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加润国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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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家试读：
出版者言
中国正在奔向现代化，奔向文明和富裕。
不管我们是否能够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事实是，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中国悠久而灿烂、源远而流长的传统思想文化，始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强大推动力。
作为华夏子孙，传统思想文化始终奔流在我们的血液里，脉脉融汇于我们的骨髓之中。我们中国人，小至黎民百姓的日常思维方式、行为举止、价值追求，大到国家的治国安邦策略，外交军事战略的选择、制定，等等，都深深地打着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烙印。
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今天的我们，对于和自我生命已经融于一体的传统思想文化，从感情到意识层面，都变得疏离和陌生了。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大部分人都是停留在饮食男女的物质层面，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的多，真正沉下心来认真学习、深刻了解的少，那些真实体会到其内在价值意蕴并从中受益良多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
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兼容并包，对于世界多元文化保持开明开放的心态，似滔滔江河不弃涓流，博采众长，为我所用。这个特点使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穿越五千多年的时空阻隔，历尽艰险，保存至今。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而未曾中断的，这一点也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强劲生命力和巨大社会整合作用的明证。
对于中华文化，无论我们是赞美还是诋毁它，它始终沉淀在我们的社会意识底层，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影响甚至决定着我们做出的所有选择。
看待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既要看到其超越时空价值的精华内容，也要看到其中不合时宜、僵化落后的部分。事实上，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始终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不断突破时代局限、不断汇集涓流而滚滚向前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对于我们来说，传统思想文化既不是梦魇，也不是光环，把我们今天的成败得失归罪或者归功于传统文化，给它差评抑或点赞，都不是学习和认识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
传统思想文化是祖宗创造的，它代表的是逝去的一代代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力，而我们的价值在于我们自己的智慧和创造，我们不必妄自菲薄，更不应狂妄自大。
我们需要了解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是因为我们需要了解自己。“认识你自己”，这句镌刻在古希腊神庙上的箴言，揭示了我们寻找所有人生问题答案的途径，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民族、国家，只要足够真诚勇敢，当经历过重重风雨磨难后，痛定思痛，一定会反观自身，从自己身上寻找力量和出路。
马克思曾经说“反思”，也就是反身而思，这是一道“普照的光”，它是唯一把人类从混沌的畜群意识中超拔出来的力量。在今天的中国，人们的物质文化日渐发达，对精神文化生活也日渐提出更高的要求。富而不贵的痛苦在全社会弥漫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反思”，需要“认识你自己”，从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中寻找智慧，从中西思想文化融合中发掘力量，从而建设出属于时代精华的有着高远意境和价值追求的中华新文化。
今天，随着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增强，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仪的逐步实施，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中国，它们在关注中国、惊叹于中国奇迹的同时，也一定会对产生和创造中国奇迹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兴趣。而我们作为中国人，为了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更应该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尤其是蕴藏在我们日常饮食起居之中同时又超乎其外的传统文化的内核系统，即文化价值观念系统。在传统文化热重新兴起的今天，这套书的出版应该说适逢其时。
目前传统文化类的书籍出版正热，但是大部分内容局限于饮食男女等物质层面，其次就是诗歌文学类的图书居多。这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古文和我们今天使用的语言文字差别太大，单是古文阅读这一关，除了大学中文、历史系的学生，一般人都已经很费劲了。市面上流行的一些对传统文化仅作心灵鸡汤式解读的图书，对传统文化普及有一定益处，但是已经大大降低了传统文化历史意蕴和价值水准，如果让人们误以为这就是传统文化的全部内容，反而不利于人们认识和了解传统文化。所以，我们需要出版一套既有较高学术水准又能让普通读者看得懂的传统思想文化丛书，全面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系统即文化价值观念系统。要用通俗的笔法、优美的文体，向寻常百姓人家系统、通俗、酣畅地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绚丽多彩和博大精深。
这套丛书体现出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自信，写出了各家思想的亮点，可以与现实共参，启发现代。历史走到今天，多年中西文化交流交融的结果，使我们对于很多问题都看得比较清楚了，对于东方和西方思想文化的优缺点和未来世界文化发展走向，都大体有了新的理解，所以这套丛书体现出了我们对中华文化的自信，这种自信不是说我们老祖宗的一切都好，而是说它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我们时代新的思想文化建设的起点。
本套丛书共计十本，包括《中国儒家》《中国道家》《中国佛家》《中国墨家》《中国法家》《中国名家》《中国阴阳家》《中国纵横家》《中国农家》《中国兵家》，可以说是对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全景式展示。
本套丛书作者在撰写书稿之时，大多还是在读或者刚毕业不久的博士，如今，他们均为各自专业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高水准的专业作者队伍，保证了丛书的学术质量。
读者诸君，藉此以往，因枝以振叶，沿波以讨源，必能深入国学堂奥，获取真知灼见，锻造无量智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
导言
国学者，中国之学、国家之学、治国之学，主流是儒学。
有国家，始有国学。有儒家，始有儒学。先有中国，后有儒家，儒家之后还有中国。所以，儒学之前已有国学，儒学之后还有国学。
中国始于夏，国学始于禹。禹继尧舜，传位子启，始有中国；治水平土，洪范九畴，始有国学。儒家之前，有夏、商、周三代之国学，经过儒家整理加工传承，转化成了儒家之学。所以，中国传统国学主要是儒学。一
儒学形成于春秋战国，当时是中国古代社会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历史过渡期。春秋末年，在旧学崩溃、新学未立之际，孔子整理夏、商、周三代中国政教典籍，讲学授徒，创立学派，成为当时最大的国学传承群体。在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的纷乱中，孔门弟子及其后学坚持讲学授徒，使儒学成为国学主流。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积极进取的法家学派脱颖而出，成为新的国学，保守迂阔的儒家学派遭受“焚坑”之祸。刘邦建立汉朝，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家取代法家思想成为新的国学，儒家学派再遭“溲溺”之辱。文景之后，随着国力强盛和儒学复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过汉儒董仲舒等儒者综合创新的儒家经学成为封建中国的新国学。从此以后，儒家学说也曾遭遇过挫折，但基本上保持了中国国学的正统地位，直到民国之初。
儒学成为新国学之后，大致经历了汉唐经学（简称汉学、经学）、宋明理学（这里指程朱理学，简称宋学、理学、道学）、陆王心学、明清气学和近代新学五大发展阶段。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官学，儒学只有汉唐经学和宋明理学两大形态。宋明以后，随着封建制度衰落和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与程朱理学相对立的民间儒学，主要包括陆王心学、明清气学和近代新学。近代新学以气学和心学为基础，吸收西学和佛学思想，形成中国近代进化论唯物主义和各种唯心主义儒学。
近代以降，国门大开，西学日盛，中学日衰。辛亥革命后，以近代科学为基础的新学问逐渐取代以古代经学为基础的旧学问，成为民国时期的新国学。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新学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和人本主义三大潮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新国学，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中学”和以西方优秀文化为代表的“西学”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从而形成马学为主、中西两翼的新格局。二
国学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认为，国学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学概念有了新内涵。本书尝试提出一个富有弹性的国学概念——中国之学、国家之学、治国之学。从大概念讲，国学是中国之学，凡产生和存在于中国大地上的学问都可以纳入国学范畴；因为中国本身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内涵与外延是发展的，所以国学的内涵与外延也是不断变化的。从中概念讲，国学是国家之学，只有经官方认可的学问才能纳入国学范畴；那么，中国传统国学就是儒、释、道三教之学，中国现代国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从小概念讲，国学是治国之学，我们研究国学的目的是要治国理政，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这个意义上讲，强调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强调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儒学，无疑是中国传统国学的主流。三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不忘本来，就要深刻认识中国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史，既有光辉灿烂的古代优秀文化，也有激情燃烧的近代革命文化，更有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是我们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基础。中华国学源远流长、主次分明。中国传统国学的主流是儒学，正脉是先秦子学、汉唐经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明清气学和近代新学。中国现代国学的主流是马学，正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正脉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社会主义经历了三个时代。一是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建政立制和除旧布新为特点。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以中西交融和发展致富为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特点是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是一个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四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为此，必须高度重视中华传统国学特别是儒学的阐释和普及。我们必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理解“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重要论述，“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培育社会主义新国学。
为此，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为此，我们必须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为此，特将旧作《中国儒家》删改出版，以资参考。 第一章 儒家之兴——子学
儒者之名，古已有之。儒家之学，始于孔子。中国之学，始于孔学。
孔子之学，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传承经典、修身治国，国学之源。
孔门弟子，传承孔学，孝圣曾子、述圣子思、复圣颜回、隐圣子夏。
孔门后学，先秦时代最有成就的是战国时期的孟子之学和荀子之学。一、孔子兴学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是上古国学的传承人、中国儒学的创始人，是儒教的教祖、中国的圣人。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年鲁国人。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办私学，有教无类，创立儒学。
儒者考释
儒者之名，古已有之。《周礼·天官》叙“大宰”之职云：“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郑注云：“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古之儒者教民的“六艺”，为礼、乐、射、御、书、数，是周朝贵族教育子弟的六种技艺学术。《周礼·地官》云：“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据传，五礼指吉、凶、宾、军、嘉等礼仪，六乐指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等古乐，五射指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等射箭技术，五御（驭）指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等驾车技术，六书指象形 、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书写艺术，九数指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盈不足、旁要等计算技术。
俞樾注：“古谓术士为儒。凡有一术可称，皆名之曰儒。故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别。此经所谓儒者，止是术士耳。以道得民者，道亦术也。儒以道得民，谓以道术得民也。”许慎《说文解字》云：“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礼记·儒行》疏引《郑目录》云：“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儒者乃古代术士，性格柔顺，做事柔和，精通六艺，是教化百姓的老师。据考证，甲骨文“需”即原始“儒”字，“需”字造形与儒者的巫祝宗教活动有关。胡适认为，殷商宗教礼仪的职业主持者是最早的儒者，他们掌管丧礼、占卜、巫祝和祈祷等事，是一批经过特别训练的宗教职业者。《论语》记述了孔子唯一一次说儒的情景：“子谓子夏曰：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表明春秋末年儒者职业正在分化：有为上层服务的，有为下层服务的。古之儒者以六艺教民，而孔子既教“六艺”也教“六经”，且以“六经”为主。“六艺”本义是礼、乐、射、御、书、数，相当于今天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内容，“六艺”后来又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相当于今天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内容。孔子把古代教育的内容由“旧六艺”发展为“新六艺”，他也由旧儒变为新儒，从而创立儒家学派。
孔子创立儒家后，儒者逐渐转型，“儒”成了儒学及其信徒的专称。儒学的特点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教育子弟、培养国主、崇尚仁义、推行仁政。崇信孔子学说的人称为儒士，也泛指一般读书人或知识分子。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术又称儒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社会上涌现大量儒生。儒生指通经之士，也泛指一般读书人。汉代的博士官称为儒臣，后来凡读书人出身或有学问的大臣都称为儒臣。古代读书人喜欢戴一种方形头巾，称为儒巾。林景熙诗《元日得家书喜》云：“爆竹声残事事新，独怜临镜尚儒巾。”到了明代，儒巾一般为举人之未第者所戴。按照明清科举制度，凡应考秀才的儒生，不论年龄大小，统称为儒童（或称文童、童生）。儒者所宗仰的人称为儒宗。儒生兼行医者，称为儒医。儒生兼经商者，称为儒商。作为文官的儒者若带兵打仗，又称儒将。《史记》有《儒林列传》，儒林指儒家的学术界。汉儒扬雄云：“通天地人之谓儒”。《后汉书·杜林传》云：“博洽多闻，时称通儒。”后世科举取士，有“博学鸿儒科”。
孔子身世
儒家之学，始于孔子。孔子的祖先，可上溯至商代末数第二位天子帝乙。帝乙的长子名启。启母生启时尚未为正妃，生纣时始为正妃，故启年长是庶出，纣年幼是嫡出。后来，启封子爵于微（今山东梁山西北），纣作了天子。纣王是有名的暴君，重蹈夏桀的覆辙，断送了殷商五百年江山。微子启见商朝将亡，曾数谏纣王，纣不纳谏，遂出走。周武王灭商时，启向周乞降，封于宋，为宋国君，续殷祀。启的第四代子孙弗父何把君位让给弟弟厉公，自己做了宋国的公卿。弗父何的后代有正考父者，曾为宋戴公等三世的佐臣，作有《商颂》十二篇。正考父的儿子公孙嘉，字孔父，其后代以孔为姓，此乃孔姓由来。孔父嘉官至司马，因内乱身亡，其子被迫迁鲁，从此失去卿位，由贵族降为士族。孔父之子为木金父，生睾夷。睾生防叔，为鲁防大夫。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为鲁陬邑宰（鲁国的下级武官），是一位著名的武士，他先娶施氏，生有九女；晚年又娶十七岁的颜氏征在为妻，两人于尼丘祷神求子，“野合而孕”，后生孔子。据说孔子出生时头若尼丘，故取名为丘，字仲尼，姓孔氏。
孔子生于鲁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南，时间为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幼年丧父，母亲颜氏带他来到鲁国都城曲阜，住在阙里。孔子少时，尤重先王之礼。“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十几岁时，颜氏去世。颜氏生前不让孔子知道其父的墓地，孔子将其殡于五父之衢（鲁国城内的街道）。后来陬人挽父之母把叔梁纥的墓地告诉孔子，孔子又把颜氏和父亲合葬于防山。孔子为母戴孝期间，有季氏飨士。孔子以士族身份参加，遭阳虎贬黜：“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忍辱而返。由于生活艰难，孔子不得不干一些被贵族们视为下贱的事情。他曾为鲁国权臣季氏家族当过“委吏”（管理仓库）和“田乘”（管理牛羊）。
孔子少时有大志，极好学，曾向苌弘学音乐、向师襄学弹琴。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孔子成年后，“身长九尺六寸”，人称“长人”。孔子十七岁时，鲁大夫孟厘子病重将死，诫其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既没，若必师之。”孔子十九岁时，娶宋氏女为妻，次年生子，名鲤，字伯鱼。
鲁昭公二十年，孔子三十岁。因齐师伐鲁，齐景公和晏婴来到鲁国，慕名拜访孔子。齐景公问：“昔秦穆公国小处僻，其霸何也？”孔子答：“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僻，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颇以为是。孔子后来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
为政以礼
春秋末年，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孔子竭力维护周礼，挽救衰世。鲁国权臣季氏窃用天子之礼，“八佾舞于庭”，孔子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在祭祀祖先时僭用天子之礼，唱着《雍》诗撤去祭品，其中唱道：“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意思是有诸侯们前来助祭，天子主祭，庄严肃穆。孔子气愤地说：这样的诗句怎么能用到三家祭祖的庙堂上呢？为了救治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每次进入太庙都向工作人员问礼，希望提醒人们遵守礼制。季氏家人讥讽说：“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孔子说：“是礼也！”强调把规矩问清楚再进入正是礼的要求。孔门弟子子贡想把每月初一祭祖庙的活羊省掉，孔子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孔子因好礼和授徒而名声远播。有位边防官想拜见孔子，便说：“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他见过孔子后，对孔门弟子说：“你们何必担心没有做官呢？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上天将要以夫子为木铎来警醒世人！”
为了实现以礼治国的理想，孔子积极投身政治生活。三十五岁时，孔子避鲁乱入齐，做了高昭子的家臣，希望有用于齐景公。曾与齐太师论乐，闻《韶》音而学之，竟“三月不知肉味”。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说，治国之要在守礼，君臣父子各守其礼，各安其位，国乃治。齐景公叹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后来齐景公再次问政，孔子又说：“政在节财。”意思是为政之要不可奢侈浪费。齐景公有任用孔子之意，被晏婴所阻。孔子对晏婴印象不错，说他“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可晏婴对孔子并不认可，他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于是，齐景公改变了主意，对孔子说：“奉子以季氏，吾不能。”遂以中卿之职待之。即便为中卿，仍有很多人不满，齐国的大夫们欲加害于孔子，齐景公只得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启程，返回鲁国。
当时的鲁国政局混乱。阳虎轻季氏，季氏僭公室，陪臣执国政，大夫以下皆离正道。孔子若去从政，只能与季氏一道背离公室，所以尽管阳虎有请用之意，孔子却退而不仕，修诗书礼乐以教弟子，传播自己的治国思想。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居鲁不仕，有人来问他：“子奚不为政？”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在孔子看来，“为政”不一定要“从政”，推行仁义、复兴礼乐、培养治国之才也是为政。定公问政曰：“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答：“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孔子五十一岁时，阳虎之乱结束。为平息国人对内乱的不满情绪，三桓任用颇有声望的孔子。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齐鲁于夹谷会盟，孔子相礼。齐人计划用蛮人劫持鲁定公，孔子识破其机，面责齐景公道：“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景公无奈，退兵作罢。
孔子仕鲁的另一政绩是堕三都。三都乃三桓采邑，名属三桓，实为邑宰把持，成了陪臣执国命的根据地。孔子经过全面准备而付诸实施。在堕费过程中，公孙不狃乘子路出兵于费之际，率兵袭击空虚的鲁都。孔子镇定自若，指挥国人击败公孙不狃的部队，使堕费成功。可是，孔子仕鲁并未长久。三桓任用孔子本来动机不纯，更况孔子以礼行事对其构成危险。困境一旦过去，他们便不再支持孔子。孔子无奈，只好借口季桓子三日不朝之事辞职。
孔子离鲁适卫，曾拜见卫君的夫人南子，希望通过她的帮助有用于卫君。可是，非但无果，反而引起了子路的怀疑，孔子只好发誓说自己是清白的。孔子曾长期滞留卫国，并往来于郑、宋、曹、蔡、陈等国，多次遭受围困、驱逐和迫害，栖栖遑遑，累累若丧家之犬，但他不屈不挠，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师徒一行被困于陈蔡之野，断粮七日，从者病而不兴，孔子仍讲诵弦歌不衰。
孔子满腔热忱却不受欢迎，这有其社会历史原因，而弟子颜回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
推行仁德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德。仁的内涵很丰富，综合各种说法，可以说：仁为天地之道，圣人之德，君子之性，庶民之归。仁德的核心是爱人。
仁，从二从人，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男女相爱，结为夫妇，产生社会的细胞——家庭。由家庭，而有父母和子女，产生慈、孝、友、悌等人伦关系。推而广之，则有君臣、上下等社会关系。孔子从这里看到了“仁”在一切社会关系中的基础地位。更进一步，孔子看到，天虽然不像人一样有言语，却能“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仿佛有感情、有意志一样。天地合气，阴阳感应以相与，而万物化生，仿佛也是一种仁爱。与老子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相反，孔子把天道之健生看作仁德的体现，确立了“与命与仁”的信仰追求。
孔子常把爱好仁德与爱好美色联系起来，希望人们像爱好美色一样爱好仁德。这种联系不是偶然的。人之爱色，是秉受自天的自然之性。天地之道，因阴阳相摩而生生不已，仁德流行；男女之道，因异性相感而产生爱情，以至于子孙繁衍。孔子所说的仁爱，不是短暂的情感冲动，而是一种持久、深沉的道德修养，是君子“知天命”之后的道德自觉。孔子说，他的弟子颜回能够“其心三月不违仁”，应该是遵从孔子教化、长期修行的结果。
孔子对弟子的要求是：“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他看来，仁德虽为一种内心修养，却必须与实际行动结合起来，体现在人事上。他认为，为仁的根本是孝悌，只有先对自己的父母孝顺，尊敬自己的兄长，才能谈得上其他礼节。父母与兄长有生育抚养之恩，对他们报以仁爱是自然的事情，是为仁的第一步。把家庭中的仁爱推广开去，泛爱一切人，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基本思路。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孔门弟子子贡问，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去践履，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要求君子要成人之美，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用孔门弟子子夏的话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孔子强调礼乐教化，但认为礼乐的根本在于仁德修养，把仁德看作调节一切社会关系的道德基础。在爱人的基础上，仁德还包括许多内容，如“仁者乐山”“仁者静”“仁者必有勇”“仁者不忧”“仁者寿”等，倡导一种安泰、达观、不忧不惧而又勇往直前、率性而行的道德修养。孔学把礼视为调节社会关系的基本规范，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要求弟子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克己复礼为仁。
子张向孔子问仁，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那就是：恭敬、宽厚、诚信、机敏、慈惠，因为“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在这五者之中，孔子更强调诚信的重要性，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不立。”“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孔学还强调守死善道、杀身成仁。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又要求保持和而不同、坚守正义的君子之操。
授徒行教
西周以降，王权式微，朝政衰败。王权衰微造成中央文化机构废驰，文职人员和政教典籍流散四野，民间文教随之兴起。除孔子外，较早从事私人教育的还有叔向、壶丘子林、邓析和少正卯等。所授内容，无非三代以来的政教知识。由于各人掌握的材料不同，教学中的取舍和取向不同，逐渐形成不同的学派或教派。孔子以其渊博的政教知识、强烈的人文情怀、积极的救世热忱，成为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教育家，被后世奉为“万世师表”和“至圣先师”。儒家成为中国国学的最早学派，孔子成为中国国学的象征。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语四——怪、力、乱、神。孔子授徒，有教无类，“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史记》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孔子之教，以六经为主，尤重诗礼。对其子伯鱼，即以诗礼为教。他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据说子路乃无恒之庸人，未入孔门时，戴鸡佩豚，勇猛无礼，闻诵读之声则摇鸡奋豚，扬唇吻之音以聒贤圣之耳，甚至凌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之，子路乃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而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此事不仅说明孔子有教无类、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也说明礼教之重要。关于学诗，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见其功用之多。
孔子行教，以救世为目的。他推行仁义，重整道德伦理秩序，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他一方面对各国君主抱有极大希冀和热忱，力求通过参与政事活动和回应君主们的政教咨询以达其志，另一方面则积极讲学授徒，通过教育活动来传播治国思想。
孔子曾把其教育内容分为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而德行居首，德行的中心是仁。仁学既是孔子儒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孔子教育实践的核心。把德行排在政事前面，表明孔子已有德行重于政事、内圣重于外王的倾向。德行在政事活动中主要表现为对礼的遵循和践履，仁德的修养成为践礼和从政的基础。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子的教育思想，主张学而知之。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对学生，孔子也以刻苦好学来要求。他对颜回的好学精神极为赞赏，颜回也因好学而成为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他认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他主张学习的态度要诚实，要学思结合。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言其余，则寡悔。”“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知、求实、慎思、明辨，是孔子对为学的基本要求。
孔子强调启发式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所谓“悱”，是思考问题而没有想通的状态；所谓“愤”，是想说而说不出来的状态。只有到这个时候，孔子才加以启发，让学生的思想得以通达顺畅。有一次，子贡思考出一个做人的道理，便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既有肯定，又有提升。经这么一启发，子贡马上引《诗》来表明：“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孔子见学生能举一反三，便表扬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尤显其“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之意。
孔子还强调因材施教。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但对于不同的弟子问仁，他的回答不同，皆有针对性。勇敢进取的子路问：“闻斯行诸？”孔子说：“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诸？”而行为退缩的冉有问同样的话，孔子则说：“闻斯行诸！”他的指导思想是：冉有退，故进之；子路兼人，故退之。务必使弟子们都能补偏救弊，向健全的方向发展。二、孔门弟子
孔子之学，传于孔门。《儒林传》云，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散游于各诸侯国，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也有的隐居不仕。如子路居卫国，子张居陈国，澹台子羽居楚国，子夏隐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国。另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孔门弟子英才荟萃，人才济济，有的对后世影响很大，如曾子、子思、颜回、子夏等。
孝圣曾子
孔门弟子中有曾氏父子二人。父曾晰，名点，曾发表其志向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闻言，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曾点所志，为师儒尔。曾点之子曾参，比孔子小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史载《孝经》为曾参所作。据说曾参至孝通神，后世奉为“孝圣”。
孔子说：“参也鲁”，谓曾子天资鲁钝，不够聪明。惟其鲁钝，所以不尚浮华，践履笃实。孔子认为：“刚、毅、木、讷，近仁。”“仁者寿。”曾子具备这些性格特点，且很长寿。有一次，孔子对曾子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说：“是！”其他门人问：“何谓也？”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可见，他对孔子的思想领会很深。
曾子有很多名言流传下来，他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可见他尤重笃行。他还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可见他不但善学，而且坚强弘毅，修养极佳。曾子重病时，曾对弟子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这大概是他的遗教和心传吧。《新语》载，曾子孝于父母，昏定晨省，调寒温，适轻重，勉于麋粥之间，行之衽席之上。《汉书·艺文志》云：“《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谓《孝经》为孔门孝义真传。《孝经》开宗明义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史载汉代有《曾子》十八篇，今亡佚。
述圣子思
子思乃孔子之孙。孔子二十岁生子，名鲤，字伯鱼。孔鲤也是孔门弟子，孔子曾以“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来教育他。孔鲤恪守庭训，鲁哀公以币召之而不仕，不幸先孔子而死。据传孔鲤的前妻无德，“不可化，乃出之。后妻贤，生子伋”。孔伋又称原宪，字子思。子思出生不久，伯鱼去世，其母守节抚孤。子思的遭际类似孔子。子思享年六十二岁，曾困于宋，作《中庸》。《中庸》发挥孔子的中庸思想，后儒谓得孔学神髓。孟子曾受业于子思，后来成为儒家亚圣。子思承上启下，后儒奉为述圣。有人认为，《礼记》中的《表记》《坊记》也为子思所作。《汉书·艺文志》著录《子思》二十三篇，今亡佚。
子思早年亲承孔子教诲。有一次，孔子正独自喟叹，子思问：“您是否担心子孙不加强修养，将对不住祖宗？或者是羡慕尧舜之道而又恨自己达不到呢？”孔子说：“小孩子怎么知道我的心志呢？”子思回答：“我曾听了您的教导，正在不懈努力呢。”于此可见，孔鲤后妻或有孟母之贤，其善教若此。孔子晚年得此贤孙，当不胜欣慰。
子思方少时，孔子便去世，乃事学于曾子。《圣门十六子书》云：“子思从曾子学业，诚明道德，有心传焉。乃述父师之意，穷性命之原，极天人之奥，作《中庸》书，以昭来世。”宋元以降，《中庸》成为四书之一，后儒奉为儒门圣典。朱熹说，孔门中惟颜氏和曾氏得其宗传，曾子再传而得子思，子思担心时间久了会失却孔子真传，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互相演绎而作此书。“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他还认为，此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得之，则终身受用不尽。
子思说：“道伸，吾所愿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与屈己以富贵，不若抗志以贫贱。”鲁缪公多次求见子思，欲以为相国，皆遭拒绝。据孟子说，缪公屡派使者问候子思，每送厚礼于他，子思却很不高兴，把使者赶走。他以为，这说明缪公不是喜欢他的才能，而是把他当犬马来喂养。《论语》载，子思问耻，孔子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孔子认为国家无道而出仕是可耻的事，所以子思终身不仕。史载，子思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后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复圣颜回
孔子生前，曾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为弟子分类，德行为四科之首，而颜回又为德行弟子之首。司马迁为孔门弟子作传，首列颜回。颜回，字子渊，鲁国人，少孔子三十岁，品格高尚，学识渊博，最得孔子之意。后儒推之为七十二贤之首，尊称“复圣”。
颜回家境贫寒，却不慕富贵，安贫乐道。孔子曾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还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颜回最能领会此意。孔子称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孔子行教，最重仁德，而颜回行仁最笃。《论语·颜渊》云：“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回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焉。’”众弟子中颜回问仁最详，孔子所答亦最细。孔子曾称赞颜回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意思是说，其他弟子只是偶尔或有很少的时间能保持仁的状态，颜回则可以很长时间保持仁的状态。
颜回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对孔子的言教从不表示异议，显得很愚笨。不过，连最善于言辩的子贡也自叹弗如。子贡说，颜回能闻一而知十，他自己则只能闻一知二。孔子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颜回夙兴夜寝，诵诗崇礼，非常踏实。孔子说：“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颜回对自己的老师也是服膺之至，曾喟然而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汉儒王充说，在孔子讲学授徒的同时，少正卯也在鲁国讲学授徒，与孔子形成竞争。“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颜渊独知孔子圣也。”有一次，孔子一行在匡地被逐，颜回落后而走散了，后来终得团聚，孔子激动地说：“吾以女为死矣。”颜回说：“子在，回何敢死。”令孔子感动不已。孔子曾说：“自吾有回，门人益亲。”
不幸的是，颜回竟然先孔子而去了。史载，颜回二十九岁就须发就全白。也许是用功过度的缘故吧，他大概没活过四十一岁。颜回之死，令孔子悲痛万分，他“哭之恸”，叹道：“天丧予！天丧予！”后来，鲁哀公问孔子众弟子中以哪一位为好学，孔子回答：“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其痛惜至此。孔子曾对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可见师徒二人相得之深。颜回终身未仕。
孔子六十多岁时，有一次师徒一行被困于陈蔡之野。“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弟子们多有怨言。孔子为安慰众弟子，诵讲弦歌不衰。子路心中怨恨，生气地质问孔子：“君子亦有穷乎？”子贡的脸色也很不好看。孔子知道弟子们有愠心，便轮流问弟子说：“我们又不是野兽，却整天地被人追赶于旷野之上，我们所推行的仁道有问题吗？我们何致于此呢？”身处困境，弟子们略有微辞，亦属难免。唯独颜回毫无愠心，坚定地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闻言，激动地说：“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颜回于乃师，真可谓患难知己。孔子曾说：“回也，视予犹父也。”后人评价说：“颜回之于孔子也，犹曾参之事父也。”
隐圣子夏
中国儒家历代皆有一些隐居不仕的儒士，他们或著书，或授徒，或为王者师，这一传统始于子夏。司马迁说，孔子死后，“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如田子方、段木干、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凡为王者师，必属隐者之流，否则只为臣下，而不可谓师友。子夏可谓儒家的隐圣。
子夏姓卜名商，魏国人，少孔子四十四岁，以文学名世。在众文学弟子中，孔子生前独举子游与子夏二人。子游重礼乐制度，子夏重文物典章。子游说：“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可见他与子夏有分歧。子夏则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可见他重视基本功。他还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可见子夏之学尤切实际。因此，才能为王者师。
后儒云：“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子夏循规蹈矩，其学尤重日常实践和经籍掌握。按照汉儒的说法，儒家经典的流传大都与子夏有关。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夏对儒家经典流传的巨大贡献，当与他的隐居教授有关。
子夏有很高的文学成就。有一次，他拿《诗》中的几句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显然是描写少女的妩媚俏丽了，他问子孔子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绘事后素。”意思是说，先要有洁白的底质，然后才在上面绘画。子夏接着问：“礼后乎？”意思是说，在道德修养中，是否也要先修养好仁德，然后才讲礼节呢？孔子对子夏的悟性很赞赏：“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认为子夏最能发扬他的意思，可以和他论诗了。
有一次，子夏去晋国时路过卫国，有个读史记的人说：“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指出，不是“三豕”，而是“己亥”，原因是三与己、豕与亥近似，写书的人搞错了。后来询问晋国人，果然是“晋师己亥涉河”。由此可见，子夏对典籍的掌握既广泛又精审。
孔子曾说：“师也过，商也不及。”意思是说子夏的性格有些消极，进取不够。大概正因为如此，子夏才成了儒家的隐圣。人们说，魏文侯之所以在名声上超过齐醒公，主要是因为他能够尊敬子夏及其弟子段木干、田子方等隐士。有一次，魏文侯因久仰段木干的道德学问，特意到他家去拜访求教。段木干得知来人是国君，未等魏文侯进门就跳墙躲开了。魏文侯扑了空，却不生气。随从们问拜访的结果如何，他说：“段木干这种人，不趋炎附势，隐居在这种不引人注目的穷街小巷，名声却远播千里之外，的确是位贤者啊！对这样的人，我只能以尊贵的礼节相待。”魏文侯每次见段木干都非常恭敬，每次谈话总是自己站着而让段木干坐在上首；即使自己很疲倦了，也还要坚持站着，不敢坐下休息。而他对丞相翟璜说话时，却总是坐在宝座上，显得很傲慢。翟璜很不高兴，魏文侯却说：“人家段木干，给他官他不做，给他俸禄也不要，勉强来我这里做个客人。你呢，想当官，我给你丞相的高位；想发财，我给你上卿的俸禄。你受了我的恩惠，又要求我像上宾一样待你，是不是有点太难为我了？”翟璜当即无话可说。
只肯为王者之师友，而不肯曲身做官为臣，这就是子夏之流的隐士风格。
其他弟子
司马迁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时引孔子的话说，孔门“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众弟子中，德行有成者：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善于辞令者：宰我、子贡；擅长政事者：冉有、季路；熟谙文献者：子游、子夏。此外，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颜回德高，却常遭贫困。端木赐不信天命，驰骋商场，预测商情十有九中。太史公说：“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
下面主要根据《论语》和《弟子传》择要介绍。
闵子骞，少孔子十五岁，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孔子说：“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如有复我者，必在汶上矣。”
仲弓，名雍。孔子说：“雍也可使南面。”认为他有君主的才德。其父为贱人。孔子说：“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认为他是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
冉求，少孔子二十九岁，为季氏宰。季康子问：“冉求仁乎？”孔子说：“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赋。仁则吾不知也。”
仲由，字子路，少孔子九岁。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凌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之，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子路曾为浦大夫，他的名言是：“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君子死而冠不免。”因孔悝作乱而亡。孔子说：“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欤！”“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欤！”“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子路为季氏宰，季孙氏问孔子：“子路可谓大臣欤？”孔子说：“可谓具臣矣。”季康子问：“仲由仁乎？”孔子说：“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不知其仁。”
宰我，利口善辩。昼寝，孔子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曾为临菑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
端木赐，卫人，字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既受业，问孔子：“赐何人也？”孔子说：“汝器也。”又问：“何器也？”孔子说：“瑚琏也。”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遂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说：“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子张、子石皆欲请行，孔子不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子贡一出，巧舌如簧，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子贡一使，纵横捭阖，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者，其为战国纵横家之祖乎？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曾相鲁、卫，家累千金。孔子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言偃，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为武城宰时，孔子过，闻弦歌之声。孔子莞尔而笑，说：“割鸡焉用牛刀？”子游曾说：“昔者偃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评价说：“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颛孙师，字子张，喜干禄，尝言：“在国必闻，在家必闻。”孔子说：“是闻也，非达也。”
澹台灭明，字子羽，状貌甚丑恶，孔子以为材薄。既受业，退而修行，行不由径，非公事不见卿大夫。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震诸侯。孔子喟叹：“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有若，少孔子四十三岁，相貌似孔子。孔子死后，弟子曾相与立为师。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公冶长，字子长。孔子说：“长可妻也。虽在累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女妻之。
南宫括，字子容。孔子说：“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国有道，不废；国无道，免于刑戮。”以兄之女妻之。
樊迟，名须。请学稼，孔子说：“吾不如老农。”请学圃，孔子说：“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
宓子贱，少孔子三十岁。孔子说：“子贱，君子哉！鲁无君子，斯焉取斯！”
商瞿，鲁国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司马迁谓其受孔子《易》，数传至汉之杨何。三、孟子之学
儒家之学又称孔孟之道。与孔子并称的孟子是孔子第四代弟子，被奉为亚圣。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邹邑（今山东省邹县东南）人，为鲁国贵族孟孙氏后代，其学宗师仲尼，倡导…仁政。
孟母三迁和断机教子
跟孔子一样，孟子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孟子由寡居的母亲抚养成人。孟子的家原来在凫村（今曲阜马鞍山旁），此处紧邻墓地，时常能见到安葬死者的情景。幼年孟子很好奇，经常到墓地去玩耍，做模仿人家办丧事的游戏。孟母发现后，觉得此地不利于孩子成长，便搬到庙户营去居住。此地临近街市，车来人往，热闹非常。没过多久，孟母发现孟子整天地玩商人做买卖的游戏，觉得这里仍不是孩子成长的理想环境，于是再次搬家。这一次，她搬迁到邹县南关的学宫旁居住。受这里的环境影响，孟子又学着做读书、揖让、进退之类的游戏，孟母看到后觉得很满意，认为这种环境才适合孩子成长，于是便长期定居在这里。
后来，孟母就近供孩子上学读书，希望他成为一个有知识、有德操的人。可是，孟子跟其他小孩子一样喜动不喜静，整日贪玩，不肯用功读书。有一天，孟子在学堂里读了一会儿书，觉得枯燥乏味没意思，便逃学回家了。此时，孟母正在家里开机织布，见孟子突然回来，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听孟子一说，孟母马上就火了，但她并没有发作，只是当着孟子的面平静地把自己正织的布匹劈为两截。孟子看到后很不理解，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做。孟母说：“你今天半路逃学，不和这一样吗？”孟子一听便觉得自己错了，马上告别母亲返回学校。从此，孟子再也不敢荒废学业。他早去晚归，非常刻苦，终于成为继孔子之后的一代儒宗。
流传颇广的蒙学课本《三字经》一开始便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孟母教子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至今山东邹县孟庙内还立着“孟母三迁碑”和“孟母断机碑”，供游人参观。儒家的“至圣先师”孔子早年还真做过为人办丧事的行当，但似乎是不得已而为之。孔子曾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孟母生活在儒学兴盛的邹鲁地区，深受孔子思想的影响。
儒家的三位大圣人——孔子、子思和孟子的经历颇为类似。他们都是幼年丧父，由年轻的母亲守节抚孤，后来成为圣贤。这种经历和遭际不会对强调仁爱的儒学思想没有影响。儒家崇尚温柔敦厚、自强不息的君子人格，当与孤儿寡母的艰难处境有关。
祖述尧舜和宗师仲尼的辩儒
孟子的时代，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膑、田忌等，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面对这种形势，孟子深怀担忧。他认为，当时之所以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主要是人们过于追逐私利所致。各国统治者利欲熏心，“上下交征利”，“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这种情况正像“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一样荒谬。生逢统治者“率兽而食人”、杀人而归罪于岁的乱世，孟子深感使命重大。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种责任感、使命感和以命世之才自居的担当意识，始终激励着孟子，使他辙环天下，四海为家，游说诸侯，宣扬仁政。
在各方豪士皆以攻伐之术献技于诸侯之际，孟子独崇孔子，以光大崇尚仁义的儒学为己任。他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祖述唐虞三代之德，阐扬仲尼之意，治儒术而通五经，以行于天下。据《孟子》一书记载，孟子游说于齐、梁、鲁、邹、滕、薛、宋等国，“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转）食于诸侯”。所到之处，诸侯皆以礼相待。梁惠王表示：“寡人愿安承教”。滕文公也派老师然友到邹国“问于孟子”。在齐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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