的时候，他逐渐相信，某种形式的宗教对普通市民来说是必要的，不然的话，他梦想中的理想国很快就会陷入极度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他因而坚持，他的模范政体中的立法机构，应该制定针对全体公民的行为守则，并强制所有自由人和奴隶遵守，否则就会遭受死亡、放逐、监禁之苦。这听起来似乎完全背离了宽容、良心自由的宽大精神（苏格拉底不久前还为这些英勇奋战）。这正是柏拉图的用意所在。

我们不难发现柏拉图态度转变的原因。苏格拉底是个生活在人群中的人。柏拉图则惧怕生活，他从令人不快的丑恶现实世界逃入了自己的白日梦。他当然知道，他的理想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无论是虚幻的还是现实的，各自为政的小城邦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集权的时代已经到来。不久，整个希腊半岛都被并入马其顿帝国。帝国的版图从马里查河边一直延伸到印度河畔。

但是，当征服者的巨手降于这个古老半岛上桀骜不驯的民主制城邦之前，希腊诞生了人类的一位最伟大恩主。这位恩主使世人对已经消亡的古希腊人，永远心怀感激。

我说的当然是亚里士多德，一位来自斯塔吉拉的神童。他当时就已知道了该知道的一切，他对人类的知识宝库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书籍成为人类知识之采石场。此后的连续五十代欧洲人和亚洲人都可以从这里各取所需，也没有用尽其纯之又纯的知识矿脉。

在18岁的时候，亚里士多德离开自己在马其顿的故乡，来到雅典，在柏拉图学园聆听柏拉图讲学。毕业后他又到好几个地方讲学，直到公元前336年才返回雅典。他在吕克昂阿波罗神庙附近的一个花园里开设了自己的学校，这就是著名的吕克昂学府，世界各地的学生很快慕名而来。

令人惊异的是，雅典人一点也不赞成在城内增加学园的数目。雅典城最终开始失去其原来在商业上的重要地位，她的那些更有活力的公民都移居亚历山大港、马赛以及其他一些南部、西部的城市，留下的净是些因为太穷或太懒散而无法逃离的人。他们是以前自由民中的暴民里墨守成规的残余分子。他们既是灾难深重的共和国的光荣，也是共和国的不幸。他们原本就对柏拉图学园中的“勾当”不抱什么好感。柏拉图去世十来年之后，他最著名的门徒又回到这里，公然讲授关于世界起源和神力有限等更大胆的学说。此时，这些顽固不化的老家伙们神情严肃地摇着头，嘴里不停地嘟哝着恶语，咒骂这个使他们的城市成为自由思想和不信神的代名词的人。

如果他们能为所欲为，他们一定会强迫他离境。但他们明智地保留了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个以温文儒雅和穿着考究而闻名的近视、壮实的绅士，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是不可忽视的人物，不是雇几个打手就能赶出城邦的无足轻重的教师。他原本就是马其顿帝国宫廷医生的儿子，和王子们一同长大。不仅如此，他刚完成自己的学业，就被指定为王储的家庭教师。在整整八年的时间里，他都与年轻的亚历山大朝夕相伴。这样，他赢得了这个有史以来最具权威的统治者的友谊和保护。在亚历山大大帝去印度前线期间，掌管希腊诸省的摄政王小心守护着亚里士多德，生怕皇帝主子的密友受到伤害。然而，亚历山大的死讯一传来，亚里士多德就性命难保了。他回想起在苏格拉底身上发生的一切，不愿意重蹈覆辙。像柏拉图一样，他处处小心，避免将哲学和实际政治掺和在一起。但是，他对民主政体的厌恶以及对普通民众统治能力的不信任，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当雅典人怒气突发，将马其顿驻军驱逐出境以后，亚里士多德就渡过埃维亚海峡，来到卡尔希斯。他就死在那里。在他去世后的数月，雅典重新被马其顿征服，并为自己的不驯服而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经过这么多年之后，现在很难发现亚里士多德被指控为不敬神罪的确切根据。但就像雅典的众多业余演说家一样，他的案子不可避免地与政治扯在一起。他之所以不得人心，与其说是因为发表了会使雅典遭宙斯报复的令人震惊的新异端邪说，不如说是因为他对几个当地政界名流的偏见不屑一顾。

但雅典是否会遭宙斯的仇恨，已无关紧要了。

独立小共和国的时日已屈指可数。

不久之后，罗马人继承了亚历山大在欧洲的遗产，希腊成了罗马帝国诸省中的一个。

此后就无须再费口舌争吵了，因为罗马人在多数事情上比希腊人在黄金时代还要宽容。他们允许臣民们自由思考，只要他们不对政治上权宜之策的若干原则质疑—因为自远古起，罗马的和平与繁荣就是安全地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的。

尽管如此，激励着西塞罗时代人们的理想，与伯里克利追随者怀有的崇高追求之间，还是有一个细小的差别。希腊思想的老一代领袖们，是把宽容建立在几个世纪的精心实践和思索所得出的若干明确结论之上的。而罗马人则觉得，他们不用预先研究就能得出结论。他们对抽象问题漠不关心，并以此为荣。他们只对实际事务感兴趣。他们是务实之人，对口角争论不屑一顾。

如果其他种族愿意把下午时光花在一棵老橄榄树下，讨论政府理论问题或月球对潮汐的影响，随他们的便好了。

如果更进一步，他们的知识可以应用于实践，那就值得重视了。否则的话，哲学研究连同唱歌、跳舞、烹饪，以及雕塑、科学等等一起，最好统统留给希腊人或其他外族人研究。仁慈的朱庇特创造了这些人，就是为了向世界提供真正的罗马人不屑一顾的那些玩意儿。

与此同时，罗马人自己则要将注意力集中到不断扩张的领土上的行政事务中去。他们要训练必要的外籍步兵和骑兵部队，保卫本土之外的省份。他们要巡察连通西班牙和保加利亚的道路。通常，他们要把精力放在维持五百多个部落和民族之间的和平上。

应该赞赏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吝惜赞赏。

罗马人将工作做得特别彻底。他们建立的行政架构，以各种形式一直延续至今，这本身就是个不平凡的成就。只要缴纳必要的税赋，外加表面上对罗马主人立下的为数不多的行为准则表示尊重，那些被征服的部族就可以享有非常大的自由度。信或不信什么，都各随己愿。他们可以敬拜一个神、十多个神，或一整庙的各路神仙，这都无关紧要。但不管他们信奉什么，这个世界性帝国的鱼龙混杂的成员们都被反复提醒：“罗马的和平”之所以成功，是仰仗于普遍实践了这样一个原则—“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得干涉自己的邻人或同一个城市中陌生人的生活。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神灵受到了侮辱，他们不得到行政官那里讨什么公道。“因为，”提比略皇帝在一个重大场合发表意见说，“如果神灵认为自己确实蒙冤受屈，他们自己会解决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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